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论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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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东
丁未1907年政潮，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但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坛最高居面的诸多人物，政争又在数地交错同时展开，使得政潮内幕当时就枝权横生，帷嶂重重，至于后来者的若干记述，则多有以讹传讹之处。在此，笔者试作论列，祈求指教。
一
清末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化，最重妥的莫过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该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有清一朝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
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最高统治者当然不会漠视。于是，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统治集团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种与北洋相抗衡的力量组合。这三种组合，分野并不严格，各自内部也矛盾重重，仅是一种物以类聚声气相求的松散结纳。他们与北洋均有矛盾，但深浅有别，
各自都从自身的利益着眼，反北洋的出发点大有不同。三种组合之间步调也‘不统一，间或甚至相互火并。
其一，“亲贵”势力。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着、宗室良弼等为首。他们主要从满洲贵族强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族的狭隘心理出发，与北洋相抗。他们地位特殊，声势显赫，但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此难孚众望，社会基础狭窄；再
加上成员多为年青子裔，气盛心浮，手段、历练、经验均不足。在内争中，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其二，“老臣”势力。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新进”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仇视敷衍混杂的心状，因久混迹于官场，圆滑剔透，多属“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流，缺乏与对手公开接仗的勇气，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
其三，“清廉”势力。为首者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要敌手。再一个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受两宫宠信，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的誉称。此
外，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清廉势力因居官廉洁，颇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成为抗衡北洋的主力。
庚子以降，北洋、清廉两大派别便互相攻汗，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动、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勒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
1906年9月旧，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了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向二元化取向的君主立宪的滥觞。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北洋派与清廉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物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氏为不言自
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廉派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民心，挖清廉派的墙角。
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清廉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中央官制改革，北洋派为清廉派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06年9月11日，在奕、袁等人的策划下，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 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己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
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滇省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安坐不动。
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遗一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引起朝野强烈反响。合力反击北洋的时机趋于成熟。在瞿
鸿禨的暗中援引下，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旋具折请求“顺道”觑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劻等人驳回，所以不等回电，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到达北京，次日凌晨，叩响宫门，丁未政潮揭幕。
二
丁未政潮，历时不过三月有余，但政地沧桑，倏忽转换，北洋清廉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使得朝事变化，一波三折，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政潮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1907年5月1日—5月8日为第一阶段。其间，清廉派组织了两条战线的玫势。一条从内，由岑春煊进行，通过岑向两宫的“面奏”以动“圣听”，一条从外，以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的“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折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
5月2, 3, 4, 5日，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奏称愿为两宫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大受感动，3日，授其为邮传部尚书。岑就任邮传部尚书的当日，便口头参劾左侍郎朱宝奎，朱被革职。接着又直接攻击奕劻搞假立宪，贪黩成性，引用非人。
岑氏所为，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气氛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比喻虽属不类，影响却可自见。
另一战线的进行也有声有色。为配合春煊，“三霖公司”也急不可待地想有所动作，这时恰好有一大题目可作—“杨翠喜案”。5月7日，赵启霖便上折指控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巡抚。慈禧见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命醇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是时，清廉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有冰山将倒之势，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将以春煊代世凯为直督。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久有去志，甚愿大谋岑春煊或武进盛宣怀来代”。由此看来，以岑代袁绝非只是道听途说。
5月9日—26日为第二阶段，双方相持，处于胶着状态。“杨翠喜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北洋势力与清廉势力斗争的焦点。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劻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上辞职书，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宜反坐”折，反对将赵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
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孙家鼐、徐世昌、诚勋等人说项开脱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奕、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劻与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的宠物，“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廉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5月27日—8月21日为第三阶段。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势后，开始组织反击。
一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岑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奕、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三点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23日，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
二倒瞿。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禨的奏疏，次日，瞿被开缺。恽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
三陷岑。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莫，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
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而把弹劾岑的内容留中。北洋见不能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有关这一“杀着”的具体详情，时人后人都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策划了所谓“伪造相片事件”，即江
督端方通过袁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梁、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奕、袁，由奕劻在独对时面呈慈禧，慈禧看后又惊又恐，当即罢免岑的职务。笔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恽毓鼎的亲笔日记《澄斋日记》，内中涉及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情，这些材料的披露可能会对我们了解甚或解决丁未政潮中一些长期扑离迷溯的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为保持材料的原貌，兹把稿本中丁未年七月初一、初二、初四三天的日记抄录如次：
“七月初一8月9日，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俱
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口口来，久谈。夜雷雨。”
“初二10日，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七点二刻至宫门外，……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略眠。……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
“初四12日，奉上谕：两广总督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来”。
这三天的日记同以往的记述颇为不一，给我们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首先，弹章的作用。8月12日，清廷谕令开缺岑春煊。岑氏落职，主要不是由于奕劻的独对，也不是由于端方的纠弹；更不是由于陈少白的谋倾和张之洞的参劾。而是由于恽毓鼎的弹章所致。恽毓鼎是丁未政潮中北洋派最重要的枪手，清廉派的两员主帅瞿鸿禨、岑春煊都是由他一人劾罢。值得注意的是，日
记中记述奏疏拟写时，用的是“自缮”二字，“缮”者，抄写也，是否这份封奏也同弹勃瞿鸿禨的那份一样，由北洋党徒先拟好，再交给恽缮写上奏，此点待考。从日记的字意看，有可能。
