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美国三口之家见证马里政变

　被誉为西非民主典范的马里在一个多月前突然发生军事政变，中下层军官推翻了民选政府，整个国家因政变、长期以来的部族分裂以及恐怖组织活动而陷入分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詹妮弗·斯威特·摩根本来和丈夫以及一岁的女儿幸福地生活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他们甚至把家都安在了那里。政变发生之后，他们甚至都还觉得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不愿意离开，但真正与自己的邻居，也就是那些马里国民接触和沟通后，詹妮弗·斯威特·摩根发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远没有她之前以为的那么宁静、简单，即使在政变发生前，暗流也一直在涌动，而民众的真实感受，与社交网站上、与外界的报道中所描述的也大相径庭。本文是詹妮弗·斯威特·摩根的一篇手记，描述了政变期间一个普通美国三口之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夫妻被迫分离和逃出非洲的过程。

　　美国人在马里的幸福生活

　　今年的2月14日，我（注：本文第一人称“我”指的是作者詹妮弗·斯威特·摩根，下同）和丈夫以及一岁的女儿搬到了马里首都巴马科居住，但仅仅7周后，我们不得不撤离那里，乘飞机回到了美国。

　　我们在巴马科的新房子位于尼日尔河南畔，但一家人仅来得及在里面住了4天而已。3月下旬，马里的下层军官上演了一场即兴政变，推翻了持续20年的马里民选文官统治，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政变后两周，当我和女儿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办理转机手续时，一支叛乱军队宣布该国北部独立出去，而政变之初，这些军方都宣称自己是为了恢复马里的民主和领土完整。

　　回望政变发生前的太平日子，马里是个十分安全的非洲国家，安全到可以让你的祖父母都感到放心的地步。让我们来用标准线衡量一下：马里是非洲地区一个民主与稳定的模范。当然，其存在“北方问题”———一个是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由图阿雷格叛军发起的一系列武装；另一个是近期出现的“基地”组织下属分支恐怖组织———但这些问题都只存在于距离首都千里之外的沙漠深处（马里面积有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加在一起那么大）。我和丈夫对于能够在马里工作非常兴奋，我们负责的项目是加强司法和公共部门系统———他在美国大使馆做事，我在“地球研究所”（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部和中部非洲区域研究中心）做事。而我们的女儿，则一边学法语、班巴拉语（马里当地的主要语言），一边学习如何享用芒果。由于我之前曾在马里工作过，所以我们在巴马科有不少朋友。

　　社会平静表象下暗流涌动

　　但是我不能说没接到过警告。一位亲密朋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马里和尼日尔一样，它看起来那么平静，但表面下的暗流能够把你带走。”

　　事实上，平静的表面之下，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继欧盟国家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开始致力于提高各国“政府对政府”间的援助，直接为马里的国库融资。当然，外国人普遍会谈论到马里的腐败问题，2010年的一大丑闻就是马里卫生部官员贪污了来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会”的至少400万美元。在我们最愤世嫉俗的时刻，我们认识到政府官员们仅仅是学会了如何玩“援助游戏”，学会了该怎么说、怎么做，以确保援助资金滚滚而来———每年近1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和额外的数百万美元矿业投资。但是绝大多数的马里人仍然只能在尘土飞扬的环境里勉强维持生活，而还有数千人甚至都活不下去，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引发了创纪录的粮食危机，危机伴随着死亡。

　　我认为我们的殷切期望———相信马里民主是一个象征和模范———使我们无法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原定于本月底举行的总统大选曾经被认为是“低风险的”，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已经在政变后宣布辞职）原本就不会再继续干下去了，因为他已经到了法定的最后一届任期。而我就属于那一群低估了危机程度的人———意识不到政客们信任危机的可怕之处，也没有去深切关注腐败、裙带关系和许多在马里的人称之为政治阶层“黑手党”等的这些事物。

