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6上舰！介不素问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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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6上民船，似乎不难

2012-2-5 20:52 上传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主席。1953年2月21日。

这是反应新中国第一任领导人对于海权思想重视的直接证据！雄才大略的主席，需要的是强大的海军，需要的是中华民族的自强。早在50年代，主席就提出了核潜艇、航天、航母等设想，这些成为世界大国基石的设想均被详细研究。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百年梦想，着手建立一支强大海军：58年5月，海军提交了新舰艇建造计划，以后成为“二四”协定，转让五型舰艇，两种导弹等。58年6月21日，为继续推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亚非会议联盟”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的“大海军”计划就此提上议事日程，海军于59年10月提出远洋海军的第一步计划，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同时发展中小型水面舰艇，计划很快批准。军事大跃进的表现就是国防建设的大而全和向尖端科技发展，大海军计划 同时得到林彪的大力支持。主席需要一支大海军，需要一场大跃进，“核潜艇，一万年也要 搞出来”，此时的主席喊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主席在60年明确提出搞尖端技术，军委因此直接要求海军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并提出船舶工业八年建设计划。

这一时期的重点规划全力建设中国船舶工业，尽快利用、吸收和消化苏联的援助和技术。并确保有限的资源下保证沿海对台斗争和正常渔业和海上经贸往来的安全；为此，中央进一步加强了海军的建设及预算。

不过当时负责海军的萧劲光大将并没有因为中央重视海军发展而得意，反倒是继续战战兢兢的组成一个在后世被成为中国现代海思想起源的“海军战略研究所”，直接由总参部门领导，肖劲光手下的邓兆祥和林尊带领一群留苏海军专业技术士官组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邓兆祥和林尊都是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但是两人都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后者是中国海军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二战爆发前甚至前往德国学习潜艇战战术，战后任国军最大军舰“重庆号”重巡洋的舰长，由于腐朽黑暗的国民党未给其发挥空间，1949年率领重庆号起义，同时，他还提出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九段线”划定。这个即将在未来成名的海军战略研究所，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海上斗争和海权的需要，提出切合目前工业实际基础的各种武器需求\技术方案，以及战术战法。简而言之，就是提供各种需求，想着法子怎么打赢未来战争。

影响整个海军发展的事件就在世界将要进入60年代的时候发生——胡服作为国家主席访苏之后签订了苏联第二次中国军事工业的《六二协议》。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六二协议》，使得中国船舶工业和航空工业都极大获得了苏联方面最的援助。让中国海军提前了至少20年，从黄水走向蓝水。海军方面的援助包括：
援助中国方面研究、试制和国产化12型海军舰艇及相应武器装备；
援助扩建大连造船厂；
援助建设海基长波指挥体系；
援助建设海军武器（火炮、反舰导弹、鱼雷）、电子、航测相关厂所的建设；
海军航空兵的建设；
…………

可以说，这个《六二协议》是赫鲁晓夫期望纯粹共产主义者战胜不听话的民主主义者最后一点耐心。来自海空军建设的足够支持，给了胡服足够大的笼络海空军的礼物。该协议打算在1960-1970年间，按照苏联海军建设的模式和技术，逐步教会中国同志如何建设和发展海军和船舶工业，如何从近岸防御逐步走向远洋海军。当然，赫鲁晓夫对于远方的中国同志是否真能掌握武器生产技术还是很“乐观”的。这些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的回忆，赫鲁晓夫在通电中描述道“让中国人更多的了解到苏联武器大炮的优越，胡服及他的追随者才会更加信念跟着苏联老大哥走是没有错的！…………同时，让他们熟悉苏联武器，在不久的将来，也应该能对促成联合舰队一事有所帮助”；当然，在《六而协议》中，苏方还是留了一手，协议明确提出不派任何与核武器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华援助。后世史学家认为,这也许和赫鲁晓夫比较迷信核武器和导弹，不重视常规武器有关。所以，在对中国自主获得武器研发能力上，但是的苏联并不是特别在意可能的威胁。

