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简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55:18
<P>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试用教材《日本简史》，本人认为比较全面、客观，故在此与大家一同分享。</P>
<P>第一章 贵族统治的时代
第一节 原始社会
一、 旧石器时代
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批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改变了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文化以及原始人类生存的传统观点。但因火山较多，地震频繁，地表变化较大，而且土壤酸性较强，人骨容易被溶解，因而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较少，距今时间亦较近。目前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旧石期时代为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日本考古学界称之为后期旧石器时代。
1949年进行独自考古活动的商人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的土层中发现打制石器，由此证明日本列岛有旧石器的存在。1950年，在栃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六件古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发现了古人类的上腕骨、左侧大腿骨以及动物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片等七件遗骨化石，将其取名为“三日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先后在静冈县浜北市的石灰岩洞、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大分县的圣岳洞穴等地点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分别被称之为“滨北人”、“港川人”和“圣岳洞穴人”。另外，在大分县的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坟墓，均是距今两万年前后期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和坟墓。虽然数量还不多，但从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骨、大量的旧石器和动植物化石来看，足以证明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已有古人类居住。
在上述古人类遗骨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港川人”为一万八千年前之物，从身体特征上看，与其后的绳纹人有血缘联系。因此，原始日本人从何处而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无定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地质学上看，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原始人为追逐大型野兽到日本列岛，从而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形成了最早时期的日本人——绳纹人。
旧石器遗址发掘表明，当时的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另外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等处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樔”的生活，食物主要是狩猎到的动物、捕获的鱼类或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因而过着频繁的移动生活，作为生产及生活工具的特定地区石器也因此带往各地。当时火已被广泛使用，在静冈县上野遗址，相当于两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的赤土层中发现炉迹，在大阪三味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煮烧肉类食物的痕迹。
二、 绳纹文化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在日本历史上，从距今1万两千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其最大特征是制造粗糙的陶器以及使用以弓箭为主的磨制石器，并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手制黑色陶器，因这种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绳纹的痕迹，故称之为“绳纹陶器”，以这种陶器代表的文化被称之为“绳纹文化”。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为“绳纹时代”。尽管“绳纹陶器”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陶器之一，但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及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仍以采集食物为主。
绳纹时代前期，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的动物主要是鹿和野猪等。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是充分加工过的磨制石器。除磨制的石器以外，还有木制的弓箭、骨制的鱼钩及鱼叉等。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利用鱼网并乘独木舟出海捕鱼。在沿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绳纹人食用过的贝壳、鱼骨、果皮、破损陶器及石器、骨器等的垃圾堆，因以贝壳为主，所以被称之为“贝塚”。在采集的食物中，以栗、核桃、橡实为主，并将其加以贮藏。
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在绳纹时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培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在一些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和米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发现了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以及田间小道。在陶器残片上，有稻壳的压痕和一百多粒碳化稻米痕迹，从而说明在绳纹时代后期，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经济，其中稻米耕作以北九州为最先出现，因而有理由相信其来自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弥生时代之所以迅速普及水稻农耕，与绳纹时代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由于食物供应较为稳定，因而绳纹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较长时间，并逐渐开始过定居生活。住宅为竖穴式房屋，即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室内中间设有炉灶。每个房屋居住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居住区。居住区大多以弧形或环状形构筑竖穴建筑群，其中央辟有召开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1993年在长野县鹰山黑曜石矿山遗址发现绳纹时代80座深度十米左右的矿井，表明曾有大量的绳纹人长时间在此挖掘适合磨制石器的材料。同年在栃木县寺野东绳纹时代遗址发现宽20米、高数米土墙围成直径180米的场地，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1994年在青森市三内丸山发现5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绳纹遗址，并有数根直径一米的巨大木柱构成的建筑物，另外有长达350米的墓地，食物的栽培和各地物品交易的痕迹，由此可见绳纹人不仅开始定居和农耕，而且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交流。
在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身上佩带的装饰品有手镯、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壳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物品，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起来。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研齿是将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大体相同，随葬品不多且多为装饰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生活。
由于绳纹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制作许多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各种土版、岩版以及精制石棒、石剑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以求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安定。
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绳纹人多集中在采集食物较为丰富的关东地区。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列岛的居民共有15万到25万人，其中西日本仅有3万到5万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三、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
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2300平方米，一般在14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500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
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
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
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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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一章 贵族统治的时代
第一节 原始社会
一、 旧石器时代
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批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改变了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文化以及原始人类生存的传统观点。但因火山较多，地震频繁，地表变化较大，而且土壤酸性较强，人骨容易被溶解，因而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较少，距今时间亦较近。目前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旧石期时代为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日本考古学界称之为后期旧石器时代。
1949年进行独自考古活动的商人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的土层中发现打制石器，由此证明日本列岛有旧石器的存在。1950年，在栃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六件古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发现了古人类的上腕骨、左侧大腿骨以及动物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片等七件遗骨化石，将其取名为“三日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先后在静冈县浜北市的石灰岩洞、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大分县的圣岳洞穴等地点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分别被称之为“滨北人”、“港川人”和“圣岳洞穴人”。另外，在大分县的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坟墓，均是距今两万年前后期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和坟墓。虽然数量还不多，但从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骨、大量的旧石器和动植物化石来看，足以证明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已有古人类居住。
在上述古人类遗骨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港川人”为一万八千年前之物，从身体特征上看，与其后的绳纹人有血缘联系。因此，原始日本人从何处而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无定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地质学上看，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原始人为追逐大型野兽到日本列岛，从而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形成了最早时期的日本人——绳纹人。
旧石器遗址发掘表明，当时的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另外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等处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樔”的生活，食物主要是狩猎到的动物、捕获的鱼类或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因而过着频繁的移动生活，作为生产及生活工具的特定地区石器也因此带往各地。当时火已被广泛使用，在静冈县上野遗址，相当于两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的赤土层中发现炉迹，在大阪三味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煮烧肉类食物的痕迹。
二、 绳纹文化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在日本历史上，从距今1万两千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其最大特征是制造粗糙的陶器以及使用以弓箭为主的磨制石器，并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手制黑色陶器，因这种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绳纹的痕迹，故称之为“绳纹陶器”，以这种陶器代表的文化被称之为“绳纹文化”。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为“绳纹时代”。尽管“绳纹陶器”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陶器之一，但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及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仍以采集食物为主。
绳纹时代前期，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的动物主要是鹿和野猪等。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是充分加工过的磨制石器。除磨制的石器以外，还有木制的弓箭、骨制的鱼钩及鱼叉等。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利用鱼网并乘独木舟出海捕鱼。在沿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绳纹人食用过的贝壳、鱼骨、果皮、破损陶器及石器、骨器等的垃圾堆，因以贝壳为主，所以被称之为“贝塚”。在采集的食物中，以栗、核桃、橡实为主，并将其加以贮藏。
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在绳纹时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培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在一些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和米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发现了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以及田间小道。在陶器残片上，有稻壳的压痕和一百多粒碳化稻米痕迹，从而说明在绳纹时代后期，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经济，其中稻米耕作以北九州为最先出现，因而有理由相信其来自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弥生时代之所以迅速普及水稻农耕，与绳纹时代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由于食物供应较为稳定，因而绳纹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较长时间，并逐渐开始过定居生活。住宅为竖穴式房屋，即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室内中间设有炉灶。每个房屋居住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居住区。居住区大多以弧形或环状形构筑竖穴建筑群，其中央辟有召开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1993年在长野县鹰山黑曜石矿山遗址发现绳纹时代80座深度十米左右的矿井，表明曾有大量的绳纹人长时间在此挖掘适合磨制石器的材料。同年在栃木县寺野东绳纹时代遗址发现宽20米、高数米土墙围成直径180米的场地，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1994年在青森市三内丸山发现5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绳纹遗址，并有数根直径一米的巨大木柱构成的建筑物，另外有长达350米的墓地，食物的栽培和各地物品交易的痕迹，由此可见绳纹人不仅开始定居和农耕，而且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交流。
在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身上佩带的装饰品有手镯、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壳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物品，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起来。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研齿是将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大体相同，随葬品不多且多为装饰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生活。
由于绳纹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制作许多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各种土版、岩版以及精制石棒、石剑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以求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安定。
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绳纹人多集中在采集食物较为丰富的关东地区。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列岛的居民共有15万到25万人，其中西日本仅有3万到5万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三、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
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2300平方米，一般在14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500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
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
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
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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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一章 贵族统治的时代
第一节 原始社会
一、 旧石器时代
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批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改变了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文化以及原始人类生存的传统观点。但因火山较多，地震频繁，地表变化较大，而且土壤酸性较强，人骨容易被溶解，因而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较少，距今时间亦较近。目前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旧石期时代为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日本考古学界称之为后期旧石器时代。
1949年进行独自考古活动的商人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的土层中发现打制石器，由此证明日本列岛有旧石器的存在。1950年，在栃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六件古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发现了古人类的上腕骨、左侧大腿骨以及动物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片等七件遗骨化石，将其取名为“三日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先后在静冈县浜北市的石灰岩洞、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大分县的圣岳洞穴等地点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分别被称之为“滨北人”、“港川人”和“圣岳洞穴人”。另外，在大分县的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坟墓，均是距今两万年前后期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和坟墓。虽然数量还不多，但从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骨、大量的旧石器和动植物化石来看，足以证明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已有古人类居住。
在上述古人类遗骨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港川人”为一万八千年前之物，从身体特征上看，与其后的绳纹人有血缘联系。因此，原始日本人从何处而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无定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地质学上看，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原始人为追逐大型野兽到日本列岛，从而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形成了最早时期的日本人——绳纹人。
旧石器遗址发掘表明，当时的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另外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等处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樔”的生活，食物主要是狩猎到的动物、捕获的鱼类或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因而过着频繁的移动生活，作为生产及生活工具的特定地区石器也因此带往各地。当时火已被广泛使用，在静冈县上野遗址，相当于两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的赤土层中发现炉迹，在大阪三味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煮烧肉类食物的痕迹。
二、 绳纹文化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在日本历史上，从距今1万两千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其最大特征是制造粗糙的陶器以及使用以弓箭为主的磨制石器，并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手制黑色陶器，因这种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绳纹的痕迹，故称之为“绳纹陶器”，以这种陶器代表的文化被称之为“绳纹文化”。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为“绳纹时代”。尽管“绳纹陶器”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陶器之一，但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及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仍以采集食物为主。
绳纹时代前期，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的动物主要是鹿和野猪等。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是充分加工过的磨制石器。除磨制的石器以外，还有木制的弓箭、骨制的鱼钩及鱼叉等。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利用鱼网并乘独木舟出海捕鱼。在沿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绳纹人食用过的贝壳、鱼骨、果皮、破损陶器及石器、骨器等的垃圾堆，因以贝壳为主，所以被称之为“贝塚”。在采集的食物中，以栗、核桃、橡实为主，并将其加以贮藏。
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在绳纹时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培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在一些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和米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发现了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以及田间小道。在陶器残片上，有稻壳的压痕和一百多粒碳化稻米痕迹，从而说明在绳纹时代后期，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经济，其中稻米耕作以北九州为最先出现，因而有理由相信其来自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弥生时代之所以迅速普及水稻农耕，与绳纹时代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由于食物供应较为稳定，因而绳纹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较长时间，并逐渐开始过定居生活。住宅为竖穴式房屋，即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室内中间设有炉灶。每个房屋居住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居住区。居住区大多以弧形或环状形构筑竖穴建筑群，其中央辟有召开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1993年在长野县鹰山黑曜石矿山遗址发现绳纹时代80座深度十米左右的矿井，表明曾有大量的绳纹人长时间在此挖掘适合磨制石器的材料。同年在栃木县寺野东绳纹时代遗址发现宽20米、高数米土墙围成直径180米的场地，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1994年在青森市三内丸山发现5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绳纹遗址，并有数根直径一米的巨大木柱构成的建筑物，另外有长达350米的墓地，食物的栽培和各地物品交易的痕迹，由此可见绳纹人不仅开始定居和农耕，而且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交流。
在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身上佩带的装饰品有手镯、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壳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物品，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起来。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研齿是将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大体相同，随葬品不多且多为装饰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生活。
由于绳纹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制作许多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各种土版、岩版以及精制石棒、石剑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以求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安定。
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绳纹人多集中在采集食物较为丰富的关东地区。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列岛的居民共有15万到25万人，其中西日本仅有3万到5万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三、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
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2300平方米，一般在14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500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
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
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
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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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试用教材《日本简史》，本人认为比较全面、客观，故在此与大家一同分享。</P><P>第一章 贵族统治的时代
第一节 原始社会
一、 旧石器时代
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批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改变了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文化以及原始人类生存的传统观点。但因火山较多，地震频繁，地表变化较大，而且土壤酸性较强，人骨容易被溶解，因而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较少，距今时间亦较近。目前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旧石期时代为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日本考古学界称之为后期旧石器时代。
1949年进行独自考古活动的商人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的土层中发现打制石器，由此证明日本列岛有旧石器的存在。1950年，在栃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六件古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发现了古人类的上腕骨、左侧大腿骨以及动物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片等七件遗骨化石，将其取名为“三日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先后在静冈县浜北市的石灰岩洞、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大分县的圣岳洞穴等地点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分别被称之为“滨北人”、“港川人”和“圣岳洞穴人”。另外，在大分县的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坟墓，均是距今两万年前后期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和坟墓。虽然数量还不多，但从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骨、大量的旧石器和动植物化石来看，足以证明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已有古人类居住。
在上述古人类遗骨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港川人”为一万八千年前之物，从身体特征上看，与其后的绳纹人有血缘联系。因此，原始日本人从何处而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无定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地质学上看，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原始人为追逐大型野兽到日本列岛，从而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形成了最早时期的日本人——绳纹人。
旧石器遗址发掘表明，当时的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另外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等处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樔”的生活，食物主要是狩猎到的动物、捕获的鱼类或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因而过着频繁的移动生活，作为生产及生活工具的特定地区石器也因此带往各地。当时火已被广泛使用，在静冈县上野遗址，相当于两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的赤土层中发现炉迹，在大阪三味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煮烧肉类食物的痕迹。
二、 绳纹文化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在日本历史上，从距今1万两千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其最大特征是制造粗糙的陶器以及使用以弓箭为主的磨制石器，并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手制黑色陶器，因这种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绳纹的痕迹，故称之为“绳纹陶器”，以这种陶器代表的文化被称之为“绳纹文化”。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为“绳纹时代”。尽管“绳纹陶器”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陶器之一，但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及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仍以采集食物为主。
绳纹时代前期，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的动物主要是鹿和野猪等。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是充分加工过的磨制石器。除磨制的石器以外，还有木制的弓箭、骨制的鱼钩及鱼叉等。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利用鱼网并乘独木舟出海捕鱼。在沿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绳纹人食用过的贝壳、鱼骨、果皮、破损陶器及石器、骨器等的垃圾堆，因以贝壳为主，所以被称之为“贝塚”。在采集的食物中，以栗、核桃、橡实为主，并将其加以贮藏。
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在绳纹时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培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在一些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和米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发现了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以及田间小道。在陶器残片上，有稻壳的压痕和一百多粒碳化稻米痕迹，从而说明在绳纹时代后期，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经济，其中稻米耕作以北九州为最先出现，因而有理由相信其来自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弥生时代之所以迅速普及水稻农耕，与绳纹时代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由于食物供应较为稳定，因而绳纹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较长时间，并逐渐开始过定居生活。住宅为竖穴式房屋，即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室内中间设有炉灶。每个房屋居住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居住区。居住区大多以弧形或环状形构筑竖穴建筑群，其中央辟有召开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1993年在长野县鹰山黑曜石矿山遗址发现绳纹时代80座深度十米左右的矿井，表明曾有大量的绳纹人长时间在此挖掘适合磨制石器的材料。同年在栃木县寺野东绳纹时代遗址发现宽20米、高数米土墙围成直径180米的场地，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1994年在青森市三内丸山发现5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绳纹遗址，并有数根直径一米的巨大木柱构成的建筑物，另外有长达350米的墓地，食物的栽培和各地物品交易的痕迹，由此可见绳纹人不仅开始定居和农耕，而且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交流。
在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身上佩带的装饰品有手镯、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壳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物品，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起来。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研齿是将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大体相同，随葬品不多且多为装饰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生活。
由于绳纹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制作许多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各种土版、岩版以及精制石棒、石剑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以求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安定。
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绳纹人多集中在采集食物较为丰富的关东地区。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列岛的居民共有15万到25万人，其中西日本仅有3万到5万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
三、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
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2300平方米，一般在14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500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
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
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
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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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
一、 邪马台国
日本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其中搀杂了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而在其之前的历史需要参考东亚其他国家的古籍，其中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本以男性为国王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击，一年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独身，深入简出，由其弟辅助治理国政。卑弥呼死后又立一男王，结果再次引起动乱，公元248年，与卑弥呼有血缘关系的13岁少女壹与成为国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30多个小国组成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联合王国，其政治机构尚未成熟。最高统治者是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级官员。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全国管理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地方官员等级有多有少，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并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有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由此可见，该国为带有母系氏族、政教合一等原始社会残余的早期国家。
邪马台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蚕丝”等。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酿酒业已相当普遍。“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除供人们吃饭外，还可满足喝酒的嗜好。手工业已同农业分离，有生产兵器、工具者，还有纺织手工业者，也出现了专门制作供贵族们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新国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白珠”即珍珠，是九州地区的传统产物，“青大句珠”是用玛瑙加工而成，异文杂锦是精美的纺织品。
随着水稻及其它农作物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较大的村落或集市，人口逐渐增加。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五万多户，奴国有两万多户，其它数千户不等。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进步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邪马台国及其下属各国都设有贸易集市，“国国有市，交易有无”。除特定区域的集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例如在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在一支国，“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基本居民分为“大人”和“下户”。“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差别，两者路途相遇时，“下户”要躲到草丛中，为“大人”让路。和“大人”谈话时，“下户”或蹲或跪，两手据地，非常恭敬。“大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下户”只能娶两三个。“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作战时的主要军人。由此可见，“大人”为贵族，“下户”为平民。除“大人”和“下户”之外，还有“奴婢”和“生口”，两者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用做家内劳动或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被当作殉葬品。例如卑弥呼女王使役奴婢千余人，其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邪马台国使节数次到魏国朝贡时，均有献男女“生口”的记录。
邪马台国与大陆政权交往频繁，仅在239——248年就四次派使者到魏国。根据史书记载，239年卑弥呼遣使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印，赐给黄金、刀、铜镜、真珠、纺织品等；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方位来看，邪马台国应在九州岛的北部地区，但从其记载的距离来看，则应在近畿地区，因而学术界围绕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另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以及考古资料，邪马台国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其与后来近畿出现的大和国具有何种关系，仍有许多不解之迷。
二、 大和政权
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因而三世纪后半期和整个四世纪日本列岛的真实状况不得而知，但大量考古发掘表明，至少从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一个较大的国家，史称倭国或大和政权，因为此时出现了许多象征权威的巨大前方后圆陵墓。从四世纪开始，这种古坟从畿内地区遍及列岛中部以西各地，显示至少在西日本地区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联合体。
从公元三世纪末到七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到处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但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上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280米，随葬品多为铜镜、玉石、铁制农具等；从四世纪中期到整个五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三重濠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地区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其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391）年来，渡海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六世纪至七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出现各种形式的坟群，以其规模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例如在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实施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制定冠位十二阶等改革措施。
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濠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濠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复数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具有复数家庭的大家族组成一个村落。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物品。与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四世纪时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五世纪后以石制的镜、剑、玉较多。
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五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人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部民制”、“县主国造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氏族，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同族成员被称为“氏人”，由“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五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上”。中央级的“氏上”被授予“臣”、“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授予“连”姓。同时从“臣”姓和“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者，被称为“大臣”、“大连”。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氏上”授予“造”、“首”姓等。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的经济、政治特权，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完善了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并巩固了大王的支配地位。
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其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直辖民，称为“子代”、“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冠以“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帐目等文字工作。
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任命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国造”，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进贡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负徭役的义务。
三、 对外关系
从三世纪到六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其领土，313年吞并大陆汉政权设置的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南部，三世纪时形成三个小国家，即马韩、辰韩、弁韩。进入四世纪后，马韩、辰韩演变成百济、新罗，弁韩仍是小国联合，其地区被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399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
根据《宋书·蛮夷传·倭国》的记载，进入五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他们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中心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大陆政权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413年到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据史书记载，宋顺帝在478年“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国政权的接触，大陆文化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其中包括制造铜镜、铜铎、铁制农具、武器、马具等及其冶炼术；在制陶术方面，古坟时代前期的栉目纹陶、土师器、须惠器等陶器均受到大陆的影响；在养蚕、丝织方面，其有关技术直接来自大陆；在建造宫殿与陵墓方面，不仅有来自大陆的渡来人参与，而且深受大陆建筑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字、儒学、佛教也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六世纪时，许多百济五经博士将儒学带入日本列岛，同时百济圣明王献佛经给大和政权，儒学和佛教遂成为大和政权统治人民及国家统一的思想工具。
当然，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与大陆移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估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共有百万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居民迁移到日本列岛，其中有三次高峰时期。首先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因秦朝统一大陆及其灭亡造成大量人口流动。众多渡来人涌入日本列岛，推动了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后两次移民高峰分别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后的大陆南北朝动乱时期以及公元七世纪中期以后的朝鲜半岛统一，这两次移民高峰不仅带去大陆先进的文化技术，而且推动了日本列岛国家的成熟。具体地说，就是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政治体制。
一、 邪马台国
日本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其中搀杂了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而在其之前的历史需要参考东亚其他国家的古籍，其中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本以男性为国王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击，一年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独身，深入简出，由其弟辅助治理国政。卑弥呼死后又立一男王，结果再次引起动乱，公元248年，与卑弥呼有血缘关系的13岁少女壹与成为国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30多个小国组成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联合王国，其政治机构尚未成熟。最高统治者是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级官员。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全国管理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地方官员等级有多有少，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并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有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由此可见，该国为带有母系氏族、政教合一等原始社会残余的早期国家。
邪马台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蚕丝”等。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酿酒业已相当普遍。“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除供人们吃饭外，还可满足喝酒的嗜好。手工业已同农业分离，有生产兵器、工具者，还有纺织手工业者，也出现了专门制作供贵族们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新国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白珠”即珍珠，是九州地区的传统产物，“青大句珠”是用玛瑙加工而成，异文杂锦是精美的纺织品。
随着水稻及其它农作物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较大的村落或集市，人口逐渐增加。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五万多户，奴国有两万多户，其它数千户不等。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进步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邪马台国及其下属各国都设有贸易集市，“国国有市，交易有无”。除特定区域的集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例如在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在一支国，“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基本居民分为“大人”和“下户”。“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差别，两者路途相遇时，“下户”要躲到草丛中，为“大人”让路。和“大人”谈话时，“下户”或蹲或跪，两手据地，非常恭敬。“大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下户”只能娶两三个。“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作战时的主要军人。由此可见，“大人”为贵族，“下户”为平民。除“大人”和“下户”之外，还有“奴婢”和“生口”，两者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用做家内劳动或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被当作殉葬品。例如卑弥呼女王使役奴婢千余人，其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邪马台国使节数次到魏国朝贡时，均有献男女“生口”的记录。
邪马台国与大陆政权交往频繁，仅在239——248年就四次派使者到魏国。根据史书记载，239年卑弥呼遣使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印，赐给黄金、刀、铜镜、真珠、纺织品等；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方位来看，邪马台国应在九州岛的北部地区，但从其记载的距离来看，则应在近畿地区，因而学术界围绕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另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以及考古资料，邪马台国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其与后来近畿出现的大和国具有何种关系，仍有许多不解之迷。
二、 大和政权
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因而三世纪后半期和整个四世纪日本列岛的真实状况不得而知，但大量考古发掘表明，至少从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一个较大的国家，史称倭国或大和政权，因为此时出现了许多象征权威的巨大前方后圆陵墓。从四世纪开始，这种古坟从畿内地区遍及列岛中部以西各地，显示至少在西日本地区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联合体。
从公元三世纪末到七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到处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但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上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280米，随葬品多为铜镜、玉石、铁制农具等；从四世纪中期到整个五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三重濠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地区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其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391）年来，渡海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六世纪至七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出现各种形式的坟群，以其规模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例如在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实施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制定冠位十二阶等改革措施。
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濠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濠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复数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具有复数家庭的大家族组成一个村落。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物品。与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四世纪时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五世纪后以石制的镜、剑、玉较多。
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五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人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部民制”、“县主国造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氏族，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同族成员被称为“氏人”，由“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五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上”。中央级的“氏上”被授予“臣”、“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授予“连”姓。同时从“臣”姓和“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者，被称为“大臣”、“大连”。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氏上”授予“造”、“首”姓等。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的经济、政治特权，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完善了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并巩固了大王的支配地位。
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其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直辖民，称为“子代”、“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冠以“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帐目等文字工作。
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任命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国造”，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进贡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负徭役的义务。
三、 对外关系
从三世纪到六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其领土，313年吞并大陆汉政权设置的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南部，三世纪时形成三个小国家，即马韩、辰韩、弁韩。进入四世纪后，马韩、辰韩演变成百济、新罗，弁韩仍是小国联合，其地区被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399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
根据《宋书·蛮夷传·倭国》的记载，进入五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他们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中心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大陆政权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413年到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据史书记载，宋顺帝在478年“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国政权的接触，大陆文化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其中包括制造铜镜、铜铎、铁制农具、武器、马具等及其冶炼术；在制陶术方面，古坟时代前期的栉目纹陶、土师器、须惠器等陶器均受到大陆的影响；在养蚕、丝织方面，其有关技术直接来自大陆；在建造宫殿与陵墓方面，不仅有来自大陆的渡来人参与，而且深受大陆建筑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字、儒学、佛教也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六世纪时，许多百济五经博士将儒学带入日本列岛，同时百济圣明王献佛经给大和政权，儒学和佛教遂成为大和政权统治人民及国家统一的思想工具。
当然，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与大陆移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估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共有百万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居民迁移到日本列岛，其中有三次高峰时期。首先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因秦朝统一大陆及其灭亡造成大量人口流动。众多渡来人涌入日本列岛，推动了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后两次移民高峰分别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后的大陆南北朝动乱时期以及公元七世纪中期以后的朝鲜半岛统一，这两次移民高峰不仅带去大陆先进的文化技术，而且推动了日本列岛国家的成熟。具体地说，就是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政治体制。
第三节 强化天皇政权
一、圣德太子改革
进入六世纪以后，在高句丽和新罗的强大攻势下，百济王国统治的区域日益缩小，其都城也不断南迁。为支持百济的存在，大和政权不得不将自己控制的伽耶的一部分地区让渡给百济。但频繁参与朝鲜半岛战事无疑加重了国内各阶层的负担，另外王室为扩大自己的直辖地而不断侵占地方贵族的领地，因而引起地方贵族的反抗。527年，北九州地区的筑紫国造磐井发动叛乱，试图阻止新派遣的大和军队前往朝鲜半岛。尽管此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显示了大和政权地方统治的不稳。562年大和军队控制的伽耶地区被新罗攻陷，大和政权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丧失，引起内部矛盾的激化。掌管处理朝鲜半岛政策的大伴式在物部氏的攻击下辞职，与此同时，以外戚身份控制中央政权的苏我氏积极推行通过增加王室直辖领地加强王权、通过大贵族之间的协议稳定政权的措施。另一方面，隋朝在589年统一中国大陆，并对朝鲜半岛数次用兵，感到其压力的大和政权进一步实施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充实国防的政策。在利用是否推崇佛教问题上清除物部氏后，苏我马子在592年杀死崇峻天皇，后拥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并将其外孙厩户皇子作为摄政，即圣德太子。在圣德太子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改革措施。
第一，在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即按照德、仁、礼、信、义、智的大小分为十二个等级，并以紫、青、赤、黄、白、黑等色的浓淡装饰冠戴，分别按才能、功绩、忠诚等标准授予各级官员，但大臣级贵族和地方贵族不在其列。冠位虽然只限本人一代，不能世袭，但如有功绩，可以升级。该制度显然受中国和朝鲜品位制、官位制的影响，并为打破过去的氏姓世袭制度、建立官僚体制、树立中央政府及天皇的权威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精神多来自儒家以及佛教思想，例如“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而君，民无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名为宪法，但无法律约束力，仅为官员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概括地说，十七条的内容为“以和为贵、敬崇佛教、服从天皇、遵守礼仪、公平裁判、劝善惩恶、各司其职、早出晚归、信为义本、平息怒气、赏罚分明、公正征税、熟知业务、不妒他人、消除私心、据时使民、勿独断专”行等。
第三，提倡并重视佛教。在394年颁布诏书，阐明以佛教为国教，并带头建立寺院。圣德太子建四天王寺、法隆寺，苏我马子建飞鸟寺，各大氏族也多建立自己的氏寺。到462年，全国共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595年，高句丽名僧慧慈到倭国，圣德太子拜其为师。后来圣德太子经常在宫中讲解佛经，并撰写《三经义疏》等。利用佛教“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淡化神道与佛教的矛盾，并通过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维护天皇治下的统一。
第四，恢复与中国王朝的交往，积极吸取大陆的先进技术与思想文化。在600年和602年，推古政权曾派兵征新罗，但没有获得成功。同时，先后四次派使节访隋，其中在607年派小野妹子使隋时，在国书中使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之语；608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与8名留学生、留学僧赴隋时，国书中带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不仅显示其希望平等外交的心情，也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天皇”的称号。
第五，编造国史。620年，在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的共同主持下，以六世纪成书的《帝纪》、《旧辞》为基础编修国史。后来编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等。但这些书籍在后来的大化政变时，被苏我虾夷烧毁。
虽然圣德太子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天皇及其政权的权威，但根据功绩授予官职的政策显然受到氏姓大贵族的抵制与反对，并受到苏我氏的牵制，因而晚年沉迷佛教，“世间虚假，唯佛是真”显示了其孤独的心态。尽管如此，圣德太子的改革对天皇权力的加强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因地处飞鸟的推古政权积极推崇佛教，从而在六世纪后半期到七世纪前半期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飞鸟文化”。该文化深受中国北魏文化和南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古波斯王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的影响。目前保留下来的遗迹有法隆寺释迦三尊像、供奉佛像的玉虫厨子等雕刻及工艺美术品。
二、大化改新
尽管圣德太子的改革并未实现加强天皇权力的最终目的，但改革的内外因素在其死后依然存在，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压力和影响。618年，统一中国大陆的唐朝建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出现了被称为“贞观之治”的强盛态势。在其压力下，朝鲜半岛三国均出现了为政治变革而进行的政变，而且唐朝准备联合新罗攻击高句丽，从四世纪以来一直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亦感到强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圣德太子在608年派往隋朝的留学僧、留学生——僧旻、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二、三十年，对隋唐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形势也非常清楚。这些人回国后均创办学塾，传播大陆国家的先进知识，对执政者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日本国内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大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之地”，“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可见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盛行。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严重地动摇了部民制，同时由于贵族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一旦遇到荒年，便 “五谷不登，百姓大饥”，“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不堪忍受的部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或起义，“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
622年和628年，圣德太子与推古女皇相继去世，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专权，擅自决定两任天皇，并大兴土木，劳役国民，“以西民造宫，东民造寺”。643年，苏我虾夷患病不起，但不经朝廷批准，就向其子苏我入鹿私授紫冠，执掌国政。苏我入鹿“为人暴戾”，“威权过父”，派兵逼死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一大家族，然后征调“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为其父子建造规模宏大的宫殿和陵墓。频繁的徭役征调造成民不聊生，大批劳动力不断往返旅途，不仅带来沉重负担，耽误农时，而且常常出现“卧死路头”的景象。
苏我父子的专横跋扈，既引起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同时也给希望进行改革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为首，经常求教于从隋唐归来的留学生或留学僧，详细了解隋唐政治制度和唐太宗巩固封建统治的各种措施，立志革新政治，维护并加强天皇的权威，遂制定了铲除苏我父子和实行政治改革的计划。
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等人利用朝鲜半岛三国使者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斩杀了苏我入鹿，并迅速争取原苏我氏的部属，迫使苏我虾夷自焚而亡。孝德天皇即位，阿倍内麻吕任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任右大臣，中臣镰足任内大臣，僧旻、高向玄理任最高政治顾问的国博士，定年号为大化，同时派官员到地方调查土地人口、维持秩序，为实行新政策做准备。646年之初，新政权颁布了由四项条款组成的《改新之诏》，即禁止王族和贵族拥有土地人民，实施公地公民制，向贵族支付俸禄；设京师、畿内、国、郡、里等地方行政组织，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编制户籍和账薄，施行班田收授法；制定新的统一税收标准，税种有田调、户调、庸布、庸米、官马及仕丁等徭役。
另外，新政权还颁布了改革葬仪（主张薄葬、火葬）及婚姻（明确子女的归属）等旧风俗、完善交通（修官道）等的诏书，并宣布废除品部及臣、连、伴造、国造等职称，在647年制定7色13阶的新冠位制，将大臣和贵族均纳入官僚体制内。650年改年号白雉，迁都难波（今大阪）。直到654年，孝德天皇在位时期进行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但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言，因为出兵朝鲜半岛和皇位之争延缓了其改革措施的实施。
655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朝在660年出兵灭百济，日本为恢复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在中大兄皇子的主持下出兵朝鲜半岛，但在663年的百村江战役中惨败，不得不败退国内并加强西日本地区的防卫。尽管中大兄皇子表示继续进行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但为获得大贵族对其国防政策的支持，被迫承认他们对土地及人民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部民制。667年迁都内陆的近江大津，668年中大兄皇子正式即位，为天智天皇。同年命令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并在670年做成最早的全国性户籍。虽然这一将所有人口登录在册的方式有利于征兵和征税，但也引起贵族们的强烈不满。
671年天智天皇去世，围绕皇位继承，在其弟大海人皇子和其子大友皇子之间，进行了一场被称为“壬申之乱”的内战。以东日本为基地的大海人皇子占据优势，很快就打败了未能取得西日本贵族支持的大友皇子，后者兵败自杀。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为天武天皇。
三、律令体制的建立
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天武天皇不设大臣，亲自执政，重用皇后、皇子及皇族成员，任命皇子担任各行政机关首脑及地方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加强军事组织及其力量的方式强化天皇权力，将各级贵族录用为不同等级的官吏，形成一套完整的业绩评定和提升职务制度。675年，废除天智天皇时期以氏族为单位的民部；681年，着手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及编修国史；682年，制定向官吏支付俸禄的准则；685年，实施包括皇族在内的冠位制。
继天武天皇之后即位的是持统天皇，下令从689年开始实施《飞鸟净御原令》，并在690年完成全国户籍的制定工作，确立了每户四名成年男子，其中征兵一名，每50户为一里的国、评（郡）、里、户地方行政体系。692年向全国派遣班田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班田收授制度。694年，迁都藤原京，该城既有皇宫，又有皇城，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京城。697年，持统天皇让位于文武天皇，自己同中臣镰足（因天皇赐姓而改为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一道主持编制《大宝律令》，并在701年完成了这部律令齐备的法典，从702年开始实施。同年向大陆派出中断30年的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律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718年，元正天皇命令藤原不比等修改《大宝律令》，当时为养老年间，所以新的律令被称为《养老律令》，但因内容与大宝年间制定的《大宝律令》基本相同，所以放置近40年后才加以实施。至此，律令体制基本形成。
从构成律令体制的《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四部基本法律书籍来看，“律”相当于刑法，大体上模仿唐律，同时也尽量吸收了日本社会原有的惯例；“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大体上从日本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同时参照唐令制定而成。这些“律”以及“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班田、赋税、户籍、政府机构、军事制度、身份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基本上落实了大化改新时期提出的改革目标。具体地说，律令体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如下：
在政治方面，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确立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是“改去旧制，新设百官”，在中央设置二官，即掌管祭祀的神祇官和掌管行政事务的太政官。虽然太政官的最高首脑为太政大臣，但是一个非常设职务。太政大臣与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同为公卿。公卿会议决定最重要事务，然后报请天皇裁决。大纳言下设少纳言、左弁官、右弁官，少纳言掌管宫内事务，左弁官、分管八省之事务。即左弁官负责掌管诏书的中务、掌管官吏的式部、掌管典礼的治部以及掌管户籍的民部四省，右弁官负责掌管军队的兵部、掌管司法的刑部、掌管财政的大藏以及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四省。外设掌管监察官纪事务的弹正台，掌管军事警察事务的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
在大的行政区域上，全国分为畿内和七个道，畿内包括大和、山城、河内（后分出和泉国）、摄津四国，七个道分别是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和西海道。地方行政机关为国、郡、里（后改为乡），国设国司，郡设国司，里设里长。国司任命中央贵族担任，任期六年。郡司和里长由地方贵族选任，可终身任职并可世袭。在重要地区设特别行政机关例如在京城设左、右京职，负责京城事务。在外交上的重要地区摄津设管理难波的摄津职，在国防重地北九州筑紫设大宰府，统辖九州地区的民政和军事。各级官吏的任命及罢免权属于中央，从而打破了氏姓贵族世袭要职的特权。官吏分为30个等级，按业绩晋升职务，5级以上官吏及其家族被称为贵族，拥有许多特权。例如根据等级和职位分给位田、职田等土地，免除赋税徭役等，犯罪时还可以减刑。