其次，弹章的内容。恽仍从岑与康梁勾结落笔。为什么7月8日陈庆桂折从岑与康梁勾结立论未能起到效用，而恽折却打动了慈禧?阅读日记可以得知，恽折具有“新意”，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强调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康梁与日本的关系。恽弹幼岑主要是两点：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笔者认为，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而恰恰是这一点，却为以往儿乎所有的有关著述均未道及。甲午以降，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国，又惯于采用离间派系，多头支持，乘隙楔入的手法。康梁长期留居日本，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早为慈禧所知晓，而岑又竟敢勾结康梁。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更令人惊心的是，7月20日刚发生了日本迫使朝鲜国王“内禅”退位的事件，这又触及了慈禧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慈禧感到惊恐不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故关的事。慈禧最害怕也是最忌恨的，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
再次，弹章炮制当晚来到恽寓所之人。对此，日记中赫然记录，有两人来访，一个是顾某某，即恽的外甥女婿，具体背景不详。另一人为蔡伯浩，也就是蔡乃煌。一般认为，蔡乃煌即是伪造相片的经手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他又恰恰来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处，时间空间如此巧合，行踪令人可惊可疑，不能不与
恽氏弹章有关。查恽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看不出恽、蔡有何深交。蔡于雷雨天夜访恽毓鼎，并作“长谈”，肯定负有某种特殊使命。蔡在维新运动中曾同康梁有过接触，比较知底，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不难推断，蔡是参与陷岑阴谋的重要人物。
复次，慈禧的态度。弹章呈递后，慈禧一方面留中不发，另一方面，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火速来京面询要事。显然，这份奏折对慈禧的震动不小，但似乎又吃不太准。在京重臣，大多是带有或者北洋派或者清廉派倾向的人，她急切想找一个超然于这两派之外的第三者来商议，张之洞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张
正在患病，不能从速赶到。慈禧等待不及，两天后，岑春煊终被开缺。开缺的谕旨只是提“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没有象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而且，该弹章在清宫档案中既查不到原折，又无录副，连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也不见登记。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恽氏弹岑之举隐彰不明，连岑春煊这个当事人
也不知其中原委，难怪会出现各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至于慈禧为什么对这份弹章如此郑重保密，可能是考虑到正式宣布出去，于其不利。
四去林。军机大臣林绍年为人“劲直”，是清廉派的又一干将，5月28日，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奕、袁就想把他连带逐出军机，授林度支部右侍郎职，瞿鸿禨闻讯后急忙补救，说服慈禧令林不必到部，仍值军机。7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死，奕劻又想让林接任皖抚，被世续劝阻。8月12日，岑春煊罢官，林完全失却奥援，加上此前林因反对开缺瞿鸿禨触怒慈禧，同日也被赶出军机就任豫抚。
自此，清廉势力全面败北。
三
政潮翻动，波谲云诡，溢出常态。慈禧原想藉助清廉派来裁抑北洋派，结果反中北洋之计，搞了个颠倒。表面看来，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胜利者，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清廉派失势，北洋派亦未得势，结局是两败俱伤。政潮后，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加深，她开始扶植别的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
开缺瞿鸿禨时，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并开去，6月18, 19日两天，慈禧召孙家鼐、世续、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劻的进退问题，孙等提出，骤去奕劻“无人接手，于事无益”。19日，慈禧命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意图扶植载沣来抗衡以至取代奕劻。见此情势，奕劻只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进行试探要挟。慈禧考虑到载沣初入军机，年青缺乏经验，一下子还不能把军机处的全盘工作拿起，瞿鸿禨已去，如奕劻再遵行引退，中枢机构很可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当即降旨加以慰留，这实在是慈禧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除载沣外，慈禧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6月，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一般史书将晚清重用亲贵掌国的局面形成归诸载沣，不太公平。其实，丁未后期，慈禧业已开始实行这一转变。
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更形空缺，北洋想乘机把杨士琦塞进，奕劻为此特向慈禧推荐。而慈禧想援引孙家鼐入枢，孙却自感“老病不胜重任”。不过，孙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捻。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反对用杨，推荐了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传霖。鹿传霖由此再入枢廷。不仅如此，慈禧还实行扬张抑袁并分袁势的策略，6月21日，授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7月23日，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9月4日，同时任命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凯两人，反北洋一翼，有载沣、张之洞、鹿传霖三人，世续为骑墙派。北洋派在权力中枢机构内并不占有优势。
四
综观丁未政潮，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海内外的立宪党人均较深地卷入了政潮。当政潮酝酿初始，立宪党人就参与了策划发动。从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岑任川督后，曾特聘麦一同入川，岑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密计划，麦也深知，并拟借岑的影响入京活动，岑亦表示愿“出力相助”。但因为事机不密，消息走漏，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政潮中，立完党人倾向于清廉派一翼，清廉派也把立宪党人当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鸿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与汪康年过从甚密，汪是康梁旧友，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张謇等人。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给北洋派造成了一些口实，影响了清廉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清廉派是冒了风险，付出代价的。
相比之下，遥居海外的康梁派似乎比国内的立宪党人更关注政潮的发展。留在国内的徐佛苏、何天柱、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翻阅康梁等人这时期的函电往来，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政潮内幕甚至一些非常隐秘的细节都有所了解。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岑未来的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同岑会晤的计划。为协调行动，他告诉在上海的徐佛苏等人，“知西林岑春煊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还特别解释，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岑、梁会晤是丁未政潮中的一件重要疑案，对此论者不乏，但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失误。一般论者对岑、梁是否见过面拿不太准，多数认为可能没有见，也有的认为见了面。笔者作了核实，可以确认岑，梁未见过面，但原因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而是另有因由。梁启超6月3日由日本抵沪，“未多见人”，专候与岑会面。但其行踪显然已被江督端方等人侦知，“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洞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梁深感“此间碻非善地”，为了防止提供给“彼辈材料”，他深居简出，“不接一客”，并通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暂勿枉驾”。尽管如此，风声还是日紧一日，在沪与岑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启超无奈，只得于6月15日被迫离沪，怏怏返回日本。而此时，岑春煊还未到上海。岑最初不愿离开北京，有意拖延时日，后来受到朝廷的一再催促，不得已方于6月13日出京，抵沪日期是6月16日，正好比梁启超离沪晚了一天。岑、梁肯定没有谋面，其原因不在岑的“顾虑”，而在梁的先行。
岑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麦孟华还为岑制定了缓就粤督，留沪静观，再有所图的方略。北洋绝对不能容忍岑重施旧计，于是以此为炮弹，攻击岑用“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
岑被开缺后，麦孟华颇感惋惜，致书梁启超说，岑“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更令其不安的是，继任粤督的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清廉势力的失败对康梁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对整个局势作出了极其沮丧的估价:“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侯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丁未期间，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海内外立宪派想借官僚的权势走宪政捷径，想借官员发展势力，并推动官员乃至朝廷遽行立宪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异动，在朝的某些官僚也想和在野的立宪派拉上关系，以便互相利用，并为尔后预留退路。朝野倾向立宪的人们有了一种“合流”的趋势，随着形势的演进，这种趋势日见强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它使晚清的立宪运动有了某种官民合一的声势和特质。
其次是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 清王朝长期实行满汉平衡政策，但到丁未前后，慈禧开始放弃这项政策。1906年1l月的官制改革，丧面打着不分满汉的旗号，实际在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里，满人占7席，汉人仅5席，蒙古1席，蒙古恒党于满，满汉平衡业已出现倾斜。丁未政朝中，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枢，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①。
史家咸谓，载沣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作法是加速爱新觉罗王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以为，载沣所实行的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继续罢了。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转变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晚清，汉人在清朝官吏队伍中占了绝大比重，他们的离心，从根底上动摇了王朝的基础。丁未前后，慈禧对朝事进行大幅度调整，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这一调整为晚清朝局定下了基本构架。
陈寅恪先生尝言：“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此乃大而划之。丁未政潮的实质，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两相比较，清廉派廉洁，北洋派污秽，判然可分。清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有腐败和清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但以丁未为终点，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控制朝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无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发不可收拾，辛亥惊雷已经隐约可闻了。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 ... 1-12-05/32924.shtml
