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在中国做志愿者不容易（和老外喝下午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41:43
在中国做志愿者不容易（和老外喝下午茶）[美]杜大伟口述 杨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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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怎样当志愿者，很多人都会摇头。来自美国的杜大伟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向记者谈起了对志愿者的看法。
不愿意当“出头鸟”
我曾问一个朋友：“中国社会是否关注志愿者？”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一小部分人关注，一小部分人不关注，其他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到街上问人们：“你是否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90%的人都会回答“是”。但如果你问：“那你是否愿意做志愿者呢？”他们很可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
中国人向来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与别人不同，更不愿做“出头鸟”，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责备。即使不出问题，也怕被人议论：“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种心态造成人们对志愿者工作很谨慎甚至有些漠然。如果有人倡议去做志愿者，很多人会随大流，但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想做这做那，谁想和我一起做？”如果大家说：“我们才不跟你一起做蠢事呢。”他会说：“那我自己做！”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总是想，不管怎样，我要尝试一下。结果可能失败，但他们总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人。多数中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
志愿者组织很难找
即使那些做志愿者的人，也多以私人身份进行。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宣传比较少。要当志愿者，首先想到的是找相关组织。然而，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常常要费很大力气。如果找错了部门，对方会冷冷地说：“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就把电话挂了。
在美国，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很容易找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常在电视上播放节目，募捐和招募志愿者。人们只要按提供的电话号码和他们联系就行了。很多居民社区也有固定的志愿者组织。
我和几个朋友曾试图建立一个志愿者机构以帮助中国南部的穷苦农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主管这事的部门，但被告知，最少需要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就我所知，因为信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中国志愿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做好事。
我认识一家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他每个周末都带一些贫苦单亲家庭的孩子去博物馆等地方玩，让他们在长知识的同时感受亲情。他的行动感染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有十几个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但他们的行动全是个人性质的。
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误区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不是有钱人，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心态在我教的学生里也挺普遍：“等我有钱了，就去帮别人。”其实，帮助他人的方法很多：没有钱，可以贡献才能、技术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别人，你就是一名志愿者了。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同北京宣武区残联合作，为残疾人办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写简历、找工作及做小生意的一些技能。
一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可能给被帮助者的生活带来希望。我知道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驻地演出，使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志愿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应为志愿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环境，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是社会的责任。▲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0日 第三十一版)</P>在中国做志愿者不容易（和老外喝下午茶）[美]杜大伟口述 杨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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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怎样当志愿者，很多人都会摇头。来自美国的杜大伟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向记者谈起了对志愿者的看法。
不愿意当“出头鸟”
我曾问一个朋友：“中国社会是否关注志愿者？”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一小部分人关注，一小部分人不关注，其他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到街上问人们：“你是否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90%的人都会回答“是”。但如果你问：“那你是否愿意做志愿者呢？”他们很可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
中国人向来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与别人不同，更不愿做“出头鸟”，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责备。即使不出问题，也怕被人议论：“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种心态造成人们对志愿者工作很谨慎甚至有些漠然。如果有人倡议去做志愿者，很多人会随大流，但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想做这做那，谁想和我一起做？”如果大家说：“我们才不跟你一起做蠢事呢。”他会说：“那我自己做！”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总是想，不管怎样，我要尝试一下。结果可能失败，但他们总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人。多数中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
志愿者组织很难找
即使那些做志愿者的人，也多以私人身份进行。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宣传比较少。要当志愿者，首先想到的是找相关组织。然而，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常常要费很大力气。如果找错了部门，对方会冷冷地说：“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就把电话挂了。
在美国，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很容易找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常在电视上播放节目，募捐和招募志愿者。人们只要按提供的电话号码和他们联系就行了。很多居民社区也有固定的志愿者组织。