　　政变开始的那一天

　　3月21日，也就是政变开始的那一天，女儿、保姆和我正在户外邻里市场的迷宫里玩耍，我丈夫打电话过来说，邻近首都的军事重镇卡蒂有麻烦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去市中心。这都不算什么新闻了，士兵们一直认为政府在他们抵御图阿雷格叛乱方面给予的支持不足。因此，我们三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逛市场，买了各种颜色的水桶以及其他一些布置新房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回到家30分钟后，得知一伙暴徒封锁了附近的大桥。我丈夫打电话回来说，士兵们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丈夫终于回到了家，他在我们的屋顶上欣赏了发生在“权力之山”（总统官邸和其他政府部门所在地）的枪战，而我则一直盯着马里国家电视台。电视台一直在播放一段配乐诡异的舞蹈录像，上面打着大大的字幕“稍候，将会有来自士兵们的声明”。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小时后，十几名身穿各军种制服的人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上，他们宣布自己现在控制了这个国家。这些人中有些人拿着枪，看起来就像是从肯尼亚作家宾亚万嘎·外奈纳的《怎样描写非洲》中直接走出来的一样。(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短短一周内国家分裂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待在家里，而士兵们则在附近开火。当我给女儿读睡前故事的时候，她显然都忘记了周围的枪声。在这亲密时刻，政变和政府管理问题似乎成为很学术性、纲领性的问题，而我们实际关心的是远离窗户、家里的物资储备等。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搞清楚马里人每天对政变的反应，那要比社交网站T w itter上铺天盖地的（来自马里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复杂得多。当我开始注意倾听邻居们实际上在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终于注意到了所谓的暗流。人们大量分享着军政府的不满：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抛弃军队，让军队去跟叛军打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与此同时，政客们则从资源开采中大捞好处，而学校和医院仅能勉强维持运作。我们的邻居是这么看待马里模式的民主的：对他们来说，军政府以“恢复民主”的名义推翻一个民选总统并非是一种讽刺，因为人民需要一种问责制，需要一种可表达人民意愿的机制。

　　马里人说，他们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如今必须要矫正事情、举行选举。但是如今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像软禁，我在自家的餐桌上上网，了解到政变影响迅速向南扩展，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是这样。在短短的一周里，马里军队已经从北部最大的三个城镇撤退，其中包括廷巴克图。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了。图阿雷格独立叛军如今竟然和试图在整个马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肩并肩作战，没人清楚伊斯兰北非“基地”组织（A Q IM）该由谁负责，也没人清楚这支影子武装力量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

　　像电影里那样的生离死别

　　与此同时，军政府也一片混乱。严重的区域冲突似乎一触即发。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一会儿去收拾包裹准备随时跑路，一会儿又去修整花园。

　　4月2日，西非国家共同体（ECO W A S）宣布对马里实施全面禁运，以迫使军政府放弃权力。我则敏锐地意识到了外面究竟有多热：即使是树荫下温度也高达华氏105度，而且还越来越热。我从邻居那里找到了当地奶源，并开始自制酸奶。我的女儿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泥地里跑来跑去，还开始大声地喊着“阿雅”———班巴拉语中“不”的意思。我的工作也告终结，11辆车组成的车队拉着物资开始往西部转移：就像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办事处一样，区域扶贫中心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当美国大使馆授权“非紧急需求”的美国人自愿离境时，我们这群人出现了分裂。外籍朋友们纷纷离开，但我们一家人却感觉巴马科仍然算是正常吧，尽管是处在制裁之下，但我们指出，军政府仍可能会同意一个过渡协议。我竭力留在马里，并认为如果在这个国家最需要朋友的时候离去，那么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最后，我们被告知，家有儿童的外籍家庭必须离开，在有可能离开的时候，我和保姆为了决定哪个玩具该带走、哪个玩具该留下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丈夫这时候仍然打算留下，因为我们觉得不久后还会回来的。我们在混乱的巴马科机场匆忙告别，我抱着孩子、拎着行李满头大汗地冲下楼梯往停机坪跑———一切都好像电影里演的生离死别那样。