郭卫东
丁未1907年政潮，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但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坛最高居面的诸多人物，政争又在数地交错同时展开，使得政潮内幕当时就枝权横生，帷嶂重重，至于后来者的若干记述，则多有以讹传讹之处。在此，笔者试作论列，祈求指教。
一
清末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化，最重妥的莫过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该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有清一朝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
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最高统治者当然不会漠视。于是，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统治集团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种与北洋相抗衡的力量组合。这三种组合，分野并不严格，各自内部也矛盾重重，仅是一种物以类聚声气相求的松散结纳。他们与北洋均有矛盾，但深浅有别，
各自都从自身的利益着眼，反北洋的出发点大有不同。三种组合之间步调也‘不统一，间或甚至相互火并。
其一，“亲贵”势力。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着、宗室良弼等为首。他们主要从满洲贵族强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族的狭隘心理出发，与北洋相抗。他们地位特殊，声势显赫，但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此难孚众望，社会基础狭窄；再
加上成员多为年青子裔，气盛心浮，手段、历练、经验均不足。在内争中，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其二，“老臣”势力。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新进”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仇视敷衍混杂的心状，因久混迹于官场，圆滑剔透，多属“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流，缺乏与对手公开接仗的勇气，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
其三，“清廉”势力。为首者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要敌手。再一个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受两宫宠信，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的誉称。此
外，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清廉势力因居官廉洁，颇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成为抗衡北洋的主力。
庚子以降，北洋、清廉两大派别便互相攻汗，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动、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勒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
1906年9月旧，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了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向二元化取向的君主立宪的滥觞。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北洋派与清廉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物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氏为不言自
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廉派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民心，挖清廉派的墙角。
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清廉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中央官制改革，北洋派为清廉派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06年9月11日，在奕、袁等人的策划下，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 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己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
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滇省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安坐不动。
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遗一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引起朝野强烈反响。合力反击北洋的时机趋于成熟。在瞿
鸿禨的暗中援引下，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旋具折请求“顺道”觑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劻等人驳回，所以不等回电，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到达北京，次日凌晨，叩响宫门，丁未政潮揭幕。
二
丁未政潮，历时不过三月有余，但政地沧桑，倏忽转换，北洋清廉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使得朝事变化，一波三折，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政潮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1907年5月1日—5月8日为第一阶段。其间，清廉派组织了两条战线的玫势。一条从内，由岑春煊进行，通过岑向两宫的“面奏”以动“圣听”，一条从外，以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的“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折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
5月2, 3, 4, 5日，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奏称愿为两宫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大受感动，3日，授其为邮传部尚书。岑就任邮传部尚书的当日，便口头参劾左侍郎朱宝奎，朱被革职。接着又直接攻击奕劻搞假立宪，贪黩成性，引用非人。
岑氏所为，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气氛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比喻虽属不类，影响却可自见。
另一战线的进行也有声有色。为配合春煊，“三霖公司”也急不可待地想有所动作，这时恰好有一大题目可作—“杨翠喜案”。5月7日，赵启霖便上折指控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巡抚。慈禧见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命醇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是时，清廉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有冰山将倒之势，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将以春煊代世凯为直督。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久有去志，甚愿大谋岑春煊或武进盛宣怀来代”。由此看来，以岑代袁绝非只是道听途说。
5月9日—26日为第二阶段，双方相持，处于胶着状态。“杨翠喜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北洋势力与清廉势力斗争的焦点。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劻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上辞职书，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宜反坐”折，反对将赵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
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孙家鼐、徐世昌、诚勋等人说项开脱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奕、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劻与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的宠物，“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廉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5月27日—8月21日为第三阶段。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势后，开始组织反击。
一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岑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奕、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三点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23日，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
二倒瞿。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禨的奏疏，次日，瞿被开缺。恽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
三陷岑。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莫，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
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而把弹劾岑的内容留中。北洋见不能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有关这一“杀着”的具体详情，时人后人都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策划了所谓“伪造相片事件”，即江
督端方通过袁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梁、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奕、袁，由奕劻在独对时面呈慈禧，慈禧看后又惊又恐，当即罢免岑的职务。笔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恽毓鼎的亲笔日记《澄斋日记》，内中涉及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情，这些材料的披露可能会对我们了解甚或解决丁未政潮中一些长期扑离迷溯的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为保持材料的原貌，兹把稿本中丁未年七月初一、初二、初四三天的日记抄录如次：
“七月初一8月9日，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俱
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口口来，久谈。夜雷雨。”
“初二10日，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七点二刻至宫门外，……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略眠。……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
“初四12日，奉上谕：两广总督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来”。
这三天的日记同以往的记述颇为不一，给我们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首先，弹章的作用。8月12日，清廷谕令开缺岑春煊。岑氏落职，主要不是由于奕劻的独对，也不是由于端方的纠弹；更不是由于陈少白的谋倾和张之洞的参劾。而是由于恽毓鼎的弹章所致。恽毓鼎是丁未政潮中北洋派最重要的枪手，清廉派的两员主帅瞿鸿禨、岑春煊都是由他一人劾罢。值得注意的是，日
记中记述奏疏拟写时，用的是“自缮”二字，“缮”者，抄写也，是否这份封奏也同弹勃瞿鸿禨的那份一样，由北洋党徒先拟好，再交给恽缮写上奏，此点待考。从日记的字意看，有可能。
