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推荐]我所见过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强贴——台海战争将是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9 21:53:14
中国，如何打赢台海战争？
<P> （作者：倚天立）</P>
<P>
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及所有海内外华人来讲，台湾问题今天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成为了中国为发展强大而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障碍。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所有热爱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中国人及海内外华人的参与，尤其需要当前的中国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本篇文章从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角度，尝试着探讨未来大陆用军事力量来统一台湾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并且提出一些军事 、政治和文化上相应的对策，其中，特别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这一论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大网友虽处江湖之远，但爱国之心,拳拳尤在，我们在四面八方，都可以通过网络汇集到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为之“立言”，为之“献计”，甚至为之牺牲。
这篇帖子最先发表于“子陵军事论坛”，在不断写作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点击率较高（累计点击率过2万），许多网友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建议，并在跟贴里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讨论。最后，作者将全篇进行整理，重发于此，让更多对“台独”问题了解不多的中国人来看到这篇文章（包括我们的敌人），权且作为一次战争的“熏陶”和“演练”。
中国必将能克服自己的困难，必将能繁荣强大，必将能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必将能象喷薄而出的朝日一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P>
<P> 作者在此申明：只有作者对本文才拥有版权，只允许网友在网络上转载使用，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以文字形式出版，否则作者将有权追究盗用版权者的法律责任。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P> 下篇：战略篇
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台独”问题的实质
第二章、台海战争的必然性
第三章、台海战争的性质
第四章、台海战争的阵营
最上策：大陆VS台湾
上 策：大陆VS日本、台湾
中 策：中国VS美国、台湾
下 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澳和洪都拉斯等国）
第五章、台海战争的极端武器
第六章、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
第七章、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
第一节 统一台湾，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节 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第三节 统一台湾的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帮手
第八章、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一节 “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第二节 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三节 “以战争赢得战争”必备的物质基础
第四节 “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具有极大可能
第九章、台海战争的时机
第一节 在战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资格选择开战的时机
第二节 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第三节 如何应对2008年
第四节 直面战争
第五节 战争的最佳时机
第十章、台海战争的假想场面
第一节 大陆VS台湾
●在随时存在外来干涉可能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必须速战速决
●台湾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节 大陆VS美国、台湾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
●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以“车轮战”战术重创或消灭美军先期到来的1-2个航母舰队
●用持久战和消耗战来抗拒美军6-8个航母特混舰队
●如果美日攻击大陆本土，可选择核手段来摧毁敌人</P>
<P>
前 言</P>
<P>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日来说，未来的台海战争将是一场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战，透过中、美、日、台目前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的种种迹象，我们已经听到了那隐隐的战鼓之声。
作为未来战争中相对较弱小的一方，中国必须要放眼于台海之外，从全球国际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必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大国角逐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就会在战争出现出乎我们意料的变化——如：战争范围扩大、战争规模升级、参战国增多、战争时间延长、国际谴责制裁强度增加等——之时，战争意志不坚定，犹豫不定，决心不足，考虑不周，届时惊惶失措，应对错误，从而导致输掉整场战争。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台海一战，中国不仅要考虑与美日的关系，还要考虑与印度、东盟各国、韩国、朝鲜、俄罗斯、中东中亚各国乃至全球的利益关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海战争绝对是一场影响世界范围的“准世界大战”。战争之后，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将完全为之改变。</P>
<P> 第一章 “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有个网友提出过一个“天才”的问题：假如台湾是一艘能开动的航空母舰，美国会让它离开中国开到美国去吗？
现实的回答是：“No”。
这艘航空母舰只有在大陆身边才能发挥军舰的作用，美国对“船员”没兴趣，他只对“军舰”感兴趣，并且对这艘“军舰在什么位置”最感兴趣。否则，位于非洲大陆旁边的马达加斯加比台湾大多少倍，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关注那里的“民主”。
而等到中国问题“解决”了，印度又足够强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斯里兰卡同样会成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台独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台独”分子以“民族感情”、“民主体制”为幌子，拒绝与大陆统一的问题，而实际上，是美日等敌对势力在台湾培植代表，诱使部分台湾民众拒绝统一，分裂祖国，以此来达到封锁中国、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战略目的，所以，台湾问题不是所谓“台湾要求独立”的问题，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的问题。
美日及其走卒并非真正以台湾利益为最高目的，他们只是向利用台湾来充当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的“桥头堡”，以达到六个战略目标：
1、利用台湾特的殊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来损害和牵制大陆，迫使其不得不分散使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
2、利用台湾遏制封锁大陆，减缓大陆的的发展速度，挤压大陆的海洋生存空间；
3、即使台独失败，迫使大陆在统一战争中将台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打得支离破碎，也符合美日的战略利益，这毕竟打烂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只“发动机”，这将迟滞大陆的发展步伐；
4、挑动两岸相斗，加深民众仇恨，即使台独失败，也将为日后大陆对台湾的统治设置“绊脚石”，同时也为美日今后的暗中插手预埋火种、留下空间；
5、台湾倘若侥幸独立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如藏独、疆独等）的发展，将造成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之中，而最终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下，有可能完全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6、利用两岸对立，从中渔利，一边从大陆换取许多方面的妥协让步，一边从台湾大赚军火美元，云翻雨覆，游刃有余。
所以，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内简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最好的证据就是李登辉的“七国论”，而美国国防部５月底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就更加明白无误的暴露了美国充当祸首、挑动两岸自相残杀的的战略意图。 </P>
<P> 对台独问题实质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指导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年的统一工作中，我们正是没有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本质，政策出现一些失误，才导致大陆对台湾的工作一步步陷于被动，才导致“台独”日益坐大、猖獗，以至于到今天这种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80年代初及其前后，由于前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对美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美日对台湾问题的插手不甚明显（那时的“台独”主要性质还是台湾的地区民族矛盾），同时也因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还掌握台湾岛内大局，所以，那时的对台政策主要是以“和统”为主，主要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为主，不管是81年的“叶九条”还是83年的“邓六条”，都体现了当时大陆政府对台湾政府的真诚意愿。
实际上在80年代，特别是84年之后，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超越台湾，即使是空军，因为歼-7、歼-8的服役，势力也高于台湾一筹，加上挟“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威，可以说那时是大陆收复台湾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建国之初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然而，90年后，“华沙条约集团”崩溃，在空前压力顿然消失之后，美国立即意识到，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所以马上着手进行战略调整。1991年下半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四艘“拉斐特”护卫舰；1992年3月，以“务实外交”表现出强烈独立倾向的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1992年9月，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2年底，法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战斗机。
以上事实，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外国实力正加大力度插手台湾，台独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变化的的情况下，大陆对台策略的反应落后于现实，“只进院子，不进客厅”，没有看清台湾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95年1月，大陆提出“江八点”，把统一工作的重点逐渐往台湾民众身上倾斜，并提出与台湾领导人实质上的对等谈判建议，大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和平谈判”上，仍然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放弃幻想。96年以后，当大陆意识到“台独语言”不仅仅是李登辉陈水扁的选举语言，而且是两人的奋斗目标，大陆的政策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政治上的绥靖主义和军事上的沙文主义，从而逐渐陷于被动之势。
从1992到2004，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台独问题”的真面目了。</P>
<P> 台独之日，实际上就是美日势力对中国的宣战之时。</P>
<P> 二、台海战争的必然性</P>
<P> 过去五十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更是中国人民及全球华人无法回避、无法躲开的尖锐矛盾，跳不过这道“堤坎”，中国将 不仅不能自守，还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而越过这道“堤坎”，中华民族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蔚蓝色的世界，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中国人民必须具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和赢得胜利的信心。</P>
<P> 所以，两岸形势的未来变化将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台独问题”的特殊性质，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如果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P>
<P> “和平统一”作为一个攻心为上的口号来讲，对台独势力来讲虽是莫大笑话，但对普通台湾民众却还有正义的号召力和现实的影响力——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毁于战火？
应当说，“和平统一”策略的积极意义，有利于让大陆拥有对改变台湾现状的合法资格和主动权，有利于让许多被蒙蔽的民众看清“台独”的真面目，其对全球华人乃至全世界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台独势力的作用，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目标决不能放弃，并且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只是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下做好“非和平统一”的所有准备。</P>
<P> 三、台海战争的性质</P>
<P> 从表面来看，台海战争是中国大陆在延续了几十年内战状态下收复领土、统一国家的主权之战，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已远远超过了国界，变成了一个新兴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为了突破“遏制与封锁”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与另一个老牌超级大国的攻守之战，所以，不管台海战争在未来哪年爆发，其性质都将是一次重新划分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
但对中国来讲，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民族战争、反殖民战争和反霸权战争的因素，因此即使由中国大陆开启战端，中国也将拥有战争的正义性，站到了道义的一方。相反，美日作为干涉者和实际的殖民者，实际上已站到了侵略者非正义的位置上，而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挑起战争，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美日台必然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反对。</P>
<P> 四、台海战争的阵营</P>
<P> 台海战争的阵营问题，实际上就是网友多次讨论而最后又莫衷于是的“美国是否卷入的问题”。
其实，就像足球比赛前队员出场名单一样，从目前情况来看，台海战争中对垒双方的阵营就还是一个未知的并且是随时变化的因素。现在估计的对手，到时候随着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变成旁观者或者同盟，而现在的中立者甚至盟友亦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变化将取决于未来大陆自身力量的发展和战略措施的对错与否。</P>
<P> 最上策：大陆VS台湾</P>
<P> 与台湾单打独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最理想，这离不战而胜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许多网友甚至不敢奢望这种结局。
其实，大陆单独与台湾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不战而胜或者代价轻微，应该是统一之战的最上策，而前提是美国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对手”。实际上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形下，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迫于内外压力，完全可能不得不变换角色而充当我们的“盟友”（此种情况后面再论）。</P>
<P> 上策：大陆VS日本、台湾</P>
<P> 对于台海统一战争，不论美国反对大陆还是支持大陆，日本都是大陆必然的反对者，也是战争必然的参与者。
地理条件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日本反对中国统一，应该说与日本的民族道德无关，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原则决定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将形成中国空前发展的势头，中国的极端强大将大大剥夺日本岛国的生存空间，将令其窒息和削弱，并有可能再次重复日本长期生活在中国阴影中的历史，由此，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反对中国的统一，是一种应该预料到的正常反应。只是每个国家的反应要靠势力来实现，势力决定游戏方式，势力决定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这个准则对日本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日本在台海战争中属于后发制人的隐形力量，它卷入战争的深度视美国决心而定。
第一、如果美国全力支持台湾而不惜与大陆展开除核战争以外最大规模的战争，那日本必然倾举国之力卷入战争，不仅全力支持美军作战，甚至还会公开向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动进攻——此战关系到日本日后千年的兴衰，毕其功于一役，焉有不全力以赴之理？当然，美日就此一战，只能大大削弱中国，还不能完全扼杀这个让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邻居，所以，日本会小心翼翼控制战争的尺度，以免触动中国庞大的核武库而导致灭顶之灾。当然，在战前，日本也必然会秘密装备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并有意无意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消息，以期平衡中国的核武优势并打消中国动用核武的念头。
第二、如果美国迫于现实的压力，勉为其难的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的统一，以免自己被拖入战火兵燹，那日本就只能在背后作手脚，尽最大可能暗中破坏中国的统一，或者以自己放弃干涉而借机要求大陆作某种承诺甚至利益的让步，但无论如何，日本都只能扮演弃妇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向隅而泣。
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P>
<P> 中策：中国VS美国、台湾</P>
<P> 如果战争结果难以预料，参战的风险极为巨大，应该说日本人对参加台海战争是犹豫不决的，属于见水脱鞋的机会主义者。
前面说到，日本人参战的力度取决于美国人参战的决心，也取决于战争初期的规模大小和胜负走势。
假如美国没有坚定的意愿和中国开展大规模的长时间战争，只是为了在大陆进攻台湾时象征性的助助威，以维护自己作为盟友的面子，最多和大陆来几次空中摩擦甚至空战，而不能根本改变台海战争的最终结局，日本人也不会贸然来淌台海这汪浑水。要么担心仅凭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军力无法打败精心准备了几十年的中国，要么担心美国人可能趁势收兵后退，让日本人来挡中国人的导弹而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日本人精于算计，他们要的不是战场的壮观，而是战后的果实，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跟中国斗个两败俱伤，大伤元气，战后必然要被美国人趁机进一步压制，再也没有朝鲜战争以后那样的发展良机，也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即使中国战败日本也无法分享胜利果实，与其这样，还不如暂时坐山观虎斗，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中国输了，可利用地利之便分一杯羹，进一步削弱中国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美国输了，为对付如日中天的中国，美国佬还要来求日本，届时日本可借此机会要挟美国人一把，趁机完全从F-15的机翼下独立出来，成为和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合作者。
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日本有参战的本能驱使，也有首鼠两端的利益权衡。
同样，不让日本参加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把握好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时间，把台海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不给日本人以选择考虑之机，是打赢台海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P>
<P> 下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洪都拉斯等国）</P>
<P> 这种局面是台海战争中最坏的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这要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具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千古伟人所具有的非凡勇气、超人胆识和坚强意志。</P>
<P>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在未来战争中，美国人组织一个对付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的能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寻找盟国、建立反美阵线的能力。
未来的世界各国中，中国可能会赢得广泛的道义支持与同情，但说到盟友则几乎为零。
目前与中国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堪称盟友，但也只是在涉及印度、阿拉伯事务时，巴基斯坦才能体现出盟友的价值，而将来面对气势汹汹的美日联盟，巴基斯坦也只会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如要出兵加入战线、全力助战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何况中国老大哥专心对付美日，巴基斯坦独立面对印度，自保尚感不足，手脚焉能他顾。
本来俄罗斯也应该成为中国的盟友，中俄合力抗衡“一超”，中国如果落败衰退，俄罗斯必然无法单独面对美日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强秦灭天下而用“合纵”之妙计，六国为自救则有“连横”相抗衡，但俄罗斯这头自恃强大实则愚蠢虚弱的“北极熊”，实在无法领会中国古代智慧的精妙，贪图蝇头小利，出尔反尔，毫无国家信用，以邻为壑，空守着一堆核武器而百无一用。大锤可以砸碎刀剑，却挡不住洪水慢慢的渗透侵润、溶解吞噬，俄罗斯最终必然免不了被肢解瓜分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已经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这种又想联合又相互防备的微妙心理，正对俄罗斯实施软性进攻－－日本赢得“泰那线”就是明证。对付俄罗斯，经济的软刀子绝对胜过原子弹。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近年来频频进入国际视野，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亮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印度是作为中国的平衡器和制约力而意外“走红”的。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的翻版，美国人当年主动把手伸过太平洋，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来围堵咄咄逼人的前苏联，最后愚蠢的北极熊被拖跨了，中国对美国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随着国力的迅速崛起强大，中国还反而替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在这个时候，和中国有夙仇而且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印度，也就自然而然被美国人选中，接替了当年中国的位置。所以，不管印度是谁执政，也不管执政者持何种心态与政策，印度绝对不会是中国的盟友，“俄中印大三角”抗拒美日联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梦呓。
从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历史来看，越南好象是中国天然的盟友，但是地缘形成的历史宿怨使越南对北方邻国的戒心比对太平洋彼岸的仇敌的戒心还要大，可以这样说，越南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盟友的可能性，还不如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盟友的可能性来得大。
在未来的中美对抗中，东盟大多数国家总的来讲会站在中间立场，尽管他们并不情愿看到美国大占上风，但也不愿意中国过分强大，中美力量在亚洲达到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其实最符合这些小国家的利益。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韩国尽管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愿望，但鉴于巨大的风险和战争损耗，所以韩国必然是一个绝对的中立者，
台海战争毕竟是以海空军为主，使用陆军数量有限，横渡海峡，30 万PLA足够了，另外，再摆30万在中朝边境，以作应变准备。中美开战后，即使美军支持，韩国也不可能向北方发动进攻，而中国又必定会用一切手段让金正日稍安勿动。以今天的美军海空力量，金正日即使有能力打过了38线，也没能力再回得来，只要他再发动一次“南北战争”，他那泥足政权便要应声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只敢守在门口充英雄，以他那精明务实而又色厉内荏的作风来看，他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当观众。
朝鲜是中国的一枚棋子，但却是一枚不太听话的棋子，其作用有利有弊，在未来的战争中朝鲜的举动难以估计。有的网友担心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时，金氏王朝有可能投靠美国，对中国反戈一击，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政权的承认，但是金正日及后来的金氏继承人都应明白，美国毕竟是现代民主国家，商品的获利是美国富有的基础，而商品流通必须依赖于市场的开放，所以现代国家跟“家天下”的封建集权终究是水火不相容，即使美国暂时接受朝鲜“投诚”，待价值榨取完成，也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萨达姆，皮诺切特，诺列加等等，无一不是如此。</P>
<P> 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悲观。
过去的盟友将会变成未来的敌人，而过去的敌人也会转化为未来的朋友，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在美国控制全球的巨大压力下，貌似“铁板一块”的北约终于分崩离析，法德两国由过去替霸权为虎作伥的附庸者变成了今天霸权的反对者和制约者。尤其是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对美国军事和文化扩张充满戒心，一直扮演着北约中桀骜不逊的“另类”角色，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面，法国别具热情地为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贸往来积极努力，为解除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八方呼吁。法国这番热心，并不是心血来潮对中国青眼有加，而是法国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对建立“多极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中国有助于遏制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可以制约美国军事力量和商业文化力量对全世界多元文化的侵蚀、冲击和破坏。
所以，中国未来的盟友或潜在盟友极有可能是遥远的法国、德国甚至欧洲。
将来，即使法德不可能为中国出兵跟美国兵戎相见，但有法德甚至欧盟在世界范围和联合国内的牵制，中国不会在战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因此，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战争中放开手脚，有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最后选择，就是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
</P>中国，如何打赢台海战争？
<P> （作者：倚天立）</P>
<P>
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及所有海内外华人来讲，台湾问题今天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成为了中国为发展强大而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障碍。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所有热爱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中国人及海内外华人的参与，尤其需要当前的中国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本篇文章从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角度，尝试着探讨未来大陆用军事力量来统一台湾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并且提出一些军事 、政治和文化上相应的对策，其中，特别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这一论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大网友虽处江湖之远，但爱国之心,拳拳尤在，我们在四面八方，都可以通过网络汇集到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为之“立言”，为之“献计”，甚至为之牺牲。
这篇帖子最先发表于“子陵军事论坛”，在不断写作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点击率较高（累计点击率过2万），许多网友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建议，并在跟贴里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讨论。最后，作者将全篇进行整理，重发于此，让更多对“台独”问题了解不多的中国人来看到这篇文章（包括我们的敌人），权且作为一次战争的“熏陶”和“演练”。
中国必将能克服自己的困难，必将能繁荣强大，必将能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必将能象喷薄而出的朝日一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P>
<P> 作者在此申明：只有作者对本文才拥有版权，只允许网友在网络上转载使用，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以文字形式出版，否则作者将有权追究盗用版权者的法律责任。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P> 下篇：战略篇
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台独”问题的实质
第二章、台海战争的必然性
第三章、台海战争的性质
第四章、台海战争的阵营
最上策：大陆VS台湾
上 策：大陆VS日本、台湾
中 策：中国VS美国、台湾
下 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澳和洪都拉斯等国）
第五章、台海战争的极端武器
第六章、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
第七章、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
第一节 统一台湾，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节 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第三节 统一台湾的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帮手
第八章、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一节 “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第二节 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三节 “以战争赢得战争”必备的物质基础
第四节 “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具有极大可能
第九章、台海战争的时机
第一节 在战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资格选择开战的时机
第二节 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第三节 如何应对2008年
第四节 直面战争
第五节 战争的最佳时机
第十章、台海战争的假想场面
第一节 大陆VS台湾
●在随时存在外来干涉可能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必须速战速决
●台湾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节 大陆VS美国、台湾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
●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以“车轮战”战术重创或消灭美军先期到来的1-2个航母舰队
●用持久战和消耗战来抗拒美军6-8个航母特混舰队
●如果美日攻击大陆本土，可选择核手段来摧毁敌人</P>
<P>
前 言</P>
<P>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日来说，未来的台海战争将是一场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战，透过中、美、日、台目前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的种种迹象，我们已经听到了那隐隐的战鼓之声。
作为未来战争中相对较弱小的一方，中国必须要放眼于台海之外，从全球国际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必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大国角逐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就会在战争出现出乎我们意料的变化——如：战争范围扩大、战争规模升级、参战国增多、战争时间延长、国际谴责制裁强度增加等——之时，战争意志不坚定，犹豫不定，决心不足，考虑不周，届时惊惶失措，应对错误，从而导致输掉整场战争。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台海一战，中国不仅要考虑与美日的关系，还要考虑与印度、东盟各国、韩国、朝鲜、俄罗斯、中东中亚各国乃至全球的利益关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海战争绝对是一场影响世界范围的“准世界大战”。战争之后，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将完全为之改变。</P>
<P> 第一章 “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有个网友提出过一个“天才”的问题：假如台湾是一艘能开动的航空母舰，美国会让它离开中国开到美国去吗？
现实的回答是：“No”。
这艘航空母舰只有在大陆身边才能发挥军舰的作用，美国对“船员”没兴趣，他只对“军舰”感兴趣，并且对这艘“军舰在什么位置”最感兴趣。否则，位于非洲大陆旁边的马达加斯加比台湾大多少倍，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关注那里的“民主”。
而等到中国问题“解决”了，印度又足够强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斯里兰卡同样会成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台独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台独”分子以“民族感情”、“民主体制”为幌子，拒绝与大陆统一的问题，而实际上，是美日等敌对势力在台湾培植代表，诱使部分台湾民众拒绝统一，分裂祖国，以此来达到封锁中国、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战略目的，所以，台湾问题不是所谓“台湾要求独立”的问题，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的问题。
美日及其走卒并非真正以台湾利益为最高目的，他们只是向利用台湾来充当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的“桥头堡”，以达到六个战略目标：
1、利用台湾特的殊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来损害和牵制大陆，迫使其不得不分散使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
2、利用台湾遏制封锁大陆，减缓大陆的的发展速度，挤压大陆的海洋生存空间；
3、即使台独失败，迫使大陆在统一战争中将台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打得支离破碎，也符合美日的战略利益，这毕竟打烂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只“发动机”，这将迟滞大陆的发展步伐；
4、挑动两岸相斗，加深民众仇恨，即使台独失败，也将为日后大陆对台湾的统治设置“绊脚石”，同时也为美日今后的暗中插手预埋火种、留下空间；
5、台湾倘若侥幸独立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如藏独、疆独等）的发展，将造成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之中，而最终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下，有可能完全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6、利用两岸对立，从中渔利，一边从大陆换取许多方面的妥协让步，一边从台湾大赚军火美元，云翻雨覆，游刃有余。
所以，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内简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最好的证据就是李登辉的“七国论”，而美国国防部５月底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就更加明白无误的暴露了美国充当祸首、挑动两岸自相残杀的的战略意图。 </P>
<P> 对台独问题实质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指导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年的统一工作中，我们正是没有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本质，政策出现一些失误，才导致大陆对台湾的工作一步步陷于被动，才导致“台独”日益坐大、猖獗，以至于到今天这种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80年代初及其前后，由于前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对美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美日对台湾问题的插手不甚明显（那时的“台独”主要性质还是台湾的地区民族矛盾），同时也因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还掌握台湾岛内大局，所以，那时的对台政策主要是以“和统”为主，主要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为主，不管是81年的“叶九条”还是83年的“邓六条”，都体现了当时大陆政府对台湾政府的真诚意愿。
实际上在80年代，特别是84年之后，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超越台湾，即使是空军，因为歼-7、歼-8的服役，势力也高于台湾一筹，加上挟“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威，可以说那时是大陆收复台湾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建国之初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然而，90年后，“华沙条约集团”崩溃，在空前压力顿然消失之后，美国立即意识到，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所以马上着手进行战略调整。1991年下半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四艘“拉斐特”护卫舰；1992年3月，以“务实外交”表现出强烈独立倾向的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1992年9月，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2年底，法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战斗机。
以上事实，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外国实力正加大力度插手台湾，台独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变化的的情况下，大陆对台策略的反应落后于现实，“只进院子，不进客厅”，没有看清台湾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95年1月，大陆提出“江八点”，把统一工作的重点逐渐往台湾民众身上倾斜，并提出与台湾领导人实质上的对等谈判建议，大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和平谈判”上，仍然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放弃幻想。96年以后，当大陆意识到“台独语言”不仅仅是李登辉陈水扁的选举语言，而且是两人的奋斗目标，大陆的政策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政治上的绥靖主义和军事上的沙文主义，从而逐渐陷于被动之势。
从1992到2004，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台独问题”的真面目了。</P>
<P> 台独之日，实际上就是美日势力对中国的宣战之时。</P>
<P> 二、台海战争的必然性</P>
<P> 过去五十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更是中国人民及全球华人无法回避、无法躲开的尖锐矛盾，跳不过这道“堤坎”，中国将 不仅不能自守，还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而越过这道“堤坎”，中华民族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蔚蓝色的世界，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中国人民必须具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和赢得胜利的信心。</P>
<P> 所以，两岸形势的未来变化将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台独问题”的特殊性质，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如果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P>
<P> “和平统一”作为一个攻心为上的口号来讲，对台独势力来讲虽是莫大笑话，但对普通台湾民众却还有正义的号召力和现实的影响力——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毁于战火？
应当说，“和平统一”策略的积极意义，有利于让大陆拥有对改变台湾现状的合法资格和主动权，有利于让许多被蒙蔽的民众看清“台独”的真面目，其对全球华人乃至全世界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台独势力的作用，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目标决不能放弃，并且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只是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下做好“非和平统一”的所有准备。</P>
<P> 三、台海战争的性质</P>
<P> 从表面来看，台海战争是中国大陆在延续了几十年内战状态下收复领土、统一国家的主权之战，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已远远超过了国界，变成了一个新兴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为了突破“遏制与封锁”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与另一个老牌超级大国的攻守之战，所以，不管台海战争在未来哪年爆发，其性质都将是一次重新划分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
但对中国来讲，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民族战争、反殖民战争和反霸权战争的因素，因此即使由中国大陆开启战端，中国也将拥有战争的正义性，站到了道义的一方。相反，美日作为干涉者和实际的殖民者，实际上已站到了侵略者非正义的位置上，而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挑起战争，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美日台必然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反对。</P>
<P> 四、台海战争的阵营</P>
<P> 台海战争的阵营问题，实际上就是网友多次讨论而最后又莫衷于是的“美国是否卷入的问题”。
其实，就像足球比赛前队员出场名单一样，从目前情况来看，台海战争中对垒双方的阵营就还是一个未知的并且是随时变化的因素。现在估计的对手，到时候随着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变成旁观者或者同盟，而现在的中立者甚至盟友亦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变化将取决于未来大陆自身力量的发展和战略措施的对错与否。</P>
<P> 最上策：大陆VS台湾</P>
<P> 与台湾单打独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最理想，这离不战而胜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许多网友甚至不敢奢望这种结局。
其实，大陆单独与台湾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不战而胜或者代价轻微，应该是统一之战的最上策，而前提是美国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对手”。实际上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形下，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迫于内外压力，完全可能不得不变换角色而充当我们的“盟友”（此种情况后面再论）。</P>
<P> 上策：大陆VS日本、台湾</P>
<P> 对于台海统一战争，不论美国反对大陆还是支持大陆，日本都是大陆必然的反对者，也是战争必然的参与者。
地理条件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日本反对中国统一，应该说与日本的民族道德无关，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原则决定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将形成中国空前发展的势头，中国的极端强大将大大剥夺日本岛国的生存空间，将令其窒息和削弱，并有可能再次重复日本长期生活在中国阴影中的历史，由此，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反对中国的统一，是一种应该预料到的正常反应。只是每个国家的反应要靠势力来实现，势力决定游戏方式，势力决定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这个准则对日本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日本在台海战争中属于后发制人的隐形力量，它卷入战争的深度视美国决心而定。
第一、如果美国全力支持台湾而不惜与大陆展开除核战争以外最大规模的战争，那日本必然倾举国之力卷入战争，不仅全力支持美军作战，甚至还会公开向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动进攻——此战关系到日本日后千年的兴衰，毕其功于一役，焉有不全力以赴之理？当然，美日就此一战，只能大大削弱中国，还不能完全扼杀这个让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邻居，所以，日本会小心翼翼控制战争的尺度，以免触动中国庞大的核武库而导致灭顶之灾。当然，在战前，日本也必然会秘密装备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并有意无意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消息，以期平衡中国的核武优势并打消中国动用核武的念头。
第二、如果美国迫于现实的压力，勉为其难的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的统一，以免自己被拖入战火兵燹，那日本就只能在背后作手脚，尽最大可能暗中破坏中国的统一，或者以自己放弃干涉而借机要求大陆作某种承诺甚至利益的让步，但无论如何，日本都只能扮演弃妇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向隅而泣。
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P>
<P> 中策：中国VS美国、台湾</P>
<P> 如果战争结果难以预料，参战的风险极为巨大，应该说日本人对参加台海战争是犹豫不决的，属于见水脱鞋的机会主义者。
前面说到，日本人参战的力度取决于美国人参战的决心，也取决于战争初期的规模大小和胜负走势。
假如美国没有坚定的意愿和中国开展大规模的长时间战争，只是为了在大陆进攻台湾时象征性的助助威，以维护自己作为盟友的面子，最多和大陆来几次空中摩擦甚至空战，而不能根本改变台海战争的最终结局，日本人也不会贸然来淌台海这汪浑水。要么担心仅凭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军力无法打败精心准备了几十年的中国，要么担心美国人可能趁势收兵后退，让日本人来挡中国人的导弹而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日本人精于算计，他们要的不是战场的壮观，而是战后的果实，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跟中国斗个两败俱伤，大伤元气，战后必然要被美国人趁机进一步压制，再也没有朝鲜战争以后那样的发展良机，也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即使中国战败日本也无法分享胜利果实，与其这样，还不如暂时坐山观虎斗，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中国输了，可利用地利之便分一杯羹，进一步削弱中国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美国输了，为对付如日中天的中国，美国佬还要来求日本，届时日本可借此机会要挟美国人一把，趁机完全从F-15的机翼下独立出来，成为和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合作者。
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日本有参战的本能驱使，也有首鼠两端的利益权衡。
同样，不让日本参加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把握好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时间，把台海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不给日本人以选择考虑之机，是打赢台海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P>
<P> 下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洪都拉斯等国）</P>
<P> 这种局面是台海战争中最坏的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这要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具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千古伟人所具有的非凡勇气、超人胆识和坚强意志。</P>
<P>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在未来战争中，美国人组织一个对付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的能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寻找盟国、建立反美阵线的能力。
未来的世界各国中，中国可能会赢得广泛的道义支持与同情，但说到盟友则几乎为零。
目前与中国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堪称盟友，但也只是在涉及印度、阿拉伯事务时，巴基斯坦才能体现出盟友的价值，而将来面对气势汹汹的美日联盟，巴基斯坦也只会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如要出兵加入战线、全力助战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何况中国老大哥专心对付美日，巴基斯坦独立面对印度，自保尚感不足，手脚焉能他顾。
本来俄罗斯也应该成为中国的盟友，中俄合力抗衡“一超”，中国如果落败衰退，俄罗斯必然无法单独面对美日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强秦灭天下而用“合纵”之妙计，六国为自救则有“连横”相抗衡，但俄罗斯这头自恃强大实则愚蠢虚弱的“北极熊”，实在无法领会中国古代智慧的精妙，贪图蝇头小利，出尔反尔，毫无国家信用，以邻为壑，空守着一堆核武器而百无一用。大锤可以砸碎刀剑，却挡不住洪水慢慢的渗透侵润、溶解吞噬，俄罗斯最终必然免不了被肢解瓜分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已经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这种又想联合又相互防备的微妙心理，正对俄罗斯实施软性进攻－－日本赢得“泰那线”就是明证。对付俄罗斯，经济的软刀子绝对胜过原子弹。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近年来频频进入国际视野，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亮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印度是作为中国的平衡器和制约力而意外“走红”的。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的翻版，美国人当年主动把手伸过太平洋，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来围堵咄咄逼人的前苏联，最后愚蠢的北极熊被拖跨了，中国对美国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随着国力的迅速崛起强大，中国还反而替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在这个时候，和中国有夙仇而且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印度，也就自然而然被美国人选中，接替了当年中国的位置。所以，不管印度是谁执政，也不管执政者持何种心态与政策，印度绝对不会是中国的盟友，“俄中印大三角”抗拒美日联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梦呓。
从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历史来看，越南好象是中国天然的盟友，但是地缘形成的历史宿怨使越南对北方邻国的戒心比对太平洋彼岸的仇敌的戒心还要大，可以这样说，越南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盟友的可能性，还不如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盟友的可能性来得大。
在未来的中美对抗中，东盟大多数国家总的来讲会站在中间立场，尽管他们并不情愿看到美国大占上风，但也不愿意中国过分强大，中美力量在亚洲达到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其实最符合这些小国家的利益。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韩国尽管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愿望，但鉴于巨大的风险和战争损耗，所以韩国必然是一个绝对的中立者，
台海战争毕竟是以海空军为主，使用陆军数量有限，横渡海峡，30 万PLA足够了，另外，再摆30万在中朝边境，以作应变准备。中美开战后，即使美军支持，韩国也不可能向北方发动进攻，而中国又必定会用一切手段让金正日稍安勿动。以今天的美军海空力量，金正日即使有能力打过了38线，也没能力再回得来，只要他再发动一次“南北战争”，他那泥足政权便要应声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只敢守在门口充英雄，以他那精明务实而又色厉内荏的作风来看，他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当观众。
朝鲜是中国的一枚棋子，但却是一枚不太听话的棋子，其作用有利有弊，在未来的战争中朝鲜的举动难以估计。有的网友担心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时，金氏王朝有可能投靠美国，对中国反戈一击，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政权的承认，但是金正日及后来的金氏继承人都应明白，美国毕竟是现代民主国家，商品的获利是美国富有的基础，而商品流通必须依赖于市场的开放，所以现代国家跟“家天下”的封建集权终究是水火不相容，即使美国暂时接受朝鲜“投诚”，待价值榨取完成，也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萨达姆，皮诺切特，诺列加等等，无一不是如此。</P>
<P> 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悲观。
过去的盟友将会变成未来的敌人，而过去的敌人也会转化为未来的朋友，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在美国控制全球的巨大压力下，貌似“铁板一块”的北约终于分崩离析，法德两国由过去替霸权为虎作伥的附庸者变成了今天霸权的反对者和制约者。尤其是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对美国军事和文化扩张充满戒心，一直扮演着北约中桀骜不逊的“另类”角色，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面，法国别具热情地为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贸往来积极努力，为解除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八方呼吁。法国这番热心，并不是心血来潮对中国青眼有加，而是法国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对建立“多极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中国有助于遏制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可以制约美国军事力量和商业文化力量对全世界多元文化的侵蚀、冲击和破坏。
所以，中国未来的盟友或潜在盟友极有可能是遥远的法国、德国甚至欧洲。
将来，即使法德不可能为中国出兵跟美国兵戎相见，但有法德甚至欧盟在世界范围和联合国内的牵制，中国不会在战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因此，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战争中放开手脚，有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最后选择，就是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
</P>
<P> （作者：倚天立）</P>
<P>
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及所有海内外华人来讲，台湾问题今天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成为了中国为发展强大而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障碍。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所有热爱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中国人及海内外华人的参与，尤其需要当前的中国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本篇文章从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角度，尝试着探讨未来大陆用军事力量来统一台湾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并且提出一些军事 、政治和文化上相应的对策，其中，特别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这一论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大网友虽处江湖之远，但爱国之心,拳拳尤在，我们在四面八方，都可以通过网络汇集到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为之“立言”，为之“献计”，甚至为之牺牲。
这篇帖子最先发表于“子陵军事论坛”，在不断写作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点击率较高（累计点击率过2万），许多网友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建议，并在跟贴里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讨论。最后，作者将全篇进行整理，重发于此，让更多对“台独”问题了解不多的中国人来看到这篇文章（包括我们的敌人），权且作为一次战争的“熏陶”和“演练”。
中国必将能克服自己的困难，必将能繁荣强大，必将能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必将能象喷薄而出的朝日一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P>
<P> 作者在此申明：只有作者对本文才拥有版权，只允许网友在网络上转载使用，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以文字形式出版，否则作者将有权追究盗用版权者的法律责任。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P> 下篇：战略篇
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台独”问题的实质
第二章、台海战争的必然性
第三章、台海战争的性质
第四章、台海战争的阵营
最上策：大陆VS台湾
上 策：大陆VS日本、台湾
中 策：中国VS美国、台湾
下 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澳和洪都拉斯等国）
第五章、台海战争的极端武器
第六章、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
第七章、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
第一节 统一台湾，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节 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第三节 统一台湾的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帮手
第八章、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一节 “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第二节 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三节 “以战争赢得战争”必备的物质基础
第四节 “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具有极大可能
第九章、台海战争的时机
第一节 在战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资格选择开战的时机
第二节 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第三节 如何应对2008年
第四节 直面战争
第五节 战争的最佳时机
第十章、台海战争的假想场面
第一节 大陆VS台湾
●在随时存在外来干涉可能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必须速战速决
●台湾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节 大陆VS美国、台湾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
●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以“车轮战”战术重创或消灭美军先期到来的1-2个航母舰队
●用持久战和消耗战来抗拒美军6-8个航母特混舰队
●如果美日攻击大陆本土，可选择核手段来摧毁敌人</P>
<P>
前 言</P>
<P>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日来说，未来的台海战争将是一场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战，透过中、美、日、台目前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的种种迹象，我们已经听到了那隐隐的战鼓之声。
作为未来战争中相对较弱小的一方，中国必须要放眼于台海之外，从全球国际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必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大国角逐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就会在战争出现出乎我们意料的变化——如：战争范围扩大、战争规模升级、参战国增多、战争时间延长、国际谴责制裁强度增加等——之时，战争意志不坚定，犹豫不定，决心不足，考虑不周，届时惊惶失措，应对错误，从而导致输掉整场战争。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台海一战，中国不仅要考虑与美日的关系，还要考虑与印度、东盟各国、韩国、朝鲜、俄罗斯、中东中亚各国乃至全球的利益关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海战争绝对是一场影响世界范围的“准世界大战”。战争之后，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将完全为之改变。</P>
<P> 第一章 “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有个网友提出过一个“天才”的问题：假如台湾是一艘能开动的航空母舰，美国会让它离开中国开到美国去吗？
现实的回答是：“No”。
这艘航空母舰只有在大陆身边才能发挥军舰的作用，美国对“船员”没兴趣，他只对“军舰”感兴趣，并且对这艘“军舰在什么位置”最感兴趣。否则，位于非洲大陆旁边的马达加斯加比台湾大多少倍，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关注那里的“民主”。
而等到中国问题“解决”了，印度又足够强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斯里兰卡同样会成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台独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台独”分子以“民族感情”、“民主体制”为幌子，拒绝与大陆统一的问题，而实际上，是美日等敌对势力在台湾培植代表，诱使部分台湾民众拒绝统一，分裂祖国，以此来达到封锁中国、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战略目的，所以，台湾问题不是所谓“台湾要求独立”的问题，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的问题。
美日及其走卒并非真正以台湾利益为最高目的，他们只是向利用台湾来充当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的“桥头堡”，以达到六个战略目标：
1、利用台湾特的殊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来损害和牵制大陆，迫使其不得不分散使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
2、利用台湾遏制封锁大陆，减缓大陆的的发展速度，挤压大陆的海洋生存空间；
3、即使台独失败，迫使大陆在统一战争中将台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打得支离破碎，也符合美日的战略利益，这毕竟打烂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只“发动机”，这将迟滞大陆的发展步伐；
4、挑动两岸相斗，加深民众仇恨，即使台独失败，也将为日后大陆对台湾的统治设置“绊脚石”，同时也为美日今后的暗中插手预埋火种、留下空间；
5、台湾倘若侥幸独立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如藏独、疆独等）的发展，将造成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之中，而最终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下，有可能完全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6、利用两岸对立，从中渔利，一边从大陆换取许多方面的妥协让步，一边从台湾大赚军火美元，云翻雨覆，游刃有余。
所以，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内简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最好的证据就是李登辉的“七国论”，而美国国防部５月底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就更加明白无误的暴露了美国充当祸首、挑动两岸自相残杀的的战略意图。 </P>
<P> 对台独问题实质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指导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年的统一工作中，我们正是没有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本质，政策出现一些失误，才导致大陆对台湾的工作一步步陷于被动，才导致“台独”日益坐大、猖獗，以至于到今天这种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80年代初及其前后，由于前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对美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美日对台湾问题的插手不甚明显（那时的“台独”主要性质还是台湾的地区民族矛盾），同时也因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还掌握台湾岛内大局，所以，那时的对台政策主要是以“和统”为主，主要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为主，不管是81年的“叶九条”还是83年的“邓六条”，都体现了当时大陆政府对台湾政府的真诚意愿。
实际上在80年代，特别是84年之后，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超越台湾，即使是空军，因为歼-7、歼-8的服役，势力也高于台湾一筹，加上挟“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威，可以说那时是大陆收复台湾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建国之初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然而，90年后，“华沙条约集团”崩溃，在空前压力顿然消失之后，美国立即意识到，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所以马上着手进行战略调整。1991年下半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四艘“拉斐特”护卫舰；1992年3月，以“务实外交”表现出强烈独立倾向的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1992年9月，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2年底，法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战斗机。
以上事实，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外国实力正加大力度插手台湾，台独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变化的的情况下，大陆对台策略的反应落后于现实，“只进院子，不进客厅”，没有看清台湾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95年1月，大陆提出“江八点”，把统一工作的重点逐渐往台湾民众身上倾斜，并提出与台湾领导人实质上的对等谈判建议，大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和平谈判”上，仍然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放弃幻想。96年以后，当大陆意识到“台独语言”不仅仅是李登辉陈水扁的选举语言，而且是两人的奋斗目标，大陆的政策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政治上的绥靖主义和军事上的沙文主义，从而逐渐陷于被动之势。
从1992到2004，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台独问题”的真面目了。</P>
<P> 台独之日，实际上就是美日势力对中国的宣战之时。</P>
<P> 二、台海战争的必然性</P>
<P> 过去五十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更是中国人民及全球华人无法回避、无法躲开的尖锐矛盾，跳不过这道“堤坎”，中国将 不仅不能自守，还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而越过这道“堤坎”，中华民族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蔚蓝色的世界，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中国人民必须具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和赢得胜利的信心。</P>
<P> 所以，两岸形势的未来变化将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台独问题”的特殊性质，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如果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P>
<P> “和平统一”作为一个攻心为上的口号来讲，对台独势力来讲虽是莫大笑话，但对普通台湾民众却还有正义的号召力和现实的影响力——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毁于战火？
应当说，“和平统一”策略的积极意义，有利于让大陆拥有对改变台湾现状的合法资格和主动权，有利于让许多被蒙蔽的民众看清“台独”的真面目，其对全球华人乃至全世界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台独势力的作用，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目标决不能放弃，并且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只是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下做好“非和平统一”的所有准备。</P>
<P> 三、台海战争的性质</P>
<P> 从表面来看，台海战争是中国大陆在延续了几十年内战状态下收复领土、统一国家的主权之战，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已远远超过了国界，变成了一个新兴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为了突破“遏制与封锁”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与另一个老牌超级大国的攻守之战，所以，不管台海战争在未来哪年爆发，其性质都将是一次重新划分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
但对中国来讲，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民族战争、反殖民战争和反霸权战争的因素，因此即使由中国大陆开启战端，中国也将拥有战争的正义性，站到了道义的一方。相反，美日作为干涉者和实际的殖民者，实际上已站到了侵略者非正义的位置上，而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挑起战争，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美日台必然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反对。</P>
<P> 四、台海战争的阵营</P>
<P> 台海战争的阵营问题，实际上就是网友多次讨论而最后又莫衷于是的“美国是否卷入的问题”。
其实，就像足球比赛前队员出场名单一样，从目前情况来看，台海战争中对垒双方的阵营就还是一个未知的并且是随时变化的因素。现在估计的对手，到时候随着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变成旁观者或者同盟，而现在的中立者甚至盟友亦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变化将取决于未来大陆自身力量的发展和战略措施的对错与否。</P>
<P> 最上策：大陆VS台湾</P>
<P> 与台湾单打独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最理想，这离不战而胜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许多网友甚至不敢奢望这种结局。
其实，大陆单独与台湾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不战而胜或者代价轻微，应该是统一之战的最上策，而前提是美国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对手”。实际上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形下，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迫于内外压力，完全可能不得不变换角色而充当我们的“盟友”（此种情况后面再论）。</P>
<P> 上策：大陆VS日本、台湾</P>
<P> 对于台海统一战争，不论美国反对大陆还是支持大陆，日本都是大陆必然的反对者，也是战争必然的参与者。
地理条件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日本反对中国统一，应该说与日本的民族道德无关，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原则决定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将形成中国空前发展的势头，中国的极端强大将大大剥夺日本岛国的生存空间，将令其窒息和削弱，并有可能再次重复日本长期生活在中国阴影中的历史，由此，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反对中国的统一，是一种应该预料到的正常反应。只是每个国家的反应要靠势力来实现，势力决定游戏方式，势力决定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这个准则对日本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日本在台海战争中属于后发制人的隐形力量，它卷入战争的深度视美国决心而定。
第一、如果美国全力支持台湾而不惜与大陆展开除核战争以外最大规模的战争，那日本必然倾举国之力卷入战争，不仅全力支持美军作战，甚至还会公开向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动进攻——此战关系到日本日后千年的兴衰，毕其功于一役，焉有不全力以赴之理？当然，美日就此一战，只能大大削弱中国，还不能完全扼杀这个让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邻居，所以，日本会小心翼翼控制战争的尺度，以免触动中国庞大的核武库而导致灭顶之灾。当然，在战前，日本也必然会秘密装备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并有意无意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消息，以期平衡中国的核武优势并打消中国动用核武的念头。
第二、如果美国迫于现实的压力，勉为其难的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的统一，以免自己被拖入战火兵燹，那日本就只能在背后作手脚，尽最大可能暗中破坏中国的统一，或者以自己放弃干涉而借机要求大陆作某种承诺甚至利益的让步，但无论如何，日本都只能扮演弃妇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向隅而泣。
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P>
<P> 中策：中国VS美国、台湾</P>
<P> 如果战争结果难以预料，参战的风险极为巨大，应该说日本人对参加台海战争是犹豫不决的，属于见水脱鞋的机会主义者。
前面说到，日本人参战的力度取决于美国人参战的决心，也取决于战争初期的规模大小和胜负走势。
假如美国没有坚定的意愿和中国开展大规模的长时间战争，只是为了在大陆进攻台湾时象征性的助助威，以维护自己作为盟友的面子，最多和大陆来几次空中摩擦甚至空战，而不能根本改变台海战争的最终结局，日本人也不会贸然来淌台海这汪浑水。要么担心仅凭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军力无法打败精心准备了几十年的中国，要么担心美国人可能趁势收兵后退，让日本人来挡中国人的导弹而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日本人精于算计，他们要的不是战场的壮观，而是战后的果实，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跟中国斗个两败俱伤，大伤元气，战后必然要被美国人趁机进一步压制，再也没有朝鲜战争以后那样的发展良机，也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即使中国战败日本也无法分享胜利果实，与其这样，还不如暂时坐山观虎斗，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中国输了，可利用地利之便分一杯羹，进一步削弱中国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美国输了，为对付如日中天的中国，美国佬还要来求日本，届时日本可借此机会要挟美国人一把，趁机完全从F-15的机翼下独立出来，成为和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合作者。
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日本有参战的本能驱使，也有首鼠两端的利益权衡。
同样，不让日本参加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把握好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时间，把台海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不给日本人以选择考虑之机，是打赢台海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P>
<P> 下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洪都拉斯等国）</P>
<P> 这种局面是台海战争中最坏的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这要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具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千古伟人所具有的非凡勇气、超人胆识和坚强意志。</P>
<P>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在未来战争中，美国人组织一个对付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的能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寻找盟国、建立反美阵线的能力。
未来的世界各国中，中国可能会赢得广泛的道义支持与同情，但说到盟友则几乎为零。
目前与中国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堪称盟友，但也只是在涉及印度、阿拉伯事务时，巴基斯坦才能体现出盟友的价值，而将来面对气势汹汹的美日联盟，巴基斯坦也只会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如要出兵加入战线、全力助战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何况中国老大哥专心对付美日，巴基斯坦独立面对印度，自保尚感不足，手脚焉能他顾。
本来俄罗斯也应该成为中国的盟友，中俄合力抗衡“一超”，中国如果落败衰退，俄罗斯必然无法单独面对美日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强秦灭天下而用“合纵”之妙计，六国为自救则有“连横”相抗衡，但俄罗斯这头自恃强大实则愚蠢虚弱的“北极熊”，实在无法领会中国古代智慧的精妙，贪图蝇头小利，出尔反尔，毫无国家信用，以邻为壑，空守着一堆核武器而百无一用。大锤可以砸碎刀剑，却挡不住洪水慢慢的渗透侵润、溶解吞噬，俄罗斯最终必然免不了被肢解瓜分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已经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这种又想联合又相互防备的微妙心理，正对俄罗斯实施软性进攻－－日本赢得“泰那线”就是明证。对付俄罗斯，经济的软刀子绝对胜过原子弹。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近年来频频进入国际视野，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亮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印度是作为中国的平衡器和制约力而意外“走红”的。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的翻版，美国人当年主动把手伸过太平洋，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来围堵咄咄逼人的前苏联，最后愚蠢的北极熊被拖跨了，中国对美国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随着国力的迅速崛起强大，中国还反而替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在这个时候，和中国有夙仇而且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印度，也就自然而然被美国人选中，接替了当年中国的位置。所以，不管印度是谁执政，也不管执政者持何种心态与政策，印度绝对不会是中国的盟友，“俄中印大三角”抗拒美日联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梦呓。
从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历史来看，越南好象是中国天然的盟友，但是地缘形成的历史宿怨使越南对北方邻国的戒心比对太平洋彼岸的仇敌的戒心还要大，可以这样说，越南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盟友的可能性，还不如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盟友的可能性来得大。
在未来的中美对抗中，东盟大多数国家总的来讲会站在中间立场，尽管他们并不情愿看到美国大占上风，但也不愿意中国过分强大，中美力量在亚洲达到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其实最符合这些小国家的利益。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韩国尽管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愿望，但鉴于巨大的风险和战争损耗，所以韩国必然是一个绝对的中立者，
台海战争毕竟是以海空军为主，使用陆军数量有限，横渡海峡，30 万PLA足够了，另外，再摆30万在中朝边境，以作应变准备。中美开战后，即使美军支持，韩国也不可能向北方发动进攻，而中国又必定会用一切手段让金正日稍安勿动。以今天的美军海空力量，金正日即使有能力打过了38线，也没能力再回得来，只要他再发动一次“南北战争”，他那泥足政权便要应声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只敢守在门口充英雄，以他那精明务实而又色厉内荏的作风来看，他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当观众。
朝鲜是中国的一枚棋子，但却是一枚不太听话的棋子，其作用有利有弊，在未来的战争中朝鲜的举动难以估计。有的网友担心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时，金氏王朝有可能投靠美国，对中国反戈一击，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政权的承认，但是金正日及后来的金氏继承人都应明白，美国毕竟是现代民主国家，商品的获利是美国富有的基础，而商品流通必须依赖于市场的开放，所以现代国家跟“家天下”的封建集权终究是水火不相容，即使美国暂时接受朝鲜“投诚”，待价值榨取完成，也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萨达姆，皮诺切特，诺列加等等，无一不是如此。</P>
<P> 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悲观。
过去的盟友将会变成未来的敌人，而过去的敌人也会转化为未来的朋友，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在美国控制全球的巨大压力下，貌似“铁板一块”的北约终于分崩离析，法德两国由过去替霸权为虎作伥的附庸者变成了今天霸权的反对者和制约者。尤其是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对美国军事和文化扩张充满戒心，一直扮演着北约中桀骜不逊的“另类”角色，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面，法国别具热情地为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贸往来积极努力，为解除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八方呼吁。法国这番热心，并不是心血来潮对中国青眼有加，而是法国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对建立“多极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中国有助于遏制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可以制约美国军事力量和商业文化力量对全世界多元文化的侵蚀、冲击和破坏。
所以，中国未来的盟友或潜在盟友极有可能是遥远的法国、德国甚至欧洲。
将来，即使法德不可能为中国出兵跟美国兵戎相见，但有法德甚至欧盟在世界范围和联合国内的牵制，中国不会在战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因此，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战争中放开手脚，有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最后选择，就是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
</P>中国，如何打赢台海战争？
<P> （作者：倚天立）</P>
<P>
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及所有海内外华人来讲，台湾问题今天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成为了中国为发展强大而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障碍。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所有热爱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中国人及海内外华人的参与，尤其需要当前的中国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本篇文章从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角度，尝试着探讨未来大陆用军事力量来统一台湾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并且提出一些军事 、政治和文化上相应的对策，其中，特别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这一论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大网友虽处江湖之远，但爱国之心,拳拳尤在，我们在四面八方，都可以通过网络汇集到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为之“立言”，为之“献计”，甚至为之牺牲。
这篇帖子最先发表于“子陵军事论坛”，在不断写作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点击率较高（累计点击率过2万），许多网友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建议，并在跟贴里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讨论。最后，作者将全篇进行整理，重发于此，让更多对“台独”问题了解不多的中国人来看到这篇文章（包括我们的敌人），权且作为一次战争的“熏陶”和“演练”。
中国必将能克服自己的困难，必将能繁荣强大，必将能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必将能象喷薄而出的朝日一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P>
<P> 作者在此申明：只有作者对本文才拥有版权，只允许网友在网络上转载使用，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以文字形式出版，否则作者将有权追究盗用版权者的法律责任。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P> 下篇：战略篇
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
</P>
<P> 上篇：军事篇
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P>
<P>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台独”问题的实质
第二章、台海战争的必然性
第三章、台海战争的性质
第四章、台海战争的阵营
最上策：大陆VS台湾
上 策：大陆VS日本、台湾
中 策：中国VS美国、台湾
下 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澳和洪都拉斯等国）
第五章、台海战争的极端武器
第六章、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
第七章、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