　　从动乱马里到樱花烂漫华盛顿

　　在离开巴马科的航班上，最不该听的就是马里盲人夫妻组合乐队“阿玛窦和玛丽安”演唱的《欢迎你到马里来》。当我终于把女儿哄入睡了之后，我把这对夫妻组合的经典曲目《这不是很好》设置为循环播放，因为我只想感受一下原生态。“伪善……腐败……政治专制……这不是很好，”夫妻组合唱道，“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爱……”

　　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4月25日上午，马里过渡政府正式组建，过渡政府秘书长迪亚基特·恩迪亚耶在马里国家电视台宣读了24名过渡政府成员名单，其中国防部长等3个重要部长职位由3名军人担任，他们与政变军人成立的“民主复兴和国家重建全国委员会”关系密切。组织大选、组建正式政府、解决北方分裂问题、打击A Q IM恐怖组织等，任务依然艰巨。粮食危机和冲突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巴马科即使保持平静，但各国使馆和非政府组织仍然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能认为那里足够安全、可以重新启动常规项目并邀请所有外国人（包括婴儿）回归。

　　当我和女儿下飞机的时候，华盛顿是个艳阳天，我们赶上了樱花季的尾巴。我立即就想到，身在美国，是多么容易忘却发生在遥远非洲大陆的事情。然而这一次，我是把家抛在了那里。这一次，为了解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政治、饥饿、恐怖主义、人权和战争问题而寻求长期解决方案，与我的个人生活第一次密不可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分析

　　马里：从民主标兵到山河破碎

　　几周内，马里已经从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沦为被政客、政变军人和北方叛乱武装团体分割的破碎区域。

　　虽然马里过渡政府总理谢赫·莫迪博·迪亚拉4月25日上午正式组建马里过渡政府。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破碎的国家可以尽快恢复统一和稳定。这引起了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关注，他们害怕目前的状况会被“基地”组织或其他犯罪分子利用。

　　“伊斯兰高级理事会”主管马哈茂德·迪科指出：“我们史上任何时期都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形势。”马里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一直被认为是西非民选民主政治的标兵。

　　迪科说：“统一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失去控制。”他指的是图阿雷格人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北部沙漠地区的分裂行动。

　　如果问街头的马里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场危机的，大多数人会说他们“depassé”———法语中“不堪重负、远远超出理解范围的事”。

　　即使在3月21日的政变发生前，马里这个国家也因为今年的持续干旱而陷入危机，已有27万马里人逃离家园，而暴力事件则导致针对饥民的援助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即使马里如今已经在酝酿着严重的安全威胁，西方国家和马里的邻国仍然未能就采取什么拯救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军政府和西非国家共同体仍在为后者是否派兵协助夺回北方地区而谈判。

　　名义上的临时总统虽然已经把权力的宝座从城外的军营里转移到了正在修复中的总统府，但发动政变的中层军官仍然掌握着权力的缰绳，他们上周逮捕了部分政界和军方高层。

　　针对阿马杜·萨诺戈上尉的个人崇拜已经涌现出来，这个接受过美式培训的军人如今成为军政府的领导者，他的面孔已经被印在徽章上，别在了士兵和平民的胸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你不能抛开曾领导了政变的军事委员会，”他用马里的官方语言之一班巴拉语对记者这么说，“你可以说不希望士兵掌权，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把他们（士兵）抛在一边。”

　　除非能够在5月23日举行新的大选———鉴于北方的形势，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根据与西非国家共同体达成的协议，萨诺戈将继续领导过渡机构以统治马里，直到选举举行。