其次，弹章的内容。恽仍从岑与康梁勾结落笔。为什么7月8日陈庆桂折从岑与康梁勾结立论未能起到效用，而恽折却打动了慈禧?阅读日记可以得知，恽折具有“新意”，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强调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康梁与日本的关系。恽弹幼岑主要是两点：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笔者认为，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而恰恰是这一点，却为以往儿乎所有的有关著述均未道及。甲午以降，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国，又惯于采用离间派系，多头支持，乘隙楔入的手法。康梁长期留居日本，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早为慈禧所知晓，而岑又竟敢勾结康梁。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更令人惊心的是，7月20日刚发生了日本迫使朝鲜国王“内禅”退位的事件，这又触及了慈禧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慈禧感到惊恐不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故关的事。慈禧最害怕也是最忌恨的，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
再次，弹章炮制当晚来到恽寓所之人。对此，日记中赫然记录，有两人来访，一个是顾某某，即恽的外甥女婿，具体背景不详。另一人为蔡伯浩，也就是蔡乃煌。一般认为，蔡乃煌即是伪造相片的经手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他又恰恰来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处，时间空间如此巧合，行踪令人可惊可疑，不能不与
恽氏弹章有关。查恽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看不出恽、蔡有何深交。蔡于雷雨天夜访恽毓鼎，并作“长谈”，肯定负有某种特殊使命。蔡在维新运动中曾同康梁有过接触，比较知底，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不难推断，蔡是参与陷岑阴谋的重要人物。
复次，慈禧的态度。弹章呈递后，慈禧一方面留中不发，另一方面，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火速来京面询要事。显然，这份奏折对慈禧的震动不小，但似乎又吃不太准。在京重臣，大多是带有或者北洋派或者清廉派倾向的人，她急切想找一个超然于这两派之外的第三者来商议，张之洞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张
正在患病，不能从速赶到。慈禧等待不及，两天后，岑春煊终被开缺。开缺的谕旨只是提“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没有象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而且，该弹章在清宫档案中既查不到原折，又无录副，连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也不见登记。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恽氏弹岑之举隐彰不明，连岑春煊这个当事人
也不知其中原委，难怪会出现各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至于慈禧为什么对这份弹章如此郑重保密，可能是考虑到正式宣布出去，于其不利。
四去林。军机大臣林绍年为人“劲直”，是清廉派的又一干将，5月28日，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奕、袁就想把他连带逐出军机，授林度支部右侍郎职，瞿鸿禨闻讯后急忙补救，说服慈禧令林不必到部，仍值军机。7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死，奕劻又想让林接任皖抚，被世续劝阻。8月12日，岑春煊罢官，林完全失却奥援，加上此前林因反对开缺瞿鸿禨触怒慈禧，同日也被赶出军机就任豫抚。
自此，清廉势力全面败北。
三
政潮翻动，波谲云诡，溢出常态。慈禧原想藉助清廉派来裁抑北洋派，结果反中北洋之计，搞了个颠倒。表面看来，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胜利者，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清廉派失势，北洋派亦未得势，结局是两败俱伤。政潮后，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加深，她开始扶植别的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
开缺瞿鸿禨时，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并开去，6月18, 19日两天，慈禧召孙家鼐、世续、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劻的进退问题，孙等提出，骤去奕劻“无人接手，于事无益”。19日，慈禧命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意图扶植载沣来抗衡以至取代奕劻。见此情势，奕劻只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进行试探要挟。慈禧考虑到载沣初入军机，年青缺乏经验，一下子还不能把军机处的全盘工作拿起，瞿鸿禨已去，如奕劻再遵行引退，中枢机构很可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当即降旨加以慰留，这实在是慈禧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除载沣外，慈禧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6月，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一般史书将晚清重用亲贵掌国的局面形成归诸载沣，不太公平。其实，丁未后期，慈禧业已开始实行这一转变。
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更形空缺，北洋想乘机把杨士琦塞进，奕劻为此特向慈禧推荐。而慈禧想援引孙家鼐入枢，孙却自感“老病不胜重任”。不过，孙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捻。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反对用杨，推荐了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传霖。鹿传霖由此再入枢廷。不仅如此，慈禧还实行扬张抑袁并分袁势的策略，6月21日，授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7月23日，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9月4日，同时任命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凯两人，反北洋一翼，有载沣、张之洞、鹿传霖三人，世续为骑墙派。北洋派在权力中枢机构内并不占有优势。
四
综观丁未政潮，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海内外的立宪党人均较深地卷入了政潮。当政潮酝酿初始，立宪党人就参与了策划发动。从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岑任川督后，曾特聘麦一同入川，岑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密计划，麦也深知，并拟借岑的影响入京活动，岑亦表示愿“出力相助”。但因为事机不密，消息走漏，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政潮中，立完党人倾向于清廉派一翼，清廉派也把立宪党人当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鸿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与汪康年过从甚密，汪是康梁旧友，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张謇等人。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给北洋派造成了一些口实，影响了清廉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清廉派是冒了风险，付出代价的。
相比之下，遥居海外的康梁派似乎比国内的立宪党人更关注政潮的发展。留在国内的徐佛苏、何天柱、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翻阅康梁等人这时期的函电往来，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政潮内幕甚至一些非常隐秘的细节都有所了解。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岑未来的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同岑会晤的计划。为协调行动，他告诉在上海的徐佛苏等人，“知西林岑春煊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还特别解释，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岑、梁会晤是丁未政潮中的一件重要疑案，对此论者不乏，但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失误。一般论者对岑、梁是否见过面拿不太准，多数认为可能没有见，也有的认为见了面。笔者作了核实，可以确认岑，梁未见过面，但原因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而是另有因由。梁启超6月3日由日本抵沪，“未多见人”，专候与岑会面。但其行踪显然已被江督端方等人侦知，“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洞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梁深感“此间碻非善地”，为了防止提供给“彼辈材料”，他深居简出，“不接一客”，并通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暂勿枉驾”。尽管如此，风声还是日紧一日，在沪与岑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启超无奈，只得于6月15日被迫离沪，怏怏返回日本。而此时，岑春煊还未到上海。岑最初不愿离开北京，有意拖延时日，后来受到朝廷的一再催促，不得已方于6月13日出京，抵沪日期是6月16日，正好比梁启超离沪晚了一天。岑、梁肯定没有谋面，其原因不在岑的“顾虑”，而在梁的先行。
岑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麦孟华还为岑制定了缓就粤督，留沪静观，再有所图的方略。北洋绝对不能容忍岑重施旧计，于是以此为炮弹，攻击岑用“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
岑被开缺后，麦孟华颇感惋惜，致书梁启超说，岑“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更令其不安的是，继任粤督的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清廉势力的失败对康梁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对整个局势作出了极其沮丧的估价:“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侯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丁未期间，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海内外立宪派想借官僚的权势走宪政捷径，想借官员发展势力，并推动官员乃至朝廷遽行立宪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异动，在朝的某些官僚也想和在野的立宪派拉上关系，以便互相利用，并为尔后预留退路。朝野倾向立宪的人们有了一种“合流”的趋势，随着形势的演进，这种趋势日见强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它使晚清的立宪运动有了某种官民合一的声势和特质。
其次是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 清王朝长期实行满汉平衡政策，但到丁未前后，慈禧开始放弃这项政策。1906年1l月的官制改革，丧面打着不分满汉的旗号，实际在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里，满人占7席，汉人仅5席，蒙古1席，蒙古恒党于满，满汉平衡业已出现倾斜。丁未政朝中，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枢，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①。
史家咸谓，载沣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作法是加速爱新觉罗王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以为，载沣所实行的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继续罢了。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转变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晚清，汉人在清朝官吏队伍中占了绝大比重，他们的离心，从根底上动摇了王朝的基础。丁未前后，慈禧对朝事进行大幅度调整，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这一调整为晚清朝局定下了基本构架。
陈寅恪先生尝言：“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此乃大而划之。丁未政潮的实质，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两相比较，清廉派廉洁，北洋派污秽，判然可分。清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有腐败和清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但以丁未为终点，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控制朝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无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发不可收拾，辛亥惊雷已经隐约可闻了。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郭卫东
