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之父沈伟光：“生态战”也许明天就会爆发

2012年06月07日 10:27
来源：中国国防报
      22年前，沈伟光出版了世界上首部《信息战》学术专著；14年前，沈伟光在奥地利首次国际信息战论坛上发表了“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演讲；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表示：“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沈伟光由此被国外媒体称为“信息战之父”。1987年，《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报道了沈伟光的研究情况。2004年，沈伟光在本报发表了《信息有国界》《斩首仍将继续》等文章。

一些媒体称沈伟光为著名军事理论家，沈伟光则更喜欢自称未来学家，致力于战争控制与未来学研究30年。时至今日，即便早已脱下军装，并在担任浙江省档案局机关党委书记多年之后，沈伟光仍然没有放弃对军事、对战略研究的偏爱。2011年12月，沈伟光撰写并出版了《生态战》专著，他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的观念与构想呢？

近日，沈伟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答了“军队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等有关“生态战”的核心问题，并表示《生态战》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希望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涌现出来。——编者　

记者：请您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一下，什么是“生态战”？

沈伟光：“生态战”，广义地指人类掠夺生态资源、抢占生态空间的战争；狭义地指战争中基于对生态实施保护或破坏的作战，战争目标是争夺制生态权，作战对象是生物的自然环境、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生态战”就是争夺制生态权的战争。
       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着手撰写《生态战》这部专著？

沈伟光：我对“生态战”问题的思考始于上个世纪，可以追溯到研究信息战的时候。当然，经过20多年的跨世纪思考，尤其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思想境界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战争对生态环境破坏空前的情况下，我想通过《生态战》告诉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战争是对生态造成最严重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这包括直接地、间接地、潜在地和全面地破坏；同时还想表达一种理念：在战争还不能消亡的今天，人类应全面控制战争对生态的破坏，学会打“生态战”，进行规模小、时间短、力量精、破坏少的生态性战争。

记者：按照一般的理解，“生态战”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作战样式吗？

沈伟光：人们对“生态战”的认识往往是贬义的，总会联想到“化学战”“生物战”“基因战”“气象战”“地球物理战”等“反人类”“反生态”的恐怖作战行动，从而为“生态战”蒙上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以致这一领域成了众矢之的的研究禁区。其实，“生态”比“信息”的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虽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生态”的定义有所不同，“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但总体上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和描绘一些美好和谐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对“生态战”的认识应更多是褒义的。今天再来研究“生态战”问题，我觉得应该把“生态战”提升到更高层次上来加以思考，摆到“肉搏战”“火力战”“信息战”这样的层面来加以设计。

记者：如何实现“生态战”？

沈伟光：第一，作战观念转变——打赢“生态性战争”。未来战争发展将呈现两种极端趋势，一是对生态实施保护与控制。二是对生态实施破坏与掠夺。一切围绕战争开展的行径，包括军事行动、军队活动、军人行为等，必定印有“生态性”与“反生态”的战争痕迹。第二，军队发展转型——打造“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需要。
      记者：“生态战”的主要形式都有哪些？

沈伟光：在人类记忆中，“战争”总是作为“破坏”的同义词被记录、被传播。迄今，还没有一种战争、作战行动是不以破坏为最终代价的。研究战争史可以发现，在军事领域、战争行动中，“生态战”主要以“反生态战争”的面目出现，实施对生态的破坏与掠夺，作战行动不顾及甚至无节制地增大对生态的破坏性。特别是那些化学作战、生物作战、基因作战、气象作战、物理作战、环境作战等，更是一些极端“反人类”“反生态”的作战形式。

战争的理想模式是有阶段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着的。我所设计的“生态性战争”模式也只是基于我们所能看到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确切地说，就是目前或更远些科学技术所能触及的领域，不是幻想式的；设计的目标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力量精、破坏少，比如闪击作战、微型作战、机器作战、类人作战、思维作战、传媒作战等，我的愿望很明确，我的设计虽然只是初步的，还可能是不确切、不规范的，只是想点开一些生态性战争话题，让更多更好的设计方案涌现出来。

