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及结果比较分析

在西方人“发现”东亚之前，东亚的国际体系主要是从隋唐至明清逐步发展到完备的东方式朝贡册封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近代的逐步瓦解，主要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东亚的扩张和沙俄对亚洲的入侵。研究中日两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差异性，都必须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在上述两大外来殖民主义势力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主要是沿海路入侵东亚，对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左右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俄国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西伯利亚沿陆路而来，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巨大而独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相继退出亚洲，但俄国仍然继续占领着亚洲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地处东北亚的中日两国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考察近现代历史上俄国对中日两国的扩张主义和中日两国对俄政策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来到东北亚开始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个时期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一、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两国对俄国东扩的不同反应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侵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亚洲领土；然后马上把侵略矛头往南指向中国，通过巧取豪夺和武装移民等手段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对整个东亚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暂时遏制了沙俄的扩张势头，但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外交的着眼点是防御侵略和安稳边疆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的侵略成性和日后的卷土重来。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与东亚的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国彻底战败，从此以后开始面临殖民化的危险，整个东亚的国际环境也在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俄国的注意力重新开始关注东北亚，在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开始进行蚕食和移民。此时的中国清政府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尚未有全面清醒的认识，仍然继续执行“东北封禁”政策，禁止关内的汉人前往东北地区开荒种地。1858年—1864年，俄国利用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战败，以调停的名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面对俄国人对中国土地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受自身国力约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根本就没有任何强烈的反抗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基本上就是在领土问题上任人宰割。
   同在东亚的日本从18世纪开始也面临着俄国人入侵的巨大威胁，但是其反应和中国大相径庭。从现有历史资料考察，俄国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并无接触，俄国直到18世纪初期还没有确定日本的准确地理位置。1792年俄国人以礼送日本漂流幸存者为名踏上日本本土，才开始双方的正式接触。但是，这些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来的俄国人不但侵袭日本的北方港口，还攻击库页岛上的日本人。
  随后，俄国人立即将眼光转向掠夺日本的领土，和当初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几乎一模一样。1795年，俄国在千岛群岛中的德抚岛安置了第一批从欧洲来的俄国移民，企图长期占领该岛并最终完全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这一事件迅速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是举国震惊。日本幕府迅速做出反应，1799年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领改为直辖，大规模地从本土移民定居，增强防备实力，加快开发北方领土，同时严禁日本人与德抚岛的俄国定居者开展贸易，终于以非战争的方式迫使俄国人于1805年撤离德抚岛。这种主动撤退的情况在俄国扩张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俄国人不久以后又继续袭击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并且还在中国的库页岛上袭击日本人。日本幕府的态度是针锋相对，于1808年发布“驱逐令”，驱逐在日本北方领土上的一切俄国船只。1811年，俄国人赴择捉岛、国后岛“勘测调查”，被日本守备部队全部搜捕。此后半个世纪，俄国人基本停止了对日本北方诸岛的侵扰。
  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
   1854年，日本在美国的胁迫下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日本奉行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由此崩溃。俄国把握此时机，于1854年12月逼迫日本签订《日俄友好条约》，规定日俄以择捉岛和德抚岛之间为界，以南属日本，以北属俄国；库页岛归日俄共管。从这个时候开始，沙俄终于把触角伸向了日本。在对日关系上，俄国主要目标和关注焦点依然是获得领土，因此日俄关系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库页岛、对马岛、千岛群岛等领土问题上。库页岛本是中国领土，19世纪以前，日俄两国均承认该岛归中国所有，但都已将势力分别扩展至该岛南部和北部。面对俄国东扩的压力，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学会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俄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凭借条约中所谓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共管” 之名，要求日本撤出库页岛，而日本则坚持将该岛一分为二，由日俄两国瓜分，两国开始紧张对峙。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所有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准备彻底赶走日本人。1861年，俄国海军突然占领位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岛，切断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及亚洲大陆的海上联系，令日本举国震惊。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根本不能直接同俄国对抗，因此日本最后以给予英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1875年日本为遏制俄国势力入侵，以非法占领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取了俄国占领的部分千岛群岛，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结果使日本得到了整个千岛群岛，有效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维护了领土完整。