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南方报也登好文：张艺谋流氓叙事情色爱国 好莱坞神父VS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40:46
十三钗：张艺谋流氓叙事情色爱国 好莱坞神父VS中国义妓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与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者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记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制抵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作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4731257
十三钗：张艺谋流氓叙事情色爱国 好莱坞神父VS中国义妓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与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者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记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制抵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作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4731257
婊子调笑戏子，
可老子还是喜欢搞戏子。
为啥，婊子的13太臭。
南方系也登好文；
南方系也造谣；
南方系也普世；
南方系也专制；
南方系也卖国；；；
从来不矛盾。。。。
CNN FOX也经常有很好的东西。。。。。。。。
只允许抗“日”，，，其他的都是要批判的。。。。。。
自己的抗日不正视；谈什么别人的抗日。
尾大不掉了。。。。。
婊子调笑戏子，
可老子还是喜欢搞戏子。
为啥，婊子的13太臭。
南方系也登好文；
南方系也造谣；
南方系也普世；
南方系也专制；
南方系也卖国；；；
从来不矛盾。。。。
CNN FOX也经常有很好的东西。。。。。。。。
只允许抗“日”，，，其他的都是要批判的。。。。。。
自己的抗日不正视；谈什么别人的抗日。
尾大不掉了。。。。。
美国人的狗
日本人的狗
洋大人的狗
中国人的良心
日本人的狗
洋大人的狗
中国人的良心
张艺谋？这条老狗有讨论的必要么？为了洋大人的奖可以歪曲历史向洋大人献媚的二货
早就对他提不起兴趣了
南都也能写出这样的好文？
辛德勒的遗孀在美国名导史蒂文·斯比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此人亦为犹太人）拍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写信给斯导，请求对她拮据的经济情况进行支援。这位名导一口回绝
俩者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只爱钱，至于怎么弄来的无所谓
辛德勒的遗孀埃米莉却常常抱怨这部电影过分贬低她在救助犹太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另外，辛德勒夫妇二战以后移民到阿根廷，但辛德勒却于１９５８年撇下妻子，独自一人回到德国。
;P
另外，辛德勒夫妇二战以后移民到阿根廷，但辛德勒却于１９５８年撇下妻子，独自一人回到德国。
;P
kyanbasara 发表于 2011-12-16 13:36 ![]()
张艺谋？这条老狗有讨论的必要么？为了洋大人的奖可以歪曲历史向洋大人献媚的二货
看过了？来讲讲是怎么个歪曲法吧
张艺谋？这条老狗有讨论的必要么？为了洋大人的奖可以歪曲历史向洋大人献媚的二货
看过了？来讲讲是怎么个歪曲法吧
南方系起一段刚搞出9.19纪念918,和号召全国女人“抗日”，现在又说别人了，也不摸摸自己还有脸吗！
虽然我对这篇文章说的还有点赞同
虽然我对这篇文章说的还有点赞同
听说神父去山东救赎陈盲人了
张艺谋是奥运会总导演，同理可证老谋子是TG的喉舌，反老谋子就是反体制，这就是南方系的逻辑。但这次没想到把自己以前的主张给反对了
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不喜欢看南京系列的影片。我觉得怎么让日本人也拍这么个片子，例如东京XXX来的更好些。就像抗日片子一样，看多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南方系这到底唱的是哪出？
南方系这到底唱的是哪出？
楼上各位义愤填膺，何不手持菜刀去天诛国贼？{:soso_e128:}
被陶片放逐的人 发表于 2011-12-16 16:19 ![]()
张艺谋是奥运会总导演，同理可证老谋子是TG的喉舌，反老谋子就是反体制，这就是南方系的逻辑。但这次没想到 ...
他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己就是喉舌
张艺谋是奥运会总导演，同理可证老谋子是TG的喉舌，反老谋子就是反体制，这就是南方系的逻辑。但这次没想到 ...
他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己就是喉舌
我厌恶这种以人民的苦难当作牟利工具的商业操作，陆川的南京南京也好，张艺谋的十三钗也好，这和把地震遗址圈起来卖钱没什么区别
张艺谋的电影一向垃圾！
看来楼主的发帖，我开始很痛苦，痛苦为什么张不去拍爱情动作片。
人民政委 发表于 2011-12-16 17:32 ![]()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 ...
就象书法里的回笔，要锋芒毕露的甩出去，但是最后一笔还是要往回收一下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 ...