我和几个朋友曾试图建立一个志愿者机构以帮助中国南部的穷苦农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主管这事的部门，但被告知，最少需要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就我所知，因为信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中国志愿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做好事。
我认识一家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他每个周末都带一些贫苦单亲家庭的孩子去博物馆等地方玩，让他们在长知识的同时感受亲情。他的行动感染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有十几个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但他们的行动全是个人性质的。
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误区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不是有钱人，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心态在我教的学生里也挺普遍：“等我有钱了，就去帮别人。”其实，帮助他人的方法很多：没有钱，可以贡献才能、技术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别人，你就是一名志愿者了。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同北京宣武区残联合作，为残疾人办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写简历、找工作及做小生意的一些技能。
一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可能给被帮助者的生活带来希望。我知道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驻地演出，使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志愿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应为志愿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环境，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是社会的责任。▲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0日 第三十一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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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怎样当志愿者，很多人都会摇头。来自美国的杜大伟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向记者谈起了对志愿者的看法。
不愿意当“出头鸟”
我曾问一个朋友：“中国社会是否关注志愿者？”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一小部分人关注，一小部分人不关注，其他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到街上问人们：“你是否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90%的人都会回答“是”。但如果你问：“那你是否愿意做志愿者呢？”他们很可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
中国人向来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与别人不同，更不愿做“出头鸟”，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责备。即使不出问题，也怕被人议论：“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种心态造成人们对志愿者工作很谨慎甚至有些漠然。如果有人倡议去做志愿者，很多人会随大流，但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想做这做那，谁想和我一起做？”如果大家说：“我们才不跟你一起做蠢事呢。”他会说：“那我自己做！”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总是想，不管怎样，我要尝试一下。结果可能失败，但他们总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人。多数中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
志愿者组织很难找
即使那些做志愿者的人，也多以私人身份进行。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宣传比较少。要当志愿者，首先想到的是找相关组织。然而，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常常要费很大力气。如果找错了部门，对方会冷冷地说：“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就把电话挂了。
在美国，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很容易找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常在电视上播放节目，募捐和招募志愿者。人们只要按提供的电话号码和他们联系就行了。很多居民社区也有固定的志愿者组织。
我和几个朋友曾试图建立一个志愿者机构以帮助中国南部的穷苦农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主管这事的部门，但被告知，最少需要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就我所知，因为信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中国志愿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做好事。
我认识一家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他每个周末都带一些贫苦单亲家庭的孩子去博物馆等地方玩，让他们在长知识的同时感受亲情。他的行动感染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有十几个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但他们的行动全是个人性质的。
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误区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不是有钱人，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心态在我教的学生里也挺普遍：“等我有钱了，就去帮别人。”其实，帮助他人的方法很多：没有钱，可以贡献才能、技术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别人，你就是一名志愿者了。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同北京宣武区残联合作，为残疾人办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写简历、找工作及做小生意的一些技能。
一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可能给被帮助者的生活带来希望。我知道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驻地演出，使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志愿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应为志愿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环境，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是社会的责任。▲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0日 第三十一版)</P>在中国做志愿者不容易（和老外喝下午茶）[美]杜大伟口述 杨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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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怎样当志愿者，很多人都会摇头。来自美国的杜大伟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向记者谈起了对志愿者的看法。
不愿意当“出头鸟”
我曾问一个朋友：“中国社会是否关注志愿者？”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一小部分人关注，一小部分人不关注，其他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到街上问人们：“你是否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90%的人都会回答“是”。但如果你问：“那你是否愿意做志愿者呢？”他们很可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