第一节 统一台湾，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节 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第三节 统一台湾的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帮手
第八章、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一节 “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第二节 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第三节 “以战争赢得战争”必备的物质基础
第四节 “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具有极大可能
第九章、台海战争的时机
第一节 在战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资格选择开战的时机
第二节 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第三节 如何应对2008年
第四节 直面战争
第五节 战争的最佳时机
第十章、台海战争的假想场面
第一节 大陆VS台湾
●在随时存在外来干涉可能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必须速战速决
●台湾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节 大陆VS美国、台湾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
●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以“车轮战”战术重创或消灭美军先期到来的1-2个航母舰队
●用持久战和消耗战来抗拒美军6-8个航母特混舰队
●如果美日攻击大陆本土，可选择核手段来摧毁敌人</P>
<P>
前 言</P>
<P>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日来说，未来的台海战争将是一场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战，透过中、美、日、台目前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的种种迹象，我们已经听到了那隐隐的战鼓之声。
作为未来战争中相对较弱小的一方，中国必须要放眼于台海之外，从全球国际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必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大国角逐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就会在战争出现出乎我们意料的变化——如：战争范围扩大、战争规模升级、参战国增多、战争时间延长、国际谴责制裁强度增加等——之时，战争意志不坚定，犹豫不定，决心不足，考虑不周，届时惊惶失措，应对错误，从而导致输掉整场战争。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台海一战，中国不仅要考虑与美日的关系，还要考虑与印度、东盟各国、韩国、朝鲜、俄罗斯、中东中亚各国乃至全球的利益关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台海战争绝对是一场影响世界范围的“准世界大战”。战争之后，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将完全为之改变。</P>
<P> 第一章 “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有个网友提出过一个“天才”的问题：假如台湾是一艘能开动的航空母舰，美国会让它离开中国开到美国去吗？
现实的回答是：“No”。
这艘航空母舰只有在大陆身边才能发挥军舰的作用，美国对“船员”没兴趣，他只对“军舰”感兴趣，并且对这艘“军舰在什么位置”最感兴趣。否则，位于非洲大陆旁边的马达加斯加比台湾大多少倍，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关注那里的“民主”。
而等到中国问题“解决”了，印度又足够强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斯里兰卡同样会成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台独”问题的实质。</P>
<P> 台独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台独”分子以“民族感情”、“民主体制”为幌子，拒绝与大陆统一的问题，而实际上，是美日等敌对势力在台湾培植代表，诱使部分台湾民众拒绝统一，分裂祖国，以此来达到封锁中国、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战略目的，所以，台湾问题不是所谓“台湾要求独立”的问题，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的问题。
美日及其走卒并非真正以台湾利益为最高目的，他们只是向利用台湾来充当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的“桥头堡”，以达到六个战略目标：
1、利用台湾特的殊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来损害和牵制大陆，迫使其不得不分散使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
2、利用台湾遏制封锁大陆，减缓大陆的的发展速度，挤压大陆的海洋生存空间；
3、即使台独失败，迫使大陆在统一战争中将台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打得支离破碎，也符合美日的战略利益，这毕竟打烂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只“发动机”，这将迟滞大陆的发展步伐；
4、挑动两岸相斗，加深民众仇恨，即使台独失败，也将为日后大陆对台湾的统治设置“绊脚石”，同时也为美日今后的暗中插手预埋火种、留下空间；
5、台湾倘若侥幸独立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如藏独、疆独等）的发展，将造成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之中，而最终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下，有可能完全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6、利用两岸对立，从中渔利，一边从大陆换取许多方面的妥协让步，一边从台湾大赚军火美元，云翻雨覆，游刃有余。
所以，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内简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而是国外敌对势力以此对全中国人民的进攻、掠夺和瓜分，最好的证据就是李登辉的“七国论”，而美国国防部５月底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就更加明白无误的暴露了美国充当祸首、挑动两岸自相残杀的的战略意图。 </P>
<P> 对台独问题实质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指导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年的统一工作中，我们正是没有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本质，政策出现一些失误，才导致大陆对台湾的工作一步步陷于被动，才导致“台独”日益坐大、猖獗，以至于到今天这种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80年代初及其前后，由于前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对美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美日对台湾问题的插手不甚明显（那时的“台独”主要性质还是台湾的地区民族矛盾），同时也因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还掌握台湾岛内大局，所以，那时的对台政策主要是以“和统”为主，主要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为主，不管是81年的“叶九条”还是83年的“邓六条”，都体现了当时大陆政府对台湾政府的真诚意愿。
实际上在80年代，特别是84年之后，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超越台湾，即使是空军，因为歼-7、歼-8的服役，势力也高于台湾一筹，加上挟“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威，可以说那时是大陆收复台湾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建国之初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然而，90年后，“华沙条约集团”崩溃，在空前压力顿然消失之后，美国立即意识到，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所以马上着手进行战略调整。1991年下半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四艘“拉斐特”护卫舰；1992年3月，以“务实外交”表现出强烈独立倾向的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1992年9月，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2年底，法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战斗机。
以上事实，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外国实力正加大力度插手台湾，台独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变化的的情况下，大陆对台策略的反应落后于现实，“只进院子，不进客厅”，没有看清台湾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95年1月，大陆提出“江八点”，把统一工作的重点逐渐往台湾民众身上倾斜，并提出与台湾领导人实质上的对等谈判建议，大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和平谈判”上，仍然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放弃幻想。96年以后，当大陆意识到“台独语言”不仅仅是李登辉陈水扁的选举语言，而且是两人的奋斗目标，大陆的政策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政治上的绥靖主义和军事上的沙文主义，从而逐渐陷于被动之势。
从1992到2004，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台独问题”的真面目了。</P>
<P> 台独之日，实际上就是美日势力对中国的宣战之时。</P>
<P> 二、台海战争的必然性</P>
<P> 过去五十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更是中国人民及全球华人无法回避、无法躲开的尖锐矛盾，跳不过这道“堤坎”，中国将 不仅不能自守，还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而越过这道“堤坎”，中华民族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蔚蓝色的世界，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中国人民必须具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和赢得胜利的信心。</P>
<P> 所以，两岸形势的未来变化将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台独问题”的特殊性质，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
由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如果两岸之间将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海必有一战！</P>
<P> “和平统一”作为一个攻心为上的口号来讲，对台独势力来讲虽是莫大笑话，但对普通台湾民众却还有正义的号召力和现实的影响力——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毁于战火？
应当说，“和平统一”策略的积极意义，有利于让大陆拥有对改变台湾现状的合法资格和主动权，有利于让许多被蒙蔽的民众看清“台独”的真面目，其对全球华人乃至全世界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台独势力的作用，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目标决不能放弃，并且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只是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下做好“非和平统一”的所有准备。</P>
<P> 三、台海战争的性质</P>
<P> 从表面来看，台海战争是中国大陆在延续了几十年内战状态下收复领土、统一国家的主权之战，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已远远超过了国界，变成了一个新兴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为了突破“遏制与封锁”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与另一个老牌超级大国的攻守之战，所以，不管台海战争在未来哪年爆发，其性质都将是一次重新划分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
但对中国来讲，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民族战争、反殖民战争和反霸权战争的因素，因此即使由中国大陆开启战端，中国也将拥有战争的正义性，站到了道义的一方。相反，美日作为干涉者和实际的殖民者，实际上已站到了侵略者非正义的位置上，而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挑起战争，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美日台必然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反对。</P>
<P> 四、台海战争的阵营</P>
<P> 台海战争的阵营问题，实际上就是网友多次讨论而最后又莫衷于是的“美国是否卷入的问题”。
其实，就像足球比赛前队员出场名单一样，从目前情况来看，台海战争中对垒双方的阵营就还是一个未知的并且是随时变化的因素。现在估计的对手，到时候随着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变成旁观者或者同盟，而现在的中立者甚至盟友亦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变化将取决于未来大陆自身力量的发展和战略措施的对错与否。</P>
<P> 最上策：大陆VS台湾</P>
<P> 与台湾单打独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最理想，这离不战而胜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许多网友甚至不敢奢望这种结局。
其实，大陆单独与台湾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不战而胜或者代价轻微，应该是统一之战的最上策，而前提是美国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对手”。实际上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形下，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迫于内外压力，完全可能不得不变换角色而充当我们的“盟友”（此种情况后面再论）。</P>
<P> 上策：大陆VS日本、台湾</P>
<P> 对于台海统一战争，不论美国反对大陆还是支持大陆，日本都是大陆必然的反对者，也是战争必然的参与者。
地理条件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日本反对中国统一，应该说与日本的民族道德无关，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原则决定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将形成中国空前发展的势头，中国的极端强大将大大剥夺日本岛国的生存空间，将令其窒息和削弱，并有可能再次重复日本长期生活在中国阴影中的历史，由此，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反对中国的统一，是一种应该预料到的正常反应。只是每个国家的反应要靠势力来实现，势力决定游戏方式，势力决定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这个准则对日本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日本在台海战争中属于后发制人的隐形力量，它卷入战争的深度视美国决心而定。
第一、如果美国全力支持台湾而不惜与大陆展开除核战争以外最大规模的战争，那日本必然倾举国之力卷入战争，不仅全力支持美军作战，甚至还会公开向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动进攻——此战关系到日本日后千年的兴衰，毕其功于一役，焉有不全力以赴之理？当然，美日就此一战，只能大大削弱中国，还不能完全扼杀这个让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邻居，所以，日本会小心翼翼控制战争的尺度，以免触动中国庞大的核武库而导致灭顶之灾。当然，在战前，日本也必然会秘密装备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并有意无意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消息，以期平衡中国的核武优势并打消中国动用核武的念头。
第二、如果美国迫于现实的压力，勉为其难的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的统一，以免自己被拖入战火兵燹，那日本就只能在背后作手脚，尽最大可能暗中破坏中国的统一，或者以自己放弃干涉而借机要求大陆作某种承诺甚至利益的让步，但无论如何，日本都只能扮演弃妇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向隅而泣。
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P>
<P> 中策：中国VS美国、台湾</P>
<P> 如果战争结果难以预料，参战的风险极为巨大，应该说日本人对参加台海战争是犹豫不决的，属于见水脱鞋的机会主义者。
前面说到，日本人参战的力度取决于美国人参战的决心，也取决于战争初期的规模大小和胜负走势。
假如美国没有坚定的意愿和中国开展大规模的长时间战争，只是为了在大陆进攻台湾时象征性的助助威，以维护自己作为盟友的面子，最多和大陆来几次空中摩擦甚至空战，而不能根本改变台海战争的最终结局，日本人也不会贸然来淌台海这汪浑水。要么担心仅凭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军力无法打败精心准备了几十年的中国，要么担心美国人可能趁势收兵后退，让日本人来挡中国人的导弹而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日本人精于算计，他们要的不是战场的壮观，而是战后的果实，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跟中国斗个两败俱伤，大伤元气，战后必然要被美国人趁机进一步压制，再也没有朝鲜战争以后那样的发展良机，也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即使中国战败日本也无法分享胜利果实，与其这样，还不如暂时坐山观虎斗，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中国输了，可利用地利之便分一杯羹，进一步削弱中国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美国输了，为对付如日中天的中国，美国佬还要来求日本，届时日本可借此机会要挟美国人一把，趁机完全从F-15的机翼下独立出来，成为和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合作者。
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日本有参战的本能驱使，也有首鼠两端的利益权衡。
同样，不让日本参加战争，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把握好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时间，把台海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不给日本人以选择考虑之机，是打赢台海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P>
<P> 下策：中国VS美日台（甚至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洪都拉斯等国）</P>
<P> 这种局面是台海战争中最坏的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这要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具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千古伟人所具有的非凡勇气、超人胆识和坚强意志。</P>
<P>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在未来战争中，美国人组织一个对付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的能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寻找盟国、建立反美阵线的能力。
未来的世界各国中，中国可能会赢得广泛的道义支持与同情，但说到盟友则几乎为零。
目前与中国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堪称盟友，但也只是在涉及印度、阿拉伯事务时，巴基斯坦才能体现出盟友的价值，而将来面对气势汹汹的美日联盟，巴基斯坦也只会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如要出兵加入战线、全力助战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何况中国老大哥专心对付美日，巴基斯坦独立面对印度，自保尚感不足，手脚焉能他顾。
本来俄罗斯也应该成为中国的盟友，中俄合力抗衡“一超”，中国如果落败衰退，俄罗斯必然无法单独面对美日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强秦灭天下而用“合纵”之妙计，六国为自救则有“连横”相抗衡，但俄罗斯这头自恃强大实则愚蠢虚弱的“北极熊”，实在无法领会中国古代智慧的精妙，贪图蝇头小利，出尔反尔，毫无国家信用，以邻为壑，空守着一堆核武器而百无一用。大锤可以砸碎刀剑，却挡不住洪水慢慢的渗透侵润、溶解吞噬，俄罗斯最终必然免不了被肢解瓜分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已经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这种又想联合又相互防备的微妙心理，正对俄罗斯实施软性进攻－－日本赢得“泰那线”就是明证。对付俄罗斯，经济的软刀子绝对胜过原子弹。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近年来频频进入国际视野，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亮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印度是作为中国的平衡器和制约力而意外“走红”的。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的翻版，美国人当年主动把手伸过太平洋，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来围堵咄咄逼人的前苏联，最后愚蠢的北极熊被拖跨了，中国对美国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随着国力的迅速崛起强大，中国还反而替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在这个时候，和中国有夙仇而且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印度，也就自然而然被美国人选中，接替了当年中国的位置。所以，不管印度是谁执政，也不管执政者持何种心态与政策，印度绝对不会是中国的盟友，“俄中印大三角”抗拒美日联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梦呓。
从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历史来看，越南好象是中国天然的盟友，但是地缘形成的历史宿怨使越南对北方邻国的戒心比对太平洋彼岸的仇敌的戒心还要大，可以这样说，越南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盟友的可能性，还不如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盟友的可能性来得大。
在未来的中美对抗中，东盟大多数国家总的来讲会站在中间立场，尽管他们并不情愿看到美国大占上风，但也不愿意中国过分强大，中美力量在亚洲达到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其实最符合这些小国家的利益。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韩国尽管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愿望，但鉴于巨大的风险和战争损耗，所以韩国必然是一个绝对的中立者，
台海战争毕竟是以海空军为主，使用陆军数量有限，横渡海峡，30 万PLA足够了，另外，再摆30万在中朝边境，以作应变准备。中美开战后，即使美军支持，韩国也不可能向北方发动进攻，而中国又必定会用一切手段让金正日稍安勿动。以今天的美军海空力量，金正日即使有能力打过了38线，也没能力再回得来，只要他再发动一次“南北战争”，他那泥足政权便要应声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只敢守在门口充英雄，以他那精明务实而又色厉内荏的作风来看，他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当观众。
朝鲜是中国的一枚棋子，但却是一枚不太听话的棋子，其作用有利有弊，在未来的战争中朝鲜的举动难以估计。有的网友担心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时，金氏王朝有可能投靠美国，对中国反戈一击，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政权的承认，但是金正日及后来的金氏继承人都应明白，美国毕竟是现代民主国家，商品的获利是美国富有的基础，而商品流通必须依赖于市场的开放，所以现代国家跟“家天下”的封建集权终究是水火不相容，即使美国暂时接受朝鲜“投诚”，待价值榨取完成，也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萨达姆，皮诺切特，诺列加等等，无一不是如此。</P>
<P> 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悲观。
过去的盟友将会变成未来的敌人，而过去的敌人也会转化为未来的朋友，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在美国控制全球的巨大压力下，貌似“铁板一块”的北约终于分崩离析，法德两国由过去替霸权为虎作伥的附庸者变成了今天霸权的反对者和制约者。尤其是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对美国军事和文化扩张充满戒心，一直扮演着北约中桀骜不逊的“另类”角色，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面，法国别具热情地为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贸往来积极努力，为解除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八方呼吁。法国这番热心，并不是心血来潮对中国青眼有加，而是法国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对建立“多极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中国有助于遏制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可以制约美国军事力量和商业文化力量对全世界多元文化的侵蚀、冲击和破坏。
所以，中国未来的盟友或潜在盟友极有可能是遥远的法国、德国甚至欧洲。
将来，即使法德不可能为中国出兵跟美国兵戎相见，但有法德甚至欧盟在世界范围和联合国内的牵制，中国不会在战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因此，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战争中放开手脚，有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最后选择，就是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
</P>
五、台海战争的极端武器<P> 在强敌压境、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下，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会自然想到那锁在重重机关后面的“死亡之神”。
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是中国战胜最强大敌人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P><P> 中国的战争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拓展在西太平洋的生存空间，这虽然剥夺了美国的利益，但也只是美国在亚州的局部利益（何况这部分利益本身就是美国人强占的)，并不会威胁到美国在地球上的利益乃至生存。美国如果放弃战争，美国和中国必然会在亚洲利益的分配上达成平衡，也必然会得到中国在许多利益方面的让步和补偿；而美国输掉战争，也只是失去了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局部利益，其全球利益同样没有受到威胁。
当然，战败失去的肯定比谈判得到的要多得多。
反过来说，谈判得到的，也肯定比战败失去的要多得多。
但对中国来说，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失去台湾，还将意味着失去国家的未来乃至国家本身。
一方擦伤皮肉最多断两根手指头，而另一方则是肝脾破碎动脉大出血，战争失败导致不同的结局，也就让交战双方具有了不同的决心和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对于让步和失败的结果，美国可以接受，而中国则根本不敢想像，美国有充分的后退余地，中国则完全是无路可退，所以，刘伯承的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个时候有着最高的指导意义。
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苏仅有的那次短兵相接的“核对峙”中，眼高手拙的赫鲁晓夫只是打算“讹诈”和试探美国的抵抗意志，而当时苏联既没有走到必须与美国人同归于尽的绝境，苏共领导人也没有和美国人殊死搏斗的坚定决心，所以最后没能抗过美国人的意志，灰溜溜撤出加勒比海，留下了历史的笑柄。而事后解密的文件证明，神经濒临崩溃的肯尼迪原本差点向苏联人的“核讹诈”低下头来，答应撤出设在土耳其的北约导弹基地，哪知赫鲁晓夫的头低得更快，没两个回合便退缩回去自甘认输，使一场剑拔弩张的“地球毁灭战”变成了双方领导人呼吁“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滑稽剧。
中美的这次冲突，与“古巴导弹危机”意义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战，为国家存亡而战，另一方面美国人和日本则是为利益而战，为掠夺而战，中国人有“拼死一博”的决心，这种决心是真实的、强烈的、完全可能付诸于行动的，而美日则完全不可能为台湾而和中国人同归于尽，即使美日装出有这种决心，那也是虚假的，色厉内荏的，完全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恫吓，不可能付诸于行动。所以，一旦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形成势力强大的干涉同盟，坚决卷入台海战争，一旦面临战争失败、国土分裂的危急局面时，中国不仅必须旗帜鲜明的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在关键时候还要果断的使用核武器，扭转战争局面，要争取胜利，敢于胜利。
在台海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使用条件
动用核武，必须是在我方常规军事力量承受一定损失并且面临战争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才能投入使用；使用核武的目的，是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核武只是常规武器的补充力量，而不是唯一手段，决不能逞一时之快，为打核战而打核战；
第二，使用范围
核武的使用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绝对不能滥用，最好是在靠近台湾附近的海域内使用，而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即使承受损失也不能动用核武，这是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风范，也是我们争取国际道义支持的负责态度，这样才能体现出“台海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
第三，使用当量
核武的当量必须要适当，最好是战术核武，最多使用小当量的战略核武，尽量减小杀伤范围，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第四、使用对象
使用核武是杀伤军事力量，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台湾平民的伤亡，台独及其制造者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台湾民众包括被蒙蔽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安全承诺和保护；中国使用核武的目的是杀伤干涉中国内政的外来入侵者，应该专门针对美日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舰队和飞机，特别是要痛击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和日本的“八·八舰队”，而对其他国家则可以“网开一面”，以非核手段分而击之，这将有利于“干涉同盟”的分化瓦解；
第五，战术核战争背后的战略准备
我们有勇气向敌人发射第一颗战术核弹，就必须在事先作好同对方进行“核大战”的战略准备。
经验证明，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你拿着炸弹的时候，敌人才不敢对你开枪。
爱因斯坦给这个世界的伟大贡献，就是让人类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过去的六十年历史证明，人类不是不想打，而是不敢打，强权与弱者，霸主与藩国，在“蘑菇云”面前才会作到绝对的平等，这是人类的幸运，也是人类的悲哀。</P><P> 尽管中美之间势力相差悬殊，但核武的致衡作用使中美保持了从1964年以来的和平，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打破。但在这种平衡下，美国人对中国搞了几十年的小动作，并且还多次走到战争的边缘，而今天，中国人也要在美国老师的教导下，高明地学会使用战争乃至核战争的边缘策略，在美国人的手脚伸得太长的时候，狠狠的用火猛烧一下，让他尝尝灼痛的滋味，而同时又让他投鼠忌器，不敢扩大战争规模，最终只有“打掉牙齿和血吞”。
美国人让中国吃了几十年的哑巴亏，弄不好今后他自己也得吞一回苦果，何况这枚苦果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
反正美国人吞自己的苦果也不是第一回，本·拉登是美国人当初给苏联人制造出来的导弹，哪知这个导弹的制导系统“捣了蛋”，返回来炸着了美国人自己的.股；萨达姆是当年美国人向伊朗发射的毒气弹，哪知毒气弹延期爆炸，把自己呛了个“鼻涕眼泪一起下”。谁敢保证陈水扁是比本·拉登和萨达姆“更省油的灯”？</P><P> 六、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P><P> 美国在台海战争中败北，仍然是排名第一的世界强国，但已经从霸主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和排名第二的中国势力相去不大了。而且随着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在亚洲快速扩张，美国将淡出东亚和东南亚，退至日本本土、小笠原群岛、关岛、澳大利亚第二岛链一线，其全球利益也将慢慢受到牵制。当然，这已经属于中美的另外一番较量，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斗争是肯定存在的，但和平和发展依然是两国间乃至世界范围的主题。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战败以后形势就远没有这么乐观了。
第一次台海战争失败，由于巨大核武库的威慑作用，中国完全足以自保，美日也不敢拿中国本土奈何，但是中国战败后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
台海战争失败，将直接触发国内原本就存在的许多深刻的矛盾，只是这些矛盾在战前被国外严峻形势所掩盖，民众的注意力完全被国外威胁所牵引。战争的失败必然激怒国内的广大民众，而导致战争失败的种种不可原谅的腐败因素在战后被披露出来，更加会激起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愤慨，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社会严重不公问题，三农问题，职工下岗问题，医疗教育问题，道德沦丧问题，价值观混乱问题如此等等，这诸多问题必然会引起以知识界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现政府的怀疑、批判和清算。
另外，执政党内部也必然会出现“追究战败责任”的重大纷争，从而导致党内剧烈的政治斗争。
再者，在战争中获胜的美日台等势力，必然会用经济制裁、军事威胁趁乘紧逼，并且，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已久的“民主思想”，恰逢其时，更要成为威力最为强大的武器，完全可能象台风一样摧毁正陷入混乱迷茫中的所有中国人的心理。
这诸多矛盾，象火山一样在一时间爆发出来，之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毋庸多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想像出来。
文革的混乱怎能与之相比？
89年的风波怎能与之相比？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烽火连绵、民不聊生的惨状怎能与之相比？
八国联军疯狂瓜分的悲剧怎能与之相比？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敢去想像中国那时的可怕局面！</P><P> 假如一个人嘴巴的宽度为3.5cm，那么十三亿人的嘴巴宽度加起来将有45万公里，绕地球11圈；假设一个人每天食用0.5公斤粮食（即是如此，人必定也是饿的有气无力），那么这45万公里宽的嘴巴每天将消耗65万吨粮食，全年将消耗2亿4千万吨。中国一般年份粮食产量为4.5亿吨左右，自给率在90%-95%之间，基本保持平衡，略需进口。倘若国破家亡，失去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失去了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如遇天灾人祸，特别是年年都有的大洪水，粮食必然大减产，仅此一项，这十三亿的人口将何以生存？
所以，在未来解决了饥饿和饥饿威胁的问题以前，“稳定胜过一切”绝对是中国摆在第一位的战略政策。
那些异想天开的崇美派，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天降面包，可美国全年粮食产量一般为3.5亿吨左右，全球出口量为8800万吨，这杯水车薪，还远水解不了近渴。崇美派没有等来欢天喜地的“自由生活”，等来的却恐怕是惨绝人寰的旷世之悲。
实际上，那些空谈无行的崇美派、“民主派”、“民运人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扮演着美日势力的“马前卒”和“第五纵队”的角色，正在成为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掘墓人”。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来年的大饥荒，几千万人死于饥饿，有多少人去拯救他们？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150万人死于非命，又有谁去拯救他们？
如果是天灾人祸中几亿人的大饥荒，如果是国外强权背后.纵的几亿人的大屠杀，又有谁来拯救我们？
又有谁能拯救我们？</P><P> 那时中国的可怕，不仅在于亡国，而且在于亡国之后，将再也没有救国复兴的时机。
在冷兵器时代，甚至包括机枪大炮时代，一个国家被外敌入侵，在一定的力量积累之后，该国民众尚且还有夺过武器、推翻外来强权的可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反抗能力在逐渐递减，而反抗的难度在逐渐递增，因为镇压的系统和武器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化，越来越不容易为反抗民众所得到与利用。蒙古人建立元朝，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即被汉族人持大刀长矛掀下马来。清王朝存在了三百年，即使太平天国拿下半个中国也没能将其击倒，最后洋人的“坚船利炮”将满清皇帝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孙中山才能趁势推而倒之。日本侵占中国，只是在中国部署了陆军的部分主力，就打得中国八年翻不了身，最后还是在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光复河山，倘若日本没有把海空军和另一部分陆军主力部署在太平洋诸岛去跟美国人厮杀，倘若没有反法西斯的世界背景，不知抗日战争还将持续到何时。
有清以前，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七国之后有秦，三国之后有晋，南北乱世之后有隋，五代十六国之后有宋，朝代轮换，最后依然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可在经济掠夺和军事压迫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征服一个大国首先就是将其肢解瓜分，然后便是掏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倘若中国被分成“七国”“八国”并成为长期的历史事实之后，民族行销骨力，人民羸弱低能，象狮子豺狼脚下的蝼蚁，有谁还敢去梦想那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辉煌循环？
看看昨天的苏联、南斯拉夫，今天还找得到他们的影子吗？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还能指望他明天再现昔日的繁荣吗？
小国都已如此，更不要说象中国这样让恶邻们馋得口水流淌、恨得咬牙切齿的肥肉大国。
中央权威的崩溃，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而这些各自为战的小小诸侯必然被美日俄印欧纷纷瓦解，以往庞大的核武库自然变成了真正的纸老虎。美日俄印欧可以将中国瓜分殆尽，任意欺凌，彻底将昔日的敌人完全踩在食物链的底端，让你象黑非洲一样堕入愚昧、贫困、种族残杀、资源被夺的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永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
这就是“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物进化原则。
这是李登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春秋大梦。
这是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当我们在黑夜里被这恶梦吓醒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形势有向这个恶梦演变的可能的时候，全世界热爱自己本民族文化、热爱自己血缘的所有中国人和华人，警惕呀！
那些身在高位持国之重器者，警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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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是中国战胜最强大敌人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P><P> 中国的战争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拓展在西太平洋的生存空间，这虽然剥夺了美国的利益，但也只是美国在亚州的局部利益（何况这部分利益本身就是美国人强占的)，并不会威胁到美国在地球上的利益乃至生存。美国如果放弃战争，美国和中国必然会在亚洲利益的分配上达成平衡，也必然会得到中国在许多利益方面的让步和补偿；而美国输掉战争，也只是失去了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局部利益，其全球利益同样没有受到威胁。
当然，战败失去的肯定比谈判得到的要多得多。
反过来说，谈判得到的，也肯定比战败失去的要多得多。
但对中国来说，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失去台湾，还将意味着失去国家的未来乃至国家本身。
一方擦伤皮肉最多断两根手指头，而另一方则是肝脾破碎动脉大出血，战争失败导致不同的结局，也就让交战双方具有了不同的决心和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对于让步和失败的结果，美国可以接受，而中国则根本不敢想像，美国有充分的后退余地，中国则完全是无路可退，所以，刘伯承的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个时候有着最高的指导意义。
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苏仅有的那次短兵相接的“核对峙”中，眼高手拙的赫鲁晓夫只是打算“讹诈”和试探美国的抵抗意志，而当时苏联既没有走到必须与美国人同归于尽的绝境，苏共领导人也没有和美国人殊死搏斗的坚定决心，所以最后没能抗过美国人的意志，灰溜溜撤出加勒比海，留下了历史的笑柄。而事后解密的文件证明，神经濒临崩溃的肯尼迪原本差点向苏联人的“核讹诈”低下头来，答应撤出设在土耳其的北约导弹基地，哪知赫鲁晓夫的头低得更快，没两个回合便退缩回去自甘认输，使一场剑拔弩张的“地球毁灭战”变成了双方领导人呼吁“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滑稽剧。
中美的这次冲突，与“古巴导弹危机”意义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战，为国家存亡而战，另一方面美国人和日本则是为利益而战，为掠夺而战，中国人有“拼死一博”的决心，这种决心是真实的、强烈的、完全可能付诸于行动的，而美日则完全不可能为台湾而和中国人同归于尽，即使美日装出有这种决心，那也是虚假的，色厉内荏的，完全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恫吓，不可能付诸于行动。所以，一旦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形成势力强大的干涉同盟，坚决卷入台海战争，一旦面临战争失败、国土分裂的危急局面时，中国不仅必须旗帜鲜明的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在关键时候还要果断的使用核武器，扭转战争局面，要争取胜利，敢于胜利。
在台海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使用条件
动用核武，必须是在我方常规军事力量承受一定损失并且面临战争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才能投入使用；使用核武的目的，是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核武只是常规武器的补充力量，而不是唯一手段，决不能逞一时之快，为打核战而打核战；
第二，使用范围
核武的使用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绝对不能滥用，最好是在靠近台湾附近的海域内使用，而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即使承受损失也不能动用核武，这是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风范，也是我们争取国际道义支持的负责态度，这样才能体现出“台海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
第三，使用当量
核武的当量必须要适当，最好是战术核武，最多使用小当量的战略核武，尽量减小杀伤范围，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第四、使用对象
使用核武是杀伤军事力量，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台湾平民的伤亡，台独及其制造者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台湾民众包括被蒙蔽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安全承诺和保护；中国使用核武的目的是杀伤干涉中国内政的外来入侵者，应该专门针对美日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舰队和飞机，特别是要痛击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和日本的“八·八舰队”，而对其他国家则可以“网开一面”，以非核手段分而击之，这将有利于“干涉同盟”的分化瓦解；
第五，战术核战争背后的战略准备
我们有勇气向敌人发射第一颗战术核弹，就必须在事先作好同对方进行“核大战”的战略准备。
经验证明，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你拿着炸弹的时候，敌人才不敢对你开枪。
爱因斯坦给这个世界的伟大贡献，就是让人类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过去的六十年历史证明，人类不是不想打，而是不敢打，强权与弱者，霸主与藩国，在“蘑菇云”面前才会作到绝对的平等，这是人类的幸运，也是人类的悲哀。</P><P> 尽管中美之间势力相差悬殊，但核武的致衡作用使中美保持了从1964年以来的和平，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打破。但在这种平衡下，美国人对中国搞了几十年的小动作，并且还多次走到战争的边缘，而今天，中国人也要在美国老师的教导下，高明地学会使用战争乃至核战争的边缘策略，在美国人的手脚伸得太长的时候，狠狠的用火猛烧一下，让他尝尝灼痛的滋味，而同时又让他投鼠忌器，不敢扩大战争规模，最终只有“打掉牙齿和血吞”。
美国人让中国吃了几十年的哑巴亏，弄不好今后他自己也得吞一回苦果，何况这枚苦果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
反正美国人吞自己的苦果也不是第一回，本·拉登是美国人当初给苏联人制造出来的导弹，哪知这个导弹的制导系统“捣了蛋”，返回来炸着了美国人自己的.股；萨达姆是当年美国人向伊朗发射的毒气弹，哪知毒气弹延期爆炸，把自己呛了个“鼻涕眼泪一起下”。谁敢保证陈水扁是比本·拉登和萨达姆“更省油的灯”？</P><P> 六、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危险</P><P> 美国在台海战争中败北，仍然是排名第一的世界强国，但已经从霸主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和排名第二的中国势力相去不大了。而且随着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在亚洲快速扩张，美国将淡出东亚和东南亚，退至日本本土、小笠原群岛、关岛、澳大利亚第二岛链一线，其全球利益也将慢慢受到牵制。当然，这已经属于中美的另外一番较量，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斗争是肯定存在的，但和平和发展依然是两国间乃至世界范围的主题。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战败以后形势就远没有这么乐观了。
第一次台海战争失败，由于巨大核武库的威慑作用，中国完全足以自保，美日也不敢拿中国本土奈何，但是中国战败后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
台海战争失败，将直接触发国内原本就存在的许多深刻的矛盾，只是这些矛盾在战前被国外严峻形势所掩盖，民众的注意力完全被国外威胁所牵引。战争的失败必然激怒国内的广大民众，而导致战争失败的种种不可原谅的腐败因素在战后被披露出来，更加会激起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愤慨，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社会严重不公问题，三农问题，职工下岗问题，医疗教育问题，道德沦丧问题，价值观混乱问题如此等等，这诸多问题必然会引起以知识界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现政府的怀疑、批判和清算。
另外，执政党内部也必然会出现“追究战败责任”的重大纷争，从而导致党内剧烈的政治斗争。
再者，在战争中获胜的美日台等势力，必然会用经济制裁、军事威胁趁乘紧逼，并且，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已久的“民主思想”，恰逢其时，更要成为威力最为强大的武器，完全可能象台风一样摧毁正陷入混乱迷茫中的所有中国人的心理。
这诸多矛盾，象火山一样在一时间爆发出来，之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毋庸多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想像出来。
文革的混乱怎能与之相比？
89年的风波怎能与之相比？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烽火连绵、民不聊生的惨状怎能与之相比？
八国联军疯狂瓜分的悲剧怎能与之相比？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敢去想像中国那时的可怕局面！</P><P> 假如一个人嘴巴的宽度为3.5cm，那么十三亿人的嘴巴宽度加起来将有45万公里，绕地球11圈；假设一个人每天食用0.5公斤粮食（即是如此，人必定也是饿的有气无力），那么这45万公里宽的嘴巴每天将消耗65万吨粮食，全年将消耗2亿4千万吨。中国一般年份粮食产量为4.5亿吨左右，自给率在90%-95%之间，基本保持平衡，略需进口。倘若国破家亡，失去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失去了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如遇天灾人祸，特别是年年都有的大洪水，粮食必然大减产，仅此一项，这十三亿的人口将何以生存？
所以，在未来解决了饥饿和饥饿威胁的问题以前，“稳定胜过一切”绝对是中国摆在第一位的战略政策。
那些异想天开的崇美派，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天降面包，可美国全年粮食产量一般为3.5亿吨左右，全球出口量为8800万吨，这杯水车薪，还远水解不了近渴。崇美派没有等来欢天喜地的“自由生活”，等来的却恐怕是惨绝人寰的旷世之悲。
实际上，那些空谈无行的崇美派、“民主派”、“民运人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扮演着美日势力的“马前卒”和“第五纵队”的角色，正在成为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掘墓人”。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来年的大饥荒，几千万人死于饥饿，有多少人去拯救他们？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150万人死于非命，又有谁去拯救他们？
如果是天灾人祸中几亿人的大饥荒，如果是国外强权背后.纵的几亿人的大屠杀，又有谁来拯救我们？
又有谁能拯救我们？</P><P> 那时中国的可怕，不仅在于亡国，而且在于亡国之后，将再也没有救国复兴的时机。
在冷兵器时代，甚至包括机枪大炮时代，一个国家被外敌入侵，在一定的力量积累之后，该国民众尚且还有夺过武器、推翻外来强权的可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反抗能力在逐渐递减，而反抗的难度在逐渐递增，因为镇压的系统和武器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化，越来越不容易为反抗民众所得到与利用。蒙古人建立元朝，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即被汉族人持大刀长矛掀下马来。清王朝存在了三百年，即使太平天国拿下半个中国也没能将其击倒，最后洋人的“坚船利炮”将满清皇帝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孙中山才能趁势推而倒之。日本侵占中国，只是在中国部署了陆军的部分主力，就打得中国八年翻不了身，最后还是在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光复河山，倘若日本没有把海空军和另一部分陆军主力部署在太平洋诸岛去跟美国人厮杀，倘若没有反法西斯的世界背景，不知抗日战争还将持续到何时。
有清以前，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七国之后有秦，三国之后有晋，南北乱世之后有隋，五代十六国之后有宋，朝代轮换，最后依然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可在经济掠夺和军事压迫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征服一个大国首先就是将其肢解瓜分，然后便是掏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倘若中国被分成“七国”“八国”并成为长期的历史事实之后，民族行销骨力，人民羸弱低能，象狮子豺狼脚下的蝼蚁，有谁还敢去梦想那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辉煌循环？
看看昨天的苏联、南斯拉夫，今天还找得到他们的影子吗？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还能指望他明天再现昔日的繁荣吗？
小国都已如此，更不要说象中国这样让恶邻们馋得口水流淌、恨得咬牙切齿的肥肉大国。
中央权威的崩溃，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而这些各自为战的小小诸侯必然被美日俄印欧纷纷瓦解，以往庞大的核武库自然变成了真正的纸老虎。美日俄印欧可以将中国瓜分殆尽，任意欺凌，彻底将昔日的敌人完全踩在食物链的底端，让你象黑非洲一样堕入愚昧、贫困、种族残杀、资源被夺的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永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
这就是“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物进化原则。
这是李登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春秋大梦。
这是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当我们在黑夜里被这恶梦吓醒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形势有向这个恶梦演变的可能的时候，全世界热爱自己本民族文化、热爱自己血缘的所有中国人和华人，警惕呀！
那些身在高位持国之重器者，警惕呀！
</P>
七、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P> 台湾是一定会统一的，这个时刻的到来不会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只是统一台湾的方式耐人寻味，对中华民族充满了挑战性，也充满了悬念。
（一）统一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台独和日本因素只能起干扰作用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台湾本身早已没有足够的向心力，大陆联合台湾内部力量来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必须完全排除（但“统派”的力量可以加以利用），由此，统一台湾将完全由中国大陆和美国起决定作用，大陆为主，美国为辅，台独和日本因素只能起干扰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台湾可悲、台独可恨”的地方。
台湾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大陆势力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占主动，而美国较为被动，美国只有跟着中国出牌。这一点美国人心里也十分清楚，所以拼命给台湾卖武器，尽量武装台湾，台独的抵抗能力增加一点，美国人的主动权也就随之增强一分，但由于台湾本身的先天不足，台独的抵抗力量不可能无限增加，美国人也就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二）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就在卖武器“协防台湾”的同时，美国人也表现出了机会主义者的奸商嘴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纳粹德国的疯狂扩张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为了让英国和红色苏联顶住纳粹德国， 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租借法案》，该法案以租借的方式向英国、苏联和中国等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武器、战略物资和粮食。为了说服当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总统用一个朴素的比喻：“假如我的邻居失火，我有一截浇园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要15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他就会连声道谢，原物奉还。但是，假设它被弄坏了——搞了些窟窿；我们也不必讲客套，就对他说‘我很高兴地借给你这水龙带，现在它被弄坏了， 不能再用。 ’ 他说：‘一共多少英尺？’我告诉他：‘150英尺。’他说，‘好，我照赔无误。’现在如果我拿回来的是一条可用的浇园水管，我就不吃亏。”
罗斯福真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而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大火在亚洲蔓延，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解放军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给以台湾大量美援，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5亿美元之多。
可见，在美国人认为值得的时候，美国人是会大大方方租借甚至免费提供“水龙带”的。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就再也享受不到美国人的免费“水龙带”了，美国人卖给台湾的军售有的是美军自己淘汰的陈旧武器，有的是质次价高的高新武器（如F16战斗机），甚至有的简直就是宰冤大头般的天价武器，如4艘“基德舰”、8艘柴油潜艇和十几架反潜机就价值180多亿美元，一艘普通柴电潜艇就值14亿美元，是别家的三倍。</P><P> 如此河东河西，究竟为什么？
一句话道破天机：美国人再也不认为台湾是必须要和中国大陆争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P><P> 美国人真是不想要台湾吗？
其实，美国在心里知道台湾已经是想要也要不到了，即使勉强要也是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所以，美国人目前是在抓紧时间尽量榨取台湾的残余价值，第一是利用台湾来干扰减缓大陆发展的速度，但这种利用成本不能过高（所以就连台湾人花高价买来的AIM-120导弹都要美国人亲自来保管）；第二用台湾来牵制中国，迫使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妥协让步，使得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第三是赚取台湾人的银子，如此好机会，不赚白不赚；第四是为将来的变数作准备，倘若在台湾被统一以前大陆出现动乱，中央权威崩溃，美国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台湾，甚至就此将台湾永远地从中国分裂出去，永远消除中国崛起的威胁。
从20世纪50年代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到21世纪初卖破烂武器或者高价武器给台湾，其实美国在战略上已经大大的后退了一步，这明明白白地暴露出美国人的战略底线：美国并非象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宣称的那样对台湾“志在必得”。
换句话说，将来在某个必要的时候，台湾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目前美国人如何为台湾张目，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准备为台湾开价了。</P><P> （三）未来台湾的统一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可能是对手，但更可能是帮手
统一台湾的方式无非有两种：“文统”和“武统”。对于“文统”，许多网友认为已经完全不可能，因此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武统”上。
对于“文统”，许多人都理解为大陆和台湾之间通过谈判来达到统一的目的，其实，这只是“文统”的一个层面，而“文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则是大陆和美国谈判，在利益上达成一致，最后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并且力压台湾接受统一。这听起来象天方夜谈，但冷静思索，事情也许正向这个方向发展。</P><P> 第一、9·11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间相互的利益需求逐渐大于战略防范与对抗
美国是继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后的又一个全球性帝国，美国人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上，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范围，美国军队在全球每个可能发生影响美国利益事件的热点地区承担着“世界警察”的作用（这个警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2004财年的军费达到了4005亿美元，占政府预算近20%，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还多，而在全球裁军的大趋势下，美国国会还建议在未来5年里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规模增加8％。早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随后几年的《国防报告》不厌其烦地宣称：“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
但是，不管美国人是否乐意，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他们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只是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如意算盘，而且这种恐怖主义威胁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更严重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已经分崩离析，拉姆斯菲尔德蔑称的那个“老欧洲”已经从北约的卵翼下脱离出来，开始以一种倔强的姿态来挑战北美颐指气使的权威。
不管美国人是否乐意，在伊斯兰极端实力存在的情况下，在欧洲法德力量德牵制下，美国人都需要同中国合作，并且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实际上，在地球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平共处才能让每个生灵得到真正的安宁与幸福。老虎和狮子能够处于生物链条的顶端，是因为牛羊兔子不会造原子弹或开着飞机撞高楼，所以，要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就必然要用暴力来让所有国家臣服，也就同样必然引来被压迫者的暴力反抗。
今天的美国在继承过去所有帝国曾经都有过的思路，在走过去所有帝国都走过的老路。</P><P> 第二、在中国家门口对付中国这样的对手，美国不敢希望获胜，只敢希望不败
由于全球的战线拉得太长，美国军队在对付象南斯拉夫、伊拉克这些稍有势力的地区小国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当比伊拉克实力大上许多倍的中国在精心准备几十年后，在西太平洋上主动挑起战争时，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想，不管用何种策略，美国人确实难以应付。</P><P> 有些网友讨论未来台海之战时的具体战法，喜欢把中国获胜的砝码押在某几样武器（如航母）上，却往往忘记了我们在战略层面上有很多可以下的妙棋。如果真正要打台湾，不用等到2020年以后，就是现在动手，我们不见得会输，美国人也拣不着什么便宜。
随便一个简单的小战术，就会让美台疲于奔命，叫苦不迭。
假设今年3月陈水扁连任，然后5月20日公开宣布台独，大陆在舆论上猛烈讨伐的同时，在6月以前公开调集重兵到东南沿海“搞军事演习”，摆出一副要正式进攻的态势（但并不公开承认，这是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这时美国人急急忙忙调集至少3个以上的特混舰队（包括5搜航母，也够难为布什的），摆在台湾以东1000海里以外的洋面上，等待我军开战以后好寻找理由介入。我军战机天天在轮番台湾海峡挑衅，明明是大机群朝台湾飞去，可到中线附近又折头返回，战舰编队也是在中线附近巡游，偏偏不开第一枪。
大陆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大陆说打就打，大陆说不打就不打，反正我没有公开承认要进攻台湾，我只是在演习，你美台就不敢开第一抢，只能等着我们行动才能有所反应。
面临随时会到来的袭击，美军和台军自然保持高度紧张，侦察机和预警机轮换起飞不敢降落，飞行员不敢离开机舱，雷达兵不敢闭眼，坦克不敢熄火，军舰不敢回港集结。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10月份，由于紧张导致的动作失误、台风、机械事故等原因，恐怕仗还没打，美台的飞机就掉了无数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累死了若干个。
美国那么多军舰在海上漂浮等待，一会儿躲台风，一会儿发现潜艇拉警报，白天晚上都有对方飞机靠近——离开——靠近——离开，航母上随时不断有战机起飞降落，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所有的人员精神高度紧张，身心疲惫不堪，军心涣散，美军哪里还有什么斗志。
等到台风季节过去，对不起，PLA的演习结束了，各部队班师回营，美国人一看松了口气，好，我们也回去修整吧，可还没等美国各特混舰队回到港口，我们另一批部队又已经开到沿海前线，飞机军舰又摆开了架势。如此这般多折腾几次，虚虚假假，兵不厌诈，美国人怎么办？十次演习每次你都得来奉陪，来九次没用，只要漏掉一次，对不起，我趁势就过去了。
到那个时候，只怕台经指数已经垮到几十点，可能大陆还没动手，台湾人自己就把陈水扁撕来吃了。
所以，头脑清醒的美军指挥官都应该看出，台海战争是美国人无法打赢的一场战争，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P><P> 在这里，有网友提出这种担心，美国人无法在海上和中国长期对抗和消耗，可能会派“第七舰队”先期登陆台湾，美国大兵到岛上来和中国对抗。无独有偶，这些天，一些台湾“军事专家”就在放这种风声。
窃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历届总统包括“牛仔布什”信誓旦旦地公开承认了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就意味着美国在全世界面前背信弃义，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美国要进驻台湾，就必须在战端开启以前进入，此时，美国不管如何以大陆军事威胁为理由，也不能掩盖其侵略的实质，因此美国那时必然被全世界同声谴责。
不要以为“侵不侵略”的名声象口香糖一样说吐就吐，假如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一百分的话，“正义之师”的名头会再给他一百分，要不，美国人今天还在沙漠里辛辛苦苦的找萨达姆的“违禁武器”干什么？
第二，第七舰队要挡住大陆的攻势，就必须运送美国重装甲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台湾。要先运送地面部队上岛，就必须先派空军进入台湾来夺取制空权，光是几艘航母上的两三百架战斗机远远不够。而要派飞机上岛，就必须先派各种导弹防空部队打前阵，在各机场周围形成防空网。而要守住防空网，有必须要强大的地面部队（筑防空网的时候，大陆可能已经打烂了台湾的海空军，开始登陆了，台湾那点陆军根本不是大陆雄狮的下饭菜），而地面部队又必须有空中力量来进行保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
另外，美国要守住台湾，还必须有不少于二十万的陆军登陆（伊拉克十五万都不够）。从向全世界抽调军队开始，然后运输，登陆，部署，协调，加上海空军的各种配套设施建成，到最后完全形成战斗力量，半年都不够。
中国人不是宋襄公，能这么老老实实的等着？一旦发现美军有登陆台湾的企图，我们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对台湾的全面毁灭性打击，不容美国人有立足之处。
第三，美日入侵台湾，便是将台湾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之时，中国自然还有最极端的手段留在最后。
既然如此，美国人还来吗？</P><P> 第三、2020年前后的国际国内环境更有利于中国
大陆最理想的局面，就是和台湾保持不统不独的状态到2020年，在此期间，大陆竭力打压台独势力，尽量避免过早与美国摊牌，从这回小布什表态可以看出，美国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也会帮这个忙的；
在这十几年中，与美国保持尽可能“友好关系”的同时，加强与“老欧洲”的关系。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版图中，俄罗斯在慢慢恢复元气，而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会与美国越走越远，虽不敢说成为敌人，但绝对不会成为盟友，加上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拉拢中国对美国仍然还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和欧洲对美国的对立越深，本·拉登们对美国的袭击越重，伊斯兰国家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对美国就越来越有价值，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国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砝码；
在这十几年中，日本会成为一个浮出水面的军事大国（但不敢成为公开的核大国），但由于美国的压制和自身国土狭小及邻国警惕等原因，日本并不敢有明目张胆的扩张行为，日本有介入台湾问题的强烈愿望，但由于美国的约束和中国的反对，日本只敢在背后搞小动作，所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
在这十几年中，中国要做好自己包括国际外交、国内政治环境、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们做好自己的各方面工作，实际上就是把好牌捏在自己手里，同时也就抽去了对手的好牌，让他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前来。</P><P> 第三，战与不战：美国人未来的选择比中国更艰难
到2020年左右——也许不用等到2020年，只要是我们基本上做好了各方面准备，机会一到（特别是遇到“9·11” 、“伊拉克战争” 之类的突发事件，美国无力分身之时），借口台独分子的某次挑衅行为，中国大陆就可以大兵压境，弯弓欲发，在这个时候，美国将面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参战？旁观？还是帮忙？
据说，大战略家毛泽东当年为考虑是否入朝作战，抽了一天一夜的纸烟，而中国军队云集东南沿海之时，那时的美国“比尔”如果会抽烟的话，恐怕该抽上三天三夜了。</P><P> 选择一：参战
面对届时已成为准超级大国的中国，面对14亿人强烈的民族自尊，面对全球第二号军事强国的倾国之兵，就凭那十来个航母特混舰队和几百架战斗机，即使加上日本的全部海空军力量，美国人有多大的胆子敢来在近海范围内与中国接战？更何况中国人还保留着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极端的手段——使用核武器。
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美苏两国各自头上悬着上万枚核弹头，但最后都幸免于核毁灭，苏联毁于自手，美国侥幸不战而胜。面对苏联的咄咄攻势，美国人在生死存亡关头，都忍声吞气，没有被拖进同归于尽的深渊，如今，作为冷战的胜者，作为高高在上享受胜利果实的全球霸主，却要为太平洋彼岸的小小海岛，重新打一场核大战，重新尝一尝即将被毁灭的滋味，不知是美国人愚蠢还是台独分子愚蠢，不知是美国人疯狂还是台独分子疯狂。
中国的打法很简单，我统一台湾，你跑来干涉，我必然打你，你的人马来少了不顶用，来多了我打不过你，那我就用小规模的核武器，你必死无疑。我用核武器打了你，你还不敢大规模报复，只敢同样小小的来一下，但最后我还是赢了，上了台湾岛。我承受了损失，但我达到了目的，我是胜利者，你承受了更大的损失，但你没有达到目的，你是失败者。失败者理所应当要让出阵地，退到第二防线去。
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中国人用战术核武器消灭了美国人的若干个舰队，美国人也不敢用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只是亦有可能用相同当量的战术核武报复中国在海上过于集中的部分兵力，这样中国也不至于报复美国本土——即便如此，美国的损失也远远大于中国，中国最后还是收回了台湾，完成了统一历史大业，美国那小当量的核武器照样挡不住中国如日中天的上升势头。
除了用“核大战”相互毁灭之外，美国人用任何办法（包括常规武器和局部核战争）都实现不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都阻挡不了中国突破封锁进入太平洋，那美国还能选择战争来进行干涉吗？</P><P> 选择二：旁观
旁观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牛仔豪强的性格，选择旁观，美国人还不如选择一战，即使失败也比逃跑来得更体面一些。
台海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如果鉴于以上考虑，不敢真正卷入战争，只是在远处摇旗呐喊打打太平拳，战后不光得不到中国的感谢，还要在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被所有盟友所嘲笑和唾弃，整个亚洲将以美国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和规模倒向中国。就像犹太人等待了几千年的弥赛亚终于出现了一样，许多被美国长期压制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终于等到了美国的“崩溃”，会象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背离美国而去，全球将出现风起云涌的反美运动，也许强大了一百年的美国“恐龙”就此沦落下去，岂不应验了那许多这样那般的“查诺丹玛士预言”。
美国在台海战争中逃跑失去的，比战败失去的要大的多得多，但预计美国人就此“崩溃”，这样的预言不仅不可能，而且还会误导我们的思路，对我们是有害的。
可以肯定，在台海战争前，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无可争辩的霸主，而且台海战争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是他的霸权行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阻击，再不会象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中国今后的政策必然还要正视这个现实，中国今后的行为也必然还要受这个条件的制约。
既不能战，又不能退，美国就只有最后一条痛苦而明智的道路可走：和，帮助中国人统一台湾。</P><P> 选择三：帮忙
在这里，美国人只是帮忙，而决不是当盟友。
美国来帮中国的忙，前提是中国已经相当强大而且准备充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无路可走，别无选择，是被迫来帮忙的。
尽管小布什的执政行为有浓烈的保守主义的新教色彩，但美国终究是精明的商业国家，届时的美国总统依然要象罗斯福一样来盘算“吃不吃亏”的问题。算来算去，一筹莫展的美国人马上就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发现：帮助中国统一，美国人将大大的“不吃亏”。</P><P> 帮助中国统一，美国人将会有以下“得”和“失”。
中国收复台湾，其势力必然会在西太平洋上急剧扩张，美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应声崩溃，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最少要后退一两千海里，“第二岛链”也就自然成了美国抵御“中国冲击波”的第一道防线。并且收复台湾以后，中国必然会趁势在南沙群岛、钓鱼岛问题上占据主动，甚至会借助与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基地，把手慢慢伸进印度洋，进一步染指波斯湾乃至中东。
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可以将苏联庞大的太平洋舰队围堵在日本海和南中国海狭窄的区域内，台海战争以后的退却，应该是美国自二次大战之后最大的战略后退，并且是永远的后退。这是美国最大的“失”，也是美国无力改变的“失”。
平心而论，中国也不愿意走到和美国人兵戎相见的地步，即使战争获胜，中国不光在战争中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在战后还有遭受美日英等国的疯狂制裁及其他围堵，这种“双输”的结局是《孙子兵法·谋攻》中的最下策，不符合大陆与台湾的最大利益，也不利于政府战后的工作——应该可以想象，战后国内必然有一段经济相当艰难的时期。
如果要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配合，中国就必须针对美国人的“失”有所考虑，既要有军事上的坚决打击，又要有利益上的妥协。凡事必然要留三分余地，战场上当然要雷厉风行，打得毫无保留、毫不手软，而战场以外也需要因势利导，灵活谈判。
战争来临，剑拔弩张的幕后，双方特使穿梭往返，秘密电波漫天飞舞，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最后大家“化干戈为玉帛”，皆大欢喜。近十年来，这种景象国人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大家都不想走到最后一步，必然要谈判，而谈判必然有妥协，最后利益达成平衡，自然握手言欢。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从《慕尼黑条约》到《雅尔塔协定》，从《乌拉圭回合》到《广场协定》，大国强权制定规则，享受规则带来的果实，弱小力量遵守规则，沦为刀俎上的牺牲品，从古到今，无一不是如此。</P><P> 中国的“妥协或者让步”就是美国人的所“得”。在强大的势力基础上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人的“得”必定所获非浅。
未来的“中美秘密协定”有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统一之后，将不要求美国改变在朝鲜半岛、在日本本土和冲绳及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中国将保障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的利益不受损害；
2、中国将继续开放，不以美国为敌，保障美国的在华利益；
3、中国不寻求也不支持北朝鲜单方面改变朝鲜半岛局势；
4、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积极支持“核不扩散条约”；
5、中国不支持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并不寻求为了对石油而在中东进行扩张；
6、中国允许陈水扁、吕秀莲等流亡美国，并保证不惩罚其下属；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一句话，只要中国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承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无可奈何之下，美国便只好帮助中国统一台湾——和平统一也好，武力统一也好。
反之亦如此，美国只要帮助中国统一台湾——和统也好，武统也好，中国也就会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人因此也就能继续享受他在亚洲的既得利益。
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毕竟要比战败后失去的多得多。美国人巩固了上述利益，还成为了中国人的“恩人”，在国际上好歹还挣足了面子，国内国外都好交差，如此好事，焉有不作之理？
到那时，只是可悲的陈水扁之流，他们将到哪里去。最大的可能，他们将在美国和中美小国流亡终身。
他们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P><P> 可以预料，如果将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达成“秘密协定”，其条件也必然颇为苛刻，届时完全有可能被中国国内激进思想批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布列斯顿条约》。同样，在美国国内，也会有人将这个“秘密协定”等同于《慕尼黑条约》，将中国等同于1938年时的纳粹德国。
不管怎么批判，中国终究在一百多年之后，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土分裂的悲剧，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这是个百年耻辱的终点，同时又是个繁荣强盛的起点。
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美两国和其他的国家民族一起，又将开始新一轮的竞争，世界文明也就由此而生生不息。</P><P> 可能有人会认为，假如签订所谓的“中美秘密协定”，收回台湾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照样还在美国的压制欺凌之下，仍然不能洗百年之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被围堵的态势，更谈不上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的新霸主。
窃以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极为错误的。
第一，中国统一台湾，只是局部改变了被美国封堵的战略态势，在获得巨大经济助推力和政治新鲜空气补充的同时，可以将国家生存界限推进到广阔的太平洋，在战略上赢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中国依然还要面临世界第一强国及其附属力量的敌视和防范，这是 社会生活的常态，我们对此应该觉得毫不奇怪。强大即使如美国，同样要受到世界上别的力量的敌视和制约，我们又为何能随心所欲地来解决所有的矛盾。
第二，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也只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又跨上了一级台阶，在这个台阶的基础上，中国也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同美国开始新一轮的交手。用过去的一句老话来说，这叫“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场一场的打”。中国民族复兴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我们可能要走一代、两代、三代甚至更多的时间。
第三，中国收复台湾，不是要去和美国争风头、比高低，而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解放，为了让自己的人民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稳定生活环境。当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要想过没有威胁、没有压迫的日子，自己就必须占着有利地形，手里拿着威力强大的武器，然后才能和和气气地跟别人友好往来。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扬一点“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有时可能显得迂腐可恨，但也许最终却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正道。
纵观历史，那些武功赫赫的文明，如匈奴、契丹、蒙古、满清、斯巴达、罗马、波斯、纳粹德国、苏联，在地球上叱咤风云，何等威风，但最后都如昙花一过，烟消云散，但最后，也只有“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文明活到了今天，而且还越活越有生命力。
地球的主体，不是那百分之三十的狰狞山峰，而是那百分之七十的温柔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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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将起决定性作用，台独和日本因素只能起干扰作用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台湾本身早已没有足够的向心力，大陆联合台湾内部力量来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必须完全排除（但“统派”的力量可以加以利用），由此，统一台湾将完全由中国大陆和美国起决定作用，大陆为主，美国为辅，台独和日本因素只能起干扰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台湾可悲、台独可恨”的地方。
台湾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大陆势力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占主动，而美国较为被动，美国只有跟着中国出牌。这一点美国人心里也十分清楚，所以拼命给台湾卖武器，尽量武装台湾，台独的抵抗能力增加一点，美国人的主动权也就随之增强一分，但由于台湾本身的先天不足，台独的抵抗力量不可能无限增加，美国人也就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二）近乎勒索的对台军售暴露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后退的底线
就在卖武器“协防台湾”的同时，美国人也表现出了机会主义者的奸商嘴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纳粹德国的疯狂扩张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为了让英国和红色苏联顶住纳粹德国， 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租借法案》，该法案以租借的方式向英国、苏联和中国等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武器、战略物资和粮食。为了说服当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总统用一个朴素的比喻：“假如我的邻居失火，我有一截浇园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要15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他就会连声道谢，原物奉还。但是，假设它被弄坏了——搞了些窟窿；我们也不必讲客套，就对他说‘我很高兴地借给你这水龙带，现在它被弄坏了， 不能再用。 ’ 他说：‘一共多少英尺？’我告诉他：‘150英尺。’他说，‘好，我照赔无误。’现在如果我拿回来的是一条可用的浇园水管，我就不吃亏。”
罗斯福真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而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大火在亚洲蔓延，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解放军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给以台湾大量美援，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5亿美元之多。
可见，在美国人认为值得的时候，美国人是会大大方方租借甚至免费提供“水龙带”的。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就再也享受不到美国人的免费“水龙带”了，美国人卖给台湾的军售有的是美军自己淘汰的陈旧武器，有的是质次价高的高新武器（如F16战斗机），甚至有的简直就是宰冤大头般的天价武器，如4艘“基德舰”、8艘柴油潜艇和十几架反潜机就价值180多亿美元，一艘普通柴电潜艇就值14亿美元，是别家的三倍。</P><P> 如此河东河西，究竟为什么？
一句话道破天机：美国人再也不认为台湾是必须要和中国大陆争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P><P> 美国人真是不想要台湾吗？
其实，美国在心里知道台湾已经是想要也要不到了，即使勉强要也是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所以，美国人目前是在抓紧时间尽量榨取台湾的残余价值，第一是利用台湾来干扰减缓大陆发展的速度，但这种利用成本不能过高（所以就连台湾人花高价买来的AIM-120导弹都要美国人亲自来保管）；第二用台湾来牵制中国，迫使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妥协让步，使得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第三是赚取台湾人的银子，如此好机会，不赚白不赚；第四是为将来的变数作准备，倘若在台湾被统一以前大陆出现动乱，中央权威崩溃，美国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台湾，甚至就此将台湾永远地从中国分裂出去，永远消除中国崛起的威胁。
从20世纪50年代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到21世纪初卖破烂武器或者高价武器给台湾，其实美国在战略上已经大大的后退了一步，这明明白白地暴露出美国人的战略底线：美国并非象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宣称的那样对台湾“志在必得”。
换句话说，将来在某个必要的时候，台湾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目前美国人如何为台湾张目，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准备为台湾开价了。</P><P> （三）未来台湾的统一方式取决于大陆，美国可能是对手，但更可能是帮手
统一台湾的方式无非有两种：“文统”和“武统”。对于“文统”，许多网友认为已经完全不可能，因此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武统”上。
对于“文统”，许多人都理解为大陆和台湾之间通过谈判来达到统一的目的，其实，这只是“文统”的一个层面，而“文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则是大陆和美国谈判，在利益上达成一致，最后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并且力压台湾接受统一。这听起来象天方夜谈，但冷静思索，事情也许正向这个方向发展。</P><P> 第一、9·11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间相互的利益需求逐渐大于战略防范与对抗
美国是继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后的又一个全球性帝国，美国人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上，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范围，美国军队在全球每个可能发生影响美国利益事件的热点地区承担着“世界警察”的作用（这个警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2004财年的军费达到了4005亿美元，占政府预算近20%，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还多，而在全球裁军的大趋势下，美国国会还建议在未来5年里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规模增加8％。早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随后几年的《国防报告》不厌其烦地宣称：“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
但是，不管美国人是否乐意，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他们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只是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如意算盘，而且这种恐怖主义威胁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更严重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已经分崩离析，拉姆斯菲尔德蔑称的那个“老欧洲”已经从北约的卵翼下脱离出来，开始以一种倔强的姿态来挑战北美颐指气使的权威。
不管美国人是否乐意，在伊斯兰极端实力存在的情况下，在欧洲法德力量德牵制下，美国人都需要同中国合作，并且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实际上，在地球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平共处才能让每个生灵得到真正的安宁与幸福。老虎和狮子能够处于生物链条的顶端，是因为牛羊兔子不会造原子弹或开着飞机撞高楼，所以，要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就必然要用暴力来让所有国家臣服，也就同样必然引来被压迫者的暴力反抗。
今天的美国在继承过去所有帝国曾经都有过的思路，在走过去所有帝国都走过的老路。</P><P> 第二、在中国家门口对付中国这样的对手，美国不敢希望获胜，只敢希望不败
由于全球的战线拉得太长，美国军队在对付象南斯拉夫、伊拉克这些稍有势力的地区小国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当比伊拉克实力大上许多倍的中国在精心准备几十年后，在西太平洋上主动挑起战争时，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想，不管用何种策略，美国人确实难以应付。</P><P> 有些网友讨论未来台海之战时的具体战法，喜欢把中国获胜的砝码押在某几样武器（如航母）上，却往往忘记了我们在战略层面上有很多可以下的妙棋。如果真正要打台湾，不用等到2020年以后，就是现在动手，我们不见得会输，美国人也拣不着什么便宜。
随便一个简单的小战术，就会让美台疲于奔命，叫苦不迭。
假设今年3月陈水扁连任，然后5月20日公开宣布台独，大陆在舆论上猛烈讨伐的同时，在6月以前公开调集重兵到东南沿海“搞军事演习”，摆出一副要正式进攻的态势（但并不公开承认，这是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这时美国人急急忙忙调集至少3个以上的特混舰队（包括5搜航母，也够难为布什的），摆在台湾以东1000海里以外的洋面上，等待我军开战以后好寻找理由介入。我军战机天天在轮番台湾海峡挑衅，明明是大机群朝台湾飞去，可到中线附近又折头返回，战舰编队也是在中线附近巡游，偏偏不开第一枪。
大陆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大陆说打就打，大陆说不打就不打，反正我没有公开承认要进攻台湾，我只是在演习，你美台就不敢开第一抢，只能等着我们行动才能有所反应。
面临随时会到来的袭击，美军和台军自然保持高度紧张，侦察机和预警机轮换起飞不敢降落，飞行员不敢离开机舱，雷达兵不敢闭眼，坦克不敢熄火，军舰不敢回港集结。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10月份，由于紧张导致的动作失误、台风、机械事故等原因，恐怕仗还没打，美台的飞机就掉了无数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累死了若干个。
美国那么多军舰在海上漂浮等待，一会儿躲台风，一会儿发现潜艇拉警报，白天晚上都有对方飞机靠近——离开——靠近——离开，航母上随时不断有战机起飞降落，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所有的人员精神高度紧张，身心疲惫不堪，军心涣散，美军哪里还有什么斗志。
等到台风季节过去，对不起，PLA的演习结束了，各部队班师回营，美国人一看松了口气，好，我们也回去修整吧，可还没等美国各特混舰队回到港口，我们另一批部队又已经开到沿海前线，飞机军舰又摆开了架势。如此这般多折腾几次，虚虚假假，兵不厌诈，美国人怎么办？十次演习每次你都得来奉陪，来九次没用，只要漏掉一次，对不起，我趁势就过去了。