就象书法里的回笔，要锋芒毕露的甩出去，但是最后一笔还是要往回收一下
其实，拍金陵十三衩这里边还有张艺谋和严歌苓思想相通的原因，而严歌苓对历史随意甚至是反历史的意义符合张艺谋的胃口。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的一些失真的细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01e010102dsa5.html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的一些失真的细节
作者：关守中
年前从网上订了好多的书，其中有《小姨多鹤》，拿到手大约翻了翻。
看了严的访谈录，说是该书来源于一个听来的故事，后来她查了不少日本开拓团在东北的资料，并且三次去日本，找当年的遗孤老太太访谈。
日本有个山崎丰子，号称社会写实派作家，写什么象什么。
《华丽的家族》里的金融界，《白色巨塔》里的医学界，都是华丽漫长的紧凑细腻之作。
日本人做资料工作可是全球一绝，那个细致功夫，甚是可怕。
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 ... 12&newsid=27308
作者：关守中
在阅读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时候，我想起一段往事。
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大街上，有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人，脚穿北京老式圆口布鞋，边走边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位被视为“中国迷” 的老者是日中和平友好会理事，是我在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老战友川崎昭二 。那天，我们一同到时代出版社去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恳谈会”。
川崎昭二在会上说：“现在咱们 (他已经回归日本三十多年，依然把中国叫“咱们”)有些涉及二战前后中日关系的小说和电视剧，八成是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写的。他们听到个故事觉得稀奇，蜻蜓点水式地采访一番，没有对特定的历史和生活细节进行精心研究就写了起来；年轻的编辑和同样年轻的评论家也同样缺乏历史知识，把漏洞百出的作品推上社会，并予以赞美。结果呢，给日本右翼反华份子留下不少话柄，他们借题发挥，诬蔑咱们的作品曲解历史，无中生有，统统都是瞎胡编！”
日本进步作家日下熙先生(1916年生于大连)接着说：“中国的经济、文化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凡是有影响的中国作品，立刻就会在国外出现译文，因此中国作家越谨慎越仔细越好。这不仅仅是怕谁吹毛求疵，从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对历史、对后代负责任。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是统一的，两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分离开来。小说的细节描写最值得作家认真对待，一定要要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符合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在作品中，任何一个细节失真，都会影响整个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使那些本来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抱有偏见的读者难以心服口服。”
《小姨多鹤》中有哪些细节失真，或者说不够准确呢？
1、小说开头一行是：“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
狼烟，是古代中国边防士兵在烽火台上点燃的一种烟火，一个烽火台接一个烽火台的点下去，以便及时的传递敌人来犯的信息。 当时日本关东军有着现代化通讯设备，根本用不着点燃狼烟来传递“敌军来犯”的消息。我理解作者的本意是营造一种大战将临的气氛。
我对东北光复那年秋天的气氛有深切的感受，它本来就浓烈苍凉，极具镜头感——阴雨连绵，霹雳闪电，雷声隐隐，炮声隆隆，苏联轰炸机群掠过大小兴安岭，浓烟烈火在敌军营垒中升腾……作者完全不必用“狼烟”来渲染。
2、在日本电影中，人们经常看到日本女人穿着木屐，迈着碎步匆匆来去。作者在描写开拓团逃亡前后时写道：“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停下。”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日本开拓团主要劳动力的妇女，为了下地干活或出门走路方便，早就换上了太阳牌胶鞋(大脚趾和其它四个脚趾分开的胶鞋，俗称“胶皮水袜子”。) 她们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岂能脱下灵或轻便的“胶皮水袜子”再换上硬梆梆的“呱哒板儿”去逃命？
3、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入伪满洲国境内，其主攻方向正是日本开拓团密布的“国防第一线”地带。代浪开拓村的村长对村民们讲话时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的一个日本村子里抢得一粒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
应该告诉读者，那个村长是在造谣。当时苏联红军刚刚突破东北边境防线，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袭战略要塞，节奏非常急促；我亲眼看到刚刚过境的野战兵团，他们粮草充足，后勤补给又十分及时。红军犯不上、也没有时间像 “日本鬼子进村” 那样抢夺开拓村民的粮食和牲畜。
