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自鼎盛：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1:10:08
<P>转贴的，不代表山海经的观点和立场，供打击参考</P>
<P>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黑夫
1．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就是必须在共产党一党执政下，进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反对西方式政治模式，反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维护着现政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由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和保护的。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在大众的传媒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以及在方方面面都要给予贯彻、给予落实。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巩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确实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解放，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建国很长时间内，尽管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初期，广大百姓从改革开放前的饥馑中刚刚走出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温饱，国家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建国35周年游行中，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其中饱含了广大人民由衷对现行政策和生活的改善的感激。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前后后，参加人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是持观望态度，并希望国家不要乱，所以并没有走上街头，去支持学生的行动。这恰恰是“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用户。
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做法，社会开始出现利益阶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80年代曾经受惠于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广大工人农民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从“富”到穷的转变，他们或成为下岗工人（事业人员），或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到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去换取及其微薄的工资，甚至很长时间也得不到这些活命的钱。国家出现了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饿倒街头的现象。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所造成的，恰恰是国家主导的剥夺自己切身利益使个别人人富裕的政策造成的，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而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国家便强化了镇压的功能，在全国各地对群众上访、游行、请愿等行为，采取了武力驱散的措施，但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愈加加深。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手段镇压党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和讽刺意味的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在90年代，靠执政党的政策大赚其钱的人，即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也对政府和政权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们有了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尊重和保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没有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心里总是不安，总是觉得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钱财流到了国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开始普遍怀疑其执政合法性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在实行强力国家统治的同时，如何用文化精神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整合这个社会，一是保住自己的政权，二是不至于使国家分裂和动荡。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给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即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安慰，承认他们是先进分子，二是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名义部分地一定程度地消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设涉及的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批评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这些思想所批判的对象，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当局拼命地强调“稳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人民，不让大家说话，表达不满，已经不太可能。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社会。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似乎有对以往政策进行纠偏的倾向，不过人们不必抱过大希望，一是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除非用革命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的，另外，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又得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共产党强调集中下的民主体制，必然会在各个层次上有一个不受制度约束、只受个人修养和品德约束的权力核心，而权力核心的这些品质又是多么不可靠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动荡期和模糊期还将很长。
2．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合作、小摩擦。从字面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流迹象，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在现实中，不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全国各地和媒体上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官方都保持沉默。而从理论上说，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到百姓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文化基因，中国人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除此之外，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百姓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主动与社会特别是政府发生冲突的。因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当局就可以借助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大肆地搞私有化，出卖和转让、赠送国有资产，老百姓尽管有不满，但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从国家的宣传看，口头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及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改革结合起来了，而老百姓心里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骗人的，人们只关注眼下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他们特别不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失业和贫困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不做出明显调整的话，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始终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失信于民。
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涉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现实关系写照。权力精英需要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其攫取经济利益服务，知识精英需要权力精英保证其言论自由，并能分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在政治权力上，权力精英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恰恰很热望搞多党制、多元化，这也恰恰是权力精英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走得太远，必然会遭到政权的镇压，1989年的政治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内耗式发展路径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自由主义合流了。这是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合作，而在政治改革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化一党制，一元领导，一元指导思想等等，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在这一方面，双方有着严重分歧，甚至是敌对和敌我矛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恰恰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权巩固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夺取了政权，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来以改良式的路径打开政治改革的大门，向西方的多元化开放，进而自由主义者就能够登上政治舞台。自由主义者也希望并越来越坚信，执政党内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能够有不同的意见，能够分化，慢慢培养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是可以的，并且很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已经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
自由主义在政权面前也吸取了1989年事件的教训，不再过于急切地要求政权上的主导，而是以所谓和平演变的态势从经济自由开始，慢慢地夺取共产党的政权，而权力阶层同样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放弃了激烈的统治方式，采取很多怀柔的政策，比如给巨大的经济利益，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阶层在经济领域赚钱，即使有违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太过分，只要没有触动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一般不追究。实际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邓小平理论出发，都很难和指导解释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存在的，是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处于真空或半真空状态的，谁来填补这一空白？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占了先机。政治上目前还是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对这几个原则的坚持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权力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买办的利益服务的，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政治上的争夺，才是自由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因为自由主义认为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即全盘私有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很难经得起道德的考验，特别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批老同志们，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了解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尽管他们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作用客观上不是帮了权力精英，就是帮了知识精英，就是没有帮底层民众的忙。因为，他们自身很难从这两个阶层分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选择”的难题，正处于萨特所说的“被抛”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自由主义一定不会放弃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与主流争权的努力。
