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之战（文字图片都是原创）可转载，言明作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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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国边界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
        虽然晋武帝在篡位之后忙于解决内政问题，短期内并没有准备对吴国大打出手，让吴国得以苟延残喘十几年。不过在这段时间内两国边境并不安宁。从263年曹魏灭蜀国开始，到279年晋武帝发动灭吴战争，在长达16年的对峙期间，两国在边界爆发了十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在叙述两国军事冲突之前，首先得介绍下当时两国边界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孙子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可见要想驾驭战争，地理形势是必须了解的要素之一。
        晋国与吴国的边界北段大致为：西出巫山，连接荆山、大洪山、大别山，而后出巢湖，接淮南丘陵，东至大海，至西而东大概有两千里左右。这两千余公里的边界线以大别山为界，可划分为两个区域，一是扬州地区，二是荆州地区。
        一、两国扬州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
        两国于扬州地区的边界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的主要特点是地势相对平坦、水网密布，北部属于淮河水系，南部属于长江水系。由于交通条件所限，古人无论是行军打战还是后勤保障远比现代艰难的多，出行不过陆路、水路两条，陆路若无马匹拉运则只能靠步行，因为受制于山川地形，行军作战多有不便。相比之下水路的优势就明显多了，不但运载量大，又可借助水流风力，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因此古人出征作战会首选水路交通，这使得联通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水陆通道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三国时期，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水路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是走长江入海处不远的中渎水，穿过山阳池、精湖、射阳湖，直抵淮阴。中渎水并非自然形成，其前身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比如说，魏文帝曾在225年统帅水军10万水军南征，大军沿涡水进入淮河，由淮南重镇淮阴（广陵郡治所，今江苏淮阴市）南下，经中渎水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终因冬季来临江面结冰而退兵。
        不过中渎水是在三国时期因为疏于维护而常年水流不畅，因此航道经常受阻，两国间的征战走此路的不多。
        另一条水路是由濡须水进巢湖，然后经巢湖支流施水抵达合肥，再经肥水抵达淮水。合肥位于施水与肥水之间，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合肥得名在于“夏月暴水涨溢，则二水复能合于合肥县界，故合肥以此得名。”
        可见，肥水与施水在夏季水流汇合，应当能够通航，即便河道不通也可通过短程的陆路运输转运。由于中渎水淤堵，东吴要想走淮南方向逐鹿中原的话，合肥也就成为吴军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打通这一通道，吴国曾多次进攻合肥，如孙权在位期间就于208年、214年、233年、234年四攻合肥，而东吴最大规模的北伐是253年诸葛恪率兵20万攻合肥，这一战吴国几乎是倾国之力争。曹魏早早就意识到合肥的重要性，派有重兵镇守，也多次由合肥出兵南下进攻东吴。
    合肥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水流量很大，进入下游地区水面已有十几里宽，南北交通只能通过船只运输。受制于河流水速、涡流，以及浅滩、礁石等因素，船只并不能在水中随意行使，所以在水深道宽之处形成渡口。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有两大渡口，一个是采石渡（又称横江渡），一个是瓜洲渡（又称广陵渡），其中采石渡便位于江北历阳（今安徽和县）与江南于湖（今安徽当涂）之间，距离合肥不够百里，晋军若能由此渡江，可直取建业。
        毫无疑问，合肥是南北双方在淮南地区争夺的一个关键点，所以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言道：
        “（合肥）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除了肥水-施水、中渎水两条南北相同的水路之外，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令另一条南北陆路交通。在江淮之间绵延着一段数百里的丘陵，即淮南丘陵，是大别山脉向江淮东部的延伸部分，为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亦是晋吴两国的分界线。丘陵北麓有淮南重镇盱眙，南麓则是吴国的堂邑，淮南丘陵并不险峻，南北之间往来交通并无大碍。由堂邑往南行40里，渡过长江便抵吴国首都建康，所以西晋279年发动统一战争时期亦遣军出涂中（堂邑濒临涂水，这一区域古称“涂中”）。
        二、两国荆州方向的军事地理形势
        荆州是古“九州”之一，其最初是指荆山以南、衡山以北的一大片区域，但历朝所设荆州管辖区域并不相同，这里我们以东汉时期荆州所辖范围为标准，大致为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
        诸葛亮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诸葛亮传》）
        正因为如此，魏、蜀、吴三国为争夺荆州展开了数十年的军事政治斗争。
        东汉时期荆州设有七郡，西晋占有最北端的南阳郡，治所襄阳，其余六郡皆为吴国占领。在曹魏灭蜀汉之后，双方在荆州的边界大致沿着武夷山、巴山、荆山、大洪山、大别山的方向，在这些山脉之间有不少河流冲击的谷地连接东西、沟通南北，而这些河流谷地也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其中有：汉水方向，涢水方向，三关方向，三峡方向。
        汉水是长江的中游地区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汉中地区，向东流入南阳盆地，与淯水交汇之后折而向南，穿过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谷地，最终往东流入长江。汉水进入南阳盆地后水域便宽，利于行船，所以无论是北方政权南征，还是南方政权北伐，沿汉水行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汉水沿岸有不少军事重镇，双方要想进军，这些城市是必须要占领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曹魏控制下的襄阳。
        襄阳位于汉水、淯水交汇处，顺汉水而下可抵长江干流；溯江而上可至汉中；由西北方向经武关又能通关中腹地；溯淯水而上可抵南阳，出盆地则可涿鹿中原。
        如此通衢之地，足见襄阳的重要性，顾祖禹因此形容襄阳为：“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读史方舆纪要》）
        无论是蜀汉还是东吴，他们在占领荆州期间都向曹魏控制下的襄阳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然而襄阳城外的汉水河道宽阔而又水势湍急，西南又有岘山之险，魏国能凭山之峻，据江之险，基本上能把两国势力阻于襄阳以南。
        然而东吴曾经有一段时间占据过襄阳，但不久又被曹魏夺回。根据《晋书·宣帝纪》载：
        “魏文帝（曹丕）即位，封（司马懿）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即司马懿）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
        也就是说曹魏认为襄阳无谷不足以御敌，因而退守宛城。（此处存疑，宛城位于襄阳上游，襄阳若粮草不足，直接以宛城粮草从淯水顺流而下补给甚是方便，为何放弃如此重镇？应该是襄阳此前遭到关羽的攻击，关羽败亡之后又遭到吴国的围困，城中乏粮，曹仁不能守，遂弃城。）
        《三国志·曹仁传》有载：
        “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
        可见东吴还来不及把襄阳经营成北伐的前进基地，不久曹仁与徐晃卷土重来，击败孙权守军重新占据了襄阳。
        由于襄阳得而复失，东吴在荆州的势力一直被压制于襄阳以南，其势并不能入南阳盆地，更不用说北伐中原了。
        由东吴荆州方向攻打襄阳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走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汉水河谷，二是走大洪山与桐柏山、大别山之间的涢水河谷。因为涢水不到襄阳，所以此路水运不通，吴国应该是以水师朔汉水而上夺取襄阳的。
        出襄阳是南北双方在荆州交战的最佳行军路线，但它并非唯一的路线。
        在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有不少山谷孔道可以沟通淮南与江汉，其中主要通道有三个，历代都设有关卡驻军，遂称三关，他们分别是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东吴经此三关，可由陆路袭扰曹魏淮河上游，这一路但道路难行，补给困难，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吴国无论是走涢水河谷北伐，还是走三关北伐，安陆（江夏郡治所，今湖北云梦县南）都是必经之处，因此安陆也就成为荆州战场南北双方争夺的令一个要点。
        以上提到的合肥、襄阳、安陆一直是曹魏、东吴两国必争之地。由于曹魏守备得当，东吴的势力基本上未能逾越合肥、襄阳、安陆三城，这也使得东吴在军事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重兵把守边界重镇，以防曹魏袭击。比如说孙权接受大将吕蒙的建议在濡须水重兵戍守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北控巢湖，南扼长江。在荆州方向则重兵把守江陵（今湖北荆州）与邾城（今湖北黄冈北），以防备曹魏入侵荆州。
        所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称：
        “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欲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治所江陵）；下流欲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即东关）；中流欲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守邾城。”
        通过经营这三处防务，曹魏始终把吴国的势力阻挡在中原之外。
        蜀国灭亡之后，吴国的地缘环境大为恶化，晋吴两国的边界也大为延长，除了北方接壤外，吴国原先与蜀汉的边界也成了晋吴边界，其边界线大致从巫山往南、沿着武夷山直到云贵高原东端，绵延两千多里。由于这一段边界位于山高路险的深山峻岭，并不适合用兵，但也有两处例外，一是长江三峡，二是红河（古称仆水）河谷。三峡虽险，但水路东西相通，是连接巴蜀与江汉的重要交通要道；红河河谷则连接了晋国的宁州（今云南省一带）与吴国的交州（今越南北部），亦是两国的一个用兵方向。
        猇亭之战结束，蜀军退守白帝城，三峡险要尽为吴国所有。为了防备蜀汉争夺荆州，吴国重点经营建平（今重庆巫山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两城，两城依山而设，出西陵则平原千里，再无高山险阻，所以建平和西陵是吴国荆州地区防备长江上游威胁的关键所在。陆抗称：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不然，深可忧也。”（《晋书·陆抗传》）
        相对来说红河河谷一直不是晋吴两国争夺的要点，因为这里位置边远，上游位于蜀国南中之地，下游为吴国交州，都是两国统治的薄弱地带，多夷人居住。蜀国据有南中是在诸葛亮225年平南中之后，吴国实际控制交州也是227年平定士徽之乱以后。这时两国关系好转，加强了联合抗魏的战略，所以在此处并无交兵。但蜀国灭亡之后，红河河谷也成为晋国兵力的一个投送方向。
        山川险要不易逾越，古人行军作战自然会想尽办法避开，所以交通要道也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点，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晋吴两国长达十余年的对峙期间爆发的军事冲突全部发生在本章提到的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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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吴国防的战略形势
        西晋在两国边疆重要的军事据点从西到东有：永安（今重庆奉节）、襄阳、安陆、寿春合肥、淮阴，虽然仅有数城，却足以抵御吴军西入巴蜀和北进中原，这都得益于这几个据点都位于衢地。
        《孙子兵法》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说简单点，就是指各区域相毗邻的要冲，先得便可占尽先机。
        如顾祖禹所言：“孙氏东不得广陵（今江苏淮阴），西不得合肥，故终吴之世，不能与魏人相遇于中原。”（《读史方舆纪要》）
        魏明帝曹叡也曾说过：“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三国志·明帝纪》）
        中国自古疆域广阔，受制于地理气候的影响，可分为好几个基本经济区，比如说关中、巴蜀、淮南、江汉、江东、河南、河北等等，所谓的衢地便处于这些基本经济区的交汇处。永安西为巴蜀，东至江汉；襄阳北接伊洛，西达汉中，顺汉水南下可抵江汉；安陆地处江北而北连襄阳、三关；合肥南北要冲，沟通江淮；寿春贯通东西，又北连陈蔡，南抵大江；广陵水路北接青徐、东至大海，西通淮水。所以以军事地理而言，西晋占据不少优势，只需经营几处，就能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获取战略优势。
        对于荆州的地理军事形势，《读史方舆纪要》曾做过精妙的分析：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即江陵）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显然“天下”要比“东南”重要，而“东南”又比“湖广”重要，所以魏晋得襄阳而制天下，东吴势力始终被压制在东南和湖广的范围内。
        所以吴国在边界地区的战略态势相对来说要差很远，就边界军事形势来说，吴国至少有三大劣势：
        吴军防线过长，兵力分散。
        孙皓曾遣光禄大夫纪陟出使曹魏，《三国志·三嗣主传》记载了晋文王司马昭与他的一段对话——
        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
        对于纪陟之言，司马昭也是连连称善。按照纪陟的书法，长江防线必争之地只有四处，但并没有明确说出是哪四处，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长江防务的现状却与理论相差甚远，毕竟是数千里的防线。而且纪陟说的是吴国长江防线上的“四处”，而不是“四城”，个人猜测他应该是指长江的四段，一是三峡段，二是江陵段、三是武昌段、四是建业段。
        毫无疑问，三峡、江陵、武昌、建业这四处无疑是吴国江防的核心所在，但必争之处却远比这要多，因为每一段江面都不止一处城池，一旦某处被突破，亦可破其江防。比如说三峡段有重镇建平、西陵两城，江陵段有江陵、乐乡、江安（即公安）三处，武昌段有武昌、夏口、邾城，建业段有建业、东关、历阳（今安徽和县）、堂邑、广陵这五个防御要点。
        其中建平、西陵是江陵位于三峡首尾，是荆州上游屏障所在，一旦被西晋夺取，那江陵防御体系将不健全，到那时，荆州只能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而江陵段地势平坦，吴军特别注意江陵对岸的乐乡和江安，三城互为支援，形成稳固的三角防御体系；夏口、邾城是武昌的外围据点，若被敌攻陷，武昌直接处于北军的威胁之下；历阳则是长江下游最重要渡口之一采石渡的江北屏障，一直以来是吴国防备北方政权的重中之重，若被敌攻陷，敌军可随时渡江直取建业。堂邑、广陵亦是建业屏障，堂邑一带并不适合大规模渡江作战，但堂邑于建业不过数十里。广陵位于中渎水南端，因为中渎水水道经常淤塞，北军出广陵的次数并不多，但广陵有瓜洲渡便于渡江，对建业的威胁亦不小。而且在武昌段与建业段之间还有重镇柴桑，柴桑是豫章郡（今江西省）的要冲，一旦荆州被敌攻占，柴桑也就成为必争之地。
        由此可见吴国的防御重点远比晋国要多，这使得吴军兵力非常分散。造成这一恶果的根本因素在于吴军的防线是建立在长江之险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些据点从西到东散布于数千里的长江干道上。吴国总兵力不过二十余万，扣除荆扬南部、交州广州的驻军，剩余分布于长江数千里的防线上，每一个节点的兵力并不多。
        2、纵深过浅。
        由于南北双方多有征伐，动辄掠夺对方百姓、破坏生产设施，所以江北地区的人口大量内迁，如《三国志·孙韶传》所载：“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人口内迁确实可防备敌军掠夺，但也使得边界地区防御力量不足，所以古人亦有移民实边之举。毫无疑问，实边属于积极的防御策略，内迁更显消极。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吴国在边境地区的形势完全属于防御状态，如诸葛亮所言：
        “今议者咸以为（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吴国的实力仅能够让它“限江自保”。再加上西晋在荆州控制着襄阳、安陆，在淮南经营寿春、合肥、淮阴，这五城位置突出，严重挤压了吴国在长江北岸的战略空间。使得吴国的防御纵深非常狭小，边界距离长江不过百里。甚至连国都建业也处于西晋的严重威胁之下，不得不征劳役10万在堂邑做涂塘，以抵御北军南下。吴军同样还在江陵以北筑坝造塘，目的和涂塘一样，亦是因为防御纵深太窄，不得不以水代兵。
        如此浅的战略纵深对吴国是十分不利的，北军可轻易濒临大江，严重威胁吴军沿江据点，一旦北军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那么吴国优势将荡然无存。
        3、首尾不顾。
        东吴政权割据江南，与后世的割据政权并无二致，所持者不过荆扬二州。对这类政权来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 …”《宋书·何尚之传》。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江左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扬州，而国防重心则在荆州，所以东吴建都于建业，唯有如此才能加强对江左豪族的控制。建邺即是今天的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确实是王者之居。但问题是建业距离荆州数千里，对上游的控制能力不足，所以每当荆州遇到严重威胁，便会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以加强荆州防务，一旦局势缓和，便还都建业。如此首尾不顾，在战略上很是被动。
        吴国曾经数次迁往武昌，但最终还是还都建业，其中江左豪族的因素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三国志·陆凯传》）。但从军事角度讲，还都建业实属不智，在后来晋灭吴之战中，吴军主力位于下游，对荆州形势几乎毫无所知，甚至连晋军水师的船只的大小都无从知晓，可见吴军数千里防御东西首尾不顾的情况有多严重。
        264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第二年，孙皓曾接受西陵督步阐的建议迁都武昌。武昌隶属荆州，与扬州交界，城北枕大江，西屏西山，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是吴国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重镇。孙皓迁都武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荆州的守备，以防曹魏从长江中游地区发动攻击。不过史书上还记载了另一个原因。
        《三国志·三嗣主传》载：“汉晋春秋曰：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
        古人迷信，这亦是孙皓迁都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迁都之举更多的是为了加强荆州守备，此时蜀国已亡，荆州腹背受敌，形势十分严峻。
        迁都武昌本是巩固国防之举，但是孙皓生活奢侈糜烂，荆州地区的经济远不及扬州，所需物质必须由下游江东供应。这使得朝廷需要征召大量的劳力从扬州逆流而上提供物资，再加上孙皓奢侈无度，百姓穷困。
        如《三国志·陆凯传》所言：
        “皓时徒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无穷匮。”
        时任左丞相陆凯为此上疏孙皓，希望他能休养民力、远小人亲贤臣，并还都建业。孙皓对陆凯的谏言很不高兴，但由于陆凯颇有名望，家族颇有势力，所以没有责罚他。
        因为孙皓不恤民力，吴国终是爆发了农民起义。266年10月，永安人施但（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利用百姓对朝廷的不满，聚集民众数千人作乱。施但成功劫持了孙皓的庶弟、永安侯孙谦，然后以他的名义率军向北攻向建业，不多久起义军便汇集了万余人。由于孙皓迁都之后江南地区的控制力下降，不少军队调往荆州上游，所以施但进军顺利，在距离建业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只等着黄道吉日攻城。
        孙皓迁都之时留下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前去招降，二人杀了施但的使者，率军于建康城南十公里的牛屯迎敌。施但的兵士多是变民，装备很差，两军交战后很快就被击溃。此役孙谦被活捉，孙皓连同孙谦的母亲及弟弟孙俊一同杀害。
        在此之前，有术士言：“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等到施但起义爆发，孙皓认为预言得以应验，于是派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施但妻儿，宣称是：“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同年12月，荆州形势缓和之后孙皓又把国都迁回建业。
       
        虽然吴国地理形势在战略上很不利，但在战术上却也有北军不曾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有两点：
        一、背靠长江，贯通东西，无论是行军还是补给都十分便利。而且吴国因势利导，得以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
        根据《三国志·三嗣主传》记载，吴国有：“兵二十三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
        所以当长江防线的某处一旦遭到攻击之时，一定距离内的吴军可依靠水运迅速提供支援。
        二、长江天堑，对北方军队来说不易逾越。所以从战术上讲，吴军以江为池，以水为兵，两军在一般性的战斗中，北军不易取得优势。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军事地理形势是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长江万里，可守而不可守，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

