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输入火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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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 发表于 2011-8-1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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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些战例更直观，不过写起来更累。
辛苦了

很好！

（续上节）
二、嘉靖年间佛郎机与火绳枪的引入（未完，待续）

        有文献记载，早在明初时期，明人就开始使用佛郎机，比如万历年间的《神器谱》中称：“大铳有国初颁发边镇三将军，征交趾所得佛郎机。”认为佛郎机是永乐征伐交趾后所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则说：“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其国即古三佛齐，为诸番博易都会。粤中因获通番海艘，没入其货，始并炮收之。”说是弘治年间没收通番的海船所得，但是在同书中其自相矛盾又说：“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把得到佛郎机说成是在正统之后。最为离奇的是在《枣林杂俎》中的一处记载：“都督戚继光署登州卫所，发地窖永乐时佛郎帆，年月铸文可考。”其说是佛郎机在永乐年间就有铸造，失传，后戚继光在登州重新发现。其实考以中西火器史和交流史，上述这些说法都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

    时间点上比较切合的是《福建通志·明外纪》记载，正德元年，有广东盗郭芳等犯仙游县，义民'魏昇遣子瑞周同乡勇十多人，埋佛郎机炮数百于漳林东湖以待之，郭芳中炮而死。正德五年秋九月，又有矗汀漳流盗攻县城，“知县范珪檄昇御之……昇同典史黄琯纵火焚其栅，以佛郎机百余攻之”。或可据此论早在正德年间明朝人就是用佛郎机做战。对此王兆春先生颇为质疑，其认为，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当在正德五年后，而在正德元年和五年，仙游县一个义民就能制作百门佛郎机的说法很值得人怀疑。

    《筹海图编》中转述刑部尚书顾应祥正德十二年在广州所见仿制佛朗机的故事的。其文曰：“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两只，……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时因征海寇，通事献铳一个并火药方务此器曾于教场中试，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从中可看出在正德十二年广州有人仿制佛郎机。王兆春对此亦有亦疑义，他指出“因为《筹海图编》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前后，因此，文中的。时’并不一定确指正德十二年，而是泛指'当时'或'那时'之意。所以作者在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翻其制(指佛郎机炮)出于西洋番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①。

    王先生的这次质疑有些臆断，关于正德十二年，广东仿制佛朗机一事，除了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转述顾应祥言语以外，顾应祥本人在他的笔记《静虚斋惜阴录》中亦详尽记述了期间情形： “佛郎机铳，原出于佛郎机国。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铉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铣乃其船上带来者，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统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彼时正值海盗猖凝，遣兵追捕，备倭卢都司命通事取一铳送予应用，其外又用木裹，以铁箍三四道束之。询之曰：恐弹震时，铳管或裂故也。翌至教场，试之，远可二百步在百步内能损物，远亦无力。其火药与中国药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广中尚存否?后汪铉为兵部尚书，奉行各边俱铸此铣，以备北虏。”从文中看通事献铳一个并火药方以及试器等事，均应发生在葡萄牙使者访广州期间，即正德十二年，并非王兆春所言的“不一定确指正德十二年”

  正德年间还有一处关于佛朗机是王阳明所录，他在正德十五年的《书弗朗机遗事》中记载了，致仕巡抚林俊送佛郎机铳，其文曰：“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两仆裹粮从间道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为之感激涕下。世之君子当其任，能不畏难巧避者鲜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国患逾其家者乎?盖公之忠诚根于天性，故老而弥笃，身退而忧愈深，节愈励。呜呼!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尝欲列其事于朝，顾非公之心也。为作佛郎机私咏：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苌弘之血衅不足，雎阳之怒恨有遗，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徒请尚方剑，空闻鲁阳挥，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机，谁所为?”  



林俊送给王阳明的火器以及火药方子时，王阳明的平叛行动已经结束，大规模仿造佛郎机并将其应用在战争中应该是正德十六年的何儒，汪鋐《殊域周咨录》“有DG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对此，王兆春又有质疑，在多篇专著中称《殊域周咨录》所录并非信史。 ②

实际上《殊域周咨录》中所述大多转抄于汪鋐在嘉靖年间的奏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汪鋐在疏中称“正德十六年正月内，臣访据DG县白沙巡检司巡检何儒，称具上年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审知伊等年久投在佛朗机国，备知造船铸铳及置火药之法。臣即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活，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期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臣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试验，果效。后臣举兵驱逐佛朗机，赖用此铳取捷，杀灭无遗，夺获伊铣大小二十余管，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 汪鋐作为当事人的这段描述，真实性比较高。何儒策反杨三等仿佛郎机一事当为信史。   

屯门及其后的新会大捷不但缴获了一定数量的佛郎机样品，还可能曾俘获会制造佛郎机的中国人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有这么一段：“1522年在广东海外捕得外国海船一只，内有一人名叫彼得罗（ Pedro） 原籍Fahiun 县，皆有妻子。新近领洗入教，被俘后请求允许返回原籍。以试行制葡式大船两只，但计划未能实现。有人说以后他又到京城来铸炮”

汪鋐在实战中见识到了佛朗机的威力，一直致力于推动该火器的仿制。嘉靖二年（一说三年）兵器局造大样佛郎机三十二副，发于各边试用。嘉靖四年，龙江船厂又成功仿制了蜈蚣船，并配备了六门佛郎机，龙江船厂志中这样记载：“为修武备以固畿甸事，南京内外守备衙门题准：铸造佛朗机铜铳六副，打造蜈蚣船一只。查系广东按察使汪鋐奏，有佛朗机番船，长十丈、阔三丈③，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铳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统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干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以铁为之。弹丸内用铁、外用铅，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铳一举发，远可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自古铳之猛烈，无出其右。是年行取到广东船匠梁亚洪等三名，发提举司，先行料造蜈蚣船一只，长七丈五尺，阔一丈六尺，及南京兵仗局铸佛朗机铳六副，给发新江口官军领驾操演。以上蜈蚣船例。”龙江船厂所仿制的蜈蚣船，有学者认为是仿制的西式的桨帆船Galley，笔者仔细对比汪鋐对佛郎机船的描述，从长宽比和舰载炮的位置上看，似乎更应是Galleass。④

嘉靖八年升为都御史汪鋐再次请求仿制佛朗机。⑤根《大明会典》记载，在嘉靖朝中，中样佛郎机自嘉靖二十二年起。造250副，小样佛郎机嘉靖七年造了4000佛，八年又造了300副。嘉靖二十三年，马上佛朗机造了1000副，四十三年又造100副。
而根据出土文物的字号来看，嘉靖朝的佛朗制作数目甚至有可能超过会典中的数量。⑥

佛郎机与明军嘉靖前装备的火铳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采用了母铳和子铳的结构，类似于定装式炮弹，少了现场装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射速。。大型佛郎机的母铳长可达5-6尺，装弹室较大。一般为母铳全长的1／4左右，宽度为口径的2-3倍，装药大，其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强，又采用的是独子发射，而非明代以往火器的散弹，较好地解决了闭气问题。由于子炮与母炮贴切相嵌，所以子炮中的火药燃烧后所产生的气体不致外泄，保证了发射威力。所以弹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远，具有较大的毁杀威力。

佛郎机都安有照门、准星等瞄准装置，这些瞄准装置是明代原有火器所不具备的。有了瞄准装置，可以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瞄准射击，因而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命中率。佛郎机的后部两侧一般都安有炮耳，可以调整火炮的俯仰射角，控制射程并借以提高命中率。在炮身下部安有一个尖长的插销或在尾部安有导向杆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于架上，控制导向杆或尾柄，可将炮身左右转动，调整射界，扩大射击范围。