到那个时候，只怕台经指数已经垮到几十点，可能大陆还没动手，台湾人自己就把陈水扁撕来吃了。
所以，头脑清醒的美军指挥官都应该看出，台海战争是美国人无法打赢的一场战争，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P><P> 在这里，有网友提出这种担心，美国人无法在海上和中国长期对抗和消耗，可能会派“第七舰队”先期登陆台湾，美国大兵到岛上来和中国对抗。无独有偶，这些天，一些台湾“军事专家”就在放这种风声。
窃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历届总统包括“牛仔布什”信誓旦旦地公开承认了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就意味着美国在全世界面前背信弃义，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美国要进驻台湾，就必须在战端开启以前进入，此时，美国不管如何以大陆军事威胁为理由，也不能掩盖其侵略的实质，因此美国那时必然被全世界同声谴责。
不要以为“侵不侵略”的名声象口香糖一样说吐就吐，假如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一百分的话，“正义之师”的名头会再给他一百分，要不，美国人今天还在沙漠里辛辛苦苦的找萨达姆的“违禁武器”干什么？
第二，第七舰队要挡住大陆的攻势，就必须运送美国重装甲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台湾。要先运送地面部队上岛，就必须先派空军进入台湾来夺取制空权，光是几艘航母上的两三百架战斗机远远不够。而要派飞机上岛，就必须先派各种导弹防空部队打前阵，在各机场周围形成防空网。而要守住防空网，有必须要强大的地面部队（筑防空网的时候，大陆可能已经打烂了台湾的海空军，开始登陆了，台湾那点陆军根本不是大陆雄狮的下饭菜），而地面部队又必须有空中力量来进行保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
另外，美国要守住台湾，还必须有不少于二十万的陆军登陆（伊拉克十五万都不够）。从向全世界抽调军队开始，然后运输，登陆，部署，协调，加上海空军的各种配套设施建成，到最后完全形成战斗力量，半年都不够。
中国人不是宋襄公，能这么老老实实的等着？一旦发现美军有登陆台湾的企图，我们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对台湾的全面毁灭性打击，不容美国人有立足之处。
第三，美日入侵台湾，便是将台湾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之时，中国自然还有最极端的手段留在最后。
既然如此，美国人还来吗？</P><P> 第三、2020年前后的国际国内环境更有利于中国
大陆最理想的局面，就是和台湾保持不统不独的状态到2020年，在此期间，大陆竭力打压台独势力，尽量避免过早与美国摊牌，从这回小布什表态可以看出，美国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也会帮这个忙的；
在这十几年中，与美国保持尽可能“友好关系”的同时，加强与“老欧洲”的关系。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版图中，俄罗斯在慢慢恢复元气，而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会与美国越走越远，虽不敢说成为敌人，但绝对不会成为盟友，加上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拉拢中国对美国仍然还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和欧洲对美国的对立越深，本·拉登们对美国的袭击越重，伊斯兰国家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对美国就越来越有价值，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国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砝码；
在这十几年中，日本会成为一个浮出水面的军事大国（但不敢成为公开的核大国），但由于美国的压制和自身国土狭小及邻国警惕等原因，日本并不敢有明目张胆的扩张行为，日本有介入台湾问题的强烈愿望，但由于美国的约束和中国的反对，日本只敢在背后搞小动作，所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
在这十几年中，中国要做好自己包括国际外交、国内政治环境、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们做好自己的各方面工作，实际上就是把好牌捏在自己手里，同时也就抽去了对手的好牌，让他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前来。</P><P> 第三，战与不战：美国人未来的选择比中国更艰难
到2020年左右——也许不用等到2020年，只要是我们基本上做好了各方面准备，机会一到（特别是遇到“9·11” 、“伊拉克战争” 之类的突发事件，美国无力分身之时），借口台独分子的某次挑衅行为，中国大陆就可以大兵压境，弯弓欲发，在这个时候，美国将面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参战？旁观？还是帮忙？
据说，大战略家毛泽东当年为考虑是否入朝作战，抽了一天一夜的纸烟，而中国军队云集东南沿海之时，那时的美国“比尔”如果会抽烟的话，恐怕该抽上三天三夜了。</P><P> 选择一：参战
面对届时已成为准超级大国的中国，面对14亿人强烈的民族自尊，面对全球第二号军事强国的倾国之兵，就凭那十来个航母特混舰队和几百架战斗机，即使加上日本的全部海空军力量，美国人有多大的胆子敢来在近海范围内与中国接战？更何况中国人还保留着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极端的手段——使用核武器。
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美苏两国各自头上悬着上万枚核弹头，但最后都幸免于核毁灭，苏联毁于自手，美国侥幸不战而胜。面对苏联的咄咄攻势，美国人在生死存亡关头，都忍声吞气，没有被拖进同归于尽的深渊，如今，作为冷战的胜者，作为高高在上享受胜利果实的全球霸主，却要为太平洋彼岸的小小海岛，重新打一场核大战，重新尝一尝即将被毁灭的滋味，不知是美国人愚蠢还是台独分子愚蠢，不知是美国人疯狂还是台独分子疯狂。
中国的打法很简单，我统一台湾，你跑来干涉，我必然打你，你的人马来少了不顶用，来多了我打不过你，那我就用小规模的核武器，你必死无疑。我用核武器打了你，你还不敢大规模报复，只敢同样小小的来一下，但最后我还是赢了，上了台湾岛。我承受了损失，但我达到了目的，我是胜利者，你承受了更大的损失，但你没有达到目的，你是失败者。失败者理所应当要让出阵地，退到第二防线去。
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中国人用战术核武器消灭了美国人的若干个舰队，美国人也不敢用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只是亦有可能用相同当量的战术核武报复中国在海上过于集中的部分兵力，这样中国也不至于报复美国本土——即便如此，美国的损失也远远大于中国，中国最后还是收回了台湾，完成了统一历史大业，美国那小当量的核武器照样挡不住中国如日中天的上升势头。
除了用“核大战”相互毁灭之外，美国人用任何办法（包括常规武器和局部核战争）都实现不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都阻挡不了中国突破封锁进入太平洋，那美国还能选择战争来进行干涉吗？</P><P> 选择二：旁观
旁观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牛仔豪强的性格，选择旁观，美国人还不如选择一战，即使失败也比逃跑来得更体面一些。
台海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如果鉴于以上考虑，不敢真正卷入战争，只是在远处摇旗呐喊打打太平拳，战后不光得不到中国的感谢，还要在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被所有盟友所嘲笑和唾弃，整个亚洲将以美国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和规模倒向中国。就像犹太人等待了几千年的弥赛亚终于出现了一样，许多被美国长期压制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终于等到了美国的“崩溃”，会象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背离美国而去，全球将出现风起云涌的反美运动，也许强大了一百年的美国“恐龙”就此沦落下去，岂不应验了那许多这样那般的“查诺丹玛士预言”。
美国在台海战争中逃跑失去的，比战败失去的要大的多得多，但预计美国人就此“崩溃”，这样的预言不仅不可能，而且还会误导我们的思路，对我们是有害的。
可以肯定，在台海战争前，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无可争辩的霸主，而且台海战争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是他的霸权行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阻击，再不会象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中国今后的政策必然还要正视这个现实，中国今后的行为也必然还要受这个条件的制约。
既不能战，又不能退，美国就只有最后一条痛苦而明智的道路可走：和，帮助中国人统一台湾。</P><P> 选择三：帮忙
在这里，美国人只是帮忙，而决不是当盟友。
美国来帮中国的忙，前提是中国已经相当强大而且准备充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无路可走，别无选择，是被迫来帮忙的。
尽管小布什的执政行为有浓烈的保守主义的新教色彩，但美国终究是精明的商业国家，届时的美国总统依然要象罗斯福一样来盘算“吃不吃亏”的问题。算来算去，一筹莫展的美国人马上就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发现：帮助中国统一，美国人将大大的“不吃亏”。</P><P> 帮助中国统一，美国人将会有以下“得”和“失”。
中国收复台湾，其势力必然会在西太平洋上急剧扩张，美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应声崩溃，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最少要后退一两千海里，“第二岛链”也就自然成了美国抵御“中国冲击波”的第一道防线。并且收复台湾以后，中国必然会趁势在南沙群岛、钓鱼岛问题上占据主动，甚至会借助与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基地，把手慢慢伸进印度洋，进一步染指波斯湾乃至中东。
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可以将苏联庞大的太平洋舰队围堵在日本海和南中国海狭窄的区域内，台海战争以后的退却，应该是美国自二次大战之后最大的战略后退，并且是永远的后退。这是美国最大的“失”，也是美国无力改变的“失”。
平心而论，中国也不愿意走到和美国人兵戎相见的地步，即使战争获胜，中国不光在战争中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在战后还有遭受美日英等国的疯狂制裁及其他围堵，这种“双输”的结局是《孙子兵法·谋攻》中的最下策，不符合大陆与台湾的最大利益，也不利于政府战后的工作——应该可以想象，战后国内必然有一段经济相当艰难的时期。
如果要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配合，中国就必须针对美国人的“失”有所考虑，既要有军事上的坚决打击，又要有利益上的妥协。凡事必然要留三分余地，战场上当然要雷厉风行，打得毫无保留、毫不手软，而战场以外也需要因势利导，灵活谈判。
战争来临，剑拔弩张的幕后，双方特使穿梭往返，秘密电波漫天飞舞，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最后大家“化干戈为玉帛”，皆大欢喜。近十年来，这种景象国人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大家都不想走到最后一步，必然要谈判，而谈判必然有妥协，最后利益达成平衡，自然握手言欢。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从《慕尼黑条约》到《雅尔塔协定》，从《乌拉圭回合》到《广场协定》，大国强权制定规则，享受规则带来的果实，弱小力量遵守规则，沦为刀俎上的牺牲品，从古到今，无一不是如此。</P><P> 中国的“妥协或者让步”就是美国人的所“得”。在强大的势力基础上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人的“得”必定所获非浅。
未来的“中美秘密协定”有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统一之后，将不要求美国改变在朝鲜半岛、在日本本土和冲绳及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中国将保障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的利益不受损害；
2、中国将继续开放，不以美国为敌，保障美国的在华利益；
3、中国不寻求也不支持北朝鲜单方面改变朝鲜半岛局势；
4、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积极支持“核不扩散条约”；
5、中国不支持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并不寻求为了对石油而在中东进行扩张；
6、中国允许陈水扁、吕秀莲等流亡美国，并保证不惩罚其下属；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一句话，只要中国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承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无可奈何之下，美国便只好帮助中国统一台湾——和平统一也好，武力统一也好。
反之亦如此，美国只要帮助中国统一台湾——和统也好，武统也好，中国也就会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人因此也就能继续享受他在亚洲的既得利益。
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毕竟要比战败后失去的多得多。美国人巩固了上述利益，还成为了中国人的“恩人”，在国际上好歹还挣足了面子，国内国外都好交差，如此好事，焉有不作之理？
到那时，只是可悲的陈水扁之流，他们将到哪里去。最大的可能，他们将在美国和中美小国流亡终身。
他们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P><P> 可以预料，如果将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达成“秘密协定”，其条件也必然颇为苛刻，届时完全有可能被中国国内激进思想批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布列斯顿条约》。同样，在美国国内，也会有人将这个“秘密协定”等同于《慕尼黑条约》，将中国等同于1938年时的纳粹德国。
不管怎么批判，中国终究在一百多年之后，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土分裂的悲剧，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这是个百年耻辱的终点，同时又是个繁荣强盛的起点。
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美两国和其他的国家民族一起，又将开始新一轮的竞争，世界文明也就由此而生生不息。</P><P> 可能有人会认为，假如签订所谓的“中美秘密协定”，收回台湾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照样还在美国的压制欺凌之下，仍然不能洗百年之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被围堵的态势，更谈不上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的新霸主。
窃以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极为错误的。
第一，中国统一台湾，只是局部改变了被美国封堵的战略态势，在获得巨大经济助推力和政治新鲜空气补充的同时，可以将国家生存界限推进到广阔的太平洋，在战略上赢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中国依然还要面临世界第一强国及其附属力量的敌视和防范，这是 社会生活的常态，我们对此应该觉得毫不奇怪。强大即使如美国，同样要受到世界上别的力量的敌视和制约，我们又为何能随心所欲地来解决所有的矛盾。
第二，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也只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又跨上了一级台阶，在这个台阶的基础上，中国也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同美国开始新一轮的交手。用过去的一句老话来说，这叫“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场一场的打”。中国民族复兴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我们可能要走一代、两代、三代甚至更多的时间。
第三，中国收复台湾，不是要去和美国争风头、比高低，而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解放，为了让自己的人民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稳定生活环境。当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要想过没有威胁、没有压迫的日子，自己就必须占着有利地形，手里拿着威力强大的武器，然后才能和和气气地跟别人友好往来。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扬一点“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有时可能显得迂腐可恨，但也许最终却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正道。
纵观历史，那些武功赫赫的文明，如匈奴、契丹、蒙古、满清、斯巴达、罗马、波斯、纳粹德国、苏联，在地球上叱咤风云，何等威风，但最后都如昙花一过，烟消云散，但最后，也只有“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文明活到了今天，而且还越活越有生命力。
地球的主体，不是那百分之三十的狰狞山峰，而是那百分之七十的温柔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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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P> 就像“美国很可能是中国收复台湾的帮手”不是痴人说梦一样，“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也同样不是天方夜谈。
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惨状，将有助于当政者把握大局，使其对台海开战慎之又慎，也迫使我们将战争的各项准备，更要做得充分而又充分。
作好战争的准备，是打赢台海战争的关键。
对台海战争来说，战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日，也许就是战争胜利结束之时。</P><P> 第一，“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春秋时候，著名军火制造商公输班帮助楚国制造当时攻城的高技术武器－－云梯，用以攻打宋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墨子先生听说后，日夜兼程，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郢都。墨子先生对楚惠王讲了大通“兼爱、非攻”的大道理，意欲称霸全球的楚惠王为了国际影响，不好公开驳和平主义大师的面子，打了几个哈哈，他也想试试墨子的深浅，便让他与公输般模拟双方攻防策略，进行了一番“电脑兵棋推演”。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最后，墨子告诉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越战初期，面对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疯狂进攻，中国政府声明，让美国人“悬崖勒马”，不要越过北纬十七度线。这不是简单的一份声明，而是中国以积极的战争准备来严阵以待，遏制中美之间战争爆发的警告。最后，这个目的达到了，中美之间的战争没有爆发，而且美国人宁愿输掉战争、独吞失败的苦果，也没有敢扩大战争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朝鲜战争胜利之后又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成功地将美国人挡在了印度支那半岛之外。
示形以敌，兵不血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化争斗与无形，这就是“以战争准备赢得战争”。
在这里，可能有的人要问，你说的是真话，也是废话，如果中国发展突飞猛进，全面超越美国，成了全球第一，那时候不用美国帮忙，台湾内自己就举手投降回来了，还用得着你在这儿刮噪？
问得有理。</P><P> 第二，在实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追求“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可以预料，在近一百年内，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美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才能收回台湾，那在这一百年内，我们就只有被陈水扁、李水扁气破肚皮。
就战术层面来讲，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都在一个平面上作战，只是武器的射程和威力有所不同。假如当时满清政府没有那么腐败无能，中国军民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凭借地利和人多的优势，打他一场场“地道战”、“破袭战”、“游击战”、“敲牛皮糖”（以数量的积累来改变质量的落后），如此打法，凭当时数一数二的国力，几百万中国军队不见得会打不赢十来万的八国联军，即使输也不会输那么惨。以今天的伊拉克局势来反观鸦片战争，可以想象，中国当时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满清的腐败和科技的落后，而是在于整个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
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这才是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最深刻的原因。
为什么抗战中国怎么会有世界上最多的汉奸？
为什么“几个日本鬼子扛着一挺机枪就可以把几万名中国老百姓撵得满山跑”（迟浩田语）？
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人还以当老外为荣？尤其是女孩子，嫁个非洲黑人都觉得无比荣耀？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贫穷，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这是经济上的自卑；日子好过一点了，因为粗鄙落后，中国人仍然觉得腰杆不硬，这是文化上的自卑；现在口袋里也有钱了，有的人也开着大奔过圣诞节了，但还是觉得老外牛，女老外性感漂亮，男老外性器官发达，这回又变成了种族的自卑。
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这种影响的余孽一直持续到今天。</P><P> 朝鲜战争早期，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差距，远远大于鸦片战争时大刀与火枪的差距。当时美国携二战胜利之余威，手握当时独家所有的原子弹，兼有强大的海空军，天空是美国人的，海洋是美国人的，平原和主要道路也是为美国机械化陆军所控制，中国陆军只能控制在远离大路的山区，并且只能在夜里行动。后来虽然有米格-5、米格-6先进战机升空作战，但因为许多飞行员是苏联人，不能靠近前线，“米格走廊”只是在临津江以北地区，数量较少兼之基本没有对地攻击能力的先进战斗机对前线并没有很大的支援作用。在如此条件下，中国军队居然越打越强，最后不仅逐渐缩小了与美军的差距，还将美国人冻结在“三八线”以南，使之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少年与壮汉相斗，居然斗成平局，壮汉是当然的失败者，少年是当然的胜利者。
少年搏击壮汉，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勇气。
行文至此，尤感毛泽东之雄才大略。尽管毛泽东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不可饶恕，但是毛泽东依然是最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神，是自鸦片战争民族精神崩溃百年以来的一面灿烂旗帜。
可惜到今天，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与其说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还不如说毛泽东在中国民族“心理瓦解和意志崩溃”百年之后，重新打造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的新精神，而只有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中国人才敢于维护国家的独立，敢于寻求人民的解放，敢于争取民族的胜利。
只有胜利才会带来幸福，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幸福，和奴才“苟求性命于乱世”的幸运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当时濒于亡国的中国需要这种宗教并且创造了这种宗教，这种宗教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愚昧与黑暗，但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这种宗教，还有什么样的力量能把愚昧贫弱、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聚集到一面大旗之下，并且为了一个目的而奋斗？
历史最后的结局已经回答了我们。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因为只有秉承毛泽东那种“不怕鬼，不信神”的精神，中国人才能斩除“贪图安逸、长于内斗”的劣根，才能克服自卑自弃的弱者心态，才能集中力量与强大的敌人搏斗，才能敢于在势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去争取胜利。
所以，在物质利益日渐丰厚的今天，反而有那么多的人来怀念毛泽东，他们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贫穷与禁锢，而是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又将有出现“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自卑自弃，一盘散沙”的危险局面，从而盼望中国在今天新的物质基础上再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伟大精神——扬弃后的伟大精神。
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就到西柏坡“朝圣”那一刻起，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点希望？</P><P> 以前曾看到一个资料，里面谈到中国和美国在工程造价上的差别，说两国在工程上的投入大致是1比1，即中国投入1元人民币，美国就要投入1美元，换算过来，投入的比例便为1比8。从国内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来看，这个比例在1比3～5的范围内基本准确，在没有更准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姑且承认这个比例。
军事行动的费用比工程代价高昂，美国远道而来，调集的多是高磨损高消耗的海空军，而中国军事部署主要在陆地，主要是陆军和二炮，以逸待劳，所以，在战争的费用上，美国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个比例应该翻番，变为1比6～10。那就是说，如果这场战争中国的费用是1千亿美元的话，那美国就要支付6千到1万亿美元。这个不奇怪，光在伊拉克一年，美国人就花费了600亿美元左右。
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GDP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考虑到实际购买力的因素，真实数据约为5.5.亿到6亿美元左右，而美国按平均增长2.5％的速度发展，2020年左右应为14，5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候，1千亿的军费开支占中国当年GDP的1.8％，而6千亿则占美国当年GDP的4.1％，美国在战争中的消耗远在中国之上。
以上数据虽然没有多大权威性，但近年来看看中外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比这个还乐观。
未来的战争消耗的比例确定了双方战争的承受能力，这个道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要逼迫美国接受妥协，并不是要在综合国力完全超越美国之后。也许在今天，形势紧迫的话，中国照样也可以发招开战，只是跟将来比起来，胜算要小一点，战后工作要难许多而已。
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是经济学家在纸上就算出来了的，否则，按此逻辑，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早就被美国人打回石器时代去了。</P><P> 第三，“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台海战争中具有极大可能
从人类开始用战争来解决纷争开始，到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前，敌我双方作战，其胜负有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曹.在劣势中打败袁绍，却以优势兵力在赤壁败给孙刘，苻坚横扫北方，八十万人马投鞭断流，却在谢玄几万人面前一败涂地，望风而逃。
而在信息化革命以后，战场开始变得透明起来，大家对彼此的作战模式、军力部署、军队数量、进攻方向包括装备性能等因素，都极为了解——连你我的导弹数量都用卫星数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是凭综合势力说话，加之现代国家领导人都颇为理性，很少因为性格缺陷而犯低级错误，所以，一般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胜负的偶然性也就越来越小。
在透明的战场上，“强弱胜负已判”，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才不容易选择战争，要么是双方放弃战争坐到谈判桌边来讨价还价，要么是不利的一方明智地作出妥协，免得遭受更大的损失，而强势的一方也不会苦苦相比，以免打赢战争也是得不偿失。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力量相对平衡的国家之间，如美苏冷战、印巴危机，如果力量过于悬殊，弱者也必然为强者的口中之食，如伊拉克等。
到2020年时，中国综合国力仍然小于美国，在深海大洋对抗中国海空军远远不是美国的下饭菜，但在台海战争中，中国在自己的家门口与劳师远来美军开战，却占有地利之便，胜算无形当中便大大提高，胜利的砝码自然往中国倾斜。在此“强弱胜负已判”的透明态势下，美国除了妥协还有什么道路可走。
而美国又是极有战略远见的国家，他绝不会经历大兵压境后又再灰溜溜撤回的尴尬场面，双方在兵马未动之前，恐怕早就谈好了利益平衡的所有条件。
这才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到最后也打不起来的战争。</P><P> 我们要做好的准备包括：
一是执政党党搞好自身建设，防止腐败淘空躯体，这不仅可能断送一个党 的命运，而且还可能断送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对任何任何政党而言，腐败是不可能绝对禁止的，但必须把腐败压缩到最小范围、最小程度，以防止它象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全身从而威胁到人体的生命，防止因为腐败导致分配严重不公而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全社会大动荡。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胡温这代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二是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连续保持每年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GDP总量可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接近3000美元），考虑到汇率的因素，那时的经济总量已经到达日本的1到1.5倍，为美国的1/2左右；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好国内的各种矛盾，防止这些矛盾在战争不利甚至失败后被外敌所利用；
三是积极加强军备，随时准备用武力收复台湾，并且全方位缩小与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一定要确保具有用战略核武器突破NMD毁灭美国的能力，我们要作到与美国人“你杀我三千，我灭你两千五”的核力量平衡。庞大的核武库和可靠的载体，是对台作战最为重要的王牌，如果没有这张牌，我们没有资格在世界上混（除非当奴才国家），也就没有资格和美国人谈判；
四是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尽量减小外贸对美国的依存度，将来台海开战，即使美日等少数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只要主要欧洲国家、东盟等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不参与，制裁也是白搭，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美国人祭不起这样法宝，叫嚣的声音也就不会那么响亮；</P><P> 赢得战争是我们争取达到的目的，而充足的准备工作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前提，赢得战争无异于梦想，而作好所有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完全有了可能。
下过围棋的朋友都知道，棋局演至中盘，水平接近的高段位棋手一般都开始对自己的地盘补棋作活，巩固所得收获的比盲目争抢失去的要多，胜负往往只在一手之间。
解决好国内的所有矛盾，循序渐进的增强国力，发展科技，逐步缩小与美军的差距，这些都属于稳扎稳打的战争准备，只有这些数量的积累最后才可能形成质量的飞跃。
我们一定会等到不战而胜的那一天。</P>
充分预料到中国战败后的惨状，将有助于当政者把握大局，使其对台海开战慎之又慎，也迫使我们将战争的各项准备，更要做得充分而又充分。
作好战争的准备，是打赢台海战争的关键。
对台海战争来说，战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日，也许就是战争胜利结束之时。</P><P> 第一，“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春秋时候，著名军火制造商公输班帮助楚国制造当时攻城的高技术武器－－云梯，用以攻打宋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墨子先生听说后，日夜兼程，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郢都。墨子先生对楚惠王讲了大通“兼爱、非攻”的大道理，意欲称霸全球的楚惠王为了国际影响，不好公开驳和平主义大师的面子，打了几个哈哈，他也想试试墨子的深浅，便让他与公输般模拟双方攻防策略，进行了一番“电脑兵棋推演”。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最后，墨子告诉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越战初期，面对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疯狂进攻，中国政府声明，让美国人“悬崖勒马”，不要越过北纬十七度线。这不是简单的一份声明，而是中国以积极的战争准备来严阵以待，遏制中美之间战争爆发的警告。最后，这个目的达到了，中美之间的战争没有爆发，而且美国人宁愿输掉战争、独吞失败的苦果，也没有敢扩大战争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朝鲜战争胜利之后又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成功地将美国人挡在了印度支那半岛之外。
示形以敌，兵不血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化争斗与无形，这就是“以战争准备赢得战争”。
在这里，可能有的人要问，你说的是真话，也是废话，如果中国发展突飞猛进，全面超越美国，成了全球第一，那时候不用美国帮忙，台湾内自己就举手投降回来了，还用得着你在这儿刮噪？
问得有理。</P><P> 第二，在实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追求“以准备战争来赢得战争”。
可以预料，在近一百年内，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美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才能收回台湾，那在这一百年内，我们就只有被陈水扁、李水扁气破肚皮。
就战术层面来讲，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都在一个平面上作战，只是武器的射程和威力有所不同。假如当时满清政府没有那么腐败无能，中国军民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凭借地利和人多的优势，打他一场场“地道战”、“破袭战”、“游击战”、“敲牛皮糖”（以数量的积累来改变质量的落后），如此打法，凭当时数一数二的国力，几百万中国军队不见得会打不赢十来万的八国联军，即使输也不会输那么惨。以今天的伊拉克局势来反观鸦片战争，可以想象，中国当时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满清的腐败和科技的落后，而是在于整个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
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这才是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最深刻的原因。
为什么抗战中国怎么会有世界上最多的汉奸？
为什么“几个日本鬼子扛着一挺机枪就可以把几万名中国老百姓撵得满山跑”（迟浩田语）？
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人还以当老外为荣？尤其是女孩子，嫁个非洲黑人都觉得无比荣耀？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贫穷，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这是经济上的自卑；日子好过一点了，因为粗鄙落后，中国人仍然觉得腰杆不硬，这是文化上的自卑；现在口袋里也有钱了，有的人也开着大奔过圣诞节了，但还是觉得老外牛，女老外性感漂亮，男老外性器官发达，这回又变成了种族的自卑。
民族心理的瓦解和意志的崩溃，这种影响的余孽一直持续到今天。</P><P> 朝鲜战争早期，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差距，远远大于鸦片战争时大刀与火枪的差距。当时美国携二战胜利之余威，手握当时独家所有的原子弹，兼有强大的海空军，天空是美国人的，海洋是美国人的，平原和主要道路也是为美国机械化陆军所控制，中国陆军只能控制在远离大路的山区，并且只能在夜里行动。后来虽然有米格-5、米格-6先进战机升空作战，但因为许多飞行员是苏联人，不能靠近前线，“米格走廊”只是在临津江以北地区，数量较少兼之基本没有对地攻击能力的先进战斗机对前线并没有很大的支援作用。在如此条件下，中国军队居然越打越强，最后不仅逐渐缩小了与美军的差距，还将美国人冻结在“三八线”以南，使之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少年与壮汉相斗，居然斗成平局，壮汉是当然的失败者，少年是当然的胜利者。
少年搏击壮汉，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勇气。
行文至此，尤感毛泽东之雄才大略。尽管毛泽东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不可饶恕，但是毛泽东依然是最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神，是自鸦片战争民族精神崩溃百年以来的一面灿烂旗帜。
可惜到今天，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与其说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还不如说毛泽东在中国民族“心理瓦解和意志崩溃”百年之后，重新打造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的新精神，而只有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中国人才敢于维护国家的独立，敢于寻求人民的解放，敢于争取民族的胜利。
只有胜利才会带来幸福，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幸福，和奴才“苟求性命于乱世”的幸运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当时濒于亡国的中国需要这种宗教并且创造了这种宗教，这种宗教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愚昧与黑暗，但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这种宗教，还有什么样的力量能把愚昧贫弱、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聚集到一面大旗之下，并且为了一个目的而奋斗？
历史最后的结局已经回答了我们。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因为只有秉承毛泽东那种“不怕鬼，不信神”的精神，中国人才能斩除“贪图安逸、长于内斗”的劣根，才能克服自卑自弃的弱者心态，才能集中力量与强大的敌人搏斗，才能敢于在势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去争取胜利。
所以，在物质利益日渐丰厚的今天，反而有那么多的人来怀念毛泽东，他们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贫穷与禁锢，而是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又将有出现“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自卑自弃，一盘散沙”的危险局面，从而盼望中国在今天新的物质基础上再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伟大精神——扬弃后的伟大精神。
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就到西柏坡“朝圣”那一刻起，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点希望？</P><P> 以前曾看到一个资料，里面谈到中国和美国在工程造价上的差别，说两国在工程上的投入大致是1比1，即中国投入1元人民币，美国就要投入1美元，换算过来，投入的比例便为1比8。从国内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来看，这个比例在1比3～5的范围内基本准确，在没有更准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姑且承认这个比例。
军事行动的费用比工程代价高昂，美国远道而来，调集的多是高磨损高消耗的海空军，而中国军事部署主要在陆地，主要是陆军和二炮，以逸待劳，所以，在战争的费用上，美国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个比例应该翻番，变为1比6～10。那就是说，如果这场战争中国的费用是1千亿美元的话，那美国就要支付6千到1万亿美元。这个不奇怪，光在伊拉克一年，美国人就花费了600亿美元左右。
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GDP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考虑到实际购买力的因素，真实数据约为5.5.亿到6亿美元左右，而美国按平均增长2.5％的速度发展，2020年左右应为14，5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候，1千亿的军费开支占中国当年GDP的1.8％，而6千亿则占美国当年GDP的4.1％，美国在战争中的消耗远在中国之上。
以上数据虽然没有多大权威性，但近年来看看中外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比这个还乐观。
未来的战争消耗的比例确定了双方战争的承受能力，这个道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要逼迫美国接受妥协，并不是要在综合国力完全超越美国之后。也许在今天，形势紧迫的话，中国照样也可以发招开战，只是跟将来比起来，胜算要小一点，战后工作要难许多而已。
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是经济学家在纸上就算出来了的，否则，按此逻辑，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早就被美国人打回石器时代去了。</P><P> 第三，“以准备战争来打赢战争”在未来台海战争中具有极大可能
从人类开始用战争来解决纷争开始，到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前，敌我双方作战，其胜负有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曹.在劣势中打败袁绍，却以优势兵力在赤壁败给孙刘，苻坚横扫北方，八十万人马投鞭断流，却在谢玄几万人面前一败涂地，望风而逃。
而在信息化革命以后，战场开始变得透明起来，大家对彼此的作战模式、军力部署、军队数量、进攻方向包括装备性能等因素，都极为了解——连你我的导弹数量都用卫星数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是凭综合势力说话，加之现代国家领导人都颇为理性，很少因为性格缺陷而犯低级错误，所以，一般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胜负的偶然性也就越来越小。
在透明的战场上，“强弱胜负已判”，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才不容易选择战争，要么是双方放弃战争坐到谈判桌边来讨价还价，要么是不利的一方明智地作出妥协，免得遭受更大的损失，而强势的一方也不会苦苦相比，以免打赢战争也是得不偿失。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力量相对平衡的国家之间，如美苏冷战、印巴危机，如果力量过于悬殊，弱者也必然为强者的口中之食，如伊拉克等。
到2020年时，中国综合国力仍然小于美国，在深海大洋对抗中国海空军远远不是美国的下饭菜，但在台海战争中，中国在自己的家门口与劳师远来美军开战，却占有地利之便，胜算无形当中便大大提高，胜利的砝码自然往中国倾斜。在此“强弱胜负已判”的透明态势下，美国除了妥协还有什么道路可走。
而美国又是极有战略远见的国家，他绝不会经历大兵压境后又再灰溜溜撤回的尴尬场面，双方在兵马未动之前，恐怕早就谈好了利益平衡的所有条件。
这才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到最后也打不起来的战争。</P><P> 我们要做好的准备包括：
一是执政党党搞好自身建设，防止腐败淘空躯体，这不仅可能断送一个党 的命运，而且还可能断送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对任何任何政党而言，腐败是不可能绝对禁止的，但必须把腐败压缩到最小范围、最小程度，以防止它象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全身从而威胁到人体的生命，防止因为腐败导致分配严重不公而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全社会大动荡。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胡温这代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二是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连续保持每年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GDP总量可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接近3000美元），考虑到汇率的因素，那时的经济总量已经到达日本的1到1.5倍，为美国的1/2左右；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好国内的各种矛盾，防止这些矛盾在战争不利甚至失败后被外敌所利用；
三是积极加强军备，随时准备用武力收复台湾，并且全方位缩小与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一定要确保具有用战略核武器突破NMD毁灭美国的能力，我们要作到与美国人“你杀我三千，我灭你两千五”的核力量平衡。庞大的核武库和可靠的载体，是对台作战最为重要的王牌，如果没有这张牌，我们没有资格在世界上混（除非当奴才国家），也就没有资格和美国人谈判；
四是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尽量减小外贸对美国的依存度，将来台海开战，即使美日等少数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只要主要欧洲国家、东盟等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不参与，制裁也是白搭，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美国人祭不起这样法宝，叫嚣的声音也就不会那么响亮；</P><P> 赢得战争是我们争取达到的目的，而充足的准备工作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前提，赢得战争无异于梦想，而作好所有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完全有了可能。
下过围棋的朋友都知道，棋局演至中盘，水平接近的高段位棋手一般都开始对自己的地盘补棋作活，巩固所得收获的比盲目争抢失去的要多，胜负往往只在一手之间。
解决好国内的所有矛盾，循序渐进的增强国力，发展科技，逐步缩小与美军的差距，这些都属于稳扎稳打的战争准备，只有这些数量的积累最后才可能形成质量的飞跃。
我们一定会等到不战而胜的那一天。</P>
九、台海战争的时机<P> （一）在战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资格选择开战的时机
战争经验证明，敌我双方的形势瞬息万变，所以，要完成百分之百的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从2004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做好绝大部分准备工作，迫使美国在战前就退出台海，并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统一，而准备的最低限度，则是要保留最起码的应急军事力量在东南沿海，以应付在台湾岛内外的突发事件。
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陵水机场的迟钝反应——对方降落25分钟以后我方人员才敢登机——来看，大陆这种“应急力量”是必须要配置的，否则，我们拿什么来给陈水扁念紧箍咒，他凭什么相信大陆是“又说又练”？另外，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又凭什么来和美国人谈“不战而胜”？
这种预警似的快速反应威慑力量应该有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小而精，象警察110一样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数小时以内就能投入战斗，这样长期在福建沿海“弯弓待发”，才不会对经济形成过大压力；同时，不断举行真真假假的军事演习——这样可以骚扰、麻痹“台独”的神经，为以后“出奇兵”创造条件，
第二，包括部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二炮的联合兵力，只有这样在台湾出现突发事件时，才能抢在美日之前迅速展开海空军事行动，占领军事战略位置和行动制高点，以待后续大部队，也给下一步的政治军事的应对决策和行动留下时间和空间；
第三，这个力量不仅是“台独”理论上的威慑力量，而且还是一种随时可以实现的打击力量，只要那边陈水扁.股一翘，这边厢炮火便可铺天而至。过去我们搞军事演习，往往是政治作秀大于军事内容，演习前铁流滚滚，气势如虹，一副大兵压境之势；演习时战鹰如云，导弹似电，轰轰烈烈，一副奉天讨贼的决战之势；演习后凯歌回营，又是一副胜利踌躇之势。这种演习耗资过巨，没有明确的战术针对性，演习后部队分散回到各驻地，沿海又是和平景象，对“台独”形成不了实质性的威慑，另外动员规模太大，涉及兵种和范围太广，往往事“兵马未动，敌人已知”，达不到隐秘和突然的效果。
第四，这个小而精悍的快速打击力量必须隶属于最高决策部门，情报最快到达神经中枢，然后命令最快到达前线作战部队，这样才有利于缩短反应时间，有利于部队集结和发动突然进攻——在侦察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不能做到战略上的突袭，但仍然可以作到战术上的突袭；
只有前线随时存在一个“铁拳”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从容的来完成和完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P><P> （二）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开战的的时机，必然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战争准备完成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敌我阵营的形成、战争的风险程度、战争的成本以及届时的国际形势来选择。
如果机会到来，我们却担心失败，难下决心，迟迟不敢发动统一之战，一再拖延，总希望有更好的时机出现，这便是逃避困难的“绥靖主义”甚至“投降主义”。
如果不顾全球战略大局，只想逞一时痛快，准备不足，时机不利却仓促开战，这便是军事冒险主义。
以上两种倾向，我们都必须反对。</P><P> 开启战端，我们必须具备以下能力：
1、不管将来美日是否真的参与，我们都必须料敌从宽，都要充分做好美日参战的准备；
2、既要有与美日打常规战的准备，必须还要有“打核大战”的准备，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核大战”；
3、必须能具有摧毁美国大部分卫星的能力，同时我们自己还有少量卫星不会被摧毁；
4、必须能保证国内的网络、通讯、金融等各方面的安全，即使在常规战争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也能必须保障全国（除东南沿海局部地区以外）人民的正常生活，
5、不管是用水面舰队还是水下潜艇“狼群”，必须有能力保障我们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同时保证在中亚的陆上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
6、必须有足够的战略物资储备（包括粮食和铁矿石等）；
7、必须要将大部分外汇储备转购欧元或保留为人民币本身，减少对美国债券的持有量；
8、必须将国内矛盾化解到最低程度，否则，“后院起火”的危险远远大于前线的失利，第一次台海战争失败，我们还可以打第二次，第二次失败，还可以打第三次，但如果国内发生剧变，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
9、最后，必须要考虑到战争规模扩大后，我们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和人民意志上的承受能力，如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力，战争将成为一种负担，也将成为自取其败的自戕。
应该承认，舒适优裕的现代社会对战争的承受力远远低于贫穷时候的承受力，这是无法用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来改变的客观事实，朝鲜战争时“一把炒面一口雪”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辉煌的历史将无法原版重演。
二战时期，德军围困列宁格勒长达两年零六个月，苏联军队和人民几乎弹尽粮绝，共有64.2万人饿死和冻死，2.1万人死于德军的空袭和炮击，但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仍然不屈不挠，艰苦奋战，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然而，1993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作战飞机对南联盟持续轰炸了78天，只是部分摧毁了南联盟军队、生产设施、交通运输线和水电生活保障设施，远远没有达到列宁格勒那样的严峻形势，南联盟全民族便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终于向敌人俯首称臣。
大众的心理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迷茫，一边是自己的悲惨痛苦，一边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人们自然要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产生怀疑。如果这个政府本身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同时敌人又披着这样那样的漂亮外衣，那么人民也就自然要把痛苦的根源归结到这个政府，从而反对甚至推翻这个政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的孵化器一样，超过大众承受能力的台海战争，不仅达不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反而会成为颠覆政府、灭亡自己国家的“飞去来器”。
南联盟地处欧洲腹地，被分裂以后便失去了对邻居的威胁，成为了无关紧要的小国，所以最后加入欧盟，人民还有可能沾富邻的光，过上中等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中国膏腴之地，列强将会更加疯狂的上演“八国联军”的瓜分狂潮，必置中国于死地。
对中国和南联盟来说，一样失败，却是两样结局。
殷鉴不远，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绝不能轻易开启战端。</P><P> （三）如何应对2008年
目前，很多人把2006年或者2008年看成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节点，认为只要在这个时候，台湾敢宣布“独立”，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大开杀戒，坚决打击。
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他们既是狡猾无赖的政客，又是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都看到了时间正在慢慢蚕食“台独”的生存空间，时间是大陆的帮手，也是他们自己的绞索，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拖垮岛内的经济，也要尽快把台湾拖上战车－－最近又要花180亿美元的天价买军火。目前大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军事还没有完全占有绝对优势，台湾尚有相当胜算。台湾在靠近2008年时正式独立，而北京正忙于筹办奥运，同时上海也在筹办世博，打与不打，大陆投鼠忌器，骑虎难下。
台独分子自有他们的精明算法：
1、如果动手打，台湾凭借空军先进战机来守海峡天险，完全可以与大陆一搏，胜算大于大陆；
2、美国日本很可能会出兵前来助战，那时大陆取胜的机会更小；
3、大陆动手，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对奥运和世博进行全面抵制，大陆上万亿的投入可能就此打水漂，而随后的经济制裁将会更加惨痛；
4、大陆腐败炽烈，贫富悬殊，各种矛盾尖锐，民心不稳，如果对台开战，有可能会反过来导致执政党垮台；
5、目前，大陆新老政权交接尚未全部完成，新班子要整合各种力量（特别是军队），尚需时日，草率开战会导致新班子倒台；
6、现阶段大陆经济还未完全起飞，对外资和台商的资金技术颇为依赖，对台开战会切断这些资金技术的来源；
7、将中国完全扼杀在助跑阶段，符合美日的大战略计划，台湾先挑起战端，美日正好找到遏制中国甚至打击中国的借口；
8、倘若大陆顾忌以上原因，暂时不敢开战，台湾趁势展开不惜代价的大规模邦交，特别是得到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承认，台独便成既定事实；
9、得到美日承认后，台湾立即和他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把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迎上岛来，为他们建立军事基地，甚至把核武器架在大陆眼皮下面，从此台湾无忧也，即使日后大陆发展起来，面对美日台同盟，也为之无可奈何；
10、如果“台独”冒险成功，此后极易诱发大陆民族分裂狂潮，大陆政权土崩瓦解，大陆分裂成七国八国，台湾再无任何威胁，从此可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象英国、日本那样过自己的岛国生活了；日后，等那七国八国闹腾得差不多了，还可以利用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再回“前中国”大赚其钱，永远压在“支那人”头上作威作福。
所以，2003年12月10日，陈水扁公布了要在2006年月12月10日举行“新宪法公民投票”、2008年5月20日实施“新宪法”的“台独时间表”，再次向大陆摆出摊牌的姿态。
李陈这番如意算盘，不可谓不阴险歹毒，也不可谓不“精明过人”，只是井底之蛙，焉能理解大国博弈。
其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日利益冲突正日趋尖锐，冲突面在也逐步扩大，但是大国之间，交兵更慎，并非所有矛盾都要集中起来用战争来解决，中美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有战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又有为了更大利益的平衡与妥协。台湾在双方的天平上份量完全不一样，中国有可能为台湾跟美国爆发战争，小至常规战，大至核战争。而美国则有可能不为台湾跟中国开战，小战不打，遑论核战。
此外，日本倒是有与中国决战的冲动，但由于本身势力的原因，日本的战争意愿还要受美国支配，美国不打，日本只有干瞪眼。
此李陈之误判一也。
其二，中国由于工作重点在发展经济，对台湾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但是美国被牵制在中东和“反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也没有完成，而日本的军力也同样还在建设之中，所以，在近几年甚至近十年内，中美日三国还不能形成决战的态势。另外，将来即使三国都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最后都不会选择战争，因为和过去的冷战一样，未来的战争更不可能有胜利者。
此李陈之误判二也。
其三，李陈精于算计，却忘记了一条，国家利益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他们完全不懂中国人民对于国土分裂的切肤之痛，完全不懂中国人民统一河山的坚定决心，在此磐石一般的决心面前，任何敌人都会被撞得粉身碎骨。
此李陈之误判三也。</P><P> 不可否认，台独选择2008年“独立”，对大陆来讲还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打与不打，确实难以选择。
一旦开战，现不说别的，奥运和世博必然要遭受抵制，上万亿的损失，对目前的中国来讲不能想象，另外，战争所消耗的军费，战争中沿海所受的破坏，以及战后美日的经济制裁，加起来更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要知道，打赢战争之时，人民必然是欢呼雀跃，漫天烟火喜欲狂，然而，当战争后的压力分担到每个人的头上来的时候，时间一长，人们就开始承受不了，国内问题也就可能由此而演变成比战争更大的困难和压力。
假如不打，我们又无路可退，否则坐视“台独”不管，不说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光是国内和军内的巨大压力政府就无法招架。
所以，与其被动地等待2008年的到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应对，用积极的手段来防止自己落到将来那个尴尬的困境中去。
如何打乱“台独时间表”，成为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当务之急。</P><P> 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而“台独”分子也没有公开提供让我们发起进攻的口实，再加上奥运和世博“两会”工作的不可逆转，所以，在2008年以前，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先打第一枪，不可能用大规模军事手段来对付“台独”。
在当前条件下勉强收回台湾，我们就公开摆出了在亚洲和美国争夺利益的战略进攻态势，代替伊斯兰极端势力、俄罗斯和“法德同盟”完全站在了美国人的对立面，象前苏联一样成了美国必须动用所有力量、所有资源来对付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可目前我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差甚大，各方面条件远不够成熟，无法承受与美国人翻脸摊牌、长期敌对的巨大压力。
挺身而出，跟美国人面对面针锋相对，这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一种极端不利的结局，同时美国也在尽量避免形成与中国两败俱伤的局面。放大了外延的“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首要敌人，独立的“老欧洲”与俄罗斯相互唱和，渐渐有坐大之势，而中国在“顺应”美国的同时“和平”崛起，对美国的威胁似乎并没有一些美国人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在不出现极端对立的情况下，美国在都会放松对中国的遏制与防范，甚至在某些范围对中国作出一定让步，这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世贸大厦燃烧的黑烟还没有冒完，中国高层就提出中国获得了二十年左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看来此言非虚，极富有前瞻性。
为了中美两国不在“两会”之前为台湾摊牌，也为了不让陈李走到最后一步——公然宣布独立，我们应该用各种手段来打压，使之被迫推后“独立时间表”，让我们好为2008年以后作准备。
打压手段有三：
1、借助外力
用各种方法对美日特别是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约束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行为，而目前美国被中东局势搞得心乱如麻，不愿为别的事情分神，更不愿被拖进新的漩涡，所以美国会威胁李陈听从指挥。
4月21日，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以书面证词表示，“台独将致毁灭性后果”，对“台湾可能的修宪行动，美国的支持有其限度”。稍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戴利也在新加坡东亚安全会议上表示，任何改变台湾现状“都必须是和平的，且必须得到双方同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有关官员亦就台海议题发表类似的看法。在26日台湾“外交部”举行的《与台湾关系法》25周年茶会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葛天豪在致词时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告知陈水扁当局：要谨慎处理所有层面的两岸关系，不要轻视中国对台动武的宣示。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人至少目前还不愿看到陈水扁走得太远，更不愿被这个狡猾的律师拉进台湾海峡的浑水。
2、经济制裁
3、小规模的边缘战争政策
批判的武器从来都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战争边缘政策今后应该成为我们压制“台独时间表”的锐器。
过去我们搞军事演习，动作太大，而持续时间短，演习一过“台独”又故技重演，所以军演有如芭蕉扇打蚊子，风都把蚊子搧跑了，收效不大；
继而发射导弹，进攻姿态过于明显，国际上影响大，最后却又不能把棍子打在陈水扁的.股上，容易给人造成虎头蛇尾的印象，“台独”最终没有切身感受到惩罚的痛苦，嗓门还越来越高；
如果把毛泽东当年“炮轰金门”的老方法再来一回，我们则是刻舟求剑，忘记了“江山尤是，人民已非”的道理，用老人家的话来说，这叫“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当年万炮轰金门，起初是教训蒋介石，牵制美军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则变成了“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用两岸之间这种奇特的“默契”来打破美国人用放弃金马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而如今，居于台湾高位的领导人，已从坚守“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换成了“台独”罪魁李登辉陈水扁，李陈原本就打算撤出“离岛”，巩固台澎，但因军方和民间反应过激，遂才作罢。1998年12月，台湾行政院宣布的台湾领海范围，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钓鱼岛，其诡秘之处就是根本没有提到金门马祖。
倘若我们为了打压台独而再轰金门，台湾必然就势放弃金马，彻底斩断毛蒋两位政治家当年在海峡之间拴起来的“地缘锚链”，反而置大陆于不义，同时还容易引起国际烈谴责，对“台独”还起到相反的“促进”作用，台湾甚至可能一次为借口，乘势宣布独立。中国大陆进攻或收回“金马”或许正中李陈下怀，这些年金门台军经常对大陆渔船开枪开炮，目的就是要激化局势，让大陆来跳这个圈套。</P><P> 前不久，据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北京有关方面人士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大陆）已经注意到最近台湾当局肆意挑衅，制造两岸军事事端动向。这位人士强调，不管陈水扁一伙如何煽动舆论反对祖国大陆，我们仍然要坚持军事斗争准备，一旦台湾军事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将予击毁。
也许，这才是高明的战争“擦边球”。
在模糊的传统海峡中线上空，两岸战机天天都在“打照面”，金马两岛与台湾之间一直都有飞机往来，“擦抢走火”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大陆已经明明白白向对手的“肆意挑衅”提出了警告，不要玩火，小心哪天打你下海，全世界都不会觉得意外。
台湾有200来架第三代先进战斗机，不光军民引以为豪，台独分子更是作为心理倚仗，假如某天突然被大陆在海峡上空打掉几架，给台独分子带来的心理震慑将是巨大和难以想象的。
台海上空发生小规模空战，这个消息立刻会传遍全世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陆和台湾的内战打了几十年，只是79年以后没有再打了，但双方也没有达成正式停火协议，大家只是各行其道，互不招惹，二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近10年来台湾“独立运动”口号喊的太响，大陆自然不回答应，双方战斗机在海峡上空搞出一点小摩擦，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敏感的记者从中嗅到了火药味，但是对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震动并不会太大，各方面的反应也不会太激烈。
大陆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打板子的声音并不大，板子却结结实实的搁在了皮肉上，被打者疼的钻心刺骨，却有口难言。
这才是真正打到了疼处。
打掉台湾几架战斗机，对台独分子和台湾普通民众的震动是巨大的：
第一，他们终于看到了忍耐了许多年之后的“巨人之怒”，切身感受到了大陆粉碎“台独”势不可挡的决心和气魄，大陆并不象李登辉叫嚷的那样，是“会叫的狗不咬人”；
第二，他们看见了他们自己的那几架飞机在大陆庞大的军事压路机面前，不过就是几只哼哼的蚊子苍蝇，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第三，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空战中，他们难说会忽然明白一些道理，什么叫“远水解不了近渴”，天边再美的晚霞也比不上身边的一根救命稻草，战争突然爆发之际，茫茫海空之间，没有美国人，没有日本人，只有大陆人和台湾人，只有中国人。
在这么多年拉拢－－威胁－－再拉拢－－再威胁的无效循环中，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诚意和警告早已麻木不仁，就是你今天试爆一颗核弹，他也不相信你敢把它扔到台湾岛上去，“要是你们敢对我们扔原子弹，美国人就会对你们氢弹，会把你们炸回石器时代去”。
这就是许多台湾人“民主”的高科技大脑里纠缠不清的智障逻辑。</P><P> （四）直面战争
为压制“台独”在2008年以前的分裂活动，我们完全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的边缘战争行为，这样既可以拖住“台独”在2008年以前的行动步伐，推后跟台独“摊牌”的时间，又不会影响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筹备与举办，同时还凝聚了各阶层人民的斗志，振奋了国内的民族精神，国民经济又往前跨进了一大步。
再退万步说，如果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但李登辉陈水扁仍然执迷不悟，最后不顾一切的在2008年前公开宣布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或者“台湾中华民国”。
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打第一枪。
在国际上谴责批判，在国内口诛笔伐，在世界上保持高压，在经济上继续作各种准备，在军事上继续作各种部署。如果美国人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的对美政策也是要美国人来迫使台独“后撤”，美国人自然虚以委蛇，也还是只能说服台湾放弃台独，回到不独不统的状态上来。而对别的国家，我们也要态度鲜明地警告，台湾独立是对全中国人民地背叛，理应要遭受中国人民的惩罚，谁要承认台湾，和他建立“外交关系”，那中国就先和他断交，并且在未来的统一战争中没有责任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
相信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敢来拂逆中国这条愤怒的巨龙项下的锦鳞。
在台湾正式“独立”到奥运会结束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台湾不是一条船，独立了就可以划着走，他仍然是煮在锅里的鸭子，飞不到天上去。
在这一年里，台湾等在还在那里，战战兢兢，浑身发抖，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一年里，大陆一边笑呵呵的开奥运，赚money，间或冷冷的瞄上台湾一眼，一只手举起鲜花摇晃，一只手却握紧衣袋里的枪柄，静静的等待着奥运会的结束。
在这一年里，全世界都屏声静气，没有几个国家会跟台湾展开实质性的外交，既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问”，也没有谁来邀请陈水扁去访问，坐在“台湾共和国”或者“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宝座上，仿佛不是总统，而是一个等待处决的刑犯。</P><P> 在这一年的等待里，会有以下几种可能出现。
第一种可能：
美日在公开场合力行劝阻陈水扁放弃独立，而背后又给以各种支援，美军舰队在台湾以东海域游弋观望，另有部分美国人日本人会以“平民”或者“志愿军”的身份进入台湾，充当台湾军队与美日军队的协调员，或者充实台军，担当情报员、参谋人员、机械师甚至飞行员的任务；这是美国和日本间接卷入台海战争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尽量充实台湾军队，支持台湾在战争中获胜。
应付方案：先拖后打。先将美军拖上几个月，骚扰不断，使之必成久疲之师，然后挥师东渡，台湾即下。
分析：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仅凭这小小的一点帮忙，无法给台湾增加多少砝码，而且战后这些人被大陆俘获后，命运极为危险，所以，美日与其这样帮忙，还不如自己赤膊上阵。</P><P> 第二种可能：
美国直接撕毁中美建交公报，趁中国奥运会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乘机将第三舰队、第五舰队、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港，并且有一二十万陆军登陆，几百架飞机降落台湾机场，若干航母摆放在台湾东部海域。同时，日本几支“八·八”舰队靠近黄海与渤海，封锁我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南方，英国和澳大利亚舰队封锁南中国海，切断我石油行道。
如果形成了这种局面，那就是美日台英等对我国的联合入侵了，民族危亡在此一时，我焉能坐以待毙。
应付方案：
1、奥运结束之后，全国总动员，宣布进入全民战争状态，并要求军民进入地下，以防范核进攻；冻结对立国在大陆、香港、澳门的所有资产；
2、首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3、宣布所有陆基、海基、空基战略导弹进入待发射状态，公布我方将打击的各国城市名单；
4、命令所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领海的外国侵略军全部限时撤出我国的领土领海；
5、宣布将对袭击我军事力量的外来军队实行核打击，并申明在外来干涉实力不退出的情况下，将首先对台湾实行核打击，
6、宣布对台湾及我国其他领海区域使用核武，并确定使用最晚时间，并进入倒计时。
分析：在前面我们已经设想过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但这出现的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小，最后结局都是美日力量无奈退出，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你侵略别人，别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核武器，完全属于防卫，自然无可厚非。如果美方报复，也只有针对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他不敢针对台湾（中国军队还没有上岛），也不敢针对中国本土，否则担心中国对其本土报复，双方最后同归于尽、堕入地狱。
所以，台海战争不会演变到这步田地。</P><P> 如果，2千3百万人想为了过得更幸福更自在，而要用13亿人的苦难来垫背，如果，5万平方公里想为了变成“天堂”，而要把955万平方公里变成人间“地狱”，那么，13亿人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先让这5万平方公里变成齑粉？
“台独”如果胆敢引狼入室，我们宁愿把台湾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能让它成为美日进攻中国大陆的桥头堡，成为美日窒息中国人民的绞索。
这不是大陆的选择，而是“台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留给“台独”的最后底线。</P><P> 第三种可能：
陈水扁在大陆的美国的双重压力下，收回独立立场，并在大陆的强烈要求下辞去“总统”职务。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大陆准备较好的情况，完全可能就此而迫使美国帮忙，进而乘势统一台湾，否则大陆自己打过去美国人就颜面尽失，世界威信当然无存。
如果没有准备好，以后再靠《统一法》中“统一时间表”的法律效力，同样有理由来向台独开战，但毕竟丧失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假如陈水扁敢在2008年以前宣布独立，以上就是最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们应该高瞻远瞩，早作准备，利用陈水扁求“独”心切的特点，将计就计，引蛇出洞，让他在2008年前自己撕下画皮，表演个够，我们则按兵不动，等奥运会开完以后再来打他个猝不及防，最后拉着美国还成了个“双赢”、“多赢”，彻底了结台湾问题。</P><P> （五）战争的最佳时机
综上所述，战争的最佳时机，一是2008-2009年，二是2020年左右。前者来得有点突然，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但机会难得，容易乱中取胜；后者虽然稳妥，不战而胜得可能性更大，但时间太长，恐怕夜长梦多。
另外，在几年之后，世界也许还将面临一次更严重的争端，这个问题已经让以色列睡觉都不敢闭眼，让美国觉得比伊拉克更头疼，那就是“伊朗”本身和伊朗研制核武的问题。作为中东综合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如果伊朗真的搞出了核武器，加上他成熟的“流星导弹计划”，美国在中东的霸业必将面对严重挑战。目前，美国在伊拉克还腾不出手来，等到局势慢慢平静下来后，估计就在几年左右，伊朗必然是美国的下一只“猎物”，那时的阿拉伯世界又将是一片血雨腥风。
在那时，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旦夕之间，台湾就成了我们的了。
</P>
战争经验证明，敌我双方的形势瞬息万变，所以，要完成百分之百的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从2004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做好绝大部分准备工作，迫使美国在战前就退出台海，并压制台湾接受大陆统一，而准备的最低限度，则是要保留最起码的应急军事力量在东南沿海，以应付在台湾岛内外的突发事件。
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陵水机场的迟钝反应——对方降落25分钟以后我方人员才敢登机——来看，大陆这种“应急力量”是必须要配置的，否则，我们拿什么来给陈水扁念紧箍咒，他凭什么相信大陆是“又说又练”？另外，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又凭什么来和美国人谈“不战而胜”？
这种预警似的快速反应威慑力量应该有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小而精，象警察110一样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数小时以内就能投入战斗，这样长期在福建沿海“弯弓待发”，才不会对经济形成过大压力；同时，不断举行真真假假的军事演习——这样可以骚扰、麻痹“台独”的神经，为以后“出奇兵”创造条件，
第二，包括部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二炮的联合兵力，只有这样在台湾出现突发事件时，才能抢在美日之前迅速展开海空军事行动，占领军事战略位置和行动制高点，以待后续大部队，也给下一步的政治军事的应对决策和行动留下时间和空间；
第三，这个力量不仅是“台独”理论上的威慑力量，而且还是一种随时可以实现的打击力量，只要那边陈水扁.股一翘，这边厢炮火便可铺天而至。过去我们搞军事演习，往往是政治作秀大于军事内容，演习前铁流滚滚，气势如虹，一副大兵压境之势；演习时战鹰如云，导弹似电，轰轰烈烈，一副奉天讨贼的决战之势；演习后凯歌回营，又是一副胜利踌躇之势。这种演习耗资过巨，没有明确的战术针对性，演习后部队分散回到各驻地，沿海又是和平景象，对“台独”形成不了实质性的威慑，另外动员规模太大，涉及兵种和范围太广，往往事“兵马未动，敌人已知”，达不到隐秘和突然的效果。
第四，这个小而精悍的快速打击力量必须隶属于最高决策部门，情报最快到达神经中枢，然后命令最快到达前线作战部队，这样才有利于缩短反应时间，有利于部队集结和发动突然进攻——在侦察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不能做到战略上的突袭，但仍然可以作到战术上的突袭；
只有前线随时存在一个“铁拳”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从容的来完成和完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P><P> （二）对台开战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
开战的的时机，必然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战争准备完成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敌我阵营的形成、战争的风险程度、战争的成本以及届时的国际形势来选择。
如果机会到来，我们却担心失败，难下决心，迟迟不敢发动统一之战，一再拖延，总希望有更好的时机出现，这便是逃避困难的“绥靖主义”甚至“投降主义”。
如果不顾全球战略大局，只想逞一时痛快，准备不足，时机不利却仓促开战，这便是军事冒险主义。
以上两种倾向，我们都必须反对。</P><P> 开启战端，我们必须具备以下能力：
1、不管将来美日是否真的参与，我们都必须料敌从宽，都要充分做好美日参战的准备；
2、既要有与美日打常规战的准备，必须还要有“打核大战”的准备，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核大战”；
3、必须能具有摧毁美国大部分卫星的能力，同时我们自己还有少量卫星不会被摧毁；
4、必须能保证国内的网络、通讯、金融等各方面的安全，即使在常规战争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也能必须保障全国（除东南沿海局部地区以外）人民的正常生活，
5、不管是用水面舰队还是水下潜艇“狼群”，必须有能力保障我们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同时保证在中亚的陆上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
6、必须有足够的战略物资储备（包括粮食和铁矿石等）；
7、必须要将大部分外汇储备转购欧元或保留为人民币本身，减少对美国债券的持有量；
8、必须将国内矛盾化解到最低程度，否则，“后院起火”的危险远远大于前线的失利，第一次台海战争失败，我们还可以打第二次，第二次失败，还可以打第三次，但如果国内发生剧变，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
9、最后，必须要考虑到战争规模扩大后，我们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和人民意志上的承受能力，如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力，战争将成为一种负担，也将成为自取其败的自戕。
应该承认，舒适优裕的现代社会对战争的承受力远远低于贫穷时候的承受力，这是无法用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来改变的客观事实，朝鲜战争时“一把炒面一口雪”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辉煌的历史将无法原版重演。
二战时期，德军围困列宁格勒长达两年零六个月，苏联军队和人民几乎弹尽粮绝，共有64.2万人饿死和冻死，2.1万人死于德军的空袭和炮击，但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仍然不屈不挠，艰苦奋战，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然而，1993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作战飞机对南联盟持续轰炸了78天，只是部分摧毁了南联盟军队、生产设施、交通运输线和水电生活保障设施，远远没有达到列宁格勒那样的严峻形势，南联盟全民族便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终于向敌人俯首称臣。
大众的心理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迷茫，一边是自己的悲惨痛苦，一边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人们自然要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产生怀疑。如果这个政府本身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同时敌人又披着这样那样的漂亮外衣，那么人民也就自然要把痛苦的根源归结到这个政府，从而反对甚至推翻这个政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的孵化器一样，超过大众承受能力的台海战争，不仅达不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反而会成为颠覆政府、灭亡自己国家的“飞去来器”。
南联盟地处欧洲腹地，被分裂以后便失去了对邻居的威胁，成为了无关紧要的小国，所以最后加入欧盟，人民还有可能沾富邻的光，过上中等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中国膏腴之地，列强将会更加疯狂的上演“八国联军”的瓜分狂潮，必置中国于死地。
对中国和南联盟来说，一样失败，却是两样结局。
殷鉴不远，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绝不能轻易开启战端。</P><P> （三）如何应对2008年
目前，很多人把2006年或者2008年看成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节点，认为只要在这个时候，台湾敢宣布“独立”，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大开杀戒，坚决打击。
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他们既是狡猾无赖的政客，又是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都看到了时间正在慢慢蚕食“台独”的生存空间，时间是大陆的帮手，也是他们自己的绞索，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拖垮岛内的经济，也要尽快把台湾拖上战车－－最近又要花180亿美元的天价买军火。目前大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军事还没有完全占有绝对优势，台湾尚有相当胜算。台湾在靠近2008年时正式独立，而北京正忙于筹办奥运，同时上海也在筹办世博，打与不打，大陆投鼠忌器，骑虎难下。
台独分子自有他们的精明算法：
1、如果动手打，台湾凭借空军先进战机来守海峡天险，完全可以与大陆一搏，胜算大于大陆；
2、美国日本很可能会出兵前来助战，那时大陆取胜的机会更小；
3、大陆动手，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对奥运和世博进行全面抵制，大陆上万亿的投入可能就此打水漂，而随后的经济制裁将会更加惨痛；
4、大陆腐败炽烈，贫富悬殊，各种矛盾尖锐，民心不稳，如果对台开战，有可能会反过来导致执政党垮台；
5、目前，大陆新老政权交接尚未全部完成，新班子要整合各种力量（特别是军队），尚需时日，草率开战会导致新班子倒台；
6、现阶段大陆经济还未完全起飞，对外资和台商的资金技术颇为依赖，对台开战会切断这些资金技术的来源；
7、将中国完全扼杀在助跑阶段，符合美日的大战略计划，台湾先挑起战端，美日正好找到遏制中国甚至打击中国的借口；
8、倘若大陆顾忌以上原因，暂时不敢开战，台湾趁势展开不惜代价的大规模邦交，特别是得到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承认，台独便成既定事实；
9、得到美日承认后，台湾立即和他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把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迎上岛来，为他们建立军事基地，甚至把核武器架在大陆眼皮下面，从此台湾无忧也，即使日后大陆发展起来，面对美日台同盟，也为之无可奈何；
10、如果“台独”冒险成功，此后极易诱发大陆民族分裂狂潮，大陆政权土崩瓦解，大陆分裂成七国八国，台湾再无任何威胁，从此可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象英国、日本那样过自己的岛国生活了；日后，等那七国八国闹腾得差不多了，还可以利用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再回“前中国”大赚其钱，永远压在“支那人”头上作威作福。
所以，2003年12月10日，陈水扁公布了要在2006年月12月10日举行“新宪法公民投票”、2008年5月20日实施“新宪法”的“台独时间表”，再次向大陆摆出摊牌的姿态。
李陈这番如意算盘，不可谓不阴险歹毒，也不可谓不“精明过人”，只是井底之蛙，焉能理解大国博弈。
其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日利益冲突正日趋尖锐，冲突面在也逐步扩大，但是大国之间，交兵更慎，并非所有矛盾都要集中起来用战争来解决，中美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有战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又有为了更大利益的平衡与妥协。台湾在双方的天平上份量完全不一样，中国有可能为台湾跟美国爆发战争，小至常规战，大至核战争。而美国则有可能不为台湾跟中国开战，小战不打，遑论核战。
此外，日本倒是有与中国决战的冲动，但由于本身势力的原因，日本的战争意愿还要受美国支配，美国不打，日本只有干瞪眼。
此李陈之误判一也。
其二，中国由于工作重点在发展经济，对台湾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但是美国被牵制在中东和“反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也没有完成，而日本的军力也同样还在建设之中，所以，在近几年甚至近十年内，中美日三国还不能形成决战的态势。另外，将来即使三国都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最后都不会选择战争，因为和过去的冷战一样，未来的战争更不可能有胜利者。
此李陈之误判二也。
其三，李陈精于算计，却忘记了一条，国家利益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他们完全不懂中国人民对于国土分裂的切肤之痛，完全不懂中国人民统一河山的坚定决心，在此磐石一般的决心面前，任何敌人都会被撞得粉身碎骨。
此李陈之误判三也。</P><P> 不可否认，台独选择2008年“独立”，对大陆来讲还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打与不打，确实难以选择。
一旦开战，现不说别的，奥运和世博必然要遭受抵制，上万亿的损失，对目前的中国来讲不能想象，另外，战争所消耗的军费，战争中沿海所受的破坏，以及战后美日的经济制裁，加起来更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要知道，打赢战争之时，人民必然是欢呼雀跃，漫天烟火喜欲狂，然而，当战争后的压力分担到每个人的头上来的时候，时间一长，人们就开始承受不了，国内问题也就可能由此而演变成比战争更大的困难和压力。
假如不打，我们又无路可退，否则坐视“台独”不管，不说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光是国内和军内的巨大压力政府就无法招架。
所以，与其被动地等待2008年的到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应对，用积极的手段来防止自己落到将来那个尴尬的困境中去。
如何打乱“台独时间表”，成为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当务之急。</P><P> 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而“台独”分子也没有公开提供让我们发起进攻的口实，再加上奥运和世博“两会”工作的不可逆转，所以，在2008年以前，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先打第一枪，不可能用大规模军事手段来对付“台独”。
在当前条件下勉强收回台湾，我们就公开摆出了在亚洲和美国争夺利益的战略进攻态势，代替伊斯兰极端势力、俄罗斯和“法德同盟”完全站在了美国人的对立面，象前苏联一样成了美国必须动用所有力量、所有资源来对付的第一号战略敌人，可目前我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差甚大，各方面条件远不够成熟，无法承受与美国人翻脸摊牌、长期敌对的巨大压力。
挺身而出，跟美国人面对面针锋相对，这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一种极端不利的结局，同时美国也在尽量避免形成与中国两败俱伤的局面。放大了外延的“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首要敌人，独立的“老欧洲”与俄罗斯相互唱和，渐渐有坐大之势，而中国在“顺应”美国的同时“和平”崛起，对美国的威胁似乎并没有一些美国人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在不出现极端对立的情况下，美国在都会放松对中国的遏制与防范，甚至在某些范围对中国作出一定让步，这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世贸大厦燃烧的黑烟还没有冒完，中国高层就提出中国获得了二十年左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看来此言非虚，极富有前瞻性。
为了中美两国不在“两会”之前为台湾摊牌，也为了不让陈李走到最后一步——公然宣布独立，我们应该用各种手段来打压，使之被迫推后“独立时间表”，让我们好为2008年以后作准备。
打压手段有三：
1、借助外力
用各种方法对美日特别是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约束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行为，而目前美国被中东局势搞得心乱如麻，不愿为别的事情分神，更不愿被拖进新的漩涡，所以美国会威胁李陈听从指挥。
4月21日，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以书面证词表示，“台独将致毁灭性后果”，对“台湾可能的修宪行动，美国的支持有其限度”。稍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戴利也在新加坡东亚安全会议上表示，任何改变台湾现状“都必须是和平的，且必须得到双方同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有关官员亦就台海议题发表类似的看法。在26日台湾“外交部”举行的《与台湾关系法》25周年茶会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葛天豪在致词时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告知陈水扁当局：要谨慎处理所有层面的两岸关系，不要轻视中国对台动武的宣示。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人至少目前还不愿看到陈水扁走得太远，更不愿被这个狡猾的律师拉进台湾海峡的浑水。
2、经济制裁
3、小规模的边缘战争政策
批判的武器从来都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战争边缘政策今后应该成为我们压制“台独时间表”的锐器。
过去我们搞军事演习，动作太大，而持续时间短，演习一过“台独”又故技重演，所以军演有如芭蕉扇打蚊子，风都把蚊子搧跑了，收效不大；
继而发射导弹，进攻姿态过于明显，国际上影响大，最后却又不能把棍子打在陈水扁的.股上，容易给人造成虎头蛇尾的印象，“台独”最终没有切身感受到惩罚的痛苦，嗓门还越来越高；
如果把毛泽东当年“炮轰金门”的老方法再来一回，我们则是刻舟求剑，忘记了“江山尤是，人民已非”的道理，用老人家的话来说，这叫“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当年万炮轰金门，起初是教训蒋介石，牵制美军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则变成了“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用两岸之间这种奇特的“默契”来打破美国人用放弃金马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而如今，居于台湾高位的领导人，已从坚守“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换成了“台独”罪魁李登辉陈水扁，李陈原本就打算撤出“离岛”，巩固台澎，但因军方和民间反应过激，遂才作罢。1998年12月，台湾行政院宣布的台湾领海范围，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钓鱼岛，其诡秘之处就是根本没有提到金门马祖。
倘若我们为了打压台独而再轰金门，台湾必然就势放弃金马，彻底斩断毛蒋两位政治家当年在海峡之间拴起来的“地缘锚链”，反而置大陆于不义，同时还容易引起国际烈谴责，对“台独”还起到相反的“促进”作用，台湾甚至可能一次为借口，乘势宣布独立。中国大陆进攻或收回“金马”或许正中李陈下怀，这些年金门台军经常对大陆渔船开枪开炮，目的就是要激化局势，让大陆来跳这个圈套。</P><P> 前不久，据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北京有关方面人士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大陆）已经注意到最近台湾当局肆意挑衅，制造两岸军事事端动向。这位人士强调，不管陈水扁一伙如何煽动舆论反对祖国大陆，我们仍然要坚持军事斗争准备，一旦台湾军事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将予击毁。
也许，这才是高明的战争“擦边球”。
在模糊的传统海峡中线上空，两岸战机天天都在“打照面”，金马两岛与台湾之间一直都有飞机往来，“擦抢走火”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大陆已经明明白白向对手的“肆意挑衅”提出了警告，不要玩火，小心哪天打你下海，全世界都不会觉得意外。
台湾有200来架第三代先进战斗机，不光军民引以为豪，台独分子更是作为心理倚仗，假如某天突然被大陆在海峡上空打掉几架，给台独分子带来的心理震慑将是巨大和难以想象的。