从多年来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看，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如毛泽东说彭德怀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那样，实在是和自由主义的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了。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看，已经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为私有制服务的政权。所以，从意识形态的宣传看，90年代的中国主流舆论的宣传是中国党历史上开动庞大宣传机器睁眼说瞎话的最投入的时代，最虚伪的时代，最为破坏党在百姓心中形象的时代，最会撒谎的时代。尽管改革开放前，宣传部门主导舆论说了很多谎话，但那时，人们心中部分地还有信仰，还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不管现在看来是不是真的，而现在则是公开好话说绝，暗地坏事做尽。说谎是不断投入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这个小慌，就得编造更大的谎言，以至无穷，然后，说这都是为了“稳定”。上行下效，各级党委政府也以欺上瞒下为乐，成了条件反射。所以，从真诚感上看，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争论，民众还不一定支持谁呢？或者认为它们是一丘之貉，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可能。
</P><P>转贴的，不代表山海经的观点和立场，供打击参考</P>
<P>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黑夫
1．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就是必须在共产党一党执政下，进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反对西方式政治模式，反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维护着现政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由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和保护的。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在大众的传媒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以及在方方面面都要给予贯彻、给予落实。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巩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确实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解放，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建国很长时间内，尽管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初期，广大百姓从改革开放前的饥馑中刚刚走出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温饱，国家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建国35周年游行中，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其中饱含了广大人民由衷对现行政策和生活的改善的感激。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前后后，参加人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是持观望态度，并希望国家不要乱，所以并没有走上街头，去支持学生的行动。这恰恰是“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用户。
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做法，社会开始出现利益阶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80年代曾经受惠于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广大工人农民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从“富”到穷的转变，他们或成为下岗工人（事业人员），或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到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去换取及其微薄的工资，甚至很长时间也得不到这些活命的钱。国家出现了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饿倒街头的现象。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所造成的，恰恰是国家主导的剥夺自己切身利益使个别人人富裕的政策造成的，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而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国家便强化了镇压的功能，在全国各地对群众上访、游行、请愿等行为，采取了武力驱散的措施，但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愈加加深。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手段镇压党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和讽刺意味的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在90年代，靠执政党的政策大赚其钱的人，即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也对政府和政权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们有了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尊重和保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没有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心里总是不安，总是觉得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钱财流到了国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开始普遍怀疑其执政合法性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在实行强力国家统治的同时，如何用文化精神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整合这个社会，一是保住自己的政权，二是不至于使国家分裂和动荡。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给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即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安慰，承认他们是先进分子，二是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名义部分地一定程度地消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设涉及的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批评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这些思想所批判的对象，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当局拼命地强调“稳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人民，不让大家说话，表达不满，已经不太可能。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社会。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似乎有对以往政策进行纠偏的倾向，不过人们不必抱过大希望，一是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除非用革命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的，另外，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又得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共产党强调集中下的民主体制，必然会在各个层次上有一个不受制度约束、只受个人修养和品德约束的权力核心，而权力核心的这些品质又是多么不可靠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动荡期和模糊期还将很长。
2．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合作、小摩擦。从字面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流迹象，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在现实中，不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全国各地和媒体上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官方都保持沉默。而从理论上说，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到百姓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文化基因，中国人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除此之外，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百姓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主动与社会特别是政府发生冲突的。因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当局就可以借助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大肆地搞私有化，出卖和转让、赠送国有资产，老百姓尽管有不满，但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从国家的宣传看，口头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及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改革结合起来了，而老百姓心里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骗人的，人们只关注眼下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他们特别不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失业和贫困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不做出明显调整的话，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始终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失信于民。
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涉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现实关系写照。权力精英需要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其攫取经济利益服务，知识精英需要权力精英保证其言论自由，并能分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在政治权力上，权力精英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恰恰很热望搞多党制、多元化，这也恰恰是权力精英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走得太远，必然会遭到政权的镇压，1989年的政治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内耗式发展路径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自由主义合流了。这是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合作，而在政治改革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化一党制，一元领导，一元指导思想等等，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在这一方面，双方有着严重分歧，甚至是敌对和敌我矛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恰恰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权巩固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夺取了政权，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来以改良式的路径打开政治改革的大门，向西方的多元化开放，进而自由主义者就能够登上政治舞台。自由主义者也希望并越来越坚信，执政党内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能够有不同的意见，能够分化，慢慢培养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是可以的，并且很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已经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
自由主义在政权面前也吸取了1989年事件的教训，不再过于急切地要求政权上的主导，而是以所谓和平演变的态势从经济自由开始，慢慢地夺取共产党的政权，而权力阶层同样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放弃了激烈的统治方式，采取很多怀柔的政策，比如给巨大的经济利益，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阶层在经济领域赚钱，即使有违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太过分，只要没有触动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一般不追究。实际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邓小平理论出发，都很难和指导解释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存在的，是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处于真空或半真空状态的，谁来填补这一空白？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占了先机。政治上目前还是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对这几个原则的坚持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权力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买办的利益服务的，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政治上的争夺，才是自由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因为自由主义认为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即全盘私有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很难经得起道德的考验，特别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批老同志们，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了解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尽管他们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作用客观上不是帮了权力精英，就是帮了知识精英，就是没有帮底层民众的忙。因为，他们自身很难从这两个阶层分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选择”的难题，正处于萨特所说的“被抛”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自由主义一定不会放弃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与主流争权的努力。
