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05:42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这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从其发生起，当代几乎每一种政治势力就有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都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都不完全正确；都不能真正全面解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要想真正解开这个迷，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一切客观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俄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个合法政党；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具体实施环节即代议机构代表候选人的党派提名过程中变成由唯一的执政党的领导人的圈定；于是提拨任命制逐步取代选举制，而官僚制重新复活并取得统治地位。行政机构演变成官僚机构。苏维埃由代议机关变成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属机构，最终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像皮图章；从而行政官僚机构完全驾临于社会之上。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的肃反和大清洗现象。赋予特殊权力的肃反机构——“契卡”—“戈别乌”—“克格勃”，曾经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十月革命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干涉势力疯狂的间谍和犯罪活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严重缺乏反间谍和刑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不经司法审判而施加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及处决人犯等特权。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性措施；但是却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对少数实行的专政。但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则正好相反，它是少数人实行的专政。因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作用就很大；由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利剑变质为不辩是非的疯狂杀人机器。所以，大清洗和肃反并不仅仅是在1935～1939年这三年才出现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并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因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转向极不正常的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制度发生了悦变。
列宁在晚年对这些现象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经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从普通工人中选举出多数中央委员。但已经处于全身瘫痪状态的列宁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不可能领导完成体制上制度上的变革。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可能认识到官僚阶层的危害，因而只可能随波逐流，加之他个性方面的严重的弱点，最终被失去了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推向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地位，听任官僚体制的弊端进一步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洗和肃反机制恶性发展导致一系列悲剧。在1935～1941年“大清洗”中，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政治局幸存的14名委员全部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19年至1935年的20名政治局委员、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17名委员包括4名副总理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34年苏共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举产生的98名中央委员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几乎所有原来的州委书记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委常委和书记处全部被处决。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除3人之外被全部杀害。而且，这种暴行也涉及到流亡到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除铁托一人逃走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害。奥地利反法西斯起义的流亡者被全部杀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杀害；流亡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共中央委员张逸凡、愈秀松等人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送交苏联集中营，愈秀松被杀害。赵云容、郑一俊、王一、毛泽民、张义吾、陈英、满苏尔等人被王明指责为托派而受到清洗并被处决。苏联红军四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吕赫尔等以及579名高级军官被杀害。由于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的严重缺乏，导致苏联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大规模溃败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大清洗和大屠杀还包括大批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工人在内，总共120万人。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由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领导下的“戈别乌”在清洗中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而他们从事残酷的体罚和肉刑的主要场所：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员委员部“格别乌”总部卢比杨卡“水兵寂静”室的恐怖震惊世界。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暴行和罪行，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且给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极大的打击；他们的暴行和罪行使整个斯拉夫民族整整几代人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怖心理，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在其它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大清洗；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恐怖心理无关。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面对俄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段恐怖的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盘私有化恶果显现的俄罗斯俄共依然在选举中失败。在这里起着根本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个性上的弱点。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按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总书记这个独裁者的职位上换上了一个比较有耐心、能听取多数意见的勃列日涅夫，结果他最终蜕变成腐败分子，他在党内排斥异已，扶植亲信，大搞腐败。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和蜕化，正是从列宁晚年开始、斯大林时代发展、赫鲁晓夫时代完成的。
在官僚制复活的条件下，凭借着掌握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行政官僚机构的行政官僚享受种种特殊社会福利和高薪特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可以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只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和法规，按官职等级享受着大大高于工农大众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自30年代起，苏联就实行高薪制，1934年政府官员享受的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比例约为30比1；而到1953年则为50比1。而且，由于苏联普遍实行兼职制度，一个人可以兼职几个职务并领取这些职务的全部薪金；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的制度，即众所周知的“大信封”（钱袋）制度；其数值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是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而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权，包括在专门的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为领导人专门修建的高档别墅；还出现了在禁猎林区为某些爱好狩猎的领导人组织狩猎的现象。
特权必然扩大到各级官吏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官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为权贵的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在这里他“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们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政干部们可以制定只对干部及其家属和亲信们有利的各种政策，享受着大大高于普通工人的各种特殊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这样也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变成实质上的按官职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房最好的、面积最大的肯定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有资格分上福利房的至少也要副科级。普通工人们想要获得福利住房一定要先学会巴结领导及其家属和亲信；否则永远也没有份。官场流行的厚黑学纵横术关系学成为每个中国青年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罗曼•罗兰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对苏联党和人民之间会出现“危险和紧张的关系”而感到担忧。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在苏联，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已经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经有50万人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各级政府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其一就是稳定权利，不断颁布各种政策和制度，而这些政策和制度往往与人民的要求无关，主要是使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最高领导的坚定拥护者。二是稳定干部队伍，尽量使一些重要地位由自己的亲信占据；尽量保持这些亲信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各级干部的提拔任命，也就不再和工作成绩有关系，也和群众的评价无关。而根本取决于保证他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这样也就形成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拉关系走后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普遍现象，关系学厚黑学纵横术在新中国的官场上大行其道，其实是有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才是导致大清洗的根源；结果，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特权官僚阶层依然日益庞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有所发展并成为赫鲁晓夫的敌对势力。赫鲁晓夫自己也最终被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保障其利益的栏路伴脚石踢出政治舞台。而他的继任者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把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著名的乌兹别克黑手党，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和残害。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人们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就是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而其在莫斯科的主要后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人员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有这样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对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无可奈何。