台海上空发生小规模空战，这个消息立刻会传遍全世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陆和台湾的内战打了几十年，只是79年以后没有再打了，但双方也没有达成正式停火协议，大家只是各行其道，互不招惹，二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近10年来台湾“独立运动”口号喊的太响，大陆自然不回答应，双方战斗机在海峡上空搞出一点小摩擦，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敏感的记者从中嗅到了火药味，但是对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震动并不会太大，各方面的反应也不会太激烈。
大陆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打板子的声音并不大，板子却结结实实的搁在了皮肉上，被打者疼的钻心刺骨，却有口难言。
这才是真正打到了疼处。
打掉台湾几架战斗机，对台独分子和台湾普通民众的震动是巨大的：
第一，他们终于看到了忍耐了许多年之后的“巨人之怒”，切身感受到了大陆粉碎“台独”势不可挡的决心和气魄，大陆并不象李登辉叫嚷的那样，是“会叫的狗不咬人”；
第二，他们看见了他们自己的那几架飞机在大陆庞大的军事压路机面前，不过就是几只哼哼的蚊子苍蝇，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第三，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空战中，他们难说会忽然明白一些道理，什么叫“远水解不了近渴”，天边再美的晚霞也比不上身边的一根救命稻草，战争突然爆发之际，茫茫海空之间，没有美国人，没有日本人，只有大陆人和台湾人，只有中国人。
在这么多年拉拢－－威胁－－再拉拢－－再威胁的无效循环中，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诚意和警告早已麻木不仁，就是你今天试爆一颗核弹，他也不相信你敢把它扔到台湾岛上去，“要是你们敢对我们扔原子弹，美国人就会对你们氢弹，会把你们炸回石器时代去”。
这就是许多台湾人“民主”的高科技大脑里纠缠不清的智障逻辑。</P><P> （四）直面战争
为压制“台独”在2008年以前的分裂活动，我们完全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的边缘战争行为，这样既可以拖住“台独”在2008年以前的行动步伐，推后跟台独“摊牌”的时间，又不会影响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筹备与举办，同时还凝聚了各阶层人民的斗志，振奋了国内的民族精神，国民经济又往前跨进了一大步。
再退万步说，如果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但李登辉陈水扁仍然执迷不悟，最后不顾一切的在2008年前公开宣布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或者“台湾中华民国”。
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打第一枪。
在国际上谴责批判，在国内口诛笔伐，在世界上保持高压，在经济上继续作各种准备，在军事上继续作各种部署。如果美国人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的对美政策也是要美国人来迫使台独“后撤”，美国人自然虚以委蛇，也还是只能说服台湾放弃台独，回到不独不统的状态上来。而对别的国家，我们也要态度鲜明地警告，台湾独立是对全中国人民地背叛，理应要遭受中国人民的惩罚，谁要承认台湾，和他建立“外交关系”，那中国就先和他断交，并且在未来的统一战争中没有责任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
相信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敢来拂逆中国这条愤怒的巨龙项下的锦鳞。
在台湾正式“独立”到奥运会结束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台湾不是一条船，独立了就可以划着走，他仍然是煮在锅里的鸭子，飞不到天上去。
在这一年里，台湾等在还在那里，战战兢兢，浑身发抖，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一年里，大陆一边笑呵呵的开奥运，赚money，间或冷冷的瞄上台湾一眼，一只手举起鲜花摇晃，一只手却握紧衣袋里的枪柄，静静的等待着奥运会的结束。
在这一年里，全世界都屏声静气，没有几个国家会跟台湾展开实质性的外交，既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问”，也没有谁来邀请陈水扁去访问，坐在“台湾共和国”或者“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宝座上，仿佛不是总统，而是一个等待处决的刑犯。</P><P> 在这一年的等待里，会有以下几种可能出现。
第一种可能：
美日在公开场合力行劝阻陈水扁放弃独立，而背后又给以各种支援，美军舰队在台湾以东海域游弋观望，另有部分美国人日本人会以“平民”或者“志愿军”的身份进入台湾，充当台湾军队与美日军队的协调员，或者充实台军，担当情报员、参谋人员、机械师甚至飞行员的任务；这是美国和日本间接卷入台海战争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尽量充实台湾军队，支持台湾在战争中获胜。
应付方案：先拖后打。先将美军拖上几个月，骚扰不断，使之必成久疲之师，然后挥师东渡，台湾即下。
分析：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仅凭这小小的一点帮忙，无法给台湾增加多少砝码，而且战后这些人被大陆俘获后，命运极为危险，所以，美日与其这样帮忙，还不如自己赤膊上阵。</P><P> 第二种可能：
美国直接撕毁中美建交公报，趁中国奥运会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乘机将第三舰队、第五舰队、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港，并且有一二十万陆军登陆，几百架飞机降落台湾机场，若干航母摆放在台湾东部海域。同时，日本几支“八·八”舰队靠近黄海与渤海，封锁我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南方，英国和澳大利亚舰队封锁南中国海，切断我石油行道。
如果形成了这种局面，那就是美日台英等对我国的联合入侵了，民族危亡在此一时，我焉能坐以待毙。
应付方案：
1、奥运结束之后，全国总动员，宣布进入全民战争状态，并要求军民进入地下，以防范核进攻；冻结对立国在大陆、香港、澳门的所有资产；
2、首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3、宣布所有陆基、海基、空基战略导弹进入待发射状态，公布我方将打击的各国城市名单；
4、命令所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领海的外国侵略军全部限时撤出我国的领土领海；
5、宣布将对袭击我军事力量的外来军队实行核打击，并申明在外来干涉实力不退出的情况下，将首先对台湾实行核打击，
6、宣布对台湾及我国其他领海区域使用核武，并确定使用最晚时间，并进入倒计时。
分析：在前面我们已经设想过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但这出现的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小，最后结局都是美日力量无奈退出，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你侵略别人，别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核武器，完全属于防卫，自然无可厚非。如果美方报复，也只有针对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他不敢针对台湾（中国军队还没有上岛），也不敢针对中国本土，否则担心中国对其本土报复，双方最后同归于尽、堕入地狱。
所以，台海战争不会演变到这步田地。</P><P> 如果，2千3百万人想为了过得更幸福更自在，而要用13亿人的苦难来垫背，如果，5万平方公里想为了变成“天堂”，而要把955万平方公里变成人间“地狱”，那么，13亿人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先让这5万平方公里变成齑粉？
“台独”如果胆敢引狼入室，我们宁愿把台湾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能让它成为美日进攻中国大陆的桥头堡，成为美日窒息中国人民的绞索。
这不是大陆的选择，而是“台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留给“台独”的最后底线。</P><P> 第三种可能：
陈水扁在大陆的美国的双重压力下，收回独立立场，并在大陆的强烈要求下辞去“总统”职务。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大陆准备较好的情况，完全可能就此而迫使美国帮忙，进而乘势统一台湾，否则大陆自己打过去美国人就颜面尽失，世界威信当然无存。
如果没有准备好，以后再靠《统一法》中“统一时间表”的法律效力，同样有理由来向台独开战，但毕竟丧失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假如陈水扁敢在2008年以前宣布独立，以上就是最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们应该高瞻远瞩，早作准备，利用陈水扁求“独”心切的特点，将计就计，引蛇出洞，让他在2008年前自己撕下画皮，表演个够，我们则按兵不动，等奥运会开完以后再来打他个猝不及防，最后拉着美国还成了个“双赢”、“多赢”，彻底了结台湾问题。</P><P> （五）战争的最佳时机
综上所述，战争的最佳时机，一是2008-2009年，二是2020年左右。前者来得有点突然，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但机会难得，容易乱中取胜；后者虽然稳妥，不战而胜得可能性更大，但时间太长，恐怕夜长梦多。
另外，在几年之后，世界也许还将面临一次更严重的争端，这个问题已经让以色列睡觉都不敢闭眼，让美国觉得比伊拉克更头疼，那就是“伊朗”本身和伊朗研制核武的问题。作为中东综合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如果伊朗真的搞出了核武器，加上他成熟的“流星导弹计划”，美国在中东的霸业必将面对严重挑战。目前，美国在伊拉克还腾不出手来，等到局势慢慢平静下来后，估计就在几年左右，伊朗必然是美国的下一只“猎物”，那时的阿拉伯世界又将是一片血雨腥风。
在那时，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旦夕之间，台湾就成了我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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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海战争的假想场面<P> 1949年，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横渡长江，国民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谈”，要求共产党不要过江，毛泽东对南京来的谈判代表张治中豪迈地说道：“长江我们肯定是要过的，就看怎么过法，要么唱着歌子过去，要么是开着炮过去。”
转眼已到二十一世纪，肩负着举国希望的大陆军队又将迎来一次横渡，又将重复历史的一幕：海峡肯定是要过的，就看怎么过法，要么唱着歌子过去，要么是开着炮过去。</P><P> 台海战争有三个层面：一是大陆对台湾，二是大陆对美国和台湾，三是大陆和美国对台湾。
第三个层面在这里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尝试着来探讨第一和第二两个层面的一些简单粗浅的战术策略。</P><P> 第一种情况：大陆VS台湾</P><P> 由于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大陆于台湾之间的战争将毫无悬念，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只是台湾军队可能会利用某些技术优势，尽量给大陆军队以较大的杀伤，但最终都无法改变战争失败的结局。
台湾的一些“军事专家”，平日专好研究台湾海峡的空域内能够容纳多少架战斗机，证明台湾在空中力量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又研究双方在军舰上的数量质量，又得出台湾海军力量占优的结论。比来比去，台湾的海空军事力量都要比大陆强，所以大陆进攻台湾没有胜算。
按这种低能的算法，以朱镕基总理的话来说，现在全世界都是希特勒的了。
孙膑教田忌赛马，就是教他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方的短处，而不是用自己的短处盲目的去和敌人的长项拼命。假如把导弹、空军、海军三者比为上马、中马、下马，我们对台湾的战法就完全可以向孙膑学习，先用导弹来消灭对方的空军和防空导弹，然后用空军来消灭对方的海军、岸基导弹阵地和海岸防御火炮，再用海军来消灭海岸守卫陆军，最后用陆军来占领全岛。即使我们各方面力量占优，这也是损失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最佳战法。
1、首先，大陆用密集的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包括远程火箭炮）消灭台湾的空军、机场设施和地面防空导弹阵地，由于台湾离大陆距离太近，携高爆炸药甚至超级炸药弹头的M11、M15导弹在几分钟以内就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可以攻击所有机场、防空导弹基地、雷达站、微波站及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的出入口等高价值目标；
2、紧接着，大陆机群到达台湾上空，消灭台军剩余的飞机、海军舰艇、各种岸对舰导弹基地、地面火炮阵地、桥梁、发电站（也许还包括电线杆，前不久一根电线杆倒地，就引起半个台湾大停电）；
3、随后，渡海舰队到达台湾西海岸，海军用强大密集的火力来消灭滩头守军和残余火炮；
4、陆军登陆，在陆军航空兵和海空飞机地掩护下挺进纵深，将台军主力分割、保卫、消灭；
5、最后，清剿残敌，进入城市，接管政权。
就此，台海战争速战速决（力争要在5-7天内完成）。</P><P>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自宋以后，文化的过度成熟就逐渐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尚武精神，所以，此后一直被外敌入侵。这一点其实也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因为稳定的社会系统会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充足的物质生活也会让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文化活动，在文化昌盛的国度，脑力劳动和智力相关的技巧性劳动成了生活的主要能力，而肢体能力渐渐退到后面，所以，孔子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先进带来富裕，而长期富裕的文明是没有战斗力的，希腊亡于斯巴达，罗马亡于哥特蛮族，宋朝亡于金元，都符合这个规律。
今天的美国似乎逃脱了这个规律的宿命，美国凭借科技、国力和超前的战略意识，占领政治军事的制高点，进入了另外一种循环，那就是以打仗赚钱，以中小规模的战争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使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由此，美国在全球完全处于主动进攻的姿态，不断地寻找理由发动战争，不断地制造伤亡和废墟，然后扶持傀儡政府帮助对方“恢复重建”，占领对方的资源和市场，从而让“战争利润”不断流进自己的腰包，形成了一个“投资打仗－－恢复重建－－占领资源和市场－－赚回成本和利润”的生产线似的链条，但是，随着多极世界的建立，这个血腥盈利的链条必然会被世界大环境制约甚至打断，如果到那个时候，寄生性越来越强的美国也将和所有强权文明一样慢慢掉进文明腐熟的轨道，慢慢堕入上述的那个历史规律中去。
台湾是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台湾很少被战火触及。《马关条约》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反抗运动被日本镇压，此后再没有经历过大面积的兵荒马乱。可以说，日据时期台湾人并没有受多少苦，日本人相反还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活方式，所以，几代人下来，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渐渐大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也才有了“岩里政男”这样的忠诚皇民。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由于岛内岛外的各种因素，台湾经济开始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足，除了在大陆沿海岛屿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五十多年间，台湾军队从新一代将帅到士兵几乎没有在实战中放过一枪一炮，这样的军队，战略水平自然低下，战斗力自然十分有限。
比如，台军将领曾透露，台军在“友邦”帮助下建立了一支夜航大队，其任务之一就是奔袭三峡。台湾距三峡大坝至少1500公里，但台军目前没有远程轰炸机，F-16战机和幻影战机飞行半径都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台军居然有人提出异想天开的提议，用大型空中加油机协同作战。
在台湾海峡都拿不到制空权的情况下，居然敢让空中加油机到大陆上空来“遛马路”，如此荒唐建议，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台军从战略设计、高层指挥到实战战术的整体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台湾文化是一种发达腐熟的商业文化，阴性成分过重，全社会没有精神追求，人民从小生活优裕，耽于享乐，视野狭窄，做生意赚钱和读书研发的能力无可厚非，但要从军打仗，为社会献出生命，台湾人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勇气。
第三，台湾军队由蒋氏政权多年经营，国家统一观念广泛存在于中高级军官思想深处（这次陈水扁就没敢让军队参加投票选举），今年“总统选举”后，台湾社会被割裂成“统”、“独”对立的两个部分，军队也不免也牵扯进去，没有高度统一的思想和精神，这样的军队还会有多大的战斗力？
（2004年6月13日上午，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举行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黄埔十二期毕业生、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代表黄埔校友发表讲话说，台湾执政者准备以“制宪”之名改变两岸和平现状，将置台湾2300万同胞于万劫不复之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或以“修宪”之名行“制宪”之实，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兴盛。郝柏村强调，“黄埔军校校友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我们绝不充当分裂国土的罪人。”）
第四，从1927年建军开始到58年金门炮战，PLA历来就是国军泰山压顶般的克星，尤其是50年抗美援朝，一战动天下，此后与苏联、印度、越南交手，无一败绩，后与美军再逢于越战，隔山打牛，不战而胜，今虽二十年未得实战，但看看98年大洪水时的如虹气势和虎虎生气，“世界第一陆军”的名头，中国陆军仍旧当仁不让。与如此战绩辉煌的对手面对面相搏，台军首先在气势上就输掉了一大截，心理上更是畏首畏尾，纵有几分战斗力也发挥不出多少。
总的看来，台湾军队的战斗力，技术性工作如空军、海军、导弹、电子、通讯等方面要强一些，但最为关键的陆军，战斗力就明显不足了，而艰苦卓绝的精神和面对面厮杀的勇气，更是台湾军队的缺陷。
除了脑满肠肥者活动的高尔夫球场和纸醉金迷的夜总会外，看看世界体坛甚至亚洲体坛，从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到拳击等等，哪里还看得见台湾男人的身影？
所以，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可能没有我们设想的低，也不会比我们预料的高。</P><P> 第二种情况：大陆VS美国、台湾</P><P>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是：
1、中国基本完成战争准备，主动挑起台海战争；
2、中国拥有苏式战机和歼10达到500架，歼8、歼7和歼轰7达到500架，歼6、轰5、轰6和强5达到800架；
3、中国在中朝边境驻扎重兵，防止美韩在中国侧翼包抄；
4、同时，美国没有被世界另外一处危机所牵制，美国可以倾举国之兵前来迎战，开战时来得及动员6-8艘航母，这已经接近美军海军的最大动员能力了；另外，F-22在弗吉尼亚兰利空军基地开始服役,并有少量驻守日本本土（如驻守冲绳容易遭中国导弹袭击），因此对台海战局影响不大；
5、日本还在观望阶段，只是向美军提供后勤保障工作（包括冲绳和本土基地），所以，双方战争之局限在常规战争范围；如果随着战争进程，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境地，日本就可能直接参战，那时，中国就必须将常规战争转化为局部核战争；
6、 在战前，中国必须申明自己的战争态度，目的在于用核战争来吓阻日本直接参战。</P><P> 一、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这里，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两岸间还没有正式开战，中国可依照第七章第二节中“拖延战”战术来应对；
二是两岸间已经开战。</P><P> 由于担心大陆飞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美国的航母舰队必然要在我飞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以外，但又不能过远，否则其航母舰载机F-14和F-18的作战半径不能覆盖，或即使覆盖在台湾海峡上空停留作战时间也不能太短，所以，其航母估计在台湾以东洋面约800至1200公里的位置上，与冲绳的F-15C/D形成犄角相望之势。但这个位置仍然在我Su-27、Su-30的攻击范围内，所以，美军舰载机的任务一是要攻击我渡海部队，二是要保卫巡逻，防止我空航和海航袭击其舰队，三是要反潜，防止我潜艇偷袭。</P><P> 二、战争过程
1、大陆判断出美军肯定介入台海战争，而我方因各种原因又不能采取“拖延战”战术之后，大陆军队必须要赶在在美军舰队到达作战位置之前，在短时间（3-5天）内消灭台湾所有海空军、防空导弹阵地、岸舰导弹阵地和海岸防卫部队，并且有不少于10万人的部队登陆，这是大陆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否则美台两股力量合而为一，大陆难以应付。这是美军介入战争的情况下，大陆必需要抢占的战略先机，否则，在此次台海战争中我们不光收复不了台湾，先期在台湾登陆的部队都有重蹈“宁古头”覆辙的危险，甚至整场战争都有全面失败的危险。
2、冲绳位于台湾东北方向，距台北约530公里，距高雄约800公里，美军舰队到达台湾海域之前，当大陆展开对台打击的时候，冲绳方向可能会出动少量F-22和F-15C/D前来协助台湾空军阻止大陆空军夺取制空权，并干扰大陆渡海。大陆必定出动Su-30和歼10机群在中途拦截，如果大陆占下风，便可以直接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打击那霸基地，消弱美军飞机的力量；但凭借各类飞机的数量，在美军舰队主力到来之前，大陆空军应该全面夺取了台湾上空的制空权。
3、由于我空军已经基本消灭了台湾海军，而我海军业已重创了台湾西海岸守备力量，所以我方应该有两三万陆军登上台岛，在航空兵和海军火炮的掩护下建立了开阔的滩头阵地和桥头堡。由于我方在台湾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我不少于20万人的后续部队应该使用一切船只抢渡海峡，在台湾海峡上形成万船竟发之势，登陆后向台湾纵深发动穿插和攻击，在航空兵和海军火力掩护下打垮台军主力。为了防止运兵船被击中后造成大量士兵溺死，我们在使用高速登陆舰只的同时，应大量使用中小吨位民船，分散乘渡人员和装备，并与大量空船夹杂混编。
在美军到来之时和之初，我军实际上已经打垮了台湾军队大部分主力，基本控制了台湾大局。
4、美军特混舰队到来，必然要和我军展开争夺制空权的空战。如果对方是一到两艘航母到来（只有50-100架左右的战斗机），我军必定要趁其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力争以优势兵力用“车轮战”的战法，来重创或消灭对方第一批舰队。
我军以多编队、多方向和不同的高度出击，每个编队由高中档飞机搭配，数量在10架左右，目的就是迫使敌人分兵迎战，尽量多的消耗对方飞机和飞行员的空战能力。在接达到双方接战的上空时，如果美军迎战飞机F-14和F-18数量较少，我军飞机便可以凭数量优势围而歼之，如果数量众多（不少于6架），便避其锋芒，游而不战，退回海峡上空，配合地面的HQ-15（S-300中国版）、HQ-9A等地面防空导弹来拦截对方，等到对方油料耗尽退回，同时我方第一批飞机也返回，飞机加油，飞行员休整。
对方退回时，我军第二批赶过来的飞机又便趁势追击，照样是多编队、多方向，而美军前来支援的第二批飞机也必须分兵迎敌，数量还不能太少，我方飞机兜个大圈子后又退回来，照样不与之正面作战。等到这批美机又撤回时，我军又有第三批飞机分头追击过去。
如此六个来回，我军出动300架次，美军迎战是180架次，双方还没怎么正面交手，美军飞机的空勤率就几乎达到饱和状态（美军航母舰载机一般一天只能出动一个架次）。如再来几个来回，连轴转的美军飞机几乎就无法起飞了。
一边要回收油料耗尽的带弹飞机，一边要让重新装油的飞机前去拦截从几个方向逼近的中国飞机，另外，我导弹驱逐舰在外围不断佯作进攻之势，潜艇频作疑兵骚扰。美军航母甲板上的紧张忙碌程度，几乎无法想象，只要有一个小小疏忽，就必然酿成灭顶之灾。
只要这种状况不间断持续数小时乃至10个小时，美军舰载机就非累跨不可，整个特混舰队防御范围便缩到最小，完全靠舰载防空武器来进行抵御。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样的力量来阻挡我空射导弹、舰射导弹、潜射导弹和鱼雷对美国特混舰队屠杀般的攻击？
倘若美军一到两艘航母先期到来，便是我军重创甚至消灭对手的千载良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我们要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出击，不怕牺牲，在10个小时以内连续作战，用优势兵力轮番上阵，用最小代价拖垮美军空中防御力量，最后在20到30公里的范围内对美军舰队实施攻击，必定能大获全胜。
这就是对付一到两艘美军航母的“车轮战”战术。
打掉美军第一批舰队，就为我们以常规战争来赢得台海战争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5、如果美军真的失去了一到两艘航母和一个特混舰队，按照常规，美国政府在国内必然承受不了无法想象的压力，早就宣布撤军了，但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抛开国际社会影响的假想，来探讨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估计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才有各种预备方案，对打赢战争也才有相当的把握。
如果美军6-8艘航母同时进入战场，美军舰载战斗机数量将到达400架以上，加上冲绳的F-15，美军战斗机将达到600架左右，并且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参加战争，那时，我们便要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
如果美军舰队是同时到达，就必然有一个调集汇合的过程，我们最多估计这个时间为七天。在这宝贵的七天里，我登陆的20-25万陆军、海军陆战队及新政府组建人员将有以下任务：
一是继续清剿，尽最大可能消灭台军残余兵力，防止这些分散了的力量在美军飞机支持下重新聚集起来进行反扑，并且要在一时来不及拿下的“硬骨头地区”周围破坏所有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大量埋设地雷以钳制其行动；二是建立新政权，掌握宣传、金融、交通、水电设施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控制所有的军事设施和基地，严厉镇压顽固台独分子；三是在台湾东海岸构筑反登陆的纵深阵地；四是构筑大量密集的防空阵地，特别是HQ-15、HQ-9A改防空导弹和“红鸟”巡航导弹阵地；五是囤积当地的钢铁、水泥、粮食、油料、弹药、医药等物资，以作长期独立反空袭反登陆准备；另外，部分飞机驻扎台湾机场，威胁美军舰队，迫使其不能靠台湾过近，同时尽量在海上迟滞美军飞机的进攻。
美军到来，必然要用轰炸来压制台湾岛上我陆军的清剿行动，而我空军也必然要奋勇拦截，由于美军飞机装备、指挥系统和技战术都优于我军，我军飞机必然要遭受大量损失，地面部队也将被美海空军炸得抬不起头来，而我潜艇由于敌舰密集又无法展开攻势，同时，原来瓦解了的台湾军队又将聚集起来，形成小股兵力，从各个方向上向我发动进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方将进入台海战争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6、与此同时，美军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战争潜力雄厚，中国根本没有停战的意图，在战场上，中国空军的拼命抵抗加上地面防空导弹的攻击，美军飞机数量也在急剧消耗下降，美军的后勤补给线也时时面临中国潜艇的偷袭，所以，美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台湾人民过了几十年的优裕生活，对战争的承受力远远不及大陆，残酷的战争和漫长的痛苦会让更多的人加入了统派的行列，统派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所以，大陆军队在台湾也不是孤军奋战，零星小股残余台军的抵抗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美军对他们根本无法给予什么希望。
失去了胜利的希望，战争就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消耗和毁灭。
如果要完全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就必须完全摧毁中国海空军的战争实力，而要消灭中国海空军就必须进攻中国本土，攻击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军事基地、指挥中心等所有目标。中国不像伊拉克，太过庞大，美日英澳全加上都没那么大的空中力量，并且即使有那么多飞机，在冲绳和航母上也无法也无法停放。由于朝鲜的问题，韩国绝对不会允许美国飞机从自己土地上起飞去轰炸中国，从日本本土起飞距离过于遥远，菲律宾、越南、泰国谁都不会惹火烧身。
当年麦克阿瑟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最后却被杜鲁门赶下了帅位。
全面进攻中国大陆，犹如痴人说梦。
7、假如美军退而求其次，从军舰、潜艇上和飞机上用巡航导弹袭击大陆沿岸军事目标，那么大陆就完全有理由使出最后一招。
几朵蘑菇云冉冉升起，几百艘军舰和几百架飞机——美日英澳全部海空军的全部家当，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即使美国咬牙切齿的报复，也只敢对台湾海峡上的中国部分舰队和台湾岛上中国军队较为集中的地区发射核弹，这不光导致中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将造成台湾平民的巨大伤亡。
美日不光是输家，还是历史的罪人。
战争打到这步田地，美国参战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P><P> 所以，只要我们“不怕鬼，不信邪”，只要我们用毫不畏惧的态度来积极迎接战争，不管美国以何种方式参战，美国都没有打赢台海战争的希望。
</P>
转眼已到二十一世纪，肩负着举国希望的大陆军队又将迎来一次横渡，又将重复历史的一幕：海峡肯定是要过的，就看怎么过法，要么唱着歌子过去，要么是开着炮过去。</P><P> 台海战争有三个层面：一是大陆对台湾，二是大陆对美国和台湾，三是大陆和美国对台湾。
第三个层面在这里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尝试着来探讨第一和第二两个层面的一些简单粗浅的战术策略。</P><P> 第一种情况：大陆VS台湾</P><P> 由于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大陆于台湾之间的战争将毫无悬念，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只是台湾军队可能会利用某些技术优势，尽量给大陆军队以较大的杀伤，但最终都无法改变战争失败的结局。
台湾的一些“军事专家”，平日专好研究台湾海峡的空域内能够容纳多少架战斗机，证明台湾在空中力量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又研究双方在军舰上的数量质量，又得出台湾海军力量占优的结论。比来比去，台湾的海空军事力量都要比大陆强，所以大陆进攻台湾没有胜算。
按这种低能的算法，以朱镕基总理的话来说，现在全世界都是希特勒的了。
孙膑教田忌赛马，就是教他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方的短处，而不是用自己的短处盲目的去和敌人的长项拼命。假如把导弹、空军、海军三者比为上马、中马、下马，我们对台湾的战法就完全可以向孙膑学习，先用导弹来消灭对方的空军和防空导弹，然后用空军来消灭对方的海军、岸基导弹阵地和海岸防御火炮，再用海军来消灭海岸守卫陆军，最后用陆军来占领全岛。即使我们各方面力量占优，这也是损失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最佳战法。
1、首先，大陆用密集的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包括远程火箭炮）消灭台湾的空军、机场设施和地面防空导弹阵地，由于台湾离大陆距离太近，携高爆炸药甚至超级炸药弹头的M11、M15导弹在几分钟以内就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可以攻击所有机场、防空导弹基地、雷达站、微波站及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的出入口等高价值目标；
2、紧接着，大陆机群到达台湾上空，消灭台军剩余的飞机、海军舰艇、各种岸对舰导弹基地、地面火炮阵地、桥梁、发电站（也许还包括电线杆，前不久一根电线杆倒地，就引起半个台湾大停电）；
3、随后，渡海舰队到达台湾西海岸，海军用强大密集的火力来消灭滩头守军和残余火炮；
4、陆军登陆，在陆军航空兵和海空飞机地掩护下挺进纵深，将台军主力分割、保卫、消灭；
5、最后，清剿残敌，进入城市，接管政权。
就此，台海战争速战速决（力争要在5-7天内完成）。</P><P>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自宋以后，文化的过度成熟就逐渐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尚武精神，所以，此后一直被外敌入侵。这一点其实也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因为稳定的社会系统会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充足的物质生活也会让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文化活动，在文化昌盛的国度，脑力劳动和智力相关的技巧性劳动成了生活的主要能力，而肢体能力渐渐退到后面，所以，孔子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先进带来富裕，而长期富裕的文明是没有战斗力的，希腊亡于斯巴达，罗马亡于哥特蛮族，宋朝亡于金元，都符合这个规律。
今天的美国似乎逃脱了这个规律的宿命，美国凭借科技、国力和超前的战略意识，占领政治军事的制高点，进入了另外一种循环，那就是以打仗赚钱，以中小规模的战争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使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由此，美国在全球完全处于主动进攻的姿态，不断地寻找理由发动战争，不断地制造伤亡和废墟，然后扶持傀儡政府帮助对方“恢复重建”，占领对方的资源和市场，从而让“战争利润”不断流进自己的腰包，形成了一个“投资打仗－－恢复重建－－占领资源和市场－－赚回成本和利润”的生产线似的链条，但是，随着多极世界的建立，这个血腥盈利的链条必然会被世界大环境制约甚至打断，如果到那个时候，寄生性越来越强的美国也将和所有强权文明一样慢慢掉进文明腐熟的轨道，慢慢堕入上述的那个历史规律中去。
台湾是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台湾很少被战火触及。《马关条约》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反抗运动被日本镇压，此后再没有经历过大面积的兵荒马乱。可以说，日据时期台湾人并没有受多少苦，日本人相反还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活方式，所以，几代人下来，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渐渐大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也才有了“岩里政男”这样的忠诚皇民。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由于岛内岛外的各种因素，台湾经济开始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足，除了在大陆沿海岛屿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五十多年间，台湾军队从新一代将帅到士兵几乎没有在实战中放过一枪一炮，这样的军队，战略水平自然低下，战斗力自然十分有限。
比如，台军将领曾透露，台军在“友邦”帮助下建立了一支夜航大队，其任务之一就是奔袭三峡。台湾距三峡大坝至少1500公里，但台军目前没有远程轰炸机，F-16战机和幻影战机飞行半径都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台军居然有人提出异想天开的提议，用大型空中加油机协同作战。
在台湾海峡都拿不到制空权的情况下，居然敢让空中加油机到大陆上空来“遛马路”，如此荒唐建议，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台军从战略设计、高层指挥到实战战术的整体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台湾文化是一种发达腐熟的商业文化，阴性成分过重，全社会没有精神追求，人民从小生活优裕，耽于享乐，视野狭窄，做生意赚钱和读书研发的能力无可厚非，但要从军打仗，为社会献出生命，台湾人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勇气。
第三，台湾军队由蒋氏政权多年经营，国家统一观念广泛存在于中高级军官思想深处（这次陈水扁就没敢让军队参加投票选举），今年“总统选举”后，台湾社会被割裂成“统”、“独”对立的两个部分，军队也不免也牵扯进去，没有高度统一的思想和精神，这样的军队还会有多大的战斗力？
（2004年6月13日上午，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举行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黄埔十二期毕业生、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代表黄埔校友发表讲话说，台湾执政者准备以“制宪”之名改变两岸和平现状，将置台湾2300万同胞于万劫不复之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或以“修宪”之名行“制宪”之实，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兴盛。郝柏村强调，“黄埔军校校友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我们绝不充当分裂国土的罪人。”）
第四，从1927年建军开始到58年金门炮战，PLA历来就是国军泰山压顶般的克星，尤其是50年抗美援朝，一战动天下，此后与苏联、印度、越南交手，无一败绩，后与美军再逢于越战，隔山打牛，不战而胜，今虽二十年未得实战，但看看98年大洪水时的如虹气势和虎虎生气，“世界第一陆军”的名头，中国陆军仍旧当仁不让。与如此战绩辉煌的对手面对面相搏，台军首先在气势上就输掉了一大截，心理上更是畏首畏尾，纵有几分战斗力也发挥不出多少。
总的看来，台湾军队的战斗力，技术性工作如空军、海军、导弹、电子、通讯等方面要强一些，但最为关键的陆军，战斗力就明显不足了，而艰苦卓绝的精神和面对面厮杀的勇气，更是台湾军队的缺陷。
除了脑满肠肥者活动的高尔夫球场和纸醉金迷的夜总会外，看看世界体坛甚至亚洲体坛，从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到拳击等等，哪里还看得见台湾男人的身影？
所以，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可能没有我们设想的低，也不会比我们预料的高。</P><P> 第二种情况：大陆VS美国、台湾</P><P> 假设中美开战的敌我态势是：
1、中国基本完成战争准备，主动挑起台海战争；
2、中国拥有苏式战机和歼10达到500架，歼8、歼7和歼轰7达到500架，歼6、轰5、轰6和强5达到800架；
3、中国在中朝边境驻扎重兵，防止美韩在中国侧翼包抄；
4、同时，美国没有被世界另外一处危机所牵制，美国可以倾举国之兵前来迎战，开战时来得及动员6-8艘航母，这已经接近美军海军的最大动员能力了；另外，F-22在弗吉尼亚兰利空军基地开始服役,并有少量驻守日本本土（如驻守冲绳容易遭中国导弹袭击），因此对台海战局影响不大；
5、日本还在观望阶段，只是向美军提供后勤保障工作（包括冲绳和本土基地），所以，双方战争之局限在常规战争范围；如果随着战争进程，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境地，日本就可能直接参战，那时，中国就必须将常规战争转化为局部核战争；
6、 在战前，中国必须申明自己的战争态度，目的在于用核战争来吓阻日本直接参战。</P><P> 一、战争开始时美军的位置。
这里，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两岸间还没有正式开战，中国可依照第七章第二节中“拖延战”战术来应对；
二是两岸间已经开战。</P><P> 由于担心大陆飞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美国的航母舰队必然要在我飞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以外，但又不能过远，否则其航母舰载机F-14和F-18的作战半径不能覆盖，或即使覆盖在台湾海峡上空停留作战时间也不能太短，所以，其航母估计在台湾以东洋面约800至1200公里的位置上，与冲绳的F-15C/D形成犄角相望之势。但这个位置仍然在我Su-27、Su-30的攻击范围内，所以，美军舰载机的任务一是要攻击我渡海部队，二是要保卫巡逻，防止我空航和海航袭击其舰队，三是要反潜，防止我潜艇偷袭。</P><P> 二、战争过程
1、大陆判断出美军肯定介入台海战争，而我方因各种原因又不能采取“拖延战”战术之后，大陆军队必须要赶在在美军舰队到达作战位置之前，在短时间（3-5天）内消灭台湾所有海空军、防空导弹阵地、岸舰导弹阵地和海岸防卫部队，并且有不少于10万人的部队登陆，这是大陆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否则美台两股力量合而为一，大陆难以应付。这是美军介入战争的情况下，大陆必需要抢占的战略先机，否则，在此次台海战争中我们不光收复不了台湾，先期在台湾登陆的部队都有重蹈“宁古头”覆辙的危险，甚至整场战争都有全面失败的危险。
2、冲绳位于台湾东北方向，距台北约530公里，距高雄约800公里，美军舰队到达台湾海域之前，当大陆展开对台打击的时候，冲绳方向可能会出动少量F-22和F-15C/D前来协助台湾空军阻止大陆空军夺取制空权，并干扰大陆渡海。大陆必定出动Su-30和歼10机群在中途拦截，如果大陆占下风，便可以直接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打击那霸基地，消弱美军飞机的力量；但凭借各类飞机的数量，在美军舰队主力到来之前，大陆空军应该全面夺取了台湾上空的制空权。
3、由于我空军已经基本消灭了台湾海军，而我海军业已重创了台湾西海岸守备力量，所以我方应该有两三万陆军登上台岛，在航空兵和海军火炮的掩护下建立了开阔的滩头阵地和桥头堡。由于我方在台湾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我不少于20万人的后续部队应该使用一切船只抢渡海峡，在台湾海峡上形成万船竟发之势，登陆后向台湾纵深发动穿插和攻击，在航空兵和海军火力掩护下打垮台军主力。为了防止运兵船被击中后造成大量士兵溺死，我们在使用高速登陆舰只的同时，应大量使用中小吨位民船，分散乘渡人员和装备，并与大量空船夹杂混编。
在美军到来之时和之初，我军实际上已经打垮了台湾军队大部分主力，基本控制了台湾大局。
4、美军特混舰队到来，必然要和我军展开争夺制空权的空战。如果对方是一到两艘航母到来（只有50-100架左右的战斗机），我军必定要趁其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力争以优势兵力用“车轮战”的战法，来重创或消灭对方第一批舰队。
我军以多编队、多方向和不同的高度出击，每个编队由高中档飞机搭配，数量在10架左右，目的就是迫使敌人分兵迎战，尽量多的消耗对方飞机和飞行员的空战能力。在接达到双方接战的上空时，如果美军迎战飞机F-14和F-18数量较少，我军飞机便可以凭数量优势围而歼之，如果数量众多（不少于6架），便避其锋芒，游而不战，退回海峡上空，配合地面的HQ-15（S-300中国版）、HQ-9A等地面防空导弹来拦截对方，等到对方油料耗尽退回，同时我方第一批飞机也返回，飞机加油，飞行员休整。
对方退回时，我军第二批赶过来的飞机又便趁势追击，照样是多编队、多方向，而美军前来支援的第二批飞机也必须分兵迎敌，数量还不能太少，我方飞机兜个大圈子后又退回来，照样不与之正面作战。等到这批美机又撤回时，我军又有第三批飞机分头追击过去。
如此六个来回，我军出动300架次，美军迎战是180架次，双方还没怎么正面交手，美军飞机的空勤率就几乎达到饱和状态（美军航母舰载机一般一天只能出动一个架次）。如再来几个来回，连轴转的美军飞机几乎就无法起飞了。
一边要回收油料耗尽的带弹飞机，一边要让重新装油的飞机前去拦截从几个方向逼近的中国飞机，另外，我导弹驱逐舰在外围不断佯作进攻之势，潜艇频作疑兵骚扰。美军航母甲板上的紧张忙碌程度，几乎无法想象，只要有一个小小疏忽，就必然酿成灭顶之灾。
只要这种状况不间断持续数小时乃至10个小时，美军舰载机就非累跨不可，整个特混舰队防御范围便缩到最小，完全靠舰载防空武器来进行抵御。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样的力量来阻挡我空射导弹、舰射导弹、潜射导弹和鱼雷对美国特混舰队屠杀般的攻击？
倘若美军一到两艘航母先期到来，便是我军重创甚至消灭对手的千载良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我们要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出击，不怕牺牲，在10个小时以内连续作战，用优势兵力轮番上阵，用最小代价拖垮美军空中防御力量，最后在20到30公里的范围内对美军舰队实施攻击，必定能大获全胜。
这就是对付一到两艘美军航母的“车轮战”战术。
打掉美军第一批舰队，就为我们以常规战争来赢得台海战争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5、如果美军真的失去了一到两艘航母和一个特混舰队，按照常规，美国政府在国内必然承受不了无法想象的压力，早就宣布撤军了，但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抛开国际社会影响的假想，来探讨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估计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才有各种预备方案，对打赢战争也才有相当的把握。
如果美军6-8艘航母同时进入战场，美军舰载战斗机数量将到达400架以上，加上冲绳的F-15，美军战斗机将达到600架左右，并且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参加战争，那时，我们便要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
如果美军舰队是同时到达，就必然有一个调集汇合的过程，我们最多估计这个时间为七天。在这宝贵的七天里，我登陆的20-25万陆军、海军陆战队及新政府组建人员将有以下任务：
一是继续清剿，尽最大可能消灭台军残余兵力，防止这些分散了的力量在美军飞机支持下重新聚集起来进行反扑，并且要在一时来不及拿下的“硬骨头地区”周围破坏所有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大量埋设地雷以钳制其行动；二是建立新政权，掌握宣传、金融、交通、水电设施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控制所有的军事设施和基地，严厉镇压顽固台独分子；三是在台湾东海岸构筑反登陆的纵深阵地；四是构筑大量密集的防空阵地，特别是HQ-15、HQ-9A改防空导弹和“红鸟”巡航导弹阵地；五是囤积当地的钢铁、水泥、粮食、油料、弹药、医药等物资，以作长期独立反空袭反登陆准备；另外，部分飞机驻扎台湾机场，威胁美军舰队，迫使其不能靠台湾过近，同时尽量在海上迟滞美军飞机的进攻。
美军到来，必然要用轰炸来压制台湾岛上我陆军的清剿行动，而我空军也必然要奋勇拦截，由于美军飞机装备、指挥系统和技战术都优于我军，我军飞机必然要遭受大量损失，地面部队也将被美海空军炸得抬不起头来，而我潜艇由于敌舰密集又无法展开攻势，同时，原来瓦解了的台湾军队又将聚集起来，形成小股兵力，从各个方向上向我发动进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方将进入台海战争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6、与此同时，美军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战争潜力雄厚，中国根本没有停战的意图，在战场上，中国空军的拼命抵抗加上地面防空导弹的攻击，美军飞机数量也在急剧消耗下降，美军的后勤补给线也时时面临中国潜艇的偷袭，所以，美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台湾人民过了几十年的优裕生活，对战争的承受力远远不及大陆，残酷的战争和漫长的痛苦会让更多的人加入了统派的行列，统派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所以，大陆军队在台湾也不是孤军奋战，零星小股残余台军的抵抗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美军对他们根本无法给予什么希望。
失去了胜利的希望，战争就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消耗和毁灭。
如果要完全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就必须完全摧毁中国海空军的战争实力，而要消灭中国海空军就必须进攻中国本土，攻击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军事基地、指挥中心等所有目标。中国不像伊拉克，太过庞大，美日英澳全加上都没那么大的空中力量，并且即使有那么多飞机，在冲绳和航母上也无法也无法停放。由于朝鲜的问题，韩国绝对不会允许美国飞机从自己土地上起飞去轰炸中国，从日本本土起飞距离过于遥远，菲律宾、越南、泰国谁都不会惹火烧身。
当年麦克阿瑟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最后却被杜鲁门赶下了帅位。
全面进攻中国大陆，犹如痴人说梦。
7、假如美军退而求其次，从军舰、潜艇上和飞机上用巡航导弹袭击大陆沿岸军事目标，那么大陆就完全有理由使出最后一招。
几朵蘑菇云冉冉升起，几百艘军舰和几百架飞机——美日英澳全部海空军的全部家当，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即使美国咬牙切齿的报复，也只敢对台湾海峡上的中国部分舰队和台湾岛上中国军队较为集中的地区发射核弹，这不光导致中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将造成台湾平民的巨大伤亡。
美日不光是输家，还是历史的罪人。
战争打到这步田地，美国参战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P><P> 所以，只要我们“不怕鬼，不信邪”，只要我们用毫不畏惧的态度来积极迎接战争，不管美国以何种方式参战，美国都没有打赢台海战争的希望。
</P>
中篇：政治篇<P>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P>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瓦解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战斗精神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P> 第二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
第二节 “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
第三章 美国真是一个善意的霸权吗？
第一节 看看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善意”
第二节 基督教文明下的美国所书写的“善意”历史
第三节 经济掠夺方式的改变，使美国更象一个善意的霸权
第四章 台湾是中国民主的“特区”，应保留下来作大陆政治的对比和参照？
第一节 台湾及台湾“民主”的不幸
第二节 台海战争之后，大陆如何应对台湾？
第五章 中国民主和新文化建设之路
第一节 从非洲、亚洲的过去和现状来看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
第二节 日益坚实的经济地基，才能支撑中国渐进式民主的高楼
第三节 后共产主义思想
</P><P> 实际上，对台统一之战，在思想、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已经开始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前奏，坦率的说，在当今由美国影响甚至决定了价值标准的国际大环境中，由于台湾凭借经济的优势和“民主”的道义制高点，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和文化的博弈中，大陆明显落于下风。</P><P>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及瓦解其战斗精神</P><P>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P><P> 对传统文化长达一百年的批判，正在挖去我们的根基，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瓦解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象中国人这样，咬牙切齿而又不屈不挠地跟早已化为空气尘土的祖宗过不去，冥冥之中，罪魁祸首孔子不知哪天会不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委屈地质问：如果中国近三百年来的贫弱你们要归罪于我，那在这三百年以前中国一直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是不是就应该跪下来感谢我？</P><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从“专制主义”单一思维的模式里解放出来，开始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现代新思想，从而开始进行长时间的批判与思考，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建设性的思考。
从“五四”到如今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思考方向是“后顾”而非“前瞻”，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清算历史和批判旧文化，而不是从历史中吸收营养和建设新文化。确切地说，中国整个知识阶层扮演的是低级的破坏者的角色，而承担不起高明的建筑大师的重任。
不可否认，由于前苏联崩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中国落后的现状，中国目前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人为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制度，与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政府等同起来，不同程度的继承“文革”的攻伐风格，讽古喻今，颇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味，但是，这种以批判作鞭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往往会使许多人一叶障目，看不到世界丛林的残酷本质，看不到中国的真实国情，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从而有意无意中站到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对立面。
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把自己有限的文化遗产视若珍宝，2003年，法国将大仲马的灵柩移入先贤祠，由希拉克总统主持的国葬仪式向全球转播，更体现出文化大国的浩荡风范。纵观古今中外，不管是康德还是费尔巴哈，不管是契诃夫还是是列林斯基，不管是斯宾诺沙还是卢梭，不管是卡夫卡还是米兰·昆德拉，不管是贝多芬还是瓦格纳，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没有看见哪一个文化巨人或者国家民族，会对自己的文化发动如此残酷的“百年讨伐战争”，陈独秀、鲁迅等大师在风雨晦明中给传统文化挖下的巨大墓坑还象路标一样摆在历史的道路旁，而无数后来者如余杰刘晓波之流又扑腾跳下去，搅起一点脏水，便赢得自己和围观者的轻薄欢呼和无知叫好。而放眼未来，悲哀的是，我们还看不到批判的结束和新文化建设的开始。
如果说矫枉必须过正，那么一百年了，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的二十几年，足够我们“矫”回来了。
还有一点，是批判者们在潜意识中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的，对传统文化的低级重复批判，也存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市侩嘴脸和没落贵族的卑微心态。
一个世代殷富的诗书礼仪之家，老祖宗开疆拓土，浴血拼杀，留下了金壁辉煌的宅院、广袤无垠的田产、繁荣兴旺的人丁、卷帙浩繁的典籍和辉煌灿烂的家史，历经十数代而不衰，最后传至十九代，国际形势已经风云变幻，子孙不肖不思进取变通，又兼邻间豪强蜂起，蚕食鲸吞，终于搞得这个大家中落破败，家人饱受贫辱。至二十代，觉醒者痛定思痛，高喊“打到孔家店”、呼请“德先生、赛先生”，但依然没有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着别人过好日子，自己却破衣烂衫，这种现象我们肯定要反思，要寻找贫穷的原因，思来思去，找来找去，发现是自己的家庭不行，是父辈祖父辈逛窑子抽鸦片，遗毒祸害秧及子孙，所以，我们应该批判祖宗，肃清其遗毒。批完以后，我们应重新努力，利用前辈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建立新生活，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批判态度。
但是在批判过程中，我们不能走两种极端，一是将祖辈留下来的遗产一把火烧掉，从外面引进来另外一种文化，事实证明，文化的更新绝不可能象外科手术那么简单，大火永远烧不掉传统，否则焚烧阿房宫的楚霸王就应该是中国的民主先驱了；第二，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批判而不建设，否则，我们的前辈他们也会问我们:我们是不行了，那你们呢？你们要是有本事，你们就搞点新东西来看看呀；我们没有本事让你们过好日子，让你们骂，可你们骂了一百年，日子也没有多大起色，那你们也是没有本事的无能之辈，还好意思来再骂祖宗。
我们是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无能子孙吗？</P><P>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P><P> 中国几百年来的屈辱和沉沦，应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因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致命弱点所致：一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又自以为是、清高酸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依附于权贵阶层，现阶段许多人又盲目追随美国的“民主”的鞭子，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二是缺乏实践精神，看不清社会的真实，常常游离于社会实际行为之外，“动口不动手”，虚弱无能，他可以尽毕生精力于“致知”，却不会用少许时间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探索，所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百年、三千年也不成。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是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平时除了读书奉主，便是在后花园调弄春香，胸有屠龙之志，可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外敌入侵，死在敌人刀戟下的往往还没有自悬房梁上的多。而大兵是行为主义者，没有那么多鸿鹄志向和风花雪月，却有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国家命运的能力。但中国的秀才自古好象很愿意保留这种半男半女的尴尬形象，吟风弄月，乐在其中，很少人会象班超那般投笔从戎，即是秀才又是兵，让敌人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
中国几千年来的贫穷愚昧，很大责任也在于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扮演者”，不仅能“妙手著文章”，而且还要“铁肩担道义”——这里是“担”，而不是“百无一用”的“空空妙手”或“如簧巧舌”。知识分子不仅要为被压迫者鼓与呼，不仅是丑恶现象的批判者，而且应该是、必须是社会进步方向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作为独立思考的隐者，知识分子不仅要守望社会丛林的山火，还要寻找未来天边峰峦间隐约的曙光，如果因为树叶的遮挡而失去了了望的视线，那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守夜的更夫，他的铜锣声毕竟还能召唤邻居来救火。正如许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求生技能及衍生出来的社会价值，似乎还比不上工厂里埋头苦干的产业工人来得实在，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冷嘲热讽，张嘴骂人，中国“民主派”的先生们似乎比不上在酒宴上露着私处“击鼓骂曹”的弥横，人家终究敢当着曹.的面.他的祖宗，但批判的武器始终比不过武器的批判，弥恒的如剑利舌最后仍然挡不住“土木偶人”黄祖的一刀。
所以，这样的“先生”，对中国来说自然是越少越好。</P><P>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特别提出了“知易行难”，并认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
作为无数次经历失败而又无数次站起来的革命实践家，中山先生在论述知行关系的时候，没有进实验室去探索自然界最深处的奥秘，而是把重点放到了治国救民的“行”上。
先生所处其时，亲眼目睹了满清闭关锁国、腐败顽固给国家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而这些灾难有许多恰好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女神”用坚船利炮给中国人民送来的“启蒙教材”，所以，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效法西方，接受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中山先生参照西方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自由强盛的国家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知”，而更重要的便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推翻清王朝、打到军阀、建立民国——这就是“行”。为实践这个“行”，中山先生用去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筚路蓝缕，最后虽然没有实现其最终理想，但毕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的基本格局，为在黑暗中呻吟的中国带来了一缕绚丽的曙光。
“知”固然要紧，而“行”必定更加重要。
所以，另一位伟大的实践家毛泽东给了孙中山一个独到精准的评价：革命的先行者</P>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P> 第二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
第二节 “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
第三章 美国真是一个善意的霸权吗？
第一节 看看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善意”
第二节 基督教文明下的美国所书写的“善意”历史
第三节 经济掠夺方式的改变，使美国更象一个善意的霸权
第四章 台湾是中国民主的“特区”，应保留下来作大陆政治的对比和参照？
第一节 台湾及台湾“民主”的不幸
第二节 台海战争之后，大陆如何应对台湾？
第五章 中国民主和新文化建设之路
第一节 从非洲、亚洲的过去和现状来看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
第二节 日益坚实的经济地基，才能支撑中国渐进式民主的高楼
第三节 后共产主义思想
</P><P> 实际上，对台统一之战，在思想、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已经开始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前奏，坦率的说，在当今由美国影响甚至决定了价值标准的国际大环境中，由于台湾凭借经济的优势和“民主”的道义制高点，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和文化的博弈中，大陆明显落于下风。</P><P>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及瓦解其战斗精神</P><P>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P><P> 对传统文化长达一百年的批判，正在挖去我们的根基，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瓦解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象中国人这样，咬牙切齿而又不屈不挠地跟早已化为空气尘土的祖宗过不去，冥冥之中，罪魁祸首孔子不知哪天会不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委屈地质问：如果中国近三百年来的贫弱你们要归罪于我，那在这三百年以前中国一直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是不是就应该跪下来感谢我？</P><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从“专制主义”单一思维的模式里解放出来，开始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现代新思想，从而开始进行长时间的批判与思考，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建设性的思考。
从“五四”到如今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思考方向是“后顾”而非“前瞻”，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清算历史和批判旧文化，而不是从历史中吸收营养和建设新文化。确切地说，中国整个知识阶层扮演的是低级的破坏者的角色，而承担不起高明的建筑大师的重任。
不可否认，由于前苏联崩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中国落后的现状，中国目前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人为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制度，与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政府等同起来，不同程度的继承“文革”的攻伐风格，讽古喻今，颇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味，但是，这种以批判作鞭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往往会使许多人一叶障目，看不到世界丛林的残酷本质，看不到中国的真实国情，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从而有意无意中站到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对立面。
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把自己有限的文化遗产视若珍宝，2003年，法国将大仲马的灵柩移入先贤祠，由希拉克总统主持的国葬仪式向全球转播，更体现出文化大国的浩荡风范。纵观古今中外，不管是康德还是费尔巴哈，不管是契诃夫还是是列林斯基，不管是斯宾诺沙还是卢梭，不管是卡夫卡还是米兰·昆德拉，不管是贝多芬还是瓦格纳，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没有看见哪一个文化巨人或者国家民族，会对自己的文化发动如此残酷的“百年讨伐战争”，陈独秀、鲁迅等大师在风雨晦明中给传统文化挖下的巨大墓坑还象路标一样摆在历史的道路旁，而无数后来者如余杰刘晓波之流又扑腾跳下去，搅起一点脏水，便赢得自己和围观者的轻薄欢呼和无知叫好。而放眼未来，悲哀的是，我们还看不到批判的结束和新文化建设的开始。
如果说矫枉必须过正，那么一百年了，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的二十几年，足够我们“矫”回来了。
还有一点，是批判者们在潜意识中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的，对传统文化的低级重复批判，也存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市侩嘴脸和没落贵族的卑微心态。
一个世代殷富的诗书礼仪之家，老祖宗开疆拓土，浴血拼杀，留下了金壁辉煌的宅院、广袤无垠的田产、繁荣兴旺的人丁、卷帙浩繁的典籍和辉煌灿烂的家史，历经十数代而不衰，最后传至十九代，国际形势已经风云变幻，子孙不肖不思进取变通，又兼邻间豪强蜂起，蚕食鲸吞，终于搞得这个大家中落破败，家人饱受贫辱。至二十代，觉醒者痛定思痛，高喊“打到孔家店”、呼请“德先生、赛先生”，但依然没有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着别人过好日子，自己却破衣烂衫，这种现象我们肯定要反思，要寻找贫穷的原因，思来思去，找来找去，发现是自己的家庭不行，是父辈祖父辈逛窑子抽鸦片，遗毒祸害秧及子孙，所以，我们应该批判祖宗，肃清其遗毒。批完以后，我们应重新努力，利用前辈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建立新生活，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批判态度。
但是在批判过程中，我们不能走两种极端，一是将祖辈留下来的遗产一把火烧掉，从外面引进来另外一种文化，事实证明，文化的更新绝不可能象外科手术那么简单，大火永远烧不掉传统，否则焚烧阿房宫的楚霸王就应该是中国的民主先驱了；第二，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批判而不建设，否则，我们的前辈他们也会问我们:我们是不行了，那你们呢？你们要是有本事，你们就搞点新东西来看看呀；我们没有本事让你们过好日子，让你们骂，可你们骂了一百年，日子也没有多大起色，那你们也是没有本事的无能之辈，还好意思来再骂祖宗。
我们是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无能子孙吗？</P><P>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P><P> 中国几百年来的屈辱和沉沦，应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因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致命弱点所致：一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又自以为是、清高酸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依附于权贵阶层，现阶段许多人又盲目追随美国的“民主”的鞭子，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二是缺乏实践精神，看不清社会的真实，常常游离于社会实际行为之外，“动口不动手”，虚弱无能，他可以尽毕生精力于“致知”，却不会用少许时间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探索，所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百年、三千年也不成。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是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平时除了读书奉主，便是在后花园调弄春香，胸有屠龙之志，可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外敌入侵，死在敌人刀戟下的往往还没有自悬房梁上的多。而大兵是行为主义者，没有那么多鸿鹄志向和风花雪月，却有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国家命运的能力。但中国的秀才自古好象很愿意保留这种半男半女的尴尬形象，吟风弄月，乐在其中，很少人会象班超那般投笔从戎，即是秀才又是兵，让敌人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
中国几千年来的贫穷愚昧，很大责任也在于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扮演者”，不仅能“妙手著文章”，而且还要“铁肩担道义”——这里是“担”，而不是“百无一用”的“空空妙手”或“如簧巧舌”。知识分子不仅要为被压迫者鼓与呼，不仅是丑恶现象的批判者，而且应该是、必须是社会进步方向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作为独立思考的隐者，知识分子不仅要守望社会丛林的山火，还要寻找未来天边峰峦间隐约的曙光，如果因为树叶的遮挡而失去了了望的视线，那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守夜的更夫，他的铜锣声毕竟还能召唤邻居来救火。正如许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求生技能及衍生出来的社会价值，似乎还比不上工厂里埋头苦干的产业工人来得实在，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冷嘲热讽，张嘴骂人，中国“民主派”的先生们似乎比不上在酒宴上露着私处“击鼓骂曹”的弥横，人家终究敢当着曹.的面.他的祖宗，但批判的武器始终比不过武器的批判，弥恒的如剑利舌最后仍然挡不住“土木偶人”黄祖的一刀。
所以，这样的“先生”，对中国来说自然是越少越好。</P><P>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特别提出了“知易行难”，并认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
作为无数次经历失败而又无数次站起来的革命实践家，中山先生在论述知行关系的时候，没有进实验室去探索自然界最深处的奥秘，而是把重点放到了治国救民的“行”上。
先生所处其时，亲眼目睹了满清闭关锁国、腐败顽固给国家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而这些灾难有许多恰好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女神”用坚船利炮给中国人民送来的“启蒙教材”，所以，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效法西方，接受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中山先生参照西方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自由强盛的国家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知”，而更重要的便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推翻清王朝、打到军阀、建立民国——这就是“行”。为实践这个“行”，中山先生用去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筚路蓝缕，最后虽然没有实现其最终理想，但毕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的基本格局，为在黑暗中呻吟的中国带来了一缕绚丽的曙光。
“知”固然要紧，而“行”必定更加重要。
所以，另一位伟大的实践家毛泽东给了孙中山一个独到精准的评价：革命的先行者</P>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6日登载了邱震海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二战以前的德国相似，国力强盛而精神不成熟，“中华文明没有经受过现代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近十来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原先承受的意识形态束缚逐渐为经济致富的狂热和快感所替代，原本十分正面的国民自信心增长，很多时候竟演化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而这种情绪很快就被其他国家理解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文章还特别提到了“杭州张惠妹事件”，并认为“（中国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情绪化的反弹，而且还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
文章在最后还说到，“遗憾的是，人们至今看不到中国知识界系统持之以恒的启蒙工作。多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传统，令中国（包括香港）所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却缺乏一带具有批评精神、终极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把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联系起来，并认为民族主义将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麻烦的观点，不仅限此文，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那个一厢情愿要象汪兆铭一样跟日本“款曲通好”的马立诚先生，就痛斥“爱国者”为“爱国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突然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被国内外的“民族异己分子”们鸣鼓而攻，大加责罚。</P><P>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P><P>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帝王一家的天下，整个民族是帝王脚下的臣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民族感情就存在极大的缺陷，忠君为首，爱国其次，臣因桀亡，民为尧存，所以，历代爱国志士常常会陷入会陷于君主与国家“二律背反”的两难之中，岳飞、郑成功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便是这样的悲剧性代表。
在这种“君国不分”的缺陷中，尽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训导，尽管有强汉盛唐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纵观几千年，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较为忽视，感情都较为淡漠。皇帝驾崩，民众如丧考妣，国家沦丧，民众却往往是麻木不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说道：“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P><P> 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和元末汉民族推翻蒙古统治的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压倒政治斗争的位置上，民族征伐从来都是各政治集团相互角逐利益的一个战争方式。
民族矛盾比较集中的是称为“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高鼻深目的“胡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后冉闵为燕国慕容俊所擒，被押到慕容俊——大概是《天龙八部》里慕容复的祖先吧——面前，慕容俊斥责道：“你是赵国的大将，怎么能灭掉自己的祖国自称皇帝呢？”冉闵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蛮夷之邦都想称帝，我堂堂中原英雄，怎么不能当皇帝？”
公元391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消灭了恃强入侵的匈奴左贤王奴刘卫辰部落，在东汉时归顺汉朝的南匈奴便全部灭绝，从此，匈奴在亚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便彻底结束了。而拓跋珪消灭匈奴，只是其统一北方战争的一步，民族矛盾并非是主要矛盾，而拓跋珪联盟中的重要盟友独孤部落本身就是匈奴鲜卑化后的一支。
满清入关，遭遇南方包括士族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原因一是落后民族的野蛮屠杀，二是文化上的彻底剥夺，所谓“留发不留人”，在此，民族矛盾似乎有超越各阶层而达到“全民抗战”的趋势，但随着南明小朝廷的逃亡和满清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尤其是最基层的广大百姓基本上就认同了满清的统治，把这当作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以至于300年后，中国人剪辫子倒又成了历史上曾经的一个令后人深感耻辱的大难题。</P><P>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征服的软弱抵抗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为日本人所蔑视和嘲笑，所以日本动不动就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动不动就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而这也为西方人所诟病，斥为“一盘散沙”，甚至大加凌辱（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应该说，这个民族痼疾是刺激日本及其他殖民强盗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一个潜在诱因。
1949年以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里的“病”有两重，一是指身体羸弱，由营养严重不良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主要是指蔓延在民众中的各种结核，如淋巴计划、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等）而致；二就是国家民族意识普遍淡漠，民族精神萎靡，抵抗意志软弱，一盘散沙，不堪一击。这种民族感情的忽略和淡漠，自然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抵抗力的低下，也就造成了自1840年以来差点亡国灭种的百年惨剧。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完全分裂，最后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架势，文化的作用应该说远远大于民族认知的作用，民族精神远远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殊荣。</P><P>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的大纛旗第一次鲜亮灿烂的树立起来的，是辛亥革命伟大的先驱们。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中，第一次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05年12月8日晨，高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心以一死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呼唤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蹈海自杀，年仅30岁。
而后，在1937年7月7日以后，民族主义便完全汇流到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1953年，民族主义在朝鲜战争的凯歌声中达到了鼎盛，中国人100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享受还十分不完整，但却鲜明而纯洁，让今天的国人无不神往。</P><P>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P><P> 自秦汉以后，中国民族精神的弱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华夏大地5000年的民族征战中，汉民族始几乎始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让汉民族长期占有了自然条件最好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良好的生存空间里，汉民族也才有机会来充分发展和享受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长期居高临下的强者心态中，汉民族对别的弱小民族的征服感，慢慢上升为一种宽宏仁厚的包容大度，既有称为“蛮夷”“胡番”的轻视，又有“怀柔”、“归化”的怜惜，颇有众多兄弟姊妹中长兄的威仪和气度，尽管这种威仪和气度基本上植根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好大喜功和“流芳千古”的追名逐利。
这种威仪和气度同样体现在目前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政策之中。</P><P> 从先秦开始，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就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中，汉民族内部之间的争斗远远多于对别的民族的战争，而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对外战争。
公元元年前后，西汉和东汉前仆后继，彻底打败并驱逐了北方强盛骁勇的匈奴帝国，臣服了整个西域，面对那些过去曾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投机的诸多小国，如大月氏、乌孙、大宛、于阗、康居等国，汉朝仍然不念旧恶，不予追究，以中央政府的“和亲”政策和大量赏赐来笼络人心，继续维持其政权、地域和文化的完整性。
公元225年，蜀汉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献策，携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宁、牂牁、永昌、越嶲四郡，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而平叛之后，诸葛亮继续施行“和彝”政策，从南中撤出军队，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另外，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使其“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从而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14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对汉民族深厚文化的恐惧，将汉人压迫在各民族的最下等，大肆屠杀，手段极为残忍，元朝被推翻以后，内地许多随军迁移而来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居然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在后来也没有受到明显的践踏和虐待，汉民族的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P><P> 公元四世纪中叶，被中国汉朝驱逐出西域和小亚细亚的匈奴民族，在沉寂300年以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在可汗巴兰勃、乌尔丁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摧毁了罗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许多欧洲强大民族的抵抗，使整个欧洲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版图完全改变，其深远影响远大于1500年以后希特勒第三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而1000年以后的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超级强大的特混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其浩大军力别说对付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那些还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宵小海盗，如果多载军队，绕过好望角、佛得角，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或英吉利海峡，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郑和宝船可达数千吨，而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平均排水量只有528吨），征服整个蒙昧时代的欧洲绝对不在话下。
但是，郑和的舰队却完全是一趟“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语）的“和平之旅”，既施行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均为明成祖朱棣语）的浩荡王道，又给各落后民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化技术和金银瓷绸等物质财富，甚至在占城和安南（今均属越南）的战争之中，还扮演了“锄强扶弱”的“国际维和部队”的角色。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备有两万多军队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其30年间的七次航海中的“人权记录”上，并没有一次滥用武力，恃强凌弱。“永乐四年6月，郑和的舰队来到爪哇，其船员登陆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却无缘无故被爪哇西王都马板的士兵杀死一百七十多人，郑和大怒，决定出兵讨伐，都马板十分惊慌，一面向郑和致歉，一面遣使向北京的明朝皇帝请罪。明成祖谴责都马板的使臣说：‘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讨伐，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命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资料引自日本历史学家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1421中国发现世界》）
同样作为征服者，从希腊、斯巴达、罗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匈奴、契丹、蒙古，到后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苏联、以色列和今天的美利坚，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过如此博大的胸怀和如此高尚的道德感召力？
而就是在距今不远的19世纪晚期，一个不堪忍受美国灭绝杀戮的印第安酋长，曾经对一个美国军官恳求，表示愿意放弃所有抵抗臣服于白人的统治，从此以后作“好的印第安人”，但是那个美国军官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P><P>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本摒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只有“仁义”和“中庸”才是超越一切的核心价值。
西方国家征服待弱小民族后的“斩尽杀绝”不同，中国在用军事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之后，往往是用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来“来远附迩”，收服人心，如果过于用强，还容易招致奉“仁政”、“义战”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们的批判，斥之为“胜之不武”。
这种仁厚宽宏的雍容大度，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道德至上的优越感和宏大气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就此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直奔腾了五千年。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弱小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才不至于象非洲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被先进民族“斩草除根”。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惨绝人伦的民族屠杀，但都是在对方拒绝臣服时才发生的，如果对方甘拜下风，汉民族自然不会采取如此低下手段，不说孔子“义战”道德的制约，就是在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来都是最高境界；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国内外的各个民族才能汇集中国，毫无障碍的求学、做官、经商甚至定居，甚至是战败民族的俘虏照样可以在朝廷里作高官。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战败归附，其阏氏和太子金日磾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金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汉武帝很高兴，封金日磾为马监，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金日磾生有两个儿子，束发垂髫，楚楚可爱，经常和汉武帝闹着玩，有次两个小孩在武帝背后，戏弄武帝的后颈。金日磾在旁边不好发作，只有嗔目怒视，两个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说：“阿翁恨我！”武帝便责怪日磾道：“汝何故恨视我儿？”金日磾无奈，只好趋出（《后汉书·金日磾传》）——千古帝王，汉武帝堪称伟大的君主；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被征服的弱小“外邦藩国”向天朝大国进贡，得到的往往远大于所贡献出去的，蕞尔小国的使节们高高兴兴的从天朝大国京城的官道上满载而归；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一个荷兰殖民者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骗了印第安人的一座曼哈顿岛，如果是在中国，恐怕会遭到整个知识阶层的不齿，因为这是倚仗自己的先进优势来对落后民族进行巧取豪夺，属于见利忘义，以大欺小；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蒋介石才会以“以德报怨”的名义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军人在朝鲜秋毫无犯，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同样作为盟友，美国在韩国留下的却是憎恨，留下的是屠杀朝鲜数百平民的“老根里事件”那样丑恶的“人权记录”；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的偏狭龌龊，才会让西边的邻居极为不齿，如果那幕幕丑剧发生在中国，球场上第一个起来抗议哄笑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华民族高高在上，踌躇满志，骄傲自大，慢慢磨灭了民族的进取精神，丧失了民族活力，慢慢在跟中华版图以外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至于沦落到被昔日学生残酷蹂躏的悲惨地步。
因为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会仁慈宽厚。</P><P> 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而太过于逐“利”，则必然遵循孙子的“唯胜利论”原则，对敌人“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手段残忍，毫无仁慈。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宋军与楚军在河南泓水边上对阵开战。宋军排成队列，楚军尚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机全线出击，宋襄公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仁义之师。楚军过河，但还未列好阵势，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仍不答应。实力强大的楚军列队完毕，立即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脚部还受了伤。泓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
从今天人类成熟后的良知和各种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战争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但是战争道德从古至今在都被碾压在马蹄和履带之下，包括今天，那些遥遥领先于弱小国家的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为了获取胜利依然是不择手段，天花病毒、橙剂、贫铀弹、集束炸弹、“炸弹之母”，无所不用其极，而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条件来.纵“战争道德”的舆论，目的只是用来约束对手，而自己却根本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所以，战争道德因此往往也变成了战犯的帮凶，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
从而，“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恶行的最高约束力,就不再成为审评“善意”、“邪恶”的标准。
2600年前的宋襄公，太过于超前地充当了“战争道德观”的探索者，不幸成为千古笑柄，但后人在2600年的笑声中始终有些苦涩，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义”与“利”依然在作高贵的搏斗，在中国国力强大以后，那种东方文明“重义轻利”的泱泱风范仍然要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将给这个被“商业文明”的物欲淹没了的世界增添一缕绚烂的亮色。
而我们的对手呢？</P><P>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P> 一、鞭尸“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根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文化魅力的潮水涌入，本身发育就极不健全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即“零落成泥碾作尘”，跌落进“自卑自怜”、“自暴自弃”的泥土中去。一时间，对西方文明的热爱变成了对本民族及文化的仇视，对西方文明的追捧变成了对中国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诅咒，一时间，中国和与中国相关联的精神和文化成了坟场和.坑，一时间，中国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奸文化”的海洋，“精神卖国”和“自我作践”，已经成了文化界与知识界最时髦的华丽外表和捞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
然而，浩瀚的江海不是几个破塑料桶就可以舀干见底。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民众理性的回归和“美氏民主大棒”毫不领情的迎头痛击，中国民族主义在失落近乎绝望的石头下顽强的发出新芽，迎风壮大，正在长成一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却突然要被人拦腰砍断，从圣坛上拉下将下来，坐到了被审判的位子上。
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咬牙切齿的来清算民族主义了。就像60多年前，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看谁杀的中国人多一样，那些“民主先生们”也在搞一场口诛笔伐的大奖赛，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骂得最狠，骂得最绝，谁就是“摩托罗拉”大奖赛的冠军。
