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苏联档案揭秘：斯大林为何要阻止中共南昌暴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02:05
http://history.news.qq.com/a/20111221/001094.htm
[导读]从莫斯科电文看：斯大林是想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很明显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苏联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为前提的，但回电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义的油画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标题为“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文献和著作中，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些细节很少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或许是被过去的官方定式评价所限。本文旨在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接参与南昌起义的策动
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赣边界和广州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曾多次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过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此处的“罗明那滋”，即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俄顾问加仑”是指布留赫尔，“加伦”是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商讨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义后该怎么办？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觉悟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回忆材料及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中共武装起义须经共产国际批准？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在讲述南昌起义时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为什么中共发动武装起义须事先报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则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宣传也让中共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颇为满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还没有正式诞生时，张国焘就曾跟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维经斯基探讨过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什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尽管张国焘后来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但他上述对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描述和判断，还是被后来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共产国际发来关于南昌起义的“全面”意见
莫斯科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就证明了联共（布）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下命令的事实。根据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
然而，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此外，从这份档案文件中，我们还可看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回电中，措辞“精妙”、意见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从回电内容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动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担承；而一旦暴动成功了，则又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莫斯科为何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暴动？
上述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送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此处的“乌拉尔斯基”就是指布留赫尔将军，即加伦将军；电文中还提到“伯纳”，指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与此同时，布留赫尔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转达了这一命令。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曾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可是，罗明纳兹以及布留赫尔等人都曾参与过南昌起义的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电令严禁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5名苏联工作人员当时在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苏联军事顾问М.Ф.库马宁
但严禁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直接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
库马宁，生于1897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1926年秋天抵达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为了在华工作方便取了个中文名“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是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库马宁随同效力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贺龙部继续北伐至河南前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库马宁参与了南昌暴动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的会议上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莫非库马宁就是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密电以及一系列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材料来看，莫斯科是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因此，戈列夫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绍过的曾担任叶挺将军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М.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В.К.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库马宁参与南昌起义纯属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计划，参与起义的各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库马宁不幸被俘获。А.В.勃拉戈达托夫后来回忆说，库马宁在狱中受监禁一年之后才获释返回苏联。而В.В.维什尼亚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一书中则回忆说：“起义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用文字记述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价：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以及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来一封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如此内容的密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南昌起义（资料选辑）》），并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http://history.news.qq.com/a/20111221/001094.htm
[导读]从莫斯科电文看：斯大林是想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很明显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苏联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为前提的，但回电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义的油画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标题为“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文献和著作中，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些细节很少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或许是被过去的官方定式评价所限。本文旨在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接参与南昌起义的策动
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赣边界和广州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曾多次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过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此处的“罗明那滋”，即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俄顾问加仑”是指布留赫尔，“加伦”是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商讨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义后该怎么办？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觉悟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回忆材料及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中共武装起义须经共产国际批准？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在讲述南昌起义时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为什么中共发动武装起义须事先报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则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宣传也让中共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颇为满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还没有正式诞生时，张国焘就曾跟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维经斯基探讨过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什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尽管张国焘后来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但他上述对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描述和判断，还是被后来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共产国际发来关于南昌起义的“全面”意见
莫斯科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就证明了联共（布）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下命令的事实。根据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
然而，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此外，从这份档案文件中，我们还可看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回电中，措辞“精妙”、意见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从回电内容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动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担承；而一旦暴动成功了，则又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莫斯科为何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暴动？
上述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送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此处的“乌拉尔斯基”就是指布留赫尔将军，即加伦将军；电文中还提到“伯纳”，指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与此同时，布留赫尔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转达了这一命令。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曾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可是，罗明纳兹以及布留赫尔等人都曾参与过南昌起义的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电令严禁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5名苏联工作人员当时在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苏联军事顾问М.Ф.库马宁
但严禁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直接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
库马宁，生于1897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1926年秋天抵达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为了在华工作方便取了个中文名“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是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库马宁随同效力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贺龙部继续北伐至河南前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库马宁参与了南昌暴动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的会议上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莫非库马宁就是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密电以及一系列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材料来看，莫斯科是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因此，戈列夫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绍过的曾担任叶挺将军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М.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В.К.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库马宁参与南昌起义纯属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计划，参与起义的各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库马宁不幸被俘获。А.В.勃拉戈达托夫后来回忆说，库马宁在狱中受监禁一年之后才获释返回苏联。而В.В.维什尼亚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一书中则回忆说：“起义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用文字记述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价：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以及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来一封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如此内容的密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南昌起义（资料选辑）》），并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