特权官僚阶层和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执政党的领导层思想缰化、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苏联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困境之中。而不顾自身的这些弱点与远远强于自己的西欧北约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并耗费大量政治经济实力向阿拉伯和非洲等地区扩张，无疑导致雪上加霜的困境。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国防是保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的需要。那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核弹头由原来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发展到超过美国的二分之一。陆海空军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为了谋取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5000亿卢布，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40多个，成为地道的军事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种备战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其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美国的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得到缓解，而苏联只能靠压缩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和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解决。而此时，正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由于对技术改革投资的不足，导致苏联完全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65年至1981年苏联军费增长了3.75倍，占苏联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因此，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苏联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就钢铁生产而言，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钢铁的比重是美国的十几倍，在苏联的经贸体系中，绝大多数军事工业集在俄罗斯，就莫斯科地区而言，就有将近90%的军工企业。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千枚核弹头，沉淀和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潜力。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却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而无力进行。最终在星球大战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使生产投资减少，有关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达到30%的仅3年。由此导致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波兰，盖莱克执政时期，不顾本国有限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及生产需要和可能性大规模借外债并用这些外债引进西方国家专利和技术。而在专利和技术的具体使用上采取盲目引进、盲目投资，导致基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经济效益极差，导致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资金达800亿兹罗提，而要完成这些项目还需投资1300亿兹罗提，导致国家的债台高筑。同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并在计划经济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外债达200亿美元，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涨率高达20%以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小国长期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导致人民的不满长期累积，最后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就连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那样的最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长期把军备竟赛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精力用于修筑碉堡，而不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内部危机重重。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东欧集团各国陷入冷战后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当然，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来说，还可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宣传世界革命来转移对国内经济停滞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经济时，这种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党本身要进行改革”的思想。他说，苏共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纪律松弛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身居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违法乱纪。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成为犯罪者的同谋甚至成为犯罪的主谋，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关系都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列宁及其战友们通过多年努力培育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传统丧失了。党员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戈尔巴乔夫确实看到了苏共存在的弊端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经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这也正是在改革初期一度拥有90%以上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现实，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苏维埃民主，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消灭执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使苏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峰队。而是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照搬到苏联，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建党纲领上全面恢复孟什维克的建党纲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义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来“改革”的苏联，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而是求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盘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而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失控，这是导致1989年6•4风波的根本原因。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路线，不是个人的行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正是反映了共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在主动的和被迫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进程，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不落空”现象；在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的调整过程中，都首先不会落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在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卖文凭这每一次改革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在改革中总是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操纵、左右和扭曲改革的方向。通过不断地侵犯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使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各级官员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变质。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掌握着不受监督的权利，于是随着社会公仆日益脱离工农大众上升为社会的主人，随着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在历次改革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悦化变质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成为束缚，不便于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掠夺社会财富；于是，徒有其表的社会主义躯壳一遇政治 “地震”便轰然倒塌。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曾指出，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的受益群体。剧变使他们依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他们借制度转换之机，塔乘上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利变成了实际的个人私有权。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总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该公司的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匈牙利，匈党除原领导人卡达尔一人之外，其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成为巨变后匈社会党领导人。在波兰，作为竞选双方对立的两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参选者，其友好程度令人震惊。原来，他们都曾经是作为执政党的统一工人党各级党政干部。在罗马尼亚，当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由清一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干部组成的救国阵线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罗马尼亚。巨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由保加利亚统一社会党干部所组成。甚至在战乱中的塞尔维亚，其政权依然控制在由原执政党南共联盟的官员组成的塞社会党手中。而前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居然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但正是他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这些前执政党甚至一度丢失了政权，但很快又重新轻易地战胜了昙花一现的民主派，重新成为执政党。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共产党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这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已经明白共产党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所以，在波兰，尽管团结工会领导人、托派分子瓦文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同最反动的罗马教皇站在一起，但仍然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团结工会在被雅鲁泽尔斯基镇压而消声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仍然能够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迅速嬴得大选，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东欧国家第一个被赶下台的执政党。在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注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 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只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呢？显然不是。共产党与其它政党所不同的最大之点，在于党纲党章和指导思想等。列宁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章程的基本出发点。党纲党章是党的旗帜，它决定了由什么人集合在这个党中。因此，任何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的政党都是无产阶级先峰队。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完全可以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逐步实现多党平等竞选，并通过政党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满足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公仆不可不存戒备之心。由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相应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因此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使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丧失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剥削阶级思想不会因为旧制度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因此它必然要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多大，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反作用的性质、程度的大小和反作用的后果，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能把它无限夸大。在短期服役制的全民征兵制军事体制下，选民中支持者的人数必然反映出在军队里拥护者的人数；只要能够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就能获得军队中大多数人拥护，就不能使任何人通过政变而颠覆民主政治。