4、日军大本营知道冲锋枪杀伤力大，但冲锋枪的制造成本太高，耗费的子弹过多，所以日本兵工厂从来不生产冲锋枪。日军正规部队自始至终也没有配备过冲锋枪。而书中的日本开拓村长让一个七十岁的元老用冲锋枪杀了自己。他那把冲锋枪是从哪儿来的呢？
5、 逃难的日本妇女们听到了一阵枪响。书中说是“枪响来自一夥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 事实上，这种“性质难定”的游击队只在“9‧18”事变后存在不久。在日伪统治十多年中近百万日本强盗对我抗日军民连续进行“篦梳式”大讨伐，那真是“盗如鳞密不容针”哪！上述那种游击队少数人接受抗日联军改编，多数人投降日寇当了伪满军警，或四散潜逃。可以说，在“8•15”前后东北境内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既抗日，又反共，好事坏事都干的游击队”。我八路军、新四军从关内奔赴东北接收后，由伪满军警宪特、逃亡地主、流氓地痞组成的匪帮蜂拥而起，很多空白区都成了“胡子”的天下，有些匪帮头目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书中所说的“游击队”八成就是其中的一股土匪，他们与“抗日”毫不沾边。
6，在多鹤逃亡的路上，遇上个女孩儿，名叫佐藤久美，说她的老家是在 “上野省畈田县”。错了。日本的省，是指内阁各部，它不辖县。日本全国的区划是一都 (东京都 ) 一道 (北海道 )二府(大阪府、 京都府) 43个县。在所有的县名中，历来不存在畈田县。至于“上野”，是群马县的古代称谓。除非历史教学，很少有人提到这个古代名称，该县下属的市町村中也没有畈田。
我国领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大小市县数不胜数，作家们随便虚构地名无人深究。日本地盘不大，作家从来不敢杜撰县名，顶多是以ABCD等符号来代替。
7、小说中写道：“七十斤重的日本婆子也要七块大洋” ( “七块大洋”这句话重复多次) 。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因为早在“9‧18”事变之前东北就不使用大洋了。张作霖的边业银行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当时的东北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旧银洋。 “8•15”光复初期，东北政局动荡，苏军与地方维持会商定，让伪满洲国国币和苏军发行的红军票 (俗称“红钱”) 同时流通。1945年11月之后，属于民主政府的东北银行发行了“东北地方流通券”。
东北光复后，许多日本姑娘、寡妇争先恐后嫁给中国人，几乎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年龄相差不多，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就行。据民政部门统计，光复后两个月内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就达11000多人。在当时，这种事根本不需要秘密进行，尤其是在铁路沿线人烟稠密的地区，根本没必要“把日本女人装在麻袋里，扛到学校操场去换大洋”。除非极其偏僻闭塞的小屯子，也许有人搞这种买卖交易。
8、每当张俭“对年仅十六岁的小日本婆来点兽行”的时候，都以他“是在向鬼子讨还孽债”来自我开脱。所谓孽债，指的是：四个喝醉了的日本兵，追赶他那怀胎七月的妻子小环，小环跳到牛背上和日本兵赛跑，让牛摔了下来，小环流产，导致绝育。这个情节的设计时间不对。因为小环流产的那个阶段，正值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在中国和南洋战场兵源万分紧张，大批关东军部队被抽调过去参战。留下的旅团“一个罗卜一个坑”地安排在“北边镇护”最前沿；分布到游击区去进行“治安肃正”。当时在一般县镇中只能见到伪满军警，根本见不到日本正规军官兵。若是东北沦陷初期的“大讨伐”阶段， 醉醺醺的鬼子兵们，到屯子里去追逐调戏妇女，倒是不稀奇的。
9、为了探讨日本“残留女子”写汉字和讲汉语的问题，我走访了邻居、生在大连的美籍日本人池永夫妇。他俩分析，当时有些日本中年农妇或老寡妇，嫁给偏僻山村的中国人之后始终讲不好汉语，不会使用汉字。竹内多鹤的条件和她们大不相同。但是在汉语发音的问题上她同样有困难。如“二孩儿”，日本人把“二”，读成“阿鲁”。至于“孩”字，因为和“哈依”相似，所以读不错。小说中说她把二孩叫“二河”，不大可能，因为五十音图中没有“河”音，一般日本人要读“二河” 觉得特别咬嘴，通常会读成“阿鲁候”。
池永先生附带指出：日本投降后，逃到大连等城市的日本难民，一律住在“日本难民收容所”，绝对不可以称为“集中营”，收容所和集中营性质截然不同。
10、在多鹤给张俭生了一女二男之后，他“有预谋”地把多鹤抛弃在长江边；而多鹤竟然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痛苦磨难，把自己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模样才找回家来。这个占有很大篇幅的重要情节，完全是建立在多鹤拙嘴笨腮，不懂汉语的基础之上。这可能吗？
我从1951年就结识的好友莫宝清 ，本名岩间典夫，是原“日本青少年开拓义勇军”成员。归国前曾任黑龙江省逊克县政协副主席，矿产局长。他的汉语环境不好，周围几乎全是讲鄂伦春民族话的猎民。还有柴河林业局的采运技术员杨金山，本名太田五六。他和岩间同样，在中国生活到第八年时，普通话水平就比许多闯关东的民工还要强。竹内多鹤是怎么回事？
她在满洲长大，文化程度超过岩间典夫和太田五六，她不会是“汉语盲”。她十六岁就进入中国人的家庭，语言环境全是汉语，又守着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小环，还有正上小学的女儿。多鹤聪明伶俐，不存在重归日本的幻想。她为了在社会上求生存，在家庭中求和睦，更为了求得张俭喜爱，肯定会把学会中国话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正如张俭所言：“多鹤是机灵的。一个身世如多鹤的女人，不机灵是活不到今天的。” 她即使一天学一句，八年就是就是2920句。就算多鹤不够机灵，有点笨，两天学会一句，那也是1460句，足以应付日常生活需要。(她不是已经会说“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吗？)怎么可能在生死攸关的迷途时刻变得痴呆苶傻，连“火车站”三个字都不会说；连人民币上标出的数值都稀里糊涂，从而多遭那么多的大罪呢？