第一个被墓穴中挖出来鞭尸扬灰的，居然是100年前的“义和团”。</P><P> 在1840年以前，中国与法国的贸易规模小于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乾隆52年（1787年），在越南传教的法国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建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越南用兵，以抵制英国在亚洲的商务优势，百多禄在封议中继续说道：“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这个国家（越南）……建议（修）一条达到中国东部去的商道，将获得莫大利益。”这个奏议成为法国制定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1844年10月，中国便在法国的讹诈逼迫之下，在法国军舰上鉴定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除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法国还专门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从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扮演的都是虚伪而贪婪的另一类掠夺者的角色，从来都是殖民者犯罪前的向导与奸细，犯罪时的见证与帮凶，犯罪后的宽恕者和分赃者。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杰出代表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制约的优势地位的确立，无数的商人、政客、学者、游客、冒险家、传教士、诈骗犯、间谍甚至流浪汉和娼妓，形成了一股淘金的浪潮，越过大洋滚滚而来，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为桥头堡，逐渐向中国内陆蔓延。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尚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在混乱无序的不平等竞争中，哪里是那些以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资本主义掠食者的对手，60年下来，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财富，就象黄河中的泥沙滚滚流进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而身后却只留下贫瘠的高原，人民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怎能不破产贫弱，怎能不愚昧麻木，怎能不在胸中积累愤怒，怎能不将这种愤怒用暴力方式释放出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对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反抗，然后才上升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成为“面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的暴力碰撞。
不言而喻，“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手段盲目、荒诞而又极端，但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能用它自己所知道的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处于黑暗愚昧中的中国人，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使用大刀对付洋枪，那他们使用什么呢？难道他们要穿上西装、手握“战斧”式巡航导弹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而很“文明”吗？他们““烧教堂、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是因为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让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些“洋玩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精彩绝伦的文字。
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那位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华盛顿手记”专题的北明先生，更是把强奸历史、颠倒黑白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
“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参加‘八国联军’是制约欧洲列强，保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证中国关税收入，”而“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P><P> 一个被肌肉发达的强盗淫虐的女性，用藏在衣服里的剪刀扎伤了强盗的.股，却被她的后人斥为愚昧和野蛮，后人认为，这位女性应该用拳击方式来和强盗来进行“fairplay”的比赛。
其实，这些子孙心理也很清楚，柔弱的女性和强盗没有较量的可能，他们只是用这种指责来掩盖他们潜意识里一种卑污的欲念，他们埋怨那位女性为什么要反抗，他们希望那位女性顺从，然后产下中西合壁的杂种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金发闭眼的洋人，彻底埋葬了自己的身世和人种，然后混进华尔街、好莱坞洋人“文明”的海洋中去。
如果没办法反抗强奸，那就只有闭着眼睛享受，这就是现代“民主派”的先生们，以他们奴仆加娼妓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来侮辱100年前那些为生存而战的愚昧而不屈服的斗士。今天那些“民主派”，用现代评价“野蛮”的标准，就来判100年前祖先的死刑，他们不仅自己要对“文明”征服奴颜婢膝，而且还不允许祖先们进行反抗，这不知是祖先的悲哀，还是后世子孙的悲哀。</P><P> 二、是谁在害怕中国的“民族主义”(待续)</P>
文章在最后还说到，“遗憾的是，人们至今看不到中国知识界系统持之以恒的启蒙工作。多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传统，令中国（包括香港）所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却缺乏一带具有批评精神、终极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把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联系起来，并认为民族主义将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麻烦的观点，不仅限此文，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那个一厢情愿要象汪兆铭一样跟日本“款曲通好”的马立诚先生，就痛斥“爱国者”为“爱国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突然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被国内外的“民族异己分子”们鸣鼓而攻，大加责罚。</P><P>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P><P>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帝王一家的天下，整个民族是帝王脚下的臣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民族感情就存在极大的缺陷，忠君为首，爱国其次，臣因桀亡，民为尧存，所以，历代爱国志士常常会陷入会陷于君主与国家“二律背反”的两难之中，岳飞、郑成功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便是这样的悲剧性代表。
在这种“君国不分”的缺陷中，尽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训导，尽管有强汉盛唐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纵观几千年，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较为忽视，感情都较为淡漠。皇帝驾崩，民众如丧考妣，国家沦丧，民众却往往是麻木不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说道：“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P><P> 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和元末汉民族推翻蒙古统治的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压倒政治斗争的位置上，民族征伐从来都是各政治集团相互角逐利益的一个战争方式。
民族矛盾比较集中的是称为“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高鼻深目的“胡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后冉闵为燕国慕容俊所擒，被押到慕容俊——大概是《天龙八部》里慕容复的祖先吧——面前，慕容俊斥责道：“你是赵国的大将，怎么能灭掉自己的祖国自称皇帝呢？”冉闵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蛮夷之邦都想称帝，我堂堂中原英雄，怎么不能当皇帝？”
公元391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消灭了恃强入侵的匈奴左贤王奴刘卫辰部落，在东汉时归顺汉朝的南匈奴便全部灭绝，从此，匈奴在亚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便彻底结束了。而拓跋珪消灭匈奴，只是其统一北方战争的一步，民族矛盾并非是主要矛盾，而拓跋珪联盟中的重要盟友独孤部落本身就是匈奴鲜卑化后的一支。
满清入关，遭遇南方包括士族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原因一是落后民族的野蛮屠杀，二是文化上的彻底剥夺，所谓“留发不留人”，在此，民族矛盾似乎有超越各阶层而达到“全民抗战”的趋势，但随着南明小朝廷的逃亡和满清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尤其是最基层的广大百姓基本上就认同了满清的统治，把这当作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以至于300年后，中国人剪辫子倒又成了历史上曾经的一个令后人深感耻辱的大难题。</P><P>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征服的软弱抵抗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为日本人所蔑视和嘲笑，所以日本动不动就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动不动就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而这也为西方人所诟病，斥为“一盘散沙”，甚至大加凌辱（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应该说，这个民族痼疾是刺激日本及其他殖民强盗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一个潜在诱因。
1949年以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里的“病”有两重，一是指身体羸弱，由营养严重不良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主要是指蔓延在民众中的各种结核，如淋巴计划、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等）而致；二就是国家民族意识普遍淡漠，民族精神萎靡，抵抗意志软弱，一盘散沙，不堪一击。这种民族感情的忽略和淡漠，自然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抵抗力的低下，也就造成了自1840年以来差点亡国灭种的百年惨剧。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完全分裂，最后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架势，文化的作用应该说远远大于民族认知的作用，民族精神远远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殊荣。</P><P>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的大纛旗第一次鲜亮灿烂的树立起来的，是辛亥革命伟大的先驱们。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中，第一次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05年12月8日晨，高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心以一死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呼唤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蹈海自杀，年仅30岁。
而后，在1937年7月7日以后，民族主义便完全汇流到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1953年，民族主义在朝鲜战争的凯歌声中达到了鼎盛，中国人100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享受还十分不完整，但却鲜明而纯洁，让今天的国人无不神往。</P><P>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P><P> 自秦汉以后，中国民族精神的弱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华夏大地5000年的民族征战中，汉民族始几乎始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让汉民族长期占有了自然条件最好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良好的生存空间里，汉民族也才有机会来充分发展和享受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长期居高临下的强者心态中，汉民族对别的弱小民族的征服感，慢慢上升为一种宽宏仁厚的包容大度，既有称为“蛮夷”“胡番”的轻视，又有“怀柔”、“归化”的怜惜，颇有众多兄弟姊妹中长兄的威仪和气度，尽管这种威仪和气度基本上植根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好大喜功和“流芳千古”的追名逐利。
这种威仪和气度同样体现在目前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政策之中。</P><P> 从先秦开始，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就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中，汉民族内部之间的争斗远远多于对别的民族的战争，而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对外战争。
公元元年前后，西汉和东汉前仆后继，彻底打败并驱逐了北方强盛骁勇的匈奴帝国，臣服了整个西域，面对那些过去曾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投机的诸多小国，如大月氏、乌孙、大宛、于阗、康居等国，汉朝仍然不念旧恶，不予追究，以中央政府的“和亲”政策和大量赏赐来笼络人心，继续维持其政权、地域和文化的完整性。
公元225年，蜀汉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献策，携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宁、牂牁、永昌、越嶲四郡，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而平叛之后，诸葛亮继续施行“和彝”政策，从南中撤出军队，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另外，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使其“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从而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14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对汉民族深厚文化的恐惧，将汉人压迫在各民族的最下等，大肆屠杀，手段极为残忍，元朝被推翻以后，内地许多随军迁移而来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居然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在后来也没有受到明显的践踏和虐待，汉民族的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P><P> 公元四世纪中叶，被中国汉朝驱逐出西域和小亚细亚的匈奴民族，在沉寂300年以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在可汗巴兰勃、乌尔丁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摧毁了罗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许多欧洲强大民族的抵抗，使整个欧洲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版图完全改变，其深远影响远大于1500年以后希特勒第三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而1000年以后的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超级强大的特混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其浩大军力别说对付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那些还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宵小海盗，如果多载军队，绕过好望角、佛得角，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或英吉利海峡，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郑和宝船可达数千吨，而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平均排水量只有528吨），征服整个蒙昧时代的欧洲绝对不在话下。
但是，郑和的舰队却完全是一趟“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语）的“和平之旅”，既施行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均为明成祖朱棣语）的浩荡王道，又给各落后民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化技术和金银瓷绸等物质财富，甚至在占城和安南（今均属越南）的战争之中，还扮演了“锄强扶弱”的“国际维和部队”的角色。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备有两万多军队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其30年间的七次航海中的“人权记录”上，并没有一次滥用武力，恃强凌弱。“永乐四年6月，郑和的舰队来到爪哇，其船员登陆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却无缘无故被爪哇西王都马板的士兵杀死一百七十多人，郑和大怒，决定出兵讨伐，都马板十分惊慌，一面向郑和致歉，一面遣使向北京的明朝皇帝请罪。明成祖谴责都马板的使臣说：‘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讨伐，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命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资料引自日本历史学家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1421中国发现世界》）
同样作为征服者，从希腊、斯巴达、罗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匈奴、契丹、蒙古，到后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苏联、以色列和今天的美利坚，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过如此博大的胸怀和如此高尚的道德感召力？
而就是在距今不远的19世纪晚期，一个不堪忍受美国灭绝杀戮的印第安酋长，曾经对一个美国军官恳求，表示愿意放弃所有抵抗臣服于白人的统治，从此以后作“好的印第安人”，但是那个美国军官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P><P>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本摒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只有“仁义”和“中庸”才是超越一切的核心价值。
西方国家征服待弱小民族后的“斩尽杀绝”不同，中国在用军事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之后，往往是用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来“来远附迩”，收服人心，如果过于用强，还容易招致奉“仁政”、“义战”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们的批判，斥之为“胜之不武”。
这种仁厚宽宏的雍容大度，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道德至上的优越感和宏大气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就此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直奔腾了五千年。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弱小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才不至于象非洲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被先进民族“斩草除根”。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惨绝人伦的民族屠杀，但都是在对方拒绝臣服时才发生的，如果对方甘拜下风，汉民族自然不会采取如此低下手段，不说孔子“义战”道德的制约，就是在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来都是最高境界；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国内外的各个民族才能汇集中国，毫无障碍的求学、做官、经商甚至定居，甚至是战败民族的俘虏照样可以在朝廷里作高官。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战败归附，其阏氏和太子金日磾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金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汉武帝很高兴，封金日磾为马监，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金日磾生有两个儿子，束发垂髫，楚楚可爱，经常和汉武帝闹着玩，有次两个小孩在武帝背后，戏弄武帝的后颈。金日磾在旁边不好发作，只有嗔目怒视，两个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说：“阿翁恨我！”武帝便责怪日磾道：“汝何故恨视我儿？”金日磾无奈，只好趋出（《后汉书·金日磾传》）——千古帝王，汉武帝堪称伟大的君主；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被征服的弱小“外邦藩国”向天朝大国进贡，得到的往往远大于所贡献出去的，蕞尔小国的使节们高高兴兴的从天朝大国京城的官道上满载而归；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一个荷兰殖民者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骗了印第安人的一座曼哈顿岛，如果是在中国，恐怕会遭到整个知识阶层的不齿，因为这是倚仗自己的先进优势来对落后民族进行巧取豪夺，属于见利忘义，以大欺小；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蒋介石才会以“以德报怨”的名义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军人在朝鲜秋毫无犯，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同样作为盟友，美国在韩国留下的却是憎恨，留下的是屠杀朝鲜数百平民的“老根里事件”那样丑恶的“人权记录”；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的偏狭龌龊，才会让西边的邻居极为不齿，如果那幕幕丑剧发生在中国，球场上第一个起来抗议哄笑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华民族高高在上，踌躇满志，骄傲自大，慢慢磨灭了民族的进取精神，丧失了民族活力，慢慢在跟中华版图以外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至于沦落到被昔日学生残酷蹂躏的悲惨地步。
因为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会仁慈宽厚。</P><P> 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而太过于逐“利”，则必然遵循孙子的“唯胜利论”原则，对敌人“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手段残忍，毫无仁慈。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宋军与楚军在河南泓水边上对阵开战。宋军排成队列，楚军尚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机全线出击，宋襄公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仁义之师。楚军过河，但还未列好阵势，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仍不答应。实力强大的楚军列队完毕，立即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脚部还受了伤。泓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
从今天人类成熟后的良知和各种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战争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但是战争道德从古至今在都被碾压在马蹄和履带之下，包括今天，那些遥遥领先于弱小国家的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为了获取胜利依然是不择手段，天花病毒、橙剂、贫铀弹、集束炸弹、“炸弹之母”，无所不用其极，而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条件来.纵“战争道德”的舆论，目的只是用来约束对手，而自己却根本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所以，战争道德因此往往也变成了战犯的帮凶，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
从而，“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恶行的最高约束力,就不再成为审评“善意”、“邪恶”的标准。
2600年前的宋襄公，太过于超前地充当了“战争道德观”的探索者，不幸成为千古笑柄，但后人在2600年的笑声中始终有些苦涩，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义”与“利”依然在作高贵的搏斗，在中国国力强大以后，那种东方文明“重义轻利”的泱泱风范仍然要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将给这个被“商业文明”的物欲淹没了的世界增添一缕绚烂的亮色。
而我们的对手呢？</P><P>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P> 一、鞭尸“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根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文化魅力的潮水涌入，本身发育就极不健全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即“零落成泥碾作尘”，跌落进“自卑自怜”、“自暴自弃”的泥土中去。一时间，对西方文明的热爱变成了对本民族及文化的仇视，对西方文明的追捧变成了对中国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诅咒，一时间，中国和与中国相关联的精神和文化成了坟场和.坑，一时间，中国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奸文化”的海洋，“精神卖国”和“自我作践”，已经成了文化界与知识界最时髦的华丽外表和捞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
然而，浩瀚的江海不是几个破塑料桶就可以舀干见底。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民众理性的回归和“美氏民主大棒”毫不领情的迎头痛击，中国民族主义在失落近乎绝望的石头下顽强的发出新芽，迎风壮大，正在长成一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却突然要被人拦腰砍断，从圣坛上拉下将下来，坐到了被审判的位子上。
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咬牙切齿的来清算民族主义了。就像60多年前，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看谁杀的中国人多一样，那些“民主先生们”也在搞一场口诛笔伐的大奖赛，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骂得最狠，骂得最绝，谁就是“摩托罗拉”大奖赛的冠军。
第一个被墓穴中挖出来鞭尸扬灰的，居然是100年前的“义和团”。</P><P> 在1840年以前，中国与法国的贸易规模小于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乾隆52年（1787年），在越南传教的法国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建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越南用兵，以抵制英国在亚洲的商务优势，百多禄在封议中继续说道：“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这个国家（越南）……建议（修）一条达到中国东部去的商道，将获得莫大利益。”这个奏议成为法国制定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1844年10月，中国便在法国的讹诈逼迫之下，在法国军舰上鉴定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除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法国还专门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从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扮演的都是虚伪而贪婪的另一类掠夺者的角色，从来都是殖民者犯罪前的向导与奸细，犯罪时的见证与帮凶，犯罪后的宽恕者和分赃者。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杰出代表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制约的优势地位的确立，无数的商人、政客、学者、游客、冒险家、传教士、诈骗犯、间谍甚至流浪汉和娼妓，形成了一股淘金的浪潮，越过大洋滚滚而来，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为桥头堡，逐渐向中国内陆蔓延。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尚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在混乱无序的不平等竞争中，哪里是那些以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资本主义掠食者的对手，60年下来，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财富，就象黄河中的泥沙滚滚流进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而身后却只留下贫瘠的高原，人民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怎能不破产贫弱，怎能不愚昧麻木，怎能不在胸中积累愤怒，怎能不将这种愤怒用暴力方式释放出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对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反抗，然后才上升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成为“面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的暴力碰撞。
不言而喻，“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手段盲目、荒诞而又极端，但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能用它自己所知道的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处于黑暗愚昧中的中国人，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使用大刀对付洋枪，那他们使用什么呢？难道他们要穿上西装、手握“战斧”式巡航导弹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而很“文明”吗？他们““烧教堂、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是因为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让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些“洋玩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精彩绝伦的文字。
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那位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华盛顿手记”专题的北明先生，更是把强奸历史、颠倒黑白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
“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参加‘八国联军’是制约欧洲列强，保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证中国关税收入，”而“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P><P> 一个被肌肉发达的强盗淫虐的女性，用藏在衣服里的剪刀扎伤了强盗的.股，却被她的后人斥为愚昧和野蛮，后人认为，这位女性应该用拳击方式来和强盗来进行“fairplay”的比赛。
其实，这些子孙心理也很清楚，柔弱的女性和强盗没有较量的可能，他们只是用这种指责来掩盖他们潜意识里一种卑污的欲念，他们埋怨那位女性为什么要反抗，他们希望那位女性顺从，然后产下中西合壁的杂种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金发闭眼的洋人，彻底埋葬了自己的身世和人种，然后混进华尔街、好莱坞洋人“文明”的海洋中去。
如果没办法反抗强奸，那就只有闭着眼睛享受，这就是现代“民主派”的先生们，以他们奴仆加娼妓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来侮辱100年前那些为生存而战的愚昧而不屈服的斗士。今天那些“民主派”，用现代评价“野蛮”的标准，就来判100年前祖先的死刑，他们不仅自己要对“文明”征服奴颜婢膝，而且还不允许祖先们进行反抗，这不知是祖先的悲哀，还是后世子孙的悲哀。</P><P> 二、是谁在害怕中国的“民族主义”(待续)</P>
第三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P> 打赢台海战争，统一台湾，什么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中华文明能历经几千年辉煌而完整延续下来，最有力的保障武器，应该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统一观，从“三皇五帝”到满清民国，中国无数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根本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超强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把“国”与“家”连在一起，才营造出“国家”这个血肉相连的抽象词汇。
同样,统一台湾,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导弹也不是原子弹,而是几千年来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号召力，也是几千年辉煌传统延续下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讳言，这种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于民族内外的挑战，这种灿烂文化和“大一统”的辉煌传统正在受到来自于传统内外的怀疑和批判。</P><P>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P><P> 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龙应台帮助“台独”挖到了我们脆弱的基础。
龙应台在《向核心价值迈进超越台湾主义》中，引用了卡尔巴柏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提出的警告。
卡尔巴柏认为，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像，这种国家想像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龙应台说：“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共产党这么告诉大陆的人民，国民党这么告诉台湾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
龙应台在批判“台湾主体性”的同时，也顺便批判了“国家主体性”，批判了“乌托邦般的国家想像”。</P><P> 二、不能因为国家具有侵犯个体人权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国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平心而论，国家作为一个政权工具，在组织抗击外来压力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内的镇压功能。历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盗用国家的神圣名义来进行的，如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灭绝，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的血腥镇压，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政治异己的专政，前苏联疯狂的对外扩张，美国在“反恐”名义下的对阿拉伯世界的“东征”，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国家名义下的集权主义，往往将国家机器作为残酷的刀斧，剥夺人民个体的权利和生命，甚至将全民族绑架上少数人利益的战车。
解释国家两重功能最好的范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持了国家大权的斯大林对党的高层领导、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等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在那个时候，被窃国者控制的国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仿佛是一个黑暗的地狱。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打响了“巴巴罗沙计划”的第一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家又成了拯救全体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在国家的名义下面才能聚集起来，才能最有效的发挥抗击外敌的作用。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和强大，才拯救了苏联，拯救了俄罗斯。
个体在一个国家里的命运，常常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坛上牺牲品的角色，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痛苦的疑问：
“我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不爱我？”
“不爱我的国家，值得我爱吗？”
这是个体的不幸，而个人逃避这种不幸，又往往会导致种群承受更大的苦难。逍遥遁世，或者卖国求荣，极少数“个体”得到了幸免或奖赏，而牺牲的却是绝大多数的“个体”。
这是国家框架下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两难，这是个无法取掉的极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挂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只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让我们得到救赎。
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让我们摆脱这种“两难”，进入更高的人道境界，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类的未来，尽管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它一定会到来。</P><P> 三、“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美国人最冠冕堂皇的口号。
“民主派”们神往无限的美国，每每在世界某处发生危机时，在电视面前口口声声说得最多的，都是要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而在对手遇到麻烦的时候，美国才会压住内心的兴奋，义正词严的要来捍卫“民主”的尊严。
中、南美洲接壤处的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便捷水道，可使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航程缩短一万多公里，每年都有100艘（次）以上的美国军舰经运河驶往世界各地（越南战争期间高达每年1500艘），但运河区由美国驻军长期控制。为收回运河管理权，巴拿马同美国进行了长期斗争，1977年，迫于巴拿马人民强烈要求及世界舆论压力，美国卡特政府曾与巴拿马总统托里芬斯将军签订《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答应从1990年起，将运河逐步交还巴方管理，至2000年撤走美军，将运河主权全部归还巴拿马。里根政府上台后即想推翻该条约，美巴关系随之紧张，布什政府更不愿在其任期内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权。为推翻在运河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巴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后任政府首脑），延续美对运河的控制，从1987年6月起，美国曾先后三次策动旨在推翻诺列加的军事政变，但均未成功，最后借口诺列加贩毒和破坏“民主”，由美军直接武装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20日，美国对巴拿马发动了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入侵行动，抓获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将其送交美国司法部审判，最后判处诺列加40年监禁。
第一，诺列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他否犯有美国所指控的罪行，应该由巴拿马本国来进行审判，从国际法原则来看，美国无权越过国界直接抓捕并且审判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如果该公民在美国国土上犯罪，美国也只能经巴拿马同意后引渡。
第二，诺列加是巴拿马共和国的总统，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来进行审判，即使诺列加犯下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也只能由国际法庭来调查取证和进行审判（如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而美国的逻辑却是先假设诺列加有罪，然后用武力入侵巴拿马后加以逮捕，再送到美国去监禁，随后才来为审判收集证据，而最后还要让诺列加在美国监狱里坐40年牢。
第三，美国借口诺列加贩毒就出动军队入侵巴拿马，造成巴拿马上千名平民的死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那是不是巴拿马政府也有权到美国去逮捕布什总统呢？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再漂亮的口号也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
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是美国打着“民主”旗号为自己而剥夺他国利益的最赤裸裸的范例，从此以后，只要美国人说到“捍卫民主价值”，说到“国际法”，大概上帝也会发笑吧。</P><P> 国家契约学说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性是恶的，人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彼此离异、敌对，又互相防范、征战不已。不过，由于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驱使下，或者说，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们为了摆脱悲惨可怕的自然状态，甘愿放弃了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彼此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于是建立了国家。
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人像兽类一样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且短寿。更有甚者，他认为自然状态的威胁随时存在，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或国家主权一旦遭到破坏，就会立即恢复到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了。 </P><P> 就像基督教认为人从出生起就带着“原罪”一样，国家的起源也确实带有某种“原罪”。
人类的群居和生产工具的使用，带来了物质产品的剩余，剩余产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类中开始出现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阶级，而阶级最终消灭了氏族社会，形成了国家。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家就作为一个集团，天然就具备了一种压迫的功能，要么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权益，要么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权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方向，就是国家政权从“天赋神权”的极少数统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众转移，一个人的国家，变成一部分人的国家，又变成大部分人的国家，最后成为全民的国家，这就是民主的最终标准，也是民主成为人类追求的最终价值所在。全民对国家权利分享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随着文明的演进，国家的观念会逐渐淡化最后直至消亡，全世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集团——民主发展到最后，又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倒真成了反对“共产恶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话——会成为一个没有樊篱阻隔的大家庭，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仍还看不到这种趋势，看不到国家消亡的征兆（欧盟只是几十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形成平衡的联盟，联盟消灭不了国家），尤其是今后全球又将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新帝国——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我们更不能放弃国家这一最有力的防御武器。</P><P> 四、“美氏民主派”对国家的感情，完全是“有奶便是娘”的势利嘴脸。
“美氏民主派”们偏斜的目光，看不见美国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编造侵略理由——美国最终承认了“情报失误”，萨达姆没有和“基地”勾结，也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当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复存在——无限制的追求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占领他国领土，掠夺石油资源，却反过来要让中国超越国家观念，扮演无私的“和平耶稣”，把自己钉在别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犹大们的阴谋和“罗马人”的功绩。“美氏民主派”们一边在赞赏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的商业巡游时要求必须乘坐美国汽车——道奇，垂涎三尺地赞赏美国人对国家的忠诚和爱戴，一边却对自己的国家横加责罚，斥为一无是处，并且振振有辞：美国国家富强，人家当然要热爱，中国落后贫穷，我们为什么要去爱她。
许多“民主派”的先生们对国家的感情，在这里完全变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势利交换，变成了无耻的市侩嘴脸。
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来看，战争是社会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降临的常态，和平只是战争之间的间歇。到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终于有可能来享受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头下面，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放一把警惕的宝剑。和平是宝剑带来的战利品，而宝剑又必须是和平的守护神。
守好我们的疆域，守好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屋顶，民族主义是我们打击豺狼的猎枪，我们只有守住坚固的阵地，握紧了武器，才有资格来谈对幸福的向往，才敢追寻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P><P> 第二节、“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P><P> “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抗体”，当最后病菌大规模袭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我们手里面已经没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这种危险的场景，中国人在2003年的“SARS”风暴中已经切身经历了一次。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只是经历了一次近乎演习的“生化危机”，否则，在国家遭受重大危机的时候，这样一个微小而凶恶的病毒可能就击倒一个国家，葬送一个民族。
我们的敌人撒播下那许许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P><P> 抛弃了现行制度，美国是不是就成了“平等待我之民族”？
美国播下的最致命的“民主毒药”，就是给许多迷茫的中国人带来的一个梦幻般的福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专制”，抛弃“社会主义”，象台湾一样走上“民主”的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敌对行为便会改弦更张，美国就会成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美国不说倾其所有来帮助中国人享受民主富足，最起码会平等待我，再也不会与我为敌。
所以，美国拦截“银河号”也好，美国炸中国大使馆也好，美国撞中国的飞机也好，美国给台湾大量军售也好，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好，美国频频制裁中国也好，这些都不是美国不对，而是中国不好，是中国的制度不好，要是中国放弃了这种“制度”，以上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筵席在等着我们入座吗？</P><P> 在这里，我们不讲正面的理由，还是来看看俄罗斯。
十几年前，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带领人民一举推翻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叶利钦再往前走了一步，摧毁了苏联那庞大的碉堡，顷刻间，一个“邪恶帝国”土崩瓦解，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事，自然也是美国的幸事。
劫后余生的俄罗斯，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用“休克疗法”来建立纯西方的市场经济架构，可得到的却是经济濒临崩溃的结局，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在1988年，美国金融寡头索罗斯雪上加霜，还没忘记给俄罗斯再来一刀。
几乎在一夜之间，俄罗斯放弃了前苏联所有的势力范围，退回到“独联体”的疆域中去，只是在关键的几个中亚国家内保留了一部分军事存在。而又在十来年的时间里，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完全“攻占”了俄罗斯“让”出来的这些地区，一直把坦克开进阿富汗、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炮口紧紧的抵住了俄罗斯“柔软的下腹部”。
俄罗斯的退却还没有尽头，2000年3月，还处于叶利钦卵翼下的普京试探性的放风说，如果（加入北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有可能加入北约。对此，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作了一个精辟的“表态”：俄罗斯加入北约，就像大象要进入浴缸一样，到头来结果是浴缸保不住，大象也没有真正洗成澡。
换句话说，象俄罗斯这种大象，根本就不要想进到北约的浴缸里去洗澡，真要想洗的话，除非俄罗斯不再是大象，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了北极圈里的驯鹿。
象俄罗斯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圈里的欧洲国家，即使推翻了“共产暴政”，完全实现了民主选举，照样没有资格参加北约的筵席，那象中国人这样的完全没有基督文明和资本主义“血统”的亚洲黄种人，即使砸开了自己的围墙，可又凭什么来博取美国人的欢心，被请到到德克萨斯克州劳福德小镇的牧场上去吃牛排呢？
即使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比赛摔跤的夹缝中，偷吃了美国的牛排，结果又如何，关键的时候照样被“广场协定”踩下去当垫脚石，从投降到今天，一直都被压制得出不了头，变成了美国报销军费的“提款机”。
如果中国投降，只怕是当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去想当“战略伙伴”。</P><P> 9·11以后，布什以地球统治者的姿态给全世界划了一条蛮横的界限，要么支持美国，是美国的盟友，否则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选择过不同的盟友。口头上，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代名词，却并不以此来作为选择盟友的标准。蒋介石、吴庭艳、皮诺切特、萨达姆，无一不是专制的暴君，即使是中东富得流油的盟国沙特，也存在着富裕掩盖下残忍的宗教压迫（据报道，一所沙特的女子学校失火，许多少女仓促之下来不及戴面纱逃出来，被宗教警察用鞭子抽回去，最后有十几名没找到面纱的少女葬身火海）。而有些真正的人民选出来的政权，又会被美国用各种手段颠覆，如1973年智利大选，选出总统阿连德，美国中情局却以1200万美元，收买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阿连德总统与叛军激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P><P> 美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他所有形式，都是为遮盖这个本质的假象。
这种观念下的美国，对于自己国内的人民来说是天堂，而对他国人民来说无疑就是地狱。
所以，指望以“民主选举”来博得美国的欢心，指望放弃现行制度而换来美国的真诚相待，指望美国来成为中国的救世主，无疑是中国东郭先生们一厢情愿的痴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西方文明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从生物进化论演变而来的“丛林法则”，那就是：适者生存，弱者淘汰。
万物霜天竞自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体，如果想得到生存，得到幸福，永远只有靠自己的奋斗，这个真理适应于植物，也适用于动物，适应于所有的个人，也同样适应于所有的民族与国家。</P><P> 即使保留现行制度，只要中国在利益上向全面美国投降，美国是不是就成了中国的朋友？
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善意和温和的霸权，如果让美国来统治世界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这比苏联人、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来统治要好。即使中国不改变现行制度，但只要中国顺应美国的统治，维护美国的利益，不作“丐帮”帮主而与美国为敌（实际上就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美国的“平等待遇”吗？
对专制的仇恨，演变到对善意霸权的期待，民主又轮回到可悲的起点，这才是人类的倒退。</P><P>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句话，足够提醒我们那些服了“美氏迷幻药”的朋友：
“中国不论变成何种制度，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
</P>
中华文明能历经几千年辉煌而完整延续下来，最有力的保障武器，应该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统一观，从“三皇五帝”到满清民国，中国无数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根本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超强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把“国”与“家”连在一起，才营造出“国家”这个血肉相连的抽象词汇。
同样,统一台湾,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导弹也不是原子弹,而是几千年来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号召力，也是几千年辉煌传统延续下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讳言，这种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于民族内外的挑战，这种灿烂文化和“大一统”的辉煌传统正在受到来自于传统内外的怀疑和批判。</P><P>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P><P> 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龙应台帮助“台独”挖到了我们脆弱的基础。
龙应台在《向核心价值迈进超越台湾主义》中，引用了卡尔巴柏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提出的警告。
卡尔巴柏认为，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像，这种国家想像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龙应台说：“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共产党这么告诉大陆的人民，国民党这么告诉台湾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
龙应台在批判“台湾主体性”的同时，也顺便批判了“国家主体性”，批判了“乌托邦般的国家想像”。</P><P> 二、不能因为国家具有侵犯个体人权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国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平心而论，国家作为一个政权工具，在组织抗击外来压力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内的镇压功能。历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盗用国家的神圣名义来进行的，如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灭绝，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的血腥镇压，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政治异己的专政，前苏联疯狂的对外扩张，美国在“反恐”名义下的对阿拉伯世界的“东征”，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国家名义下的集权主义，往往将国家机器作为残酷的刀斧，剥夺人民个体的权利和生命，甚至将全民族绑架上少数人利益的战车。
解释国家两重功能最好的范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持了国家大权的斯大林对党的高层领导、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等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在那个时候，被窃国者控制的国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仿佛是一个黑暗的地狱。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打响了“巴巴罗沙计划”的第一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家又成了拯救全体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在国家的名义下面才能聚集起来，才能最有效的发挥抗击外敌的作用。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和强大，才拯救了苏联，拯救了俄罗斯。
个体在一个国家里的命运，常常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坛上牺牲品的角色，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痛苦的疑问：
“我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不爱我？”
“不爱我的国家，值得我爱吗？”
这是个体的不幸，而个人逃避这种不幸，又往往会导致种群承受更大的苦难。逍遥遁世，或者卖国求荣，极少数“个体”得到了幸免或奖赏，而牺牲的却是绝大多数的“个体”。
这是国家框架下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两难，这是个无法取掉的极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挂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只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让我们得到救赎。
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让我们摆脱这种“两难”，进入更高的人道境界，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类的未来，尽管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它一定会到来。</P><P> 三、“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美国人最冠冕堂皇的口号。
“民主派”们神往无限的美国，每每在世界某处发生危机时，在电视面前口口声声说得最多的，都是要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而在对手遇到麻烦的时候，美国才会压住内心的兴奋，义正词严的要来捍卫“民主”的尊严。
中、南美洲接壤处的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便捷水道，可使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航程缩短一万多公里，每年都有100艘（次）以上的美国军舰经运河驶往世界各地（越南战争期间高达每年1500艘），但运河区由美国驻军长期控制。为收回运河管理权，巴拿马同美国进行了长期斗争，1977年，迫于巴拿马人民强烈要求及世界舆论压力，美国卡特政府曾与巴拿马总统托里芬斯将军签订《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答应从1990年起，将运河逐步交还巴方管理，至2000年撤走美军，将运河主权全部归还巴拿马。里根政府上台后即想推翻该条约，美巴关系随之紧张，布什政府更不愿在其任期内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权。为推翻在运河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巴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后任政府首脑），延续美对运河的控制，从1987年6月起，美国曾先后三次策动旨在推翻诺列加的军事政变，但均未成功，最后借口诺列加贩毒和破坏“民主”，由美军直接武装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20日，美国对巴拿马发动了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入侵行动，抓获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将其送交美国司法部审判，最后判处诺列加40年监禁。
第一，诺列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他否犯有美国所指控的罪行，应该由巴拿马本国来进行审判，从国际法原则来看，美国无权越过国界直接抓捕并且审判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如果该公民在美国国土上犯罪，美国也只能经巴拿马同意后引渡。
第二，诺列加是巴拿马共和国的总统，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来进行审判，即使诺列加犯下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也只能由国际法庭来调查取证和进行审判（如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而美国的逻辑却是先假设诺列加有罪，然后用武力入侵巴拿马后加以逮捕，再送到美国去监禁，随后才来为审判收集证据，而最后还要让诺列加在美国监狱里坐40年牢。
第三，美国借口诺列加贩毒就出动军队入侵巴拿马，造成巴拿马上千名平民的死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那是不是巴拿马政府也有权到美国去逮捕布什总统呢？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再漂亮的口号也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
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是美国打着“民主”旗号为自己而剥夺他国利益的最赤裸裸的范例，从此以后，只要美国人说到“捍卫民主价值”，说到“国际法”，大概上帝也会发笑吧。</P><P> 国家契约学说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性是恶的，人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彼此离异、敌对，又互相防范、征战不已。不过，由于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驱使下，或者说，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们为了摆脱悲惨可怕的自然状态，甘愿放弃了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彼此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于是建立了国家。
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人像兽类一样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且短寿。更有甚者，他认为自然状态的威胁随时存在，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或国家主权一旦遭到破坏，就会立即恢复到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了。 </P><P> 就像基督教认为人从出生起就带着“原罪”一样，国家的起源也确实带有某种“原罪”。
人类的群居和生产工具的使用，带来了物质产品的剩余，剩余产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类中开始出现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阶级，而阶级最终消灭了氏族社会，形成了国家。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家就作为一个集团，天然就具备了一种压迫的功能，要么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权益，要么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权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方向，就是国家政权从“天赋神权”的极少数统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众转移，一个人的国家，变成一部分人的国家，又变成大部分人的国家，最后成为全民的国家，这就是民主的最终标准，也是民主成为人类追求的最终价值所在。全民对国家权利分享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随着文明的演进，国家的观念会逐渐淡化最后直至消亡，全世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集团——民主发展到最后，又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倒真成了反对“共产恶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话——会成为一个没有樊篱阻隔的大家庭，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仍还看不到这种趋势，看不到国家消亡的征兆（欧盟只是几十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形成平衡的联盟，联盟消灭不了国家），尤其是今后全球又将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新帝国——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我们更不能放弃国家这一最有力的防御武器。</P><P> 四、“美氏民主派”对国家的感情，完全是“有奶便是娘”的势利嘴脸。
“美氏民主派”们偏斜的目光，看不见美国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编造侵略理由——美国最终承认了“情报失误”，萨达姆没有和“基地”勾结，也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当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复存在——无限制的追求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占领他国领土，掠夺石油资源，却反过来要让中国超越国家观念，扮演无私的“和平耶稣”，把自己钉在别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犹大们的阴谋和“罗马人”的功绩。“美氏民主派”们一边在赞赏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的商业巡游时要求必须乘坐美国汽车——道奇，垂涎三尺地赞赏美国人对国家的忠诚和爱戴，一边却对自己的国家横加责罚，斥为一无是处，并且振振有辞：美国国家富强，人家当然要热爱，中国落后贫穷，我们为什么要去爱她。
许多“民主派”的先生们对国家的感情，在这里完全变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势利交换，变成了无耻的市侩嘴脸。
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来看，战争是社会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降临的常态，和平只是战争之间的间歇。到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终于有可能来享受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头下面，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放一把警惕的宝剑。和平是宝剑带来的战利品，而宝剑又必须是和平的守护神。
守好我们的疆域，守好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屋顶，民族主义是我们打击豺狼的猎枪，我们只有守住坚固的阵地，握紧了武器，才有资格来谈对幸福的向往，才敢追寻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P><P> 第二节、“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P><P> “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抗体”，当最后病菌大规模袭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我们手里面已经没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这种危险的场景，中国人在2003年的“SARS”风暴中已经切身经历了一次。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只是经历了一次近乎演习的“生化危机”，否则，在国家遭受重大危机的时候，这样一个微小而凶恶的病毒可能就击倒一个国家，葬送一个民族。
我们的敌人撒播下那许许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P><P> 抛弃了现行制度，美国是不是就成了“平等待我之民族”？
美国播下的最致命的“民主毒药”，就是给许多迷茫的中国人带来的一个梦幻般的福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专制”，抛弃“社会主义”，象台湾一样走上“民主”的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敌对行为便会改弦更张，美国就会成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美国不说倾其所有来帮助中国人享受民主富足，最起码会平等待我，再也不会与我为敌。
所以，美国拦截“银河号”也好，美国炸中国大使馆也好，美国撞中国的飞机也好，美国给台湾大量军售也好，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好，美国频频制裁中国也好，这些都不是美国不对，而是中国不好，是中国的制度不好，要是中国放弃了这种“制度”，以上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筵席在等着我们入座吗？</P><P> 在这里，我们不讲正面的理由，还是来看看俄罗斯。
十几年前，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带领人民一举推翻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叶利钦再往前走了一步，摧毁了苏联那庞大的碉堡，顷刻间，一个“邪恶帝国”土崩瓦解，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事，自然也是美国的幸事。
劫后余生的俄罗斯，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用“休克疗法”来建立纯西方的市场经济架构，可得到的却是经济濒临崩溃的结局，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在1988年，美国金融寡头索罗斯雪上加霜，还没忘记给俄罗斯再来一刀。
几乎在一夜之间，俄罗斯放弃了前苏联所有的势力范围，退回到“独联体”的疆域中去，只是在关键的几个中亚国家内保留了一部分军事存在。而又在十来年的时间里，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完全“攻占”了俄罗斯“让”出来的这些地区，一直把坦克开进阿富汗、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炮口紧紧的抵住了俄罗斯“柔软的下腹部”。
俄罗斯的退却还没有尽头，2000年3月，还处于叶利钦卵翼下的普京试探性的放风说，如果（加入北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有可能加入北约。对此，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作了一个精辟的“表态”：俄罗斯加入北约，就像大象要进入浴缸一样，到头来结果是浴缸保不住，大象也没有真正洗成澡。
换句话说，象俄罗斯这种大象，根本就不要想进到北约的浴缸里去洗澡，真要想洗的话，除非俄罗斯不再是大象，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了北极圈里的驯鹿。
象俄罗斯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圈里的欧洲国家，即使推翻了“共产暴政”，完全实现了民主选举，照样没有资格参加北约的筵席，那象中国人这样的完全没有基督文明和资本主义“血统”的亚洲黄种人，即使砸开了自己的围墙，可又凭什么来博取美国人的欢心，被请到到德克萨斯克州劳福德小镇的牧场上去吃牛排呢？
即使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比赛摔跤的夹缝中，偷吃了美国的牛排，结果又如何，关键的时候照样被“广场协定”踩下去当垫脚石，从投降到今天，一直都被压制得出不了头，变成了美国报销军费的“提款机”。
如果中国投降，只怕是当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去想当“战略伙伴”。</P><P> 9·11以后，布什以地球统治者的姿态给全世界划了一条蛮横的界限，要么支持美国，是美国的盟友，否则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选择过不同的盟友。口头上，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代名词，却并不以此来作为选择盟友的标准。蒋介石、吴庭艳、皮诺切特、萨达姆，无一不是专制的暴君，即使是中东富得流油的盟国沙特，也存在着富裕掩盖下残忍的宗教压迫（据报道，一所沙特的女子学校失火，许多少女仓促之下来不及戴面纱逃出来，被宗教警察用鞭子抽回去，最后有十几名没找到面纱的少女葬身火海）。而有些真正的人民选出来的政权，又会被美国用各种手段颠覆，如1973年智利大选，选出总统阿连德，美国中情局却以1200万美元，收买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阿连德总统与叛军激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P><P> 美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他所有形式，都是为遮盖这个本质的假象。
这种观念下的美国，对于自己国内的人民来说是天堂，而对他国人民来说无疑就是地狱。
所以，指望以“民主选举”来博得美国的欢心，指望放弃现行制度而换来美国的真诚相待，指望美国来成为中国的救世主，无疑是中国东郭先生们一厢情愿的痴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西方文明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从生物进化论演变而来的“丛林法则”，那就是：适者生存，弱者淘汰。
万物霜天竞自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体，如果想得到生存，得到幸福，永远只有靠自己的奋斗，这个真理适应于植物，也适用于动物，适应于所有的个人，也同样适应于所有的民族与国家。</P><P> 即使保留现行制度，只要中国在利益上向全面美国投降，美国是不是就成了中国的朋友？
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善意和温和的霸权，如果让美国来统治世界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这比苏联人、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来统治要好。即使中国不改变现行制度，但只要中国顺应美国的统治，维护美国的利益，不作“丐帮”帮主而与美国为敌（实际上就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美国的“平等待遇”吗？
对专制的仇恨，演变到对善意霸权的期待，民主又轮回到可悲的起点，这才是人类的倒退。</P><P>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句话，足够提醒我们那些服了“美氏迷幻药”的朋友：
“中国不论变成何种制度，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
</P>
第四章 美国 真是一个善意的霸权吗？<P>第一节 看看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善意”</P><P>可以这样说，除了“郑和下西洋”时的明帝国，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文明配称“善意的霸权”。</P><P>美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美国历届政府都有明显的新教色彩。从全世界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历史轨迹来看，基督教是最具排他性和进攻性的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近二十来年才突然兴起），异教徒历来都是基督教杀伐的对象。如果说，一个个体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高尚之人，而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教会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的秘密系统。
从“十字军东征”到征服美洲，从贩卖黑奴到用炮舰来推销毒品，传教士从来都是殖民强盗们犯罪前的向导、犯罪时的见证和犯罪后的宽恕者。
基督文明是一个感恩的文明，然而，基督徒从来都只感谢主，一切荣耀和真善美都归于上帝。所以，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世俗社会中的别的文明，恐怕从来就没有过“感恩”。</P><P>西方文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目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在人道精神、民主素质等诸多精神领域内——但是后进者除了羡慕和追赶先进者的领先外，同样也不可避免的可以看见孔雀五彩斑斓的“开屏”后面不雅的“.便排泄孔”。
西方文明的核心之一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建立在逻辑和实证之上，虽然精确而有.作性，但有时又不免有纯技术主义的机械教条的弊端和短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道，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孔子的意思是，国家强盛的途径，就是要以自己公正的行为来使远方的人归附，使近处的人服帖。后又有鲁国季康子问政，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意思是（治国者）用正直的行为来矫正感化邪枉的势力，树立一个正直的榜样，而邪枉的力量也会慢慢变得正直。
翻遍《论语》、《春秋》等孔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甚至可以叫空想，但是，这样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人类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审评和调整，依然是人类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与追求，这与现代人类的民主思想一样有着朴素而伟大的价值。所以，孔子在冥冥神空之中，目光炯炯的注视着我们的历史，“‘春秋’之义行，则乱臣贼子惧焉。”
西方人对“孙子兵法”的发现和认识也才两三百年，而2500年前东方哲人的伟大思想让他们更不可能理解，后来即使卢梭等人奠定了“人生而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石，但基督教的信徒们在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冲突中，仍然奉行的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思想信条。所以，就像“文革”是中国封建文明的最后疯狂一样，纳粹德国的极端疯狂和美国无所顾及的霸权，便是西方文明必然的产物。
所以，“利益高于一切”、“斩尽杀绝”，往往便是西方人对待弱小民族的铁血手腕，
巴以冲突五十余年，以色列人除了越来越强横的正压以外，没有表现出一个具有2000年光荣历史的民族应有的智慧和仁慈。
面对巴勒斯坦人野火春风般的反抗行为，以色列人除了修筑类似于中国2000年前的长城那样的“隔离墙”以外，除了把他们斥为“恐怖分子”以外，除了用精确制导的导弹来“清除”以外，难道在那些青春韶华的少男少女充当“人体炸弹”的背后，那些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经历过悲愤与绝望的犹太人，读不懂另外一个民族在万般无奈的关头同样的悲愤与绝望吗？
而面对一批批“恐怖分子”义无返顾、视死如归的撞大楼、炸坦克，美国人除了使用“比暴力更加暴力”的手段来报复、打击和趁机扩张掠夺资源之外，又从当中反思到了什么呢？</P><P>记不得是那位欧洲先哲在评价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被殖民主义压迫的落后民族，只能用他所知道的和所能使用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非洲原始部落的黑人，在丛林里用毒箭和标枪袭击前来洗劫他们村庄的白人，这是野蛮的，而白人用科技发明的结晶——火枪来消灭上千万的黑人，这是文明的；
印第安人将所俘虏的白人砍下首级来当作战利品，这是野蛮的，而美国人将沾有天花病毒的毛毯送给对天花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印第安人，造成印第安整个村庄的灭绝，这又是文明的；
印第安人烧毁了美国西部开拓者的城镇，这是野蛮的，而荷兰殖民者用二十几美元的小玩意骗了一座曼哈顿岛，这也是文明的；
“义和团”的“拳民”们用火烧了传教士的教堂，这是野蛮的，而大英帝国用军舰大炮来强行逼着中国人吸食毒品，也还是文明的；
“恐怖分子”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炸弹与许多西方人一起同归于尽，这是野蛮的，而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用卫星制导炸弹炸死数倍的阿拉伯人，大概，这更是文明得不能再文明了。
按照美国在无形当中给世界定下的如此价值标准，人类历史上，所有使用落后手段——也只有使用落后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都可以划入“恐怖分子”的范围，既然反抗就是“恐怖活动”，那么自然而然，侵略者就是“文明”和“民主”的传播者了。
1840年，英国比中国先进，所以，英国侵略中国是推销“民主”，中国人的反抗是“恐怖活动”；
1937年，日本比中国先进，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是散播文明，中国人的反抗是“恐怖活动”；
1939年，德国比苏联先进，所以，德国入侵苏联是解放苏联人民，苏联人的反抗也是“恐怖活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强烈谴责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全世界所有平民的残酷袭击，特别是对温和和平的中国公民的袭击，但是，以导弹还击炸弹、以暴易暴、在“民主”的面具下实施帝国扩张的美国，又凭什么来充当道义的“神父”呢？
美苏冷战，双方都在用正义的油彩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以此为自己拉拢人心，增加获胜的砝码，在那个时代，人类公理还是世界上最高的价值观。而今天，人类的公理变成了“一超”强权的安全套，用完就扔进垃圾堆，取而代之的赤裸裸的强权逻辑。
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
这个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这个世界是走进了光明还是堕入了黑暗？</P><P>所以，“失去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个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适用于中国国内，也适用于世界上的美国和历史上所有的强国。</P>
从“十字军东征”到征服美洲，从贩卖黑奴到用炮舰来推销毒品，传教士从来都是殖民强盗们犯罪前的向导、犯罪时的见证和犯罪后的宽恕者。
基督文明是一个感恩的文明，然而，基督徒从来都只感谢主，一切荣耀和真善美都归于上帝。所以，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世俗社会中的别的文明，恐怕从来就没有过“感恩”。</P><P>西方文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目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在人道精神、民主素质等诸多精神领域内——但是后进者除了羡慕和追赶先进者的领先外，同样也不可避免的可以看见孔雀五彩斑斓的“开屏”后面不雅的“.便排泄孔”。
西方文明的核心之一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建立在逻辑和实证之上，虽然精确而有.作性，但有时又不免有纯技术主义的机械教条的弊端和短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道，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孔子的意思是，国家强盛的途径，就是要以自己公正的行为来使远方的人归附，使近处的人服帖。后又有鲁国季康子问政，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意思是（治国者）用正直的行为来矫正感化邪枉的势力，树立一个正直的榜样，而邪枉的力量也会慢慢变得正直。
翻遍《论语》、《春秋》等孔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甚至可以叫空想，但是，这样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人类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审评和调整，依然是人类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与追求，这与现代人类的民主思想一样有着朴素而伟大的价值。所以，孔子在冥冥神空之中，目光炯炯的注视着我们的历史，“‘春秋’之义行，则乱臣贼子惧焉。”
西方人对“孙子兵法”的发现和认识也才两三百年，而2500年前东方哲人的伟大思想让他们更不可能理解，后来即使卢梭等人奠定了“人生而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石，但基督教的信徒们在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冲突中，仍然奉行的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思想信条。所以，就像“文革”是中国封建文明的最后疯狂一样，纳粹德国的极端疯狂和美国无所顾及的霸权，便是西方文明必然的产物。
所以，“利益高于一切”、“斩尽杀绝”，往往便是西方人对待弱小民族的铁血手腕，
巴以冲突五十余年，以色列人除了越来越强横的正压以外，没有表现出一个具有2000年光荣历史的民族应有的智慧和仁慈。
面对巴勒斯坦人野火春风般的反抗行为，以色列人除了修筑类似于中国2000年前的长城那样的“隔离墙”以外，除了把他们斥为“恐怖分子”以外，除了用精确制导的导弹来“清除”以外，难道在那些青春韶华的少男少女充当“人体炸弹”的背后，那些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经历过悲愤与绝望的犹太人，读不懂另外一个民族在万般无奈的关头同样的悲愤与绝望吗？
而面对一批批“恐怖分子”义无返顾、视死如归的撞大楼、炸坦克，美国人除了使用“比暴力更加暴力”的手段来报复、打击和趁机扩张掠夺资源之外，又从当中反思到了什么呢？</P><P>记不得是那位欧洲先哲在评价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被殖民主义压迫的落后民族，只能用他所知道的和所能使用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非洲原始部落的黑人，在丛林里用毒箭和标枪袭击前来洗劫他们村庄的白人，这是野蛮的，而白人用科技发明的结晶——火枪来消灭上千万的黑人，这是文明的；
印第安人将所俘虏的白人砍下首级来当作战利品，这是野蛮的，而美国人将沾有天花病毒的毛毯送给对天花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印第安人，造成印第安整个村庄的灭绝，这又是文明的；
印第安人烧毁了美国西部开拓者的城镇，这是野蛮的，而荷兰殖民者用二十几美元的小玩意骗了一座曼哈顿岛，这也是文明的；
“义和团”的“拳民”们用火烧了传教士的教堂，这是野蛮的，而大英帝国用军舰大炮来强行逼着中国人吸食毒品，也还是文明的；
“恐怖分子”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炸弹与许多西方人一起同归于尽，这是野蛮的，而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用卫星制导炸弹炸死数倍的阿拉伯人，大概，这更是文明得不能再文明了。
按照美国在无形当中给世界定下的如此价值标准，人类历史上，所有使用落后手段——也只有使用落后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都可以划入“恐怖分子”的范围，既然反抗就是“恐怖活动”，那么自然而然，侵略者就是“文明”和“民主”的传播者了。
1840年，英国比中国先进，所以，英国侵略中国是推销“民主”，中国人的反抗是“恐怖活动”；
1937年，日本比中国先进，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是散播文明，中国人的反抗是“恐怖活动”；
1939年，德国比苏联先进，所以，德国入侵苏联是解放苏联人民，苏联人的反抗也是“恐怖活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强烈谴责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全世界所有平民的残酷袭击，特别是对温和和平的中国公民的袭击，但是，以导弹还击炸弹、以暴易暴、在“民主”的面具下实施帝国扩张的美国，又凭什么来充当道义的“神父”呢？
美苏冷战，双方都在用正义的油彩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以此为自己拉拢人心，增加获胜的砝码，在那个时代，人类公理还是世界上最高的价值观。而今天，人类的公理变成了“一超”强权的安全套，用完就扔进垃圾堆，取而代之的赤裸裸的强权逻辑。
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
这个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这个世界是走进了光明还是堕入了黑暗？</P><P>所以，“失去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个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适用于中国国内，也适用于世界上的美国和历史上所有的强国。</P>
<P>第二节 基督教文明下的美国所书写的“善意”历史</P><P>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这样一段文章：
“1606年，英国国王正式批准一些贵族、绅士和商人的申请，决定向北美殖民。首批英国清教徒l607年和1620年先后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和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登陆后，秋冬来临，这些人饥寒交迫，幸亏受到当地好客的印第安人的友好接待，送给他们火鸡南瓜等食品，才活了下来，印第安人他们还无微不至、耐心细致地教给他们种植玉米、南瓜、西红柿以及狩猎的技术。
这些英国移民就这样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下来，在北美第一次种植的玉米获得丰收，这些英国移民欢天喜地地予以庆祝，并称丰收日为‘感恩节’。但他们感谢的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感谢印第安人。相反，随后不久，在大批英国移民陆续涌至后，美国人的前身——这些英国殖民者便恩将仇报，开始驱逐这片大地上的主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使用包括分而治之、软硬兼施等殖民主义者惯用的种种手段，分化、收买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制造有利形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印第安人开战，实行大屠杀。殖民主义者的屠杀虽然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但处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原始部落阶段的印第安人终究抵挡不住已经开始进人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且战且退。英国殖民主义者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战役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从1622年一直持续到1769年。