科学社会主义给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真正的道路。争取受剥削受压迫劳动者的民主和自由，曾经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旗帜。然而，自十月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对其政治代表产生了盲目信赖，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拜倒在一个又一个神像底下：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霍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 “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利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 当工农大众把共产党人捧上上帝的宝座而自己匍匐在地听凭摆布、而不是警戒和提防他们时必然沦为奴仆；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理论上把共产党人置于阶级之上，在实践上必然给予他们以种种特权。旧制度的传统是深厚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右的和极右的文化传统和作法上面，轮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了，还自以为是最革命、最左的。无论是肃反，还是文革，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其教训都是深刻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这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从其发生起，当代几乎每一种政治势力就有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都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都不完全正确；都不能真正全面解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要想真正解开这个迷，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一切客观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俄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个合法政党；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具体实施环节即代议机构代表候选人的党派提名过程中变成由唯一的执政党的领导人的圈定；于是提拨任命制逐步取代选举制，而官僚制重新复活并取得统治地位。行政机构演变成官僚机构。苏维埃由代议机关变成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属机构，最终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像皮图章；从而行政官僚机构完全驾临于社会之上。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的肃反和大清洗现象。赋予特殊权力的肃反机构——“契卡”—“戈别乌”—“克格勃”，曾经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十月革命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干涉势力疯狂的间谍和犯罪活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严重缺乏反间谍和刑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不经司法审判而施加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及处决人犯等特权。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性措施；但是却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对少数实行的专政。但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则正好相反，它是少数人实行的专政。因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作用就很大；由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利剑变质为不辩是非的疯狂杀人机器。所以，大清洗和肃反并不仅仅是在1935～1939年这三年才出现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并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因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转向极不正常的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制度发生了悦变。
列宁在晚年对这些现象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经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从普通工人中选举出多数中央委员。但已经处于全身瘫痪状态的列宁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不可能领导完成体制上制度上的变革。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可能认识到官僚阶层的危害，因而只可能随波逐流，加之他个性方面的严重的弱点，最终被失去了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推向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地位，听任官僚体制的弊端进一步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洗和肃反机制恶性发展导致一系列悲剧。在1935～1941年“大清洗”中，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政治局幸存的14名委员全部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19年至1935年的20名政治局委员、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17名委员包括4名副总理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34年苏共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举产生的98名中央委员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几乎所有原来的州委书记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委常委和书记处全部被处决。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除3人之外被全部杀害。而且，这种暴行也涉及到流亡到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除铁托一人逃走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害。奥地利反法西斯起义的流亡者被全部杀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杀害；流亡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共中央委员张逸凡、愈秀松等人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送交苏联集中营，愈秀松被杀害。赵云容、郑一俊、王一、毛泽民、张义吾、陈英、满苏尔等人被王明指责为托派而受到清洗并被处决。苏联红军四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吕赫尔等以及579名高级军官被杀害。由于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的严重缺乏，导致苏联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大规模溃败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大清洗和大屠杀还包括大批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工人在内，总共120万人。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由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领导下的“戈别乌”在清洗中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而他们从事残酷的体罚和肉刑的主要场所：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员委员部“格别乌”总部卢比杨卡“水兵寂静”室的恐怖震惊世界。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暴行和罪行，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且给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极大的打击；他们的暴行和罪行使整个斯拉夫民族整整几代人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怖心理，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在其它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大清洗；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恐怖心理无关。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面对俄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段恐怖的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盘私有化恶果显现的俄罗斯俄共依然在选举中失败。在这里起着根本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个性上的弱点。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按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总书记这个独裁者的职位上换上了一个比较有耐心、能听取多数意见的勃列日涅夫，结果他最终蜕变成腐败分子，他在党内排斥异已，扶植亲信，大搞腐败。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和蜕化，正是从列宁晚年开始、斯大林时代发展、赫鲁晓夫时代完成的。
在官僚制复活的条件下，凭借着掌握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行政官僚机构的行政官僚享受种种特殊社会福利和高薪特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可以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只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和法规，按官职等级享受着大大高于工农大众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自30年代起，苏联就实行高薪制，1934年政府官员享受的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比例约为30比1；而到1953年则为50比1。而且，由于苏联普遍实行兼职制度，一个人可以兼职几个职务并领取这些职务的全部薪金；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的制度，即众所周知的“大信封”（钱袋）制度；其数值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是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而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权，包括在专门的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为领导人专门修建的高档别墅；还出现了在禁猎林区为某些爱好狩猎的领导人组织狩猎的现象。
特权必然扩大到各级官吏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官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为权贵的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在这里他“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们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政干部们可以制定只对干部及其家属和亲信们有利的各种政策，享受着大大高于普通工人的各种特殊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这样也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变成实质上的按官职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房最好的、面积最大的肯定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有资格分上福利房的至少也要副科级。普通工人们想要获得福利住房一定要先学会巴结领导及其家属和亲信；否则永远也没有份。官场流行的厚黑学纵横术关系学成为每个中国青年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罗曼•罗兰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对苏联党和人民之间会出现“危险和紧张的关系”而感到担忧。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在苏联，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已经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经有50万人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各级政府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其一就是稳定权利，不断颁布各种政策和制度，而这些政策和制度往往与人民的要求无关，主要是使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最高领导的坚定拥护者。二是稳定干部队伍，尽量使一些重要地位由自己的亲信占据；尽量保持这些亲信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各级干部的提拔任命，也就不再和工作成绩有关系，也和群众的评价无关。而根本取决于保证他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这样也就形成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拉关系走后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普遍现象，关系学厚黑学纵横术在新中国的官场上大行其道，其实是有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才是导致大清洗的根源；结果，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特权官僚阶层依然日益庞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有所发展并成为赫鲁晓夫的敌对势力。赫鲁晓夫自己也最终被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保障其利益的栏路伴脚石踢出政治舞台。而他的继任者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把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著名的乌兹别克黑手党，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和残害。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人们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就是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而其在莫斯科的主要后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人员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有这样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对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无可奈何。