正是佛朗机具备的这些优点，它一旦出现在明朝国土上，就引发了明朝人的兴趣，从上文所述可知，早在正德年间，广东福建等地就有零星引入和介绍该种火器的记录，嘉靖初，汪鋐在屯门海战中重复认识到这种新式火器的威力，促使官方大规范的仿制这种火器，不仅如此，“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⑦，衍生出大样、中样、小样，百出，万胜，马上等各种佛朗机的衍生炮种⑧。从嘉靖起到明末，佛郎机和其衍生的炮种成为明代中后期的主要火炮。


与佛朗机同时代传入中国的还有火绳枪，学界一般认为火绳枪的仿制始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依据多是据《筹海图编》中关于的记载：”鸟铳之制，自西番流入中国，其来远矣。然造者多未尽其妙，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公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港贼巢，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云。”王兆春认为该段所说的，“自西番流入中国，其来远矣”亦指的是嘉靖初，明朝与葡萄牙交战缴获所得，但也无十足证据。我们通过对朱纨所写《甓余杂集》考察也确实找到了，双屿之战，明军使用火绳枪和缴获火绳枪的确切证据。

朱纨在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奏的“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中提到“贼放草撇哨马船二只前来诱敌，李光守用鸟铳打死贼徒一人，贼船收入港内后，任挑战不出。”。这是笔者所能查阅到的明代史料中最早记载明军确切使用鸟铳作战的记载，至于李守光所用的鸟铳，是尚“未尽其妙“仿制品，还是早前在备倭中缴获的战利品就不得而知了。

《甓余杂集》中朱纨的疏奏多处记载了双屿地区华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的走私集团情形，其中有一些内容与走私集团们使用甚至贩卖火绳枪有关。比如“三报海洋捷音事”中说“番王别琭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啰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铳、枪、刀等器械。……嘉靖二十二年间，蒙去任海道张副使，督调官军船只出海攻剿，胜与许栋等各不合用大小铅子火铳，拒打本道官船，伤残官军，不计名数”，这是说葡萄牙人除了使用火器外，走私贩卖的货物中包括了武器，所谓的“大小火铳”“大小铅子火铳”中除了“佛郎机”这样大型火器外也应该包含了火绳枪之类的小型武器。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提到明军和葡萄牙船队的另外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葡萄牙更是大量的使用了鸟铳之类的火绳枪，疏中说道：“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跑走下船”，“大夹板船齐鸣锣鼓发喊，放大铳三十余个，中、小鸟铳不计，又山觜上放大铳一个，石炮如碗。”

《甓余杂集》除了葡萄牙人以外，也有日本船持有鸟铳的记录。“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中说“五月初二日，陈瑞上山，被哨船人孥住。其日本船中，止有倭夷二十人，有倭刀、倭弓、火药二罐、小铁佛郎机四五座、鸟嘴铳四五个，俱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这艘日本船中有“鸟嘴铳四五个”这些“鸟嘴铳”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换句话这是日本船与葡萄牙人交战时缴获的战利品，鸟嘴铳也应当是来自西方的火绳枪，而非日本自产的铁炮。


通过上述对《甓余杂集》的分析可知，在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卢镗等人攻打双屿时，明军已有使用鸟铳的记录，但零星数量明显不多。另一方面，在双屿中心活动区域的各国走私贸易船只上，特别是葡萄牙的走私贸易船只上，不仅装载了各种佛郎机，还有很多鸟铳。攻打双屿前后明军曾从葡萄牙船只上缴获了大量火器。朱纨其后命令“所获贼犯听巡按御史裴绅、委官佥事黄福、陈善纪验审问。所获贼船、番铳、兵仗等项，行该道修整，随军领用”。从葡萄牙人及日本人处缴获的佛郎机铳和鸟铳等火器被充当明军军备而对其仿造改造也应当是从此时开始。《筹海图编》所记载应是相当准确。但是由于，朱纨对走私集团的清剿多是以备倭的名义经行，所以对于鸟铳，也一直有着另外一种流误，及其所源自日本，比如戚继光曾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夷始得之”，

嘉靖二十七年后，沿海的明军开始有使用鸟铳的记载，《观海卫志》记嘉靖三十五年，“卢镗帅兵，乘轻船，沿江上下，随贼向往，用鸟咀铳系击之。贼退，屯海口。” 阜宁县内曾有块平倭碑，碑文记载嘉靖三十六年，明军“在于蛤蜊港海口，与贼鏖战，用鸟嘴铳打沉贼船二十余只，死伤倭贼无算，俘斩首从，夺获兵器，被掳男妇解报” 嘉靖三十七年，明政府一次性仿制鸟铳10000把⑨，从此，明军开始广泛装备了这种火器。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军备为例，步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2699名，装备鸟铳1800杆；马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2699名，装备鸟铳432杆；车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3109名，装备鸟铳512杆；辎重营装备鸟铳共计640杆。明军使用鸟铳相当的高。

从欧洲传入的火绳枪除了从海上途径外，还有一种是从通过西亚的路上途径传入，那就是万历年间仿制的噜密铳，赵士桢在《神器谱》中提到“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 ,天兵不能救 ,竟为所并。”显然，在弘治年间，土鲁番吞并哈密时，在战争中使用了自噜密火器。当时这并没有引起明朝的注意。“噜密”亦作“鲁迷”，系“Rum'’的音译，现今的土耳其。噜密使者朵思麻于嘉靖四十一年上京觐见，随身带了一把火绳枪。但是并无人问及，直到在万历二十五，赵士桢在朵思麻处见到该火器，后即进行仿制，并于次年向朝廷进献了成品，很快噜密铳也作为常备一种单兵热武器装备了明军。
　　
　　在明朝，赵士桢等人还在引入的前装滑膛火绳枪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火器的特点，开发出后装火绳枪，多管火绳枪等新型火器，但是这些火器或因成本或因实用价值不高等原因，并未成规模列装。明代至明末的单兵火器都是以噜密铳，鸟铳这类引入的前装滑膛火绳枪和三眼铳这类传统火器为主。


① 王兆春 《中国火器史》
②王兆春《中国火器史》、《 略论佛郎机的传入、制造与使用 》等
③《殊域周咨录》中称蜈蚣船“长十丈阔三尺”，应当是辗转摘抄中的错误。
④Tony Gibbons《船舰》中给出的Galley长36.5米，宽5.5米，舰首使用5门炮，而Galleass长39.6米，宽8.2米，四周使用14门炮
⑤《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五：“先在广东亲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兵部覆议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从大明会典中看此应该是小样佛朗机。
⑥1970年11月，在北京西四出土了1件马上佛郎机母铳，其编号为“七千八百六十一号”。若按编号计算，嘉靖二十三年制造的马上佛郎机，要比《明会典》记载的多6861件以上。
⑦《筹海图编》
⑧《纪效新书》中另外记载了一号到五号五种规格的佛郎机，和明会典中所载稍不同。另外，明朝人对佛朗机的改造尝试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如木制佛郎机。
⑨《大明会典》