从多年来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看，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如毛泽东说彭德怀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那样，实在是和自由主义的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了。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看，已经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为私有制服务的政权。所以，从意识形态的宣传看，90年代的中国主流舆论的宣传是中国党历史上开动庞大宣传机器睁眼说瞎话的最投入的时代，最虚伪的时代，最为破坏党在百姓心中形象的时代，最会撒谎的时代。尽管改革开放前，宣传部门主导舆论说了很多谎话，但那时，人们心中部分地还有信仰，还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不管现在看来是不是真的，而现在则是公开好话说绝，暗地坏事做尽。说谎是不断投入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这个小慌，就得编造更大的谎言，以至无穷，然后，说这都是为了“稳定”。上行下效，各级党委政府也以欺上瞒下为乐，成了条件反射。所以，从真诚感上看，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争论，民众还不一定支持谁呢？或者认为它们是一丘之貉，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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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黑夫
1．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就是必须在共产党一党执政下，进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反对西方式政治模式，反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维护着现政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由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和保护的。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在大众的传媒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以及在方方面面都要给予贯彻、给予落实。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巩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确实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解放，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建国很长时间内，尽管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初期，广大百姓从改革开放前的饥馑中刚刚走出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温饱，国家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建国35周年游行中，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其中饱含了广大人民由衷对现行政策和生活的改善的感激。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前后后，参加人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是持观望态度，并希望国家不要乱，所以并没有走上街头，去支持学生的行动。这恰恰是“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用户。
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做法，社会开始出现利益阶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80年代曾经受惠于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广大工人农民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从“富”到穷的转变，他们或成为下岗工人（事业人员），或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到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去换取及其微薄的工资，甚至很长时间也得不到这些活命的钱。国家出现了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饿倒街头的现象。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所造成的，恰恰是国家主导的剥夺自己切身利益使个别人人富裕的政策造成的，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而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国家便强化了镇压的功能，在全国各地对群众上访、游行、请愿等行为，采取了武力驱散的措施，但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愈加加深。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手段镇压党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和讽刺意味的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在90年代，靠执政党的政策大赚其钱的人，即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也对政府和政权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们有了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尊重和保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没有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心里总是不安，总是觉得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钱财流到了国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开始普遍怀疑其执政合法性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在实行强力国家统治的同时，如何用文化精神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整合这个社会，一是保住自己的政权，二是不至于使国家分裂和动荡。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给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即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安慰，承认他们是先进分子，二是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名义部分地一定程度地消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设涉及的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批评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这些思想所批判的对象，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当局拼命地强调“稳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人民，不让大家说话，表达不满，已经不太可能。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社会。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似乎有对以往政策进行纠偏的倾向，不过人们不必抱过大希望，一是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除非用革命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的，另外，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又得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共产党强调集中下的民主体制，必然会在各个层次上有一个不受制度约束、只受个人修养和品德约束的权力核心，而权力核心的这些品质又是多么不可靠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动荡期和模糊期还将很长。
2．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合作、小摩擦。从字面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流迹象，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在现实中，不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全国各地和媒体上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官方都保持沉默。而从理论上说，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到百姓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文化基因，中国人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除此之外，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百姓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主动与社会特别是政府发生冲突的。因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当局就可以借助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大肆地搞私有化，出卖和转让、赠送国有资产，老百姓尽管有不满，但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从国家的宣传看，口头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及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改革结合起来了，而老百姓心里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骗人的，人们只关注眼下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他们特别不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失业和贫困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不做出明显调整的话，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始终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失信于民。
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涉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现实关系写照。权力精英需要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其攫取经济利益服务，知识精英需要权力精英保证其言论自由，并能分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在政治权力上，权力精英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恰恰很热望搞多党制、多元化，这也恰恰是权力精英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走得太远，必然会遭到政权的镇压，1989年的政治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内耗式发展路径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自由主义合流了。这是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合作，而在政治改革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化一党制，一元领导，一元指导思想等等，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在这一方面，双方有着严重分歧，甚至是敌对和敌我矛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恰恰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权巩固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夺取了政权，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来以改良式的路径打开政治改革的大门，向西方的多元化开放，进而自由主义者就能够登上政治舞台。自由主义者也希望并越来越坚信，执政党内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能够有不同的意见，能够分化，慢慢培养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是可以的，并且很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已经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