特权官僚阶层和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执政党的领导层思想缰化、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苏联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困境之中。而不顾自身的这些弱点与远远强于自己的西欧北约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并耗费大量政治经济实力向阿拉伯和非洲等地区扩张，无疑导致雪上加霜的困境。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国防是保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的需要。那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核弹头由原来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发展到超过美国的二分之一。陆海空军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为了谋取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5000亿卢布，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40多个，成为地道的军事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种备战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其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美国的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得到缓解，而苏联只能靠压缩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和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解决。而此时，正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由于对技术改革投资的不足，导致苏联完全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65年至1981年苏联军费增长了3.75倍，占苏联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因此，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苏联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就钢铁生产而言，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钢铁的比重是美国的十几倍，在苏联的经贸体系中，绝大多数军事工业集在俄罗斯，就莫斯科地区而言，就有将近90%的军工企业。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千枚核弹头，沉淀和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潜力。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却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而无力进行。最终在星球大战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使生产投资减少，有关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达到30%的仅3年。由此导致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波兰，盖莱克执政时期，不顾本国有限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及生产需要和可能性大规模借外债并用这些外债引进西方国家专利和技术。而在专利和技术的具体使用上采取盲目引进、盲目投资，导致基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经济效益极差，导致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资金达800亿兹罗提，而要完成这些项目还需投资1300亿兹罗提，导致国家的债台高筑。同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并在计划经济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外债达200亿美元，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涨率高达20%以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小国长期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导致人民的不满长期累积，最后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就连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那样的最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长期把军备竟赛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精力用于修筑碉堡，而不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内部危机重重。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东欧集团各国陷入冷战后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当然，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来说，还可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宣传世界革命来转移对国内经济停滞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经济时，这种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党本身要进行改革”的思想。他说，苏共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纪律松弛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身居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违法乱纪。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成为犯罪者的同谋甚至成为犯罪的主谋，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关系都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列宁及其战友们通过多年努力培育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传统丧失了。党员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戈尔巴乔夫确实看到了苏共存在的弊端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经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这也正是在改革初期一度拥有90%以上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现实，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苏维埃民主，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消灭执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使苏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峰队。而是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照搬到苏联，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建党纲领上全面恢复孟什维克的建党纲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义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来“改革”的苏联，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而是求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盘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而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失控，这是导致1989年6•4风波的根本原因。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路线，不是个人的行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正是反映了共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在主动的和被迫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进程，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不落空”现象；在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的调整过程中，都首先不会落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在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卖文凭这每一次改革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在改革中总是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操纵、左右和扭曲改革的方向。通过不断地侵犯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使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各级官员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变质。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掌握着不受监督的权利，于是随着社会公仆日益脱离工农大众上升为社会的主人，随着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在历次改革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悦化变质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成为束缚，不便于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掠夺社会财富；于是，徒有其表的社会主义躯壳一遇政治 “地震”便轰然倒塌。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曾指出，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的受益群体。剧变使他们依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他们借制度转换之机，塔乘上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利变成了实际的个人私有权。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总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该公司的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匈牙利，匈党除原领导人卡达尔一人之外，其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成为巨变后匈社会党领导人。在波兰，作为竞选双方对立的两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参选者，其友好程度令人震惊。原来，他们都曾经是作为执政党的统一工人党各级党政干部。在罗马尼亚，当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由清一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干部组成的救国阵线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罗马尼亚。巨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由保加利亚统一社会党干部所组成。甚至在战乱中的塞尔维亚，其政权依然控制在由原执政党南共联盟的官员组成的塞社会党手中。而前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居然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但正是他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这些前执政党甚至一度丢失了政权，但很快又重新轻易地战胜了昙花一现的民主派，重新成为执政党。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共产党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这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已经明白共产党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所以，在波兰，尽管团结工会领导人、托派分子瓦文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同最反动的罗马教皇站在一起，但仍然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团结工会在被雅鲁泽尔斯基镇压而消声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仍然能够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迅速嬴得大选，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东欧国家第一个被赶下台的执政党。在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注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 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只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呢？显然不是。共产党与其它政党所不同的最大之点，在于党纲党章和指导思想等。列宁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章程的基本出发点。党纲党章是党的旗帜，它决定了由什么人集合在这个党中。因此，任何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的政党都是无产阶级先峰队。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完全可以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逐步实现多党平等竞选，并通过政党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满足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公仆不可不存戒备之心。由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相应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因此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使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丧失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剥削阶级思想不会因为旧制度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因此它必然要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多大，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反作用的性质、程度的大小和反作用的后果，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能把它无限夸大。在短期服役制的全民征兵制军事体制下，选民中支持者的人数必然反映出在军队里拥护者的人数；只要能够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就能获得军队中大多数人拥护，就不能使任何人通过政变而颠覆民主政治。
科学社会主义给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真正的道路。争取受剥削受压迫劳动者的民主和自由，曾经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旗帜。然而，自十月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对其政治代表产生了盲目信赖，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拜倒在一个又一个神像底下：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霍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 “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利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 当工农大众把共产党人捧上上帝的宝座而自己匍匐在地听凭摆布、而不是警戒和提防他们时必然沦为奴仆；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理论上把共产党人置于阶级之上，在实践上必然给予他们以种种特权。旧制度的传统是深厚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右的和极右的文化传统和作法上面，轮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了，还自以为是最革命、最左的。无论是肃反，还是文革，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其教训都是深刻的。