可以说，直到中苏关系决裂的1966年以前，中国船舶工业和海军通过《六二协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全国建立起以大连、江南两大造船基地为中心的完备船舶武器工业体系，并在1966年以前掌握了从导弹快艇、常规潜艇、护卫舰及驱逐舰的制造能力。

促进中国船舶工业和海军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亚非会议联盟”所带来的船舶订单，也让全中国造船业得到了相当快速的发展。1960年年４月１５日，万吨级的“东风”轮下水；1963年大连造船的2万吨东风7号轮也相继下水。中远集团依靠着这些货轮，将我们的生产资料投入到中非航线中，换取亚非地区大量原料和市场。

此时，大连和江南两个的主要军工造船厂已经具备了万吨级船舶的制造能力，配合其他如沪东、黄埔、渤海、武昌、广船等造船厂，组成了共和国海军和船舶工业的摇篮。

造船能力和海军实力的提升，迫使台湾国民党海空军基本放弃了沿海骚扰的计划。到1965年，具备导弹反舰能力的01型护卫舰和02型火炮护卫艇已经可以再东海区域对抗台湾海军的能力。这些小舰配合63年建造下水051型驱逐舰，PLAN正在逐步具备组成海上机动编队防御海疆的能力。

在海军方面获得《六二协定》的援助下，海军战略研究所也没有闲着。根据发展脉络，中国海军在第一步”远洋海军”的计划之后，就是”航母计划”，海军于58年至61年之间 进行过航母相关技术研究，但根据造船工业基础，并没有实质启动过计划。不过一些型号预研和试验到是繁花似锦。

与航母配套的项目就是要求航空工业必须试制出具备上舰能力的飞机。

如沈阳于58年8月，沈阳正式开始了东风107的设计。东风107模仿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一代名机，沃特F8十字军战士（Crusader）。东风107在设计中保留了适应舰载使用的前缘缝翼上单翼型，两台“红旗2号”涡喷，升限两万米。59年2月赴苏咨询，结果发现东风107机翼不安定，阻力大，强度不足，动力不合理，只可以达 到M1.8，而且飞机可能不稳定。后修形改进为东风107A继续研制。东风107是肯定有着上舰的目的，否则指标差一大截的东风107早就让路于东风113了。但是，后来根据海军战略研究所和东平的意见，东风107因为设计难度大，让位于跟可能出成绩的东风106项目，即米格-19的两侧进气改型，继续短距/上舰飞机的研制。

而另一个有关航母的舰载机项目则是因为1958-1965年间台海护渔斗争最激烈而促成的。在60年代初的几年，国民党飞机和舰艇曾经疯狂的拦截和炮击大陆运输/渔船。海军战略研究所联合南昌飞机厂，提出了米格-19/歼-6火箭起降型的研究项目。即参考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19 代号SM-30项目，即通过火箭将战斗机零滑跑起飞发射装置（ZEL），即把战斗机安装到一个滑车上，然后通过强有力的助推火箭将其发射升空。

这是50 年代中期美苏相继提出概念，因为在战争中，机场往往是敌人首选的进攻目标，有了这种装置，飞机就可以部署到没有机场地区或在跑道遭受敌人破坏时仍可升空作战。

ZEL 的概念最早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由纳粹德国提出并应用到其 Ba 349 飞机上。德国人对 Ba 349 飞机进行了改造，在其机头上安装了无制导火箭，然后通过一个垂直的发射导轨来发射飞机。德国人计划在其战略要地附近大量部署这种装置，当盟军的 B-17“飞行堡垒”和 B-25“解放者”轰炸机飞临目标投弹之前，Ba 349 从这种装置上迅速起飞对敌机进行拦截。但是与第三帝国的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Ba 349 最终夭折在了试验阶段。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这项计划的资料落到了苏联人手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对 ZEL 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于 1955 年 4 月命令米格设计局改造一架米格-19“农夫”A来进行 ZEL 概念的试验，这就是 SM-30 计划。SM-30 计划由米哈伊.I.格列维奇总体负责，由 A.G.阿格罗尼科负责飞机的结构。虽然最后SM-30 的试验结果得以成功。并且苏联空军最后的评估报告认为 SM-30 系统可以在前线条件下使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ZELL 技术和缩短高性能战机着陆距离技术的发展。