自由主义在政权面前也吸取了1989年事件的教训，不再过于急切地要求政权上的主导，而是以所谓和平演变的态势从经济自由开始，慢慢地夺取共产党的政权，而权力阶层同样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放弃了激烈的统治方式，采取很多怀柔的政策，比如给巨大的经济利益，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阶层在经济领域赚钱，即使有违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太过分，只要没有触动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一般不追究。实际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邓小平理论出发，都很难和指导解释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存在的，是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处于真空或半真空状态的，谁来填补这一空白？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占了先机。政治上目前还是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对这几个原则的坚持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权力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买办的利益服务的，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政治上的争夺，才是自由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因为自由主义认为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即全盘私有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很难经得起道德的考验，特别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批老同志们，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了解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尽管他们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作用客观上不是帮了权力精英，就是帮了知识精英，就是没有帮底层民众的忙。因为，他们自身很难从这两个阶层分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选择”的难题，正处于萨特所说的“被抛”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自由主义一定不会放弃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与主流争权的努力。
从多年来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看，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如毛泽东说彭德怀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那样，实在是和自由主义的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了。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看，已经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为私有制服务的政权。所以，从意识形态的宣传看，90年代的中国主流舆论的宣传是中国党历史上开动庞大宣传机器睁眼说瞎话的最投入的时代，最虚伪的时代，最为破坏党在百姓心中形象的时代，最会撒谎的时代。尽管改革开放前，宣传部门主导舆论说了很多谎话，但那时，人们心中部分地还有信仰，还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不管现在看来是不是真的，而现在则是公开好话说绝，暗地坏事做尽。说谎是不断投入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这个小慌，就得编造更大的谎言，以至无穷，然后，说这都是为了“稳定”。上行下效，各级党委政府也以欺上瞒下为乐，成了条件反射。所以，从真诚感上看，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争论，民众还不一定支持谁呢？或者认为它们是一丘之貉，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可能。
</P><P>转贴的，不代表山海经的观点和立场，供打击参考</P>
<P>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黑夫
1．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就是必须在共产党一党执政下，进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反对西方式政治模式，反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维护着现政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由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和保护的。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在大众的传媒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以及在方方面面都要给予贯彻、给予落实。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巩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确实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解放，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建国很长时间内，尽管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初期，广大百姓从改革开放前的饥馑中刚刚走出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温饱，国家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建国35周年游行中，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其中饱含了广大人民由衷对现行政策和生活的改善的感激。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前后后，参加人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是持观望态度，并希望国家不要乱，所以并没有走上街头，去支持学生的行动。这恰恰是“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用户。
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做法，社会开始出现利益阶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80年代曾经受惠于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广大工人农民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从“富”到穷的转变，他们或成为下岗工人（事业人员），或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到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去换取及其微薄的工资，甚至很长时间也得不到这些活命的钱。国家出现了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饿倒街头的现象。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所造成的，恰恰是国家主导的剥夺自己切身利益使个别人人富裕的政策造成的，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而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国家便强化了镇压的功能，在全国各地对群众上访、游行、请愿等行为，采取了武力驱散的措施，但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愈加加深。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手段镇压党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和讽刺意味的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在90年代，靠执政党的政策大赚其钱的人，即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也对政府和政权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们有了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尊重和保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没有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心里总是不安，总是觉得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钱财流到了国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开始普遍怀疑其执政合法性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在实行强力国家统治的同时，如何用文化精神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整合这个社会，一是保住自己的政权，二是不至于使国家分裂和动荡。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给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即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安慰，承认他们是先进分子，二是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名义部分地一定程度地消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设涉及的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批评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这些思想所批判的对象，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当局拼命地强调“稳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人民，不让大家说话，表达不满，已经不太可能。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社会。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似乎有对以往政策进行纠偏的倾向，不过人们不必抱过大希望，一是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除非用革命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的，另外，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又得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共产党强调集中下的民主体制，必然会在各个层次上有一个不受制度约束、只受个人修养和品德约束的权力核心，而权力核心的这些品质又是多么不可靠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动荡期和模糊期还将很长。
2．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合作、小摩擦。从字面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流迹象，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在现实中，不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全国各地和媒体上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官方都保持沉默。而从理论上说，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到百姓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文化基因，中国人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除此之外，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百姓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主动与社会特别是政府发生冲突的。因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当局就可以借助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大肆地搞私有化，出卖和转让、赠送国有资产，老百姓尽管有不满，但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从国家的宣传看，口头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及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改革结合起来了，而老百姓心里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骗人的，人们只关注眼下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他们特别不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失业和贫困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不做出明显调整的话，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始终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失信于民。
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涉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现实关系写照。权力精英需要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其攫取经济利益服务，知识精英需要权力精英保证其言论自由，并能分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在政治权力上，权力精英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恰恰很热望搞多党制、多元化，这也恰恰是权力精英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走得太远，必然会遭到政权的镇压，1989年的政治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内耗式发展路径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自由主义合流了。这是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合作，而在政治改革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化一党制，一元领导，一元指导思想等等，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在这一方面，双方有着严重分歧，甚至是敌对和敌我矛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恰恰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权巩固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夺取了政权，自由主义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来以改良式的路径打开政治改革的大门，向西方的多元化开放，进而自由主义者就能够登上政治舞台。自由主义者也希望并越来越坚信，执政党内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能够有不同的意见，能够分化，慢慢培养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是可以的，并且很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已经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
