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2004-中国外交史的分水岭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13:57:02

【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下已改变了很多，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改变世界，但前提是中国应当知道如何去运用自己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相对超前的分析把握，利用中国现有的力量进行引导和规划，争取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主动在我，是中国未来外交的大战略。
　　2004：中国外交史分水岭
【作者】叶自成
　　从年初到岁末，2004年的中国外交贯穿着一串新亮点。2004年，在共和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不凡之年。
　　外交本质首次回归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这一年，中国外交正式启动公众外交议程，中国的外交档案开始对公众开放，公众有可能了解一部分有关共和国外交的原始记录；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走进外交部的大楼，揭开了外交历来神秘的面纱；外交部长从高高的部长职位上走下来，在网站上与共和国的百姓进行交流，像拉家常一样地与网民们聊开了外交。外交，不再是属于少数职业外交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垄断的活动，不再只是领袖们运筹帷幄的战场。
　　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外交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成为共和国外交的实践。在一向被称为“无小事”，主要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领域，第一次实现了早就应该有的外交本质的回归：外交战线第一次把国民在国外的生死安危放在了与其他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尽管这只是迈出的一小步，但它却表现了中国外交发展的新方向。在国外为国家领导人服务和为普通民众服务，本来就应该是同等重要的，这不正是我们的国家之所以称为“人民共和国”的题中之义吗？胡锦涛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发生了我国工程人员在阿富汗遇袭事件，胡主席立即指示外交部妥善处理，并在深夜会见刚刚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卡尔扎伊，要求阿方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使卡尔扎伊深受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2004年将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一年。
　　首脑外交更密切
　　在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领域，2004年也大有收获。
　　中国领导人几乎与所有大国的领导人都进行了会晤。胡锦涛主席年初带着中国文化访问了法国，受到了巴黎埃菲尔铁塔中国红的特殊而热烈的欢迎；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的访问和法国文化周的举办，让国人从印象派的艺术、巡逻兵的高超技艺和钢琴家的精湛表演中体会到真实的法兰西的魅力，把中法关系推进到一个高潮，也是中欧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标志；德国总理施罗德对中国的访问也受到高规格和隆重的接待；5月和12月，温家宝总理两次到欧洲，对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荷兰进行了访问。
　　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时，第一次与中国西北五省区领导人会谈加强中俄合作，也是中国对友好邻邦的特殊欢迎。在普京来访期间，两国就边界问题签订的协议，标志着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得到了完全解决，为长期困扰两国的边界问题划上了一个句号，两国进入无边界争端时代，为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块新的基石。
　　经济外交正式纳入总体外交
　　中国通过多边外交的舞台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胡锦涛在参加APEC会议时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美国和日本领导人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温家宝总理10月访问越南并出席第五次亚欧首脑会议，与越南领导人谈论边界划界等双边关系，12月访问老挝并出席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东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是两大重要成果。
　　历史还将记载共和国外交的另一件大事。2004年8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了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了发展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虽然中国一直在从事经济外交的活动，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都把经济事务作为其日程安排的重要内容，但正式召开这样的经济外交会议，还是第一次，它表明经济工作在外交中的分量进一步加重了，对形成和丰富中国的总体外交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应追求“先手”
　　【作者】叶自成
中国外交大战略就是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一切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争取在2020年前后把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说中国的大战略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简而言之，即尽一切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主动在我是关键
　　中国实际上做的是两类事情，一是适应外部环境，一是改善和创造环境。
　　所谓适应环境，是指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中国影响较大，中国相对被动适应环境的情况较多。比如，中国加入WTO后，就必须遵守WTO的规则；又如，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新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在2004年启动了建立应急危机管理机制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它的正在快速上升的影响力也可以反转过来影响和改变环境，使外部环境也能发生一些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变化。中国如何适应环境很重要，但中国如何改变和创造环境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2004年的中国外交也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如何利用中国的实力来改变和影响环境。所谓改变和创造环境，就是对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相对超前的分析和认识，对于今后将要出现或正在出现的情况能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把握，利用中国现有的力量进行引导和规划，使其趋利避害，发挥中国的长处和优势，主动在我，使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反被动为主动
　　比如，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2004年台湾选举前后，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由于台湾是破坏海峡两岸稳定的主动方，因此，大陆与台湾的直接较量是一种被动反应。但在这一过程中，不经意中出现了另一种态势，即中国遏制“台独”发展的主要方向不在直接反击“台独”的挑衅，而在于运用中国的影响和实力，开辟另一条战线，即通过国际社会来向台湾当局表达反对其破坏现状的意愿。