（续上节）
二、嘉靖年间佛郎机与火绳枪的引入（未完，待续）

        有文献记载，早在明初时期，明人就开始使用佛郎机，比如万历年间的《神器谱》中称：“大铳有国初颁发边镇三将军，征交趾所得佛郎机。”认为佛郎机是永乐征伐交趾后所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则说：“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其国即古三佛齐，为诸番博易都会。粤中因获通番海艘，没入其货，始并炮收之。”说是弘治年间没收通番的海船所得，但是在同书中其自相矛盾又说：“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把得到佛郎机说成是在正统之后。最为离奇的是在《枣林杂俎》中的一处记载：“都督戚继光署登州卫所，发地窖永乐时佛郎帆，年月铸文可考。”其说是佛郎机在永乐年间就有铸造，失传，后戚继光在登州重新发现。其实考以中西火器史和交流史，上述这些说法都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

    时间点上比较切合的是《福建通志·明外纪》记载，正德元年，有广东盗郭芳等犯仙游县，义民'魏昇遣子瑞周同乡勇十多人，埋佛郎机炮数百于漳林东湖以待之，郭芳中炮而死。正德五年秋九月，又有矗汀漳流盗攻县城，“知县范珪檄昇御之……昇同典史黄琯纵火焚其栅，以佛郎机百余攻之”。或可据此论早在正德年间明朝人就是用佛郎机做战。对此王兆春先生颇为质疑，其认为，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当在正德五年后，而在正德元年和五年，仙游县一个义民就能制作百门佛郎机的说法很值得人怀疑。

    《筹海图编》中转述刑部尚书顾应祥正德十二年在广州所见仿制佛朗机的故事的。其文曰：“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两只，……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时因征海寇，通事献铳一个并火药方务此器曾于教场中试，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从中可看出在正德十二年广州有人仿制佛郎机。王兆春对此亦有亦疑义，他指出“因为《筹海图编》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前后，因此，文中的。时’并不一定确指正德十二年，而是泛指'当时'或'那时'之意。所以作者在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翻其制(指佛郎机炮)出于西洋番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①。

    王先生的这次质疑有些臆断，关于正德十二年，广东仿制佛朗机一事，除了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转述顾应祥言语以外，顾应祥本人在他的笔记《静虚斋惜阴录》中亦详尽记述了期间情形： “佛郎机铳，原出于佛郎机国。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铉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铣乃其船上带来者，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统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彼时正值海盗猖凝，遣兵追捕，备倭卢都司命通事取一铳送予应用，其外又用木裹，以铁箍三四道束之。询之曰：恐弹震时，铳管或裂故也。翌至教场，试之，远可二百步在百步内能损物，远亦无力。其火药与中国药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广中尚存否?后汪铉为兵部尚书，奉行各边俱铸此铣，以备北虏。”从文中看通事献铳一个并火药方以及试器等事，均应发生在葡萄牙使者访广州期间，即正德十二年，并非王兆春所言的“不一定确指正德十二年”

  正德年间还有一处关于佛朗机是王阳明所录，他在正德十五年的《书弗朗机遗事》中记载了，致仕巡抚林俊送佛郎机铳，其文曰：“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两仆裹粮从间道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为之感激涕下。世之君子当其任，能不畏难巧避者鲜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国患逾其家者乎?盖公之忠诚根于天性，故老而弥笃，身退而忧愈深，节愈励。呜呼!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尝欲列其事于朝，顾非公之心也。为作佛郎机私咏：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苌弘之血衅不足，雎阳之怒恨有遗，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徒请尚方剑，空闻鲁阳挥，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机，谁所为?”  

林俊遣人送佛朗机图。出自《王阳明先生图谱》

林俊送给王阳明的火器以及火药方子时，王阳明的平叛行动已经结束，大规模仿造佛郎机并将其应用在战争中应该是正德十六年的何儒，汪鋐《殊域周咨录》“有DG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对此，王兆春又有质疑，在多篇专著中称《殊域周咨录》所录并非信史。 ②

实际上《殊域周咨录》中所述大多转抄于汪鋐在嘉靖年间的奏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汪鋐在疏中称“正德十六年正月内，臣访据DG县白沙巡检司巡检何儒，称具上年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审知伊等年久投在佛朗机国，备知造船铸铳及置火药之法。臣即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活，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期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臣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试验，果效。后臣举兵驱逐佛朗机，赖用此铳取捷，杀灭无遗，夺获伊铣大小二十余管，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 汪鋐作为当事人的这段描述，真实性比较高。何儒策反杨三等仿佛郎机一事当为信史。   

屯门及其后的新会大捷不但缴获了一定数量的佛郎机样品，还可能曾俘获会制造佛郎机的中国人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有这么一段：“1522年在广东海外捕得外国海船一只，内有一人名叫彼得罗（ Pedro） 原籍Fahiun 县，皆有妻子。新近领洗入教，被俘后请求允许返回原籍。以试行制葡式大船两只，但计划未能实现。有人说以后他又到京城来铸炮” 嘉靖二十二年造，胜字三百六号

汪鋐在实战中见识到了佛朗机的威力，一直致力于推动该火器的仿制。嘉靖二年（一说三年）兵器局造大样佛郎机三十二副，发于各边试用。嘉靖四年，龙江船厂又成功仿制了蜈蚣船，并配备了六门佛郎机，龙江船厂志中这样记载：“为修武备以固畿甸事，南京内外守备衙门题准：铸造佛朗机铜铳六副，打造蜈蚣船一只。查系广东按察使汪鋐奏，有佛朗机番船，长十丈、阔三丈③，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铳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统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干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以铁为之。弹丸内用铁、外用铅，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铳一举发，远可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自古铳之猛烈，无出其右。是年行取到广东船匠梁亚洪等三名，发提举司，先行料造蜈蚣船一只，长七丈五尺，阔一丈六尺，及南京兵仗局铸佛朗机铳六副，给发新江口官军领驾操演。以上蜈蚣船例。”龙江船厂所仿制的蜈蚣船，有学者认为是仿制的西式的桨帆船Galley，笔者仔细对比汪鋐对佛郎机船的描述，从长宽比和舰载炮的位置上看，似乎更应是Galleass。④

  从左至右依次为Galleass、Galley、蜈蚣船

嘉靖八年升为都御史汪鋐再次请求仿制佛朗机。⑤根《大明会典》记载，在嘉靖朝中，中样佛郎机自嘉靖二十二年起。造250副，小样佛郎机嘉靖七年造了4000佛，八年又造了300副。嘉靖二十三年，马上佛朗机造了1000副，四十三年又造100副。
而根据出土文物的字号来看，嘉靖朝的佛朗制作数目甚至有可能超过会典中的数量。⑥

佛郎机与明军嘉靖前装备的火铳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采用了母铳和子铳的结构，类似于定装式炮弹，少了现场装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射速。。大型佛郎机的母铳长可达5-6尺，装弹室较大。一般为母铳全长的1／4左右，宽度为口径的2-3倍，装药大，其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强，又采用的是独子发射，而非明代以往火器的散弹，较好地解决了闭气问题。由于子炮与母炮贴切相嵌，所以子炮中的火药燃烧后所产生的气体不致外泄，保证了发射威力。所以弹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远，具有较大的毁杀威力。

佛郎机都安有照门、准星等瞄准装置，这些瞄准装置是明代原有火器所不具备的。有了瞄准装置，可以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瞄准射击，因而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命中率。佛郎机的后部两侧一般都安有炮耳，可以调整火炮的俯仰射角，控制射程并借以提高命中率。在炮身下部安有一个尖长的插销或在尾部安有导向杆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于架上，控制导向杆或尾柄，可将炮身左右转动，调整射界，扩大射击范围。