美国建国以后，随着疆土的大踏步向西扩展，资产阶级政权对印第安人的征讨和屠杀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建军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特别是在l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威廉·福斯特在有关著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策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曾积极参加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的‘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之一，就是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即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随着疆土大步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内开始的。
如此长期征剿、屠杀的结果是什么呢？
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3000万，多则达l亿。为谨慎起见，就以他们推算的最低数字即3000万人为准，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被迫分散聚居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引自傲雪红梅‘千百万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哪儿去了？’）”
在土地沦丧、种族灭绝的最后，一位印第安酋长发出这样绝望的诅咒：
“你们白人永远不会安宁，你们永远会感到有人跟随，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即使你们占领了这里，我们祖先的灵魂仍将充斥着这里的大街小巷…… 。”
这就是基督文明的“仁慈”和“感恩”。</P><P>我们自己都不能否认，世界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血腥的屠杀记录片，不管屠杀自己人还是别人，在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成长的“裤裆”里甚至脸孔上，都曾沾满了肮脏的污血和.便，满清政府也曾杀绝了整个准葛尔民族的两百来万人，在各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杀戮丝毫不比外敌入侵手软，面对历史，中国人的“裤裆”里也并不干净，脸上也并不光彩。
但是，这也丝毫不能为美国辩解。
沐猴而冠，在擦去脸上的污血之后，换上燕尾服，最后又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我们的祖先从强盗渐渐“修养”成文明人甚至是贵族，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不必被今人嘲笑，而值得嘲笑的是，有些贵族在“文明”的面孔后面，依然在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并且还把这些行为用“反对专制”、“保护民主”、“追求自由”、“打击恐怖主义”的油彩包装起来，强盗摇身一变，倒成了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警察。
人类从低一级的封建社会演进成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先驱们已经从自觉的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天赋人权”，主张“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已经不能再与封建王朝相比。
一个混沌无知的孩童遇到内急，可以当着满街女性的面天真的扒下裤子撒尿，但是一个成人再作如此“天真”，就必然被视为流氓，必然要遭痛殴，可这流氓不仅不认错，还振振有辞：我这是“行为艺术”。
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罪恶发生在20世纪以前（屠杀印第安人主要在在1622-1892年期间），此时人类尚未完全摆脱“中世纪”蒙昧与黑暗的阴影，那么，我们又再来看看作为“现代民主表率”的美国，在进入20和21世纪以后的“功劳簿”。</P><P>在屠杀完绝大部分印第安人以后,现代美国人依然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忏悔和内疚,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执政，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在美国一直处于受歧视、受迫害、受摧残的地位。直到1992年7月，布什政府最后宣布，它有权宣布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印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
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的片尾,面对即将到来的白人军队，一群转移逃亡的印第安苏族人，对前来通风报信的白人“与狼共舞”，深情的反复高喊：
“‘与狼共舞’，你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这声声呼喊，在冰天雪地里，在天与地之间，在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中经久回荡，与其说是“红种人”对一个有良知的白人兄弟的感谢，还不如说是一个民族灭绝前凄惨的哀鸣。
几千万人的灭绝，换来的却是对一个“通风报信者”的感谢，基督的信徒们就这么轻轻松松消解了自己的弥天罪恶。一个艺术人物的虚拟忏悔，就可以让全体美国人从此以后毫无愧疚，心安理得。
有谁敢去相信这样的“善意”和“仁慈”？</P><P>进入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人在越南的屠杀已经是世人皆知，在1961～1975年之间，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共屠杀了数百万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其中95％以上都是平民。1968年3月16日，因为怀疑越南梅莱村村民掩护北越军队，美军对整个村庄进行了大屠杀，共有504名村民遇难，其中173名孩子，56名婴儿。 事件败露后， 一个名为威廉·凯力的中尉是惟一被判刑的当事人，他因谋杀了109名村民在1971年被判终身监禁，可是他坐了3年牢后即获假释，然后悠哉游哉地帮老婆作起钻石生意。
2003年10月25日，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路透社、英国《独立报》在内的多家西方权威媒体，集中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犯下的一宗大屠杀案。这一骇人听闻的隐秘罪行是俄亥俄小报《刀刃报》（the Blade）最先发现的，他们在派出记者进行了8个月的实地调查后，率先刊登了有关此案的长篇报道。
对于这次曝光的大屠杀事件，西方各大通讯社最感到意外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不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有过揭丑经验的大报捅出来的，而让美国西部俄亥俄州一家发行量只有15万的小报得了“头彩”。
据说，《刀刃报》的一名编辑在今年年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五角大楼密存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就是对有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经屠杀过手无寸铁的居民的调查。《刀刃报》编委会经过仔细商讨，决定委派数名记者前往越南和美国各州，采访当时的见证人。8个月后，一个长篇报道出现在《刀刃报》上。由于篇幅问题，《刀刃报》一共连载了4天，才将所有的内容公布了出来。文章中耸人听闻的内容，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文章称，在1967年的7月，代号为“老虎部队”的美国陆军部队一个排共45人空降到越南的一个小山村。落地伊始，这些美国兵就开始了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看到人，他们就开枪。一位老兵回忆道：“无论他们跑还是不跑，都会有子弹向他们飞去。”
除了枪杀手无寸铁的村民外，一些士兵还取出军刀，将越南人的耳朵、头皮割下来，作为自己的战利品。据说，一个美国兵为了给自己的枪做个枪套，将一名越南女护士的头皮完整地切了下来；还有一些美国兵，将被杀害的越南人的耳朵割下来，然后串成一个项链，挂在身上。
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后来的“治安”过程中，至少有上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美军炮火之下，但是美国不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对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进行统计。
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灭绝犹太人的纳粹吗？这是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的日寇吗？不，这是 200年前创立了《独立宣言》的美国人。
1776年，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在人类史上首次发出了这样的伟大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是数百万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伊拉克人民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基督教最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摩西在西奈向上帝领受的“十戒”，这“十戒”中的“第五戒”就明确告诫：汝勿杀人。但后来的教士们又为强盗们发明了一种上天堂的阶梯：虽然你杀了人，但只要你在神父面前真心忏悔，那你就可以被上帝宽恕，照样可以进天堂。
被残杀的异教徒们不可能进天堂（进不了天堂，也就只能入地狱），而杀人的凶手们只要忏悔，倒反而可以进入天堂去快活，被杀者下地狱，杀人者进天堂，所以，从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发动第一次“十字軍东征”开始，一千年来，从非洲到美洲，从澳洲到亚洲，基督教为人类培养了最大规模的殖民强盗群体。</P><P>话又说回来，这个世界上有强盗，原本很正常；
强盗变成了警察，然后又变成了牧师，一手拿着Bible要去拯救别人，一手拿着《人权宣言》要去教化别人，既要享受利益婊子的快感，又要建立“民主”的牌坊，既要当州官放火，手里捏着上万枚核弹头和洲际导弹，却又不许萨达姆点灯，搞点射程超过150公里限制范围的萨默德-2导弹，这就有点离谱，不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祖先也玩过的这些卑劣把戏，仔细想来，也还是正常，只要我们心里有数，时刻提防也就罢了。
但是，不正常的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他们坚决不相信美国手上沾着淋漓的鲜血，坚决认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道德典范和“民主”表率，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的救世主，对这些充满理想而被自我蒙蔽的人，我们还有些许敬意，只是可惜他们的一腔热血流错了地方。
更不正常的是，还有些“先生”，他们对美国赤裸裸的行为故意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如果有人戳破了美国的画皮，便气急败坏的跳出来，不仅不允许别人对美国人的怀疑，还搬出中国人自己的丑行来抵消美国人的罪孽，他们如此维护“民主”的圣洁形象，如此克尽职守，煞费苦心，他们以为改变一个符号，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和文明，可以解决遇到的所有困难。
这就是“民主派”们坐在家里等天上降大饼的荒唐幻想，对这样的人，我们只有无奈和鄙弃。
而最不正常的是，更有那么一帮子人，他们用迷彩布将美国人的坦克隐蔽起来，反过来欺骗自己的同胞们，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要超越国家，作和平主义者。当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行驶在丛山峻岭的险道上，他们就远远的用狙击步枪对准了驾驶员，为了发泄他们对“专制”的仇恨，他们不惜让整列火车和满车的乘客为之“陪葬”。
这样的“民主派”，对西方蛋糕的贪恋，已经变成了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轻蔑和敌视，他们仇恨一个政党，却又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变成了国家、民族和母语文化的可耻的罪人。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国土分裂无所谓，全世界从此大同，都被保护在星条旗下面，只有外星人的“星河舰队”才是全人类的敌人；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民族灭亡无所谓，都属于美利坚的公民，大家一起享受幸福太平，何必在乎白脸黄脸；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民族文化消亡无所谓，“麦当劳”、“肯德鸡”还不是一样好吃，人家吃这些东西，还不是照样拿奥运金牌第一，照样生产出“比尔·盖茨”、“麦当娜”和“奥尼尔”，照样开着航空母舰全世界转悠，我们又何必在乎什么东方文明、西方文明。</P><P>下面是部分海外“民运分子”的文章标题，我们仅仅看一下这些文章的题目，就会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当年轰轰烈烈的“民主斗士”，他们今天口口声声的是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还是在为别人毁灭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以下引用一些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的部分文章标题：
●北明：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巴赫：《独立宣言》给内蒙古人民的启示
●安琪：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唐柏桥：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唐柏桥：联合一切反抗力量...、台湾及西藏、新疆、内蒙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迪里夏提•热西提：维吾尔人有权自决
●王希哲：“一国两制”就是战争
●刘青：取缔...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贝岭：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魏京生：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魏京生：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魏京生：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魏京生：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魏京生：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王炳章：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周勇军：民主精神不打折扣----“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李国辉：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阮铭：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阮铭：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鲍彤：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无非是讲统治者有权蹂躏老百姓
●林保华：分离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
●林保华：赖昌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王丹：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王丹：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许纪霖：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樊百华：“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刘晓波：陈水扁挑战中共的道义支撑
●刘晓波：人权高于主权
●刘晓波：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
●曹长青：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人的尊严高于领土和国家
●曹长青：“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
●曹长青：小法轮转动大中国
●曹长青：爱国主义的背后是剥夺人权----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曹长青：装备落后的中国难敌美国的制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曹长青：义和团救不了中国----中国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许志林：流氓国家与非流氓国家中的流氓----中国
●余杰：台湾的选择
●余杰：爱国和害国----评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
●薛伟：坚决支持东土独立运动----在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林牧：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以上资料引自张宝钦《 台独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P><P>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另一个民族的仁慈和善意，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创造力，已经退出了角逐生存空间的世界民族之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濒临死亡的民族，是一个只配给别人作奴隶的民族，是一个最终将被人象昆虫一样灭绝的下等民族。
请牢记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临终遗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P><P>第三节 经济掠夺方式的改变，使美国更象一个善意的霸权</P><P>2003年初，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研究员王建发表了《在美伊战争后的世界大战》一文，作者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战争发起国都是占领对方有形的领土和人口为手段（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为自己赚取利润，但到了70年代中期，美、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仅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三倍，即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从全球看，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此外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球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年总值的60倍。这些情况都说明，世界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也许可把这个新阶段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王建认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为了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争夺的焦点则集中于控制国际贸易的流向。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争夺的内容则从物质产品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也转移到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虚拟资产只是一张“纸”，或者是电脑硬盘中的一个记录信号，本来是再增值也不能当饭吃，为什么会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狂热追求的目标呢？
这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用债券、股票、外汇和地产等虚拟资产来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硬通货”，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则都需要借助这些“硬通货”来进行国际贸易的计价、结算和作为外汇储备与储蓄，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行的货币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国外持有，但这些货币往往不会停留在国外，而主要是以购买资产的形式流回货币发行国，以求生息，这些回流的货币就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的资本项下形成顺差，并被用于从国外进口产品的支付。资本主义国家的虚拟资产价格越高，就越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虽然也需要对国外的资产持有人支付利息或红利，但仍然是以货币形态支付，所以仍然是用虚拟资产与他国交换物质产品。
所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本身可以不事生产，他只需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政治的、经济的、战略的、尤其是技术和市场营销管理的优势)，制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以美元在世界的货币霸权地位，根本不必动用武力占有别国的领土和人口，也不必承担占领者的责任和成本，仅凭创造货币资产的游戏，就可以太太平平的地占有和剥削他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国必须完全遵守由这些强国制定的规则，否则，轻则经济制裁，重则军事威胁，甚至随便鼓动一下，就可以给你来一场“军事政变 ”，如果所有“胡萝卜”都不行，大国强权抡起“大棒”，赤膊上阵，发动一场场“高技术战争”、“维护正义和自由的战争”，那“战斧”导弹的声声爆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是屡听不鲜了。
对于这些规则，弱小的国度根本没有力量来改变，中国搞个无线上网的新规则（“WAPI”），都要受到从美国商业巨头到政府的强大压力，还不要说动着美国别的更大的“奶酪”。</P><P>正是因为上述掠夺方式的改变，除了世界上控制一些全球战略格局关键的节点以外，美国不愿意承担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行政责任，所以，就象欧洲人对非洲那些殖民地没有领土欲望一样，美国对广大人口庞大并且经济基础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多大 的领土要求。历史上，墨西哥曾经要求加入美国联邦，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曾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驻军，但最后，在建立了美国需要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以后，美国慢慢也撤出了这些地方。
所以，美国更是一个“善意”的的霸权。</P><P>美国征服了所有不驯服的敌人，完全支配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又能从美国的征服中得到什么？
没有战火，没有硝烟，大街小巷都是美国时尚的新鲜玩艺，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霸权更是仁慈善良，殊不知，世界就在这无声无息中重新勾划着另外一种版图。
在小布什理想的帝国版图中，中国是美国的生产区，中国人勤奋地制造着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自己的土地和天空却污染得越来越灰暗，俄罗斯和中东是能源区，为美国人奢侈的生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资源，而非洲黑人只要为美国游客守好动物园就足够了。
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化”、“民主化”的旗帜下，以导弹和资本消灭了地球上的国界，他宁愿当这个地球的“工程”总承包商，然后把“工程”又以极低的价格分包给各个国家，脏乱差的苦活由别人去完成，绝大部分的利润却流进了美国自己的腰包。而美国需要做的，一是维护这种有利于美国及极少数盟友利益的全球格局，二是用放大镜来寻找战争理由，捍卫“民主价值”，不断用投资战争，制造战争“工程”，使“寻找战争借口——投资打仗——恢复重建——占领资源和市场——赚回成本和利润——又寻找战争借口”的这条罪恶的“生产线”不停运转，从而，丰厚的“战争利润”便使美国人永远富足。
强大幸福的美国，就象非洲草原上没有天敌的狮子一样，舒舒服服的把自己永远焊接在“食物链”的顶端，永远坐在了地球金字塔的高处。
而我们呢？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呢？
</P>
“1606年，英国国王正式批准一些贵族、绅士和商人的申请，决定向北美殖民。首批英国清教徒l607年和1620年先后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和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登陆后，秋冬来临，这些人饥寒交迫，幸亏受到当地好客的印第安人的友好接待，送给他们火鸡南瓜等食品，才活了下来，印第安人他们还无微不至、耐心细致地教给他们种植玉米、南瓜、西红柿以及狩猎的技术。
这些英国移民就这样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下来，在北美第一次种植的玉米获得丰收，这些英国移民欢天喜地地予以庆祝，并称丰收日为‘感恩节’。但他们感谢的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感谢印第安人。相反，随后不久，在大批英国移民陆续涌至后，美国人的前身——这些英国殖民者便恩将仇报，开始驱逐这片大地上的主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使用包括分而治之、软硬兼施等殖民主义者惯用的种种手段，分化、收买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制造有利形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印第安人开战，实行大屠杀。殖民主义者的屠杀虽然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但处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原始部落阶段的印第安人终究抵挡不住已经开始进人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且战且退。英国殖民主义者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战役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从1622年一直持续到1769年。
美国建国以后，随着疆土的大踏步向西扩展，资产阶级政权对印第安人的征讨和屠杀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建军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特别是在l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威廉·福斯特在有关著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策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曾积极参加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的‘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之一，就是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即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随着疆土大步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内开始的。
如此长期征剿、屠杀的结果是什么呢？
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3000万，多则达l亿。为谨慎起见，就以他们推算的最低数字即3000万人为准，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被迫分散聚居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引自傲雪红梅‘千百万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哪儿去了？’）”
在土地沦丧、种族灭绝的最后，一位印第安酋长发出这样绝望的诅咒：
“你们白人永远不会安宁，你们永远会感到有人跟随，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即使你们占领了这里，我们祖先的灵魂仍将充斥着这里的大街小巷…… 。”
这就是基督文明的“仁慈”和“感恩”。</P><P>我们自己都不能否认，世界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血腥的屠杀记录片，不管屠杀自己人还是别人，在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成长的“裤裆”里甚至脸孔上，都曾沾满了肮脏的污血和.便，满清政府也曾杀绝了整个准葛尔民族的两百来万人，在各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杀戮丝毫不比外敌入侵手软，面对历史，中国人的“裤裆”里也并不干净，脸上也并不光彩。
但是，这也丝毫不能为美国辩解。
沐猴而冠，在擦去脸上的污血之后，换上燕尾服，最后又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我们的祖先从强盗渐渐“修养”成文明人甚至是贵族，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不必被今人嘲笑，而值得嘲笑的是，有些贵族在“文明”的面孔后面，依然在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并且还把这些行为用“反对专制”、“保护民主”、“追求自由”、“打击恐怖主义”的油彩包装起来，强盗摇身一变，倒成了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警察。
人类从低一级的封建社会演进成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先驱们已经从自觉的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天赋人权”，主张“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已经不能再与封建王朝相比。
一个混沌无知的孩童遇到内急，可以当着满街女性的面天真的扒下裤子撒尿，但是一个成人再作如此“天真”，就必然被视为流氓，必然要遭痛殴，可这流氓不仅不认错，还振振有辞：我这是“行为艺术”。
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罪恶发生在20世纪以前（屠杀印第安人主要在在1622-1892年期间），此时人类尚未完全摆脱“中世纪”蒙昧与黑暗的阴影，那么，我们又再来看看作为“现代民主表率”的美国，在进入20和21世纪以后的“功劳簿”。</P><P>在屠杀完绝大部分印第安人以后,现代美国人依然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忏悔和内疚,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执政，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在美国一直处于受歧视、受迫害、受摧残的地位。直到1992年7月，布什政府最后宣布，它有权宣布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印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
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的片尾,面对即将到来的白人军队，一群转移逃亡的印第安苏族人，对前来通风报信的白人“与狼共舞”，深情的反复高喊：
“‘与狼共舞’，你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这声声呼喊，在冰天雪地里，在天与地之间，在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中经久回荡，与其说是“红种人”对一个有良知的白人兄弟的感谢，还不如说是一个民族灭绝前凄惨的哀鸣。
几千万人的灭绝，换来的却是对一个“通风报信者”的感谢，基督的信徒们就这么轻轻松松消解了自己的弥天罪恶。一个艺术人物的虚拟忏悔，就可以让全体美国人从此以后毫无愧疚，心安理得。
有谁敢去相信这样的“善意”和“仁慈”？</P><P>进入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人在越南的屠杀已经是世人皆知，在1961～1975年之间，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共屠杀了数百万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其中95％以上都是平民。1968年3月16日，因为怀疑越南梅莱村村民掩护北越军队，美军对整个村庄进行了大屠杀，共有504名村民遇难，其中173名孩子，56名婴儿。 事件败露后， 一个名为威廉·凯力的中尉是惟一被判刑的当事人，他因谋杀了109名村民在1971年被判终身监禁，可是他坐了3年牢后即获假释，然后悠哉游哉地帮老婆作起钻石生意。
2003年10月25日，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路透社、英国《独立报》在内的多家西方权威媒体，集中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犯下的一宗大屠杀案。这一骇人听闻的隐秘罪行是俄亥俄小报《刀刃报》（the Blade）最先发现的，他们在派出记者进行了8个月的实地调查后，率先刊登了有关此案的长篇报道。
对于这次曝光的大屠杀事件，西方各大通讯社最感到意外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不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有过揭丑经验的大报捅出来的，而让美国西部俄亥俄州一家发行量只有15万的小报得了“头彩”。
据说，《刀刃报》的一名编辑在今年年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五角大楼密存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就是对有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经屠杀过手无寸铁的居民的调查。《刀刃报》编委会经过仔细商讨，决定委派数名记者前往越南和美国各州，采访当时的见证人。8个月后，一个长篇报道出现在《刀刃报》上。由于篇幅问题，《刀刃报》一共连载了4天，才将所有的内容公布了出来。文章中耸人听闻的内容，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文章称，在1967年的7月，代号为“老虎部队”的美国陆军部队一个排共45人空降到越南的一个小山村。落地伊始，这些美国兵就开始了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看到人，他们就开枪。一位老兵回忆道：“无论他们跑还是不跑，都会有子弹向他们飞去。”
除了枪杀手无寸铁的村民外，一些士兵还取出军刀，将越南人的耳朵、头皮割下来，作为自己的战利品。据说，一个美国兵为了给自己的枪做个枪套，将一名越南女护士的头皮完整地切了下来；还有一些美国兵，将被杀害的越南人的耳朵割下来，然后串成一个项链，挂在身上。
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后来的“治安”过程中，至少有上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美军炮火之下，但是美国不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对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进行统计。
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灭绝犹太人的纳粹吗？这是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的日寇吗？不，这是 200年前创立了《独立宣言》的美国人。
1776年，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在人类史上首次发出了这样的伟大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是数百万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伊拉克人民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基督教最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摩西在西奈向上帝领受的“十戒”，这“十戒”中的“第五戒”就明确告诫：汝勿杀人。但后来的教士们又为强盗们发明了一种上天堂的阶梯：虽然你杀了人，但只要你在神父面前真心忏悔，那你就可以被上帝宽恕，照样可以进天堂。
被残杀的异教徒们不可能进天堂（进不了天堂，也就只能入地狱），而杀人的凶手们只要忏悔，倒反而可以进入天堂去快活，被杀者下地狱，杀人者进天堂，所以，从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发动第一次“十字軍东征”开始，一千年来，从非洲到美洲，从澳洲到亚洲，基督教为人类培养了最大规模的殖民强盗群体。</P><P>话又说回来，这个世界上有强盗，原本很正常；
强盗变成了警察，然后又变成了牧师，一手拿着Bible要去拯救别人，一手拿着《人权宣言》要去教化别人，既要享受利益婊子的快感，又要建立“民主”的牌坊，既要当州官放火，手里捏着上万枚核弹头和洲际导弹，却又不许萨达姆点灯，搞点射程超过150公里限制范围的萨默德-2导弹，这就有点离谱，不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祖先也玩过的这些卑劣把戏，仔细想来，也还是正常，只要我们心里有数，时刻提防也就罢了。
但是，不正常的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他们坚决不相信美国手上沾着淋漓的鲜血，坚决认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道德典范和“民主”表率，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的救世主，对这些充满理想而被自我蒙蔽的人，我们还有些许敬意，只是可惜他们的一腔热血流错了地方。
更不正常的是，还有些“先生”，他们对美国赤裸裸的行为故意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如果有人戳破了美国的画皮，便气急败坏的跳出来，不仅不允许别人对美国人的怀疑，还搬出中国人自己的丑行来抵消美国人的罪孽，他们如此维护“民主”的圣洁形象，如此克尽职守，煞费苦心，他们以为改变一个符号，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和文明，可以解决遇到的所有困难。
这就是“民主派”们坐在家里等天上降大饼的荒唐幻想，对这样的人，我们只有无奈和鄙弃。
而最不正常的是，更有那么一帮子人，他们用迷彩布将美国人的坦克隐蔽起来，反过来欺骗自己的同胞们，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要超越国家，作和平主义者。当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行驶在丛山峻岭的险道上，他们就远远的用狙击步枪对准了驾驶员，为了发泄他们对“专制”的仇恨，他们不惜让整列火车和满车的乘客为之“陪葬”。
这样的“民主派”，对西方蛋糕的贪恋，已经变成了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轻蔑和敌视，他们仇恨一个政党，却又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变成了国家、民族和母语文化的可耻的罪人。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国土分裂无所谓，全世界从此大同，都被保护在星条旗下面，只有外星人的“星河舰队”才是全人类的敌人；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民族灭亡无所谓，都属于美利坚的公民，大家一起享受幸福太平，何必在乎白脸黄脸；
在“美氏民主派”的眼里，民族文化消亡无所谓，“麦当劳”、“肯德鸡”还不是一样好吃，人家吃这些东西，还不是照样拿奥运金牌第一，照样生产出“比尔·盖茨”、“麦当娜”和“奥尼尔”，照样开着航空母舰全世界转悠，我们又何必在乎什么东方文明、西方文明。</P><P>下面是部分海外“民运分子”的文章标题，我们仅仅看一下这些文章的题目，就会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当年轰轰烈烈的“民主斗士”，他们今天口口声声的是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还是在为别人毁灭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以下引用一些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的部分文章标题：
●北明：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巴赫：《独立宣言》给内蒙古人民的启示
●安琪：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唐柏桥：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唐柏桥：联合一切反抗力量...、台湾及西藏、新疆、内蒙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迪里夏提•热西提：维吾尔人有权自决
●王希哲：“一国两制”就是战争
●刘青：取缔...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贝岭：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魏京生：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魏京生：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魏京生：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魏京生：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魏京生：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王炳章：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周勇军：民主精神不打折扣----“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李国辉：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阮铭：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阮铭：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鲍彤：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无非是讲统治者有权蹂躏老百姓
●林保华：分离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
●林保华：赖昌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王丹：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王丹：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许纪霖：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樊百华：“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刘晓波：陈水扁挑战中共的道义支撑
●刘晓波：人权高于主权
●刘晓波：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
●曹长青：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人的尊严高于领土和国家
●曹长青：“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
●曹长青：小法轮转动大中国
●曹长青：爱国主义的背后是剥夺人权----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曹长青：装备落后的中国难敌美国的制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曹长青：义和团救不了中国----中国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许志林：流氓国家与非流氓国家中的流氓----中国
●余杰：台湾的选择
●余杰：爱国和害国----评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
●薛伟：坚决支持东土独立运动----在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林牧：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以上资料引自张宝钦《 台独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P><P>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另一个民族的仁慈和善意，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创造力，已经退出了角逐生存空间的世界民族之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濒临死亡的民族，是一个只配给别人作奴隶的民族，是一个最终将被人象昆虫一样灭绝的下等民族。
请牢记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临终遗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P><P>第三节 经济掠夺方式的改变，使美国更象一个善意的霸权</P><P>2003年初，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研究员王建发表了《在美伊战争后的世界大战》一文，作者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战争发起国都是占领对方有形的领土和人口为手段（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为自己赚取利润，但到了70年代中期，美、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仅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三倍，即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从全球看，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此外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球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年总值的60倍。这些情况都说明，世界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也许可把这个新阶段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王建认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为了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争夺的焦点则集中于控制国际贸易的流向。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争夺的内容则从物质产品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也转移到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虚拟资产只是一张“纸”，或者是电脑硬盘中的一个记录信号，本来是再增值也不能当饭吃，为什么会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狂热追求的目标呢？
这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用债券、股票、外汇和地产等虚拟资产来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硬通货”，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则都需要借助这些“硬通货”来进行国际贸易的计价、结算和作为外汇储备与储蓄，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行的货币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国外持有，但这些货币往往不会停留在国外，而主要是以购买资产的形式流回货币发行国，以求生息，这些回流的货币就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的资本项下形成顺差，并被用于从国外进口产品的支付。资本主义国家的虚拟资产价格越高，就越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虽然也需要对国外的资产持有人支付利息或红利，但仍然是以货币形态支付，所以仍然是用虚拟资产与他国交换物质产品。
所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本身可以不事生产，他只需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政治的、经济的、战略的、尤其是技术和市场营销管理的优势)，制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以美元在世界的货币霸权地位，根本不必动用武力占有别国的领土和人口，也不必承担占领者的责任和成本，仅凭创造货币资产的游戏，就可以太太平平的地占有和剥削他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国必须完全遵守由这些强国制定的规则，否则，轻则经济制裁，重则军事威胁，甚至随便鼓动一下，就可以给你来一场“军事政变 ”，如果所有“胡萝卜”都不行，大国强权抡起“大棒”，赤膊上阵，发动一场场“高技术战争”、“维护正义和自由的战争”，那“战斧”导弹的声声爆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是屡听不鲜了。
对于这些规则，弱小的国度根本没有力量来改变，中国搞个无线上网的新规则（“WAPI”），都要受到从美国商业巨头到政府的强大压力，还不要说动着美国别的更大的“奶酪”。</P><P>正是因为上述掠夺方式的改变，除了世界上控制一些全球战略格局关键的节点以外，美国不愿意承担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行政责任，所以，就象欧洲人对非洲那些殖民地没有领土欲望一样，美国对广大人口庞大并且经济基础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多大 的领土要求。历史上，墨西哥曾经要求加入美国联邦，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曾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驻军，但最后，在建立了美国需要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以后，美国慢慢也撤出了这些地方。
所以，美国更是一个“善意”的的霸权。</P><P>美国征服了所有不驯服的敌人，完全支配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又能从美国的征服中得到什么？
没有战火，没有硝烟，大街小巷都是美国时尚的新鲜玩艺，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霸权更是仁慈善良，殊不知，世界就在这无声无息中重新勾划着另外一种版图。
在小布什理想的帝国版图中，中国是美国的生产区，中国人勤奋地制造着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自己的土地和天空却污染得越来越灰暗，俄罗斯和中东是能源区，为美国人奢侈的生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资源，而非洲黑人只要为美国游客守好动物园就足够了。
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化”、“民主化”的旗帜下，以导弹和资本消灭了地球上的国界，他宁愿当这个地球的“工程”总承包商，然后把“工程”又以极低的价格分包给各个国家，脏乱差的苦活由别人去完成，绝大部分的利润却流进了美国自己的腰包。而美国需要做的，一是维护这种有利于美国及极少数盟友利益的全球格局，二是用放大镜来寻找战争理由，捍卫“民主价值”，不断用投资战争，制造战争“工程”，使“寻找战争借口——投资打仗——恢复重建——占领资源和市场——赚回成本和利润——又寻找战争借口”的这条罪恶的“生产线”不停运转，从而，丰厚的“战争利润”便使美国人永远富足。
强大幸福的美国，就象非洲草原上没有天敌的狮子一样，舒舒服服的把自己永远焊接在“食物链”的顶端，永远坐在了地球金字塔的高处。
而我们呢？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呢？
</P>
第五章 台湾是中国民主的“特区”，应保留下来作大陆政治的对比和参照？<P> 如果没有美日的教唆和.纵，如果没有“台独”的欺骗和挑衅，如果台湾不存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可能，有理由相信，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都会持这种想法。
深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特区”，香港是大陆的“行政特区”，而台湾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民主特区”，保留台湾政治体制的相对完整性，用以作大陆政治的参照和砥砺，这对中华民族脱胎换骨般的升华和飞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客观的说，尽管“台独”政客的混水摸鱼，使这个“民主”乱成一团，丑陋不堪，但并不能就因此否定这是中华民族在专制的蒙昧与黑暗中摸索了几千年后的巨大财富。
当年，日本人用向西方炮舰全面投降为代价，换来了“明治维新”后大和民族的更新换代，而中国付出了自1840年以来的惨重代价，仍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所以，台湾一个地区的先行一步，搞个“民主的示范片区”，自然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大陆广大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实验价值和参照价值。
实际上，“一国两制”已经包涵了这部分内容，只是大陆政府不可能把话说得这么明了。</P><P> 第一节 台湾及台湾“民主”的不幸</P><P> “台独”不是民主，统一不是专制，统一是两岸共同飞腾的火箭，台海战争绝不是“专制”对“民主”的战争。同时，台海战争也不是大陆为了版图梦想而对台湾的占领和欺凌。</P><P> 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大陆台湾被海峡分割开来，由此，大陆成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而台湾则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范围。
大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得，也有所失，台湾在美国的卵翼下，有失，更有所得。大陆的“短缺”——民主机制的建立、先进科学技术、市场营销管理能力和调节得当的民间投资，恰好就是台湾不花多大力气从美国老师那里取来的真经，而台湾的“短缺”——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坚定威武的民族气概，又恰是大陆本身就具备的天然优势。
在两岸统一以前，分裂是中国之大不幸；
而在两岸统一之后，则又是中国之大幸。
1949年，林彪率领“四野”的百万雄师横扫两广，最后勒马驻足于与香港一河之隔的罗湖桥头，共产党携雷霆万钧之势，却没有乘势收回香港和澳门两个弹丸之地，使得中国这个单色幕布笼罩的国家开出一个明亮的窗口，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就通过这个窗口始终没有断绝和外界的联系，也通过这个窗口吸取到了许多宝贵的营养。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中国连接西方世界的脐带，那么八九十年代，香港则成了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的发动机。假如当时中国奋“紫石英事件”的英雄之怒，收回香港澳门，那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恐怕就不会再设在香港澳门的隔壁，而没有港澳资金的带头支持，改革开放的历史势必也要重写。
高手下围棋，开局时东一颗西一粒的落子，似乎毫无联系，毫无道理，旁观者不知其妙，常常如堕雾里云中，可棋局演至后来，那些“无理”的孤子忽然就成了关键的枢纽，或有利于征子，或演变为“手筋”，或成为打劫的“劫材”，整个棋局便豁然开朗，强弱胜负已判。
同样，当初留下港澳这两个“资本主义园地”，是前辈高人的绝顶英明之举，假若没有“台独分子”的拦腰打断，台湾这个偶然而又客观地形成的“民主试验田”，有意无意之间便更成了中国政治机体补充新鲜血液的“血库”，成了大陆建设民主体制的宝贵的参照体系。</P><P> 然而，“台独”如恶魔般的降临，是中国的不幸，更是台湾“民主”的不幸。
台湾的不幸绝不是来自于大陆的统一，统一是台湾的再生之路，是台湾未来的希望之路，而台湾的不幸，则是被美日势力强行拉上战车，掉进了中国与美国两大板块相互挤压的夹缝之中。
台湾不幸有三：
一、为了抽打大陆，台湾充当了三种势力的“鞭子”。
第一，美国为了遏制大陆发展，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为这根“战略鞭子”投资，既然有投资，就必然要有产出，鞭子的打击作用便是美国的“投资效益”，至于鞭子的命运最后是好是坏，美国恐怕就顾及不上了，因为那时他的投资早就收回去了（荒唐的巨额军售也就是收回投资的一个手段）；
第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为了实现“台独”的虚幻梦想，为了把台湾这艘巨舰拉进日本的港湾，背叛国家与民族，也把台湾当作了武器，当作了鞭子，以李陈的精明，不可能想不到两岸之间势力的悬殊，不可能想不到台湾“鞭毁人亡”的悲惨结局，但是，李陈是赌红了眼的赌徒，不到黄河心不死，台湾已经成了破摔的“破罐子”、破撑的“破船”；
第三，近几年来，一批海外“民运人士”纷纷改换门庭，投入到“台独”麾下，成为了“台独”对付大陆的新生力量，公开为“台独”张目，如：魏京生认为：“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阮铭为“台独”大声呼吁：“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刘晓波更是走到极端：“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当年“民主”的盲目追随者，今天变成了国家与民族的敌人，“民运人士”们在大陆已经找不到立足的市场，便摇身一变，把自己嫁接到“台独”的根子上，目的很简单，要钱。
据台湾《中国时报》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在这里，台湾也同样成了“民运分子”挞伐大陆的鞭子。</P><P> 二、台湾被历史推进了中美碰撞的夹缝中，已是极大不幸，却不知自拔，反而还引狼入室，故意激化双方本已存在的深刻矛盾，妄想躲在美国坦克背后来个“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从中渔利，殊不知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台湾以羔羊的份量，来玩狮子逗老虎的游戏，最后却是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强相斗，羔羊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这是台湾更大的不幸。</P><P> 三、台湾自古就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明末时被荷兰人占领，郑成功收回后台湾又成为割据地盘，康熙时施琅再收台湾，而《马关条约》又将台湾遗弃出去，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但文化的血脉里已经有了日本的毒素，蒋介石以强人手腕将中华文明再次注入台湾的虚弱的机体，然四十几年后，“台独”分子又掀风浪，更是要强行彻底斩断台湾与大陆的文明血脉。自三国时东吴黄龙二年以来（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水军出师台湾，台湾从此并入中国版图），台湾和大陆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最后一步。
是统，是独，是战，是和，同室.戈，兄弟相煎，此中华之祸，悲莫大焉。此美日之祸，恨莫大焉。
对于台湾人心中的“悲情”，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应戚然于心，但是悲痛之后，台湾又如何来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
选择权很大程度在台湾人民手中。
有的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和平分家，台湾成为一个象新加坡那样的华人国家，跟大陆象亲戚一样，又有何尝不好？
此言謬也。
台湾的离去，原本就不是台湾人民的心意，只是由于美日势力的插手、“台独”分子的挑动，两岸才演变成如此死结，非剪刀不能解开。潘金莲嫌弃贫穷丑陋的武大郎，引诱武松未果，转而投靠有钱有势的西门庆，武大郎懦弱隐忍也就罢了，谁知潘金莲反还勾结西门庆毒死武大，才引发武松血溅“鸳鸯楼”。
台湾倚仗背后站着“西门大官人”，对大陆虎视耽耽，随时希望置大陆于死地，分裂成七国八国，以绝后患，如此情形之下，大陆纵有怜香惜玉之情，可还有别的什么道路可选择？
所以，“武松”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既杀“奸夫”，又除“淫妇”，血溅“鸳鸯楼”。</P><P> 第二节 关于和平统一的问题（待续）</P><P>
第三节 台海战争之后，大陆如何应对台湾？</P><P> 可以预料，在大陆用军事手段收回台湾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台湾都会游离于中国主体感情以外，相当大部分民众对大陆心中不服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除了在岛上保留军事存在、提前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反对分裂、严惩叛国”的内容（吸取香港的前车之鉴）、在文化上禁止挑拨省籍仇视之外，大陆尽量不要介入台湾当地事务，应该维持台湾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充分给予台湾人的自主权，以尽量减少台湾民众的敌对情绪。
台湾社会没有伊斯兰教那般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由此而来的极端抵抗力量，在中国取得台海战争胜利的背景下，岛外也不会有太大的力量来暗中支持“台独分子”的地下活动，所以，大陆驻军不会遭遇美军在伊拉克碰到的那种局面。台湾社会主要是以中产阶级和产业集团为主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向来都是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商业社会本来就是以追逐利润为首义。
另外，台湾社会历来都有“趋炎附势”的传统，抗战胜利前“媚日”，之后又“媚美”，今后，谁又能说他不会“媚中”呢？
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只要大陆心怀赤诚，经过一代人、两代人或更长的时间，台湾必然会从“祖国乞儿”的边缘心态上转变过来，慢慢恢复比统一以前更为健康的常态。
台湾人终将会以 “中国人”的身份为自豪。（待续）
</P>
深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特区”，香港是大陆的“行政特区”，而台湾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民主特区”，保留台湾政治体制的相对完整性，用以作大陆政治的参照和砥砺，这对中华民族脱胎换骨般的升华和飞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客观的说，尽管“台独”政客的混水摸鱼，使这个“民主”乱成一团，丑陋不堪，但并不能就因此否定这是中华民族在专制的蒙昧与黑暗中摸索了几千年后的巨大财富。
当年，日本人用向西方炮舰全面投降为代价，换来了“明治维新”后大和民族的更新换代，而中国付出了自1840年以来的惨重代价，仍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所以，台湾一个地区的先行一步，搞个“民主的示范片区”，自然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大陆广大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实验价值和参照价值。
实际上，“一国两制”已经包涵了这部分内容，只是大陆政府不可能把话说得这么明了。</P><P> 第一节 台湾及台湾“民主”的不幸</P><P> “台独”不是民主，统一不是专制，统一是两岸共同飞腾的火箭，台海战争绝不是“专制”对“民主”的战争。同时，台海战争也不是大陆为了版图梦想而对台湾的占领和欺凌。</P><P> 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大陆台湾被海峡分割开来，由此，大陆成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而台湾则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范围。
大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得，也有所失，台湾在美国的卵翼下，有失，更有所得。大陆的“短缺”——民主机制的建立、先进科学技术、市场营销管理能力和调节得当的民间投资，恰好就是台湾不花多大力气从美国老师那里取来的真经，而台湾的“短缺”——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坚定威武的民族气概，又恰是大陆本身就具备的天然优势。
在两岸统一以前，分裂是中国之大不幸；
而在两岸统一之后，则又是中国之大幸。
1949年，林彪率领“四野”的百万雄师横扫两广，最后勒马驻足于与香港一河之隔的罗湖桥头，共产党携雷霆万钧之势，却没有乘势收回香港和澳门两个弹丸之地，使得中国这个单色幕布笼罩的国家开出一个明亮的窗口，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就通过这个窗口始终没有断绝和外界的联系，也通过这个窗口吸取到了许多宝贵的营养。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中国连接西方世界的脐带，那么八九十年代，香港则成了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的发动机。假如当时中国奋“紫石英事件”的英雄之怒，收回香港澳门，那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恐怕就不会再设在香港澳门的隔壁，而没有港澳资金的带头支持，改革开放的历史势必也要重写。
高手下围棋，开局时东一颗西一粒的落子，似乎毫无联系，毫无道理，旁观者不知其妙，常常如堕雾里云中，可棋局演至后来，那些“无理”的孤子忽然就成了关键的枢纽，或有利于征子，或演变为“手筋”，或成为打劫的“劫材”，整个棋局便豁然开朗，强弱胜负已判。
同样，当初留下港澳这两个“资本主义园地”，是前辈高人的绝顶英明之举，假若没有“台独分子”的拦腰打断，台湾这个偶然而又客观地形成的“民主试验田”，有意无意之间便更成了中国政治机体补充新鲜血液的“血库”，成了大陆建设民主体制的宝贵的参照体系。</P><P> 然而，“台独”如恶魔般的降临，是中国的不幸，更是台湾“民主”的不幸。
台湾的不幸绝不是来自于大陆的统一，统一是台湾的再生之路，是台湾未来的希望之路，而台湾的不幸，则是被美日势力强行拉上战车，掉进了中国与美国两大板块相互挤压的夹缝之中。
台湾不幸有三：
一、为了抽打大陆，台湾充当了三种势力的“鞭子”。
第一，美国为了遏制大陆发展，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为这根“战略鞭子”投资，既然有投资，就必然要有产出，鞭子的打击作用便是美国的“投资效益”，至于鞭子的命运最后是好是坏，美国恐怕就顾及不上了，因为那时他的投资早就收回去了（荒唐的巨额军售也就是收回投资的一个手段）；
第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为了实现“台独”的虚幻梦想，为了把台湾这艘巨舰拉进日本的港湾，背叛国家与民族，也把台湾当作了武器，当作了鞭子，以李陈的精明，不可能想不到两岸之间势力的悬殊，不可能想不到台湾“鞭毁人亡”的悲惨结局，但是，李陈是赌红了眼的赌徒，不到黄河心不死，台湾已经成了破摔的“破罐子”、破撑的“破船”；
第三，近几年来，一批海外“民运人士”纷纷改换门庭，投入到“台独”麾下，成为了“台独”对付大陆的新生力量，公开为“台独”张目，如：魏京生认为：“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阮铭为“台独”大声呼吁：“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刘晓波更是走到极端：“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当年“民主”的盲目追随者，今天变成了国家与民族的敌人，“民运人士”们在大陆已经找不到立足的市场，便摇身一变，把自己嫁接到“台独”的根子上，目的很简单，要钱。
据台湾《中国时报》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在这里，台湾也同样成了“民运分子”挞伐大陆的鞭子。</P><P> 二、台湾被历史推进了中美碰撞的夹缝中，已是极大不幸，却不知自拔，反而还引狼入室，故意激化双方本已存在的深刻矛盾，妄想躲在美国坦克背后来个“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从中渔利，殊不知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台湾以羔羊的份量，来玩狮子逗老虎的游戏，最后却是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强相斗，羔羊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这是台湾更大的不幸。</P><P> 三、台湾自古就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明末时被荷兰人占领，郑成功收回后台湾又成为割据地盘，康熙时施琅再收台湾，而《马关条约》又将台湾遗弃出去，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但文化的血脉里已经有了日本的毒素，蒋介石以强人手腕将中华文明再次注入台湾的虚弱的机体，然四十几年后，“台独”分子又掀风浪，更是要强行彻底斩断台湾与大陆的文明血脉。自三国时东吴黄龙二年以来（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水军出师台湾，台湾从此并入中国版图），台湾和大陆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最后一步。
是统，是独，是战，是和，同室.戈，兄弟相煎，此中华之祸，悲莫大焉。此美日之祸，恨莫大焉。
对于台湾人心中的“悲情”，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应戚然于心，但是悲痛之后，台湾又如何来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
选择权很大程度在台湾人民手中。
有的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和平分家，台湾成为一个象新加坡那样的华人国家，跟大陆象亲戚一样，又有何尝不好？
此言謬也。
台湾的离去，原本就不是台湾人民的心意，只是由于美日势力的插手、“台独”分子的挑动，两岸才演变成如此死结，非剪刀不能解开。潘金莲嫌弃贫穷丑陋的武大郎，引诱武松未果，转而投靠有钱有势的西门庆，武大郎懦弱隐忍也就罢了，谁知潘金莲反还勾结西门庆毒死武大，才引发武松血溅“鸳鸯楼”。
台湾倚仗背后站着“西门大官人”，对大陆虎视耽耽，随时希望置大陆于死地，分裂成七国八国，以绝后患，如此情形之下，大陆纵有怜香惜玉之情，可还有别的什么道路可选择？
所以，“武松”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既杀“奸夫”，又除“淫妇”，血溅“鸳鸯楼”。</P><P> 第二节 关于和平统一的问题（待续）</P><P>
第三节 台海战争之后，大陆如何应对台湾？</P><P> 可以预料，在大陆用军事手段收回台湾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台湾都会游离于中国主体感情以外，相当大部分民众对大陆心中不服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除了在岛上保留军事存在、提前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反对分裂、严惩叛国”的内容（吸取香港的前车之鉴）、在文化上禁止挑拨省籍仇视之外，大陆尽量不要介入台湾当地事务，应该维持台湾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充分给予台湾人的自主权，以尽量减少台湾民众的敌对情绪。
台湾社会没有伊斯兰教那般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由此而来的极端抵抗力量，在中国取得台海战争胜利的背景下，岛外也不会有太大的力量来暗中支持“台独分子”的地下活动，所以，大陆驻军不会遭遇美军在伊拉克碰到的那种局面。台湾社会主要是以中产阶级和产业集团为主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向来都是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商业社会本来就是以追逐利润为首义。
另外，台湾社会历来都有“趋炎附势”的传统，抗战胜利前“媚日”，之后又“媚美”，今后，谁又能说他不会“媚中”呢？
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只要大陆心怀赤诚，经过一代人、两代人或更长的时间，台湾必然会从“祖国乞儿”的边缘心态上转变过来，慢慢恢复比统一以前更为健康的常态。
台湾人终将会以 “中国人”的身份为自豪。（待续）
</P>
第六章 中国民主和新文化建设之路<P> 第一节 从非洲、亚洲的过去和现状来看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P><P> 台湾的不幸，也是台湾“民主”的不幸，同时也是中国的不幸。
“五四”以后，正当中国正开始民主“启蒙”的时候，日本军队强占东三省，使“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首要任务，民主建设的链条就此打断。然而，七十多年后，面临国土分裂，“反分裂”、“救亡”的主题似乎又要压倒“启蒙”，中国建设民主的链条似乎又要被外来力量所打断。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再也不会在原来的起点上简单重复。</P><P> 建设民主的社会，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今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再往前走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是中国繁荣强大的必然基石。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
当然，真正的民主是我们自己的的目标，而不是政治斗争的伎俩和手段，目标绝对不能作为手段，尤其不能作为谋私利的手段，否则再高尚的理想也会变得卑劣，不管是谁，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民运分子”也好，专制维护者也好，以民主作鞭子，只会损害民主建设的本身，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除非有人故意所为。
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明力量极为强大而复杂的大国来说，民主建设必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民主的发展水平必须同步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同步于民族经济和人民素质的发展水平，如果要借助于外来力量，强行跨过人类必需要经历的阶段，人为制造“民主大跃进”，反而是一场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
过去的非洲，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也由于没有许多亚洲国家深厚文化基础的抵御和消化功能，非洲各国几乎都是在一夜之间从原始社会的氏族文明进入了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最后到今天进入到“全民选举”这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然而，从17、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到今天，古老的非洲大陆从“殖民或民主的舶来品”里得到了什么呢？混乱无序的地方和部族势力，导致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严重的社会动荡，今天还打着领带煞有介事的选举总统议会，明天却又拎起原始部落的大砍刀来进行种族大屠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府，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连续的管理秩序，从而也就不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人民的安宁生活。
非洲黑人中也不乏智慧清醒之人，可是当有勇气的政治家站出来，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首先就必然要巩固手里的权利，而巩固权力，就自然要更改甚至打破过去“看似民主，实则混乱”的选举制度，这已经是拂着“西方文明”的虎须了；然后，调节经济政策，改变（还不敢是剥夺）发达国家各种公司霸占本国资源的局面，让本国的人民也要从自己身边的动物、植物、黄金、钻石、木材、橡胶、石油等资源里得到实惠，然而这，就直接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非洲之外远在巴黎、伦敦、纽约的那些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的“阳谋”、“阴谋”之下，无数次“政变”（甚至直接出兵干涉）推翻了无数个非洲小国的国家政权，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完全符合西方财阀利益的政府，这个弱小的非洲国家才能得到一点安宁，人民才能在西方富翁的仁慈中得到一点点施舍而苟延残喘。
在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选举——改变经济现状——政变——饥荒——屠杀——国际‘维和’——选举”的恶性循环中，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民，就这样一批一批的倒毙在那美丽富饶的非洲草原上，他们的尸体喂饱了那些狮子、鬣狗和兀鹰，更喂饱了那些比狮子、兀鹰更狡诈更凶残的“文明的掠食者”。
非洲的混乱与绝望，与其说归罪于战乱与落后，还不如说归罪于西方人强行带来的超越非洲历史的“民主”；
非洲人民的大量死亡，与其说是归罪于贫穷和艾滋病，还不如说是归罪于“民主”旗号下，“文明的掠食者”们对非洲资源的残酷掠夺。</P><P> 反观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和“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由于儒家文化圈深厚的底蕴，也由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所以才有今天骄人的经济成绩。
新加坡在政治强人李光耀31年的铁腕统治下，一党执政，严格控制舆论，建立严密的社会组织，强化政府机构、加强廉正建设，积极实施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政治生活长期处于稳定之中，虽为626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终能名列“四小龙”之首。韩国80年代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在朴正熙独裁统治时代打下的基础，台湾更是蒋氏父子四十多年的家天下，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执政22年，而香港在英国总督统治下连选举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是“四小龙”还是“四小虎”，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个温和开明的“专制政府”，有个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涉的国（地区）内外环境，社会较长时间相对稳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打下牢固的基础，才可能为民主高楼的建设作准备。
不是所有的专制都能温和开明，不是所有的专制都能带来国民较为的富裕生活——例如朝鲜和伊拉克，也不是所有的专制也都必然能为未来的民主打下基础——例如印尼和菲律宾，但这毕竟有了一种可能，并且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开放性社会，社会道义对专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象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金氏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全世界又有几个。
非洲的“民主冒险”早已彻底失败了，非洲未来之船，只有在全人类幸福生活的海洋淹没过去的时候，才有可能“水涨船高”，可这已经是遥远的将来，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无疑也是一条最为稳妥的道路。
中国绝不能象俄罗斯那样去作惊险的“民主跳跃”，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1亿5千万，又有庞大的核武器作后盾，跳不过去还有资本再作尝试，而中国13亿人口，耕地面积不到美国（国土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的一半，人均产值才1000美元左右，而且绝大部分人口才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付不起失败的代价，中国不仅没有俄罗斯那样的输了可以重来的幸运，而且失败后连印尼菲律宾都不如。
“四小龙”、“四小虎”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的明天就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今天。
而如果我们不能拒绝那些不怀好意的蛊惑，来一次“民主大跃进”，那么，非洲和印尼的今天，必定就是中国的明天。</P><P> 如果真的等到那一天，中国在美国和日本等势力的绞杀下四分五裂，那些打倒了自己的国家、分裂了自己的疆土、消灭了自己的母语文化的“美氏民主派”们，便实现了他们把伟大的中国变成美国七个或八个新的“州”的梦想，坐在“阿帕奇”直升机里凯旋而归，理所应当成为那些小国的第一任“国父”。吾尔开西可以当“新疆王国”的第一任总统，方励之、王丹、王军涛、魏京生之流，自然也是自然是各个小国的“开国元勋”，自然也是总统、副总统。
而这些“功臣们”，也自然要被请到劳福德小镇的牧场上去领受山姆大叔的“牛排勋章”了，苦的却是那十三亿的中国人。
在那个时候，“前中国”这道美味的中式大餐，第一批品尝者当然是美日的胜利者，然后才轮到各个“总统”、“副总统”，他们啃剩的一点残汤剩饭最后才落入那十三亿人的嘴里。
这十三亿的“亡国奴”，他们“民主”了，他们“自由”了，可他们还有未来吗？</P><P> 第二节 日益坚实的经济地基，才能支撑中国渐进式民主的高楼</P><P> 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民主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
经济力量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只有在经济基础日益强大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来逐渐促进“民主”，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论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待续）</P>
“五四”以后，正当中国正开始民主“启蒙”的时候，日本军队强占东三省，使“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首要任务，民主建设的链条就此打断。然而，七十多年后，面临国土分裂，“反分裂”、“救亡”的主题似乎又要压倒“启蒙”，中国建设民主的链条似乎又要被外来力量所打断。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再也不会在原来的起点上简单重复。</P><P> 建设民主的社会，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今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再往前走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是中国繁荣强大的必然基石。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
当然，真正的民主是我们自己的的目标，而不是政治斗争的伎俩和手段，目标绝对不能作为手段，尤其不能作为谋私利的手段，否则再高尚的理想也会变得卑劣，不管是谁，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民运分子”也好，专制维护者也好，以民主作鞭子，只会损害民主建设的本身，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除非有人故意所为。
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明力量极为强大而复杂的大国来说，民主建设必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民主的发展水平必须同步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同步于民族经济和人民素质的发展水平，如果要借助于外来力量，强行跨过人类必需要经历的阶段，人为制造“民主大跃进”，反而是一场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
过去的非洲，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也由于没有许多亚洲国家深厚文化基础的抵御和消化功能，非洲各国几乎都是在一夜之间从原始社会的氏族文明进入了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最后到今天进入到“全民选举”这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然而，从17、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到今天，古老的非洲大陆从“殖民或民主的舶来品”里得到了什么呢？混乱无序的地方和部族势力，导致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严重的社会动荡，今天还打着领带煞有介事的选举总统议会，明天却又拎起原始部落的大砍刀来进行种族大屠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府，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连续的管理秩序，从而也就不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人民的安宁生活。
非洲黑人中也不乏智慧清醒之人，可是当有勇气的政治家站出来，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首先就必然要巩固手里的权利，而巩固权力，就自然要更改甚至打破过去“看似民主，实则混乱”的选举制度，这已经是拂着“西方文明”的虎须了；然后，调节经济政策，改变（还不敢是剥夺）发达国家各种公司霸占本国资源的局面，让本国的人民也要从自己身边的动物、植物、黄金、钻石、木材、橡胶、石油等资源里得到实惠，然而这，就直接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非洲之外远在巴黎、伦敦、纽约的那些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的“阳谋”、“阴谋”之下，无数次“政变”（甚至直接出兵干涉）推翻了无数个非洲小国的国家政权，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完全符合西方财阀利益的政府，这个弱小的非洲国家才能得到一点安宁，人民才能在西方富翁的仁慈中得到一点点施舍而苟延残喘。
在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选举——改变经济现状——政变——饥荒——屠杀——国际‘维和’——选举”的恶性循环中，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民，就这样一批一批的倒毙在那美丽富饶的非洲草原上，他们的尸体喂饱了那些狮子、鬣狗和兀鹰，更喂饱了那些比狮子、兀鹰更狡诈更凶残的“文明的掠食者”。
非洲的混乱与绝望，与其说归罪于战乱与落后，还不如说归罪于西方人强行带来的超越非洲历史的“民主”；
非洲人民的大量死亡，与其说是归罪于贫穷和艾滋病，还不如说是归罪于“民主”旗号下，“文明的掠食者”们对非洲资源的残酷掠夺。</P><P> 反观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和“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由于儒家文化圈深厚的底蕴，也由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所以才有今天骄人的经济成绩。
新加坡在政治强人李光耀31年的铁腕统治下，一党执政，严格控制舆论，建立严密的社会组织，强化政府机构、加强廉正建设，积极实施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政治生活长期处于稳定之中，虽为626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终能名列“四小龙”之首。韩国80年代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在朴正熙独裁统治时代打下的基础，台湾更是蒋氏父子四十多年的家天下，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执政22年，而香港在英国总督统治下连选举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是“四小龙”还是“四小虎”，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个温和开明的“专制政府”，有个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涉的国（地区）内外环境，社会较长时间相对稳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打下牢固的基础，才可能为民主高楼的建设作准备。
不是所有的专制都能温和开明，不是所有的专制都能带来国民较为的富裕生活——例如朝鲜和伊拉克，也不是所有的专制也都必然能为未来的民主打下基础——例如印尼和菲律宾，但这毕竟有了一种可能，并且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开放性社会，社会道义对专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象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金氏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全世界又有几个。
非洲的“民主冒险”早已彻底失败了，非洲未来之船，只有在全人类幸福生活的海洋淹没过去的时候，才有可能“水涨船高”，可这已经是遥远的将来，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无疑也是一条最为稳妥的道路。
中国绝不能象俄罗斯那样去作惊险的“民主跳跃”，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1亿5千万，又有庞大的核武器作后盾，跳不过去还有资本再作尝试，而中国13亿人口，耕地面积不到美国（国土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的一半，人均产值才1000美元左右，而且绝大部分人口才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付不起失败的代价，中国不仅没有俄罗斯那样的输了可以重来的幸运，而且失败后连印尼菲律宾都不如。
“四小龙”、“四小虎”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的明天就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今天。
而如果我们不能拒绝那些不怀好意的蛊惑，来一次“民主大跃进”，那么，非洲和印尼的今天，必定就是中国的明天。</P><P> 如果真的等到那一天，中国在美国和日本等势力的绞杀下四分五裂，那些打倒了自己的国家、分裂了自己的疆土、消灭了自己的母语文化的“美氏民主派”们，便实现了他们把伟大的中国变成美国七个或八个新的“州”的梦想，坐在“阿帕奇”直升机里凯旋而归，理所应当成为那些小国的第一任“国父”。吾尔开西可以当“新疆王国”的第一任总统，方励之、王丹、王军涛、魏京生之流，自然也是自然是各个小国的“开国元勋”，自然也是总统、副总统。
而这些“功臣们”，也自然要被请到劳福德小镇的牧场上去领受山姆大叔的“牛排勋章”了，苦的却是那十三亿的中国人。
在那个时候，“前中国”这道美味的中式大餐，第一批品尝者当然是美日的胜利者，然后才轮到各个“总统”、“副总统”，他们啃剩的一点残汤剩饭最后才落入那十三亿人的嘴里。
这十三亿的“亡国奴”，他们“民主”了，他们“自由”了，可他们还有未来吗？</P><P> 第二节 日益坚实的经济地基，才能支撑中国渐进式民主的高楼</P><P> 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民主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
经济力量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只有在经济基础日益强大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来逐渐促进“民主”，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论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待续）</P>
下篇：战略篇<P> 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P><P> 第一章 警惕美台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隐真示假”
第二章 打破美国航母不可战胜的神话
第一节 打败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是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崛起最核心的枢纽
第二节 航母的战史和作战战略
第三节 美军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构建对中国的大包围圈
第四节 打击美军航母舰队有多种方式
第三章 台海战争，空中力量是打击航母的最关键因素
第一节 英阿马岛战争启示录
第二节 空战能力是美军航母的薄弱之处
第三节 海空“车轮战”
第四节 坦然面对美军七个航母舰队的到来
第五节 巧妙使用核武器边缘战略
第四章 总论及给主政者的建议</P><P> 第一章 警惕美台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隐真示假”</P><P> ５月底，美国国防部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此言一出，全球惊愕，顿时被炒得沸沸扬扬。
其实，无论美国还是台湾，都知道攻击三峡大坝这种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行为，都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和用核武器攻击大陆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必然要遭到大陆在事前的防范或事后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披露出来必然要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特别是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而且更陷台湾于不义，更为大陆反“台独”提供口实。
用这种方式威胁对手，既无“口惠”，又无“实利”，还在国际道义上丢了面子，搞得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民情汹汹，政府高层趁机证明美台合流、“台独”可恨，军方也趁机放出许多真真假假的狠话，把过去不好明白说出的极端威胁都一股脑端了出来。
让中国占到了道义的上风，一向精明过人的美国战略家们怎么会作如此傻事？
实际上，台湾袭击三峡大坝的打算由来已久，并由媒体透露过，算不得什么机密。台湾军方几年前就在策划对三峡大坝的行动方案，美国人早也知晓此事，但为什么在美国准备向台湾提供巨额军售的节骨眼上披露出来，其中就大有蹊跷。
对此事，海内外人士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认为，今年正值美国大选，国防部军力报告故意将台湾的军事机密端出来，借以置执政的共和党于不义，为民主党选举获胜加分；
有人认为，因为陈水扁闹得过于猖狂，美国担心大陆采取局部的战争边缘政策，或者就此发难，展开军事打击，所以，故意泄漏台湾军方的机密，让大陆来压陈水扁收敛，同时也为自己留条体面的退路，否则大陆真的在海峡上空“擦抢走火”，打下几架台湾飞机，美国还真不好收场，尽管中国有时“打狗要看主人”，但有时“杀鸡就是为了给猴看”；
也有人认为，这次公开袭击三峡大坝的秘密，是美国和陈水扁故意给台湾军队的难堪，意图就在于打压台湾军队中暗中抵制“台独”的统派支持者，为进一步改变台湾军队制造借口；
还有人认为，这次美台故意防风，就是明明白白讹诈大陆，为反制大陆制造“杀手锏”，借以抵消大陆军力的优势。
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意图，我们目前只有揣摩而不能肯定，但是，美台这次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双簧戏，绝对是一种“隐真示假”。
美台不会不明白，除了核武器，以台湾目前和未来5-10年的军事增长实力，空袭三峡无异于白日做梦，而5-10年以后，台湾就更不可能再有机会。以不现实的噱头从正面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这就是“假”。
而美台背后的“真”呢？
今年4月24日，朝鲜龙川郡火车站两辆火车相撞爆炸事件，规模之大，使很多当地人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人向朝鲜原子弹”。开始，朝鲜解释说“事故”原因是有关人员“疏忽大意”，后又发表声明指出，发生爆炸的原因是“对两辆分别运载硝酸铵和燃油的火车调度失误”，而最近有又有消息称：在爆炸现场发现了用作引爆器的手机残骸。
据报道，朝鲜当地的火车多数是前苏联生产的老式机车，车体旧、车速慢，而且以单向铁轨居多，并且当时两列火车是在站内调度，机车移动速度更低，几乎不可能发生强烈碰撞而引发大爆炸。而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龙川郡是金正日访华返回的必经之路，而爆炸就发生在金正日的专列经过前后不久——金正日专列通过龙川郡火车站的准确时间必然没有几个人能掌握，所以，从朝鲜这次大爆炸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闻出什么异样的味道来？
结合朝鲜大爆炸的特点，美国人借口给台湾人“支招”，同时也在给全世界的“恐怖分子”提供明显的暗示和教唆。
第一，袭击方法上的“隐真示假”
台湾空袭三峡绝无可能，但对手只要确定了三峡大坝或其他类似枢纽点是打击大陆的首选目标，都有可能将攻击的手段转移到另外一条思路上去。
