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孙中山（二）

一个人在思想上太超前了，难免在现实生活中显得笨拙和幼稚。 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虽然组织起了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被选为组织的领导人，但在实际革命方法上，却比较机械，没有考虑到他的追随者们心里的实际想法，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应在广东沿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这样可以得到海外的弹饷接济，所以，把全部的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广东的武装起义中，结果是屡战屡败，这引起了同盟会中其他省份，特别是湖南、湖北籍成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孙中山乡土观念过重，不信任其他地区的同志，所以，与孙中山离心离德，以宋教仁为首，建立起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叫同盟会，但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话，是游离于同盟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另外，由于孙中山把主要经费全投向武装起义，只给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太炎留下2000元，弄得章太炎无米下锅，几近于靠乞讨为生，对孙中山意见很大。加上广东的起义不顺，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孙中山也声称要抛弃同盟会另组革命党。这些因素造成了同盟会与武昌起义，以及响应起义的多个省份在组织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后来，独立各省虽然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主要是出于对他个人名望的借重，而不是组织上的服从，他也只是象征性的符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了几个月的“傀儡总统”。
    客观地说，孙中山缺乏组织能力。他有高瞻远瞩的理想，有对这种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情，这些东西使得一批怀有同样理想和信念的人能聚集在他周围。但是，他缺乏能让组织里的各个方面、各色人等都满意的能力，常常是顾此失彼，整个组织形不成统一的行动力。当组织中其他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表达出不同意见甚至抵触行动时，孙中山要么是任气使性地宣布不要这个组织，另组新党，如他曾对同盟会所做过的那样；或者采取落后的民间会党手段，要求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立誓词、按手印，如他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所做的那样。正是由于缺少实际的组织才干，所以，他始终没有在一个强大的实际政治组织的拥护下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相反，总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象征符号，被各种有实力的政治组织拥来拥去。
    在革命的具体方式上，他表现出了一种幼稚可笑的实用主义，终其一生，他主要的革命方法就是从海外筹款，然后回国来雇会党造反。为了筹款，他不负责任地答应捐款人的一切要求，对支持他的商人他许诺说革命后将给这些人开矿、筑路的优先权；对于支持他的国家，他许诺革命后将给予这些国家优先的特权。他的这些许诺很少会有人相信（这也是他被讥为“孙大炮”的一个原因），所以，也就总募不够革命所需要的金钱，也雇不到能帮他革命的会党。其实，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有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些多数只想骗两个钱花的会党成员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去流血牺牲，往往是拿了钱不办事。他虽然精通一切西方的政治理论，为革命设计出一个看似符合逻辑的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但是，他缺少对国内各阶层（从上层官员士绅到军队官员）思想状态的实时了解，这和他长期处于海外流亡、与祖国人民缺少直接交流有关，所以，不能及时调整革命的地点和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以致于失去了对于国内革命力量的实际控制能力。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杂志社-2011年第三辑：精神领袖孙中山一个人在思想上太超前了，难免在现实生活中显得笨拙和幼稚。 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虽然组织起了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被选为组织的领导人，但在实际革命方法上，却比较机械，没有考虑到他的追随者们心里的实际想法，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应在广东沿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这样可以得到海外的弹饷接济，所以，把全部的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广东的武装起义中，结果是屡战屡败，这引起了同盟会中其他省份，特别是湖南、湖北籍成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孙中山乡土观念过重，不信任其他地区的同志，所以，与孙中山离心离德，以宋教仁为首，建立起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叫同盟会，但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话，是游离于同盟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另外，由于孙中山把主要经费全投向武装起义，只给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太炎留下2000元，弄得章太炎无米下锅，几近于靠乞讨为生，对孙中山意见很大。加上广东的起义不顺，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孙中山也声称要抛弃同盟会另组革命党。这些因素造成了同盟会与武昌起义，以及响应起义的多个省份在组织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后来，独立各省虽然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主要是出于对他个人名望的借重，而不是组织上的服从，他也只是象征性的符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了几个月的“傀儡总统”。
    客观地说，孙中山缺乏组织能力。他有高瞻远瞩的理想，有对这种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情，这些东西使得一批怀有同样理想和信念的人能聚集在他周围。但是，他缺乏能让组织里的各个方面、各色人等都满意的能力，常常是顾此失彼，整个组织形不成统一的行动力。当组织中其他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表达出不同意见甚至抵触行动时，孙中山要么是任气使性地宣布不要这个组织，另组新党，如他曾对同盟会所做过的那样；或者采取落后的民间会党手段，要求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立誓词、按手印，如他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所做的那样。正是由于缺少实际的组织才干，所以，他始终没有在一个强大的实际政治组织的拥护下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相反，总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象征符号，被各种有实力的政治组织拥来拥去。
    在革命的具体方式上，他表现出了一种幼稚可笑的实用主义，终其一生，他主要的革命方法就是从海外筹款，然后回国来雇会党造反。为了筹款，他不负责任地答应捐款人的一切要求，对支持他的商人他许诺说革命后将给这些人开矿、筑路的优先权；对于支持他的国家，他许诺革命后将给予这些国家优先的特权。他的这些许诺很少会有人相信（这也是他被讥为“孙大炮”的一个原因），所以，也就总募不够革命所需要的金钱，也雇不到能帮他革命的会党。其实，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有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些多数只想骗两个钱花的会党成员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去流血牺牲，往往是拿了钱不办事。他虽然精通一切西方的政治理论，为革命设计出一个看似符合逻辑的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但是，他缺少对国内各阶层（从上层官员士绅到军队官员）思想状态的实时了解，这和他长期处于海外流亡、与祖国人民缺少直接交流有关，所以，不能及时调整革命的地点和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以致于失去了对于国内革命力量的实际控制能力。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杂志社-2011年第三辑：精神领袖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