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布达佩斯访“恐怖屋博物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23:15
“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欧尔班·维克多
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向来都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景点。这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连结了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与著名的英雄广场，街道两边坐落着具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寓建筑，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立面及室内设计，构成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条大街上，还坐落着诸如匈牙利国家剧院、李斯特故居以及老音乐学院等诸多著名历史建筑，一些别墅亦被选作别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馆。鉴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条大街的正下方，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地铁，它于1894年完工，至今仍在运行。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访的这幢建筑，却与上述的美好与辉煌无关，它有着一个与这条街道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格格不入的名字——“恐怖屋”（House of Terror）。这幢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灰色建筑，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砖瓦结构楼房，建于1880年，原先曾是一栋贵族的私宅。1937年，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租下这栋建筑的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室，其后一家名为《团结》的极右派报纸的编辑部也搬了进来。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使其逐步成为了一幢名副其实的“恐怖屋”。
“恐怖屋”的由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解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超过三百万的匈牙利人也由此置身在了邻国的统辖之下。匈牙利是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因而成了中欧地区最为弱小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匈牙利就跟在德国一样易于盛行。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箭十字党（the Arrow Cross）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它的党员超过30万之众，得到将近100万选民的支持，在首都布达佩斯蓝领阶层占主导的选区里，每三票中就有一票是投给箭十字党的。而安德拉什大街60号也进而成为箭十字党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以摄政王霍尔蒂（Horthy）将军为首的匈牙利政府选择了希特勒德国这一边，并期望能够在德国的帮助下通过参战来夺回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1年，匈牙利对苏联宣战，并且立即参与了德国在苏联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向德国提供了几个军的兵力。
但到了1944年，当德国显露出败迹的时候，霍尔蒂曾有意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这导致他于当年3月18日被德军“邀请”至德国，乘着他不在国内，希特勒在第二天即3月19日便发动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占领，约25万德军越过边界开进匈牙利领土。此后虽然霍尔蒂仍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但最高权力实质上已落到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手中。至此，匈牙利已完全处于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
1944年9月，苏联军队已经攻入匈牙利领土，德国的败势已不可逆转。此时的霍尔蒂又做出了最后一次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尝试。他于8月29日解散了以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me）为首的政府，用自己的心腹拉卡托什·盖佐（Lakatos Géza）将军取而代之，并命其派出一个秘密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停战事宜，以商定匈牙利投降的相关条款。然而霍尔蒂的这一努力又被纳粹德国给阻断了。德军对他实行了“保护性羁押”，并扶植起以箭十字党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头目萨洛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成了名义上的匈牙利领导人。因为坚信希特勒的神秘武器即将问世并将扭转战局，箭十字党人在掌权后还将大批的未成年男子送上战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支撑这一切罪行的一个重要机构便是当时的政治警察部门，任何敢于不服从乃至反对箭十字党政策的人，都会面临被政治警察逮捕、关押、审问以及施刑的危险。而此时的安德拉什大街60号恰恰正是政治警察部门的总部所在，在箭十字党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数百人被带到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被施以酷刑。
苏联军队于1945年2月13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于同年4月4日“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一个月后，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盟军迫使德国投降。根据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料到，苏军这一呆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到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的时候，已是1991年6月19日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45年初刚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时，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就以“顾问”的身份随同苏军来到了布达佩斯。而当时随着苏联坦克一同进入首都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尽快夺取安德拉什大街60号。在对建筑和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匈共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被设在了这座大楼里。这一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被改名为国家保卫处（AVO），属内务部管辖，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并脱离内务部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始终都是一个负责执行政治恐怖的政治警察机关，并完全凌驾于普通警察机构之上。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就能顶得上一名警察上校，足见其在新政权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秘密警察部门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同时，许多箭十字党掌权期间的旧警察和纳粹军官却受到了新政权的重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政权下练就的那套抓捕、审讯和拷打犯人的本领在苏联顾问的眼中成了十分宝贵的“专业技能”，因此这些人便成了建设新政权的“有用资源”。当局规定这些人只要做出改变政治信仰的声明之后便可以编入政治警察局，继续从事他们的老本行。而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拒绝苏联人的这种赏识。就这样，不仅当年纳粹政治警察的总部如今成了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总部，许多以往就在其中工作的纳粹政治警察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成员！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巧合，如今这座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独特建筑被改建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而基于它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气质，以及它以往给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座博物馆被形象地命名为——“恐怖屋博物馆”。
“双重占领”与“更衣室”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迎面便是两座显眼的大理石碑，黑色的那块上面镂空雕刻着代表纳粹的箭十字党党徽，红色的那块上面则刻着代表共产主义的五角星。在那两个镂空标记之下则分别刻着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分别意为“纪念在纳粹/共产主义恐怖统治下的受难者们”。
博物馆的参观路线从三楼开始。首先来到的便是一个叫做“双重占领”的展厅。顾名思义，这个房间展示了两大强权对于匈牙利的先后占领。房间的中央有一堵展示墙，两边各有四台液晶显示器，一边播放着纳粹德国的发展史及其对于匈牙利的占领，另一边则播放着苏联占领匈牙利、以及其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相关影像资料。展厅四周墙上的照片则展示着这场战争给匈牙利带来的巨大破坏，其中包括一幅布达佩斯的象征——横跨在多瑙河上的赛切尼链桥被德军炸毁后的巨幅照片。
仅仅是“双重占领”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已经饱含了足够的悲剧意味，再加上看了如此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真令人不禁感叹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但是，仅仅是外国占领本身，也许还并没有那样可怕。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占领政权本身的性质，及其给被占领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拿匈牙利来说，其实直到1944年3月纳粹德国出兵占领之前，匈牙利的国家权力都仍然掌握在一个合法的民选议会和政府的手中，而议会大厅中坐着的也不仅只是执政党的议员，其中也一直活跃着诸多反对党议员的身影。除了一些战时的限制规定之外，匈牙利社会仍然享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匈牙利人享有着比邻国居民更好也更自由的生活（奥地利早在1938年就被并入了纳粹德国）。但在3月19日德军进驻匈牙利之后，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匈牙利原有的选举制度、议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被一一取消，反对党派也被完全取缔，当然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纳粹德国，这一切早就被彻底取消而不复存在了。
而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除了在最初两年里因实行所谓的“联合政府”路线而政策略有放松之外，可谓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新政权的作为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安德拉什大街60号为例，在纳粹统治时期，其政治警察部门还只是占据着这一幢建筑，但当共产党的秘密警察部门搬进来之后，便开始了急剧的扩张，不久之后，这个部门竟已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那些毗邻大楼的原有使用者被一一请出，许多房间都继而被改作国家保安局的办公室；同时，这些建筑的地下室隔墙也被一一打通，于是，在整个街区的下方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地下监狱网！
原有的暴政并未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想来这才是匈牙利民族最为不幸的地方吧！三楼的另一个展馆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不幸。这个不大的房间叫做“更衣室”，在其中央背对背站着两个人形模特，一个穿着纳粹政治警察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则身穿国家保安局的灰色制服（后改为蓝色）。但是如前文所述，许多以往的纳粹政治警察都得以留用，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国家保安局的得力干将了。所以听起来也许十分吊诡——这背对背身穿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两大强权的不同制服的两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果然，如果你朝墙上那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显示屏望去，便会看到旧政权的那些警察和军官们如何在“更衣室”中脱去“旧衫”，换上“新装”，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的时代……
当然，这个“更衣室”还含有另一层寓意——政权的变更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民族都需要换上一身新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会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制服，戴着与以往不同的徽章，说着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语言……但或许，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古拉格”
事实上，匈牙利领土上的红色恐怖早在国家保安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在1919年建立起了劳改集中营制度，这便是如今已恶名昭著的“古拉格群岛”。而在1939年，即二战初期的时候，苏联就设立了所谓的“战犯拘禁督察局”（GUPVI），该机构专门负责运营那些关押外国人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当局此举的目的在于从红军占领区运回所谓的“战犯”，将其关在集中营中进行强制劳动以弥补苏联自身劳力的不足。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16日做出一项决议，宣布要对占领区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德国居民实行“动员”，即要将他们大批运进苏联的劳改营。但当时匈牙利的苏联占领当局常常发现当地并没有德国居民，而他们又受命要交出一定数额的“战犯”。于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他们便首先挑那些带有德语发音名字的匈牙利人进行抓捕，继而也开始抓捕那些有着匈牙利语名字的居民了。在仍未能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未满18岁的少年和年逾花甲的老人……
除了需要劳力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以抓捕“战犯”的名义，在其占领区将那些在他们看来会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员一概实行了抓捕。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匈牙利得到了延续。国家保安局所实行的政治恐怖便是从清除过去的“反动分子”开始的。在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名义下，许多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便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大批过去的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工厂主、银行家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都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首都。他们留下的公寓和别墅很快便被那些“仕途正盛”的共产党干部们给一一填满。那些被发现怀有不同政治见解却又无法给其罗列罪名的人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大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界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被强制举家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据统计，在当年劳改营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共有将近30万匈牙利人失去了生命。
三楼这个叫做“古拉格”的展厅讲述的就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展厅的整个地毯是一张巨大的苏联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年所有劳改营的位置，而那些集中关押匈牙利人的劳改营，在地图上更是用显目的红点标示了出来。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向今人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展厅里还摆放着十多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当时劳改营囚犯们所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包括靴子、水杯、信件和十字架等等。
“五十年代”
二战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在1945年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小农党赢得了57%的选票，共产党尽管享有苏联占领当局的明确支持，最终也只得到17%的选票。但是以苏联为主导的联合占领委员会并没有完全遵照选举结果，允许匈牙利成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经过努力，苏方最终为匈共在新政府中争得了3个部长职位，其中就包括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务。共产党的首任内务部长是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但他几个月后就被匈共中央认定为“过于宽厚而不适合内务工作”，从而改任国民议会议长。其后接替他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掌控了整个警政系统，更是将刚刚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政治警察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此为基础，匈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得以不择一切手段来逐步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了。