同时，由于俄国占领全部库页岛，从而使俄国对日本的扩张暂告一段落，让俄国把扩张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中国内地，大大缓解了日本面对俄国扩张的外部压力，为明治维新的各项富国强兵措施的开展赢取了宝贵的外部和平环境。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面对俄国扩张时远没有日本幸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俄国人攫取150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中国依然面对俄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入侵，同时还将面对崛起后的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俄国在掠夺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并不满足，加上对日扩张暂时受阻，于是加紧了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扩张的力度。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全面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且千方百计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进一步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完全控制了朝鲜，同时积极向中国东北扩张。日本图谋侵占中国东北，与不断向东扩张的俄国发生尖锐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最终大获全胜，彻底解除了俄国扩张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同时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态势，但日本自身却成为了扩张性很强的亚洲头号强国，在20世纪里给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虽暂时放缓了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但中国仍然面临着俄国不断扩张的压力。辛亥革命时期，趁中国内乱，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的时机，俄国公开支持外蒙古库伦政变，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1924年，还操纵外蒙古地区，成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大会，将外蒙古改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二战后外蒙古脱离中国埋下了伏笔。中国政府对这类扩张态势的反应与日本完全不同，既没有能力反抗俄国侵略，也没有吸取教训富国强兵；加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外交和边防，最终使俄国对中国的扩张屡屡得手。
  三、 近代以来中日对俄扩张存在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遭受俄国的侵略扩张之苦，但两国的反应和最终的结果差别极大。中国面对沙俄的侵略，虽也有反抗之举和应变之道，但最终结果却是国土的不断沦陷，版图的不断缩小。可以这样说，被俄国吞去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让其再吐出来。反观日本，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逐步感受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和中国一样面临着沙俄的领土扩张，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北方四岛问题外，日本并没有出现大块领土被俄国人侵占的情况。
  中国在俄国的扩张面前孤立无助，只能眼看着国土被俄国占领，近代的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吸取国土丧失的教训来富国强兵；与此相反，日本却在俄国的扩张面前总能找出因应之道，渡过难关，并且能迅速崛起而化被动为主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现象背后存在着以下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日在近代国际体系转换中定位的不同是出现这种反应差异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东亚朝贡体系到西方条约体系的转变。在原来的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核心国家地位，而日本居于边缘国家地位，中日两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日本和中国首先都是竭力维护自己的锁国体制，拒绝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日本能迅速通过自身的体制革新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迅速融入西方的条约体系。这是由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地位决定的。旧体系的边缘国家在从旧体系转入新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较小，体系转换的成本也较低。当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大规模出国访问学习后，形成了一种维新图强的群体意识。同时，这批精英也逐步开始用最小的转换成本实现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虽然触动了部分阶层的利益，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内乱。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在遭受西方条约体系冲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原来的朝贡国际体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认识和接纳的程度非常缓慢，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逊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是传统的体系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遭受近代史上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前，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是极端自信的，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条约体系采取了强烈排斥的态度。后来由于西方的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被迫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秩序。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最初面对西方“异质”文明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接纳，拒绝进入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但由于日本只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自身受传统秩序的制约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面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文明时，社会变迁的阻力和社会改革的成本比中国要小很多，这样一来就使日本能迅速抓住近代化的机遇崛起。这也使得日本在面对俄国扩张主义势力进入东亚时，表现出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 这种借鉴使日本能迅速了解并融入西方世界的体系，并且利用这种新体系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第二：中日两国的地缘位置不同和对外界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深刻影响了两国对俄国东扩的反应