5、 东吴国防的战略形势
        西晋在两国边疆重要的军事据点从西到东有：永安（今重庆奉节）、襄阳、安陆、寿春合肥、淮阴，虽然仅有数城，却足以抵御吴军西入巴蜀和北进中原，这都得益于这几个据点都位于衢地。
        《孙子兵法》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说简单点，就是指各区域相毗邻的要冲，先得便可占尽先机。
        如顾祖禹所言：“孙氏东不得广陵（今江苏淮阴），西不得合肥，故终吴之世，不能与魏人相遇于中原。”（《读史方舆纪要》）
        魏明帝曹叡也曾说过：“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三国志·明帝纪》）
        中国自古疆域广阔，受制于地理气候的影响，可分为好几个基本经济区，比如说关中、巴蜀、淮南、江汉、江东、河南、河北等等，所谓的衢地便处于这些基本经济区的交汇处。永安西为巴蜀，东至江汉；襄阳北接伊洛，西达汉中，顺汉水南下可抵江汉；安陆地处江北而北连襄阳、三关；合肥南北要冲，沟通江淮；寿春贯通东西，又北连陈蔡，南抵大江；广陵水路北接青徐、东至大海，西通淮水。所以以军事地理而言，西晋占据不少优势，只需经营几处，就能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获取战略优势。
        对于荆州的地理军事形势，《读史方舆纪要》曾做过精妙的分析：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即江陵）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显然“天下”要比“东南”重要，而“东南”又比“湖广”重要，所以魏晋得襄阳而制天下，东吴势力始终被压制在东南和湖广的范围内。
        所以吴国在边界地区的战略态势相对来说要差很远，就边界军事形势来说，吴国至少有三大劣势：
        吴军防线过长，兵力分散。
        孙皓曾遣光禄大夫纪陟出使曹魏，《三国志·三嗣主传》记载了晋文王司马昭与他的一段对话——
        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
        对于纪陟之言，司马昭也是连连称善。按照纪陟的书法，长江防线必争之地只有四处，但并没有明确说出是哪四处，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长江防务的现状却与理论相差甚远，毕竟是数千里的防线。而且纪陟说的是吴国长江防线上的“四处”，而不是“四城”，个人猜测他应该是指长江的四段，一是三峡段，二是江陵段、三是武昌段、四是建业段。
        毫无疑问，三峡、江陵、武昌、建业这四处无疑是吴国江防的核心所在，但必争之处却远比这要多，因为每一段江面都不止一处城池，一旦某处被突破，亦可破其江防。比如说三峡段有重镇建平、西陵两城，江陵段有江陵、乐乡、江安（即公安）三处，武昌段有武昌、夏口、邾城，建业段有建业、东关、历阳（今安徽和县）、堂邑、广陵这五个防御要点。
        其中建平、西陵是江陵位于三峡首尾，是荆州上游屏障所在，一旦被西晋夺取，那江陵防御体系将不健全，到那时，荆州只能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而江陵段地势平坦，吴军特别注意江陵对岸的乐乡和江安，三城互为支援，形成稳固的三角防御体系；夏口、邾城是武昌的外围据点，若被敌攻陷，武昌直接处于北军的威胁之下；历阳则是长江下游最重要渡口之一采石渡的江北屏障，一直以来是吴国防备北方政权的重中之重，若被敌攻陷，敌军可随时渡江直取建业。堂邑、广陵亦是建业屏障，堂邑一带并不适合大规模渡江作战，但堂邑于建业不过数十里。广陵位于中渎水南端，因为中渎水水道经常淤塞，北军出广陵的次数并不多，但广陵有瓜洲渡便于渡江，对建业的威胁亦不小。而且在武昌段与建业段之间还有重镇柴桑，柴桑是豫章郡（今江西省）的要冲，一旦荆州被敌攻占，柴桑也就成为必争之地。
        由此可见吴国的防御重点远比晋国要多，这使得吴军兵力非常分散。造成这一恶果的根本因素在于吴军的防线是建立在长江之险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些据点从西到东散布于数千里的长江干道上。吴国总兵力不过二十余万，扣除荆扬南部、交州广州的驻军，剩余分布于长江数千里的防线上，每一个节点的兵力并不多。
        2、纵深过浅。
        由于南北双方多有征伐，动辄掠夺对方百姓、破坏生产设施，所以江北地区的人口大量内迁，如《三国志·孙韶传》所载：“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人口内迁确实可防备敌军掠夺，但也使得边界地区防御力量不足，所以古人亦有移民实边之举。毫无疑问，实边属于积极的防御策略，内迁更显消极。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吴国在边境地区的形势完全属于防御状态，如诸葛亮所言：
        “今议者咸以为（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吴国的实力仅能够让它“限江自保”。再加上西晋在荆州控制着襄阳、安陆，在淮南经营寿春、合肥、淮阴，这五城位置突出，严重挤压了吴国在长江北岸的战略空间。使得吴国的防御纵深非常狭小，边界距离长江不过百里。甚至连国都建业也处于西晋的严重威胁之下，不得不征劳役10万在堂邑做涂塘，以抵御北军南下。吴军同样还在江陵以北筑坝造塘，目的和涂塘一样，亦是因为防御纵深太窄，不得不以水代兵。
        如此浅的战略纵深对吴国是十分不利的，北军可轻易濒临大江，严重威胁吴军沿江据点，一旦北军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那么吴国优势将荡然无存。
        3、首尾不顾。
        东吴政权割据江南，与后世的割据政权并无二致，所持者不过荆扬二州。对这类政权来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 …”《宋书·何尚之传》。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江左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扬州，而国防重心则在荆州，所以东吴建都于建业，唯有如此才能加强对江左豪族的控制。建邺即是今天的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确实是王者之居。但问题是建业距离荆州数千里，对上游的控制能力不足，所以每当荆州遇到严重威胁，便会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以加强荆州防务，一旦局势缓和，便还都建业。如此首尾不顾，在战略上很是被动。
        吴国曾经数次迁往武昌，但最终还是还都建业，其中江左豪族的因素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三国志·陆凯传》）。但从军事角度讲，还都建业实属不智，在后来晋灭吴之战中，吴军主力位于下游，对荆州形势几乎毫无所知，甚至连晋军水师的船只的大小都无从知晓，可见吴军数千里防御东西首尾不顾的情况有多严重。
        264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第二年，孙皓曾接受西陵督步阐的建议迁都武昌。武昌隶属荆州，与扬州交界，城北枕大江，西屏西山，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是吴国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重镇。孙皓迁都武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荆州的守备，以防曹魏从长江中游地区发动攻击。不过史书上还记载了另一个原因。
        《三国志·三嗣主传》载：“汉晋春秋曰：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
        古人迷信，这亦是孙皓迁都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迁都之举更多的是为了加强荆州守备，此时蜀国已亡，荆州腹背受敌，形势十分严峻。
        迁都武昌本是巩固国防之举，但是孙皓生活奢侈糜烂，荆州地区的经济远不及扬州，所需物质必须由下游江东供应。这使得朝廷需要征召大量的劳力从扬州逆流而上提供物资，再加上孙皓奢侈无度，百姓穷困。
        如《三国志·陆凯传》所言：
        “皓时徒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无穷匮。”
        时任左丞相陆凯为此上疏孙皓，希望他能休养民力、远小人亲贤臣，并还都建业。孙皓对陆凯的谏言很不高兴，但由于陆凯颇有名望，家族颇有势力，所以没有责罚他。
        因为孙皓不恤民力，吴国终是爆发了农民起义。266年10月，永安人施但（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利用百姓对朝廷的不满，聚集民众数千人作乱。施但成功劫持了孙皓的庶弟、永安侯孙谦，然后以他的名义率军向北攻向建业，不多久起义军便汇集了万余人。由于孙皓迁都之后江南地区的控制力下降，不少军队调往荆州上游，所以施但进军顺利，在距离建业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只等着黄道吉日攻城。
        孙皓迁都之时留下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前去招降，二人杀了施但的使者，率军于建康城南十公里的牛屯迎敌。施但的兵士多是变民，装备很差，两军交战后很快就被击溃。此役孙谦被活捉，孙皓连同孙谦的母亲及弟弟孙俊一同杀害。
        在此之前，有术士言：“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等到施但起义爆发，孙皓认为预言得以应验，于是派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施但妻儿，宣称是：“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同年12月，荆州形势缓和之后孙皓又把国都迁回建业。
       
        虽然吴国地理形势在战略上很不利，但在战术上却也有北军不曾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有两点：
        一、背靠长江，贯通东西，无论是行军还是补给都十分便利。而且吴国因势利导，得以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
        根据《三国志·三嗣主传》记载，吴国有：“兵二十三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
        所以当长江防线的某处一旦遭到攻击之时，一定距离内的吴军可依靠水运迅速提供支援。
        二、长江天堑，对北方军队来说不易逾越。所以从战术上讲，吴军以江为池，以水为兵，两军在一般性的战斗中，北军不易取得优势。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军事地理形势是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长江万里，可守而不可守，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

2012-5-28 13:52 上传

6、 统一战争前两国军事冲突
        在晋灭吴之战爆发前，两国已经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爆发了多次冲突，有些冲突的规模也不小。其中主要有264年的永安之战，268年江夏之战、合肥之战，270年涡口之战，272年西陵之战，273年弋阳之战，277年的孙慎入侵江夏、汝南，278的皖城之战、西陵之战，以及长达数年的交趾之战。
        在这一章将详细叙述下这几次战争的经过。
一、永安之战
    永安之战发生在晋朝成立的前期，严格的说他并不能归入西晋的战争史册，但这场战争很值得介绍。
    在蜀国灭亡之前，后主刘禅曾让让巴东太守、襄阳人罗宪领兵二千人驻守永安。永安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即白帝城以东不远。263年10月，曹魏灭蜀，蜀军战败的消息传至永安，吏民一片惊恐，罗宪为了稳定军心斩首了一个宣称成都已经动乱的百姓，人心遂安。不久，刘禅要求投降曹魏的手令传至永安，罗宪与众将士哭吊三天，但他并没有立即投降。
        作为蜀国的盟友，吴国在听说蜀国战败之后却并不支援，反而举兵西上，表面上宣称是要救援蜀国，实际上却是想袭击罗宪。
        此时摆在罗宪面前的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忠于蜀汉，最终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但可全忠义之心。二是向吴国投降，但是蜀国已经灭亡，蜀汉联合对抗曹魏的格局已被打破，以吴国的实力，亡国之日也将不远，就算自己投降吴国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将来曹魏大举南下，到时候还将面临亡国之恨。再者罗宪对吴国背信弃义的行为很是恼怒，所以这一条路他首先排除了。第三条路则是选择投降曹魏。建平为军事重镇，吴国已经遣军来争，若能坚守城池，抵御吴军西进巴蜀，对曹魏来说自然是大功一件，更何况还能教训吴国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罗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
        既如此，罗宪开始修缮甲兵，积极准备城防，又以节义鼓舞将士，士民莫不激励。264年2月，当吴主孙休听说钟会、邓艾互相倾轧以致双双毙命，巴蜀百城无主，遂有兼并巴蜀之心，但是罗宪防守永安，并不让吴军通过。孙皓于是命令驻守西陵的抚军将军步协攻打永安。
        罗宪大败步协，吴王大怒，命令镇军将军陆抗、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三万精兵增援。罗宪派遣参军杨宗突围，向曹魏安东将军陈骞告急，又送去文武官员的印绶以及人质。
        当时北方政局骤变，司马昭开始准备称帝事宜，不希望边界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并没有向永安派遣援军。虽是如此，罗宪依然孤军坚守城池达六个月之久，既不投降也不弃城逃跑，城中吏民死亡大半。
        有鉴于永安的重要性，陈骞向司马昭请求支援，司马昭这才派遣荆州刺史胡烈率步骑兵二万人攻打西陵以救罗宪，吴军被迫撤退。
        永安之战的规模并不大，但意义非同小可。蜀汉在曹魏灭亡之后，统帅钟会、邓艾双双死于内斗，这本是吴国乘机在巴蜀扩张的好时机，而且当时曹魏在巴蜀人心未附，吴国若能招抚蜀汉旧臣，不说尽占巴蜀，至少向西扩张数百公里完全控制巴东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完全可争取到数百公里的战略缓冲区。然而吴国一心扩张，却不注重招抚，终使罗宪投降曹魏，使得吴国势力始终未能进入巴蜀。后来晋国加强了对巴蜀士民的安抚与控制，在原来蜀汉境内先后成立梁州、益州、宁州，并成功把巴蜀经营成统一战争的一个战略方向，吴国在荆州地区的地缘局势日益恶化。
       
二、交趾之战
        263年，吴主孙休派遣察战（官名，负责监视吏民的职官）邓荀前往交趾（今越南河内）巡视。当时的交趾太守名叫孙谞，为官贪残凶暴，当地百姓深受其苦，而邓荀亦是如此，一到交趾要求征收三千只孔雀进贡建业，百姓不堪劳役，最终演变成了武装起义。
        这年5月，官府小吏吕兴等人发动叛乱，他们先是杀掉孙谞和邓荀，然后派使者前往曹魏请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吴国交州九真（今越南清化县）、日南（今越南广治县）二郡也都起兵响应。
        吕兴起义与曹魏灭蜀汉发生在同一时期，刘禅投降之后，负责守备南中（今云南一带）地区的安南将军霍弋向曹魏投降，由于这里位置偏远，霍弋投降的消息传至洛阳时，西晋已经取代了曹魏。晋武帝任命霍弋为南中都督，继续负责南中防务。吕兴的使者将交趾的情况告诉霍弋，霍弋立即派遣杨稷、毛炅、董元、孟干等人出兵交阯。
        于此同时，吴国新任交州刺史刘俊前后三次率军攻打交趾，但都被晋军击退。而且原属于吴国的郁林（今广西桂平）、九真（今越南清化）两郡也都归附于晋国。如此一来晋国也就在吴国的南边从新开辟了一个战场。
        268年，杨稷派遣将军毛炅、董元攻打合浦（今关系合浦县），两军在合浦西南的古城交战，吴兵大败，吴将刘俊、修则先后战死，剩下的散兵全部逃回合浦。杨稷表奏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269年，吴主孙皓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沿着荆州陆路进击；同时命令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今福建建瓯市）海路出发，两军准备在合浦会合，然后一同进军。
        然而李勖因为走建安海路不顺，便杀了带路的将官冯斐，并领军返回。如此一来，攻打交趾的仅有陆路一支。这一支军队具体数量不详，《晋书·陶璜传》载：“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陶）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
        分水为何处已经无从考证，史载薛珝因为这次战败又损失二员大将很是恼怒，因此还斥责陶璜：
        “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晋书·陶璜传》）
        史书对这场战斗记载不详，但从二人的对话中却也可猜测出一些端倪，李勖率领的海路未至，想必诸将也都不愿远征，唯有陶璜力主出击，结果吴军因为政令不一、协调不力而战败，薛珝这才怒斥陶璜，并准备撤军。
        不过陶璜并不打算撤军，为了挽回信任，他在夜里以数百精兵袭九真太守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经此大胜，薛珝便向陶璜道歉，让他负责交州事务，任为前部督。在陶璜获得军事决策权之后，战况很快就出现转机。
        271年，吴军再次进攻交趾，这一次吴军并没有走陆路，而是由海路经仆水（即红河）直捣交趾。《晋书·陶璜传》记载：“（陶）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董）元距之。”
        吴军直接攻打交趾，晋军派遣九真太守董元抵御。吴国诸将将要进击，陶璜怀疑交趾城断墙之后有伏兵，命令部分士兵于大军后面手持长戟以备不虞。两军交接之后，董元假装后退，陶璜下令追击，晋国伏兵果然四起，但吴军早有准备，以长戟攻之，大破敌军，进而围困交趾。
        晋军出兵之前，霍弋曾命令杨稷在交趾遭到吴军围困之后务必坚守百日，若不能则斩其妻儿，若坚守百日而援军不到，便由他担当责任。但是陶璜进攻交趾之时，霍弋已经病故，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出兵救援杨稷。不久，杨稷投降，交趾之战结束。
        根据《华阳国志·杨邠传》的记载：
        “泰始初为交阯太守，平九真、郁林、日南四部，斩吴交州刺史刘峻、大将修则。武帝方授交州，会孙皓遣大将薛珝、陶璜十万人攻稷。被攻八月，救援不至，众寡不敌，遂为珝、璜所获。”
        当时吴国的常备军力大概二十几万，也就是说吴国为了争夺交趾出动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可见交趾对吴国的重要性显然比晋国要高，吴国若不能收复交趾，必然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所以吴国对交趾是势在必得。
三、江夏、合肥之战
        268年10月，吴主孙皓由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出兵攻打西晋。与此同时，孙皓派将领施绩进攻江夏（今湖北省云梦县），以驻守巴丘的右丞相万彧入侵襄阳。
        前线的战报传来，晋武帝派命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骑兵二万人驻防龙陂（即摩陂，今河南郏县南），以声援江夏、襄阳。荆州刺史胡烈出兵抵御施绩，并将其打败，吴军撤退。
        史书明确记载司马望率领的是中军。魏晋时期，中军是中央直辖的担任警卫皇帝或最高统帅、卫戍首都的和战略机动的兵团，所以司马望是由首都洛阳出发。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望出兵龙陂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声援荆州，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防备镇守寿春的石苞叛变。
        石苞是在曹魏平诸葛诞叛乱之后开始镇守淮南，史书称其：“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晋书·石苞传》）晋武帝怀疑石苞企图叛变，恰巧这时孙皓派遣丁奉、诸葛靓攻打合肥。于是晋武帝罢免石苞，派遣义阳王司马望出兵龙陂，以备非常；同时敕令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前往寿春。
        《三国志·丁奉传》记载：“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徵还。”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西晋是中了丁奉的反间计才免去石苞的职务。
        即便如《丁奉传》说言，石苞确实是中反间计而被撤职，但丁奉、诸葛靓也并未在军事上取得突破，晋武帝派遣驻守许昌的司马骏督帅各路兵马将其击退。
        江夏之战与合肥之战几乎同时，可见这次军事行动应该是吴国经过充分准备的，由荆州战场与扬州战场全面进攻，甚至吴主孙皓也“出东关”参与其中，这也是孙皓有史可查的唯一一次参与前线战争，规模应该不小。

四、涡口之战
        270年1月，吴国名将丁奉率军进入涡口（涡水进淮河口），扬州刺史牵弘将他击退。这一战事只记载于史书上仅是一笔带过。
        《三国志·丁奉传》还记载了另一起战事，在建衡元年（269年），丁奉率领众人治理徐塘，然后进攻西晋谷阳。谷阳百姓事先得知消息，于是避开吴军，丁奉一无所获，孙皓大怒，斩丁奉向导官。
        这两起战事时隔很近，估计只相差几个月，想来丁奉是于269年劫掠谷阳的计划受阻，遂于次年一月再次入侵晋国。谷阳位于今天安徽宿州蕲县附近，可见丁奉已经突入敌境四百里，即便是涡口也有三百多里。而所谓的“徐塘”位置不详，大概是在东关附近。（有可能史书误将“涂塘”写做“徐塘”。）
       