匈牙利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于1947年8月举行，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蓝票”（Blue Ticket）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数十万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在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的领导下，共产党还伪造了20万张选票，另有近70万张有效选票被予以销毁，这才使匈共的得票数得以“领先”，从而将左翼政党联盟扶上了执政舞台。但即便如此，共产党在临时选举中也只得到了区区22%的选票。
前文已经提到，国家保安局所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只限于所谓的“反动分子”。为了对政敌进行压制和打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匈共掌控下的国家保安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断地制造着政治冤案。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他们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就被投入监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于1948年6月与共产党实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党叫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这一合并实质上意味着社民党的彻底消亡，因为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之后，原社民党的领导人便被相继投入了监狱，其重要成员也大多未能幸免。到了下一次1949年春天的选举，选民们终于发现，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之外，他们已经无人可投了。在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还发动了20万名所谓的“人民教育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选民教育”。国家保安局更是负责实行全程的监督与保障。这一次，共产党终于囊括了96%的选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下一次的竞争性议会选举，则要等到41年之后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到1953年纳吉·伊姆雷首次出任总理时，各地关押的犯人数目达15万之多。至少有占全国总人数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当时的社会氛围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少人在夜间听到家门前的街上有汽车停下的声音就会心惊胆战，害怕被警察抓走。在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叫做“安置与流放”的展厅当中，就停放着一辆当时秘密警察用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轿车四周还环绕着一层半透明的黑纱，整车的面容只隐约可见，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恐怖的气氛。
在那个年代，尚未遭到清洗的人也并不感到轻松。当时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已成为当局掌握人们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甚至大部分的领导人都被实行了窃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这一点在三楼这个叫做“五十年代”的展厅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展厅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华丽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屏风上自然是挂着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匈共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画像，但是当我们绕到屏风后面，便会看到一整套的秘密监听设备——原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头顶也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皮特的房间”
“恐怖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厅莫过于“皮特的房间”了。皮特·加博尔（Péter Gábor）是当年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看来我们有机会一窥大楼主人的办公室了。还未进到展厅，房间大门上的那个金属铭牌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上面刻着皮特的全身像，但却具有“阴阳”两面——左半边的皮特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右半边的皮特则是赤身裸体、狼狈不堪。还未来得及思索其中的寓意，笔者便又被整个房间的“阴阳”风格所吸引——说这是皮特当年的办公室，明显只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房间以中间为界，两边分别被装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一边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板，都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暖色，天花板上有精致的雕花，墙壁上有几何形的装饰，显得优雅而温馨，再加上实木雕花的办公桌椅，桌上摆放着电话、钢笔、文件等办公用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局长的办公室了；但这个房间的另一边，从上到下却只有令人压抑的黑色，仅有的摆设是一把简单的木椅和一张冰冷的铁床，不仅跟刚才那一半的局长办公室很不搭调，简直就像一间监狱嘛！在进一步了解了皮特的故事之后笔者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就是一间监狱！
从1950年开始，党内的清洗运动也开始落到了负责执行清洗行动的机构——国家保安局的头上。许多局内原来的得力干将，如今也一一身陷囹圄。而同样的命运最终也落到了机构的负责人——皮特的头上。1953年1月，在斯大林掀起社会主义阵营内新一轮反犹高潮的背景下，拉科西便毫不犹豫地将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皮特及其数十位同僚投入了国家保安局的地下监狱。拉科西此举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皮特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经累积了太多民怨，另一方面皮特几乎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匈牙利“解放”之后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因此，拉科西恰好可以借着平息民愤的名义来消灭掉这个党内的潜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就复原了当时的地下监狱以及所谓的“惩罚室”。政治犯们夜间会被带到楼上进行审讯，平时就被关在这里。关押的条件十分艰苦，囚犯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木板床上，有时甚至是直接睡在地上。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一般是一杯豆子汤加上150克面包，总热量只有490卡路里。逼供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会受到严刑拷打，还会受到各种精神折磨——也许长时间不准他们睡觉，或者一会儿把他们带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一会儿又把他们放到难忍的噪音中去，以扰乱他们的神志。笔者见到其中一个“惩罚室”的四壁还包裹了装有填充物的沙袋，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因痛苦不堪而自杀的。面对当年的地下监狱，参观者可以走进当中任何一间，身处其中，想象大门“砰”地一声关闭，感受那份切实的毛骨悚然。
一边是豪华的首长办公室，另一边就是阴森的酷刑监狱。类似的情节在当年的匈牙利并非仅是皮特一例。前文提到的匈共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为了能够亲自督查他所负责案件的侦办进展，就曾频繁地造访过安德拉什大街60号。这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其任内清除法西斯分子以及打压对付反对党等工作上可谓不遗余力，甚至连在战时救过他命的哥哥拉伊克·安德烈都被判了死刑。但由于他是匈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声望又对“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拉科西产生了威胁，于是便成了拉科西的清洗对象。拉伊克在1949年5月20日被逮捕，在狱中受到了自己以前下属们所施行的刑讯逼供。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这次是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在其后著名的“拉伊克叛国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5日被执行了绞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他的四位高层同僚。
早在拉伊克被捕的几个月前，他就被免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而改任外交部长。其内务部长的职务由“本土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卡达尔·亚诺什接任。但是，其“本土派”的身份也已然注定了他将成为拉科西的下一个清洗对象。卡达尔于1950年6月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次年5月被捕。而直接负责整个逮捕行动并将其投入监狱的，正是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的皮特·加博尔。而最为吊诡的是，卡达尔恰恰就是当年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在经受了严刑逼供之后，卡达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打掉牙齿，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在被单独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没同任何人交谈过，出狱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来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所受的折磨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接替卡达尔内务部长职务的人名叫泽尔德·山道尔（Z？ld Sándor）。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务部长已经从自己的两位前任身上看到，在这个职位上，既可以审讯别人，也容易落到被别人审讯的境地。当他觉察到自己很快将成为接连被捕的第三位内务部长时，为了免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竟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夜里，泽尔德与其夫人、岳母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上门逮捕他的警察们面对的只是五具已经僵冷的尸体……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该展厅墙上的显示屏就循环播放着所有那些受害领导人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昨天还是施暴者，今天就成了受害者；昨天还是坐在楼上办公室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今天就成了关在地下室牢房里接受刑讯逼供的囚犯；一边是天堂，另一边就是地狱，而在缺乏对于个人权利实行有效保障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秘密警察横行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我想，这就是“皮特的房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56年革命”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西方国家达成某种缓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动之一便是于1955年同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当局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从此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各国占领军一律撤出奥地利领土。然而匈牙利却陷入了与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境地，就在《奥地利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以时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Hegedüs András）为首的匈牙利政府签署了《华沙条约》，这便为苏军继续在匈牙利驻扎提供了法律基础。果然，苏联从奥地利撤出的特别部队竟也顺势驻扎到了匈牙利的领土之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其核心诉求便是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国家。这次革命可被视为匈牙利社会各阶层对于以往社会不公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二天，并被苏军的悍然入侵所镇压，但它却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也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名为“1956年革命”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一面当中被剪去苏式标记的匈牙利国旗、一辆当年的自行车、以及当时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挺机枪和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厅内还有数个显示屏在播放着当年革命的影像资料。
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出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后来也被押送回国受审，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展厅，里面布置成法庭的模样，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对纳吉进行审判的时长近1小时的宣传片。当局显然是想说服人们，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但位于展厅一侧墙壁上的一处设计却形象地戳破了这个谎言——那是一道虚掩着的暗门，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摆放着桌椅和电话，墙上还挂着拉科西的画像。原来，台上的审判只是个形式，最终的结果早已被当局决定好了，并通过这个通讯室传达给了负责审判的法官！事实上，因为缺乏对于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1945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法院”的多数判决都无法逃脱类似的模式。在司法审判中，原来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如今的“有罪推定”所取代，现在不是检察官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被告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仅是屈打成招的口供就可被当作充足的罪证，而不需提供任何实质的证据。该展厅的墙上陈列着当时司法系统的800多卷档案，内容涉及了当年的政治审讯、起诉、判决、上诉以及调查记录等等。因此，这个展厅的名字显得尤为直率——“被亵渎的司法”。
告别“恐怖屋”
除了上文提到的展馆之外，“恐怖屋”里的其他诸多展馆如“箭十字党大厅”、“苏联顾问办公室”、“强制农业征收”、“明曾蒂大主教”、“泪水大厅”等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做详细介绍了。
曾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向笔者抱怨，说她不认为将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放在一起展示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拥有着如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政权或是政治领袖主张什么、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又是否能够达到它当初所作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种政权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基本公民权利如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的漠视与践踏。以种族主义还是阶级斗争为口号，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当局建立“恐怖屋”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民众，这是极右和极左政权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真正文明、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反过来，是民众得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笔者回到一楼的大厅当中，这里矗立着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在坦克的后面，是一堵高达三层楼的纪念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当年受害者们的照片。斯大林曾有名言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这面纪念墙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位受害者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拥有各自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与尊严。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突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地狱和人间，哪一个才更加真实。但我想，身后的这幢博物馆本身，就是帮助匈牙利民族远离“恐怖”的另一重保障吧！正如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于2002年2月24日的“恐怖屋”开幕致辞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2/0407/57038.html“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欧尔班·维克多