在中苏关系良好的岁月里，因为紧急情况要求米格的项目负责人来华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在阿格罗尼科的指导下，这个代号“高升”的项目在南昌飞机厂的总师陆孝澎在团队配合下很快拿出了方案：方案尽量采用苏联设计，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修改。例如为了承受 ZELL方式起飞时产生的 4.5 个 G 的过载，歼-6的机体与机翼结构都作了加强处理，原来的单腹鳍也被换成了两个并排的较小腹鳍，SRD-1 测距仪被取消并在机鼻下加装了一根天线，座舱内弹射座椅的头靠也做了特殊处理来保护飞行员头部的安全。

两台向苏联直接购买的PRD-22 固体火箭助推器以一定的倾角安装在飞机上，为飞机提供起飞的推力，可以在 2.5 秒内提供超过 3,629 千克的推力，两台火箭提供的推力总和大概是飞机全重的 5 倍。南昌设计局还按照米格设计局的PU-30 移动发射车进行了仿造，发射轨可以抬高 30º。由于设计概念上只需要飞机能够垂直起飞战斗，在岸基航空兵防御范围之外驱逐敌舰/敌机，并未和苏联空军一样要求短距降落，事后只需要在附近机场降落即可。所以该系统的难题不在降落，而是如何更好的上舰，也就是如何适应海上气候、风浪和紧凑发射系统。

最初的设想是用两至四个标准集装箱的货柜集成发射装置。但是由于战事紧张，海空军要求南昌尽快拿出办法。所以在1961年4月，“高升”项目组首次展开了陆地载人试验，试验比较成功，不过这架普通歼-6很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固和改进。到了1961年9月，经过10次相对成功的地面测试之后，项目组在一艘2200吨的跃进112轮货轮被用作“高升”系统的测试。在甲板上项目组设置了发射装置，这架代号J-6T（T代表弹）的战斗机载有2枚AA-2空空导弹和一个副油箱。9月11日，项目测试成功，编号歼-6T。在之后的3个月里持续进行的全挂载测试通过之后，J-6T被用在了进口石油的代号“远洋12”船队护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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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6上民船，似乎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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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主席。1953年2月21日。

这是反应新中国第一任领导人对于海权思想重视的直接证据！雄才大略的主席，需要的是强大的海军，需要的是中华民族的自强。早在50年代，主席就提出了核潜艇、航天、航母等设想，这些成为世界大国基石的设想均被详细研究。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百年梦想，着手建立一支强大海军：58年5月，海军提交了新舰艇建造计划，以后成为“二四”协定，转让五型舰艇，两种导弹等。58年6月21日，为继续推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亚非会议联盟”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的“大海军”计划就此提上议事日程，海军于59年10月提出远洋海军的第一步计划，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同时发展中小型水面舰艇，计划很快批准。军事大跃进的表现就是国防建设的大而全和向尖端科技发展，大海军计划 同时得到林彪的大力支持。主席需要一支大海军，需要一场大跃进，“核潜艇，一万年也要 搞出来”，此时的主席喊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主席在60年明确提出搞尖端技术，军委因此直接要求海军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并提出船舶工业八年建设计划。

这一时期的重点规划全力建设中国船舶工业，尽快利用、吸收和消化苏联的援助和技术。并确保有限的资源下保证沿海对台斗争和正常渔业和海上经贸往来的安全；为此，中央进一步加强了海军的建设及预算。

不过当时负责海军的萧劲光大将并没有因为中央重视海军发展而得意，反倒是继续战战兢兢的组成一个在后世被成为中国现代海思想起源的“海军战略研究所”，直接由总参部门领导，肖劲光手下的邓兆祥和林尊带领一群留苏海军专业技术士官组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邓兆祥和林尊都是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但是两人都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后者是中国海军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二战爆发前甚至前往德国学习潜艇战战术，战后任国军最大军舰“重庆号”重巡洋的舰长，由于腐朽黑暗的国民党未给其发挥空间，1949年率领重庆号起义，同时，他还提出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九段线”划定。这个即将在未来成名的海军战略研究所，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海上斗争和海权的需要，提出切合目前工业实际基础的各种武器需求\技术方案，以及战术战法。简而言之，就是提供各种需求，想着法子怎么打赢未来战争。