在经济领域，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有，使之成为公地、公民。将全国人民以户为单位编入户籍，同时编制征收租税的账簿，户籍每六年编制一次，账簿每年编制一次。编入户籍的公民，不论有无职位、良贱、男女，均分给口分田。良民男子每人两段（约两千平方米），良民女子为良民男子的三分之二，官奴与良民男女相同，私奴为其三分之一。口分田每六年重新收授一次，不能买卖，受田人死后一律交回其田。另外还有需交纳租税的位田、功田、赐田和免除租税的寺田、神田、职田等，永久拥有的宅地和园地可以自由买卖。
在租税方面实行租、庸、调、徭役制，即规定得到口分田的公民每年必须向官府交纳田租，每段土地交稻二束二把，大约相当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三；作为庸的徭役，规定二十一岁到六十五岁的男子、即所谓的正丁，每年需到京城服役十天，如果不能服役则交纳代替物品，每天纳布二尺六寸；调是征收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例如丝绸、生丝、绵布、海产品等；徭役是地方官府所征，规定正丁每年六十天。其他年龄段男子的庸、调、徭役相应减轻。除此之外，公民还有从事京城建设的仕丁、雇役或服兵役等义务，虽然能免除租税，并支付给一定的报酬，但需自己承担往返的路费，服兵役需要自带武器和口粮。因此，对农民来讲，也是几项沉重的负担。
在身份制度方面，全体人民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除被称为“公民”的农民外，还有作为统治阶级的皇族和大小贵族，以及比公民身份低的品部和杂户。品部和杂户是一种半自由民，具有特殊的手艺，在官府的工场里生产手工艺制品。“贱民”是指那些律令体制下仍没有得到解放的奴婢，其中包括守护天皇陵墓的陵户、为官府服务的官奴以及在贵族家服务的私奴，但这些没有人身自由者的数量并不多。
由此可见，从圣德太子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在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是以班田收授制为中心的公地公民型经济基础。
一、圣德太子改革
进入六世纪以后，在高句丽和新罗的强大攻势下，百济王国统治的区域日益缩小，其都城也不断南迁。为支持百济的存在，大和政权不得不将自己控制的伽耶的一部分地区让渡给百济。但频繁参与朝鲜半岛战事无疑加重了国内各阶层的负担，另外王室为扩大自己的直辖地而不断侵占地方贵族的领地，因而引起地方贵族的反抗。527年，北九州地区的筑紫国造磐井发动叛乱，试图阻止新派遣的大和军队前往朝鲜半岛。尽管此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显示了大和政权地方统治的不稳。562年大和军队控制的伽耶地区被新罗攻陷，大和政权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丧失，引起内部矛盾的激化。掌管处理朝鲜半岛政策的大伴式在物部氏的攻击下辞职，与此同时，以外戚身份控制中央政权的苏我氏积极推行通过增加王室直辖领地加强王权、通过大贵族之间的协议稳定政权的措施。另一方面，隋朝在589年统一中国大陆，并对朝鲜半岛数次用兵，感到其压力的大和政权进一步实施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充实国防的政策。在利用是否推崇佛教问题上清除物部氏后，苏我马子在592年杀死崇峻天皇，后拥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并将其外孙厩户皇子作为摄政，即圣德太子。在圣德太子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改革措施。
第一，在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即按照德、仁、礼、信、义、智的大小分为十二个等级，并以紫、青、赤、黄、白、黑等色的浓淡装饰冠戴，分别按才能、功绩、忠诚等标准授予各级官员，但大臣级贵族和地方贵族不在其列。冠位虽然只限本人一代，不能世袭，但如有功绩，可以升级。该制度显然受中国和朝鲜品位制、官位制的影响，并为打破过去的氏姓世袭制度、建立官僚体制、树立中央政府及天皇的权威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精神多来自儒家以及佛教思想，例如“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而君，民无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名为宪法，但无法律约束力，仅为官员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概括地说，十七条的内容为“以和为贵、敬崇佛教、服从天皇、遵守礼仪、公平裁判、劝善惩恶、各司其职、早出晚归、信为义本、平息怒气、赏罚分明、公正征税、熟知业务、不妒他人、消除私心、据时使民、勿独断专”行等。
第三，提倡并重视佛教。在394年颁布诏书，阐明以佛教为国教，并带头建立寺院。圣德太子建四天王寺、法隆寺，苏我马子建飞鸟寺，各大氏族也多建立自己的氏寺。到462年，全国共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595年，高句丽名僧慧慈到倭国，圣德太子拜其为师。后来圣德太子经常在宫中讲解佛经，并撰写《三经义疏》等。利用佛教“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淡化神道与佛教的矛盾，并通过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维护天皇治下的统一。
第四，恢复与中国王朝的交往，积极吸取大陆的先进技术与思想文化。在600年和602年，推古政权曾派兵征新罗，但没有获得成功。同时，先后四次派使节访隋，其中在607年派小野妹子使隋时，在国书中使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之语；608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与8名留学生、留学僧赴隋时，国书中带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不仅显示其希望平等外交的心情，也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天皇”的称号。
第五，编造国史。620年，在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的共同主持下，以六世纪成书的《帝纪》、《旧辞》为基础编修国史。后来编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等。但这些书籍在后来的大化政变时，被苏我虾夷烧毁。
虽然圣德太子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天皇及其政权的权威，但根据功绩授予官职的政策显然受到氏姓大贵族的抵制与反对，并受到苏我氏的牵制，因而晚年沉迷佛教，“世间虚假，唯佛是真”显示了其孤独的心态。尽管如此，圣德太子的改革对天皇权力的加强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因地处飞鸟的推古政权积极推崇佛教，从而在六世纪后半期到七世纪前半期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飞鸟文化”。该文化深受中国北魏文化和南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古波斯王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的影响。目前保留下来的遗迹有法隆寺释迦三尊像、供奉佛像的玉虫厨子等雕刻及工艺美术品。
二、大化改新
尽管圣德太子的改革并未实现加强天皇权力的最终目的，但改革的内外因素在其死后依然存在，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压力和影响。618年，统一中国大陆的唐朝建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出现了被称为“贞观之治”的强盛态势。在其压力下，朝鲜半岛三国均出现了为政治变革而进行的政变，而且唐朝准备联合新罗攻击高句丽，从四世纪以来一直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亦感到强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圣德太子在608年派往隋朝的留学僧、留学生——僧旻、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二、三十年，对隋唐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形势也非常清楚。这些人回国后均创办学塾，传播大陆国家的先进知识，对执政者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日本国内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大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之地”，“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可见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盛行。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严重地动摇了部民制，同时由于贵族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一旦遇到荒年，便 “五谷不登，百姓大饥”，“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不堪忍受的部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或起义，“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
622年和628年，圣德太子与推古女皇相继去世，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专权，擅自决定两任天皇，并大兴土木，劳役国民，“以西民造宫，东民造寺”。643年，苏我虾夷患病不起，但不经朝廷批准，就向其子苏我入鹿私授紫冠，执掌国政。苏我入鹿“为人暴戾”，“威权过父”，派兵逼死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一大家族，然后征调“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为其父子建造规模宏大的宫殿和陵墓。频繁的徭役征调造成民不聊生，大批劳动力不断往返旅途，不仅带来沉重负担，耽误农时，而且常常出现“卧死路头”的景象。
苏我父子的专横跋扈，既引起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同时也给希望进行改革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为首，经常求教于从隋唐归来的留学生或留学僧，详细了解隋唐政治制度和唐太宗巩固封建统治的各种措施，立志革新政治，维护并加强天皇的权威，遂制定了铲除苏我父子和实行政治改革的计划。
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等人利用朝鲜半岛三国使者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斩杀了苏我入鹿，并迅速争取原苏我氏的部属，迫使苏我虾夷自焚而亡。孝德天皇即位，阿倍内麻吕任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任右大臣，中臣镰足任内大臣，僧旻、高向玄理任最高政治顾问的国博士，定年号为大化，同时派官员到地方调查土地人口、维持秩序，为实行新政策做准备。646年之初，新政权颁布了由四项条款组成的《改新之诏》，即禁止王族和贵族拥有土地人民，实施公地公民制，向贵族支付俸禄；设京师、畿内、国、郡、里等地方行政组织，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编制户籍和账薄，施行班田收授法；制定新的统一税收标准，税种有田调、户调、庸布、庸米、官马及仕丁等徭役。
另外，新政权还颁布了改革葬仪（主张薄葬、火葬）及婚姻（明确子女的归属）等旧风俗、完善交通（修官道）等的诏书，并宣布废除品部及臣、连、伴造、国造等职称，在647年制定7色13阶的新冠位制，将大臣和贵族均纳入官僚体制内。650年改年号白雉，迁都难波（今大阪）。直到654年，孝德天皇在位时期进行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但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言，因为出兵朝鲜半岛和皇位之争延缓了其改革措施的实施。
655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朝在660年出兵灭百济，日本为恢复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在中大兄皇子的主持下出兵朝鲜半岛，但在663年的百村江战役中惨败，不得不败退国内并加强西日本地区的防卫。尽管中大兄皇子表示继续进行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但为获得大贵族对其国防政策的支持，被迫承认他们对土地及人民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部民制。667年迁都内陆的近江大津，668年中大兄皇子正式即位，为天智天皇。同年命令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并在670年做成最早的全国性户籍。虽然这一将所有人口登录在册的方式有利于征兵和征税，但也引起贵族们的强烈不满。
671年天智天皇去世，围绕皇位继承，在其弟大海人皇子和其子大友皇子之间，进行了一场被称为“壬申之乱”的内战。以东日本为基地的大海人皇子占据优势，很快就打败了未能取得西日本贵族支持的大友皇子，后者兵败自杀。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为天武天皇。
三、律令体制的建立
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天武天皇不设大臣，亲自执政，重用皇后、皇子及皇族成员，任命皇子担任各行政机关首脑及地方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加强军事组织及其力量的方式强化天皇权力，将各级贵族录用为不同等级的官吏，形成一套完整的业绩评定和提升职务制度。675年，废除天智天皇时期以氏族为单位的民部；681年，着手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及编修国史；682年，制定向官吏支付俸禄的准则；685年，实施包括皇族在内的冠位制。
继天武天皇之后即位的是持统天皇，下令从689年开始实施《飞鸟净御原令》，并在690年完成全国户籍的制定工作，确立了每户四名成年男子，其中征兵一名，每50户为一里的国、评（郡）、里、户地方行政体系。692年向全国派遣班田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班田收授制度。694年，迁都藤原京，该城既有皇宫，又有皇城，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京城。697年，持统天皇让位于文武天皇，自己同中臣镰足（因天皇赐姓而改为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一道主持编制《大宝律令》，并在701年完成了这部律令齐备的法典，从702年开始实施。同年向大陆派出中断30年的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律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718年，元正天皇命令藤原不比等修改《大宝律令》，当时为养老年间，所以新的律令被称为《养老律令》，但因内容与大宝年间制定的《大宝律令》基本相同，所以放置近40年后才加以实施。至此，律令体制基本形成。
从构成律令体制的《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四部基本法律书籍来看，“律”相当于刑法，大体上模仿唐律，同时也尽量吸收了日本社会原有的惯例；“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大体上从日本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同时参照唐令制定而成。这些“律”以及“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班田、赋税、户籍、政府机构、军事制度、身份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基本上落实了大化改新时期提出的改革目标。具体地说，律令体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如下：
在政治方面，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确立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是“改去旧制，新设百官”，在中央设置二官，即掌管祭祀的神祇官和掌管行政事务的太政官。虽然太政官的最高首脑为太政大臣，但是一个非常设职务。太政大臣与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同为公卿。公卿会议决定最重要事务，然后报请天皇裁决。大纳言下设少纳言、左弁官、右弁官，少纳言掌管宫内事务，左弁官、分管八省之事务。即左弁官负责掌管诏书的中务、掌管官吏的式部、掌管典礼的治部以及掌管户籍的民部四省，右弁官负责掌管军队的兵部、掌管司法的刑部、掌管财政的大藏以及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四省。外设掌管监察官纪事务的弹正台，掌管军事警察事务的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
在大的行政区域上，全国分为畿内和七个道，畿内包括大和、山城、河内（后分出和泉国）、摄津四国，七个道分别是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和西海道。地方行政机关为国、郡、里（后改为乡），国设国司，郡设国司，里设里长。国司任命中央贵族担任，任期六年。郡司和里长由地方贵族选任，可终身任职并可世袭。在重要地区设特别行政机关例如在京城设左、右京职，负责京城事务。在外交上的重要地区摄津设管理难波的摄津职，在国防重地北九州筑紫设大宰府，统辖九州地区的民政和军事。各级官吏的任命及罢免权属于中央，从而打破了氏姓贵族世袭要职的特权。官吏分为30个等级，按业绩晋升职务，5级以上官吏及其家族被称为贵族，拥有许多特权。例如根据等级和职位分给位田、职田等土地，免除赋税徭役等，犯罪时还可以减刑。
在经济领域，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有，使之成为公地、公民。将全国人民以户为单位编入户籍，同时编制征收租税的账簿，户籍每六年编制一次，账簿每年编制一次。编入户籍的公民，不论有无职位、良贱、男女，均分给口分田。良民男子每人两段（约两千平方米），良民女子为良民男子的三分之二，官奴与良民男女相同，私奴为其三分之一。口分田每六年重新收授一次，不能买卖，受田人死后一律交回其田。另外还有需交纳租税的位田、功田、赐田和免除租税的寺田、神田、职田等，永久拥有的宅地和园地可以自由买卖。
在租税方面实行租、庸、调、徭役制，即规定得到口分田的公民每年必须向官府交纳田租，每段土地交稻二束二把，大约相当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三；作为庸的徭役，规定二十一岁到六十五岁的男子、即所谓的正丁，每年需到京城服役十天，如果不能服役则交纳代替物品，每天纳布二尺六寸；调是征收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例如丝绸、生丝、绵布、海产品等；徭役是地方官府所征，规定正丁每年六十天。其他年龄段男子的庸、调、徭役相应减轻。除此之外，公民还有从事京城建设的仕丁、雇役或服兵役等义务，虽然能免除租税，并支付给一定的报酬，但需自己承担往返的路费，服兵役需要自带武器和口粮。因此，对农民来讲，也是几项沉重的负担。
在身份制度方面，全体人民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除被称为“公民”的农民外，还有作为统治阶级的皇族和大小贵族，以及比公民身份低的品部和杂户。品部和杂户是一种半自由民，具有特殊的手艺，在官府的工场里生产手工艺制品。“贱民”是指那些律令体制下仍没有得到解放的奴婢，其中包括守护天皇陵墓的陵户、为官府服务的官奴以及在贵族家服务的私奴，但这些没有人身自由者的数量并不多。
由此可见，从圣德太子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在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是以班田收授制为中心的公地公民型经济基础。
第四节 庄园与摄关政治
一、 奈良时代的社会
710年，天皇朝廷迁都奈良盆地北部的平城京，至到794年迁都京都的平安京，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奈良时代”。
为有效地治理所辖区域，联结中央和地方的交通体系建立起来。以京城所在的畿内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地方七条各国司所在地——国府的官道，每16公里设一驿站，为往返京城与地方的官员提供方便。另外，在国府与郡司所在地——郡家之间也修建了宽6—12米的道路，推动了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
早在七世纪后半期的天武天皇时就出现了政府铸造的“富本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钱币。708年，武藏国将该地冶炼的铜献给朝廷，政府为此改元“和铜”，并模仿唐朝货币的式样铸造“和同开珎”的钱币。其后不断铸造，到十世纪中期共有12种类型的钱币，称为“本朝十二钱”。为推动钱币的广泛使用，政府甚至颁布《蓄钱叙位令》，即用赐封官位的方式鼓励存钱。但除京城一带外，仍然是以物物交易为主。尽管如此，因铸造钱币以及建筑宫殿、官衙、寺院以及军事装备的需要，采矿业在奈良时代有较大的进步。中央政府专门设置典铸司、锻冶司、造兵司等管理机构，将采矿业置于国家管辖之下。当时被开采的矿业资源主要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以及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
在奈良时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在实力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疆域。一方面朝本州岛的东北方向扩展，征服那儿的虾夷族。通过封官封地拉拢旧有统治者和武力征服两种政策，逐渐扩大了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治理范围。724年在太平洋沿岸设多贺城，733年在日本海沿岸设秋田城。788年，桓武天皇派大军征讨，并封取得较大战果的坂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另一方面，在南九州隼人居住地区，中央政府设置大隅国加以治理，并将种子岛、屋久岛等近海岛屿也纳入到政府控制的贸易中。到八世纪末，律令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基本控制了四国岛、本州岛和九州岛。
天皇朝廷主要从“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用兵之要，镇无储粮，何堪固守”的观念出发，积极奖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同时派养蚕、丝织的技术人员到地方指导蚕丝的生产。另外制定有关条例，以“务课农桑”的好坏来考核地方官吏。凡“劝课农桑，国阜家给”，“繁殖户口，增益调庸”，“敦本弃末，情务农桑”的官吏，将给予褒奖或晋升，而对那些“田蚕不修，耕织废业”，管辖境内“农事荒，奸盗起”的官吏，则予以贬斥或罢官。另外，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普及、牛耕及插秧技术的运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在西日本地区，农户的住宅已从竖穴居住式建筑逐渐变为平地立柱式建筑。在婚姻方面，虽然男性15岁、女性13岁就可以结婚，但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各自的父母家，流行男性到女方家的走婚制，生孩子之后建立两人单独的家庭。另外，女性结婚后也不改性，并拥有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的归属问题上，女性具有较强的决定权。
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设手工业作坊，生产较为高级的手工产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为简单的产品。在诸多手工业中，最发达的是纺织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绫、罗、绮、缣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和贵族享用。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絁、绢之类，其目的主要是为家庭自用或交纳庸或调。除纺织品外，奈良时代的造纸技术和漆器技术也相当发达。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日趋兴盛，因而在国司所在地、水陆交通要道、寺院神社门前，陆续出现了大的集市。当时较为著名的集市有京城的东西两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河内的饵香市，另外在摄津、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等地也有较大的集市。除集市贸易外，各地之间的行商贸易也相当活跃，“往来商贾，相继不绝”。
在政治方面，天皇的统治地位依然不稳，其主要原因是来自藤原家族的压力或影响。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是确立律令制的功臣，他通过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文武天皇及其子圣武天皇的方式，对朝政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均为政界高官，729年，他们逼死左大臣长屋王，破例立其姊妹光明子为皇后。737年，四子均染天花去世，其后在740年和764年，藤原家第四代的藤原广嗣和藤原仲麻吕为掌握最高权力分别起兵征讨政敌，但均被打败，藤原家族暂时受到压制。
781年到806年，在位的桓武天皇为稳定朝廷政权，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不设大臣以抑制大贵族；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长班田的间隔时间，并允许良民与贱民之间通婚，其所生子女皆为良民；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尽量减轻班田农民的负担；禁止滥造寺院并限制寺院的特权以及兼并农民土地等。794年，桓武天皇在贵族的支持下，将都城自平城京迁往平安京（今京都）。因此，自794年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但因大规模建造京城和征服东北虾夷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及物力，桓武天皇的改革未能取得较大成果。
二、 庄园的出现
班田制在实施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开始产生动摇，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首先，人口增加迅速，难以按时如数班田，特别是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本来就存在人多地少的现象。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在722年制定百万町步开垦计划，但该计划仅停留在探讨阶段未能加以实施。于是在723年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801年又将班田年限从6年延长为12年，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地区30年乃至50年未能班田；其次，因手续繁琐而不能按时班田。进行班田时需要编制口帐和校田帐，然后呈报太政官，太政官核定批准后方能实施。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行政能力低下的地区需要的时间则更长，因而使得班田不能如期进行；第三，由于各级贵族或寺院拥有不同程度的私田，所以，一些有势力的地方官吏便利用职权“多占山野，妨百姓业”，兼并公有土地，将公田公民变成私田私民，严重影响到班田制的实施。当时，制度上也允许农民除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外，还可以租种贵族或寺院的土地，只要交纳五分之一的收获物作为地租；第四，除口分田的地租外，农民还要服兵役和徭役，并亲自将庸、调运到京城，遂成为沉重的负担。如果再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便很难生存下去。尽管桓武天皇时也采取措施减轻负担，但编造假户籍或逃亡已经成为农民经常使用的反抗手段，甚至出现了453人中有376名女性的户籍，严重影响到律令下的财政体系；第五，土地的私有化。为弥补田地的不足，朝廷在723年宣布“三世一身法”，以此鼓励开垦荒地。也就是规定新垦生荒地，可传三代，而后归公。开垦熟荒地，开荒者本人享受一生，死后归公，但该措施收效不大。因为随着归公期限的逐渐到来，土地就会重新变为荒地。因此，政府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即根据身份地位，开垦一定数额的土地可永久私有。身份最高的贵族可开垦500町步，普通农民可开垦10町步。结果这一措施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迅速发展。
贵族、寺院利用权势和钱财，强行圈占荒地，驱使自己所有的奴婢、附近的班田农民以及逃亡的农民或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并在开垦的土地上修建住宅和仓库，这些建筑称为庄家或庄所，管理者称为庄长，他们管理的垦田称为庄或庄园。除垦荒外，各级贵族及寺院还利用买卖或霸占的方式，将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或垦田纳入自己的庄园内。最初庄园大多委托庄长管理，也有领主直接经营的庄园，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附近班田农民耕种。虽然庄园的出现使得国家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但当时仍保留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例如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也要向国家交纳庸、调，另外国家的检田使和征税使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
为维持国家财政，政府除加强对国司、郡司征收租税的监督力度外，823年在太宰府设公营田，879年在畿内设官田，雇佣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以增加财政收入。不久，各行政机关也拥有单独财源的诸司田，天皇具有敕旨田，并以赐田的名义赏给皇族。尽管朝廷在10世纪初颁布整理庄园令，取缔那些非法出现的庄园，试图阻止土地的私有化，反而推动了公认庄园的增加。另外，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政策也改变方针，让国司承包其管辖地域的租税，强化了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而国司也将土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民——“田堵”，由这些农民承担特定土地上的租税。由于这种财政体系与律令体制下的财政体系不同，所以大化改新以来的“律令国家”也变成了“王朝国家”。
与此同时，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庄园的“不输”权，即利用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免除庄园的赋税。之后庄园主又开始争取“不入”特权，即国家检田使、征税使等官员不得进入庄园，甚至不承认国家在庄园里拥有的司法权和警察权。这种“不输不入”特权将庄园主变成领主，庄园也变成该领主的私人领地。实际上，庄园主为获得“不输不入”特权，通常是将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大贵族或大寺院，奉其为“领家”，并交纳一部分租税。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然不足与国司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其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为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形成一种领主等级土地所有的体制。由于藤原家族在中央政权中最有政治影响力，因而也成为最大的“本家”，并由此奠定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因“不输不入”庄园的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库收入，天皇朝廷曾先后四次对庄园进行整顿，但均无济于事。到11世纪中叶，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已为寄进式庄园所控制。
三、 摄关政治
为维持政权的稳定以及天皇的权威，桓武天皇之后的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继续进行改革。平城天皇精简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以减轻财政负担；嵯峨天皇设置相当天皇秘书官的“藏人头”，并任命藤原冬嗣担任该职务。由于藏人头作为天皇的亲信在宫廷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藤原家族借此重新崛起。另外，嵯峨天皇还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的律令进行修正，因此修正的有关法令称为“格”，其实施细则称为“式”。其后共编撰了“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统称为“三代格式”。
九世纪初，藤原冬嗣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嫁给天皇，因其女生皇子而获得插手朝政的机会。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并在842年利用皇子争太子位事件，将两个主要的政敌伴氏和橘氏排挤出朝廷，流放外地，并将自己的亲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850年道康亲王即位为文德天皇，藤原良房胁迫其册封诞生仅九个月、良房之女所生惟仁亲王为皇太子，并任命良房为太政大臣。即位八年后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九岁的惟仁天皇即位为清和天皇，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天皇外祖父身份独揽朝政。866年，良房利用皇宫承天门失火事件，再次将世家贵族源信和伴善男驱逐出权力中心，正式“摄行天下之政”，担任“摄政”之职。
藤原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试图收回权力，不再任命太政大臣，结果引起良房之子藤原基经的不满。877年，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另立年仅九岁的皇太子为阳成天皇，之后又废阳成天皇，立55岁的时康亲王为光孝天皇。作为对基经的报答，年老的光孝天皇委任基经“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887年，宇多天皇即位后立刻颁布诏书，规定“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从字面上看，“关白”本来是“禀报”之意，但后来转化为官职，即天皇幼年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直到11世纪末，藤原家族利用担任“摄政”及“关白”职务独揽朝廷大权的摄关政治持续了二百余年时间。
尽管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叶，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在位时期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天皇统治的改革，抑制了藤原家族的专权趋势，但因特权庄园的迅速增加以及寄进庄园制的急剧发展，藤原家族成为最大的庄园领有者，从而为外戚剥夺天皇部分权力并操纵国政的摄关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11世纪前半期，藤原家族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藤原家族事务的“政所”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朝廷变成只是举行仪式的场所。摄关政治在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时期达到鼎盛，道长共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妃，其中三个成为皇后，有三个外孙成为天皇。道长曾赋诗一首表达其专权30年的得意心情，其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
实际上，摄关政治并没有突破律令体制延续下来的统治框架，也就是说，国政的运营依然是以天皇、代替天皇执政的摄政、关白、太政官为中心。重要政务由天皇、摄关、公卿协商决定，其余事务由公卿处理。尽管在授予冠位、任命官吏方面，摄关拥有强大的决定权限，但皇族、贵族、公卿仍具有推荐权。因此，即使在摄关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仍集中在以天皇、摄政关白为中心的大贵族手中。
一、 奈良时代的社会
710年，天皇朝廷迁都奈良盆地北部的平城京，至到794年迁都京都的平安京，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奈良时代”。
为有效地治理所辖区域，联结中央和地方的交通体系建立起来。以京城所在的畿内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地方七条各国司所在地——国府的官道，每16公里设一驿站，为往返京城与地方的官员提供方便。另外，在国府与郡司所在地——郡家之间也修建了宽6—12米的道路，推动了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
早在七世纪后半期的天武天皇时就出现了政府铸造的“富本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钱币。708年，武藏国将该地冶炼的铜献给朝廷，政府为此改元“和铜”，并模仿唐朝货币的式样铸造“和同开珎”的钱币。其后不断铸造，到十世纪中期共有12种类型的钱币，称为“本朝十二钱”。为推动钱币的广泛使用，政府甚至颁布《蓄钱叙位令》，即用赐封官位的方式鼓励存钱。但除京城一带外，仍然是以物物交易为主。尽管如此，因铸造钱币以及建筑宫殿、官衙、寺院以及军事装备的需要，采矿业在奈良时代有较大的进步。中央政府专门设置典铸司、锻冶司、造兵司等管理机构，将采矿业置于国家管辖之下。当时被开采的矿业资源主要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以及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
在奈良时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在实力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疆域。一方面朝本州岛的东北方向扩展，征服那儿的虾夷族。通过封官封地拉拢旧有统治者和武力征服两种政策，逐渐扩大了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治理范围。724年在太平洋沿岸设多贺城，733年在日本海沿岸设秋田城。788年，桓武天皇派大军征讨，并封取得较大战果的坂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另一方面，在南九州隼人居住地区，中央政府设置大隅国加以治理，并将种子岛、屋久岛等近海岛屿也纳入到政府控制的贸易中。到八世纪末，律令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基本控制了四国岛、本州岛和九州岛。
天皇朝廷主要从“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用兵之要，镇无储粮，何堪固守”的观念出发，积极奖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同时派养蚕、丝织的技术人员到地方指导蚕丝的生产。另外制定有关条例，以“务课农桑”的好坏来考核地方官吏。凡“劝课农桑，国阜家给”，“繁殖户口，增益调庸”，“敦本弃末，情务农桑”的官吏，将给予褒奖或晋升，而对那些“田蚕不修，耕织废业”，管辖境内“农事荒，奸盗起”的官吏，则予以贬斥或罢官。另外，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普及、牛耕及插秧技术的运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在西日本地区，农户的住宅已从竖穴居住式建筑逐渐变为平地立柱式建筑。在婚姻方面，虽然男性15岁、女性13岁就可以结婚，但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各自的父母家，流行男性到女方家的走婚制，生孩子之后建立两人单独的家庭。另外，女性结婚后也不改性，并拥有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的归属问题上，女性具有较强的决定权。
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设手工业作坊，生产较为高级的手工产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为简单的产品。在诸多手工业中，最发达的是纺织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绫、罗、绮、缣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和贵族享用。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絁、绢之类，其目的主要是为家庭自用或交纳庸或调。除纺织品外，奈良时代的造纸技术和漆器技术也相当发达。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日趋兴盛，因而在国司所在地、水陆交通要道、寺院神社门前，陆续出现了大的集市。当时较为著名的集市有京城的东西两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河内的饵香市，另外在摄津、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等地也有较大的集市。除集市贸易外，各地之间的行商贸易也相当活跃，“往来商贾，相继不绝”。
在政治方面，天皇的统治地位依然不稳，其主要原因是来自藤原家族的压力或影响。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是确立律令制的功臣，他通过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文武天皇及其子圣武天皇的方式，对朝政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均为政界高官，729年，他们逼死左大臣长屋王，破例立其姊妹光明子为皇后。737年，四子均染天花去世，其后在740年和764年，藤原家第四代的藤原广嗣和藤原仲麻吕为掌握最高权力分别起兵征讨政敌，但均被打败，藤原家族暂时受到压制。
781年到806年，在位的桓武天皇为稳定朝廷政权，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不设大臣以抑制大贵族；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长班田的间隔时间，并允许良民与贱民之间通婚，其所生子女皆为良民；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尽量减轻班田农民的负担；禁止滥造寺院并限制寺院的特权以及兼并农民土地等。794年，桓武天皇在贵族的支持下，将都城自平城京迁往平安京（今京都）。因此，自794年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但因大规模建造京城和征服东北虾夷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及物力，桓武天皇的改革未能取得较大成果。
二、 庄园的出现
班田制在实施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开始产生动摇，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首先，人口增加迅速，难以按时如数班田，特别是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本来就存在人多地少的现象。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在722年制定百万町步开垦计划，但该计划仅停留在探讨阶段未能加以实施。于是在723年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801年又将班田年限从6年延长为12年，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地区30年乃至50年未能班田；其次，因手续繁琐而不能按时班田。进行班田时需要编制口帐和校田帐，然后呈报太政官，太政官核定批准后方能实施。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行政能力低下的地区需要的时间则更长，因而使得班田不能如期进行；第三，由于各级贵族或寺院拥有不同程度的私田，所以，一些有势力的地方官吏便利用职权“多占山野，妨百姓业”，兼并公有土地，将公田公民变成私田私民，严重影响到班田制的实施。当时，制度上也允许农民除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外，还可以租种贵族或寺院的土地，只要交纳五分之一的收获物作为地租；第四，除口分田的地租外，农民还要服兵役和徭役，并亲自将庸、调运到京城，遂成为沉重的负担。如果再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便很难生存下去。尽管桓武天皇时也采取措施减轻负担，但编造假户籍或逃亡已经成为农民经常使用的反抗手段，甚至出现了453人中有376名女性的户籍，严重影响到律令下的财政体系；第五，土地的私有化。为弥补田地的不足，朝廷在723年宣布“三世一身法”，以此鼓励开垦荒地。也就是规定新垦生荒地，可传三代，而后归公。开垦熟荒地，开荒者本人享受一生，死后归公，但该措施收效不大。因为随着归公期限的逐渐到来，土地就会重新变为荒地。因此，政府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即根据身份地位，开垦一定数额的土地可永久私有。身份最高的贵族可开垦500町步，普通农民可开垦10町步。结果这一措施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迅速发展。
贵族、寺院利用权势和钱财，强行圈占荒地，驱使自己所有的奴婢、附近的班田农民以及逃亡的农民或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并在开垦的土地上修建住宅和仓库，这些建筑称为庄家或庄所，管理者称为庄长，他们管理的垦田称为庄或庄园。除垦荒外，各级贵族及寺院还利用买卖或霸占的方式，将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或垦田纳入自己的庄园内。最初庄园大多委托庄长管理，也有领主直接经营的庄园，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附近班田农民耕种。虽然庄园的出现使得国家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但当时仍保留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例如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也要向国家交纳庸、调，另外国家的检田使和征税使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
为维持国家财政，政府除加强对国司、郡司征收租税的监督力度外，823年在太宰府设公营田，879年在畿内设官田，雇佣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以增加财政收入。不久，各行政机关也拥有单独财源的诸司田，天皇具有敕旨田，并以赐田的名义赏给皇族。尽管朝廷在10世纪初颁布整理庄园令，取缔那些非法出现的庄园，试图阻止土地的私有化，反而推动了公认庄园的增加。另外，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政策也改变方针，让国司承包其管辖地域的租税，强化了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而国司也将土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民——“田堵”，由这些农民承担特定土地上的租税。由于这种财政体系与律令体制下的财政体系不同，所以大化改新以来的“律令国家”也变成了“王朝国家”。
与此同时，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庄园的“不输”权，即利用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免除庄园的赋税。之后庄园主又开始争取“不入”特权，即国家检田使、征税使等官员不得进入庄园，甚至不承认国家在庄园里拥有的司法权和警察权。这种“不输不入”特权将庄园主变成领主，庄园也变成该领主的私人领地。实际上，庄园主为获得“不输不入”特权，通常是将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大贵族或大寺院，奉其为“领家”，并交纳一部分租税。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然不足与国司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其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为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形成一种领主等级土地所有的体制。由于藤原家族在中央政权中最有政治影响力，因而也成为最大的“本家”，并由此奠定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因“不输不入”庄园的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库收入，天皇朝廷曾先后四次对庄园进行整顿，但均无济于事。到11世纪中叶，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已为寄进式庄园所控制。
三、 摄关政治
为维持政权的稳定以及天皇的权威，桓武天皇之后的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继续进行改革。平城天皇精简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以减轻财政负担；嵯峨天皇设置相当天皇秘书官的“藏人头”，并任命藤原冬嗣担任该职务。由于藏人头作为天皇的亲信在宫廷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藤原家族借此重新崛起。另外，嵯峨天皇还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的律令进行修正，因此修正的有关法令称为“格”，其实施细则称为“式”。其后共编撰了“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统称为“三代格式”。
九世纪初，藤原冬嗣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嫁给天皇，因其女生皇子而获得插手朝政的机会。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并在842年利用皇子争太子位事件，将两个主要的政敌伴氏和橘氏排挤出朝廷，流放外地，并将自己的亲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850年道康亲王即位为文德天皇，藤原良房胁迫其册封诞生仅九个月、良房之女所生惟仁亲王为皇太子，并任命良房为太政大臣。即位八年后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九岁的惟仁天皇即位为清和天皇，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天皇外祖父身份独揽朝政。866年，良房利用皇宫承天门失火事件，再次将世家贵族源信和伴善男驱逐出权力中心，正式“摄行天下之政”，担任“摄政”之职。
藤原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试图收回权力，不再任命太政大臣，结果引起良房之子藤原基经的不满。877年，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另立年仅九岁的皇太子为阳成天皇，之后又废阳成天皇，立55岁的时康亲王为光孝天皇。作为对基经的报答，年老的光孝天皇委任基经“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887年，宇多天皇即位后立刻颁布诏书，规定“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从字面上看，“关白”本来是“禀报”之意，但后来转化为官职，即天皇幼年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直到11世纪末，藤原家族利用担任“摄政”及“关白”职务独揽朝廷大权的摄关政治持续了二百余年时间。
尽管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叶，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在位时期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天皇统治的改革，抑制了藤原家族的专权趋势，但因特权庄园的迅速增加以及寄进庄园制的急剧发展，藤原家族成为最大的庄园领有者，从而为外戚剥夺天皇部分权力并操纵国政的摄关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11世纪前半期，藤原家族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藤原家族事务的“政所”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朝廷变成只是举行仪式的场所。摄关政治在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时期达到鼎盛，道长共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妃，其中三个成为皇后，有三个外孙成为天皇。道长曾赋诗一首表达其专权30年的得意心情，其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
实际上，摄关政治并没有突破律令体制延续下来的统治框架，也就是说，国政的运营依然是以天皇、代替天皇执政的摄政、关白、太政官为中心。重要政务由天皇、摄关、公卿协商决定，其余事务由公卿处理。尽管在授予冠位、任命官吏方面，摄关拥有强大的决定权限，但皇族、贵族、公卿仍具有推荐权。因此，即使在摄关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仍集中在以天皇、摄政关白为中心的大贵族手中。
第五节 武士与院政政治
一、武士及武士团
随着庄园制的不断发展，庄园之间以及庄园与国家各级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渐突出。有实力的庄园主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兼并其他庄园，将一部分庄民武装起来。最初这些人以农为主，以武为辅，平时从农，战时从武，后来逐渐变成以武为主，甚至完全脱离农业，成为保卫庄园和对外争斗的职业军人，被称之为“兵”。在大的寺院、神社所属的庄园里，也出现了以神职人员、僧人为主的武力团体，特别是在延历寺、福兴寺、东大寺等势力强大的寺院，均组织了数千成员的兵队。庄园武装的出现对地方治安以及国司、郡司的权力和利益形成威胁，于是这些朝廷命官也纷纷组织自己的私人武装团体，其成员与国司、郡司结成主从关系。进入10世纪后，这些职业军人以地方贵族为中心，逐渐形成较大的武士集团，其中以关东地区的桓武平氏和畿内地区的清和源氏势力最强。
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赐姓平氏，并派往关东地区担任官职。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其八个儿子分别担任关东地区各国的官职，势力不断扩大，各养私兵，家族内部也经常发生冲突。935年，孙辈的平将门杀其叔父国香，并联合反抗国司的地方贵族藤原玄明在939年发动叛乱。平将门攻城掠地，占领关东大部分地区，并自称“新皇”。京都朝廷任命藤原忠文为征东大将军，率兵前往镇压，但尚未到达其地，平将门已经被国香之子平贞盛所灭；几乎与此同时，伊予国司藤原纯友在四国发动叛乱，甚至攻占了北九州的大宰府。朝廷再次任命藤原忠文为征西大将军，率兵前往镇压，亦是尚未到达之际，清和天皇之孙源经基已将藤原纯友打败。被称为“承平·天庆之乱”的两次叛乱使朝廷和中央贵族认识到地方武士的实力，纷纷将其作为保护自己的“侍”。例如源经基的儿子源满仲以摄津为根据地，向摄关家提供警卫服务，满仲的两个儿子——赖光、赖信在摄关家族的关照下，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平将门叛乱之后，平氏一族仍然占据关东地区，而且原上总国司平忠常在1028年发动叛乱，朝廷任命源赖信为甲裴国司，同时征讨平忠常。后者因源赖信武名不战而降，源氏家族由此开始进入关东。1051年，陆奥地区势力强大的贵族安倍氏与国司发生纠纷，赖信之子赖义、之孙义家率关东地区武士经过九年苦战，才将安倍氏镇压下去。1083年，陆奥地区大贵族清原氏发生族内纠纷，源义家经过三年苦战将其平息。被称为“前九年之战”及“后三年之战”的两次战事，加强了源氏家族与关东武士团的主从关系，巩固了源氏家族作为最大武士团首领的地位。因此，关东地区的庄园领主纷纷求其保护，并成为源氏的家人。源氏武士集团在11世纪末期成为支配日本全国的武装力量，源氏家族首领也以“天下第一武勇之士”出入朝廷。在此背景下，地方各国的行政事务官员逐渐由武士担任，武家社会的色彩已初见端倪。
二、院政政治
1068年，与藤原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三条天皇即位，人到壮年且具个性的天皇任命有学识者担任重要官职，同时进行巩固天皇政权的改革。首先针对庄园迅速发展威胁朝廷直辖领地的局面，天皇在1069年颁布内容严厉的“延久庄园整理令”，并成立“记录庄园券契所”，任命亲信担任其官员，对庄园文书进行严格的审查。除庄园主提交有关证书外，国司也要提交相关的报告书。如果有关的证书不全，将没收其庄园，甚至摄关家的庄园也如此办理。此次整理庄园取得较好的实效，例如在石清水八幡宫寺所有的34所庄园中，有13所因证书不全而被没收为公领。这样一来，不仅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基础，而且使许多寄进在藤原名下的庄园与其脱离关系，纷纷投靠皇室，结果使天皇拥有的庄园迅速增加。
继后三条天皇之后即位的白河天皇为彻底摆脱藤原家族的政治影响，即位14年后让位年仅八岁的堀河天皇，自己成为上皇，并在其居住的宫殿内设立院厅，开始了由上皇“执天下政”的百年“院政时代”。上皇的改革得到中小级贵族的支持，并设置北面武士和武者所等机构，依靠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强化院厅的权力。院厅的职员称为“院司”，由地位不高的天皇侧近亲信担任，院厅下达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命令称为“院宣”。院政时代共经历了白河上皇、鸟羽上皇和后白河上皇三代，其中上皇到寺院出家称为法皇。为拉拢中央大贵族和武士集团首领，院政时期扩大了“知行国”制度，即将一个国封给特定的贵族或武士，以该国的税收作为其俸禄。但是，院政过度依赖武士的结果为武家干预政治提供了条件，因而到12世纪初，源氏家族担任重要官职的人数超过了藤原家族。
但与此同时，源氏家族因源义亲在出云地方发动叛乱而势力有所下降，以伊势及伊贺（今三重县）为地盘的桓武平氏家族因受到上皇的器重，政治影响力得到迅速增强。平正盛将伊贺国的庄园寄进给白河上皇而进入政界，同时通过镇压源义亲得到重要官职。其子平忠盛因平定濑户内海的海盗而得到鸟羽上皇的器重，赐给可以上殿的资格，从而获得贵族身份。到平忠盛之子平清盛一代，平氏家族的势力达到顶盛。
鸟羽上皇在武士团的支持下，通过控制众多庄园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也因此刺激了围绕皇权进行的激烈争斗。1156年鸟羽上皇去世，崇德上皇与后白河天皇之间发生冲突，各自均与藤原氏、源氏、平氏诸家族的不同人物结成同盟。后白河天皇先发制人，打败对方，将崇德上皇流放到讃岐（今香川县），史称“保元之乱”。1159年，在后白河上皇的近臣之间发生冲突。其原因是，在“保元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源氏武士集团首领源义朝不满受封官位低于平氏武氏集团首领平清盛，转而与藤原信赖合作，在平氏一族离开京城去参拜神社时，趁机拘禁了上皇和天皇，并杀死天皇的亲信。平清盛得知消息后立刻率兵回京，藤原信赖被杀，源义朝被追杀，其家族几乎全遭株连，只有年仅13岁的源赖朝幸免一死，被流放伊豆半岛。因此次政变发生在平治元年，而被称为“平治之乱”。前后两次动乱均有武士集团参加，并以京都为舞台，作为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事件，充分显示了武士参与国政的现象。
三、平氏专权
“平治之乱”后，平氏势力急剧增强，平清盛由正三位的参谋，先后升任纳言、内大臣、太政大臣，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其后平清盛采取各种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不仅将自己的亲属以及亲信安插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担任重要官职，而且通过联姻的形式控制皇室和以藤原氏为首的中央贵族，另外还不断增加自己所属的庄园，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据统计，平氏在全国拥有的庄园多达500余所，其拥有的知行国最多时达到全国的半数。平清盛将追随自己的武士任命为管理庄园或公领的“地头”，成功地将畿内、西日本的武士变为家臣，同时通过担任镇压各地叛乱的重要官职，将势力渗透到关东地区。
另一方面，平清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然后立其外孙为安德天皇，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权力。因平清盛住宅在京都六波罗，因而被称为“六波罗政权”。同时，平氏政权积极修建港口，保障海路安全，推进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北宋和南宋的贸易，大量进口大陆的货币、书籍、货物、珍宝等。其巨额利润不仅加强了平氏的执政基础，而且对日本的经济与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平氏的专权不仅招致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旧大贵族阶层的不满，也引起广大地方武士阶层的反对。1177年，后白河法皇的近臣藤原成亲等贵族密谋推翻平氏，但因事先泄密而失败；1179年，出现了以法皇为中心反平氏的动向，平清盛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禁闭法皇，剥夺摄关等众多贵族的官职；1180年皇子以仁王联合寺院武装起兵反对平氏，虽然平清盛将其打败，但呼吁起兵的以仁王文书传到各地，那些不满平氏专权的地方武士纷纷起兵，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关东地区源赖朝。
1180年8月，被流放伊豆岛的赖源朝与其岳父北条时政举兵讨伐平氏，但在石桥山之战中大败，从海路逃回安房国（今千叶县）。由于得到关东地区武士团的支持下，遂以镰仓为基地，集结反对平氏势力，同年10月在富士川之战中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平氏大军。此后赖源朝苦心经营关东地区，等待时机。虽然平氏加紧镇压近江、畿内地区的反抗势力，但1181年平清盛去世以及畿内和西日本地区的灾荒严重地打击了平氏政权。1183年，源赖朝堂兄源义仲在北陆地区打败支持平氏的势力以及前来征讨的平氏军队，并在同年7月将平氏家族赶出京都。但源义仲未能处理好与后白河法皇的关系，法皇催促源赖朝进京都，由此挑起源氏家族的内乱。1184年，源义仲战死在近江国的粟津。得到后白河法皇征讨平氏“院宣”的源赖朝随即进攻平氏，并在一谷之战中打败平氏军队。1185年2月，源赖朝之弟源义经进攻讃岐国的平氏，乘胜追击到长门国（今山口县），同年3月，平氏家族成员与安德天皇沉海死亡。后白河法皇重用源义仲，试图再次挑起源氏家族的内乱。法皇任命源义仲统率九州、四国的武士征讨源赖朝，但因各地武士拒绝服从其命令，源义经被迫投靠奥州的藤原秀衡。1189年，虽然源义经被藤原秀衡之子泰衡杀死，但源赖朝仍然亲率大军灭掉奥州的藤原氏，由此确立了源赖朝统治日本全国的地位。
一、武士及武士团
随着庄园制的不断发展，庄园之间以及庄园与国家各级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渐突出。有实力的庄园主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兼并其他庄园，将一部分庄民武装起来。最初这些人以农为主，以武为辅，平时从农，战时从武，后来逐渐变成以武为主，甚至完全脱离农业，成为保卫庄园和对外争斗的职业军人，被称之为“兵”。在大的寺院、神社所属的庄园里，也出现了以神职人员、僧人为主的武力团体，特别是在延历寺、福兴寺、东大寺等势力强大的寺院，均组织了数千成员的兵队。庄园武装的出现对地方治安以及国司、郡司的权力和利益形成威胁，于是这些朝廷命官也纷纷组织自己的私人武装团体，其成员与国司、郡司结成主从关系。进入10世纪后，这些职业军人以地方贵族为中心，逐渐形成较大的武士集团，其中以关东地区的桓武平氏和畿内地区的清和源氏势力最强。
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赐姓平氏，并派往关东地区担任官职。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其八个儿子分别担任关东地区各国的官职，势力不断扩大，各养私兵，家族内部也经常发生冲突。935年，孙辈的平将门杀其叔父国香，并联合反抗国司的地方贵族藤原玄明在939年发动叛乱。平将门攻城掠地，占领关东大部分地区，并自称“新皇”。京都朝廷任命藤原忠文为征东大将军，率兵前往镇压，但尚未到达其地，平将门已经被国香之子平贞盛所灭；几乎与此同时，伊予国司藤原纯友在四国发动叛乱，甚至攻占了北九州的大宰府。朝廷再次任命藤原忠文为征西大将军，率兵前往镇压，亦是尚未到达之际，清和天皇之孙源经基已将藤原纯友打败。被称为“承平·天庆之乱”的两次叛乱使朝廷和中央贵族认识到地方武士的实力，纷纷将其作为保护自己的“侍”。例如源经基的儿子源满仲以摄津为根据地，向摄关家提供警卫服务，满仲的两个儿子——赖光、赖信在摄关家族的关照下，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平将门叛乱之后，平氏一族仍然占据关东地区，而且原上总国司平忠常在1028年发动叛乱，朝廷任命源赖信为甲裴国司，同时征讨平忠常。后者因源赖信武名不战而降，源氏家族由此开始进入关东。1051年，陆奥地区势力强大的贵族安倍氏与国司发生纠纷，赖信之子赖义、之孙义家率关东地区武士经过九年苦战，才将安倍氏镇压下去。1083年，陆奥地区大贵族清原氏发生族内纠纷，源义家经过三年苦战将其平息。被称为“前九年之战”及“后三年之战”的两次战事，加强了源氏家族与关东武士团的主从关系，巩固了源氏家族作为最大武士团首领的地位。因此，关东地区的庄园领主纷纷求其保护，并成为源氏的家人。源氏武士集团在11世纪末期成为支配日本全国的武装力量，源氏家族首领也以“天下第一武勇之士”出入朝廷。在此背景下，地方各国的行政事务官员逐渐由武士担任，武家社会的色彩已初见端倪。
二、院政政治
1068年，与藤原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三条天皇即位，人到壮年且具个性的天皇任命有学识者担任重要官职，同时进行巩固天皇政权的改革。首先针对庄园迅速发展威胁朝廷直辖领地的局面，天皇在1069年颁布内容严厉的“延久庄园整理令”，并成立“记录庄园券契所”，任命亲信担任其官员，对庄园文书进行严格的审查。除庄园主提交有关证书外，国司也要提交相关的报告书。如果有关的证书不全，将没收其庄园，甚至摄关家的庄园也如此办理。此次整理庄园取得较好的实效，例如在石清水八幡宫寺所有的34所庄园中，有13所因证书不全而被没收为公领。这样一来，不仅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基础，而且使许多寄进在藤原名下的庄园与其脱离关系，纷纷投靠皇室，结果使天皇拥有的庄园迅速增加。
继后三条天皇之后即位的白河天皇为彻底摆脱藤原家族的政治影响，即位14年后让位年仅八岁的堀河天皇，自己成为上皇，并在其居住的宫殿内设立院厅，开始了由上皇“执天下政”的百年“院政时代”。上皇的改革得到中小级贵族的支持，并设置北面武士和武者所等机构，依靠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强化院厅的权力。院厅的职员称为“院司”，由地位不高的天皇侧近亲信担任，院厅下达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命令称为“院宣”。院政时代共经历了白河上皇、鸟羽上皇和后白河上皇三代，其中上皇到寺院出家称为法皇。为拉拢中央大贵族和武士集团首领，院政时期扩大了“知行国”制度，即将一个国封给特定的贵族或武士，以该国的税收作为其俸禄。但是，院政过度依赖武士的结果为武家干预政治提供了条件，因而到12世纪初，源氏家族担任重要官职的人数超过了藤原家族。
但与此同时，源氏家族因源义亲在出云地方发动叛乱而势力有所下降，以伊势及伊贺（今三重县）为地盘的桓武平氏家族因受到上皇的器重，政治影响力得到迅速增强。平正盛将伊贺国的庄园寄进给白河上皇而进入政界，同时通过镇压源义亲得到重要官职。其子平忠盛因平定濑户内海的海盗而得到鸟羽上皇的器重，赐给可以上殿的资格，从而获得贵族身份。到平忠盛之子平清盛一代，平氏家族的势力达到顶盛。
鸟羽上皇在武士团的支持下，通过控制众多庄园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也因此刺激了围绕皇权进行的激烈争斗。1156年鸟羽上皇去世，崇德上皇与后白河天皇之间发生冲突，各自均与藤原氏、源氏、平氏诸家族的不同人物结成同盟。后白河天皇先发制人，打败对方，将崇德上皇流放到讃岐（今香川县），史称“保元之乱”。1159年，在后白河上皇的近臣之间发生冲突。其原因是，在“保元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源氏武士集团首领源义朝不满受封官位低于平氏武氏集团首领平清盛，转而与藤原信赖合作，在平氏一族离开京城去参拜神社时，趁机拘禁了上皇和天皇，并杀死天皇的亲信。平清盛得知消息后立刻率兵回京，藤原信赖被杀，源义朝被追杀，其家族几乎全遭株连，只有年仅13岁的源赖朝幸免一死，被流放伊豆半岛。因此次政变发生在平治元年，而被称为“平治之乱”。前后两次动乱均有武士集团参加，并以京都为舞台，作为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事件，充分显示了武士参与国政的现象。
三、平氏专权
“平治之乱”后，平氏势力急剧增强，平清盛由正三位的参谋，先后升任纳言、内大臣、太政大臣，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其后平清盛采取各种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不仅将自己的亲属以及亲信安插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担任重要官职，而且通过联姻的形式控制皇室和以藤原氏为首的中央贵族，另外还不断增加自己所属的庄园，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据统计，平氏在全国拥有的庄园多达500余所，其拥有的知行国最多时达到全国的半数。平清盛将追随自己的武士任命为管理庄园或公领的“地头”，成功地将畿内、西日本的武士变为家臣，同时通过担任镇压各地叛乱的重要官职，将势力渗透到关东地区。
另一方面，平清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然后立其外孙为安德天皇，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权力。因平清盛住宅在京都六波罗，因而被称为“六波罗政权”。同时，平氏政权积极修建港口，保障海路安全，推进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北宋和南宋的贸易，大量进口大陆的货币、书籍、货物、珍宝等。其巨额利润不仅加强了平氏的执政基础，而且对日本的经济与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平氏的专权不仅招致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旧大贵族阶层的不满，也引起广大地方武士阶层的反对。1177年，后白河法皇的近臣藤原成亲等贵族密谋推翻平氏，但因事先泄密而失败；1179年，出现了以法皇为中心反平氏的动向，平清盛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禁闭法皇，剥夺摄关等众多贵族的官职；1180年皇子以仁王联合寺院武装起兵反对平氏，虽然平清盛将其打败，但呼吁起兵的以仁王文书传到各地，那些不满平氏专权的地方武士纷纷起兵，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关东地区源赖朝。
1180年8月，被流放伊豆岛的赖源朝与其岳父北条时政举兵讨伐平氏，但在石桥山之战中大败，从海路逃回安房国（今千叶县）。由于得到关东地区武士团的支持下，遂以镰仓为基地，集结反对平氏势力，同年10月在富士川之战中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平氏大军。此后赖源朝苦心经营关东地区，等待时机。虽然平氏加紧镇压近江、畿内地区的反抗势力，但1181年平清盛去世以及畿内和西日本地区的灾荒严重地打击了平氏政权。1183年，源赖朝堂兄源义仲在北陆地区打败支持平氏的势力以及前来征讨的平氏军队，并在同年7月将平氏家族赶出京都。但源义仲未能处理好与后白河法皇的关系，法皇催促源赖朝进京都，由此挑起源氏家族的内乱。1184年，源义仲战死在近江国的粟津。得到后白河法皇征讨平氏“院宣”的源赖朝随即进攻平氏，并在一谷之战中打败平氏军队。1185年2月，源赖朝之弟源义经进攻讃岐国的平氏，乘胜追击到长门国（今山口县），同年3月，平氏家族成员与安德天皇沉海死亡。后白河法皇重用源义仲，试图再次挑起源氏家族的内乱。法皇任命源义仲统率九州、四国的武士征讨源赖朝，但因各地武士拒绝服从其命令，源义经被迫投靠奥州的藤原秀衡。1189年，虽然源义经被藤原秀衡之子泰衡杀死，但源赖朝仍然亲率大军灭掉奥州的藤原氏，由此确立了源赖朝统治日本全国的地位。
第六节 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一、 遣唐使
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还有1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如同前述，下面分析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二、 唐风文化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8226;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三、 国风文化
国风文化包括10—11世纪摄关政治时期的藤原文化及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院政时代的平安末期文化。
遣唐使停派、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并出现了体现其意识的假名文字、美术、生活及独特性观念。尽管从五世纪开始日本人就用汉字表述其发音，但假名字母到11世纪初才大体成型，并由此推动了以和歌为首的国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文学作品是由女性创作，其原因贵族社会的逐渐成熟使有闲文化女性增加、女性最先使用假名文字、摄关家族的女性以其文学修养获得天皇的宠信等。例如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细腻地描述了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心理；宫中女官紫式部创作的世界闻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和命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动趋势。
在佛教的传播或普及上，权门贵族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且出现了佛神合一（即“本地垂迹说）的趋向，即用佛教的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灵，甚至将天照大神看做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另外也出现了以民间传播为社会基础的净土宗，与过去追求现世利益的佛教不同，净土宗主张逃脱今世的苦难，最终进入极乐净土，并出现了《往生要集》、《日本往生极乐记》、《拾遗往生传》等宣扬净土宗的书籍。在艺术方面，出现了以日本风景为题材的“大和绘”和日本式的寺院建筑，如水以池为中心的平等院凤凰堂等。平安末期文化的特征是贵族文化溶入武士、平民的内容，例如“田乐”、“猿乐”等平民艺术的出现，描述武士及平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集》、描述平将门之乱的《将门记》、描述陆奥地区前九年之战的《陆奥话记》、民间歌谣集《梁尘秘抄》等。在绘画方面，有描述平民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即使在《源氏物语绘卷》中，也可以看到武士及平民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大镜》、《今镜》等国文体历史书籍。
一、 遣唐使
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还有1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如同前述，下面分析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二、 唐风文化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8226;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三、 国风文化
国风文化包括10—11世纪摄关政治时期的藤原文化及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院政时代的平安末期文化。
遣唐使停派、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并出现了体现其意识的假名文字、美术、生活及独特性观念。尽管从五世纪开始日本人就用汉字表述其发音，但假名字母到11世纪初才大体成型，并由此推动了以和歌为首的国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文学作品是由女性创作，其原因贵族社会的逐渐成熟使有闲文化女性增加、女性最先使用假名文字、摄关家族的女性以其文学修养获得天皇的宠信等。例如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细腻地描述了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心理；宫中女官紫式部创作的世界闻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和命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动趋势。
在佛教的传播或普及上，权门贵族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且出现了佛神合一（即“本地垂迹说）的趋向，即用佛教的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灵，甚至将天照大神看做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另外也出现了以民间传播为社会基础的净土宗，与过去追求现世利益的佛教不同，净土宗主张逃脱今世的苦难，最终进入极乐净土，并出现了《往生要集》、《日本往生极乐记》、《拾遗往生传》等宣扬净土宗的书籍。在艺术方面，出现了以日本风景为题材的“大和绘”和日本式的寺院建筑，如水以池为中心的平等院凤凰堂等。平安末期文化的特征是贵族文化溶入武士、平民的内容，例如“田乐”、“猿乐”等平民艺术的出现，描述武士及平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集》、描述平将门之乱的《将门记》、描述陆奥地区前九年之战的《陆奥话记》、民间歌谣集《梁尘秘抄》等。在绘画方面，有描述平民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即使在《源氏物语绘卷》中，也可以看到武士及平民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大镜》、《今镜》等国文体历史书籍。
第二章 武家势力的成长
第一节 镰仓幕府与元军征日
一、镰仓幕府
1180年，富士川之战获得胜利后，源赖朝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设置统率御家人的“侍所”，其长官“别当”由和田义盛担任；1183年，源赖朝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统治关东、东北地区的任命；1184年，设置处理行政事务的“公文所”（后为“政所”）和司法机构的“问注所”，其长官“别当”、“执事”分别由原朝廷下级官员大江广元及三善康信担任；1185年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往各国派守护、往庄园及公领派地头的权利。守护由最早与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高级御家人担任，本来的职责是“大犯三条”，即组织武士定期到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卫，并具有统帅军队、逮捕谋反者和杀人犯的警察权，但也具有向地方官员下达命令的行政权，是掌握国衙实权的人物。地头也由御家人担任，其职责是督促土地耕种者向领主或国衙缴纳租税，并按照每段田收五升兵粮米的标准为幕府征收赋税，也具有镇压庄民反抗以及追捕强盗、维持治安的任务；1186年，源赖朝在京都设置京都守护，担任京都的守卫，并统帅在京都的御家人。同时在北九州大宰府设置镇西奉行，在东北设置奥州总奉行，管辖两地域；1190年，源赖朝到京都，被任命为近卫大将军；1192年源赖朝从二条上皇处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正式成立幕府。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是在源平战争中同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其家臣。本来这些武士是各地的在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明确宣布“私领本宅，领掌如故”，也就是所谓的“本领安堵”，即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原有土地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根据战功授予新的领地，即所谓的“新恩给与”。为此，御家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主君源赖朝，并在战争中为其出生入死。镰仓幕府成立后，将军任命这些御家人为各地的守护或地头等官职。作为回报，御家人率领自己的随从定期前往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备的任务，其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
镰仓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地头的方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了与京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权结构，天皇朝廷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尽管朝廷对其进行了抵抗，最初地头的设置也仅限于平氏家族或与平氏家族关系密切者被没收的领地，但随着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地头遂遍及全国所有土地，与守护一道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支柱。虽然镰仓幕府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其统治的合法性仍需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例如将军职位的继承须得到天皇的任命，即使在统治体制方面亦没有完全取代律令体制，因而京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当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围绕国家权力的掌管时常发生冲突。
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以将军所有的封地和直辖领地为中心，即“关东知行国”和“关东御领”。“关东知行国”也称为“关东御分国”，为将军的封地，最多时达到九个，即为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在这些封地上，将军可推荐知行国的长官国司，并获得该国的部分收入；“关东御领”是以源赖朝为本家或领家的庄园和公领，以及被没收的平氏家族领地，共有500所。“关东御领”由幕府政所统一管理及征收租税，是幕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二、承久之乱
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去世，年仅18岁的其子赖家继任将军。赖家精于弓箭马术，但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及权威，独断专行，重用其岳父，排挤幕府元老，引起许多御家人的不满。在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主持下，首先剥夺了赖家的裁判权，然后组成13名元老决定重大决策的协议制。1200年，北条时政铲除支持赖家的梶原家族，并在1203年软禁赖家，同时灭其岳父家族，立其弟实朝为将军，自己以辅助将军的名义掌握幕府大权，被称为“执权”。翌年时政杀害赖家，但在政子的反对下，时政被迫引退，由其子北条义时掌握幕政。1213年，义时灭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巩固了其执权的地位。但此时实朝已经成人，并积极参与幕政，喜爱公家文化，与朝廷关系颇佳。1219年，实朝在就任右大臣仪式的途中被其侄公晓所杀，公晓亦被杀，源氏断绝。义时希望立皇族亲王为将军，但遭到后鸟羽上皇的反对，只好立源氏远亲摄关家三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自己继续掌握幕府政权，自此以后将军成为虚设。
幕府内部的争斗使本来就对武家政权不满的天皇朝廷提供了试图恢复公家权力的机会，1198年开始院政的后鸟羽上皇积极采取加强朝廷经济实力的措施，并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吸引近畿地区的武士以及对北条家族不满的御家人，在“北面武士”机构之外，还设置了“西面武士”组织。上皇拒绝了北条义时允许皇子做幕府将军的请求，并在1221年5月向各国武士颁布讨伐北条义时的院宣。时值承久三年，因而被称为“承久之乱”。但响应朝廷的武士并不多，而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大多数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并从镰仓分兵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向京都方向进发。面对19万之多的幕府军队，万余名的朝廷军队一触即溃，不到一个月，幕府军就打败了朝廷军，并占领了京都。幕府立新天皇，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到离岛，并处死参与计划讨幕的贵族与武士。天皇被处罚以及贵族被处死的事情前所未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幕府没收了参与讨幕贵族及武士的3000所领地，将其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并任命在此次内乱中立有战功的御家人为新地头，称为“新补地头”，同时决定了新地头的俸禄标准。另外，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北条义时之弟北条时房及其子北条泰时担任其长官——“六波罗探题”，取代过去的京都守护。其职责除警卫京都、监督皇室活动外，还兼有负责统帅西日本御家人以及执掌西日本的行政、司法等事务。“承久之乱”之后朝廷丧失了拥有军队的权力，皇位继承及朝廷政治也由幕府决定，国家权力严重倾向武家。
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翌年大江广元、北条政子亦去世，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泰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执权独断的体制，在1125年设置“联署”一职，并由其叔父北条时房担任此职，辅助执权掌管政务；同时任命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评定众”，做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执权、联署协商决定重大行政、司法事务；其次，在1232年制定了《御成败式目》（亦称为《贞永式目》）的武家法规，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概述了行政、司法的规则以及武士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中要求各级武士严守自己的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等。到北条泰时之孙北条时赖任执权时，进一步完善了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即在1249年设置数名官员组成的“引付众”，其职责是协助评定众审理文书及裁判。同时，时赖清除北条傍系有力家族，将幕府权力集中在北条嫡系家族——“得宗”，并废除藤原家族出身的将军，立完全由幕府摆布的皇族亲王为将军。