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向来都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景点。这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连结了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与著名的英雄广场，街道两边坐落着具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寓建筑，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立面及室内设计，构成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条大街上，还坐落着诸如匈牙利国家剧院、李斯特故居以及老音乐学院等诸多著名历史建筑，一些别墅亦被选作别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馆。鉴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条大街的正下方，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地铁，它于1894年完工，至今仍在运行。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访的这幢建筑，却与上述的美好与辉煌无关，它有着一个与这条街道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格格不入的名字——“恐怖屋”（House of Terror）。这幢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灰色建筑，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砖瓦结构楼房，建于1880年，原先曾是一栋贵族的私宅。1937年，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租下这栋建筑的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室，其后一家名为《团结》的极右派报纸的编辑部也搬了进来。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使其逐步成为了一幢名副其实的“恐怖屋”。
“恐怖屋”的由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解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超过三百万的匈牙利人也由此置身在了邻国的统辖之下。匈牙利是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因而成了中欧地区最为弱小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匈牙利就跟在德国一样易于盛行。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箭十字党（the Arrow Cross）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它的党员超过30万之众，得到将近100万选民的支持，在首都布达佩斯蓝领阶层占主导的选区里，每三票中就有一票是投给箭十字党的。而安德拉什大街60号也进而成为箭十字党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以摄政王霍尔蒂（Horthy）将军为首的匈牙利政府选择了希特勒德国这一边，并期望能够在德国的帮助下通过参战来夺回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1年，匈牙利对苏联宣战，并且立即参与了德国在苏联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向德国提供了几个军的兵力。
但到了1944年，当德国显露出败迹的时候，霍尔蒂曾有意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这导致他于当年3月18日被德军“邀请”至德国，乘着他不在国内，希特勒在第二天即3月19日便发动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占领，约25万德军越过边界开进匈牙利领土。此后虽然霍尔蒂仍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但最高权力实质上已落到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手中。至此，匈牙利已完全处于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
1944年9月，苏联军队已经攻入匈牙利领土，德国的败势已不可逆转。此时的霍尔蒂又做出了最后一次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尝试。他于8月29日解散了以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me）为首的政府，用自己的心腹拉卡托什·盖佐（Lakatos Géza）将军取而代之，并命其派出一个秘密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停战事宜，以商定匈牙利投降的相关条款。然而霍尔蒂的这一努力又被纳粹德国给阻断了。德军对他实行了“保护性羁押”，并扶植起以箭十字党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头目萨洛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成了名义上的匈牙利领导人。因为坚信希特勒的神秘武器即将问世并将扭转战局，箭十字党人在掌权后还将大批的未成年男子送上战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支撑这一切罪行的一个重要机构便是当时的政治警察部门，任何敢于不服从乃至反对箭十字党政策的人，都会面临被政治警察逮捕、关押、审问以及施刑的危险。而此时的安德拉什大街60号恰恰正是政治警察部门的总部所在，在箭十字党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数百人被带到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被施以酷刑。
苏联军队于1945年2月13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于同年4月4日“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一个月后，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盟军迫使德国投降。根据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料到，苏军这一呆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到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的时候，已是1991年6月19日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45年初刚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时，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就以“顾问”的身份随同苏军来到了布达佩斯。而当时随着苏联坦克一同进入首都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尽快夺取安德拉什大街60号。在对建筑和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匈共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被设在了这座大楼里。这一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被改名为国家保卫处（AVO），属内务部管辖，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并脱离内务部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始终都是一个负责执行政治恐怖的政治警察机关，并完全凌驾于普通警察机构之上。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就能顶得上一名警察上校，足见其在新政权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秘密警察部门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同时，许多箭十字党掌权期间的旧警察和纳粹军官却受到了新政权的重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政权下练就的那套抓捕、审讯和拷打犯人的本领在苏联顾问的眼中成了十分宝贵的“专业技能”，因此这些人便成了建设新政权的“有用资源”。当局规定这些人只要做出改变政治信仰的声明之后便可以编入政治警察局，继续从事他们的老本行。而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拒绝苏联人的这种赏识。就这样，不仅当年纳粹政治警察的总部如今成了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总部，许多以往就在其中工作的纳粹政治警察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成员！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巧合，如今这座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独特建筑被改建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而基于它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气质，以及它以往给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座博物馆被形象地命名为——“恐怖屋博物馆”。
“双重占领”与“更衣室”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迎面便是两座显眼的大理石碑，黑色的那块上面镂空雕刻着代表纳粹的箭十字党党徽，红色的那块上面则刻着代表共产主义的五角星。在那两个镂空标记之下则分别刻着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分别意为“纪念在纳粹/共产主义恐怖统治下的受难者们”。
博物馆的参观路线从三楼开始。首先来到的便是一个叫做“双重占领”的展厅。顾名思义，这个房间展示了两大强权对于匈牙利的先后占领。房间的中央有一堵展示墙，两边各有四台液晶显示器，一边播放着纳粹德国的发展史及其对于匈牙利的占领，另一边则播放着苏联占领匈牙利、以及其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相关影像资料。展厅四周墙上的照片则展示着这场战争给匈牙利带来的巨大破坏，其中包括一幅布达佩斯的象征——横跨在多瑙河上的赛切尼链桥被德军炸毁后的巨幅照片。
仅仅是“双重占领”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已经饱含了足够的悲剧意味，再加上看了如此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真令人不禁感叹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但是，仅仅是外国占领本身，也许还并没有那样可怕。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占领政权本身的性质，及其给被占领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拿匈牙利来说，其实直到1944年3月纳粹德国出兵占领之前，匈牙利的国家权力都仍然掌握在一个合法的民选议会和政府的手中，而议会大厅中坐着的也不仅只是执政党的议员，其中也一直活跃着诸多反对党议员的身影。除了一些战时的限制规定之外，匈牙利社会仍然享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匈牙利人享有着比邻国居民更好也更自由的生活（奥地利早在1938年就被并入了纳粹德国）。但在3月19日德军进驻匈牙利之后，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匈牙利原有的选举制度、议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被一一取消，反对党派也被完全取缔，当然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纳粹德国，这一切早就被彻底取消而不复存在了。
而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除了在最初两年里因实行所谓的“联合政府”路线而政策略有放松之外，可谓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新政权的作为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安德拉什大街60号为例，在纳粹统治时期，其政治警察部门还只是占据着这一幢建筑，但当共产党的秘密警察部门搬进来之后，便开始了急剧的扩张，不久之后，这个部门竟已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那些毗邻大楼的原有使用者被一一请出，许多房间都继而被改作国家保安局的办公室；同时，这些建筑的地下室隔墙也被一一打通，于是，在整个街区的下方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地下监狱网！
原有的暴政并未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想来这才是匈牙利民族最为不幸的地方吧！三楼的另一个展馆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不幸。这个不大的房间叫做“更衣室”，在其中央背对背站着两个人形模特，一个穿着纳粹政治警察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则身穿国家保安局的灰色制服（后改为蓝色）。但是如前文所述，许多以往的纳粹政治警察都得以留用，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国家保安局的得力干将了。所以听起来也许十分吊诡——这背对背身穿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两大强权的不同制服的两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果然，如果你朝墙上那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显示屏望去，便会看到旧政权的那些警察和军官们如何在“更衣室”中脱去“旧衫”，换上“新装”，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的时代……
当然，这个“更衣室”还含有另一层寓意——政权的变更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民族都需要换上一身新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会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制服，戴着与以往不同的徽章，说着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语言……但或许，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古拉格”
事实上，匈牙利领土上的红色恐怖早在国家保安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在1919年建立起了劳改集中营制度，这便是如今已恶名昭著的“古拉格群岛”。而在1939年，即二战初期的时候，苏联就设立了所谓的“战犯拘禁督察局”（GUPVI），该机构专门负责运营那些关押外国人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当局此举的目的在于从红军占领区运回所谓的“战犯”，将其关在集中营中进行强制劳动以弥补苏联自身劳力的不足。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16日做出一项决议，宣布要对占领区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德国居民实行“动员”，即要将他们大批运进苏联的劳改营。但当时匈牙利的苏联占领当局常常发现当地并没有德国居民，而他们又受命要交出一定数额的“战犯”。于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他们便首先挑那些带有德语发音名字的匈牙利人进行抓捕，继而也开始抓捕那些有着匈牙利语名字的居民了。在仍未能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未满18岁的少年和年逾花甲的老人……
除了需要劳力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以抓捕“战犯”的名义，在其占领区将那些在他们看来会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员一概实行了抓捕。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匈牙利得到了延续。国家保安局所实行的政治恐怖便是从清除过去的“反动分子”开始的。在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名义下，许多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便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大批过去的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工厂主、银行家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都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首都。他们留下的公寓和别墅很快便被那些“仕途正盛”的共产党干部们给一一填满。那些被发现怀有不同政治见解却又无法给其罗列罪名的人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大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界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被强制举家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据统计，在当年劳改营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共有将近30万匈牙利人失去了生命。
三楼这个叫做“古拉格”的展厅讲述的就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展厅的整个地毯是一张巨大的苏联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年所有劳改营的位置，而那些集中关押匈牙利人的劳改营，在地图上更是用显目的红点标示了出来。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向今人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展厅里还摆放着十多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当时劳改营囚犯们所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包括靴子、水杯、信件和十字架等等。
“五十年代”
二战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在1945年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小农党赢得了57%的选票，共产党尽管享有苏联占领当局的明确支持，最终也只得到17%的选票。但是以苏联为主导的联合占领委员会并没有完全遵照选举结果，允许匈牙利成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经过努力，苏方最终为匈共在新政府中争得了3个部长职位，其中就包括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务。共产党的首任内务部长是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但他几个月后就被匈共中央认定为“过于宽厚而不适合内务工作”，从而改任国民议会议长。其后接替他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掌控了整个警政系统，更是将刚刚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政治警察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此为基础，匈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得以不择一切手段来逐步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了。