丁未1907年政潮，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但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坛最高居面的诸多人物，政争又在数地交错同时展开，使得政潮内幕当时就枝权横生，帷嶂重重，至于后来者的若干记述，则多有以讹传讹之处。在此，笔者试作论列，祈求指教。
一
清末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化，最重妥的莫过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该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有清一朝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
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最高统治者当然不会漠视。于是，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统治集团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种与北洋相抗衡的力量组合。这三种组合，分野并不严格，各自内部也矛盾重重，仅是一种物以类聚声气相求的松散结纳。他们与北洋均有矛盾，但深浅有别，
各自都从自身的利益着眼，反北洋的出发点大有不同。三种组合之间步调也‘不统一，间或甚至相互火并。
其一，“亲贵”势力。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着、宗室良弼等为首。他们主要从满洲贵族强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族的狭隘心理出发，与北洋相抗。他们地位特殊，声势显赫，但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此难孚众望，社会基础狭窄；再
加上成员多为年青子裔，气盛心浮，手段、历练、经验均不足。在内争中，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其二，“老臣”势力。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新进”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仇视敷衍混杂的心状，因久混迹于官场，圆滑剔透，多属“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流，缺乏与对手公开接仗的勇气，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
其三，“清廉”势力。为首者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要敌手。再一个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受两宫宠信，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的誉称。此
外，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清廉势力因居官廉洁，颇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成为抗衡北洋的主力。
庚子以降，北洋、清廉两大派别便互相攻汗，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动、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勒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
1906年9月旧，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了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向二元化取向的君主立宪的滥觞。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北洋派与清廉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物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氏为不言自
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廉派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民心，挖清廉派的墙角。
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清廉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中央官制改革，北洋派为清廉派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06年9月11日，在奕、袁等人的策划下，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 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己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
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滇省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安坐不动。
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遗一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引起朝野强烈反响。合力反击北洋的时机趋于成熟。在瞿
鸿禨的暗中援引下，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旋具折请求“顺道”觑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劻等人驳回，所以不等回电，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到达北京，次日凌晨，叩响宫门，丁未政潮揭幕。
二
丁未政潮，历时不过三月有余，但政地沧桑，倏忽转换，北洋清廉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使得朝事变化，一波三折，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政潮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1907年5月1日—5月8日为第一阶段。其间，清廉派组织了两条战线的玫势。一条从内，由岑春煊进行，通过岑向两宫的“面奏”以动“圣听”，一条从外，以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的“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折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
5月2, 3, 4, 5日，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奏称愿为两宫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大受感动，3日，授其为邮传部尚书。岑就任邮传部尚书的当日，便口头参劾左侍郎朱宝奎，朱被革职。接着又直接攻击奕劻搞假立宪，贪黩成性，引用非人。
岑氏所为，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气氛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比喻虽属不类，影响却可自见。
另一战线的进行也有声有色。为配合春煊，“三霖公司”也急不可待地想有所动作，这时恰好有一大题目可作—“杨翠喜案”。5月7日，赵启霖便上折指控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巡抚。慈禧见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命醇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是时，清廉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有冰山将倒之势，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将以春煊代世凯为直督。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久有去志，甚愿大谋岑春煊或武进盛宣怀来代”。由此看来，以岑代袁绝非只是道听途说。
5月9日—26日为第二阶段，双方相持，处于胶着状态。“杨翠喜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北洋势力与清廉势力斗争的焦点。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劻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上辞职书，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宜反坐”折，反对将赵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
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孙家鼐、徐世昌、诚勋等人说项开脱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奕、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劻与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的宠物，“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廉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5月27日—8月21日为第三阶段。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势后，开始组织反击。
一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岑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奕、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三点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23日，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
二倒瞿。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禨的奏疏，次日，瞿被开缺。恽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
三陷岑。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莫，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
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而把弹劾岑的内容留中。北洋见不能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有关这一“杀着”的具体详情，时人后人都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策划了所谓“伪造相片事件”，即江
督端方通过袁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梁、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奕、袁，由奕劻在独对时面呈慈禧，慈禧看后又惊又恐，当即罢免岑的职务。笔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恽毓鼎的亲笔日记《澄斋日记》，内中涉及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情，这些材料的披露可能会对我们了解甚或解决丁未政潮中一些长期扑离迷溯的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为保持材料的原貌，兹把稿本中丁未年七月初一、初二、初四三天的日记抄录如次：
“七月初一8月9日，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俱
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口口来，久谈。夜雷雨。”
“初二10日，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七点二刻至宫门外，……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略眠。……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
“初四12日，奉上谕：两广总督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来”。
这三天的日记同以往的记述颇为不一，给我们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首先，弹章的作用。8月12日，清廷谕令开缺岑春煊。岑氏落职，主要不是由于奕劻的独对，也不是由于端方的纠弹；更不是由于陈少白的谋倾和张之洞的参劾。而是由于恽毓鼎的弹章所致。恽毓鼎是丁未政潮中北洋派最重要的枪手，清廉派的两员主帅瞿鸿禨、岑春煊都是由他一人劾罢。值得注意的是，日
记中记述奏疏拟写时，用的是“自缮”二字，“缮”者，抄写也，是否这份封奏也同弹勃瞿鸿禨的那份一样，由北洋党徒先拟好，再交给恽缮写上奏，此点待考。从日记的字意看，有可能。