　　但是鉴于政变的情况，不难预见，即使举行了选举，想要修复马里的困境，仍非易事。

　　原作：JEN NIFERSW IFT-MORGAN

　　原载：《外交政策》

　　网址：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4/13/out_of_africa

　　编译：林徵道
被誉为西非民主典范的马里在一个多月前突然发生军事政变，中下层军官推翻了民选政府，整个国家因政变、长期以来的部族分裂以及恐怖组织活动而陷入分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詹妮弗·斯威特·摩根本来和丈夫以及一岁的女儿幸福地生活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他们甚至把家都安在了那里。政变发生之后，他们甚至都还觉得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不愿意离开，但真正与自己的邻居，也就是那些马里国民接触和沟通后，詹妮弗·斯威特·摩根发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远没有她之前以为的那么宁静、简单，即使在政变发生前，暗流也一直在涌动，而民众的真实感受，与社交网站上、与外界的报道中所描述的也大相径庭。本文是詹妮弗·斯威特·摩根的一篇手记，描述了政变期间一个普通美国三口之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夫妻被迫分离和逃出非洲的过程。

　　美国人在马里的幸福生活

　　今年的2月14日，我（注：本文第一人称“我”指的是作者詹妮弗·斯威特·摩根，下同）和丈夫以及一岁的女儿搬到了马里首都巴马科居住，但仅仅7周后，我们不得不撤离那里，乘飞机回到了美国。

　　我们在巴马科的新房子位于尼日尔河南畔，但一家人仅来得及在里面住了4天而已。3月下旬，马里的下层军官上演了一场即兴政变，推翻了持续20年的马里民选文官统治，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政变后两周，当我和女儿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办理转机手续时，一支叛乱军队宣布该国北部独立出去，而政变之初，这些军方都宣称自己是为了恢复马里的民主和领土完整。

　　回望政变发生前的太平日子，马里是个十分安全的非洲国家，安全到可以让你的祖父母都感到放心的地步。让我们来用标准线衡量一下：马里是非洲地区一个民主与稳定的模范。当然，其存在“北方问题”———一个是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由图阿雷格叛军发起的一系列武装；另一个是近期出现的“基地”组织下属分支恐怖组织———但这些问题都只存在于距离首都千里之外的沙漠深处（马里面积有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加在一起那么大）。我和丈夫对于能够在马里工作非常兴奋，我们负责的项目是加强司法和公共部门系统———他在美国大使馆做事，我在“地球研究所”（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部和中部非洲区域研究中心）做事。而我们的女儿，则一边学法语、班巴拉语（马里当地的主要语言），一边学习如何享用芒果。由于我之前曾在马里工作过，所以我们在巴马科有不少朋友。

　　社会平静表象下暗流涌动

　　但是我不能说没接到过警告。一位亲密朋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马里和尼日尔一样，它看起来那么平静，但表面下的暗流能够把你带走。”

　　事实上，平静的表面之下，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继欧盟国家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开始致力于提高各国“政府对政府”间的援助，直接为马里的国库融资。当然，外国人普遍会谈论到马里的腐败问题，2010年的一大丑闻就是马里卫生部官员贪污了来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会”的至少400万美元。在我们最愤世嫉俗的时刻，我们认识到政府官员们仅仅是学会了如何玩“援助游戏”，学会了该怎么说、怎么做，以确保援助资金滚滚而来———每年近1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和额外的数百万美元矿业投资。但是绝大多数的马里人仍然只能在尘土飞扬的环境里勉强维持生活，而还有数千人甚至都活不下去，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引发了创纪录的粮食危机，危机伴随着死亡。

　　我认为我们的殷切期望———相信马里民主是一个象征和模范———使我们无法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原定于本月底举行的总统大选曾经被认为是“低风险的”，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已经在政变后宣布辞职）原本就不会再继续干下去了，因为他已经到了法定的最后一届任期。而我就属于那一群低估了危机程度的人———意识不到政客们信任危机的可怕之处，也没有去深切关注腐败、裙带关系和许多在马里的人称之为政治阶层“黑手党”等的这些事物。