五、西陵之战
        西陵之战是晋吴对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不但规模很大，双方主帅也是当时名将。
        272年8月，吴主孙皓忽然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回京，正是这一诏令成为西陵之战的导火索。关于步阐因何叛变，我们首先要了解步阐此人的背景。步阐的父亲是吴国前丞相步骘，为一时名将。
        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任命步骘为骠骑将军、遥领冀州牧（冀州在魏国境内，此为虚职），同年都督西陵，开始镇守荆州西陵（今湖北宜昌市）重镇。
        西陵往西北二十五里便是西陵峡，是连接荆州、益州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可谓“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实属兵家必争之地。吴国以步骘镇守此地，可见孙氏对他的信任，以及对他能力的肯定。
        《三国志·步骘传》记载：“（步骘）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
        步骘于246年代替去世的陆逊出任丞相，但次年五月便去世了，儿子步协继承其爵位，继续统领军队。步协死后其子步玑嗣其爵位，让步协的弟弟步阐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
        自孙皓登基以来，吴国政治血雨腥风，孙皓残暴不仁，多有滥杀。而且步阐世代镇守西陵，如今突然被征召，他自认为可能是自己公事失职的原因，若脱离军队回到朝廷，一旦有人进谗，那性命就不保了。
        基于这几个原因，步阐最终于272年9月以西陵城投降晋国，西晋荆州刺史杨肇领军前去西陵迎接步阐，车骑将军羊祜声东击西，统率主力步兵进攻江陵，并命令镇守长江上游巴东军（今重庆奉节）的监军徐胤率水军攻打建平，以此分散敌军兵力。
        步阐的上司是时任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的陆抗，当时镇守乐乡。他得知步阐叛变，立即率军讨伐。乐乡距离西陵不过200里，而襄阳距离西陵却有500里，所以陆抗早于晋军抵达西陵。
        陆抗虽然早于晋军抵达西陵，但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命令各军修筑长城围困西陵，从赤溪（地址无考）一直到西陵西边不远的故市，内可围困步阐，外可抵御晋兵。
        为了尽早完工，陆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总在不断的催逼将士加紧筑围。众上不解，多有怨言。不少将领都向陆进谏，他们认为应当乘着现在锐气正盛，急速攻打步阐，等晋国救兵到来之前必能拿下西陵，大做工事只能劳累兵士成为疲敝之师。陆抗向众人解释，他认为西陵占尽地利，又粮谷充足，防备完整，攻之不易。
        诸将并不理解陆抗给出的理由，大都认为急攻西陵最为妥当，陆抗想使众人心服，就听任他们去试一试。果然众将出击没有取得战绩，于是众人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不久，羊祜率军五万兵临江陵的警讯传来。诸将都认为应该撤围支援江陵，但陆抗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员足够防守。
        在此之前，陆抗因江陵以北道路平坦开阔，无险阻可凭借，于是命人阻断河水建造大坝，以制造人工湖阻敌入侵。步阐叛乱之后，羊祜本想借助人工湖运送粮草，于是故意扬言要破大坝以便步兵行进。这本是羊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但陆抗一眼就猜出了他的计策，立即命令张咸毁坏大坝。诸将迷感不解，对他多次谏阻，但陆抗不听，坚决下令破坏大坝，把人工湖的水放光了。当羊祜率军抵达当阳之时，这才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马运粮，耗费了许多时间和人力。
        11月，晋国荆州刺史杨肇到达西陵，于此同时晋国巴东监军徐胤率领的水军也抵达了建平。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遵沿着长江南岸游动以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沿长江西上抵御徐胤，陆抗亲率大军凭藉长围与杨肇对峙。
        正当两军对垒之时，吴军都督俞赞叛变，逃到了晋国杨肇营中。陆抗大为紧张，他认为俞赞十分了解吴军的虚实，吴军一直有一个弱点，由于吴国军中有不少山越人，这些夷兵平时的训练不够，战斗力并不强，所以陆抗认为晋国必定先打夷兵防守的地方。
        为此，陆抗当夜就把夷兵与精兵对换防区。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原来夷兵防守的地方，陆抗下令反击，“矢石雨下，肇众死者相属。”（《三国志·陆抗传》）
        大军相持了一月之久，杨肇终是无计可施，于夜里遁逃。陆抗本想追击晋军，又担心步阐攻击吴军侧后，便虚张声势，大声擂鼓做出出击的样子。晋军闻鼓声而骚动，丢盔弃甲而逃。陆抗这才派轻兵紧随其后追击，晋军再次大败。与此同时，出兵江陵羊祜等人因为吴国守备严密，也没有取得战果，最终领兵而还。晋军一退，陆抗便集中力量攻陷西陵。
        战争结束后，吴主加封陆抗为都护。晋国车骑将军羊祜却因此获罪，被贬为平南将军，荆州刺杨肇则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这场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双方在整个荆州战场全面开打。据《晋书·羊祜传》记载：“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可见双方兵力相加已经超过十万。虽然晋军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但多是步兵，运输补给困难，行军延误，使得陆抗有充分的时间设置长围。而且羊祜战略出错，以主力五万顿兵江陵，仅遣偏师攻西陵，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西陵才是这次冲突争夺的核心，所以终是战败被贬。
        晋军的战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次战争前后历时一月有余，杨肇与陆抗的对峙之时，史书并没有记载步阐有过主动出击配合晋军作战的记录，想来他一直在积蓄力量，是想伺机而动，等吴军出现败像之后下山摘桃子，以立大功。但不想晋军忽然撤军，形势骤然逆转，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西陵之战的影响相对其他几次冲突来说要大得多。吴军在攻克西陵之后，孙皓自认为得到了上天的佑助，意气昂扬，志得意满，开始“不修德政，专为兼并之计。”（《资政通鉴·卷七十九》）吴国败亡之势日趋明了。
       
六、弋阳之战
        273年9月，吴将薛莹、鲁淑率军入侵豫州，号称有十万大军。其中鲁淑率军攻打弋阳（今河南潢川西），薛莹则领兵攻向新息（汝南郡治所，今河南息县）。
        当时豫州州兵正放假休息，豫州刺史王浑手里能调动的兵力并不多，《晋书·王浑传》中说：“众裁一旅”。所谓“旅”自然是指军队编制，在上古时期，一般以五百人为旅，但到春秋时期，管仲改革军制，以二千人为旅。《晋书》关于“一旅”的说法应该是形容兵力少，未必就是二千人，而吴军也是号称10万，估计顶多一两万，若真是大军来袭，史书不会记载的这么简略。而且吴军应该是由荆州方向经三关而来，路途遥远，山道险阻，不利于大军征伐。
        面对优势敌军，王浑不敢硬碰，他率领唯一的这“一旅”兵力悄悄渡过淮河，出其不意的攻击吴军侧后，薛莹等人并未察觉晋师的这次行动，猝不及防之下被王浑打败。
       
七、孙慎入侵江夏、汝南
        277年12月，吴国将领孙慎进犯晋国江夏（今湖北云梦）、汝南（今河南汝南），吴军在劫掠了一千多户后全身而退。
        孙慎时任夏口督，夏口位于今天的湖北武昌。而孙慎的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遭到晋军的抵抗。在户口凋敝的三国时期，户口是各统治集团争夺的一个重要资源，一千余户在当时可不是小数。晋武帝为此派遣大臣责问坐镇襄阳的车骑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问他为何不追击孙慎，并有：“移州复旧之宜。”（《晋书·羊祜传》）
        所谓的“移州复旧”，是指将荆州治所返回原处。曹魏时期，荆州治所并非在襄阳，而是在新野。新野正处南阳盆地的正中间，虽然北依宛洛、南接荆襄，周边沃野千里，但距离两国边境较远。晋武帝想把荆州治所移至新野的原因自然是想防备吴国进扰，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北迁州城并不能达到阻止敌军进扰的目的。
        晋国在荆州的军事防御重点在襄阳，无论是州治所还是都督府都设置于此，驻守着晋国荆州方向的主力部队。若荆州治所移镇新野，那么必然分兵守卫两城，反而造成襄阳守备不足，削弱了晋国对吴国的防御能力，这势必扩张了吴国的野心，只能刺激吴国更频繁的进扰。
        有介于此，羊祜向使者解释说：“江夏距离襄阳有八百里，等敌情传来襄阳，贼人已经离开几天了，步兵怎么能追上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遭责备，就让部队受累追击，非我之愿。以前魏武帝设置都督，驻地大抵都离州府接近，因为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疆场之上，彼来我往，谨慎防守而已。如果迁州，贼人依然出没无常，也不知把州迁到哪里才好。”最后晋武帝接受了羊祜的解释，迁州之议遂止。
         
八、皖城之战
  征虏将军、荆州刺史王浑因为在边界多有功绩，于277年升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移镇寿春（今安徽寿县）。
        寿春是西晋在淮南的重镇，位于芍陂之北，不但是当时扬州的治所，更是晋国控制淮南的一个关键节点。此时的晋武帝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内政治形势，统一战争的准备也已经历经数年，形势一片大好，晋武帝调王浑守寿春，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想让他在将来的统一战争中担任淮南方向的统帅。
        278年，吴国在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大规模屯田，企图进犯晋国。王浑得知消息后决定主动出击，他派遣扬州刺史应绰率军攻打皖城。此战晋军大胜，斩首五千级，焚毁吴国储粮一百八十余万斛（合计四万五千吨），践踏了稻田四千多顷，毁坏船只六百余艘。
        这一战晋军先发制人，取得骄人战绩，吴国损失十分惨重，晋军成功阻止了吴国的军事进攻，并将战争的破坏引向吴国。
        史书上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很是简单，并没有介绍作战过程，只是列举了晋军取得的战绩。皖城距离寿春近五百里，深入吴国境内，如此远距离奔袭战，途经吴国防守严密的淮南一带，又以劫掠为主的破坏性军事行动，晋军应当使用的是轻骑兵，吴国步兵来不及围追堵截，否则晋军不可能全身而退。

九、杜预袭西陵之战
        278年11月，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病重，考虑到荆州在对吴作战中的重要性，羊祜荐举度支尚书杜预接替他。26日，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杜预颇懂军略，时人称为“杜武库”，据称：“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晋书·杜预传）羊祜有识人之智，遂举荐杜预顶替自己。
        根据《晋书·杜预传》载：“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 …”而后挑选精兵，乘虚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吴兵大败。
        当时张政号称名将，将这场战败视为奇耻大辱，并没有如实上报给吴主孙皓。杜预得知这一情况，把缴获的物资全部交还给吴国。吴主于是将张政召回，以武昌监留宪代其职务。
        杜预的反间计可以说给后来晋军伐吴扫除了一大障碍，如《晋书·杜预传》所载：“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两国除了以上这些战斗外，史书上可查的还有几场战斗，而且都是一笔带过，所以这里只简单列出：
        274年9月，晋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攻拔吴国枳里城，破其涂中屯戍，获吴国立信校尉庄祜。
        274年，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次年，吴人再寇江夏。

        虽然晋吴两国边界冲突不断，但这些冲突对局势的影响并不大，北强南弱的基本局势丝毫未变。我们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吴国在战术上的主动军事行动甚至比晋国要多。而且在年魏晋交替之际，吴主孙皓本想趁晋国不备夺取弋阳，不过在镇西大将军陆凯的反对声中放弃了这一计划。即便吴国远比西晋更积极的寇边，然而受制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吴国在这十余年里也并没有能改变颓势，反倒是晋国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6、 统一战争前两国军事冲突
        在晋灭吴之战爆发前，两国已经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爆发了多次冲突，有些冲突的规模也不小。其中主要有264年的永安之战，268年江夏之战、合肥之战，270年涡口之战，272年西陵之战，273年弋阳之战，277年的孙慎入侵江夏、汝南，278的皖城之战、西陵之战，以及长达数年的交趾之战。
        在这一章将详细叙述下这几次战争的经过。
一、永安之战
    永安之战发生在晋朝成立的前期，严格的说他并不能归入西晋的战争史册，但这场战争很值得介绍。
    在蜀国灭亡之前，后主刘禅曾让让巴东太守、襄阳人罗宪领兵二千人驻守永安。永安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即白帝城以东不远。263年10月，曹魏灭蜀，蜀军战败的消息传至永安，吏民一片惊恐，罗宪为了稳定军心斩首了一个宣称成都已经动乱的百姓，人心遂安。不久，刘禅要求投降曹魏的手令传至永安，罗宪与众将士哭吊三天，但他并没有立即投降。
        作为蜀国的盟友，吴国在听说蜀国战败之后却并不支援，反而举兵西上，表面上宣称是要救援蜀国，实际上却是想袭击罗宪。
        此时摆在罗宪面前的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忠于蜀汉，最终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但可全忠义之心。二是向吴国投降，但是蜀国已经灭亡，蜀汉联合对抗曹魏的格局已被打破，以吴国的实力，亡国之日也将不远，就算自己投降吴国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将来曹魏大举南下，到时候还将面临亡国之恨。再者罗宪对吴国背信弃义的行为很是恼怒，所以这一条路他首先排除了。第三条路则是选择投降曹魏。建平为军事重镇，吴国已经遣军来争，若能坚守城池，抵御吴军西进巴蜀，对曹魏来说自然是大功一件，更何况还能教训吴国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罗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
        既如此，罗宪开始修缮甲兵，积极准备城防，又以节义鼓舞将士，士民莫不激励。264年2月，当吴主孙休听说钟会、邓艾互相倾轧以致双双毙命，巴蜀百城无主，遂有兼并巴蜀之心，但是罗宪防守永安，并不让吴军通过。孙皓于是命令驻守西陵的抚军将军步协攻打永安。
        罗宪大败步协，吴王大怒，命令镇军将军陆抗、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三万精兵增援。罗宪派遣参军杨宗突围，向曹魏安东将军陈骞告急，又送去文武官员的印绶以及人质。
        当时北方政局骤变，司马昭开始准备称帝事宜，不希望边界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并没有向永安派遣援军。虽是如此，罗宪依然孤军坚守城池达六个月之久，既不投降也不弃城逃跑，城中吏民死亡大半。
        有鉴于永安的重要性，陈骞向司马昭请求支援，司马昭这才派遣荆州刺史胡烈率步骑兵二万人攻打西陵以救罗宪，吴军被迫撤退。
        永安之战的规模并不大，但意义非同小可。蜀汉在曹魏灭亡之后，统帅钟会、邓艾双双死于内斗，这本是吴国乘机在巴蜀扩张的好时机，而且当时曹魏在巴蜀人心未附，吴国若能招抚蜀汉旧臣，不说尽占巴蜀，至少向西扩张数百公里完全控制巴东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完全可争取到数百公里的战略缓冲区。然而吴国一心扩张，却不注重招抚，终使罗宪投降曹魏，使得吴国势力始终未能进入巴蜀。后来晋国加强了对巴蜀士民的安抚与控制，在原来蜀汉境内先后成立梁州、益州、宁州，并成功把巴蜀经营成统一战争的一个战略方向，吴国在荆州地区的地缘局势日益恶化。
       
二、交趾之战
        263年，吴主孙休派遣察战（官名，负责监视吏民的职官）邓荀前往交趾（今越南河内）巡视。当时的交趾太守名叫孙谞，为官贪残凶暴，当地百姓深受其苦，而邓荀亦是如此，一到交趾要求征收三千只孔雀进贡建业，百姓不堪劳役，最终演变成了武装起义。
        这年5月，官府小吏吕兴等人发动叛乱，他们先是杀掉孙谞和邓荀，然后派使者前往曹魏请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吴国交州九真（今越南清化县）、日南（今越南广治县）二郡也都起兵响应。
        吕兴起义与曹魏灭蜀汉发生在同一时期，刘禅投降之后，负责守备南中（今云南一带）地区的安南将军霍弋向曹魏投降，由于这里位置偏远，霍弋投降的消息传至洛阳时，西晋已经取代了曹魏。晋武帝任命霍弋为南中都督，继续负责南中防务。吕兴的使者将交趾的情况告诉霍弋，霍弋立即派遣杨稷、毛炅、董元、孟干等人出兵交阯。
        于此同时，吴国新任交州刺史刘俊前后三次率军攻打交趾，但都被晋军击退。而且原属于吴国的郁林（今广西桂平）、九真（今越南清化）两郡也都归附于晋国。如此一来晋国也就在吴国的南边从新开辟了一个战场。
        268年，杨稷派遣将军毛炅、董元攻打合浦（今关系合浦县），两军在合浦西南的古城交战，吴兵大败，吴将刘俊、修则先后战死，剩下的散兵全部逃回合浦。杨稷表奏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269年，吴主孙皓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沿着荆州陆路进击；同时命令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今福建建瓯市）海路出发，两军准备在合浦会合，然后一同进军。
        然而李勖因为走建安海路不顺，便杀了带路的将官冯斐，并领军返回。如此一来，攻打交趾的仅有陆路一支。这一支军队具体数量不详，《晋书·陶璜传》载：“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陶）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
        分水为何处已经无从考证，史载薛珝因为这次战败又损失二员大将很是恼怒，因此还斥责陶璜：
        “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晋书·陶璜传》）
        史书对这场战斗记载不详，但从二人的对话中却也可猜测出一些端倪，李勖率领的海路未至，想必诸将也都不愿远征，唯有陶璜力主出击，结果吴军因为政令不一、协调不力而战败，薛珝这才怒斥陶璜，并准备撤军。
        不过陶璜并不打算撤军，为了挽回信任，他在夜里以数百精兵袭九真太守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经此大胜，薛珝便向陶璜道歉，让他负责交州事务，任为前部督。在陶璜获得军事决策权之后，战况很快就出现转机。
        271年，吴军再次进攻交趾，这一次吴军并没有走陆路，而是由海路经仆水（即红河）直捣交趾。《晋书·陶璜传》记载：“（陶）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董）元距之。”
        吴军直接攻打交趾，晋军派遣九真太守董元抵御。吴国诸将将要进击，陶璜怀疑交趾城断墙之后有伏兵，命令部分士兵于大军后面手持长戟以备不虞。两军交接之后，董元假装后退，陶璜下令追击，晋国伏兵果然四起，但吴军早有准备，以长戟攻之，大破敌军，进而围困交趾。
        晋军出兵之前，霍弋曾命令杨稷在交趾遭到吴军围困之后务必坚守百日，若不能则斩其妻儿，若坚守百日而援军不到，便由他担当责任。但是陶璜进攻交趾之时，霍弋已经病故，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出兵救援杨稷。不久，杨稷投降，交趾之战结束。
        根据《华阳国志·杨邠传》的记载：
        “泰始初为交阯太守，平九真、郁林、日南四部，斩吴交州刺史刘峻、大将修则。武帝方授交州，会孙皓遣大将薛珝、陶璜十万人攻稷。被攻八月，救援不至，众寡不敌，遂为珝、璜所获。”
        当时吴国的常备军力大概二十几万，也就是说吴国为了争夺交趾出动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可见交趾对吴国的重要性显然比晋国要高，吴国若不能收复交趾，必然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所以吴国对交趾是势在必得。
三、江夏、合肥之战
        268年10月，吴主孙皓由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出兵攻打西晋。与此同时，孙皓派将领施绩进攻江夏（今湖北省云梦县），以驻守巴丘的右丞相万彧入侵襄阳。
        前线的战报传来，晋武帝派命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骑兵二万人驻防龙陂（即摩陂，今河南郏县南），以声援江夏、襄阳。荆州刺史胡烈出兵抵御施绩，并将其打败，吴军撤退。
        史书明确记载司马望率领的是中军。魏晋时期，中军是中央直辖的担任警卫皇帝或最高统帅、卫戍首都的和战略机动的兵团，所以司马望是由首都洛阳出发。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望出兵龙陂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声援荆州，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防备镇守寿春的石苞叛变。
        石苞是在曹魏平诸葛诞叛乱之后开始镇守淮南，史书称其：“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晋书·石苞传》）晋武帝怀疑石苞企图叛变，恰巧这时孙皓派遣丁奉、诸葛靓攻打合肥。于是晋武帝罢免石苞，派遣义阳王司马望出兵龙陂，以备非常；同时敕令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前往寿春。
        《三国志·丁奉传》记载：“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徵还。”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西晋是中了丁奉的反间计才免去石苞的职务。
        即便如《丁奉传》说言，石苞确实是中反间计而被撤职，但丁奉、诸葛靓也并未在军事上取得突破，晋武帝派遣驻守许昌的司马骏督帅各路兵马将其击退。
        江夏之战与合肥之战几乎同时，可见这次军事行动应该是吴国经过充分准备的，由荆州战场与扬州战场全面进攻，甚至吴主孙皓也“出东关”参与其中，这也是孙皓有史可查的唯一一次参与前线战争，规模应该不小。

