印度发现了一种几乎无药可治的(结核病)菌株

http://cn.wsj.com/gb/20120626/bas115626.asp
多年来印度对健康预警的迟缓反应使其成为了一种对所有已知抗结核药物都耐药的变异结核菌株的孵化器，拉响了对全球性健康新风险的警报。

印度顶尖结核病专家之一的扎里尔•伍德瓦迪亚(Zarir Udwadia)说，“我们最终(在印度)发现了一种几乎无药可治的(结核病)菌株。”

去年12月，伍德瓦迪亚在一本医学期刊上发文称发现其四名结核病病人对所有抗结核药物都耐药。到今年1月份，出现此类症状的患者的人数已升至15人。

伍德瓦迪亚的这番言论很快激起了印度政府的激烈反应。印度卫生部的匿名官员通过媒体否认了这些消息，并指责伍德瓦迪亚及其同事是在引发恐慌。孟买一名卫生事务官员还没收了患者的样本送到政府实验室检测。

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到的印度卫生部的内部文件，该国政府在4月份悄悄证实了这种菌株的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控制结核司(Stop TB Department)司长马里奥•拉维格里奥内(Mario Raviglione)称，此类菌株的扩散可能会使结核病重新成为一种致命瘟疫，在现代抗结核药物于上世纪40年代被研发出来之前，结核病夺走了三分之二染病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协助印度对抗此类菌株。

印度目前已知的完全抗药结核病的病例数量较少，但在地域上的分布较广。例如，伍德瓦迪亚在孟买的P.D.辛都贾国民医院及医学研究中心(P.D. Hinduja National Hospital & Medical Research Center)发现了他的那些病例，位于印度高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圣约翰国家健康科学学院(St. John's National Academy of Health Sciences)也发现了六起病例。此外，新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还证实了两起病例。这些数据均出自这些机构的官员之口。

印度结核病国家研究中心(India'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uberculosis)的苏姆亚•斯瓦米纳森(Soumya Swaminathan)指出，“这几起病例已经很令人担忧，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关于治疗方案，伍德瓦迪亚说，“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印度结核病控制计划的主任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称，政府正在“严肃处理”不断扩大的结核病抗药问题。不过，他驳斥了伍德瓦迪亚提出的“完全抗药的”结核菌株的说法，其中原因倒不是因为它有药可治，而是因为这个说法在国际上并未获得公认，而且未来也可能会发现新的疗法。

库马尔称，伍德瓦迪亚及其所在的医院本应该向当地的卫生主管机构报告那些病例，而不是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他还说，公众对抗药结核病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恐慌”。

结核病是一种可传染、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常常会对肺造成伤害。它在世界各地主要发生在生活极度贫穷的人群当中，身体健康、饮食营养丰富的人接触到感染源时染病的可能性则比较小。

印度的结核病患者人数居世界首位，在全球每年感染结核病的近900万患者中，有230万是印度患者，而且结核病还是印度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据政府机构估算，印度的结核病患者中约有100,000人携带抗药菌株，研究人员称这些菌株可能会变异为对越来越多的药物的耐受性增强的菌种类型。

多年来，印度因其全球最雄心勃勃的结核病治疗计划而备受赞誉。该计划拥有640,000名配药员和13,000个诊断中心，不过其资源依然紧张。例如，斯瓦米纳森说结核病患者都由乡村护士医治，而她们同时还管理着其他大多数的健康计划。护士们常常没时间照看必须要服药数个月时间的结核病患者，因此许多人早早放弃了治疗。

印度政府承诺要在2017年之前扩大其结核病治疗体系，目标是能够快速诊断和治疗抗药结核病病情。印度在未来四年每年对该体系的拨款为2.3亿美元，而结核病诊断仪器和用于抗击抗药结核菌株的药物的价格很高，因此一些专家对印度是否能够兑现承诺产生了质疑。