自由主义在政权面前也吸取了1989年事件的教训，不再过于急切地要求政权上的主导，而是以所谓和平演变的态势从经济自由开始，慢慢地夺取共产党的政权，而权力阶层同样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放弃了激烈的统治方式，采取很多怀柔的政策，比如给巨大的经济利益，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阶层在经济领域赚钱，即使有违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太过分，只要没有触动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一般不追究。实际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邓小平理论出发，都很难和指导解释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存在的，是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处于真空或半真空状态的，谁来填补这一空白？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占了先机。政治上目前还是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对这几个原则的坚持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权力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买办的利益服务的，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政治上的争夺，才是自由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因为自由主义认为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即全盘私有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很难经得起道德的考验，特别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批老同志们，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了解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尽管他们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作用客观上不是帮了权力精英，就是帮了知识精英，就是没有帮底层民众的忙。因为，他们自身很难从这两个阶层分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选择”的难题，正处于萨特所说的“被抛”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自由主义一定不会放弃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与主流争权的努力。
从多年来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看，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如毛泽东说彭德怀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那样，实在是和自由主义的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了。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看，已经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为私有制服务的政权。所以，从意识形态的宣传看，90年代的中国主流舆论的宣传是中国党历史上开动庞大宣传机器睁眼说瞎话的最投入的时代，最虚伪的时代，最为破坏党在百姓心中形象的时代，最会撒谎的时代。尽管改革开放前，宣传部门主导舆论说了很多谎话，但那时，人们心中部分地还有信仰，还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不管现在看来是不是真的，而现在则是公开好话说绝，暗地坏事做尽。说谎是不断投入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这个小慌，就得编造更大的谎言，以至无穷，然后，说这都是为了“稳定”。上行下效，各级党委政府也以欺上瞒下为乐，成了条件反射。所以，从真诚感上看，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争论，民众还不一定支持谁呢？或者认为它们是一丘之貉，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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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在当代中国，“左”与右的内涵已经完全不是它们最初或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意义。人们一般理解，左派都是激进的，右派都是保守的。但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左派却是被称作是保守的，右派则是激进的，这是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说的。右派主张中国应该象俄罗斯那样搞彻底的私有化革命，搞得的越晚，离人类主流文明就越远，搞得越快，国家和社会才会有发展的机会，左派首先是反对搞资本主义改革，继而是反对大规模私有化，继而是要求政府能够顾及下层民众的利益，不要让他们生活得太艰难。实际上，左派也是同意改革开放的，但右派认为左派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如果用左与右来划分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那么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右派，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属于左派。左与右的称谓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左派可能成了右派，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以前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左的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了私有化的急先锋，以前的右派在对待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上却成了左派。可以说，左与右现在已经很难说明问题了。所以说，现在的新左派的左，与以前的左没有什么关系。谁都知道现在谁都无法再文化大革命了。
所谓新左派的新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以往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理解不同，它的左在于它对于毛泽东思想资源的深刻挖掘和理解。或者说，它制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对立，这是它的特色，不是照搬以前左的做法，而是吸取其中的思想资源。
这恰恰是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而新左派却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新左派思潮的思想来源是毛泽东思想，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解得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否定了毛泽东在1958年后所有的做法和思想，而新左派恰恰试图从中挖掘出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思想。这令主流意识形态很尴尬，也令自由派很困惑和害怕。
新左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分歧是在经济领域。这是主要的分歧。新左派思潮是站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面的，也就是说它要集中批判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观点和政治观点，因而在经济改革方向上，新左派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而在政治上，却没有矛盾，因为新左派思潮并没有主持国家政权的想法，至少从目前看，还没有，它主要是想保持一个民间的姿态来实施监督政府的权利，为民众的利益不受损而呼吁，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必要害怕会有来自新左派的夺权威胁。
新左派认为，进入90年代，中国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纵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甚至是罪恶。认为，不能简单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现实中，国家机器的权力运作，和资本、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权力资本主义的迹象出现了。而这恰恰揭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遮羞布。
尽管“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问题的理论，但它以同情弱者的方式出现，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还是不能获得主流的认同，包括所谓老左派的认同。但新左派和老左派都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挖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4.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体现表达了一种焦虑，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在易变的“转型”期，这种焦虑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十分珍惜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但民族主义思潮和主流话语还是保持一种张力和距离。在建国后的30年间，民族主义情绪浸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官方与民间的表达是一体的。90年代的民族主义在官方与民间的表达出现了差异和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义思潮在对待美国和西方的问题上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具有相当差距。而与西方交好、学习西方，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既定方针，特别是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主流话语主张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师，为此，甚至不惜损害自己本国的利益，与它们合作和妥协。现在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民族思潮主义与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民族意识相比，都更具有独立性和民间色彩。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反对民族主义这个提法的。
另外，在民族分裂主义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也对民族主义保持警惕。这是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中的“民族”一词的理解不同造成的。民族主义思潮主张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是政治民族的统一体，不是地域的血缘的民族，而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会产生些许误解。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合作的最大的可能基点是“稳定”，也就是说二者都强调稳定。民族主义思潮认为，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一致对外，而只有一致对外了，才能缓解国内的矛盾，外部环境好了，国内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因为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对外不妥协不屈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而化解国内矛盾，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当前中国当局各级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是在以稳定为中心，而已经不称呼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在当代中国，“左”与右的内涵已经完全不是它们最初或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意义。人们一般理解，左派都是激进的，右派都是保守的。但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左派却是被称作是保守的，右派则是激进的，这是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说的。右派主张中国应该象俄罗斯那样搞彻底的私有化革命，搞得的越晚，离人类主流文明就越远，搞得越快，国家和社会才会有发展的机会，左派首先是反对搞资本主义改革，继而是反对大规模私有化，继而是要求政府能够顾及下层民众的利益，不要让他们生活得太艰难。实际上，左派也是同意改革开放的，但右派认为左派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如果用左与右来划分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那么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右派，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属于左派。左与右的称谓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左派可能成了右派，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以前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左的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了私有化的急先锋，以前的右派在对待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上却成了左派。可以说，左与右现在已经很难说明问题了。所以说，现在的新左派的左，与以前的左没有什么关系。谁都知道现在谁都无法再文化大革命了。