在镰仓时代，武士领主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担任地头，而那些“非御家人”武士通常被任命为庄官，管理下人、随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武士的所有子女均有继承权，分家后亦听从本家的调遣，形成一大家族，族长称为惣领，战时率家族成员进行作战，平时带领子弟到京都或镰仓服警备义务。武士女性成员不参与军事活动，但亦可成为地头或御家人，流行出嫁婚姻制，但结婚后仍用原姓氏。武士住在“武士馆”中，平时练习骑、射武艺，逐渐形成重武勇、礼节、廉耻、正直、节俭等内容的“兵道文化”。农民分为上层农民“名主”和下层农民“作人”，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主要劳动力，交纳30%左右的收获量作为“年贡”，另外还要交纳土特产的“公事”，提供称为“夫役”的徭役。当时已普及两季农业、牛耕、肥料、水车等，但农民生活依然困难，因而经常以名主为首反抗地头、领主的压迫与剥削，其手段多为诉讼和逃亡。尽管如此，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作物的发达，手工业和贸易也得到发展，出现了定期集市和货币经济。大量宋钱输入日本，到镰仓幕府末期，84%的交易使用货币，同时出现了高利贷“借上”、远距离的汇兑和从事批发的“问丸”。
三、元军征日
蒙古帝国兴起后，以忽必烈为首领的一支在东亚地区迅速扩张，并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在1268、1269、1271年，忽必烈三次遣使要求日本朝贡，但均被幕府拒绝。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在加紧攻击南宋的同时，集结兵力进攻日本。1274年10月，3万元军乘900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占领对马岛后在北九州登陆。元军采用集团作战方式，并有火器助威，以骑射为主的日本军队苦战，不断败退。日落时元军回船休息，但当晚暴风雨交加，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朝鲜半岛。因为此战发生在文永年间，史称“文永之役”。1275年元朝再次派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幕府执权斩来使，并命令京都以西御家人、非御家人、寺院、贵族等均由各国守护率领，加强备战。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基础。1279年，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再次筹划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日本。5月，4万东路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经对马岛攻入北九州的博多湾，但日本军队防守严密，未能登陆。7月，从大陆宁波出发的10万元军出现在北九州海面，两路大军合流，准备发动总攻击。此时遭到大型台风袭击，元军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元军损失四分之三，被迫又一次败退。因为此次战役发生在弘安年间，所以史称“弘安之役”。
尽管元军征日未能成功，两次战役但对镰仓幕府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幕府的专制统治。早在北条时赖执政末期，集体协商制度就遭到破坏，时常由北条家族嫡系决定重要事项。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进一步发展了北条家族专制的趋势，以防御蒙古来犯为借口，不仅评定众、引付众的多数成员为北条家族成员，而且各国的守护职务也多更换为北条家族人士。在镰仓幕府初期，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家族成员只有两名，到元军第二次败退后的1285年增加到33名，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到镰仓幕府末期，进一步增加到38名；另外在1185年，将北九州的“镇西奉行”改为“镇西探题”，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职责为统帅九州地区的御家人以及该地区的行政、司法事务。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其死后曾一度发生内讧，因而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抗元战争后镰仓幕府没有土地或财力赏赐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由“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关系基础，加剧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加紧侵占公有领地的同时，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进一步拒绝向领主交纳赋税，并蚕食庄园土地。这种行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对立，也加剧了领主及地头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时称“恶党”运动。更多的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难以取得实效后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典当的御家人土地，但引起了经济混乱以及商人的不满，不得不很快将其取消。
进入14世纪以后，幕政更为混乱。14岁继任执权的北条高时热衷于歌舞与斗狗，不理政事，大权旁落。1322年，奥州豪族安东氏因领地与其他家族发生纠纷，上诉幕府以求解决，独揽幕府大权的内管领（首席家臣）长崎高资收受双方贿赂，故意久而不决，结果导致安东家族叛乱。尽管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
四、镰仓文化
从1127年到1279年，中国大陆长江以南是南宋王朝。尽管南宋与平安时代末期乃至镰仓时代的日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仍然十分盛行。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磺、刀剑等，而进口的商品多为陶瓷器、丝绸、书籍、铜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频繁，南宋期间，大约有80多名日本僧人到大陆，20多宋朝僧人到日本列岛。这些僧人不仅将宋朝盛行的禅宗传入日本，而且也带去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文物。因此，日本文化在受到宋朝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平民化、武士化的特征。
由于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的真净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前四个流派均是从本土的旧佛教中产生，都主张简单修行就可以得救，因而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例如净土宗主张只要专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净土真宗甚至主张只要有一次真心念佛就可以得救，而且恶人优先得救；时宗主张所有的人均可通过念佛得救；日莲宗主张信仰法华经，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得救等。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大陆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临济宗主张通过坐禅激发内心的佛性，同时通过机智问答，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荣西撰写《兴禅护国论》等著作，由于将军源赖朝、执权北条氏等均信仰该教，因而临济宗在武士阶层中的影响较大，成为幕府的宗教。曹洞宗也主张坐禅省悟，但“只管打坐”，否定在家修行。道元数次拒绝幕府的邀请，但其修行方式适合武士的风格，因而信仰该教的武士很多。
程朱理学在日本被称为“朱子学”，也称为“宋学”，主要指以南宋朱熹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学派，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理学”宣扬精神先于物质，认为“理”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秩序以及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理学”提倡万民百姓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决不能“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更不可有“悖逆作乱之心”。由于这些主张十分适合幕府的统治，所以受到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宣扬。但当时是与禅宗融合在一起渗透到武家政治中，而且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对“理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朝廷的倒幕运动中，“理学”的“大义名分论”对后醍醐天皇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僧侣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和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充满了佛教的末世思想；后者是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但贯穿了将北条家族统治正当化的主题。
第一节 镰仓幕府与元军征日
一、镰仓幕府
1180年，富士川之战获得胜利后，源赖朝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设置统率御家人的“侍所”，其长官“别当”由和田义盛担任；1183年，源赖朝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统治关东、东北地区的任命；1184年，设置处理行政事务的“公文所”（后为“政所”）和司法机构的“问注所”，其长官“别当”、“执事”分别由原朝廷下级官员大江广元及三善康信担任；1185年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往各国派守护、往庄园及公领派地头的权利。守护由最早与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高级御家人担任，本来的职责是“大犯三条”，即组织武士定期到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卫，并具有统帅军队、逮捕谋反者和杀人犯的警察权，但也具有向地方官员下达命令的行政权，是掌握国衙实权的人物。地头也由御家人担任，其职责是督促土地耕种者向领主或国衙缴纳租税，并按照每段田收五升兵粮米的标准为幕府征收赋税，也具有镇压庄民反抗以及追捕强盗、维持治安的任务；1186年，源赖朝在京都设置京都守护，担任京都的守卫，并统帅在京都的御家人。同时在北九州大宰府设置镇西奉行，在东北设置奥州总奉行，管辖两地域；1190年，源赖朝到京都，被任命为近卫大将军；1192年源赖朝从二条上皇处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正式成立幕府。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是在源平战争中同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其家臣。本来这些武士是各地的在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明确宣布“私领本宅，领掌如故”，也就是所谓的“本领安堵”，即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原有土地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根据战功授予新的领地，即所谓的“新恩给与”。为此，御家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主君源赖朝，并在战争中为其出生入死。镰仓幕府成立后，将军任命这些御家人为各地的守护或地头等官职。作为回报，御家人率领自己的随从定期前往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备的任务，其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
镰仓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地头的方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了与京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权结构，天皇朝廷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尽管朝廷对其进行了抵抗，最初地头的设置也仅限于平氏家族或与平氏家族关系密切者被没收的领地，但随着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地头遂遍及全国所有土地，与守护一道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支柱。虽然镰仓幕府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其统治的合法性仍需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例如将军职位的继承须得到天皇的任命，即使在统治体制方面亦没有完全取代律令体制，因而京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当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围绕国家权力的掌管时常发生冲突。
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以将军所有的封地和直辖领地为中心，即“关东知行国”和“关东御领”。“关东知行国”也称为“关东御分国”，为将军的封地，最多时达到九个，即为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在这些封地上，将军可推荐知行国的长官国司，并获得该国的部分收入；“关东御领”是以源赖朝为本家或领家的庄园和公领，以及被没收的平氏家族领地，共有500所。“关东御领”由幕府政所统一管理及征收租税，是幕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二、承久之乱
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去世，年仅18岁的其子赖家继任将军。赖家精于弓箭马术，但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及权威，独断专行，重用其岳父，排挤幕府元老，引起许多御家人的不满。在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主持下，首先剥夺了赖家的裁判权，然后组成13名元老决定重大决策的协议制。1200年，北条时政铲除支持赖家的梶原家族，并在1203年软禁赖家，同时灭其岳父家族，立其弟实朝为将军，自己以辅助将军的名义掌握幕府大权，被称为“执权”。翌年时政杀害赖家，但在政子的反对下，时政被迫引退，由其子北条义时掌握幕政。1213年，义时灭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巩固了其执权的地位。但此时实朝已经成人，并积极参与幕政，喜爱公家文化，与朝廷关系颇佳。1219年，实朝在就任右大臣仪式的途中被其侄公晓所杀，公晓亦被杀，源氏断绝。义时希望立皇族亲王为将军，但遭到后鸟羽上皇的反对，只好立源氏远亲摄关家三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自己继续掌握幕府政权，自此以后将军成为虚设。
幕府内部的争斗使本来就对武家政权不满的天皇朝廷提供了试图恢复公家权力的机会，1198年开始院政的后鸟羽上皇积极采取加强朝廷经济实力的措施，并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吸引近畿地区的武士以及对北条家族不满的御家人，在“北面武士”机构之外，还设置了“西面武士”组织。上皇拒绝了北条义时允许皇子做幕府将军的请求，并在1221年5月向各国武士颁布讨伐北条义时的院宣。时值承久三年，因而被称为“承久之乱”。但响应朝廷的武士并不多，而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大多数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并从镰仓分兵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向京都方向进发。面对19万之多的幕府军队，万余名的朝廷军队一触即溃，不到一个月，幕府军就打败了朝廷军，并占领了京都。幕府立新天皇，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到离岛，并处死参与计划讨幕的贵族与武士。天皇被处罚以及贵族被处死的事情前所未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幕府没收了参与讨幕贵族及武士的3000所领地，将其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并任命在此次内乱中立有战功的御家人为新地头，称为“新补地头”，同时决定了新地头的俸禄标准。另外，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北条义时之弟北条时房及其子北条泰时担任其长官——“六波罗探题”，取代过去的京都守护。其职责除警卫京都、监督皇室活动外，还兼有负责统帅西日本御家人以及执掌西日本的行政、司法等事务。“承久之乱”之后朝廷丧失了拥有军队的权力，皇位继承及朝廷政治也由幕府决定，国家权力严重倾向武家。
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翌年大江广元、北条政子亦去世，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泰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执权独断的体制，在1125年设置“联署”一职，并由其叔父北条时房担任此职，辅助执权掌管政务；同时任命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评定众”，做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执权、联署协商决定重大行政、司法事务；其次，在1232年制定了《御成败式目》（亦称为《贞永式目》）的武家法规，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概述了行政、司法的规则以及武士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中要求各级武士严守自己的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等。到北条泰时之孙北条时赖任执权时，进一步完善了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即在1249年设置数名官员组成的“引付众”，其职责是协助评定众审理文书及裁判。同时，时赖清除北条傍系有力家族，将幕府权力集中在北条嫡系家族——“得宗”，并废除藤原家族出身的将军，立完全由幕府摆布的皇族亲王为将军。
在镰仓时代，武士领主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担任地头，而那些“非御家人”武士通常被任命为庄官，管理下人、随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武士的所有子女均有继承权，分家后亦听从本家的调遣，形成一大家族，族长称为惣领，战时率家族成员进行作战，平时带领子弟到京都或镰仓服警备义务。武士女性成员不参与军事活动，但亦可成为地头或御家人，流行出嫁婚姻制，但结婚后仍用原姓氏。武士住在“武士馆”中，平时练习骑、射武艺，逐渐形成重武勇、礼节、廉耻、正直、节俭等内容的“兵道文化”。农民分为上层农民“名主”和下层农民“作人”，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主要劳动力，交纳30%左右的收获量作为“年贡”，另外还要交纳土特产的“公事”，提供称为“夫役”的徭役。当时已普及两季农业、牛耕、肥料、水车等，但农民生活依然困难，因而经常以名主为首反抗地头、领主的压迫与剥削，其手段多为诉讼和逃亡。尽管如此，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作物的发达，手工业和贸易也得到发展，出现了定期集市和货币经济。大量宋钱输入日本，到镰仓幕府末期，84%的交易使用货币，同时出现了高利贷“借上”、远距离的汇兑和从事批发的“问丸”。
三、元军征日
蒙古帝国兴起后，以忽必烈为首领的一支在东亚地区迅速扩张，并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在1268、1269、1271年，忽必烈三次遣使要求日本朝贡，但均被幕府拒绝。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在加紧攻击南宋的同时，集结兵力进攻日本。1274年10月，3万元军乘900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占领对马岛后在北九州登陆。元军采用集团作战方式，并有火器助威，以骑射为主的日本军队苦战，不断败退。日落时元军回船休息，但当晚暴风雨交加，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朝鲜半岛。因为此战发生在文永年间，史称“文永之役”。1275年元朝再次派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幕府执权斩来使，并命令京都以西御家人、非御家人、寺院、贵族等均由各国守护率领，加强备战。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基础。1279年，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再次筹划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日本。5月，4万东路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经对马岛攻入北九州的博多湾，但日本军队防守严密，未能登陆。7月，从大陆宁波出发的10万元军出现在北九州海面，两路大军合流，准备发动总攻击。此时遭到大型台风袭击，元军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元军损失四分之三，被迫又一次败退。因为此次战役发生在弘安年间，所以史称“弘安之役”。
尽管元军征日未能成功，两次战役但对镰仓幕府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幕府的专制统治。早在北条时赖执政末期，集体协商制度就遭到破坏，时常由北条家族嫡系决定重要事项。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进一步发展了北条家族专制的趋势，以防御蒙古来犯为借口，不仅评定众、引付众的多数成员为北条家族成员，而且各国的守护职务也多更换为北条家族人士。在镰仓幕府初期，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家族成员只有两名，到元军第二次败退后的1285年增加到33名，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到镰仓幕府末期，进一步增加到38名；另外在1185年，将北九州的“镇西奉行”改为“镇西探题”，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职责为统帅九州地区的御家人以及该地区的行政、司法事务。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其死后曾一度发生内讧，因而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抗元战争后镰仓幕府没有土地或财力赏赐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由“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关系基础，加剧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加紧侵占公有领地的同时，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进一步拒绝向领主交纳赋税，并蚕食庄园土地。这种行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对立，也加剧了领主及地头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时称“恶党”运动。更多的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难以取得实效后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典当的御家人土地，但引起了经济混乱以及商人的不满，不得不很快将其取消。
进入14世纪以后，幕政更为混乱。14岁继任执权的北条高时热衷于歌舞与斗狗，不理政事，大权旁落。1322年，奥州豪族安东氏因领地与其他家族发生纠纷，上诉幕府以求解决，独揽幕府大权的内管领（首席家臣）长崎高资收受双方贿赂，故意久而不决，结果导致安东家族叛乱。尽管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
四、镰仓文化
从1127年到1279年，中国大陆长江以南是南宋王朝。尽管南宋与平安时代末期乃至镰仓时代的日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仍然十分盛行。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磺、刀剑等，而进口的商品多为陶瓷器、丝绸、书籍、铜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频繁，南宋期间，大约有80多名日本僧人到大陆，20多宋朝僧人到日本列岛。这些僧人不仅将宋朝盛行的禅宗传入日本，而且也带去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文物。因此，日本文化在受到宋朝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平民化、武士化的特征。
由于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的真净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前四个流派均是从本土的旧佛教中产生，都主张简单修行就可以得救，因而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例如净土宗主张只要专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净土真宗甚至主张只要有一次真心念佛就可以得救，而且恶人优先得救；时宗主张所有的人均可通过念佛得救；日莲宗主张信仰法华经，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得救等。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大陆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临济宗主张通过坐禅激发内心的佛性，同时通过机智问答，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荣西撰写《兴禅护国论》等著作，由于将军源赖朝、执权北条氏等均信仰该教，因而临济宗在武士阶层中的影响较大，成为幕府的宗教。曹洞宗也主张坐禅省悟，但“只管打坐”，否定在家修行。道元数次拒绝幕府的邀请，但其修行方式适合武士的风格，因而信仰该教的武士很多。
程朱理学在日本被称为“朱子学”，也称为“宋学”，主要指以南宋朱熹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学派，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理学”宣扬精神先于物质，认为“理”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秩序以及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理学”提倡万民百姓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决不能“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更不可有“悖逆作乱之心”。由于这些主张十分适合幕府的统治，所以受到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宣扬。但当时是与禅宗融合在一起渗透到武家政治中，而且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对“理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朝廷的倒幕运动中，“理学”的“大义名分论”对后醍醐天皇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僧侣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和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充满了佛教的末世思想；后者是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但贯穿了将北条家族统治正当化的主题。
第二节 南北王朝与室町幕府
一、建武中兴与南北朝
1221年“承久之乱”后，朝廷仍然是上皇主持院政，但幕府决定皇位的继承以及主持院政的上皇。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逐渐分为持明院系及大觉寺系两大派系。1317年，在幕府的劝告下，两大派系协商决定轮流出任天皇，幕府也表示不再干预皇位的继承。1318年，大觉寺系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其深受朱子学影响，渴望恢复天皇直接掌握国家大权的局面。因此，后醍醐天皇停止其父后宇多上皇的院政，亲自执政，录用政治人才，并利用幕府权威下降时机秘密进行倒幕活动。1324年，天皇与近臣商议发动畿内武士、僧兵袭击“六波罗探题”，但该计划泄露，近臣被逮捕、流放，史称“正中之变”；1331年，天皇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发动僧兵反对幕府，但再次泄密，天皇被迫逃出京都，“恶党”楠木正成起兵响应，但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后醍醐天皇被捕并被流放到隐歧岛，持明院系的光严天皇即位，史称“元弘之变”。
尽管如此，各地的反幕府运动仍然持续不断，以楠木正成为中心的畿内“恶党”尤为活跃。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隐歧岛逃到伯耆（今岛根县），并在其旗下集结了许多武士。幕府为镇压这些反幕活动，在1333年派遣足利高氏前往京都。足利氏系源氏后裔，世代与北条氏关系密切，但在赴京都的途中却与后醍醐天皇秘密联系，并表明自己的反幕态度。在其影响下，各地的武士纷纷倒戈，攻击幕府及北条氏的据点。足利高氏与畿内的恶党攻陷六波罗府，新田义贞率关东的反幕武士攻陷镰仓，北条家族800余人自杀，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回京都，废光严天皇，重登皇位。
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后，改元“建武”，实施新政。任命高级贵族任中央各机构的大臣以及地方的国司，并强化天皇本人的权限。一方面否定对天皇行使权利构成威胁的幕府、院政、摄政、关白等机构或职务，另一方面，废除知行国制度，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均由后醍醐天皇亲手写成。中央机构设有处理重要政务的记录所、处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统率军队的武者所、掌管奖赏的恩赏方等机构；地方机构每国均设守护、国司，同时设镰仓将军、陆奥将军，由后醍醐天皇的两个儿子担任其职。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不到三年就结束了，其原因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赏赐不均。重要政务完全由天皇本人决定，亲自签发土地所有权证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甚至其子护良亲王任征夷大将军也受到天皇的排挤，最后只好流落地方并被杀；其次是难以协调讨幕各派之间的矛盾。公家希望恢复贵族政治，武士希望恢复武家政治，传统势力要求复古，新兴势力要求革新，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后醍醐天皇难以平衡各派的利益冲突；另外，在百废待兴之际，朝廷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并为此发行大量货币，增加税收，结果引起各界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进入武家时代以后，难以恢复律令时代的天皇政治结构。虽然镰仓幕府倒台，但武士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他们对天皇朝廷未满足其要求而心怀怨言。尤其是作为武士领袖的足利高氏，因倒幕有功而被赐后醍醐天皇名字中的“尊”而称足利尊氏，但仍受到冷遇。
1335年，北条家族的旁支北条时行在关东地区起兵并占领镰仓，足利尊氏要求率军东征，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足利擅自率军出京都，并打败北条时行，夺回镰仓，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朝廷。后醍醐天皇派遣新田义贞攻打足利，但被打败。1336年，足利被北畠显家打败，流落九州地区，但在各地武士的支持下，打败楠木正成，重新占领京都。足利废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系的光明天皇，并颁布了显示其执政方针的《建武式目》，内容包括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委任忠诚足利氏的有军功者、有才干者为守护等，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幕府。1338年，足利尊氏在又从光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1336年，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在同年底逃出京都，在京都南部吉野山组成另外一个朝廷，形成南北朝局面。最初两年尚有所对抗，但1339年后醍醐天皇去世，支持南朝的北畠显家、新田义贞等也相继战死，南朝已经没有实力与北朝对抗。但偏居一隅又缺乏武力的南部朝廷之所以能够经历四代天皇并坚持了57年时间，是因为室町幕府内部足利兄弟争权夺利的结果。
幕府成立之初，将军足利尊氏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执掌恩赐、军事大权，其弟足利直义行使政务实权，但两人因统治理念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即前者藐视传统权威并急于建立全国性政权，而后者主张尊重传统权威并渐进统一。两者的冲突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并轮流与南朝合作。首先是在1350年足利直义转向南朝，打败北朝军队后兄弟和好，但足利尊氏在取得南朝天皇的支持后，消灭了足利直义。其后，尊氏重新扶植北朝，而且幕府统治也逐渐稳定。直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年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削弱了称霸一方的守护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1392年，足利义满呼吁南北朝统一，并得到南朝的积极反应，南朝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并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基本结束。
二、 室町幕府
1368年，15岁的足利义满任幕府将军，最初由细川赖之辅助，后亲掌大权并采取诸多措施，在强化将军权力的基础上巩固了幕府的统治。1378年，义满在京都室町建成称为“花之御所”的豪华住宅，室町幕府由此得名。
统治机构在足利义满时期逐渐完善。辅助将军进行执政的是管领，与足利家族有血缘关系的斯波、细川及畠山三家族成员轮流担任该职务，俗称“三管领”。管领统辖侍所、政所、问注所机构，同时传达幕府将军的命令给各守护。掌管京都守卫及诉讼的侍所长官“所司”通常由“山名”、“赤松”、“京极”、“一色”四守护轮流担任，俗称“四职”。在掌管幕府财政及行政事务的政所，具体事务由直属将军的家臣“奉行人”担任，因此，虽然在中央机构里也设置了“评定众”或“引付”，但其作用逐渐降低。
足利义满将其足利氏的家臣、守护家族的武士等编成将军直辖军队，其成员称为“奉公众”。奉公众除定期到京都守卫幕府外，还被任命为将军直辖地的管理者——“代官”，以部分“年贡”为其俸禄。奉公众被遍为五支军队，总数达到3000名。足利义满依靠这支实力较强的军队，逐渐削弱有实力的守护。1390年，义满率军征讨管辖美浓、尾张、伊势三国的守护土歧康行，将其变为美浓一国的守护，此役史称“土歧氏之乱”；1391年，义满再次率军征讨山阴的山名家族。该家族原追随足利直义，担任11国的守护，其领土相当全国的六分之一。义满利用山名家族的内乱，灭山名氏清等有实力武士，将其余山名氏转为管辖三国的守护，史称“明德之乱”；1394年，义满把将军职务让给其子义持，自己任朝廷的太政大臣职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1399年，义满再次率领大军征讨周防的大内义弘，最后消灭了这位掌握对外贸易的守护，史称“应永之乱”。
在稳定全国统治的基础上，地方机构也陆续健全。除在各国设守护外，还专门在镰仓设“镰仓府”，其长官“镰仓公方”由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之弟足利基氏及其子孙世袭，管辖关东10国。辅助镰仓公方的管领称“关东管领”，由上杉家族世袭。镰仓府下设机构与幕府机构相同，有政所、侍所、问注所、评定众等，俗称“第二幕府”。另外，幕府分别在九州、东北东部、东北西部设九州探题、奥州探题和出羽探题，统辖那里的军事与民政。无论是守护，还是探题，均由足利家族成员或将军的亲信担任。近畿地区及其附近的守护大多在京都幕府机构任职，因而多由“守护代”对其国进行治理。
室町幕府的财政结构特征是取自流通领域的税收比例增加，反映了货币经济发展的状况。将军的直辖地称为“御料所”，大多为足利家族的旧领地以及南北朝动乱时期得到的领地，但规模不大，分散在全国各地，大约有200所。直辖地大多由奉公众管理，上缴部分税收给“政所”；除守护以各种名目征收的赋税外，建造宫殿或者皇位继承时征收临时货币赋税，如按“段”征收的土地税——“段钱”，按“间”征收的房屋税，称“栋别钱”；另外还有对仓库业者和金融业者征收的“（土）仓役”，对酒店、高利贷者征收“酒屋役”，在通往京都的主要道路设“关所”，征收“关钱”，征收的港口使用费称为“津料”，对明贸易征收一成的税，称为“抽分钱”。
因镰仓末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混乱，西南沿海地区许多生活没有着落的武士和农民组成武装集团，侵扰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掠夺财富，转卖人口，这些海盗史称“倭寇”。1368年中国大陆明朝成立，因邦交和倭寇问题派使节赴日交涉，但当时正值南北朝时期，地处九州的南朝地方政权态度较为消极。南北朝统一后的1401年，足利义满派使节赴明朝，约定以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1406年双方签定协议，规定“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当年明成祖派使赴日，带去永乐年号的勘合一百道，并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1408年义满去世后，义持反对向明称臣，中断贸易。1248年足利义教任将军后，迫于财政上的困难，通过琉球国王的斡旋，再开勘合贸易。1404年到1547年，共派遣17次贸易船，因在中国大陆的逗留费、搬运费均由明朝承担，因而日本获利甚大。日本向明朝出口铜、硫磺、刀剑等，进口生丝、铜钱以及瓷器等。16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战事频繁，勘合贸易终止。
1392年，朝鲜半岛成立李氏王朝，并派使节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恢复邦交。1404年两国恢复了终止600多年的邦交，朝鲜开设三个港口允许日本商人从事两国贸易。日本除向朝鲜出口铜、硫磺外，还有东南亚地区出产的胡椒、药材、香木等商品，从朝鲜半岛进口纺织品，其中棉制品为多。由此形成了以琉球为中心的东亚多角贸易圈，也就是东南亚、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商品多以琉球为中介不断得到交换与流通。
在室町时代，农业呈现出多元化、集约化的趋势，即在米、麦双季作普及的基础上，畿内地区出现了以及米、麦、荞麦三季作以及早稻、中稻、晚稻，并因水车、农家肥、草木灰的普及使用，单位产量也有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在近畿地区，桑、麻、茶等经济作物普遍栽培，推动了以此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铸造出口刀剑、炊具为主的冶金业较为发达，从明朝进口生丝也推动了以“西阵织”为中心的丝绸业。在此基础上，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每月举行六次的六斋市、从事批发行业的“问屋”、工商领域的行会组织“座”等纷纷出现。因输入铜钱的不足，劣质的“私铸钱”盛行，但其币值较低，幕府屡次颁布禁止不等价交换的“撰钱令”，促进货币流通。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经营借贷业务的土仓、酒屋逐渐增多，仅在京都就有350家。各地交易频繁，因而从事沿海运输的廻船业、车马借的租赁业、从事工商业者构成的城下町也发展起来。
三、社会动乱
在整个室町幕府240年间，前后共有15任将军，但除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时期有过短暂的社会稳定外，其余均处在动乱之中。尤其是在进入15世纪后，在庄园制逐渐瓦解造成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社会及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社会愈发的混乱，其中主要表现形式是守护大名的崛起和下层人民的反抗。
室町幕府统治基础并不是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那种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而是各国的守护。1336年的《建武式目》中明确规定，“委任守护之本意，为治国安民也”。为加强守护的权力，1346年又规定除镰仓时期守护已拥有的三项职责外，增加可以调查处理有关领地纠纷或领地继承以及执行幕府诉讼案件裁决的权力；1352年，幕府又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有权以“兵粮米”的名义征收公家领地、庄园和寺院领地一半年贡。开始时仅为战事较为频繁的近江、美浓、尾张三国，而且限期一年，但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并成为永久性权力；后来，守护又获得了承包其管辖区域内上缴幕府的年贡以及在其管辖区域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他赋税的权力。守护利用这些权限，拖延甚至侵吞应上缴幕府的年贡，插手庄园事务并将其所有者培养成自己的家臣，收编管辖区域内大大小小的武士，在进入15世纪后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大领主。当时这种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其管辖区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因此，室町幕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护大名的联合体。尽管15世纪中期以后幕府将军也曾试图象足利义满那样削弱守护的实力，但没有取得多大实效，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长期频繁的战乱和动荡的政局，不仅使社会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承担了所有的经济负担，“公事课役重叠，年贡难以按约缴纳”。因此，室町时代的农民斗争目标主要是减免年贡和繁杂的赋税、劳役，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由自然村落组成的自治组织。被称为“惣”、“惣村”、“惣庄”、“惣乡”的这些自治组织有自己的领导人物、议事规则、裁决方式等，农民大多以其为单位，或集体请愿，或集体起义、逃亡。1428年，京都爆发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1429年，播磨爆发要求解除守护的起义，1441年，京都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要求减免债务的起义，幕府被迫颁布减免债务的《德政令》。1446年，上久世村的农民集体请愿，并坚持了30个昼夜；1457年河内国的农民、脚夫起来反抗沉重的赋税，一连捣毁了600余处税卡、关所；1462年，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近畿地区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围攻京都达十天之久。室町时代这些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或暴乱被称为“德政一揆”或“土一揆”。
与此同时，幕府内部矛盾也激化起来，其背景除各级官吏的争权夺利外，多子继承制向单子继承制转化亦是加剧其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423年，四代将军义持让位给其子义量，但义量因过量饮酒早逝，重新担任将军职务的义持亦很快去世，由其四个弟弟抽签决定担任将军，结果已出家为僧的义教成为六代将军。义教试图加强将军的专制权利，引起各国守护的不满。1438年，任镰仓公方的足利持氏图谋将军职位，秘密策划了引起内战的“永享之乱”，但兵败被杀；1441年，义教被播磨国的守护赤松满祐杀死，赤松被幕府军镇压，史称“嘉吉之乱”；1443年任八代将军的义政沉醉娱乐，不理政事，其妻日野富子玩弄大权，本来内定义政之弟义视任下一代将军，但日富生子义尚后推翻前决定，立义尚为下一代将军。掌握幕府实权的细川胜元、山名宗全因双方矛盾以及各自家族内部矛盾而分别支持一方，明争暗斗，最后形成两大武装集团，并在1467年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事。这场被称为“应仁之乱”的武装冲突将日本全国三分之二的守护大名均卷入其中，作为主要战场的京都大部地区化为灰烬。尽管此次战乱最终未见胜负，但幕府权威却一落千丈，沦落为只能控制京都及其周边领地的地区性政权，各守护大名却发展成为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实力者。因此，从“应仁之乱”开始的1467年，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原来的守护大名也变为与幕府对立的“战国大名”。
一、建武中兴与南北朝
1221年“承久之乱”后，朝廷仍然是上皇主持院政，但幕府决定皇位的继承以及主持院政的上皇。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逐渐分为持明院系及大觉寺系两大派系。1317年，在幕府的劝告下，两大派系协商决定轮流出任天皇，幕府也表示不再干预皇位的继承。1318年，大觉寺系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其深受朱子学影响，渴望恢复天皇直接掌握国家大权的局面。因此，后醍醐天皇停止其父后宇多上皇的院政，亲自执政，录用政治人才，并利用幕府权威下降时机秘密进行倒幕活动。1324年，天皇与近臣商议发动畿内武士、僧兵袭击“六波罗探题”，但该计划泄露，近臣被逮捕、流放，史称“正中之变”；1331年，天皇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发动僧兵反对幕府，但再次泄密，天皇被迫逃出京都，“恶党”楠木正成起兵响应，但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后醍醐天皇被捕并被流放到隐歧岛，持明院系的光严天皇即位，史称“元弘之变”。
尽管如此，各地的反幕府运动仍然持续不断，以楠木正成为中心的畿内“恶党”尤为活跃。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隐歧岛逃到伯耆（今岛根县），并在其旗下集结了许多武士。幕府为镇压这些反幕活动，在1333年派遣足利高氏前往京都。足利氏系源氏后裔，世代与北条氏关系密切，但在赴京都的途中却与后醍醐天皇秘密联系，并表明自己的反幕态度。在其影响下，各地的武士纷纷倒戈，攻击幕府及北条氏的据点。足利高氏与畿内的恶党攻陷六波罗府，新田义贞率关东的反幕武士攻陷镰仓，北条家族800余人自杀，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回京都，废光严天皇，重登皇位。
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后，改元“建武”，实施新政。任命高级贵族任中央各机构的大臣以及地方的国司，并强化天皇本人的权限。一方面否定对天皇行使权利构成威胁的幕府、院政、摄政、关白等机构或职务，另一方面，废除知行国制度，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均由后醍醐天皇亲手写成。中央机构设有处理重要政务的记录所、处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统率军队的武者所、掌管奖赏的恩赏方等机构；地方机构每国均设守护、国司，同时设镰仓将军、陆奥将军，由后醍醐天皇的两个儿子担任其职。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不到三年就结束了，其原因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赏赐不均。重要政务完全由天皇本人决定，亲自签发土地所有权证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甚至其子护良亲王任征夷大将军也受到天皇的排挤，最后只好流落地方并被杀；其次是难以协调讨幕各派之间的矛盾。公家希望恢复贵族政治，武士希望恢复武家政治，传统势力要求复古，新兴势力要求革新，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后醍醐天皇难以平衡各派的利益冲突；另外，在百废待兴之际，朝廷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并为此发行大量货币，增加税收，结果引起各界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进入武家时代以后，难以恢复律令时代的天皇政治结构。虽然镰仓幕府倒台，但武士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他们对天皇朝廷未满足其要求而心怀怨言。尤其是作为武士领袖的足利高氏，因倒幕有功而被赐后醍醐天皇名字中的“尊”而称足利尊氏，但仍受到冷遇。
1335年，北条家族的旁支北条时行在关东地区起兵并占领镰仓，足利尊氏要求率军东征，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足利擅自率军出京都，并打败北条时行，夺回镰仓，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朝廷。后醍醐天皇派遣新田义贞攻打足利，但被打败。1336年，足利被北畠显家打败，流落九州地区，但在各地武士的支持下，打败楠木正成，重新占领京都。足利废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系的光明天皇，并颁布了显示其执政方针的《建武式目》，内容包括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委任忠诚足利氏的有军功者、有才干者为守护等，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幕府。1338年，足利尊氏在又从光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1336年，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在同年底逃出京都，在京都南部吉野山组成另外一个朝廷，形成南北朝局面。最初两年尚有所对抗，但1339年后醍醐天皇去世，支持南朝的北畠显家、新田义贞等也相继战死，南朝已经没有实力与北朝对抗。但偏居一隅又缺乏武力的南部朝廷之所以能够经历四代天皇并坚持了57年时间，是因为室町幕府内部足利兄弟争权夺利的结果。
幕府成立之初，将军足利尊氏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执掌恩赐、军事大权，其弟足利直义行使政务实权，但两人因统治理念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即前者藐视传统权威并急于建立全国性政权，而后者主张尊重传统权威并渐进统一。两者的冲突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并轮流与南朝合作。首先是在1350年足利直义转向南朝，打败北朝军队后兄弟和好，但足利尊氏在取得南朝天皇的支持后，消灭了足利直义。其后，尊氏重新扶植北朝，而且幕府统治也逐渐稳定。直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年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削弱了称霸一方的守护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1392年，足利义满呼吁南北朝统一，并得到南朝的积极反应，南朝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并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基本结束。
二、 室町幕府
1368年，15岁的足利义满任幕府将军，最初由细川赖之辅助，后亲掌大权并采取诸多措施，在强化将军权力的基础上巩固了幕府的统治。1378年，义满在京都室町建成称为“花之御所”的豪华住宅，室町幕府由此得名。
统治机构在足利义满时期逐渐完善。辅助将军进行执政的是管领，与足利家族有血缘关系的斯波、细川及畠山三家族成员轮流担任该职务，俗称“三管领”。管领统辖侍所、政所、问注所机构，同时传达幕府将军的命令给各守护。掌管京都守卫及诉讼的侍所长官“所司”通常由“山名”、“赤松”、“京极”、“一色”四守护轮流担任，俗称“四职”。在掌管幕府财政及行政事务的政所，具体事务由直属将军的家臣“奉行人”担任，因此，虽然在中央机构里也设置了“评定众”或“引付”，但其作用逐渐降低。
足利义满将其足利氏的家臣、守护家族的武士等编成将军直辖军队，其成员称为“奉公众”。奉公众除定期到京都守卫幕府外，还被任命为将军直辖地的管理者——“代官”，以部分“年贡”为其俸禄。奉公众被遍为五支军队，总数达到3000名。足利义满依靠这支实力较强的军队，逐渐削弱有实力的守护。1390年，义满率军征讨管辖美浓、尾张、伊势三国的守护土歧康行，将其变为美浓一国的守护，此役史称“土歧氏之乱”；1391年，义满再次率军征讨山阴的山名家族。该家族原追随足利直义，担任11国的守护，其领土相当全国的六分之一。义满利用山名家族的内乱，灭山名氏清等有实力武士，将其余山名氏转为管辖三国的守护，史称“明德之乱”；1394年，义满把将军职务让给其子义持，自己任朝廷的太政大臣职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1399年，义满再次率领大军征讨周防的大内义弘，最后消灭了这位掌握对外贸易的守护，史称“应永之乱”。
在稳定全国统治的基础上，地方机构也陆续健全。除在各国设守护外，还专门在镰仓设“镰仓府”，其长官“镰仓公方”由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之弟足利基氏及其子孙世袭，管辖关东10国。辅助镰仓公方的管领称“关东管领”，由上杉家族世袭。镰仓府下设机构与幕府机构相同，有政所、侍所、问注所、评定众等，俗称“第二幕府”。另外，幕府分别在九州、东北东部、东北西部设九州探题、奥州探题和出羽探题，统辖那里的军事与民政。无论是守护，还是探题，均由足利家族成员或将军的亲信担任。近畿地区及其附近的守护大多在京都幕府机构任职，因而多由“守护代”对其国进行治理。
室町幕府的财政结构特征是取自流通领域的税收比例增加，反映了货币经济发展的状况。将军的直辖地称为“御料所”，大多为足利家族的旧领地以及南北朝动乱时期得到的领地，但规模不大，分散在全国各地，大约有200所。直辖地大多由奉公众管理，上缴部分税收给“政所”；除守护以各种名目征收的赋税外，建造宫殿或者皇位继承时征收临时货币赋税，如按“段”征收的土地税——“段钱”，按“间”征收的房屋税，称“栋别钱”；另外还有对仓库业者和金融业者征收的“（土）仓役”，对酒店、高利贷者征收“酒屋役”，在通往京都的主要道路设“关所”，征收“关钱”，征收的港口使用费称为“津料”，对明贸易征收一成的税，称为“抽分钱”。
因镰仓末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混乱，西南沿海地区许多生活没有着落的武士和农民组成武装集团，侵扰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掠夺财富，转卖人口，这些海盗史称“倭寇”。1368年中国大陆明朝成立，因邦交和倭寇问题派使节赴日交涉，但当时正值南北朝时期，地处九州的南朝地方政权态度较为消极。南北朝统一后的1401年，足利义满派使节赴明朝，约定以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1406年双方签定协议，规定“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当年明成祖派使赴日，带去永乐年号的勘合一百道，并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1408年义满去世后，义持反对向明称臣，中断贸易。1248年足利义教任将军后，迫于财政上的困难，通过琉球国王的斡旋，再开勘合贸易。1404年到1547年，共派遣17次贸易船，因在中国大陆的逗留费、搬运费均由明朝承担，因而日本获利甚大。日本向明朝出口铜、硫磺、刀剑等，进口生丝、铜钱以及瓷器等。16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战事频繁，勘合贸易终止。
1392年，朝鲜半岛成立李氏王朝，并派使节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恢复邦交。1404年两国恢复了终止600多年的邦交，朝鲜开设三个港口允许日本商人从事两国贸易。日本除向朝鲜出口铜、硫磺外，还有东南亚地区出产的胡椒、药材、香木等商品，从朝鲜半岛进口纺织品，其中棉制品为多。由此形成了以琉球为中心的东亚多角贸易圈，也就是东南亚、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商品多以琉球为中介不断得到交换与流通。
在室町时代，农业呈现出多元化、集约化的趋势，即在米、麦双季作普及的基础上，畿内地区出现了以及米、麦、荞麦三季作以及早稻、中稻、晚稻，并因水车、农家肥、草木灰的普及使用，单位产量也有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在近畿地区，桑、麻、茶等经济作物普遍栽培，推动了以此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铸造出口刀剑、炊具为主的冶金业较为发达，从明朝进口生丝也推动了以“西阵织”为中心的丝绸业。在此基础上，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每月举行六次的六斋市、从事批发行业的“问屋”、工商领域的行会组织“座”等纷纷出现。因输入铜钱的不足，劣质的“私铸钱”盛行，但其币值较低，幕府屡次颁布禁止不等价交换的“撰钱令”，促进货币流通。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经营借贷业务的土仓、酒屋逐渐增多，仅在京都就有350家。各地交易频繁，因而从事沿海运输的廻船业、车马借的租赁业、从事工商业者构成的城下町也发展起来。
三、社会动乱
在整个室町幕府240年间，前后共有15任将军，但除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时期有过短暂的社会稳定外，其余均处在动乱之中。尤其是在进入15世纪后，在庄园制逐渐瓦解造成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社会及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社会愈发的混乱，其中主要表现形式是守护大名的崛起和下层人民的反抗。
室町幕府统治基础并不是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那种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而是各国的守护。1336年的《建武式目》中明确规定，“委任守护之本意，为治国安民也”。为加强守护的权力，1346年又规定除镰仓时期守护已拥有的三项职责外，增加可以调查处理有关领地纠纷或领地继承以及执行幕府诉讼案件裁决的权力；1352年，幕府又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有权以“兵粮米”的名义征收公家领地、庄园和寺院领地一半年贡。开始时仅为战事较为频繁的近江、美浓、尾张三国，而且限期一年，但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并成为永久性权力；后来，守护又获得了承包其管辖区域内上缴幕府的年贡以及在其管辖区域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他赋税的权力。守护利用这些权限，拖延甚至侵吞应上缴幕府的年贡，插手庄园事务并将其所有者培养成自己的家臣，收编管辖区域内大大小小的武士，在进入15世纪后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大领主。当时这种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其管辖区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因此，室町幕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护大名的联合体。尽管15世纪中期以后幕府将军也曾试图象足利义满那样削弱守护的实力，但没有取得多大实效，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长期频繁的战乱和动荡的政局，不仅使社会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承担了所有的经济负担，“公事课役重叠，年贡难以按约缴纳”。因此，室町时代的农民斗争目标主要是减免年贡和繁杂的赋税、劳役，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由自然村落组成的自治组织。被称为“惣”、“惣村”、“惣庄”、“惣乡”的这些自治组织有自己的领导人物、议事规则、裁决方式等，农民大多以其为单位，或集体请愿，或集体起义、逃亡。1428年，京都爆发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1429年，播磨爆发要求解除守护的起义，1441年，京都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要求减免债务的起义，幕府被迫颁布减免债务的《德政令》。1446年，上久世村的农民集体请愿，并坚持了30个昼夜；1457年河内国的农民、脚夫起来反抗沉重的赋税，一连捣毁了600余处税卡、关所；1462年，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近畿地区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围攻京都达十天之久。室町时代这些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或暴乱被称为“德政一揆”或“土一揆”。
与此同时，幕府内部矛盾也激化起来，其背景除各级官吏的争权夺利外，多子继承制向单子继承制转化亦是加剧其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423年，四代将军义持让位给其子义量，但义量因过量饮酒早逝，重新担任将军职务的义持亦很快去世，由其四个弟弟抽签决定担任将军，结果已出家为僧的义教成为六代将军。义教试图加强将军的专制权利，引起各国守护的不满。1438年，任镰仓公方的足利持氏图谋将军职位，秘密策划了引起内战的“永享之乱”，但兵败被杀；1441年，义教被播磨国的守护赤松满祐杀死，赤松被幕府军镇压，史称“嘉吉之乱”；1443年任八代将军的义政沉醉娱乐，不理政事，其妻日野富子玩弄大权，本来内定义政之弟义视任下一代将军，但日富生子义尚后推翻前决定，立义尚为下一代将军。掌握幕府实权的细川胜元、山名宗全因双方矛盾以及各自家族内部矛盾而分别支持一方，明争暗斗，最后形成两大武装集团，并在1467年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事。这场被称为“应仁之乱”的武装冲突将日本全国三分之二的守护大名均卷入其中，作为主要战场的京都大部地区化为灰烬。尽管此次战乱最终未见胜负，但幕府权威却一落千丈，沦落为只能控制京都及其周边领地的地区性政权，各守护大名却发展成为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实力者。因此，从“应仁之乱”开始的1467年，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原来的守护大名也变为与幕府对立的“战国大名”。
第三节 南北朝文化与室町文化
一、 南北朝文化
尽管经过了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家政权，但后醍醐天皇时期的“建武中兴”又为朝廷贵族带来恢复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希望，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最后的贵族文化。
在历史文学方面，因镰仓幕府末期及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公家的历史意识与武家的时代意识相互对抗，产生了从不同角度叙述的史书和军事小说。例如站在公家的立场上，记述了从源平之争到建武新政150年历史的《增镜》；站在南朝的立场上，以伊势神道思想为背景论述从古代到后村上天皇时期历史的《神皇正统记》，该书作者为统治奥州地区的北畠亲房；另外还有从武家的立场记述从皇族分为两大派系到足利家族获得政权历史的《梅松论》。以军事题材写成的小说有《太平记》，其内容从后醍醐天皇计划倒幕到足利义满任第三代将军的50年历史，其中重点描述了镰仓幕府的灭亡、建武新政、南北朝对立等事实。该书最初出现在1370年，作者是惠镇上人等僧侣。另外还有描写源义经生平的《义经记》、描写镰仓初期关东地区武家社会的《曾我物语》等。
在和歌方面，有后醍醐天皇之子宗良亲王编辑的《新叶和歌集》以及《李花集》，前书作者是转战各地的南朝歌人，后书作者是皇室成员。随着公家政权的衰落，和歌也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公家、武家均喜爱的连歌流行起来。连歌是将和歌分成上下句，众多参与者依次接下去，甚至长达百句。另外，随着饮茶习俗逐渐成风，除经常举行聚会外，还兴起斗茶的风俗，即带有赌博的饮茶活动。
在佛教方面，镰仓时代在武家上层盛兴的临济宗因足利尊氏的昄依而得到发展，而且在其著名僧侣梦窗疎石的提议下，实行一寺一塔制，即每个国均建造安国寺、利生塔，从而扩大了临济宗的影响。
二、 北山文化
北山文化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的文化，其特色是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的融合，因义满在京都北山建造新将军府邸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金阁，为传统贵族统治时代的风格与禅宗寺院风格相结合的产物。义满对临济宗厚爱有加，并以其为中心建立了五山十刹制度，即在京都和镰仓各定五个寺院为禅宗最高寺院，其他寺院排在其后。由于这些寺院的禅僧精通中国文化，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因而被成为“五山文学”。例如大德寺的一休宗纯就撰有《狂云集》。
在民间艺术“猿乐”、“田乐”的基础上，出现了称为“能”的艺术形式，其以戏剧、歌舞为中心，演出时带有各种面具。“能”最初经常为建造寺院募集费用，因而在寺院的保护下结成剧团“座”。其中著名的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受到将军的支持，不仅写有许多剧本，而且也撰有《风姿花传》、《花镜》等理论书，大大提高了“能”的艺术性。
在建筑物方面，代表性有池泉回游式的庭园“西芳寺”，其林中小径、木屋及流水的形式反映了追求幽闲的禅宗精神。
三、 东山文化
尽管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职期间（1443—1473年）几乎不务政事，而且也爆发了几乎将京都化为灰烬的“应仁之乱”，但这位热衷于艺术与娱乐的将军不仅在京都东山建造具有特色的府邸，而且也创造了“东山文化”。虽然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武家文化色彩，但在大陆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影响下，并融合了贵族文化及平民文化，逐渐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日本民族文化。其中著名的代表性建筑“银阁”是传统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典范，以岩石及砂砾构成的枯山水庭园，如大德寺的大仙院、龙安寺石庭则反映了禅宗“寂静”的美意识。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绘画艺术有较大的提高。曾游学明朝的雪舟创造了日本水墨画的技法，同时，狩野正信、狩野元信父子在水墨画中融入传统的大和绘技法，形成了被称为“狩野派”的日本画流派。
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代表的茶道以及花道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奠定基础，同时出现了穿插在“能”剧幕间演出的滑稽戏“狂言”。与“能”注重歌舞相对，“狂言”着重模仿，其题材也大多来自民间，使用日常会话，因而深受平民的喜爱。
一、 南北朝文化
尽管经过了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家政权，但后醍醐天皇时期的“建武中兴”又为朝廷贵族带来恢复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希望，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最后的贵族文化。
在历史文学方面，因镰仓幕府末期及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公家的历史意识与武家的时代意识相互对抗，产生了从不同角度叙述的史书和军事小说。例如站在公家的立场上，记述了从源平之争到建武新政150年历史的《增镜》；站在南朝的立场上，以伊势神道思想为背景论述从古代到后村上天皇时期历史的《神皇正统记》，该书作者为统治奥州地区的北畠亲房；另外还有从武家的立场记述从皇族分为两大派系到足利家族获得政权历史的《梅松论》。以军事题材写成的小说有《太平记》，其内容从后醍醐天皇计划倒幕到足利义满任第三代将军的50年历史，其中重点描述了镰仓幕府的灭亡、建武新政、南北朝对立等事实。该书最初出现在1370年，作者是惠镇上人等僧侣。另外还有描写源义经生平的《义经记》、描写镰仓初期关东地区武家社会的《曾我物语》等。
在和歌方面，有后醍醐天皇之子宗良亲王编辑的《新叶和歌集》以及《李花集》，前书作者是转战各地的南朝歌人，后书作者是皇室成员。随着公家政权的衰落，和歌也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公家、武家均喜爱的连歌流行起来。连歌是将和歌分成上下句，众多参与者依次接下去，甚至长达百句。另外，随着饮茶习俗逐渐成风，除经常举行聚会外，还兴起斗茶的风俗，即带有赌博的饮茶活动。
在佛教方面，镰仓时代在武家上层盛兴的临济宗因足利尊氏的昄依而得到发展，而且在其著名僧侣梦窗疎石的提议下，实行一寺一塔制，即每个国均建造安国寺、利生塔，从而扩大了临济宗的影响。
二、 北山文化
北山文化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的文化，其特色是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的融合，因义满在京都北山建造新将军府邸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金阁，为传统贵族统治时代的风格与禅宗寺院风格相结合的产物。义满对临济宗厚爱有加，并以其为中心建立了五山十刹制度，即在京都和镰仓各定五个寺院为禅宗最高寺院，其他寺院排在其后。由于这些寺院的禅僧精通中国文化，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因而被成为“五山文学”。例如大德寺的一休宗纯就撰有《狂云集》。
在民间艺术“猿乐”、“田乐”的基础上，出现了称为“能”的艺术形式，其以戏剧、歌舞为中心，演出时带有各种面具。“能”最初经常为建造寺院募集费用，因而在寺院的保护下结成剧团“座”。其中著名的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受到将军的支持，不仅写有许多剧本，而且也撰有《风姿花传》、《花镜》等理论书，大大提高了“能”的艺术性。
在建筑物方面，代表性有池泉回游式的庭园“西芳寺”，其林中小径、木屋及流水的形式反映了追求幽闲的禅宗精神。
三、 东山文化
尽管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职期间（1443—1473年）几乎不务政事，而且也爆发了几乎将京都化为灰烬的“应仁之乱”，但这位热衷于艺术与娱乐的将军不仅在京都东山建造具有特色的府邸，而且也创造了“东山文化”。虽然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武家文化色彩，但在大陆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影响下，并融合了贵族文化及平民文化，逐渐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日本民族文化。其中著名的代表性建筑“银阁”是传统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典范，以岩石及砂砾构成的枯山水庭园，如大德寺的大仙院、龙安寺石庭则反映了禅宗“寂静”的美意识。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绘画艺术有较大的提高。曾游学明朝的雪舟创造了日本水墨画的技法，同时，狩野正信、狩野元信父子在水墨画中融入传统的大和绘技法，形成了被称为“狩野派”的日本画流派。
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代表的茶道以及花道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奠定基础，同时出现了穿插在“能”剧幕间演出的滑稽戏“狂言”。与“能”注重歌舞相对，“狂言”着重模仿，其题材也大多来自民间，使用日常会话，因而深受平民的喜爱。
第四节 战国大名与织丰时代
一、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与守护大名不同，后者由幕府任命，虽在其管辖区域内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受到幕府的制约；战国大名则独立于幕府统治体制之外，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将其管辖区域变成独立王国，并为争夺或扩大领地相互之间争斗不已。战国大名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来自原来的守护大名，乘战乱之际宣布独立，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偏远落后的东北、关东和九州地区，例如南九州地区的岛津氏；另一方面来自大领主或守护大名的家臣，凭借武力或权术，排挤或杀掉守护大名，跻身于战国群雄之列，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例如尾张国的织田氏；还有极少数的战国大名是由下层武士或其他人士转化而来，例如周防国的毛利氏，甚至美浓国的斋藤氏原为卖油的商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被称为“下克上”的现象，是因为室町幕府与守护大名是相互对立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幕府依靠守护大名维持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守护大名则依靠幕府的权威进行对地方的统治，一旦大名不承认幕府的权威，那么其家臣或地位更低的人也会加以仿效，取代他们的位置。
战国大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在相互进行的战争中获胜，均在其管辖领域内实施了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将领内土地的一部分作为战国大名的直属领地，派官员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自己的家臣。获得封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按其封地的收入负担军役或其他义务。另一方面，大名削弱或剥夺原有小领主的经济及军事势力，虽然仍保留其原领地，但已在形式上变成战国大名恩赏给他们的封地，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家臣行列，同样对主君保持忠诚，承担军役或其他义务。这样一来，战国大名就成为其管辖领域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
获得封地的家臣与领地变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直属战国大名的亲信，属上层家臣，在战国大名侧近担任较为重要的行政职务。后者是地方上的下层家臣，较少参与政权。有领地者的武士称为“国人”，管理土地仅领取俸禄者的武士称为“地侍”，前者组成骑兵，后者为组成兵。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战国大名所在城镇，形成城下町。为有效地控制这些家臣，多数战国大名均制定被称为“分国法”家法，详细规定主君与家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家臣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家法除具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内容还包括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婚姻和财产的继承须得到主君许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对违法者根据情节实施不同惩罚等。
战国大名为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在与其他战国大名的战争中获胜，均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例如推动金、银矿山的开采，著名矿山有甲州的金矿、大森的银矿等；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开发新田，增加粮食生产，例如甲斐的武田氏就修筑了堤坝，大面积增加了水田种植。在一个世纪的战国时期，日本全国的土地面积增加了73%；撤消关卡，采取措施吸引商人住城下町，例如织田氏在尾张国取消行会“座”，实行自由买卖的“乐座”、“乐市”；为征集农民参与战斗，尽量不在农忙季节进行战争，从“应仁之乱”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成立，数百次的大会战大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整顿包括地租在内的赋税制度。战国大名的直辖领地较少，因而年贡也较少，其财政主要依靠普遍征收的“段钱”、“栋别钱”和“夫役钱”等。为提高征兵或征税的数量，多数战国大名均实施检地制度，即核实土地面积，并核算其收入“贯高”。
因战国大名积极发展工商业，因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城市急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36人组成的“会合众”手里，博多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12人组成的“年行司”手里。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被称之为“町众”的工商业者组成自治团体，制定有关专门的规则，组织祭祀等的集体活动。
二、织丰统一
正当战国大名为争夺地盘混战时，西方人来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的中国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同时带来了火绳枪，岛主购买了两只火绳枪并加以仿造。火枪随即传到日本各地，大量生产的结果对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各国大名均组成步兵火枪队，而且城堡的建筑方式也发生变化，即出现了带有高墙、深壕、射击孔的巨大城堡。
最初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为主，他们一方面从事贸易，一方面传播天主教。为同他们进行贸易，西日本地区的各国大名不仅允许其传教活动，而且自己也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546—1565任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的足利义辉许可传教活动，后来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为打击佛教势力也采取了这种态度，结果渴望结束动乱的下层民众纷纷加入教会，1582年织田去世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已达到15万人。在传教士的建议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欧洲参见罗马教皇。
与此同时，强有力的战国大名开始积极谋求全国的统一，其中以地处中部战略要地的尾张、远江等国最为积极。尾张国面积不大，但因最早种植棉花以及地处近畿与关东之间的交通要道而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织田信长的父亲为尾张国守护代理的家臣，1555年信长灭掉守护代理，成为尾张国的统治者。然后一方面充实经济实力，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上层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组成被称为“足轻”的步兵，同时利用梯队轮流射击的方式大大提高火枪的效率，增强战斗力。当时距尾张国不远的远江国大名今川义元势力比较雄厚，今川首先迫使三河国大名德川家康臣服自己，然后与关东地区的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结成同盟，在1560年借“上洛”（进京觐见将军）为名进攻尾张国。但因初战告捷而轻敌，夜宿桶狭间时被织田率领的少数军队击败，今川也被杀。此后织田与德川结成同盟，约定织田向西发展，德川向东发展。1567年织田打败其岳父——美浓国的斋藤氏，将其首府稻叶山城改为歧阜，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同年织田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章，表明统一全国的决心。1568年织田奉天皇和足利义昭之邀率兵进入京都，废除幕府将军足利义荣，扶植义昭为将军，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
1569年织田迫使实施自治半个多世纪的堺市服从其控制，从而掌握了富裕的近畿地区城市与农村；1570年织田打败近江国浅井氏和越前国朝仓氏联合军队，并在翌年攻占寺院武装的重镇延历寺，焚烧该寺；1573年，织田信长罢黜足利义昭的将军职务，室町幕府正式灭亡。1574年织田镇压越前国、加贺国等地的“一向宗”农民起义，屠杀数万；1575年织田与德川家康联手在三河国长篠城与武田胜赖进行决战，以火枪与栅栏相结合的战术打败武田的强大骑兵，排除了关东地区的劲敌；1576年，织田在琵派湖畔筑安土城，作为控制近畿地区的根据地，此时全国统一已近半。1582年织田开始西征，派遣羽柴（丰臣）秀吉进攻备中国的高松城，但陷入重围。织田率军前往救援停留京都本能寺时，家臣明智光秀叛变，被迫自焚而死。
织田信长死后，其部将羽柴秀吉继承了织田的统一事业。秀吉出身尾张国的上层农民家庭，其父为织田亲兵，初称木下藤吉郎秀吉。秀吉参加织田的军队后因表现突出而成为重要将领，并在1573年改称羽柴秀吉，以期成为丹羽长秀、柴田胜家那样的织田家臣。本能寺之变后，秀吉与其对手毛利氏和好，然后率军回京都打败明智光秀，迫使其自杀，并以织田的后继者自居。1583年秀吉在近江打败柴田胜家，同时修建大阪城，作为自己统一全国的根据地。1584年秀吉与织田之子信雄、德川家康的联军发生战斗，未分胜负后讲和。1585年秀吉征服四国，天皇授其“关白”职务，1586年任太政大臣，并获天皇赐姓“丰臣”，以后称为丰臣秀吉。1587年秀吉南征九州，岛津义久投降。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地区，包围小田原城，迫使北条氏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臣服。1591年丰臣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秀次，自称“大閤”。1593年统治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将北海道南部划入日本版图，至此统一大业终于完成。因秀吉晚年在京都伏山筑城居住，后该地因种植桃树而被称为桃山，因此，织田、秀吉时代也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三、丰臣政权
丰臣秀吉在世时大权独握，因而中央政府组织并不完备。最初设“五奉行”，由五位的亲信分别掌管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平时各司其职，如有重大事务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后来又任命德川家康等实力最强的六位大名为“大老”，即其中的一人死后称为“五大老”，共同商定重大事务。这种因人设位的做法隐含着危机，一旦丰臣去世，其平衡立即被打破。丰臣政权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其直辖领地，另外控制了主要金银矿山的开采以及货币铸造，以及京都、大阪、堺等工商业城市的征税。
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丰臣秀吉政权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第一，在1588年颁布《刀狩令》，借口铸造京都方广寺大佛需要铁钉，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其真正目的是“贮藏武器，必使年贡杂赋滞纳，企谋暴动”，因而必须没收“诸国百姓所持刀、腰刀、弓、枪支等武器”；第二，实施“太閤检地”，即通过丈量全国的土地面积，确定土地耕种者以及年贡（即赋税）的承担者。在1591年全国检地完成后，命令各国大名提交帐册和地图，以总收获量即“石高”核定其提供军役的准确数量；第三，颁布《身份统制令》，规定武士、町人、百姓各守其业，实施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禁止农民流动，武士脱离农业居住在主君所在的城下町，并随主君移动；第四，统一度量衡，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如废除行业垄断制度、减轻商人的赋税负担、撤消关卡、修建道路等。
丰臣秀吉在征服西南地区各战国大名时，虽对天主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感到威胁，但为推进对外贸易，并没有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只是在扫除倭寇等海盗的同时，因葡萄牙人的挑拨而镇压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和信徒。鉴于大陆政权明朝的衰落，丰臣秀吉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不仅要求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政权、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政权、台湾等地对其臣服与纳贡，而且早在1587年就派使节到朝鲜，要求其臣服纳贡，并作为进攻明朝的向导。朝鲜明确拒绝其要求后，丰臣遂在1592年派15万大入侵朝鲜半岛。初期陆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占汉城和平壤，但在朝鲜军民的抵抗和明朝援军的打击下，战局发生逆转。特别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领导下，利用灵活作战的龟甲船连连击败日本水军，日本军队被迫在1593年求和。但丰臣对明朝封其为日本国王并许可朝贡的条件大为愤怒，在1597年1月再次派遣14万大军、数百艘舰船入侵朝鲜。尽管日本军队在海上初战告捷，但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后，日本水军大败，陆上之战也因明朝军队与朝鲜军队联合进攻而节节败退，龟缩在半岛南端一隅。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五大老”决定结束侵朝战争，同年底日本侵略军撤回其国内。
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两次侵朝战争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其巨额战费是丰臣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就其侵朝战争的原因，除出身低微的丰臣企望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外，满足国内统一后武士的好战心理以及大名、领主的土地要求也是其重要的背景之一
四、 安土桃山文化
