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6 06:13:12
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
――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博士应燕园评论的邀请于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作者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燕园评论的邀请。在我心目中，北京大学的演讲台是一块圣地。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今天，我站在这个神圣的演讲台上，就是想借助你们的良知和智慧来解读中国近百年的工农运动。尽管主流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力图让人们忘记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我认为，重新提示曾经激励工农奋战的政治承诺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
为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那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革命动员下的工农运动
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在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性动员下发生的社会运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
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在外力压迫下实现内部财富与资本相互转化的经济运动。而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是建立对资源和劳动的剥夺体制。资源性剥夺主要在农村，对劳动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对雇用工人无节制的盘剥。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社会作用也就日益突出，使传统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这就为知识精英争夺社会发展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因此，在当时民族问题、劳工问题及农村土地问题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将“革命”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正当性的话语。邹容就在其名著《革命军》中高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里的革命，就其基本规定性来说，就是一种反体制行为，是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改造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生存状况。它不仅具有政治目标的性质，而且具有行为道德方面的价值，并具有十分明确的手段意义。
知识精英要进行反体制的“革命”，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 。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 ，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知识精英所进行的革命动员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性动员，是通过建立反体制的军事化组织，以直接的武装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社会行动。
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性动员是以知识精英政党化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将“政党”这种“先锋队”新型组织看成是社会动员的中介组织，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 。当然，中国知识精英的政党化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政党并不是社会各阶级的产物，它始终是凌驾于一定的阶级之上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
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这类具有半政权化具有的“苏维埃的雏形 ”的组织 。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 。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这恰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此，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时，并不将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对象，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斗争之下，资本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以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普遍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宣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的“农民问题”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 政治目标。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 。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将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向“农民暴动”转变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二、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的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赋予了新的含义，并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用工制度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清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别。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
――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博士应燕园评论的邀请于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作者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燕园评论的邀请。在我心目中，北京大学的演讲台是一块圣地。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今天，我站在这个神圣的演讲台上，就是想借助你们的良知和智慧来解读中国近百年的工农运动。尽管主流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力图让人们忘记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我认为，重新提示曾经激励工农奋战的政治承诺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
为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那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革命动员下的工农运动
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在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性动员下发生的社会运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
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在外力压迫下实现内部财富与资本相互转化的经济运动。而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是建立对资源和劳动的剥夺体制。资源性剥夺主要在农村，对劳动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对雇用工人无节制的盘剥。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社会作用也就日益突出，使传统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这就为知识精英争夺社会发展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因此，在当时民族问题、劳工问题及农村土地问题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将“革命”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正当性的话语。邹容就在其名著《革命军》中高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里的革命，就其基本规定性来说，就是一种反体制行为，是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改造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生存状况。它不仅具有政治目标的性质，而且具有行为道德方面的价值，并具有十分明确的手段意义。
知识精英要进行反体制的“革命”，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 。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 ，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知识精英所进行的革命动员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性动员，是通过建立反体制的军事化组织，以直接的武装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社会行动。
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性动员是以知识精英政党化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将“政党”这种“先锋队”新型组织看成是社会动员的中介组织，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 。当然，中国知识精英的政党化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政党并不是社会各阶级的产物，它始终是凌驾于一定的阶级之上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
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这类具有半政权化具有的“苏维埃的雏形 ”的组织 。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 。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这恰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此，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时，并不将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对象，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斗争之下，资本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以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普遍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宣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的“农民问题”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 政治目标。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 。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将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向“农民暴动”转变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二、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的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赋予了新的含义，并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用工制度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清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别。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
――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博士应燕园评论的邀请于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作者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燕园评论的邀请。在我心目中，北京大学的演讲台是一块圣地。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今天，我站在这个神圣的演讲台上，就是想借助你们的良知和智慧来解读中国近百年的工农运动。尽管主流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力图让人们忘记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我认为，重新提示曾经激励工农奋战的政治承诺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
为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那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革命动员下的工农运动
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在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性动员下发生的社会运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
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在外力压迫下实现内部财富与资本相互转化的经济运动。而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是建立对资源和劳动的剥夺体制。资源性剥夺主要在农村，对劳动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对雇用工人无节制的盘剥。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社会作用也就日益突出，使传统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这就为知识精英争夺社会发展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因此，在当时民族问题、劳工问题及农村土地问题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将“革命”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正当性的话语。邹容就在其名著《革命军》中高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里的革命，就其基本规定性来说，就是一种反体制行为，是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改造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生存状况。它不仅具有政治目标的性质，而且具有行为道德方面的价值，并具有十分明确的手段意义。
知识精英要进行反体制的“革命”，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 。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 ，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知识精英所进行的革命动员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性动员，是通过建立反体制的军事化组织，以直接的武装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社会行动。
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性动员是以知识精英政党化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将“政党”这种“先锋队”新型组织看成是社会动员的中介组织，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 。当然，中国知识精英的政党化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政党并不是社会各阶级的产物，它始终是凌驾于一定的阶级之上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
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这类具有半政权化具有的“苏维埃的雏形 ”的组织 。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 。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这恰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此，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时，并不将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对象，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斗争之下，资本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以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普遍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宣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的“农民问题”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 政治目标。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 。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将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向“农民暴动”转变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二、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的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赋予了新的含义，并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用工制度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清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别。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
――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博士应燕园评论的邀请于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作者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燕园评论的邀请。在我心目中，北京大学的演讲台是一块圣地。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今天，我站在这个神圣的演讲台上，就是想借助你们的良知和智慧来解读中国近百年的工农运动。尽管主流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力图让人们忘记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我认为，重新提示曾经激励工农奋战的政治承诺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
为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那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革命动员下的工农运动
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在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性动员下发生的社会运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
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在外力压迫下实现内部财富与资本相互转化的经济运动。而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是建立对资源和劳动的剥夺体制。资源性剥夺主要在农村，对劳动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对雇用工人无节制的盘剥。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社会作用也就日益突出，使传统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这就为知识精英争夺社会发展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因此，在当时民族问题、劳工问题及农村土地问题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将“革命”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正当性的话语。邹容就在其名著《革命军》中高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里的革命，就其基本规定性来说，就是一种反体制行为，是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改造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生存状况。它不仅具有政治目标的性质，而且具有行为道德方面的价值，并具有十分明确的手段意义。
知识精英要进行反体制的“革命”，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 。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 ，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知识精英所进行的革命动员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性动员，是通过建立反体制的军事化组织，以直接的武装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社会行动。
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性动员是以知识精英政党化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将“政党”这种“先锋队”新型组织看成是社会动员的中介组织，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 。当然，中国知识精英的政党化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政党并不是社会各阶级的产物，它始终是凌驾于一定的阶级之上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
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这类具有半政权化具有的“苏维埃的雏形 ”的组织 。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 。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这恰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此，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时，并不将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对象，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斗争之下，资本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以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普遍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宣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的“农民问题”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 政治目标。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 。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将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向“农民暴动”转变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二、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的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赋予了新的含义，并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用工制度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清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别。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