  中俄两国17世纪以来就已有接触，清初的雅克萨之战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此后俄国商队开始频繁来北京进行商贸活动。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采购茶叶、缎布运回本国，获利很大。俄国开始频繁了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信息和东北边防状况，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扩张进行准备，尤其需指出的是，当时清政府对于北方辽阔的西伯利亚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认识仅停留在“安定北疆”和对漠北漠南蒙古诸汗的控制上，对外蒙古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正在遭受沙俄的蚕食鲸吞并不知情。清政府对俄国采取的是保守的防守策略以安顿北疆，这点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可以看出，中国让出了属于中国领土的尼布楚地区以换取沙俄从雅克萨撤兵，该条约在确认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的同时也完全放弃了中国对外兴安岭以北以西的广袤土地的领土要求权。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中的岛国，与欧亚大陆并不相连，加上其奉行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了解远远少于中国。日本对俄国的接触与了解从史料分析，大致从18世纪末开始，要远远晚于中国。由于日本与欧亚大陆相隔离的天然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面对的来自沙俄东扩的威胁比中国要小得多，在时间上也要晚很多。但日本人的反应与中国人差异巨大，他们对外来的陌生势力既警惕又好奇，在加强内部人民团结以抵抗外来扩张的同时，又渴望了解对方势力的一切信息。这就决定了当时日本在与俄国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并最终消除俄国向日本进一步扩张的潜在威胁。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1799年日本为防备沙俄对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的扩张，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属划归中央政府直辖，以加快北部领土的移民开发，从而达到稳固边疆抗击沙俄的目的。
  在美国人佩里率领的舰队到达日本之前的200多年时间里面， 除了和中国、朝鲜、琉球、荷兰的贸易之外，日本和外面的世界都处于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扩张还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俄国是第一个打破荷兰贸易垄断的国家，它在1792年获得了在日本进行贸易的许可，日本还在1854年的一项条约中向俄国开放了两个贸易港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和俄国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政治上的非常警惕同时又不放弃在经济获取利益。
  17世纪的中国正值清军入关，东北地区的八旗兵及普通老百姓被不断调往关内补充军力，关外防备非常空虚。1653年，清政府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关内农民去东北开垦，但引起了八旗贵族的不满。当时的满清政府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不能让关内汉人随意前往开发，因此在1668年康熙帝停止实行“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规定汉人出关须办理起票记档等手续以为限制。而此时正值俄国哥萨克军队侵入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地区，开始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和中游的雅克萨进行移民扩张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这种面对严重外患的关头，居然出台限制关内汉人移民开发东北的政策，给19世纪中国外东北地区被沙俄侵占埋下了伏笔。
  第三，俄对中日交替扩张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存在不同反应的重要背景
  从16世纪80年代初开始，俄国的哥萨克军队就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扩张，于1639年抵达北太平洋西海岸，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向南进入东北亚，开始了对中国和日本的扩张。由于俄国当时的国力所限和国际形势的制约，它不可能同时侵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只能采取交替进行扩张的方式：先蚕食中国，得手后暂停对中国的扩张一段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对付日本，一旦受阻后再重启对中国的扩张；由于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需要消化一段时间，这时又开始对日本扩张；当俄国人对日本的扩张再次遇阻后，又会暂停对日本的扩张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这种交替扩张的手法直到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彻底战败才宣告终止。具体史实如下：
  （1）17世纪中期俄国就开始吞食中国黑龙江流域领土，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俄国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部分土地。同时初步遏制了俄国的扩张，使这里的安定局面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2）对中国扩张暂时遇阻后，开始对日本渗透，于1795年安置第一批移民定居于千岛群岛中部的德抚岛，同时开始袭击择捉岛和库页岛上的日本人。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立足未稳的俄国人只好暂时停止对日本领土的蚕食。
  （3）当俄国停止对日本侵扰的同时，其东北亚扩张又对准中国。1848年穆拉维约夫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开始武装占领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加紧非法移民。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掠夺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暂停了对中国扩张以消化其获取的大片土地。
  （4）在对中国扩张得手后又开始对日本扩张，于1861年占领对马岛。但日本以给予更多殖民特权给英国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最后于1875年签署《库页岛千页岛交换条约》，日本得到整个千岛群岛，俄国获得整个库页岛。日本不仅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还用非法占有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得了俄国占有的千岛群岛北部。
  （5）俄国对库页岛的独占，标志着对日本扩张暂告一段落，俄国把目光重新转回中国。1900年7月，趁镇压义和团之名派15万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到10月完成了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占领。同时在我国东北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黄俄罗斯”计划，准备把我东北地区纳入沙俄帝国版图。
  由以上史实我们不难发现：俄国自17世纪以来就轮番交替地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扩张。但是它对日本的扩张举动总是遭遇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制抵，效果不佳；然后俄国的矛头就转向中国，俄国在中国的蚕食扩张总是屡屡得手，鲸吞中国大片领土。日本对俄国在东北亚的出现非常警惕，在处理对俄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涉及到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用坚定的意志和灵巧的外交策略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中国政府对俄国扩张的反应和日本恰好相反，既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也没有短期的应变能力，总体上非常迟钝。中国清政府对俄国东扩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缺乏了解，对沙俄在东北亚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当时的中俄、日俄关系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这种外交政策研究上的迟钝和失误与日本政府对东北亚局势把握上的逐步觉醒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俄国对中日两国交替进行侵略扩张的时代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强烈。可以这样说，俄国在近代史上对日本的扩张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在这期间俄国还遭遇过日俄战争战败的重大挫折。直到今天，俄国对日扩张的成绩仍然只是二战后困扰日俄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北方四岛；但俄国近代对中国的扩张却使它获取大片东北亚领土，直到今天依然控制并深深影响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第四：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差异是两国对俄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内部因素