影响整个海军发展的事件就在世界将要进入60年代的时候发生——胡服作为国家主席访苏之后签订了苏联第二次中国军事工业的《六二协议》。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六二协议》，使得中国船舶工业和航空工业都极大获得了苏联方面最的援助。让中国海军提前了至少20年，从黄水走向蓝水。海军方面的援助包括：
援助中国方面研究、试制和国产化12型海军舰艇及相应武器装备；
援助扩建大连造船厂；
援助建设海基长波指挥体系；
援助建设海军武器（火炮、反舰导弹、鱼雷）、电子、航测相关厂所的建设；
海军航空兵的建设；
…………

可以说，这个《六二协议》是赫鲁晓夫期望纯粹共产主义者战胜不听话的民主主义者最后一点耐心。来自海空军建设的足够支持，给了胡服足够大的笼络海空军的礼物。该协议打算在1960-1970年间，按照苏联海军建设的模式和技术，逐步教会中国同志如何建设和发展海军和船舶工业，如何从近岸防御逐步走向远洋海军。当然，赫鲁晓夫对于远方的中国同志是否真能掌握武器生产技术还是很“乐观”的。这些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的回忆，赫鲁晓夫在通电中描述道“让中国人更多的了解到苏联武器大炮的优越，胡服及他的追随者才会更加信念跟着苏联老大哥走是没有错的！…………同时，让他们熟悉苏联武器，在不久的将来，也应该能对促成联合舰队一事有所帮助”；当然，在《六而协议》中，苏方还是留了一手，协议明确提出不派任何与核武器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华援助。后世史学家认为,这也许和赫鲁晓夫比较迷信核武器和导弹，不重视常规武器有关。所以，在对中国自主获得武器研发能力上，但是的苏联并不是特别在意可能的威胁。

可以说，直到中苏关系决裂的1966年以前，中国船舶工业和海军通过《六二协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全国建立起以大连、江南两大造船基地为中心的完备船舶武器工业体系，并在1966年以前掌握了从导弹快艇、常规潜艇、护卫舰及驱逐舰的制造能力。

促进中国船舶工业和海军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亚非会议联盟”所带来的船舶订单，也让全中国造船业得到了相当快速的发展。1960年年４月１５日，万吨级的“东风”轮下水；1963年大连造船的2万吨东风7号轮也相继下水。中远集团依靠着这些货轮，将我们的生产资料投入到中非航线中，换取亚非地区大量原料和市场。

此时，大连和江南两个的主要军工造船厂已经具备了万吨级船舶的制造能力，配合其他如沪东、黄埔、渤海、武昌、广船等造船厂，组成了共和国海军和船舶工业的摇篮。

造船能力和海军实力的提升，迫使台湾国民党海空军基本放弃了沿海骚扰的计划。到1965年，具备导弹反舰能力的01型护卫舰和02型火炮护卫艇已经可以再东海区域对抗台湾海军的能力。这些小舰配合63年建造下水051型驱逐舰，PLAN正在逐步具备组成海上机动编队防御海疆的能力。

在海军方面获得《六二协定》的援助下，海军战略研究所也没有闲着。根据发展脉络，中国海军在第一步”远洋海军”的计划之后，就是”航母计划”，海军于58年至61年之间 进行过航母相关技术研究，但根据造船工业基础，并没有实质启动过计划。不过一些型号预研和试验到是繁花似锦。

与航母配套的项目就是要求航空工业必须试制出具备上舰能力的飞机。

如沈阳于58年8月，沈阳正式开始了东风107的设计。东风107模仿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一代名机，沃特F8十字军战士（Crusader）。东风107在设计中保留了适应舰载使用的前缘缝翼上单翼型，两台“红旗2号”涡喷，升限两万米。59年2月赴苏咨询，结果发现东风107机翼不安定，阻力大，强度不足，动力不合理，只可以达 到M1.8，而且飞机可能不稳定。后修形改进为东风107A继续研制。东风107是肯定有着上舰的目的，否则指标差一大截的东风107早就让路于东风113了。但是，后来根据海军战略研究所和东平的意见，东风107因为设计难度大，让位于跟可能出成绩的东风106项目，即米格-19的两侧进气改型，继续短距/上舰飞机的研制。