在印度大部分地区，政府只为结核病标准疗法买单，医学专家称这对于抗击耐抗生素菌株毫无用处。专家们称，实际上不能彻底治愈结核病的抗生素反而会为更顽固的新型菌株的变异提供有利条件。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曾于3月份在日内瓦会面讨论无药可治的结核病问题。他们决定不划分“完全耐药”这一类别，因为这种情况难以在实验室中证实。有些与会的专家也担心如果宣称患者所患的疾病为“完全耐药”会对他们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

辛都贾国民医院的实验室主任卡米拉•罗德里格斯(Camilla Rodrigues)称，该类菌株的完全耐药性确实难以在实验室中证实，但是它很容易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比如在实验室检测中显示携带此类菌株的15名患者尽管都接受了非常积极的治疗，他们当中还是有四人死亡。印度大多数此类病例都在辛都贾国民医院中发现，但该医院自此之后已停止公布其发现的病例。

世界各地的抗结核药物耐药病例正在逐步增加，印度的病例出现得最晚，严重程度也最高。世界首例所谓完全耐药结核病病例于2007年在意大利出现，两年之后伊朗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出现患者对所有已知抗结核药物都耐药的情况。

许多国家都曾报告过耐多药结核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一种对药效最强的两种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病。此外，还有少数一些患者患有广泛耐药结核病，该类菌株对已知的12种抗结核药物的大多数药物耐药，患者的存活率依据医疗质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本月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0%的结核病患者携带耐多药结核菌株。

近二十年来，在伍德瓦迪亚及其同事诊断的病人中，患有耐药结核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警告称这类菌株可能会逐渐失控。

1996年，伍德瓦迪亚在旧金山参加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会议时发表了一次关于该课题的演讲。在2003年，他在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在他于辛都贾国民医院诊断的病人中，耐多药结核病极其常见。

多年来印度的结核病治疗计划都把精力放在治疗常见菌株上。病情没有改善的患者会被延长接受同样治疗方案的时间，其服用的药物只是多加了一种抗生素。专家们称，这种治疗方法几乎没有可能会杀死抗药菌株。伍德瓦迪亚今年在英国胸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呼吸科医学期刊《胸腔》(Thorax)上发文称，“这种方法只会在接下去的八个月时间中增强(菌株的)抗药性，推动抗药结核病扩散。”

现年51岁的伍德瓦迪亚曾在结核病肆虐的孟买多家公立医院以及其研究人员首次采用联合用药方式来治疗结核病的爱丁堡城市医院(City Hospital in Edinburgh)接受培训。他在1991年返回孟买，自此以后结核病成为了他在执业过程和研究中的重心。辛都贾国民医院门诊大楼三层的长走廊光线昏暗，他的小诊室就位于走廊尽头。

不久前的一个周一，十几名身穿纱丽、罩袍和古尔达长衫的患者在他的门口排着队，队伍延伸到了走廊上。伍德瓦迪亚坐在敞开的窗户旁以降低染病的几率，但他在面对病人时并未佩戴外科口罩。他从一个个黄色的信封袋中抽出病历和X-光照片，仔细查看着并快速写着诊断结果，然后把它们扔到地上，地板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堆资料。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他就看了50个病人。

伍德瓦迪亚身材瘦高，一头黑发，他用连珠炮似的英语和印地语和病人交谈。大多数病人生活贫穷，主要是水果摊贩和人力车车夫。一名患有耐药结核病的年轻医生颤巍巍地走进他的诊室。伍德瓦迪亚责备道，“站稳了，医生。在所有人中，你必须要保持积极乐观。”

看到在母亲的陪同下前来看病的16岁男孩迪内什•贾托利亚(Dinesh Jatolia)时，伍德瓦迪亚朝他笑了笑。这个患有广泛耐药结核病的男孩肩膀宽阔、双臂肌肉发达，身上的白色T恤紧紧地绷在身上。自从上次伍德瓦迪亚给他看过病之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八磅，这说明伍德瓦迪亚的治疗方案正在起作用。