  首先，中国的政权当时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满族作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广大的汉人居住区，在面临内部改革时有很大的顾虑和局限性，导致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建立一种有效抵御外部侵略的政治经济体制。清政府始终都防止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掌控国家政权，用一种民族歧视的政策来管理国家，这就导致任何的改革都裹足不前，国内国际矛盾都同时加剧。因此，在面对俄罗斯对我国北方领土的入侵时，清政府首先想的只能是如何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和满清贵族的特权地位能够延续，这样就不能有效动员全国的力量去保卫国家安全。而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明治维新以后，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全民认同心理的基础上，在面临变革机遇的时期能较好地迅速转变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以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并用这种体制抗击俄国的东扩战略。
  其次，移民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最根本措施。满清入关时有大部分人口从东北来到关内，导致东北人口剧烈减少，同时它又在东北地区实行禁止汉人迁入的政策，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东北边防的空虚。从根本上说，19世纪以来东北领土的大规模丧失，都和东北地区中国人口稀少有关，没有足够的人口做保障，任何主权要求都是微弱的。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也是以源源不断的欧洲来的移民为基础的，俄国每侵占一块中国领土，马上就开始安置移民，然后再开始侵占中国的其他领土。日本防范俄国的方式和中国恰恰相反，从面临俄国入侵日本北方领土的时候开始，就实行往北方迁移人口定居的政策， 将北海道地区由藩属改为中央政府直辖管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领土的主权问题，有效防止了俄国势力的渗透。
  最后，中国政府自1840年以来，内部的各种动乱和来自海上的侵略几乎没有停止过，导致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处理此类问题，海防塞防的争论也从未间断。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不太平，都要耗费大量国力去面对，这使得清政府不能集中精力抵御俄国的东扩。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两百年时间里，除了打倒幕府的短期内战外，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动乱和外敌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日本政府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抗击俄国，能和东扩的俄国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来保证本国的领土安全。
  第五：中日两国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的差异也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
  在对国际环境的把握上，当1861年俄军占领日本对马岛时，日本竟然能够利用英俄两国在远东的矛盾，说服英国出动军舰帮助日本将俄军赶出对马岛；当1900年俄军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又于1902年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获得英国支持的日本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彻底击败俄国，给俄国向远东的推进以决定性的打击。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在近代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条约体系和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 即使在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明治时期的领袖人物们依然能迅速地向英国学习航海和建立海军，向德国学习军事艺术和医药技术，向法国学习行政管理，向美国学习商业管理模式。 正是日本这种对近代国际环境的迅速理解和把握，使日本逃脱了象近代中国那样被西方和俄国侵略殖民的厄运。
  中国政府近代在处理对俄关系时，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与日本政府相比，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差别巨大。并且，这种差别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带来了重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依靠沙俄出面调停，结果是使俄国成为比英法两国获利还多的国家，造成国家领土的大片丢失至今还没有办法收回。从这里可以发现，清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也提出过“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付诸实施后总是取得反面效果。
  中国在近代始终没有象日本那样找到一个强大的西方盟友来制约周围的强国。1902年的英日同盟为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和迅速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助推力，而中国在近代一直没有像日本这样的依靠国际盟友争取发展环境的举措。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国带头出面组织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使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国产生好感，于是“联俄制日”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挽救危亡的重大外交举措和指导方针。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定《中俄密约》，希望以给予俄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来制约日本，以确保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但不久之后，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然后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0年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和“护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从这时候起，清政府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入西方的条约体系来救亡图存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近代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上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中日两国在面对俄国东扩时所出现的不同反应。
  