正是佛朗机具备的这些优点，它一旦出现在明朝国土上，就引发了明朝人的兴趣，从上文所述可知，早在正德年间，广东福建等地就有零星引入和介绍该种火器的记录，嘉靖初，汪鋐在屯门海战中重复认识到这种新式火器的威力，促使官方大规范的仿制这种火器，不仅如此，“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⑦，衍生出大样、中样、小样，百出，万胜，马上等各种佛朗机的衍生炮种⑧。从嘉靖起到明末，佛郎机和其衍生的炮种成为明代中后期的主要火炮。

河北抚宁县出土的嘉靖二十四年造小样佛朗，3件母铳，24件子铳

与佛朗机同时代传入中国的还有火绳枪，学界一般认为火绳枪的仿制始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依据多是据《筹海图编》中关于的记载：”鸟铳之制，自西番流入中国，其来远矣。然造者多未尽其妙，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公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港贼巢，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云。”王兆春认为该段所说的，“自西番流入中国，其来远矣”亦指的是嘉靖初，明朝与葡萄牙交战缴获所得，但也无十足证据。我们通过对朱纨所写《甓余杂集》考察也确实找到了，双屿之战，明军使用火绳枪和缴获火绳枪的确切证据。

朱纨在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奏的“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中提到“贼放草撇哨马船二只前来诱敌，李光守用鸟铳打死贼徒一人，贼船收入港内后，任挑战不出。”。这是笔者所能查阅到的明代史料中最早记载明军确切使用鸟铳作战的记载，至于李守光所用的鸟铳，是尚“未尽其妙“仿制品，还是早前在备倭中缴获的战利品就不得而知了。

《甓余杂集》中朱纨的疏奏多处记载了双屿地区华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的走私集团情形，其中有一些内容与走私集团们使用甚至贩卖火绳枪有关。比如“三报海洋捷音事”中说“番王别琭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啰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铳、枪、刀等器械。……嘉靖二十二年间，蒙去任海道张副使，督调官军船只出海攻剿，胜与许栋等各不合用大小铅子火铳，拒打本道官船，伤残官军，不计名数”，这是说葡萄牙人除了使用火器外，走私贩卖的货物中包括了武器，所谓的“大小火铳”“大小铅子火铳”中除了“佛郎机”这样大型火器外也应该包含了火绳枪之类的小型武器。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提到明军和葡萄牙船队的另外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葡萄牙更是大量的使用了鸟铳之类的火绳枪，疏中说道：“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跑走下船”，“大夹板船齐鸣锣鼓发喊，放大铳三十余个，中、小鸟铳不计，又山觜上放大铳一个，石炮如碗。”

《甓余杂集》除了葡萄牙人以外，也有日本船持有鸟铳的记录。“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中说“五月初二日，陈瑞上山，被哨船人孥住。其日本船中，止有倭夷二十人，有倭刀、倭弓、火药二罐、小铁佛郎机四五座、鸟嘴铳四五个，俱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这艘日本船中有“鸟嘴铳四五个”这些“鸟嘴铳”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换句话这是日本船与葡萄牙人交战时缴获的战利品，鸟嘴铳也应当是来自西方的火绳枪，而非日本自产的铁炮。


通过上述对《甓余杂集》的分析可知，在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卢镗等人攻打双屿时，明军已有使用鸟铳的记录，但零星数量明显不多。另一方面，在双屿中心活动区域的各国走私贸易船只上，特别是葡萄牙的走私贸易船只上，不仅装载了各种佛郎机，还有很多鸟铳。攻打双屿前后明军曾从葡萄牙船只上缴获了大量火器。朱纨其后命令“所获贼犯听巡按御史裴绅、委官佥事黄福、陈善纪验审问。所获贼船、番铳、兵仗等项，行该道修整，随军领用”。从葡萄牙人及日本人处缴获的佛郎机铳和鸟铳等火器被充当明军军备而对其仿造改造也应当是从此时开始。《筹海图编》所记载应是相当准确。但是由于，朱纨对走私集团的清剿多是以备倭的名义经行，所以对于鸟铳，也一直有着另外一种流误，及其所源自日本，比如戚继光曾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夷始得之”，

嘉靖二十七年后，沿海的明军开始有使用鸟铳的记载，《观海卫志》记嘉靖三十五年，“卢镗帅兵，乘轻船，沿江上下，随贼向往，用鸟咀铳系击之。贼退，屯海口。” 阜宁县内曾有块平倭碑，碑文记载嘉靖三十六年，明军“在于蛤蜊港海口，与贼鏖战，用鸟嘴铳打沉贼船二十余只，死伤倭贼无算，俘斩首从，夺获兵器，被掳男妇解报” 嘉靖三十七年，明政府一次性仿制鸟铳10000把⑨，从此，明军开始广泛装备了这种火器。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军备为例，步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2699名，装备鸟铳1800杆；马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2699名，装备鸟铳432杆；车营每营共计将官士卒3109名，装备鸟铳512杆；辎重营装备鸟铳共计640杆。明军使用鸟铳相当的高。

从欧洲传入的火绳枪除了从海上途径外，还有一种是从通过西亚的路上途径传入，那就是万历年间仿制的噜密铳，赵士桢在《神器谱》中提到“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 ,天兵不能救 ,竟为所并。”显然，在弘治年间，土鲁番吞并哈密时，在战争中使用了自噜密火器。当时这并没有引起明朝的注意。“噜密”亦作“鲁迷”，系“Rum'’的音译，现今的土耳其。噜密使者朵思麻于嘉靖四十一年上京觐见，随身带了一把火绳枪。但是并无人问及，直到在万历二十五，赵士桢在朵思麻处见到该火器，后即进行仿制，并于次年向朝廷进献了成品，很快噜密铳也作为常备一种单兵热武器装备了明军。
　　
　　在明朝，赵士桢等人还在引入的前装滑膛火绳枪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火器的特点，开发出后装火绳枪，多管火绳枪等新型火器，但是这些火器或因成本或因实用价值不高等原因，并未成规模列装。明代至明末的单兵火器都是以噜密铳，鸟铳这类引入的前装滑膛火绳枪和三眼铳这类传统火器为主。


① 王兆春 《中国火器史》
②王兆春《中国火器史》、《 略论佛郎机的传入、制造与使用 》等
③《殊域周咨录》中称蜈蚣船“长十丈阔三尺”，应当是辗转摘抄中的错误。
④Tony Gibbons《船舰》中给出的Galley长36.5米，宽5.5米，舰首使用5门炮，而Galleass长39.6米，宽8.2米，四周使用14门炮
⑤《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五：“先在广东亲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兵部覆议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从大明会典中看此应该是小样佛朗机。
⑥1970年11月，在北京西四出土了1件马上佛郎机母铳，其编号为“七千八百六十一号”。若按编号计算，嘉靖二十三年制造的马上佛郎机，要比《明会典》记载的多6861件以上。
⑦《筹海图编》
⑧《纪效新书》中另外记载了一号到五号五种规格的佛郎机，和明会典中所载稍不同。另外，明朝人对佛朗机的改造尝试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如木制佛郎机。
⑨《大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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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 发表于 2011-8-1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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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羊舞 发表于 2011-8-20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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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 发表于 2011-8-20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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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贴图无关。暂时不管他了

三、天启、崇祯年间红夷大炮等技术的引入  

在万历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到访，比弗朗机更先进的前装滑膛加农炮也逐渐进入的明人视野。明朝官方最早仿制对这类炮进行仿制的参照物是当时盘踞在吕宋（今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所使用的“吕宋”大炮。①
福建省石狮市博物馆收藏黄克立墓志铭。《黄克立墓志铭》乃黄克缵为堂兄黄克立所撰。其文曰： “兄亡四十年，余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建州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孙调焕募同安善铸吕宋铜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

