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可以说实属常规。

上月下旬，西非内陆国家马里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月底又有两批分别支持及反对政变军人的民众示威，结果引发冲突。这场政变除了让“马里”这个小国在国际新闻里火了一把之外，也令人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军人在政治生活中应当充当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困扰过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民间的军事英雄叙事里，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关羽和岳飞，而自明清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外患日亟，而岳飞又是抵抗来自北方的征服浪潮的代表，所以，其声名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关羽的模样。

岳飞之特别受推崇，跟其悲剧的落幕有莫大关系，按照过去忠奸的政治伦理观念，岳飞之死被直接描述为内部投降势力阴险的叛卖，言外之意是，假如岳飞不死，则宋金历史竞争进程将被改写，这种压倒性的美好愿望几乎代替了一切理性思维。

值得考虑的是，在南宋初年的内部政治斗争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军人、皇家和文臣三种基本支柱性力量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角度观察岳飞之死，颇有可观的发现。

中国古代皇朝开国，大多由于军事胜利，而其殒灭则是由于军事的失败。北宋的灭亡正是军事上被金人打败所致，这一失败也标志着，宋初所建立的军事制度及国家军事效能完全失效。换言之，南宋国家不是北宋的自然延续，而是建立在新兴武人枪杆子上的新国家，理解这一点，人们才能明了南宋初年皇家和朝廷文官集团主战与主和等政治路线斗争背后的权力含义。

人们看到，在皇朝获得相对稳定之前，武人与皇家的合作十分顺畅，作为证据之一，则是高宗赵构与岳飞本人的推心置腹关系。这一阶段，作为国家治理者的文官集团相比皇家和武人，所处的地位是很从属的，因而也没有严重的冲突。然而，随着皇朝根基进一步稳定的要求凸显，握有强大武力且占据一方行政资源的武人，就成为必然的障碍。他们因为自我力量的意识，上对国家的最高政治议题提出强硬和明确的要求，对下则有不可遏止的继续自我扩张的冲动，这在岳飞对于立储问题的固执建言和坚持北伐的军事路线上可见端倪，因而事情并非简单的主战主和或忠奸可以概括。

新国家要将武人集团置于制度化的皇朝政治管理之下，则皇家与武人的政治博弈基本上就是零和的状态，因此，文官集团地位上升，成为皇家的第一合作者，实属情理必然。无论北宋初年的军制设计与实践，还是南宋绍兴和议前封四大将为枢密的做法，原理均出一辙。

战史的考察表明了一点，以南宋初年的宋金作战而言，在金国占据了华北地区之后，其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南宋步兵为主的部队作战，双方南北军事地理的限制，要说宋军有收复北国的可行性，实在是夸张的。尤其考虑到双方内部治理的情形就更是如此。金人为新兴屡胜之国，在战略上有强大后方，对于黄淮之间的地区则实行傀儡统治，以作为缓冲，并逐步消化征服成果，同时以战养战；南宋则承继灭国之痛，国家新立，文武不协。但无论如何，彼时武人要巩固自身地位，则主战的大义路线是不可能放弃的。

以中国历来没有军国主义的传统，岳飞等武人如何修正自我意识，在政治上融入新确立的国家体制，这是他们共同的第一致命课题，撇开历史的忠奸纷争，从这个角度看四大将的作为，无疑人们会发现，岳飞是对新体制抵触最强烈的，也是对新体制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的命运也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这是他必须死的政治层面的逻辑。

如果我们视野更开阔一些，应该可以看到，两宋之前的漫长混乱时期里，五代十国，天下自立者基本是拥兵自重的武人。而在中国古代治理的其他时代里，当天下鼎定，武人的政治地位一直是从属的，武人之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只是战争初起时的特例。因而，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可以说实属常规。进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中国古代的制度土壤存在，则岳飞式的悲剧英雄必然代代不绝，这一粗浅的结论，人们从后世于谦、袁崇焕等人的遭遇中，应该不难得到初步证明。

http://www.nbweekly.com/column/zhaochu/201204/29545.aspx

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可以说实属常规。

上月下旬，西非内陆国家马里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月底又有两批分别支持及反对政变军人的民众示威，结果引发冲突。这场政变除了让“马里”这个小国在国际新闻里火了一把之外，也令人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军人在政治生活中应当充当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困扰过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民间的军事英雄叙事里，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关羽和岳飞，而自明清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外患日亟，而岳飞又是抵抗来自北方的征服浪潮的代表，所以，其声名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关羽的模样。