11、多鹤被张俭甩掉之后，越走离家越远，“她的乳房因为没有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她疯了一样惦念两个吃奶的双胞胎孩儿。在这种情况下，漫说是个母亲，就是一匹母狼也会顶着猎人的枪弹，千方百计回到幼子身边。然而多鹤却故意放弃两个最好的机会。第一次是在“苍蝇如云的武昌车站”，医务室护士为她检查身体，打针用药；在填写病历时，面对姓名、住址、家庭成员等项目，“不知为什么，她哭了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地址……”
这简直有点荒唐了。多鹤成为中国居民之后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人填写表格最为频繁的历史阶段。选民登记、人口普查、更新户口本、变更住址、居民身体检查、临时就业等等等等，无不需要填写登记表格。她每次填表都要痛哭流涕吗？她离开“代浪开拓村”业已八年，那个“代浪”早已消失，岂能是她“唯一记得住的地址？”怎么会闹得“填什么也不准确 ”了呢？她难道连“我家住在某某城，我家里有吃奶的孩子，等我喂奶 ” 这样的正当理由都说不出口吗？
她第二次放弃尽快到家的机会，是遇上那位年轻的警察。她居然不想求他帮助自己回家。因为在她看来，警察就是专门告诫居民 “ 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怪哉。这么复杂的话，多鹤又很早就记住啦！)实际上，在五十年代那个时候的警察还真就是公众的保姆，什 么事情都要替群众解决，做好事的范围非常广。警察与群众之间真是共同患难、鱼水情深。 多鹤在八年的生活感受中，警察除了让人们“提高警惕”就没办什么好事？难道她忘记了，她把两个双胞胎孩子生在山上，不正是由两位民警不辞辛苦把她抬回家去的吗？她没有任何根据证明那位警察怀疑自己是什么可疑份子，她为什么不寻求他们帮助，反而从医院跳楼而逃？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样一来情节可以使故事更曲折，然而这种“曲折”与她本人应有的贯串动作是完全脱节的。
12、小说男主角张俭的家庭关系的确是“充满了暧昧和怪异”。在实际生活中，他的重婚行为有三个关口是难以突破的。第一关是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该项法律的核心是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禁止重婚、纳妾。”当时，为了贯彻落实《婚姻法》，曾搞过规模不小的群众运动，周围群众对他家那点秘密又都了如指掌，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呢？第二关是张俭入党之前，组织部门不可能不对他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进行考察。而这种考察简单得很，“文革”时，居民委员会往他老家仅仅发了一份函调，不就把日本女人多鹤“ 在张家隐藏了二十多年 ”的事捅开了吗？ 第 三关是住在同一栋楼里那些好奇心极强，爱打听，爱传话的邻居们，相处时间越久，“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多鹤生过三个、还流产过一个孩子。她怀孕期间，总不能天天被锁在家里，让名正言顺的妻子小环整天“腰里掖个枕头到处逛”来弄虚做假吧？她的大女儿，仅仅因为在梦话中漏出日语，就丢了军籍；她那两个小孩子既会几首日本儿歌，也经常冒出一些日语，邻家那群孩子能不给予张扬？俗话说：“人言可畏”，“没有不透风的墙”。张俭“犯了重婚罪”的事，岂能在众目睽睽下遮掩那么多年？
13、竹内多鹤回到日本五年后，又回到张家，发现张俭消瘦得皮包骨，决定把他带回日本去治疗。多鹤当然懂得，日本政府在入境管理上是冷酷无情的。1993年，十二名想“永久性归国”的日本残留妇女，结伴强行回国，结果被扣留在成田机场长达十天，酿成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日本国《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只有配偶和与本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被带到日本。”张俭算什么？他不过是多鹤的非法同居者。于是他们 “马上行动起来，要正式结婚”，而且还真就很顺利地 “办好一切手续”。奇怪啦，作者在描述张俭之友小彭想要得到多鹤时，特意回老家和原配妻子离了婚。轮到张俭要和多鹤一同东渡日本，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就变啦。请问：张俭和他的恩爱妻子朱小环办过离婚手续了吗？显然没办。那么谁敢批准张俭和多鹤“正式结婚”呢？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张俭就不会取得“配偶”的身份，他凭什么能进入日本国呢？
14，多鹤带孩子回到日本定居后，“常常给小环写信”，当然不会是用日语，家长里短、诸般琐事唠叨个没完没了，连她梦见什么都要写在信中。多鹤的语言环境完全变了，汉语程度的提高却是突飞猛进，简直到了无所不能表达的地步。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只能说明作者是在受随意性支配。
15、 作家王蒙读《小姨多鹤》后发出感叹：“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 ” 这番话引起我以下思考——