我们保护三峡大坝免遭破坏，有些手段不要希望对手想不到，而怕的是我们自己想不到。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台独恐怖分子”受本·拉登的启发，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比如：在四川和重庆境内购买和劫持一定吨位的轮船，用轮船装载上几百吨的炸药、油料、酒精、天然气罐、硝酸铵等危险物品，在经过葛洲坝或三峡大坝的船闸时遥控引爆，或者就在大坝上游不远处引爆，这类似的阴谋倒是我们不得不防的“暗箭”，否则我们吃了大亏还找不出凶手是谁，即使知道是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除非我们有美国那般的势力，“没有证据就是证据”；
第二，教唆对象上的“隐真示假”
美国人公开给“台独”出坏主意，而听到这个坏主意的就不止是“台独恐怖分子”了，那些“疆独分子”、“藏独分子”甚至“基地组织”本身，他们听见美国人的“Good idea”，恐怕也会怦然心动，跃跃欲试。美国人将自己招来的“恐怖分子”的祸水引往中国，让中国人来为他们垫背，这种包藏祸心，我们完全可以略略窥其端倪。
纵使美国人主观上没有这个想法，是别人臆想强加的，但美国人恶毒的建议，必然会提醒恶毒的势力，增大了造成恶毒后果的可能，起码这个是美国人无法抵赖的。
第三，攻击目标上的“隐真示假”
长江三峡工程，筹划了几十年才开始动工，安全保卫工作就是开工拖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大坝耸立起来了，安全保卫也必然建立了铜墙铁壁的天网。
但是，在别的地方呢？
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P><P> 以上三点，也许就是美国在“攻击三峡大坝”这个噱头背后所掩藏的“真”吧。这个“真”不可能实现，但也实实在在的提醒了我们。
</P>
第二章 打破美国航母不可战胜的神话
第一节 打败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是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崛起最核心的枢纽
第二节 航母的战史和作战战略
第三节 美军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构建对中国的大包围圈
第四节 打击美军航母舰队有多种方式
第三章 台海战争，空中力量是打击航母的最关键因素
第一节 英阿马岛战争启示录
第二节 空战能力是美军航母的薄弱之处
第三节 海空“车轮战”
第四节 坦然面对美军七个航母舰队的到来
第五节 巧妙使用核武器边缘战略
第四章 总论及给主政者的建议</P><P> 第一章 警惕美台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隐真示假”</P><P> ５月底，美国国防部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建议台湾将三峡大坝作为军事目标，此言一出，全球惊愕，顿时被炒得沸沸扬扬。
其实，无论美国还是台湾，都知道攻击三峡大坝这种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行为，都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和用核武器攻击大陆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必然要遭到大陆在事前的防范或事后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披露出来必然要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特别是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而且更陷台湾于不义，更为大陆反“台独”提供口实。
用这种方式威胁对手，既无“口惠”，又无“实利”，还在国际道义上丢了面子，搞得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民情汹汹，政府高层趁机证明美台合流、“台独”可恨，军方也趁机放出许多真真假假的狠话，把过去不好明白说出的极端威胁都一股脑端了出来。
让中国占到了道义的上风，一向精明过人的美国战略家们怎么会作如此傻事？
实际上，台湾袭击三峡大坝的打算由来已久，并由媒体透露过，算不得什么机密。台湾军方几年前就在策划对三峡大坝的行动方案，美国人早也知晓此事，但为什么在美国准备向台湾提供巨额军售的节骨眼上披露出来，其中就大有蹊跷。
对此事，海内外人士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认为，今年正值美国大选，国防部军力报告故意将台湾的军事机密端出来，借以置执政的共和党于不义，为民主党选举获胜加分；
有人认为，因为陈水扁闹得过于猖狂，美国担心大陆采取局部的战争边缘政策，或者就此发难，展开军事打击，所以，故意泄漏台湾军方的机密，让大陆来压陈水扁收敛，同时也为自己留条体面的退路，否则大陆真的在海峡上空“擦抢走火”，打下几架台湾飞机，美国还真不好收场，尽管中国有时“打狗要看主人”，但有时“杀鸡就是为了给猴看”；
也有人认为，这次公开袭击三峡大坝的秘密，是美国和陈水扁故意给台湾军队的难堪，意图就在于打压台湾军队中暗中抵制“台独”的统派支持者，为进一步改变台湾军队制造借口；
还有人认为，这次美台故意防风，就是明明白白讹诈大陆，为反制大陆制造“杀手锏”，借以抵消大陆军力的优势。
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意图，我们目前只有揣摩而不能肯定，但是，美台这次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双簧戏，绝对是一种“隐真示假”。
美台不会不明白，除了核武器，以台湾目前和未来5-10年的军事增长实力，空袭三峡无异于白日做梦，而5-10年以后，台湾就更不可能再有机会。以不现实的噱头从正面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这就是“假”。
而美台背后的“真”呢？
今年4月24日，朝鲜龙川郡火车站两辆火车相撞爆炸事件，规模之大，使很多当地人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人向朝鲜原子弹”。开始，朝鲜解释说“事故”原因是有关人员“疏忽大意”，后又发表声明指出，发生爆炸的原因是“对两辆分别运载硝酸铵和燃油的火车调度失误”，而最近有又有消息称：在爆炸现场发现了用作引爆器的手机残骸。
据报道，朝鲜当地的火车多数是前苏联生产的老式机车，车体旧、车速慢，而且以单向铁轨居多，并且当时两列火车是在站内调度，机车移动速度更低，几乎不可能发生强烈碰撞而引发大爆炸。而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龙川郡是金正日访华返回的必经之路，而爆炸就发生在金正日的专列经过前后不久——金正日专列通过龙川郡火车站的准确时间必然没有几个人能掌握，所以，从朝鲜这次大爆炸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闻出什么异样的味道来？
结合朝鲜大爆炸的特点，美国人借口给台湾人“支招”，同时也在给全世界的“恐怖分子”提供明显的暗示和教唆。
第一，袭击方法上的“隐真示假”
台湾空袭三峡绝无可能，但对手只要确定了三峡大坝或其他类似枢纽点是打击大陆的首选目标，都有可能将攻击的手段转移到另外一条思路上去。
我们保护三峡大坝免遭破坏，有些手段不要希望对手想不到，而怕的是我们自己想不到。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台独恐怖分子”受本·拉登的启发，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比如：在四川和重庆境内购买和劫持一定吨位的轮船，用轮船装载上几百吨的炸药、油料、酒精、天然气罐、硝酸铵等危险物品，在经过葛洲坝或三峡大坝的船闸时遥控引爆，或者就在大坝上游不远处引爆，这类似的阴谋倒是我们不得不防的“暗箭”，否则我们吃了大亏还找不出凶手是谁，即使知道是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除非我们有美国那般的势力，“没有证据就是证据”；
第二，教唆对象上的“隐真示假”
美国人公开给“台独”出坏主意，而听到这个坏主意的就不止是“台独恐怖分子”了，那些“疆独分子”、“藏独分子”甚至“基地组织”本身，他们听见美国人的“Good idea”，恐怕也会怦然心动，跃跃欲试。美国人将自己招来的“恐怖分子”的祸水引往中国，让中国人来为他们垫背，这种包藏祸心，我们完全可以略略窥其端倪。
纵使美国人主观上没有这个想法，是别人臆想强加的，但美国人恶毒的建议，必然会提醒恶毒的势力，增大了造成恶毒后果的可能，起码这个是美国人无法抵赖的。
第三，攻击目标上的“隐真示假”
长江三峡工程，筹划了几十年才开始动工，安全保卫工作就是开工拖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大坝耸立起来了，安全保卫也必然建立了铜墙铁壁的天网。
但是，在别的地方呢？
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P><P> 以上三点，也许就是美国在“攻击三峡大坝”这个噱头背后所掩藏的“真”吧。这个“真”不可能实现，但也实实在在的提醒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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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打破美国航母不可战胜的神话<P> 第一节 打败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是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崛起最核心的枢纽</P><P> 台湾的死结系于美国，欲解决台湾问题必先解决中美问题；中国崛起的阻力主要也来自于美国，如要冲破阻挡也必先解决中美问题。
解决中美问题不外乎“文”、“武”两手。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50年代的朝鲜战争，如果没有五次战役积累起来的战果和三八线上几百公里战线上的铜墙铁壁，美国人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字。所以，如果要美国人接受“文”的妥协，就必须在“武”上面让美国人无路可走，除了妥协别无选择。
航母舰队实际上是美国队倾国之兵，与航母作战实际上就是与美国本土的兵力作战，中国与美国航母开战之日，实际上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决战之时。
在台海战争的特定战场上，打败美国不可一世的航母特混舰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最核心的枢纽。打掉美国干涉力量的急先锋，或者在战前的演示中就让美军知难而退，统一台湾便如高屋建瓴，水到渠成，在此基础上，两岸和平统一才具有可能性，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幸败于美军航母舰队，便输掉了统一之战，也就输掉了中国的未来。
与其说中国大陆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台湾，还不如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败美军航母。</P><P> 自从人类有战争开始，战争技术的核心就是矛和盾的对抗，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要么盾坚矛折，要么是矛锐盾穿，不管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长城、法国马其诺防线也好，不管是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美国的MIA2坦克也好，不管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战区导弹防御计划）、NMD（全球导弹防御计划）也好，世界上永远也不可能有牢固不破的盾，也永远也不可能有无坚不摧的矛，这是自然的辩证法，也是战争的辩证法。
从去年伊拉克战争到现在，中国的电视观众每每打开电视，就听得见一些军事专家在大谈国际局势，每论及美军航母特混舰队，这些专家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有意无意的把航母供奉到高不可及的祭坛上，而最后，为了照顾国内观众的情绪，又非常没有上下逻辑性的勉强补充一句：当然，航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而当主持人问及如何来战胜航母，这些专家又往往含含糊糊，语焉不详(不知道他们是不肯泄漏天机，还是真觉得没有多少办法),更让观众云里雾里，觉得美军的航母是打遍天上地下无对手的孙猴子，没有如来佛的“大手印”制服不了他——而我们恰恰又不是如来佛，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只有对航母甘拜下风。
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专家推崇，全世界对航母差不多也是如此忌惮，从1950年的仁川登陆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50多年来，美国有过几十次对外战争和冲突，美军的航母特混舰队别说被击沉，甚至连皮毛都没有被对手伤着过，即使是冷战时候前苏联庞大的太平洋舰队，也被美国的航母压到各个海军基地门口无法施展手脚，所以，不管是“崇美”还是“恐美”，美国航母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世界海洋上不可战胜的神话。
航空母舰是美国人攻守兼备、灵活机动的盾牌，而全世界的战略家和职业军人也都以美国人的盾牌为假想敌，都在研究自己的进攻之矛，所以，航母的攻防战术在战略层面上应该是一种公开讨论的假设，是一种高智商游戏，彼此长短心照不宣，只是最后看谁最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攻击对方的劣势。
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守者，在战略上都永远不要寄希望于对手想不到，而怕的是自己想不到，心存侥幸，已是未战先输。</P><P> 第二节 航母的战史和作战战略</P><P> 一、航空母舰战史
1921年7月21日，美国西海岸切萨皮克湾，大批美国陆海军高级将领站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甲板上，注视着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充当靶舰的三艘军舰。天空中出现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八架“马丁MB－2”双翼轰炸机，每架轰炸机都挂有8枚123公斤的航空炸弹，在760米的高度上，飞机进行了20分钟的狂轰滥炸，之后，曾经参加过日德兰海战的排水量为22808吨的德国战列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号和两艘轻量级的驱逐舰，在10内分钟先后沉入海底。
在“宾夕法尼亚”号上观战的将领们被这一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在大炮巨舰至上的年代，玩具似的轰炸机竟然轻而易举地炸沉了海上霸王战列舰，充分证明了空中力量对于海上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切萨皮克湾的这次轰炸为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在美国海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09年，法国发明家克雷曼·阿德第一次向世界描述了飞机与军舰结合的迷人梦想，前无古人地提出了航母的基本概念和建造航母的初步设想，并第一次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概念。但是，当时法国军方正以极大的热情研制水上飞机，没有多少心思去关心这种"异想天开"的航母，而阿德的创意却在英伦三岛得到了热烈反响。
1917年3月，英国海军第一次尝试，将一艘正在建造中的大型巡洋舰改建为飞机母舰，实验失败后，又将建造中的客轮“卡吉林”号改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具有全通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
1922年，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海军改装了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编号为CV-1），其标准排水量11050吨，满载排水量14700吨，最大航速15节，其上铺设全通式飞行甲板，载机34架。1924年，“兰利”号编入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作战序列，美国海军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为航空母舰正式亮相铺设了广阔的舞台。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光辉”号航空母舰出动了21架老式的“剑鱼”攻击机，袭击了位于地中海上的意大利著名军港塔兰托，仅仅用了65分钟的时间，就击沉、重创了意大利海军3艘战列艘、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此战成为航母发韧之初的经典之战。
1941年11月22日，日本海军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其它舰只配合下，长途奔袭珍珠港，美军共有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油船被击沉，另有多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被重创，总计损失舰艇40余艘，被毁飞机450架，阵亡2409人，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日军仅仅损失舰载机29架。
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继英军奇袭塔兰托之后又一次体现了航空母舰的巨大威力，它彻底摧毁了各国海军残存的“大炮巨舰”至上的陈旧观念，为自己奠定了海上霸主地位，航空母舰也由此成为了现代海战的主角。
而中途岛一战，又将美国航母变成了主角中的主角。</P><P> 克林顿曾经说过：“当危机这个词在华盛顿出现的时候，无疑美国人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最近的航空母舰在什么地方？”美国海军军事理论认为，全世界88％的人口和80％的国家首都都位于海岸线以内不到100公里的地区，均处于航空母舰和舰载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航空母舰便成为了美国控制世界局势最为倚重的武器。
二战以后，全世界战后余生的100多艘航空母舰改装的改装，退役的退役，数量急剧下降，但是美国仍然保留了全球最大的航母集群，在数量减少的同时继续保持航母的作战能力，并且进行升级换代，以核动力航母逐渐取代了常规动力的航母。在近四十年的美苏冷战中，美国人在海面军事力量上远远把老冤家苏联人甩在了后面，而苏联直到崩溃，最终也没有建立起具有真正战斗力的航母舰队来对抗美国人。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建成服役的航空母舰达到52艘（正在建造中的有18艘），到6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10个国家拥有不到30艘航空母舰，而真正具有战斗力的现代化航母也只是美国、法国和英国才拥有，其中美国占12艘，核动力航母只有11艘，其中法国1艘，美国就拥有10艘。除此以外，美国还拥有大量的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并拥有与之相配的强大的空中打击和支援力量。
正因为没有真正的对手与之抗衡，二战后60来年间，美军航母是这个世界上骄横跋扈的海上霸王，参加了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从仁川登陆到颠覆格林纳达，从入侵黎巴嫩到全面展开越南战争，从袭击地中海海滨的利比亚到打击波斯湾之侧的伊拉克，从轰炸南联盟到报复阿富汗的本·拉登，全球没有一个角落看不见美军航母“巨无霸”的身影。而从1950年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到现在，中国人更是频频听见台湾海域附近航母舰载机的轰鸣，只要海峡两岸稍有风吹草动，美国的航空母舰便是我们不请自来的“客人”。
所以，从海军力量来看，美国遥遥领先于追赶者，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P><P> 二、美国航母舰队的作战战略
美航母舰队集各种先进武器于一身，由侦察卫星、侦察飞机、侦察船、预警机、远程拦截战斗机战机、战斗轰炸机组成，是当今世界攻防能力最为强大的作战系统，其防御系统可监控远处一千多个目标。航空母舰作战包括陆、空、海面、水下四个层次。在现代战争中，它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夺取制空权，保护己方航母不受对方空中力量攻击；
2、夺取制海权，消灭对方水面舰艇和潜艇，搜索消灭对方弹道导弹核潜艇，并保护已方弹道导弹核潜艇；
3、袭击岸上目标（包括战略目标），主要是攻击沿海和内陆的城市、交通要道和枢纽、军事设施；
4、支援登陆作战和地面作战，封锁海峡、基地和港口以及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P><P> 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航母舰队的规模和组成通常视需要而定。从二战后美国的十几次干涉行动来看，美军航母的作战形式有以下规律。
第一，在控制和干涉小规模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一般出动一支特混舰队，整个舰队通常包括1艘航母，2-3艘导弹巡洋舰或驱逐舰，2-3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1-3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2艘后勤补给舰。这样的单航母战斗群一般用于非战时状态下的战斗巡逻和前沿部署。如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军力部署，往往就是由单航母战斗群执行，主要用于控制危机，显示存在。
1979年,格林纳达发生武装政变，推翻亲美政权, 在外交上倾向于苏联和古巴，并在苏、古帮助下修建可供米格战斗机起降的国际机场。美国担心该机场竣工后其加勒比地区的海上交通将受到威胁，一再对格施加压力。1983年10月13日，格发生军事政变,美国以应加勒比国家紧急要求和护侨为由，出动“独立”号航空母舰、“关岛”号两栖攻击舰及其他舰船13艘、各型飞机230架、地面部队8000人、海空军1万人向只拥有8000陆军的格林纳达发起突袭，在三天之内就占领了格林纳达全境。
第二，对付中等强度的危机，美国海军往往使用双航母战斗群的编成模式,这种编队一般包括2艘航母，6-8艘防空型巡洋舰或驱逐舰，4-6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2-4艘攻击型核潜艇，另外编队中还包括2-3艘后勤补给舰。在1996年台海危机过程中，美国就排出了2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双航母编队，对大陆军演习过程进行全程监视。
第三，在大规模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国海军往往派出由3-4艘甚至更多的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这样一支舰队一般包括3-4艘航空母舰，9-12艘防空型巡洋舰或驱逐舰，12-16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4-6艘攻击型核潜艇，3-6艘后勤补给舰。作战舰只往往多达40-50艘，形成一支庞大海上机动作战集团。
这个作战集团的空军制空战斗机达56架，战斗攻击机达144架，电子战飞机达16架，预警机达16架！加上为数众多的护航舰只上装备的巡航导弹和舰炮，其强大的对海对陆攻击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像法国这样中等强国海军对海对陆攻击能力的总和。目前全世界拥有60架以上第三代先进作战飞机的国家和地区仅有10个左右（包括台湾），而美国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上的第三代舰载机的数量就超过50架。事实上，即便集中法国、英国这样的中等军事强国的全部常规对外打击力量，也无法象一支航母特混编队那样，将打击能力延伸到万里之外。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即使面对不堪一击的萨达姆，美国队也使用了4个航母战斗群。
2001年“9·11”以后，美国认定本·拉登是罪魁祸首，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则是拉登的幕后支持者，所以决定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出动了“罗斯福”号、“小鹰”号、“企业”号和“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加上在塞浦路斯海域的英国航空母舰“卓越”号，中东海域共有５艘航母压境。</P><P> 三、美军航母的作战特点
美军航母舰队攻守兼备，舰载机携带的对地攻击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和战舰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使舰队拥有强大的进攻能力，而舰队对空、对海、对潜又有很强的防卫能力。
航母舰队的空防和海防领域以航母为核心，分为三层：外层约 400-500 公里，由F-14战斗机承担环状空域的防卫巡逻任务，夺取制空权，截击驱逐敌方接近的战机，并攻击海面目标，防止其接近航母后发射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中层约 150-250 公里左右，由 F-18战斗机对突破外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并攻击接近航母的敌方海面目标；内层约30-70 公里左右，由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防空型巡洋舰和防空型驱逐舰发射防空导弹，拦截突破中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
航母舰队的反潜任务由舰载反潜机、反潜驱逐舰、护卫舰和攻击核潜艇来共同承担。舰队的整个侦测系统（NTDS），由舰载机的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AWACS）、水面舰艇海空雷达和水下声纳随时监视海区目标，采集数据，经处理后显示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供舰队指挥官决策之用。</P><P> 另外，美军航母舰队与打击对象之间的距离，视打击对象的势力而定。如越战时，美军航母离海岸线一般为100海里左右，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军航母在亚得里亚海近岸部署，原因就是对方既无空中力量又无远程反舰导弹，无法威胁自身安全。而96年中国军事演习时，美军航母的位置就退到了台湾以东350 公里以外，距离大陆已经700多公里了。
距离的远近说明威胁的程度，700多公里的距离，说明美国航母已经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P><P> 第三节 美军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构建对中国的大包围圈</P><P> 关岛，这个面积为549平方公里的西太平洋小岛，离台湾东南约二千八百公里，过去的功能是作为美军主要的补给基地与轰炸机起降机场，但现在，五角大楼准备把它改造成美国海军的一个主要战略行动中枢。以美军一个高级将领的话来说：“关岛不再躲在角落里，它正在向雷达屏幕的中央转移。”
自今年年初开始，美国便大肆扩建关岛基地，计划在岛上部署B-52“、空中加油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B-2隐形轰炸机、核动力攻击潜艇和一支航母战斗群，并且第一个在美国本土外存储远程空射巡航导弹。
美国人怎么会突然看中这个小岛了？
专家指出，关岛的最新军事部署，使西太平洋美军的战斗力急速提升，这将使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时，作出反应的速度提高好几倍，几艘核动力潜艇部署到位，使西太平洋美军的攻击力成倍增加。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法戈上将日前说：“关岛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正在成为美军新的第一级战斗根据地。”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在卸任前，曾在美国众议院口出狂言：“太平洋美军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在关岛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可接近解放军导弹部署点”，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及时”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五角大楼将军舰和潜艇开进关岛，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P><P> 中国一直被美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潜在对手，中国大陆1.2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基本上为以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为主的第一岛链所包围。在第一岛链上，美国海军的大型前沿基地就有3个，分别位于日本的横须贺、佐世保和冲绳。目前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经过扩建，也成为美国“小鹰”号航母经常出入的地方。这些前沿基地的存在，使得美国海军有了强大的后勤支持，对中国沿海和沿海地区形成了严密的监视网。
组成这个网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个庞大的军事作战集团下辖第3和第7舰队，共计拥有140多艘舰艇，其中航空母舰就有5艘之多，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就是第7舰队的“小鹰”号。而第7舰队的司令部驻扎在日本，并在日本各地拥有多个海空军军事基地，成为距离中国海岸最近的超级战力。从日本横须贺军港到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城市，一个航母战斗群以30节的速度行驶，最多只要两天半的时间。而从横须贺到台湾或是上海外海，仅仅只需一天半。对于驻扎在东太平洋美国本土的任何一艘核动力航母来说，从其母港出发到达中国沿海海域，以30节的高速行驶，只需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P><P> 今年7月，美国海军将在夏威夷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夏季脉动04”，美军将在这次演习中首次检验其于去年12月公布的舰队紧急反应计划，即长期保持7支航母战斗群同时部署的能力，参加演习的美军航母有“华盛顿”号、“肯尼迪”号、“杜鲁门”号、“斯坦尼斯”号、“里根”号、“企业”号、“小鹰”号。
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国海军根据既定的军事调整设想，并结合伊拉克战争的经验，于2003年7月1日开始制订《舰队紧急反应计划》，并于12月1日正式生效。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为了应付全球不同地域同时发生的冲突，必须运用美军现在已经具备的迅速向前沿投送兵力的能力，建立起快速反应能力。
为此，《舰队紧急反应计划》着眼于缩短航母的部署周期，加快部署的步伐，从原来着眼于执行固定的部署任务改为着眼于部署结束后又能够重新迅速进入全面部署状态。这项计划的主题词是建立一个“6+2”框架，即通过对部署程序进行改进，使6个航母作战大队在接到命令的30天内同时处于可迅速转入全面部署的状态，另外两个航母作战大队则在接到紧急命令后90天内部署就绪，以执行增援或者轮换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出现重大危机的3个月内，美国海军将有三分之二的航母作战大队会集在出现危机的战区。
为达到上述目的，美军实行多年的为期6个月的12艘航母海外轮换部署计划将有重大调整。航母在母港维护、训练的时间将被压缩，出航部署持续时间和目标水域更加不确定，以便使美国的敌手难以掌握打击美军舰队的时机。 实际上，美军的新航母战斗群部署计划在伊拉克战争中已得到初步检验。现在，美军通过新制定的舰队反应计划逐步将6+2方案机制化、长期化。
从同时部署两艘航母，到7艘航母同时转入部署状态，这是美国海军航母部署战略的一个实质性变化。
冷战以后，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趋势之一，就是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以遏制美国的潜在对手。布什政府认为，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海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基于此，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将来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因此，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格外受到美国军方包括海军的关注。
两年多来，美军在亚太地区动作频繁，其中海军加紧了太平洋西部关岛军事基地中港口的建设，并已经向那里派遣了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三艘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国防部还计划到2006年再增加3艘。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
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要“稳定”台海局势，至少需要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最近，《华盛顿时报》说，美军计划把部署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航母作战大队调至夏威夷的珍珠港，以便在台海发生危机时尽快赶赴那里，支援部署在日本的“小鹰号”航母作战大队。这些动作都表明，美国海军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西太平洋地区。</P><P> 中国，多风多雨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P><P> 第四节 打击美军航母舰队有多种方式</P><P> 航母舰队实际上是美国队倾国之兵，与航母作战实际上就是与美国本土的兵力作战，中国与美国航母开战之日，实际上就是中国抛开“韬光养晦”的面具，与美国“图穷匕首见”的决战之时。
以目前中国的海军力量，如果要远离大陆到大洋深处去和美军决战，中国海军三大舰队所有的水面舰只全部加起来，仅仅在一个“小鹰”航母舰队面前就走不了几个回合，生存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半天。但是，在远离美国本土的西太平洋上，在离中国大陆海岸900-1500公里的范围内，中国便由此有了胜利的把握，而且有了必胜的把握。
说穿了，航母就是一个海基作战平台，与我国紧邻的美国驻日本、韩国的各个空军基地没什么区别，甚至生存能力还不如这些基地，只是航母是一个移动的基地，随时可以将海空军的打击力量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中等军事强国，基本上都是陆权国家，军事的影响力随着海洋距离的增大而减弱，超过一定距离后，战斗力几乎为零，英法的那点海军力量在美国面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特别是在远离大陆的海洋深处，美军航母更是独霸海洋的恐龙，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与之争锋。
中国目前只是一个地区强国，没有夺取全球利益的野心，也没有实现这个野心的能力，所以，除了用潜艇牵制和抑制美国海军的胡作非为以外，中国和美国在大洋深处决战的可能性极小，在远离中国海岸线1000-1500公里以外,中国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仍然会很多，对于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要有思想准备。
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海军的建军方向仍然是近海防御，要保证在陆基空中力量的掩护下拥有对500海里的海域内拥有绝对制海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一点点走出黄水的“襁褓”，逐步成为走向海洋的蓝水海军。
近些年，不断有中国军舰编队作环球航行，到各个国家包括美国的“舰队街”去访问，但实际上这些动作的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与其说是军事行为，还不如说是政治表演或者海洋勘测。要知道，在200年前，欧洲人就基本上画完了全球四大洋的海图，而我们军舰今天的航程还远远没有覆盖大英帝国舰首犁出的浪花。所以，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我们不能盲目的贪大求快，那种“中国以航空母舰来对抗美国航空母舰，从而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在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将来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在今天却是极不现实的幻想，我们绝不能如此自欺欺人。</P><P> 一、寻找航母的“死穴”
实际上，不管航母舰队如何凶悍，其本身并非没有“软肋”和“死穴”，其弱点也十分突出。
1997年，美国海军颁布了新的《海军作战概念》，称航空母舰具有“提供多种海军火力和很高飞机出击率的能力，可以对冲突进程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联合战役最关键的初期阶段，当本土部队刚开赴战区时更是如此”。这段话的前半段对航空母舰作用照例进行了夸张的描述，但是后半段却承认了航空母舰只不过是美军的快速反应的，是先锋，但决不是战争的主角。
今年5月，《今日美国报》报道，60年来航母一直是美军的海上脊梁，是美海军的核心精髓；60年后，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却执意要裁减美航母。他认为：航母是老掉牙的玩意，未来美军应是一支拥有高技术装备、决定于空中与空间力量、可以远离战场的部队，所以传统武器，比如大炮、坦克，甚至连航母都过时了。拉氏身边的一些专家也认为，在未来25年内美潜在敌人将学会如何发现美航母，并将其击沉。再加上维护保养费巨大，负担极重。目前，拉氏身边智囊团的首脑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已开始考虑削减美航母数量，改建更小更难被敌方瞄准的小型航母或其他战舰，前不久马歇尔已向布什总统建议停建航母，让航母“下岗”。
以上言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航母并非是“水泼不进”，只是那些专家把对手研究击沉航母的时间估计得也太长了一点。</P><P> 美国航母死穴在哪儿？
1、航母编队阵容庞大，行踪难以隐蔽，其雷达反射体多、反射面积大，红外、电磁、声响等物理场也十分强，很容易被探测到；
2、航母作战能力会随自然条件的恶化而降低，舰载机受气象影响极大，一旦风力达到8级、海浪达6～7级时，大部分舰载机难以起飞，“鱼叉”和“战斧”导弹命中率也下降。在夜间，舰载机飞行员飞行能力仅为白天的一半，航母起降飞机能力明显下降。短距降落是难题中的难题，美海军服役的舰载机飞行员和平年代服役十年的殉职率是25%，失事率高，有天气，环境，技术等因素，但最重要一点是飞行员的疲劳，飞行员在降落甲板前已经精力衰竭，极度紧张，稍为一点差池，机毁人亡不说，整艘航母可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会丧失战斗力；
3、航母编队在地形复杂、岛礁众多的近岸海域活动时，机动能力下降，更不利于反潜作战；
4、航母编队燃油、弹药和弹射器等物资消耗量大，在进行海上补给时防御能力明显降低。航母编队通常3～5天进行一次战斗补给，每艘舰每次约需数小时，为加快补给进程，往往多艘舰艇密集，以低速并列航行同时补给，航母在接受海上补给时机动和舰载机起降受到一定限制，不利于组织有效空防，且补给编队的加入使航母编队雷达反射体更多更易被探测遭受攻击，这就为对方对其实施打击创造了条件；
5、此外，航母一些设施尤其是飞行甲板遭毁坏后将使战斗力严重受损，升降机、弹射器或拦阻装置等航母上的重要装备如果遭损毁，航母将无法起降飞机，在这种情况下航母就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P><P> </P>
解决中美问题不外乎“文”、“武”两手。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50年代的朝鲜战争，如果没有五次战役积累起来的战果和三八线上几百公里战线上的铜墙铁壁，美国人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字。所以，如果要美国人接受“文”的妥协，就必须在“武”上面让美国人无路可走，除了妥协别无选择。
航母舰队实际上是美国队倾国之兵，与航母作战实际上就是与美国本土的兵力作战，中国与美国航母开战之日，实际上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决战之时。
在台海战争的特定战场上，打败美国不可一世的航母特混舰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最核心的枢纽。打掉美国干涉力量的急先锋，或者在战前的演示中就让美军知难而退，统一台湾便如高屋建瓴，水到渠成，在此基础上，两岸和平统一才具有可能性，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幸败于美军航母舰队，便输掉了统一之战，也就输掉了中国的未来。
与其说中国大陆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台湾，还不如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败美军航母。</P><P> 自从人类有战争开始，战争技术的核心就是矛和盾的对抗，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要么盾坚矛折，要么是矛锐盾穿，不管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长城、法国马其诺防线也好，不管是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美国的MIA2坦克也好，不管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战区导弹防御计划）、NMD（全球导弹防御计划）也好，世界上永远也不可能有牢固不破的盾，也永远也不可能有无坚不摧的矛，这是自然的辩证法，也是战争的辩证法。
从去年伊拉克战争到现在，中国的电视观众每每打开电视，就听得见一些军事专家在大谈国际局势，每论及美军航母特混舰队，这些专家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有意无意的把航母供奉到高不可及的祭坛上，而最后，为了照顾国内观众的情绪，又非常没有上下逻辑性的勉强补充一句：当然，航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而当主持人问及如何来战胜航母，这些专家又往往含含糊糊，语焉不详(不知道他们是不肯泄漏天机，还是真觉得没有多少办法),更让观众云里雾里，觉得美军的航母是打遍天上地下无对手的孙猴子，没有如来佛的“大手印”制服不了他——而我们恰恰又不是如来佛，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只有对航母甘拜下风。
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专家推崇，全世界对航母差不多也是如此忌惮，从1950年的仁川登陆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50多年来，美国有过几十次对外战争和冲突，美军的航母特混舰队别说被击沉，甚至连皮毛都没有被对手伤着过，即使是冷战时候前苏联庞大的太平洋舰队，也被美国的航母压到各个海军基地门口无法施展手脚，所以，不管是“崇美”还是“恐美”，美国航母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世界海洋上不可战胜的神话。
航空母舰是美国人攻守兼备、灵活机动的盾牌，而全世界的战略家和职业军人也都以美国人的盾牌为假想敌，都在研究自己的进攻之矛，所以，航母的攻防战术在战略层面上应该是一种公开讨论的假设，是一种高智商游戏，彼此长短心照不宣，只是最后看谁最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攻击对方的劣势。
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守者，在战略上都永远不要寄希望于对手想不到，而怕的是自己想不到，心存侥幸，已是未战先输。</P><P> 第二节 航母的战史和作战战略</P><P> 一、航空母舰战史
1921年7月21日，美国西海岸切萨皮克湾，大批美国陆海军高级将领站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甲板上，注视着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充当靶舰的三艘军舰。天空中出现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八架“马丁MB－2”双翼轰炸机，每架轰炸机都挂有8枚123公斤的航空炸弹，在760米的高度上，飞机进行了20分钟的狂轰滥炸，之后，曾经参加过日德兰海战的排水量为22808吨的德国战列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号和两艘轻量级的驱逐舰，在10内分钟先后沉入海底。
在“宾夕法尼亚”号上观战的将领们被这一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在大炮巨舰至上的年代，玩具似的轰炸机竟然轻而易举地炸沉了海上霸王战列舰，充分证明了空中力量对于海上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切萨皮克湾的这次轰炸为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在美国海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09年，法国发明家克雷曼·阿德第一次向世界描述了飞机与军舰结合的迷人梦想，前无古人地提出了航母的基本概念和建造航母的初步设想，并第一次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概念。但是，当时法国军方正以极大的热情研制水上飞机，没有多少心思去关心这种"异想天开"的航母，而阿德的创意却在英伦三岛得到了热烈反响。
1917年3月，英国海军第一次尝试，将一艘正在建造中的大型巡洋舰改建为飞机母舰，实验失败后，又将建造中的客轮“卡吉林”号改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具有全通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
1922年，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海军改装了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编号为CV-1），其标准排水量11050吨，满载排水量14700吨，最大航速15节，其上铺设全通式飞行甲板，载机34架。1924年，“兰利”号编入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作战序列，美国海军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为航空母舰正式亮相铺设了广阔的舞台。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光辉”号航空母舰出动了21架老式的“剑鱼”攻击机，袭击了位于地中海上的意大利著名军港塔兰托，仅仅用了65分钟的时间，就击沉、重创了意大利海军3艘战列艘、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此战成为航母发韧之初的经典之战。
1941年11月22日，日本海军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其它舰只配合下，长途奔袭珍珠港，美军共有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油船被击沉，另有多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被重创，总计损失舰艇40余艘，被毁飞机450架，阵亡2409人，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日军仅仅损失舰载机29架。
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继英军奇袭塔兰托之后又一次体现了航空母舰的巨大威力，它彻底摧毁了各国海军残存的“大炮巨舰”至上的陈旧观念，为自己奠定了海上霸主地位，航空母舰也由此成为了现代海战的主角。
而中途岛一战，又将美国航母变成了主角中的主角。</P><P> 克林顿曾经说过：“当危机这个词在华盛顿出现的时候，无疑美国人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最近的航空母舰在什么地方？”美国海军军事理论认为，全世界88％的人口和80％的国家首都都位于海岸线以内不到100公里的地区，均处于航空母舰和舰载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航空母舰便成为了美国控制世界局势最为倚重的武器。
二战以后，全世界战后余生的100多艘航空母舰改装的改装，退役的退役，数量急剧下降，但是美国仍然保留了全球最大的航母集群，在数量减少的同时继续保持航母的作战能力，并且进行升级换代，以核动力航母逐渐取代了常规动力的航母。在近四十年的美苏冷战中，美国人在海面军事力量上远远把老冤家苏联人甩在了后面，而苏联直到崩溃，最终也没有建立起具有真正战斗力的航母舰队来对抗美国人。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建成服役的航空母舰达到52艘（正在建造中的有18艘），到6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10个国家拥有不到30艘航空母舰，而真正具有战斗力的现代化航母也只是美国、法国和英国才拥有，其中美国占12艘，核动力航母只有11艘，其中法国1艘，美国就拥有10艘。除此以外，美国还拥有大量的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并拥有与之相配的强大的空中打击和支援力量。
正因为没有真正的对手与之抗衡，二战后60来年间，美军航母是这个世界上骄横跋扈的海上霸王，参加了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从仁川登陆到颠覆格林纳达，从入侵黎巴嫩到全面展开越南战争，从袭击地中海海滨的利比亚到打击波斯湾之侧的伊拉克，从轰炸南联盟到报复阿富汗的本·拉登，全球没有一个角落看不见美军航母“巨无霸”的身影。而从1950年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到现在，中国人更是频频听见台湾海域附近航母舰载机的轰鸣，只要海峡两岸稍有风吹草动，美国的航空母舰便是我们不请自来的“客人”。
所以，从海军力量来看，美国遥遥领先于追赶者，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P><P> 二、美国航母舰队的作战战略
美航母舰队集各种先进武器于一身，由侦察卫星、侦察飞机、侦察船、预警机、远程拦截战斗机战机、战斗轰炸机组成，是当今世界攻防能力最为强大的作战系统，其防御系统可监控远处一千多个目标。航空母舰作战包括陆、空、海面、水下四个层次。在现代战争中，它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夺取制空权，保护己方航母不受对方空中力量攻击；
2、夺取制海权，消灭对方水面舰艇和潜艇，搜索消灭对方弹道导弹核潜艇，并保护已方弹道导弹核潜艇；
3、袭击岸上目标（包括战略目标），主要是攻击沿海和内陆的城市、交通要道和枢纽、军事设施；
4、支援登陆作战和地面作战，封锁海峡、基地和港口以及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P><P> 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航母舰队的规模和组成通常视需要而定。从二战后美国的十几次干涉行动来看，美军航母的作战形式有以下规律。
第一，在控制和干涉小规模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一般出动一支特混舰队，整个舰队通常包括1艘航母，2-3艘导弹巡洋舰或驱逐舰，2-3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1-3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2艘后勤补给舰。这样的单航母战斗群一般用于非战时状态下的战斗巡逻和前沿部署。如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军力部署，往往就是由单航母战斗群执行，主要用于控制危机，显示存在。
1979年,格林纳达发生武装政变，推翻亲美政权, 在外交上倾向于苏联和古巴，并在苏、古帮助下修建可供米格战斗机起降的国际机场。美国担心该机场竣工后其加勒比地区的海上交通将受到威胁，一再对格施加压力。1983年10月13日，格发生军事政变,美国以应加勒比国家紧急要求和护侨为由，出动“独立”号航空母舰、“关岛”号两栖攻击舰及其他舰船13艘、各型飞机230架、地面部队8000人、海空军1万人向只拥有8000陆军的格林纳达发起突袭，在三天之内就占领了格林纳达全境。
第二，对付中等强度的危机，美国海军往往使用双航母战斗群的编成模式,这种编队一般包括2艘航母，6-8艘防空型巡洋舰或驱逐舰，4-6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2-4艘攻击型核潜艇，另外编队中还包括2-3艘后勤补给舰。在1996年台海危机过程中，美国就排出了2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双航母编队，对大陆军演习过程进行全程监视。
第三，在大规模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国海军往往派出由3-4艘甚至更多的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这样一支舰队一般包括3-4艘航空母舰，9-12艘防空型巡洋舰或驱逐舰，12-16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4-6艘攻击型核潜艇，3-6艘后勤补给舰。作战舰只往往多达40-50艘，形成一支庞大海上机动作战集团。
这个作战集团的空军制空战斗机达56架，战斗攻击机达144架，电子战飞机达16架，预警机达16架！加上为数众多的护航舰只上装备的巡航导弹和舰炮，其强大的对海对陆攻击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像法国这样中等强国海军对海对陆攻击能力的总和。目前全世界拥有60架以上第三代先进作战飞机的国家和地区仅有10个左右（包括台湾），而美国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上的第三代舰载机的数量就超过50架。事实上，即便集中法国、英国这样的中等军事强国的全部常规对外打击力量，也无法象一支航母特混编队那样，将打击能力延伸到万里之外。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即使面对不堪一击的萨达姆，美国队也使用了4个航母战斗群。
2001年“9·11”以后，美国认定本·拉登是罪魁祸首，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则是拉登的幕后支持者，所以决定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出动了“罗斯福”号、“小鹰”号、“企业”号和“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加上在塞浦路斯海域的英国航空母舰“卓越”号，中东海域共有５艘航母压境。</P><P> 三、美军航母的作战特点
美军航母舰队攻守兼备，舰载机携带的对地攻击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和战舰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使舰队拥有强大的进攻能力，而舰队对空、对海、对潜又有很强的防卫能力。
航母舰队的空防和海防领域以航母为核心，分为三层：外层约 400-500 公里，由F-14战斗机承担环状空域的防卫巡逻任务，夺取制空权，截击驱逐敌方接近的战机，并攻击海面目标，防止其接近航母后发射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中层约 150-250 公里左右，由 F-18战斗机对突破外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并攻击接近航母的敌方海面目标；内层约30-70 公里左右，由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防空型巡洋舰和防空型驱逐舰发射防空导弹，拦截突破中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
航母舰队的反潜任务由舰载反潜机、反潜驱逐舰、护卫舰和攻击核潜艇来共同承担。舰队的整个侦测系统（NTDS），由舰载机的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AWACS）、水面舰艇海空雷达和水下声纳随时监视海区目标，采集数据，经处理后显示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供舰队指挥官决策之用。</P><P> 另外，美军航母舰队与打击对象之间的距离，视打击对象的势力而定。如越战时，美军航母离海岸线一般为100海里左右，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军航母在亚得里亚海近岸部署，原因就是对方既无空中力量又无远程反舰导弹，无法威胁自身安全。而96年中国军事演习时，美军航母的位置就退到了台湾以东350 公里以外，距离大陆已经700多公里了。
距离的远近说明威胁的程度，700多公里的距离，说明美国航母已经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P><P> 第三节 美军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构建对中国的大包围圈</P><P> 关岛，这个面积为549平方公里的西太平洋小岛，离台湾东南约二千八百公里，过去的功能是作为美军主要的补给基地与轰炸机起降机场，但现在，五角大楼准备把它改造成美国海军的一个主要战略行动中枢。以美军一个高级将领的话来说：“关岛不再躲在角落里，它正在向雷达屏幕的中央转移。”
自今年年初开始，美国便大肆扩建关岛基地，计划在岛上部署B-52“、空中加油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B-2隐形轰炸机、核动力攻击潜艇和一支航母战斗群，并且第一个在美国本土外存储远程空射巡航导弹。
美国人怎么会突然看中这个小岛了？
专家指出，关岛的最新军事部署，使西太平洋美军的战斗力急速提升，这将使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时，作出反应的速度提高好几倍，几艘核动力潜艇部署到位，使西太平洋美军的攻击力成倍增加。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法戈上将日前说：“关岛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正在成为美军新的第一级战斗根据地。”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在卸任前，曾在美国众议院口出狂言：“太平洋美军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在关岛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可接近解放军导弹部署点”，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及时”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五角大楼将军舰和潜艇开进关岛，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P><P> 中国一直被美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潜在对手，中国大陆1.2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基本上为以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为主的第一岛链所包围。在第一岛链上，美国海军的大型前沿基地就有3个，分别位于日本的横须贺、佐世保和冲绳。目前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经过扩建，也成为美国“小鹰”号航母经常出入的地方。这些前沿基地的存在，使得美国海军有了强大的后勤支持，对中国沿海和沿海地区形成了严密的监视网。
组成这个网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个庞大的军事作战集团下辖第3和第7舰队，共计拥有140多艘舰艇，其中航空母舰就有5艘之多，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就是第7舰队的“小鹰”号。而第7舰队的司令部驻扎在日本，并在日本各地拥有多个海空军军事基地，成为距离中国海岸最近的超级战力。从日本横须贺军港到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城市，一个航母战斗群以30节的速度行驶，最多只要两天半的时间。而从横须贺到台湾或是上海外海，仅仅只需一天半。对于驻扎在东太平洋美国本土的任何一艘核动力航母来说，从其母港出发到达中国沿海海域，以30节的高速行驶，只需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P><P> 今年7月，美国海军将在夏威夷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夏季脉动04”，美军将在这次演习中首次检验其于去年12月公布的舰队紧急反应计划，即长期保持7支航母战斗群同时部署的能力，参加演习的美军航母有“华盛顿”号、“肯尼迪”号、“杜鲁门”号、“斯坦尼斯”号、“里根”号、“企业”号、“小鹰”号。
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国海军根据既定的军事调整设想，并结合伊拉克战争的经验，于2003年7月1日开始制订《舰队紧急反应计划》，并于12月1日正式生效。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为了应付全球不同地域同时发生的冲突，必须运用美军现在已经具备的迅速向前沿投送兵力的能力，建立起快速反应能力。
为此，《舰队紧急反应计划》着眼于缩短航母的部署周期，加快部署的步伐，从原来着眼于执行固定的部署任务改为着眼于部署结束后又能够重新迅速进入全面部署状态。这项计划的主题词是建立一个“6+2”框架，即通过对部署程序进行改进，使6个航母作战大队在接到命令的30天内同时处于可迅速转入全面部署的状态，另外两个航母作战大队则在接到紧急命令后90天内部署就绪，以执行增援或者轮换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出现重大危机的3个月内，美国海军将有三分之二的航母作战大队会集在出现危机的战区。
为达到上述目的，美军实行多年的为期6个月的12艘航母海外轮换部署计划将有重大调整。航母在母港维护、训练的时间将被压缩，出航部署持续时间和目标水域更加不确定，以便使美国的敌手难以掌握打击美军舰队的时机。 实际上，美军的新航母战斗群部署计划在伊拉克战争中已得到初步检验。现在，美军通过新制定的舰队反应计划逐步将6+2方案机制化、长期化。
从同时部署两艘航母，到7艘航母同时转入部署状态，这是美国海军航母部署战略的一个实质性变化。
冷战以后，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趋势之一，就是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以遏制美国的潜在对手。布什政府认为，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海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基于此，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将来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因此，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格外受到美国军方包括海军的关注。
两年多来，美军在亚太地区动作频繁，其中海军加紧了太平洋西部关岛军事基地中港口的建设，并已经向那里派遣了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三艘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国防部还计划到2006年再增加3艘。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
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要“稳定”台海局势，至少需要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最近，《华盛顿时报》说，美军计划把部署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航母作战大队调至夏威夷的珍珠港，以便在台海发生危机时尽快赶赴那里，支援部署在日本的“小鹰号”航母作战大队。这些动作都表明，美国海军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西太平洋地区。</P><P> 中国，多风多雨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P><P> 第四节 打击美军航母舰队有多种方式</P><P> 航母舰队实际上是美国队倾国之兵，与航母作战实际上就是与美国本土的兵力作战，中国与美国航母开战之日，实际上就是中国抛开“韬光养晦”的面具，与美国“图穷匕首见”的决战之时。
以目前中国的海军力量，如果要远离大陆到大洋深处去和美军决战，中国海军三大舰队所有的水面舰只全部加起来，仅仅在一个“小鹰”航母舰队面前就走不了几个回合，生存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半天。但是，在远离美国本土的西太平洋上，在离中国大陆海岸900-1500公里的范围内，中国便由此有了胜利的把握，而且有了必胜的把握。
说穿了，航母就是一个海基作战平台，与我国紧邻的美国驻日本、韩国的各个空军基地没什么区别，甚至生存能力还不如这些基地，只是航母是一个移动的基地，随时可以将海空军的打击力量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中等军事强国，基本上都是陆权国家，军事的影响力随着海洋距离的增大而减弱，超过一定距离后，战斗力几乎为零，英法的那点海军力量在美国面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特别是在远离大陆的海洋深处，美军航母更是独霸海洋的恐龙，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与之争锋。
中国目前只是一个地区强国，没有夺取全球利益的野心，也没有实现这个野心的能力，所以，除了用潜艇牵制和抑制美国海军的胡作非为以外，中国和美国在大洋深处决战的可能性极小，在远离中国海岸线1000-1500公里以外,中国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仍然会很多，对于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要有思想准备。
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海军的建军方向仍然是近海防御，要保证在陆基空中力量的掩护下拥有对500海里的海域内拥有绝对制海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一点点走出黄水的“襁褓”，逐步成为走向海洋的蓝水海军。
近些年，不断有中国军舰编队作环球航行，到各个国家包括美国的“舰队街”去访问，但实际上这些动作的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与其说是军事行为，还不如说是政治表演或者海洋勘测。要知道，在200年前，欧洲人就基本上画完了全球四大洋的海图，而我们军舰今天的航程还远远没有覆盖大英帝国舰首犁出的浪花。所以，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我们不能盲目的贪大求快，那种“中国以航空母舰来对抗美国航空母舰，从而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在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将来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在今天却是极不现实的幻想，我们绝不能如此自欺欺人。</P><P> 一、寻找航母的“死穴”
实际上，不管航母舰队如何凶悍，其本身并非没有“软肋”和“死穴”，其弱点也十分突出。
1997年，美国海军颁布了新的《海军作战概念》，称航空母舰具有“提供多种海军火力和很高飞机出击率的能力，可以对冲突进程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联合战役最关键的初期阶段，当本土部队刚开赴战区时更是如此”。这段话的前半段对航空母舰作用照例进行了夸张的描述，但是后半段却承认了航空母舰只不过是美军的快速反应的，是先锋，但决不是战争的主角。
今年5月，《今日美国报》报道，60年来航母一直是美军的海上脊梁，是美海军的核心精髓；60年后，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却执意要裁减美航母。他认为：航母是老掉牙的玩意，未来美军应是一支拥有高技术装备、决定于空中与空间力量、可以远离战场的部队，所以传统武器，比如大炮、坦克，甚至连航母都过时了。拉氏身边的一些专家也认为，在未来25年内美潜在敌人将学会如何发现美航母，并将其击沉。再加上维护保养费巨大，负担极重。目前，拉氏身边智囊团的首脑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已开始考虑削减美航母数量，改建更小更难被敌方瞄准的小型航母或其他战舰，前不久马歇尔已向布什总统建议停建航母，让航母“下岗”。
以上言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航母并非是“水泼不进”，只是那些专家把对手研究击沉航母的时间估计得也太长了一点。</P><P> 美国航母死穴在哪儿？
1、航母编队阵容庞大，行踪难以隐蔽，其雷达反射体多、反射面积大，红外、电磁、声响等物理场也十分强，很容易被探测到；
2、航母作战能力会随自然条件的恶化而降低，舰载机受气象影响极大，一旦风力达到8级、海浪达6～7级时，大部分舰载机难以起飞，“鱼叉”和“战斧”导弹命中率也下降。在夜间，舰载机飞行员飞行能力仅为白天的一半，航母起降飞机能力明显下降。短距降落是难题中的难题，美海军服役的舰载机飞行员和平年代服役十年的殉职率是25%，失事率高，有天气，环境，技术等因素，但最重要一点是飞行员的疲劳，飞行员在降落甲板前已经精力衰竭，极度紧张，稍为一点差池，机毁人亡不说，整艘航母可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会丧失战斗力；
3、航母编队在地形复杂、岛礁众多的近岸海域活动时，机动能力下降，更不利于反潜作战；
4、航母编队燃油、弹药和弹射器等物资消耗量大，在进行海上补给时防御能力明显降低。航母编队通常3～5天进行一次战斗补给，每艘舰每次约需数小时，为加快补给进程，往往多艘舰艇密集，以低速并列航行同时补给，航母在接受海上补给时机动和舰载机起降受到一定限制，不利于组织有效空防，且补给编队的加入使航母编队雷达反射体更多更易被探测遭受攻击，这就为对方对其实施打击创造了条件；
5、此外，航母一些设施尤其是飞行甲板遭毁坏后将使战斗力严重受损，升降机、弹射器或拦阻装置等航母上的重要装备如果遭损毁，航母将无法起降飞机，在这种情况下航母就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P><P> </P>
二、战胜航母的手段
对付航母有许多手段，但手段的选择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势力、战场的具体条件和国际大环境来进行选择。
第一，弹道导弹
近两年来，网上出现一股讨论用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的热潮，应该说，用弹道导弹打航母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弹道导弹远程打击优势明显，射程一般都在1000公里以上，目标误差约数十米甚至更少，速度达到10马赫，可携带集束式多弹头或分导式多弹头，一次攻击多个目标。在弹道上装备小型核战斗部时，无需精确命中就能摧毁或使航母编队丧失战斗力。
中国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在研究反导技术，将拦截导弹对小小弹头的寻的能力扩大到寻找航母庞大的身躯上面，并且弹头在重新穿越大气层以后不断根据地面和卫星的指令调节飞行姿态——这些都是卫星和“神州五号”飞船的现成技术——完全具有击中航母的可能。只是因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资料，再怎么讨论都属于假设，所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才对现实有指导意义。
第二，空中力量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战斗机对付航母可谓得心应手，因为现代战斗机不仅航程远、航速高、机动性能好、低空超低空突防能力强，而且具备较强的电子战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航母编队虽然具有较强的防空能力，但对战斗突袭却是防不胜防。加之航母上的舰载机数量有限，即使像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这样的大型航母，其真正用于防空作战的舰载机也仅有90架，其中战斗机只有50多架，良好率仅为75％，正常情况下每天只能出动100-110架次，紧急情况每天出动最多为 139架次，均低于岸基飞机。此外航母编队中各舰艇上的防空导弹都存在着一定的死角和盲区，特别是对超低空突防的飞机，拦截率明显降低。
第三，潜艇
潜艇对航母的威胁极大，虽然航母上配备有威力强大的反潜机，编队中有专门的反潜舰，且声呐、磁性和红外探测等侦测设备性能也十分先进，但由于受水文条件和海情变化及对方潜艇有效降低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反潜工作其实十分困难。另外，反潜舰装备的先进红外探测器虽然可以探测到潜艇航迹水温极小的变化情况，但潜艇深潜后，这种极小的变化常常被海洋温差所掩没。如核潜艇能在水下航行数月之久，隐蔽性极强，航母对它只能“望洋兴叹”。
航母舰队反潜能力和反鱼雷能力较差，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广泛应用于潜艇，使潜艇对航母的威胁明显增大。攻击核潜艇都携带大量的潜射反舰导弹和鱼雷，如果数艘潜艇同时从不同方向接近航母编队，只要有一两艘突破反潜警戒圈，到达攻击阵位，突发数枚导弹或鱼雷，航母非死即伤。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地中海的一次多国联合演习中，中国出口的埃及常规动力潜艇突破美国航母编队的警戒，抵近到航母很近的距离上实施了潜望镜侦察照相，而航母及其警戒兵力竟无一发现。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一艘攻击核潜艇在日本海长时间跟踪美军“小鹰”号航母，因距离太近，而造成潜艇与航母相撞，直到潜艇被迫浮出水面，美国航母才发现了对方。1982年英阿马岛海战中，阿根廷的老式常规潜艇“圣路易斯”号突破英特混舰队的严密封锁，在马岛封锁区内游戈了一个多月，先后3次向英国航母发起鱼雷攻击，只是因为潜艇火控系统发生故障而未果。而英国的核潜艇经过三天的跟踪，将有2艘反潜驱逐舰护航的阿海军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用尾导鱼雷击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反潜兵力兵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海水仍是潜艇隐蔽的有效屏障。根据北约解密的材料来看，冷战时期北约对华约国家的潜艇，特别是前苏联潜艇的跟踪，有89%是假目标，对发现的目标，能够占位攻击的占28%，而有可能攻击成功的仅占7.7%。也就是说，即使是当代海军强国，对水下潜艇的发现、定位、攻击、消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美国国防部《AD867847》报告透露的情况来看，潜艇与航母的交换率为3-5：1，即损失3-5艘潜艇即可击沉1艘航母。为此，在对敌敌航母编队组织突击时，使用不少于3个潜艇战术群的兵力(7-8艘潜艇)，方可达成预期的作战效果。也就是说，在组织对航母编队的突击中，即使损失2个潜艇战斗群的兵力(5艘左右)，只要有1个潜艇战术群的兵力(2-3艘)突破航母编队的直接警戒而占位攻击，即可达成将航母击沉重伤的指标。
第四，水面舰只
目前世界上反舰导弹发展迅速，俄反舰导弹最为先进,俄已研制出2倍音速的反舰导弹，并具“发后不管”的能力。如，不算最先进的“白蛉”超音速反舰导弹就被称为“航母克星”，速度高达2.8马赫，在较近范围内，航母基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也就无法拦截。前苏联曾专门研究过用反舰导弹打击航母的方法，利用舰艇飞机发射众多的反舰导弹对航母战斗群进行突击，只要有1-2枚导弹击中，其威力巨大的战斗部就能重创或击沉航母。
第五、其他方式
水雷具有易布难扫、隐蔽性强、破坏威力大、威胁时间长等优点。航母战斗群中舰艇数量多，吨位大，触雷概率比单艘、小吨位舰艇要高得多，所以水雷堪称航母的“绊脚石”。特别是现代水雷逐渐智能化，且采用水雷与鱼雷、导弹合为一体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它的使用价值和范围。航母编队舰只数量多，如在其活动海域布设众多水雷，将会对其构成较大威胁。
另外，利用隐形飞机越过航母舰队的三层防线，直取核心，偷袭航母，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战术。
对付航母有许多手段，但手段的选择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势力、战场的具体条件和国际大环境来进行选择。
第一，弹道导弹
近两年来，网上出现一股讨论用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的热潮，应该说，用弹道导弹打航母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弹道导弹远程打击优势明显，射程一般都在1000公里以上，目标误差约数十米甚至更少，速度达到10马赫，可携带集束式多弹头或分导式多弹头，一次攻击多个目标。在弹道上装备小型核战斗部时，无需精确命中就能摧毁或使航母编队丧失战斗力。
中国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在研究反导技术，将拦截导弹对小小弹头的寻的能力扩大到寻找航母庞大的身躯上面，并且弹头在重新穿越大气层以后不断根据地面和卫星的指令调节飞行姿态——这些都是卫星和“神州五号”飞船的现成技术——完全具有击中航母的可能。只是因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资料，再怎么讨论都属于假设，所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才对现实有指导意义。
第二，空中力量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战斗机对付航母可谓得心应手，因为现代战斗机不仅航程远、航速高、机动性能好、低空超低空突防能力强，而且具备较强的电子战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航母编队虽然具有较强的防空能力，但对战斗突袭却是防不胜防。加之航母上的舰载机数量有限，即使像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这样的大型航母，其真正用于防空作战的舰载机也仅有90架，其中战斗机只有50多架，良好率仅为75％，正常情况下每天只能出动100-110架次，紧急情况每天出动最多为 139架次，均低于岸基飞机。此外航母编队中各舰艇上的防空导弹都存在着一定的死角和盲区，特别是对超低空突防的飞机，拦截率明显降低。
第三，潜艇
潜艇对航母的威胁极大，虽然航母上配备有威力强大的反潜机，编队中有专门的反潜舰，且声呐、磁性和红外探测等侦测设备性能也十分先进，但由于受水文条件和海情变化及对方潜艇有效降低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反潜工作其实十分困难。另外，反潜舰装备的先进红外探测器虽然可以探测到潜艇航迹水温极小的变化情况，但潜艇深潜后，这种极小的变化常常被海洋温差所掩没。如核潜艇能在水下航行数月之久，隐蔽性极强，航母对它只能“望洋兴叹”。
航母舰队反潜能力和反鱼雷能力较差，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广泛应用于潜艇，使潜艇对航母的威胁明显增大。攻击核潜艇都携带大量的潜射反舰导弹和鱼雷，如果数艘潜艇同时从不同方向接近航母编队，只要有一两艘突破反潜警戒圈，到达攻击阵位，突发数枚导弹或鱼雷，航母非死即伤。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地中海的一次多国联合演习中，中国出口的埃及常规动力潜艇突破美国航母编队的警戒，抵近到航母很近的距离上实施了潜望镜侦察照相，而航母及其警戒兵力竟无一发现。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一艘攻击核潜艇在日本海长时间跟踪美军“小鹰”号航母，因距离太近，而造成潜艇与航母相撞，直到潜艇被迫浮出水面，美国航母才发现了对方。1982年英阿马岛海战中，阿根廷的老式常规潜艇“圣路易斯”号突破英特混舰队的严密封锁，在马岛封锁区内游戈了一个多月，先后3次向英国航母发起鱼雷攻击，只是因为潜艇火控系统发生故障而未果。而英国的核潜艇经过三天的跟踪，将有2艘反潜驱逐舰护航的阿海军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用尾导鱼雷击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反潜兵力兵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海水仍是潜艇隐蔽的有效屏障。根据北约解密的材料来看，冷战时期北约对华约国家的潜艇，特别是前苏联潜艇的跟踪，有89%是假目标，对发现的目标，能够占位攻击的占28%，而有可能攻击成功的仅占7.7%。也就是说，即使是当代海军强国，对水下潜艇的发现、定位、攻击、消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美国国防部《AD867847》报告透露的情况来看，潜艇与航母的交换率为3-5：1，即损失3-5艘潜艇即可击沉1艘航母。为此，在对敌敌航母编队组织突击时，使用不少于3个潜艇战术群的兵力(7-8艘潜艇)，方可达成预期的作战效果。也就是说，在组织对航母编队的突击中，即使损失2个潜艇战斗群的兵力(5艘左右)，只要有1个潜艇战术群的兵力(2-3艘)突破航母编队的直接警戒而占位攻击，即可达成将航母击沉重伤的指标。
第四，水面舰只
目前世界上反舰导弹发展迅速，俄反舰导弹最为先进,俄已研制出2倍音速的反舰导弹，并具“发后不管”的能力。如，不算最先进的“白蛉”超音速反舰导弹就被称为“航母克星”，速度高达2.8马赫，在较近范围内，航母基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也就无法拦截。前苏联曾专门研究过用反舰导弹打击航母的方法，利用舰艇飞机发射众多的反舰导弹对航母战斗群进行突击，只要有1-2枚导弹击中，其威力巨大的战斗部就能重创或击沉航母。
第五、其他方式
水雷具有易布难扫、隐蔽性强、破坏威力大、威胁时间长等优点。航母战斗群中舰艇数量多，吨位大，触雷概率比单艘、小吨位舰艇要高得多，所以水雷堪称航母的“绊脚石”。特别是现代水雷逐渐智能化，且采用水雷与鱼雷、导弹合为一体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它的使用价值和范围。航母编队舰只数量多，如在其活动海域布设众多水雷，将会对其构成较大威胁。
另外，利用隐形飞机越过航母舰队的三层防线，直取核心，偷袭航母，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战术。
第三章 台海战争，空中力量是打击航母的最关键因素<P>对于美国的对手来说，打败航母舰队在理论上的确有可能，也有机会，但是能不能打败航母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1、弹道导弹和隐形飞机打航母，在理论上有依据，但中国是否全面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且制造出了这些武器，还是许许多多的疑问。
2、至于水雷，它只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武器，可以封锁航道和一定范围的海域，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迟滞航母的航行速度和限制航母活动的范围，但水雷无法打败航母，除非是“瞎猫逮住死老鼠”，一枚智能水雷击毁了一艘军舰——还不见得是航母，这是那枚水雷的幸运，却不能上升为中国的幸运，几枚水雷不能“偶然的”改变整个战局。
3、从俄罗斯进口的“日炙”和中国自己的“YJ系列”舰射反舰巡航导弹，对美国航母倒是有相当的威慑作用，但是反舰导弹最大射程不超过250 公里，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驱逐舰也好，167、168驱逐舰也好，根本无法突破航母舰队的外层和中层防御圈，也就根本没机会发射反舰导弹。打不着别人，还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4、应该说，潜艇是所有大中型战斗舰艇尤其是航母的最捉摸不定的隐形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击沉了42艘航母，其中潜艇击沉的航母为17艘，占40.5%，其中潜艇单独击沉15艘，和航空兵协同击沉2艘；被击伤的38艘航母中，由潜艇击伤的为9艘，占23.7%。
但是，潜艇包括核潜艇的偷袭，很多时候要靠航母舰队自己的航行路线和疏忽大意来给潜艇提供机会，这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中美双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潜艇如果不能在最需要的地点和最需要的时间打掉美方航母，从而导致中方对整个航母舰队的歼灭，中国同样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还反而有可能被美国打败，所以，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潜艇是中国对付美军航母的有力武器，但不是克敌制胜的绝对主力。
那么，中国用什么来打败美军航母舰队呢？
中国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是在中国近海打败美国航母舰队最后的选择，并且，也是最好的选择。</P><P>第一节 英阿马岛战争启示录</P><P>（一）战端
南大西洋中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靠近南美洲大陆的南端，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距阿根廷本土510公里，距英国本土1.2万公里。
英阿对马岛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英国认为马岛是自己最先发现的，主权应该属于自己。1816年，阿根廷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宣称继承西班牙对的马岛的主权。几年后岛上的阿根廷人同到该岛捕猎海豹的美国人发生冲突，随后美国人派军舰将马岛洗劫一空，并将岛上的阿根廷官员戴上镣铐押走。英国乘机于1833年重返该地，宣布行使对马岛的主权。
1982年4月2日凌晨，在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主导下，阿军登陆马岛，驻守马岛的200名英国守军全部投降。消息传回英国，举国愤怒，以为国耻。
英国议会成立了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为主席的战时内阁，并决定由英国海军少将约翰·伍德沃德率领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开赴马岛。4月5日，英军特混舰队由朴茨茅斯和直布罗陀启航，舰队以“竞技神”号和“无敌”航空母舰为核心，共有3 7 艘战舰，2 0 架“鹞”式战斗机，5 8 架各型直升机，3 5 0 0 名海军陆战队，同时正在大西洋的4 艘核潜艇也全速赶往马岛。4 月2 6 日，第二梯队从波特兰启航。5 月1 2 日，第三梯队从安普顿启航。
4 月7 日，英国宣布对马岛周围2 0 0 海里实施全面海空封锁。
4 月1 2 日，英军的核潜艇最先到达马岛海区，开始执行进行封锁。
4月26日，英国特混舰队首先攻下了位于马岛以东1300公里的南乔治亚岛，建立了补给基地，30日完成了对马岛周围200海里范围的海上和空中的封锁部署。</P><P>(二)过程
4 月2 5 日，在马岛海域巡逻的英军“山猫”直升机发现了以水面状态航行的阿军“圣菲”号潜艇，马上进行攻击，发射A S —1 2 空舰导弹，并投下深水炸弹，“圣菲”号遭到重创，只好抢滩搁浅，6 5 名艇员弃艇逃生，被英军俘虏，“圣菲”号后在拖带中沉没。
5月2日下午，英国的“征服者”号核潜艇在马岛200海里禁区外36海里处，向阿海军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发射了3枚鱼雷，两枚命中，巡洋舰在45分钟后沉没，阿军官兵阵亡和失踪321人。这是核动力潜艇问世以来的首次成功战例。次日，英国又在马岛北侧用“海鸥”式导弹击沉了阿军的“索布拉尔”号巡逻艇。此后，阿根廷海军主力撤离马岛海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龟缩于本土，再未出战。
5 月4 日上午11时左右，阿军“海王星”侦察机发现英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游弋在马岛附近海域，便召唤2 架“超级军旗”攻击机前往攻击，“超级军旗”携带两枚“飞鱼”导弹，采取距海面5 0 米高度超低空飞行以躲避英军的雷达，在距英舰4 6 公里处,突然升到1 5 0 米仅用3 0 秒打开雷达锁定英舰发射2 枚A M -3 9 “飞鱼”导弹，然后急转弯同时下降到3 0 米返航。英军雷达发现一个脉冲小亮点闪了一下,但没有引起注意,当发现导弹来袭，舰长只来得及大叫一声：“隐蔽！”就被一枚导弹击中，随即燃起大火，尽管舰上的损管人员竭力扑救达五小时，仍无法控制火势，舰长只得下令弃舰。六天后，“谢菲尔德”号在拖回英国途中沉没。“谢菲尔德”驱逐舰艘排水量3 2 0 0 吨，造价达2 亿美元，称为英国皇家海军“最现代化的大型军舰”，服役刚刚7年，具有非常先进的雷达系统，却被一枚30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击沉，这对英军的打击极大，此后英军吸取教训，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阿军的导弹攻击。</P><P>5 月2 1 日凌晨，英军2 艘两栖攻击舰，4 艘登陆舰，在圣卡洛斯实施多点立体登陆，争分夺秒抢运人员、物资，在四小时里上岸2 5 0 0 人，3 2 0 0 0 吨物资，并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准备迎击阿军的反扑。天刚亮，阿军便出动1 6 架“普卡拉”攻击机，1 4 架“幻影”战斗机，猛烈空袭英军舰队和登陆滩头，击沉“热心”号护卫舰，击伤驱逐舰1 艘，护卫舰2 艘，辅助舰1 艘。阿军也付出被击落1 4 架飞机的代价。英军顶住了阿军的反击，控制了2 0 平方公里的滩头阵地。
5 月2 3 日，阿军出动近百架次飞机，继续发动猛烈空袭，击沉了英军“羚羊”号护卫舰。
5 月2 5 日，正是阿根廷国庆，阿空军倾全力出击，全天出动约2 0 0 架次，击沉“考文垂”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送者”号滚装运输船，击伤1 艘驱逐舰和1 艘护卫舰。
这天，两架“超级军旗”战机向游弋在马岛东北海面100多海里的英国航空母舰飞去，接近预定目标区域后，飞行员发现飞机雷达的荧屏上出现一个大的脉冲亮点，他判定这就是英军航母，于是毫不犹豫地按下导弹发射按钮。两枚“飞鱼”导弹同时向敌舰飞去，其中一枚准确地击中目标，在一阵巨大的爆炸之后，英舰慢慢地沉入海底。事后阿军才知道，他们炸沉的这艘英舰并不是英国航母，而是“大西洋运送者”号运输舰，其体积同航空母舰大小相仿。
尽管如此，英军也遭受了重创，仅有的4架“支奴干”大载重量直升机中的3架、1个中队的“威赛克斯”支援直升机、大量的补给物资和设备也随之沉没，而万幸的是另外1 架“支努干”和1 6 架“鹞”式战斗机在此前就飞到了岸上机场。
几天来，阿空军英勇战斗，给予英军沉重打击，但一来飞机性能不及英军，二来又得不到海陆军的有力支援，三来由于阿根廷一百多年来没有战争，战备较差，投下的炸弹有4 0 % 没有爆炸，所以无法阻止英军的登陆，而自身损失也高达31架飞机。三天里，英军上岸部队已达5 0 0 0 人，滩头阵地扩大到1 5 0 平方公里，建立起了补给基地，通信枢纽，并在可供“鹞”式和直升机起降的钢板简易机场加铺了铝合金跑道。</P><P>（三）结局
受到接连打击之后，英国人逐渐意识到了“飞鱼”导弹的厉害。伍德沃德下令将所有舰船撤到离马岛和阿根廷海岸较远的地方，以避免遭受新的攻击。马岛战争开始时，阿根廷除拥有5枚“飞鱼”外，还向法国订购了另外9枚。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法国总统密特朗应英国政府的要求，下令不再向阿根廷出售“飞鱼”导弹，使得阿根廷被迫寻求从其他国家间接获得“飞鱼”导弹。通过情报部门，阿根廷获悉秘鲁向法国订购的8枚“飞鱼”导弹即将到货，于是阿根廷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从秘鲁高价购得这些导弹。法国政府闻讯后，故意寻找各种借口拖延交货时间，直到战争结束才把导弹送交秘鲁政府手中，使得阿根廷从第三国购买“飞鱼”导弹的计划流产。没有“飞鱼”导弹，阿根廷就没有了同英国对抗的资本，形势发生逆转。
为彻底击垮阿军，英军从5月27日起开始实施登岛作战。5月29日，英军攻占了非常重要的达尔文港，此后的几天中，守岛的阿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守岛的部队，阿根廷孤注一掷，集中尚存的空中力量对英军展开大规模空袭。
5 月3 0 日，阿军出动1 架“超级军旗”和4 架“天鹰”攻击英军的旗舰“无敌”号航母，阿军以2 架“天鹰”被击落的代价击伤“无敌”号，但英军矢口否认。
6 月8 日，阿军出动大批飞机空袭在希拉夫湾滩头的英军，阿军损失飞机1 1 架，击沉“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击伤护卫舰1 艘，登陆舰1 艘，但仍无力阻止英军继续登陆。
6 月1 1 日，阿军用岸基A M -3 9 “飞鱼”导弹击伤“格拉摩根”号驱逐舰。
6月11日，英军开始发起总攻，并于12日拂晓前攻占了距马岛首府阿根廷港15公里的哈里特山和朗顿山。13日晚，英军再次发起进攻，至14日中午，英军已经推进到距市区约4公里的地方，阿根廷港上空挂起了白旗。午后，双方战地司令官会晤，达成非正式停火协议。至此，历时74天的马岛战争终于结束。
马岛的失败导致阿根廷国内矛盾激化，总统加尔铁里和海、空军司令等高级将领被迫辞职，次年文官政府经大选上台后，又把发动战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送上军事法庭受审。
战争中，英军死亡2 5 5 人，伤7 7 7 人，被俘2 1 0 人。损失飞机3 7 架，其中“鹞”式8 架。被击沉驱逐舰2 艘，护卫舰2 艘，登陆舰1 艘，滚装货船1 艘，被击伤驱逐舰4 艘，护卫舰1 1 艘，登陆舰2 艘，扫雷舰1 艘。耗资1 7 亿美元。阿根廷死亡1 0 0 0 人，伤1 3 0 0 人，被俘1 1 8 0 0 人。损失飞机1 1 7 架。被击沉巡洋舰1 艘，潜艇1 艘，侦察舰1 艘，补给船2 艘，巡逻艇1 艘。被击伤军舰6 艘。耗资3 2 亿美元。加上美国和欧共体经济制裁所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共达数十亿美元。</P><P>(四)启示
在这场20世纪的第一场现代化海空战中，英国对阿根廷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英国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四艘核潜艇、七十多艘各型舰只、近百架“鹞”式垂直升降战斗机和各型直升机，在指挥、通讯、侦察、武器系统、后勤供给等方面，英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比如英军在通信保障上，除利用了美国的通信卫星外，还在直布罗陀、阿森松岛、加拿大、新西兰等地开设2 6 个无线电发射台，加上特混舰队本身电子设备齐全，干扰和抗干扰能力强，使得舰队与本土通讯顺畅。
在国际上，美国、欧共体等国都支持英国，中断了与阿根廷的军火贸易，实行对阿的军火禁运，向英国则提供后勤保障、通讯、卫星情报等便利。再加上英国判断形势准，决策反应快，成立战时内阁作为最高统帅机构，集中指挥调度军队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使之协调一致，这种既高度集中又极其灵活的指挥体制，使英军充分发挥了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
在阿根廷方面，当时阿根廷的整体政治、经济、军事水平，远远低于英国。在战略决策上，阿根廷在严重不足的准备下，轻率发动战争，尽管初期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但高估了自己的民族感情和军事实力，错判英国不会劳师远征；在兵力部署上，阿军认为英国会进攻阿根廷本土，将大批部队用于防御大陆，在马岛战区，对靠近本土的西岛没有充分利用，在东岛将主力集中于斯坦利港附近，其他地区分散把守，没有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在战术指导上，阿军思想消极，战术呆板，并且没有用最具战斗力的航空兵攻击英军防卫能力最弱但又是最重要的后勤船只，这是最大的失误。
在国际上，阿根廷没有任何盟友支援，相反，还对存在领土争议的邻国智利深怀戒心，将大量精锐装甲部队部署在边境以作戒备，从而给马岛登陆的英国可乘之机。
在武器装备上，阿根廷比英国差了几个数量级。战争初期，有一定实力的阿根廷海军还在马岛海域试图正面对抗英国海军，但双方势力相差太远，英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阿根廷的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和一艘潜艇，随后整个战争期间，阿根廷海军就完全躲进港口避战（也由此保存了实力），否则即使参战也是白白送命。</P><P>但是，凭借这样的优势，英国人在马岛之战中也赢的颤颤巍巍，打的惨不忍睹，若不是盟友帮忙，英国差一点就输掉整场战争。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英国孤军深入，劳师远袭，本身就犯了兵家大忌，最后勉强获胜，也是拜对手水平低劣所赐，如果阿根廷在战前充分准备，占领马岛后重兵坚守，储存大量物资，部署机动能力强的装甲部队来反击英军登陆，并且抢修简易机场，使己方飞机不受作战半径的限制，以逸待劳，再加上本土来的飞机和潜艇牵制，如此一来，英国人便凶多吉少；
第二，英军舰队火力虽然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少低空舰载预警系统和抗击超低空突袭的防御武器。
就火力系统来说，“超级军旗”式携带有2枚“魔术”空空导弹、1枚“飞鱼”空舰导弹和2门30毫米机关炮。“谢菲尔德”号装备有22枚“海标枪”防空导弹，1座115毫米平高平两用火炮，2座20毫米机关炮，1架“山猫”直升机。从数据对比来看，“谢菲尔德”号的综合火力指数至少在“超级军旗”飞机的20倍以上。然而“谢菲尔德”号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少低空舰载预警系统以及抗击超低空突袭的防御武器，“海标枪”导弹可有效地对付中高空来袭的敌机，但对15米以下掠海飞行的目标却无能为力，而“飞鱼”导弹掠海飞行高度只有2-3米，所以“谢菲尔德”号很难发现“飞鱼”，即使发现也无法实施有效拦截。
所以，“谢菲尔德”亡于“超级军旗”的战例说明，大系统下任何一个子系统中的缺陷（这个缺陷必然是对手全力攻击的目标），就可以抵消整个大系统的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大系统的崩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军航母特混舰队虽然数量众多，但舰载机数量太少，型号单一，尤其是缺乏远程监视的空中预警机，所以英国人在整个马岛战争期间都没有取得绝对制空权，面对阿根廷空军的多架次袭击，英军根本无法控制马岛上空的广阔空域。
从双方飞机的质量对比来看，“超级军旗”是单座单发轻型攻击机，“天鹰”攻击机也是 50 、60年代的老式攻击机，它们携带空舰导弹后速度较慢，空中机动性也差，完全不是装备了超视距雷达和空空导弹的“鹞”式战斗机的对手（“鹞”式战斗机在空战中先后击落23架阿根廷战机，自己无一损伤），然而，就是这样的飞机，照样把“骄傲的谢菲”和其他几艘军舰送到了海底。
这次战争中，阿根廷飞行员的出色表现令人叹服。阿军飞行员受过美、法、以等国教官的严格训练，技术高，作风猛，战斗力很强，面对英军高炮、导弹和“鹞”式战斗机组成的防空体系，毫不畏惧。虽然最后阿根廷输掉了战争，但阿根廷飞行员却虽败犹荣。
如果阿根廷战备水平没那么差（6月8日，阿军战斗机向“普利茅斯”号护卫舰发起攻击，4枚炸弹击中该舰，可是一枚也没有爆炸，事后英军承认，如果阿根廷击中的炸弹全部爆炸的话，英国舰队要损失大半），如果阿根廷有一批与对方性能接近的飞机，如果阿根廷有足够的“飞鱼”导弹，如果阿根廷战前有充足的准备、战略水平稍微再高一点，那么，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呢？</P><P>（五）比较
在此，我们对马岛战争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和分析，目的有三，一是仔细观察阿根廷空军对英国海军的攻击方式，二是留心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方式，三是注意阿根廷战败后的政局变化。
已成为过去的马岛战争和未来尚未爆发的台海战争，仔细想来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第一，战场相似
台湾是中国大陆腹部旁边的海岛，马尔维纳斯是阿根廷脚边上的海岛，台湾距大陆约180公里，而马岛距阿根廷本土则是500公里以上；而台湾地形是东高西矮，尤其是东部海岸线绝大多数是悬崖峭壁，不便于干涉者登陆，而马岛分为若干小岛，有利于英军登陆，同时还不利于阿根廷守军反击。从这一点来看，台海战争的战场地貌和位置，要优于马岛战争；
第二，战争目的相似
两场战争的目的都是争夺大陆附近的海岛，英伦三岛离战场约有1万2千公里，而美国跨越太平洋，离战场差不多有同样的距离，美英双方都是劳师远征，长途奔袭，而中国和阿根廷也都是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位置；
第三，战争模式相似
马岛战争首先是交战双方的海空军战，然后是登陆后的地面战，而台海战争则要复杂得多，很可能先是大陆对台湾的海陆空立体战，然后又是中国对美国的更加惊心动魄的海空大战。台海战争必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为激烈壮观的现代化海陆空战争，其烈度和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马岛战争。</P><P>而在相似之处以外，马岛战争和台海战争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海岛失去后对母国本土的威胁不同
马岛和台湾价值巨大，交战双方志在必得，对处于美国压制下的南美洲来讲，阿根廷并没有势力在政治军事上有太大的作为和影响，所以马岛对阿根廷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战略价值，即使失去了马岛，阿根廷国家依存，人民犹在，门口依然是广阔的大西洋，英国人统治下的马岛对阿根廷基本上没有威胁。
而台湾对于中国的价值，就远远甚于马岛对于阿根廷。中国失去台湾，首先是被堵住了通往太平洋的大门，中国大陆的发展空间必然遭到极度挤压；其次，台湾独立后，必然引入美日军事力量来与大陆抗衡，对大陆本土将造成巨大的威胁；再次，阿根廷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吸引外来势力插手，所以国内没有民族分裂势力，而中国地处欧亚大陆腹地，160年前就引得西方殖民者垂涎三尺，如今虽然国家统一强大，但仍然有各种敌对力量暗中.纵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并且还有被洗了脑子的“民运”代理人充当“第五纵队”，所以，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命运必然不如阿根廷。