其次，弹章的内容。恽仍从岑与康梁勾结落笔。为什么7月8日陈庆桂折从岑与康梁勾结立论未能起到效用，而恽折却打动了慈禧?阅读日记可以得知，恽折具有“新意”，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强调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康梁与日本的关系。恽弹幼岑主要是两点：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笔者认为，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而恰恰是这一点，却为以往儿乎所有的有关著述均未道及。甲午以降，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国，又惯于采用离间派系，多头支持，乘隙楔入的手法。康梁长期留居日本，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早为慈禧所知晓，而岑又竟敢勾结康梁。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更令人惊心的是，7月20日刚发生了日本迫使朝鲜国王“内禅”退位的事件，这又触及了慈禧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慈禧感到惊恐不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故关的事。慈禧最害怕也是最忌恨的，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
再次，弹章炮制当晚来到恽寓所之人。对此，日记中赫然记录，有两人来访，一个是顾某某，即恽的外甥女婿，具体背景不详。另一人为蔡伯浩，也就是蔡乃煌。一般认为，蔡乃煌即是伪造相片的经手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他又恰恰来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处，时间空间如此巧合，行踪令人可惊可疑，不能不与
恽氏弹章有关。查恽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看不出恽、蔡有何深交。蔡于雷雨天夜访恽毓鼎，并作“长谈”，肯定负有某种特殊使命。蔡在维新运动中曾同康梁有过接触，比较知底，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不难推断，蔡是参与陷岑阴谋的重要人物。
复次，慈禧的态度。弹章呈递后，慈禧一方面留中不发，另一方面，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火速来京面询要事。显然，这份奏折对慈禧的震动不小，但似乎又吃不太准。在京重臣，大多是带有或者北洋派或者清廉派倾向的人，她急切想找一个超然于这两派之外的第三者来商议，张之洞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张
正在患病，不能从速赶到。慈禧等待不及，两天后，岑春煊终被开缺。开缺的谕旨只是提“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没有象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而且，该弹章在清宫档案中既查不到原折，又无录副，连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也不见登记。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恽氏弹岑之举隐彰不明，连岑春煊这个当事人
也不知其中原委，难怪会出现各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至于慈禧为什么对这份弹章如此郑重保密，可能是考虑到正式宣布出去，于其不利。
四去林。军机大臣林绍年为人“劲直”，是清廉派的又一干将，5月28日，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奕、袁就想把他连带逐出军机，授林度支部右侍郎职，瞿鸿禨闻讯后急忙补救，说服慈禧令林不必到部，仍值军机。7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死，奕劻又想让林接任皖抚，被世续劝阻。8月12日，岑春煊罢官，林完全失却奥援，加上此前林因反对开缺瞿鸿禨触怒慈禧，同日也被赶出军机就任豫抚。
自此，清廉势力全面败北。
三
政潮翻动，波谲云诡，溢出常态。慈禧原想藉助清廉派来裁抑北洋派，结果反中北洋之计，搞了个颠倒。表面看来，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胜利者，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清廉派失势，北洋派亦未得势，结局是两败俱伤。政潮后，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加深，她开始扶植别的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
开缺瞿鸿禨时，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并开去，6月18, 19日两天，慈禧召孙家鼐、世续、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劻的进退问题，孙等提出，骤去奕劻“无人接手，于事无益”。19日，慈禧命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意图扶植载沣来抗衡以至取代奕劻。见此情势，奕劻只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进行试探要挟。慈禧考虑到载沣初入军机，年青缺乏经验，一下子还不能把军机处的全盘工作拿起，瞿鸿禨已去，如奕劻再遵行引退，中枢机构很可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当即降旨加以慰留，这实在是慈禧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除载沣外，慈禧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6月，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一般史书将晚清重用亲贵掌国的局面形成归诸载沣，不太公平。其实，丁未后期，慈禧业已开始实行这一转变。
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更形空缺，北洋想乘机把杨士琦塞进，奕劻为此特向慈禧推荐。而慈禧想援引孙家鼐入枢，孙却自感“老病不胜重任”。不过，孙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捻。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反对用杨，推荐了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传霖。鹿传霖由此再入枢廷。不仅如此，慈禧还实行扬张抑袁并分袁势的策略，6月21日，授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7月23日，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9月4日，同时任命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凯两人，反北洋一翼，有载沣、张之洞、鹿传霖三人，世续为骑墙派。北洋派在权力中枢机构内并不占有优势。
四
综观丁未政潮，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海内外的立宪党人均较深地卷入了政潮。当政潮酝酿初始，立宪党人就参与了策划发动。从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岑任川督后，曾特聘麦一同入川，岑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密计划，麦也深知，并拟借岑的影响入京活动，岑亦表示愿“出力相助”。但因为事机不密，消息走漏，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政潮中，立完党人倾向于清廉派一翼，清廉派也把立宪党人当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鸿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与汪康年过从甚密，汪是康梁旧友，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张謇等人。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给北洋派造成了一些口实，影响了清廉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清廉派是冒了风险，付出代价的。
相比之下，遥居海外的康梁派似乎比国内的立宪党人更关注政潮的发展。留在国内的徐佛苏、何天柱、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翻阅康梁等人这时期的函电往来，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政潮内幕甚至一些非常隐秘的细节都有所了解。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岑未来的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同岑会晤的计划。为协调行动，他告诉在上海的徐佛苏等人，“知西林岑春煊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还特别解释，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岑、梁会晤是丁未政潮中的一件重要疑案，对此论者不乏，但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失误。一般论者对岑、梁是否见过面拿不太准，多数认为可能没有见，也有的认为见了面。笔者作了核实，可以确认岑，梁未见过面，但原因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而是另有因由。梁启超6月3日由日本抵沪，“未多见人”，专候与岑会面。但其行踪显然已被江督端方等人侦知，“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洞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梁深感“此间碻非善地”，为了防止提供给“彼辈材料”，他深居简出，“不接一客”，并通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暂勿枉驾”。尽管如此，风声还是日紧一日，在沪与岑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启超无奈，只得于6月15日被迫离沪，怏怏返回日本。而此时，岑春煊还未到上海。岑最初不愿离开北京，有意拖延时日，后来受到朝廷的一再催促，不得已方于6月13日出京，抵沪日期是6月16日，正好比梁启超离沪晚了一天。岑、梁肯定没有谋面，其原因不在岑的“顾虑”，而在梁的先行。
岑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麦孟华还为岑制定了缓就粤督，留沪静观，再有所图的方略。北洋绝对不能容忍岑重施旧计，于是以此为炮弹，攻击岑用“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
岑被开缺后，麦孟华颇感惋惜，致书梁启超说，岑“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更令其不安的是，继任粤督的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清廉势力的失败对康梁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对整个局势作出了极其沮丧的估价:“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侯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丁未期间，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海内外立宪派想借官僚的权势走宪政捷径，想借官员发展势力，并推动官员乃至朝廷遽行立宪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异动，在朝的某些官僚也想和在野的立宪派拉上关系，以便互相利用，并为尔后预留退路。朝野倾向立宪的人们有了一种“合流”的趋势，随着形势的演进，这种趋势日见强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它使晚清的立宪运动有了某种官民合一的声势和特质。
其次是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 清王朝长期实行满汉平衡政策，但到丁未前后，慈禧开始放弃这项政策。1906年1l月的官制改革，丧面打着不分满汉的旗号，实际在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里，满人占7席，汉人仅5席，蒙古1席，蒙古恒党于满，满汉平衡业已出现倾斜。丁未政朝中，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枢，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①。
史家咸谓，载沣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作法是加速爱新觉罗王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以为，载沣所实行的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继续罢了。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转变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晚清，汉人在清朝官吏队伍中占了绝大比重，他们的离心，从根底上动摇了王朝的基础。丁未前后，慈禧对朝事进行大幅度调整，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这一调整为晚清朝局定下了基本构架。
陈寅恪先生尝言：“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此乃大而划之。丁未政潮的实质，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两相比较，清廉派廉洁，北洋派污秽，判然可分。清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有腐败和清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但以丁未为终点，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控制朝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无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发不可收拾，辛亥惊雷已经隐约可闻了。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 ... 1-12-05/32924.shtml