战后在中国“残留”的日本人多达数万。我们四野部队曾抽调干部(其中就有川崎昭二) 配合地方政府，安置、遣送日本难民归国。当时很多握有一技之长的日本人担心回日本找不到工作，竭力要求留在中国。许多日本妇女不愿拆散在中国组织的家庭，放弃归国。1959年日本政府横蛮地决定，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 战时死亡 ”，取消其原有户籍。直至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有些遗孤才找到了亲人返日定居。
1987年，我到日本长野、山梨、群马等县采访原“满蒙青少年开拓义勇军”成员。到达稻山村时正赶上那里在召开“残留妇儿归国欢迎会”。在会上，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归国的中年男子李忠孝 (荒木一雄)，痛哭流涕地控诉他在中国的“悲惨遭遇”。还没等他发挥完毕，五十多岁的郑秀娟(小林美智子)就跳上讲台，指着李忠孝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假使没有善良慈爱的中国养父母收留你，你这个生满疥疮的臭弃儿，恐怕早就喂野狗了。老李家把你养得膘肥体壮，培养成八级大工匠，你毫不感恩，好像你在中国吃了天大的亏！大家都来想一想吧，假如中国是战败国，我们日本人能够把几万中国孤儿当成亲骨肉吗？你说你在‘文革’中被打成‘日本特务’，吃了苦头。你明明知道，那本来是不正常的年月，连刘少奇那么大的人物都打成‘叛徒、内奸’，咱受点儿冤枉干嘛叨住不放？你说实话，大多数中国人对咱们真就那么不好吗？难道中国是日本孤儿的地狱吗？”
看看《小姨多鹤》中那三个身上“有戏”的男人吧：张俭在对多鹤实施非礼时，自己“有种禽兽不如、奸尸的感觉”；张俭的好友石惠财极想占有多鹤，求之不得时竟放风要“检举她是日本鬼子”；张俭的另一个好友小彭，在已经吃到多鹤的 “甜头”后，竟利用职权把张俭打入死牢。就连多鹤的亲生儿子，也为她那白皙的肌肤所吸引，钻进多鹤被窝企图发泄兽欲。还有张俭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那些女干部一个赛一个地奸、懒、馋、滑、臭。呜呼，好一幅神州百丑图！
试想，如果这部长篇小说出自日本作家之手，中国读者会作何感想？普通读者不可能首先弄明白 “一个人代表不了一个阶级，几个人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等等“文学典型性”的理论原则。他们只能凭着直感，像郑秀娟那样质问作家：“中国男人们对弱女子多鹤真就那么坏吗？难道中国是日本女子多鹤的地狱吗？”
这部书传到右翼反华势力猖獗的日本，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读者在下面两种说法中，会选择哪个？
—— “看哪，伟大的中国和这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可爱了！”
—— “看哪，这个肮脏污秽的国家，这些蛮横丑陋的中国人！”
严歌苓：
美籍华人，美国驻非洲外交官夫人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的一些失真的细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01e010102dsa5.html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的一些失真的细节
作者：关守中
年前从网上订了好多的书，其中有《小姨多鹤》，拿到手大约翻了翻。
看了严的访谈录，说是该书来源于一个听来的故事，后来她查了不少日本开拓团在东北的资料，并且三次去日本，找当年的遗孤老太太访谈。
日本有个山崎丰子，号称社会写实派作家，写什么象什么。
《华丽的家族》里的金融界，《白色巨塔》里的医学界，都是华丽漫长的紧凑细腻之作。
日本人做资料工作可是全球一绝，那个细致功夫，甚是可怕。
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 ... 12&newsid=27308
作者：关守中
在阅读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时候，我想起一段往事。
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大街上，有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人，脚穿北京老式圆口布鞋，边走边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位被视为“中国迷” 的老者是日中和平友好会理事，是我在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老战友川崎昭二 。那天，我们一同到时代出版社去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恳谈会”。
川崎昭二在会上说：“现在咱们 (他已经回归日本三十多年，依然把中国叫“咱们”)有些涉及二战前后中日关系的小说和电视剧，八成是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写的。他们听到个故事觉得稀奇，蜻蜓点水式地采访一番，没有对特定的历史和生活细节进行精心研究就写了起来；年轻的编辑和同样年轻的评论家也同样缺乏历史知识，把漏洞百出的作品推上社会，并予以赞美。结果呢，给日本右翼反华份子留下不少话柄，他们借题发挥，诬蔑咱们的作品曲解历史，无中生有，统统都是瞎胡编！”
日本进步作家日下熙先生(1916年生于大连)接着说：“中国的经济、文化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凡是有影响的中国作品，立刻就会在国外出现译文，因此中国作家越谨慎越仔细越好。这不仅仅是怕谁吹毛求疵，从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对历史、对后代负责任。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是统一的，两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分离开来。小说的细节描写最值得作家认真对待，一定要要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符合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在作品中，任何一个细节失真，都会影响整个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使那些本来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抱有偏见的读者难以心服口服。”