尽管安土桃山时代是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但安土桃山文化也包括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各地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西方人带来的商品与文化，赋予了安土桃山文化豪华性、现实性的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产是城堡建筑。与过去的山城不同，战国时代的城堡多建在平地或高地上，在具备军事功能的同时，又作为大名的处理政务、生活居住的场所。如同当时的名城安土城、大阪城、伏见城那样，气势雄伟，面积广阔，内部装饰华丽。尤其作为暸望塔的最高建筑天守阁，更是构思巧妙，十分壮观。尽管进入17世纪后建造的城堡返朴归真，但其雄伟之风依然不改，其代表有保留至今的姬路城、松本城、彦根城、二条城等。
豪华壮丽的城堡内部装修推动了绘画的发展，尤其是狩野派的绘画。狩野永德进一步发展了水墨画与大和绘相融合的技法，其鲜艳的色彩、有力的线条、宏伟的构图形成新的装饰画。同时，狩野派绘画也突破了传统的绘画题材，出现了城市平民生活及风俗的绘画，例如狩野长信的“花下游乐图屏风”等。
随着京都、大阪、堺、博多等大城市的发展，富裕的市民阶层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承继者，其中以千利休的茶道最为著名。千利休以简朴、寂静的禅宗精神为基础，制定了饮茶的礼仪和程序，将其发展为茶道。由于得到丰臣秀吉和众多大名的保护，茶道甚为流行，丰臣建造黄金茶室，并经常举行茶道聚会。千利休也成为政界要人，甚至卷入丰臣家族的内部纠纷，后被迫自杀身亡。
17世纪初，出云地方的阿国到京都演出歌舞，受到平民的喜爱，称其为“歌舞伎”。最初演员为女性，但因风俗问题而遭到禁止，后来少年演出的“若众歌舞伎”也遭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再后来就演变成由成年男子担任演员的“野郎歌舞伎”，在民间流行开来。与此同时，以琉球传来的三弦琴为伴奏乐器、操纵木偶进行演出的“人形净瑠璃”也在民间得到广泛流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南蛮文化”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日本人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称为“南蛮人”，并将其乘坐的船、从事的贸易、传来的文化称为“南蛮船”、“南蛮贸易”、“南蛮文化”。他们带来的机械钟表、眼镜、火绳枪、葡萄酒、乐器、烟草、西方绘画、活字印刷、饮食、服装以及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西洋文化均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与守护大名不同，后者由幕府任命，虽在其管辖区域内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受到幕府的制约；战国大名则独立于幕府统治体制之外，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将其管辖区域变成独立王国，并为争夺或扩大领地相互之间争斗不已。战国大名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来自原来的守护大名，乘战乱之际宣布独立，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偏远落后的东北、关东和九州地区，例如南九州地区的岛津氏；另一方面来自大领主或守护大名的家臣，凭借武力或权术，排挤或杀掉守护大名，跻身于战国群雄之列，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例如尾张国的织田氏；还有极少数的战国大名是由下层武士或其他人士转化而来，例如周防国的毛利氏，甚至美浓国的斋藤氏原为卖油的商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被称为“下克上”的现象，是因为室町幕府与守护大名是相互对立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幕府依靠守护大名维持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守护大名则依靠幕府的权威进行对地方的统治，一旦大名不承认幕府的权威，那么其家臣或地位更低的人也会加以仿效，取代他们的位置。
战国大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在相互进行的战争中获胜，均在其管辖领域内实施了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将领内土地的一部分作为战国大名的直属领地，派官员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自己的家臣。获得封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按其封地的收入负担军役或其他义务。另一方面，大名削弱或剥夺原有小领主的经济及军事势力，虽然仍保留其原领地，但已在形式上变成战国大名恩赏给他们的封地，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家臣行列，同样对主君保持忠诚，承担军役或其他义务。这样一来，战国大名就成为其管辖领域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
获得封地的家臣与领地变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直属战国大名的亲信，属上层家臣，在战国大名侧近担任较为重要的行政职务。后者是地方上的下层家臣，较少参与政权。有领地者的武士称为“国人”，管理土地仅领取俸禄者的武士称为“地侍”，前者组成骑兵，后者为组成兵。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战国大名所在城镇，形成城下町。为有效地控制这些家臣，多数战国大名均制定被称为“分国法”家法，详细规定主君与家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家臣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家法除具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内容还包括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婚姻和财产的继承须得到主君许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对违法者根据情节实施不同惩罚等。
战国大名为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在与其他战国大名的战争中获胜，均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例如推动金、银矿山的开采，著名矿山有甲州的金矿、大森的银矿等；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开发新田，增加粮食生产，例如甲斐的武田氏就修筑了堤坝，大面积增加了水田种植。在一个世纪的战国时期，日本全国的土地面积增加了73%；撤消关卡，采取措施吸引商人住城下町，例如织田氏在尾张国取消行会“座”，实行自由买卖的“乐座”、“乐市”；为征集农民参与战斗，尽量不在农忙季节进行战争，从“应仁之乱”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成立，数百次的大会战大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整顿包括地租在内的赋税制度。战国大名的直辖领地较少，因而年贡也较少，其财政主要依靠普遍征收的“段钱”、“栋别钱”和“夫役钱”等。为提高征兵或征税的数量，多数战国大名均实施检地制度，即核实土地面积，并核算其收入“贯高”。
因战国大名积极发展工商业，因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城市急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36人组成的“会合众”手里，博多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12人组成的“年行司”手里。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被称之为“町众”的工商业者组成自治团体，制定有关专门的规则，组织祭祀等的集体活动。
二、织丰统一
正当战国大名为争夺地盘混战时，西方人来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的中国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同时带来了火绳枪，岛主购买了两只火绳枪并加以仿造。火枪随即传到日本各地，大量生产的结果对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各国大名均组成步兵火枪队，而且城堡的建筑方式也发生变化，即出现了带有高墙、深壕、射击孔的巨大城堡。
最初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为主，他们一方面从事贸易，一方面传播天主教。为同他们进行贸易，西日本地区的各国大名不仅允许其传教活动，而且自己也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546—1565任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的足利义辉许可传教活动，后来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为打击佛教势力也采取了这种态度，结果渴望结束动乱的下层民众纷纷加入教会，1582年织田去世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已达到15万人。在传教士的建议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欧洲参见罗马教皇。
与此同时，强有力的战国大名开始积极谋求全国的统一，其中以地处中部战略要地的尾张、远江等国最为积极。尾张国面积不大，但因最早种植棉花以及地处近畿与关东之间的交通要道而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织田信长的父亲为尾张国守护代理的家臣，1555年信长灭掉守护代理，成为尾张国的统治者。然后一方面充实经济实力，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上层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组成被称为“足轻”的步兵，同时利用梯队轮流射击的方式大大提高火枪的效率，增强战斗力。当时距尾张国不远的远江国大名今川义元势力比较雄厚，今川首先迫使三河国大名德川家康臣服自己，然后与关东地区的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结成同盟，在1560年借“上洛”（进京觐见将军）为名进攻尾张国。但因初战告捷而轻敌，夜宿桶狭间时被织田率领的少数军队击败，今川也被杀。此后织田与德川结成同盟，约定织田向西发展，德川向东发展。1567年织田打败其岳父——美浓国的斋藤氏，将其首府稻叶山城改为歧阜，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同年织田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章，表明统一全国的决心。1568年织田奉天皇和足利义昭之邀率兵进入京都，废除幕府将军足利义荣，扶植义昭为将军，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
1569年织田迫使实施自治半个多世纪的堺市服从其控制，从而掌握了富裕的近畿地区城市与农村；1570年织田打败近江国浅井氏和越前国朝仓氏联合军队，并在翌年攻占寺院武装的重镇延历寺，焚烧该寺；1573年，织田信长罢黜足利义昭的将军职务，室町幕府正式灭亡。1574年织田镇压越前国、加贺国等地的“一向宗”农民起义，屠杀数万；1575年织田与德川家康联手在三河国长篠城与武田胜赖进行决战，以火枪与栅栏相结合的战术打败武田的强大骑兵，排除了关东地区的劲敌；1576年，织田在琵派湖畔筑安土城，作为控制近畿地区的根据地，此时全国统一已近半。1582年织田开始西征，派遣羽柴（丰臣）秀吉进攻备中国的高松城，但陷入重围。织田率军前往救援停留京都本能寺时，家臣明智光秀叛变，被迫自焚而死。
织田信长死后，其部将羽柴秀吉继承了织田的统一事业。秀吉出身尾张国的上层农民家庭，其父为织田亲兵，初称木下藤吉郎秀吉。秀吉参加织田的军队后因表现突出而成为重要将领，并在1573年改称羽柴秀吉，以期成为丹羽长秀、柴田胜家那样的织田家臣。本能寺之变后，秀吉与其对手毛利氏和好，然后率军回京都打败明智光秀，迫使其自杀，并以织田的后继者自居。1583年秀吉在近江打败柴田胜家，同时修建大阪城，作为自己统一全国的根据地。1584年秀吉与织田之子信雄、德川家康的联军发生战斗，未分胜负后讲和。1585年秀吉征服四国，天皇授其“关白”职务，1586年任太政大臣，并获天皇赐姓“丰臣”，以后称为丰臣秀吉。1587年秀吉南征九州，岛津义久投降。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地区，包围小田原城，迫使北条氏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臣服。1591年丰臣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秀次，自称“大閤”。1593年统治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将北海道南部划入日本版图，至此统一大业终于完成。因秀吉晚年在京都伏山筑城居住，后该地因种植桃树而被称为桃山，因此，织田、秀吉时代也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三、丰臣政权
丰臣秀吉在世时大权独握，因而中央政府组织并不完备。最初设“五奉行”，由五位的亲信分别掌管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平时各司其职，如有重大事务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后来又任命德川家康等实力最强的六位大名为“大老”，即其中的一人死后称为“五大老”，共同商定重大事务。这种因人设位的做法隐含着危机，一旦丰臣去世，其平衡立即被打破。丰臣政权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其直辖领地，另外控制了主要金银矿山的开采以及货币铸造，以及京都、大阪、堺等工商业城市的征税。
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丰臣秀吉政权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第一，在1588年颁布《刀狩令》，借口铸造京都方广寺大佛需要铁钉，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其真正目的是“贮藏武器，必使年贡杂赋滞纳，企谋暴动”，因而必须没收“诸国百姓所持刀、腰刀、弓、枪支等武器”；第二，实施“太閤检地”，即通过丈量全国的土地面积，确定土地耕种者以及年贡（即赋税）的承担者。在1591年全国检地完成后，命令各国大名提交帐册和地图，以总收获量即“石高”核定其提供军役的准确数量；第三，颁布《身份统制令》，规定武士、町人、百姓各守其业，实施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禁止农民流动，武士脱离农业居住在主君所在的城下町，并随主君移动；第四，统一度量衡，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如废除行业垄断制度、减轻商人的赋税负担、撤消关卡、修建道路等。
丰臣秀吉在征服西南地区各战国大名时，虽对天主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感到威胁，但为推进对外贸易，并没有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只是在扫除倭寇等海盗的同时，因葡萄牙人的挑拨而镇压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和信徒。鉴于大陆政权明朝的衰落，丰臣秀吉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不仅要求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政权、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政权、台湾等地对其臣服与纳贡，而且早在1587年就派使节到朝鲜，要求其臣服纳贡，并作为进攻明朝的向导。朝鲜明确拒绝其要求后，丰臣遂在1592年派15万大入侵朝鲜半岛。初期陆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占汉城和平壤，但在朝鲜军民的抵抗和明朝援军的打击下，战局发生逆转。特别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领导下，利用灵活作战的龟甲船连连击败日本水军，日本军队被迫在1593年求和。但丰臣对明朝封其为日本国王并许可朝贡的条件大为愤怒，在1597年1月再次派遣14万大军、数百艘舰船入侵朝鲜。尽管日本军队在海上初战告捷，但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后，日本水军大败，陆上之战也因明朝军队与朝鲜军队联合进攻而节节败退，龟缩在半岛南端一隅。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五大老”决定结束侵朝战争，同年底日本侵略军撤回其国内。
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两次侵朝战争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其巨额战费是丰臣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就其侵朝战争的原因，除出身低微的丰臣企望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外，满足国内统一后武士的好战心理以及大名、领主的土地要求也是其重要的背景之一
四、 安土桃山文化
尽管安土桃山时代是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但安土桃山文化也包括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各地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西方人带来的商品与文化，赋予了安土桃山文化豪华性、现实性的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产是城堡建筑。与过去的山城不同，战国时代的城堡多建在平地或高地上，在具备军事功能的同时，又作为大名的处理政务、生活居住的场所。如同当时的名城安土城、大阪城、伏见城那样，气势雄伟，面积广阔，内部装饰华丽。尤其作为暸望塔的最高建筑天守阁，更是构思巧妙，十分壮观。尽管进入17世纪后建造的城堡返朴归真，但其雄伟之风依然不改，其代表有保留至今的姬路城、松本城、彦根城、二条城等。
豪华壮丽的城堡内部装修推动了绘画的发展，尤其是狩野派的绘画。狩野永德进一步发展了水墨画与大和绘相融合的技法，其鲜艳的色彩、有力的线条、宏伟的构图形成新的装饰画。同时，狩野派绘画也突破了传统的绘画题材，出现了城市平民生活及风俗的绘画，例如狩野长信的“花下游乐图屏风”等。
随着京都、大阪、堺、博多等大城市的发展，富裕的市民阶层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承继者，其中以千利休的茶道最为著名。千利休以简朴、寂静的禅宗精神为基础，制定了饮茶的礼仪和程序，将其发展为茶道。由于得到丰臣秀吉和众多大名的保护，茶道甚为流行，丰臣建造黄金茶室，并经常举行茶道聚会。千利休也成为政界要人，甚至卷入丰臣家族的内部纠纷，后被迫自杀身亡。
17世纪初，出云地方的阿国到京都演出歌舞，受到平民的喜爱，称其为“歌舞伎”。最初演员为女性，但因风俗问题而遭到禁止，后来少年演出的“若众歌舞伎”也遭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再后来就演变成由成年男子担任演员的“野郎歌舞伎”，在民间流行开来。与此同时，以琉球传来的三弦琴为伴奏乐器、操纵木偶进行演出的“人形净瑠璃”也在民间得到广泛流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南蛮文化”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日本人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称为“南蛮人”，并将其乘坐的船、从事的贸易、传来的文化称为“南蛮船”、“南蛮贸易”、“南蛮文化”。他们带来的机械钟表、眼镜、火绳枪、葡萄酒、乐器、烟草、西方绘画、活字印刷、饮食、服装以及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西洋文化均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五节 前期德川幕府
一、幕藩体制
1590年，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转封关东六国，成为拥有250万石领地的大名。家康以江户城为据点，苦心经营，势力大增，地盘稳固。位居丰臣政权中五大老之首，同时因未参加对朝战争而保存了实力。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其近臣分为两大集团。1600年9月，拥戴丰臣之子秀赖的五奉行之一石田三成联合小西行长、毛利辉元等大名率八万西军东征，德川家康率10万东军迎战，两军会战美浓国关原。因西军出现倒戈者，东军获胜。石田、小西被处死，没收、削减西军各大名的领地高达630万石，并将这些领地转封东军将领，由此确立了家康对全国的统治地位。1603年家康获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1605年，家康让将军之位给其子秀忠，以表示家天下之意。为彻底消除后患之忧，1614年，家康借口丰臣秀赖铸造的方广寺大钟所刻“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之文是诅咒自己，遂发动冬夏两次战役，攻陷大阪城，丰臣秀赖及其母自杀身亡。1623年秀忠让将军之位给其子家光，如同其父家康那样作为幕后将军掌握最高权力。前三代将军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没收、减少、转封领地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实力，仅没收的领地就有120家，占全部大名的半数以上。这种武力政治不仅稳固了德川幕府，也完善了其统治体制。
在政权建设方面，德川幕府采用的是“幕藩体制”。即中央政权是幕府，地方分为200多个半独立的藩。幕府组织分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机构和负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中央机构在将军之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三个职务，其中大老是非常设最高官职，老中是负责日常行政的最高常设官员，若年寄辅助老中管理旗本、御家人等。同时，设置监察大名的大目付、监察一般武士的目付、管理寺院的寺社奉行、管理幕府直辖领地的勘定奉行以及大番头、小姓组番头、书院番头等军队首领等官职。地方机构设有京都司代、町奉行以及奉行等职，其中京都司代负责与皇室、公卿贵族的交涉和监督，城代是管理重要城市的官员，町奉行是管理特殊城市的官员，奉行是管理指定城市的官员。另外还设有相当将军秘书的“御用人”，其通常职能是传达将军命令给老中，但因这些人员多为将军的亲信或政治顾问，容易掌握大权。
幕府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其背景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幕府拥有收获量400万石的直辖领地，另外还有300万石的家臣旗本封地，共700万石，约占全国3000万石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加贺藩前田氏领地也仅有102万石。同时，幕府垄断金银矿山开采和货币铸造，并控制江户、京都、大阪、长崎、堺等大城市的工商税金。全国的军事指挥权也由幕府将军直接掌握，直辖将军的常备军称为“家臣团”，成员为有封地并能晋见将军的旗本以及仅领取俸禄（大米）且不能晋见将军的御家人。旗本可构成八万人规模的军队，御家人也有两万人左右。旗本组成大番、书院番及小姓组番等，御家人组成徒士组、铁炮百人组等。旗本及御家人除平时担任幕府的守卫工作外，还担任幕府的中下级官员以及幕府直辖领地的代官等职。
幕府将直辖领地及家臣封地以外的土地封给200多个藩主（大名），这些大名按照与幕府的亲疏关系分为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亲藩大名与德川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其中有能够继承将军职务的御三家（水户、尾张、纪伊三藩）以及御三卿（田安、一桥、清水三藩）；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外样大名则是在其后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大多配置在重要地区，前者给予较高的名誉，但没有实权，后者领地虽然较少，但可以担任重要幕府职务，而外样大名虽然领地较大，但不仅被置于偏远地区，周边还有谱代大名对其进行监视，而且也不能参与幕政。为有效控制各藩，幕府在1615年颁布“一国一城令”，即一个藩只能修建一座城堡，供大名居住和处理政务；1635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其中规定大名负有“参觐交代制”的义务，即在江户及领地间轮流居一年，同时各大名还要负担幕府的军役和重大工程。另一方面，诸藩大名在自己领地内具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设置藩机构和官职，武士组成家臣团。这种双重统治结构史称“幕藩体制”。
1611年，德川家康拥立后水尾天皇，表示幕府拥有干预皇室的权利。1613年，幕府颁布《公家众法度》，规定天皇及朝廷贵族以学问为第一要事。1615年幕府再次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进一步限制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例如规定武家官位须由幕府任命，防止大名与朝廷勾结。朝廷与幕府之间专设联络机构，并禁止天皇出访，朝廷的领地也只有10万石。1620年，第二代将军秀忠将其女嫁给天皇。1627年幕府借口大德寺、妙心寺违犯法规，处分其主持，并剥夺天皇赐给的象征最高荣誉的紫衣。1629年秀忠立其外孙女为明正天皇，成为时隔奈良时代称德天皇859年的又一名女天皇。
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其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又分为上自将军、大名、家臣，下至散居乡村的乡士和失去俸禄的浪人等20多个等级。尽管地位各有不同，但都有氏姓带刀和无故斩杀平民百姓的特权；农是农民，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幕府十分重视对农村的统治，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例如规定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禁止迁移、禁止过度分家、禁止过奢侈生活、禁止自由种植农作物等，并在农村实施“五人组”连座制度；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他们均居住在城下町中，因而被称为町人。除上述四个等级之外，还有少数被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他们的住处、职业、婚姻均受到严格限制。
最初幕府为对外贸易而默认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但天主教的人人平等教义与幕府身份等级制存在矛盾，而且离心倾向较强的西部大名多信仰天主教，同时西方人传教多与殖民活动相连，因而幕府在1612年禁止直辖领地上的传教活动。1613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变其信仰，1622年对长崎的传教士、信徒处以酷刑。1637年岛原、天草农民及浪人武士为反抗大名的剥削而起义，其中多为天主教信徒。幕府派重兵加以镇压，其后实施“踏绘”制，即踩踏圣像以表示其不是信徒，否则将予以严惩。与此同时，由寺院提供证明其信仰的“寺请证文”，后来所有人员均须在寺院登记，形成被称为“寺请”的户籍制度。德川幕府成立之初，许可各藩大名以及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需要具有幕府颁发的许可书——“朱印状”。但随着禁教的实施，以及幕府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到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已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来日，1641年将荷兰人集中到长崎的出岛上，形成“锁国体制”。尽管德川时代未能与中国大陆政权恢复邦交关系，但仍通过四个窗口与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频繁的交往，即通过长崎的荷兰商人及中国民间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往来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在长崎的荷兰除向幕府提供有关海外事情的“荷兰风见书”外，还要每年组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往江户参拜将军；虽然1609年与朝鲜签订《已酉条约》以及贸易是由对马藩进行的，但朝鲜通常在新将军即位时派使节前往江户祝贺。从1607年到1811年，前后共派出12次使节团，前三次称“回答兼刷还使”，即对日本国书的回应，同时带回丰臣侵略朝鲜时被掠到日本的朝鲜人，其后称“通信使”。但因团员较多，费用负担过重，逐渐减少次数，而且最后一次仅到达对马藩；琉球王国在向中国大陆政权清朝进贡外，还在新幕府将军即位或新琉球王即位时向江户派遣“庆贺使”或“谢恩使”，在德川时代，前后派出21次。通过这些形式，构成了日本型的“华夷秩序”。
二、政治经济
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通过武力稳固了其政权，但借口大名无继承人而没收其领地的做法使许多武士失去主君，这些被称为“浪人”的武士在三代将军家光去世时达到40万，其中一部分武士在兵学家由比正雪的率领下计划于1651年发动推翻幕府的起义。同年家纲任四代将军，在镇压谋反浪人的同时，修改不准收领养子的禁令，允许50岁以下的大名收领养子继承其家产。1663年，幕府颁布新的《武家诸法度》，禁止主君去世时下属殉死，应为新的主君尽忠效力，并提倡儒学的“仁政”、“忠孝”，对父母不孝者严加处罚，同时废除将大名家眷扣留江户的人质制度。1664年，家纲向所有的大名颁布领地证明书，将军的权力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幕府和各藩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不仅经济得到发展，许多藩还设立了讲授朱子学的学校。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其江户藩邸设彰考馆，并邀请明朝流亡学者朱舜水编撰《大日本史》等。因此，从四代将军开始，幕府实施“文治政治”，即利用儒家的治国理念维持其政权。
1680年纲吉任五代将军，不但自己笃信、钻研儒学，而且亲自向大名、旗本宣讲，并建造汤岛圣堂，聘请著名学者讲授朱子学。在1683年颁布的新《武家诸法度》中，将武士首先应遵守的“习文武弓马之道”改为“文武忠孝及礼仪之事”。另外，纲吉十分注重农村的稳定，认为官吏的首要职责是“常察民之辛苦，无饥寒之愁”，因此，对那些玩忽职致使诸民贫困的官吏严加惩处。同时严禁武士之间或武士家族内部的争斗，1701年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与幕府仪礼官吉良义央发生争执而遭到切腹的惩罚。长矩的家臣大石良雄等46人杀死义央一家为主报仇，幕府命令他们全部切腹自杀，然后大肆宣传他们的“义举”，受到稳定思想与政治的双重效果。
从1685年开始，纲吉为获得男性继承人，听信单谗言，禁止杀生，陆续颁布以《怜悯生类令》为首的60个爱护动物令，禁止虐待猫、狗甚至昆虫，并花费巨额资金建造收容流浪狗的场所，其规模之大可收容八万条狗，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饲养这些狗。不仅如此，几十万人因不小心伤害生物而受到处逮捕、流放甚至处死等惩罚。另一方面，纲吉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神社及其他建筑，开支过度，为弥补幕府财政亏空而大量铸造劣币，结果引起物价暴涨以及社会的不稳定。
1709年纲吉去世，其外甥家宣任第六代将军，起用著名儒学者新井白石辅政，实施了一些新政策，如废除《怜悯生类令》，释放因违反该令而被逮捕的万名犯人；修改《武家诸法度》，提倡“仁政”，强调武士之责在“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以及“国郡家中之政务，各尽其心力，不致士民怨苦”；减少幕府财政开支，改善与皇室的关系，整顿财政与贸易，铸造新币等。家宣任将军三年后去世，其三岁的儿子家继任第七代将军。新井白石继续推行其改革政策，但1716年，任将军只有五年的家继去世，其改革政策未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从此幕府开始走下坡路。
在整个17世纪，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体现为农业进步、手工业兴盛、全国交通发达、城市增加、商业兴旺与豪商的出现等。农民得到份地，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尽管土地租税较高，但仍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在江户时代前半期，农业生产获得显著的进步。首先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上，这主要是得益于幕府鼓励开发新田。开发新田者既有乡村官吏，也有富裕的农民，还有富裕商人承包开发。另外，幕府和各藩积极进行的水利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新田的开发。例如在德川幕府初年，全日本的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增加到297万町步，增长了80％；其次是农业工具的进步，灌溉用水车、多种肥料的运用、备中锹及千齿机等先进农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外，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各藩大名甚至幕府为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种植经济作物。因此，桑、茶、棉花、麻、油菜、染料等推广到各地，同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特定农作物生产地区，例如大阪的油菜、三河及尾张(今爱知县)的棉花、上野与武藏(今琦玉、群马县)的养蚕生丝、宇治(今三重县)的茶叶以便及最上(今山形县)的红花等。
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首先促进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以及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例如桐生地区(今群马县)丝织业、西阵(今京都府)的丝绸业、伊丹(今兵库县)的酿酒业、大阪的酱油酿造业、有田(今佐贺县)的陶瓷业都非常发达。除农村家庭手工业外，城镇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甚至出现了手工工场。商品性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交通的发达，另外，德川幕府实行参觐交代制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的规定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流通的频繁。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集中了许多大的批发商和金融商人，并出现了鸿池、三井和住友等非常有名的豪商。1688到1703年的元禄时代成为江户幕府时期经济、社会最好的时期。以町人文化为特征的“元禄文化”不仅使得现实享乐主义文化的得以出现，而且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
三、思想文化
在德川时代前期的思想界，儒学占统治地位，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学”达到鼎盛。由于朱子学提倡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大义名分论”，因而在镰仓时代随禅宗传到日本时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但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与佛教混合在一起。战国时代末期，京都相国寺僧侣藤原惺窝热心儒学，并经常与各国大名交往，后来受到朝鲜学者姜沆的影响专心朱子学，同时逐渐脱离佛教的世界观，还俗后致力于朱子学的独立。京都建仁寺僧侣林罗山成为惺窝的学生后还俗，因未经许可讲授《论语》险遭迫害，后被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林罗山主张“世界万物均有上下名分，人间社会也是如此，君臣父子尊卑贵贱各有其位，不得混淆”，积极肯定身份制社会。以这种天命论、名分论为主要特征的朱子学对于否定战国时代“下可上”的行为、维护幕藩体制是极为合适的思想，因而林罗山深得德川家康将军的信任。不仅成为家康的政治顾问，而且其学问也得到发扬光大。三代将军家光建学塾，教育幕府士族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到五代将军纲吉时，建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并任林家三代孙风冈为大学头，林家的私塾成为官学，使朱子学在元禄、天保年间达到全盛期。被称为“京学”的这一流派著名人物还有木下顺庵、新井白石等。另外还有以土佐(今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南学朱子学，这一流派倾向道学，主张儒神合一。
除朱子学外，同为儒学的还有阳明学和古学。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及其学生熊泽蕃山最初研习朱子学，但逐渐对朱子学产生怀疑，于是将大陆明朝的王阳明学说介绍到日本。他们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批判朱子学的“知先于行”思想，同时批判现实，主张个人的、省悟的儒学。中江藤树晚年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熊泽蕃山积极从事冈山藩政的建设，并在著作《大学或问》中批判幕政，受到禁闭的处分。会津藩、熊本藩的阳明学者也因其革新性而遭到镇压。阳明学到幕末时期的传人有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这些人大多原也为朱子学者，但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转而钻研阳明学。
古学派的多数学者原来也是朱子学的信徒，后来怀疑朱子学与孔子、孟子的原意多有不同，改而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学的真意，同时他们也反对阳明学。例如山鹿素行在其《圣教要录》中认为朱子学以及阳明学均不是真正的孔孟精神，只有直接研究孔孟经典，才能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山鹿因此受到幕府流放的处分。另外在《中朝事实》中，山鹿素行认为，比起明清的“中华”来，日本是“中朝”；另一位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私塾，依据《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讲述经验性知识的重要。古学派成员还有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人。荻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的空谈理性，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其弟子太宰更是关心政治经济，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除儒学外，“元禄文化”的重要含义是其文学艺术。元禄是五代将军纲吉的年号。在其前后一段时期，幕藩政治较为稳定，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因而以富裕的大阪、东京町人为中心，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市民文化。其特征是豪华、充满活力，而且此时的娱乐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其中松尾芭蕉的俳句不仅带有“幽玄闲寂”美学观点，而且其走遍日本寻求自然题材的写作方式也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例如其作品《奥州细道》等。井原西鹤创造了被称为“浮世草子”的写实小说，其作品《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描写了市民阶层的性爱，《日本永代藏》形象地刻画了商人的行为准则及其赚钱术，《武道传来记》讲述了武士的仁义道德等。在艺术方面，德川时代初期的歌舞伎不仅演变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而且也发展成具有豪华舞台的固定演出艺术节目。以女性为题材的木板刻印浮世绘大量生产，一般市民也能购买，因而推动了这一艺术的流行。著名建筑方面有德川初期因茶道兴起而建的桂离宫庭园。
一、幕藩体制
1590年，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转封关东六国，成为拥有250万石领地的大名。家康以江户城为据点，苦心经营，势力大增，地盘稳固。位居丰臣政权中五大老之首，同时因未参加对朝战争而保存了实力。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其近臣分为两大集团。1600年9月，拥戴丰臣之子秀赖的五奉行之一石田三成联合小西行长、毛利辉元等大名率八万西军东征，德川家康率10万东军迎战，两军会战美浓国关原。因西军出现倒戈者，东军获胜。石田、小西被处死，没收、削减西军各大名的领地高达630万石，并将这些领地转封东军将领，由此确立了家康对全国的统治地位。1603年家康获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1605年，家康让将军之位给其子秀忠，以表示家天下之意。为彻底消除后患之忧，1614年，家康借口丰臣秀赖铸造的方广寺大钟所刻“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之文是诅咒自己，遂发动冬夏两次战役，攻陷大阪城，丰臣秀赖及其母自杀身亡。1623年秀忠让将军之位给其子家光，如同其父家康那样作为幕后将军掌握最高权力。前三代将军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没收、减少、转封领地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实力，仅没收的领地就有120家，占全部大名的半数以上。这种武力政治不仅稳固了德川幕府，也完善了其统治体制。
在政权建设方面，德川幕府采用的是“幕藩体制”。即中央政权是幕府，地方分为200多个半独立的藩。幕府组织分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机构和负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中央机构在将军之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三个职务，其中大老是非常设最高官职，老中是负责日常行政的最高常设官员，若年寄辅助老中管理旗本、御家人等。同时，设置监察大名的大目付、监察一般武士的目付、管理寺院的寺社奉行、管理幕府直辖领地的勘定奉行以及大番头、小姓组番头、书院番头等军队首领等官职。地方机构设有京都司代、町奉行以及奉行等职，其中京都司代负责与皇室、公卿贵族的交涉和监督，城代是管理重要城市的官员，町奉行是管理特殊城市的官员，奉行是管理指定城市的官员。另外还设有相当将军秘书的“御用人”，其通常职能是传达将军命令给老中，但因这些人员多为将军的亲信或政治顾问，容易掌握大权。
幕府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其背景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幕府拥有收获量400万石的直辖领地，另外还有300万石的家臣旗本封地，共700万石，约占全国3000万石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加贺藩前田氏领地也仅有102万石。同时，幕府垄断金银矿山开采和货币铸造，并控制江户、京都、大阪、长崎、堺等大城市的工商税金。全国的军事指挥权也由幕府将军直接掌握，直辖将军的常备军称为“家臣团”，成员为有封地并能晋见将军的旗本以及仅领取俸禄（大米）且不能晋见将军的御家人。旗本可构成八万人规模的军队，御家人也有两万人左右。旗本组成大番、书院番及小姓组番等，御家人组成徒士组、铁炮百人组等。旗本及御家人除平时担任幕府的守卫工作外，还担任幕府的中下级官员以及幕府直辖领地的代官等职。
幕府将直辖领地及家臣封地以外的土地封给200多个藩主（大名），这些大名按照与幕府的亲疏关系分为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亲藩大名与德川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其中有能够继承将军职务的御三家（水户、尾张、纪伊三藩）以及御三卿（田安、一桥、清水三藩）；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外样大名则是在其后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大多配置在重要地区，前者给予较高的名誉，但没有实权，后者领地虽然较少，但可以担任重要幕府职务，而外样大名虽然领地较大，但不仅被置于偏远地区，周边还有谱代大名对其进行监视，而且也不能参与幕政。为有效控制各藩，幕府在1615年颁布“一国一城令”，即一个藩只能修建一座城堡，供大名居住和处理政务；1635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其中规定大名负有“参觐交代制”的义务，即在江户及领地间轮流居一年，同时各大名还要负担幕府的军役和重大工程。另一方面，诸藩大名在自己领地内具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设置藩机构和官职，武士组成家臣团。这种双重统治结构史称“幕藩体制”。
1611年，德川家康拥立后水尾天皇，表示幕府拥有干预皇室的权利。1613年，幕府颁布《公家众法度》，规定天皇及朝廷贵族以学问为第一要事。1615年幕府再次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进一步限制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例如规定武家官位须由幕府任命，防止大名与朝廷勾结。朝廷与幕府之间专设联络机构，并禁止天皇出访，朝廷的领地也只有10万石。1620年，第二代将军秀忠将其女嫁给天皇。1627年幕府借口大德寺、妙心寺违犯法规，处分其主持，并剥夺天皇赐给的象征最高荣誉的紫衣。1629年秀忠立其外孙女为明正天皇，成为时隔奈良时代称德天皇859年的又一名女天皇。
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其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又分为上自将军、大名、家臣，下至散居乡村的乡士和失去俸禄的浪人等20多个等级。尽管地位各有不同，但都有氏姓带刀和无故斩杀平民百姓的特权；农是农民，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幕府十分重视对农村的统治，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例如规定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禁止迁移、禁止过度分家、禁止过奢侈生活、禁止自由种植农作物等，并在农村实施“五人组”连座制度；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他们均居住在城下町中，因而被称为町人。除上述四个等级之外，还有少数被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他们的住处、职业、婚姻均受到严格限制。
最初幕府为对外贸易而默认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但天主教的人人平等教义与幕府身份等级制存在矛盾，而且离心倾向较强的西部大名多信仰天主教，同时西方人传教多与殖民活动相连，因而幕府在1612年禁止直辖领地上的传教活动。1613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变其信仰，1622年对长崎的传教士、信徒处以酷刑。1637年岛原、天草农民及浪人武士为反抗大名的剥削而起义，其中多为天主教信徒。幕府派重兵加以镇压，其后实施“踏绘”制，即踩踏圣像以表示其不是信徒，否则将予以严惩。与此同时，由寺院提供证明其信仰的“寺请证文”，后来所有人员均须在寺院登记，形成被称为“寺请”的户籍制度。德川幕府成立之初，许可各藩大名以及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需要具有幕府颁发的许可书——“朱印状”。但随着禁教的实施，以及幕府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到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已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来日，1641年将荷兰人集中到长崎的出岛上，形成“锁国体制”。尽管德川时代未能与中国大陆政权恢复邦交关系，但仍通过四个窗口与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频繁的交往，即通过长崎的荷兰商人及中国民间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往来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在长崎的荷兰除向幕府提供有关海外事情的“荷兰风见书”外，还要每年组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往江户参拜将军；虽然1609年与朝鲜签订《已酉条约》以及贸易是由对马藩进行的，但朝鲜通常在新将军即位时派使节前往江户祝贺。从1607年到1811年，前后共派出12次使节团，前三次称“回答兼刷还使”，即对日本国书的回应，同时带回丰臣侵略朝鲜时被掠到日本的朝鲜人，其后称“通信使”。但因团员较多，费用负担过重，逐渐减少次数，而且最后一次仅到达对马藩；琉球王国在向中国大陆政权清朝进贡外，还在新幕府将军即位或新琉球王即位时向江户派遣“庆贺使”或“谢恩使”，在德川时代，前后派出21次。通过这些形式，构成了日本型的“华夷秩序”。
二、政治经济
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通过武力稳固了其政权，但借口大名无继承人而没收其领地的做法使许多武士失去主君，这些被称为“浪人”的武士在三代将军家光去世时达到40万，其中一部分武士在兵学家由比正雪的率领下计划于1651年发动推翻幕府的起义。同年家纲任四代将军，在镇压谋反浪人的同时，修改不准收领养子的禁令，允许50岁以下的大名收领养子继承其家产。1663年，幕府颁布新的《武家诸法度》，禁止主君去世时下属殉死，应为新的主君尽忠效力，并提倡儒学的“仁政”、“忠孝”，对父母不孝者严加处罚，同时废除将大名家眷扣留江户的人质制度。1664年，家纲向所有的大名颁布领地证明书，将军的权力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幕府和各藩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不仅经济得到发展，许多藩还设立了讲授朱子学的学校。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其江户藩邸设彰考馆，并邀请明朝流亡学者朱舜水编撰《大日本史》等。因此，从四代将军开始，幕府实施“文治政治”，即利用儒家的治国理念维持其政权。
1680年纲吉任五代将军，不但自己笃信、钻研儒学，而且亲自向大名、旗本宣讲，并建造汤岛圣堂，聘请著名学者讲授朱子学。在1683年颁布的新《武家诸法度》中，将武士首先应遵守的“习文武弓马之道”改为“文武忠孝及礼仪之事”。另外，纲吉十分注重农村的稳定，认为官吏的首要职责是“常察民之辛苦，无饥寒之愁”，因此，对那些玩忽职致使诸民贫困的官吏严加惩处。同时严禁武士之间或武士家族内部的争斗，1701年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与幕府仪礼官吉良义央发生争执而遭到切腹的惩罚。长矩的家臣大石良雄等46人杀死义央一家为主报仇，幕府命令他们全部切腹自杀，然后大肆宣传他们的“义举”，受到稳定思想与政治的双重效果。
从1685年开始，纲吉为获得男性继承人，听信单谗言，禁止杀生，陆续颁布以《怜悯生类令》为首的60个爱护动物令，禁止虐待猫、狗甚至昆虫，并花费巨额资金建造收容流浪狗的场所，其规模之大可收容八万条狗，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饲养这些狗。不仅如此，几十万人因不小心伤害生物而受到处逮捕、流放甚至处死等惩罚。另一方面，纲吉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神社及其他建筑，开支过度，为弥补幕府财政亏空而大量铸造劣币，结果引起物价暴涨以及社会的不稳定。
1709年纲吉去世，其外甥家宣任第六代将军，起用著名儒学者新井白石辅政，实施了一些新政策，如废除《怜悯生类令》，释放因违反该令而被逮捕的万名犯人；修改《武家诸法度》，提倡“仁政”，强调武士之责在“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以及“国郡家中之政务，各尽其心力，不致士民怨苦”；减少幕府财政开支，改善与皇室的关系，整顿财政与贸易，铸造新币等。家宣任将军三年后去世，其三岁的儿子家继任第七代将军。新井白石继续推行其改革政策，但1716年，任将军只有五年的家继去世，其改革政策未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从此幕府开始走下坡路。
在整个17世纪，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体现为农业进步、手工业兴盛、全国交通发达、城市增加、商业兴旺与豪商的出现等。农民得到份地，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尽管土地租税较高，但仍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在江户时代前半期，农业生产获得显著的进步。首先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上，这主要是得益于幕府鼓励开发新田。开发新田者既有乡村官吏，也有富裕的农民，还有富裕商人承包开发。另外，幕府和各藩积极进行的水利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新田的开发。例如在德川幕府初年，全日本的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增加到297万町步，增长了80％；其次是农业工具的进步，灌溉用水车、多种肥料的运用、备中锹及千齿机等先进农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外，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各藩大名甚至幕府为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种植经济作物。因此，桑、茶、棉花、麻、油菜、染料等推广到各地，同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特定农作物生产地区，例如大阪的油菜、三河及尾张(今爱知县)的棉花、上野与武藏(今琦玉、群马县)的养蚕生丝、宇治(今三重县)的茶叶以便及最上(今山形县)的红花等。
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首先促进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以及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例如桐生地区(今群马县)丝织业、西阵(今京都府)的丝绸业、伊丹(今兵库县)的酿酒业、大阪的酱油酿造业、有田(今佐贺县)的陶瓷业都非常发达。除农村家庭手工业外，城镇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甚至出现了手工工场。商品性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交通的发达，另外，德川幕府实行参觐交代制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的规定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流通的频繁。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集中了许多大的批发商和金融商人，并出现了鸿池、三井和住友等非常有名的豪商。1688到1703年的元禄时代成为江户幕府时期经济、社会最好的时期。以町人文化为特征的“元禄文化”不仅使得现实享乐主义文化的得以出现，而且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
三、思想文化
在德川时代前期的思想界，儒学占统治地位，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学”达到鼎盛。由于朱子学提倡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大义名分论”，因而在镰仓时代随禅宗传到日本时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但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与佛教混合在一起。战国时代末期，京都相国寺僧侣藤原惺窝热心儒学，并经常与各国大名交往，后来受到朝鲜学者姜沆的影响专心朱子学，同时逐渐脱离佛教的世界观，还俗后致力于朱子学的独立。京都建仁寺僧侣林罗山成为惺窝的学生后还俗，因未经许可讲授《论语》险遭迫害，后被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林罗山主张“世界万物均有上下名分，人间社会也是如此，君臣父子尊卑贵贱各有其位，不得混淆”，积极肯定身份制社会。以这种天命论、名分论为主要特征的朱子学对于否定战国时代“下可上”的行为、维护幕藩体制是极为合适的思想，因而林罗山深得德川家康将军的信任。不仅成为家康的政治顾问，而且其学问也得到发扬光大。三代将军家光建学塾，教育幕府士族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到五代将军纲吉时，建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并任林家三代孙风冈为大学头，林家的私塾成为官学，使朱子学在元禄、天保年间达到全盛期。被称为“京学”的这一流派著名人物还有木下顺庵、新井白石等。另外还有以土佐(今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南学朱子学，这一流派倾向道学，主张儒神合一。
除朱子学外，同为儒学的还有阳明学和古学。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及其学生熊泽蕃山最初研习朱子学，但逐渐对朱子学产生怀疑，于是将大陆明朝的王阳明学说介绍到日本。他们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批判朱子学的“知先于行”思想，同时批判现实，主张个人的、省悟的儒学。中江藤树晚年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熊泽蕃山积极从事冈山藩政的建设，并在著作《大学或问》中批判幕政，受到禁闭的处分。会津藩、熊本藩的阳明学者也因其革新性而遭到镇压。阳明学到幕末时期的传人有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这些人大多原也为朱子学者，但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转而钻研阳明学。
古学派的多数学者原来也是朱子学的信徒，后来怀疑朱子学与孔子、孟子的原意多有不同，改而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学的真意，同时他们也反对阳明学。例如山鹿素行在其《圣教要录》中认为朱子学以及阳明学均不是真正的孔孟精神，只有直接研究孔孟经典，才能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山鹿因此受到幕府流放的处分。另外在《中朝事实》中，山鹿素行认为，比起明清的“中华”来，日本是“中朝”；另一位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私塾，依据《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讲述经验性知识的重要。古学派成员还有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人。荻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的空谈理性，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其弟子太宰更是关心政治经济，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除儒学外，“元禄文化”的重要含义是其文学艺术。元禄是五代将军纲吉的年号。在其前后一段时期，幕藩政治较为稳定，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因而以富裕的大阪、东京町人为中心，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市民文化。其特征是豪华、充满活力，而且此时的娱乐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其中松尾芭蕉的俳句不仅带有“幽玄闲寂”美学观点，而且其走遍日本寻求自然题材的写作方式也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例如其作品《奥州细道》等。井原西鹤创造了被称为“浮世草子”的写实小说，其作品《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描写了市民阶层的性爱，《日本永代藏》形象地刻画了商人的行为准则及其赚钱术，《武道传来记》讲述了武士的仁义道德等。在艺术方面，德川时代初期的歌舞伎不仅演变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而且也发展成具有豪华舞台的固定演出艺术节目。以女性为题材的木板刻印浮世绘大量生产，一般市民也能购买，因而推动了这一艺术的流行。著名建筑方面有德川初期因茶道兴起而建的桂离宫庭园。
第六节 后期德川幕府
一、 幕政改革
五代将军纲吉晚年的恶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是武士阶层的贫困，一是农民的分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上至将军、大名，下至一般武士，均追求奢侈，结果开支增大；另一方面，货币经济使得依靠地租收入的幕藩财政入不敷出。“国用不足年事已久，上下穷困日甚”。幕府以及各藩大名经常向商人借贷，最后只好克扣普通武士的奉禄，结果均屈服于商人，部分下级武士或沦落为平民或破产。“商人过富，武士贫困。武士贫乏，则取民之事益多。”统治者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不断提高地租，结果造成农民的贫困与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尽管在六代和七代将军时期新井白石曾对此进行改革，但因时间过短未能奏效。
1716年，33岁的纪州藩(今和歌山县)主德川吉宗因七代将军德川家继无嗣而成为八代将军，当时阶级矛盾激化，幕府财政危机严重。吉宗立志改革，首先改变三代将军以来不亲政的做法，大权独揽，提拔身份较低但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为此设立提高这些官员俸禄的“足高制”。同时强化掌握民政与财政的勘定奉行所，以期改革幕府财政。其主要措施有：第一，调查全国土地与人口，颁布节俭令；第二，公布“上米令”，即要求各藩大名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贡献米给幕府，作为交换，大名参觐交代时在江户的时间缩短为半年；第三，实施“定免法”，也就是将地租固定化，废除过去的“检见法”，即每年根据收成决定地租的方式，同时提高地租，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第四，整顿司法制度，编篡法典，颁布不受理因债务纠纷引起诉讼的“相对济令”；第五；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通过组织流通业的行会来控制米价；第六，颁布“流地禁止令”，命令债权人将因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除此之外，吉宗还奖励学问，解除洋学进口的禁令，奖励实说，建立城市消防制度，设立举报箱，“以广开言路，沟通下情”等。
吉宗实施的“享保改革”取得一定实效，幕府财政有所好转，因而被誉为“幕府中兴的将军”。但许多改革措施因大名、新兴地主、商人的反对而未能贯彻到底，如“上米令”、“相对济令”、“流地禁止令”等。同时，其严厉的统制措施引起农民和町人的强烈不满，再加上1732年出现被称为“享保饥馑”的大灾荒，致使农村中的农民起义、城市中的市民暴动频频发生。
1745年，家重任九代将军，但其身体多病且喜酒色，智力也有缺陷，在任15年无甚业绩。尽管1760年成为第十代将军的家治十分聪明，亦得到祖父吉宗的亲自培养，但幕府权力为田沼意次所垄断。田沼其父为纪州足轻，随八代将军吉宗进江户。田沼在家重任将军时成为幕臣，升迁迅速，其俸禄从600俵增加到一万石，随后成为“御用人”，1772年开始担任老中职务，其俸禄高达5.7万石。直到1786年，史称“田沼时代”。
田沼意次为改善幕府财政，积极利用商品经济。其具体措施为许可并强化工商业行会组织“株仲间”，向其征收被称为“运上金”、“冥加金”的税金，并对铜、人参等商品实施专卖制度，进行货币改革，使其更加便利化，并计划扩大对外贸易，进口金银等货币材料；鼓励商人开垦新田，同时准备开发虾夷地区（今北海道）。但田沼执政时期贿赂政治盛行，同时因浅间山火山爆发、关东地区洪水泛滥，导致各地暴乱不断，因而遭到各阶层的反对，特别是以松平定信为首的上层保守派。1784年担任若年寄的田沼之子被旗本暗杀，1786年将军家治死，田沼被迫辞职，其改革政策也随之终止。
1787年15岁的家齐任11代将军，30岁的白河藩主松平定信任老中。松平为八代将军吉宗之孙，因藩政改革成功而倍受注目。其任幕府老中时正值连年天灾、农业歉收、米价暴涨的“天明饥馑”，江户发生长达六天的市民捣毁米店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35个城市。松平定信决心进行改革，因从1789年宽政元年开始，因而称之为“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的核心思想仍然遵循享保年间改革的方针，努力稳定农村，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幕藩体制。首先颁布严厉的《节俭令》，要求各藩大名、百姓、町人紧衣缩食，将军后府经费压缩三分之二，朝廷亦被要求节约。为挽救穷困的旗本、御家人，颁布《弃捐令》，免除其债务；其农村政策的着眼点是恢复和增加农村人口以及耕地面积，保证年贡的稳定收入。作为增加农村人口的主要措施是命令流入城市的农民返回乡里，同时贷给口粮和农具，并禁止溺婴。同时对农村贷款，推动开垦荒地和修建水利工程，奖励业绩突出的代官；1789年颁布《粮食储备令》，即“围米令”，命令各大名按收入的千分之五比例储备粮食，以备荒年；取消田沼时代给予商人的专卖权，废除商业行会，借助大商人的力量稳定市场价格；建立收容所，培训流浪者从事各种手工业；在思想领域，推崇朱子学，严禁以兰学为主的异学。不仅取缔有伤风化的读物，而且林子平主张加强海防以备外国入侵的《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图兵》亦被禁止发行，其人也遭到监禁。尽管松平实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幕府的财政均衡，也提高了幕府的权威，但其严厉的统制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与成年后急于亲政的将军家齐产生对立，因此，定信在1793年被迫辞职。
二、 幕府衰退
尽管1837年家齐让将军位给其子家庆，但仍幕后执政至到1841年去世，史称“大御所时代”，又因其年号为文化、文政，所以亦称“化政时代”。家齐实行放任政治，即很少理会幕政，喜爱家庭生活。他有40个妻子，其中16个为其生了28个儿子和27个女儿，共55个子女。家齐将其子女作为大名的养子或儿媳妇，共结下36家大名亲家，为此花费巨额钱财嫁女娶媳。现在的东京大学校址当时是加贺藩主在江户的府邸，其本乡校址著名的红门就是当年其藩主前田家为迎娶家齐第21女建造的。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逐渐接近日本。首先是沙皇俄国不断向东扩张，18世纪末沿千岛群岛南下，直接窥探虾夷。1792年俄使节拉克斯曼到达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绝。其后双方在北方经常发生摩擦，1807年幕府将松前藩及虾夷地区全部作为直辖领地，同时设松前奉行，以对抗俄国的入侵。在南方，因英国船只经常靠近日本港口并引起纠纷，幕府在1825年颁布《夷国船打拂令》，要求各藩驱逐靠近日本港口或近海的外国船只。洋学者渡边华山及高野长英等批判幕府的这种无差别攻击政策，结果遭到幕府的严厉处分，史称“蛮社之狱”。因经营虾夷地区与将军子女婚姻的费用惊人，为弥补幕府财政的严重亏空，大量铸造被称为“化政小判”的恶币。尽管幕府因此得到550万两的利润，但引起物价的急剧上升，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力量的壮大，并出现了以城市民众为中心的“化政文化”。与此同时，农民的分化与贫困造成社会治安上的严重问题，幕府专门成立了“关东取缔出役”机构加强对犯罪活动的打击。然而，1832年到1833年的大灾荒使得粮食严重歉收，饿死者无数，社会动乱不稳，农民起义与市民的捣毁运动一年就超过了百余件。在大阪地区，富商们趁机囤积居奇，市政官员不仅不救济百姓，反而勾结奸商哄抬物价。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本是维持治安的下级武士，因对幕府腐败不满而辞职，开办洗心洞私塾教授学生。1837年初，大盐忍无可忍，率其门徒发动武装暴动，横扫五分之一的市区，捣毁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万余间。尽管在幕府大军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但大盐本身作为武士出身并在被称为“天下厨房”的大阪发动暴动，同时提出改革幕藩体制的要求，因而对幕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1841年8月，德川家齐去世，受到12代将军德川家庆信任的水野邦忠为任命为幕府首席老中，并在其主导下进行“天保改革”。其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精简幕府机构人员，推行节俭政策，严禁买卖高价物品，同时严厉统制出版业，禁止出版批评幕府和有伤风化的作品；第二，抑制商业和手工业，颁布《解散行会令》，促进商品自由流通，以期实现物价的下降；第三，再次颁布《返乡令》，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将短期流入城市的农民送还乡里；第四，颁布《禁止藩国产专卖令》，试图减弱各藩的经济实力。颁布《上交知行地令》，即“上知令”，将江户、大阪周围的大名及旗本所属土地交换为幕府直辖领地；第五，取消1825年颁布的《驱逐异国船只令》，训练洋式军队，制造大炮，防止外敌入侵。各项改革措施，大多执行不利，如解散行会令造成商业萧条，物价上涨，只好终止，《禁止藩国产专卖令》和《上交知行地令》也因大名、旗本的抵制而取消。此次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幕藩体制难以适应，正因如此，不仅改革没有成功，而且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实际上，进入19世纪以后，农村人口减少，例如关东北部下野国的人口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百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流入城市的农民多成为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或集中手工业工场的劳动者。许多藩为解决其财政困难，不仅推行藩政改革，而且积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施藩营专卖制度，并设立藩营的工场，尤其是地处西南的萨摩、长州、佐贺、土佐等外样大名之藩。例如萨摩藩在1827年集资进行离岛的砂糖专卖，并通过琉球与清朝进行走私贸易。同时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建造造船厂、玻璃厂、纺织厂，购买洋式武器装备军队等，因而成为实力较强的“雄藩”。
三、 思想文化
早在元禄时代就出现了实证性研究《万叶集》的学者，例如户田茂睡、契冲等。到18世纪后半期，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扩展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历史书籍，逐渐形成了从中寻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国学。从师契冲的荷田春满提倡建立国学学校，其学生贺茂真渊撰写《国意考》、《万叶考》等书，探讨未受儒学、佛教影响的日本古代思想。作为国学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长，拥有门徒近五百人。本居不仅提出了《源氏物语》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过对《古事记》的详细研究阐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张排除外来思想，回归古代精神，同时明确规定国学“乃皇朝之学问也”。接受其影响的平田笃胤更是激烈排除儒学及佛教，提倡尊重古代信仰的复古神道，其思想受到农村上层农民的欢迎，并得到流行。国学者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尊王攘夷运动，同时又是幕末时期排外主义、明治中期国粹主义的历史渊源。
兰学本来称西学或洋学，因德川幕府初期实行锁国政策，欧洲科学技术及其知识只能通过长崎的荷兰人传入日本，因而称为“兰学”。1720年将军吉宗提倡实学，宣布不再禁止与天主教无关的西书，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人学习荷兰语，推动了兰学的发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译《解体新书》，介绍西方的解剖学，是日本的第一部大型西洋医学译著。后来从医学、军事发展到各种学科，在日本全国形成了学习西方知识的知识分子集团。到19世纪中期，翻译西方书籍约500多部，其中较为著名的兰学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泽、高野长英、绪方洪庵等人。同时也出现了由兰学者开办的学校，例如仙台医师大槻玄泽在江户开设“芝兰堂”私塾，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适适斋”学塾，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创办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
除国学、兰学外，幕末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批判幕藩体制、提倡改良、对应外来危机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营道》，主张人人耕种，反对剥削与身份等级；海保青陵在《稽古谈》中认为，重建幕藩财政不能依靠消极的节俭政策，而是积极适应商品经济，实施藩营专卖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语》、《经世秘策》，主张开发虾夷地区，并通过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而增加国富；佐藤信渊在《农政本论》、《经济要录》等书中却主张必须振兴产业，国家统制流通领域，同时积极向海外扩张。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学的水户藩，逐渐形成将朱子学、国学、神道教相结合的“水户学”，主张尊崇天皇，服从将军，对幕末时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形成很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时代的教育。18世纪末，除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昌平黉）作为向幕臣灌输朱子学的教育机构外，许多藩也设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养解决藩财政等问题的人材。藩校最多时达到280个左右，最初讲授朱子学等儒学，后来根据需要又加设洋学、国学，同时根据年龄、学习能力设置不同的年级。这些藩校不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响也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例如1841年水户藩创办的“弘道馆”，不仅其规模最大，而且成为幕末“尊王论”的大本营。除官办学校外，民间有武士、学者、町人开办的众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设立的怀德堂，讲授朱子学、阳明学，但也出现了批判儒学、主张实用性的学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还有大盐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泽“芝兰堂”、绪方洪庵“适适斋”等。另外，民间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在19世纪初急剧增加，全日本达到1.2万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户。这些小学校大多由村长、僧侣、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经营，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岁儿童就读，学习读写、算数等。除上述的教育机构外，还有许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报德仕法”振兴农村的二宫尊德、主张节俭正直商业道德的石田梅岩“心学”等。
以江户町人为中心的“化政文化”出现生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的文化、文政年间，即1804到1830年，其特征为现实主义、享乐主义，显示了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下市民生活的多样性。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乡村戏剧的流行，出现了以演艺为职业的演员，以及富裕商人及农民热衷的茶道及花道，以人情本为中心的现实题材小说，木板刻印的“浮士绘”等。此时的“浮士绘”也大多以普通生活为题材，例如著名画家葛饰北斋、安藤(歌川)广重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富岳三十六景》，利用各种手法表现了象征日本的富士山，如《神奈川的浪涛里》等；后者的代表作有《东海道五十三次》，以连画的形式描述了东海道沿途的风土人情等。
一、 幕政改革
五代将军纲吉晚年的恶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是武士阶层的贫困，一是农民的分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上至将军、大名，下至一般武士，均追求奢侈，结果开支增大；另一方面，货币经济使得依靠地租收入的幕藩财政入不敷出。“国用不足年事已久，上下穷困日甚”。幕府以及各藩大名经常向商人借贷，最后只好克扣普通武士的奉禄，结果均屈服于商人，部分下级武士或沦落为平民或破产。“商人过富，武士贫困。武士贫乏，则取民之事益多。”统治者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不断提高地租，结果造成农民的贫困与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尽管在六代和七代将军时期新井白石曾对此进行改革，但因时间过短未能奏效。
1716年，33岁的纪州藩(今和歌山县)主德川吉宗因七代将军德川家继无嗣而成为八代将军，当时阶级矛盾激化，幕府财政危机严重。吉宗立志改革，首先改变三代将军以来不亲政的做法，大权独揽，提拔身份较低但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为此设立提高这些官员俸禄的“足高制”。同时强化掌握民政与财政的勘定奉行所，以期改革幕府财政。其主要措施有：第一，调查全国土地与人口，颁布节俭令；第二，公布“上米令”，即要求各藩大名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贡献米给幕府，作为交换，大名参觐交代时在江户的时间缩短为半年；第三，实施“定免法”，也就是将地租固定化，废除过去的“检见法”，即每年根据收成决定地租的方式，同时提高地租，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第四，整顿司法制度，编篡法典，颁布不受理因债务纠纷引起诉讼的“相对济令”；第五；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通过组织流通业的行会来控制米价；第六，颁布“流地禁止令”，命令债权人将因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除此之外，吉宗还奖励学问，解除洋学进口的禁令，奖励实说，建立城市消防制度，设立举报箱，“以广开言路，沟通下情”等。
吉宗实施的“享保改革”取得一定实效，幕府财政有所好转，因而被誉为“幕府中兴的将军”。但许多改革措施因大名、新兴地主、商人的反对而未能贯彻到底，如“上米令”、“相对济令”、“流地禁止令”等。同时，其严厉的统制措施引起农民和町人的强烈不满，再加上1732年出现被称为“享保饥馑”的大灾荒，致使农村中的农民起义、城市中的市民暴动频频发生。
1745年，家重任九代将军，但其身体多病且喜酒色，智力也有缺陷，在任15年无甚业绩。尽管1760年成为第十代将军的家治十分聪明，亦得到祖父吉宗的亲自培养，但幕府权力为田沼意次所垄断。田沼其父为纪州足轻，随八代将军吉宗进江户。田沼在家重任将军时成为幕臣，升迁迅速，其俸禄从600俵增加到一万石，随后成为“御用人”，1772年开始担任老中职务，其俸禄高达5.7万石。直到1786年，史称“田沼时代”。
田沼意次为改善幕府财政，积极利用商品经济。其具体措施为许可并强化工商业行会组织“株仲间”，向其征收被称为“运上金”、“冥加金”的税金，并对铜、人参等商品实施专卖制度，进行货币改革，使其更加便利化，并计划扩大对外贸易，进口金银等货币材料；鼓励商人开垦新田，同时准备开发虾夷地区（今北海道）。但田沼执政时期贿赂政治盛行，同时因浅间山火山爆发、关东地区洪水泛滥，导致各地暴乱不断，因而遭到各阶层的反对，特别是以松平定信为首的上层保守派。1784年担任若年寄的田沼之子被旗本暗杀，1786年将军家治死，田沼被迫辞职，其改革政策也随之终止。
1787年15岁的家齐任11代将军，30岁的白河藩主松平定信任老中。松平为八代将军吉宗之孙，因藩政改革成功而倍受注目。其任幕府老中时正值连年天灾、农业歉收、米价暴涨的“天明饥馑”，江户发生长达六天的市民捣毁米店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35个城市。松平定信决心进行改革，因从1789年宽政元年开始，因而称之为“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的核心思想仍然遵循享保年间改革的方针，努力稳定农村，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幕藩体制。首先颁布严厉的《节俭令》，要求各藩大名、百姓、町人紧衣缩食，将军后府经费压缩三分之二，朝廷亦被要求节约。为挽救穷困的旗本、御家人，颁布《弃捐令》，免除其债务；其农村政策的着眼点是恢复和增加农村人口以及耕地面积，保证年贡的稳定收入。作为增加农村人口的主要措施是命令流入城市的农民返回乡里，同时贷给口粮和农具，并禁止溺婴。同时对农村贷款，推动开垦荒地和修建水利工程，奖励业绩突出的代官；1789年颁布《粮食储备令》，即“围米令”，命令各大名按收入的千分之五比例储备粮食，以备荒年；取消田沼时代给予商人的专卖权，废除商业行会，借助大商人的力量稳定市场价格；建立收容所，培训流浪者从事各种手工业；在思想领域，推崇朱子学，严禁以兰学为主的异学。不仅取缔有伤风化的读物，而且林子平主张加强海防以备外国入侵的《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图兵》亦被禁止发行，其人也遭到监禁。尽管松平实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幕府的财政均衡，也提高了幕府的权威，但其严厉的统制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与成年后急于亲政的将军家齐产生对立，因此，定信在1793年被迫辞职。
二、 幕府衰退
尽管1837年家齐让将军位给其子家庆，但仍幕后执政至到1841年去世，史称“大御所时代”，又因其年号为文化、文政，所以亦称“化政时代”。家齐实行放任政治，即很少理会幕政，喜爱家庭生活。他有40个妻子，其中16个为其生了28个儿子和27个女儿，共55个子女。家齐将其子女作为大名的养子或儿媳妇，共结下36家大名亲家，为此花费巨额钱财嫁女娶媳。现在的东京大学校址当时是加贺藩主在江户的府邸，其本乡校址著名的红门就是当年其藩主前田家为迎娶家齐第21女建造的。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逐渐接近日本。首先是沙皇俄国不断向东扩张，18世纪末沿千岛群岛南下，直接窥探虾夷。1792年俄使节拉克斯曼到达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绝。其后双方在北方经常发生摩擦，1807年幕府将松前藩及虾夷地区全部作为直辖领地，同时设松前奉行，以对抗俄国的入侵。在南方，因英国船只经常靠近日本港口并引起纠纷，幕府在1825年颁布《夷国船打拂令》，要求各藩驱逐靠近日本港口或近海的外国船只。洋学者渡边华山及高野长英等批判幕府的这种无差别攻击政策，结果遭到幕府的严厉处分，史称“蛮社之狱”。因经营虾夷地区与将军子女婚姻的费用惊人，为弥补幕府财政的严重亏空，大量铸造被称为“化政小判”的恶币。尽管幕府因此得到550万两的利润，但引起物价的急剧上升，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力量的壮大，并出现了以城市民众为中心的“化政文化”。与此同时，农民的分化与贫困造成社会治安上的严重问题，幕府专门成立了“关东取缔出役”机构加强对犯罪活动的打击。然而，1832年到1833年的大灾荒使得粮食严重歉收，饿死者无数，社会动乱不稳，农民起义与市民的捣毁运动一年就超过了百余件。在大阪地区，富商们趁机囤积居奇，市政官员不仅不救济百姓，反而勾结奸商哄抬物价。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本是维持治安的下级武士，因对幕府腐败不满而辞职，开办洗心洞私塾教授学生。1837年初，大盐忍无可忍，率其门徒发动武装暴动，横扫五分之一的市区，捣毁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万余间。尽管在幕府大军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但大盐本身作为武士出身并在被称为“天下厨房”的大阪发动暴动，同时提出改革幕藩体制的要求，因而对幕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1841年8月，德川家齐去世，受到12代将军德川家庆信任的水野邦忠为任命为幕府首席老中，并在其主导下进行“天保改革”。其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精简幕府机构人员，推行节俭政策，严禁买卖高价物品，同时严厉统制出版业，禁止出版批评幕府和有伤风化的作品；第二，抑制商业和手工业，颁布《解散行会令》，促进商品自由流通，以期实现物价的下降；第三，再次颁布《返乡令》，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将短期流入城市的农民送还乡里；第四，颁布《禁止藩国产专卖令》，试图减弱各藩的经济实力。颁布《上交知行地令》，即“上知令”，将江户、大阪周围的大名及旗本所属土地交换为幕府直辖领地；第五，取消1825年颁布的《驱逐异国船只令》，训练洋式军队，制造大炮，防止外敌入侵。各项改革措施，大多执行不利，如解散行会令造成商业萧条，物价上涨，只好终止，《禁止藩国产专卖令》和《上交知行地令》也因大名、旗本的抵制而取消。此次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幕藩体制难以适应，正因如此，不仅改革没有成功，而且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实际上，进入19世纪以后，农村人口减少，例如关东北部下野国的人口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百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流入城市的农民多成为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或集中手工业工场的劳动者。许多藩为解决其财政困难，不仅推行藩政改革，而且积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施藩营专卖制度，并设立藩营的工场，尤其是地处西南的萨摩、长州、佐贺、土佐等外样大名之藩。例如萨摩藩在1827年集资进行离岛的砂糖专卖，并通过琉球与清朝进行走私贸易。同时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建造造船厂、玻璃厂、纺织厂，购买洋式武器装备军队等，因而成为实力较强的“雄藩”。
三、 思想文化
早在元禄时代就出现了实证性研究《万叶集》的学者，例如户田茂睡、契冲等。到18世纪后半期，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扩展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历史书籍，逐渐形成了从中寻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国学。从师契冲的荷田春满提倡建立国学学校，其学生贺茂真渊撰写《国意考》、《万叶考》等书，探讨未受儒学、佛教影响的日本古代思想。作为国学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长，拥有门徒近五百人。本居不仅提出了《源氏物语》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过对《古事记》的详细研究阐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张排除外来思想，回归古代精神，同时明确规定国学“乃皇朝之学问也”。接受其影响的平田笃胤更是激烈排除儒学及佛教，提倡尊重古代信仰的复古神道，其思想受到农村上层农民的欢迎，并得到流行。国学者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尊王攘夷运动，同时又是幕末时期排外主义、明治中期国粹主义的历史渊源。