郭卫东
丁未1907年政潮，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但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坛最高居面的诸多人物，政争又在数地交错同时展开，使得政潮内幕当时就枝权横生，帷嶂重重，至于后来者的若干记述，则多有以讹传讹之处。在此，笔者试作论列，祈求指教。
一
清末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化，最重妥的莫过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该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有清一朝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
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最高统治者当然不会漠视。于是，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统治集团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种与北洋相抗衡的力量组合。这三种组合，分野并不严格，各自内部也矛盾重重，仅是一种物以类聚声气相求的松散结纳。他们与北洋均有矛盾，但深浅有别，
各自都从自身的利益着眼，反北洋的出发点大有不同。三种组合之间步调也‘不统一，间或甚至相互火并。
其一，“亲贵”势力。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着、宗室良弼等为首。他们主要从满洲贵族强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族的狭隘心理出发，与北洋相抗。他们地位特殊，声势显赫，但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此难孚众望，社会基础狭窄；再
加上成员多为年青子裔，气盛心浮，手段、历练、经验均不足。在内争中，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其二，“老臣”势力。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新进”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仇视敷衍混杂的心状，因久混迹于官场，圆滑剔透，多属“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流，缺乏与对手公开接仗的勇气，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
其三，“清廉”势力。为首者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要敌手。再一个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受两宫宠信，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的誉称。此
外，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清廉势力因居官廉洁，颇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成为抗衡北洋的主力。
庚子以降，北洋、清廉两大派别便互相攻汗，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动、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勒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
1906年9月旧，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了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向二元化取向的君主立宪的滥觞。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北洋派与清廉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物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氏为不言自
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廉派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民心，挖清廉派的墙角。
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清廉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中央官制改革，北洋派为清廉派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06年9月11日，在奕、袁等人的策划下，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 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己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
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滇省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安坐不动。
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遗一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引起朝野强烈反响。合力反击北洋的时机趋于成熟。在瞿
鸿禨的暗中援引下，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旋具折请求“顺道”觑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劻等人驳回，所以不等回电，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到达北京，次日凌晨，叩响宫门，丁未政潮揭幕。
二
丁未政潮，历时不过三月有余，但政地沧桑，倏忽转换，北洋清廉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使得朝事变化，一波三折，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政潮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1907年5月1日—5月8日为第一阶段。其间，清廉派组织了两条战线的玫势。一条从内，由岑春煊进行，通过岑向两宫的“面奏”以动“圣听”，一条从外，以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的“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折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
5月2, 3, 4, 5日，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奏称愿为两宫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大受感动，3日，授其为邮传部尚书。岑就任邮传部尚书的当日，便口头参劾左侍郎朱宝奎，朱被革职。接着又直接攻击奕劻搞假立宪，贪黩成性，引用非人。
岑氏所为，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气氛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比喻虽属不类，影响却可自见。
另一战线的进行也有声有色。为配合春煊，“三霖公司”也急不可待地想有所动作，这时恰好有一大题目可作—“杨翠喜案”。5月7日，赵启霖便上折指控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巡抚。慈禧见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命醇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是时，清廉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有冰山将倒之势，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将以春煊代世凯为直督。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久有去志，甚愿大谋岑春煊或武进盛宣怀来代”。由此看来，以岑代袁绝非只是道听途说。
5月9日—26日为第二阶段，双方相持，处于胶着状态。“杨翠喜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北洋势力与清廉势力斗争的焦点。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劻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上辞职书，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宜反坐”折，反对将赵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
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孙家鼐、徐世昌、诚勋等人说项开脱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奕、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劻与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的宠物，“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廉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5月27日—8月21日为第三阶段。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势后，开始组织反击。
一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岑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奕、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三点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23日，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
二倒瞿。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禨的奏疏，次日，瞿被开缺。恽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
三陷岑。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莫，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
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而把弹劾岑的内容留中。北洋见不能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有关这一“杀着”的具体详情，时人后人都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策划了所谓“伪造相片事件”，即江
督端方通过袁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梁、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奕、袁，由奕劻在独对时面呈慈禧，慈禧看后又惊又恐，当即罢免岑的职务。笔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恽毓鼎的亲笔日记《澄斋日记》，内中涉及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情，这些材料的披露可能会对我们了解甚或解决丁未政潮中一些长期扑离迷溯的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为保持材料的原貌，兹把稿本中丁未年七月初一、初二、初四三天的日记抄录如次：
“七月初一8月9日，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俱
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口口来，久谈。夜雷雨。”
“初二10日，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七点二刻至宫门外，……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略眠。……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
“初四12日，奉上谕：两广总督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来”。
这三天的日记同以往的记述颇为不一，给我们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首先，弹章的作用。8月12日，清廷谕令开缺岑春煊。岑氏落职，主要不是由于奕劻的独对，也不是由于端方的纠弹；更不是由于陈少白的谋倾和张之洞的参劾。而是由于恽毓鼎的弹章所致。恽毓鼎是丁未政潮中北洋派最重要的枪手，清廉派的两员主帅瞿鸿禨、岑春煊都是由他一人劾罢。值得注意的是，日
记中记述奏疏拟写时，用的是“自缮”二字，“缮”者，抄写也，是否这份封奏也同弹勃瞿鸿禨的那份一样，由北洋党徒先拟好，再交给恽缮写上奏，此点待考。从日记的字意看，有可能。