四、涡口之战
        270年1月，吴国名将丁奉率军进入涡口（涡水进淮河口），扬州刺史牵弘将他击退。这一战事只记载于史书上仅是一笔带过。
        《三国志·丁奉传》还记载了另一起战事，在建衡元年（269年），丁奉率领众人治理徐塘，然后进攻西晋谷阳。谷阳百姓事先得知消息，于是避开吴军，丁奉一无所获，孙皓大怒，斩丁奉向导官。
        这两起战事时隔很近，估计只相差几个月，想来丁奉是于269年劫掠谷阳的计划受阻，遂于次年一月再次入侵晋国。谷阳位于今天安徽宿州蕲县附近，可见丁奉已经突入敌境四百里，即便是涡口也有三百多里。而所谓的“徐塘”位置不详，大概是在东关附近。（有可能史书误将“涂塘”写做“徐塘”。）
       
五、西陵之战
        西陵之战是晋吴对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不但规模很大，双方主帅也是当时名将。
        272年8月，吴主孙皓忽然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回京，正是这一诏令成为西陵之战的导火索。关于步阐因何叛变，我们首先要了解步阐此人的背景。步阐的父亲是吴国前丞相步骘，为一时名将。
        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任命步骘为骠骑将军、遥领冀州牧（冀州在魏国境内，此为虚职），同年都督西陵，开始镇守荆州西陵（今湖北宜昌市）重镇。
        西陵往西北二十五里便是西陵峡，是连接荆州、益州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可谓“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实属兵家必争之地。吴国以步骘镇守此地，可见孙氏对他的信任，以及对他能力的肯定。
        《三国志·步骘传》记载：“（步骘）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
        步骘于246年代替去世的陆逊出任丞相，但次年五月便去世了，儿子步协继承其爵位，继续统领军队。步协死后其子步玑嗣其爵位，让步协的弟弟步阐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
        自孙皓登基以来，吴国政治血雨腥风，孙皓残暴不仁，多有滥杀。而且步阐世代镇守西陵，如今突然被征召，他自认为可能是自己公事失职的原因，若脱离军队回到朝廷，一旦有人进谗，那性命就不保了。
        基于这几个原因，步阐最终于272年9月以西陵城投降晋国，西晋荆州刺史杨肇领军前去西陵迎接步阐，车骑将军羊祜声东击西，统率主力步兵进攻江陵，并命令镇守长江上游巴东军（今重庆奉节）的监军徐胤率水军攻打建平，以此分散敌军兵力。
        步阐的上司是时任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的陆抗，当时镇守乐乡。他得知步阐叛变，立即率军讨伐。乐乡距离西陵不过200里，而襄阳距离西陵却有500里，所以陆抗早于晋军抵达西陵。
        陆抗虽然早于晋军抵达西陵，但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命令各军修筑长城围困西陵，从赤溪（地址无考）一直到西陵西边不远的故市，内可围困步阐，外可抵御晋兵。
        为了尽早完工，陆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总在不断的催逼将士加紧筑围。众上不解，多有怨言。不少将领都向陆进谏，他们认为应当乘着现在锐气正盛，急速攻打步阐，等晋国救兵到来之前必能拿下西陵，大做工事只能劳累兵士成为疲敝之师。陆抗向众人解释，他认为西陵占尽地利，又粮谷充足，防备完整，攻之不易。
        诸将并不理解陆抗给出的理由，大都认为急攻西陵最为妥当，陆抗想使众人心服，就听任他们去试一试。果然众将出击没有取得战绩，于是众人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不久，羊祜率军五万兵临江陵的警讯传来。诸将都认为应该撤围支援江陵，但陆抗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员足够防守。
        在此之前，陆抗因江陵以北道路平坦开阔，无险阻可凭借，于是命人阻断河水建造大坝，以制造人工湖阻敌入侵。步阐叛乱之后，羊祜本想借助人工湖运送粮草，于是故意扬言要破大坝以便步兵行进。这本是羊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但陆抗一眼就猜出了他的计策，立即命令张咸毁坏大坝。诸将迷感不解，对他多次谏阻，但陆抗不听，坚决下令破坏大坝，把人工湖的水放光了。当羊祜率军抵达当阳之时，这才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马运粮，耗费了许多时间和人力。
        11月，晋国荆州刺史杨肇到达西陵，于此同时晋国巴东监军徐胤率领的水军也抵达了建平。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遵沿着长江南岸游动以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沿长江西上抵御徐胤，陆抗亲率大军凭藉长围与杨肇对峙。
        正当两军对垒之时，吴军都督俞赞叛变，逃到了晋国杨肇营中。陆抗大为紧张，他认为俞赞十分了解吴军的虚实，吴军一直有一个弱点，由于吴国军中有不少山越人，这些夷兵平时的训练不够，战斗力并不强，所以陆抗认为晋国必定先打夷兵防守的地方。
        为此，陆抗当夜就把夷兵与精兵对换防区。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原来夷兵防守的地方，陆抗下令反击，“矢石雨下，肇众死者相属。”（《三国志·陆抗传》）
        大军相持了一月之久，杨肇终是无计可施，于夜里遁逃。陆抗本想追击晋军，又担心步阐攻击吴军侧后，便虚张声势，大声擂鼓做出出击的样子。晋军闻鼓声而骚动，丢盔弃甲而逃。陆抗这才派轻兵紧随其后追击，晋军再次大败。与此同时，出兵江陵羊祜等人因为吴国守备严密，也没有取得战果，最终领兵而还。晋军一退，陆抗便集中力量攻陷西陵。
        战争结束后，吴主加封陆抗为都护。晋国车骑将军羊祜却因此获罪，被贬为平南将军，荆州刺杨肇则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这场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双方在整个荆州战场全面开打。据《晋书·羊祜传》记载：“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可见双方兵力相加已经超过十万。虽然晋军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但多是步兵，运输补给困难，行军延误，使得陆抗有充分的时间设置长围。而且羊祜战略出错，以主力五万顿兵江陵，仅遣偏师攻西陵，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西陵才是这次冲突争夺的核心，所以终是战败被贬。
        晋军的战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次战争前后历时一月有余，杨肇与陆抗的对峙之时，史书并没有记载步阐有过主动出击配合晋军作战的记录，想来他一直在积蓄力量，是想伺机而动，等吴军出现败像之后下山摘桃子，以立大功。但不想晋军忽然撤军，形势骤然逆转，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西陵之战的影响相对其他几次冲突来说要大得多。吴军在攻克西陵之后，孙皓自认为得到了上天的佑助，意气昂扬，志得意满，开始“不修德政，专为兼并之计。”（《资政通鉴·卷七十九》）吴国败亡之势日趋明了。
       
六、弋阳之战
        273年9月，吴将薛莹、鲁淑率军入侵豫州，号称有十万大军。其中鲁淑率军攻打弋阳（今河南潢川西），薛莹则领兵攻向新息（汝南郡治所，今河南息县）。
        当时豫州州兵正放假休息，豫州刺史王浑手里能调动的兵力并不多，《晋书·王浑传》中说：“众裁一旅”。所谓“旅”自然是指军队编制，在上古时期，一般以五百人为旅，但到春秋时期，管仲改革军制，以二千人为旅。《晋书》关于“一旅”的说法应该是形容兵力少，未必就是二千人，而吴军也是号称10万，估计顶多一两万，若真是大军来袭，史书不会记载的这么简略。而且吴军应该是由荆州方向经三关而来，路途遥远，山道险阻，不利于大军征伐。
        面对优势敌军，王浑不敢硬碰，他率领唯一的这“一旅”兵力悄悄渡过淮河，出其不意的攻击吴军侧后，薛莹等人并未察觉晋师的这次行动，猝不及防之下被王浑打败。
       
七、孙慎入侵江夏、汝南
        277年12月，吴国将领孙慎进犯晋国江夏（今湖北云梦）、汝南（今河南汝南），吴军在劫掠了一千多户后全身而退。
        孙慎时任夏口督，夏口位于今天的湖北武昌。而孙慎的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遭到晋军的抵抗。在户口凋敝的三国时期，户口是各统治集团争夺的一个重要资源，一千余户在当时可不是小数。晋武帝为此派遣大臣责问坐镇襄阳的车骑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问他为何不追击孙慎，并有：“移州复旧之宜。”（《晋书·羊祜传》）
        所谓的“移州复旧”，是指将荆州治所返回原处。曹魏时期，荆州治所并非在襄阳，而是在新野。新野正处南阳盆地的正中间，虽然北依宛洛、南接荆襄，周边沃野千里，但距离两国边境较远。晋武帝想把荆州治所移至新野的原因自然是想防备吴国进扰，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北迁州城并不能达到阻止敌军进扰的目的。
        晋国在荆州的军事防御重点在襄阳，无论是州治所还是都督府都设置于此，驻守着晋国荆州方向的主力部队。若荆州治所移镇新野，那么必然分兵守卫两城，反而造成襄阳守备不足，削弱了晋国对吴国的防御能力，这势必扩张了吴国的野心，只能刺激吴国更频繁的进扰。
        有介于此，羊祜向使者解释说：“江夏距离襄阳有八百里，等敌情传来襄阳，贼人已经离开几天了，步兵怎么能追上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遭责备，就让部队受累追击，非我之愿。以前魏武帝设置都督，驻地大抵都离州府接近，因为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疆场之上，彼来我往，谨慎防守而已。如果迁州，贼人依然出没无常，也不知把州迁到哪里才好。”最后晋武帝接受了羊祜的解释，迁州之议遂止。
         
八、皖城之战
  征虏将军、荆州刺史王浑因为在边界多有功绩，于277年升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移镇寿春（今安徽寿县）。
        寿春是西晋在淮南的重镇，位于芍陂之北，不但是当时扬州的治所，更是晋国控制淮南的一个关键节点。此时的晋武帝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内政治形势，统一战争的准备也已经历经数年，形势一片大好，晋武帝调王浑守寿春，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想让他在将来的统一战争中担任淮南方向的统帅。
        278年，吴国在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大规模屯田，企图进犯晋国。王浑得知消息后决定主动出击，他派遣扬州刺史应绰率军攻打皖城。此战晋军大胜，斩首五千级，焚毁吴国储粮一百八十余万斛（合计四万五千吨），践踏了稻田四千多顷，毁坏船只六百余艘。
        这一战晋军先发制人，取得骄人战绩，吴国损失十分惨重，晋军成功阻止了吴国的军事进攻，并将战争的破坏引向吴国。
        史书上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很是简单，并没有介绍作战过程，只是列举了晋军取得的战绩。皖城距离寿春近五百里，深入吴国境内，如此远距离奔袭战，途经吴国防守严密的淮南一带，又以劫掠为主的破坏性军事行动，晋军应当使用的是轻骑兵，吴国步兵来不及围追堵截，否则晋军不可能全身而退。

九、杜预袭西陵之战
        278年11月，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病重，考虑到荆州在对吴作战中的重要性，羊祜荐举度支尚书杜预接替他。26日，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杜预颇懂军略，时人称为“杜武库”，据称：“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晋书·杜预传）羊祜有识人之智，遂举荐杜预顶替自己。
        根据《晋书·杜预传》载：“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 …”而后挑选精兵，乘虚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吴兵大败。
        当时张政号称名将，将这场战败视为奇耻大辱，并没有如实上报给吴主孙皓。杜预得知这一情况，把缴获的物资全部交还给吴国。吴主于是将张政召回，以武昌监留宪代其职务。
        杜预的反间计可以说给后来晋军伐吴扫除了一大障碍，如《晋书·杜预传》所载：“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两国除了以上这些战斗外，史书上可查的还有几场战斗，而且都是一笔带过，所以这里只简单列出：
        274年9月，晋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攻拔吴国枳里城，破其涂中屯戍，获吴国立信校尉庄祜。
        274年，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次年，吴人再寇江夏。

        虽然晋吴两国边界冲突不断，但这些冲突对局势的影响并不大，北强南弱的基本局势丝毫未变。我们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吴国在战术上的主动军事行动甚至比晋国要多。而且在年魏晋交替之际，吴主孙皓本想趁晋国不备夺取弋阳，不过在镇西大将军陆凯的反对声中放弃了这一计划。即便吴国远比西晋更积极的寇边，然而受制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吴国在这十余年里也并没有能改变颓势，反倒是晋国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2012-5-28 13:5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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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的图大多是超过1M的，发不上来，只能用qq截图了，所以分辨率降低了很多，将就看吧

7、 统一战争前的军事准备
        对于中国历史，可以说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能有效的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才能集中力量对抗各类自然灾害，秦之后，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晋武帝成功篡夺帝位并逐渐稳固政权，他也开始考虑灭吴统一全国的相关事宜了。
        “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晋书·羊祜传》
        可见晋武帝让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是准备为将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羊祜传》并没有介绍他何时担任此职务的时间，不过《晋书·武帝纪》给出了答案：“（泰始）五年... 二月...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泰始5年即269年。所以最迟从269年开始，晋武帝已经开始考虑统一战争了。
        羊祜是晋初名将，字叔子，青州泰山人。泰山羊氏从东汉时期便是累世公卿，到西晋初年已经是门第颇高的世家大族。羊祜的姐姐是司马师的妻子，在讲究门第出生的魏晋时期，这自然也成为了羊祜非比寻常政治优势。
        羊祜生于221年，出镇襄阳时48岁，正当壮年。羊祜“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大概一米七六），美须眉，善谈论。”（《晋书·羊祜传》）给人印象似乎更像一个善于谈玄的世家子弟，并无什么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但是羊祜到襄阳之后“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表现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决定于双方的军事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又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中之重，这也是羊祜为将来的伐吴之役做准备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然而此时南北双方对抗激烈，吴国在边界地区多有进扰，这对晋国的军事准备很是不利。
        吴国在荆州重兵守备建平、西陵、江陵、夏口、邾城、武昌几处，这些重镇都处于长江一线，吴军背靠江河湖泊，在战术上进则劫掠，退则能守，晋国水军力量又太过薄弱，无法渡江作战，所以两国在荆州的袭扰战吴国的优势十分明显。（278年的皖城之战是个例外，皖城位于长江之北，骑兵可由芍陂南行，直至大别山东麓折而向西，沿着长江冲击平原直抵皖城，这一路线距离虽长但也地势平坦，十分利于骑兵行进。）
        为改变晋国在荆州被动的现状，羊祜决定缓和边界的对峙情绪，减少双方冲突，方能腾出兵力大规模的屯田。
        为此，羊祜对吴人开诚布公，甚至每次与吴军交战，他都会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而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就会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让他们再说。当晋军进入吴国境内，为减缓后勤压力，军队一般都会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羊祜每次都会算清楚割了吴人多少麦子，然后用绢偿还。
        又有吴将陈尚、潘景侵犯国境被羊祜所杀，羊祜将二人厚礼入殡，陈、潘二人子弟来迎丧时，羊祜以礼相待，并送他们回国。吴将邓香到夏口抢掠，吴军将其生擒，但羊祜并不追究，反而加以宽慰放回。邓香感激羊祜恩德，便率领自己的军队降晋。
        如此一来，羊祜也就取得了包括吴国镇军大将军陆抗在内的吴国将领的信任，吴人不呼其名字，而是称他为“羊公”。陆抗有一次生病，羊祜派人送去草药，陆抗毫不疑心，直接服下。有不少人向陆抗进谏，陆抗回答：“羊祜岂鸩人者！”因为羊祜的举措深得人心，吴人反而主动避免边界冲突，效果很是不错。
        《晋书·羊祜传》载：“（陆）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羊祜在镇守襄阳之时，曾使用计谋让吴国弃守石城。史书并没有记载羊祜到底用的是什么计谋，但我们知道石城就是现在的湖北钟祥市，距离襄阳不过一百里，位于汉水沿岸，扼守荆山与洪涛山之间的汉水河谷，水路北抵襄阳，南达江陵。石城对晋国的威胁很大，吴国在此之前多由此处北进劫掠边界，羊祜也深以为患，所以晋国收复石城之后襄阳压力骤减。羊祜又在边界地区占据险要，设置了五座城池，于是“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晋书·羊祜传》）
        既如此，荆州南北之间的对抗情绪得以缓和，吴人入境劫掠的次数大为减少。在边界缓和之后，羊祜得以专心为将来的灭吴之战做准备，他首先减少了荆州戍守巡逻的士兵，让他们放下刀剑拿起锄头垦田八百余顷。史书称羊祜到任之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他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积谷。晋武帝又下令撤除江北都督，设置南中郎将，将原江北都督所属在汉水以东、江夏一带的军队都增拨给了羊祜。
        羊祜认为要讨伐吴国，应当凭借上游地势，指挥水军以高屋建瓴之势顺江东进。当时又有吴国童谣唱道：“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深以为意，说道：“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于是秘密上书晋武帝，请求留下王濬让他继续担任益州刺史，派他去治理水军。晋武帝同意，不久又授予王濬龙骧将军职，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屯田军，以腾出兵员在益州大量建造战船。王濬的别驾何攀认为，屯田军不过五六百人，用来造船人手远远不够，造船的速度必然很慢，可能后面的船还没有造成，前面造好的船就已经开始朽烂。所以何攀建议召集益州各郡士兵，凑足一万多人造船，年终便能完成武帝的任务。王濬听从了何攀建议，命令他掌管制造战船及所需用具、兵器。
        王濬留任益州刺史这一年是272年，此时距离伐吴之役还有七年，在这七年里王濬一边招募训练水师，一边大造战舰。史书称造船砍削下的木片，足以遮蔽江面，所造战舰最大的身长为一百二十步，能容纳二千余人，而且船上又起数层楼房，筑起瞭望塔，甲板十分宽阔，甚至可以骑着马往来奔跑。
        对于将来的灭吴之战，西晋的军事准备主要在益州与荆州，因为二州位于长江上游，地势较高，对东南而言有高屋建瓴之势。特别是荆州，对割据东南的地方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从军事上讲，荆州上游关乎东南生死，其重要性甚至高于与建康仅一江之隔的淮南。对于这个问题，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有言：
        “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人亦有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也正是荆州的重要性，吴国当年才会不惜背弃联合蜀汉对抗魏国的战略夺取荆州；才会以名将陆逊父子镇守江陵；才会迁都武昌。
        当然了，虽然淮南的重要性比不上江汉，但灭吴之战中淮南方向亦是一个重要的进军方向，西晋安东将军王浑于278年宛城之战结束后便开始“陈兵东疆，视其地形险易，历观敌城，察攻取之势。”（《晋书·王浑传》）可见此时统一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晋灭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渡江战役。战争的结果是一边倒的，吴国灭亡，晋国实现了战争意图。若非羊祜、王濬在上游的积极备战，晋军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发了一半了，剩下的晚上发，我得出去办点事了