兰学本来称西学或洋学，因德川幕府初期实行锁国政策，欧洲科学技术及其知识只能通过长崎的荷兰人传入日本，因而称为“兰学”。1720年将军吉宗提倡实学，宣布不再禁止与天主教无关的西书，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人学习荷兰语，推动了兰学的发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译《解体新书》，介绍西方的解剖学，是日本的第一部大型西洋医学译著。后来从医学、军事发展到各种学科，在日本全国形成了学习西方知识的知识分子集团。到19世纪中期，翻译西方书籍约500多部，其中较为著名的兰学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泽、高野长英、绪方洪庵等人。同时也出现了由兰学者开办的学校，例如仙台医师大槻玄泽在江户开设“芝兰堂”私塾，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适适斋”学塾，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创办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
除国学、兰学外，幕末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批判幕藩体制、提倡改良、对应外来危机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营道》，主张人人耕种，反对剥削与身份等级；海保青陵在《稽古谈》中认为，重建幕藩财政不能依靠消极的节俭政策，而是积极适应商品经济，实施藩营专卖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语》、《经世秘策》，主张开发虾夷地区，并通过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而增加国富；佐藤信渊在《农政本论》、《经济要录》等书中却主张必须振兴产业，国家统制流通领域，同时积极向海外扩张。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学的水户藩，逐渐形成将朱子学、国学、神道教相结合的“水户学”，主张尊崇天皇，服从将军，对幕末时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形成很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时代的教育。18世纪末，除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昌平黉）作为向幕臣灌输朱子学的教育机构外，许多藩也设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养解决藩财政等问题的人材。藩校最多时达到280个左右，最初讲授朱子学等儒学，后来根据需要又加设洋学、国学，同时根据年龄、学习能力设置不同的年级。这些藩校不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响也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例如1841年水户藩创办的“弘道馆”，不仅其规模最大，而且成为幕末“尊王论”的大本营。除官办学校外，民间有武士、学者、町人开办的众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设立的怀德堂，讲授朱子学、阳明学，但也出现了批判儒学、主张实用性的学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还有大盐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泽“芝兰堂”、绪方洪庵“适适斋”等。另外，民间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在19世纪初急剧增加，全日本达到1.2万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户。这些小学校大多由村长、僧侣、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经营，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岁儿童就读，学习读写、算数等。除上述的教育机构外，还有许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报德仕法”振兴农村的二宫尊德、主张节俭正直商业道德的石田梅岩“心学”等。
以江户町人为中心的“化政文化”出现生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的文化、文政年间，即1804到1830年，其特征为现实主义、享乐主义，显示了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下市民生活的多样性。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乡村戏剧的流行，出现了以演艺为职业的演员，以及富裕商人及农民热衷的茶道及花道，以人情本为中心的现实题材小说，木板刻印的“浮士绘”等。此时的“浮士绘”也大多以普通生活为题材，例如著名画家葛饰北斋、安藤(歌川)广重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富岳三十六景》，利用各种手法表现了象征日本的富士山，如《神奈川的浪涛里》等；后者的代表作有《东海道五十三次》，以连画的形式描述了东海道沿途的风土人情等。
第三章 近代——对外扩张的步伐
第一节 明治维新
一、 封建危机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因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栽种，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利用逐渐积累的资金，通过向幕藩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维新前夕，新兴地主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除较大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但无论是出租土地的地主，还是雇工经营的地主，他们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由于他们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资本拥有者，因而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品流通，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产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商。接下来，他们进一步通过“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酬金；所谓“出机”是指商人不仅提供生产原料，而且提供纺织机械，农民在家里织成布匹，按照成品获得酬金。再进一步，商人出资招募贫穷的农村妇女，集中在厂房中进行生产。此时的商人已变为资本家，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幕府末期，这样的手工工场已有260多家，每个工场拥有六到十台织机。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到十九世纪中期，仅在大阪一地经营汇兑业务、资本金在2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50多家。这些金融商拥有巨额财富，不仅控制了幕藩财政，而且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是他们借给各地大名的款项就高达6000多万两，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万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运往京都、大阪和江户的大米也不过400万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的局面。
与上述新兴阶级逐渐强大的情景相反，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却趋于没落。首先是中小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也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转为诸如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或者转化为从事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因而大多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农民则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据统计，在明治维新前的80年间共爆发了千余次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尽管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却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二、 外来压力
与早期殖民扩张不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工业革命大规模兴起后的需求，而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是其扩张的最后乃至最重要的目标。早在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绝。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过去颁布的“驱逐令”，炮击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但是，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局迫使幕府放宽了对外国的政策。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并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舰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护遇难船员，美国可在两个港口设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随后英国和俄国又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在日俄条约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权以及长崎为开港城市外，还规定了日俄两国在千岛群岛的边界。
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日本，准备在下田设领事馆。经过与幕府的长期谈判以及利诱与恐吓，首先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的久居权，然后在1858年6月双方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和兵库等港口及江户、大阪两城市；承认美国人在开港地的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通商自由及协定关税等。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均在安政五年签定，因而被称为“安政五国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而且也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从而使日本彻底向西方国家开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结果引起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日本在1859年7月正式开港，其对外贸易由此迅速增长。1860年输出为470万美元，输入为160万美元；到1867年，输出为1200万美元，输入为2160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了五倍多，而且入超情形严重。一方面生丝、茶叶、蚕种及棉花等原材料的大量出口，造成其价格飞速上涨。例如生丝在开港后不到一年就上涨了三倍多，使日本的丝织业遭受到严重打击。而且输出商品价格上涨也影响到一般物价，例如米价在1858年到1865年之间增加了三倍；另一方面，以棉、毛纺织品为主的大量廉价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日本的手工工场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其劳动者大量失业。
开港后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黄金外流。当时日本金银比价是一比五，而国际市场的比价是一比十五。西方商人与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其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暴利。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在1859年下半年就高达100万两，结果引起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并导致包括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导致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困难。
外来压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具有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55次；以反对粮食投机及涨价为中心的城市贫民暴动也显著增加，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16次。尤其是在1867年波及全国的“这样可好了”的动乱，即为数甚多的下层人民成群结队，唱着“这样可好了”的歌谣冲击富豪住宅及幕府机关，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农民及城市贫民的这些反抗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走上社会变革之路。
三、 戊辰战争
如同前述，德川幕府本来规定天皇朝廷不得过问政治，但“黑船”叩关，幕府惊慌失措，破例向天皇报告事态，并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见，结果却为天皇、公卿贵族以及强藩大名参政开辟了道路。在强藩的策动下，天皇拒绝批准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强硬态度，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定了上述条约，并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有关大名被禁闭，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等人被处死，其他遭受迫害者多达近百人，史称“安政大狱”。
1860年，制造上述“安政大狱”的井伊直弼很快就被反对派袭击而死，标志着幕府专制统治的终结。受其冲击的天皇朝廷和幕府被迫转向相互联合的“公武合体”，具体措施就是撮合孝明天皇之妹与幕府将军家茂的婚姻。此后在天皇朝廷的要求下，幕府在1963年5月通告各藩采取“攘夷”行动。但在“公武合体派”的操纵下，发动政变，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受到迫害。得到天皇支持的幕府不仅将尊王攘夷志士赶出京都，并借口作为尊王攘夷派大本营的长州藩军队擅入京都而讨伐长州藩，迫使长州藩俯首称臣。
此时，尊王攘夷派的观念发生转化，即从尊王攘夷转向尊王倒幕。因为开港以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势力，下级武士主张以武力加以反对，因而时常有外国的士兵、使馆人员、商人甚至舰船在日本受到攻击的事件发生，其中的“生麦事件”和“下关事件”均引起与外国的局部战争。1862年9月，萨摩藩武士在神奈川县生麦村因道路纠纷而杀死英国商人，第二年7月英国七艘军舰炮击萨摩藩的鹿儿岛，摧毁了炮台，并焚烧了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惩凶”等屈辱条件；1863年6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并封锁下关海峡。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并攻陷了所有炮台，长州藩被迫求和。“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意识到，在与外国武力相差悬殊的状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的，抵御西方势力入侵，保障国家安全，只能打倒传统的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正是在上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西南两大强藩逐渐接近。在土佐藩出身的藩士坂本龙马的斡旋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和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在1866年3月签定密约，商定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正因如此，当同年7月幕府以“私购武器”、“私自对外贸易”等罪名准备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时，曾是第一次讨伐长州战争主力的萨摩藩拒绝出兵，结果幕府不得不以将军去世而草草结束了这次不得人心的战争。1867年1月，主张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死亡，年仅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皇室公卿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立即与西南诸藩策划武装讨幕，其他诸藩也加快了结盟举兵的步伐。1868年底，新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辞去内大臣等所有职务，交出半数领地给朝廷，此后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与此同时，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
新任将军德川庆喜并不甘心交出政权，立即率兵从大阪向京都进军。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三天，结果数量占优势的幕府军被打败，德川庆喜从海路退奔江户。新政府组成东征军，进军关东地区，并迅速兵临江户城下。幕府知道没有取胜的可能，于是献城投降。在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当地农民纷纷起义，新政府军进展顺利。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评定。幕府海军将领夏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夏本武扬投降。因1868年为农历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结束。
四、 各项改革
1868年4月，新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其具体内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公武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随后颁布《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实行太政官制，最高职位为太政官，下设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并规定了官员的任命及其职责。同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11月改江户为“东京”，作为新首都，天皇及政府机构迁至东京。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措施主要有：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首先在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也就是命令各藩将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旧藩主成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但必须执行中央的政策。两年之后，明治政府又宣布新措施“废藩置县”，将旧藩主迁住东京，坐食俸禄。将藩改为县制单位，最初共有3府302个县，后改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尽管各藩具有的债务负担以及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以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使废藩置县得以顺利进行，但中央政府也为此承担了相当于两年国家预算的债务；
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从1869年到1872年，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候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秽多”、“非人”等贱民称呼，与过去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准许武士从事工商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等；1873年颁布《征兵令》，年满20岁男性均有服兵役义务；另外，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士族的俸禄，在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由政府一次性发给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为解决领取少量公债的一般士族生活困难问题，政府优先录用旧士族充任官吏、教师、军人、警察等公职，同时鼓励士族向地广人稀的北部地区或北海道移民，在内地各府县低价出售土地给士族等。尽管如此，遗留问题较多，成为后来士族叛乱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1871年10月，明治政府废除过去农作物栽培品种的限制；1872年3月，允许土地进行买卖，同年10月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其主要内容为：按照地价的3%征收货币地税，征收对象为土地所有者，其他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尽管允许土地可以买卖等政策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地税仍占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因而对农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第四，“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一方面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政通讯机构，促进铁路及海运的发展，为新型经济的出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输入先进设备，建立许多具有示范效应的国营“模范工厂”。其中包括铁路、矿山、造船、机械、水泥、玻璃、纺织、制丝等产业，共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工厂企业，同时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后来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外也是鉴于民间资本及其经营已逐渐成熟，政府在1880年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推动了80年代轻工业领域产业革命的出现。在农业及畜牧业方面，设立育种场、种畜场，同时设置东京驹场农学校、北海道札幌农学校，招聘外国教师任教，培养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
第一节 明治维新
一、 封建危机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因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栽种，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利用逐渐积累的资金，通过向幕藩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维新前夕，新兴地主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除较大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但无论是出租土地的地主，还是雇工经营的地主，他们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由于他们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资本拥有者，因而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品流通，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产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商。接下来，他们进一步通过“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酬金；所谓“出机”是指商人不仅提供生产原料，而且提供纺织机械，农民在家里织成布匹，按照成品获得酬金。再进一步，商人出资招募贫穷的农村妇女，集中在厂房中进行生产。此时的商人已变为资本家，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幕府末期，这样的手工工场已有260多家，每个工场拥有六到十台织机。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到十九世纪中期，仅在大阪一地经营汇兑业务、资本金在2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50多家。这些金融商拥有巨额财富，不仅控制了幕藩财政，而且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是他们借给各地大名的款项就高达6000多万两，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万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运往京都、大阪和江户的大米也不过400万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的局面。
与上述新兴阶级逐渐强大的情景相反，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却趋于没落。首先是中小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也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转为诸如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或者转化为从事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因而大多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农民则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据统计，在明治维新前的80年间共爆发了千余次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尽管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却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二、 外来压力
与早期殖民扩张不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工业革命大规模兴起后的需求，而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是其扩张的最后乃至最重要的目标。早在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绝。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过去颁布的“驱逐令”，炮击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但是，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局迫使幕府放宽了对外国的政策。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并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舰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护遇难船员，美国可在两个港口设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随后英国和俄国又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在日俄条约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权以及长崎为开港城市外，还规定了日俄两国在千岛群岛的边界。
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日本，准备在下田设领事馆。经过与幕府的长期谈判以及利诱与恐吓，首先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的久居权，然后在1858年6月双方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和兵库等港口及江户、大阪两城市；承认美国人在开港地的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通商自由及协定关税等。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均在安政五年签定，因而被称为“安政五国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而且也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从而使日本彻底向西方国家开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结果引起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日本在1859年7月正式开港，其对外贸易由此迅速增长。1860年输出为470万美元，输入为160万美元；到1867年，输出为1200万美元，输入为2160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了五倍多，而且入超情形严重。一方面生丝、茶叶、蚕种及棉花等原材料的大量出口，造成其价格飞速上涨。例如生丝在开港后不到一年就上涨了三倍多，使日本的丝织业遭受到严重打击。而且输出商品价格上涨也影响到一般物价，例如米价在1858年到1865年之间增加了三倍；另一方面，以棉、毛纺织品为主的大量廉价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日本的手工工场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其劳动者大量失业。
开港后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黄金外流。当时日本金银比价是一比五，而国际市场的比价是一比十五。西方商人与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其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暴利。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在1859年下半年就高达100万两，结果引起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并导致包括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导致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困难。
外来压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具有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55次；以反对粮食投机及涨价为中心的城市贫民暴动也显著增加，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16次。尤其是在1867年波及全国的“这样可好了”的动乱，即为数甚多的下层人民成群结队，唱着“这样可好了”的歌谣冲击富豪住宅及幕府机关，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农民及城市贫民的这些反抗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走上社会变革之路。
三、 戊辰战争
如同前述，德川幕府本来规定天皇朝廷不得过问政治，但“黑船”叩关，幕府惊慌失措，破例向天皇报告事态，并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见，结果却为天皇、公卿贵族以及强藩大名参政开辟了道路。在强藩的策动下，天皇拒绝批准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强硬态度，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定了上述条约，并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有关大名被禁闭，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等人被处死，其他遭受迫害者多达近百人，史称“安政大狱”。
1860年，制造上述“安政大狱”的井伊直弼很快就被反对派袭击而死，标志着幕府专制统治的终结。受其冲击的天皇朝廷和幕府被迫转向相互联合的“公武合体”，具体措施就是撮合孝明天皇之妹与幕府将军家茂的婚姻。此后在天皇朝廷的要求下，幕府在1963年5月通告各藩采取“攘夷”行动。但在“公武合体派”的操纵下，发动政变，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受到迫害。得到天皇支持的幕府不仅将尊王攘夷志士赶出京都，并借口作为尊王攘夷派大本营的长州藩军队擅入京都而讨伐长州藩，迫使长州藩俯首称臣。
此时，尊王攘夷派的观念发生转化，即从尊王攘夷转向尊王倒幕。因为开港以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势力，下级武士主张以武力加以反对，因而时常有外国的士兵、使馆人员、商人甚至舰船在日本受到攻击的事件发生，其中的“生麦事件”和“下关事件”均引起与外国的局部战争。1862年9月，萨摩藩武士在神奈川县生麦村因道路纠纷而杀死英国商人，第二年7月英国七艘军舰炮击萨摩藩的鹿儿岛，摧毁了炮台，并焚烧了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惩凶”等屈辱条件；1863年6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并封锁下关海峡。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并攻陷了所有炮台，长州藩被迫求和。“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意识到，在与外国武力相差悬殊的状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的，抵御西方势力入侵，保障国家安全，只能打倒传统的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正是在上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西南两大强藩逐渐接近。在土佐藩出身的藩士坂本龙马的斡旋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和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在1866年3月签定密约，商定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正因如此，当同年7月幕府以“私购武器”、“私自对外贸易”等罪名准备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时，曾是第一次讨伐长州战争主力的萨摩藩拒绝出兵，结果幕府不得不以将军去世而草草结束了这次不得人心的战争。1867年1月，主张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死亡，年仅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皇室公卿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立即与西南诸藩策划武装讨幕，其他诸藩也加快了结盟举兵的步伐。1868年底，新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辞去内大臣等所有职务，交出半数领地给朝廷，此后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与此同时，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
新任将军德川庆喜并不甘心交出政权，立即率兵从大阪向京都进军。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三天，结果数量占优势的幕府军被打败，德川庆喜从海路退奔江户。新政府组成东征军，进军关东地区，并迅速兵临江户城下。幕府知道没有取胜的可能，于是献城投降。在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当地农民纷纷起义，新政府军进展顺利。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评定。幕府海军将领夏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夏本武扬投降。因1868年为农历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结束。
四、 各项改革
1868年4月，新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其具体内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公武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随后颁布《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实行太政官制，最高职位为太政官，下设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并规定了官员的任命及其职责。同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11月改江户为“东京”，作为新首都，天皇及政府机构迁至东京。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措施主要有：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首先在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也就是命令各藩将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旧藩主成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但必须执行中央的政策。两年之后，明治政府又宣布新措施“废藩置县”，将旧藩主迁住东京，坐食俸禄。将藩改为县制单位，最初共有3府302个县，后改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尽管各藩具有的债务负担以及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以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使废藩置县得以顺利进行，但中央政府也为此承担了相当于两年国家预算的债务；
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从1869年到1872年，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候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秽多”、“非人”等贱民称呼，与过去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准许武士从事工商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等；1873年颁布《征兵令》，年满20岁男性均有服兵役义务；另外，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士族的俸禄，在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由政府一次性发给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为解决领取少量公债的一般士族生活困难问题，政府优先录用旧士族充任官吏、教师、军人、警察等公职，同时鼓励士族向地广人稀的北部地区或北海道移民，在内地各府县低价出售土地给士族等。尽管如此，遗留问题较多，成为后来士族叛乱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1871年10月，明治政府废除过去农作物栽培品种的限制；1872年3月，允许土地进行买卖，同年10月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其主要内容为：按照地价的3%征收货币地税，征收对象为土地所有者，其他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尽管允许土地可以买卖等政策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地税仍占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因而对农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第四，“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一方面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政通讯机构，促进铁路及海运的发展，为新型经济的出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输入先进设备，建立许多具有示范效应的国营“模范工厂”。其中包括铁路、矿山、造船、机械、水泥、玻璃、纺织、制丝等产业，共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工厂企业，同时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后来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外也是鉴于民间资本及其经营已逐渐成熟，政府在1880年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推动了80年代轻工业领域产业革命的出现。在农业及畜牧业方面，设立育种场、种畜场，同时设置东京驹场农学校、北海道札幌农学校，招聘外国教师任教，培养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
一、精英分裂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为修改同欧美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同时参观学习西方的文明与技术。该使节团花费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尽管未能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但欧美各国先进的生产力却使使节团成员大开眼界，痛感只有自身迅速富强，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在此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借口朝鲜拒绝接受日本国书而主张对其进行征讨，但遭到已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最后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等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然而，下野的征韩派成员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下野后返回故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自费建立“私学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学。“私学校”后来发展到百余所分校，学员多达三万余名，实际上具有军队的性质。在西乡的影响下，鹿儿岛县拒不执行包括俸禄处分及地税改革在内的中央政府政策。为防不测，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将鹿儿岛弹药库中的弹药运出该地，但“私学校”的学员闻讯后抢先袭击了弹药库，并将之抢走。同年2月15日，西乡率兵从鹿儿岛向北出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被称之为“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先后共出动六万多军队前往九州地区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四万余人，其规模甚至超过“戊辰战争”。长达八个月的西南战争以西乡兵败自杀而告结束，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即士族武装被由平民征集的军队打败，由此证明了征兵制的效果。从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对政府，而是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在随后向政府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他们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尽管这个“爱国公党”仅存在两个月，但不久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同时，他们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在“立志社”的影响下，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大阪举行集会，并建成“爱国社”。该团体积极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针对上述自由民权运动骤然兴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进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发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诏书的同时，废除左右两院，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另一方面，劝诱自由民权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以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尽管板垣重新担任政府参议，爱国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自由民权运动却持续发展。
二、运动高潮
概括地说，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没落士族与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实行征兵制等措施，士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绝大多数士族不仅沦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生活困难。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对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经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场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样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试图改革政府体制，以便获取更多的权力。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在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多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降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学习，因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随幕府使节团多次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
1877年6月，立志社再次向明治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建议书在批评明治政府八大弊端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纲领，广泛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1878年9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再次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国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同时向政府提交情愿书，要求召开国会。此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主张尽快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大隈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为准备在国会中进行政党活动，以板垣退助为中心在1881年10月组成自由党，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建立宪改进党，但因各自党内的矛盾以及两党之间的互相攻击，结果使基层党员失去耐心，逐渐转向激进道路，领导农民、市民等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抗争的事件，从而使自由民权运动在1884年前后达到高潮。然而，这些武装抗争均被政府镇压下去，尽管1887年围绕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自由民权运动又形成新的高潮，但政府在同年底颁布《保安条例》，大肆逮捕或驱逐自由民权派成员，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三、 帝国宪法
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政府承诺制定宪法、召开民选国会。为此政府派伊藤博文前往欧洲、主要是德国进行考察，准备以君主立宪专制政体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宪法；同时迅速扩大皇室财产，确立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加强华族制度，培养维护皇权的特权阶层；同时，在1885年又将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由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组成内阁，并决定通过考试录用文官及其晋升等。经过这些准备活动后，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为《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首先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天皇裁可法律，并命其公布及执行”，“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吏”，“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立法、军事、行政、外交等权力全部集中天皇手里，司法权亦“以天皇之名，依照法律行之”。
尽管明治宪法规定日本帝国臣民有“信教之自由”和“言论、著作、刊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以及“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但又规定“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及在“法律范围内”。
宪法规定，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同时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选民选举产生。
《明治宪法》具有天皇拥有一切大权、行政权高于其他国家权力、立法权受到限制、统帅权独立等特点，因而从制度上奠定了天皇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础。但是，由于天皇被塑造成现人神，很少干预人间政治，所以其政治体制是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借“天皇大权”之名、行寡头政治之实的专制体制。尽管如此，该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从法制建设的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1890年7月进行了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当时仅占全国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从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成立到1894年 6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前后共召开过六届议会，其中有三届议会被解散，更迭了两届内阁。第从一届到第三届议会，主要是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中心的“民党”，代表中小地主以及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修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拒不通过政府提出的扩充军备的预算，同时要求减轻地税、削减政府开支、核减官员薪俸、整顿吏、反对军事部门的积弊、反对政府干涉选举等，结果迫使政府不是答应政党的要求，就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萨、长“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准备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伊藤策动天皇下达诏书，声称“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恨万年”，表示今后六年内每年节省30万日元宫廷用费，加上文武官员月薪的十分之一，以补造船军费之不足。在天皇权威的压力下，政府预算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
一、精英分裂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为修改同欧美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同时参观学习西方的文明与技术。该使节团花费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尽管未能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但欧美各国先进的生产力却使使节团成员大开眼界，痛感只有自身迅速富强，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在此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借口朝鲜拒绝接受日本国书而主张对其进行征讨，但遭到已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最后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等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然而，下野的征韩派成员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下野后返回故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自费建立“私学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学。“私学校”后来发展到百余所分校，学员多达三万余名，实际上具有军队的性质。在西乡的影响下，鹿儿岛县拒不执行包括俸禄处分及地税改革在内的中央政府政策。为防不测，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将鹿儿岛弹药库中的弹药运出该地，但“私学校”的学员闻讯后抢先袭击了弹药库，并将之抢走。同年2月15日，西乡率兵从鹿儿岛向北出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被称之为“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先后共出动六万多军队前往九州地区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四万余人，其规模甚至超过“戊辰战争”。长达八个月的西南战争以西乡兵败自杀而告结束，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即士族武装被由平民征集的军队打败，由此证明了征兵制的效果。从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对政府，而是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在随后向政府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他们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尽管这个“爱国公党”仅存在两个月，但不久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同时，他们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在“立志社”的影响下，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大阪举行集会，并建成“爱国社”。该团体积极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针对上述自由民权运动骤然兴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进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发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诏书的同时，废除左右两院，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另一方面，劝诱自由民权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以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尽管板垣重新担任政府参议，爱国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自由民权运动却持续发展。
二、运动高潮
概括地说，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没落士族与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实行征兵制等措施，士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绝大多数士族不仅沦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生活困难。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对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经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场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样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试图改革政府体制，以便获取更多的权力。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在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多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降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学习，因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随幕府使节团多次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
1877年6月，立志社再次向明治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建议书在批评明治政府八大弊端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纲领，广泛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1878年9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再次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国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同时向政府提交情愿书，要求召开国会。此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主张尽快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大隈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为准备在国会中进行政党活动，以板垣退助为中心在1881年10月组成自由党，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建立宪改进党，但因各自党内的矛盾以及两党之间的互相攻击，结果使基层党员失去耐心，逐渐转向激进道路，领导农民、市民等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抗争的事件，从而使自由民权运动在1884年前后达到高潮。然而，这些武装抗争均被政府镇压下去，尽管1887年围绕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自由民权运动又形成新的高潮，但政府在同年底颁布《保安条例》，大肆逮捕或驱逐自由民权派成员，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三、 帝国宪法
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政府承诺制定宪法、召开民选国会。为此政府派伊藤博文前往欧洲、主要是德国进行考察，准备以君主立宪专制政体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宪法；同时迅速扩大皇室财产，确立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加强华族制度，培养维护皇权的特权阶层；同时，在1885年又将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由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组成内阁，并决定通过考试录用文官及其晋升等。经过这些准备活动后，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为《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首先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天皇裁可法律，并命其公布及执行”，“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吏”，“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立法、军事、行政、外交等权力全部集中天皇手里，司法权亦“以天皇之名，依照法律行之”。
尽管明治宪法规定日本帝国臣民有“信教之自由”和“言论、著作、刊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以及“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但又规定“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及在“法律范围内”。
宪法规定，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同时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选民选举产生。
《明治宪法》具有天皇拥有一切大权、行政权高于其他国家权力、立法权受到限制、统帅权独立等特点，因而从制度上奠定了天皇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础。但是，由于天皇被塑造成现人神，很少干预人间政治，所以其政治体制是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借“天皇大权”之名、行寡头政治之实的专制体制。尽管如此，该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从法制建设的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1890年7月进行了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当时仅占全国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从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成立到1894年 6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前后共召开过六届议会，其中有三届议会被解散，更迭了两届内阁。第从一届到第三届议会，主要是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中心的“民党”，代表中小地主以及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修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拒不通过政府提出的扩充军备的预算，同时要求减轻地税、削减政府开支、核减官员薪俸、整顿吏、反对军事部门的积弊、反对政府干涉选举等，结果迫使政府不是答应政党的要求，就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萨、长“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准备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伊藤策动天皇下达诏书，声称“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恨万年”，表示今后六年内每年节省30万日元宫廷用费，加上文武官员月薪的十分之一，以补造船军费之不足。在天皇权威的压力下，政府预算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
第三节 大陆政策及其行动
一、 扩张思潮
尽管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优先派”将西乡隆盛等“征韩派”赶出明治政府，但他们并非反对日本向外扩张，只不过主张暂缓实施而已。“明治六年政变”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风漂至台湾而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派军队在台湾登陆，结果遭到抗击，中国清政府也准备派军队前往参战。进退两难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谈判，并利用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态，以“抚恤”的名义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偿，其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野心。1879年，明治政府派军队到琉球，强制性地将1872年设置的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此举遭到清朝的强烈抗议。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提出正式建交的要求，但均遭到朝鲜的拒绝，日本决定以武力相威胁。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闯入朝鲜西海岸的江华湾，并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前往朝鲜，并在山口县下关港集结军队伺机而动，迫使朝鲜与之签定《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该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港口，日本商人可自由在朝鲜从事贸易活动，日本在朝鲜境内具有领事裁判权，并可以任意测量朝鲜海岸等。这个不平等条约不仅使朝鲜开始陷入殖民地危机，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最初体现。
1880年11月，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奠基者、当时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将《邻邦兵备略》一书呈奏天皇，以清朝兵多不强、受尽外侵之苦为例，强调日本必须把加强军备放在首要位置，指出“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1882年7月，朝鲜发生动乱，具有反日情绪的士兵与市民袭击了亲日官员，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并焚烧了日本使馆。山县有朋下令召集军队，并进行全国规模的战争动员，迫使朝鲜赔偿有关损失，承认日本在其京城拥有驻兵权。1884年12月，朝鲜再次发生政变，亲日势力建立新政权，清政府出兵将其驱逐。尽管日本控制朝鲜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在1885年4月，日本诱迫中国与之签订了《天津条约》，由此获得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可派兵干预的权利，从而为日本向朝鲜半岛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思潮也开始转向对外扩张，其中最具煽动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这位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在1875年撰写的《文明论概略》中认为，欧美各国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和日本仍处在半开化阶段，而朝鲜是野蛮国家。另一方面，“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因此，必须通过学习西方达到实现日本独立的目的。但在此后，福泽逐渐接受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国家应向野蛮国家推广文明，而且其手段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福泽谕吉在1881年出版的《时事小言》中认为日本已基本达到“文明”阶段，因为日本“国内政治业已巩固基础，达到可赖安宁之阶段，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文章，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他强调指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不仅如此，福泽还积极参与日本染指朝鲜的各种活动。
1888年1月，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强调日本必须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鲜的准备；1890年，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反复鼓吹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在他看来，“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是指其近邻地区，“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另外，山县有朋明确提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初具雏形。
二、 甲午战争
为准备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不仅加快充实海军舰艇的步伐，而且大大扩充了陆军编制，并建立了以战时大本营为主的战争体制。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工人与农民的斗争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893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五届议会因条约修正问题，政府遭到议会内六党派的强烈反对，并对伊藤博文内阁提出不信任案。虽然议会遭到解散，但政局仍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福泽谕吉在1894年 1月26日的《时事新报》上撰文劝说政府，“以吾人之见，如政府一变其方向而大力推进东洋政略，以使国内的人心外转，或许是眼下适当的方案”。
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决定请求清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日本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出了大批军队到朝鲜首都京城，名为“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于是，清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增兵，并逐步撤出各自的军队。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为今日只急务。为断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政府连续提出两次“绝交书”。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傀儡政权，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
7月25日，日本军舰在靠近朝鲜的丰岛海面袭击清朝军舰，并击沉清政府运兵船高升号，800余名将士牺牲。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日本侵朝军队已达5万，并很快占领平壤，清军退至中国境内。9月17日，双方舰队在黄海激战，清朝的北洋舰队被击溃。10月25日，日本军队兵分两路进攻中国大陆，迅速占领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并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全城人员所剩无几。1895年1月，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将北洋舰队全歼在海港内。3月，日军在辽东不断加强攻势，清朝军队连连败北，日军逼近山海关，清朝政府决意求和。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原下关）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谈判，在日方的高压威胁下，被迫在4月17日签订了极为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以及长江、吴淞江航运线，日本人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产品，运销内地只交纳进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早对中国东北地区抱有野心的俄国极力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因而伙同德国、法国进行干预，结果日本不得不接受三国的“劝告”，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甲午战争对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次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不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意识到依靠实力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而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丰厚战利品也使它更热衷于扩军备战及对外侵略；其次，甲午战争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战争爆发后，议员们纷纷向天皇和专制政府宣誓效忠，使政府得以自由地决定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并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募集公债。战后政府提出的扩军计划顺利得到议会的赞成，而且议会与政府的部分权力也因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军部所夺。1895年实施台湾总督武官制，到1900年进一步发展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规定内阁成员的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另外，甲午战争使帝国主义思潮成为支配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旋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扩张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这两种观点均主张日本应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地。
三、 日俄战争
如同前述，由于俄国与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这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反响，“卧薪尝胆”式的报仇意识迅速蔓延。1895年4月，山县有朋在扩军备战的建议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扩大利益线的主张。他强调指出，“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化为乌有，并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准备将现役军人从7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达到60万人，海军舰艇总吨位从6万吨增加到26万吨，同时迅速扩充炮兵以及骑兵的规模。每年的军备开支约占政府一般会计支出的半数，另外还增征酒税、地税，加征营业税、登记税等，以应付巨额军费。甲午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也为其扩充军备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但急剧增长的工商业与日益狭窄的国内市场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
甲午战后，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更为激烈，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断加剧。1896年5月，日俄双方签订备忘录，日本被迫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其享有同等地位，结果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迅速扩大，逐步掌握了朝鲜的军事、财政大权。与此同时，俄国积极插手中国东北地区。1896年6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力。1897年11月，俄国出兵强占了旅顺和大连，翌年同清政府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不仅“租借”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而且还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1900年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和俄国侨民免受义和团事件冲击为名，出动15万大军入侵中国东北，并长期拒不撤军。1901年11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俄国，并就协调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俄国政府进行谈判，虽然俄国最后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工业、商业上的行动自由，但不得在中国北部地区扩张其势力，并试图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活动置于俄国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扩张直接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产生冲突。此时英国为牵制俄国的扩张，巩固其在中亚和远东的殖民利益，全面承认日本在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因而日本决定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俄国。1902年，双方签订《日英同盟条约》。1903年，俄国派兵进入朝鲜，俄日对立日趋严重。
1904年2月，日本决定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派海军主力偷袭旅顺，派陆军前往朝鲜仁川，此后双方正式宣战。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陆战中，日军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攻陷旅顺要塞和沈阳。在海上，以逸待劳的日本海军几乎全歼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此后俄国胜利无望，加之国内爆发革命，而日本也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因而在美国政府的调停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后，在1905年9月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越地位，俄国从中国攫取的辽东半岛及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一方面，逐渐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因和约未能给日本带来巨额赔款而引起国民的不满，甚至在东京出现了大规模骚乱的“日比谷暴动”；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加快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步伐，1906年设置关东总督府管理辽东半岛南端的关东州，并设置“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经济掠夺。除此之外，在经过三次《日韩协约》后，1910年日本正式合并韩国，将1897年改称的大韩帝国重新改为朝鲜，将汉城改为京城，并设朝鲜总督府统治这块殖民地。
一、 扩张思潮
尽管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优先派”将西乡隆盛等“征韩派”赶出明治政府，但他们并非反对日本向外扩张，只不过主张暂缓实施而已。“明治六年政变”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风漂至台湾而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派军队在台湾登陆，结果遭到抗击，中国清政府也准备派军队前往参战。进退两难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谈判，并利用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态，以“抚恤”的名义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偿，其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野心。1879年，明治政府派军队到琉球，强制性地将1872年设置的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此举遭到清朝的强烈抗议。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提出正式建交的要求，但均遭到朝鲜的拒绝，日本决定以武力相威胁。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闯入朝鲜西海岸的江华湾，并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前往朝鲜，并在山口县下关港集结军队伺机而动，迫使朝鲜与之签定《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该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港口，日本商人可自由在朝鲜从事贸易活动，日本在朝鲜境内具有领事裁判权，并可以任意测量朝鲜海岸等。这个不平等条约不仅使朝鲜开始陷入殖民地危机，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最初体现。