匈牙利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于1947年8月举行，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蓝票”（Blue Ticket）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数十万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在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的领导下，共产党还伪造了20万张选票，另有近70万张有效选票被予以销毁，这才使匈共的得票数得以“领先”，从而将左翼政党联盟扶上了执政舞台。但即便如此，共产党在临时选举中也只得到了区区22%的选票。
前文已经提到，国家保安局所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只限于所谓的“反动分子”。为了对政敌进行压制和打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匈共掌控下的国家保安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断地制造着政治冤案。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他们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就被投入监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于1948年6月与共产党实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党叫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这一合并实质上意味着社民党的彻底消亡，因为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之后，原社民党的领导人便被相继投入了监狱，其重要成员也大多未能幸免。到了下一次1949年春天的选举，选民们终于发现，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之外，他们已经无人可投了。在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还发动了20万名所谓的“人民教育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选民教育”。国家保安局更是负责实行全程的监督与保障。这一次，共产党终于囊括了96%的选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下一次的竞争性议会选举，则要等到41年之后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到1953年纳吉·伊姆雷首次出任总理时，各地关押的犯人数目达15万之多。至少有占全国总人数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当时的社会氛围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少人在夜间听到家门前的街上有汽车停下的声音就会心惊胆战，害怕被警察抓走。在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叫做“安置与流放”的展厅当中，就停放着一辆当时秘密警察用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轿车四周还环绕着一层半透明的黑纱，整车的面容只隐约可见，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恐怖的气氛。
在那个年代，尚未遭到清洗的人也并不感到轻松。当时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已成为当局掌握人们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甚至大部分的领导人都被实行了窃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这一点在三楼这个叫做“五十年代”的展厅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展厅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华丽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屏风上自然是挂着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匈共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画像，但是当我们绕到屏风后面，便会看到一整套的秘密监听设备——原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头顶也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皮特的房间”
“恐怖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厅莫过于“皮特的房间”了。皮特·加博尔（Péter Gábor）是当年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看来我们有机会一窥大楼主人的办公室了。还未进到展厅，房间大门上的那个金属铭牌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上面刻着皮特的全身像，但却具有“阴阳”两面——左半边的皮特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右半边的皮特则是赤身裸体、狼狈不堪。还未来得及思索其中的寓意，笔者便又被整个房间的“阴阳”风格所吸引——说这是皮特当年的办公室，明显只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房间以中间为界，两边分别被装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一边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板，都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暖色，天花板上有精致的雕花，墙壁上有几何形的装饰，显得优雅而温馨，再加上实木雕花的办公桌椅，桌上摆放着电话、钢笔、文件等办公用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局长的办公室了；但这个房间的另一边，从上到下却只有令人压抑的黑色，仅有的摆设是一把简单的木椅和一张冰冷的铁床，不仅跟刚才那一半的局长办公室很不搭调，简直就像一间监狱嘛！在进一步了解了皮特的故事之后笔者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就是一间监狱！
从1950年开始，党内的清洗运动也开始落到了负责执行清洗行动的机构——国家保安局的头上。许多局内原来的得力干将，如今也一一身陷囹圄。而同样的命运最终也落到了机构的负责人——皮特的头上。1953年1月，在斯大林掀起社会主义阵营内新一轮反犹高潮的背景下，拉科西便毫不犹豫地将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皮特及其数十位同僚投入了国家保安局的地下监狱。拉科西此举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皮特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经累积了太多民怨，另一方面皮特几乎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匈牙利“解放”之后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因此，拉科西恰好可以借着平息民愤的名义来消灭掉这个党内的潜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就复原了当时的地下监狱以及所谓的“惩罚室”。政治犯们夜间会被带到楼上进行审讯，平时就被关在这里。关押的条件十分艰苦，囚犯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木板床上，有时甚至是直接睡在地上。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一般是一杯豆子汤加上150克面包，总热量只有490卡路里。逼供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会受到严刑拷打，还会受到各种精神折磨——也许长时间不准他们睡觉，或者一会儿把他们带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一会儿又把他们放到难忍的噪音中去，以扰乱他们的神志。笔者见到其中一个“惩罚室”的四壁还包裹了装有填充物的沙袋，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因痛苦不堪而自杀的。面对当年的地下监狱，参观者可以走进当中任何一间，身处其中，想象大门“砰”地一声关闭，感受那份切实的毛骨悚然。
一边是豪华的首长办公室，另一边就是阴森的酷刑监狱。类似的情节在当年的匈牙利并非仅是皮特一例。前文提到的匈共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为了能够亲自督查他所负责案件的侦办进展，就曾频繁地造访过安德拉什大街60号。这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其任内清除法西斯分子以及打压对付反对党等工作上可谓不遗余力，甚至连在战时救过他命的哥哥拉伊克·安德烈都被判了死刑。但由于他是匈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声望又对“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拉科西产生了威胁，于是便成了拉科西的清洗对象。拉伊克在1949年5月20日被逮捕，在狱中受到了自己以前下属们所施行的刑讯逼供。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这次是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在其后著名的“拉伊克叛国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5日被执行了绞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他的四位高层同僚。
早在拉伊克被捕的几个月前，他就被免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而改任外交部长。其内务部长的职务由“本土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卡达尔·亚诺什接任。但是，其“本土派”的身份也已然注定了他将成为拉科西的下一个清洗对象。卡达尔于1950年6月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次年5月被捕。而直接负责整个逮捕行动并将其投入监狱的，正是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的皮特·加博尔。而最为吊诡的是，卡达尔恰恰就是当年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在经受了严刑逼供之后，卡达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打掉牙齿，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在被单独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没同任何人交谈过，出狱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来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所受的折磨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接替卡达尔内务部长职务的人名叫泽尔德·山道尔（Z？ld Sándor）。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务部长已经从自己的两位前任身上看到，在这个职位上，既可以审讯别人，也容易落到被别人审讯的境地。当他觉察到自己很快将成为接连被捕的第三位内务部长时，为了免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竟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夜里，泽尔德与其夫人、岳母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上门逮捕他的警察们面对的只是五具已经僵冷的尸体……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该展厅墙上的显示屏就循环播放着所有那些受害领导人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昨天还是施暴者，今天就成了受害者；昨天还是坐在楼上办公室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今天就成了关在地下室牢房里接受刑讯逼供的囚犯；一边是天堂，另一边就是地狱，而在缺乏对于个人权利实行有效保障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秘密警察横行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我想，这就是“皮特的房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56年革命”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西方国家达成某种缓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动之一便是于1955年同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当局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从此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各国占领军一律撤出奥地利领土。然而匈牙利却陷入了与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境地，就在《奥地利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以时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Hegedüs András）为首的匈牙利政府签署了《华沙条约》，这便为苏军继续在匈牙利驻扎提供了法律基础。果然，苏联从奥地利撤出的特别部队竟也顺势驻扎到了匈牙利的领土之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其核心诉求便是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国家。这次革命可被视为匈牙利社会各阶层对于以往社会不公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二天，并被苏军的悍然入侵所镇压，但它却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也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名为“1956年革命”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一面当中被剪去苏式标记的匈牙利国旗、一辆当年的自行车、以及当时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挺机枪和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厅内还有数个显示屏在播放着当年革命的影像资料。
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出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后来也被押送回国受审，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展厅，里面布置成法庭的模样，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对纳吉进行审判的时长近1小时的宣传片。当局显然是想说服人们，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但位于展厅一侧墙壁上的一处设计却形象地戳破了这个谎言——那是一道虚掩着的暗门，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摆放着桌椅和电话，墙上还挂着拉科西的画像。原来，台上的审判只是个形式，最终的结果早已被当局决定好了，并通过这个通讯室传达给了负责审判的法官！事实上，因为缺乏对于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1945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法院”的多数判决都无法逃脱类似的模式。在司法审判中，原来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如今的“有罪推定”所取代，现在不是检察官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被告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仅是屈打成招的口供就可被当作充足的罪证，而不需提供任何实质的证据。该展厅的墙上陈列着当时司法系统的800多卷档案，内容涉及了当年的政治审讯、起诉、判决、上诉以及调查记录等等。因此，这个展厅的名字显得尤为直率——“被亵渎的司法”。
告别“恐怖屋”
除了上文提到的展馆之外，“恐怖屋”里的其他诸多展馆如“箭十字党大厅”、“苏联顾问办公室”、“强制农业征收”、“明曾蒂大主教”、“泪水大厅”等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做详细介绍了。
曾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向笔者抱怨，说她不认为将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放在一起展示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拥有着如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政权或是政治领袖主张什么、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又是否能够达到它当初所作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种政权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基本公民权利如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的漠视与践踏。以种族主义还是阶级斗争为口号，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当局建立“恐怖屋”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民众，这是极右和极左政权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真正文明、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反过来，是民众得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笔者回到一楼的大厅当中，这里矗立着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在坦克的后面，是一堵高达三层楼的纪念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当年受害者们的照片。斯大林曾有名言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这面纪念墙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位受害者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拥有各自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与尊严。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突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地狱和人间，哪一个才更加真实。但我想，身后的这幢博物馆本身，就是帮助匈牙利民族远离“恐怖”的另一重保障吧！正如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于2002年2月24日的“恐怖屋”开幕致辞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2/0407/57038.html