要想真正解开这个迷，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一切客观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俄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个合法政党；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具体实施环节即代议机构代表候选人的党派提名过程中变成由唯一的执政党的领导人的圈定；于是提拨任命制逐步取代选举制，而官僚制重新复活并取得统治地位。行政机构演变成官僚机构。苏维埃由代议机关变成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属机构，最终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像皮图章；从而行政官僚机构完全驾临于社会之上。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的肃反和大清洗现象。赋予特殊权力的肃反机构——“契卡”—“戈别乌”—“克格勃”，曾经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十月革命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干涉势力疯狂的间谍和犯罪活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严重缺乏反间谍和刑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不经司法审判而施加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及处决人犯等特权。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性措施；但是却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对少数实行的专政。但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则正好相反，它是少数人实行的专政。因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作用就很大；由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利剑变质为不辩是非的疯狂杀人机器。所以，大清洗和肃反并不仅仅是在1935～1939年这三年才出现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并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因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转向极不正常的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制度发生了悦变。
列宁在晚年对这些现象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经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从普通工人中选举出多数中央委员。但已经处于全身瘫痪状态的列宁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不可能领导完成体制上制度上的变革。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可能认识到官僚阶层的危害，因而只可能随波逐流，加之他个性方面的严重的弱点，最终被失去了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推向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地位，听任官僚体制的弊端进一步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洗和肃反机制恶性发展导致一系列悲剧。在1935～1941年“大清洗”中，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政治局幸存的14名委员全部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19年至1935年的20名政治局委员、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17名委员包括4名副总理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34年苏共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举产生的98名中央委员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几乎所有原来的州委书记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委常委和书记处全部被处决。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除3人之外被全部杀害。而且，这种暴行也涉及到流亡到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除铁托一人逃走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害。奥地利反法西斯起义的流亡者被全部杀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杀害；流亡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共中央委员张逸凡、愈秀松等人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送交苏联集中营，愈秀松被杀害。赵云容、郑一俊、王一、毛泽民、张义吾、陈英、满苏尔等人被王明指责为托派而受到清洗并被处决。苏联红军四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吕赫尔等以及579名高级军官被杀害。由于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的严重缺乏，导致苏联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大规模溃败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大清洗和大屠杀还包括大批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工人在内，总共120万人。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由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领导下的“戈别乌”在清洗中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而他们从事残酷的体罚和肉刑的主要场所：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员委员部“格别乌”总部卢比杨卡“水兵寂静”室的恐怖震惊世界。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暴行和罪行，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且给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极大的打击；他们的暴行和罪行使整个斯拉夫民族整整几代人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怖心理，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在其它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大清洗；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恐怖心理无关。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面对俄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段恐怖的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盘私有化恶果显现的俄罗斯俄共依然在选举中失败。在这里起着根本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个性上的弱点。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按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总书记这个独裁者的职位上换上了一个比较有耐心、能听取多数意见的勃列日涅夫，结果他最终蜕变成腐败分子，他在党内排斥异已，扶植亲信，大搞腐败。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和蜕化，正是从列宁晚年开始、斯大林时代发展、赫鲁晓夫时代完成的。
在官僚制复活的条件下，凭借着掌握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行政官僚机构的行政官僚享受种种特殊社会福利和高薪特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可以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只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和法规，按官职等级享受着大大高于工农大众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自30年代起，苏联就实行高薪制，1934年政府官员享受的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比例约为30比1；而到1953年则为50比1。而且，由于苏联普遍实行兼职制度，一个人可以兼职几个职务并领取这些职务的全部薪金；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的制度，即众所周知的“大信封”（钱袋）制度；其数值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是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而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权，包括在专门的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为领导人专门修建的高档别墅；还出现了在禁猎林区为某些爱好狩猎的领导人组织狩猎的现象。
特权必然扩大到各级官吏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官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为权贵的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在这里他“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们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政干部们可以制定只对干部及其家属和亲信们有利的各种政策，享受着大大高于普通工人的各种特殊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这样也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变成实质上的按官职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房最好的、面积最大的肯定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有资格分上福利房的至少也要副科级。普通工人们想要获得福利住房一定要先学会巴结领导及其家属和亲信；否则永远也没有份。官场流行的厚黑学纵横术关系学成为每个中国青年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罗曼•罗兰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对苏联党和人民之间会出现“危险和紧张的关系”而感到担忧。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在苏联，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已经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经有50万人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各级政府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其一就是稳定权利，不断颁布各种政策和制度，而这些政策和制度往往与人民的要求无关，主要是使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最高领导的坚定拥护者。二是稳定干部队伍，尽量使一些重要地位由自己的亲信占据；尽量保持这些亲信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各级干部的提拔任命，也就不再和工作成绩有关系，也和群众的评价无关。而根本取决于保证他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这样也就形成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拉关系走后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普遍现象，关系学厚黑学纵横术在新中国的官场上大行其道，其实是有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才是导致大清洗的根源；结果，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特权官僚阶层依然日益庞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有所发展并成为赫鲁晓夫的敌对势力。赫鲁晓夫自己也最终被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保障其利益的栏路伴脚石踢出政治舞台。而他的继任者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把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著名的乌兹别克黑手党，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和残害。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人们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就是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而其在莫斯科的主要后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人员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有这样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对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无可奈何。
