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43年山东干部抱怨：宁坐一年监狱 不当一天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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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山东干部抱怨：宁坐一年监狱 不当一天八路2011年11月13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核心提示：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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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罗荣桓传》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3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1942年9月17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1942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1943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20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1944年7月1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11/13/10621483_0.shtml
1943年山东干部抱怨：宁坐一年监狱 不当一天八路2011年11月13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核心提示：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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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罗荣桓传》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3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1942年9月17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1942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1943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20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1944年7月1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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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文章摘自《罗荣桓传》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3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1942年9月17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1942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1943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20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1944年7月1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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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山东干部抱怨：宁坐一年监狱 不当一天八路2011年11月13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核心提示：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文章摘自《罗荣桓传》 作者：《罗荣恒传》编写组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3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1942年9月17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1942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1943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20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1944年7月1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11/13/10621483_0.shtml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那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罗荣桓的亲切教导，直到现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锄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1943年7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8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纠正了这种错误。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10月9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的（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1944年9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1944年10月13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绝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11月1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锄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1943年7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8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纠正了这种错误。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10月9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的（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1944年9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1944年10月13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绝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11月1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补充指示》提出，在发扬民主时，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这两个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谩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己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做“成分”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错误的口号。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谩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谩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子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的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像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会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谩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己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做“成分”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错误的口号。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谩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谩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子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的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像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会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一个连对立的各派各方面都觉得不错的人，太可怕了！
目标是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