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向来都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景点。这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连结了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与著名的英雄广场，街道两边坐落着具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寓建筑，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立面及室内设计，构成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条大街上，还坐落着诸如匈牙利国家剧院、李斯特故居以及老音乐学院等诸多著名历史建筑，一些别墅亦被选作别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馆。鉴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条大街的正下方，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地铁，它于1894年完工，至今仍在运行。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访的这幢建筑，却与上述的美好与辉煌无关，它有着一个与这条街道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格格不入的名字——“恐怖屋”（House of Terror）。这幢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灰色建筑，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砖瓦结构楼房，建于1880年，原先曾是一栋贵族的私宅。1937年，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租下这栋建筑的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室，其后一家名为《团结》的极右派报纸的编辑部也搬了进来。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使其逐步成为了一幢名副其实的“恐怖屋”。
“恐怖屋”的由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解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超过三百万的匈牙利人也由此置身在了邻国的统辖之下。匈牙利是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因而成了中欧地区最为弱小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匈牙利就跟在德国一样易于盛行。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箭十字党（the Arrow Cross）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它的党员超过30万之众，得到将近100万选民的支持，在首都布达佩斯蓝领阶层占主导的选区里，每三票中就有一票是投给箭十字党的。而安德拉什大街60号也进而成为箭十字党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以摄政王霍尔蒂（Horthy）将军为首的匈牙利政府选择了希特勒德国这一边，并期望能够在德国的帮助下通过参战来夺回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1年，匈牙利对苏联宣战，并且立即参与了德国在苏联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向德国提供了几个军的兵力。
但到了1944年，当德国显露出败迹的时候，霍尔蒂曾有意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这导致他于当年3月18日被德军“邀请”至德国，乘着他不在国内，希特勒在第二天即3月19日便发动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占领，约25万德军越过边界开进匈牙利领土。此后虽然霍尔蒂仍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但最高权力实质上已落到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手中。至此，匈牙利已完全处于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
1944年9月，苏联军队已经攻入匈牙利领土，德国的败势已不可逆转。此时的霍尔蒂又做出了最后一次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尝试。他于8月29日解散了以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me）为首的政府，用自己的心腹拉卡托什·盖佐（Lakatos Géza）将军取而代之，并命其派出一个秘密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停战事宜，以商定匈牙利投降的相关条款。然而霍尔蒂的这一努力又被纳粹德国给阻断了。德军对他实行了“保护性羁押”，并扶植起以箭十字党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头目萨洛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成了名义上的匈牙利领导人。因为坚信希特勒的神秘武器即将问世并将扭转战局，箭十字党人在掌权后还将大批的未成年男子送上战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支撑这一切罪行的一个重要机构便是当时的政治警察部门，任何敢于不服从乃至反对箭十字党政策的人，都会面临被政治警察逮捕、关押、审问以及施刑的危险。而此时的安德拉什大街60号恰恰正是政治警察部门的总部所在，在箭十字党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数百人被带到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被施以酷刑。
苏联军队于1945年2月13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于同年4月4日“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一个月后，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盟军迫使德国投降。根据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料到，苏军这一呆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到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的时候，已是1991年6月19日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45年初刚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时，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就以“顾问”的身份随同苏军来到了布达佩斯。而当时随着苏联坦克一同进入首都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尽快夺取安德拉什大街60号。在对建筑和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匈共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被设在了这座大楼里。这一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被改名为国家保卫处（AVO），属内务部管辖，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并脱离内务部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始终都是一个负责执行政治恐怖的政治警察机关，并完全凌驾于普通警察机构之上。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就能顶得上一名警察上校，足见其在新政权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秘密警察部门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同时，许多箭十字党掌权期间的旧警察和纳粹军官却受到了新政权的重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政权下练就的那套抓捕、审讯和拷打犯人的本领在苏联顾问的眼中成了十分宝贵的“专业技能”，因此这些人便成了建设新政权的“有用资源”。当局规定这些人只要做出改变政治信仰的声明之后便可以编入政治警察局，继续从事他们的老本行。而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拒绝苏联人的这种赏识。就这样，不仅当年纳粹政治警察的总部如今成了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总部，许多以往就在其中工作的纳粹政治警察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成员！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巧合，如今这座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独特建筑被改建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而基于它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气质，以及它以往给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座博物馆被形象地命名为——“恐怖屋博物馆”。
“双重占领”与“更衣室”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迎面便是两座显眼的大理石碑，黑色的那块上面镂空雕刻着代表纳粹的箭十字党党徽，红色的那块上面则刻着代表共产主义的五角星。在那两个镂空标记之下则分别刻着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分别意为“纪念在纳粹/共产主义恐怖统治下的受难者们”。
博物馆的参观路线从三楼开始。首先来到的便是一个叫做“双重占领”的展厅。顾名思义，这个房间展示了两大强权对于匈牙利的先后占领。房间的中央有一堵展示墙，两边各有四台液晶显示器，一边播放着纳粹德国的发展史及其对于匈牙利的占领，另一边则播放着苏联占领匈牙利、以及其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相关影像资料。展厅四周墙上的照片则展示着这场战争给匈牙利带来的巨大破坏，其中包括一幅布达佩斯的象征——横跨在多瑙河上的赛切尼链桥被德军炸毁后的巨幅照片。
仅仅是“双重占领”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已经饱含了足够的悲剧意味，再加上看了如此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真令人不禁感叹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但是，仅仅是外国占领本身，也许还并没有那样可怕。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占领政权本身的性质，及其给被占领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拿匈牙利来说，其实直到1944年3月纳粹德国出兵占领之前，匈牙利的国家权力都仍然掌握在一个合法的民选议会和政府的手中，而议会大厅中坐着的也不仅只是执政党的议员，其中也一直活跃着诸多反对党议员的身影。除了一些战时的限制规定之外，匈牙利社会仍然享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匈牙利人享有着比邻国居民更好也更自由的生活（奥地利早在1938年就被并入了纳粹德国）。但在3月19日德军进驻匈牙利之后，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匈牙利原有的选举制度、议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被一一取消，反对党派也被完全取缔，当然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纳粹德国，这一切早就被彻底取消而不复存在了。
而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除了在最初两年里因实行所谓的“联合政府”路线而政策略有放松之外，可谓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新政权的作为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安德拉什大街60号为例，在纳粹统治时期，其政治警察部门还只是占据着这一幢建筑，但当共产党的秘密警察部门搬进来之后，便开始了急剧的扩张，不久之后，这个部门竟已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那些毗邻大楼的原有使用者被一一请出，许多房间都继而被改作国家保安局的办公室；同时，这些建筑的地下室隔墙也被一一打通，于是，在整个街区的下方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地下监狱网！
原有的暴政并未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想来这才是匈牙利民族最为不幸的地方吧！三楼的另一个展馆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不幸。这个不大的房间叫做“更衣室”，在其中央背对背站着两个人形模特，一个穿着纳粹政治警察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则身穿国家保安局的灰色制服（后改为蓝色）。但是如前文所述，许多以往的纳粹政治警察都得以留用，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国家保安局的得力干将了。所以听起来也许十分吊诡——这背对背身穿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两大强权的不同制服的两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果然，如果你朝墙上那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显示屏望去，便会看到旧政权的那些警察和军官们如何在“更衣室”中脱去“旧衫”，换上“新装”，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的时代……
当然，这个“更衣室”还含有另一层寓意——政权的变更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民族都需要换上一身新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会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制服，戴着与以往不同的徽章，说着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语言……但或许，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古拉格”
事实上，匈牙利领土上的红色恐怖早在国家保安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在1919年建立起了劳改集中营制度，这便是如今已恶名昭著的“古拉格群岛”。而在1939年，即二战初期的时候，苏联就设立了所谓的“战犯拘禁督察局”（GUPVI），该机构专门负责运营那些关押外国人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当局此举的目的在于从红军占领区运回所谓的“战犯”，将其关在集中营中进行强制劳动以弥补苏联自身劳力的不足。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16日做出一项决议，宣布要对占领区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德国居民实行“动员”，即要将他们大批运进苏联的劳改营。但当时匈牙利的苏联占领当局常常发现当地并没有德国居民，而他们又受命要交出一定数额的“战犯”。于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他们便首先挑那些带有德语发音名字的匈牙利人进行抓捕，继而也开始抓捕那些有着匈牙利语名字的居民了。在仍未能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未满18岁的少年和年逾花甲的老人……
除了需要劳力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以抓捕“战犯”的名义，在其占领区将那些在他们看来会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员一概实行了抓捕。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匈牙利得到了延续。国家保安局所实行的政治恐怖便是从清除过去的“反动分子”开始的。在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名义下，许多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便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大批过去的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工厂主、银行家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都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首都。他们留下的公寓和别墅很快便被那些“仕途正盛”的共产党干部们给一一填满。那些被发现怀有不同政治见解却又无法给其罗列罪名的人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大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界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被强制举家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据统计，在当年劳改营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共有将近30万匈牙利人失去了生命。
三楼这个叫做“古拉格”的展厅讲述的就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展厅的整个地毯是一张巨大的苏联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年所有劳改营的位置，而那些集中关押匈牙利人的劳改营，在地图上更是用显目的红点标示了出来。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向今人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展厅里还摆放着十多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当时劳改营囚犯们所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包括靴子、水杯、信件和十字架等等。
“五十年代”
二战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在1945年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小农党赢得了57%的选票，共产党尽管享有苏联占领当局的明确支持，最终也只得到17%的选票。但是以苏联为主导的联合占领委员会并没有完全遵照选举结果，允许匈牙利成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经过努力，苏方最终为匈共在新政府中争得了3个部长职位，其中就包括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务。共产党的首任内务部长是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但他几个月后就被匈共中央认定为“过于宽厚而不适合内务工作”，从而改任国民议会议长。其后接替他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掌控了整个警政系统，更是将刚刚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政治警察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此为基础，匈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得以不择一切手段来逐步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了。