记者：您认为，促使战争向“生态战”方向转化还有哪些主要因素？在您的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生态战”可能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沈伟光：除了前面谈到的作战观念转变、军队发展转型等因素外，促使战争向“生态战”方向转化的最重要因素是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我们已有能力减小战争破坏性，打“生态性战争”，但同时更有能力打无限增大战争破坏性的“反生态战争”。今天，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战争的破坏性不仅没有减小，而且愈演愈烈，我们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了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绝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生态战”，也许今天，也许明天就会爆发。我们应时刻警惕。所以我要重复在上个世纪末发表过的观点：如果人类还是依靠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人类精神、物质文明进程的话，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自己。

记者：我们都知道，军队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打仗，而打仗的目的是战胜对方，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传统上军队的建设也都是围绕这个而进行的。您在《生态战》这部著作中讲到“未来的军事转型应指向建设生态性战争、遏制反生态战争。”请问，在把战胜对方当成作战主要目标的前提下，这种转变如何实现？

沈伟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下一部将要出版的《生态战》丛书——《生态战Ⅱ——军队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暂定名）一书中，我就将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思路是：在军队建设转型发展时期，要全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着力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大力开展对“生态战”的研究，特别要加大对非致命性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生态性”武器的研究应用力度，尽快形成闪击作战、微型作战、机器作战、类人作战、思维作战、传媒作战等新作战空间的生态化作战能力；对生化武器、基因武器、气象武器、物理环境武器等“反生态”武器必须保持极大的关注和较强的反制能力，力争拥有一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的“撒手锏”，努力取得生态化作战领域的先发优势。
       记者：谁，或者说用什么来制约各国在爆发战争时选择“生态战”，而不是传统上的“反生态战争”？

沈伟光：这实质就是对未来社会制生态权的研究。战争是不计代价后果的，所造成的破坏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各种负面影响，如人员伤亡、国力衰退、环境破坏、人道主义灾难等，这使得战争决策者们不得不慎重考虑更人性、更经济、更生态的战争样式和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传播，人类在战争的观念和方式上必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发生战争形态的位移，继农业时代的肉搏战、工业时代的火力战、信息时代的信息战后，生态时代的战争将以“生态战”唱主角。二是将有限地控制战争的破坏性，包括减少人员伤亡、减小资源消耗、降低环境影响等，生态性战争成了未来战场的主流，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仍将闪烁不朽的光芒。三是将提升军队的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包括军人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崇尚以人为本的作战、训练和管理，加大生态化武器装备研发应用力度，减小军队对资源尤其是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等，如减少油料、燃煤等消耗，广泛运用低碳技术和产品，走资源占用少、使用效益高、污染排放少的发展新路子。“生态战”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种改变，标志着人类战争转变指向制生态权，未来军队要能够打赢“生态战”。

记者：您认为“生态战”是人类社会未来不可避免的一种战争形态，还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沈伟光：“生态战”的崛起，标志着人类战争转变指向制生态权，具有与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一样的跨时代意义，我认为它是人类社会未来不可避免的一种战争形态。军队的存在和一切行动必定消耗大量的物质、能源、信息和人力等资源。在未来生态文明社会中，保护生态的作用力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而控制战争对生态的破坏，是一股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新形势、新科技、新观念为改造传统军队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

记者：“生态战”对于强国和弱国有无同样标准？如果强国不想打，弱国无力打，该怎么办？

沈伟光：“生态战”与“信息战”一样，强国和弱国不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先悟者则明，先手者则利。关键在创造我们的优势。在军事变革的关节点、飞跃区，真正的优势不在于领先的技术，而是领先的思想。面对“生态战”，机遇与挑战同在，只有抓住机遇，才能迎接挑战。如同我们中国拥有核武器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我们中国人研究“生态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减小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创造更加有利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稳定的基础。（来源：解放军报社 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6月5日第24版 记者　曲延涛）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6/07/15119594_0.shtml