1880年11月，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奠基者、当时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将《邻邦兵备略》一书呈奏天皇，以清朝兵多不强、受尽外侵之苦为例，强调日本必须把加强军备放在首要位置，指出“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1882年7月，朝鲜发生动乱，具有反日情绪的士兵与市民袭击了亲日官员，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并焚烧了日本使馆。山县有朋下令召集军队，并进行全国规模的战争动员，迫使朝鲜赔偿有关损失，承认日本在其京城拥有驻兵权。1884年12月，朝鲜再次发生政变，亲日势力建立新政权，清政府出兵将其驱逐。尽管日本控制朝鲜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在1885年4月，日本诱迫中国与之签订了《天津条约》，由此获得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可派兵干预的权利，从而为日本向朝鲜半岛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思潮也开始转向对外扩张，其中最具煽动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这位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在1875年撰写的《文明论概略》中认为，欧美各国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和日本仍处在半开化阶段，而朝鲜是野蛮国家。另一方面，“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因此，必须通过学习西方达到实现日本独立的目的。但在此后，福泽逐渐接受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国家应向野蛮国家推广文明，而且其手段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福泽谕吉在1881年出版的《时事小言》中认为日本已基本达到“文明”阶段，因为日本“国内政治业已巩固基础，达到可赖安宁之阶段，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文章，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他强调指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不仅如此，福泽还积极参与日本染指朝鲜的各种活动。
1888年1月，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强调日本必须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鲜的准备；1890年，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反复鼓吹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在他看来，“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是指其近邻地区，“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另外，山县有朋明确提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初具雏形。
二、 甲午战争
为准备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不仅加快充实海军舰艇的步伐，而且大大扩充了陆军编制，并建立了以战时大本营为主的战争体制。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工人与农民的斗争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893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五届议会因条约修正问题，政府遭到议会内六党派的强烈反对，并对伊藤博文内阁提出不信任案。虽然议会遭到解散，但政局仍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福泽谕吉在1894年 1月26日的《时事新报》上撰文劝说政府，“以吾人之见，如政府一变其方向而大力推进东洋政略，以使国内的人心外转，或许是眼下适当的方案”。
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决定请求清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日本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出了大批军队到朝鲜首都京城，名为“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于是，清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增兵，并逐步撤出各自的军队。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为今日只急务。为断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政府连续提出两次“绝交书”。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傀儡政权，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
7月25日，日本军舰在靠近朝鲜的丰岛海面袭击清朝军舰，并击沉清政府运兵船高升号，800余名将士牺牲。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日本侵朝军队已达5万，并很快占领平壤，清军退至中国境内。9月17日，双方舰队在黄海激战，清朝的北洋舰队被击溃。10月25日，日本军队兵分两路进攻中国大陆，迅速占领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并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全城人员所剩无几。1895年1月，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将北洋舰队全歼在海港内。3月，日军在辽东不断加强攻势，清朝军队连连败北，日军逼近山海关，清朝政府决意求和。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原下关）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谈判，在日方的高压威胁下，被迫在4月17日签订了极为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以及长江、吴淞江航运线，日本人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产品，运销内地只交纳进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早对中国东北地区抱有野心的俄国极力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因而伙同德国、法国进行干预，结果日本不得不接受三国的“劝告”，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甲午战争对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次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不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意识到依靠实力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而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丰厚战利品也使它更热衷于扩军备战及对外侵略；其次，甲午战争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战争爆发后，议员们纷纷向天皇和专制政府宣誓效忠，使政府得以自由地决定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并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募集公债。战后政府提出的扩军计划顺利得到议会的赞成，而且议会与政府的部分权力也因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军部所夺。1895年实施台湾总督武官制，到1900年进一步发展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规定内阁成员的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另外，甲午战争使帝国主义思潮成为支配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旋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扩张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这两种观点均主张日本应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地。
三、 日俄战争
如同前述，由于俄国与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这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反响，“卧薪尝胆”式的报仇意识迅速蔓延。1895年4月，山县有朋在扩军备战的建议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扩大利益线的主张。他强调指出，“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化为乌有，并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准备将现役军人从7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达到60万人，海军舰艇总吨位从6万吨增加到26万吨，同时迅速扩充炮兵以及骑兵的规模。每年的军备开支约占政府一般会计支出的半数，另外还增征酒税、地税，加征营业税、登记税等，以应付巨额军费。甲午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也为其扩充军备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但急剧增长的工商业与日益狭窄的国内市场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
甲午战后，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更为激烈，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断加剧。1896年5月，日俄双方签订备忘录，日本被迫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其享有同等地位，结果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迅速扩大，逐步掌握了朝鲜的军事、财政大权。与此同时，俄国积极插手中国东北地区。1896年6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力。1897年11月，俄国出兵强占了旅顺和大连，翌年同清政府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不仅“租借”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而且还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1900年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和俄国侨民免受义和团事件冲击为名，出动15万大军入侵中国东北，并长期拒不撤军。1901年11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俄国，并就协调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俄国政府进行谈判，虽然俄国最后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工业、商业上的行动自由，但不得在中国北部地区扩张其势力，并试图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活动置于俄国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扩张直接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产生冲突。此时英国为牵制俄国的扩张，巩固其在中亚和远东的殖民利益，全面承认日本在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因而日本决定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俄国。1902年，双方签订《日英同盟条约》。1903年，俄国派兵进入朝鲜，俄日对立日趋严重。
1904年2月，日本决定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派海军主力偷袭旅顺，派陆军前往朝鲜仁川，此后双方正式宣战。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陆战中，日军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攻陷旅顺要塞和沈阳。在海上，以逸待劳的日本海军几乎全歼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此后俄国胜利无望，加之国内爆发革命，而日本也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因而在美国政府的调停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后，在1905年9月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越地位，俄国从中国攫取的辽东半岛及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一方面，逐渐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因和约未能给日本带来巨额赔款而引起国民的不满，甚至在东京出现了大规模骚乱的“日比谷暴动”；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加快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步伐，1906年设置关东总督府管理辽东半岛南端的关东州，并设置“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经济掠夺。除此之外，在经过三次《日韩协约》后，1910年日本正式合并韩国，将1897年改称的大韩帝国重新改为朝鲜，将汉城改为京城，并设朝鲜总督府统治这块殖民地。
第四节 大正民主运动
一、 早期工人运动
19世纪80年代初，任明治政府大藏大臣的松方正义实施紧缩财政，同时对货币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并采取措施促进出口，结果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以铁路及纺织业为中心的民间投资热潮。1883年开业的大阪纺织会社因使用蒸汽动力以及英国的机械设备，并在电气照明下实施两班作业，因此获得丰厚利润，从而引发了棉纺织部门的产业革命。铁路和海运领域也在政府的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甲午战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政府投资扩张军备以及推动产业发展，再次引起民间成立公司的热潮。在1889年到1899年间，棉纱生产量从6.7万捆增加到75.7万捆，增长了11倍。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而且1897年出口棉纱14万捆，大大超过了进口的5.4万捆；在缫丝行业，器械缫丝量也在1894年超过了手工缫丝量；在重工业方面，政府除大力扶植民间造船业外，还建造了国营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正式开工，几年后就生产了国内所需钢铁的80%左右。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主要产业的生产指数在1894年为100，那末到1912年，造船业为1245，煤炭业为460，铁为356，生丝为262，可见发展速度之快。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形成同步、国家扶植和保护色彩较浓、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较大比重等特点，因而在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工人、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度日，同时使得国内市场狭窄，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以便为其工业产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及原料来源。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并形成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
甲午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97年到1899年，日本工人在各地普遍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有横滨造船厂400名木工和东京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和歌山500名伐木工人以及福冈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甚至在佐渡矿山还爆发了工人暴动。正是在这些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97年12月诞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著名工人运动家片山潜领导的这个工会组织拥有1200名成员。此后工会组织迅速增长，其会员也越来越多，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也随之高涨起来。1897年4月，成立了“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问题研究会，1898年10月，以该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合于日本”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每月一次的研究例会介绍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为适应工人、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其成员也从学者扩大到工人与学生等。1901年由社会主义协会的主要成员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制定的纲领中，提出了裁减军备、实行普选、将重要生产资料收为国有、公平分配财富以及废除贵族院等主张。面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明治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1900年政府颁布了限制和取缔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法》，明文规定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同盟罢工；同时，“社会民主党”成立当天就被政府禁止，后来该党改称为“社会平民党”，仍被禁止。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者仍继续活动。1903年7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分别出版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书籍，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03年，幸德秋水等人组成“平民社”，并出版《平民新闻》，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及一切战争。1905年10月“平民社”被政府强行解散，但在日俄战争后工农运动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者在1906年2月成立“日本社会党”，并积极支持了一些群众斗争。1907年日本社会党被取缔，《平民新闻》也被禁止发行，刺激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幸德秋水等人转变态度，主张“直接行动”。1908年集会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政府加快了对社会主义者镇压的步伐。1910年5月，政府捏造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将幸德秋水等24人判处死刑。
积极采取暴力镇压措施以及扩充军备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因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被迫在1911年8月辞职。但这位陆军大将在军部的支持下，利用扩军问题将继任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搞垮，在19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军部这种专横行径，不仅使议会内的反对党派对桂太郎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数万名市民甚至包围了国会。随后各地群众反对运动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暴动，结果迫使桂太郎第三届内阁垮台。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其时正值大正天皇即位之初，因而也称之为“大正政变”。
二、 参加一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对日本国运发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纷纷主张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结果日本政府不仅迅速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并宣战，然后迅速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权益，同时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体现其“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租借权或所有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如果“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全部得到实现，那么中国必将处在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将成为第二个朝鲜。尽管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还是使日本的侵略势力在满蒙和山东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仅积极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侵略势力，而且对俄国领土也具有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方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两艘军舰驶入俄国的海参崴港口，并趁西方国家相邀之机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亚，派兵数额逐年增加，最高时兵力达到七万三千人。“贝尔加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均卷入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该地大批的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银行调查局所编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大正4年以来，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开始向日本定购武器、军需品、食品等为开端，日本货还大量涌进中国、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以至出口贸易取得迅速发展。”从数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4亿日元；黄金储备在1912年时仅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则超过20亿日元；战前日本负有外债12亿日元，战后一举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使其从农业国迅速转为工业国。例如1914年时，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水产业约占5．1％，矿业约占5．1％），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其他矿业4．3％，水产业3．8％）。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例如，拥有资金10万日元以上、雇工5人以上的资本家阶级在1914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20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年代末，进一步增加到40万，远远超过地主阶级的总人数。其中大资本家人数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过了大地主阶级的4249人。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样迅速，从1914年的 330多万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万，其中工商业领域的自营者尤为突出，如果以户计算，则从1914年的63．9万户增加到1925年的111．8万户，几乎增加了一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大正民主运动以及政党政治的出现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民主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持政权的藩阀政治以及积极干预政权的军部势力进行清算。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美浓部达吉为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利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解释明治宪法，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美浓部明确指出：“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种“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
1916年，吉野作造以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本主义”的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吉野作造明确指出，“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议制度，以达到使人民能够监督国会议员以及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时，吉野认为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的只有政党，而且为使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第一，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第三，对限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给予应有的抑制，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等。显而易见，美浓部和吉野的这些主张为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正是在资产阶级运动及其理论的推动下，1919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虽然原敬上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宪政友会议会多数党的地位，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而且在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的同时，将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尽管原敬内阁拒绝了实施普选的要求，但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的措施却推动了各界群众要求普选运动的高涨，而且其开创的政党政治终于打破了藩阀专权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相互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虽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杀，但工农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一方面，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众党及日本劳农党等左翼政党在20年代纷纷出现；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下，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政治纲领，自称“护宪三派”并将其活动称为“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5月，“护宪三派”在大选中获胜，由加藤高明组阁。该届内阁不仅在1925年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法案，而且也使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为止。
一、 早期工人运动
19世纪80年代初，任明治政府大藏大臣的松方正义实施紧缩财政，同时对货币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并采取措施促进出口，结果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以铁路及纺织业为中心的民间投资热潮。1883年开业的大阪纺织会社因使用蒸汽动力以及英国的机械设备，并在电气照明下实施两班作业，因此获得丰厚利润，从而引发了棉纺织部门的产业革命。铁路和海运领域也在政府的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甲午战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政府投资扩张军备以及推动产业发展，再次引起民间成立公司的热潮。在1889年到1899年间，棉纱生产量从6.7万捆增加到75.7万捆，增长了11倍。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而且1897年出口棉纱14万捆，大大超过了进口的5.4万捆；在缫丝行业，器械缫丝量也在1894年超过了手工缫丝量；在重工业方面，政府除大力扶植民间造船业外，还建造了国营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正式开工，几年后就生产了国内所需钢铁的80%左右。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主要产业的生产指数在1894年为100，那末到1912年，造船业为1245，煤炭业为460，铁为356，生丝为262，可见发展速度之快。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形成同步、国家扶植和保护色彩较浓、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较大比重等特点，因而在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工人、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度日，同时使得国内市场狭窄，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以便为其工业产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及原料来源。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并形成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
甲午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97年到1899年，日本工人在各地普遍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有横滨造船厂400名木工和东京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和歌山500名伐木工人以及福冈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甚至在佐渡矿山还爆发了工人暴动。正是在这些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97年12月诞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著名工人运动家片山潜领导的这个工会组织拥有1200名成员。此后工会组织迅速增长，其会员也越来越多，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也随之高涨起来。1897年4月，成立了“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问题研究会，1898年10月，以该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合于日本”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每月一次的研究例会介绍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为适应工人、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其成员也从学者扩大到工人与学生等。1901年由社会主义协会的主要成员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制定的纲领中，提出了裁减军备、实行普选、将重要生产资料收为国有、公平分配财富以及废除贵族院等主张。面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明治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1900年政府颁布了限制和取缔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法》，明文规定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同盟罢工；同时，“社会民主党”成立当天就被政府禁止，后来该党改称为“社会平民党”，仍被禁止。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者仍继续活动。1903年7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分别出版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书籍，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03年，幸德秋水等人组成“平民社”，并出版《平民新闻》，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及一切战争。1905年10月“平民社”被政府强行解散，但在日俄战争后工农运动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者在1906年2月成立“日本社会党”，并积极支持了一些群众斗争。1907年日本社会党被取缔，《平民新闻》也被禁止发行，刺激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幸德秋水等人转变态度，主张“直接行动”。1908年集会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政府加快了对社会主义者镇压的步伐。1910年5月，政府捏造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将幸德秋水等24人判处死刑。
积极采取暴力镇压措施以及扩充军备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因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被迫在1911年8月辞职。但这位陆军大将在军部的支持下，利用扩军问题将继任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搞垮，在19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军部这种专横行径，不仅使议会内的反对党派对桂太郎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数万名市民甚至包围了国会。随后各地群众反对运动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暴动，结果迫使桂太郎第三届内阁垮台。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其时正值大正天皇即位之初，因而也称之为“大正政变”。
二、 参加一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对日本国运发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纷纷主张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结果日本政府不仅迅速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并宣战，然后迅速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权益，同时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体现其“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租借权或所有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如果“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全部得到实现，那么中国必将处在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将成为第二个朝鲜。尽管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还是使日本的侵略势力在满蒙和山东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仅积极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侵略势力，而且对俄国领土也具有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方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两艘军舰驶入俄国的海参崴港口，并趁西方国家相邀之机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亚，派兵数额逐年增加，最高时兵力达到七万三千人。“贝尔加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均卷入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该地大批的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银行调查局所编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大正4年以来，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开始向日本定购武器、军需品、食品等为开端，日本货还大量涌进中国、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以至出口贸易取得迅速发展。”从数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4亿日元；黄金储备在1912年时仅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则超过20亿日元；战前日本负有外债12亿日元，战后一举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使其从农业国迅速转为工业国。例如1914年时，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水产业约占5．1％，矿业约占5．1％），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其他矿业4．3％，水产业3．8％）。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例如，拥有资金10万日元以上、雇工5人以上的资本家阶级在1914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20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年代末，进一步增加到40万，远远超过地主阶级的总人数。其中大资本家人数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过了大地主阶级的4249人。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样迅速，从1914年的 330多万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万，其中工商业领域的自营者尤为突出，如果以户计算，则从1914年的63．9万户增加到1925年的111．8万户，几乎增加了一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大正民主运动以及政党政治的出现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民主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持政权的藩阀政治以及积极干预政权的军部势力进行清算。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美浓部达吉为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利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解释明治宪法，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美浓部明确指出：“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种“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
1916年，吉野作造以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本主义”的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吉野作造明确指出，“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议制度，以达到使人民能够监督国会议员以及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时，吉野认为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的只有政党，而且为使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第一，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第三，对限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给予应有的抑制，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等。显而易见，美浓部和吉野的这些主张为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正是在资产阶级运动及其理论的推动下，1919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虽然原敬上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宪政友会议会多数党的地位，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而且在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的同时，将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尽管原敬内阁拒绝了实施普选的要求，但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的措施却推动了各界群众要求普选运动的高涨，而且其开创的政党政治终于打破了藩阀专权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相互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虽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杀，但工农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一方面，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众党及日本劳农党等左翼政党在20年代纷纷出现；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下，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政治纲领，自称“护宪三派”并将其活动称为“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5月，“护宪三派”在大选中获胜，由加藤高明组阁。该届内阁不仅在1925年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法案，而且也使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为止。
第五节 法西斯与全面战争
一、 经济危机
1929年 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处在慢性萧条状态的日本经济，采取了实行产业合理化、整顿税制、改善金融关系、减少财政开支、恢复金本位制等紧缩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开始启动不久，10月24日，纽约股票价格猛跌，经济危机迅速席卷美国，扩及世界，延续四年。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推动下，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紧缩财政使社会需求更加减少，产业合理化使失业队伍更加庞大，恢复金本位制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更加低落。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小企业因无法维持生产纷纷解散、倒闭，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产的企业达到 830家，减资企业 311家，解散和减产的资本总额达到 58200万日元。据官方统计，1931年失业工人达到31万余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达到 300万人，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尽管1930年日本农业空前大丰收，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当时农业的两大支柱生丝和稻米的价格都暴跌到生产费用以下，1931年的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出口减少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17%，设备投资减少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13%；制造业纯利润从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价格指数从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农林水产业纯生产额下降到1929年的57%。
1930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成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破记录的一次。其中日美贸易下降最为严重，仅在1929年到19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40%以上，而且由于美国在1930年将日本进口商品关税提高了23%，结果使美国进口日本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1930年美国进口日本商品总额近28亿美元，1931年下降到两亿多，1932年下降到13400万，1933年进一步降到12800万美元。
在日美贸易中受冲击最大的商品是生丝。1934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所占比例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18%，导致生丝价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丝的价格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丝需求量的锐减以及丝价的暴跌又引起原料茧价格的暴跌，1932年春茧的价格还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蚕茧总产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42%，使占全国农户40%的养蚕农户生计发生严重困难。1929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约46亿日元，1932年增加到55亿日元，相当于农产品生产总额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户农家平均负债达 900日元左右。养蚕县的农家就更为悲惨，例如福岛县的调查统计表明，1931年平均每户农家负债1437日元，高于平均数。如果对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户农家的结余也不过 200日元左右，那么可以想像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的这种巨额负债对日本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广大农民迫于生计，只好逃荒或卖儿卖女。据山形县一个村庄的统计，在 467名15到24岁的青年妇女中，有 110名被卖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当女佣或女招待。危机时期，青年妇女的价格十分低廉，每人身价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区只值 9日元。军队中来自农村的下级士官生们，面对城市达官贵人灯红酒绿、荒淫无耻的生活，想起自己家乡的悲惨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势力的“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的口号所吸引，因而积极要求实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维新”。
二、 法西斯化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潮和运动，它为了维持濒于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对内否定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以树立赤裸裸的暴力独裁体制；对外否定现存国际秩序，主张重新瓜分世界，以建立所谓的“生存圈”或“新秩序”。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大致分为自下而上革命式的民间法西斯主义以及自上而下改造式的军部法西斯主义，前者以北一辉与大川周明为代表人物，后者以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建立法西斯体制的途径不同，但其对外政策是相同的，即侵略与殖民扩张。例如北一辉主张应建立北至俄国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的大日本帝国；大川周明主张在日本的领导下，“把日本、满洲、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而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均认为必须通过战争的方式，同欧美国家争夺殖民地。
尽管这些法西斯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但在整个20年代，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进行协调的主张占据上风，因而出现了与国内大正民主运动相对应的外交政策，即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当然，这种“协调外交”是以不损害日本在海外权益为前提的，否则仍以武力进行侵略扩张，例如1927年后田中义一内阁时曾三次出兵中国山东，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不受中国国民政府北伐的冲击。尽管如此，1929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断了日本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及“协调外交”的实施。
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极大地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如1930年11月刺杀滨口首相事件、1932年 2月刺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同年 3月刺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事件、同年 5月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 8月暗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事件、1936年 2月一千多名近卫师团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的“二二六事件”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制造一系列侵略行动，迫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让权给军部法西斯势力。1931年 9月18日，在军部的操纵下，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机进行军事行动，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1932年 3月炮制出“满洲国”。日本海军也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随后不断在中国扩大侵略行动。“五一五事件”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的内阁不仅在国内结束了政党内阁制，而且在1932年 9月宣布承认“满洲国”，并与之签订《日满协定书》，为此不惜在1933年 3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 7月由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成的内阁，在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发表《国体明征声明》，排斥“天皇机关说”，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后组阁的广田弘毅首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并在1936年 8月制定《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从而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守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同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12月又与意大利签订《日意协定》，形成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 7月7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后就爆发了日本军队全面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近卫内阁在事变发生后虽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很快就在第四天发表了向中国华北地区增派军队的声明。接着，近卫首相还亲自召集政治、经济界人物，要求他们对战争进行协助。与此同时，为确保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稳定，近卫内阁一方面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另一方面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制，颁布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统制法令。1940年 7月近卫再次组阁时，在国内解散了所有的政党，组织将所有政治势力网络在一起、首相任总裁、支持战争的御用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最终完成了军事法西斯政治体制。
三、 全面战争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北京芦沟桥附近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而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很快占领北京和天津，中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一路推进，12月13日攻占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烧杀淫掠，屠杀中国军民30万之多，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到1938年10月，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包括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在内的大片地区，却也陷入了长期作战的泥潭。
1939年9月，随着德国侵入波兰，欧洲大战爆发。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出现空白，为急欲夺取该地区资源的日本提供了绝好机会。但日本的企图与亦想控制该地区的美国发生冲突，为限制日本的军事实力，美国对军需物资、石油及废铁等出口实施禁运措施，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武力南进的决心。1940年7月，近卫第二届内阁时决定了武力南进的计划，并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决定继续实施武力南进计划，并加快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行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1月天皇出席的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荷开战，并与美国进行“最后谈判”，结果自然是谈判破裂。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方面损失惨重，其太平洋舰队除三艘航空母舰未回港而幸免外，几乎全军覆灭。偷袭进行了一个小时后，日本才向美国递交了最后通牒书。
与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陆军向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泰国、缅甸地区发起四路进攻，初期战事进展十分顺利。四个月之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印度以东、澳大利亚以北、夏威夷群岛以西的广大区域，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亿五千万。连同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和朝鲜、印度支那地区，日本统治区域有五亿人口和700多万平方公里。尽管其速度和效果均超出日本统治者的估计，但其攻势已是强弩之末。
1942年6月，日美双方在太平洋中途岛附近展开大规模的海战，因事先美国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码，结果日本受到严重打击，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和300多架舰载飞机，以及大批优秀的飞行员。同年8月，美军进攻地处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瓜岛，在这个小岛上，日美双方进行了六个月的争夺战。美军投入7万大军，死亡约两千名。日军也先后派出三万六千多名士兵，死亡约两万五千名。同时双方海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六次大海战，损失都很大。但因制海权已掌握在美军手中，最后日军不得不撤出瓜岛，收缩战线。此后，太平洋战场发生逆转，美军开始转入进攻，日本节节败退。进入1944年以后，美军进攻到其飞机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区域。
在中国大陆战场，由于广大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军队企图“以战养战”的计划，不仅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而且从1944年起，也开始进入局部反攻的阶段。另外，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也展开反攻，并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经济恶化，国民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对政府及军部的不满日益高涨。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被迫辞职。
从1944年6月起，美军轰炸机持续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1945年2月美军攻占硫磺岛后，空袭更为频繁，平均每月3000架次。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119座城市被炸，250万户住宅被焚，30多万居民被炸死。3月25日，美军动用1457艘舰船、18万登陆部队以及54万海上支援部队，对日本领土冲绳岛发起猛烈攻击。当时岛上日军只有7万多名，结果全军覆灭，丧生的一般平民也达到近20万。6月25日，美军攻占冲绳全岛。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大盟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遇难者高达30多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出兵向中国东北、朝鲜及库页岛发起进攻。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决定在维持天皇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15日，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26日，美军进驻日本，9月2日，日本代表和盟军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
一、 经济危机
1929年 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处在慢性萧条状态的日本经济，采取了实行产业合理化、整顿税制、改善金融关系、减少财政开支、恢复金本位制等紧缩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开始启动不久，10月24日，纽约股票价格猛跌，经济危机迅速席卷美国，扩及世界，延续四年。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推动下，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紧缩财政使社会需求更加减少，产业合理化使失业队伍更加庞大，恢复金本位制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更加低落。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小企业因无法维持生产纷纷解散、倒闭，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产的企业达到 830家，减资企业 311家，解散和减产的资本总额达到 58200万日元。据官方统计，1931年失业工人达到31万余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达到 300万人，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尽管1930年日本农业空前大丰收，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当时农业的两大支柱生丝和稻米的价格都暴跌到生产费用以下，1931年的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出口减少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17%，设备投资减少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13%；制造业纯利润从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价格指数从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农林水产业纯生产额下降到1929年的57%。
1930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成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破记录的一次。其中日美贸易下降最为严重，仅在1929年到19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40%以上，而且由于美国在1930年将日本进口商品关税提高了23%，结果使美国进口日本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1930年美国进口日本商品总额近28亿美元，1931年下降到两亿多，1932年下降到13400万，1933年进一步降到12800万美元。
在日美贸易中受冲击最大的商品是生丝。1934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所占比例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18%，导致生丝价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丝的价格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丝需求量的锐减以及丝价的暴跌又引起原料茧价格的暴跌，1932年春茧的价格还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蚕茧总产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42%，使占全国农户40%的养蚕农户生计发生严重困难。1929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约46亿日元，1932年增加到55亿日元，相当于农产品生产总额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户农家平均负债达 900日元左右。养蚕县的农家就更为悲惨，例如福岛县的调查统计表明，1931年平均每户农家负债1437日元，高于平均数。如果对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户农家的结余也不过 200日元左右，那么可以想像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的这种巨额负债对日本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广大农民迫于生计，只好逃荒或卖儿卖女。据山形县一个村庄的统计，在 467名15到24岁的青年妇女中，有 110名被卖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当女佣或女招待。危机时期，青年妇女的价格十分低廉，每人身价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区只值 9日元。军队中来自农村的下级士官生们，面对城市达官贵人灯红酒绿、荒淫无耻的生活，想起自己家乡的悲惨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势力的“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的口号所吸引，因而积极要求实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维新”。
二、 法西斯化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潮和运动，它为了维持濒于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对内否定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以树立赤裸裸的暴力独裁体制；对外否定现存国际秩序，主张重新瓜分世界，以建立所谓的“生存圈”或“新秩序”。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大致分为自下而上革命式的民间法西斯主义以及自上而下改造式的军部法西斯主义，前者以北一辉与大川周明为代表人物，后者以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建立法西斯体制的途径不同，但其对外政策是相同的，即侵略与殖民扩张。例如北一辉主张应建立北至俄国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的大日本帝国；大川周明主张在日本的领导下，“把日本、满洲、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而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均认为必须通过战争的方式，同欧美国家争夺殖民地。
尽管这些法西斯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但在整个20年代，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进行协调的主张占据上风，因而出现了与国内大正民主运动相对应的外交政策，即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当然，这种“协调外交”是以不损害日本在海外权益为前提的，否则仍以武力进行侵略扩张，例如1927年后田中义一内阁时曾三次出兵中国山东，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不受中国国民政府北伐的冲击。尽管如此，1929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断了日本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及“协调外交”的实施。
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极大地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如1930年11月刺杀滨口首相事件、1932年 2月刺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同年 3月刺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事件、同年 5月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 8月暗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事件、1936年 2月一千多名近卫师团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的“二二六事件”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制造一系列侵略行动，迫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让权给军部法西斯势力。1931年 9月18日，在军部的操纵下，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机进行军事行动，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1932年 3月炮制出“满洲国”。日本海军也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随后不断在中国扩大侵略行动。“五一五事件”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的内阁不仅在国内结束了政党内阁制，而且在1932年 9月宣布承认“满洲国”，并与之签订《日满协定书》，为此不惜在1933年 3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 7月由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成的内阁，在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发表《国体明征声明》，排斥“天皇机关说”，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后组阁的广田弘毅首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并在1936年 8月制定《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从而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守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同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12月又与意大利签订《日意协定》，形成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 7月7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后就爆发了日本军队全面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近卫内阁在事变发生后虽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很快就在第四天发表了向中国华北地区增派军队的声明。接着，近卫首相还亲自召集政治、经济界人物，要求他们对战争进行协助。与此同时，为确保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稳定，近卫内阁一方面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另一方面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制，颁布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统制法令。1940年 7月近卫再次组阁时，在国内解散了所有的政党，组织将所有政治势力网络在一起、首相任总裁、支持战争的御用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最终完成了军事法西斯政治体制。
三、 全面战争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北京芦沟桥附近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而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很快占领北京和天津，中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一路推进，12月13日攻占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烧杀淫掠，屠杀中国军民30万之多，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到1938年10月，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包括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在内的大片地区，却也陷入了长期作战的泥潭。
1939年9月，随着德国侵入波兰，欧洲大战爆发。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出现空白，为急欲夺取该地区资源的日本提供了绝好机会。但日本的企图与亦想控制该地区的美国发生冲突，为限制日本的军事实力，美国对军需物资、石油及废铁等出口实施禁运措施，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武力南进的决心。1940年7月，近卫第二届内阁时决定了武力南进的计划，并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决定继续实施武力南进计划，并加快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行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1月天皇出席的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荷开战，并与美国进行“最后谈判”，结果自然是谈判破裂。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方面损失惨重，其太平洋舰队除三艘航空母舰未回港而幸免外，几乎全军覆灭。偷袭进行了一个小时后，日本才向美国递交了最后通牒书。
与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陆军向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泰国、缅甸地区发起四路进攻，初期战事进展十分顺利。四个月之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印度以东、澳大利亚以北、夏威夷群岛以西的广大区域，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亿五千万。连同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和朝鲜、印度支那地区，日本统治区域有五亿人口和700多万平方公里。尽管其速度和效果均超出日本统治者的估计，但其攻势已是强弩之末。
1942年6月，日美双方在太平洋中途岛附近展开大规模的海战，因事先美国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码，结果日本受到严重打击，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和300多架舰载飞机，以及大批优秀的飞行员。同年8月，美军进攻地处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瓜岛，在这个小岛上，日美双方进行了六个月的争夺战。美军投入7万大军，死亡约两千名。日军也先后派出三万六千多名士兵，死亡约两万五千名。同时双方海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六次大海战，损失都很大。但因制海权已掌握在美军手中，最后日军不得不撤出瓜岛，收缩战线。此后，太平洋战场发生逆转，美军开始转入进攻，日本节节败退。进入1944年以后，美军进攻到其飞机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区域。
在中国大陆战场，由于广大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军队企图“以战养战”的计划，不仅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而且从1944年起，也开始进入局部反攻的阶段。另外，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也展开反攻，并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经济恶化，国民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对政府及军部的不满日益高涨。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被迫辞职。
从1944年6月起，美军轰炸机持续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1945年2月美军攻占硫磺岛后，空袭更为频繁，平均每月3000架次。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119座城市被炸，250万户住宅被焚，30多万居民被炸死。3月25日，美军动用1457艘舰船、18万登陆部队以及54万海上支援部队，对日本领土冲绳岛发起猛烈攻击。当时岛上日军只有7万多名，结果全军覆灭，丧生的一般平民也达到近20万。6月25日，美军攻占冲绳全岛。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大盟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遇难者高达30多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出兵向中国东北、朝鲜及库页岛发起进攻。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决定在维持天皇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15日，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26日，美军进驻日本，9月2日，日本代表和盟军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
第六节 近代教育与文化
一、 教育的普及与教育体制
明治政府将国民教育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致力于其普及与发展。早在1871年政府就设置了负责教育行政的文部省，第二年颁布了将全国划为众多学区的《学制》。根据其计划，全国设立了两万多个小学，以期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75年男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超过50%，女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达到19%，不仅男女儿童的就学率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沉重的学费与学校建设费引起家长们的不满，甚至在一些地区还爆发了要求废除小学校的农民起义。另外，在幕府昌平坂学问所及开成所的基础上，1869年明治政府设置大学南校，聘请日本的洋学家以及外国人讲授“洋学”。该校后来与东京医学校合并，1877年成为最早的近代综合大学——东京大学。
1879年，政府颁布《教育令》以取代《学制》，模仿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制度，仅制定小学教育大纲，其实际运营由地方政府机构决定，最低就学时间缩短到16个月。因担心这种放任主义政策将引起教育的衰退，政府遂在第二年大幅度修改《教育令》，强化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的运营，并将最低接受教育年限定为三年。
尽管初等教育逐渐得到普及，但受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影响，学校中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教育盛行，巡视地方的天皇对此忧心忡忡，政府开始强化对教育内容的控制。在小学校中，基于儒家道德的修身教育得到重视，并实施政府对教科书的检定制度，禁止使用自由主义内容的教科书。1886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持下，陆续制定了《帝国大学令》、《示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确立了系列学校教育。在小学校令中规定普通小学为四年，儿童的保护者具有让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此后，1894年颁布《高等中学校令》，1899年颁布《实业学校令》、《高等中女学校令》、《私立学校令》，1903年颁布《专门学校令》，逐步完善了教育体系。
1890年，修改《小学校令》，规定三到四年的普通小学为义务教育制；1900年，再次修改《小学校令》，正式规定义务教育为四年，同时废除了授课费，结果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特别是女子儿童就学率的上升。1907年普通小学的义务教育延长为六年，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在明治末年，小学校达到目2.5万个，儿童的就学率达到98%，男女儿童的就学率已无差别。
为向国民灌输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政府在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该敕语以儒家的家族主义道德以及近代国家主义式的爱国理念为基础，强调“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等观念。同时显示天皇不仅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国民道德以及思想的中心。政府规定学校奉读《教育敕语》，并从1903年开始在小学校中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同时加强对修身课的讲授。通过这些措施，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观念渗透到国民意识中，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了天皇专制制度。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政府将东京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陆续建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朝鲜半岛的京城、台湾的台北、大阪、名古屋等就所帝国大学。另一方面，私立学校也迅速建立起来。1868年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后来的庆应义塾大学）、1875年新岛襄创办同志社英文学校（后来的同志社大学）、1882年大隈重信创办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以及1879年的东京法学校（后来的法政大学）、1881年的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1885年的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来的中央大学）、1886年的关西法律学校（后来的关西大学）等。当时还创办了许多女子高等院校。
