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胡新民：民国“站起来了”是一种故意表达

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民国似乎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种时尚即使不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也是对民国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说当今有一些人其实对民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要故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最近一段时间，坊间“言必称民国”似乎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时尚。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民国似乎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下称“站起来”)的代名词。恕笔者直言，这种时尚即使不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也是对民国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说当今有一些人其实对民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要故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第三种以知识精英居多。茅于轼的“站起来”(见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的论点就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故意表达”。

笔者偶然在炎黄春秋2011年12期上看到一篇杜美文先生为“站起来”辩解的文章(以信件形式发表的)。其主要依据无非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强之说，并振振有词地宣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今岿然不动”。殊不知，1945年的美国把那个中华民国扶上了五强，1971年的美国被迫松手，那个中华民国就不但跌出了五强，而且跌出了联合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49年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统治黑暗，贪腐无度，积贫积弱，民怨沸腾，所以1949年的革命也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的。当年这么一个贪腐无能的中华民国，还能进入五强，美国之扶是关键性的因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要不要让美国老师再来上一课呢?那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反复叙述的吧。

费正清的说法不陌生了。他在其《美国与中国》中说得很直白：“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年12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关键词：美国完成的--笔者注)

同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1945年)不仅在国内，国民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也逐渐在消褪。一直对中国不抱任何信心的丘吉尔曾说道，继续让中国维持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简直是一场闹剧’，并指出在‘一号作战’中，中国是如何‘荒诞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Yalta)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无意让中国对他们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任何置喙余地：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出兵亚洲对日作战;苏联收回帝俄时代割让给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苏联得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并享有大连商港‘国际化’的优越权益，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特殊权利。最后这三项决议带给战后中国无穷的后患。(关键词：一场闹剧---笔者注)

如果说上面的资料面世已久，还不够与时俱进，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的资料。

詹姆斯•布拉得利(James Bradley)是著名的美国专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实的作家。他于2010年11月16日发表了“忽视中国的危险：奥巴马从罗斯福那里可以吸取的教训”一文，文中写道：“在罗斯福私下的怂恿下，当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衰落时，日本便向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罗斯福当年把中国视为一个没落的弱国，奥巴马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独裁国家。罗斯福梦想着操控中国的衰落，奥巴马则幻想着他能够操控中国的崛起。他们俩的态度都出于对历史的严重无知。”(关键词：没落的弱国---笔者注)

最近的有关言论来自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在2012年1月19日的“中美关系主流是合作而非敌对”中用一句话点明：“事实上，(1945年)正是美国坚持让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关键词：美国坚持---笔者注)

嗟来之食，基本不含钙质，吃下去腰杆还会硬吗?这就是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之处。正因为新中国腰杆硬，才有了今天的岿然屹立(不好意思，杜美文先生，咱把您老的“岿然不动”改成了“岿然屹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它还坚持扶着那个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期待有一天“光复大陆”。直到有一天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不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他只好认输道：“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请注意，那一年是公元1971年!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它当年说要把五强之一给谁就给了谁;但后来想要说不给谁却怎么也阻挡不住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不一样就是是不一样!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我觉得 詹姆斯•布拉得利在上述文章中的说法很有启迪： “西方国家的战争机器――英国海军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海军和陆军--瓜分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一个衰落时期，直到 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关键词：直到----笔者注)。

至于杜美文先生说的贪腐问题，他认为如果拿国民政府的贪腐来否定民国站起来不对，因为今天的中国“官员清廉自不待言”。笔者建议他再看看那个民国的贪腐。当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十八个权贵，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为法币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见陈明远《那时的文化界》)。所以说，当年国民党的贪腐程度是在至今的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当然，当下中国官员贪腐现象也严重，但不可以与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划等号。世界各国都有贪腐官员，但能因此都划上等号。这也是个简单的道理。

故意表达可以理解，但故意编造则有点拙劣。例如为了否认新中国的成就，“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就编造了一组日本战后复兴的数据。最近看到郑也夫的博文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得一塌糊涂。原因异常简单，管理者把更多的钱财放在那儿任他们争抢”。其实，堕落的岂止是抢钱，从故意表达走向故意编造也是一种堕落。所以，如果哪一天出现“当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幸福指数全球第一”之说，读者也勿须惊骇。那不过是有的知识精英把全民娱乐的概念全盘引进到舆论的大舞台而已。

附：杜美文为“站起来”辩解的信件

贵刊2011年第11期胡新民《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一文反驳今年第8期茅于轼先生《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的观点。茅先生认为，抗战胜利，不仅结束了日寇铁蹄的践踏，还收回了所有的租界地与台湾，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备受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胡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茅先生所列出的这些“辉煌”，尽管中国军民的努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美国双手扶起来的”，只要美国“一松手就会跌倒”，根本说不上站起来了。至于美国扶持中国的动机，是其“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变中国为附庸，去“抗衡苏联”。而事实是，美国并未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中国也并未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今岿然不动。胡先生的另一证据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还“积弱积贫贪腐无能”。如果这也是标准的话，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建国时不是，文革中更不是，新时期也不是。官员清廉自不待言，我们今天的人均收入仍是落后国家的水平
http://www.guancha.cn/html/49898/2012/02/02/65051.shtml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民国似乎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种时尚即使不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也是对民国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说当今有一些人其实对民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要故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最近一段时间，坊间“言必称民国”似乎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时尚。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民国似乎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下称“站起来”)的代名词。恕笔者直言，这种时尚即使不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也是对民国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说当今有一些人其实对民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要故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第三种以知识精英居多。茅于轼的“站起来”(见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的论点就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故意表达”。

