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土改清算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 怎样惩办都行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  2011年08月27日 1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智效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7/8725358_0.shtml
核心提示：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1日B22版，作者：智效民，原题：《晋绥土改始末（上）》

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由于时过境迁，土改运动的真相早已鲜为人知了。因此，介绍一下刘少奇与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对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世今生，颇有必要。

“晋绥”本来是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两省的合称。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率120师抵达晋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因此，“晋绥”与“晋绥干部”，又有了特定的含义。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时，遇上了心仪已久的王光美。

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她和刘少奇是在延安杨家岭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随后刘不仅约她单独谈话，还为她写过情诗。当时年过半百的刘少奇与妻子王前还未离婚，因此王光美没有回应。

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60-365页）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刘少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经过数十天休整，刘少奇于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一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封信做了批示。毛说：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长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示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一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同上，第366页）
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开明绅士”刘少白

其实，早在《告农民书》发表之前，晋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和清算。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毛泽东之所以器重李鼎铭，是因为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至于刘少白，则需要作些介绍。

刘少白与刘少奇虽然只差一字，却没有什么关系。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女学民，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处分。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又因为参加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校方开除。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7页）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便如此，刘少白兄弟仍然没有逃脱扑面而来的厄运。

1947年9月2日，全国土地会议尚未结束，《晋绥日报》就报道了清算刘象乾的长篇通讯。该通讯的三个小标题是：“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其中有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正因为如此，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在8月26、27日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

过了几天以后，《晋绥日报》又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文章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以入户调查、谈话写材料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工作团改变做法，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终于“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到刘象坤身上。（《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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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智效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7/8725358_0.shtml
核心提示：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1日B22版，作者：智效民，原题：《晋绥土改始末（上）》

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由于时过境迁，土改运动的真相早已鲜为人知了。因此，介绍一下刘少奇与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对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世今生，颇有必要。

“晋绥”本来是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两省的合称。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率120师抵达晋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因此，“晋绥”与“晋绥干部”，又有了特定的含义。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时，遇上了心仪已久的王光美。

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她和刘少奇是在延安杨家岭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随后刘不仅约她单独谈话，还为她写过情诗。当时年过半百的刘少奇与妻子王前还未离婚，因此王光美没有回应。

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60-365页）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刘少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经过数十天休整，刘少奇于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一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封信做了批示。毛说：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长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示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一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同上，第366页）
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开明绅士”刘少白

其实，早在《告农民书》发表之前，晋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和清算。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毛泽东之所以器重李鼎铭，是因为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至于刘少白，则需要作些介绍。

刘少白与刘少奇虽然只差一字，却没有什么关系。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女学民，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处分。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又因为参加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校方开除。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7页）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便如此，刘少白兄弟仍然没有逃脱扑面而来的厄运。

1947年9月2日，全国土地会议尚未结束，《晋绥日报》就报道了清算刘象乾的长篇通讯。该通讯的三个小标题是：“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其中有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正因为如此，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在8月26、27日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

过了几天以后，《晋绥日报》又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文章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以入户调查、谈话写材料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工作团改变做法，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终于“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到刘象坤身上。（《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