这件事，在给事中应震万历四十七年的一疏中也有记载“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各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算。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今西洋人潜住粤澳，实繁有徒。闽人尚多传得其法。戌政尚书黄克钻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辈至京，同泰宁侯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

黄克缵所铸的吕宋大炮，有学者认为是铜制佛郎机②，这样的猜测显然是不成立，我们在文献中能多次找到吕宋大炮和佛郎机并称的情况：
比如天启元年，黄克缵的“疏请演神器并收遗”中也有记载，“臣任恊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戎政府中尚有大炮十七位大佛郎机十二位”。
又比如《西园闻见录》中也有黄克缵理京营中说“一议军器如臣所造吕宋大炮、守城铁斧及南京红柄刀、大弗朗机与买到稠木棍凡此数者已被辽东取用三分之一。”
从这两疏可知，吕宋大炮和后装的佛朗机显然并非同一火器，吕宋大炮应为前装滑膛炮。

黄克缵招募福建同安人铸造吕宋大炮是1619年的事情，那么显然明朝人掌握这种技术应当早于此。很有可能其铸造技术来自荷兰，《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万历三十二年荷兰舰队侵犯福建，彼此互市，闽人得到其炮并仿制的事宜。
“甲辰(1604)，徐石楼抚闽，忽有此夷(荷兰人)船近海蠕住泊。……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簇，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岙夷因与讲解议和，往来大浸，听其贩鬻，然终无以互市请者。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德)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

《万历野获编》成书于1606年，则文中所记的“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不应晚于1606年，文中所说“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亦能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所奏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③中“香山番夷商所传红夷铳者，……臣闻往岁经营亦曾仿造此铳，然而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相互印证。

在出土文物中，现发现的明代最早自铸的红夷炮，亦是在福建。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一门明天启四年红夷大炮，炮口部分缺失，尾部有较清晰铭文曰：“天启四年仲冬立钦差福浙都督(俞)造匠口口”④ 厦门郑成功博物馆亦藏有一门红夷大炮，铭文曰“天启四年口口口兵副口都督俞口口口口”应与泉州所藏为同一批次所造。


中国历史博物也藏有两尊的巨型前装滑膛炮，炮身刻有“天启二年总督两广两军门胡题解红夷铁二十二门”的字样，从文中看出这两尊炮是天启二年两广总督所尽献的二十二门炮中的两门。

在这两门炮的炮身还可以发现盾形的徽标，徽标下部有三艘帆船，上部分比较模糊，依稀可以看出这个徽标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标，由此可以断定这两门炮并非明朝自铸，而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铸造。


关于这两门炮，周铮先生认为这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通过澳门西商购买所得，并由当时两广总督胡应台解送进京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两门炮并非明朝政府购买，而是由地方政府打捞沉船所得。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载：“职闻泰昌元年九月，红夷沉舟粤海，阳江县捞得铜炮大小二十余位……一并起送来京，以便传授” 谈迁在《国榷》卷八则说：“(天启六年八月)壬戊，总督两广商周祚进红夷炮十。初，万历末，红夷船沉，炮已解京三十二，尚存其十也。”都提及了万历四十八年，打捞红夷沉舟并解送进京的一事，而对该事记载最为情形的是当事人邓士亮在《心月轩稿》卷十七所著的《粤东铳略》一文。
邓士亮当时是广东推官，奉命打捞沉船，他在文中追忆：“职原任粤东推官，于万历四十八年，有红夷船追赶澳夷船，遭飓风，俱沉阳江县海口。夷贼骁悍肆掠，居民惊逃。总督许檄令高、肇二府海防及各官查验，俱称海水渺茫，船沉无踪。总督震怒。职奉委，星驰阳江，各官力阻，职坚不听，飞骑会同参将王扬德及守备蔡一申至海上。差通事译夷(言)多方计诱之，解去戈矛，分置村落。寻觅善水者捞探，方知船沉深水中，架有大铳，堕浸沙泥。即搭鹰扬架，捐俸雇募夫匠，设计车绞，阅九十日，除中小铳外，获取大铳三十六门。总督胡将二十余门运解至京，此则取大铳之所由来也。”
邓士亮所提及的追赶澳夷船的红夷船，黄一农先生考证，应是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的武装商船独角兽号（Unicorn）。

独角兽号失事一事，在华的葡荷等国档案中都有记录，文德泉在《17世纪的澳门中》所录葡文档案记载：“1620年，一艘驶往日本的英国船Unicom在广东沿海失事沉没。船上的木匠Richard Frobisher，其妻Joana和两个孩子、一个名叫Judith的女佣幸免于难”
荷兰文档案《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1622年1月21日库恩报告中也载此事：“在中国沿海搁浅的英国海船Unicom上的大炮均被中国人卸下运至广州”
成书于1663年的《耶稣会史》中也记述：“钦使因不久以前，某英船为飓风飘流至中国东岸，舟至破坏，舟上所有巨炮三十尊，遂为中国所获，故要求聘前优良炮手十人”
《耶稣会史》的作者巴笃里所说的钦使是指1620年10月赴澳购炮使臣，表明了明朝的红夷炮除了仿制和打捞在华欧洲沉船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在华的传教士和澳门的葡方购买火炮和招募工匠炮手。

最早发起购买红夷炮的是当时和传教士接触密切的徐光启，他时任少詹事兼监察御史，管练兵事，他通过李之藻从澳门购买了四门火炮。李之藻在《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记录了此事：“昨臣在原籍时，少詹事徐光启奉敕练军，欲以此铣在营教演，移书托臣转觅。臣与原任副使杨廷筠合议捐赀，遣臣门人张焘间关往购。至则嶴禁方严，无繇得达，具呈按察司吴中伟。中伟素怀忠耿，一力担当，转呈制按两台，拨船差官伴送入。夷商闻谕感悦，捐助多金，买得大铳四门。议推善艺头目四人，与慊伴通事六人，一同诣广。此去年十月间事也。”
《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中对此事也有详叙：
“神庙时，辽事坏，先师（指徐光启）练兵昌平，始议购西铳、建敌台，同志我存李囧鲫总理都城十六门军需，……亦排众议捐已责於粤澳。购得大铳四门，铳师十人乃行。或止之，
徒令铳师回澳，.止取大铳来京。中途资竭，二门存留广信”
李之藻和徐光启总共购买了四门红夷炮，其中二门由张焘解送入京，二门因运费不足暂存在广信，后被孙学诗运送至京。但是随同招募而来的炮师们，却遭到当时朝中饱受势力的反对，如御史温皋谟上书 “澳夷火器可用，其人不可狎，乞募其器而罢其人。”兵部尚书董尚儒当时也颇为赞同：澳夷大炮，闻闽粤间有习其技者，但得数人转而相传教，诚不必用夷人。”⑤招聘的葡萄牙人一度被中途遣返。后来广东起送从沉船打捞上的红夷大炮时，才不得不再此雇佣葡萄牙人，
天启三年四月三日，夷目七名，通事一名慊伴十六名共二十四人到达京城，兵部从京营中拨掉了一百名选锋，两名把总和葡萄牙人学习施放火炮。，在演练过程中，一门火炮被炸毁，葡萄牙人和一名选锋被炸死。熹宗实录中仅一笔带过“試驗紅夷大铳，命戎政衙門收貯炸裂。傷死夷目一名、选鋒一名，著從優給卹”
所谓被炸死的夷目叫若翰哥里亞(JOAO Correa)，其被炸死后就被安葬于北京青龙桥其墓碑分别以葡文和中文记述其生乎、职事及死因。葡文说：“若翰哥里亚，于1624年奉天启召，偕其他葡萄牙人六名，自澳门来京，教练中国兵士放炮之技，不幸爆炸，受伤而死。奉旨安葬于此。”汉文则说：“天启元年，太仆寺少卿李公之藻奉朝命治战车，炼火器。李公言于朝，请召西洋之贾手广东香山者。遂有游击张焘、守备孙学诗率其族二十四人，至于京师。图形上览。上嘉其忠顺，宴劳至再。居数月，教艺炼药，具有成绩，朝中诸公请演于草场，发不费力，可及远，诸公奇之。演三(五)日，若翰哥里亚炸伤焉。上闻悼惜，赐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其汉文墓志铭是当时名士何乔远所撰，亦见于其文集《境山全集》之中，文字略有不同。