迪内什的母亲还急切地询问了她女儿的病情，她女儿正在家里遭受着同类结核菌的折磨。她问道，“甘佳(Ganga)还有希望吗？”

伍德瓦迪亚说，“不能说没有希望，但是你儿子的情况要比你女儿好得多。”

记者在4月份去Chembur街区拜访了贾托利亚一家。19岁的甘佳撑着火柴杆般细细的胳膊从房子角落的一张矮床上起身，她的身旁堆着一些装满了印度凉鞋鞋底的麻袋，她父母以不到一美分一双的工钱装配这些凉鞋。他们一家的月收入只有60美元。

屋内的一块搁板上放着甘佳哥哥的照片，他在今年因结核病去世，甘佳的一位姐姐也在去年死于此病。为了治疗这两个孩子的病，他们的妈妈吉塔•贾托利亚(Geeta Jatolia)卖掉了自己的黄金首饰买了6,000美元的抗结核药，因为印度政府只为携带普通菌株的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费用买单。他们一家一直把全部的月收入用来为幸存的两个孩子买药，然后从邻居和朋友那儿借钱购买食物。

目睹两个孩子去世之后，吉塔•贾托利亚说，“我们尽量把买药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结核病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致命疾病，古埃及木乃伊的骸骨中就曾发现结核病的痕迹。此外，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著作、印度的《梨俱吠陀》(Rig Veda)以及中国的古籍中都有关于结核病的记载。在19世纪初，结核病曾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致死原因。

在上世纪40年代抗生素链霉素被发现以及后来的化疗药剂出现之后，研究人员新创了名为现代短程化疗的组合治疗方案。

然而，结核病仍然在印度等民众因营养不良而体质虚弱的国家肆虐。所有地方都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患者坚持服药，这些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或四肢麻木等不良反应。

如果患者没有完成全部疗程或者未服用药效足够强的药物，耐药结核病就会随之产生。患者若没有服用足够长时间的适当药物来杀死结核菌，它就会发生变异。

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就会被检测是否携带耐药菌株。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检测则依然只针对普通结核菌株，而且也只治疗此类结核病。

在2006年，伍德瓦迪亚及其在辛都贾国民医院的同事报告了印度首例广泛耐药结核病，这正是折磨迪内什和他哥哥姐姐们的结核病变种。同年印度宣布将扩大其结核病治疗计划来应对耐多药结核菌株，并于两年之后开始建立实验室网络来诊断此类结核病。

库马尔称，迄今为止印度已经建了37个实验室，并正在治疗5,000名罹患耐多药结核病的患者，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患者。

印度政府之所以延误应对耐药结核菌株，主要是因为该国并没有能够诊断此类结核菌变种的实验室。库马尔也指出，首先把重心放在治疗数量逾200万的普通结核病患者上也合乎常理，500卢比左右(约合九美元)便有可能治愈他们的结核病。而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100,000卢比(约合1,800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自2010年以来便在敦促印度购买能够在两小时内诊断患者是否患有耐药结核病的仪器，这样就不用等到几个月的治疗失败之后再做出诊断。该组织的拉维格里奥内指出，没有正确诊断出结核病菌株“是我们在抗击耐药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的原因所在”。他说这些诊断仪器的价格在70,000美元左右，每位患者的检测费用大约为16美元，这已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商议的折扣价。

库马尔说，这些仪器正处于试用阶段，如果有效果的话，印度将会多买几台。

然而，伍德瓦迪亚说，他担心这些仪器可能来得太迟了，“我们正处于往山下滚雪球般的状况。”

记者在本月再次拜访了贾托利亚一家，他们的房子悄无声息。吉塔•贾托利亚坐在一个角落力，甘佳以前所睡的铁架床已经空空如也，她曾在这张床上度过了艰难呼吸的几个月。

吉塔•贾托利亚说，“甘佳在四天前死了。”之前她把甘佳送进了医院治疗，并把自家那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抵押了用来付医药费，以此为挽救女儿的生命做最后一搏。