　　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中国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多次公开表达“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不是独立国家”“一个中国原则未变”的立场。随后，日本、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明确地表达了反对台湾当局破坏亚太稳定的立场，给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有力一击。在这两条战线的角力中，大陆在两岸战线上是被动反应，趋势发展对大陆不利；而在国际战线上，大陆较为主动，台湾基本上无力反击，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大陆不利的趋势。
　　四大战略性问题考验中国外交
　　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应当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两个方面都应有更好的思路和战略谋划。
　　我认为中国外交大战略应重点考虑四个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根本和全局影响的问题：
　　第一，改善和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日益成熟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中国可以用来改善和创造有利环境的有力的手段。如果认定东亚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就应当考虑如何进一步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还应思考推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自由贸易、中国与印度的自由贸易、中俄印度三国的科技合作、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等；此外，中国何时参加、在什么条件下参加八国集团的问题也要有所谋划。
　　第二，“台独”问题是将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重大阻碍影响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恶化和毒化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要继续寻找和开辟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来遏止“台独”的新战线和新思路。
　　第三，如果照目前的逻辑继续下去，日本当前的局势发展有可能出现破坏中国东亚和平发展的趋势。中国不能消极地和被动地对日本的挑衅做出反应，任凭局势朝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希望出现的方向滑下去。在被迫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在可能引发事端的问题上采取节制态度的同时，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寻找两国经济共赢的道路，共同致力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借助中美关系的改善降低中日冲突的几率，与日本共同寻找摆脱历史问题困境的出路等，可能是跳出当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中日外交大战略思考的重点。
　　第四，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是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破坏中国外部和平发展环境的国际因素，如何与美国打交道也就成为改善和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战略不应是如何与美国敌对和冲突，而是在对美国敌视中国的企图做出一定的防范和准备的基础上，设定最好的目标，争取次好或不好不坏的结局，避免最坏的情况。持续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是合理分析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不把美国理想化，不应对美国抱有幻想，也不把美国妖魔化、邪恶化、帝国化，以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目光来观察美国，看到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也看到美国在反恐、稳定局势、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一定的合理作用，在此基础上寻找和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在合作中减少和缓和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简介】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新中国外交思想》《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大战略》等。 
国际战略问题专家眼中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作者】唐璐
谁是晴天朋友？谁是全天候朋友？
　　中国是否已形成一个连贯的和清晰的外交大战略？其战略排序是否合理？其实施手段是否见成效？就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了印度著名地缘政治学者纳拉帕特和印度国际问题专家斯瓦兰·帕特。
　　“中国想在15年内成为两强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国际先驱导报》：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大战略，如何评价中国的外交战略？
　　辛格：中国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大战略。过去30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大战略正变得日益有效。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先生把工作重点从政治转变到经济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有利因素，中国得以成功地推进了四个现代化。正是这点确保了中国大战略富有成效，当然，这也使中国更加依赖于对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并且为中国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多种发展模式。
　　纳拉帕特：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国际力量的最高级水平，正因为如此，它在采取着一个非常“慎重和有计划”的战略。中共领导层明了外部环境与内部增长和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寻求采取一些新的能够使外界“震动”的富有创意的政策。胡锦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具有非常明确的视野。中国现在已经同美国和欧洲一道进入世界三大力量集团。在我看来，中国的目标是在15年之内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中的一个。
　　“中国的多边主义有选择性”
　　《国际先驱导报》：简而言之，中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环境。你认为中国为实现其大战略目标方面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有效？在你看来印度的政策中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借鉴？
　　辛格：中国的战略焦点已经从保持边界和平转向确保“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表明中国希望与其邻国一起建立共同的繁荣而不仅仅是维护其本国的繁荣。我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印度那种在最基层地区建立民主机构的做法，确保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内部和平与稳定。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的大战略中包含有“积极的大国外交”“睦邻友好的周边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等方面，在你眼里，上述几方面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排序是怎样的？您认为这样是否合理？