笔者偶然在炎黄春秋2011年12期上看到一篇杜美文先生为“站起来”辩解的文章(以信件形式发表的)。其主要依据无非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强之说，并振振有词地宣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今岿然不动”。殊不知，1945年的美国把那个中华民国扶上了五强，1971年的美国被迫松手，那个中华民国就不但跌出了五强，而且跌出了联合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49年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统治黑暗，贪腐无度，积贫积弱，民怨沸腾，所以1949年的革命也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的。当年这么一个贪腐无能的中华民国，还能进入五强，美国之扶是关键性的因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要不要让美国老师再来上一课呢?那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反复叙述的吧。

费正清的说法不陌生了。他在其《美国与中国》中说得很直白：“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年12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关键词：美国完成的--笔者注)

同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1945年)不仅在国内，国民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也逐渐在消褪。一直对中国不抱任何信心的丘吉尔曾说道，继续让中国维持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简直是一场闹剧’，并指出在‘一号作战’中，中国是如何‘荒诞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Yalta)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无意让中国对他们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任何置喙余地：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出兵亚洲对日作战;苏联收回帝俄时代割让给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苏联得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并享有大连商港‘国际化’的优越权益，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特殊权利。最后这三项决议带给战后中国无穷的后患。(关键词：一场闹剧---笔者注)

如果说上面的资料面世已久，还不够与时俱进，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的资料。

詹姆斯•布拉得利(James Bradley)是著名的美国专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实的作家。他于2010年11月16日发表了“忽视中国的危险：奥巴马从罗斯福那里可以吸取的教训”一文，文中写道：“在罗斯福私下的怂恿下，当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衰落时，日本便向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罗斯福当年把中国视为一个没落的弱国，奥巴马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独裁国家。罗斯福梦想着操控中国的衰落，奥巴马则幻想着他能够操控中国的崛起。他们俩的态度都出于对历史的严重无知。”(关键词：没落的弱国---笔者注)

最近的有关言论来自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在2012年1月19日的“中美关系主流是合作而非敌对”中用一句话点明：“事实上，(1945年)正是美国坚持让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关键词：美国坚持---笔者注)

嗟来之食，基本不含钙质，吃下去腰杆还会硬吗?这就是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之处。正因为新中国腰杆硬，才有了今天的岿然屹立(不好意思，杜美文先生，咱把您老的“岿然不动”改成了“岿然屹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它还坚持扶着那个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期待有一天“光复大陆”。直到有一天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不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他只好认输道：“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请注意，那一年是公元1971年!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它当年说要把五强之一给谁就给了谁;但后来想要说不给谁却怎么也阻挡不住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不一样就是是不一样!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我觉得 詹姆斯•布拉得利在上述文章中的说法很有启迪： “西方国家的战争机器――英国海军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海军和陆军--瓜分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一个衰落时期，直到 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关键词：直到----笔者注)。

至于杜美文先生说的贪腐问题，他认为如果拿国民政府的贪腐来否定民国站起来不对，因为今天的中国“官员清廉自不待言”。笔者建议他再看看那个民国的贪腐。当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十八个权贵，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为法币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见陈明远《那时的文化界》)。所以说，当年国民党的贪腐程度是在至今的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当然，当下中国官员贪腐现象也严重，但不可以与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划等号。世界各国都有贪腐官员，但能因此都划上等号。这也是个简单的道理。

故意表达可以理解，但故意编造则有点拙劣。例如为了否认新中国的成就，“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就编造了一组日本战后复兴的数据。最近看到郑也夫的博文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得一塌糊涂。原因异常简单，管理者把更多的钱财放在那儿任他们争抢”。其实，堕落的岂止是抢钱，从故意表达走向故意编造也是一种堕落。所以，如果哪一天出现“当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幸福指数全球第一”之说，读者也勿须惊骇。那不过是有的知识精英把全民娱乐的概念全盘引进到舆论的大舞台而已。

附：杜美文为“站起来”辩解的信件

贵刊2011年第11期胡新民《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一文反驳今年第8期茅于轼先生《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的观点。茅先生认为，抗战胜利，不仅结束了日寇铁蹄的践踏，还收回了所有的租界地与台湾，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备受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胡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茅先生所列出的这些“辉煌”，尽管中国军民的努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美国双手扶起来的”，只要美国“一松手就会跌倒”，根本说不上站起来了。至于美国扶持中国的动机，是其“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变中国为附庸，去“抗衡苏联”。而事实是，美国并未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中国也并未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今岿然不动。胡先生的另一证据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还“积弱积贫贪腐无能”。如果这也是标准的话，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建国时不是，文革中更不是，新时期也不是。官员清廉自不待言，我们今天的人均收入仍是落后国家的水平
http://www.guancha.cn/html/49898/2012/02/02/650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