《小姨多鹤》中有哪些细节失真，或者说不够准确呢？
1、小说开头一行是：“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
狼烟，是古代中国边防士兵在烽火台上点燃的一种烟火，一个烽火台接一个烽火台的点下去，以便及时的传递敌人来犯的信息。 当时日本关东军有着现代化通讯设备，根本用不着点燃狼烟来传递“敌军来犯”的消息。我理解作者的本意是营造一种大战将临的气氛。
我对东北光复那年秋天的气氛有深切的感受，它本来就浓烈苍凉，极具镜头感——阴雨连绵，霹雳闪电，雷声隐隐，炮声隆隆，苏联轰炸机群掠过大小兴安岭，浓烟烈火在敌军营垒中升腾……作者完全不必用“狼烟”来渲染。
2、在日本电影中，人们经常看到日本女人穿着木屐，迈着碎步匆匆来去。作者在描写开拓团逃亡前后时写道：“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停下。”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日本开拓团主要劳动力的妇女，为了下地干活或出门走路方便，早就换上了太阳牌胶鞋(大脚趾和其它四个脚趾分开的胶鞋，俗称“胶皮水袜子”。) 她们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岂能脱下灵或轻便的“胶皮水袜子”再换上硬梆梆的“呱哒板儿”去逃命？
3、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入伪满洲国境内，其主攻方向正是日本开拓团密布的“国防第一线”地带。代浪开拓村的村长对村民们讲话时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的一个日本村子里抢得一粒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
应该告诉读者，那个村长是在造谣。当时苏联红军刚刚突破东北边境防线，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袭战略要塞，节奏非常急促；我亲眼看到刚刚过境的野战兵团，他们粮草充足，后勤补给又十分及时。红军犯不上、也没有时间像 “日本鬼子进村” 那样抢夺开拓村民的粮食和牲畜。
4、日军大本营知道冲锋枪杀伤力大，但冲锋枪的制造成本太高，耗费的子弹过多，所以日本兵工厂从来不生产冲锋枪。日军正规部队自始至终也没有配备过冲锋枪。而书中的日本开拓村长让一个七十岁的元老用冲锋枪杀了自己。他那把冲锋枪是从哪儿来的呢？
5、 逃难的日本妇女们听到了一阵枪响。书中说是“枪响来自一夥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 事实上，这种“性质难定”的游击队只在“9‧18”事变后存在不久。在日伪统治十多年中近百万日本强盗对我抗日军民连续进行“篦梳式”大讨伐，那真是“盗如鳞密不容针”哪！上述那种游击队少数人接受抗日联军改编，多数人投降日寇当了伪满军警，或四散潜逃。可以说，在“8•15”前后东北境内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既抗日，又反共，好事坏事都干的游击队”。我八路军、新四军从关内奔赴东北接收后，由伪满军警宪特、逃亡地主、流氓地痞组成的匪帮蜂拥而起，很多空白区都成了“胡子”的天下，有些匪帮头目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书中所说的“游击队”八成就是其中的一股土匪，他们与“抗日”毫不沾边。
6，在多鹤逃亡的路上，遇上个女孩儿，名叫佐藤久美，说她的老家是在 “上野省畈田县”。错了。日本的省，是指内阁各部，它不辖县。日本全国的区划是一都 (东京都 ) 一道 (北海道 )二府(大阪府、 京都府) 43个县。在所有的县名中，历来不存在畈田县。至于“上野”，是群马县的古代称谓。除非历史教学，很少有人提到这个古代名称，该县下属的市町村中也没有畈田。
我国领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大小市县数不胜数，作家们随便虚构地名无人深究。日本地盘不大，作家从来不敢杜撰县名，顶多是以ABCD等符号来代替。
7、小说中写道：“七十斤重的日本婆子也要七块大洋” ( “七块大洋”这句话重复多次) 。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因为早在“9‧18”事变之前东北就不使用大洋了。张作霖的边业银行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当时的东北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旧银洋。 “8•15”光复初期，东北政局动荡，苏军与地方维持会商定，让伪满洲国国币和苏军发行的红军票 (俗称“红钱”) 同时流通。1945年11月之后，属于民主政府的东北银行发行了“东北地方流通券”。
东北光复后，许多日本姑娘、寡妇争先恐后嫁给中国人，几乎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年龄相差不多，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就行。据民政部门统计，光复后两个月内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就达11000多人。在当时，这种事根本不需要秘密进行，尤其是在铁路沿线人烟稠密的地区，根本没必要“把日本女人装在麻袋里，扛到学校操场去换大洋”。除非极其偏僻闭塞的小屯子，也许有人搞这种买卖交易。