其次，弹章的内容。恽仍从岑与康梁勾结落笔。为什么7月8日陈庆桂折从岑与康梁勾结立论未能起到效用，而恽折却打动了慈禧?阅读日记可以得知，恽折具有“新意”，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强调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康梁与日本的关系。恽弹幼岑主要是两点：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笔者认为，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而恰恰是这一点，却为以往儿乎所有的有关著述均未道及。甲午以降，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国，又惯于采用离间派系，多头支持，乘隙楔入的手法。康梁长期留居日本，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早为慈禧所知晓，而岑又竟敢勾结康梁。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更令人惊心的是，7月20日刚发生了日本迫使朝鲜国王“内禅”退位的事件，这又触及了慈禧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慈禧感到惊恐不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故关的事。慈禧最害怕也是最忌恨的，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
再次，弹章炮制当晚来到恽寓所之人。对此，日记中赫然记录，有两人来访，一个是顾某某，即恽的外甥女婿，具体背景不详。另一人为蔡伯浩，也就是蔡乃煌。一般认为，蔡乃煌即是伪造相片的经手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他又恰恰来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处，时间空间如此巧合，行踪令人可惊可疑，不能不与
恽氏弹章有关。查恽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看不出恽、蔡有何深交。蔡于雷雨天夜访恽毓鼎，并作“长谈”，肯定负有某种特殊使命。蔡在维新运动中曾同康梁有过接触，比较知底，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不难推断，蔡是参与陷岑阴谋的重要人物。
复次，慈禧的态度。弹章呈递后，慈禧一方面留中不发，另一方面，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火速来京面询要事。显然，这份奏折对慈禧的震动不小，但似乎又吃不太准。在京重臣，大多是带有或者北洋派或者清廉派倾向的人，她急切想找一个超然于这两派之外的第三者来商议，张之洞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张
正在患病，不能从速赶到。慈禧等待不及，两天后，岑春煊终被开缺。开缺的谕旨只是提“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没有象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而且，该弹章在清宫档案中既查不到原折，又无录副，连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也不见登记。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恽氏弹岑之举隐彰不明，连岑春煊这个当事人
也不知其中原委，难怪会出现各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至于慈禧为什么对这份弹章如此郑重保密，可能是考虑到正式宣布出去，于其不利。
四去林。军机大臣林绍年为人“劲直”，是清廉派的又一干将，5月28日，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奕、袁就想把他连带逐出军机，授林度支部右侍郎职，瞿鸿禨闻讯后急忙补救，说服慈禧令林不必到部，仍值军机。7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死，奕劻又想让林接任皖抚，被世续劝阻。8月12日，岑春煊罢官，林完全失却奥援，加上此前林因反对开缺瞿鸿禨触怒慈禧，同日也被赶出军机就任豫抚。
自此，清廉势力全面败北。
三
政潮翻动，波谲云诡，溢出常态。慈禧原想藉助清廉派来裁抑北洋派，结果反中北洋之计，搞了个颠倒。表面看来，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胜利者，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清廉派失势，北洋派亦未得势，结局是两败俱伤。政潮后，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加深，她开始扶植别的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
开缺瞿鸿禨时，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并开去，6月18, 19日两天，慈禧召孙家鼐、世续、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劻的进退问题，孙等提出，骤去奕劻“无人接手，于事无益”。19日，慈禧命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意图扶植载沣来抗衡以至取代奕劻。见此情势，奕劻只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进行试探要挟。慈禧考虑到载沣初入军机，年青缺乏经验，一下子还不能把军机处的全盘工作拿起，瞿鸿禨已去，如奕劻再遵行引退，中枢机构很可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当即降旨加以慰留，这实在是慈禧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除载沣外，慈禧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6月，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一般史书将晚清重用亲贵掌国的局面形成归诸载沣，不太公平。其实，丁未后期，慈禧业已开始实行这一转变。
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更形空缺，北洋想乘机把杨士琦塞进，奕劻为此特向慈禧推荐。而慈禧想援引孙家鼐入枢，孙却自感“老病不胜重任”。不过，孙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捻。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反对用杨，推荐了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传霖。鹿传霖由此再入枢廷。不仅如此，慈禧还实行扬张抑袁并分袁势的策略，6月21日，授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7月23日，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9月4日，同时任命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凯两人，反北洋一翼，有载沣、张之洞、鹿传霖三人，世续为骑墙派。北洋派在权力中枢机构内并不占有优势。
四
综观丁未政潮，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海内外的立宪党人均较深地卷入了政潮。当政潮酝酿初始，立宪党人就参与了策划发动。从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岑任川督后，曾特聘麦一同入川，岑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密计划，麦也深知，并拟借岑的影响入京活动，岑亦表示愿“出力相助”。但因为事机不密，消息走漏，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政潮中，立完党人倾向于清廉派一翼，清廉派也把立宪党人当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鸿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与汪康年过从甚密，汪是康梁旧友，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张謇等人。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给北洋派造成了一些口实，影响了清廉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清廉派是冒了风险，付出代价的。
相比之下，遥居海外的康梁派似乎比国内的立宪党人更关注政潮的发展。留在国内的徐佛苏、何天柱、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翻阅康梁等人这时期的函电往来，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政潮内幕甚至一些非常隐秘的细节都有所了解。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岑未来的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同岑会晤的计划。为协调行动，他告诉在上海的徐佛苏等人，“知西林岑春煊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还特别解释，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岑、梁会晤是丁未政潮中的一件重要疑案，对此论者不乏，但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失误。一般论者对岑、梁是否见过面拿不太准，多数认为可能没有见，也有的认为见了面。笔者作了核实，可以确认岑，梁未见过面，但原因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而是另有因由。梁启超6月3日由日本抵沪，“未多见人”，专候与岑会面。但其行踪显然已被江督端方等人侦知，“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洞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梁深感“此间碻非善地”，为了防止提供给“彼辈材料”，他深居简出，“不接一客”，并通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暂勿枉驾”。尽管如此，风声还是日紧一日，在沪与岑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启超无奈，只得于6月15日被迫离沪，怏怏返回日本。而此时，岑春煊还未到上海。岑最初不愿离开北京，有意拖延时日，后来受到朝廷的一再催促，不得已方于6月13日出京，抵沪日期是6月16日，正好比梁启超离沪晚了一天。岑、梁肯定没有谋面，其原因不在岑的“顾虑”，而在梁的先行。
岑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麦孟华还为岑制定了缓就粤督，留沪静观，再有所图的方略。北洋绝对不能容忍岑重施旧计，于是以此为炮弹，攻击岑用“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
岑被开缺后，麦孟华颇感惋惜，致书梁启超说，岑“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更令其不安的是，继任粤督的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清廉势力的失败对康梁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对整个局势作出了极其沮丧的估价:“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侯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丁未期间，清廉派与立宪党人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海内外立宪派想借官僚的权势走宪政捷径，想借官员发展势力，并推动官员乃至朝廷遽行立宪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异动，在朝的某些官僚也想和在野的立宪派拉上关系，以便互相利用，并为尔后预留退路。朝野倾向立宪的人们有了一种“合流”的趋势，随着形势的演进，这种趋势日见强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它使晚清的立宪运动有了某种官民合一的声势和特质。
其次是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 清王朝长期实行满汉平衡政策，但到丁未前后，慈禧开始放弃这项政策。1906年1l月的官制改革，丧面打着不分满汉的旗号，实际在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里，满人占7席，汉人仅5席，蒙古1席，蒙古恒党于满，满汉平衡业已出现倾斜。丁未政朝中，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枢，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①。
史家咸谓，载沣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作法是加速爱新觉罗王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以为，载沣所实行的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继续罢了。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转变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晚清，汉人在清朝官吏队伍中占了绝大比重，他们的离心，从根底上动摇了王朝的基础。丁未前后，慈禧对朝事进行大幅度调整，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这一调整为晚清朝局定下了基本构架。
陈寅恪先生尝言：“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此乃大而划之。丁未政潮的实质，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两相比较，清廉派廉洁，北洋派污秽，判然可分。清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有腐败和清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但以丁未为终点，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控制朝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无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发不可收拾，辛亥惊雷已经隐约可闻了。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