在西方人“发现”东亚之前，东亚的国际体系主要是从隋唐至明清逐步发展到完备的东方式朝贡册封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近代的逐步瓦解，主要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东亚的扩张和沙俄对亚洲的入侵。研究中日两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差异性，都必须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在上述两大外来殖民主义势力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主要是沿海路入侵东亚，对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左右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俄国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西伯利亚沿陆路而来，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巨大而独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相继退出亚洲，但俄国仍然继续占领着亚洲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地处东北亚的中日两国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考察近现代历史上俄国对中日两国的扩张主义和中日两国对俄政策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来到东北亚开始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个时期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一、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两国对俄国东扩的不同反应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侵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亚洲领土；然后马上把侵略矛头往南指向中国，通过巧取豪夺和武装移民等手段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对整个东亚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暂时遏制了沙俄的扩张势头，但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外交的着眼点是防御侵略和安稳边疆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的侵略成性和日后的卷土重来。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与东亚的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国彻底战败，从此以后开始面临殖民化的危险，整个东亚的国际环境也在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俄国的注意力重新开始关注东北亚，在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开始进行蚕食和移民。此时的中国清政府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尚未有全面清醒的认识，仍然继续执行“东北封禁”政策，禁止关内的汉人前往东北地区开荒种地。1858年—1864年，俄国利用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战败，以调停的名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面对俄国人对中国土地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受自身国力约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根本就没有任何强烈的反抗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基本上就是在领土问题上任人宰割。
   同在东亚的日本从18世纪开始也面临着俄国人入侵的巨大威胁，但是其反应和中国大相径庭。从现有历史资料考察，俄国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并无接触，俄国直到18世纪初期还没有确定日本的准确地理位置。1792年俄国人以礼送日本漂流幸存者为名踏上日本本土，才开始双方的正式接触。但是，这些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来的俄国人不但侵袭日本的北方港口，还攻击库页岛上的日本人。
  随后，俄国人立即将眼光转向掠夺日本的领土，和当初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几乎一模一样。1795年，俄国在千岛群岛中的德抚岛安置了第一批从欧洲来的俄国移民，企图长期占领该岛并最终完全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这一事件迅速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是举国震惊。日本幕府迅速做出反应，1799年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领改为直辖，大规模地从本土移民定居，增强防备实力，加快开发北方领土，同时严禁日本人与德抚岛的俄国定居者开展贸易，终于以非战争的方式迫使俄国人于1805年撤离德抚岛。这种主动撤退的情况在俄国扩张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俄国人不久以后又继续袭击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并且还在中国的库页岛上袭击日本人。日本幕府的态度是针锋相对，于1808年发布“驱逐令”，驱逐在日本北方领土上的一切俄国船只。1811年，俄国人赴择捉岛、国后岛“勘测调查”，被日本守备部队全部搜捕。此后半个世纪，俄国人基本停止了对日本北方诸岛的侵扰。
  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
   1854年，日本在美国的胁迫下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日本奉行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由此崩溃。俄国把握此时机，于1854年12月逼迫日本签订《日俄友好条约》，规定日俄以择捉岛和德抚岛之间为界，以南属日本，以北属俄国；库页岛归日俄共管。从这个时候开始，沙俄终于把触角伸向了日本。在对日关系上，俄国主要目标和关注焦点依然是获得领土，因此日俄关系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库页岛、对马岛、千岛群岛等领土问题上。库页岛本是中国领土，19世纪以前，日俄两国均承认该岛归中国所有，但都已将势力分别扩展至该岛南部和北部。面对俄国东扩的压力，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学会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俄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凭借条约中所谓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共管” 之名，要求日本撤出库页岛，而日本则坚持将该岛一分为二，由日俄两国瓜分，两国开始紧张对峙。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所有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准备彻底赶走日本人。1861年，俄国海军突然占领位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岛，切断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及亚洲大陆的海上联系，令日本举国震惊。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根本不能直接同俄国对抗，因此日本最后以给予英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1875年日本为遏制俄国势力入侵，以非法占领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取了俄国占领的部分千岛群岛，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结果使日本得到了整个千岛群岛，有效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维护了领土完整。同时，由于俄国占领全部库页岛，从而使俄国对日本的扩张暂告一段落，让俄国把扩张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中国内地，大大缓解了日本面对俄国扩张的外部压力，为明治维新的各项富国强兵措施的开展赢取了宝贵的外部和平环境。