匈牙利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于1947年8月举行，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蓝票”（Blue Ticket）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数十万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在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的领导下，共产党还伪造了20万张选票，另有近70万张有效选票被予以销毁，这才使匈共的得票数得以“领先”，从而将左翼政党联盟扶上了执政舞台。但即便如此，共产党在临时选举中也只得到了区区22%的选票。
前文已经提到，国家保安局所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只限于所谓的“反动分子”。为了对政敌进行压制和打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匈共掌控下的国家保安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断地制造着政治冤案。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他们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就被投入监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于1948年6月与共产党实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党叫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这一合并实质上意味着社民党的彻底消亡，因为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之后，原社民党的领导人便被相继投入了监狱，其重要成员也大多未能幸免。到了下一次1949年春天的选举，选民们终于发现，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之外，他们已经无人可投了。在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还发动了20万名所谓的“人民教育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选民教育”。国家保安局更是负责实行全程的监督与保障。这一次，共产党终于囊括了96%的选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下一次的竞争性议会选举，则要等到41年之后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到1953年纳吉·伊姆雷首次出任总理时，各地关押的犯人数目达15万之多。至少有占全国总人数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当时的社会氛围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少人在夜间听到家门前的街上有汽车停下的声音就会心惊胆战，害怕被警察抓走。在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叫做“安置与流放”的展厅当中，就停放着一辆当时秘密警察用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轿车四周还环绕着一层半透明的黑纱，整车的面容只隐约可见，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恐怖的气氛。
在那个年代，尚未遭到清洗的人也并不感到轻松。当时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已成为当局掌握人们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甚至大部分的领导人都被实行了窃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这一点在三楼这个叫做“五十年代”的展厅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展厅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华丽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屏风上自然是挂着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匈共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画像，但是当我们绕到屏风后面，便会看到一整套的秘密监听设备——原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头顶也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皮特的房间”
“恐怖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厅莫过于“皮特的房间”了。皮特·加博尔（Péter Gábor）是当年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看来我们有机会一窥大楼主人的办公室了。还未进到展厅，房间大门上的那个金属铭牌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上面刻着皮特的全身像，但却具有“阴阳”两面——左半边的皮特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右半边的皮特则是赤身裸体、狼狈不堪。还未来得及思索其中的寓意，笔者便又被整个房间的“阴阳”风格所吸引——说这是皮特当年的办公室，明显只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房间以中间为界，两边分别被装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一边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板，都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暖色，天花板上有精致的雕花，墙壁上有几何形的装饰，显得优雅而温馨，再加上实木雕花的办公桌椅，桌上摆放着电话、钢笔、文件等办公用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局长的办公室了；但这个房间的另一边，从上到下却只有令人压抑的黑色，仅有的摆设是一把简单的木椅和一张冰冷的铁床，不仅跟刚才那一半的局长办公室很不搭调，简直就像一间监狱嘛！在进一步了解了皮特的故事之后笔者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就是一间监狱！
从1950年开始，党内的清洗运动也开始落到了负责执行清洗行动的机构——国家保安局的头上。许多局内原来的得力干将，如今也一一身陷囹圄。而同样的命运最终也落到了机构的负责人——皮特的头上。1953年1月，在斯大林掀起社会主义阵营内新一轮反犹高潮的背景下，拉科西便毫不犹豫地将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皮特及其数十位同僚投入了国家保安局的地下监狱。拉科西此举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皮特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经累积了太多民怨，另一方面皮特几乎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匈牙利“解放”之后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因此，拉科西恰好可以借着平息民愤的名义来消灭掉这个党内的潜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就复原了当时的地下监狱以及所谓的“惩罚室”。政治犯们夜间会被带到楼上进行审讯，平时就被关在这里。关押的条件十分艰苦，囚犯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木板床上，有时甚至是直接睡在地上。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一般是一杯豆子汤加上150克面包，总热量只有490卡路里。逼供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会受到严刑拷打，还会受到各种精神折磨——也许长时间不准他们睡觉，或者一会儿把他们带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一会儿又把他们放到难忍的噪音中去，以扰乱他们的神志。笔者见到其中一个“惩罚室”的四壁还包裹了装有填充物的沙袋，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因痛苦不堪而自杀的。面对当年的地下监狱，参观者可以走进当中任何一间，身处其中，想象大门“砰”地一声关闭，感受那份切实的毛骨悚然。
一边是豪华的首长办公室，另一边就是阴森的酷刑监狱。类似的情节在当年的匈牙利并非仅是皮特一例。前文提到的匈共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为了能够亲自督查他所负责案件的侦办进展，就曾频繁地造访过安德拉什大街60号。这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其任内清除法西斯分子以及打压对付反对党等工作上可谓不遗余力，甚至连在战时救过他命的哥哥拉伊克·安德烈都被判了死刑。但由于他是匈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声望又对“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拉科西产生了威胁，于是便成了拉科西的清洗对象。拉伊克在1949年5月20日被逮捕，在狱中受到了自己以前下属们所施行的刑讯逼供。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这次是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在其后著名的“拉伊克叛国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5日被执行了绞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他的四位高层同僚。
早在拉伊克被捕的几个月前，他就被免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而改任外交部长。其内务部长的职务由“本土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卡达尔·亚诺什接任。但是，其“本土派”的身份也已然注定了他将成为拉科西的下一个清洗对象。卡达尔于1950年6月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次年5月被捕。而直接负责整个逮捕行动并将其投入监狱的，正是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的皮特·加博尔。而最为吊诡的是，卡达尔恰恰就是当年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在经受了严刑逼供之后，卡达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打掉牙齿，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在被单独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没同任何人交谈过，出狱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来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所受的折磨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接替卡达尔内务部长职务的人名叫泽尔德·山道尔（Z？ld Sándor）。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务部长已经从自己的两位前任身上看到，在这个职位上，既可以审讯别人，也容易落到被别人审讯的境地。当他觉察到自己很快将成为接连被捕的第三位内务部长时，为了免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竟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夜里，泽尔德与其夫人、岳母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上门逮捕他的警察们面对的只是五具已经僵冷的尸体……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该展厅墙上的显示屏就循环播放着所有那些受害领导人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昨天还是施暴者，今天就成了受害者；昨天还是坐在楼上办公室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今天就成了关在地下室牢房里接受刑讯逼供的囚犯；一边是天堂，另一边就是地狱，而在缺乏对于个人权利实行有效保障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秘密警察横行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我想，这就是“皮特的房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56年革命”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西方国家达成某种缓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动之一便是于1955年同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当局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从此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各国占领军一律撤出奥地利领土。然而匈牙利却陷入了与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境地，就在《奥地利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以时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Hegedüs András）为首的匈牙利政府签署了《华沙条约》，这便为苏军继续在匈牙利驻扎提供了法律基础。果然，苏联从奥地利撤出的特别部队竟也顺势驻扎到了匈牙利的领土之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其核心诉求便是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国家。这次革命可被视为匈牙利社会各阶层对于以往社会不公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二天，并被苏军的悍然入侵所镇压，但它却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也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名为“1956年革命”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一面当中被剪去苏式标记的匈牙利国旗、一辆当年的自行车、以及当时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挺机枪和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厅内还有数个显示屏在播放着当年革命的影像资料。
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出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后来也被押送回国受审，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展厅，里面布置成法庭的模样，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对纳吉进行审判的时长近1小时的宣传片。当局显然是想说服人们，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但位于展厅一侧墙壁上的一处设计却形象地戳破了这个谎言——那是一道虚掩着的暗门，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摆放着桌椅和电话，墙上还挂着拉科西的画像。原来，台上的审判只是个形式，最终的结果早已被当局决定好了，并通过这个通讯室传达给了负责审判的法官！事实上，因为缺乏对于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1945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法院”的多数判决都无法逃脱类似的模式。在司法审判中，原来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如今的“有罪推定”所取代，现在不是检察官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被告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仅是屈打成招的口供就可被当作充足的罪证，而不需提供任何实质的证据。该展厅的墙上陈列着当时司法系统的800多卷档案，内容涉及了当年的政治审讯、起诉、判决、上诉以及调查记录等等。因此，这个展厅的名字显得尤为直率——“被亵渎的司法”。
告别“恐怖屋”
除了上文提到的展馆之外，“恐怖屋”里的其他诸多展馆如“箭十字党大厅”、“苏联顾问办公室”、“强制农业征收”、“明曾蒂大主教”、“泪水大厅”等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做详细介绍了。
曾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向笔者抱怨，说她不认为将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放在一起展示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拥有着如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政权或是政治领袖主张什么、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又是否能够达到它当初所作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种政权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基本公民权利如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的漠视与践踏。以种族主义还是阶级斗争为口号，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当局建立“恐怖屋”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民众，这是极右和极左政权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真正文明、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反过来，是民众得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笔者回到一楼的大厅当中，这里矗立着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在坦克的后面，是一堵高达三层楼的纪念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当年受害者们的照片。斯大林曾有名言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这面纪念墙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位受害者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拥有各自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与尊严。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突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地狱和人间，哪一个才更加真实。但我想，身后的这幢博物馆本身，就是帮助匈牙利民族远离“恐怖”的另一重保障吧！正如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于2002年2月24日的“恐怖屋”开幕致辞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2/0407/57038.html“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欧尔班·维克多