　　政变开始的那一天

　　3月21日，也就是政变开始的那一天，女儿、保姆和我正在户外邻里市场的迷宫里玩耍，我丈夫打电话过来说，邻近首都的军事重镇卡蒂有麻烦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去市中心。这都不算什么新闻了，士兵们一直认为政府在他们抵御图阿雷格叛乱方面给予的支持不足。因此，我们三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逛市场，买了各种颜色的水桶以及其他一些布置新房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回到家30分钟后，得知一伙暴徒封锁了附近的大桥。我丈夫打电话回来说，士兵们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丈夫终于回到了家，他在我们的屋顶上欣赏了发生在“权力之山”（总统官邸和其他政府部门所在地）的枪战，而我则一直盯着马里国家电视台。电视台一直在播放一段配乐诡异的舞蹈录像，上面打着大大的字幕“稍候，将会有来自士兵们的声明”。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小时后，十几名身穿各军种制服的人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上，他们宣布自己现在控制了这个国家。这些人中有些人拿着枪，看起来就像是从肯尼亚作家宾亚万嘎·外奈纳的《怎样描写非洲》中直接走出来的一样。(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短短一周内国家分裂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待在家里，而士兵们则在附近开火。当我给女儿读睡前故事的时候，她显然都忘记了周围的枪声。在这亲密时刻，政变和政府管理问题似乎成为很学术性、纲领性的问题，而我们实际关心的是远离窗户、家里的物资储备等。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搞清楚马里人每天对政变的反应，那要比社交网站T w itter上铺天盖地的（来自马里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复杂得多。当我开始注意倾听邻居们实际上在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终于注意到了所谓的暗流。人们大量分享着军政府的不满：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抛弃军队，让军队去跟叛军打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与此同时，政客们则从资源开采中大捞好处，而学校和医院仅能勉强维持运作。我们的邻居是这么看待马里模式的民主的：对他们来说，军政府以“恢复民主”的名义推翻一个民选总统并非是一种讽刺，因为人民需要一种问责制，需要一种可表达人民意愿的机制。

　　马里人说，他们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如今必须要矫正事情、举行选举。但是如今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像软禁，我在自家的餐桌上上网，了解到政变影响迅速向南扩展，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是这样。在短短的一周里，马里军队已经从北部最大的三个城镇撤退，其中包括廷巴克图。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了。图阿雷格独立叛军如今竟然和试图在整个马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肩并肩作战，没人清楚伊斯兰北非“基地”组织（A Q IM）该由谁负责，也没人清楚这支影子武装力量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

　　像电影里那样的生离死别

　　与此同时，军政府也一片混乱。严重的区域冲突似乎一触即发。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一会儿去收拾包裹准备随时跑路，一会儿又去修整花园。

　　4月2日，西非国家共同体（ECO W A S）宣布对马里实施全面禁运，以迫使军政府放弃权力。我则敏锐地意识到了外面究竟有多热：即使是树荫下温度也高达华氏105度，而且还越来越热。我从邻居那里找到了当地奶源，并开始自制酸奶。我的女儿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泥地里跑来跑去，还开始大声地喊着“阿雅”———班巴拉语中“不”的意思。我的工作也告终结，11辆车组成的车队拉着物资开始往西部转移：就像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办事处一样，区域扶贫中心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当美国大使馆授权“非紧急需求”的美国人自愿离境时，我们这群人出现了分裂。外籍朋友们纷纷离开，但我们一家人却感觉巴马科仍然算是正常吧，尽管是处在制裁之下，但我们指出，军政府仍可能会同意一个过渡协议。我竭力留在马里，并认为如果在这个国家最需要朋友的时候离去，那么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最后，我们被告知，家有儿童的外籍家庭必须离开，在有可能离开的时候，我和保姆为了决定哪个玩具该带走、哪个玩具该留下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丈夫这时候仍然打算留下，因为我们觉得不久后还会回来的。我们在混乱的巴马科机场匆忙告别，我抱着孩子、拎着行李满头大汗地冲下楼梯往停机坪跑———一切都好像电影里演的生离死别那样。