所谓新左派的新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以往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理解不同，它的左在于它对于毛泽东思想资源的深刻挖掘和理解。或者说，它制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对立，这是它的特色，不是照搬以前左的做法，而是吸取其中的思想资源。
这恰恰是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而新左派却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新左派思潮的思想来源是毛泽东思想，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解得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否定了毛泽东在1958年后所有的做法和思想，而新左派恰恰试图从中挖掘出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思想。这令主流意识形态很尴尬，也令自由派很困惑和害怕。
新左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分歧是在经济领域。这是主要的分歧。新左派思潮是站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面的，也就是说它要集中批判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观点和政治观点，因而在经济改革方向上，新左派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而在政治上，却没有矛盾，因为新左派思潮并没有主持国家政权的想法，至少从目前看，还没有，它主要是想保持一个民间的姿态来实施监督政府的权利，为民众的利益不受损而呼吁，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必要害怕会有来自新左派的夺权威胁。
新左派认为，进入90年代，中国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纵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甚至是罪恶。认为，不能简单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现实中，国家机器的权力运作，和资本、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权力资本主义的迹象出现了。而这恰恰揭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遮羞布。
尽管“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问题的理论，但它以同情弱者的方式出现，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还是不能获得主流的认同，包括所谓老左派的认同。但新左派和老左派都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挖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4.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体现表达了一种焦虑，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在易变的“转型”期，这种焦虑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十分珍惜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但民族主义思潮和主流话语还是保持一种张力和距离。在建国后的30年间，民族主义情绪浸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官方与民间的表达是一体的。90年代的民族主义在官方与民间的表达出现了差异和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义思潮在对待美国和西方的问题上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具有相当差距。而与西方交好、学习西方，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既定方针，特别是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主流话语主张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师，为此，甚至不惜损害自己本国的利益，与它们合作和妥协。现在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民族思潮主义与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民族意识相比，都更具有独立性和民间色彩。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反对民族主义这个提法的。
另外，在民族分裂主义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也对民族主义保持警惕。这是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中的“民族”一词的理解不同造成的。民族主义思潮主张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是政治民族的统一体，不是地域的血缘的民族，而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会产生些许误解。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合作的最大的可能基点是“稳定”，也就是说二者都强调稳定。民族主义思潮认为，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一致对外，而只有一致对外了，才能缓解国内的矛盾，外部环境好了，国内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因为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对外不妥协不屈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而化解国内矛盾，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当前中国当局各级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是在以稳定为中心，而已经不称呼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各社会思潮间的相互关系
1.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没有什么共同点，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基本对立的，因为新左派是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同样地，自由主义也不能同意我国的左派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设计。
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新左派只要监督权，主张在野，不在朝，新左派要求的是监督权，对改革的监督，对财富分配的监督，对公平的监督，对政治的一元化权威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但强调更多是集体领导和党内真正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可以淡化阶级观点，不主张阶级斗争，但必须有阶级意识，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社会，使社会处于协调的发展，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自由主义是要掌握政权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或者把共产党演变成它所希望的什么党，至于以什么名称加以称呼，是无关紧要的事。自由主义思潮就曾这样认为，“检讨过去，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1]，“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2]。“就以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几乎是一切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3]
新左派认为要给人民以监督的权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痛苦过程，反对对人民财产和利益的盗窃和掠夺，而自由主义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应交的学费和代价，新左派质问为什么要工农来承担这样的代价？自由主义认为这是社会达尔文所要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和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要求，而新左派却并不为自身的利益着想，而是为广大工农的利益说话，很多时候是在反对现实中的右倾。新左派认为，在自我消耗的发展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分出强势和弱势，并在两者之间实行彻底的丛林原则，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是自己民族的内耗，是畸形的发展，而自由主义者和其所代表的精英集团或强势群体认为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
自由主义认为，中国自由得还不够，开放得还不够，效率还不高，公平所以就还谈不到。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新左派的基本概念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为腐败辩护，对人民的民主是奢侈的，对人民的平等是罪恶的。
新左派认为，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为中国掠夺弱势阶层的改革方式呐喊助威，在经济的巨大利益面前，与政权阶层中的得利者走到一起，尽管政治模式的要求不同，但也基本相安无事。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主义，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消灭平等原则，以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制造贫富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性开发，而又虚伪地公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批评自由主义是向强者缴械、向弱者示威。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一起霸占各种利益与资源。
自由主义批判新左派有着过分的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激情，有着深深地毛泽东的解放情节，空想色彩太浓烈，没有警惕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思想中的专制基因。对毛泽东的迷恋更是不应该，如果要再次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灾难。
如果说新左派思潮和自由思潮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它们都对青年一代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这也标志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分化。
从主流意识形态看，官方基本上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采取沉默的态度，只有当它认为，双方有些言行影响了或可能影响“稳定”时，才会以一种私下的方式，给个别人或组织以警告。实际上，官方也乐见二者的争论，原因在于它们各自都把对方当作批判的对象，就有了明确的“攻击”目标，这样官方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压力就减轻了。可以想见，如果社会上只有一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酝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压力，因为，任何社会思潮都与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会完全与主流一致，直接的对立面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压力缓解了。在必要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也可以拉一方打另一方。
新左派的理论是没有定型的，没有什么体系层次和具体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成熟的。但自由主义思潮往往把新左派思潮当作一个理论成熟的学术和政治派别，这是有误解的。比如，新左派一词只是个符号而已，很难涵盖一种驳杂的社会思潮，因为即使在一个社会思潮内，不同的表述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1.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没有什么共同点，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基本对立的，因为新左派是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同样地，自由主义也不能同意我国的左派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设计。
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新左派只要监督权，主张在野，不在朝，新左派要求的是监督权，对改革的监督，对财富分配的监督，对公平的监督，对政治的一元化权威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但强调更多是集体领导和党内真正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可以淡化阶级观点，不主张阶级斗争，但必须有阶级意识，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社会，使社会处于协调的发展，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自由主义是要掌握政权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或者把共产党演变成它所希望的什么党，至于以什么名称加以称呼，是无关紧要的事。自由主义思潮就曾这样认为，“检讨过去，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1]，“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2]。“就以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几乎是一切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3]
新左派认为要给人民以监督的权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痛苦过程，反对对人民财产和利益的盗窃和掠夺，而自由主义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应交的学费和代价，新左派质问为什么要工农来承担这样的代价？自由主义认为这是社会达尔文所要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和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要求，而新左派却并不为自身的利益着想，而是为广大工农的利益说话，很多时候是在反对现实中的右倾。新左派认为，在自我消耗的发展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分出强势和弱势，并在两者之间实行彻底的丛林原则，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是自己民族的内耗，是畸形的发展，而自由主义者和其所代表的精英集团或强势群体认为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