学术论文，这个要顶。

还有海军？！

资料很翔实啊，赞一个

支持楼主！、
继续发完！

都是楼主自己写的？不发去赚稿费太亏了

cssniper 发表于 2012-5-28 16:01
都是楼主自己写的？不发去赚稿费太亏了
比较喜欢历史，所以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非历史专业人士，但写的东西看上去有点专业，一般的杂志不会要，所以干脆发出来共享吧，大家喜欢就好。

好东西   顶了在看

2012-5-28 16:12 上传

8、《请伐吴疏》的内容及分析
        羊祜坐镇襄阳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主要对手是吴国名将陆抗。陆抗在镇守荆州期间防守严密，西晋始终不得伐吴时机。
        陆抗，字幼节，吴郡人，世为江东大族，为陆逊次子。陆抗生于226年，孙皓继位之后拜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这一年不过38岁。
        建衡二年（270年），东吴大司马施绩去世，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几处位于吴国荆州西北，不但与西晋荆州毗邻，又与西晋益州接壤，是吴国防御西晋进攻的重中之重。
        陆抗在272年西陵之战的表现十分抢眼，以三万之重大败晋军八万，而且对手亦非凡人，而是名将羊祜，所以西陵之战的胜利是对陆抗的军事谋略以及统兵能力的肯定。
        虽然东吴的国力远比不上西晋，但吴主孙皓却想混一四海，对西晋采取积极的军事进攻战略，穷兵黩武、多有征伐，致使“师旅仍动，百姓疲弊”（《三国志·陆抗传》）。对此陆抗深以为忧，并上疏孙皓，希望能“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罚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三国志·陆抗传》）但孙皓不听。
        此时羊祜在襄阳对吴采取怀柔政策，陆抗亦遣使互通往来。孙皓得知，遣使者责问陆抗，陆抗则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晋书·羊祜传》）
        凤凰二年（273年）三月，吴主孙皓拜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陆抗担任荆州牧之时，边界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按照陆抗的说法，“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三国志·陆抗传》）。陆抗深以为忧。不多久，晋武帝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命其在上游大造舟舰，训练水师，“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书·王濬传》）对于此，陆抗确信西晋准备伐吴，于是抱病上疏，希望孙皓能注重荆州防务，特别需要重点经营建平、西陵二城，同时增加陆抗的所部兵力至8万人，唯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挡住晋军的攻势。陆抗在奏疏的末尾写到：“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原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三国志·陆抗传》）
        陆抗之言虽然发至肺腑，让人感慨，但他增兵的建议遭到了孙皓的拒绝。孙皓之所以拒绝并非他不知道荆州的重要性，而在于他对陆抗的不信任。从陆逊镇荆州开始开始，陆氏在荆州已有数十年经营，树大根深，吴国常备军力也就20余万，如果让陆逊增兵至8万，以荆州上游的地理优势，陆氏一旦谋反，孙皓又如何抵御？
        可以这么说，因为孙皓对陆逊的猜疑，使得吴国失去了阻止晋军从荆江上游进攻的最后机会，孙吴命不久矣。
        274年，陆抗病故，陆抗的儿子陆晏、陆玄、陆机、陆云，以及陆抗弟陆景分别统领陆抗的士兵。失去了主心骨，吴国在荆州地区的防御力量削弱不少，这对晋国绝对是个好消息。
        两年之后，也就是276年，羊祜就认为讨伐吴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缮甲训卒，广为戎备”（《晋书·羊祜传》）。又写下《请伐吴疏》上奏晋武帝，希望晋武帝于此时伐吴。
        羊祜在《请伐吴疏》中详细阐述了讨伐吴国必要性以及紧迫性，同时向晋武帝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伐吴军事战略，晋武帝在发动灭吴战争之时，所采取的伐吴战略与羊祜提出的并无二致，可见晋武帝基本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们先看《请伐吴疏》的译文：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差不多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吴国多次背信弃义，使边境多生事端。国运虽由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如果不大举扫灭敌人，那么兵役不能停息，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可光大先帝功勋，更是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这都是为了使宇内安宁、阻兵止战、实现民众和睦。
        凡是凭借险阻得到生存的国家，是因为其势力与敌国相等，力量足以自守。如果双方轻重不齐、强弱不一，则智士不能谋，险阻不可保。蜀之为国，其地势并非不险，高山辱云，深谷蔽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到了我军进兵之日，却不曾有藩篱的阻碍，我军斩将擎旗，径至成都，汉中诸城，如栖息之鸟不敢出动。并非敌军无抵抗之心，实在是其力量不足以与我相抗。
        至刘禅降服，蜀国各营垒索然离散。江、淮之险，不过剑阁，孙皓之暴，多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不在此时平定吴国，却还坚守要塞防御，征集民夫劳苦徭役，每天寻思打战，历经盛衰，如此下去不可长久，所以应该审时度势统一四海。
        现在率领梁州和益州之兵沿长江水陆齐下，荆、楚之兵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兵马直指夏口（今汉口），徐、扬、青、兖各路军队合兵秣陵（建业），以战鼓旌旗迷惑敌人，多路出击的战术使敌人错误判断，这样的话，吴国凭一隅之地，却要抵挡天下之众，必然会分兵把守，所守之处，处处危急。然后，乘其空虚，从巴、汉出奇兵袭击，只要有一处被摧毁则上下震荡，即使再有谋略之士也不能为吴国谋划了。吴国凭江建国，其地东西数千里，无前方后方之分，战线过于宽广，一旦开战则永无宁日。
        孙皓恣情任意，与臣下互相猜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所以像孙秀这样的宗室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吴国已经是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没有保全的办法，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心思。平常之日，尚且考虑是否离去，到了兵临城下之际，吴国将领必然会响应我们，终不能齐心协力以效死命，这一点，现在就已经很清楚了。
        吴人性急而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原，只是长于水战，但是我军一入吴境，那么长江之险不在为吴所有，只能来回守卫城池，正是去长入短，已不是我军敌手。一旦我军深入敌境，人有必死之心，吴人在其境内作战，只想凭借城池防守而已。如此这般，平吴之战很快就能结束，克之必矣。”
       
        羊祜的《请伐吴疏》性质与诸葛亮《出师表》相同，都是臣属上书请求出征。不过从军事角度讲，《请伐吴疏》是《出师表》不能比拟的。羊祜虽为名将，但在前线战绩不多，甚至在272年的西陵之战中失利，并因此被晋武帝贬职。他名将头衔的由来，主要是在晋灭吴之战的军事准备上、以及完整的提出了一套灭吴战略，为统一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一切都体现在《请伐吴疏》之中。
        我们分析下羊祜在《请伐吴疏》的内容。
        1、羊祜首先阐述了伐吴的必要性。必要性表现在三个益处：一、完现统一大业，以隆先帝之勋；二、一举消灭强敌，一劳永逸；三、宁静宇宙，戢兵和众.。
        2、羊祜认为吴国虽有长江之险，但两国实力对比悬殊，吴国亦不足以对抗强晋。
        3、羊祜认为吴主昏聩、上下失和，晋国已经为伐吴准备多年，现在是伐吴的大好时机。
        4、羊祜在奏疏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伐吴战略，其特点是利用吴国防线过长，和己方占有的巴蜀上游的地理优势，从多个方向水路并进，攻击吴国在长江的重要据点，以达到分割敌军，各个击破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羊祜提到的水路并进、多路进攻的伐吴战略可以说是大规模渡江战作战的不二法则，这一战略亦被后世借鉴，除了晋灭吴之战外，隋灭陈、唐平萧铣之战、蒙古灭宋、解放军渡江战役不无采用这一战略。
        对于羊祜的《请伐吴疏》，晋武帝是十分赞赏的，所以《晋书·羊祜传》称：“帝深纳之。”但是晋武帝并没有立即伐吴，《晋书·羊祜传》给出的原因是“会秦凉屡败”，即河西鲜秃发树机能作乱秦、凉二州，晋军屡讨失利。羊祜为此再次上表朝廷，他认为吴国平定之后胡人自然安定，现在最要紧的是趁机迅速平吴。对于羊祜的意见，朝议时群臣多有反对之声，晋武帝最终决定暂不伐吴。
        羊祜为此叹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晋书·羊祜传》）
        278年，羊祜因病重返回洛阳，他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武帝称善。因为羊祜病情加重，武帝又经常命中书令张华就问筹策，羊祜曰：“孙暴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晋书·羊祜传》）张华深以为意。

8、《请伐吴疏》的内容及分析
        羊祜坐镇襄阳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主要对手是吴国名将陆抗。陆抗在镇守荆州期间防守严密，西晋始终不得伐吴时机。
        陆抗，字幼节，吴郡人，世为江东大族，为陆逊次子。陆抗生于226年，孙皓继位之后拜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这一年不过38岁。
        建衡二年（270年），东吴大司马施绩去世，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几处位于吴国荆州西北，不但与西晋荆州毗邻，又与西晋益州接壤，是吴国防御西晋进攻的重中之重。
        陆抗在272年西陵之战的表现十分抢眼，以三万之重大败晋军八万，而且对手亦非凡人，而是名将羊祜，所以西陵之战的胜利是对陆抗的军事谋略以及统兵能力的肯定。
        虽然东吴的国力远比不上西晋，但吴主孙皓却想混一四海，对西晋采取积极的军事进攻战略，穷兵黩武、多有征伐，致使“师旅仍动，百姓疲弊”（《三国志·陆抗传》）。对此陆抗深以为忧，并上疏孙皓，希望能“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罚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三国志·陆抗传》）但孙皓不听。
        此时羊祜在襄阳对吴采取怀柔政策，陆抗亦遣使互通往来。孙皓得知，遣使者责问陆抗，陆抗则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晋书·羊祜传》）
        凤凰二年（273年）三月，吴主孙皓拜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陆抗担任荆州牧之时，边界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按照陆抗的说法，“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三国志·陆抗传》）。陆抗深以为忧。不多久，晋武帝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命其在上游大造舟舰，训练水师，“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书·王濬传》）对于此，陆抗确信西晋准备伐吴，于是抱病上疏，希望孙皓能注重荆州防务，特别需要重点经营建平、西陵二城，同时增加陆抗的所部兵力至8万人，唯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挡住晋军的攻势。陆抗在奏疏的末尾写到：“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原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三国志·陆抗传》）
        陆抗之言虽然发至肺腑，让人感慨，但他增兵的建议遭到了孙皓的拒绝。孙皓之所以拒绝并非他不知道荆州的重要性，而在于他对陆抗的不信任。从陆逊镇荆州开始开始，陆氏在荆州已有数十年经营，树大根深，吴国常备军力也就20余万，如果让陆逊增兵至8万，以荆州上游的地理优势，陆氏一旦谋反，孙皓又如何抵御？
        可以这么说，因为孙皓对陆逊的猜疑，使得吴国失去了阻止晋军从荆江上游进攻的最后机会，孙吴命不久矣。
        274年，陆抗病故，陆抗的儿子陆晏、陆玄、陆机、陆云，以及陆抗弟陆景分别统领陆抗的士兵。失去了主心骨，吴国在荆州地区的防御力量削弱不少，这对晋国绝对是个好消息。
        两年之后，也就是276年，羊祜就认为讨伐吴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缮甲训卒，广为戎备”（《晋书·羊祜传》）。又写下《请伐吴疏》上奏晋武帝，希望晋武帝于此时伐吴。
        羊祜在《请伐吴疏》中详细阐述了讨伐吴国必要性以及紧迫性，同时向晋武帝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伐吴军事战略，晋武帝在发动灭吴战争之时，所采取的伐吴战略与羊祜提出的并无二致，可见晋武帝基本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们先看《请伐吴疏》的译文：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差不多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吴国多次背信弃义，使边境多生事端。国运虽由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如果不大举扫灭敌人，那么兵役不能停息，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可光大先帝功勋，更是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这都是为了使宇内安宁、阻兵止战、实现民众和睦。
        凡是凭借险阻得到生存的国家，是因为其势力与敌国相等，力量足以自守。如果双方轻重不齐、强弱不一，则智士不能谋，险阻不可保。蜀之为国，其地势并非不险，高山辱云，深谷蔽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到了我军进兵之日，却不曾有藩篱的阻碍，我军斩将擎旗，径至成都，汉中诸城，如栖息之鸟不敢出动。并非敌军无抵抗之心，实在是其力量不足以与我相抗。
        至刘禅降服，蜀国各营垒索然离散。江、淮之险，不过剑阁，孙皓之暴，多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不在此时平定吴国，却还坚守要塞防御，征集民夫劳苦徭役，每天寻思打战，历经盛衰，如此下去不可长久，所以应该审时度势统一四海。
        现在率领梁州和益州之兵沿长江水陆齐下，荆、楚之兵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兵马直指夏口（今汉口），徐、扬、青、兖各路军队合兵秣陵（建业），以战鼓旌旗迷惑敌人，多路出击的战术使敌人错误判断，这样的话，吴国凭一隅之地，却要抵挡天下之众，必然会分兵把守，所守之处，处处危急。然后，乘其空虚，从巴、汉出奇兵袭击，只要有一处被摧毁则上下震荡，即使再有谋略之士也不能为吴国谋划了。吴国凭江建国，其地东西数千里，无前方后方之分，战线过于宽广，一旦开战则永无宁日。
        孙皓恣情任意，与臣下互相猜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所以像孙秀这样的宗室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吴国已经是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没有保全的办法，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心思。平常之日，尚且考虑是否离去，到了兵临城下之际，吴国将领必然会响应我们，终不能齐心协力以效死命，这一点，现在就已经很清楚了。
        吴人性急而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原，只是长于水战，但是我军一入吴境，那么长江之险不在为吴所有，只能来回守卫城池，正是去长入短，已不是我军敌手。一旦我军深入敌境，人有必死之心，吴人在其境内作战，只想凭借城池防守而已。如此这般，平吴之战很快就能结束，克之必矣。”
       
        羊祜的《请伐吴疏》性质与诸葛亮《出师表》相同，都是臣属上书请求出征。不过从军事角度讲，《请伐吴疏》是《出师表》不能比拟的。羊祜虽为名将，但在前线战绩不多，甚至在272年的西陵之战中失利，并因此被晋武帝贬职。他名将头衔的由来，主要是在晋灭吴之战的军事准备上、以及完整的提出了一套灭吴战略，为统一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一切都体现在《请伐吴疏》之中。
        我们分析下羊祜在《请伐吴疏》的内容。
        1、羊祜首先阐述了伐吴的必要性。必要性表现在三个益处：一、完现统一大业，以隆先帝之勋；二、一举消灭强敌，一劳永逸；三、宁静宇宙，戢兵和众.。
        2、羊祜认为吴国虽有长江之险，但两国实力对比悬殊，吴国亦不足以对抗强晋。
        3、羊祜认为吴主昏聩、上下失和，晋国已经为伐吴准备多年，现在是伐吴的大好时机。
        4、羊祜在奏疏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伐吴战略，其特点是利用吴国防线过长，和己方占有的巴蜀上游的地理优势，从多个方向水路并进，攻击吴国在长江的重要据点，以达到分割敌军，各个击破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羊祜提到的水路并进、多路进攻的伐吴战略可以说是大规模渡江战作战的不二法则，这一战略亦被后世借鉴，除了晋灭吴之战外，隋灭陈、唐平萧铣之战、蒙古灭宋、解放军渡江战役不无采用这一战略。
        对于羊祜的《请伐吴疏》，晋武帝是十分赞赏的，所以《晋书·羊祜传》称：“帝深纳之。”但是晋武帝并没有立即伐吴，《晋书·羊祜传》给出的原因是“会秦凉屡败”，即河西鲜秃发树机能作乱秦、凉二州，晋军屡讨失利。羊祜为此再次上表朝廷，他认为吴国平定之后胡人自然安定，现在最要紧的是趁机迅速平吴。对于羊祜的意见，朝议时群臣多有反对之声，晋武帝最终决定暂不伐吴。
        羊祜为此叹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晋书·羊祜传》）
        278年，羊祜因病重返回洛阳，他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武帝称善。因为羊祜病情加重，武帝又经常命中书令张华就问筹策，羊祜曰：“孙暴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晋书·羊祜传》）张华深以为意。