在天启年间所购买和打捞的二十余门火炮中，其中有十一门炮被送往当时明朝和后金的战争前线，在天启五年左右布置在关外宁远。当后金逼近时，由山海调往宁远的十一门西洋大炮，“尚在城外演武场中”，未曾安置上城墙炮台，“火器把总彭簪古欲移入城”，然以战火燃眉，当事者遂议论纷纭，“或令城外自用；或言恐为贼得，则令煅铁热其火门，使贼得之无用也”在当时宁远主官袁崇焕“坚持独断”“力土移入”于是“彭簪古率勅兵挽而登之”。⑥


后金在攻城中常使用木牌盾牌战术，《鞑靼战记》中这般描述“他们（指后金，笔者注）最害怕的是火枪子弹，于是使用计策，出敌意料外的减少神秘火抢之杀伤力。鞑靼王命令第一批攻城部队坚硬的木板作盾牌，如同一堵木墙，后面跟着携带云梯之登城队，最后为骑兵部队。”在明代的常规传统火器，其射程和威力不足以击穿后金的木牌，但是对于红夷大炮，木牌显然不能依做屏障，宁远大战中“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东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⑦



宁远大战中，红夷大炮的效果明显，被当时人所公认。《鞑靼战记》中称“毛文龙（此处应为袁崇焕之误，笔者注）为广东人。在同葡萄牙人的交道中，学会了许多军事战略，同时得到了一条荷兰船在(广东)沿海出事后留下的许多大炮，并即用这些大炮守卫宁远城墙。”，徐光启亦说“夷使方金纳来言，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馀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⑧

这是红夷火炮在战争中作用明显，在崇祯年间，再度兴起赴澳门卖炮招募炮手的事宜。兵部尚书梁廷栋在《神器无敌疏》中有云:“查广东香山墺商慕义输忠 , 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 , 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 , 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 , 臣部蚤虑 , 万一有警 , 非此不足御虏 , 节次移文两广督臣, 再行购募。”
早在崇祯元年, 明朝得知澳门葡萄牙人从荷兰船上缴获了一批火炮， 就命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逢节购置这批火炮 ,并准备从澳门招20名铳师。《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 中转述了李逢节向澳门宣示的这份圣旨 , 称: “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 ,以谢皇恩。”⑨
澳门很快答应了明朝的请求，组织了一支32人的队伍，携带七门共携大铜铳3门、大铁铳 7门及鹰嘴铳30支进京,这32人中有六人是葡萄牙，其余则是黑人、印度人和混血，传教士陆若汉（未计算在32人内）负责与明方的联络工作，统领则是公沙 • 的西劳，他参加过抵御荷人的战斗 , 拥有实战经验。援明队伍出发前, 澳门议事会授权公沙要求“所有前往北京交涉的人绝对服从他的管理” ; 澳门兵头也给公沙颁发了委任状 , 授权其“处罚任何有违纪行为的人”。
这一行人，在上京期间，正值后金破关入侵，至崇祯三年正月方进京。到京以后，这批人在徐光启的安排下训练炮兵。后被徐光启的学生，调至东江。崇祯四年，后金进攻皮岛，被东江击退，这些澳门来的教官们就参与了这一战役，明清史料乙遍中的一封崇祯四年八月的行稿记录了这一情形：“张焘禀报：卑职奉文遏御宣州达贼，於十九日未奉申令之前，连日奴酋攻打，贼死无数，但见口四集，沿海筑墙，屡筑屡攻，屡毁屡修，坚口不去。於十七日，职令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等，用辽船驾西洋神礮，冲其正面，令各官兵尽以三眼鸟枪骑驾三板唬船，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口口口筑墙，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官兵口口口口口口杀伤，” 葡萄牙人自己则称中国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葡人团结一致,不仅成功抵御了鞑靼人的进攻,且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大获全胜,所有人都将这一胜利首先归功于葡国统领及其铳师。胜利的消息传到朝廷,朝廷上下一片欢腾,皇帝尤其赞扬了葡国士兵; 他看到仅七八名葡兵便成功抵御了敌人,且鼓舞了中国军队,增加了其必胜的信念,故重奖他们 ……鞑靼人撤退并放弃了一座他们已占领约六个月的边境城市。”⑩
但是，同年十月间，葡萄牙人撤回到莱登，其时，孔有德发动了吴桥兵变，责教习火器的澳人包括公沙在内有12名在莱登城陷时捐躯 , 只有陆若汉趁乱带3名葡人及11名傔伴越城墙逃脱。随着孔有德等人的投降，这支由葡萄牙训练火器部队和其军械大部落入后金手里。

在陆若汉西沙等人还在京城的时候，徐光启和他们计划花费“四五万金”再招募一支澳门雇佣军，并购买包括鹰铳二百门 , 鸟嘴护铳一千门 ,西式藤牌五千面 , 刀一千口 , 长枪一千杆 , 短枪一千杆的军器。⑪，这个方案一度被实施，但因为朝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半途而废。
除了直接引进仿制火炮实物之外，当时一些明朝的知识份子还与在华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当时欧洲关于火器的制做施放，弹道学以及炮台建造等方面的军事著作，比如《兵录》中大量引用意大利的《实用炮兵手册》中的内容。



在单人手持火器方面的，虽然已有毕懋康在其所著《军器图说》中叫做自生火铳的燧发枪，但是未见明代官方采用。这个时期的单人火器上除了徐光启建议并制造一些大口径鸟铳，在其它方面并无明显进步。

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西洋火器的引进，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前两次，但是尽管以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洋火器在战争中作用巨大，但未能改变明朝覆灭的最终命运。由明朝引入的红夷炮最终流入敌对的清朝（后金）方，反而弥补其攻城上的战争缺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①明代后期有吕宋大炮，西洋大炮，红夷大炮之别，汤开建认为，吕宋大炮及西洋大炮，但与西洋大炮不同，但笔者以为，三者无非是铸造方不同，皆为前装滑膛加农炮，并无本质区别。
②《明清间我国对西方传入火器火枪的制造和研究》。
③《守圉全书》
④炮身上尚有阴刻铭文：“泉州城守营府城口炮位第三号(重)七千斤”此当为清朝后刻。
⑤熹宗实录卷二十九
⑥⑧徐光启文集卷四
⑦熹宗实录卷七十
⑨转引《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下同
⑩《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
⑪《徐光启文集》卷6《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


三、天启、崇祯年间红夷大炮等技术的引入  

在万历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到访，比弗朗机更先进的前装滑膛加农炮也逐渐进入的明人视野。明朝官方最早仿制对这类炮进行仿制的参照物是当时盘踞在吕宋（今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所使用的“吕宋”大炮。①
福建省石狮市博物馆收藏黄克立墓志铭。《黄克立墓志铭》乃黄克缵为堂兄黄克立所撰。其文曰： “兄亡四十年，余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建州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孙调焕募同安善铸吕宋铜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