[导读]从莫斯科电文看：斯大林是想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很明显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苏联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为前提的，但回电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义的油画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标题为“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文献和著作中，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些细节很少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或许是被过去的官方定式评价所限。本文旨在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接参与南昌起义的策动
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赣边界和广州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曾多次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过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此处的“罗明那滋”，即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俄顾问加仑”是指布留赫尔，“加伦”是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商讨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义后该怎么办？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觉悟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回忆材料及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中共武装起义须经共产国际批准？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在讲述南昌起义时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为什么中共发动武装起义须事先报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则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宣传也让中共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颇为满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还没有正式诞生时，张国焘就曾跟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维经斯基探讨过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什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尽管张国焘后来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但他上述对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描述和判断，还是被后来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共产国际发来关于南昌起义的“全面”意见
莫斯科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就证明了联共（布）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下命令的事实。根据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
然而，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此外，从这份档案文件中，我们还可看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回电中，措辞“精妙”、意见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从回电内容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动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担承；而一旦暴动成功了，则又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莫斯科为何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暴动？
上述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送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此处的“乌拉尔斯基”就是指布留赫尔将军，即加伦将军；电文中还提到“伯纳”，指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与此同时，布留赫尔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转达了这一命令。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曾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可是，罗明纳兹以及布留赫尔等人都曾参与过南昌起义的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电令严禁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5名苏联工作人员当时在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苏联军事顾问М.Ф.库马宁
但严禁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直接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
库马宁，生于1897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1926年秋天抵达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为了在华工作方便取了个中文名“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是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库马宁随同效力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贺龙部继续北伐至河南前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库马宁参与了南昌暴动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的会议上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莫非库马宁就是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密电以及一系列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材料来看，莫斯科是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因此，戈列夫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绍过的曾担任叶挺将军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М.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В.К.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库马宁参与南昌起义纯属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计划，参与起义的各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库马宁不幸被俘获。А.В.勃拉戈达托夫后来回忆说，库马宁在狱中受监禁一年之后才获释返回苏联。而В.В.维什尼亚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一书中则回忆说：“起义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用文字记述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价：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以及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来一封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如此内容的密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南昌起义（资料选辑）》），并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http://history.news.qq.com/a/20111221/001094.htm
[导读]从莫斯科电文看：斯大林是想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很明显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苏联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为前提的，但回电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也不提支持和援助。
反映八一南昌起义的油画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标题为“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文献和著作中，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些细节很少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或许是被过去的官方定式评价所限。本文旨在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接参与南昌起义的策动
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赣边界和广州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曾多次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过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此处的“罗明那滋”，即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俄顾问加仑”是指布留赫尔，“加伦”是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商讨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义后该怎么办？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觉悟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回忆材料及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中共武装起义须经共产国际批准？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在讲述南昌起义时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为什么中共发动武装起义须事先报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则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宣传也让中共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颇为满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还没有正式诞生时，张国焘就曾跟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维经斯基探讨过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什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尽管张国焘后来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但他上述对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描述和判断，还是被后来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共产国际发来关于南昌起义的“全面”意见
莫斯科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就证明了联共（布）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下命令的事实。根据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
然而，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此外，从这份档案文件中，我们还可看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回电中，措辞“精妙”、意见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从回电内容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动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担承；而一旦暴动成功了，则又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莫斯科为何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暴动？
上述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送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此处的“乌拉尔斯基”就是指布留赫尔将军，即加伦将军；电文中还提到“伯纳”，指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与此同时，布留赫尔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转达了这一命令。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曾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可是，罗明纳兹以及布留赫尔等人都曾参与过南昌起义的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电令严禁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5名苏联工作人员当时在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苏联军事顾问М.Ф.库马宁
但严禁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直接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
库马宁，生于1897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1926年秋天抵达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为了在华工作方便取了个中文名“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是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库马宁随同效力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贺龙部继续北伐至河南前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库马宁参与了南昌暴动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的会议上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莫非库马宁就是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密电以及一系列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材料来看，莫斯科是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因此，戈列夫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绍过的曾担任叶挺将军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М.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В.К.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库马宁参与南昌起义纯属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计划，参与起义的各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库马宁不幸被俘获。А.В.勃拉戈达托夫后来回忆说，库马宁在狱中受监禁一年之后才获释返回苏联。而В.В.维什尼亚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一书中则回忆说：“起义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用文字记述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价：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以及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来一封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如此内容的密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南昌起义（资料选辑）》），并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
暴什么动？那叫起义！先理解完这个再贴文章！
本来就是武装BD 起义只是委婉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