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伊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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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伊朗(二)


2012年03月14日    来源:新华网     


英国《金融时报》网刊载署名文章《伊朗十记》,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与西方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伊朗,从今日起本网将连载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狂热与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似乎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YX。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浑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BG、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7379972.html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伊朗(二)


2012年03月14日    来源:新华网     


英国《金融时报》网刊载署名文章《伊朗十记》,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与西方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伊朗,从今日起本网将连载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狂热与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似乎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YX。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浑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BG、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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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贾德比奥巴马安全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伊朗总统内贾德那么近的距离。这个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备深严,对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严格。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检关卡。在当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过了前两道,后面两道的安检也是在观礼人群的拥堵中“蒙混”过关。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么大的庆典安检竟是如此地马虎。没错,我就是这样没被摸过一次、测过一次地进入会场,站在了离内贾德演讲台直线距离30米左右的观礼台上。

大约四小时的庆典,内贾德的演讲占了约1/3。同样是几十万在场听众,内贾德演讲台前没有任何安全玻璃挡着,不像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演讲、2011年“9 11事件”十周年的讲话,都是在防弹玻璃后面进行的。

离内贾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卫队的仪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动的小青年。大家把这个革命日当狂欢日来过,节日到了他们认为“最枯燥的”演讲部分,青年们就纷纷无聊地退场而去,以至于最后20分钟,我跑下观礼台,用手机开始录内贾德的模样与演讲的抑扬顿挫,那个距离就相当于他站在三层的露台上,我就在楼下抬头观望,而仪仗兵、周围隐形的“安保”对我根本熟视无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楼边上散步,随便拍了些地铁站边的小宣传画,结果不到10分钟之内,受到了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三次盘问,两次要求把相机里的照片打开给他们看。

我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专门上过美国政治的课,我可以找到无数的学术论据证明美国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荣。但就在我拼命拍内贾德的瞬间,所有的论据都无法说服我,内贾德的确比奥巴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国内也是这样。

德黑兰人还告诉我,他们知道内贾德的许多“内幕”:他住在哪条街,住着近半个世纪久的老房子,三居室,开着老爷车。有当地人还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内贾德自己开车,自己还别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之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的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六年的任内坚持的还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选票连任成功,但奥巴马的“改变”在哪?今年还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吗?还真是很难回答。

我不是内贾德的拥趸,我只是说一些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西方媒体中没有报道过的事实。这些事实还表现在行政机构,我去过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当然还有中国的,到上述国家的外交部大楼,可以看到站岗的警察,需要登记,给你配带出入证,进去后不能乱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个由九座楼组成的院子,像中国的某类职校,我没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换出入证,走在大院内,一路走一路拍。

的确,有些人站在所谓“普世价值”的角度,痛斥伊朗这个国家的偏执、疯狂、非理性甚至还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但下一问题是,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亲眼见过吗?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们还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是,到底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兰市中心几乎是唯一一个的购物大厦里,我们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难得见到的琳琅满目商品。随团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这哪是朝鲜啊,比朝鲜好多了!我于是问,谁告诉你要把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应过来,“它们不都是美国的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