这件事，在给事中应震万历四十七年的一疏中也有记载“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各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算。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今西洋人潜住粤澳，实繁有徒。闽人尚多传得其法。戌政尚书黄克钻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辈至京，同泰宁侯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

黄克缵所铸的吕宋大炮，有学者认为是铜制佛郎机②，这样的猜测显然是不成立，我们在文献中能多次找到吕宋大炮和佛郎机并称的情况：
比如天启元年，黄克缵的“疏请演神器并收遗”中也有记载，“臣任恊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戎政府中尚有大炮十七位大佛郎机十二位”。
又比如《西园闻见录》中也有黄克缵理京营中说“一议军器如臣所造吕宋大炮、守城铁斧及南京红柄刀、大弗朗机与买到稠木棍凡此数者已被辽东取用三分之一。”
从这两疏可知，吕宋大炮和后装的佛朗机显然并非同一火器，吕宋大炮应为前装滑膛炮。

黄克缵招募福建同安人铸造吕宋大炮是1619年的事情，那么显然明朝人掌握这种技术应当早于此。很有可能其铸造技术来自荷兰，《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万历三十二年荷兰舰队侵犯福建，彼此互市，闽人得到其炮并仿制的事宜。
“甲辰(1604)，徐石楼抚闽，忽有此夷(荷兰人)船近海蠕住泊。……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簇，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岙夷因与讲解议和，往来大浸，听其贩鬻，然终无以互市请者。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德)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

《万历野获编》成书于1606年，则文中所记的“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不应晚于1606年，文中所说“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亦能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所奏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③中“香山番夷商所传红夷铳者，……臣闻往岁经营亦曾仿造此铳，然而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相互印证。

在出土文物中，现发现的明代最早自铸的红夷炮，亦是在福建。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一门明天启四年红夷大炮，炮口部分缺失，尾部有较清晰铭文曰：“天启四年仲冬立钦差福浙都督(俞)造匠口口”④ 厦门郑成功博物馆亦藏有一门红夷大炮，铭文曰“天启四年口口口兵副口都督俞口口口口”应与泉州所藏为同一批次所造。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红夷大炮铭文


中国历史博物也藏有两尊的巨型前装滑膛炮，炮身刻有“天启二年总督两广两军门胡题解红夷铁二十二门”的字样，从文中看出这两尊炮是天启二年两广总督所尽献的二十二门炮中的两门。

中国历史博物所藏前装滑膛炮
在这两门炮的炮身还可以发现盾形的徽标，徽标下部有三艘帆船，上部分比较模糊，依稀可以看出这个徽标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标，由此可以断定这两门炮并非明朝自铸，而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铸造。

炮身徽标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徽标中部分比较


关于这两门炮，周铮先生认为这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通过澳门西商购买所得，并由当时两广总督胡应台解送进京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两门炮并非明朝政府购买，而是由地方政府打捞沉船所得。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载：“职闻泰昌元年九月，红夷沉舟粤海，阳江县捞得铜炮大小二十余位……一并起送来京，以便传授” 谈迁在《国榷》卷八则说：“(天启六年八月)壬戊，总督两广商周祚进红夷炮十。初，万历末，红夷船沉，炮已解京三十二，尚存其十也。”都提及了万历四十八年，打捞红夷沉舟并解送进京的一事，而对该事记载最为情形的是当事人邓士亮在《心月轩稿》卷十七所著的《粤东铳略》一文。
邓士亮当时是广东推官，奉命打捞沉船，他在文中追忆：“职原任粤东推官，于万历四十八年，有红夷船追赶澳夷船，遭飓风，俱沉阳江县海口。夷贼骁悍肆掠，居民惊逃。总督许檄令高、肇二府海防及各官查验，俱称海水渺茫，船沉无踪。总督震怒。职奉委，星驰阳江，各官力阻，职坚不听，飞骑会同参将王扬德及守备蔡一申至海上。差通事译夷(言)多方计诱之，解去戈矛，分置村落。寻觅善水者捞探，方知船沉深水中，架有大铳，堕浸沙泥。即搭鹰扬架，捐俸雇募夫匠，设计车绞，阅九十日，除中小铳外，获取大铳三十六门。总督胡将二十余门运解至京，此则取大铳之所由来也。”
邓士亮所提及的追赶澳夷船的红夷船，黄一农先生考证，应是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的武装商船独角兽号（Unicorn）。

独角兽号失事一事，在华的葡荷等国档案中都有记录，文德泉在《17世纪的澳门中》所录葡文档案记载：“1620年，一艘驶往日本的英国船Unicom在广东沿海失事沉没。船上的木匠Richard Frobisher，其妻Joana和两个孩子、一个名叫Judith的女佣幸免于难”
荷兰文档案《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1622年1月21日库恩报告中也载此事：“在中国沿海搁浅的英国海船Unicom上的大炮均被中国人卸下运至广州”
成书于1663年的《耶稣会史》中也记述：“钦使因不久以前，某英船为飓风飘流至中国东岸，舟至破坏，舟上所有巨炮三十尊，遂为中国所获，故要求聘前优良炮手十人”
《耶稣会史》的作者巴笃里所说的钦使是指1620年10月赴澳购炮使臣，表明了明朝的红夷炮除了仿制和打捞在华欧洲沉船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在华的传教士和澳门的葡方购买火炮和招募工匠炮手。

最早发起购买红夷炮的是当时和传教士接触密切的徐光启，他时任少詹事兼监察御史，管练兵事，他通过李之藻从澳门购买了四门火炮。李之藻在《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记录了此事：“昨臣在原籍时，少詹事徐光启奉敕练军，欲以此铣在营教演，移书托臣转觅。臣与原任副使杨廷筠合议捐赀，遣臣门人张焘间关往购。至则嶴禁方严，无繇得达，具呈按察司吴中伟。中伟素怀忠耿，一力担当，转呈制按两台，拨船差官伴送入。夷商闻谕感悦，捐助多金，买得大铳四门。议推善艺头目四人，与慊伴通事六人，一同诣广。此去年十月间事也。”
《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中对此事也有详叙：
“神庙时，辽事坏，先师（指徐光启）练兵昌平，始议购西铳、建敌台，同志我存李囧鲫总理都城十六门军需，……亦排众议捐已责於粤澳。购得大铳四门，铳师十人乃行。或止之，
徒令铳师回澳，.止取大铳来京。中途资竭，二门存留广信”
李之藻和徐光启总共购买了四门红夷炮，其中二门由张焘解送入京，二门因运费不足暂存在广信，后被孙学诗运送至京。但是随同招募而来的炮师们，却遭到当时朝中饱受势力的反对，如御史温皋谟上书 “澳夷火器可用，其人不可狎，乞募其器而罢其人。”兵部尚书董尚儒当时也颇为赞同：澳夷大炮，闻闽粤间有习其技者，但得数人转而相传教，诚不必用夷人。”⑤招聘的葡萄牙人一度被中途遣返。后来广东起送从沉船打捞上的红夷大炮时，才不得不再此雇佣葡萄牙人，
天启三年四月三日，夷目七名，通事一名慊伴十六名共二十四人到达京城，兵部从京营中拨掉了一百名选锋，两名把总和葡萄牙人学习施放火炮。，在演练过程中，一门火炮被炸毁，葡萄牙人和一名选锋被炸死。熹宗实录中仅一笔带过“試驗紅夷大铳，命戎政衙門收貯炸裂。傷死夷目一名、选鋒一名，著從優給卹”
所谓被炸死的夷目叫若翰哥里亞(JOAO Correa)，其被炸死后就被安葬于北京青龙桥其墓碑分别以葡文和中文记述其生乎、职事及死因。葡文说：“若翰哥里亚，于1624年奉天启召，偕其他葡萄牙人六名，自澳门来京，教练中国兵士放炮之技，不幸爆炸，受伤而死。奉旨安葬于此。”汉文则说：“天启元年，太仆寺少卿李公之藻奉朝命治战车，炼火器。李公言于朝，请召西洋之贾手广东香山者。遂有游击张焘、守备孙学诗率其族二十四人，至于京师。图形上览。上嘉其忠顺，宴劳至再。居数月，教艺炼药，具有成绩，朝中诸公请演于草场，发不费力，可及远，诸公奇之。演三(五)日，若翰哥里亚炸伤焉。上闻悼惜，赐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其汉文墓志铭是当时名士何乔远所撰，亦见于其文集《境山全集》之中，文字略有不同。