8、每当张俭“对年仅十六岁的小日本婆来点兽行”的时候，都以他“是在向鬼子讨还孽债”来自我开脱。所谓孽债，指的是：四个喝醉了的日本兵，追赶他那怀胎七月的妻子小环，小环跳到牛背上和日本兵赛跑，让牛摔了下来，小环流产，导致绝育。这个情节的设计时间不对。因为小环流产的那个阶段，正值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在中国和南洋战场兵源万分紧张，大批关东军部队被抽调过去参战。留下的旅团“一个罗卜一个坑”地安排在“北边镇护”最前沿；分布到游击区去进行“治安肃正”。当时在一般县镇中只能见到伪满军警，根本见不到日本正规军官兵。若是东北沦陷初期的“大讨伐”阶段， 醉醺醺的鬼子兵们，到屯子里去追逐调戏妇女，倒是不稀奇的。
9、为了探讨日本“残留女子”写汉字和讲汉语的问题，我走访了邻居、生在大连的美籍日本人池永夫妇。他俩分析，当时有些日本中年农妇或老寡妇，嫁给偏僻山村的中国人之后始终讲不好汉语，不会使用汉字。竹内多鹤的条件和她们大不相同。但是在汉语发音的问题上她同样有困难。如“二孩儿”，日本人把“二”，读成“阿鲁”。至于“孩”字，因为和“哈依”相似，所以读不错。小说中说她把二孩叫“二河”，不大可能，因为五十音图中没有“河”音，一般日本人要读“二河” 觉得特别咬嘴，通常会读成“阿鲁候”。
池永先生附带指出：日本投降后，逃到大连等城市的日本难民，一律住在“日本难民收容所”，绝对不可以称为“集中营”，收容所和集中营性质截然不同。
10、在多鹤给张俭生了一女二男之后，他“有预谋”地把多鹤抛弃在长江边；而多鹤竟然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痛苦磨难，把自己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模样才找回家来。这个占有很大篇幅的重要情节，完全是建立在多鹤拙嘴笨腮，不懂汉语的基础之上。这可能吗？
我从1951年就结识的好友莫宝清 ，本名岩间典夫，是原“日本青少年开拓义勇军”成员。归国前曾任黑龙江省逊克县政协副主席，矿产局长。他的汉语环境不好，周围几乎全是讲鄂伦春民族话的猎民。还有柴河林业局的采运技术员杨金山，本名太田五六。他和岩间同样，在中国生活到第八年时，普通话水平就比许多闯关东的民工还要强。竹内多鹤是怎么回事？
她在满洲长大，文化程度超过岩间典夫和太田五六，她不会是“汉语盲”。她十六岁就进入中国人的家庭，语言环境全是汉语，又守着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小环，还有正上小学的女儿。多鹤聪明伶俐，不存在重归日本的幻想。她为了在社会上求生存，在家庭中求和睦，更为了求得张俭喜爱，肯定会把学会中国话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正如张俭所言：“多鹤是机灵的。一个身世如多鹤的女人，不机灵是活不到今天的。” 她即使一天学一句，八年就是就是2920句。就算多鹤不够机灵，有点笨，两天学会一句，那也是1460句，足以应付日常生活需要。(她不是已经会说“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吗？)怎么可能在生死攸关的迷途时刻变得痴呆苶傻，连“火车站”三个字都不会说；连人民币上标出的数值都稀里糊涂，从而多遭那么多的大罪呢？
11、多鹤被张俭甩掉之后，越走离家越远，“她的乳房因为没有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她疯了一样惦念两个吃奶的双胞胎孩儿。在这种情况下，漫说是个母亲，就是一匹母狼也会顶着猎人的枪弹，千方百计回到幼子身边。然而多鹤却故意放弃两个最好的机会。第一次是在“苍蝇如云的武昌车站”，医务室护士为她检查身体，打针用药；在填写病历时，面对姓名、住址、家庭成员等项目，“不知为什么，她哭了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地址……”
这简直有点荒唐了。多鹤成为中国居民之后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人填写表格最为频繁的历史阶段。选民登记、人口普查、更新户口本、变更住址、居民身体检查、临时就业等等等等，无不需要填写登记表格。她每次填表都要痛哭流涕吗？她离开“代浪开拓村”业已八年，那个“代浪”早已消失，岂能是她“唯一记得住的地址？”怎么会闹得“填什么也不准确 ”了呢？她难道连“我家住在某某城，我家里有吃奶的孩子，等我喂奶 ” 这样的正当理由都说不出口吗？
她第二次放弃尽快到家的机会，是遇上那位年轻的警察。她居然不想求他帮助自己回家。因为在她看来，警察就是专门告诫居民 “ 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怪哉。这么复杂的话，多鹤又很早就记住啦！)实际上，在五十年代那个时候的警察还真就是公众的保姆，什 么事情都要替群众解决，做好事的范围非常广。警察与群众之间真是共同患难、鱼水情深。 多鹤在八年的生活感受中，警察除了让人们“提高警惕”就没办什么好事？难道她忘记了，她把两个双胞胎孩子生在山上，不正是由两位民警不辞辛苦把她抬回家去的吗？她没有任何根据证明那位警察怀疑自己是什么可疑份子，她为什么不寻求他们帮助，反而从医院跳楼而逃？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样一来情节可以使故事更曲折，然而这种“曲折”与她本人应有的贯串动作是完全脱节的。
12、小说男主角张俭的家庭关系的确是“充满了暧昧和怪异”。在实际生活中，他的重婚行为有三个关口是难以突破的。第一关是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该项法律的核心是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禁止重婚、纳妾。”当时，为了贯彻落实《婚姻法》，曾搞过规模不小的群众运动，周围群众对他家那点秘密又都了如指掌，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呢？第二关是张俭入党之前，组织部门不可能不对他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进行考察。而这种考察简单得很，“文革”时，居民委员会往他老家仅仅发了一份函调，不就把日本女人多鹤“ 在张家隐藏了二十多年 ”的事捅开了吗？ 第 三关是住在同一栋楼里那些好奇心极强，爱打听，爱传话的邻居们，相处时间越久，“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多鹤生过三个、还流产过一个孩子。她怀孕期间，总不能天天被锁在家里，让名正言顺的妻子小环整天“腰里掖个枕头到处逛”来弄虚做假吧？她的大女儿，仅仅因为在梦话中漏出日语，就丢了军籍；她那两个小孩子既会几首日本儿歌，也经常冒出一些日语，邻家那群孩子能不给予张扬？俗话说：“人言可畏”，“没有不透风的墙”。张俭“犯了重婚罪”的事，岂能在众目睽睽下遮掩那么多年？