中国人向来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与别人不同，更不愿做“出头鸟”，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责备。即使不出问题，也怕被人议论：“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种心态造成人们对志愿者工作很谨慎甚至有些漠然。如果有人倡议去做志愿者，很多人会随大流，但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想做这做那，谁想和我一起做？”如果大家说：“我们才不跟你一起做蠢事呢。”他会说：“那我自己做！”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总是想，不管怎样，我要尝试一下。结果可能失败，但他们总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人。多数中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
志愿者组织很难找
即使那些做志愿者的人，也多以私人身份进行。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宣传比较少。要当志愿者，首先想到的是找相关组织。然而，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常常要费很大力气。如果找错了部门，对方会冷冷地说：“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就把电话挂了。
在美国，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很容易找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常在电视上播放节目，募捐和招募志愿者。人们只要按提供的电话号码和他们联系就行了。很多居民社区也有固定的志愿者组织。
我和几个朋友曾试图建立一个志愿者机构以帮助中国南部的穷苦农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主管这事的部门，但被告知，最少需要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就我所知，因为信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中国志愿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做好事。
我认识一家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他每个周末都带一些贫苦单亲家庭的孩子去博物馆等地方玩，让他们在长知识的同时感受亲情。他的行动感染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有十几个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但他们的行动全是个人性质的。
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误区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不是有钱人，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心态在我教的学生里也挺普遍：“等我有钱了，就去帮别人。”其实，帮助他人的方法很多：没有钱，可以贡献才能、技术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别人，你就是一名志愿者了。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同北京宣武区残联合作，为残疾人办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写简历、找工作及做小生意的一些技能。
一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可能给被帮助者的生活带来希望。我知道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驻地演出，使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志愿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应为志愿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环境，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是社会的责任。▲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0日 第三十一版)</P>
一个美国共产党员的心声作者：李宏伟 2004-3-3
<P> 戴维·昆丁·道迪埃，他过去的生活轨迹是众多美国青年的梦想：在名牌大学念书，毕业后去加利福尼亚工作。他现在所做的事足以让众多中国人敬佩：来中国的五年里，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30％，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图书馆里追寻中国历史，以一个美国共产党员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发展。<p></p> </P><P>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p></p></P><P> 今年32岁的道迪埃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很自然地信了教，并朝着成为一名神父的目标努力。道迪埃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说：“我看到人民被剥削、被杀害、被关进监狱……但我那时相信，‘新耶路撒冷’终有一天会出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得很幸福。”<p></p></P><P> 至于共产主义，道迪埃小时候一直了解不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由于长期宣传的结果，人们往往不敢跟共产党沾边。道迪埃回忆起小学时的地理课，当时老师请苏联大使馆寄来有关苏联的国情资料，想在课堂上讲授，邮包寄到学校后，校长随即在封面批示一句：“小心授课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取全面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知识并不容易。<p></p></P><P> 18岁那年，道迪埃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道迪埃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我又震惊又激动。我意识到历史原来是在一种社会推动力之下前进的，这种推动力可以被说明，被衡量。”他开始认为，在今生今世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才是至关重要的。从此，道迪埃就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引，一口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许多著作，并最终向美国共产党递交了申请，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p></p></P><P> 对农民的生活感兴趣<p></p></P><P> 尽管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但道迪埃有一种对中国的深深眷恋。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杜大伟，并准备申请加入中国国籍。<p></p></P><P> “为什么你会想到来中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道迪埃好像又给人们上了一堂共产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课。他说：“我读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选集，我觉得应该到这个国家去看一看共产主义在这里的实践。同时，我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我看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研究过清史，进修过东方哲学的一系列课程，我想来看看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化。1999年，我来了，看见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就在这一年，道迪埃辞去了美国的工作，移居到了北京。<p></p></P><P> 在北京生活的五年中，道迪埃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但也为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而难过。道迪埃曾去过东北农村，他还资助了一个来自贵州农村的孩子，这些经历让他感受了偏远农村生活的困苦。道迪埃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改革很让人鼓舞，不过这需要中国的共产党员真正地坚持并实践他们的信仰。