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面对俄国扩张时远没有日本幸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俄国人攫取150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中国依然面对俄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入侵，同时还将面对崛起后的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俄国在掠夺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并不满足，加上对日扩张暂时受阻，于是加紧了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扩张的力度。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全面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且千方百计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进一步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完全控制了朝鲜，同时积极向中国东北扩张。日本图谋侵占中国东北，与不断向东扩张的俄国发生尖锐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最终大获全胜，彻底解除了俄国扩张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同时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态势，但日本自身却成为了扩张性很强的亚洲头号强国，在20世纪里给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虽暂时放缓了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但中国仍然面临着俄国不断扩张的压力。辛亥革命时期，趁中国内乱，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的时机，俄国公开支持外蒙古库伦政变，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1924年，还操纵外蒙古地区，成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大会，将外蒙古改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二战后外蒙古脱离中国埋下了伏笔。中国政府对这类扩张态势的反应与日本完全不同，既没有能力反抗俄国侵略，也没有吸取教训富国强兵；加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外交和边防，最终使俄国对中国的扩张屡屡得手。
  三、 近代以来中日对俄扩张存在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遭受俄国的侵略扩张之苦，但两国的反应和最终的结果差别极大。中国面对沙俄的侵略，虽也有反抗之举和应变之道，但最终结果却是国土的不断沦陷，版图的不断缩小。可以这样说，被俄国吞去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让其再吐出来。反观日本，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逐步感受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和中国一样面临着沙俄的领土扩张，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北方四岛问题外，日本并没有出现大块领土被俄国人侵占的情况。
  中国在俄国的扩张面前孤立无助，只能眼看着国土被俄国占领，近代的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吸取国土丧失的教训来富国强兵；与此相反，日本却在俄国的扩张面前总能找出因应之道，渡过难关，并且能迅速崛起而化被动为主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现象背后存在着以下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日在近代国际体系转换中定位的不同是出现这种反应差异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东亚朝贡体系到西方条约体系的转变。在原来的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核心国家地位，而日本居于边缘国家地位，中日两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日本和中国首先都是竭力维护自己的锁国体制，拒绝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日本能迅速通过自身的体制革新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迅速融入西方的条约体系。这是由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地位决定的。旧体系的边缘国家在从旧体系转入新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较小，体系转换的成本也较低。当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大规模出国访问学习后，形成了一种维新图强的群体意识。同时，这批精英也逐步开始用最小的转换成本实现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虽然触动了部分阶层的利益，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内乱。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在遭受西方条约体系冲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原来的朝贡国际体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认识和接纳的程度非常缓慢，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逊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是传统的体系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遭受近代史上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前，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是极端自信的，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条约体系采取了强烈排斥的态度。后来由于西方的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被迫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秩序。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最初面对西方“异质”文明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接纳，拒绝进入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但由于日本只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自身受传统秩序的制约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面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文明时，社会变迁的阻力和社会改革的成本比中国要小很多，这样一来就使日本能迅速抓住近代化的机遇崛起。这也使得日本在面对俄国扩张主义势力进入东亚时，表现出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 这种借鉴使日本能迅速了解并融入西方世界的体系，并且利用这种新体系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第二：中日两国的地缘位置不同和对外界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深刻影响了两国对俄国东扩的反应