她说，“我们卖掉了所有的家当，我们的所有家当都是借钱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了三个孩子。”http://cn.wsj.com/gb/20120626/bas115626.asp
多年来印度对健康预警的迟缓反应使其成为了一种对所有已知抗结核药物都耐药的变异结核菌株的孵化器，拉响了对全球性健康新风险的警报。

印度顶尖结核病专家之一的扎里尔•伍德瓦迪亚(Zarir Udwadia)说，“我们最终(在印度)发现了一种几乎无药可治的(结核病)菌株。”

去年12月，伍德瓦迪亚在一本医学期刊上发文称发现其四名结核病病人对所有抗结核药物都耐药。到今年1月份，出现此类症状的患者的人数已升至15人。

伍德瓦迪亚的这番言论很快激起了印度政府的激烈反应。印度卫生部的匿名官员通过媒体否认了这些消息，并指责伍德瓦迪亚及其同事是在引发恐慌。孟买一名卫生事务官员还没收了患者的样本送到政府实验室检测。

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到的印度卫生部的内部文件，该国政府在4月份悄悄证实了这种菌株的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控制结核司(Stop TB Department)司长马里奥•拉维格里奥内(Mario Raviglione)称，此类菌株的扩散可能会使结核病重新成为一种致命瘟疫，在现代抗结核药物于上世纪40年代被研发出来之前，结核病夺走了三分之二染病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协助印度对抗此类菌株。

印度目前已知的完全抗药结核病的病例数量较少，但在地域上的分布较广。例如，伍德瓦迪亚在孟买的P.D.辛都贾国民医院及医学研究中心(P.D. Hinduja National Hospital & Medical Research Center)发现了他的那些病例，位于印度高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圣约翰国家健康科学学院(St. John's National Academy of Health Sciences)也发现了六起病例。此外，新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还证实了两起病例。这些数据均出自这些机构的官员之口。

印度结核病国家研究中心(India'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uberculosis)的苏姆亚•斯瓦米纳森(Soumya Swaminathan)指出，“这几起病例已经很令人担忧，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关于治疗方案，伍德瓦迪亚说，“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印度结核病控制计划的主任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称，政府正在“严肃处理”不断扩大的结核病抗药问题。不过，他驳斥了伍德瓦迪亚提出的“完全抗药的”结核菌株的说法，其中原因倒不是因为它有药可治，而是因为这个说法在国际上并未获得公认，而且未来也可能会发现新的疗法。

库马尔称，伍德瓦迪亚及其所在的医院本应该向当地的卫生主管机构报告那些病例，而不是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他还说，公众对抗药结核病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恐慌”。

结核病是一种可传染、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常常会对肺造成伤害。它在世界各地主要发生在生活极度贫穷的人群当中，身体健康、饮食营养丰富的人接触到感染源时染病的可能性则比较小。

印度的结核病患者人数居世界首位，在全球每年感染结核病的近900万患者中，有230万是印度患者，而且结核病还是印度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据政府机构估算，印度的结核病患者中约有100,000人携带抗药菌株，研究人员称这些菌株可能会变异为对越来越多的药物的耐受性增强的菌种类型。

多年来，印度因其全球最雄心勃勃的结核病治疗计划而备受赞誉。该计划拥有640,000名配药员和13,000个诊断中心，不过其资源依然紧张。例如，斯瓦米纳森说结核病患者都由乡村护士医治，而她们同时还管理着其他大多数的健康计划。护士们常常没时间照看必须要服药数个月时间的结核病患者，因此许多人早早放弃了治疗。

印度政府承诺要在2017年之前扩大其结核病治疗体系，目标是能够快速诊断和治疗抗药结核病病情。印度在未来四年每年对该体系的拨款为2.3亿美元，而结核病诊断仪器和用于抗击抗药结核菌株的药物的价格很高，因此一些专家对印度是否能够兑现承诺产生了质疑。