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向来都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景点。这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连结了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与著名的英雄广场，街道两边坐落着具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寓建筑，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立面及室内设计，构成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条大街上，还坐落着诸如匈牙利国家剧院、李斯特故居以及老音乐学院等诸多著名历史建筑，一些别墅亦被选作别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馆。鉴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条大街的正下方，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地铁，它于1894年完工，至今仍在运行。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访的这幢建筑，却与上述的美好与辉煌无关，它有着一个与这条街道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格格不入的名字——“恐怖屋”（House of Terror）。这幢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灰色建筑，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砖瓦结构楼房，建于1880年，原先曾是一栋贵族的私宅。1937年，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租下这栋建筑的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室，其后一家名为《团结》的极右派报纸的编辑部也搬了进来。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使其逐步成为了一幢名副其实的“恐怖屋”。
“恐怖屋”的由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解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超过三百万的匈牙利人也由此置身在了邻国的统辖之下。匈牙利是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因而成了中欧地区最为弱小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匈牙利就跟在德国一样易于盛行。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箭十字党（the Arrow Cross）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它的党员超过30万之众，得到将近100万选民的支持，在首都布达佩斯蓝领阶层占主导的选区里，每三票中就有一票是投给箭十字党的。而安德拉什大街60号也进而成为箭十字党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以摄政王霍尔蒂（Horthy）将军为首的匈牙利政府选择了希特勒德国这一边，并期望能够在德国的帮助下通过参战来夺回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1年，匈牙利对苏联宣战，并且立即参与了德国在苏联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向德国提供了几个军的兵力。
但到了1944年，当德国显露出败迹的时候，霍尔蒂曾有意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这导致他于当年3月18日被德军“邀请”至德国，乘着他不在国内，希特勒在第二天即3月19日便发动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占领，约25万德军越过边界开进匈牙利领土。此后虽然霍尔蒂仍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但最高权力实质上已落到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手中。至此，匈牙利已完全处于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
1944年9月，苏联军队已经攻入匈牙利领土，德国的败势已不可逆转。此时的霍尔蒂又做出了最后一次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尝试。他于8月29日解散了以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me）为首的政府，用自己的心腹拉卡托什·盖佐（Lakatos Géza）将军取而代之，并命其派出一个秘密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停战事宜，以商定匈牙利投降的相关条款。然而霍尔蒂的这一努力又被纳粹德国给阻断了。德军对他实行了“保护性羁押”，并扶植起以箭十字党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头目萨洛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成了名义上的匈牙利领导人。因为坚信希特勒的神秘武器即将问世并将扭转战局，箭十字党人在掌权后还将大批的未成年男子送上战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支撑这一切罪行的一个重要机构便是当时的政治警察部门，任何敢于不服从乃至反对箭十字党政策的人，都会面临被政治警察逮捕、关押、审问以及施刑的危险。而此时的安德拉什大街60号恰恰正是政治警察部门的总部所在，在箭十字党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数百人被带到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被施以酷刑。
苏联军队于1945年2月13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于同年4月4日“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一个月后，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盟军迫使德国投降。根据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料到，苏军这一呆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到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的时候，已是1991年6月19日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45年初刚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时，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就以“顾问”的身份随同苏军来到了布达佩斯。而当时随着苏联坦克一同进入首都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尽快夺取安德拉什大街60号。在对建筑和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匈共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被设在了这座大楼里。这一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被改名为国家保卫处（AVO），属内务部管辖，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并脱离内务部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始终都是一个负责执行政治恐怖的政治警察机关，并完全凌驾于普通警察机构之上。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就能顶得上一名警察上校，足见其在新政权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秘密警察部门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同时，许多箭十字党掌权期间的旧警察和纳粹军官却受到了新政权的重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政权下练就的那套抓捕、审讯和拷打犯人的本领在苏联顾问的眼中成了十分宝贵的“专业技能”，因此这些人便成了建设新政权的“有用资源”。当局规定这些人只要做出改变政治信仰的声明之后便可以编入政治警察局，继续从事他们的老本行。而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拒绝苏联人的这种赏识。就这样，不仅当年纳粹政治警察的总部如今成了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总部，许多以往就在其中工作的纳粹政治警察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成员！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巧合，如今这座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独特建筑被改建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而基于它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气质，以及它以往给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座博物馆被形象地命名为——“恐怖屋博物馆”。
“双重占领”与“更衣室”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迎面便是两座显眼的大理石碑，黑色的那块上面镂空雕刻着代表纳粹的箭十字党党徽，红色的那块上面则刻着代表共产主义的五角星。在那两个镂空标记之下则分别刻着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分别意为“纪念在纳粹/共产主义恐怖统治下的受难者们”。
博物馆的参观路线从三楼开始。首先来到的便是一个叫做“双重占领”的展厅。顾名思义，这个房间展示了两大强权对于匈牙利的先后占领。房间的中央有一堵展示墙，两边各有四台液晶显示器，一边播放着纳粹德国的发展史及其对于匈牙利的占领，另一边则播放着苏联占领匈牙利、以及其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相关影像资料。展厅四周墙上的照片则展示着这场战争给匈牙利带来的巨大破坏，其中包括一幅布达佩斯的象征——横跨在多瑙河上的赛切尼链桥被德军炸毁后的巨幅照片。
仅仅是“双重占领”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已经饱含了足够的悲剧意味，再加上看了如此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真令人不禁感叹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但是，仅仅是外国占领本身，也许还并没有那样可怕。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占领政权本身的性质，及其给被占领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拿匈牙利来说，其实直到1944年3月纳粹德国出兵占领之前，匈牙利的国家权力都仍然掌握在一个合法的民选议会和政府的手中，而议会大厅中坐着的也不仅只是执政党的议员，其中也一直活跃着诸多反对党议员的身影。除了一些战时的限制规定之外，匈牙利社会仍然享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匈牙利人享有着比邻国居民更好也更自由的生活（奥地利早在1938年就被并入了纳粹德国）。但在3月19日德军进驻匈牙利之后，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匈牙利原有的选举制度、议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被一一取消，反对党派也被完全取缔，当然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纳粹德国，这一切早就被彻底取消而不复存在了。
而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除了在最初两年里因实行所谓的“联合政府”路线而政策略有放松之外，可谓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新政权的作为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安德拉什大街60号为例，在纳粹统治时期，其政治警察部门还只是占据着这一幢建筑，但当共产党的秘密警察部门搬进来之后，便开始了急剧的扩张，不久之后，这个部门竟已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那些毗邻大楼的原有使用者被一一请出，许多房间都继而被改作国家保安局的办公室；同时，这些建筑的地下室隔墙也被一一打通，于是，在整个街区的下方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地下监狱网！
原有的暴政并未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想来这才是匈牙利民族最为不幸的地方吧！三楼的另一个展馆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不幸。这个不大的房间叫做“更衣室”，在其中央背对背站着两个人形模特，一个穿着纳粹政治警察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则身穿国家保安局的灰色制服（后改为蓝色）。但是如前文所述，许多以往的纳粹政治警察都得以留用，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国家保安局的得力干将了。所以听起来也许十分吊诡——这背对背身穿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两大强权的不同制服的两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果然，如果你朝墙上那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显示屏望去，便会看到旧政权的那些警察和军官们如何在“更衣室”中脱去“旧衫”，换上“新装”，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的时代……
当然，这个“更衣室”还含有另一层寓意——政权的变更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民族都需要换上一身新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会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制服，戴着与以往不同的徽章，说着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语言……但或许，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古拉格”
事实上，匈牙利领土上的红色恐怖早在国家保安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在1919年建立起了劳改集中营制度，这便是如今已恶名昭著的“古拉格群岛”。而在1939年，即二战初期的时候，苏联就设立了所谓的“战犯拘禁督察局”（GUPVI），该机构专门负责运营那些关押外国人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当局此举的目的在于从红军占领区运回所谓的“战犯”，将其关在集中营中进行强制劳动以弥补苏联自身劳力的不足。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16日做出一项决议，宣布要对占领区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德国居民实行“动员”，即要将他们大批运进苏联的劳改营。但当时匈牙利的苏联占领当局常常发现当地并没有德国居民，而他们又受命要交出一定数额的“战犯”。于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他们便首先挑那些带有德语发音名字的匈牙利人进行抓捕，继而也开始抓捕那些有着匈牙利语名字的居民了。在仍未能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未满18岁的少年和年逾花甲的老人……
除了需要劳力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以抓捕“战犯”的名义，在其占领区将那些在他们看来会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员一概实行了抓捕。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匈牙利得到了延续。国家保安局所实行的政治恐怖便是从清除过去的“反动分子”开始的。在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名义下，许多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便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大批过去的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工厂主、银行家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都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首都。他们留下的公寓和别墅很快便被那些“仕途正盛”的共产党干部们给一一填满。那些被发现怀有不同政治见解却又无法给其罗列罪名的人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大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界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被强制举家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据统计，在当年劳改营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共有将近30万匈牙利人失去了生命。
三楼这个叫做“古拉格”的展厅讲述的就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展厅的整个地毯是一张巨大的苏联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年所有劳改营的位置，而那些集中关押匈牙利人的劳改营，在地图上更是用显目的红点标示了出来。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向今人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展厅里还摆放着十多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当时劳改营囚犯们所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包括靴子、水杯、信件和十字架等等。
“五十年代”
二战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在1945年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小农党赢得了57%的选票，共产党尽管享有苏联占领当局的明确支持，最终也只得到17%的选票。但是以苏联为主导的联合占领委员会并没有完全遵照选举结果，允许匈牙利成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经过努力，苏方最终为匈共在新政府中争得了3个部长职位，其中就包括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务。共产党的首任内务部长是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但他几个月后就被匈共中央认定为“过于宽厚而不适合内务工作”，从而改任国民议会议长。其后接替他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掌控了整个警政系统，更是将刚刚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政治警察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此为基础，匈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得以不择一切手段来逐步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了。
