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开始有组织抗争基层政府 (联合早报)

中国农民开始
　　有组织抗争基层政府

--------------------------------------------------------------------------------

●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国最新一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文章，指出中国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有组织抗争已经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形式，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已经面临相当严重的治理危机”。

　　文章说，近10年来，中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结果使“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

　　同时，农民还要求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且在自发地筹建农民协会。他们抗争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民间纠纷转向了“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公共性的目标，甚至有“减负代表”提出了“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表明农民“正在从具体权益抗争向抽象政治权利抗争的方向发展”。

　　这篇题为“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建嵘博士。《战略与管理》由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办，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包括肖克、张爱萍等解放军前高级将领。

作者在湖南调查三年多

　　据介绍，于建嵘为考察农民有组织抗争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机制，专门“在湖南省的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

　　在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年龄一般在30岁到45岁，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多数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还有少数中共党员和村组干部。他们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也了解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有胆量代表农民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同乡镇干部讨价还价。

　　文章说，经过与地方政府多年的反复较量，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行为已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H县，“减负代表”自发在本乡镇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叫做“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这些组织已经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并且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政府靠“打击和镇压”


　　而对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县乡基层政府的基本态度就是“打击和镇压”，打击的手段包括“罚款”，“抄家”，“关押”，甚至利用黑社会组织镇压农民。但这些打击反而引来农民集体冲击县乡政府、阻塞公路、追打乡镇干部等更严重事件。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农村不少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有一个明显的真空，那就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益并代表农民的利益”。

　　文章也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其实是中央政府的“防火墙”。虽然从目前看，“中央政府仍然是安全的”，但“随着基层防火墙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数正在降低”。

　　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民谣是：“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这首民谣变成了“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这表明地方各级政府正在失去农民的信任。中国农民开始
　　有组织抗争基层政府

--------------------------------------------------------------------------------

●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国最新一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文章，指出中国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有组织抗争已经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形式，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已经面临相当严重的治理危机”。

　　文章说，近10年来，中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结果使“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

　　同时，农民还要求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且在自发地筹建农民协会。他们抗争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民间纠纷转向了“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公共性的目标，甚至有“减负代表”提出了“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表明农民“正在从具体权益抗争向抽象政治权利抗争的方向发展”。

　　这篇题为“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建嵘博士。《战略与管理》由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办，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包括肖克、张爱萍等解放军前高级将领。

作者在湖南调查三年多

　　据介绍，于建嵘为考察农民有组织抗争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机制，专门“在湖南省的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

　　在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年龄一般在30岁到45岁，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多数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还有少数中共党员和村组干部。他们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也了解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有胆量代表农民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同乡镇干部讨价还价。

　　文章说，经过与地方政府多年的反复较量，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行为已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H县，“减负代表”自发在本乡镇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叫做“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这些组织已经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并且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政府靠“打击和镇压”


　　而对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县乡基层政府的基本态度就是“打击和镇压”，打击的手段包括“罚款”，“抄家”，“关押”，甚至利用黑社会组织镇压农民。但这些打击反而引来农民集体冲击县乡政府、阻塞公路、追打乡镇干部等更严重事件。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农村不少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有一个明显的真空，那就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益并代表农民的利益”。

　　文章也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其实是中央政府的“防火墙”。虽然从目前看，“中央政府仍然是安全的”，但“随着基层防火墙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数正在降低”。

　　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民谣是：“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这首民谣变成了“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这表明地方各级政府正在失去农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