  中俄两国17世纪以来就已有接触，清初的雅克萨之战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此后俄国商队开始频繁来北京进行商贸活动。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采购茶叶、缎布运回本国，获利很大。俄国开始频繁了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信息和东北边防状况，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扩张进行准备，尤其需指出的是，当时清政府对于北方辽阔的西伯利亚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认识仅停留在“安定北疆”和对漠北漠南蒙古诸汗的控制上，对外蒙古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正在遭受沙俄的蚕食鲸吞并不知情。清政府对俄国采取的是保守的防守策略以安顿北疆，这点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可以看出，中国让出了属于中国领土的尼布楚地区以换取沙俄从雅克萨撤兵，该条约在确认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的同时也完全放弃了中国对外兴安岭以北以西的广袤土地的领土要求权。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中的岛国，与欧亚大陆并不相连，加上其奉行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了解远远少于中国。日本对俄国的接触与了解从史料分析，大致从18世纪末开始，要远远晚于中国。由于日本与欧亚大陆相隔离的天然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面对的来自沙俄东扩的威胁比中国要小得多，在时间上也要晚很多。但日本人的反应与中国人差异巨大，他们对外来的陌生势力既警惕又好奇，在加强内部人民团结以抵抗外来扩张的同时，又渴望了解对方势力的一切信息。这就决定了当时日本在与俄国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并最终消除俄国向日本进一步扩张的潜在威胁。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1799年日本为防备沙俄对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的扩张，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属划归中央政府直辖，以加快北部领土的移民开发，从而达到稳固边疆抗击沙俄的目的。
  在美国人佩里率领的舰队到达日本之前的200多年时间里面， 除了和中国、朝鲜、琉球、荷兰的贸易之外，日本和外面的世界都处于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扩张还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俄国是第一个打破荷兰贸易垄断的国家，它在1792年获得了在日本进行贸易的许可，日本还在1854年的一项条约中向俄国开放了两个贸易港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和俄国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政治上的非常警惕同时又不放弃在经济获取利益。
  17世纪的中国正值清军入关，东北地区的八旗兵及普通老百姓被不断调往关内补充军力，关外防备非常空虚。1653年，清政府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关内农民去东北开垦，但引起了八旗贵族的不满。当时的满清政府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不能让关内汉人随意前往开发，因此在1668年康熙帝停止实行“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规定汉人出关须办理起票记档等手续以为限制。而此时正值俄国哥萨克军队侵入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地区，开始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和中游的雅克萨进行移民扩张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这种面对严重外患的关头，居然出台限制关内汉人移民开发东北的政策，给19世纪中国外东北地区被沙俄侵占埋下了伏笔。
  第三，俄对中日交替扩张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存在不同反应的重要背景
  从16世纪80年代初开始，俄国的哥萨克军队就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扩张，于1639年抵达北太平洋西海岸，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向南进入东北亚，开始了对中国和日本的扩张。由于俄国当时的国力所限和国际形势的制约，它不可能同时侵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只能采取交替进行扩张的方式：先蚕食中国，得手后暂停对中国的扩张一段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对付日本，一旦受阻后再重启对中国的扩张；由于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需要消化一段时间，这时又开始对日本扩张；当俄国人对日本的扩张再次遇阻后，又会暂停对日本的扩张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这种交替扩张的手法直到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彻底战败才宣告终止。具体史实如下：
  （1）17世纪中期俄国就开始吞食中国黑龙江流域领土，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俄国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部分土地。同时初步遏制了俄国的扩张，使这里的安定局面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2）对中国扩张暂时遇阻后，开始对日本渗透，于1795年安置第一批移民定居于千岛群岛中部的德抚岛，同时开始袭击择捉岛和库页岛上的日本人。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立足未稳的俄国人只好暂时停止对日本领土的蚕食。
  （3）当俄国停止对日本侵扰的同时，其东北亚扩张又对准中国。1848年穆拉维约夫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开始武装占领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加紧非法移民。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掠夺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暂停了对中国扩张以消化其获取的大片土地。
  （4）在对中国扩张得手后又开始对日本扩张，于1861年占领对马岛。但日本以给予更多殖民特权给英国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最后于1875年签署《库页岛千页岛交换条约》，日本得到整个千岛群岛，俄国获得整个库页岛。日本不仅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还用非法占有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得了俄国占有的千岛群岛北部。
  （5）俄国对库页岛的独占，标志着对日本扩张暂告一段落，俄国把目光重新转回中国。1900年7月，趁镇压义和团之名派15万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到10月完成了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占领。同时在我国东北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黄俄罗斯”计划，准备把我东北地区纳入沙俄帝国版图。
  由以上史实我们不难发现：俄国自17世纪以来就轮番交替地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扩张。但是它对日本的扩张举动总是遭遇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制抵，效果不佳；然后俄国的矛头就转向中国，俄国在中国的蚕食扩张总是屡屡得手，鲸吞中国大片领土。日本对俄国在东北亚的出现非常警惕，在处理对俄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涉及到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用坚定的意志和灵巧的外交策略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中国政府对俄国扩张的反应和日本恰好相反，既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也没有短期的应变能力，总体上非常迟钝。中国清政府对俄国东扩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缺乏了解，对沙俄在东北亚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当时的中俄、日俄关系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这种外交政策研究上的迟钝和失误与日本政府对东北亚局势把握上的逐步觉醒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俄国对中日两国交替进行侵略扩张的时代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强烈。可以这样说，俄国在近代史上对日本的扩张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在这期间俄国还遭遇过日俄战争战败的重大挫折。直到今天，俄国对日扩张的成绩仍然只是二战后困扰日俄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北方四岛；但俄国近代对中国的扩张却使它获取大片东北亚领土，直到今天依然控制并深深影响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第四：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差异是两国对俄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内部因素