匈牙利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于1947年8月举行，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蓝票”（Blue Ticket）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数十万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在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的领导下，共产党还伪造了20万张选票，另有近70万张有效选票被予以销毁，这才使匈共的得票数得以“领先”，从而将左翼政党联盟扶上了执政舞台。但即便如此，共产党在临时选举中也只得到了区区22%的选票。
前文已经提到，国家保安局所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只限于所谓的“反动分子”。为了对政敌进行压制和打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匈共掌控下的国家保安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断地制造着政治冤案。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他们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就被投入监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于1948年6月与共产党实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党叫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这一合并实质上意味着社民党的彻底消亡，因为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之后，原社民党的领导人便被相继投入了监狱，其重要成员也大多未能幸免。到了下一次1949年春天的选举，选民们终于发现，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之外，他们已经无人可投了。在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还发动了20万名所谓的“人民教育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选民教育”。国家保安局更是负责实行全程的监督与保障。这一次，共产党终于囊括了96%的选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下一次的竞争性议会选举，则要等到41年之后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到1953年纳吉·伊姆雷首次出任总理时，各地关押的犯人数目达15万之多。至少有占全国总人数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当时的社会氛围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少人在夜间听到家门前的街上有汽车停下的声音就会心惊胆战，害怕被警察抓走。在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叫做“安置与流放”的展厅当中，就停放着一辆当时秘密警察用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轿车四周还环绕着一层半透明的黑纱，整车的面容只隐约可见，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恐怖的气氛。
在那个年代，尚未遭到清洗的人也并不感到轻松。当时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已成为当局掌握人们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甚至大部分的领导人都被实行了窃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这一点在三楼这个叫做“五十年代”的展厅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展厅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华丽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屏风上自然是挂着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匈共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画像，但是当我们绕到屏风后面，便会看到一整套的秘密监听设备——原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头顶也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皮特的房间”
“恐怖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厅莫过于“皮特的房间”了。皮特·加博尔（Péter Gábor）是当年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看来我们有机会一窥大楼主人的办公室了。还未进到展厅，房间大门上的那个金属铭牌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上面刻着皮特的全身像，但却具有“阴阳”两面——左半边的皮特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右半边的皮特则是赤身裸体、狼狈不堪。还未来得及思索其中的寓意，笔者便又被整个房间的“阴阳”风格所吸引——说这是皮特当年的办公室，明显只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房间以中间为界，两边分别被装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一边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板，都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暖色，天花板上有精致的雕花，墙壁上有几何形的装饰，显得优雅而温馨，再加上实木雕花的办公桌椅，桌上摆放着电话、钢笔、文件等办公用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局长的办公室了；但这个房间的另一边，从上到下却只有令人压抑的黑色，仅有的摆设是一把简单的木椅和一张冰冷的铁床，不仅跟刚才那一半的局长办公室很不搭调，简直就像一间监狱嘛！在进一步了解了皮特的故事之后笔者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就是一间监狱！
从1950年开始，党内的清洗运动也开始落到了负责执行清洗行动的机构——国家保安局的头上。许多局内原来的得力干将，如今也一一身陷囹圄。而同样的命运最终也落到了机构的负责人——皮特的头上。1953年1月，在斯大林掀起社会主义阵营内新一轮反犹高潮的背景下，拉科西便毫不犹豫地将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皮特及其数十位同僚投入了国家保安局的地下监狱。拉科西此举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皮特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经累积了太多民怨，另一方面皮特几乎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匈牙利“解放”之后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因此，拉科西恰好可以借着平息民愤的名义来消灭掉这个党内的潜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就复原了当时的地下监狱以及所谓的“惩罚室”。政治犯们夜间会被带到楼上进行审讯，平时就被关在这里。关押的条件十分艰苦，囚犯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木板床上，有时甚至是直接睡在地上。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一般是一杯豆子汤加上150克面包，总热量只有490卡路里。逼供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会受到严刑拷打，还会受到各种精神折磨——也许长时间不准他们睡觉，或者一会儿把他们带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一会儿又把他们放到难忍的噪音中去，以扰乱他们的神志。笔者见到其中一个“惩罚室”的四壁还包裹了装有填充物的沙袋，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因痛苦不堪而自杀的。面对当年的地下监狱，参观者可以走进当中任何一间，身处其中，想象大门“砰”地一声关闭，感受那份切实的毛骨悚然。
一边是豪华的首长办公室，另一边就是阴森的酷刑监狱。类似的情节在当年的匈牙利并非仅是皮特一例。前文提到的匈共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为了能够亲自督查他所负责案件的侦办进展，就曾频繁地造访过安德拉什大街60号。这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其任内清除法西斯分子以及打压对付反对党等工作上可谓不遗余力，甚至连在战时救过他命的哥哥拉伊克·安德烈都被判了死刑。但由于他是匈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声望又对“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拉科西产生了威胁，于是便成了拉科西的清洗对象。拉伊克在1949年5月20日被逮捕，在狱中受到了自己以前下属们所施行的刑讯逼供。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这次是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在其后著名的“拉伊克叛国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5日被执行了绞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他的四位高层同僚。
早在拉伊克被捕的几个月前，他就被免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而改任外交部长。其内务部长的职务由“本土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卡达尔·亚诺什接任。但是，其“本土派”的身份也已然注定了他将成为拉科西的下一个清洗对象。卡达尔于1950年6月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次年5月被捕。而直接负责整个逮捕行动并将其投入监狱的，正是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的皮特·加博尔。而最为吊诡的是，卡达尔恰恰就是当年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在经受了严刑逼供之后，卡达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打掉牙齿，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在被单独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没同任何人交谈过，出狱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来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所受的折磨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接替卡达尔内务部长职务的人名叫泽尔德·山道尔（Z？ld Sándor）。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务部长已经从自己的两位前任身上看到，在这个职位上，既可以审讯别人，也容易落到被别人审讯的境地。当他觉察到自己很快将成为接连被捕的第三位内务部长时，为了免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竟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夜里，泽尔德与其夫人、岳母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上门逮捕他的警察们面对的只是五具已经僵冷的尸体……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该展厅墙上的显示屏就循环播放着所有那些受害领导人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昨天还是施暴者，今天就成了受害者；昨天还是坐在楼上办公室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今天就成了关在地下室牢房里接受刑讯逼供的囚犯；一边是天堂，另一边就是地狱，而在缺乏对于个人权利实行有效保障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秘密警察横行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我想，这就是“皮特的房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56年革命”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西方国家达成某种缓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动之一便是于1955年同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当局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从此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各国占领军一律撤出奥地利领土。然而匈牙利却陷入了与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境地，就在《奥地利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以时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Hegedüs András）为首的匈牙利政府签署了《华沙条约》，这便为苏军继续在匈牙利驻扎提供了法律基础。果然，苏联从奥地利撤出的特别部队竟也顺势驻扎到了匈牙利的领土之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其核心诉求便是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国家。这次革命可被视为匈牙利社会各阶层对于以往社会不公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二天，并被苏军的悍然入侵所镇压，但它却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也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名为“1956年革命”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一面当中被剪去苏式标记的匈牙利国旗、一辆当年的自行车、以及当时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挺机枪和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厅内还有数个显示屏在播放着当年革命的影像资料。
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出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后来也被押送回国受审，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展厅，里面布置成法庭的模样，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对纳吉进行审判的时长近1小时的宣传片。当局显然是想说服人们，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但位于展厅一侧墙壁上的一处设计却形象地戳破了这个谎言——那是一道虚掩着的暗门，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摆放着桌椅和电话，墙上还挂着拉科西的画像。原来，台上的审判只是个形式，最终的结果早已被当局决定好了，并通过这个通讯室传达给了负责审判的法官！事实上，因为缺乏对于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1945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法院”的多数判决都无法逃脱类似的模式。在司法审判中，原来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如今的“有罪推定”所取代，现在不是检察官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被告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仅是屈打成招的口供就可被当作充足的罪证，而不需提供任何实质的证据。该展厅的墙上陈列着当时司法系统的800多卷档案，内容涉及了当年的政治审讯、起诉、判决、上诉以及调查记录等等。因此，这个展厅的名字显得尤为直率——“被亵渎的司法”。
告别“恐怖屋”
除了上文提到的展馆之外，“恐怖屋”里的其他诸多展馆如“箭十字党大厅”、“苏联顾问办公室”、“强制农业征收”、“明曾蒂大主教”、“泪水大厅”等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做详细介绍了。
曾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向笔者抱怨，说她不认为将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放在一起展示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拥有着如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政权或是政治领袖主张什么、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又是否能够达到它当初所作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种政权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基本公民权利如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的漠视与践踏。以种族主义还是阶级斗争为口号，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当局建立“恐怖屋”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民众，这是极右和极左政权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真正文明、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反过来，是民众得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笔者回到一楼的大厅当中，这里矗立着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在坦克的后面，是一堵高达三层楼的纪念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当年受害者们的照片。斯大林曾有名言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这面纪念墙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位受害者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拥有各自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与尊严。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突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地狱和人间，哪一个才更加真实。但我想，身后的这幢博物馆本身，就是帮助匈牙利民族远离“恐怖”的另一重保障吧！正如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于2002年2月24日的“恐怖屋”开幕致辞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2/0407/57038.html
56年的事件有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