特权官僚阶层和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执政党的领导层思想缰化、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苏联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困境之中。而不顾自身的这些弱点与远远强于自己的西欧北约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并耗费大量政治经济实力向阿拉伯和非洲等地区扩张，无疑导致雪上加霜的困境。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国防是保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的需要。那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核弹头由原来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发展到超过美国的二分之一。陆海空军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为了谋取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5000亿卢布，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40多个，成为地道的军事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种备战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其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美国的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得到缓解，而苏联只能靠压缩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和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解决。而此时，正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由于对技术改革投资的不足，导致苏联完全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65年至1981年苏联军费增长了3.75倍，占苏联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因此，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苏联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就钢铁生产而言，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钢铁的比重是美国的十几倍，在苏联的经贸体系中，绝大多数军事工业集在俄罗斯，就莫斯科地区而言，就有将近90%的军工企业。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千枚核弹头，沉淀和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潜力。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却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而无力进行。最终在星球大战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使生产投资减少，有关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达到30%的仅3年。由此导致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波兰，盖莱克执政时期，不顾本国有限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及生产需要和可能性大规模借外债并用这些外债引进西方国家专利和技术。而在专利和技术的具体使用上采取盲目引进、盲目投资，导致基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经济效益极差，导致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资金达800亿兹罗提，而要完成这些项目还需投资1300亿兹罗提，导致国家的债台高筑。同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并在计划经济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外债达200亿美元，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涨率高达20%以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小国长期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导致人民的不满长期累积，最后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就连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那样的最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长期把军备竟赛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精力用于修筑碉堡，而不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内部危机重重。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东欧集团各国陷入冷战后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当然，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来说，还可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宣传世界革命来转移对国内经济停滞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经济时，这种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党本身要进行改革”的思想。他说，苏共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纪律松弛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身居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违法乱纪。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成为犯罪者的同谋甚至成为犯罪的主谋，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关系都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列宁及其战友们通过多年努力培育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传统丧失了。党员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戈尔巴乔夫确实看到了苏共存在的弊端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经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这也正是在改革初期一度拥有90%以上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现实，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苏维埃民主，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消灭执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使苏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峰队。而是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照搬到苏联，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建党纲领上全面恢复孟什维克的建党纲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义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来“改革”的苏联，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而是求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盘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而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失控，这是导致1989年6•4风波的根本原因。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路线，不是个人的行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正是反映了共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在主动的和被迫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进程，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不落空”现象；在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的调整过程中，都首先不会落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在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卖文凭这每一次改革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在改革中总是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操纵、左右和扭曲改革的方向。通过不断地侵犯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使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各级官员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变质。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掌握着不受监督的权利，于是随着社会公仆日益脱离工农大众上升为社会的主人，随着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在历次改革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悦化变质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成为束缚，不便于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掠夺社会财富；于是，徒有其表的社会主义躯壳一遇政治 “地震”便轰然倒塌。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曾指出，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的受益群体。剧变使他们依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他们借制度转换之机，塔乘上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利变成了实际的个人私有权。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总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该公司的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匈牙利，匈党除原领导人卡达尔一人之外，其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成为巨变后匈社会党领导人。在波兰，作为竞选双方对立的两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参选者，其友好程度令人震惊。原来，他们都曾经是作为执政党的统一工人党各级党政干部。在罗马尼亚，当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由清一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干部组成的救国阵线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罗马尼亚。巨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由保加利亚统一社会党干部所组成。甚至在战乱中的塞尔维亚，其政权依然控制在由原执政党南共联盟的官员组成的塞社会党手中。而前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居然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但正是他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这些前执政党甚至一度丢失了政权，但很快又重新轻易地战胜了昙花一现的民主派，重新成为执政党。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共产党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这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已经明白共产党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所以，在波兰，尽管团结工会领导人、托派分子瓦文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同最反动的罗马教皇站在一起，但仍然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团结工会在被雅鲁泽尔斯基镇压而消声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仍然能够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迅速嬴得大选，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东欧国家第一个被赶下台的执政党。在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注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 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只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呢？显然不是。共产党与其它政党所不同的最大之点，在于党纲党章和指导思想等。列宁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章程的基本出发点。党纲党章是党的旗帜，它决定了由什么人集合在这个党中。因此，任何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的政党都是无产阶级先峰队。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完全可以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逐步实现多党平等竞选，并通过政党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满足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公仆不可不存戒备之心。由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相应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因此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使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丧失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剥削阶级思想不会因为旧制度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因此它必然要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多大，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反作用的性质、程度的大小和反作用的后果，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能把它无限夸大。在短期服役制的全民征兵制军事体制下，选民中支持者的人数必然反映出在军队里拥护者的人数；只要能够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就能获得军队中大多数人拥护，就不能使任何人通过政变而颠覆民主政治。