1918年，政府全面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令》，许可成立单科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同时修改《高等中学校令》，允许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学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学。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学教育的普及，1900年时，职业学校以上学校的学生仅有2.5万人，到1925年增加到13万人。知识阶层的扩大使得城市中间阶层增加，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形成。当然，大众文化与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有关。1930年，在适龄儿童的小学就学率方面，男女均达到99.5%。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批判政府教育统制措施、主张尊重学生个性与自主的自由教育运动的呼声，而且也出现了成城小学校、自由学园等实践自由教育的学校。
二、 传媒与文学艺术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以报纸为中心的传媒也发展起来。戊辰战争时就已经出现了平民的报纸《中外新闻》及政府的报纸《太政官日志》，但最早的日报是1870年的《横滨每日新闻》。在19世纪70年代，《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陆续创刊，同时也出现了杂志。到80年代，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多数报纸成为发表政治主张的政论报纸，被称为“大新闻”，当时也有提倡中立立场的《时事新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被称为“小新闻”的娱乐性报纸，例如1975年创办的《读卖新闻》等。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新闻报道为重点的全国性商业报纸出现，例如报社设在大阪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到日俄战争时，又出现《万朝报》、《二六新报》等大众性报纸，用大字标题渲染一些社会性新闻。1898年时，年发行量在千万份的报纸有五家报纸，其中最多的为《大阪朝日新闻》，年发行量3621万份。当时全部报纸每天的发行量约在5万到12万份。
明治初期的杂志有明六社的《明六杂志》、福泽谕吉的《民间杂志》等政论杂志，到明治中期后，出现了《国民之友》、《日本人》、《太阳》、《中央公论》等综合性杂志，与报纸一道发挥了舆论阵地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杂志和文学杂志。明治后期，在工人运动逐渐兴起的影响下，出现了反映劳工问题的《劳动世界》、《平民新闻》等杂志，1911年由平塚明等人创办了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杂志《青鞜》。
到20世纪20年代，传媒的发展更为迅速。《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四大报纸每天的发行量均在百万份前后。这些大型商业化大众报纸在文化普及以及政治民众化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也起到推波助澜的较大影响。在杂志方面，除《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外，还有月发行超过百万份的月刊杂志和周刊杂志。1925年在东京、大阪开始无线电广播，第二年成立了日本广播协会。
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作为艺术的独自价值得到承认，其标志为坪内逍遥在1885年出版的《小说神髓》。坪内批判过去那种以劝善惩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提倡探讨人生的小说，即写实小说。其后二叶亭四迷主张言文一体，并创作了描写人生苦恼的《浮云》。到90年代，占文坛主流的是砚友社团体，其中心成员尾崎红叶创作了《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其写实性手法将文艺小说推广到普通民众。1893年创刊的《文学界》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其中心成员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主张文学的独立，反对将其功利化。另外还有以独特的笔调描述平民生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强调生活的诗人与谢野宽及与谢野晶子夫妇、探讨个人心理活动的国木田独步等。
日俄战争以后，文学逐渐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出现了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石川啄木的《时代闭塞的现状》等批判现实的作品。此时活跃在文坛的还有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他们均曾游学欧洲，借用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发表了《舞姬》、《我是猫》及《心》等影响较大的作品。
在20世纪初的大正年间，以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有岛生马等人为中心的“白桦派”为日本文坛带来一股新风。他们创办《白桦》杂志，并以此为阵地，肯定自我，赞扬人道主义。另外，还有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首的唯美派以及芥川龙之介的新思潮派。
20年代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25年结成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出版杂志《文艺战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文学的政治化导致了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就被警察拷打致死。
三、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明治初年英美的自由主义研究方法为主流，例如站在文明史观立场上撰写《日本开化小史》的田口卯吉；明治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德国的国家主义，例如受德国哲学影响甚浓并鼓吹国家主义的井上哲次郎。在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帝国大学招聘的德国史学家利斯的指导下，实证主义盛行一时。同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例如日本史领域的久米邦武、东洋史领域的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西洋史领域的坪井九马三等。另外，在帝国大学内部设置了史料编纂所，编辑《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等史料集。各种学会、学术杂志也陆续创刊，例如1889年以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师生为中心创办的《史学会杂志》，该杂志后来改名为至今仍为史学界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史学杂志》。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直到大正年间仍有广阔市场，例如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他认为《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显示天皇统治正统性的书籍。结果在法西斯政权时期被看成“大逆思想”，其书禁止出版，其本人也遭到监禁。另外，柳田国男探讨民间风俗习惯的民俗学研究和西田几多郎以《善的研究》为中心的一系列哲学研究也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也影响到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除大量马克思的著作翻译到日本外，20年代出现了利用唯物史观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学者，并出现了围绕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论争，前者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等，他们因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而被称为“讲座派”；而后者否定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并以《劳农》杂志为阵地批判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猪俣津南雄、山川均、向坂逸郎、土屋乔雄等。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具有意识形态过度影响学术观点的缺陷。
在30年代战争年代，还出现了以平泉澄为中心的“皇国史学”，即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也就是将日本历史歪曲为神的子孙天皇的家族史，鼓吹天皇专制统治、服务法西斯统治的史学，其代表作为《国史学骨髓》。
一、 教育的普及与教育体制
明治政府将国民教育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致力于其普及与发展。早在1871年政府就设置了负责教育行政的文部省，第二年颁布了将全国划为众多学区的《学制》。根据其计划，全国设立了两万多个小学，以期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75年男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超过50%，女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达到19%，不仅男女儿童的就学率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沉重的学费与学校建设费引起家长们的不满，甚至在一些地区还爆发了要求废除小学校的农民起义。另外，在幕府昌平坂学问所及开成所的基础上，1869年明治政府设置大学南校，聘请日本的洋学家以及外国人讲授“洋学”。该校后来与东京医学校合并，1877年成为最早的近代综合大学——东京大学。
1879年，政府颁布《教育令》以取代《学制》，模仿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制度，仅制定小学教育大纲，其实际运营由地方政府机构决定，最低就学时间缩短到16个月。因担心这种放任主义政策将引起教育的衰退，政府遂在第二年大幅度修改《教育令》，强化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的运营，并将最低接受教育年限定为三年。
尽管初等教育逐渐得到普及，但受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影响，学校中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教育盛行，巡视地方的天皇对此忧心忡忡，政府开始强化对教育内容的控制。在小学校中，基于儒家道德的修身教育得到重视，并实施政府对教科书的检定制度，禁止使用自由主义内容的教科书。1886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持下，陆续制定了《帝国大学令》、《示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确立了系列学校教育。在小学校令中规定普通小学为四年，儿童的保护者具有让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此后，1894年颁布《高等中学校令》，1899年颁布《实业学校令》、《高等中女学校令》、《私立学校令》，1903年颁布《专门学校令》，逐步完善了教育体系。
1890年，修改《小学校令》，规定三到四年的普通小学为义务教育制；1900年，再次修改《小学校令》，正式规定义务教育为四年，同时废除了授课费，结果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特别是女子儿童就学率的上升。1907年普通小学的义务教育延长为六年，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在明治末年，小学校达到目2.5万个，儿童的就学率达到98%，男女儿童的就学率已无差别。
为向国民灌输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政府在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该敕语以儒家的家族主义道德以及近代国家主义式的爱国理念为基础，强调“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等观念。同时显示天皇不仅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国民道德以及思想的中心。政府规定学校奉读《教育敕语》，并从1903年开始在小学校中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同时加强对修身课的讲授。通过这些措施，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观念渗透到国民意识中，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了天皇专制制度。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政府将东京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陆续建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朝鲜半岛的京城、台湾的台北、大阪、名古屋等就所帝国大学。另一方面，私立学校也迅速建立起来。1868年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后来的庆应义塾大学）、1875年新岛襄创办同志社英文学校（后来的同志社大学）、1882年大隈重信创办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以及1879年的东京法学校（后来的法政大学）、1881年的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1885年的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来的中央大学）、1886年的关西法律学校（后来的关西大学）等。当时还创办了许多女子高等院校。
1918年，政府全面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令》，许可成立单科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同时修改《高等中学校令》，允许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学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学。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学教育的普及，1900年时，职业学校以上学校的学生仅有2.5万人，到1925年增加到13万人。知识阶层的扩大使得城市中间阶层增加，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形成。当然，大众文化与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有关。1930年，在适龄儿童的小学就学率方面，男女均达到99.5%。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批判政府教育统制措施、主张尊重学生个性与自主的自由教育运动的呼声，而且也出现了成城小学校、自由学园等实践自由教育的学校。
二、 传媒与文学艺术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以报纸为中心的传媒也发展起来。戊辰战争时就已经出现了平民的报纸《中外新闻》及政府的报纸《太政官日志》，但最早的日报是1870年的《横滨每日新闻》。在19世纪70年代，《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陆续创刊，同时也出现了杂志。到80年代，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多数报纸成为发表政治主张的政论报纸，被称为“大新闻”，当时也有提倡中立立场的《时事新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被称为“小新闻”的娱乐性报纸，例如1975年创办的《读卖新闻》等。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新闻报道为重点的全国性商业报纸出现，例如报社设在大阪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到日俄战争时，又出现《万朝报》、《二六新报》等大众性报纸，用大字标题渲染一些社会性新闻。1898年时，年发行量在千万份的报纸有五家报纸，其中最多的为《大阪朝日新闻》，年发行量3621万份。当时全部报纸每天的发行量约在5万到12万份。
明治初期的杂志有明六社的《明六杂志》、福泽谕吉的《民间杂志》等政论杂志，到明治中期后，出现了《国民之友》、《日本人》、《太阳》、《中央公论》等综合性杂志，与报纸一道发挥了舆论阵地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杂志和文学杂志。明治后期，在工人运动逐渐兴起的影响下，出现了反映劳工问题的《劳动世界》、《平民新闻》等杂志，1911年由平塚明等人创办了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杂志《青鞜》。
到20世纪20年代，传媒的发展更为迅速。《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四大报纸每天的发行量均在百万份前后。这些大型商业化大众报纸在文化普及以及政治民众化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也起到推波助澜的较大影响。在杂志方面，除《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外，还有月发行超过百万份的月刊杂志和周刊杂志。1925年在东京、大阪开始无线电广播，第二年成立了日本广播协会。
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作为艺术的独自价值得到承认，其标志为坪内逍遥在1885年出版的《小说神髓》。坪内批判过去那种以劝善惩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提倡探讨人生的小说，即写实小说。其后二叶亭四迷主张言文一体，并创作了描写人生苦恼的《浮云》。到90年代，占文坛主流的是砚友社团体，其中心成员尾崎红叶创作了《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其写实性手法将文艺小说推广到普通民众。1893年创刊的《文学界》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其中心成员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主张文学的独立，反对将其功利化。另外还有以独特的笔调描述平民生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强调生活的诗人与谢野宽及与谢野晶子夫妇、探讨个人心理活动的国木田独步等。
日俄战争以后，文学逐渐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出现了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石川啄木的《时代闭塞的现状》等批判现实的作品。此时活跃在文坛的还有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他们均曾游学欧洲，借用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发表了《舞姬》、《我是猫》及《心》等影响较大的作品。
在20世纪初的大正年间，以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有岛生马等人为中心的“白桦派”为日本文坛带来一股新风。他们创办《白桦》杂志，并以此为阵地，肯定自我，赞扬人道主义。另外，还有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首的唯美派以及芥川龙之介的新思潮派。
20年代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25年结成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出版杂志《文艺战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文学的政治化导致了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就被警察拷打致死。
三、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明治初年英美的自由主义研究方法为主流，例如站在文明史观立场上撰写《日本开化小史》的田口卯吉；明治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德国的国家主义，例如受德国哲学影响甚浓并鼓吹国家主义的井上哲次郎。在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帝国大学招聘的德国史学家利斯的指导下，实证主义盛行一时。同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例如日本史领域的久米邦武、东洋史领域的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西洋史领域的坪井九马三等。另外，在帝国大学内部设置了史料编纂所，编辑《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等史料集。各种学会、学术杂志也陆续创刊，例如1889年以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师生为中心创办的《史学会杂志》，该杂志后来改名为至今仍为史学界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史学杂志》。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直到大正年间仍有广阔市场，例如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他认为《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显示天皇统治正统性的书籍。结果在法西斯政权时期被看成“大逆思想”，其书禁止出版，其本人也遭到监禁。另外，柳田国男探讨民间风俗习惯的民俗学研究和西田几多郎以《善的研究》为中心的一系列哲学研究也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也影响到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除大量马克思的著作翻译到日本外，20年代出现了利用唯物史观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学者，并出现了围绕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论争，前者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等，他们因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而被称为“讲座派”；而后者否定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并以《劳农》杂志为阵地批判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猪俣津南雄、山川均、向坂逸郎、土屋乔雄等。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具有意识形态过度影响学术观点的缺陷。
在30年代战争年代，还出现了以平泉澄为中心的“皇国史学”，即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也就是将日本历史歪曲为神的子孙天皇的家族史，鼓吹天皇专制统治、服务法西斯统治的史学，其代表作为《国史学骨髓》。
第四章 现代——经济大国的虚实
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一、占领与改革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盟国军队从1945年8月26日陆续进驻日本。尽管有少数英联邦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及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占领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占领军对日本实施占领。虽然作为决定占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但由美、英、中、苏等12国构成的该委员会是通过美国政府传达其决定，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东京设有带有咨询色彩的机构——对日理事会，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构成，但这一机构除在农地改革以及从苏联遣返战俘问题之外，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实施的改革政策主要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不直接实施军事管制，而是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即占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备忘录、文书、指令、口头指示等传达给日本政府，后者以法律、政令、条例的形式加以实施。尽管占领军具有超法规的权力，撤换那些不听从其指令的日本官员，但间接统治的结果不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而且在占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给予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于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必须放弃海外殖民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及其影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建立和平经济。11月1日，美国政府再次颁布《对占领及管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日本投降后最初基本指令》，进一步将占领方针具体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8月17日组成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处理结束战争事宜。尽管皇族内阁对解除军队武装、接受盟国进驻、签署投降书等方面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并在9月20日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既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但该内阁在逮捕、审判战犯以及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方面与占领军产生冲突，因而在10月4日宣布总辞职。其后曾在案20年代积极推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并接受麦克阿瑟的五大指令，即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及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经济民主化等，从而开始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占领当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颁布指令，命令军队立即交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指导机构以及日本兵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解散在乡军人会等准军事组织，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及科学研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并将其作为对盟国的赔偿等。
在政治方面，逮捕并审判战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00多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判处其他18名战犯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解散军国主义团体，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以“黑龙会”为首的140个军国主义团体被解散，20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废除军国主义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获得自由的政治犯、思想犯约有4000多人，其中包括德田秋一、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政教分离。删除所有教材中的军国主义内容，禁止政府与神社发生任何关系；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开放工人运动，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等。
在经济方面，占领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地改革”与“解散财阀”。占领当局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因而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政府强制性购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并优先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结果在两年的时间内，大约200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佃农手中，自耕农的比例也因此从改革前的30%上升到70%；1946年8月，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的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的领导职务等。
早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东久迩内阁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提出修改旧宪法的要求，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尽管币原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但仍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遭到占领当局的拒绝，麦克阿瑟提出“改宪三原则”，即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并指使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起草新宪法。民政局宪法草案形成后提交日本政府，后者通过规定的程序审议批准了这部以象征天皇制、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及非武装、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男女平等为特征的宪法。同时，根据宪法精神，国会两院又先后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教育基本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从而形成了战后政治制度。
二、政治与社会
民主化改革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复活。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治家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因而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但因内部矛盾，没有充分阐述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空缺，右翼的片山哲任书记长；同月9日，自由党成立，战时内阁大臣鸠山一郎当选为党的总裁。该党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月16日组成的进步党，其成员大多数为战时御用政治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所属议员。该党强调“维护国体”以及“统制经济”，攻击共产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同月18日，协同党成立，虽然该党主张“维护皇统”，但同时提倡“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标榜合作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左翼；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在战前属于非法政党，领导人也大多被捕入狱。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合法的身份着手重建党组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时隔19年之久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该党号召国民“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废除钦定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重要性。
各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选），但占领当局颁布的剥夺公职令使许多政党所属政治家不能参加选举。因此，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82%的当选者为新议员，其中有39名女性议员。大选后没有加入党派的币原首相借口议会政治不稳回引起社会混乱，准备继续执政，但其他党派坚持组成政党内阁。自由党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因其总裁鸠山一郎被剥夺公职，遂由还不是国会议员的吉田茂接任其总裁职务，并组成第一届吉田茂内阁。
由于战争的破坏，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其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平民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而且也不能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以大米为中心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为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原内阁颁布《金融紧急措施令》，通过冻结存款发行新货币的方式限制货币流通，但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吉田内阁成立后，设置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电力、钢铁等重要产业提供资金，希望以刺激生产的方式稳定经济，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但这种重视生产资料生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反对。
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年底，全国共有17000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近500万，其组织率也达到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甚至争取生产管理权等不断展开斗争。为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的劝告下，吉田内阁决定在1947年4月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同时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首次选举。结果，受到工会组织支持的社会党获得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因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首相。
虽然社会党为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其在两院中的议席拥有率分别只有30.9%和18.8%，因此，联合政权并不稳定。首先是执政伙伴之间的矛盾，民主党、国民协同党反对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其次党内左右两派在选择执政伙伴以及具体施策上也存在着的对立，另外社会党继续执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政策，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与在野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方案，片山首相被迫在1948年2月辞职。
继任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了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政权，但为对付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其政权颁布了禁止政府雇员参加罢工、怠工以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201号政令”。另外，担任副首相的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因政治资金问题被迫辞职，后又因受到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昭和电工案件”的牵连，遭到逮捕，芦田内阁也因此倒台。社会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大批支持者脱离该党。
三、冷战与媾和
以社会党为首的两届联合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是40年代后半期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48年7月芦田均内阁倒台后，退出民主党的部分议员与自由党合并组成民自党。由于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总裁吉田茂组成内阁。但这届吉田内阁仍染为少数党内阁，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国会通过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后，吉田首相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在1949年1月举行大选。结果民自党获得大胜，其议席从选举前的152席增加到264席，从而出现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而社会党的议席却从选举前的147席减少到48席，日本共产党的议席从原来的4席增加到35席。
1949年2月，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吉田茂坚持民自党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这种“强强合作”使第三届吉田内阁长达三年多，从而为实施一些重要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占领目的从“非军事化”向“经济复兴”转化，其中在经济方面是以编制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限制贷款数额为主的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美国总统特使道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编制通货紧缩性的预算方案、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制定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市场机制以促进企业生产合理化等。同时，以夏普为团长的美国税制代表团来到日本，并劝告日本政府采用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政策。
尽管吉田政权根据上述精神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既抑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企业生产停滞的状况，结果使刚刚出现复兴迹象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急剧高涨，1949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多数调往朝鲜战场，为填补治安上的空白，麦克阿瑟指示吉田政权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名海上保安厅成员。同时，禁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的发行，将共产党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并陆续解除剥夺公职的处分，大批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旧政治家重返政坛。另外，重建中央集权式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虽然这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机会。因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激烈战争，需要用美元征购大批战争所需物资，这样就为日本的纤维、金属、机械等行业带来“特别需求”，企业生产急剧增加。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好转的迹象，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到1951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吉田内阁为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状态，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军仍然驻留在日本。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也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不仅美国的国务院与国防部达成了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安全保障及经济体制不加限制的“宽大媾和”的基本原则，而且美国也与英国就均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政权参加和会、日本与哪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由其自行决定等问题达成妥协。
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的旧金山正式召开，共有52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因对媾和条约不满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在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署了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1952年2月，日美双方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就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并负担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
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一、占领与改革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盟国军队从1945年8月26日陆续进驻日本。尽管有少数英联邦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及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占领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占领军对日本实施占领。虽然作为决定占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但由美、英、中、苏等12国构成的该委员会是通过美国政府传达其决定，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东京设有带有咨询色彩的机构——对日理事会，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构成，但这一机构除在农地改革以及从苏联遣返战俘问题之外，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实施的改革政策主要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不直接实施军事管制，而是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即占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备忘录、文书、指令、口头指示等传达给日本政府，后者以法律、政令、条例的形式加以实施。尽管占领军具有超法规的权力，撤换那些不听从其指令的日本官员，但间接统治的结果不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而且在占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给予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于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必须放弃海外殖民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及其影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建立和平经济。11月1日，美国政府再次颁布《对占领及管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日本投降后最初基本指令》，进一步将占领方针具体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8月17日组成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处理结束战争事宜。尽管皇族内阁对解除军队武装、接受盟国进驻、签署投降书等方面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并在9月20日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既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但该内阁在逮捕、审判战犯以及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方面与占领军产生冲突，因而在10月4日宣布总辞职。其后曾在案20年代积极推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并接受麦克阿瑟的五大指令，即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及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经济民主化等，从而开始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占领当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颁布指令，命令军队立即交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指导机构以及日本兵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解散在乡军人会等准军事组织，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及科学研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并将其作为对盟国的赔偿等。
在政治方面，逮捕并审判战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00多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判处其他18名战犯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解散军国主义团体，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以“黑龙会”为首的140个军国主义团体被解散，20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废除军国主义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获得自由的政治犯、思想犯约有4000多人，其中包括德田秋一、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政教分离。删除所有教材中的军国主义内容，禁止政府与神社发生任何关系；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开放工人运动，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等。
在经济方面，占领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地改革”与“解散财阀”。占领当局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因而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政府强制性购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并优先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结果在两年的时间内，大约200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佃农手中，自耕农的比例也因此从改革前的30%上升到70%；1946年8月，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的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的领导职务等。
早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东久迩内阁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提出修改旧宪法的要求，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尽管币原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但仍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遭到占领当局的拒绝，麦克阿瑟提出“改宪三原则”，即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并指使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起草新宪法。民政局宪法草案形成后提交日本政府，后者通过规定的程序审议批准了这部以象征天皇制、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及非武装、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男女平等为特征的宪法。同时，根据宪法精神，国会两院又先后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教育基本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从而形成了战后政治制度。
二、政治与社会
民主化改革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复活。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治家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因而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但因内部矛盾，没有充分阐述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空缺，右翼的片山哲任书记长；同月9日，自由党成立，战时内阁大臣鸠山一郎当选为党的总裁。该党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月16日组成的进步党，其成员大多数为战时御用政治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所属议员。该党强调“维护国体”以及“统制经济”，攻击共产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同月18日，协同党成立，虽然该党主张“维护皇统”，但同时提倡“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标榜合作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左翼；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在战前属于非法政党，领导人也大多被捕入狱。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合法的身份着手重建党组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时隔19年之久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该党号召国民“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废除钦定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重要性。
各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选），但占领当局颁布的剥夺公职令使许多政党所属政治家不能参加选举。因此，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82%的当选者为新议员，其中有39名女性议员。大选后没有加入党派的币原首相借口议会政治不稳回引起社会混乱，准备继续执政，但其他党派坚持组成政党内阁。自由党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因其总裁鸠山一郎被剥夺公职，遂由还不是国会议员的吉田茂接任其总裁职务，并组成第一届吉田茂内阁。
由于战争的破坏，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其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平民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而且也不能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以大米为中心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为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原内阁颁布《金融紧急措施令》，通过冻结存款发行新货币的方式限制货币流通，但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吉田内阁成立后，设置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电力、钢铁等重要产业提供资金，希望以刺激生产的方式稳定经济，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但这种重视生产资料生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反对。
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年底，全国共有17000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近500万，其组织率也达到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甚至争取生产管理权等不断展开斗争。为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的劝告下，吉田内阁决定在1947年4月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同时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首次选举。结果，受到工会组织支持的社会党获得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因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首相。
虽然社会党为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其在两院中的议席拥有率分别只有30.9%和18.8%，因此，联合政权并不稳定。首先是执政伙伴之间的矛盾，民主党、国民协同党反对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其次党内左右两派在选择执政伙伴以及具体施策上也存在着的对立，另外社会党继续执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政策，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与在野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方案，片山首相被迫在1948年2月辞职。
继任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了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政权，但为对付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其政权颁布了禁止政府雇员参加罢工、怠工以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201号政令”。另外，担任副首相的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因政治资金问题被迫辞职，后又因受到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昭和电工案件”的牵连，遭到逮捕，芦田内阁也因此倒台。社会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大批支持者脱离该党。
三、冷战与媾和
以社会党为首的两届联合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是40年代后半期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48年7月芦田均内阁倒台后，退出民主党的部分议员与自由党合并组成民自党。由于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总裁吉田茂组成内阁。但这届吉田内阁仍染为少数党内阁，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国会通过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后，吉田首相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在1949年1月举行大选。结果民自党获得大胜，其议席从选举前的152席增加到264席，从而出现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而社会党的议席却从选举前的147席减少到48席，日本共产党的议席从原来的4席增加到35席。
1949年2月，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吉田茂坚持民自党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这种“强强合作”使第三届吉田内阁长达三年多，从而为实施一些重要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占领目的从“非军事化”向“经济复兴”转化，其中在经济方面是以编制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限制贷款数额为主的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美国总统特使道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编制通货紧缩性的预算方案、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制定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市场机制以促进企业生产合理化等。同时，以夏普为团长的美国税制代表团来到日本，并劝告日本政府采用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政策。
尽管吉田政权根据上述精神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既抑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企业生产停滞的状况，结果使刚刚出现复兴迹象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急剧高涨，1949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多数调往朝鲜战场，为填补治安上的空白，麦克阿瑟指示吉田政权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名海上保安厅成员。同时，禁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的发行，将共产党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并陆续解除剥夺公职的处分，大批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旧政治家重返政坛。另外，重建中央集权式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虽然这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机会。因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激烈战争，需要用美元征购大批战争所需物资，这样就为日本的纤维、金属、机械等行业带来“特别需求”，企业生产急剧增加。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好转的迹象，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到1951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吉田内阁为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状态，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军仍然驻留在日本。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也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不仅美国的国务院与国防部达成了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安全保障及经济体制不加限制的“宽大媾和”的基本原则，而且美国也与英国就均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政权参加和会、日本与哪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由其自行决定等问题达成妥协。
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的旧金山正式召开，共有52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因对媾和条约不满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在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署了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1952年2月，日美双方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就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并负担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节 55年体制的形成
一、55年体制形成
1951年9月，解除剥夺公职处分的战前政治家为重返政坛而组成“新政俱乐部”，并筹划建立新党。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52年2月，新政俱乐部、国民民主党、农民协同党联合组立改进党。在该党的政策大纲中，明确主张“创建适应民力的民主性自卫军，尽快将安全保障条约该为相互防卫条约”，同时提出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占领下的各项法令（包括宪法），各项制度”，并要求尽早归还“库页岛、千岛、冲绳、奄美大岛、小笠原群岛”。由于各派之间的矛盾，结党时未能决定新党总裁，直到同年6月才选出尚未恢复公民权的甲级战犯重光葵为总裁。另一方面，重返政界的鸠山一郎迫不及待地想收回自由党的领导权，但此时在政界已成气侯、将日本带入重建之路的吉田茂自然不愿拱手相让，自由党也因此分成拥有众议员140名的吉田派以及拥有众议员119名的鸠山派。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应美国再军备的要求，吉田政权将警察预备队该编为保安队，并新设置了海上警备队。同年5月1日，在皇居广场举行集会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伤亡。为此，吉田内阁在7月通过了取缔暴力活动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同时设置了公安调查厅。8月，为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吉田首相在事先毫无迹象的状况下解散了众议院。
尽管是“突然解散”，但在329名竞选众议院议员的被解除过公职者中，仍有139名当选，约占众议院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一，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重要人物均恢复议员身份。自由党获得的240席，改进党85席，右派社会党57席，左派社会党54席，劳农党4席等。在自由党中，除中间派的席位外，吉田派与鸠山派大体上势均力敌，因而加剧了党内的混乱，新首相处于难产状态。在接受了鸠山提出的条件之后，第四届吉田内阁才得以成立。但鸠山派时时与吉田内阁对立，在11月的国会会议上配合在野党通过了对吉田亲信池田勇人通产大臣的不信任案，甚至在1953年 3月再次与在野党配合，通过了因吉田首相辱骂社会党议员“混蛋”而提出的惩罚首相动议。其后鸠山率领部分议员脱离自由党，成立鸠山自由党。同时在国会中与其他在野党一道行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迫使吉田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大选结果是吉田自由党获得 199席，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76席，左右社会党合计138席，日本共产党恢复了一个席位。虽然未超过议院半数席位的第一大党吉田自由党仍组成了第五届吉田内阁，但不得不在防卫政策上对改进党做出让步，以换取改进党对吉田政权的支持。与此同时，吉田政权与美国签署《相互防卫援助协定》，根据其精神，美国向日本提供经济的、军事的援助，日本将保安队与海上警备队合并，另外新设航空部队，统称为自卫队，并设置其管辖机构防卫厅。
1954年11月，自由党鸠山派、改进党及其他保守系小党派组成民主党。民主党拥有121名众议院议员，总裁为鸠山一郎。接着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吉田首相被迫辞职。新成立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为改变少数党内阁的不利局面，在两个月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仅获得远不到半数议席的185个席位，社会党势力却进一步增长。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见解不同，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右派社会党在1952、1953、1955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所拥有的众议院议席从分裂时的29个分别增加到57、66、67个；左派社会党的发展更为迅速，从分裂时的16席分别增加到54、72、89席。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等。
《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日本，其基地遍及日本各地。日本国民不仅意识到尚未实现彻底的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卷入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反对美军基地、保卫和平宪法、反对核武器及重新军备就成为50年代上半期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7月成立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拥有365万会员。“总评”本来是在占领军当局的扶植下成立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左倾化。1951年旧金山媾和前夕，“总评”发表了“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军备”的和平四原则，逐渐成为社会党的主要支持团体。
自1949年开始，日本共产党遭到占领当局和保守政府的镇压，遂使该党在1951年决定通过组织“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从1951年末到1952年7月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共产党实施了许多暴力性斗争，结果不仅招致了保守政权进一步的镇压，而且也远离了人民群众。在1952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因此丧失了在众议院中的全部席位，得票数也从上一次选举的 298万张选票下降到89万张，其原有支持者的大部分转移到奉行“和平过渡”的社会党方面。
保守政权不稳的局面大大鼓舞了左右社会党人，为利用保守党之间的矛盾早日上台执政，两派社会党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于1955年10月13日仓促合并。委员长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书记长为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受此压力，被称为“财界”的大资本家集团推动自由党与民主党在同年11月15日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两党对立体制，即“55年体制”。
二、政治优先主义
自民党成立后组成的第三届鸠山内阁提出修改宪法和增加防卫力量的口号，并在1956年制定了《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同时还设置了国防会议。虽然在和平势力及党内反对派的抵制下，鸠山内阁没有能实现修改宪法的目的，但在重整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即将自卫队兵力从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另外，鸠山主张实行“自主外交”，试图纠正吉田茂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鸠山急于建立政绩的心情以及日本尽快加入联合国的需求。尽管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遭到吉田茂、池田勇人等党内亲美派的反对，身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仍抱病亲自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最终在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其内容主要包括日苏间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两国和平条约签订后归还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和色丹两岛等。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6年12月鸠山内阁辞职后，自民党内部经过投票选举石桥湛山为新的自民党总裁并继任首相。石桥战前长期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任职，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因此，石桥在首相施政演说中表示与反对党协调在国会中的行动、扩大就业、建设福利国家及努力确立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了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贸易。但石桥首相执政两个月后就因病辞职，并指定外交大臣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在战时曾任内阁大臣，负责经济统制计划，并指挥军事生产与战争物资的调配等事务，因而在占领时期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52年恢复政治活动后历任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明确主张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尽管岸信介在1957年2月上台后为改变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在同年6月制定了以削减财政投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扶助中小企业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紧急对策纲要》，在同年年底又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从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但岸信介自始至终追求的是恢复日本真正的自立和军事力量。
1957年5月，岸信介内阁颁布《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大幅度增加自卫队的兵员及装备。1957年8月，岸内阁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岸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岸信介积极推行“自主外交”，因而在上台不久连续两次访问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和地区，协商战争赔款、设立亚洲开发基金与亚洲技术研修中心等。日本通过提供劳务和商品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为日本生产资料产品进入东南亚地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仅在访问台湾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而且阻碍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实际上，岸信介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因为1952年生效的这个条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例如没有明文规定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没有明确条约的期限、美国可以介入日本的内乱等。为此，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时代”，从1958年10月开始与美国协商修改事宜，以期改变条约带来的对美从属性。
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较大的混乱，岸信介内阁在1958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结果引起社会党及众多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社会党和总评工会为中心，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共同在全国开展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社会党国会议员拒绝出席国会会议，社会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为通过该法案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也出现不同声音，迫使岸内阁收回该法案。
尽管如此，岸内阁仍然按计划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其内容包括明确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保卫美国的义务、日本承担增加军备的义务、美军利用在日设施及军事行动的事先协商制度、双方政治及经济合作关系、删除美军镇压日本内乱条款、新条约有效期为10年等。同时，新条约第六条规定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亦有为维护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使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且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因远东地区纠纷而且引起的战争。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
早在1959年3月，社会党与总评工会就组织了由134个团体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并不断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审议后，社会党所属国会议员在国会内进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众组成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人员伤亡。尽管自民党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但岸信介内阁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反对浪潮不得不在条约通过后立即宣布总辞职。
三、经济恢复增长
尽管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特需景气”消失，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停滞状态，但了有利于其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逐渐形成。首先，国会在1952年3月正式通过了《产业合理化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推动企业采用最新技术以提高效率，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年7月，废除了占领时期主要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经济安定总部，随后成立了以自由经济为前提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经济审议厅。当时编制的经济计划多以经济自立为目标，例如1953年2月的《1957年度经济表》、12月的《关于我国经济自立》、1954年9月的《综合开发构想》、1954年12月的《综合经济六年计划》、1955年7月经济审议厅改组为经济企划厅后编制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所谓经济自立是指在不依靠美援和特需前提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扩大，以及充分吸收迅速扩大的适龄劳动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50年代上半期陆续加入以西方阵营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1952年8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55年6月，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以自由、平等、多国间谈判为原则，不仅起到稳定世界贸易的作用，也促进了特定国家在固定汇率制下的设备投资，因而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走向高速增长之路。
从1954年底开始，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在进口物价稳定、企业合理化措施取得实效、出口急剧增长、农业丰收、民间设备投资旺盛等因素的支持下，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国际收支出现五亿美元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立的目标。政府编写出版的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写道：“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
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新闻界以历史上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在这一过程中，造船、钢铁、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等领域的过度设备投资很快遭到生产能力不足的限制，从1956年秋天开始，钢铁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进口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储备锐减，政府被迫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因而终止了神武景气。尽管如此，正如著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发表的畅销小说《太阳的季节》那样，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追求物质生活社会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革命，再次将日本经济推向高速增长。
神武景气结束后的锅底萧条持续的时间不长，从1958年6月开始，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被称为“岩户景气”。以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为代表的消费革命有力地支持了该次经济繁荣，同时，旺盛的设备投资更是其主要原因。一个行业推动另一个行业的“投资引起投资”特征不仅使从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也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仅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也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由此导致的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进一步引发了消费革命的急速扩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一、55年体制形成
1951年9月，解除剥夺公职处分的战前政治家为重返政坛而组成“新政俱乐部”，并筹划建立新党。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52年2月，新政俱乐部、国民民主党、农民协同党联合组立改进党。在该党的政策大纲中，明确主张“创建适应民力的民主性自卫军，尽快将安全保障条约该为相互防卫条约”，同时提出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占领下的各项法令（包括宪法），各项制度”，并要求尽早归还“库页岛、千岛、冲绳、奄美大岛、小笠原群岛”。由于各派之间的矛盾，结党时未能决定新党总裁，直到同年6月才选出尚未恢复公民权的甲级战犯重光葵为总裁。另一方面，重返政界的鸠山一郎迫不及待地想收回自由党的领导权，但此时在政界已成气侯、将日本带入重建之路的吉田茂自然不愿拱手相让，自由党也因此分成拥有众议员140名的吉田派以及拥有众议员119名的鸠山派。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应美国再军备的要求，吉田政权将警察预备队该编为保安队，并新设置了海上警备队。同年5月1日，在皇居广场举行集会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伤亡。为此，吉田内阁在7月通过了取缔暴力活动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同时设置了公安调查厅。8月，为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吉田首相在事先毫无迹象的状况下解散了众议院。