  首先，中国的政权当时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满族作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广大的汉人居住区，在面临内部改革时有很大的顾虑和局限性，导致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建立一种有效抵御外部侵略的政治经济体制。清政府始终都防止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掌控国家政权，用一种民族歧视的政策来管理国家，这就导致任何的改革都裹足不前，国内国际矛盾都同时加剧。因此，在面对俄罗斯对我国北方领土的入侵时，清政府首先想的只能是如何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和满清贵族的特权地位能够延续，这样就不能有效动员全国的力量去保卫国家安全。而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明治维新以后，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全民认同心理的基础上，在面临变革机遇的时期能较好地迅速转变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以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并用这种体制抗击俄国的东扩战略。
  其次，移民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最根本措施。满清入关时有大部分人口从东北来到关内，导致东北人口剧烈减少，同时它又在东北地区实行禁止汉人迁入的政策，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东北边防的空虚。从根本上说，19世纪以来东北领土的大规模丧失，都和东北地区中国人口稀少有关，没有足够的人口做保障，任何主权要求都是微弱的。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也是以源源不断的欧洲来的移民为基础的，俄国每侵占一块中国领土，马上就开始安置移民，然后再开始侵占中国的其他领土。日本防范俄国的方式和中国恰恰相反，从面临俄国入侵日本北方领土的时候开始，就实行往北方迁移人口定居的政策， 将北海道地区由藩属改为中央政府直辖管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领土的主权问题，有效防止了俄国势力的渗透。
  最后，中国政府自1840年以来，内部的各种动乱和来自海上的侵略几乎没有停止过，导致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处理此类问题，海防塞防的争论也从未间断。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不太平，都要耗费大量国力去面对，这使得清政府不能集中精力抵御俄国的东扩。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两百年时间里，除了打倒幕府的短期内战外，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动乱和外敌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日本政府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抗击俄国，能和东扩的俄国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来保证本国的领土安全。
  第五：中日两国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的差异也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
  在对国际环境的把握上，当1861年俄军占领日本对马岛时，日本竟然能够利用英俄两国在远东的矛盾，说服英国出动军舰帮助日本将俄军赶出对马岛；当1900年俄军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又于1902年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获得英国支持的日本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彻底击败俄国，给俄国向远东的推进以决定性的打击。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在近代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条约体系和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 即使在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明治时期的领袖人物们依然能迅速地向英国学习航海和建立海军，向德国学习军事艺术和医药技术，向法国学习行政管理，向美国学习商业管理模式。 正是日本这种对近代国际环境的迅速理解和把握，使日本逃脱了象近代中国那样被西方和俄国侵略殖民的厄运。
  中国政府近代在处理对俄关系时，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与日本政府相比，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差别巨大。并且，这种差别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带来了重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依靠沙俄出面调停，结果是使俄国成为比英法两国获利还多的国家，造成国家领土的大片丢失至今还没有办法收回。从这里可以发现，清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也提出过“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付诸实施后总是取得反面效果。
  中国在近代始终没有象日本那样找到一个强大的西方盟友来制约周围的强国。1902年的英日同盟为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和迅速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助推力，而中国在近代一直没有像日本这样的依靠国际盟友争取发展环境的举措。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国带头出面组织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使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国产生好感，于是“联俄制日”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挽救危亡的重大外交举措和指导方针。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定《中俄密约》，希望以给予俄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来制约日本，以确保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但不久之后，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然后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0年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和“护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从这时候起，清政府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入西方的条约体系来救亡图存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近代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上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中日两国在面对俄国东扩时所出现的不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