9、 西晋朝廷关于伐吴之役的争论
        从276年羊祜上《请伐吴疏》，到278年羊祜病逝，在这2年的时间里，羊祜多次提出应该即刻伐吴，但晋武帝始终没有同意，羊祜因此含恨不已。西晋的国力是吴国的数倍，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晋不说太平盛世，至少也算承平之世，西北秃发树机能起义并未危害国家大体，吴国已经上下离心，晋武帝为何举棋不定？难道是因为晋武帝优柔寡断吗？
        这种说法显然不惧说服力，《晋书·武帝纪》对晋武帝有这样的评价：“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虽然在中国古代历朝的开国之君中晋武帝并不出众，但确实也有过人之处，否则又怎能建立一番大业。
        造成晋武帝推迟3年伐吴的根本原因并非他不够明断，其实在当时的朝野内外，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伐吴之声。史书上关于群臣伐吴之议的记载有不少，列举如下：
        《晋书·羊祜传》：“会秦凉屡败，祜复表曰：‘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而议者多不同。”
        《晋书·王濬传》“时朝议咸谏伐吴。”
        《晋书·杜预传》：“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杜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
        《晋书·唐彬传》：“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彬与谯郡主张恽俱陈吴有可兼之势，沈善其对。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而辞理皆屈… …寻又诏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
        《晋书·裴秀传》：“其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
        《晋书·张华传》：“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
        《晋书·王浑传》：“浑遂陈兵东疆，视其地形险易，历观敌城，察攻取之势。”
        《晋书·和峤传》：“吴平，以参谋议功，赐弟郁爵汝南亭侯。”
        《晋书·荀勖传》：“及王濬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
        《晋书·冯紞传》：“初谋伐吴，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雠。”
        《资治通鉴卷八十》：“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虽然《晋书》各传记中上明确支持伐吴的人物比反对的要多，但实际上当时朝野反对伐吴的大臣是大多数，所以《晋书·王濬传》才会声称“时朝议咸谏伐吴”。原因在于史书记载向来多褒少贬，除非是大过，否则史书一般不列举。
        我们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贾充、荀勖、冯紞三人是反对伐吴最为激烈的，这里简单介绍下三人的背景。
        贾充为贾逵之子，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司马氏能取代曹魏大臣中以他出力最多。司马昭担任丞相时，曹髦曾举兵攻丞相府，贾充率众距战，并杀曹髦，司马氏得以转危为安。晋武帝司马炎虽是司马昭长子，但司马昭本想让次子司马攸继嗣，贾充劝阻，司马炎才得以被立为世子。司马炎受禅之后拜贾充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鲁郡公。可以说贾充深受晋武帝信任，是西晋初年最有权势的大臣。
        荀勖时任侍中，是贾充朋党。冯紞时任左卫将军，“得幸于武帝，稍迁左卫将军。承颜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晋书·冯紞传》）山涛是“竹林七贤”之一，时任吏部尚书，颇有名望。而且司马炎得以继嗣，山涛亦有出力，司马炎为此向他登门拜谢。
        贾充、荀勖、冯紞、山涛四人在朝野之中有不少党羽，特别是贾充，其女儿贾南风又嫁与太子司马衷，可谓权倾朝野。可以想象，贾充反对南征，那么必然指使一大批大臣支持其观点，遂有《晋书·张华传》关于伐吴之役“群臣多以为不可”的记载。那么，贾充等人又为何反对伐吴呢？
       
我认为原因有四：

    他们认为出征未必能胜。这四人为文臣，并非统帅，对战争的洞察力不足。再者吴国拥兵二十万，实力也不容小觑。而且长江天堑，为东吴屏障，虽然王濬兴建水师，但水战的优势依然为吴所有，更何况又有赤壁之战的阴影。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使得贾充等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此时的西晋虽是天下承平，但在帝国的边境地区仍有外患。自东汉以来，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内附，鲜卑、乌桓之众纷纷南迁，居于塞外，屡为边患。汉末中原混战，户口大减少，为补充劳役兵源，中原政权又将氐、羌、鲜卑，南匈奴、乌桓之众迁入塞内，致使边界地区民族问题复杂，而朝廷对胡人多有掳掠，民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晋书·卫瓘传》：“于时幽并东有务桓（即乌桓），西有力微（即鲜卑拓部），并为边害。”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西晋边界地区发生多起战乱。
        270年发生秃发树机能起义，秦州刺史胡烈兵败被杀。
        271年1月，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变，北出边塞。
        271年4月，北地（今陕西耀县）胡人进犯金城（今甘肃兰州），凉州刺史牵弘前去征讨。众胡皆内叛，与秃发树机能一同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包围了牵弘，牵弘兵败而死。
        272年5月，汶山郡（今四川理县薛城）白马胡侵掠诸种，益州刺史皇甫晏讨之。
        276年5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司马骏讨伐北胡，斩其渠帅吐敦。
        这些事件又以秃发树机能之乱影响大，不但祸乱秦凉，阻断东西交通，甚至攻陷州府，动乱持续达9年之久，晋武帝深以为忧。如《晋书·马隆传》载：“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由此看来，此时的西晋并非完全无后顾之忧，凉州之乱并非能够忽略的因素。

    三、
        虽然西晋初年经济社会全面恢复，但此时几乎年年有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地震、冰雹、暴风接踵而至，官民都遭受到比较大的损失，朝廷为此多次开仓赈济，如贾充所言：“天下劳扰，年谷不登。”（《晋书·贾充传》）以下是有史可查西晋伐吴之前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
        咸宁元年（275年）夏五月，下邳、广陵大风，拔木，坏庐舍。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咸宁二年（276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庚午，大雩。六月，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闰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余家。
        咸宁三年（277年）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八月，大风拔树，暴寒且冰，郡国五陨霜，伤谷。九月，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诏振给之。
        咸宁四年（278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秋七月，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
        咸宁五年（279年）三月，以百姓饥馑，减御膳之半。丁亥，郡国八雨雹，伤秋稼，坏百姓庐舍。
        古人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对百姓生存影响十分巨大，从咸宁元年开始，到伐吴前夕的咸宁五年，可以说是年年大灾，这一因素必然影响到了晋庭伐吴的决议。
       
    四、
        贾充、荀勖、冯紞、山涛等人反对南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私心。贾充是一时重臣，在朝中颇有威势，其家族亦是显赫。晋灭吴之战规模极大，一旦灭吴，那么此役功臣必将威望大增。但贾充是文臣，若开战，晋武帝所重用的必然是羊祜、王濬、王浑、杜预这几个有统兵能力的将领，一旦他们功成名就，那么在朝野足以与其一争长短。而且贾充颇得武帝信任，伐吴之役武帝与羊祜密谋数年之久，却不与贾充知晓，一旦伐吴之役得胜，功劳必不属己。这应该都是贾充所忧虑的。所以杜预在给晋武帝的奏疏中有这么一段话：“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晋书·杜预传》）
        不但如此，史载：“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晋书·羊祜传》）荀勖、冯紞二人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晋书》称：“冯紞外骋戚施，内穷狙诈。”羊祜对二人多不待见，所以二人对羊祜也多有倾轧，更何况二人是贾充党羽，自然也影响到了贾充的态度。
        虽然史料可查山涛也有反对伐吴，但他的言论并非是朝堂上的发言，而是私底下所说，可能山涛已经知道晋武帝有伐吴之心，不敢在朝堂上忤逆君意，而在私下里表示不支持伐吴的又可以不得罪贾充等人。
        羊祜应该也有所察觉贾充等人对他的忌惮。根据《晋书·羊祜传》记载：“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
        可见晋武帝本想让羊祜卧病督护诸将伐吴，羊祜推辞，建议晋武帝将伐吴之任托付他人。羊祜推辞的原因除了本人确实已经病重外，亦有为了证明自己无心利用伐吴之战增加个人威望的原因。
        由于贾充等人对晋武帝有拥戴之功，晋武帝对他们颇为信任，即便自己决定伐吴，依然任命贾充为统帅，以示优抚。但是贾充依然不买账。
        《晋书·贾充传》载：“充虑大功不捷，表陈‘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 ...”
        后来的伐吴之战的整个过程中，贾充并不负责具体战事，晋武帝与前线将领是直接书信沟通，并不经过贾充。此时的晋武帝既然决定南征，自然相信能一战而胜，贾充不懂军略而授以统帅之职，但又不与实权，这说明晋武帝是想让贾充扬名，实际上是他对他的妥协。
        然而作为晋武帝正式的任命，贾充却担心“大功不捷”，这说明他其实是当心伐吴失败影响到自己的声誉。贾充为此找了几个客观存在的原因加以拒绝，晋武帝不得不以御驾亲征相威胁，后来前线战事稍有失利，贾充立即上疏要斩首极力主张南征的张华，由此可见贾充对西晋伐吴的态度之坚决。同样得到晋武帝照顾的还有冯紞，《晋书·冯紞传》：“伐吴之役，紞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濬入秣陵（即建业）。”
        晋武帝推迟伐吴可以说是对贾充等权贵的妥协。司马氏之所以能够取代曹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力拉拢士族集团，给予他们更多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这使得士族集团势力很大，皇权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特备是西晋初年，很多事情晋武帝根本不能独断专行。为改变现状，晋武帝一直在相反设法从士族集团手中夺回权力，以加强皇权。比如说277年，晋武帝大封宗室为王，授以方伯之任，封国内设置兵力，大国置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一百人。如果晋武帝能一举灭吴，必能大增威望，挟灭吴之威，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士族集团的过度膨胀。这也是晋武帝伐吴之役之前就开始考虑的，所以在平吴之后，晋武帝立即采取了两大措施加强皇权，一是废州郡兵，虚弱士族集团对地方军权的控制；二是实行占田、课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集团对土地的垄断。

10、武帝一怒安天下
        从269年晋武帝有伐吴之意，任命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开始，到279年下诏举兵南征，在这10年里西晋朝野上下对伐吴之役争执激烈。其中反对方以贾充、荀勖、冯紞、山涛为主。支持方则以有羊祜、杜预、王濬、王浑、张华为主。主战的主要是前线将领，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在朝野属于少数派。
        文臣有文臣的想法，武将有武将的心思，比如说王濬、王浑二人力主伐吴，至少有相当部分心思是为了捞取功名，这亦是部分朝臣反对伐吴的原因之一。当然了，能最终能决定伐吴的还只能是晋武帝。在两派多年的争锋中，晋武帝虽然一心想南征，但在279年之前，他显然是倾向于以贾充为首的文臣们的主张，暂不伐吴，毕竟贾充提到的这些后顾之忧是事实存在的。
        为了翦除这些后顾之忧，晋武帝采取了不少措施，他以征东大将军卫瓘转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镇守蓟城。为平定幽州边患，卫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晋书·卫瓘传》）幽州边境得安。279年1月，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晋武帝以武威太守马隆募兵前去征讨，凉州形势得以好转。（马隆于12月平定动乱，晋武帝是在11月伐吴）。279年夏，吴国再次发生内乱，这对晋国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
        这一年，吴国合浦太守脩允转任桂林（今广西象县）太守，因病住广州。在此之前脩允派遣督将郭马领兵五百先行去桂林安抚诸夷。不久脩允逝世，按照当时吴国规定，士兵应当当分给其他将领统治，郭马等人几代都在脩允的部曲中为将，不乐离别。恰巧孙皓准备核实广州户口，这对广州地区的豪强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于是郭马趁机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人鼓动兵民造反，他们聚合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随后郭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殷兴自封广州刺史，吴述自封南海太守，并派何典攻苍梧（今广西梧州市），王族攻始兴（今广东曲江）。
        8月，孙皓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循为司空。滕循尚未到任，便转为镇南将军，假节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江西方向）讨郭马，但与王族在始兴相遇，滕循不能前进。不久，郭马杀南海（今广东省广州）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广州局势急转直下，孙皓又派遣徐陵（今江苏镇江）督陶浚领兵七千人从西道（湖南方向）南下，命交州牧陶璜所部兵马以及合浦、郁林（今广西桂平西）诸郡士兵一同进攻郭马。
        如此良机，在益州训练水师达七年之久的王濬认为伐吴已经刻不容缓，为此他上疏朝廷。王濬上疏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一旦孙皓过世，吴国更立贤君，文武各得其所，到那时吴国将是强敌，不易获胜。
        二、益州造船七年，时间日久，舟船多有朽败，逾是拖延损失逾重。
        三、自己年已七十，死亡无日。
        王濬在结尾写道：“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晋武帝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同意伐吴，但“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晋书·王濬传》）
        又在这时，安东将军王浑上表，他称“孙皓欲北上，边戍皆戒严。”（《资治通鉴卷八十》）。吴国此时都城在建业，“北上”之说必是指孙皓北伐西晋。但是晋军已有伐吴意图，王浑已经陈兵东境，孙皓戒严实属正常，即便孙皓有所行动，也应该是溯江而上迁都武昌。对于这突然而来的情报，想必贾充、荀勖、冯紞等人大做文章，最终晋武帝再次妥协，决定推迟一年再出兵。当时王濬的参军何攀正在洛阳，他上疏认为完全可以乘着吴国防备严密而突然袭击，这样反而更容易取胜。
        在此之前，镇南大将军为伐吴之役一切都准备妥当，他向晋武帝询问具体伐吴日期，晋武帝回复他一年之后再行出兵，杜预为此再次上疏坚持立即出兵，奏疏译文如下：
    “自闰七月以来，贼人虽然加强防备，但是并没有看见贼兵从下游沿江而上。按理来说，贼人已经无计可施，其兵力不足，不可能首尾兼顾保住上游和下游，顶多能保住夏口（今武汉汉口）以东的地段苟延残喘，所以不可能派很多兵士溯江而上，这只会造成首都地区的防备空虚。如果陛下因为错误情报而丢弃灭吴大计，只能留下了后患。如果此前举兵有可能会失败，那么可以不举兵。现在大事已定，务必做好周密计划，若能成功，则开太平之基；若不成功，不过耗费点时间罢了，何不试一试！如果还要等一年，那么天时、人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可能会更难。陛下以往决议，分别命臣等根据自己辖区分别进军，这么做所凭借的是东西同时举兵，是最安稳最不会失败的计策。我已下定了决心，决不以模棱两可的暧昧之辞为国家日后召来祸乱，请陛下明察。”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杜预的奏疏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晋武帝的答复。在这一个月内，想必朝廷再次为伐吴之役争吵不休。为此，杜预再次上表：
        “关于伐吴之役，羊祜的想法和大臣多有不同，在没有和大臣商议的情况下，羊祜却秘密地与陛下参谋、实施这一计划，所以遭到他们更多的议论。凡事都要以利害相较，伐吴利占十之八九，而害只占十之一二，最多也就徒劳无功而已。大臣们其实也说出羊祜谋略上的错误，他们之所以反对，只因为伐吴之策非他们所出，自己没有功劳，再加上对原来的错误判断感到羞愧，这才坚持反对，以保住面子。近来事情无论大小，朝中总是异见蜂起，虽说人心各有不同，但也有倚仗陛下恩宠而不考虑后患的因素，所以他们很随意的发表各种意见。自入秋以来，我们准备大举南征的行迹已经败露，现在要是中止，孙皓必不会坐以待毙，可能迁都武昌，加强整备长江以南各城防御，再迁徙百姓至大后方，到那时城不可攻，野无所掠，今天制定的伐吴之策明年就用不上了。”
        当杜预的奏疏抵达洛阳之时，晋武帝正在和张华对弈，武帝看完奏疏，张华推开棋盘抵手道：“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晋书·张华传》）
        在王濬、杜预、张华的劝诫下，晋武帝终于决定立即伐吴。决心已下，晋武帝当即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水路运粮。然而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依然不同意伐吴，并坚持己见。这一次，贾充等人的坚持可把一向“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晋书·武帝纪）》的晋武帝惹怒了。贾充见武帝动怒，立即脱帽认罪，不敢再说反对，伐吴之役终于得以成行。

11、六路晋军的作战意图
        279年11月，晋武帝下诏大举伐吴。命令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攻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兵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兵武昌；平南将军胡奋攻打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攻打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领水军由巴、蜀顺流而下。同时任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大都督坐镇襄阳，为诸军节度，任命冠军将军杨济为贾充副手。
        晋军伐吴所采取的便是羊祜提出的水陆并进、多路进攻的战略，大军兵分六路，分别攻向吴国长江的六个节点，以彻底分化瓦解吴军。六路大军可分为两大战区，一是扬州战区，二是荆州战区。
        我们首先以东至西逐个分析各路大军的进攻的路线以及任务。
       
第一路军：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出涂中
        司马伷为西晋宗室，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DG王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当时镇东大将军府在下邳。下邳位于今天的江苏邳县南，滨临泗水，沿泗水南下可抵淮阴（今江苏淮安），继续沿中渎水可至长江，走陆路的话可至涂中。
        史书称司马伷驻军下邳之后“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吴人惮之。”（《晋书·司马伷传》）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在这一年同时任命了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这应该不是巧合，晋武帝让司马伷镇下邳的主要任务应该和羊祜一样，是为将来伐吴做准备。
        涂中位于今天江苏滁州滁河一带，处于建业的江北对岸，虽然距离建业不过百里，但这里并不适合大规模渡江。司马伷的夺涂中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威胁建业，以达到迷惑敌军，使孙皓不知晋军主攻方向，然后配合上游的王浑统帅的主力渡江。
        东吴曾劳役10万在堂邑（今南京六合区）做涂塘，以阻魏军南下。不过涂塘并未在晋灭吴之战中取得多大用处，根据相关记载，司马伷十分顺利的就占领了涂中，“伷督率所统，连据涂中，使贼不得相救。”（《晋书·司马伷传》）司马伷随后又命令琅邪相刘弘率军进逼大江，吴军为之震恐。

第二路军：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
        王浑于277年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王浑镇寿春之时多有战功，在278年宛城之战后，他便开始“陈兵东疆，视其地形险易，历观敌城，察攻取之势。”（《晋书·王浑传》）
        按照晋武帝的伐吴战略，他给王浑下的命令是：“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晋书·武帝纪》）所谓的江西并非是现在的江西省，而是与江东相对。长江在流进芜湖之时折向东北，这一段江面以东则是江东，以西便是江西。江西和涂中都位于淮南，而且施水、肥水、濡须水航道亦处于江西，吴国防备的重点在东关，不过这次王浑并未首先强攻东关以打通濡须水航道，而是大军直指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即横江浦，是长江北岸的渡口，江对面即是采石矶，所以王浑的意图是夺取长江渡口，为挥师渡江做准备。
        与此同时，王浑又派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濑乡，又击吴军牙门将孔忠，皆破之，获吴将周兴等五人。遣殄吴护军李纯据守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击败吴将俞恭，多有斩获。东吴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惧而来降。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晋军攻拔所有江西据点。史书上没有记载吴国孔忠、周兴、陈代、朱明这些将领驻守在哪些据点，但晋军的目标是由横江渡口渡江，那么位于江西的包括东关、东兴堤、濡须口、历阳、乌江这些据点若不清除，晋军渡江必有后顾之忧，所以吴国的这些将领应该驻守的就是这几个据点。
       
第三路军：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王戎，字濬冲，出于高门琅邪王氏，曾任荆州刺史，后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西晋豫州在太康年间的治所位于陈县，但这应该是灭吴之后所迁，灭吴之前应该和三国时期曹魏豫州的治所一样，位于安城。由安城抵达武昌最便捷的道路只能是经过三关。否则只能兵出淮南，沿江西进；或者西入襄阳，沿汉水南下，这两路明显不可能。因为三关位于山脉险阻之处，不利大军前行，王戎率领的兵力应该不多。
        晋武帝给王戎下的命令是“出武昌”（《晋书·武帝纪》）。武昌曾是东吴都城，是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关键枢纽。由于武昌距离两国边界很近，所以吴军对武昌的防守很是严密，西守夏口，北据邾城，东御蕲春，以阻止敌军渡江。
        为突破吴军防线，晋军以平南将军胡奋攻打夏口，以配合王戎。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担任前锋，直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治武昌）太守刘朗各自率众向王戎投降。王戎随后亲率主力濒临大江，吴牙门将孟泰献上蕲春、邾城投降。
        史书上关于伐吴之役记载的并不详细，不过可以肯定，王戎并未实现晋武帝攻克武昌的战略目标。
        史书上明确记载武昌是由王濬攻克：“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晋书·王濬传》）
        王戎不能迅速攻克武昌的原因很可能是以为所统兵力有限，或者说晋武帝根本就没有让王戎攻克武昌的计划，而是让他夺取武昌外围，等待上游的主力水师东进，协助王濬攻克武昌。毕竟武昌位于长江以南，不似涂中、江西、夏口、江陵都在长江以北，不是步兵能轻易攻取的。而且这时候武昌城内比晋军初期预料的多出了七千的兵力，这七千人本是由建康方向而来，由陶浚统帅，最初是准备经湖南南下讨伐郭马起义的，但刚到武昌晋军就发动了灭吴之战。
       