在天启年间所购买和打捞的二十余门火炮中，其中有十一门炮被送往当时明朝和后金的战争前线，在天启五年左右布置在关外宁远。当后金逼近时，由山海调往宁远的十一门西洋大炮，“尚在城外演武场中”，未曾安置上城墙炮台，“火器把总彭簪古欲移入城”，然以战火燃眉，当事者遂议论纷纭，“或令城外自用；或言恐为贼得，则令煅铁热其火门，使贼得之无用也”在当时宁远主官袁崇焕“坚持独断”“力土移入”于是“彭簪古率勅兵挽而登之”。⑥


后金在攻城中常使用木牌盾牌战术，《鞑靼战记》中这般描述“他们（指后金，笔者注）最害怕的是火枪子弹，于是使用计策，出敌意料外的减少神秘火抢之杀伤力。鞑靼王命令第一批攻城部队坚硬的木板作盾牌，如同一堵木墙，后面跟着携带云梯之登城队，最后为骑兵部队。”在明代的常规传统火器，其射程和威力不足以击穿后金的木牌，但是对于红夷大炮，木牌显然不能依做屏障，宁远大战中“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东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⑦

宁远攻城图,摘自<满洲实录>


宁远大战中，红夷大炮的效果明显，被当时人所公认。《鞑靼战记》中称“毛文龙（此处应为袁崇焕之误，笔者注）为广东人。在同葡萄牙人的交道中，学会了许多军事战略，同时得到了一条荷兰船在(广东)沿海出事后留下的许多大炮，并即用这些大炮守卫宁远城墙。”，徐光启亦说“夷使方金纳来言，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馀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⑧

这是红夷火炮在战争中作用明显，在崇祯年间，再度兴起赴澳门卖炮招募炮手的事宜。兵部尚书梁廷栋在《神器无敌疏》中有云:“查广东香山墺商慕义输忠 , 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 , 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 , 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 , 臣部蚤虑 , 万一有警 , 非此不足御虏 , 节次移文两广督臣, 再行购募。”
早在崇祯元年, 明朝得知澳门葡萄牙人从荷兰船上缴获了一批火炮， 就命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逢节购置这批火炮 ,并准备从澳门招20名铳师。《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 中转述了李逢节向澳门宣示的这份圣旨 , 称: “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 ,以谢皇恩。”⑨
澳门很快答应了明朝的请求，组织了一支32人的队伍，携带七门共携大铜铳3门、大铁铳 7门及鹰嘴铳30支进京,这32人中有六人是葡萄牙，其余则是黑人、印度人和混血，传教士陆若汉（未计算在32人内）负责与明方的联络工作，统领则是公沙 • 的西劳，他参加过抵御荷人的战斗 , 拥有实战经验。援明队伍出发前, 澳门议事会授权公沙要求“所有前往北京交涉的人绝对服从他的管理” ; 澳门兵头也给公沙颁发了委任状 , 授权其“处罚任何有违纪行为的人”。
这一行人，在上京期间，正值后金破关入侵，至崇祯三年正月方进京。到京以后，这批人在徐光启的安排下训练炮兵。后被徐光启的学生，调至东江。崇祯四年，后金进攻皮岛，被东江击退，这些澳门来的教官们就参与了这一战役，明清史料乙遍中的一封崇祯四年八月的行稿记录了这一情形：“张焘禀报：卑职奉文遏御宣州达贼，於十九日未奉申令之前，连日奴酋攻打，贼死无数，但见口四集，沿海筑墙，屡筑屡攻，屡毁屡修，坚口不去。於十七日，职令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等，用辽船驾西洋神礮，冲其正面，令各官兵尽以三眼鸟枪骑驾三板唬船，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口口口筑墙，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官兵口口口口口口杀伤，” 葡萄牙人自己则称中国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葡人团结一致,不仅成功抵御了鞑靼人的进攻,且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大获全胜,所有人都将这一胜利首先归功于葡国统领及其铳师。胜利的消息传到朝廷,朝廷上下一片欢腾,皇帝尤其赞扬了葡国士兵; 他看到仅七八名葡兵便成功抵御了敌人,且鼓舞了中国军队,增加了其必胜的信念,故重奖他们 ……鞑靼人撤退并放弃了一座他们已占领约六个月的边境城市。”⑩
但是，同年十月间，葡萄牙人撤回到莱登，其时，孔有德发动了吴桥兵变，责教习火器的澳人包括公沙在内有12名在莱登城陷时捐躯 , 只有陆若汉趁乱带3名葡人及11名傔伴越城墙逃脱。随着孔有德等人的投降，这支由葡萄牙训练火器部队和其军械大部落入后金手里。

在陆若汉西沙等人还在京城的时候，徐光启和他们计划花费“四五万金”再招募一支澳门雇佣军，并购买包括鹰铳二百门 , 鸟嘴护铳一千门 ,西式藤牌五千面 , 刀一千口 , 长枪一千杆 , 短枪一千杆的军器。⑪，这个方案一度被实施，但因为朝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半途而废。
除了直接引进仿制火炮实物之外，当时一些明朝的知识份子还与在华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当时欧洲关于火器的制做施放，弹道学以及炮台建造等方面的军事著作，比如《兵录》中大量引用意大利的《实用炮兵手册》中的内容。

<兵录>与《实用炮兵手册》插图比较


在单人手持火器方面的，虽然已有毕懋康在其所著《军器图说》中叫做自生火铳的燧发枪，但是未见明代官方采用。这个时期的单人火器上除了徐光启建议并制造一些大口径鸟铳，在其它方面并无明显进步。

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西洋火器的引进，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前两次，但是尽管以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洋火器在战争中作用巨大，但未能改变明朝覆灭的最终命运。由明朝引入的红夷炮最终流入敌对的清朝（后金）方，反而弥补其攻城上的战争缺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①明代后期有吕宋大炮，西洋大炮，红夷大炮之别，汤开建认为，吕宋大炮及西洋大炮，但与西洋大炮不同，但笔者以为，三者无非是铸造方不同，皆为前装滑膛加农炮，并无本质区别。
②《明清间我国对西方传入火器火枪的制造和研究》。
③《守圉全书》
④炮身上尚有阴刻铭文：“泉州城守营府城口炮位第三号(重)七千斤”此当为清朝后刻。
⑤熹宗实录卷二十九
⑥⑧徐光启文集卷四
⑦熹宗实录卷七十
⑨转引《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下同
⑩《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
⑪《徐光启文集》卷6《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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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可惜主贴无法修改,可能是评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