在印度大部分地区，政府只为结核病标准疗法买单，医学专家称这对于抗击耐抗生素菌株毫无用处。专家们称，实际上不能彻底治愈结核病的抗生素反而会为更顽固的新型菌株的变异提供有利条件。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曾于3月份在日内瓦会面讨论无药可治的结核病问题。他们决定不划分“完全耐药”这一类别，因为这种情况难以在实验室中证实。有些与会的专家也担心如果宣称患者所患的疾病为“完全耐药”会对他们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

辛都贾国民医院的实验室主任卡米拉•罗德里格斯(Camilla Rodrigues)称，该类菌株的完全耐药性确实难以在实验室中证实，但是它很容易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比如在实验室检测中显示携带此类菌株的15名患者尽管都接受了非常积极的治疗，他们当中还是有四人死亡。印度大多数此类病例都在辛都贾国民医院中发现，但该医院自此之后已停止公布其发现的病例。

世界各地的抗结核药物耐药病例正在逐步增加，印度的病例出现得最晚，严重程度也最高。世界首例所谓完全耐药结核病病例于2007年在意大利出现，两年之后伊朗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出现患者对所有已知抗结核药物都耐药的情况。

许多国家都曾报告过耐多药结核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一种对药效最强的两种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病。此外，还有少数一些患者患有广泛耐药结核病，该类菌株对已知的12种抗结核药物的大多数药物耐药，患者的存活率依据医疗质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本月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0%的结核病患者携带耐多药结核菌株。

近二十年来，在伍德瓦迪亚及其同事诊断的病人中，患有耐药结核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警告称这类菌株可能会逐渐失控。

1996年，伍德瓦迪亚在旧金山参加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会议时发表了一次关于该课题的演讲。在2003年，他在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在他于辛都贾国民医院诊断的病人中，耐多药结核病极其常见。

多年来印度的结核病治疗计划都把精力放在治疗常见菌株上。病情没有改善的患者会被延长接受同样治疗方案的时间，其服用的药物只是多加了一种抗生素。专家们称，这种治疗方法几乎没有可能会杀死抗药菌株。伍德瓦迪亚今年在英国胸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呼吸科医学期刊《胸腔》(Thorax)上发文称，“这种方法只会在接下去的八个月时间中增强(菌株的)抗药性，推动抗药结核病扩散。”

现年51岁的伍德瓦迪亚曾在结核病肆虐的孟买多家公立医院以及其研究人员首次采用联合用药方式来治疗结核病的爱丁堡城市医院(City Hospital in Edinburgh)接受培训。他在1991年返回孟买，自此以后结核病成为了他在执业过程和研究中的重心。辛都贾国民医院门诊大楼三层的长走廊光线昏暗，他的小诊室就位于走廊尽头。

不久前的一个周一，十几名身穿纱丽、罩袍和古尔达长衫的患者在他的门口排着队，队伍延伸到了走廊上。伍德瓦迪亚坐在敞开的窗户旁以降低染病的几率，但他在面对病人时并未佩戴外科口罩。他从一个个黄色的信封袋中抽出病历和X-光照片，仔细查看着并快速写着诊断结果，然后把它们扔到地上，地板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堆资料。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他就看了50个病人。

伍德瓦迪亚身材瘦高，一头黑发，他用连珠炮似的英语和印地语和病人交谈。大多数病人生活贫穷，主要是水果摊贩和人力车车夫。一名患有耐药结核病的年轻医生颤巍巍地走进他的诊室。伍德瓦迪亚责备道，“站稳了，医生。在所有人中，你必须要保持积极乐观。”

看到在母亲的陪同下前来看病的16岁男孩迪内什•贾托利亚(Dinesh Jatolia)时，伍德瓦迪亚朝他笑了笑。这个患有广泛耐药结核病的男孩肩膀宽阔、双臂肌肉发达，身上的白色T恤紧紧地绷在身上。自从上次伍德瓦迪亚给他看过病之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八磅，这说明伍德瓦迪亚的治疗方案正在起作用。

迪内什的母亲还急切地询问了她女儿的病情，她女儿正在家里遭受着同类结核菌的折磨。她问道，“甘佳(Ganga)还有希望吗？”