岳飞之特别受推崇，跟其悲剧的落幕有莫大关系，按照过去忠奸的政治伦理观念，岳飞之死被直接描述为内部投降势力阴险的叛卖，言外之意是，假如岳飞不死，则宋金历史竞争进程将被改写，这种压倒性的美好愿望几乎代替了一切理性思维。

值得考虑的是，在南宋初年的内部政治斗争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军人、皇家和文臣三种基本支柱性力量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角度观察岳飞之死，颇有可观的发现。

中国古代皇朝开国，大多由于军事胜利，而其殒灭则是由于军事的失败。北宋的灭亡正是军事上被金人打败所致，这一失败也标志着，宋初所建立的军事制度及国家军事效能完全失效。换言之，南宋国家不是北宋的自然延续，而是建立在新兴武人枪杆子上的新国家，理解这一点，人们才能明了南宋初年皇家和朝廷文官集团主战与主和等政治路线斗争背后的权力含义。

人们看到，在皇朝获得相对稳定之前，武人与皇家的合作十分顺畅，作为证据之一，则是高宗赵构与岳飞本人的推心置腹关系。这一阶段，作为国家治理者的文官集团相比皇家和武人，所处的地位是很从属的，因而也没有严重的冲突。然而，随着皇朝根基进一步稳定的要求凸显，握有强大武力且占据一方行政资源的武人，就成为必然的障碍。他们因为自我力量的意识，上对国家的最高政治议题提出强硬和明确的要求，对下则有不可遏止的继续自我扩张的冲动，这在岳飞对于立储问题的固执建言和坚持北伐的军事路线上可见端倪，因而事情并非简单的主战主和或忠奸可以概括。

新国家要将武人集团置于制度化的皇朝政治管理之下，则皇家与武人的政治博弈基本上就是零和的状态，因此，文官集团地位上升，成为皇家的第一合作者，实属情理必然。无论北宋初年的军制设计与实践，还是南宋绍兴和议前封四大将为枢密的做法，原理均出一辙。

战史的考察表明了一点，以南宋初年的宋金作战而言，在金国占据了华北地区之后，其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南宋步兵为主的部队作战，双方南北军事地理的限制，要说宋军有收复北国的可行性，实在是夸张的。尤其考虑到双方内部治理的情形就更是如此。金人为新兴屡胜之国，在战略上有强大后方，对于黄淮之间的地区则实行傀儡统治，以作为缓冲，并逐步消化征服成果，同时以战养战；南宋则承继灭国之痛，国家新立，文武不协。但无论如何，彼时武人要巩固自身地位，则主战的大义路线是不可能放弃的。

以中国历来没有军国主义的传统，岳飞等武人如何修正自我意识，在政治上融入新确立的国家体制，这是他们共同的第一致命课题，撇开历史的忠奸纷争，从这个角度看四大将的作为，无疑人们会发现，岳飞是对新体制抵触最强烈的，也是对新体制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的命运也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这是他必须死的政治层面的逻辑。

如果我们视野更开阔一些，应该可以看到，两宋之前的漫长混乱时期里，五代十国，天下自立者基本是拥兵自重的武人。而在中国古代治理的其他时代里，当天下鼎定，武人的政治地位一直是从属的，武人之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只是战争初起时的特例。因而，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可以说实属常规。进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中国古代的制度土壤存在，则岳飞式的悲剧英雄必然代代不绝，这一粗浅的结论，人们从后世于谦、袁崇焕等人的遭遇中，应该不难得到初步证明。

http://www.nbweekly.com/column/zhaochu/201204/29545.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