自由主义认为，中国自由得还不够，开放得还不够，效率还不高，公平所以就还谈不到。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新左派的基本概念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为腐败辩护，对人民的民主是奢侈的，对人民的平等是罪恶的。
新左派认为，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为中国掠夺弱势阶层的改革方式呐喊助威，在经济的巨大利益面前，与政权阶层中的得利者走到一起，尽管政治模式的要求不同，但也基本相安无事。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主义，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消灭平等原则，以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制造贫富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性开发，而又虚伪地公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批评自由主义是向强者缴械、向弱者示威。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一起霸占各种利益与资源。
自由主义批判新左派有着过分的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激情，有着深深地毛泽东的解放情节，空想色彩太浓烈，没有警惕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思想中的专制基因。对毛泽东的迷恋更是不应该，如果要再次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灾难。
如果说新左派思潮和自由思潮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它们都对青年一代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这也标志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分化。
从主流意识形态看，官方基本上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采取沉默的态度，只有当它认为，双方有些言行影响了或可能影响“稳定”时，才会以一种私下的方式，给个别人或组织以警告。实际上，官方也乐见二者的争论，原因在于它们各自都把对方当作批判的对象，就有了明确的“攻击”目标，这样官方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压力就减轻了。可以想见，如果社会上只有一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酝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压力，因为，任何社会思潮都与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会完全与主流一致，直接的对立面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压力缓解了。在必要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也可以拉一方打另一方。
新左派的理论是没有定型的，没有什么体系层次和具体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成熟的。但自由主义思潮往往把新左派思潮当作一个理论成熟的学术和政治派别，这是有误解的。比如，新左派一词只是个符号而已，很难涵盖一种驳杂的社会思潮，因为即使在一个社会思潮内，不同的表述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2.民族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
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不能容忍的。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对立的。在自由主义思潮看来，美国是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民族主义思潮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
在自由主义思潮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不去分辨民族主义思潮与新左派思潮的区别。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民族主义思潮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有时也表达着新左派的思想，新左派人士也基本同意民族主义思潮所主张的反对全球化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垄断。另外，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所谓学术界人士看来，是说不清楚的问题，理论上不全面，不如爱国主义那么容易让人接受。自由主义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幼稚、可笑，装腔作势。但民族主义思潮有一点是自由主义所畏惧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是广大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因而当有人公开提出民族主义思想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和共鸣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所无法比拟的。
在自由主义思潮那里，是主动地把新左派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因为新左派确实打到了自由主义的痛处；对民族主义则采取不予理会的策略。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要加强权威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解决外部问题是首要的，外部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也就化解了。
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中国的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资本是对人性的全面奴役和控制，市场经济的实现是以牺牲大部分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点与自由主义的想法不同，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完全与国际接轨，完全照着美国模式来搞才会有将来，才会有出路，而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美国造成的。
民族主义也要求政府要进行民主改革，但和自由派的想法不同。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最好选择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重视社会主义稳定，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内耗；对两极分化的担心，也是怕影响社会稳定。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西方模式，而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政府权力必须得到强化，而强化的基础是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实现必须靠真正的党内民主。这样，一个在党内讲民主的执政党的一元化执政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依靠群众，民主监督，统治者内部必须相互制约，不能出现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中心，必须给因制度改变而成为受害者的人以抗议的渠道和生活条件，缓和社会矛盾。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相同的地方。
民族主义认为，自由主义亲西方倾向是完全无视西方现代文明的双重性质。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形势是迅速向19世纪的格局倒退的时代，自由主义对西方的崇拜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从现实看，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不再被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的较为年轻的一代所延续，也是事实。
在保持中国社会稳定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内涵有差别。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是为了更好让能够赚到钱的人赚钱，让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充分发展，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为了保持稳定，抓住机会，不如说是害怕中国老百姓起来造反，反对剥削，故而，自由主义不惜背离自己的所秉持的自由、民主等信念，经常游说共产党当局动用暴力镇压全国各地的工潮和农民的抗议运动。民族主义也希望政府能够强有力地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认为中国社会的动乱不利于中国的将来，但它的解决办法和自由主义不太相同，就是要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农作出让步，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希望党和政府不要完全站到新资产阶级一边。自由主义认为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相反地，民族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社会可能发生动荡的根源。
有趣的是每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就特别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惜笔墨对之进行挞伐。比如，自由主义认为在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后，“中国出现了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迹象，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众中，涌动着一种狂躁不安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情绪”[4]，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而且罪莫大焉。其罪莫过於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深渊，而且影响至今。
民族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国内外的形势。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也取决于国内的情况，如果国内社会经济的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差别继续扩大、矛盾加剧，民族主义可能在一部分范围里更强烈，也可能遭到强烈的批判。
自由主义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任何民族都是不冲突的。而民族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是不具有普适性的，如果说有普适性就要消灭其他的文化。西方在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和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对世界最终的统治不仅仅是文化，而是在经济、政治，甚至种族上的统治。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拉丁美洲的问题，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这些负面效应进一步增强了民族主义解释能力。
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不能容忍的。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对立的。在自由主义思潮看来，美国是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民族主义思潮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
在自由主义思潮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不去分辨民族主义思潮与新左派思潮的区别。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民族主义思潮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有时也表达着新左派的思想，新左派人士也基本同意民族主义思潮所主张的反对全球化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垄断。另外，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所谓学术界人士看来，是说不清楚的问题，理论上不全面，不如爱国主义那么容易让人接受。自由主义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幼稚、可笑，装腔作势。但民族主义思潮有一点是自由主义所畏惧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是广大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因而当有人公开提出民族主义思想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和共鸣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所无法比拟的。
在自由主义思潮那里，是主动地把新左派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因为新左派确实打到了自由主义的痛处；对民族主义则采取不予理会的策略。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要加强权威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解决外部问题是首要的，外部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也就化解了。
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中国的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资本是对人性的全面奴役和控制，市场经济的实现是以牺牲大部分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点与自由主义的想法不同，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完全与国际接轨，完全照着美国模式来搞才会有将来，才会有出路，而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美国造成的。