13、竹内多鹤回到日本五年后，又回到张家，发现张俭消瘦得皮包骨，决定把他带回日本去治疗。多鹤当然懂得，日本政府在入境管理上是冷酷无情的。1993年，十二名想“永久性归国”的日本残留妇女，结伴强行回国，结果被扣留在成田机场长达十天，酿成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日本国《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只有配偶和与本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被带到日本。”张俭算什么？他不过是多鹤的非法同居者。于是他们 “马上行动起来，要正式结婚”，而且还真就很顺利地 “办好一切手续”。奇怪啦，作者在描述张俭之友小彭想要得到多鹤时，特意回老家和原配妻子离了婚。轮到张俭要和多鹤一同东渡日本，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就变啦。请问：张俭和他的恩爱妻子朱小环办过离婚手续了吗？显然没办。那么谁敢批准张俭和多鹤“正式结婚”呢？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张俭就不会取得“配偶”的身份，他凭什么能进入日本国呢？
14，多鹤带孩子回到日本定居后，“常常给小环写信”，当然不会是用日语，家长里短、诸般琐事唠叨个没完没了，连她梦见什么都要写在信中。多鹤的语言环境完全变了，汉语程度的提高却是突飞猛进，简直到了无所不能表达的地步。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只能说明作者是在受随意性支配。
15、 作家王蒙读《小姨多鹤》后发出感叹：“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 ” 这番话引起我以下思考——
战后在中国“残留”的日本人多达数万。我们四野部队曾抽调干部(其中就有川崎昭二) 配合地方政府，安置、遣送日本难民归国。当时很多握有一技之长的日本人担心回日本找不到工作，竭力要求留在中国。许多日本妇女不愿拆散在中国组织的家庭，放弃归国。1959年日本政府横蛮地决定，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 战时死亡 ”，取消其原有户籍。直至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有些遗孤才找到了亲人返日定居。
1987年，我到日本长野、山梨、群马等县采访原“满蒙青少年开拓义勇军”成员。到达稻山村时正赶上那里在召开“残留妇儿归国欢迎会”。在会上，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归国的中年男子李忠孝 (荒木一雄)，痛哭流涕地控诉他在中国的“悲惨遭遇”。还没等他发挥完毕，五十多岁的郑秀娟(小林美智子)就跳上讲台，指着李忠孝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假使没有善良慈爱的中国养父母收留你，你这个生满疥疮的臭弃儿，恐怕早就喂野狗了。老李家把你养得膘肥体壮，培养成八级大工匠，你毫不感恩，好像你在中国吃了天大的亏！大家都来想一想吧，假如中国是战败国，我们日本人能够把几万中国孤儿当成亲骨肉吗？你说你在‘文革’中被打成‘日本特务’，吃了苦头。你明明知道，那本来是不正常的年月，连刘少奇那么大的人物都打成‘叛徒、内奸’，咱受点儿冤枉干嘛叨住不放？你说实话，大多数中国人对咱们真就那么不好吗？难道中国是日本孤儿的地狱吗？”
看看《小姨多鹤》中那三个身上“有戏”的男人吧：张俭在对多鹤实施非礼时，自己“有种禽兽不如、奸尸的感觉”；张俭的好友石惠财极想占有多鹤，求之不得时竟放风要“检举她是日本鬼子”；张俭的另一个好友小彭，在已经吃到多鹤的 “甜头”后，竟利用职权把张俭打入死牢。就连多鹤的亲生儿子，也为她那白皙的肌肤所吸引，钻进多鹤被窝企图发泄兽欲。还有张俭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那些女干部一个赛一个地奸、懒、馋、滑、臭。呜呼，好一幅神州百丑图！
试想，如果这部长篇小说出自日本作家之手，中国读者会作何感想？普通读者不可能首先弄明白 “一个人代表不了一个阶级，几个人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等等“文学典型性”的理论原则。他们只能凭着直感，像郑秀娟那样质问作家：“中国男人们对弱女子多鹤真就那么坏吗？难道中国是日本女子多鹤的地狱吗？”
这部书传到右翼反华势力猖獗的日本，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读者在下面两种说法中，会选择哪个？
—— “看哪，伟大的中国和这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可爱了！”
—— “看哪，这个肮脏污秽的国家，这些蛮横丑陋的中国人！”
严歌苓：
美籍华人，美国驻非洲外交官夫人
金陵十三钗作者严歌苓：
美-籍华人，美-国驻非洲外-交-官夫人
美-籍华人，美-国驻非洲外-交-官夫人
性和暴力永远是电影成功的要素之一。
而严歌苓之所以被有关部门热捧，关键是她凡是着笔大陆前三十年，无不是黑暗、凄惨、哀婉、悲凉，……，而其描写49年以前，那就大不相同了。
而严歌苓之所以被有关部门热捧，关键是她凡是着笔大陆前三十年，无不是黑暗、凄惨、哀婉、悲凉，……，而其描写49年以前，那就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