而另一个有关航母的舰载机项目则是因为1958-1965年间台海护渔斗争最激烈而促成的。在60年代初的几年，国民党飞机和舰艇曾经疯狂的拦截和炮击大陆运输/渔船。海军战略研究所联合南昌飞机厂，提出了米格-19/歼-6火箭起降型的研究项目。即参考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19 代号SM-30项目，即通过火箭将战斗机零滑跑起飞发射装置（ZEL），即把战斗机安装到一个滑车上，然后通过强有力的助推火箭将其发射升空。

这是50 年代中期美苏相继提出概念，因为在战争中，机场往往是敌人首选的进攻目标，有了这种装置，飞机就可以部署到没有机场地区或在跑道遭受敌人破坏时仍可升空作战。

ZEL 的概念最早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由纳粹德国提出并应用到其 Ba 349 飞机上。德国人对 Ba 349 飞机进行了改造，在其机头上安装了无制导火箭，然后通过一个垂直的发射导轨来发射飞机。德国人计划在其战略要地附近大量部署这种装置，当盟军的 B-17“飞行堡垒”和 B-25“解放者”轰炸机飞临目标投弹之前，Ba 349 从这种装置上迅速起飞对敌机进行拦截。但是与第三帝国的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Ba 349 最终夭折在了试验阶段。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这项计划的资料落到了苏联人手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对 ZEL 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于 1955 年 4 月命令米格设计局改造一架米格-19“农夫”A来进行 ZEL 概念的试验，这就是 SM-30 计划。SM-30 计划由米哈伊.I.格列维奇总体负责，由 A.G.阿格罗尼科负责飞机的结构。虽然最后SM-30 的试验结果得以成功。并且苏联空军最后的评估报告认为 SM-30 系统可以在前线条件下使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ZELL 技术和缩短高性能战机着陆距离技术的发展。

在中苏关系良好的岁月里，因为紧急情况要求米格的项目负责人来华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在阿格罗尼科的指导下，这个代号“高升”的项目在南昌飞机厂的总师陆孝澎在团队配合下很快拿出了方案：方案尽量采用苏联设计，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修改。例如为了承受 ZELL方式起飞时产生的 4.5 个 G 的过载，歼-6的机体与机翼结构都作了加强处理，原来的单腹鳍也被换成了两个并排的较小腹鳍，SRD-1 测距仪被取消并在机鼻下加装了一根天线，座舱内弹射座椅的头靠也做了特殊处理来保护飞行员头部的安全。

两台向苏联直接购买的PRD-22 固体火箭助推器以一定的倾角安装在飞机上，为飞机提供起飞的推力，可以在 2.5 秒内提供超过 3,629 千克的推力，两台火箭提供的推力总和大概是飞机全重的 5 倍。南昌设计局还按照米格设计局的PU-30 移动发射车进行了仿造，发射轨可以抬高 30º。由于设计概念上只需要飞机能够垂直起飞战斗，在岸基航空兵防御范围之外驱逐敌舰/敌机，并未和苏联空军一样要求短距降落，事后只需要在附近机场降落即可。所以该系统的难题不在降落，而是如何更好的上舰，也就是如何适应海上气候、风浪和紧凑发射系统。

最初的设想是用两至四个标准集装箱的货柜集成发射装置。但是由于战事紧张，海空军要求南昌尽快拿出办法。所以在1961年4月，“高升”项目组首次展开了陆地载人试验，试验比较成功，不过这架普通歼-6很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固和改进。到了1961年9月，经过10次相对成功的地面测试之后，项目组在一艘2200吨的跃进112轮货轮被用作“高升”系统的测试。在甲板上项目组设置了发射装置，这架代号J-6T（T代表弹）的战斗机载有2枚AA-2空空导弹和一个副油箱。9月11日，项目测试成功，编号歼-6T。在之后的3个月里持续进行的全挂载测试通过之后，J-6T被用在了进口石油的代号“远洋12”船队护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