　　辛格：根据中国官方宣布，很明显中国是把多边主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在现实中，“大国外交”实际上在中国大战略中占有更优先地位。其实，即便中国的多边主义也很有选择性：在中亚，中国希望做一些实事儿；在东亚，中国实际上是只说不做；在南亚，中国的多边主义更是一星半点，只在口头上有所表示，而真正采取的政策却完全是依据双边原则；在西亚，中国则彻底坚持完全捍卫自我的精神，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对话。
　　纳拉帕特：在我看来，中国对欧洲寄予的希望过多，对欧洲投入了很大的注意力。其实，一旦危机出现，欧洲人是不会帮助中国的，它们通常只会做那种“晴天朋友”。尽管我们可以期待危机不要发生，但同时我们必须要在危机到来之前未雨绸缪。每个国家都必须要确认到底谁可以做自己的“全天候朋友”。
　　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进一个篮子”
　　《国际先驱导报》：在当前外交领域中，存在“中欧联手”“中俄印”“中日印”等各种战略结盟的提议，有的说法实际上是相互交叉或矛盾的，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有类似的战略结盟，何种战略结盟对中国来说比较可行同时又可为周边国家所接受？
　　辛格：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在试图成为各个大国战略同盟中的一个，因此同盟的概念其实已经失去其自身意义。然而在现实中，中国应该更加认真地同亚洲国家多接触，因为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地被亚洲国家接受。
　　纳拉帕特：恕我直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集团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在他们说一些中国听起来很悦耳的话语时，他们的心中以及在其私下的会晤中都在担忧着一件事情，即中国正在以其庞大的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向国际秩序进行挑战。我认为，今日中国特别像20年代的日本，那时西方国家也不喜欢日本崛起，最终出现了一场战争。因此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量采取避免一切战争发生的姿态，只有和平才能保障中国的繁荣。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明确提出中美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您如何评价这种提法？
　　辛格：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在试图从双边或者多边方面密切与美国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把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所以中国必须要注意密切同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他大国一道确保让美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条约。
　　纳拉帕特：美国无疑对中国未来起着关键作用。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机遇，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中国只有采取非常明智的政策才能使美国成为中国的机遇，处理好中美关系的确是中国政策中最核心的方面。同样，处理好与欧盟以及其他周边大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简介】
　　斯瓦兰·辛格：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当代中印关系。曾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客座教师。主要著述《中国与南亚：问题、均势与政策》等。
　　纳拉帕特：印度著名私立大学曼尼帕尔高级教育学院地缘政治系主任。印度政府智囊团。最早提出“中印俄”结盟理论。
　　唐璐：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和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现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萨达尔·帕特尔大学政治系做高级访问学者。【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下已改变了很多，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改变世界，但前提是中国应当知道如何去运用自己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相对超前的分析把握，利用中国现有的力量进行引导和规划，争取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主动在我，是中国未来外交的大战略。
　　2004：中国外交史分水岭
【作者】叶自成
　　从年初到岁末，2004年的中国外交贯穿着一串新亮点。2004年，在共和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不凡之年。
　　外交本质首次回归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这一年，中国外交正式启动公众外交议程，中国的外交档案开始对公众开放，公众有可能了解一部分有关共和国外交的原始记录；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走进外交部的大楼，揭开了外交历来神秘的面纱；外交部长从高高的部长职位上走下来，在网站上与共和国的百姓进行交流，像拉家常一样地与网民们聊开了外交。外交，不再是属于少数职业外交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垄断的活动，不再只是领袖们运筹帷幄的战场。
　　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外交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成为共和国外交的实践。在一向被称为“无小事”，主要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领域，第一次实现了早就应该有的外交本质的回归：外交战线第一次把国民在国外的生死安危放在了与其他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尽管这只是迈出的一小步，但它却表现了中国外交发展的新方向。在国外为国家领导人服务和为普通民众服务，本来就应该是同等重要的，这不正是我们的国家之所以称为“人民共和国”的题中之义吗？胡锦涛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发生了我国工程人员在阿富汗遇袭事件，胡主席立即指示外交部妥善处理，并在深夜会见刚刚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卡尔扎伊，要求阿方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使卡尔扎伊深受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2004年将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一年。
　　首脑外交更密切
　　在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领域，2004年也大有收获。
　　中国领导人几乎与所有大国的领导人都进行了会晤。胡锦涛主席年初带着中国文化访问了法国，受到了巴黎埃菲尔铁塔中国红的特殊而热烈的欢迎；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的访问和法国文化周的举办，让国人从印象派的艺术、巡逻兵的高超技艺和钢琴家的精湛表演中体会到真实的法兰西的魅力，把中法关系推进到一个高潮，也是中欧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标志；德国总理施罗德对中国的访问也受到高规格和隆重的接待；5月和12月，温家宝总理两次到欧洲，对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荷兰进行了访问。
　　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时，第一次与中国西北五省区领导人会谈加强中俄合作，也是中国对友好邻邦的特殊欢迎。在普京来访期间，两国就边界问题签订的协议，标志着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得到了完全解决，为长期困扰两国的边界问题划上了一个句号，两国进入无边界争端时代，为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块新的基石。
　　经济外交正式纳入总体外交