2012年06月07日 10:27
来源：中国国防报
      22年前，沈伟光出版了世界上首部《信息战》学术专著；14年前，沈伟光在奥地利首次国际信息战论坛上发表了“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演讲；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表示：“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沈伟光由此被国外媒体称为“信息战之父”。1987年，《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报道了沈伟光的研究情况。2004年，沈伟光在本报发表了《信息有国界》《斩首仍将继续》等文章。

一些媒体称沈伟光为著名军事理论家，沈伟光则更喜欢自称未来学家，致力于战争控制与未来学研究30年。时至今日，即便早已脱下军装，并在担任浙江省档案局机关党委书记多年之后，沈伟光仍然没有放弃对军事、对战略研究的偏爱。2011年12月，沈伟光撰写并出版了《生态战》专著，他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的观念与构想呢？

近日，沈伟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答了“军队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等有关“生态战”的核心问题，并表示《生态战》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希望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涌现出来。——编者　

记者：请您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一下，什么是“生态战”？

沈伟光：“生态战”，广义地指人类掠夺生态资源、抢占生态空间的战争；狭义地指战争中基于对生态实施保护或破坏的作战，战争目标是争夺制生态权，作战对象是生物的自然环境、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生态战”就是争夺制生态权的战争。
       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着手撰写《生态战》这部专著？

沈伟光：我对“生态战”问题的思考始于上个世纪，可以追溯到研究信息战的时候。当然，经过20多年的跨世纪思考，尤其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思想境界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战争对生态环境破坏空前的情况下，我想通过《生态战》告诉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战争是对生态造成最严重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这包括直接地、间接地、潜在地和全面地破坏；同时还想表达一种理念：在战争还不能消亡的今天，人类应全面控制战争对生态的破坏，学会打“生态战”，进行规模小、时间短、力量精、破坏少的生态性战争。

记者：按照一般的理解，“生态战”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作战样式吗？

沈伟光：人们对“生态战”的认识往往是贬义的，总会联想到“化学战”“生物战”“基因战”“气象战”“地球物理战”等“反人类”“反生态”的恐怖作战行动，从而为“生态战”蒙上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以致这一领域成了众矢之的的研究禁区。其实，“生态”比“信息”的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虽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生态”的定义有所不同，“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但总体上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和描绘一些美好和谐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对“生态战”的认识应更多是褒义的。今天再来研究“生态战”问题，我觉得应该把“生态战”提升到更高层次上来加以思考，摆到“肉搏战”“火力战”“信息战”这样的层面来加以设计。

记者：如何实现“生态战”？

沈伟光：第一，作战观念转变——打赢“生态性战争”。未来战争发展将呈现两种极端趋势，一是对生态实施保护与控制。二是对生态实施破坏与掠夺。一切围绕战争开展的行径，包括军事行动、军队活动、军人行为等，必定印有“生态性”与“反生态”的战争痕迹。第二，军队发展转型——打造“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需要。
      记者：“生态战”的主要形式都有哪些？

沈伟光：在人类记忆中，“战争”总是作为“破坏”的同义词被记录、被传播。迄今，还没有一种战争、作战行动是不以破坏为最终代价的。研究战争史可以发现，在军事领域、战争行动中，“生态战”主要以“反生态战争”的面目出现，实施对生态的破坏与掠夺，作战行动不顾及甚至无节制地增大对生态的破坏性。特别是那些化学作战、生物作战、基因作战、气象作战、物理作战、环境作战等，更是一些极端“反人类”“反生态”的作战形式。

战争的理想模式是有阶段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着的。我所设计的“生态性战争”模式也只是基于我们所能看到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确切地说，就是目前或更远些科学技术所能触及的领域，不是幻想式的；设计的目标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力量精、破坏少，比如闪击作战、微型作战、机器作战、类人作战、思维作战、传媒作战等，我的愿望很明确，我的设计虽然只是初步的，还可能是不确切、不规范的，只是想点开一些生态性战争话题，让更多更好的设计方案涌现出来。