　　从动乱马里到樱花烂漫华盛顿

　　在离开巴马科的航班上，最不该听的就是马里盲人夫妻组合乐队“阿玛窦和玛丽安”演唱的《欢迎你到马里来》。当我终于把女儿哄入睡了之后，我把这对夫妻组合的经典曲目《这不是很好》设置为循环播放，因为我只想感受一下原生态。“伪善……腐败……政治专制……这不是很好，”夫妻组合唱道，“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爱……”

　　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4月25日上午，马里过渡政府正式组建，过渡政府秘书长迪亚基特·恩迪亚耶在马里国家电视台宣读了24名过渡政府成员名单，其中国防部长等3个重要部长职位由3名军人担任，他们与政变军人成立的“民主复兴和国家重建全国委员会”关系密切。组织大选、组建正式政府、解决北方分裂问题、打击A Q IM恐怖组织等，任务依然艰巨。粮食危机和冲突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巴马科即使保持平静，但各国使馆和非政府组织仍然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能认为那里足够安全、可以重新启动常规项目并邀请所有外国人（包括婴儿）回归。

　　当我和女儿下飞机的时候，华盛顿是个艳阳天，我们赶上了樱花季的尾巴。我立即就想到，身在美国，是多么容易忘却发生在遥远非洲大陆的事情。然而这一次，我是把家抛在了那里。这一次，为了解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政治、饥饿、恐怖主义、人权和战争问题而寻求长期解决方案，与我的个人生活第一次密不可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分析

　　马里：从民主标兵到山河破碎

　　几周内，马里已经从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沦为被政客、政变军人和北方叛乱武装团体分割的破碎区域。

　　虽然马里过渡政府总理谢赫·莫迪博·迪亚拉4月25日上午正式组建马里过渡政府。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破碎的国家可以尽快恢复统一和稳定。这引起了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关注，他们害怕目前的状况会被“基地”组织或其他犯罪分子利用。

　　“伊斯兰高级理事会”主管马哈茂德·迪科指出：“我们史上任何时期都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形势。”马里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一直被认为是西非民选民主政治的标兵。

　　迪科说：“统一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失去控制。”他指的是图阿雷格人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北部沙漠地区的分裂行动。

　　如果问街头的马里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场危机的，大多数人会说他们“depassé”———法语中“不堪重负、远远超出理解范围的事”。

　　即使在3月21日的政变发生前，马里这个国家也因为今年的持续干旱而陷入危机，已有27万马里人逃离家园，而暴力事件则导致针对饥民的援助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即使马里如今已经在酝酿着严重的安全威胁，西方国家和马里的邻国仍然未能就采取什么拯救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军政府和西非国家共同体仍在为后者是否派兵协助夺回北方地区而谈判。

　　名义上的临时总统虽然已经把权力的宝座从城外的军营里转移到了正在修复中的总统府，但发动政变的中层军官仍然掌握着权力的缰绳，他们上周逮捕了部分政界和军方高层。

　　针对阿马杜·萨诺戈上尉的个人崇拜已经涌现出来，这个接受过美式培训的军人如今成为军政府的领导者，他的面孔已经被印在徽章上，别在了士兵和平民的胸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你不能抛开曾领导了政变的军事委员会，”他用马里的官方语言之一班巴拉语对记者这么说，“你可以说不希望士兵掌权，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把他们（士兵）抛在一边。”

　　除非能够在5月23日举行新的大选———鉴于北方的形势，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根据与西非国家共同体达成的协议，萨诺戈将继续领导过渡机构以统治马里，直到选举举行。

　　但是鉴于政变的情况，不难预见，即使举行了选举，想要修复马里的困境，仍非易事。

　　原作：JEN NIFERSW IFT-MORGAN

　　原载：《外交政策》

　　网址：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4/13/out_of_africa

　　编译：林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