他说，他非常喜欢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实在。他同时认为，对“三个代表”的学习应该长期持续下去。<p></p></P><P> 不是善举，是我的义务<p></p></P><P> 道迪埃在中国期间帮助了很多素昧平生的人。道迪埃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薪水并不多，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时常在周末工作。四年前，他在街头遇见了从贵州农村来北京寻求帮助的中学生小杨，在核实了小杨的家庭情况后，他开始资助小杨读书。2002年，小杨来北京念大学，道迪埃为他支付了全部学费和生活费。那年夏天，小杨的妈妈患重病，道迪埃又慷慨解囊，挽救了杨妈妈的生命。为表达谢意，小杨邀请道迪埃到他的老家过年，这个朴实的青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儿说：“我妈会杀一头猪欢迎你。”<p></p></P><P> 去年冬天，道迪埃通过报纸得知，河南有一些艾滋病人的遗孤生活很困难。他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位专门收养这些孤儿的艾滋病患者朱进中，并希望由当地乡村出面建一个慈善基金。但村里的干部们告诉他，建立这样的基金需要50万美元，在某基金下建立一个项目也要10万美元，道迪埃只好放弃。如今，他每月都给朱进中汇款，希望帮助那些孤儿解决生活问题。道迪埃谈到这件事时仍有些失望，他说：“我正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办职业教育和为当地引进投资让这些孩子长大后能自食其力。”<p></p></P><P> 除了用自己的收入帮助他人外，道迪埃每周还义务为残疾儿童上课。但道迪埃不喜欢人们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为“善举”，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员生活的目的不是敛财，而是帮助他人，因此，我这样做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p></p></P><P> <p></p></P>
<P> 戴维·昆丁·道迪埃，他过去的生活轨迹是众多美国青年的梦想：在名牌大学念书，毕业后去加利福尼亚工作。他现在所做的事足以让众多中国人敬佩：来中国的五年里，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30％，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图书馆里追寻中国历史，以一个美国共产党员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发展。<p></p> </P><P>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p></p></P><P> 今年32岁的道迪埃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很自然地信了教，并朝着成为一名神父的目标努力。道迪埃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说：“我看到人民被剥削、被杀害、被关进监狱……但我那时相信，‘新耶路撒冷’终有一天会出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得很幸福。”<p></p></P><P> 至于共产主义，道迪埃小时候一直了解不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由于长期宣传的结果，人们往往不敢跟共产党沾边。道迪埃回忆起小学时的地理课，当时老师请苏联大使馆寄来有关苏联的国情资料，想在课堂上讲授，邮包寄到学校后，校长随即在封面批示一句：“小心授课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取全面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知识并不容易。<p></p></P><P> 18岁那年，道迪埃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道迪埃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我又震惊又激动。我意识到历史原来是在一种社会推动力之下前进的，这种推动力可以被说明，被衡量。”他开始认为，在今生今世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才是至关重要的。从此，道迪埃就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引，一口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许多著作，并最终向美国共产党递交了申请，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p></p></P><P> 对农民的生活感兴趣<p></p></P><P> 尽管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但道迪埃有一种对中国的深深眷恋。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杜大伟，并准备申请加入中国国籍。<p></p></P><P> “为什么你会想到来中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道迪埃好像又给人们上了一堂共产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课。他说：“我读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选集，我觉得应该到这个国家去看一看共产主义在这里的实践。同时，我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我看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研究过清史，进修过东方哲学的一系列课程，我想来看看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化。1999年，我来了，看见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就在这一年，道迪埃辞去了美国的工作，移居到了北京。<p></p></P><P> 在北京生活的五年中，道迪埃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但也为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而难过。道迪埃曾去过东北农村，他还资助了一个来自贵州农村的孩子，这些经历让他感受了偏远农村生活的困苦。道迪埃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改革很让人鼓舞，不过这需要中国的共产党员真正地坚持并实践他们的信仰。他说，他非常喜欢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实在。他同时认为，对“三个代表”的学习应该长期持续下去。<p></p></P><P> 不是善举，是我的义务<p></p></P><P> 道迪埃在中国期间帮助了很多素昧平生的人。道迪埃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薪水并不多，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时常在周末工作。四年前，他在街头遇见了从贵州农村来北京寻求帮助的中学生小杨，在核实了小杨的家庭情况后，他开始资助小杨读书。2002年，小杨来北京念大学，道迪埃为他支付了全部学费和生活费。那年夏天，小杨的妈妈患重病，道迪埃又慷慨解囊，挽救了杨妈妈的生命。为表达谢意，小杨邀请道迪埃到他的老家过年，这个朴实的青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儿说：“我妈会杀一头猪欢迎你。”<p></p></P><P> 去年冬天，道迪埃通过报纸得知，河南有一些艾滋病人的遗孤生活很困难。他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位专门收养这些孤儿的艾滋病患者朱进中，并希望由当地乡村出面建一个慈善基金。但村里的干部们告诉他，建立这样的基金需要50万美元，在某基金下建立一个项目也要10万美元，道迪埃只好放弃。如今，他每月都给朱进中汇款，希望帮助那些孤儿解决生活问题。道迪埃谈到这件事时仍有些失望，他说：“我正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办职业教育和为当地引进投资让这些孩子长大后能自食其力。”<p></p></P><P> 除了用自己的收入帮助他人外，道迪埃每周还义务为残疾儿童上课。但道迪埃不喜欢人们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为“善举”，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员生活的目的不是敛财，而是帮助他人，因此，我这样做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p></p></P><P> <p></p></P>
[em09]
<B>以下是引用<I>小朋友</I>在2004-9-27 20:20:00的发言：</B>
[em09]
佩服这个美国朋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P>佩服佩服，至少比现在的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共产党员。。。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