尽管是“突然解散”，但在329名竞选众议院议员的被解除过公职者中，仍有139名当选，约占众议院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一，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重要人物均恢复议员身份。自由党获得的240席，改进党85席，右派社会党57席，左派社会党54席，劳农党4席等。在自由党中，除中间派的席位外，吉田派与鸠山派大体上势均力敌，因而加剧了党内的混乱，新首相处于难产状态。在接受了鸠山提出的条件之后，第四届吉田内阁才得以成立。但鸠山派时时与吉田内阁对立，在11月的国会会议上配合在野党通过了对吉田亲信池田勇人通产大臣的不信任案，甚至在1953年 3月再次与在野党配合，通过了因吉田首相辱骂社会党议员“混蛋”而提出的惩罚首相动议。其后鸠山率领部分议员脱离自由党，成立鸠山自由党。同时在国会中与其他在野党一道行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迫使吉田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大选结果是吉田自由党获得 199席，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76席，左右社会党合计138席，日本共产党恢复了一个席位。虽然未超过议院半数席位的第一大党吉田自由党仍组成了第五届吉田内阁，但不得不在防卫政策上对改进党做出让步，以换取改进党对吉田政权的支持。与此同时，吉田政权与美国签署《相互防卫援助协定》，根据其精神，美国向日本提供经济的、军事的援助，日本将保安队与海上警备队合并，另外新设航空部队，统称为自卫队，并设置其管辖机构防卫厅。
1954年11月，自由党鸠山派、改进党及其他保守系小党派组成民主党。民主党拥有121名众议院议员，总裁为鸠山一郎。接着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吉田首相被迫辞职。新成立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为改变少数党内阁的不利局面，在两个月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仅获得远不到半数议席的185个席位，社会党势力却进一步增长。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见解不同，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右派社会党在1952、1953、1955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所拥有的众议院议席从分裂时的29个分别增加到57、66、67个；左派社会党的发展更为迅速，从分裂时的16席分别增加到54、72、89席。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等。
《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日本，其基地遍及日本各地。日本国民不仅意识到尚未实现彻底的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卷入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反对美军基地、保卫和平宪法、反对核武器及重新军备就成为50年代上半期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7月成立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拥有365万会员。“总评”本来是在占领军当局的扶植下成立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左倾化。1951年旧金山媾和前夕，“总评”发表了“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军备”的和平四原则，逐渐成为社会党的主要支持团体。
自1949年开始，日本共产党遭到占领当局和保守政府的镇压，遂使该党在1951年决定通过组织“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从1951年末到1952年7月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共产党实施了许多暴力性斗争，结果不仅招致了保守政权进一步的镇压，而且也远离了人民群众。在1952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因此丧失了在众议院中的全部席位，得票数也从上一次选举的 298万张选票下降到89万张，其原有支持者的大部分转移到奉行“和平过渡”的社会党方面。
保守政权不稳的局面大大鼓舞了左右社会党人，为利用保守党之间的矛盾早日上台执政，两派社会党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于1955年10月13日仓促合并。委员长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书记长为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受此压力，被称为“财界”的大资本家集团推动自由党与民主党在同年11月15日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两党对立体制，即“55年体制”。
二、政治优先主义
自民党成立后组成的第三届鸠山内阁提出修改宪法和增加防卫力量的口号，并在1956年制定了《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同时还设置了国防会议。虽然在和平势力及党内反对派的抵制下，鸠山内阁没有能实现修改宪法的目的，但在重整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即将自卫队兵力从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另外，鸠山主张实行“自主外交”，试图纠正吉田茂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鸠山急于建立政绩的心情以及日本尽快加入联合国的需求。尽管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遭到吉田茂、池田勇人等党内亲美派的反对，身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仍抱病亲自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最终在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其内容主要包括日苏间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两国和平条约签订后归还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和色丹两岛等。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6年12月鸠山内阁辞职后，自民党内部经过投票选举石桥湛山为新的自民党总裁并继任首相。石桥战前长期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任职，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政策。因此，石桥在首相施政演说中表示与反对党协调在国会中的行动、扩大就业、建设福利国家及努力确立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了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贸易。但石桥首相执政两个月后就因病辞职，并指定外交大臣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在战时曾任内阁大臣，负责经济统制计划，并指挥军事生产与战争物资的调配等事务，因而在占领时期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52年恢复政治活动后历任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明确主张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尽管岸信介在1957年2月上台后为改变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在同年6月制定了以削减财政投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扶助中小企业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紧急对策纲要》，在同年年底又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从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但岸信介自始至终追求的是恢复日本真正的自立和军事力量。
1957年5月，岸信介内阁颁布《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大幅度增加自卫队的兵员及装备。1957年8月，岸内阁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岸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岸信介积极推行“自主外交”，因而在上台不久连续两次访问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和地区，协商战争赔款、设立亚洲开发基金与亚洲技术研修中心等。日本通过提供劳务和商品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为日本生产资料产品进入东南亚地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仅在访问台湾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而且阻碍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实际上，岸信介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因为1952年生效的这个条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例如没有明文规定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没有明确条约的期限、美国可以介入日本的内乱等。为此，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时代”，从1958年10月开始与美国协商修改事宜，以期改变条约带来的对美从属性。
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较大的混乱，岸信介内阁在1958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结果引起社会党及众多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社会党和总评工会为中心，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共同在全国开展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社会党国会议员拒绝出席国会会议，社会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为通过该法案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也出现不同声音，迫使岸内阁收回该法案。
尽管如此，岸内阁仍然按计划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其内容包括明确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保卫美国的义务、日本承担增加军备的义务、美军利用在日设施及军事行动的事先协商制度、双方政治及经济合作关系、删除美军镇压日本内乱条款、新条约有效期为10年等。同时，新条约第六条规定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亦有为维护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使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且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因远东地区纠纷而且引起的战争。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
早在1959年3月，社会党与总评工会就组织了由134个团体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并不断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审议后，社会党所属国会议员在国会内进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众组成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人员伤亡。尽管自民党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但岸信介内阁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反对浪潮不得不在条约通过后立即宣布总辞职。
三、经济恢复增长
尽管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特需景气”消失，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停滞状态，但了有利于其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逐渐形成。首先，国会在1952年3月正式通过了《产业合理化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推动企业采用最新技术以提高效率，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年7月，废除了占领时期主要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经济安定总部，随后成立了以自由经济为前提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经济审议厅。当时编制的经济计划多以经济自立为目标，例如1953年2月的《1957年度经济表》、12月的《关于我国经济自立》、1954年9月的《综合开发构想》、1954年12月的《综合经济六年计划》、1955年7月经济审议厅改组为经济企划厅后编制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所谓经济自立是指在不依靠美援和特需前提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扩大，以及充分吸收迅速扩大的适龄劳动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50年代上半期陆续加入以西方阵营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1952年8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55年6月，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以自由、平等、多国间谈判为原则，不仅起到稳定世界贸易的作用，也促进了特定国家在固定汇率制下的设备投资，因而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走向高速增长之路。
从1954年底开始，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在进口物价稳定、企业合理化措施取得实效、出口急剧增长、农业丰收、民间设备投资旺盛等因素的支持下，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国际收支出现五亿美元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立的目标。政府编写出版的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写道：“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
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新闻界以历史上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在这一过程中，造船、钢铁、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等领域的过度设备投资很快遭到生产能力不足的限制，从1956年秋天开始，钢铁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进口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储备锐减，政府被迫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因而终止了神武景气。尽管如此，正如著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发表的畅销小说《太阳的季节》那样，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追求物质生活社会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革命，再次将日本经济推向高速增长。
神武景气结束后的锅底萧条持续的时间不长，从1958年6月开始，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被称为“岩户景气”。以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为代表的消费革命有力地支持了该次经济繁荣，同时，旺盛的设备投资更是其主要原因。一个行业推动另一个行业的“投资引起投资”特征不仅使从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也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仅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也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由此导致的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进一步引发了消费革命的急速扩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节 “经济的季节”
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集体辞职后，自民党内部进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选举，池田勇人当选，随后被国会指名为首相，组成新内阁。池田原为大藏省资深官僚，吉田茂政权时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受到吉田的大力栽培，因而忠实地执行维持最低军备、在美国保护下专心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另一方面，岸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强大反对运动也迫使池田政权实施“经济之上主义”的政策。因此，池田上台后立即提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努力实现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和解。首先，池田在组阁时注意任命“党人派”政治家为主要内阁成员，调和党内矛盾，并任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臣；其次，以协商的态度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死后，池田罢免了国家公安委员长的职务，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进行大选时，接受社会党的要求举行党首电视讨论会；另外，在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纠纷时，尽量避免动用警察等暴力机构进行镇压，而是委任劳动大臣出面加以协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争端。
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正式发表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其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超过7.8%。作为具体政策，政府在增加公共投资方面，制定了从1961年度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复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计划改善养老金保险，并逐渐提高健康保险的付给率。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提出了“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消除地区间的差距，应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利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政府补助金等各种手段，促进适合当地的工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该法在论述增加从事农业者收入的主要手段时，强调一方面通过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和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那些专业农户只依靠农业收入便可达到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收购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与此同时，池田内阁积极推行扩大贸易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首相出访美国和加拿大，随后成立了加强双边经济关系的日美经济委员会；同年11月，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协议；1962年11月，出访德、法等西欧各国，因专心贸易问题，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戏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恢复与发展中日民间贸易，1962年双方达成《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并互设常驻贸易机构。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池田内阁也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实际上，在池田内阁成立前夕的1960年6月，岸内阁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将进口自由化率40%提高到80%。同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到1962年10月，进口自由化率达到90%。1963年，日本从关贸总协定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日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日本不仅实现了开放性经济体制，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岩户景气结束后，经过短暂的调整，1963年和1964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再次超过两位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举办1964年奥运会而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所致，所以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代表性成就，1964年日本加入以发展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赋予资本自由化义务的同时，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日本不仅建成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新干线，而且也成功地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二、两党激烈抗争年代
尽管统一后的社会党在1958年5月的大选中得票率增加了2．6个百分点，所获得的选票也增加了100多万张，议席增加10个，在众议院的总席位达到166个，议席占有率上升为36％，为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安保”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西尾遂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 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结构改革”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江田三郎还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55年统一纲领”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
尽管反“安保”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
三、佐藤长期政权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辞职，并指定佐藤荣作为其继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养起来的官僚派政治家，尽管他批评池田内阁过分重视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在其执政时期，日本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不仅引起社会的激烈变动，而且也引起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因此，佐藤提出“社会开发”的口号，即将社会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并与国民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为此，1965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并根据该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正，1971年设置了新的政府部门——环境厅。
1965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其主要原因是过度设备投资引起劳动力及开工率的不足，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山阳特殊钢材公司的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迫使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放宽金融紧缩的政策，另外政府也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财政融资以及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规模、减少税收、发行国债等。经济迅速转为景气，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6%，被称为“伊奘诺景气”。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保证了社会资本的充实；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实施；廉价石油能源的广泛利用；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新消费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日本以低成本扩大出口等。1965年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1970年，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有77个国家参加和6400万人次参观。
在外交方面，佐藤政权也取得较好业绩。首先在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结束了两国间自1952年开始的长期谈判，恢复邦交正常化。另外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佐藤政权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占领结束以后，冲绳作为美军的重要基地，依然处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佐藤上台之前曾表示解决冲绳问题，1965年1月访问美国时提出归还冲绳的要求，美国表示理解。同年8月，佐藤作为战后首次访问冲绳的首相，体会到当地居民要求回归祖国的心情，表示“只要冲绳尚未回归祖国，战后就没有结束。”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换取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产品，而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出现松动，发表了三年后归还的日美共同声明，1971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的协定。
作为19世纪80年代内阁制度形成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佐藤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其原因除内政外交的成就外，还得益于自民党内党人派势力的减弱以及在野党的多党化。战后初期吉田茂执政时期，因战前政治家多被剥夺公职，大批资深官僚进入政界，因而在自民党内形成了官僚派，并与政治家出身的党人派展开争斗。但到佐藤执政时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为中心的著名党人派政治家相继去世，再加上佐藤善于利用人事平衡党内派系，因而巩固了佐藤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党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其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遂为其他政党的出现或发展留有较大的余地。因此，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也从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党在1967年的大选中获得25个席位，在1969年进一步增加到47席。尽管自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党的多党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自民党的外部压力，因而增强了佐藤的执政基础。
但是，佐藤政权也存在许多问题，为实现冲绳的回归，过分追求与美国的关系，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上台后不断阻挠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及贸易往来，相继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结果引起中国以及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以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地盘下沉为代表的公害问题，急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与住宅问题，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学费上涨与教学质量下降问题等，引发了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地方居民争取更好生活环境的市民运动，因而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社会党、共产党担任行政长官的革新自治体。
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集体辞职后，自民党内部进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选举，池田勇人当选，随后被国会指名为首相，组成新内阁。池田原为大藏省资深官僚，吉田茂政权时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受到吉田的大力栽培，因而忠实地执行维持最低军备、在美国保护下专心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另一方面，岸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强大反对运动也迫使池田政权实施“经济之上主义”的政策。因此，池田上台后立即提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努力实现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和解。首先，池田在组阁时注意任命“党人派”政治家为主要内阁成员，调和党内矛盾，并任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臣；其次，以协商的态度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死后，池田罢免了国家公安委员长的职务，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进行大选时，接受社会党的要求举行党首电视讨论会；另外，在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纠纷时，尽量避免动用警察等暴力机构进行镇压，而是委任劳动大臣出面加以协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争端。
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正式发表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其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超过7.8%。作为具体政策，政府在增加公共投资方面，制定了从1961年度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复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计划改善养老金保险，并逐渐提高健康保险的付给率。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提出了“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消除地区间的差距，应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利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政府补助金等各种手段，促进适合当地的工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该法在论述增加从事农业者收入的主要手段时，强调一方面通过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和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那些专业农户只依靠农业收入便可达到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收购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与此同时，池田内阁积极推行扩大贸易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首相出访美国和加拿大，随后成立了加强双边经济关系的日美经济委员会；同年11月，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协议；1962年11月，出访德、法等西欧各国，因专心贸易问题，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戏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恢复与发展中日民间贸易，1962年双方达成《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并互设常驻贸易机构。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池田内阁也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实际上，在池田内阁成立前夕的1960年6月，岸内阁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将进口自由化率40%提高到80%。同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到1962年10月，进口自由化率达到90%。1963年，日本从关贸总协定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日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日本不仅实现了开放性经济体制，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岩户景气结束后，经过短暂的调整，1963年和1964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再次超过两位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举办1964年奥运会而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所致，所以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代表性成就，1964年日本加入以发展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赋予资本自由化义务的同时，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日本不仅建成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新干线，而且也成功地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二、两党激烈抗争年代
尽管统一后的社会党在1958年5月的大选中得票率增加了2．6个百分点，所获得的选票也增加了100多万张，议席增加10个，在众议院的总席位达到166个，议席占有率上升为36％，为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安保”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西尾遂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 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结构改革”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江田三郎还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55年统一纲领”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
尽管反“安保”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
三、佐藤长期政权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辞职，并指定佐藤荣作为其继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养起来的官僚派政治家，尽管他批评池田内阁过分重视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在其执政时期，日本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不仅引起社会的激烈变动，而且也引起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因此，佐藤提出“社会开发”的口号，即将社会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并与国民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为此，1965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并根据该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正，1971年设置了新的政府部门——环境厅。
1965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其主要原因是过度设备投资引起劳动力及开工率的不足，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山阳特殊钢材公司的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迫使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放宽金融紧缩的政策，另外政府也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财政融资以及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规模、减少税收、发行国债等。经济迅速转为景气，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6%，被称为“伊奘诺景气”。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保证了社会资本的充实；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实施；廉价石油能源的广泛利用；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新消费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日本以低成本扩大出口等。1965年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1970年，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有77个国家参加和6400万人次参观。
在外交方面，佐藤政权也取得较好业绩。首先在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结束了两国间自1952年开始的长期谈判，恢复邦交正常化。另外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佐藤政权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占领结束以后，冲绳作为美军的重要基地，依然处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佐藤上台之前曾表示解决冲绳问题，1965年1月访问美国时提出归还冲绳的要求，美国表示理解。同年8月，佐藤作为战后首次访问冲绳的首相，体会到当地居民要求回归祖国的心情，表示“只要冲绳尚未回归祖国，战后就没有结束。”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换取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产品，而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出现松动，发表了三年后归还的日美共同声明，1971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的协定。
作为19世纪80年代内阁制度形成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佐藤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其原因除内政外交的成就外，还得益于自民党内党人派势力的减弱以及在野党的多党化。战后初期吉田茂执政时期，因战前政治家多被剥夺公职，大批资深官僚进入政界，因而在自民党内形成了官僚派，并与政治家出身的党人派展开争斗。但到佐藤执政时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为中心的著名党人派政治家相继去世，再加上佐藤善于利用人事平衡党内派系，因而巩固了佐藤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党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其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遂为其他政党的出现或发展留有较大的余地。因此，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也从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党在1967年的大选中获得25个席位，在1969年进一步增加到47席。尽管自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党的多党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自民党的外部压力，因而增强了佐藤的执政基础。
但是，佐藤政权也存在许多问题，为实现冲绳的回归，过分追求与美国的关系，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上台后不断阻挠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及贸易往来，相继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结果引起中国以及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以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地盘下沉为代表的公害问题，急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与住宅问题，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学费上涨与教学质量下降问题等，引发了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地方居民争取更好生活环境的市民运动，因而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社会党、共产党担任行政长官的革新自治体。
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1976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982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1976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982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
第五节 经济衰退与改革
一、泡沫经济崩溃
为解决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美元贬值、德国马克与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缓和金融政策以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调到空前低水平的2.5%，政府也在1987年制定了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同时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而造成日元币值迅速上升。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上升到120：1美元。对应付这种局面，面向出口的日本制造业一方面采取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指数的上升方面，日本均超过美国，而且粗钢和汽车的生产量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资本，通过当地生产及销售的方式对应日元升值及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及低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富裕资金进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由此造成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5.7%，而股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和15.6%，这种虚拟资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实际资产膨胀速度的现象被称为“泡沫经济”。但这种畸形现象不并能持续太长时间，从股市来看，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128点上升到1989年38915点，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8月，竟跌到14309点，跌幅高达63.2%，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数值。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下降，降幅在一半以上的地区到处可见，土地与住宅的买卖停滞。不动产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为不动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大量呆帐坏帐形成的不良资产使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大型金融机构负担过重。尽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和1991年，工商业仍然处在强劲的扩张中，设备投资、私人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在1%以下，企业倒闭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平成景气”转向“平成危机”。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拥有的巨额剩余资金也流往国外，而且多用于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 增 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对象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遍别墅，都是日本购买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气收购还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主灾，不得不铩羽而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泡沫经 济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因在美国的经营不善。据统计，整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除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概括地说，为应付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强了本应逐渐削弱的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而且随着其后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以扩张性财政为基础的政府资源以及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为保护自己的权限，行政官僚寻求执政党的支持；已经逐渐熟悉决策过程的自民党，亦希望继续维持通过利益分配巩固选举地盘的方式；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则利用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渠道向行政官僚与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力，三者结成对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的互利性同盟。例如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资甚至投机活动时，大藏省不仅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鼓励各银行及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甚至再三批评北海道的民间北洋银行贷款不积极。为推动“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不动产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下，大藏省不惜与“农协”的主管部门达成保障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回收贷款资金的协议，结果造成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人为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必须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界重组
1993年8月成立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是在“政治改革”的旗号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很快在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改革方案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在野的自民党，因为该党要求实施对其有利的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细川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最高级会谈，联合政权向自民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终于在临时国会的最后一天、即1994年1月29日，国会两院勉强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
政治改革四法案分别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就公职选举法中有关众议院议员的选举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为：将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定额从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选举数量不等的复数议员；在小选区的候选人应由“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为2％以上”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提名，未具备上述条件的候选人可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在比例代表区方面，提出候选人名簿的组织除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外，在该比例代表区内拥有议员定额20％以上候选人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亦可提出候选人名簿。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可以重复推荐同一个候选人；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要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外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区的某个政党。选票上分别印有候选人或政党的名字，画圈即可。
《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确保公职候选人筹资活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治资金限制法》实施的实效性，主要内容为以政党为中心筹措政治资金、加强对向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资金的限制、强化政治捐款的公开化、明确政治捐款的对象、强化违法现象的处罚规则等。
《政党助成法案》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促使政党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消除政治腐败现象。该法规定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政党应是“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的政治团体”或“拥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大选、参议院议员最近一次通常选举或前一次通常选举中得票率为 2％以上”的政治团体；向政党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按照最近一次国情调查统计的人口总数，以每人250日元计算。每个政党应得的补助金数额按照每年1月1日该党所属议员数额以及国家级选举中的得票数算定；对政党补助金的使用状况没有特别规定，但各政党必须提交公开记录其使用状况的报告书。如果政党发生分裂或合并，将按照分裂或合并后的状况支付政党补助金；如果冒领补助金或未提交报告书，将停止向该党交付补助金，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
细川首相上台以后明确表示过去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为此进行道歉，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对美国进行访问时以强硬的态度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压力，成为战后首位对美说“不”的首相，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扬。但是，细川政权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率领的日本新党只有35个众议院席位，不仅八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处处受到官僚机构的干扰。在官僚的操纵下，细川首相突然提出征收福利税，遭到反对后又迅速收回，因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自民党趁机揭露细川本人曾暗中接受企业捐款的违法行为。1994年4月细川内阁被迫集体辞职。此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因社会党、新党魁党退出联合政权而成为少数党政权，所以在国会通过政府预算方案后宣布辞职。自民党趁机以推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为条件，在同年6月与社会党、新党魁党组成联合政权。
过去的宿敌成为执政伙伴对社会党来讲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该党被迫放弃过去在自卫队违宪、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立场。另外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该党的形象。同年10月，内阁会议决定提高消费税税率；12月，以新生党为中心的多数在野党联合组成新进党，共有215名众参两院议员；1995年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6000余名；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伤亡超过5000人；4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80：1；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席位从61个下降到38个；11月，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小学生，引起全国震惊。因此，到1996年1月，身心疲惫的村山富市将首相职务让给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并将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三、六大改革与经济低迷
雄心勃勃的桥本上台后仍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断然的措施。首先排除在野党的抵抗，通过向住宅金融机构提供6850亿日元公共资金的法案；其次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并发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共同声明；7月，以政府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10月，不顾执政伙伴的反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后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11月，成立行政改革会议，推进行政改革。1997年初，桥本首相又提出六大改革的口号，即同时进行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1997年4月，不仅实施了紧缩性的政府预算方案，而且正式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并取消了一些所得税的优惠减免政策。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日本经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1%。尽管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危机征兆，但政府还是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以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法》，并很快通过国会的审议，准备从12月开始实施。
1997年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巨额不动产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同时，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巨额债务而倒闭。12月17日，桥本首相宣布放弃紧缩财政计划，大幅度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20日大藏省公布的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仍然没有扩张型财政的内容。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自民党在1998年3月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金额高达16万亿日元，相当于新政府预算的20%，主要用于公共投资。4月，桥本首相再次宣布大幅度削减所得税，并正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但市场没有任何反应，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
1998年8月，小渊惠三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同时成为政府首相。其内阁成立后立即冻结《财政改革法》，扩大公共开支并大规模减税，对中小企业采取援助措施，官定利率也下调到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零利率”。至此，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并在国会中通过了诸如《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监听通讯法》等重要法案。同年10月，公明党参加到联合政权中，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4月，小渊因病突然去世，自民党各派密室协商后决定由森喜郎接任首相职务。森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不思进取，因发表“日本是神之国”言论而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甚至在接到美国潜水艇撞翻日本实习渔船的信息后仍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其内阁支持率一度下降到9%。更重要的是，其内阁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只是在2001年1月按计划启动了新的行政机构，即将过去的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以“改造自民党”、“进行结构改革”为招牌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小泉政权虽然在改革方面进展不大，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却获得不少进展。首先利用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同年10月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派往印度洋，支援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战争；2002年9月，作为战后首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因“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核开发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受阻；2003年1月，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小泉政权不仅在国会通过了带有建立战时体制色彩的《有事三法案》，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并在7月通过了支援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支援法案》，计划将自卫队派往仍有战斗的伊拉克。9月，小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0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自民党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席位，并在吸收无党派议员的基础上超过240半数席位，吸收了自由党的民主党席位增加40个，为177个，公明党增加到36个席位，共产党、民社党、保守新党席位大减，初步出现两党制的形态。
一、泡沫经济崩溃
为解决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美元贬值、德国马克与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缓和金融政策以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调到空前低水平的2.5%，政府也在1987年制定了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同时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而造成日元币值迅速上升。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上升到120：1美元。对应付这种局面，面向出口的日本制造业一方面采取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指数的上升方面，日本均超过美国，而且粗钢和汽车的生产量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资本，通过当地生产及销售的方式对应日元升值及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及低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富裕资金进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由此造成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5.7%，而股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和15.6%，这种虚拟资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实际资产膨胀速度的现象被称为“泡沫经济”。但这种畸形现象不并能持续太长时间，从股市来看，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128点上升到1989年38915点，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8月，竟跌到14309点，跌幅高达63.2%，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数值。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下降，降幅在一半以上的地区到处可见，土地与住宅的买卖停滞。不动产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为不动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大量呆帐坏帐形成的不良资产使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大型金融机构负担过重。尽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和1991年，工商业仍然处在强劲的扩张中，设备投资、私人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在1%以下，企业倒闭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平成景气”转向“平成危机”。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拥有的巨额剩余资金也流往国外，而且多用于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 增 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对象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遍别墅，都是日本购买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气收购还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主灾，不得不铩羽而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泡沫经 济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因在美国的经营不善。据统计，整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除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概括地说，为应付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强了本应逐渐削弱的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而且随着其后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以扩张性财政为基础的政府资源以及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为保护自己的权限，行政官僚寻求执政党的支持；已经逐渐熟悉决策过程的自民党，亦希望继续维持通过利益分配巩固选举地盘的方式；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则利用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渠道向行政官僚与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力，三者结成对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的互利性同盟。例如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资甚至投机活动时，大藏省不仅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鼓励各银行及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甚至再三批评北海道的民间北洋银行贷款不积极。为推动“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不动产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下，大藏省不惜与“农协”的主管部门达成保障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回收贷款资金的协议，结果造成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人为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必须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界重组
1993年8月成立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是在“政治改革”的旗号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很快在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改革方案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在野的自民党，因为该党要求实施对其有利的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细川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最高级会谈，联合政权向自民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终于在临时国会的最后一天、即1994年1月29日，国会两院勉强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
政治改革四法案分别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就公职选举法中有关众议院议员的选举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为：将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定额从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选举数量不等的复数议员；在小选区的候选人应由“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为2％以上”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提名，未具备上述条件的候选人可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在比例代表区方面，提出候选人名簿的组织除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外，在该比例代表区内拥有议员定额20％以上候选人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亦可提出候选人名簿。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可以重复推荐同一个候选人；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要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外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区的某个政党。选票上分别印有候选人或政党的名字，画圈即可。
《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确保公职候选人筹资活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治资金限制法》实施的实效性，主要内容为以政党为中心筹措政治资金、加强对向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资金的限制、强化政治捐款的公开化、明确政治捐款的对象、强化违法现象的处罚规则等。
《政党助成法案》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促使政党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消除政治腐败现象。该法规定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政党应是“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的政治团体”或“拥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大选、参议院议员最近一次通常选举或前一次通常选举中得票率为 2％以上”的政治团体；向政党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按照最近一次国情调查统计的人口总数，以每人250日元计算。每个政党应得的补助金数额按照每年1月1日该党所属议员数额以及国家级选举中的得票数算定；对政党补助金的使用状况没有特别规定，但各政党必须提交公开记录其使用状况的报告书。如果政党发生分裂或合并，将按照分裂或合并后的状况支付政党补助金；如果冒领补助金或未提交报告书，将停止向该党交付补助金，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
细川首相上台以后明确表示过去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为此进行道歉，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对美国进行访问时以强硬的态度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压力，成为战后首位对美说“不”的首相，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扬。但是，细川政权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率领的日本新党只有35个众议院席位，不仅八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处处受到官僚机构的干扰。在官僚的操纵下，细川首相突然提出征收福利税，遭到反对后又迅速收回，因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自民党趁机揭露细川本人曾暗中接受企业捐款的违法行为。1994年4月细川内阁被迫集体辞职。此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因社会党、新党魁党退出联合政权而成为少数党政权，所以在国会通过政府预算方案后宣布辞职。自民党趁机以推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为条件，在同年6月与社会党、新党魁党组成联合政权。
过去的宿敌成为执政伙伴对社会党来讲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该党被迫放弃过去在自卫队违宪、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立场。另外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该党的形象。同年10月，内阁会议决定提高消费税税率；12月，以新生党为中心的多数在野党联合组成新进党，共有215名众参两院议员；1995年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6000余名；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伤亡超过5000人；4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80：1；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席位从61个下降到38个；11月，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小学生，引起全国震惊。因此，到1996年1月，身心疲惫的村山富市将首相职务让给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并将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三、六大改革与经济低迷
雄心勃勃的桥本上台后仍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断然的措施。首先排除在野党的抵抗，通过向住宅金融机构提供6850亿日元公共资金的法案；其次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并发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共同声明；7月，以政府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10月，不顾执政伙伴的反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后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11月，成立行政改革会议，推进行政改革。1997年初，桥本首相又提出六大改革的口号，即同时进行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1997年4月，不仅实施了紧缩性的政府预算方案，而且正式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并取消了一些所得税的优惠减免政策。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日本经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1%。尽管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危机征兆，但政府还是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以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法》，并很快通过国会的审议，准备从12月开始实施。
1997年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巨额不动产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同时，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巨额债务而倒闭。12月17日，桥本首相宣布放弃紧缩财政计划，大幅度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20日大藏省公布的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仍然没有扩张型财政的内容。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自民党在1998年3月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金额高达16万亿日元，相当于新政府预算的20%，主要用于公共投资。4月，桥本首相再次宣布大幅度削减所得税，并正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但市场没有任何反应，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
1998年8月，小渊惠三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同时成为政府首相。其内阁成立后立即冻结《财政改革法》，扩大公共开支并大规模减税，对中小企业采取援助措施，官定利率也下调到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零利率”。至此，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并在国会中通过了诸如《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监听通讯法》等重要法案。同年10月，公明党参加到联合政权中，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4月，小渊因病突然去世，自民党各派密室协商后决定由森喜郎接任首相职务。森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不思进取，因发表“日本是神之国”言论而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甚至在接到美国潜水艇撞翻日本实习渔船的信息后仍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其内阁支持率一度下降到9%。更重要的是，其内阁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只是在2001年1月按计划启动了新的行政机构，即将过去的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以“改造自民党”、“进行结构改革”为招牌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小泉政权虽然在改革方面进展不大，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却获得不少进展。首先利用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同年10月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派往印度洋，支援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战争；2002年9月，作为战后首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因“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核开发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受阻；2003年1月，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小泉政权不仅在国会通过了带有建立战时体制色彩的《有事三法案》，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并在7月通过了支援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支援法案》，计划将自卫队派往仍有战斗的伊拉克。9月，小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0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自民党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席位，并在吸收无党派议员的基础上超过240半数席位，吸收了自由党的民主党席位增加40个，为177个，公明党增加到36个席位，共产党、民社党、保守新党席位大减，初步出现两党制的形态。
第六节 社会思潮及其文化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8226;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
（完）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8226;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