记者：您认为，促使战争向“生态战”方向转化还有哪些主要因素？在您的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生态战”可能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沈伟光：除了前面谈到的作战观念转变、军队发展转型等因素外，促使战争向“生态战”方向转化的最重要因素是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我们已有能力减小战争破坏性，打“生态性战争”，但同时更有能力打无限增大战争破坏性的“反生态战争”。今天，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战争的破坏性不仅没有减小，而且愈演愈烈，我们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了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绝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生态战”，也许今天，也许明天就会爆发。我们应时刻警惕。所以我要重复在上个世纪末发表过的观点：如果人类还是依靠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人类精神、物质文明进程的话，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自己。

记者：我们都知道，军队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打仗，而打仗的目的是战胜对方，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传统上军队的建设也都是围绕这个而进行的。您在《生态战》这部著作中讲到“未来的军事转型应指向建设生态性战争、遏制反生态战争。”请问，在把战胜对方当成作战主要目标的前提下，这种转变如何实现？

沈伟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下一部将要出版的《生态战》丛书——《生态战Ⅱ——军队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暂定名）一书中，我就将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思路是：在军队建设转型发展时期，要全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着力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大力开展对“生态战”的研究，特别要加大对非致命性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生态性”武器的研究应用力度，尽快形成闪击作战、微型作战、机器作战、类人作战、思维作战、传媒作战等新作战空间的生态化作战能力；对生化武器、基因武器、气象武器、物理环境武器等“反生态”武器必须保持极大的关注和较强的反制能力，力争拥有一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的“撒手锏”，努力取得生态化作战领域的先发优势。
       记者：谁，或者说用什么来制约各国在爆发战争时选择“生态战”，而不是传统上的“反生态战争”？

沈伟光：这实质就是对未来社会制生态权的研究。战争是不计代价后果的，所造成的破坏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各种负面影响，如人员伤亡、国力衰退、环境破坏、人道主义灾难等，这使得战争决策者们不得不慎重考虑更人性、更经济、更生态的战争样式和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传播，人类在战争的观念和方式上必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发生战争形态的位移，继农业时代的肉搏战、工业时代的火力战、信息时代的信息战后，生态时代的战争将以“生态战”唱主角。二是将有限地控制战争的破坏性，包括减少人员伤亡、减小资源消耗、降低环境影响等，生态性战争成了未来战场的主流，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仍将闪烁不朽的光芒。三是将提升军队的生态化生存与作战能力，包括军人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崇尚以人为本的作战、训练和管理，加大生态化武器装备研发应用力度，减小军队对资源尤其是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等，如减少油料、燃煤等消耗，广泛运用低碳技术和产品，走资源占用少、使用效益高、污染排放少的发展新路子。“生态战”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种改变，标志着人类战争转变指向制生态权，未来军队要能够打赢“生态战”。

记者：您认为“生态战”是人类社会未来不可避免的一种战争形态，还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沈伟光：“生态战”的崛起，标志着人类战争转变指向制生态权，具有与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一样的跨时代意义，我认为它是人类社会未来不可避免的一种战争形态。军队的存在和一切行动必定消耗大量的物质、能源、信息和人力等资源。在未来生态文明社会中，保护生态的作用力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而控制战争对生态的破坏，是一股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新形势、新科技、新观念为改造传统军队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

记者：“生态战”对于强国和弱国有无同样标准？如果强国不想打，弱国无力打，该怎么办？

沈伟光：“生态战”与“信息战”一样，强国和弱国不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先悟者则明，先手者则利。关键在创造我们的优势。在军事变革的关节点、飞跃区，真正的优势不在于领先的技术，而是领先的思想。面对“生态战”，机遇与挑战同在，只有抓住机遇，才能迎接挑战。如同我们中国拥有核武器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我们中国人研究“生态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减小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创造更加有利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稳定的基础。（来源：解放军报社 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6月5日第24版 记者　曲延涛）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6/07/1511959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