第四路军：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胡奋字玄威，是曹魏车骑将军胡遵之子，史书称其“性开朗，有筹略，少好武事。”（《晋书·胡奋传》）胡奋有一女为晋武帝宠妾，所以很受晋武帝宠信，所以《晋书·胡奋传》有“奋既旧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见宠待。”的记载。  
        然而奇怪的是，《胡奋传》竟然对晋灭吴之战未作任何记载，只在《晋书·武帝纪》中载有两笔：
        “十一月，大举伐吴... ...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太康元年春正月（280年1月）...甲戌（17日），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王延；将军胡奋克江安”。
        仅此两句。
        江安位于今日湖北荆州市公安县西北，此处距离夏口有数百里，位于江陵以南50里。因此胡奋应该是先攻打夏口，然后折而向西攻打江安。
        我们根据胡奋的进军路线可以得出这一路军的作战任务。夏口即是今日之汉口，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西晋的安陆位于夏口西北不过百里，夏口往东南百里则是重镇武昌，所以夏口是武昌的一个外围要点。那么晋武帝给胡奋的任务应该是吸引夏口守军，配合王戎夺取武昌江北地区外围据点，然后再西进江安，协助杜预攻取江陵。考虑到胡奋军同时协同两路大军作战，东西辗转数百里，并且要赶在杜预攻江陵之前攻击吴军侧后，时间很紧迫，应该不是由襄阳出兵，更可能是从安陆出发。
       
第五路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江陵是吴国荆州治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如《读史方舆纪要》所称：“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
        对东南政权来说，荆州是其门户，而江陵正处于荆州的正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胡三省有言：
        “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方城。蜀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剑门。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江陵城。”（读史方舆纪要》）
        杜预的主攻方向是江陵，由于江陵位于长江以北，并无山川险阻可凭借，而江陵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又不能舍弃，所以吴国为了加强江陵城的防守只能大造城池，并于江陵城北建造堤坝，蓄水为塘，以淹北道。同时经营位于江陵西南长江对岸的乐乡，再次处驻有重兵，以为江陵后援。272年的西陵之战，羊祜曾率军五万攻江陵，始终未能撼动江陵城防，可见江陵防守之严密。所以杜预并没有贸然率军攻打江陵，而是等上游的王濬和下游的胡奋攻克了江陵的外围据点之后再发动总攻。
       
第六路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而下
        在晋军灭吴之役的过程中，王濬率领的益州水师可以说立了头功，从三峡一路东进，直至建业，转战数千里。根据晋军的部署，其余五路军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撕开吴军防线，吸引分割敌军，使敌军首尾不顾，处于孤立作战的地步。而王濬的水师力量，则是吴国各处孤军的收割机。
        值得注意的是，王濬是由巴东出发，即今天重庆奉节，他的水师想要进入江汉地区，三峡是必经之处，显然这一地区要比其他六路要险峻的多。而且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是吴军重点守备之所，既要防备蜀汉，又要防备魏晋。陆逊、陆抗父子在这一带经营多年，即便是陆抗死后，驻守此处的多为陆抗时期所重用的将领，王濬想要顺利攻克这些地区并不容易。
        而且按照晋武帝最初的诏书，灭吴之役的荆州战场统帅是杜预，扬州战场的统帅是王浑，王濬本是配角，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晋武帝也意识到王濬水师的关键性作用，在晋军平定江陵之后，王濬事实上已成为灭吴的主力。

12、晋吴两国的兵力部署
        关于平吴之役的具体人数一直众说纷纭，大概数字在《晋书·武帝纪》上有记载：“十一月，大举伐吴... ...东西凡二十余万。”既然是20余万，具体数字只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估计不会太靠近30万，否则按照习惯，史书直接会记载为“东西凡三十万”了。
        关于各路大军所统人数史书更无从查起，考虑到晋军兵分六路攻打吴军的六个重要据点，每个据点的重要性不同，这六路大军必然是有主有次，各路军的兵力必然有所差距。如果以战略区划分，晋军在荆州方向的兵力，算上王濬的水师的话肯定要比扬州方向兵力要多，毕竟晋军是以四路大军攻打荆州，扬州仅有两路。我们先从荆州战场说起。
        王濬统辖的水师是晋得以灭吴的一个关键因素。前文提到过，王濬在巴蜀治军已有七年，战舰盈江，最大的船只可载2000余人，其兵力必然也很雄厚，最初应该在5万以上。在加上杜预、胡奋、王戎诸军的补充，王濬攻打建康之时兵力已经超过8万。
        这一数字见于《晋书·王濬传》：“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
        有明确史料记载，必然是无误的。
        杜预攻打的是吴国荆州治所江陵，是吴国荆州江防的关键节点。杜预又是都督荆州诸军事，所统必定是主力，兵力应该超过5万。当王濬率领水师东进时，杜预分兵1万7千人给他，胡奋有分兵7千，王戎分兵6千。胡奋时任平南将军，为杜预所统，前文提到过，羊祜在272年西陵之战时其治下有兵力8万，如果杜预有5万兵力，胡奋应该有3万。王戎支援王濬的兵力比胡奋要少，这因该是王戎本身的兵力不多，再加上行军经过险要的三关一带，兵力或许只有2万左右，当然也可能更多些。
        《王濬传》还有一段：“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
        所谓秣陵，便是建业。可见攻建业之后，此处已经聚集了近20万之众的军队，这中间可能包括了降附的吴军。
        如《晋书·司马伷》所载：“使长史王恒率诸军渡江，破贼边守，获督蔡机，斩道降附五六万计。”
        具体降附了多少吴军我们已经无从考证，这20万之众扣除王濬统帅的8万，再扣除降附的吴军，淮南战场的晋军应该只有10万左右。
        《晋书·司马伷传》称：“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
        十万之内都可称数万，具体几万只能是猜测了。考虑到司马伷为王室宗亲，为晋武帝所倚重，时任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所辖兵力必不少，而且他这一路既要吸引住建康的吴军，亦要趁机渡江作战，兵力必定不少。
        寿春合肥方向一直是晋军控制淮南的重点，安东将军王浑所统兵力必不少，攻打的也是吴军的防御重点江西，之后吴军发动反击，也认为王浑对建业的威胁最大。而且晋武帝最初的诏令是命令王濬攻下建平之后受杜预节制，继续进军至建业，然后接受王浑的调度。可见王浑这支军队是晋武帝最初计划用来夺取建业的主力。
        淮南两路军的作用都无可替代，但王浑毕竟是主力，兵力应该在5-7万之间，那么司马伷这一路应该在3-5万之间。
        由此可见，晋军在淮南战场最少有10万士兵，荆州方向大概有15万兵力。两者相加，总兵力已经超过25万。我们还应该算上贾充驻屯襄阳的兵力，根据《晋书·贾充传》记载：“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 ...兵万人、骑二千。”可见贾充手里也还有万余兵力，其作用应该是作为预备队，后来王濬率水师东进之时，晋武帝同时命令贾充移镇项城，亦是为了随时可支援攻取建业。
        根据以上推测我们可以得到各路大军的大致兵力，王浑、杜预、王濬这四路大军所统兵至少有5万，为主攻方向，司马伷一路大概3-5万，胡奋一路大概3万，王戎一路大概2万，在加上贾充控制的万余兵力，晋军灭吴的总兵力大概有26万左右。
        那么吴军参战的又有多少兵力呢？
        王濬进入建邺之后：“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晋书·王濬传》，可见东吴总兵力有23万，扣除吴国分布于交州、广州、荆扬二州南部的兵力，参战的吴军应该要少些。
        按照双方交战战场的划分，吴国兵力分布也可分为荆州战场和扬州战场，其中荆州战场可分为江陵与武昌两段。可以肯定的是，吴军在江陵断的兵力应该有5万。
        江陵段本是陆抗防区，西陵之战时陆抗仅3万人参战，但这扣除了西陵都步阐的部众，以及江陵的守军，陆机《辨亡论》称这一战“献俘万计”（《晋书·陆机传》），可见原属于陆抗统辖的步阐之众必定是超过1万的。
        而且《三国志·陆抗传》载：“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 ...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
        8万减去3万，正好是5万，这一数字应该是无误的。
        吴国其余防区的兵力多寡已无确切史料，大致也只能猜测了。武昌一带亦是吴军防备的重点，而且武昌外围还包括了夏口、蕲春、寻阳、柴桑几处重镇，但是吴国迁都建业之后，武昌一带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必然要比江陵段要少，那么总兵力可能只有3万左右。
        自孙皓迁都建业之后，扬州长江段也就成为吴军守备的重中之重。郭马起义爆发之初，孙皓曾以司空滕循为镇南将军，率万人从东道（江西方向）讨郭马，这1万兵力必然是从江防部队抽调。后来孙皓反击王浑，史书明确记载有兵力3万。孙皓又先后两次集结了3万水师反击王濬，其中第一次的1万水师被王濬击溃，第二次2万尚未出发便溃逃。这里累计相加就已有7万，而被王浑、司马伷一路消灭的军队也不少，史书称：“斩首降附五六万计。”那么扬州方向吴军大概有13万左右，而且其中1万兵力已经前往广州平郭马起义，此时扬州方面的兵力大概在12万左右。
        这么算来，吴军荆州方向有兵力8万以上，加上扬州方向的12万人，总兵力近20万，相比晋军参战的26万来说，兵力上的差距并不大。

12、晋吴两国的兵力部署
        关于平吴之役的具体人数一直众说纷纭，大概数字在《晋书·武帝纪》上有记载：“十一月，大举伐吴... ...东西凡二十余万。”既然是20余万，具体数字只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估计不会太靠近30万，否则按照习惯，史书直接会记载为“东西凡三十万”了。
        关于各路大军所统人数史书更无从查起，考虑到晋军兵分六路攻打吴军的六个重要据点，每个据点的重要性不同，这六路大军必然是有主有次，各路军的兵力必然有所差距。如果以战略区划分，晋军在荆州方向的兵力，算上王濬的水师的话肯定要比扬州方向兵力要多，毕竟晋军是以四路大军攻打荆州，扬州仅有两路。我们先从荆州战场说起。
        王濬统辖的水师是晋得以灭吴的一个关键因素。前文提到过，王濬在巴蜀治军已有七年，战舰盈江，最大的船只可载2000余人，其兵力必然也很雄厚，最初应该在5万以上。在加上杜预、胡奋、王戎诸军的补充，王濬攻打建康之时兵力已经超过8万。
        这一数字见于《晋书·王濬传》：“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
        有明确史料记载，必然是无误的。
        杜预攻打的是吴国荆州治所江陵，是吴国荆州江防的关键节点。杜预又是都督荆州诸军事，所统必定是主力，兵力应该超过5万。当王濬率领水师东进时，杜预分兵1万7千人给他，胡奋有分兵7千，王戎分兵6千。胡奋时任平南将军，为杜预所统，前文提到过，羊祜在272年西陵之战时其治下有兵力8万，如果杜预有5万兵力，胡奋应该有3万。王戎支援王濬的兵力比胡奋要少，这因该是王戎本身的兵力不多，再加上行军经过险要的三关一带，兵力或许只有2万左右，当然也可能更多些。
        《王濬传》还有一段：“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
        所谓秣陵，便是建业。可见攻建业之后，此处已经聚集了近20万之众的军队，这中间可能包括了降附的吴军。
        如《晋书·司马伷》所载：“使长史王恒率诸军渡江，破贼边守，获督蔡机，斩道降附五六万计。”
        具体降附了多少吴军我们已经无从考证，这20万之众扣除王濬统帅的8万，再扣除降附的吴军，淮南战场的晋军应该只有10万左右。
        《晋书·司马伷传》称：“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
        十万之内都可称数万，具体几万只能是猜测了。考虑到司马伷为王室宗亲，为晋武帝所倚重，时任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所辖兵力必不少，而且他这一路既要吸引住建康的吴军，亦要趁机渡江作战，兵力必定不少。
        寿春合肥方向一直是晋军控制淮南的重点，安东将军王浑所统兵力必不少，攻打的也是吴军的防御重点江西，之后吴军发动反击，也认为王浑对建业的威胁最大。而且晋武帝最初的诏令是命令王濬攻下建平之后受杜预节制，继续进军至建业，然后接受王浑的调度。可见王浑这支军队是晋武帝最初计划用来夺取建业的主力。
        淮南两路军的作用都无可替代，但王浑毕竟是主力，兵力应该在5-7万之间，那么司马伷这一路应该在3-5万之间。
        由此可见，晋军在淮南战场最少有10万士兵，荆州方向大概有15万兵力。两者相加，总兵力已经超过25万。我们还应该算上贾充驻屯襄阳的兵力，根据《晋书·贾充传》记载：“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 ...兵万人、骑二千。”可见贾充手里也还有万余兵力，其作用应该是作为预备队，后来王濬率水师东进之时，晋武帝同时命令贾充移镇项城，亦是为了随时可支援攻取建业。
        根据以上推测我们可以得到各路大军的大致兵力，王浑、杜预、王濬这四路大军所统兵至少有5万，为主攻方向，司马伷一路大概3-5万，胡奋一路大概3万，王戎一路大概2万，在加上贾充控制的万余兵力，晋军灭吴的总兵力大概有26万左右。
        那么吴军参战的又有多少兵力呢？
        王濬进入建邺之后：“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晋书·王濬传》，可见东吴总兵力有23万，扣除吴国分布于交州、广州、荆扬二州南部的兵力，参战的吴军应该要少些。
        按照双方交战战场的划分，吴国兵力分布也可分为荆州战场和扬州战场，其中荆州战场可分为江陵与武昌两段。可以肯定的是，吴军在江陵断的兵力应该有5万。
        江陵段本是陆抗防区，西陵之战时陆抗仅3万人参战，但这扣除了西陵都步阐的部众，以及江陵的守军，陆机《辨亡论》称这一战“献俘万计”（《晋书·陆机传》），可见原属于陆抗统辖的步阐之众必定是超过1万的。
        而且《三国志·陆抗传》载：“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 ...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
        8万减去3万，正好是5万，这一数字应该是无误的。
        吴国其余防区的兵力多寡已无确切史料，大致也只能猜测了。武昌一带亦是吴军防备的重点，而且武昌外围还包括了夏口、蕲春、寻阳、柴桑几处重镇，但是吴国迁都建业之后，武昌一带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必然要比江陵段要少，那么总兵力可能只有3万左右。
        自孙皓迁都建业之后，扬州长江段也就成为吴军守备的重中之重。郭马起义爆发之初，孙皓曾以司空滕循为镇南将军，率万人从东道（江西方向）讨郭马，这1万兵力必然是从江防部队抽调。后来孙皓反击王浑，史书明确记载有兵力3万。孙皓又先后两次集结了3万水师反击王濬，其中第一次的1万水师被王濬击溃，第二次2万尚未出发便溃逃。这里累计相加就已有7万，而被王浑、司马伷一路消灭的军队也不少，史书称：“斩首降附五六万计。”那么扬州方向吴军大概有13万左右，而且其中1万兵力已经前往广州平郭马起义，此时扬州方面的兵力大概在12万左右。
        这么算来，吴军荆州方向有兵力8万以上，加上扬州方向的12万人，总兵力近20万，相比晋军参战的26万来说，兵力上的差距并不大。