　　中国通过多边外交的舞台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胡锦涛在参加APEC会议时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美国和日本领导人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温家宝总理10月访问越南并出席第五次亚欧首脑会议，与越南领导人谈论边界划界等双边关系，12月访问老挝并出席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东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是两大重要成果。
　　历史还将记载共和国外交的另一件大事。2004年8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了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了发展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虽然中国一直在从事经济外交的活动，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都把经济事务作为其日程安排的重要内容，但正式召开这样的经济外交会议，还是第一次，它表明经济工作在外交中的分量进一步加重了，对形成和丰富中国的总体外交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应追求“先手”
　　【作者】叶自成
中国外交大战略就是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一切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争取在2020年前后把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说中国的大战略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简而言之，即尽一切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主动在我是关键
　　中国实际上做的是两类事情，一是适应外部环境，一是改善和创造环境。
　　所谓适应环境，是指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中国影响较大，中国相对被动适应环境的情况较多。比如，中国加入WTO后，就必须遵守WTO的规则；又如，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新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在2004年启动了建立应急危机管理机制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它的正在快速上升的影响力也可以反转过来影响和改变环境，使外部环境也能发生一些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变化。中国如何适应环境很重要，但中国如何改变和创造环境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2004年的中国外交也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如何利用中国的实力来改变和影响环境。所谓改变和创造环境，就是对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相对超前的分析和认识，对于今后将要出现或正在出现的情况能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把握，利用中国现有的力量进行引导和规划，使其趋利避害，发挥中国的长处和优势，主动在我，使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反被动为主动
　　比如，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2004年台湾选举前后，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由于台湾是破坏海峡两岸稳定的主动方，因此，大陆与台湾的直接较量是一种被动反应。但在这一过程中，不经意中出现了另一种态势，即中国遏制“台独”发展的主要方向不在直接反击“台独”的挑衅，而在于运用中国的影响和实力，开辟另一条战线，即通过国际社会来向台湾当局表达反对其破坏现状的意愿。
　　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中国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多次公开表达“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不是独立国家”“一个中国原则未变”的立场。随后，日本、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明确地表达了反对台湾当局破坏亚太稳定的立场，给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有力一击。在这两条战线的角力中，大陆在两岸战线上是被动反应，趋势发展对大陆不利；而在国际战线上，大陆较为主动，台湾基本上无力反击，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大陆不利的趋势。
　　四大战略性问题考验中国外交
　　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应当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两个方面都应有更好的思路和战略谋划。
　　我认为中国外交大战略应重点考虑四个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根本和全局影响的问题：
　　第一，改善和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日益成熟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中国可以用来改善和创造有利环境的有力的手段。如果认定东亚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就应当考虑如何进一步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还应思考推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自由贸易、中国与印度的自由贸易、中俄印度三国的科技合作、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等；此外，中国何时参加、在什么条件下参加八国集团的问题也要有所谋划。
　　第二，“台独”问题是将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重大阻碍影响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恶化和毒化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要继续寻找和开辟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来遏止“台独”的新战线和新思路。
　　第三，如果照目前的逻辑继续下去，日本当前的局势发展有可能出现破坏中国东亚和平发展的趋势。中国不能消极地和被动地对日本的挑衅做出反应，任凭局势朝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希望出现的方向滑下去。在被迫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在可能引发事端的问题上采取节制态度的同时，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寻找两国经济共赢的道路，共同致力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借助中美关系的改善降低中日冲突的几率，与日本共同寻找摆脱历史问题困境的出路等，可能是跳出当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中日外交大战略思考的重点。
　　第四，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是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破坏中国外部和平发展环境的国际因素，如何与美国打交道也就成为改善和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战略不应是如何与美国敌对和冲突，而是在对美国敌视中国的企图做出一定的防范和准备的基础上，设定最好的目标，争取次好或不好不坏的结局，避免最坏的情况。持续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是合理分析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不把美国理想化，不应对美国抱有幻想，也不把美国妖魔化、邪恶化、帝国化，以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目光来观察美国，看到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也看到美国在反恐、稳定局势、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一定的合理作用，在此基础上寻找和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在合作中减少和缓和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简介】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新中国外交思想》《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大战略》等。 