科学社会主义给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真正的道路。争取受剥削受压迫劳动者的民主和自由，曾经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旗帜。然而，自十月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对其政治代表产生了盲目信赖，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拜倒在一个又一个神像底下：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霍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 “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利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 当工农大众把共产党人捧上上帝的宝座而自己匍匐在地听凭摆布、而不是警戒和提防他们时必然沦为奴仆；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理论上把共产党人置于阶级之上，在实践上必然给予他们以种种特权。旧制度的传统是深厚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右的和极右的文化传统和作法上面，轮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了，还自以为是最革命、最左的。无论是肃反，还是文革，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其教训都是深刻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这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从其发生起，当代几乎每一种政治势力就有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都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都不完全正确；都不能真正全面解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要想真正解开这个迷，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一切客观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俄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个合法政党；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具体实施环节即代议机构代表候选人的党派提名过程中变成由唯一的执政党的领导人的圈定；于是提拨任命制逐步取代选举制，而官僚制重新复活并取得统治地位。行政机构演变成官僚机构。苏维埃由代议机关变成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属机构，最终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像皮图章；从而行政官僚机构完全驾临于社会之上。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的肃反和大清洗现象。赋予特殊权力的肃反机构——“契卡”—“戈别乌”—“克格勃”，曾经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十月革命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干涉势力疯狂的间谍和犯罪活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严重缺乏反间谍和刑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不经司法审判而施加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及处决人犯等特权。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性措施；但是却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对少数实行的专政。但这种红色恐怖政策则正好相反，它是少数人实行的专政。因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作用就很大；由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利剑变质为不辩是非的疯狂杀人机器。所以，大清洗和肃反并不仅仅是在1935～1939年这三年才出现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并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因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转向极不正常的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制度发生了悦变。
列宁在晚年对这些现象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经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从普通工人中选举出多数中央委员。但已经处于全身瘫痪状态的列宁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不可能领导完成体制上制度上的变革。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可能认识到官僚阶层的危害，因而只可能随波逐流，加之他个性方面的严重的弱点，最终被失去了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推向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地位，听任官僚体制的弊端进一步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洗和肃反机制恶性发展导致一系列悲剧。在1935～1941年“大清洗”中，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政治局幸存的14名委员全部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19年至1935年的20名政治局委员、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17名委员包括4名副总理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1934年苏共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举产生的98名中央委员被错误地逮捕和处决；几乎所有原来的州委书记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委常委和书记处全部被处决。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除3人之外被全部杀害。而且，这种暴行也涉及到流亡到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除铁托一人逃走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害。奥地利反法西斯起义的流亡者被全部杀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杀害；流亡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共中央委员张逸凡、愈秀松等人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送交苏联集中营，愈秀松被杀害。赵云容、郑一俊、王一、毛泽民、张义吾、陈英、满苏尔等人被王明指责为托派而受到清洗并被处决。苏联红军四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吕赫尔等以及579名高级军官被杀害。由于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的严重缺乏，导致苏联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大规模溃败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大清洗和大屠杀还包括大批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工人在内，总共120万人。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由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领导下的“戈别乌”在清洗中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而他们从事残酷的体罚和肉刑的主要场所：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员委员部“格别乌”总部卢比杨卡“水兵寂静”室的恐怖震惊世界。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暴行和罪行，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且给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极大的打击；他们的暴行和罪行使整个斯拉夫民族整整几代人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怖心理，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在其它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大清洗；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恐怖心理无关。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面对俄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段恐怖的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盘私有化恶果显现的俄罗斯俄共依然在选举中失败。在这里起着根本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个性上的弱点。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按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总书记这个独裁者的职位上换上了一个比较有耐心、能听取多数意见的勃列日涅夫，结果他最终蜕变成腐败分子，他在党内排斥异已，扶植亲信，大搞腐败。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和蜕化，正是从列宁晚年开始、斯大林时代发展、赫鲁晓夫时代完成的。
在官僚制复活的条件下，凭借着掌握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行政官僚机构的行政官僚享受种种特殊社会福利和高薪特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可以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只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和法规，按官职等级享受着大大高于工农大众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自30年代起，苏联就实行高薪制，1934年政府官员享受的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比例约为30比1；而到1953年则为50比1。而且，由于苏联普遍实行兼职制度，一个人可以兼职几个职务并领取这些职务的全部薪金；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的制度，即众所周知的“大信封”（钱袋）制度；其数值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是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而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权，包括在专门的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为领导人专门修建的高档别墅；还出现了在禁猎林区为某些爱好狩猎的领导人组织狩猎的现象。
特权必然扩大到各级官吏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官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为权贵的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在这里他“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们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政干部们可以制定只对干部及其家属和亲信们有利的各种政策，享受着大大高于普通工人的各种特殊社会福利待遇和高薪的特权；这样也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变成实质上的按官职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房最好的、面积最大的肯定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有资格分上福利房的至少也要副科级。普通工人们想要获得福利住房一定要先学会巴结领导及其家属和亲信；否则永远也没有份。官场流行的厚黑学纵横术关系学成为每个中国青年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罗曼•罗兰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对苏联党和人民之间会出现“危险和紧张的关系”而感到担忧。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在苏联，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已经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经有50万人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各级政府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其一就是稳定权利，不断颁布各种政策和制度，而这些政策和制度往往与人民的要求无关，主要是使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最高领导的坚定拥护者。二是稳定干部队伍，尽量使一些重要地位由自己的亲信占据；尽量保持这些亲信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各级干部的提拔任命，也就不再和工作成绩有关系，也和群众的评价无关。而根本取决于保证他自己的官职地位的稳定。这样也就形成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拉关系走后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普遍现象，关系学厚黑学纵横术在新中国的官场上大行其道，其实是有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僚机构才是导致大清洗的根源；结果，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特权官僚阶层依然日益庞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有所发展并成为赫鲁晓夫的敌对势力。赫鲁晓夫自己也最终被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保障其利益的栏路伴脚石踢出政治舞台。而他的继任者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把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著名的乌兹别克黑手党，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和残害。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人们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就是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而其在莫斯科的主要后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人员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有这样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对这个乌兹别克黑手党无可奈何。