13、王濬楼船下益州
        两军兵力相差不过数万，考虑到吴国属于防守的一方，可利用山川、城池之险，晋军兵力上应该属于劣势。不过，此时的吴国上下失和，又有多少人愿意为孙皓死战到底呢？
        本章主要叙述晋灭吴之战的过程，首先从荆州战场说起。
        晋武帝给王濬、唐彬的任务是浮江而下。
        《晋书·王濬传》记载：“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
        按照这一说法，王濬是由280年1月由成都出兵，比其他各路军晚了整整2个月，似乎说不过去，应该是指王濬直到280年1月才抵达丹阳。
        不过攻克丹阳的时间应该是2月1日，《晋书·武帝纪》载：“二月戊午，王浚、唐彬等克丹阳城。”
        丹阳位于今天湖北省秭归县东，根据《水经注》的说法：
        “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
        从王濬11月出兵，到次年2月克丹阳，历时3个月，可见三峡地势易守难攻的程度。
        丹阳仅仅是三峡中的一座小城，在丹阳以西百余里还有重镇建平，驻守此处的是吴国建平太守吾彦。《晋书·吾彦传》称其：“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所以深得陆抗赏识。
        当初王濬在益州大造舟舰，所削下的木屑随江而下，吾彦意识到晋军已经开始准备伐吴，面对上游顺江飘下的木片十分忧虑，于是捞起木片送至建康，禀报吴主孙皓，希望能够增加建平的兵力。然而孙皓不以为然，吾彦只好筑造铁链横锁大江，以阻断航路。王濬伐吴之时，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被晋军攻破，唯有吾彦坚守，无论晋军如何攻城，始终未下。
        王濬攻建平受阻，但下游荆州、淮南的局势不等人，王濬只能弃而不攻。按《晋书·吾彦传》的说法则是：“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
        考虑到建平的重要性，王濬应该有派遣少部分兵力监视城内守军才对。由于晋军攻建平受阻，估计在建平城耗费了不少时间，所以王濬直到2月才抵达丹阳。
        建平城建于长江北岸，晋军水师确实可以绕过，但是吾彦打造的铁锁则是王濬不能飞渡的。不过王濬早有准备，羊祜坐镇襄阳之时，曾抓获吴国间谍，从他嘴里得知：“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羊祜便把这一情报告诉王濬。
        为破解吾彦的铁锁横江，王濬特意造了几十个大木筏，每一个木筏长、宽都有百余步。并在木筏行扎了许多草人，让它们披甲执杖，放在大木筏上，挑选水性好的勇士乘木筏先行。一旦木筏遇到铁锥，铁锥就会扎到木筏上，然后将铁锥取出，用木筏带走。
        王濬同时打造了许多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晋书·王濬传》）。三国时期一丈等于2.4米，十围大概有周长3米，按史书的说法，这个火炬十分巨大，高24米以上，周长30米以上，很是夸张。火炬的燃料是麻油，放置在船头，遇到铁锁就点燃，以火克钢。
        史书称：“（船）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晋书·王濬传》）这一说法也很夸张，铁的熔点是1500多度，麻油燃烧似乎达不到这么高，不过足以把铁烧软，使其承受不了自身的重力而被拉断。
        2月3日，王濬攻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等人。从王濬2月1日克丹阳，仅过2天便攻克重镇西陵，速度之快让人诧异。其中原因前文提到过，278年的西陵之战，杜预使反间计使孙皓调走了东吴熟悉西陵防务的名将张政，而留宪新官上任不知虚实。
        如《晋书·杜预传》所载：“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2月5日，王濬攻下了荆门、夷道两城，杀夷道监陆晏。此时晋军已经深入吴境数百里，222年的猇亭之战即发生在此处。当年吴军利用蜀军深入敌境、远离后方，补给十分不利之机，火烧蜀军营垒，一战而克蜀国四十余城。当王濬攻克夷道，吴军还是很自然的在这里对王濬发动了反击。而这一次，王濬并没有步刘备的后尘。
        王濬很顺利的击败了吴军的水师，这除了王濬没有犯下像刘备那样连营的错误外，亦得到杜预的支援有关。
        按照晋武帝的作战预案，王濬从益州攻打三峡之时，杜预率军兵出江陵，胡奋率军攻江安，三军在战略上相互配合，以杜预率军正面对抗江陵之敌，王濬、胡奋一个从上游一个从下游侧翼袭取江陵周边重要据点。
        考虑到江陵、乐乡一直以来是吴军防御的要点，杜预充分吸收了272年西陵之战中羊祜攻江陵失败的经验，并不急着攻城，而是陈兵于江陵城北，静等上游的王濬、唐彬率水师逼近江陵，下游的胡奋攻克夏口之后西上支援。
        抵御王濬水师的是乐乡督孙歆，他与王濬交战的地点史书没有任何记载，个人认为交战地点应该在巴山附近。巴山位于乐乡以西，夷道以东，一旦晋军经过巴山，江汉平原再无险要可守。
        而且《晋书·杜预传》有一段文字是关于杜预分兵支援王濬水师的记载。全文如下：
    “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者万余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
        联系到当时的战况，杜预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人循江西上，必然是配合王濬攻克江陵城以西的外围据点。文中说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率领偷渡长江的这八百奇兵虽然是为了偷袭乐乡，但却“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这么做的目的应该是配合王濬击败孙歆主力，否则既是偷袭，又怎能如此虚张声势。
        战争的过程应该是这样：杜预派遣了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领八百奇兵偷渡长江。渡江之后兵分两路，一部分潜虚张声势，在巴山多张旗帜、四处点火，并出入要害之地，以迷惑敌军，配合王濬与孙歆决战。令一部分则由周旨、伍巢等人伏兵于乐乡城外，随时准备偷袭乐乡。孙歆完全被杜预的虚张声势所迷惑，十分震恐，所以在给江陵督伍延的书信中说：“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可见吴军已经完全摸不清晋军的动向。这一战孙歆最终战败，只得率领残余退回乐乡。吴军入城之时，周旨等人趁机跟随孙歆军入城，孙歆不觉，晋军直入帐下，虏孙歆而还。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晋书·杜预传》的说法，杜预只是派了周旨、伍巢设计俘虏孙歆，并未直接说明攻下乐乡城。
        而且《杜预传》记载了这么一段文字：“王濬先列上得孙歆头，（杜）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
        事实上，攻取乐乡的主力是王濬，杜预不过是活捉了乐乡督孙歆。相关记载于《晋书·王濬传》中：“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
        如果将这些史料连贯，那么王濬是在2月5日攻克夷道，继续率领水师顺江而下，杜预派周旨、伍巢等人渡江响应王濬水师。乐乡督孙歆率军攻打王濬，却被王濬击败，王濬遣军追击，孙歆逃回乐乡城之时周旨、伍巢混入城内将其活捉。王濬于乙丑日（2月8日）攻克乐乡城，以为本部俘获了孙歆，遂列战报，不想孙歆以被杜预所获，所以才闹下笑话。
        在攻克乐乡之后，杜预才进逼江陵，驻守江陵的吴将伍延见外围诸城已被攻克，自知难以防守，于是向杜预假装投降，同时列兵于城墙之上，企图偷袭杜预。杜预识破伍延之计，强攻城池，破城之后将伍延斩首。
        江陵为吴国荆州治所，为吴军荆州防线的关键点。晋军在攻陷江陵之后，“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杜）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晋书·杜预传》）杜预又以兵威，徙吴军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在原南郡辖区内设置长吏加以管理，于是荆土肃然，吴人归附。
    《晋书·武帝纪》称：“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王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
        由此可知，杜预克江陵、胡奋克江安都是在甲戍日（2月17日），比攻克乐乡晚了9天，在这段时间里，王濬应该有协助杜预攻打江陵。
        2月18日，晋武帝下诏：
        “濬、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零陵）、桂（桂阳，今湖南郴州），怀辑衡阳（今湖南湘潭）。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濬，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濬。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晋书·武帝纪》）
        晋武帝下这份诏书也是有原因的。
        据《晋书·杜预传》记载：“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然而杜预认为王濬如果攻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再受他节度，如果王濬进攻受阻，那无缘受他节度。所以王濬攻克西陵之后，杜预便写信给他，大致意思是让他径取建业，以立大功。王濬收信后大喜，遂将此信上表晋武帝，晋武帝同意了杜预的建议，也就有了这份新的诏书。
        按照晋武帝最初的计划，王濬抵达长江下游之时，他应该听命于王浑，这说明晋武帝最初是让王浑担任灭吴的主力。然而晋武帝新下的诏书并未言及王濬继续听命于王浑，这也未后来二人争功埋下了伏笔。
        根据晋武帝新下诏书的内容，可得知王濬已然成为灭吴主力，遂命其率水师直捣黄龙，并让杜预、胡奋、王戎分兵三万与王濬。为了让王濬有足够的权威统辖各路部队，晋武帝还特意任命王濬为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
        而且晋武帝的这份新诏书给我们的信息还不止这些。
        诏书上说：“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这说明平定江陵之前胡奋并未攻克夏口，按照晋武帝的意思，胡奋这次兵抵夏口也是协同王濬作战。
        《晋书·王濬传》载：“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
        所谓三山是指南京城西的护国山，长江从西南来。护国山突出江中，当其冲要，是六朝都城的西南江防要地。这说明晋军水师攻夏口、武昌十分顺利，可谓势如破竹。
        《晋书·唐彬传》也有类似记载：“自巴陵（今湖南岳阳）、沔口（即夏口，今湖北汉口）以东，诸贼所聚，莫不震惧，倒戈肉袒。”可见此时王濬水师进攻的十分顺利。

2012-5-28 16:28 上传

14、金陵王气黯然收
        史书上并未记载王濬攻克武昌的时间，只在《晋书·武帝纪》中记载了王濬水师抵达建业的时间：“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
        可知王濬是在3月15日抵达石头城，而且王浑击败吴丞相张悌的主力是在3月（后文将会提到），当时王浑已知王濬攻克武昌。考虑到武昌距离建业千余里，而且王濬还要与吴军交战，那么王濬攻克武昌的时间应该最迟不超过3月初的这段时间。
        正是在王濬攻克武昌之后，贾充再次提议暂缓伐吴：
        “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
        文中提到的时间都是指农历，换成公历的话，攻克武昌的时间大概到了4月，所以贾充才有借口以夏季来临为由，不宜再伐吴，甚至提出腰斩张华的极端反战举动。
        对于类似的议论《晋书·杜预传》也有记载：
        “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
        但是杜预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晋军兵威已振，有如以刀破竹，开始的几节竹子尚需用力，其余则可迎刃而解。值得注意的是，杜预举行的这次军事会议应该在攻克江陵之后，参与的将领后来有随王濬东下，所以才有《杜预传》中军事会议之后“（杜预）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的记载。
        盛夏南征江淮一直是北方政权的大忌，贾充上表之时，他的党羽中书监荀勖亦有上表，当时这种反对继续伐吴的声音并不少，如《晋书·张华传》所载：“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面对贾充的发难，晋武帝也只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
        杜预听闻贾充有表，立即写奏章“驰表固争，言平在旦夕”。（《晋书·贾充传》）不过杜预的奏表刚抵达轩辕关，孙皓便已投降，这是后话了。由于晋武帝的坚持，贾充的再次发难终是未能阻挡晋军的进一步行动。
        王濬在攻克武昌之后继续率军东进，也就进入了扬州战场。在此之前，王浑应该是扬州战场的统帅，他攻取的目标是江西，最紧要的是夺取横江渡口，这一任务在2月之前已经完成，这意味着王浑已经随时可渡江攻打建业。
        此时的建业还拥有几万的吴兵，王浑贸然渡江恐被吴军半渡而击，所以他依然按照晋武帝最初的诏令，顿兵江西，等王濬水师东进，而后再渡江攻建业。
        面对晋军大举临江，孙皓有点坐不住了。广州郭马之乱爆发之初，孙皓派遣徐陵（今江苏镇江）督陶浚领兵七千人从西道（湖南方向）南下，当陶浚抵达武昌之时，晋军发动了平吴之役，眼看王濬水师逼近武昌，陶浚选择领兵返回建业。
        形势愈加危机，陶浚向孙皓禀告了荆江上游的形势，孙皓深感震惊，派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西进抵御王濬，又派遣丞相张悌，督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领3万精兵渡江抵御王浑。
        张悌率军抵达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之时，沈莹提议应该在这里以逸待劳。沈莹认为西晋已经在蜀地治水军多年，吴军荆江上游的各部队，素来没有戎备，名将陆抗死后，当家的又都是年少之人，恐怕抵挡不住晋军攻势，晋军必将顺江东进，可在牛渚与晋军决一死战，若能获胜则江西自然平定。
        沈莹的意见遭到了张悌的反对，张悌认为蜀国被曹魏吞并之后，吴国灭亡已然是迟早的事，一旦晋军前行到了牛渚，吴军必然惊慌不定，或许会不战而溃。不如趁此时渡江，尚且还能与晋军决一死战。
        张悌说服众人，遂于牛渚渡江。吴军渡江而战，本是拼死一搏，却也在初期进军十分顺利，并在杨桥（今安徽省和县境内）包围了王浑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
        当时张乔手下只有七千人，他自知无力抵抗，于是请求投降，同时关闭栅栏积极防御。诸葛靓本想把他们全部屠杀，张悌反对，他认为：“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三国志·三嗣主传》）诸葛靓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张乔不过是因为救兵不到、力少不敌，这才暂且假装投降以拖延时间，并非真的屈服。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张悌不从，抚慰一番之后继续前进。
        不久，吴军与晋军主力相遇，晋军的指挥官是扬州刺史周浚，两军于是各自列阵相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决定了吴国的生死，然而战争的结局却是一边倒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书记载少之又少，相关史料仅有两段：
        《三国志·三嗣主传》：“（张悌）与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成陈相对。沈莹领丹阳锐卒刀楯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於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获悌、震、莹等。”
        《晋书·周浚传》：“（周浚）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进军屯于横江。”
        由此可见张悌所率领的这三万士兵为吴国中军，属于战略预备力量，而沈莹所率领的“丹阳锐卒”，即是所谓的丹阳兵。
        熟悉三国历史的都应该听说过丹阳兵，丹阳郡位于今天安徽省宣城，南部多峻岭，山民十分彪悍，如《三国志·诸葛恪传》所载：“丹阳山险，民多果劲... ...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所以在丹阳所募之兵为天下精兵。
        《三国志·孙策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袁术）谓策曰：“孤用贵舅为丹阳太守... ...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
        毫无疑问，沈莹所率领的这五千丹阳兵可谓精锐中的精锐，他们一手持刀一手持盾，头戴青巾，披坚执锐，多次攻陷敌阵。然而面对周浚所率领的晋军主力，丹阳兵连续发动了三次冲锋，始终未能攻破敌阵。当沈莹领兵退却，吴军却忽然自乱阵脚，形势瞬间发生逆转。
        这时，晋将军薛胜、蒋班乘吴兵混乱之机发动反击，吴军阵型很快就土崩瓦解，虽然将帅极力制止，但并不能让士兵停止溃逃。更不幸的还在后头，此前投降的张乔见吴军溃败，立即率军从背后杀过来，结果吴军在版桥大败，损失惨重。
        战场十分惨烈，吴军几乎被屠戮殆尽，诸葛靓仅带着数百人逃走，他派人去接张悌，但张悌不肯离开，诸葛靓又亲自拉他，并说：“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张悌流泪道：“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诸葛靓再三拉他走，但张悌一心求死，未能拉动。诸葛靓只好独自流泪离开，仅走了一百多步，回过头去看张悌，他已经被晋军所杀。
        这一战晋军大胜，战斗的结果宣告了吴国已经回天乏术，建业可调动的兵力损失大半，光晋军被斩首的兵士就有七千八百级，吴人为之大震。
        经过这次惨败之后，孙皓自知胜负已定。史书记载了一份孙皓在张悌兵败之后写给其舅何植的书信，其中有这么一段：
        “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浚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三国志·三嗣主传》）
        前文提到，孙皓为抵御晋军顺江东进，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逆水而上，结果“象军望旗而降”（《晋书·王濬传》）面对晋军楼船填江、旌旗避日的盛况，吴军甚至连交战的勇气也了，可见吴军水战优势已经荡然无存，而王濬水师也以形成破竹之势。
        此时的吴国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孙皓曾向从武昌回来的陶浚询问晋军水师的情况。陶浚其实并没有在武昌见到晋军水师，但他欺骗孙皓说晋军的船很小，只需给他二万名士兵，乘大船作战，就有把握打败晋军。陶浚的谎言给孙皓带来了最后的希望，于是下诏集结兵力，授予陶浚符节斧钺，命其统帅水师西上抵御王濬。陶浚原定第二天发兵，可就在当天夜里，吴国所召集的这两万士兵全都跑光了。
        张悌败亡之后，建业的兵力已经十分空虚，王浑若能出兵建业，那么必能夺得平吴之役的首功，扬州刺史周浚亦劝其统兵渡江，但王浑以“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晋书·王浑传》）为由拒绝，希望上游的王濬率水师与其会和之后，再统帅他一同进军。
        然而王浑并没有意识到晋武帝的第二份诏书并没有提及王濬还要接受他的节度，按照新诏书的内容，王濬的任务已经变成“顺流长鹜，直造秣陵”（《晋书·武帝纪》），所以他根本不会接受王浑的调度。
        王濬于3月15日率领水师抵达三山，王浑派信使邀请王濬过去商议军情，王濬此时已经准备直逼建业，所以推辞说：“风利，不得泊。”王濬继续进军，战船相连百里，擂鼓呐喊震天，于当天进入石头城。
        石头城在建业以西不过几里，孙皓自知无力回天，于是按照战败者的传统——面缚舆榇，即孙皓反绑着手，让车子载着棺材前往晋军营地投降。王濬替孙皓松绑，烧毁棺材，意为接受孙皓投降。
        如此，享国51年的东吴政权也就灭亡了。

15、平吴之役与赤壁之战的比较
        从军事角度看，晋灭吴之战打的十分顺利，王濬的水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并非灭吴的首功。
        在晋发兵灭吴的61年前，同样据有中原的曹操率军南下，企图并吞荆扬，但最终止于赤壁。赤壁之战与晋灭吴之战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北方企图统一南方，都是渡江作战，都是以强凌弱，但是结果一个惨败，一个全胜，结局迥异。
        值得注意的是，赤壁之战曹操在整个荆州战场有兵力至少15万，而孙刘联军最多7万，曹操是占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晋灭吴之战则不同，根据前文的分析，西晋兵力大概26万，吴军20万左右，两者差距并不大。
        赤壁之战前，周瑜曾预测曹操此战必败，原因在于曹操有五个十分不利的因素：
    一、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二、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
        三、盛寒出兵，马无藁草。
        四、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五、新收刘表之众，尚未归心。
        结局如周瑜所料，曹操确实未能获胜。其中的这些问题晋军在将来的灭吴之战中也有遇见。比如说西晋初年在凉州爆发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义，足足与晋军打了8年之久，这是西晋的后患，对应了曹操的第一个不利因素。不过秃发树机能的主要活动区是在凉州，其势力尚不能影响到关中腹地，而且晋武帝出兵前已经派军进讨凉州，出兵伐吴之前已经控制了形势。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遇到的第二、第四个不利因素对晋军来说确实也存在，但是比起曹操时期来说，晋军的情况要好的多，毕竟王濬在益州造舰船、练水师足足有七年，虽然西晋的主力依然是步骑兵，但在他的努力之下，晋军也已经有了一支足以与东吴抗衡的强大水师，并在平吴之役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对晋军来说已经得到解决。虽然晋军出兵灭吴是在11月，盛寒出兵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只有进入冬季江河湖泊才会进入枯水期，这将大为削弱吴军的水兵优势。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遇到的“马无藁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晋军身上，因为羊祜在荆州经营多年，已有十年积谷。再者西晋初年设置常平仓，仓廪充盈，别说马匹不会缺草料，就算直接喂马吃粮食，以西晋的粮食储备也是够用的。
        如果司马昭在吞蜀之后即刻出兵灭吴，那么曹操遇到的第五个不利因素司马昭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但是西晋灭吴发生在279年，此时距离平蜀已有16年，这时候西晋在巴蜀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特别是269年之后，巴西人文立上书：“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倾吴人之望。”晋武帝接受建议，对诸葛亮、傅佥子孙给予优待，以夺人心。
        由此可见，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遇到的五个不利因素，严格上讲晋灭吴之战中晋军全部都避免了，所以晋军灭吴打的这么顺风顺水，与曹操赤壁之战中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
        这五个方面除了第一点外，其他都是战术上的问题。而我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惨败，最重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定江东的战略，或者说曹操当时平江东根本就不得其时。
        严格上讲，曹操想要出兵平吴是在他平定刘表之后的附属产品，可以说刘表的病逝和刘琮的投降虽然让曹操兵不血刃的占领了荆州，但也彻底打乱曹操最初的进兵计划。当刘备逃往樊口，并主动与孙权联系，曹操并没有引起重视。此时孙氏政权于江东已历三世，统治基础十分牢固，军事力量也不容小觑，而曹操因为夺取荆州太过顺利，得陇望蜀，便想乘势夺取江东，这反而逼成孙权与刘备结盟。
        由于曹操占据着兵力上的优势，所以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几大劣势。孙刘结盟之后，曹操依然认为可一战而平，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并没有进行详尽的分析，更不用说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准备了。
        “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晋灭吴之战能打的如此顺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晋进行了长期而且积极的军事准备工作。
        所以在平吴之后，晋武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晋书·羊祜传》）可以这么说，晋武帝的这句话是对羊祜功劳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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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参考书籍列表：
《晋书》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资政通鉴胡三省音注》
《读史方舆纪要》
《水经注》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通史》
《中国民族史》
《华阳国志》

好了，发完了，有什么错误或不足之处希望网友们不吝赐教

好文章，学习了

第二瓢 发表于 2012-5-28 15:31
还有海军？！
严格来说那是水师，当时东吴的水师相当牛逼的，甚至还逛了趟辽东和台湾，不过结局都比较悲催:D

三国演义掩盖了大战役

看来，上游四川的意义非同一般~~~

感谢LZ啊
CD的水平大大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