国际战略问题专家眼中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作者】唐璐
谁是晴天朋友？谁是全天候朋友？
　　中国是否已形成一个连贯的和清晰的外交大战略？其战略排序是否合理？其实施手段是否见成效？就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了印度著名地缘政治学者纳拉帕特和印度国际问题专家斯瓦兰·帕特。
　　“中国想在15年内成为两强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国际先驱导报》：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大战略，如何评价中国的外交战略？
　　辛格：中国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大战略。过去30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大战略正变得日益有效。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先生把工作重点从政治转变到经济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有利因素，中国得以成功地推进了四个现代化。正是这点确保了中国大战略富有成效，当然，这也使中国更加依赖于对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并且为中国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多种发展模式。
　　纳拉帕特：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国际力量的最高级水平，正因为如此，它在采取着一个非常“慎重和有计划”的战略。中共领导层明了外部环境与内部增长和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寻求采取一些新的能够使外界“震动”的富有创意的政策。胡锦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具有非常明确的视野。中国现在已经同美国和欧洲一道进入世界三大力量集团。在我看来，中国的目标是在15年之内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中的一个。
　　“中国的多边主义有选择性”
　　《国际先驱导报》：简而言之，中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环境。你认为中国为实现其大战略目标方面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有效？在你看来印度的政策中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借鉴？
　　辛格：中国的战略焦点已经从保持边界和平转向确保“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表明中国希望与其邻国一起建立共同的繁荣而不仅仅是维护其本国的繁荣。我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印度那种在最基层地区建立民主机构的做法，确保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内部和平与稳定。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的大战略中包含有“积极的大国外交”“睦邻友好的周边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等方面，在你眼里，上述几方面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排序是怎样的？您认为这样是否合理？
　　辛格：根据中国官方宣布，很明显中国是把多边主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在现实中，“大国外交”实际上在中国大战略中占有更优先地位。其实，即便中国的多边主义也很有选择性：在中亚，中国希望做一些实事儿；在东亚，中国实际上是只说不做；在南亚，中国的多边主义更是一星半点，只在口头上有所表示，而真正采取的政策却完全是依据双边原则；在西亚，中国则彻底坚持完全捍卫自我的精神，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对话。
　　纳拉帕特：在我看来，中国对欧洲寄予的希望过多，对欧洲投入了很大的注意力。其实，一旦危机出现，欧洲人是不会帮助中国的，它们通常只会做那种“晴天朋友”。尽管我们可以期待危机不要发生，但同时我们必须要在危机到来之前未雨绸缪。每个国家都必须要确认到底谁可以做自己的“全天候朋友”。
　　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进一个篮子”
　　《国际先驱导报》：在当前外交领域中，存在“中欧联手”“中俄印”“中日印”等各种战略结盟的提议，有的说法实际上是相互交叉或矛盾的，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有类似的战略结盟，何种战略结盟对中国来说比较可行同时又可为周边国家所接受？
　　辛格：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在试图成为各个大国战略同盟中的一个，因此同盟的概念其实已经失去其自身意义。然而在现实中，中国应该更加认真地同亚洲国家多接触，因为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地被亚洲国家接受。
　　纳拉帕特：恕我直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集团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在他们说一些中国听起来很悦耳的话语时，他们的心中以及在其私下的会晤中都在担忧着一件事情，即中国正在以其庞大的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向国际秩序进行挑战。我认为，今日中国特别像20年代的日本，那时西方国家也不喜欢日本崛起，最终出现了一场战争。因此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量采取避免一切战争发生的姿态，只有和平才能保障中国的繁荣。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明确提出中美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您如何评价这种提法？
　　辛格：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在试图从双边或者多边方面密切与美国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把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所以中国必须要注意密切同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他大国一道确保让美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条约。
　　纳拉帕特：美国无疑对中国未来起着关键作用。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机遇，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中国只有采取非常明智的政策才能使美国成为中国的机遇，处理好中美关系的确是中国政策中最核心的方面。同样，处理好与欧盟以及其他周边大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简介】
　　斯瓦兰·辛格：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当代中印关系。曾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客座教师。主要著述《中国与南亚：问题、均势与政策》等。
　　纳拉帕特：印度著名私立大学曼尼帕尔高级教育学院地缘政治系主任。印度政府智囊团。最早提出“中印俄”结盟理论。
　　唐璐：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和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现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萨达尔·帕特尔大学政治系做高级访问学者。

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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