特权官僚阶层和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执政党的领导层思想缰化、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苏联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困境之中。而不顾自身的这些弱点与远远强于自己的西欧北约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并耗费大量政治经济实力向阿拉伯和非洲等地区扩张，无疑导致雪上加霜的困境。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国防是保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的需要。那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核弹头由原来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发展到超过美国的二分之一。陆海空军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为了谋取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5000亿卢布，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40多个，成为地道的军事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种备战型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其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美国的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得到缓解，而苏联只能靠压缩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和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解决。而此时，正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由于对技术改革投资的不足，导致苏联完全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65年至1981年苏联军费增长了3.75倍，占苏联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因此，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苏联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就钢铁生产而言，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钢铁的比重是美国的十几倍，在苏联的经贸体系中，绝大多数军事工业集在俄罗斯，就莫斯科地区而言，就有将近90%的军工企业。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千枚核弹头，沉淀和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潜力。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却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而无力进行。最终在星球大战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使生产投资减少，有关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的低水平，达到30%的仅3年。由此导致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波兰，盖莱克执政时期，不顾本国有限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及生产需要和可能性大规模借外债并用这些外债引进西方国家专利和技术。而在专利和技术的具体使用上采取盲目引进、盲目投资，导致基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经济效益极差，导致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资金达800亿兹罗提，而要完成这些项目还需投资1300亿兹罗提，导致国家的债台高筑。同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并在计划经济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外债达200亿美元，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涨率高达20%以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小国长期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导致人民的不满长期累积，最后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就连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那样的最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长期把军备竟赛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精力用于修筑碉堡，而不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内部危机重重。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东欧集团各国陷入冷战后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当然，对于陷入困境的苏联来说，还可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宣传世界革命来转移对国内经济停滞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经济时，这种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党本身要进行改革”的思想。他说，苏共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纪律松弛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身居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违法乱纪。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成为犯罪者的同谋甚至成为犯罪的主谋，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关系都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列宁及其战友们通过多年努力培育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传统丧失了。党员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戈尔巴乔夫确实看到了苏共存在的弊端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经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这也正是在改革初期一度拥有90%以上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现实，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苏维埃民主，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消灭执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使苏共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峰队。而是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照搬到苏联，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建党纲领上全面恢复孟什维克的建党纲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义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来“改革”的苏联，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而是求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盘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而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失控，这是导致1989年6•4风波的根本原因。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路线，不是个人的行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正是反映了共产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在主动的和被迫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进程，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不落空”现象；在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的调整过程中，都首先不会落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在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卖文凭这每一次改革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在改革中总是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操纵、左右和扭曲改革的方向。通过不断地侵犯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使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各级官员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变质。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掌握着不受监督的权利，于是随着社会公仆日益脱离工农大众上升为社会的主人，随着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在历次改革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悦化变质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成为束缚，不便于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掠夺社会财富；于是，徒有其表的社会主义躯壳一遇政治 “地震”便轰然倒塌。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曾指出，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的受益群体。剧变使他们依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他们借制度转换之机，塔乘上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利变成了实际的个人私有权。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总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该公司的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匈牙利，匈党除原领导人卡达尔一人之外，其原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成为巨变后匈社会党领导人。在波兰，作为竞选双方对立的两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参选者，其友好程度令人震惊。原来，他们都曾经是作为执政党的统一工人党各级党政干部。在罗马尼亚，当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由清一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干部组成的救国阵线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罗马尼亚。巨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由保加利亚统一社会党干部所组成。甚至在战乱中的塞尔维亚，其政权依然控制在由原执政党南共联盟的官员组成的塞社会党手中。而前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居然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但正是他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东欧一些国家，虽然这些前执政党甚至一度丢失了政权，但很快又重新轻易地战胜了昙花一现的民主派，重新成为执政党。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共产党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这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已经明白共产党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所以，在波兰，尽管团结工会领导人、托派分子瓦文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同最反动的罗马教皇站在一起，但仍然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团结工会在被雅鲁泽尔斯基镇压而消声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仍然能够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迅速嬴得大选，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东欧国家第一个被赶下台的执政党。在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注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 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只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呢？显然不是。共产党与其它政党所不同的最大之点，在于党纲党章和指导思想等。列宁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章程的基本出发点。党纲党章是党的旗帜，它决定了由什么人集合在这个党中。因此，任何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的政党都是无产阶级先峰队。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完全可以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逐步实现多党平等竞选，并通过政党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满足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公仆不可不存戒备之心。由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相应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因此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使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丧失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剥削阶级思想不会因为旧制度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因此它必然要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多大，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反作用的性质、程度的大小和反作用的后果，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能把它无限夸大。在短期服役制的全民征兵制军事体制下，选民中支持者的人数必然反映出在军队里拥护者的人数；只要能够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就能获得军队中大多数人拥护，就不能使任何人通过政变而颠覆民主政治。
科学社会主义给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真正的道路。争取受剥削受压迫劳动者的民主和自由，曾经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旗帜。然而，自十月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国家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对其政治代表产生了盲目信赖，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拜倒在一个又一个神像底下：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霍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 “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利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 当工农大众把共产党人捧上上帝的宝座而自己匍匐在地听凭摆布、而不是警戒和提防他们时必然沦为奴仆；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理论上把共产党人置于阶级之上，在实践上必然给予他们以种种特权。旧制度的传统是深厚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右的和极右的文化传统和作法上面，轮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了，还自以为是最革命、最左的。无论是肃反，还是文革，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其教训都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