民族主义也要求政府要进行民主改革，但和自由派的想法不同。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最好选择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重视社会主义稳定，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内耗；对两极分化的担心，也是怕影响社会稳定。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西方模式，而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政府权力必须得到强化，而强化的基础是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实现必须靠真正的党内民主。这样，一个在党内讲民主的执政党的一元化执政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依靠群众，民主监督，统治者内部必须相互制约，不能出现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中心，必须给因制度改变而成为受害者的人以抗议的渠道和生活条件，缓和社会矛盾。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相同的地方。
民族主义认为，自由主义亲西方倾向是完全无视西方现代文明的双重性质。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形势是迅速向19世纪的格局倒退的时代，自由主义对西方的崇拜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从现实看，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不再被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的较为年轻的一代所延续，也是事实。
在保持中国社会稳定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内涵有差别。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是为了更好让能够赚到钱的人赚钱，让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充分发展，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为了保持稳定，抓住机会，不如说是害怕中国老百姓起来造反，反对剥削，故而，自由主义不惜背离自己的所秉持的自由、民主等信念，经常游说共产党当局动用暴力镇压全国各地的工潮和农民的抗议运动。民族主义也希望政府能够强有力地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认为中国社会的动乱不利于中国的将来，但它的解决办法和自由主义不太相同，就是要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农作出让步，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希望党和政府不要完全站到新资产阶级一边。自由主义认为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相反地，民族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社会可能发生动荡的根源。
有趣的是每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就特别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惜笔墨对之进行挞伐。比如，自由主义认为在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后，“中国出现了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迹象，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众中，涌动着一种狂躁不安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情绪”[4]，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而且罪莫大焉。其罪莫过於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深渊，而且影响至今。
民族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国内外的形势。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也取决于国内的情况，如果国内社会经济的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差别继续扩大、矛盾加剧，民族主义可能在一部分范围里更强烈，也可能遭到强烈的批判。
自由主义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任何民族都是不冲突的。而民族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是不具有普适性的，如果说有普适性就要消灭其他的文化。西方在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和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对世界最终的统治不仅仅是文化，而是在经济、政治，甚至种族上的统治。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拉丁美洲的问题，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这些负面效应进一步增强了民族主义解释能力。
3.民族主义思潮与“新左派”思潮的关系
可以说，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区别也有联系，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从大的范围看，二者都应划归左翼思潮内。主要差别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先后顺序不同。
民族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没有新左派那样悲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是好的，而新左派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把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混在一起，搞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制造了新的“三座大山”。
新左派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认为“安内必先攘外”。也就是说，新左派认为，中国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打压中国，根源都在于自己的国家没有实行一条正确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现在，搞对外投靠资本主义，对内投降新资产阶级，自然国内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想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先解决执政路线和方向问题。而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诸多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对中国打压所致，因而强调必须先解决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内部问题。
二者关注的利益边界不同。新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民族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如何加以保证，国家利益如何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
在对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新左派认为目前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以培养新资产阶级为主的思想体系，而民族主义基本不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发表意见，是以团结合作的姿态出现的。
新左派有革命的冲动，主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主张经济改革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改革人的存在方式，改变人的需要层次。民族主义强调整合性、整体性，主张淡化分歧，有比较强的改良意愿，对外斗争，对内调和。
总的来看，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基本上不是对立的两极，是可以合作的，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并且都对自由主义说“不”，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国家主导的渐进的资本主义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合流的迹象，也有一定的比较强势的社会基础，所以，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是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思潮，理论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是最强大的。
[1]《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5页
[2]《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6页
[3] 胡伟希：《传统与自由之间》，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11日
[4]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281页
可以说，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区别也有联系，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从大的范围看，二者都应划归左翼思潮内。主要差别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先后顺序不同。
民族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没有新左派那样悲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是好的，而新左派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把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混在一起，搞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制造了新的“三座大山”。
新左派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认为“安内必先攘外”。也就是说，新左派认为，中国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打压中国，根源都在于自己的国家没有实行一条正确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现在，搞对外投靠资本主义，对内投降新资产阶级，自然国内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想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先解决执政路线和方向问题。而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诸多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对中国打压所致，因而强调必须先解决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内部问题。
二者关注的利益边界不同。新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民族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如何加以保证，国家利益如何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
在对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新左派认为目前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以培养新资产阶级为主的思想体系，而民族主义基本不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发表意见，是以团结合作的姿态出现的。
新左派有革命的冲动，主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主张经济改革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改革人的存在方式，改变人的需要层次。民族主义强调整合性、整体性，主张淡化分歧，有比较强的改良意愿，对外斗争，对内调和。
总的来看，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基本上不是对立的两极，是可以合作的，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并且都对自由主义说“不”，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国家主导的渐进的资本主义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合流的迹象，也有一定的比较强势的社会基础，所以，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是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思潮，理论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是最强大的。
[1]《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5页
[2]《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6页
[3] 胡伟希：《传统与自由之间》，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11日
[4]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281页
够长的.
是呀,是很长的了
发表不了。
比较同意作者的思想。我对于邓小平理论中的部分内容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有其特殊的时代性。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思维的反思和修正上得来的，在冷战后期和90年代是有其先进性的，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的一些部分是有冲突的。毛泽东思想的底蕴很深，它是建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的，影响中国整个20世纪。毛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是有很多创新的，如毛认为阶级将会长期存在，即使一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会有阶级上的对立。随着改革开放的时间越久，许多人也就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我也许就是“新左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