伍德瓦迪亚说，“不能说没有希望，但是你儿子的情况要比你女儿好得多。”

记者在4月份去Chembur街区拜访了贾托利亚一家。19岁的甘佳撑着火柴杆般细细的胳膊从房子角落的一张矮床上起身，她的身旁堆着一些装满了印度凉鞋鞋底的麻袋，她父母以不到一美分一双的工钱装配这些凉鞋。他们一家的月收入只有60美元。

屋内的一块搁板上放着甘佳哥哥的照片，他在今年因结核病去世，甘佳的一位姐姐也在去年死于此病。为了治疗这两个孩子的病，他们的妈妈吉塔•贾托利亚(Geeta Jatolia)卖掉了自己的黄金首饰买了6,000美元的抗结核药，因为印度政府只为携带普通菌株的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费用买单。他们一家一直把全部的月收入用来为幸存的两个孩子买药，然后从邻居和朋友那儿借钱购买食物。

目睹两个孩子去世之后，吉塔•贾托利亚说，“我们尽量把买药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结核病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致命疾病，古埃及木乃伊的骸骨中就曾发现结核病的痕迹。此外，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著作、印度的《梨俱吠陀》(Rig Veda)以及中国的古籍中都有关于结核病的记载。在19世纪初，结核病曾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致死原因。

在上世纪40年代抗生素链霉素被发现以及后来的化疗药剂出现之后，研究人员新创了名为现代短程化疗的组合治疗方案。

然而，结核病仍然在印度等民众因营养不良而体质虚弱的国家肆虐。所有地方都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患者坚持服药，这些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或四肢麻木等不良反应。

如果患者没有完成全部疗程或者未服用药效足够强的药物，耐药结核病就会随之产生。患者若没有服用足够长时间的适当药物来杀死结核菌，它就会发生变异。

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就会被检测是否携带耐药菌株。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检测则依然只针对普通结核菌株，而且也只治疗此类结核病。

在2006年，伍德瓦迪亚及其在辛都贾国民医院的同事报告了印度首例广泛耐药结核病，这正是折磨迪内什和他哥哥姐姐们的结核病变种。同年印度宣布将扩大其结核病治疗计划来应对耐多药结核菌株，并于两年之后开始建立实验室网络来诊断此类结核病。

库马尔称，迄今为止印度已经建了37个实验室，并正在治疗5,000名罹患耐多药结核病的患者，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患者。

印度政府之所以延误应对耐药结核菌株，主要是因为该国并没有能够诊断此类结核菌变种的实验室。库马尔也指出，首先把重心放在治疗数量逾200万的普通结核病患者上也合乎常理，500卢比左右(约合九美元)便有可能治愈他们的结核病。而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100,000卢比(约合1,800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自2010年以来便在敦促印度购买能够在两小时内诊断患者是否患有耐药结核病的仪器，这样就不用等到几个月的治疗失败之后再做出诊断。该组织的拉维格里奥内指出，没有正确诊断出结核病菌株“是我们在抗击耐药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的原因所在”。他说这些诊断仪器的价格在70,000美元左右，每位患者的检测费用大约为16美元，这已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商议的折扣价。

库马尔说，这些仪器正处于试用阶段，如果有效果的话，印度将会多买几台。

然而，伍德瓦迪亚说，他担心这些仪器可能来得太迟了，“我们正处于往山下滚雪球般的状况。”

记者在本月再次拜访了贾托利亚一家，他们的房子悄无声息。吉塔•贾托利亚坐在一个角落力，甘佳以前所睡的铁架床已经空空如也，她曾在这张床上度过了艰难呼吸的几个月。

吉塔•贾托利亚说，“甘佳在四天前死了。”之前她把甘佳送进了医院治疗，并把自家那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抵押了用来付医药费，以此为挽救女儿的生命做最后一搏。

她说，“我们卖掉了所有的家当，我们的所有家当都是借钱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了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