尚有退路的阿根廷，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都还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完全没有退路的中国呢？
这是台海战争中国不利处之一。</P><P>第二，战争外环境不同
马岛位于茫茫大洋之中，除了千里之外的南乔治亚岛和阿森松岛以外，英军再没有任何立足之处，这使得英军运输补给极为不便，也本是阿根廷以劣势兵力获得胜利的一个机会，只可惜阿方没有加以利用。而台湾周围有菲律宾（距离不超过400公里）、冲绳（距离约530公里）、日本本土（距离约1000公里左右）、韩国（距离不超过1100公里）、关岛（距离2800公里），美军以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很容易从上述大部分国家的基地获得补给，并且还有从冲绳、日本本土和韩国向中国直接发起进攻的可能。
另外，英阿马岛之争，并不明显涉及第三方的利益，所以战争行为相对比较单纯。而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其复杂程度远在马岛战争之上。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这里，我们只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沉重之下无奈的调侃。
这是中国不利处之二。</P><P>第三，战争难度不同
战争因对象不同，难度也就不同。
马岛战争时，假设阿根廷的对手换成世界霸主美国，那战争绝对打不了几十天，不含地面战，真正的海空军战斗很可能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中国的对手恰恰正是这个霸主。
台海战争，海空军是决定性的主要力量，陆军只是完成对台湾的占领，其中一方的海空军如果失败，陆军也就不会投入战斗。中国陆军是中国的王牌，而美国海空军是美国的王牌，中美在台海开战，中国实际上是用自己之短攻对手之长。这原本是兵家大忌。
这是中国不利处之三。</P><P>从马岛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来看，实力相差悬殊的英阿双方打得并非象足球比赛那样一边倒，英国完全是勉强险胜，如果阿根廷不犯那么多错误，手中随便增加一点砝码（如飞机和导弹的数量），整场真正的结局就可能完全不同。实际上，阿根廷完全有机会赢得马岛战争。
阿根廷错误有三：
1、主政者战争意志不够坚决，当时加尔铁里政府发动战争，只是想转移公众注意力，为第二年大选捞资本，主要目的还不是收回马岛主权，所以，如此不负责任的草率开战，阿根廷焉得不败；
2、战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各方面的准备极不充分，对形式的判断出现根本错误，在关键的武器上受制于外人；
3、战略水平低下，没有对整场战争的宏观控制能力，战术思想保守呆板，尽管有空军英勇作战，还是逃不出被动挨打的局面。</P><P>即使是在阿根廷犯了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占尽优势的英国人也赢得如此艰难，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地利。
战场在阿根廷门口，阿军完全可以依托自己国家的腹地来和英国人作战，地理的因素抵消了英国的优势，将双方重新放在了一个基本平衡的天平上，最后的结局只取决于另外一些小小的因素。
台海之战，中国也具有阿根廷那样的地利优势，中国军队依托大陆广阔的腹地，凭借雄厚的战争基础，所以在中美双方海空军势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完全也有取胜的机会，只是我们要因时因地考虑自己的战略和战术，不能简单去套英阿双方的作战模式，更不能犯阿根廷那样的错误。</P>
1、弹道导弹和隐形飞机打航母，在理论上有依据，但中国是否全面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且制造出了这些武器，还是许许多多的疑问。
2、至于水雷，它只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武器，可以封锁航道和一定范围的海域，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迟滞航母的航行速度和限制航母活动的范围，但水雷无法打败航母，除非是“瞎猫逮住死老鼠”，一枚智能水雷击毁了一艘军舰——还不见得是航母，这是那枚水雷的幸运，却不能上升为中国的幸运，几枚水雷不能“偶然的”改变整个战局。
3、从俄罗斯进口的“日炙”和中国自己的“YJ系列”舰射反舰巡航导弹，对美国航母倒是有相当的威慑作用，但是反舰导弹最大射程不超过250 公里，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驱逐舰也好，167、168驱逐舰也好，根本无法突破航母舰队的外层和中层防御圈，也就根本没机会发射反舰导弹。打不着别人，还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4、应该说，潜艇是所有大中型战斗舰艇尤其是航母的最捉摸不定的隐形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击沉了42艘航母，其中潜艇击沉的航母为17艘，占40.5%，其中潜艇单独击沉15艘，和航空兵协同击沉2艘；被击伤的38艘航母中，由潜艇击伤的为9艘，占23.7%。
但是，潜艇包括核潜艇的偷袭，很多时候要靠航母舰队自己的航行路线和疏忽大意来给潜艇提供机会，这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中美双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潜艇如果不能在最需要的地点和最需要的时间打掉美方航母，从而导致中方对整个航母舰队的歼灭，中国同样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还反而有可能被美国打败，所以，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潜艇是中国对付美军航母的有力武器，但不是克敌制胜的绝对主力。
那么，中国用什么来打败美军航母舰队呢？
中国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是在中国近海打败美国航母舰队最后的选择，并且，也是最好的选择。</P><P>第一节 英阿马岛战争启示录</P><P>（一）战端
南大西洋中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靠近南美洲大陆的南端，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距阿根廷本土510公里，距英国本土1.2万公里。
英阿对马岛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英国认为马岛是自己最先发现的，主权应该属于自己。1816年，阿根廷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宣称继承西班牙对的马岛的主权。几年后岛上的阿根廷人同到该岛捕猎海豹的美国人发生冲突，随后美国人派军舰将马岛洗劫一空，并将岛上的阿根廷官员戴上镣铐押走。英国乘机于1833年重返该地，宣布行使对马岛的主权。
1982年4月2日凌晨，在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主导下，阿军登陆马岛，驻守马岛的200名英国守军全部投降。消息传回英国，举国愤怒，以为国耻。
英国议会成立了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为主席的战时内阁，并决定由英国海军少将约翰·伍德沃德率领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开赴马岛。4月5日，英军特混舰队由朴茨茅斯和直布罗陀启航，舰队以“竞技神”号和“无敌”航空母舰为核心，共有3 7 艘战舰，2 0 架“鹞”式战斗机，5 8 架各型直升机，3 5 0 0 名海军陆战队，同时正在大西洋的4 艘核潜艇也全速赶往马岛。4 月2 6 日，第二梯队从波特兰启航。5 月1 2 日，第三梯队从安普顿启航。
4 月7 日，英国宣布对马岛周围2 0 0 海里实施全面海空封锁。
4 月1 2 日，英军的核潜艇最先到达马岛海区，开始执行进行封锁。
4月26日，英国特混舰队首先攻下了位于马岛以东1300公里的南乔治亚岛，建立了补给基地，30日完成了对马岛周围200海里范围的海上和空中的封锁部署。</P><P>(二)过程
4 月2 5 日，在马岛海域巡逻的英军“山猫”直升机发现了以水面状态航行的阿军“圣菲”号潜艇，马上进行攻击，发射A S —1 2 空舰导弹，并投下深水炸弹，“圣菲”号遭到重创，只好抢滩搁浅，6 5 名艇员弃艇逃生，被英军俘虏，“圣菲”号后在拖带中沉没。
5月2日下午，英国的“征服者”号核潜艇在马岛200海里禁区外36海里处，向阿海军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发射了3枚鱼雷，两枚命中，巡洋舰在45分钟后沉没，阿军官兵阵亡和失踪321人。这是核动力潜艇问世以来的首次成功战例。次日，英国又在马岛北侧用“海鸥”式导弹击沉了阿军的“索布拉尔”号巡逻艇。此后，阿根廷海军主力撤离马岛海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龟缩于本土，再未出战。
5 月4 日上午11时左右，阿军“海王星”侦察机发现英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游弋在马岛附近海域，便召唤2 架“超级军旗”攻击机前往攻击，“超级军旗”携带两枚“飞鱼”导弹，采取距海面5 0 米高度超低空飞行以躲避英军的雷达，在距英舰4 6 公里处,突然升到1 5 0 米仅用3 0 秒打开雷达锁定英舰发射2 枚A M -3 9 “飞鱼”导弹，然后急转弯同时下降到3 0 米返航。英军雷达发现一个脉冲小亮点闪了一下,但没有引起注意,当发现导弹来袭，舰长只来得及大叫一声：“隐蔽！”就被一枚导弹击中，随即燃起大火，尽管舰上的损管人员竭力扑救达五小时，仍无法控制火势，舰长只得下令弃舰。六天后，“谢菲尔德”号在拖回英国途中沉没。“谢菲尔德”驱逐舰艘排水量3 2 0 0 吨，造价达2 亿美元，称为英国皇家海军“最现代化的大型军舰”，服役刚刚7年，具有非常先进的雷达系统，却被一枚30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击沉，这对英军的打击极大，此后英军吸取教训，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阿军的导弹攻击。</P><P>5 月2 1 日凌晨，英军2 艘两栖攻击舰，4 艘登陆舰，在圣卡洛斯实施多点立体登陆，争分夺秒抢运人员、物资，在四小时里上岸2 5 0 0 人，3 2 0 0 0 吨物资，并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准备迎击阿军的反扑。天刚亮，阿军便出动1 6 架“普卡拉”攻击机，1 4 架“幻影”战斗机，猛烈空袭英军舰队和登陆滩头，击沉“热心”号护卫舰，击伤驱逐舰1 艘，护卫舰2 艘，辅助舰1 艘。阿军也付出被击落1 4 架飞机的代价。英军顶住了阿军的反击，控制了2 0 平方公里的滩头阵地。
5 月2 3 日，阿军出动近百架次飞机，继续发动猛烈空袭，击沉了英军“羚羊”号护卫舰。
5 月2 5 日，正是阿根廷国庆，阿空军倾全力出击，全天出动约2 0 0 架次，击沉“考文垂”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送者”号滚装运输船，击伤1 艘驱逐舰和1 艘护卫舰。
这天，两架“超级军旗”战机向游弋在马岛东北海面100多海里的英国航空母舰飞去，接近预定目标区域后，飞行员发现飞机雷达的荧屏上出现一个大的脉冲亮点，他判定这就是英军航母，于是毫不犹豫地按下导弹发射按钮。两枚“飞鱼”导弹同时向敌舰飞去，其中一枚准确地击中目标，在一阵巨大的爆炸之后，英舰慢慢地沉入海底。事后阿军才知道，他们炸沉的这艘英舰并不是英国航母，而是“大西洋运送者”号运输舰，其体积同航空母舰大小相仿。
尽管如此，英军也遭受了重创，仅有的4架“支奴干”大载重量直升机中的3架、1个中队的“威赛克斯”支援直升机、大量的补给物资和设备也随之沉没，而万幸的是另外1 架“支努干”和1 6 架“鹞”式战斗机在此前就飞到了岸上机场。
几天来，阿空军英勇战斗，给予英军沉重打击，但一来飞机性能不及英军，二来又得不到海陆军的有力支援，三来由于阿根廷一百多年来没有战争，战备较差，投下的炸弹有4 0 % 没有爆炸，所以无法阻止英军的登陆，而自身损失也高达31架飞机。三天里，英军上岸部队已达5 0 0 0 人，滩头阵地扩大到1 5 0 平方公里，建立起了补给基地，通信枢纽，并在可供“鹞”式和直升机起降的钢板简易机场加铺了铝合金跑道。</P><P>（三）结局
受到接连打击之后，英国人逐渐意识到了“飞鱼”导弹的厉害。伍德沃德下令将所有舰船撤到离马岛和阿根廷海岸较远的地方，以避免遭受新的攻击。马岛战争开始时，阿根廷除拥有5枚“飞鱼”外，还向法国订购了另外9枚。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法国总统密特朗应英国政府的要求，下令不再向阿根廷出售“飞鱼”导弹，使得阿根廷被迫寻求从其他国家间接获得“飞鱼”导弹。通过情报部门，阿根廷获悉秘鲁向法国订购的8枚“飞鱼”导弹即将到货，于是阿根廷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从秘鲁高价购得这些导弹。法国政府闻讯后，故意寻找各种借口拖延交货时间，直到战争结束才把导弹送交秘鲁政府手中，使得阿根廷从第三国购买“飞鱼”导弹的计划流产。没有“飞鱼”导弹，阿根廷就没有了同英国对抗的资本，形势发生逆转。
为彻底击垮阿军，英军从5月27日起开始实施登岛作战。5月29日，英军攻占了非常重要的达尔文港，此后的几天中，守岛的阿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守岛的部队，阿根廷孤注一掷，集中尚存的空中力量对英军展开大规模空袭。
5 月3 0 日，阿军出动1 架“超级军旗”和4 架“天鹰”攻击英军的旗舰“无敌”号航母，阿军以2 架“天鹰”被击落的代价击伤“无敌”号，但英军矢口否认。
6 月8 日，阿军出动大批飞机空袭在希拉夫湾滩头的英军，阿军损失飞机1 1 架，击沉“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击伤护卫舰1 艘，登陆舰1 艘，但仍无力阻止英军继续登陆。
6 月1 1 日，阿军用岸基A M -3 9 “飞鱼”导弹击伤“格拉摩根”号驱逐舰。
6月11日，英军开始发起总攻，并于12日拂晓前攻占了距马岛首府阿根廷港15公里的哈里特山和朗顿山。13日晚，英军再次发起进攻，至14日中午，英军已经推进到距市区约4公里的地方，阿根廷港上空挂起了白旗。午后，双方战地司令官会晤，达成非正式停火协议。至此，历时74天的马岛战争终于结束。
马岛的失败导致阿根廷国内矛盾激化，总统加尔铁里和海、空军司令等高级将领被迫辞职，次年文官政府经大选上台后，又把发动战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送上军事法庭受审。
战争中，英军死亡2 5 5 人，伤7 7 7 人，被俘2 1 0 人。损失飞机3 7 架，其中“鹞”式8 架。被击沉驱逐舰2 艘，护卫舰2 艘，登陆舰1 艘，滚装货船1 艘，被击伤驱逐舰4 艘，护卫舰1 1 艘，登陆舰2 艘，扫雷舰1 艘。耗资1 7 亿美元。阿根廷死亡1 0 0 0 人，伤1 3 0 0 人，被俘1 1 8 0 0 人。损失飞机1 1 7 架。被击沉巡洋舰1 艘，潜艇1 艘，侦察舰1 艘，补给船2 艘，巡逻艇1 艘。被击伤军舰6 艘。耗资3 2 亿美元。加上美国和欧共体经济制裁所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共达数十亿美元。</P><P>(四)启示
在这场20世纪的第一场现代化海空战中，英国对阿根廷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英国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四艘核潜艇、七十多艘各型舰只、近百架“鹞”式垂直升降战斗机和各型直升机，在指挥、通讯、侦察、武器系统、后勤供给等方面，英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比如英军在通信保障上，除利用了美国的通信卫星外，还在直布罗陀、阿森松岛、加拿大、新西兰等地开设2 6 个无线电发射台，加上特混舰队本身电子设备齐全，干扰和抗干扰能力强，使得舰队与本土通讯顺畅。
在国际上，美国、欧共体等国都支持英国，中断了与阿根廷的军火贸易，实行对阿的军火禁运，向英国则提供后勤保障、通讯、卫星情报等便利。再加上英国判断形势准，决策反应快，成立战时内阁作为最高统帅机构，集中指挥调度军队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使之协调一致，这种既高度集中又极其灵活的指挥体制，使英军充分发挥了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
在阿根廷方面，当时阿根廷的整体政治、经济、军事水平，远远低于英国。在战略决策上，阿根廷在严重不足的准备下，轻率发动战争，尽管初期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但高估了自己的民族感情和军事实力，错判英国不会劳师远征；在兵力部署上，阿军认为英国会进攻阿根廷本土，将大批部队用于防御大陆，在马岛战区，对靠近本土的西岛没有充分利用，在东岛将主力集中于斯坦利港附近，其他地区分散把守，没有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在战术指导上，阿军思想消极，战术呆板，并且没有用最具战斗力的航空兵攻击英军防卫能力最弱但又是最重要的后勤船只，这是最大的失误。
在国际上，阿根廷没有任何盟友支援，相反，还对存在领土争议的邻国智利深怀戒心，将大量精锐装甲部队部署在边境以作戒备，从而给马岛登陆的英国可乘之机。
在武器装备上，阿根廷比英国差了几个数量级。战争初期，有一定实力的阿根廷海军还在马岛海域试图正面对抗英国海军，但双方势力相差太远，英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阿根廷的旗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和一艘潜艇，随后整个战争期间，阿根廷海军就完全躲进港口避战（也由此保存了实力），否则即使参战也是白白送命。</P><P>但是，凭借这样的优势，英国人在马岛之战中也赢的颤颤巍巍，打的惨不忍睹，若不是盟友帮忙，英国差一点就输掉整场战争。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英国孤军深入，劳师远袭，本身就犯了兵家大忌，最后勉强获胜，也是拜对手水平低劣所赐，如果阿根廷在战前充分准备，占领马岛后重兵坚守，储存大量物资，部署机动能力强的装甲部队来反击英军登陆，并且抢修简易机场，使己方飞机不受作战半径的限制，以逸待劳，再加上本土来的飞机和潜艇牵制，如此一来，英国人便凶多吉少；
第二，英军舰队火力虽然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少低空舰载预警系统和抗击超低空突袭的防御武器。
就火力系统来说，“超级军旗”式携带有2枚“魔术”空空导弹、1枚“飞鱼”空舰导弹和2门30毫米机关炮。“谢菲尔德”号装备有22枚“海标枪”防空导弹，1座115毫米平高平两用火炮，2座20毫米机关炮，1架“山猫”直升机。从数据对比来看，“谢菲尔德”号的综合火力指数至少在“超级军旗”飞机的20倍以上。然而“谢菲尔德”号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少低空舰载预警系统以及抗击超低空突袭的防御武器，“海标枪”导弹可有效地对付中高空来袭的敌机，但对15米以下掠海飞行的目标却无能为力，而“飞鱼”导弹掠海飞行高度只有2-3米，所以“谢菲尔德”号很难发现“飞鱼”，即使发现也无法实施有效拦截。
所以，“谢菲尔德”亡于“超级军旗”的战例说明，大系统下任何一个子系统中的缺陷（这个缺陷必然是对手全力攻击的目标），就可以抵消整个大系统的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大系统的崩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军航母特混舰队虽然数量众多，但舰载机数量太少，型号单一，尤其是缺乏远程监视的空中预警机，所以英国人在整个马岛战争期间都没有取得绝对制空权，面对阿根廷空军的多架次袭击，英军根本无法控制马岛上空的广阔空域。
从双方飞机的质量对比来看，“超级军旗”是单座单发轻型攻击机，“天鹰”攻击机也是 50 、60年代的老式攻击机，它们携带空舰导弹后速度较慢，空中机动性也差，完全不是装备了超视距雷达和空空导弹的“鹞”式战斗机的对手（“鹞”式战斗机在空战中先后击落23架阿根廷战机，自己无一损伤），然而，就是这样的飞机，照样把“骄傲的谢菲”和其他几艘军舰送到了海底。
这次战争中，阿根廷飞行员的出色表现令人叹服。阿军飞行员受过美、法、以等国教官的严格训练，技术高，作风猛，战斗力很强，面对英军高炮、导弹和“鹞”式战斗机组成的防空体系，毫不畏惧。虽然最后阿根廷输掉了战争，但阿根廷飞行员却虽败犹荣。
如果阿根廷战备水平没那么差（6月8日，阿军战斗机向“普利茅斯”号护卫舰发起攻击，4枚炸弹击中该舰，可是一枚也没有爆炸，事后英军承认，如果阿根廷击中的炸弹全部爆炸的话，英国舰队要损失大半），如果阿根廷有一批与对方性能接近的飞机，如果阿根廷有足够的“飞鱼”导弹，如果阿根廷战前有充足的准备、战略水平稍微再高一点，那么，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呢？</P><P>（五）比较
在此，我们对马岛战争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和分析，目的有三，一是仔细观察阿根廷空军对英国海军的攻击方式，二是留心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方式，三是注意阿根廷战败后的政局变化。
已成为过去的马岛战争和未来尚未爆发的台海战争，仔细想来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第一，战场相似
台湾是中国大陆腹部旁边的海岛，马尔维纳斯是阿根廷脚边上的海岛，台湾距大陆约180公里，而马岛距阿根廷本土则是500公里以上；而台湾地形是东高西矮，尤其是东部海岸线绝大多数是悬崖峭壁，不便于干涉者登陆，而马岛分为若干小岛，有利于英军登陆，同时还不利于阿根廷守军反击。从这一点来看，台海战争的战场地貌和位置，要优于马岛战争；
第二，战争目的相似
两场战争的目的都是争夺大陆附近的海岛，英伦三岛离战场约有1万2千公里，而美国跨越太平洋，离战场差不多有同样的距离，美英双方都是劳师远征，长途奔袭，而中国和阿根廷也都是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位置；
第三，战争模式相似
马岛战争首先是交战双方的海空军战，然后是登陆后的地面战，而台海战争则要复杂得多，很可能先是大陆对台湾的海陆空立体战，然后又是中国对美国的更加惊心动魄的海空大战。台海战争必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为激烈壮观的现代化海陆空战争，其烈度和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马岛战争。</P><P>而在相似之处以外，马岛战争和台海战争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海岛失去后对母国本土的威胁不同
马岛和台湾价值巨大，交战双方志在必得，对处于美国压制下的南美洲来讲，阿根廷并没有势力在政治军事上有太大的作为和影响，所以马岛对阿根廷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战略价值，即使失去了马岛，阿根廷国家依存，人民犹在，门口依然是广阔的大西洋，英国人统治下的马岛对阿根廷基本上没有威胁。
而台湾对于中国的价值，就远远甚于马岛对于阿根廷。中国失去台湾，首先是被堵住了通往太平洋的大门，中国大陆的发展空间必然遭到极度挤压；其次，台湾独立后，必然引入美日军事力量来与大陆抗衡，对大陆本土将造成巨大的威胁；再次，阿根廷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吸引外来势力插手，所以国内没有民族分裂势力，而中国地处欧亚大陆腹地，160年前就引得西方殖民者垂涎三尺，如今虽然国家统一强大，但仍然有各种敌对力量暗中.纵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并且还有被洗了脑子的“民运”代理人充当“第五纵队”，所以，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命运必然不如阿根廷。
尚有退路的阿根廷，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都还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完全没有退路的中国呢？
这是台海战争中国不利处之一。</P><P>第二，战争外环境不同
马岛位于茫茫大洋之中，除了千里之外的南乔治亚岛和阿森松岛以外，英军再没有任何立足之处，这使得英军运输补给极为不便，也本是阿根廷以劣势兵力获得胜利的一个机会，只可惜阿方没有加以利用。而台湾周围有菲律宾（距离不超过400公里）、冲绳（距离约530公里）、日本本土（距离约1000公里左右）、韩国（距离不超过1100公里）、关岛（距离2800公里），美军以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很容易从上述大部分国家的基地获得补给，并且还有从冲绳、日本本土和韩国向中国直接发起进攻的可能。
另外，英阿马岛之争，并不明显涉及第三方的利益，所以战争行为相对比较单纯。而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战略枢纽中心，其影响辐射周边所有国家和地区，牵一发而动全局，其复杂程度远在马岛战争之上。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这里，我们只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沉重之下无奈的调侃。
这是中国不利处之二。</P><P>第三，战争难度不同
战争因对象不同，难度也就不同。
马岛战争时，假设阿根廷的对手换成世界霸主美国，那战争绝对打不了几十天，不含地面战，真正的海空军战斗很可能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中国的对手恰恰正是这个霸主。
台海战争，海空军是决定性的主要力量，陆军只是完成对台湾的占领，其中一方的海空军如果失败，陆军也就不会投入战斗。中国陆军是中国的王牌，而美国海空军是美国的王牌，中美在台海开战，中国实际上是用自己之短攻对手之长。这原本是兵家大忌。
这是中国不利处之三。</P><P>从马岛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来看，实力相差悬殊的英阿双方打得并非象足球比赛那样一边倒，英国完全是勉强险胜，如果阿根廷不犯那么多错误，手中随便增加一点砝码（如飞机和导弹的数量），整场真正的结局就可能完全不同。实际上，阿根廷完全有机会赢得马岛战争。
阿根廷错误有三：
1、主政者战争意志不够坚决，当时加尔铁里政府发动战争，只是想转移公众注意力，为第二年大选捞资本，主要目的还不是收回马岛主权，所以，如此不负责任的草率开战，阿根廷焉得不败；
2、战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各方面的准备极不充分，对形式的判断出现根本错误，在关键的武器上受制于外人；
3、战略水平低下，没有对整场战争的宏观控制能力，战术思想保守呆板，尽管有空军英勇作战，还是逃不出被动挨打的局面。</P><P>即使是在阿根廷犯了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占尽优势的英国人也赢得如此艰难，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地利。
战场在阿根廷门口，阿军完全可以依托自己国家的腹地来和英国人作战，地理的因素抵消了英国的优势，将双方重新放在了一个基本平衡的天平上，最后的结局只取决于另外一些小小的因素。
台海之战，中国也具有阿根廷那样的地利优势，中国军队依托大陆广阔的腹地，凭借雄厚的战争基础，所以在中美双方海空军势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完全也有取胜的机会，只是我们要因时因地考虑自己的战略和战术，不能简单去套英阿双方的作战模式，更不能犯阿根廷那样的错误。</P>
第二节 空战能力是美军航母的薄弱之处<P> 2000年10月17日,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的美航母“小鹰”号正在日本海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的苏—25（一种即将淘汰的机型）、苏—27战斗机曾两度低超空接近并擦着“小鹰”号甲板掠过，并进行拍照，而“小鹰”号竟然毫无知觉，当舰上人员凭肉眼发现飞机尾部的俄罗斯军队标志时都吓了一跳，立即起飞拦截，事后，美国为挽回面子，说雷达早就监测到了，一切早在掌握之中。一名俄罗斯将军兴奋地说，这些特棒的小伙子应该得到英雄勋章，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时代英雄，并表示如果是战时，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早就被毁于一旦了。
这恐怕是二战以后，外国飞机第一次飞越美国航母上空，尽管次数微不足道，但足以打破美国航母战斗群“滴水泼不进”的神话。
其实，航母是整个舰队攻击力的基石，但也是最脆弱的基石。</P><P> 一、空中力量是整个航母舰队的薄弱之处
航母舰队的空防以航母为核心，分为三层，外层由F-14战斗机承担环状空域的防卫巡逻任务，中层约由 F-18战斗机对突破外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内层由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防空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拦截突破中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
美国的十二艘航空母舰，舰载机都在80架左右，多一点的如“肯尼迪”号，舰载飞机为85架，少一点的如“约翰·斯坦尼斯”号，舰载机为78 架。在80来架飞机中， F-14“雄猫”战斗机一般为14-20架，F/A-18“大黄蜂”战斗轰炸机一般为36架，其余的为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S-3“北欧海盗”反潜飞机等，均不能直接参加空战。
比如，中国人所熟悉的“小鹰”号航母,上载有一个舰载机联队，即第15舰载机联队,该联队装备各型舰载机82架，其中F-14A“雄猫”战斗机20架、F/A-18C“大黄蜂”战斗轰炸机24架、A-6E“入侵者”攻击机16架、E-2C“鹰眼”预警机4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4架、S-3B“北欧海盗”反潜机6架、SH-60F“海鹰”反潜直升机6架、HH-60H“黑鹰”救援直升机2架。这82架飞机又另编为9个飞机中队,分别是：第51战斗机中队（10架F-14A）、第111战斗机中队（10架F-14A）、第27战斗／攻击机中队（12架F/A-18C）、第97战斗／攻击中队（12架F/A-18C）、第52攻击机中队（16架A-6E）、第114空中早期预警机中队（4架E-2C）、第134战术电子战中队（4架EA-6B）、第37反潜直升机中队（6架S-3B）、第4反潜直升机中队（6架SH－60F、2架HH-60H）。
实际上，整个航母舰队的空中进攻和保护任务，全部都由F-14“雄猫”战斗机和F/A-18“大黄蜂”战斗轰炸机来完成的。
我们再来看看两种飞机的性能。
F-14是美国格鲁门公司研制的双座双发变后掠翼重型多用途舰载战斗机，1970年首飞，1972年装备美国海军。先后发展有F-14A、F-14B、F-14C、F-14D和RE-14A战术侦察机，1988年改进型为F-14B，1990年升级为F-14D。最大起飞重量33724公斤，高空最大速度为M2.34（2485公里/小时），海平面最大速度为M1.2（1470公里/小时），最大巡航速度740-930公里/小时，海平面最大爬升率150米/秒，实用升限15240米，作战半径（有机内燃油、4枚“麻雀”导弹的情况下）720公里。装有一部AWG-9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67公里，可同时跟踪24个目标，并同时攻击其中6个目标。机载武器有1门20毫米六管机炮，10个外挂架，可挂6枚“不死鸟”和2枚“响尾蛇”空空导弹（或4枚“麻雀”和4枚“响尾蛇”）及各种炸弹和火箭弹等，最大载弹量6580公斤。
F/A-18“大黄蜂”是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现已并入波音公司）研制的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攻击机，1978年11月首飞，1983年装备美国海军，现今有F/A-18A、F/A-18B、F/A-18C、F/A-18D、F/A-18E、F/A-18F六种型号。F/A-18E/F是波音公司在F/A-18C/D基础上改进研制的新型舰载战斗攻击机，称“超级大黄蜂”，1999年11月首批装备美国海军航空兵“飞鹰”中队，美国海军计划至2010年共装备548架，以替换现役的F/A-18C/D和F-14战斗机。F/A-18E/F装有两台通用公司的F414-GE-400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加力推力97.86千牛，推重比9.0。机长18.31米，机高4.82米，翼展13.62米，最大起飞重量29937公斤，最大平飞速度1.8马赫，实用升限15240米，作战半径1231公里。机上装有一部AN/APG-73火控雷达，有效探测距离148公里，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还可携带先进战术空中侦察吊舱（ATARS）。机载武器有1门20毫米六管机炮，11个外部挂架，可携带目前美国海军武器库中的所有主要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空舰导弹、炸弹和火箭弹等，主要对空武器是AIM-120，射程60KM。最大载弹量8吨。还可携带最新研制的“斯拉姆”及其增程型地空导弹、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精确制导对地攻击武器，
从公开披露的资料来看，F-14B/D和F/A-18E/F都属于美国第三代早期战机,其中，F-14B/D性能略差,到2006年秋，所有F-14“雄猫”战斗机将完全由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轰炸机替代。F/A-18E/F的性能与中国的歼10基本接近,但低于Su-27h和Su-30MKK,后者携带的俄制R-77中远程对空导弹和中国制造的PL-11空空导弹与AIM-120不相上下。
由此可见，在航母外层和中层防御圈的空战中，中美双方的空中力量的质量已经向中方倾斜，但是凭借空中预警机对整个战场的监视和指挥，凭借整个舰队先进的C4I系统和战斗机先进的雷达系统，加上EA-6B“徘徊者”的电子战，美国航母舰载机并不会绝对落于下风，所以，就相同数量机群的对抗能力而言，美国在中国之上，中国空军只能用数量来抵消对方的这种优势。</P><P> 二、美军舰载机空战能力的极限
在92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派遣了6支航母舰队，但舰载机的表现却出乎人意料之外。
据统计，在战争期间，包括加油机等支援飞机在内，美海军6艘航母固定翼舰载机在战争中仅在陆地上空飞行6297个攻击架次，平均每天共出动固定翼舰载机421.3架次，每艘航母每天仅平均出动24.4个攻击架次，每架固定翼舰载机出动平均43.2架次，按战争持续时间43天计算，大约等于每天出动1次。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例，该舰部署在靠近卡塔尔海域，战争初期位于科威特东南约280海里处，随着伊拉克海空威胁的减弱，编队逐渐北上，在地面战争开始时，仅距科威特约185海里。该舰搭载19架F／A－18多用途战斗机、18架A－6攻击机和20架F－14战斗机等固定翼舰载机，共飞行41.49架次，共投掷弹药约1615吨，平均每天共出动96.5架次。如果按每架飞机平均，每天出动1.36架次，共出动53.2个架次。即使在1991年2月下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实施“高潮突击”支援地面战争时，平均每机每天也不过出动2.03架次。
而在“沙漠风暴”中，包括加油机等支援飞机在内的固定翼舰载机共419架，占盟军固定翼飞机总数2780架的15％，起降达到18.17架次，占总出动架次11.2万架次的16％，其中，红海编队固定翼舰载机飞行约6200架次，约占1／3，波斯湾编队固定翼舰载队飞行约11800架次。美国舰载机出动架次最高的是2月26日、27日达到628梁次和606架次，平均每艘航母105和101架次。
当然，在战争期间，航母并非全天候工作。部署在红海的3艘航空母舰“肯尼迪”号、“萨拉托加”号、“美国”号一般情况都是2艘航空母舰参战，第3艘航空母舰休整2天。如布署在波斯湾的“中途岛”、”突击者”和“罗斯福”号在24小时内，进行15小时的作战，每艘航母有9小时的休整时间：“突击者”在0时接班，“中途岛”号就在12时接班，而“罗斯福”号在24时接班，每次交接时有3小时的重叠时间。因此，按实际参战天数计算，每艘航母每天的出动架次略有提高，平均只有90％次左右。
在此后的波黑战争中，美国航母同样表现得不尽人意，反映出舰载机在应付小规模战争的空袭方面存在着局限性。
1993年4月，北约盟国的飞机开始在波黑上空禁飞区进行巡逻，兵力组成包括美国海军、空军和北约其他国家空军。到1995年12月，美国海军先后有6个肮空母舰编队在亚得里亚海值勤。波黑的空域距离航空母舰起飞舰载机的地点只有100海里，即使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海军舰载机仅出动8290架次，只占北约出动的总架次的10％左右，而在同一时期内，法国空军出动12502架次，英国空军出动10300架次，美国空军的飞机出动24153架次，占北约出击总架次的31％。
在1995年8月、9月的2个星期，北约实施了代号为“周密力量”的空袭行动，以保卫所谓的安全区和削弱波黑塞族的军事能力，打击萨拉热窝附近的目标和波黑西北部整个塞族控制区的目标，空袭持续了11天，美国海军的58架舰载攻击飞机（36％架F/A－18，14架F－14和8架EA－6B）出动了583个对地攻击架次和165个支援架次，平均每天的攻击架次仅为53，平均每天每机的出动率仅为0.9架次，与此同时，空军46％陆基飞机的总出击数774架次，即每天70架次，每架飞机的日出击率为1.5架次。
1998年12月17日开始，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实施了代号“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这次行动主要是依靠美国海军的“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实施空袭。这似乎为美国海军提供了一次很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但实际上即使这次行动攻击目标的数量相对较少仅集中于100个目标，美国也不得不使用32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和陆基的美英空中力量才达到预定目标。当时“企业”号航空母舰搭载36架F／A－18、10架F－14和6架EA－6B组成的攻击力量，按最好的估计，搭载的第3舰载机联队每天出动50架次、每架飞机的日出击架次率为1.0。第2艘航母“卡尔·文森”号赶到海湾后，尚未发挥效能即结束了空袭。
以下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航母舰载机空勤率的有关资料。
表一、航母平均每天出动舰载机架次 (43天)
舰名 总架次 每日平均出动架次
中途岛(CV-41) 3019 70.2
萨拉托加(CV-60) 2374 55.2
突击者(CV9-61) 3329 77.4
美国(CV-66) 2672 62.1
肯尼迪(CV-67) 2574 59.9
罗斯福(CV-71) 4149 96.5
总计 18117 421.3
</P><P> 表二、舰载机平均出动架次(43天)
总架次 F-14 F/A-18 A-6E A-7 E-2 EA-6B KA-6D S-3B 飞机总数
中途岛 3019 0 30 14 0 4 4 4 0 56
萨拉托加 2374 20 18 14 0 4 4 4 8 72
突击者 3329 20 0 22 0 4 4 4 8 62
美国 2672 20 18 14 0 4 5 4 8 73
肯尼迪 2574 20 0 13 24 5 5 3 8 78
罗斯福 4149 20 19 18 0 4 5 4 8 78
总计 18117 100 85 95 24 25 27 23 40 419 </P><P>
表三、每艘航空母舰平均每天出动架次（43天）
总架次 飞机数 作战天数 平均每天出动架次 平均每架飞机每天出动架次
中途岛 3019 56 34 88.8 1.59
萨拉托加 2374 72 33 71.9 1.00
突击者 3329 62 38 87.6 1.41
美国 2672 73 31 86.2 1.18
肯尼迪 2574 78 31 83.0 1.07
罗斯福 4149 78 39 106.4 1.36 </P><P> 1997年初，鉴于航空母舰在多次局部战争中欠佳的表现，美国海军精心策划了一次“高潮演习”，以保持航母神话的不灭。试验把1艘航空母舰的飞机日出击率由120-145架次提高到了200多架次，让1艘航空母舰发挥1.5-2艘航空母舰的打击力，并称其为航母“攻击战变革”。
经过精心准备，1997年7月20日，名为“高潮演习”的演练开始。“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持续98小时的演练中出动了固定翼飞机975架次，其中771架次为攻击架次，对距离“尼米兹”号航空母舰200海里内的目标投掷了1336枚“炸弹”，大部分为BDU-45型训练弹。其中F/A-18攻击/战斗机出动了攻击架次中的79％，每架飞机的日出击率达到4.2架次。
美国海军以此为由，在各种媒体上为航母贴金,但事实呢？
飞行架次的提高,实际上首先得益于人手的大量增加，在演习中舰载机联队飞行员超编25名，地勤人员超编200多名，还组成一个策划攻击小组，帮助每一个机组减少准备时间。
其次是缩短出击时间，架次的提高意味着出击周期的缩短，短周期则限制了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半径，特别是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根据“高潮演习”的要求，舰载机出击的飞行时间为1-15小时，每24小时出动200架次，这样就无法打击200海里以外的目标。在演习中，舰载机出动的771个攻击架次中，没有1个超过200海里的作战半径，而大部分实际目标不会离海岸线那么近。
第三是作战行动经过精心准备，机组人员、飞机、弹药储备等一切准备就绪，“尼米兹”号起航时装满了弹药，灌足了航空燃油。如需要，空军的KC-135和海军陆战队的KC-130可提供陆基加油支援，S-3只担任舰载机返航时的加油机。
经过特别准备和付出最大努力的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保持高速作战机动也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若再进行1天的作战，“尼米兹”号航母的弹药库和航空燃油库必将是空空如也。
应该说，“高潮演习”显示的是一艘航空母舰在最佳条件下作最大的努力的结果，而在突发事件中，这些条件是难以满足的。在“沙漠之狐”行动中，舰载机并未进行24小时作战，因为缺乏隐形飞机配合，攻击不得不限于夜间。在持续78天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参加海上封锁和对南联盟的空袭，舰载机仅仅出动3100战斗架次。
以上资料表明了面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小国时美国航母的作战能力，而面对中国这样有较大综合战力的空中强国时，美军舰载机又必然会面临飞行距离加大、滞空时间加长、作战难度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其空战能力必将进一步下降。</P>
这恐怕是二战以后，外国飞机第一次飞越美国航母上空，尽管次数微不足道，但足以打破美国航母战斗群“滴水泼不进”的神话。
其实，航母是整个舰队攻击力的基石，但也是最脆弱的基石。</P><P> 一、空中力量是整个航母舰队的薄弱之处
航母舰队的空防以航母为核心，分为三层，外层由F-14战斗机承担环状空域的防卫巡逻任务，中层约由 F-18战斗机对突破外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内层由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防空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拦截突破中层防御圈的空中目标。
美国的十二艘航空母舰，舰载机都在80架左右，多一点的如“肯尼迪”号，舰载飞机为85架，少一点的如“约翰·斯坦尼斯”号，舰载机为78 架。在80来架飞机中， F-14“雄猫”战斗机一般为14-20架，F/A-18“大黄蜂”战斗轰炸机一般为36架，其余的为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S-3“北欧海盗”反潜飞机等，均不能直接参加空战。
比如，中国人所熟悉的“小鹰”号航母,上载有一个舰载机联队，即第15舰载机联队,该联队装备各型舰载机82架，其中F-14A“雄猫”战斗机20架、F/A-18C“大黄蜂”战斗轰炸机24架、A-6E“入侵者”攻击机16架、E-2C“鹰眼”预警机4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4架、S-3B“北欧海盗”反潜机6架、SH-60F“海鹰”反潜直升机6架、HH-60H“黑鹰”救援直升机2架。这82架飞机又另编为9个飞机中队,分别是：第51战斗机中队（10架F-14A）、第111战斗机中队（10架F-14A）、第27战斗／攻击机中队（12架F/A-18C）、第97战斗／攻击中队（12架F/A-18C）、第52攻击机中队（16架A-6E）、第114空中早期预警机中队（4架E-2C）、第134战术电子战中队（4架EA-6B）、第37反潜直升机中队（6架S-3B）、第4反潜直升机中队（6架SH－60F、2架HH-60H）。
实际上，整个航母舰队的空中进攻和保护任务，全部都由F-14“雄猫”战斗机和F/A-18“大黄蜂”战斗轰炸机来完成的。
我们再来看看两种飞机的性能。
F-14是美国格鲁门公司研制的双座双发变后掠翼重型多用途舰载战斗机，1970年首飞，1972年装备美国海军。先后发展有F-14A、F-14B、F-14C、F-14D和RE-14A战术侦察机，1988年改进型为F-14B，1990年升级为F-14D。最大起飞重量33724公斤，高空最大速度为M2.34（2485公里/小时），海平面最大速度为M1.2（1470公里/小时），最大巡航速度740-930公里/小时，海平面最大爬升率150米/秒，实用升限15240米，作战半径（有机内燃油、4枚“麻雀”导弹的情况下）720公里。装有一部AWG-9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67公里，可同时跟踪24个目标，并同时攻击其中6个目标。机载武器有1门20毫米六管机炮，10个外挂架，可挂6枚“不死鸟”和2枚“响尾蛇”空空导弹（或4枚“麻雀”和4枚“响尾蛇”）及各种炸弹和火箭弹等，最大载弹量6580公斤。
F/A-18“大黄蜂”是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现已并入波音公司）研制的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攻击机，1978年11月首飞，1983年装备美国海军，现今有F/A-18A、F/A-18B、F/A-18C、F/A-18D、F/A-18E、F/A-18F六种型号。F/A-18E/F是波音公司在F/A-18C/D基础上改进研制的新型舰载战斗攻击机，称“超级大黄蜂”，1999年11月首批装备美国海军航空兵“飞鹰”中队，美国海军计划至2010年共装备548架，以替换现役的F/A-18C/D和F-14战斗机。F/A-18E/F装有两台通用公司的F414-GE-400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加力推力97.86千牛，推重比9.0。机长18.31米，机高4.82米，翼展13.62米，最大起飞重量29937公斤，最大平飞速度1.8马赫，实用升限15240米，作战半径1231公里。机上装有一部AN/APG-73火控雷达，有效探测距离148公里，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还可携带先进战术空中侦察吊舱（ATARS）。机载武器有1门20毫米六管机炮，11个外部挂架，可携带目前美国海军武器库中的所有主要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空舰导弹、炸弹和火箭弹等，主要对空武器是AIM-120，射程60KM。最大载弹量8吨。还可携带最新研制的“斯拉姆”及其增程型地空导弹、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精确制导对地攻击武器，
从公开披露的资料来看，F-14B/D和F/A-18E/F都属于美国第三代早期战机,其中，F-14B/D性能略差,到2006年秋，所有F-14“雄猫”战斗机将完全由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轰炸机替代。F/A-18E/F的性能与中国的歼10基本接近,但低于Su-27h和Su-30MKK,后者携带的俄制R-77中远程对空导弹和中国制造的PL-11空空导弹与AIM-120不相上下。
由此可见，在航母外层和中层防御圈的空战中，中美双方的空中力量的质量已经向中方倾斜，但是凭借空中预警机对整个战场的监视和指挥，凭借整个舰队先进的C4I系统和战斗机先进的雷达系统，加上EA-6B“徘徊者”的电子战，美国航母舰载机并不会绝对落于下风，所以，就相同数量机群的对抗能力而言，美国在中国之上，中国空军只能用数量来抵消对方的这种优势。</P><P> 二、美军舰载机空战能力的极限
在92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派遣了6支航母舰队，但舰载机的表现却出乎人意料之外。
据统计，在战争期间，包括加油机等支援飞机在内，美海军6艘航母固定翼舰载机在战争中仅在陆地上空飞行6297个攻击架次，平均每天共出动固定翼舰载机421.3架次，每艘航母每天仅平均出动24.4个攻击架次，每架固定翼舰载机出动平均43.2架次，按战争持续时间43天计算，大约等于每天出动1次。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例，该舰部署在靠近卡塔尔海域，战争初期位于科威特东南约280海里处，随着伊拉克海空威胁的减弱，编队逐渐北上，在地面战争开始时，仅距科威特约185海里。该舰搭载19架F／A－18多用途战斗机、18架A－6攻击机和20架F－14战斗机等固定翼舰载机，共飞行41.49架次，共投掷弹药约1615吨，平均每天共出动96.5架次。如果按每架飞机平均，每天出动1.36架次，共出动53.2个架次。即使在1991年2月下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实施“高潮突击”支援地面战争时，平均每机每天也不过出动2.03架次。
而在“沙漠风暴”中，包括加油机等支援飞机在内的固定翼舰载机共419架，占盟军固定翼飞机总数2780架的15％，起降达到18.17架次，占总出动架次11.2万架次的16％，其中，红海编队固定翼舰载机飞行约6200架次，约占1／3，波斯湾编队固定翼舰载队飞行约11800架次。美国舰载机出动架次最高的是2月26日、27日达到628梁次和606架次，平均每艘航母105和101架次。
当然，在战争期间，航母并非全天候工作。部署在红海的3艘航空母舰“肯尼迪”号、“萨拉托加”号、“美国”号一般情况都是2艘航空母舰参战，第3艘航空母舰休整2天。如布署在波斯湾的“中途岛”、”突击者”和“罗斯福”号在24小时内，进行15小时的作战，每艘航母有9小时的休整时间：“突击者”在0时接班，“中途岛”号就在12时接班，而“罗斯福”号在24时接班，每次交接时有3小时的重叠时间。因此，按实际参战天数计算，每艘航母每天的出动架次略有提高，平均只有90％次左右。
在此后的波黑战争中，美国航母同样表现得不尽人意，反映出舰载机在应付小规模战争的空袭方面存在着局限性。
1993年4月，北约盟国的飞机开始在波黑上空禁飞区进行巡逻，兵力组成包括美国海军、空军和北约其他国家空军。到1995年12月，美国海军先后有6个肮空母舰编队在亚得里亚海值勤。波黑的空域距离航空母舰起飞舰载机的地点只有100海里，即使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海军舰载机仅出动8290架次，只占北约出动的总架次的10％左右，而在同一时期内，法国空军出动12502架次，英国空军出动10300架次，美国空军的飞机出动24153架次，占北约出击总架次的31％。
在1995年8月、9月的2个星期，北约实施了代号为“周密力量”的空袭行动，以保卫所谓的安全区和削弱波黑塞族的军事能力，打击萨拉热窝附近的目标和波黑西北部整个塞族控制区的目标，空袭持续了11天，美国海军的58架舰载攻击飞机（36％架F/A－18，14架F－14和8架EA－6B）出动了583个对地攻击架次和165个支援架次，平均每天的攻击架次仅为53，平均每天每机的出动率仅为0.9架次，与此同时，空军46％陆基飞机的总出击数774架次，即每天70架次，每架飞机的日出击率为1.5架次。
1998年12月17日开始，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实施了代号“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这次行动主要是依靠美国海军的“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实施空袭。这似乎为美国海军提供了一次很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但实际上即使这次行动攻击目标的数量相对较少仅集中于100个目标，美国也不得不使用32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和陆基的美英空中力量才达到预定目标。当时“企业”号航空母舰搭载36架F／A－18、10架F－14和6架EA－6B组成的攻击力量，按最好的估计，搭载的第3舰载机联队每天出动50架次、每架飞机的日出击架次率为1.0。第2艘航母“卡尔·文森”号赶到海湾后，尚未发挥效能即结束了空袭。
以下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航母舰载机空勤率的有关资料。
表一、航母平均每天出动舰载机架次 (43天)
舰名 总架次 每日平均出动架次
中途岛(CV-41) 3019 70.2
萨拉托加(CV-60) 2374 55.2
突击者(CV9-61) 3329 77.4
美国(CV-66) 2672 62.1
肯尼迪(CV-67) 2574 59.9
罗斯福(CV-71) 4149 96.5
总计 18117 421.3
</P><P> 表二、舰载机平均出动架次(43天)
总架次 F-14 F/A-18 A-6E A-7 E-2 EA-6B KA-6D S-3B 飞机总数
中途岛 3019 0 30 14 0 4 4 4 0 56
萨拉托加 2374 20 18 14 0 4 4 4 8 72
突击者 3329 20 0 22 0 4 4 4 8 62
美国 2672 20 18 14 0 4 5 4 8 73
肯尼迪 2574 20 0 13 24 5 5 3 8 78
罗斯福 4149 20 19 18 0 4 5 4 8 78
总计 18117 100 85 95 24 25 27 23 40 419 </P><P>
表三、每艘航空母舰平均每天出动架次（43天）
总架次 飞机数 作战天数 平均每天出动架次 平均每架飞机每天出动架次
中途岛 3019 56 34 88.8 1.59
萨拉托加 2374 72 33 71.9 1.00
突击者 3329 62 38 87.6 1.41
美国 2672 73 31 86.2 1.18
肯尼迪 2574 78 31 83.0 1.07
罗斯福 4149 78 39 106.4 1.36 </P><P> 1997年初，鉴于航空母舰在多次局部战争中欠佳的表现，美国海军精心策划了一次“高潮演习”，以保持航母神话的不灭。试验把1艘航空母舰的飞机日出击率由120-145架次提高到了200多架次，让1艘航空母舰发挥1.5-2艘航空母舰的打击力，并称其为航母“攻击战变革”。
经过精心准备，1997年7月20日，名为“高潮演习”的演练开始。“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持续98小时的演练中出动了固定翼飞机975架次，其中771架次为攻击架次，对距离“尼米兹”号航空母舰200海里内的目标投掷了1336枚“炸弹”，大部分为BDU-45型训练弹。其中F/A-18攻击/战斗机出动了攻击架次中的79％，每架飞机的日出击率达到4.2架次。
美国海军以此为由，在各种媒体上为航母贴金,但事实呢？
飞行架次的提高,实际上首先得益于人手的大量增加，在演习中舰载机联队飞行员超编25名，地勤人员超编200多名，还组成一个策划攻击小组，帮助每一个机组减少准备时间。
其次是缩短出击时间，架次的提高意味着出击周期的缩短，短周期则限制了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半径，特别是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根据“高潮演习”的要求，舰载机出击的飞行时间为1-15小时，每24小时出动200架次，这样就无法打击200海里以外的目标。在演习中，舰载机出动的771个攻击架次中，没有1个超过200海里的作战半径，而大部分实际目标不会离海岸线那么近。
第三是作战行动经过精心准备，机组人员、飞机、弹药储备等一切准备就绪，“尼米兹”号起航时装满了弹药，灌足了航空燃油。如需要，空军的KC-135和海军陆战队的KC-130可提供陆基加油支援，S-3只担任舰载机返航时的加油机。
经过特别准备和付出最大努力的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保持高速作战机动也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若再进行1天的作战，“尼米兹”号航母的弹药库和航空燃油库必将是空空如也。
应该说，“高潮演习”显示的是一艘航空母舰在最佳条件下作最大的努力的结果，而在突发事件中，这些条件是难以满足的。在“沙漠之狐”行动中，舰载机并未进行24小时作战，因为缺乏隐形飞机配合，攻击不得不限于夜间。在持续78天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参加海上封锁和对南联盟的空袭，舰载机仅仅出动3100战斗架次。
以上资料表明了面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小国时美国航母的作战能力，而面对中国这样有较大综合战力的空中强国时，美军舰载机又必然会面临飞行距离加大、滞空时间加长、作战难度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其空战能力必将进一步下降。</P>
第三节 海空“车轮战”<P> 一、开战
假设,台海开战不久，美军“小鹰”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母匆匆赶来，中美两国就此交手，在茫茫海天之间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壮观的海陆空天电的立体战争。</P><P> 我们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高潮演习”中的表现为标准。“尼米兹”号的固定翼舰载机在持续98小时的演练中出动了飞机975架次，其中771架次为攻击架次，飞行距离不超过200海里，其中36架F/A-18战斗轰炸机占攻击架次中的79％，为609架次，平均每架飞机出击率近17架次，日出击率达到4.2架次。
美军两艘航母舰载战斗机总数为56×2＝112架，在“高潮演习”的最高标准上再放大一点来算，其日出击率即空战能力为112×5＝560架次，这就是美军舰载机的空战实力的最大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美军飞机要么是飞行员极度紧张疲惫无法飞行，要么是战机损耗严重不能起飞，要么是指挥管理人员和空勤人员极度疲劳无法正常工作，这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使整艘航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失去全部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军飞机打起精神勉强起飞，其战斗力已经大为下降。
中国空军面对美军，目的就是要用连续不断的进攻来消耗其560架次的战斗能力，并使其不能有喘息放松的机会。在战斗中，中国不能以自己的损失来消耗对方的空战势力，而是要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来引逗对方，迫使其不断起飞，但又不能与我方决战，其空战实力便白白消耗在“弹射起飞——巡逻——拦截——追逐——返航——着舰降落”的过程之中。
结合战场的各种因素（如预警机的指挥、“徘徊者”的电子干扰、数据链上的信息共享等），假设中国空军单机的综合战斗能力为美海军航空兵单机的0.4-0.6，即10架中国高中性能飞机（Su-27、Su-30、歼10、歼8、歼7和歼轰7等）与4-6架美军飞机战力相等或略高于对方，那么为了消耗美军560架次的空战能力，中国各型飞机就必须出动1400-940以上的飞行架次。
关于中国空军的空勤率，我们没有公开的资料，但可以肯定要低于美军舰载机。从中国飞机的数量来看，决战之日，假如中国沿海前线各机场上绝大部分高中性能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出动1次，少数飞机出动2次，也完全足以拖垮美军。
消耗完美军的舰载机势力，美国航母就成了右手握剑、左手持盾的罗马武士，如何来抵御我们密如飞蝗的弓箭？</P><P> 为达到统一台湾的战略目的，打败美军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而消耗完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战斗能力，又是我们消灭美军航母本身的一个手段。
为达到消耗美军舰载机战斗能力的目的，我们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用我方战机和对方展开大规模空战，在一次战斗中不惜一切代价的硬拼掉对方的机群，然后再来攻击对方的航母。
在“E-2C“鹰眼”预警机、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和舰队“宙斯盾”系统的帮助下，美国对整个战场的宏观指挥和控制能力要远远高于中国，对方装有先进敌我识别系统的空空导弹，在乱作一团的机群中如同长有眼睛般神奇，在我方地面指挥失控、战机各自为战的混乱盲目局面中，谁敢肯定不会再现1982年6月9日贝卡谷地上空叙利亚对以色列82比0的悲惨结局？即使不至于那么惨痛，我方损失飞机的数量也必然是对方的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到头来，即使我方损失了几百架飞机，也照样没办法夺得制空权。
硬拼战法，本身就是以我方之短去击对方之长，根本没有充分利用我方的地利优势，属于不负责任的蛮干，决不可取。
所以，在台海上空，我们只能走一条凝注了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战术之路——车轮大战。</P><P> 二、编队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拖垮美舰载机，我方就必须尽量多的调动美军飞机升空拦截，所以，我方也就要尽量多的出动战机，多批次，多方向，连续不断的对美航母作出威胁姿态。
为了达到上述作战目的，我方可将战机编为高中搭配的100个编队，每个编队10架飞机，其组成为：
Su-30MK（指挥机）一架、Su-27SMK(或Su-27SK)两架、歼-10A两架、歼-8Ⅱ或歼-7Ⅲ/Ⅱ四架、歼轰7一架；
或者是：Su-27SMK(或Su-27SK，指挥机）一架、歼-10A四架、歼-8Ⅱ或歼-7Ⅲ/Ⅱ四架、歼轰7一架；
在波次后面，遥遥跟随的是预警机和电子作战飞机，它们起到预警、指挥、导航、数据传输、干扰和反干扰的作用。
我方建立这样小规模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混成编队，充分利用了我方的地利优势，有如下好处：
1、便于整个战场的控制和指挥，避免与美军混战，这方面本来就是我方的弱项；
2、在指挥机的带领下，相对比较独立，进退自如，便于机动灵活地作战；
3、一个编队从一个机场出发，便于各个机场的加油和协调；
4、降低我方战机的密集程度，可减少对方空空导弹的命中率；
5、制空与轰炸混编，可避免对方对我进行选择性的拦截。
战斗前期，编队中除歼轰7以外，都只携带PL-9、PL-10、R-27、R-73、R-77和SD-10空空导弹，而歼轰7则携带C-601、C-611、C-801、C-803空对舰导弹，尾随在编队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如果编队需折回，因满载而速度较慢的歼轰7则可先行折回，编队在后掩护 。
而战斗后期，随着美军拦截机数量的减少，舰轰7的数量可以随之增加，编队中部分战机也可以携带空舰导弹，如果战斗中美军出现预料中的破绽，我方可趁势而攻之。</P><P> 三、波次
编队完成后，我方第一波次共10个编队战机，以不同方向和高度向美军航母方向飞去,相互之间距离保持在150公里左右，呈弧状，在地图上大致位于9点和11点扇区之间。
在我军起飞升空后不久，美军通过卫星和在韩国、日本本土、冲绳基地的雷达网络立刻发现，其舰队指管中心即刻下令战机弹射起飞，当我方第一波次编队弧线距航母400公里左右时，即遭遇F-14和F-18机群的拦截。
在此，我方应有灵活多变的战术准备：
1、假如对方兵力过少，我方一个或邻近的两个编队可以用优势兵力以多打少，聚而歼之，可攻可守，进退自如，此为实；
2、如果对方兵力与我相当，我方则在距对方60公里左右便停止接近，如果对方也不接近，我方可滞空盘旋，借以消耗对方油料，如对方继续靠近，我方虚晃一枪，随即返航；在此过程中，我方始终与对方保持60公里的空中距离，使对方无法发挥预警机指挥下的空战优势，有劲使不出，白白消耗战斗力，此即为虚；
3、如果对方防守出现漏洞，没有拦截，我方正好乘虚而入，以歼轰7远距离攻击其航母，此又为实；
4、编队之间还可起到以相互掩护、声东击西的作用，比如一方佯动，故意引开拦截机，让另外一个编队乘虚而入，直捣黄龙，这又是虚中有实。
如此虚虚实实，虚实结合，美军绝不敢漏掉一个编队，只好尽全力来拦截，盲目消耗空战能力，明知是陷阱也只有往里面跳。
在第一波次返航时，我方第二波次的编队已经到达空战区域，对方油料将近，无法交战，所以也只有返回加油，而美军第二批拦截机也已经到达，双方又进行第二轮“猫捉老鼠”的游戏。</P><P> 由于还处于夺取制空权阶段，美军飞机只能携带空战武器，无法对地面和海面展开打击，所以我方的登陆和对台军的围歼可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美军对我方的打击只限于对大陆港口、码头、机场等固定目标发射巡航导弹，只要我方尽量保护好机场和雷达基地，影响应不算太大。
与此同时，我方潜艇应在美军舰队后方和北方伺机袭击后勤补给舰，并用潜射导弹袭击对方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软目标，消弱对方的战斗力，并不断干扰航母舰队，迫使其不断起飞S-3“北欧海盗”反潜飞机，以影响其战斗机的起飞；并在航母与冲绳之间的航道上布雷，或者设置疑兵，迟滞航母往冲绳靠近的速度；另外，还要在美军第三支舰队赶来的必经之路上布雷设伏，广布疑兵，阻击增援舰队，最少要减缓其到达战场的速度。</P><P> 四、决战
以美军出动6架飞机来拦截我一个编队来计算，我军一个波次即可消耗对方60个架次的战斗力，如果中途一切顺利，不出任何意外，在9到10个波次时（考虑到我方航程要大于对方，实际波次还要大于此数，估计在13到14个左右），美军舰载机560架次的最高战斗能力即被全部耗尽，对方从人员到设备都已经疲惫不堪，所以，我方此时便出动后备精锐力量，与美军舰载机开始全面决战，此时即使美军还能勉强应战，但已经完全落于下风，进入最后崩溃的倒计时了。
在空战中途，美军航母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必然会采取下述手段来逃避，一是让航母往冲绳靠近，以求得冲绳岛上F-15联队的保护；二是收缩队形，集中力量防空；三是缩小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在250-300公里的范围内来拦截我方，使我方的滞空时间小于对方，迫使我方投入更多的波次，从而增大我方的压力。而这本身就非常冒险，在混战中，只要我方一两架携带空舰导弹的飞机突破拦截，进入到距航母110-180公里的位置上（在美军“标准Ⅱ”舰空导弹100公里的射程之外），对美军航母发射数枚导弹（C-802最远射程120公里，而C-611最远射程200公里），只要命中航母1-2枚，整个舰队的防空能力便由此急剧下降以至于最后完全崩溃。
尾随在我军后备精锐打击力量之后的，是由歼轰7、轰-6丁、加油机和预警机组成的大机群，机上携带的数百枚C-601和增程型C611空舰导弹,足以把美军全部舰只送进海底。
而先于轰炸机群出发的，则是预先停泊在台湾东部港口的几艘空货船，它们将在十几小时后到达作战海域，救援漂浮在海上的上万名美军士兵，他们将以战俘的身份被运往大陆，充当中国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砝码。
整场战争估计将在10到15个小时内结束。</P><P> 五、其他因素
在中美双方在海空间打得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以下几个因素都会影响的战争胜负。
1、日本参战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在中国面前基本没有战略纵深，再加上人口、城市密集，战争潜力不足，所以，日本在中国没有明显的战败迹象前不太容易公开卷入战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中国全民从上到下战争意志坚决，并在战前公开发表言论，声称在必要时候将毫不犹豫使用核武器来对付外来干涉，那么日本直接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更低。
日本卷入战局，只可能用冲绳和本土的F-2(性能高于F-16早期型)和F-15机群来搭救美军航母,并出动舰队协助美航母防空和反潜，而不敢直接攻击大陆本土。
由于日本没有航母,本土又在千里之外,全面参战对中美空战威胁不大。如果从本土出动F-2和F-15，那么为了维持机群的续航力，必然要出动空中加油机，而中国就完全可能用潜艇和远程航空兵袭击加油机（甚至可威胁其本土，借以牵制），迫使其机群长途往返，使其空战能力降到极低，
日本不参战，但有可能允许美军飞机使用冲绳基地“自卫”，只是不允许从冲绳直接攻击中国大陆，那么美军使用冲绳基地，以F-15联队的飞机直接参战，也同样可以打乱中国的既定战略。
所以，阻止日本参战或者截断冲绳飞机的援救，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战端一开，如果冲绳出动飞机参战，或者美军舰队以巡航导弹攻击我内地机场等目标，那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打击冲绳基地，可用密集的导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不间断轰炸那霸机场（特别是跑道）、雷达站等目标，并同时给予日本外交解释，尽最大可能安抚日本。
如此一来，冲绳就成不了美军航母的保护伞。
2、当战斗进行到美军感到有巨大压力的时候，美军舰队可能会以巡航导弹对大陆机场进行攻击，这种破坏对大陆的编队出击有多大影响？
中国大陆一线和二线机场数量众多，而两个美军舰队加上核潜艇所携带的“战斧”巡航导弹数量在300枚左右，分摊下来，每个机场只有几枚，而扣除中途迷失方向的、被层层拦截的和被干扰的，最后命中每个机场也只有极少数。只要我们在机场跑道附近准备好抢修设备，对方巡航导弹带来的干扰也就不会太大。
3、在我军歼灭美军第一第二只航母舰队的关键时刻，美军第三支舰队能否赶上帮忙？
平时，美军各舰队分布于世界各地，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有6艘航空母舰，假定，“小鹰”号（来自横须贺海军基地）和“尼米兹”号在海峡开战后20-50小时（来自关岛）左右到达台湾海域附近，不管是观战，还是介入，都是中国一个获胜的良机。
一旦两岸开战，大陆必先以导弹和远程火炮在一小时以内消灭台湾空军主力和主要防空力量，然后用空军夺取绝对制空权，消灭台湾海军和海防导弹，再用海空军和武装直升机打击海岸地面防守力量，最后才是海军陆战队和重装甲陆军登陆。这个过程大陆力争在3天内完成（3天后陆军可继续登陆和围剿台湾陆军），如果这个目标达到，中国便占领了台海战争的战略制高点。
先期赶到的“小鹰”号和“尼米兹”号如果只是远远旁观，而我们在卫星上看不到美国其他舰队的动静，说明美国不打算卷入战局，“小鹰”和“尼米兹”只是来恫吓，我们可以不去理它；假如在卫星上看见其他多艘舰队正日夜兼程赶往台湾，我们由此可以判断美国人的真实意图是必然卷入战端，便可以主动挑衅，放手打响第一枪，在十数个小时的连续作战中打掉美国1－2个舰队，这个过程从“小鹰”号到来算起，不过20-30小时，美国第三个舰队完全来不及增援。
即使对方正好还有一个舰队在附近，刚好可以赶来，我方也可以用潜艇编队在其航道上大量布雷，并广设疑兵，尽可能将增援舰队堵在战场外面。</P>
假设,台海开战不久，美军“小鹰”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母匆匆赶来，中美两国就此交手，在茫茫海天之间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壮观的海陆空天电的立体战争。</P><P> 我们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高潮演习”中的表现为标准。“尼米兹”号的固定翼舰载机在持续98小时的演练中出动了飞机975架次，其中771架次为攻击架次，飞行距离不超过200海里，其中36架F/A-18战斗轰炸机占攻击架次中的79％，为609架次，平均每架飞机出击率近17架次，日出击率达到4.2架次。
美军两艘航母舰载战斗机总数为56×2＝112架，在“高潮演习”的最高标准上再放大一点来算，其日出击率即空战能力为112×5＝560架次，这就是美军舰载机的空战实力的最大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美军飞机要么是飞行员极度紧张疲惫无法飞行，要么是战机损耗严重不能起飞，要么是指挥管理人员和空勤人员极度疲劳无法正常工作，这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使整艘航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失去全部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军飞机打起精神勉强起飞，其战斗力已经大为下降。
中国空军面对美军，目的就是要用连续不断的进攻来消耗其560架次的战斗能力，并使其不能有喘息放松的机会。在战斗中，中国不能以自己的损失来消耗对方的空战势力，而是要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来引逗对方，迫使其不断起飞，但又不能与我方决战，其空战实力便白白消耗在“弹射起飞——巡逻——拦截——追逐——返航——着舰降落”的过程之中。
结合战场的各种因素（如预警机的指挥、“徘徊者”的电子干扰、数据链上的信息共享等），假设中国空军单机的综合战斗能力为美海军航空兵单机的0.4-0.6，即10架中国高中性能飞机（Su-27、Su-30、歼10、歼8、歼7和歼轰7等）与4-6架美军飞机战力相等或略高于对方，那么为了消耗美军560架次的空战能力，中国各型飞机就必须出动1400-940以上的飞行架次。
关于中国空军的空勤率，我们没有公开的资料，但可以肯定要低于美军舰载机。从中国飞机的数量来看，决战之日，假如中国沿海前线各机场上绝大部分高中性能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出动1次，少数飞机出动2次，也完全足以拖垮美军。
消耗完美军的舰载机势力，美国航母就成了右手握剑、左手持盾的罗马武士，如何来抵御我们密如飞蝗的弓箭？</P><P> 为达到统一台湾的战略目的，打败美军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而消耗完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战斗能力，又是我们消灭美军航母本身的一个手段。
为达到消耗美军舰载机战斗能力的目的，我们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用我方战机和对方展开大规模空战，在一次战斗中不惜一切代价的硬拼掉对方的机群，然后再来攻击对方的航母。
在“E-2C“鹰眼”预警机、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和舰队“宙斯盾”系统的帮助下，美国对整个战场的宏观指挥和控制能力要远远高于中国，对方装有先进敌我识别系统的空空导弹，在乱作一团的机群中如同长有眼睛般神奇，在我方地面指挥失控、战机各自为战的混乱盲目局面中，谁敢肯定不会再现1982年6月9日贝卡谷地上空叙利亚对以色列82比0的悲惨结局？即使不至于那么惨痛，我方损失飞机的数量也必然是对方的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到头来，即使我方损失了几百架飞机，也照样没办法夺得制空权。
硬拼战法，本身就是以我方之短去击对方之长，根本没有充分利用我方的地利优势，属于不负责任的蛮干，决不可取。
所以，在台海上空，我们只能走一条凝注了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战术之路——车轮大战。</P><P> 二、编队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拖垮美舰载机，我方就必须尽量多的调动美军飞机升空拦截，所以，我方也就要尽量多的出动战机，多批次，多方向，连续不断的对美航母作出威胁姿态。
为了达到上述作战目的，我方可将战机编为高中搭配的100个编队，每个编队10架飞机，其组成为：
Su-30MK（指挥机）一架、Su-27SMK(或Su-27SK)两架、歼-10A两架、歼-8Ⅱ或歼-7Ⅲ/Ⅱ四架、歼轰7一架；
或者是：Su-27SMK(或Su-27SK，指挥机）一架、歼-10A四架、歼-8Ⅱ或歼-7Ⅲ/Ⅱ四架、歼轰7一架；
在波次后面，遥遥跟随的是预警机和电子作战飞机，它们起到预警、指挥、导航、数据传输、干扰和反干扰的作用。
我方建立这样小规模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混成编队，充分利用了我方的地利优势，有如下好处：
1、便于整个战场的控制和指挥，避免与美军混战，这方面本来就是我方的弱项；
2、在指挥机的带领下，相对比较独立，进退自如，便于机动灵活地作战；
3、一个编队从一个机场出发，便于各个机场的加油和协调；
4、降低我方战机的密集程度，可减少对方空空导弹的命中率；
5、制空与轰炸混编，可避免对方对我进行选择性的拦截。
战斗前期，编队中除歼轰7以外，都只携带PL-9、PL-10、R-27、R-73、R-77和SD-10空空导弹，而歼轰7则携带C-601、C-611、C-801、C-803空对舰导弹，尾随在编队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如果编队需折回，因满载而速度较慢的歼轰7则可先行折回，编队在后掩护 。
而战斗后期，随着美军拦截机数量的减少，舰轰7的数量可以随之增加，编队中部分战机也可以携带空舰导弹，如果战斗中美军出现预料中的破绽，我方可趁势而攻之。</P><P> 三、波次
编队完成后，我方第一波次共10个编队战机，以不同方向和高度向美军航母方向飞去,相互之间距离保持在150公里左右，呈弧状，在地图上大致位于9点和11点扇区之间。
在我军起飞升空后不久，美军通过卫星和在韩国、日本本土、冲绳基地的雷达网络立刻发现，其舰队指管中心即刻下令战机弹射起飞，当我方第一波次编队弧线距航母400公里左右时，即遭遇F-14和F-18机群的拦截。
在此，我方应有灵活多变的战术准备：
1、假如对方兵力过少，我方一个或邻近的两个编队可以用优势兵力以多打少，聚而歼之，可攻可守，进退自如，此为实；
2、如果对方兵力与我相当，我方则在距对方60公里左右便停止接近，如果对方也不接近，我方可滞空盘旋，借以消耗对方油料，如对方继续靠近，我方虚晃一枪，随即返航；在此过程中，我方始终与对方保持60公里的空中距离，使对方无法发挥预警机指挥下的空战优势，有劲使不出，白白消耗战斗力，此即为虚；
3、如果对方防守出现漏洞，没有拦截，我方正好乘虚而入，以歼轰7远距离攻击其航母，此又为实；
4、编队之间还可起到以相互掩护、声东击西的作用，比如一方佯动，故意引开拦截机，让另外一个编队乘虚而入，直捣黄龙，这又是虚中有实。
如此虚虚实实，虚实结合，美军绝不敢漏掉一个编队，只好尽全力来拦截，盲目消耗空战能力，明知是陷阱也只有往里面跳。
在第一波次返航时，我方第二波次的编队已经到达空战区域，对方油料将近，无法交战，所以也只有返回加油，而美军第二批拦截机也已经到达，双方又进行第二轮“猫捉老鼠”的游戏。</P><P> 由于还处于夺取制空权阶段，美军飞机只能携带空战武器，无法对地面和海面展开打击，所以我方的登陆和对台军的围歼可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美军对我方的打击只限于对大陆港口、码头、机场等固定目标发射巡航导弹，只要我方尽量保护好机场和雷达基地，影响应不算太大。
与此同时，我方潜艇应在美军舰队后方和北方伺机袭击后勤补给舰，并用潜射导弹袭击对方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软目标，消弱对方的战斗力，并不断干扰航母舰队，迫使其不断起飞S-3“北欧海盗”反潜飞机，以影响其战斗机的起飞；并在航母与冲绳之间的航道上布雷，或者设置疑兵，迟滞航母往冲绳靠近的速度；另外，还要在美军第三支舰队赶来的必经之路上布雷设伏，广布疑兵，阻击增援舰队，最少要减缓其到达战场的速度。</P><P> 四、决战
以美军出动6架飞机来拦截我一个编队来计算，我军一个波次即可消耗对方60个架次的战斗力，如果中途一切顺利，不出任何意外，在9到10个波次时（考虑到我方航程要大于对方，实际波次还要大于此数，估计在13到14个左右），美军舰载机560架次的最高战斗能力即被全部耗尽，对方从人员到设备都已经疲惫不堪，所以，我方此时便出动后备精锐力量，与美军舰载机开始全面决战，此时即使美军还能勉强应战，但已经完全落于下风，进入最后崩溃的倒计时了。
在空战中途，美军航母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必然会采取下述手段来逃避，一是让航母往冲绳靠近，以求得冲绳岛上F-15联队的保护；二是收缩队形，集中力量防空；三是缩小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在250-300公里的范围内来拦截我方，使我方的滞空时间小于对方，迫使我方投入更多的波次，从而增大我方的压力。而这本身就非常冒险，在混战中，只要我方一两架携带空舰导弹的飞机突破拦截，进入到距航母110-180公里的位置上（在美军“标准Ⅱ”舰空导弹100公里的射程之外），对美军航母发射数枚导弹（C-802最远射程120公里，而C-611最远射程200公里），只要命中航母1-2枚，整个舰队的防空能力便由此急剧下降以至于最后完全崩溃。
尾随在我军后备精锐打击力量之后的，是由歼轰7、轰-6丁、加油机和预警机组成的大机群，机上携带的数百枚C-601和增程型C611空舰导弹,足以把美军全部舰只送进海底。
而先于轰炸机群出发的，则是预先停泊在台湾东部港口的几艘空货船，它们将在十几小时后到达作战海域，救援漂浮在海上的上万名美军士兵，他们将以战俘的身份被运往大陆，充当中国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砝码。
整场战争估计将在10到15个小时内结束。</P><P> 五、其他因素
在中美双方在海空间打得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以下几个因素都会影响的战争胜负。
1、日本参战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在中国面前基本没有战略纵深，再加上人口、城市密集，战争潜力不足，所以，日本在中国没有明显的战败迹象前不太容易公开卷入战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中国全民从上到下战争意志坚决，并在战前公开发表言论，声称在必要时候将毫不犹豫使用核武器来对付外来干涉，那么日本直接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更低。
日本卷入战局，只可能用冲绳和本土的F-2(性能高于F-16早期型)和F-15机群来搭救美军航母,并出动舰队协助美航母防空和反潜，而不敢直接攻击大陆本土。
由于日本没有航母,本土又在千里之外,全面参战对中美空战威胁不大。如果从本土出动F-2和F-15，那么为了维持机群的续航力，必然要出动空中加油机，而中国就完全可能用潜艇和远程航空兵袭击加油机（甚至可威胁其本土，借以牵制），迫使其机群长途往返，使其空战能力降到极低，
日本不参战，但有可能允许美军飞机使用冲绳基地“自卫”，只是不允许从冲绳直接攻击中国大陆，那么美军使用冲绳基地，以F-15联队的飞机直接参战，也同样可以打乱中国的既定战略。
所以，阻止日本参战或者截断冲绳飞机的援救，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战端一开，如果冲绳出动飞机参战，或者美军舰队以巡航导弹攻击我内地机场等目标，那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打击冲绳基地，可用密集的导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不间断轰炸那霸机场（特别是跑道）、雷达站等目标，并同时给予日本外交解释，尽最大可能安抚日本。
如此一来，冲绳就成不了美军航母的保护伞。
2、当战斗进行到美军感到有巨大压力的时候，美军舰队可能会以巡航导弹对大陆机场进行攻击，这种破坏对大陆的编队出击有多大影响？
中国大陆一线和二线机场数量众多，而两个美军舰队加上核潜艇所携带的“战斧”巡航导弹数量在300枚左右，分摊下来，每个机场只有几枚，而扣除中途迷失方向的、被层层拦截的和被干扰的，最后命中每个机场也只有极少数。只要我们在机场跑道附近准备好抢修设备，对方巡航导弹带来的干扰也就不会太大。
3、在我军歼灭美军第一第二只航母舰队的关键时刻，美军第三支舰队能否赶上帮忙？
平时，美军各舰队分布于世界各地，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有6艘航空母舰，假定，“小鹰”号（来自横须贺海军基地）和“尼米兹”号在海峡开战后20-50小时（来自关岛）左右到达台湾海域附近，不管是观战，还是介入，都是中国一个获胜的良机。
一旦两岸开战，大陆必先以导弹和远程火炮在一小时以内消灭台湾空军主力和主要防空力量，然后用空军夺取绝对制空权，消灭台湾海军和海防导弹，再用海空军和武装直升机打击海岸地面防守力量，最后才是海军陆战队和重装甲陆军登陆。这个过程大陆力争在3天内完成（3天后陆军可继续登陆和围剿台湾陆军），如果这个目标达到，中国便占领了台海战争的战略制高点。
先期赶到的“小鹰”号和“尼米兹”号如果只是远远旁观，而我们在卫星上看不到美国其他舰队的动静，说明美国不打算卷入战局，“小鹰”和“尼米兹”只是来恫吓，我们可以不去理它；假如在卫星上看见其他多艘舰队正日夜兼程赶往台湾，我们由此可以判断美国人的真实意图是必然卷入战端，便可以主动挑衅，放手打响第一枪，在十数个小时的连续作战中打掉美国1－2个舰队，这个过程从“小鹰”号到来算起，不过20-30小时，美国第三个舰队完全来不及增援。
即使对方正好还有一个舰队在附近，刚好可以赶来，我方也可以用潜艇编队在其航道上大量布雷，并广设疑兵，尽可能将增援舰队堵在战场外面。</P>
第四节 坦然面对美军七个航母舰队的到来<P> 本月，在西太平洋海域，美军七个航母舰队共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15万名官兵，将举行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夏季脉动2004”。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军剑指何方，自然不言而喻。</P><P> 一、七个航母舰队同样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正在续写后文，看到网友转来一篇文章（作者为“云天0460”），贸然引用，以作本文战术思路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和本人一样，这篇转载文章的作者不是军事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所考虑方案仍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设计思路完全符合中美目前的实力现状，战术思想也有可取之处。在此引用，不敢掠美，谨向作者表示谢意。</P><P> 关于七个航母战斗群中美海空实力对比分析（全文） </P><P> 如果美军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部开赴台海前线，对大陆统一战争的压力是巨大的。集中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有两种意图可能性比较大。一是用于正面攻击直接干预；二是作为牵制使大陆，使其有所顾及，必须留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准备应对，于是用于台海正面的兵力有所减弱；再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就是说当大陆正面攻击台海受挫时，或者说美军判断认为有机可乘随即发动攻击。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大陆如果想保障台海统一战争的胜利必须作两点准备，其一应该留有强大的预备队，其二必须有完备的应对方案，以备不时之需。
一、最不理想的可能――美军攻守兼备
对大陆最不理想的一种可能性是美军正面攻击大陆渡海集团。大致可以判断的攻击方向应该由台湾东部海区进入台湾上空空域，由此空域正面攻击渡海集团。这个方向上至少在台湾上空不会有防空火力干扰，进退自如，即便被击落跳伞或迫降的生存机会比较大。
但这也是一招险棋，须知航空母舰战斗群以正面大机群攻击大陆渡海集团对自身的威胁多过对渡海集团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无论正面攻击效果如何，当油料耗尽的机群需要返回母舰，一艘母舰全数起飞有50-80架可直接参战的飞机，每架飞机降落的时候需要至少一分钟的时间，一切顺利起码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降落完毕，起飞也是一个道理。飞机全数降落补充弹药和油料需要时间，一降一起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而且还是十分顺利的情况。这两个多小时对于一艘航母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时段里在飞机起降的时候不能打开近程防御系统，在的情况下如果导弹来袭，航母自身防御能力极弱。如果敌机来袭击不能全数起飞迎战，航母本身仅能依靠护卫舰艇防御。此时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防空能力、空战能力和近程防御能力都是最低的时候。如若大陆方攻击机群飞机尾随美军返航的机群来袭，那整个舰队麻烦就大了。
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各种火力配备即防空火力、空中打击火力、远程攻击火力、近卫系统防卫火力都有一定极限，如果来袭的大机群所携带反舰导弹的数量超过了整个舰队的防卫能力，那么舰队会遭受重创。一般情况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航母战斗群有十分强大的实力。
航母战斗群对付来袭的对手采取的主要手段的建立防卫圈，将敌人阻挡在可发射反舰导弹的距离以外，保证舰队的安全。在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战术非常有效。但若是上述情况发生，全部飞机不能全数起飞迎战，只能有半数，甚至更少的防卫力量在空中，此时防卫的能力会下降，如果空中力量被对方庞大的机群摧毁，或是被撕开一个缺口，在数十枚反舰导弹的攻击下，仅能凭借护卫舰艇防御的航母是有被击沉的危险。 </P><P> 或许是美军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排兵布阵的时候用了七艘航母。将航母分为两个梯队，一梯队三艘航母，所有作战飞机全数起飞作战，正面攻击大陆渡海集团；第二梯队四艘航母，布防于一梯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组建防卫圈，保持约半数飞机在空中值勤，当一梯队攻击机群返航时全数战机起飞加强防卫圈。以大陆目前的空中战力，同时对付四艘航母战斗群还比较吃力，况且还有其他三个编队的护卫舰艇共同加强防卫圈。
面对这样一个铁捅般的防御，若大陆用少量精锐的飞机、潜艇进行偷袭意义不大。偷袭有太多的或然性，而对方的电子侦察能力和反潜能力又十分强大，关乎国家命运之战寄希望于偷袭不是上策。要突防这样的防圈，惟有倾力一战。 </P><P> 二、强大的航母编队――数量和质量的结合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航母编队中执行对空警戒及摧毁来袭的反舰导弹的主力舰艇，配备防空火力强大，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68-122枚，每个编队两艘。伯克级驱逐舰，配备标准SM-2MR舰空导弹24枚，每个编两艘。史普鲁恩斯级驱逐舰Mk-29八联装海麻雀导弹发射器一具（导弹24枚），每个编队2-4艘。航母一般装备三联装24枚海麻雀。全航母编队共计舰空导弹多达476枚。
舰载作战飞机50余架，F-14可挂6枚空空导弹，F-18有9个挂点可带7枚以上空空导弹，共计携带336枚空空导弹。
在舰艇编队拥有的476枚导弹中，包括航母3联装海麻雀主要是用于打击反舰导弹一类目标，不是用于中远程防空，这部分导弹要保证航母编队在遭受低空急袭的反舰导弹攻击下有完备的防御能力。总共约有提康德罗加32枚×2+伯克32枚×2+史普鲁恩斯12枚×4+航母24=200枚。用于舰队中远程防空的有276枚(康德罗加90枚×2+伯克24枚×2+史普鲁恩斯12枚×4=276枚)。
在拥有数量众多导弹的前提下，宙斯盾系统的效率也颇高。能快速搜索和发现几百个目标、自动跟踪10O个目标、对8-12或12-16枚发射后舰空导弹的引导控制的目的。这样，就从技术上解决了上述作战使用的两点基本需求，保证了抗“饱和攻击”作战行动的实施。同时，为了避免遭受反辐射导弹的袭击，这种雷达所有波束可在不到1秒钟内从空中消失；再开机时，也只需要1秒钟，就又可以收到回波信号；在18秒钟内，即可完成全部搜索。
同时宙斯盾计算机系统共有22台计算机，是抗“饱和攻击”作战行动得以有条不紊顺利实施的重要技术保障。其中，有17台计算机是直接用于防空，并分为三组：第一组用于防空搜索，为舰空导弹提供中段制导；第二组作为指挥决策中心，处理各种数据；第三组用于武器控制、发射和舰空导弹空中拦截控制。
4个航母群，拥有200余作战架飞机，可发射1344枚空空导弹；加上其他三个航母编队的护卫舰艇的防空导弹共计1932枚，反导导弹1328枚。如此强大的软件和硬件保证了美军航母编队底气十足。 </P><P> 三、实战中的较量——变数众多，胜负难料
（一）导弹命中率扑朔迷离
海湾地区美军主要的中程拦射导弹，装备在F15、F16、F4等战斗机上。开战后，美空军F15战斗机用麻雀AIM-7M导弹击落了伊军“幻影”F-1战斗机。在海湾战争中共发射了71枚，命中25架飞机。我们以此战绩大致推断中远程导弹的实战中的命中率约为35.21%。这是在对方飞机没有预警飞，大多没有事先知道导弹来袭，而非完全格斗中的战损比。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数据来推测中远距防空导弹和空空导弹的命中率。
中距空空导弹发射命中率为35.21%（实战），但在对方飞机有预警机配备干扰弹时这个命中率还会下降。电子对抗箔条弹投放器和红外线干扰弹分别可以起到欺骗和干扰导弹攻击的作用。用电子对抗箔条弹投放器能直接欺骗多方导弹攻击假目标，而红外线干扰弹和规避动作同时使用能干扰导弹飞行轨迹，从容躲避导弹攻击。若配备有2枚箔条弹（类似海军使用的锡箔云）至少可以欺骗1-2枚导弹，而战机普遍配备的红外线干扰弹至少可以在飞行轨迹上让导弹偏移，用战术动作躲避，至少能躲避1枚。这样两种情况综合起来保守估计会让中远距导弹的命中率会下降50%。在空战中航母所有50架作战飞机能击落的飞机共计336×0.3521×0.5=59架。
舰载宙斯盾防御系统能自动跟踪10O个来袭目标、并其中对8―12威胁最大的目标进行跟踪，并指挥12-16枚发射舰空导弹后引导控制摧毁目标。根据美军的设计原理可以推断其战术原则为打击一个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一般是双发齐射。一个航母编队有四艘具备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导弹相对充裕，同时能跟踪400个目标，重点打击其中48个。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全舰队防空导弹仅有276枚，数量上虽然不少，但根据中距空空弹的实战命中率35.21%计算，加之对方有干扰打的折扣仅276×0.3521×0.5=48.5898架。
作战飞机可击落59架，防空导弹可击落49架，共计108架。这个数字并不能让美军感到欣慰。因为这个数字是建立在美军所有作战飞机完好和舰艇没有受到攻击的假设之上的。如果在实战中美军有飞机被击落，或者有舰艇遭受导弹攻击而丧失战斗力，那108架这个数字还可能少。而且在击落的108架飞机中，并不能保证这些飞机一枚导弹都没有发射，更不能保证发射的每一枚反舰导弹都被拦截、空空导弹都被躲避。108架飞机可以携带至少108枚反舰导弹和540枚空空导弹。就算只有一半能够发射，那美军也有相当的损失和消耗。
270枚空空导弹能理论上能击落270×0.5×0.3521=47.5335架飞机，同时54枚反舰导弹让一个航母编队的四个宙斯盾系统在（同一时间里最多能对48个目标实施全程监控）满负荷运转并消耗108枚反导导弹。如此算来108架飞机的牺牲几乎消耗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防空火力和大部分作战飞机。若此时空中还有来袭击的飞机，那么一个航母编队就有被突破的危险。
之所以用一个航母编队来测算是因为变数少，而且推测美军采用防卫圈的战术。若美军采取大机群机动防御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这里的变数更多。在运动作战中，作为攻方的大陆将更为有利。可采用大量假机群予佯动（将大量能超音速飞行的J-6组编佯动集团），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调动美军机群盲目机动，还可精锐战机组成的偷袭中队组编其中，实中带虚、虚中有实。实际组建五个高低搭配的120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分3-4个方向突击。若美军集中使用兵力，则避实击虚；若美军平均部署，那就集中三个编队从一个方向突破，美军来援则其他两个方向必然被突破；加之偷袭的斩获，美军必遭重创。 </P><P> （二）防空火力射程有限、全空域防守必须分兵御敌
标准Ⅱ的最大射程为104公里；大陆海鹰-4（空舰型）有效射程35-135公里，C802有效射程为12-120公里，这样算来仅凭舰载防空导弹组成的防卫圈不足以阻断来自空中的反舰导弹发射。这就是说若大陆的飞机总在标准Ⅱ的最大射程外发射反舰导弹，如果大陆150架飞机同时来袭击一个航母战斗群，并以一批50枚的批次发射反舰导弹，那么仅能同时对付12个重要目标的四个宙斯盾系统，有可能要同时对付上百个目标，那情况就不太妙了。要避免种情况必须分兵御敌。即所有作战飞机必须在舰空导弹防护圈以外组成防卫圈，让舰队的防空火力只对付漏网之鱼。这样空战就成为决战。
7个航母战斗群共计近400架作战飞机，其中3个航母编队进行攻击，4个组建防卫圈。防卫的作战飞机有200架以上。以50余架为一个战斗编队，分东西南北各守卫一个空域。并且以空中加油机的支援和不断起降为支撑，保证空域内战机的数量，大部分战机待机状态，当发现大陆飞机起飞来袭，全数起飞到预定空域拦截阻断。而且还要留守相当数量的飞机以防大陆飞机佯动，选择其他方向偷袭。这样200余架战机不会都用于正面防守，起码会有1/3留守作为预备队。那么正面出击的航母群战斗机会在150架左右，若大陆派出高低搭配的600-700架飞机以高、中低空三个层次，3-4个方向正面突防，美军防守的飞机将捉襟见肘，空战会十分惨烈。而且不排除大陆正面强攻的同时用少量精锐战机组建偷袭中队，分多个方向，以超低空大迂回机动到美军防守薄弱的空域，突袭航母编队或预警机，那美军的麻烦就大了。
将航母编队放在大陆大部分作战飞机（如J8、J7）的航程以外，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P><P> （三）远程打击――外强中干
利用远程打击火力打击大陆渡海集团，可以避免和大陆大机群编队贴身近战，相对安全有效。而且远程打击力量是美军的强项。美军航母战斗群有两个远程打击的利器，一是舰载飞机，二是巡航导弹。
F18作战半径740公里（空战），F14不带副油箱的活动半径为720―800公里。如果两种飞机加挂副油箱会有更远的航程，但这样挂点会减少，空战能力会下降。F18对地攻击1065公里，F14挂6颗MkB2炸弹，攻击16O0公里以外的地面目标，能保持5分钟的空战能力。这样7个航母战斗群可以投入更多的飞机用于攻击大陆渡海集团。除去留守的少量飞机，起码可派出250架以上的飞机投入正面攻击。
但另外一个问题又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大陆此时作为防守的一方，可以派出近千架战机用于拦截和阻断，并且一律只携带空空导弹，用于制空作战，并有预警机支持。可采取正面防守，多路迂回拦截，尾随追击，处处以多打少的局面。在没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在加挂对地对海武器和副油箱，空战能力下降，空战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美军攻击机群空战能力值得怀疑。
即便部分飞机突防成功，它们在海域上空将面对数百架护航的战斗机，和来自海上数以百计护卫舰艇，包括防空导弹快艇，每艘至少6-8枚防空导弹，数百艘；配备防空火力的江卫、江卫II、江湖、旅大、旅海、旅沪、现代、中华神盾所组成的防空网的攻击，还将遭受陆军上舰的红旗系列、凯山系列、S300、FT2000、道尔等防空火力的联合攻击，应该有数千枚导弹等待着它们吧。而且它们所携带的炸弹并不是投送了就能有效果，它们将遭受FM80、FM90、S300、道尔、海响尾蛇、以及陆军的低空高射防空火力等拦截武器的联合阻断，以及海军舰艇发射的干扰弹、锡箔云、施放的烟雾等伪装和干扰措施。在此情况下，数量有限的空中力量还要面对“千帆万船”（其中不少是伪装目标）渡海峡的渡海集团，有多少实际意义真要仔细算算才能明了。
舰载机攻击效果不理想，还有巡航导弹。 </P><P> 航母编队中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分别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28枚、伯克级驱逐舰28枚、史普鲁恩斯级驱逐舰8枚。整个舰队为28×2+28×2+8×4=144枚，7个航母编队共计1008枚，数目庞大，很有威慑力。
但巡航导弹的使用却颇受限制。首先，每次发射过程需要600道程序，3-4小时的准备时间别且要预先输入确定航迹的数据。因此，巡航导弹对固定或预选目标的打击效果较好，但对机动性强的小型目标或临时目标却无能为力。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多次在美发射巡航导弹前3―4小时将目标稍做移动或伪装，使美巡航导弹白忙一场。此外从空袭效果看，巡航导弹打击预定目标的命中率较高，但摧毁和重创率却较小。“沙漠之狐”作战中，巡航导弹的命中率为87％，但摧毁和重创率却不超过60％，尤其是对固定的点状目标、地面机动目标以及重大战略目标的摧毁率可能只有10％左右。面对有强大防空火力的渡海集团，攻击效果十分有限。 </P><P> 四、日本会否参战?大陆的空军军力能否达到战术要求？
日本拥有实力很强的舰队，若仔细讨论起来恐怕又是很多篇幅。但若要以空军对海作战，日本舰队的防空能力能承受多少空中打击力量的攻击？能强过美军7个航母战斗群吗？如果能强过当然另当别论，但实际上日本全部海空力量仅仅相当于2个美军航母战斗群。如果日本海空军贸然参战，除本国本土将遭受攻击外，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当日本海军全数开赴海上作战，数百架飞机的饱和攻击下，恐怕不需要半个小时就灰飞湮灭了。陆基的飞机场和海军基地必然遭受大陆远程打击力量的攻击。即便潜艇能幸存可以突击渡海集团也得先通过渤海、黄海的反潜网，即便通过攻击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
在度算整个战局的时候动辄就数百架飞机，上千架飞机，大陆空军实力不是无限的，打仗也不是打游戏可以FPE。那目前大陆的空军实力到底有多强？
作为突防航母编队的600-700架飞机，可如下组编：
高空梯队：5架SU-30 每架搭配 6架J-82或J-7 （一架指挥机，6架僚机）、20架SU-27，共55架；
中空梯队：5架J-10A 每架搭配 6架J-7 （一架指挥机，6架僚机）共35架；
低空梯队：15架飞豹A
加油机2架、电子作战飞4架（SU-27加挂电子吊仓），水轰五4架，轰六5架；
共计120架
5个编队，飞机共计600架，其中：
SU-30：25架，SU-27：100架，J10A：25架，飞豹A：75架 ，J-8：100架，J-7：200架 ，轰六：25架，水轰五：20架 ；电子作战飞机：20架 ，加油机：10架 ，预警机：2架（不需要每个编队配置一架，前后个空域指挥比较容易控制），其中接近第四代的精锐战机如SU-30、SU-27、J10A、电子作战机共计170架；
以上飞机虽然可以说是将目前中国空军的全部精锐装备都拿出来了，但还不是全部家当。详细的数目是保密的，这是一点摘录：
汉和评论：
“今天04年04月26日的消息，J10战机以后一年可以增产50架。那么，J11中国自己一年组装可以增加12到24架（偏低评估数），JH7A一年可以自己生产12到24架（偏低评估数），J8-3等可能还有一定产量，继续进口的海军型SU30的04年或者05年的到货，再加上FC1未来明、后年开始一年可以生产若干架供应中国空军、同时供应巴基斯坦空军（加上强5改进型号的进一步生产还不算在内）那么，一年新增的先进战机（含进口和自己生产），估计至少100架/年。如果加上现有J8、J7、JH7的现代化改装，那么，符合或者接近第四代先进战机标准的战机，数量将大大增加。按照现有200到300架计算的话（含SU27、SU30、J11、J10、JH7和JH7A、升级之后的J8、等等），一年后可望达到300到400架，不排除06年很快达到500架。”
平可夫：《未来四年中台政治军事总较量》》(凤凰卫视2004年4月10日)
“在2005年，中国的Su27，Su30将达到200架左右，加上大约40－50架J10A，第三代战斗机的数量总共是250架前后……中国如果进口Su30MK3的话，2006年将会是交机年份，同时随着J10A第二条生产线的开辟，J10A的产量将会倍增。2006年中国空军将会发生以下力量变化。 Su30MK3可能进口24－38架，国产Su27SK会增加20架，这样，中国将会增加44－58架Su系列战斗机和大约40架J10A。使第三代战斗机总量达到324－338架。这样，2006年以后，中国在先进战斗机的数量方面将会以每年70－90架的增长速度形成对台制空优势。这里尚不计算JH7A、J8-3、FC1、的生产数量以及其他改进空军装备的质量与数量。”
日媒体：《中国是纸老虎》(作者:井上和彦)
文章称，“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大约360架战斗机，而中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拥有量约为3600架，从数量上看是日本的10倍。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大约200架F-15和100F-4战斗机、30架F02最新型战斗机和大约30架F-1战斗机。”
综合网络文献收集整理数据如下：
提升了空战能力的歼七系列700架，歼-七E战机300架，歼八系列包括歼-八D战机300架，买来的苏27战机150架，歼11战机（苏27的国产机）100架，歼10战机50架，苏30战机50架，飞豹-3战机150架，150架西安轰六轰炸机中的大约20到25架被改装成空中加油机，这些飞机开始只能为歼八－IID加油，而将来它可以被用于给SU-30MKK加油。其它后勤，预警，侦察，运输机共500架（400架运输机），总数为约2450架，加上1000余架被封存或作为教练机使用的J-6应该和日本人提供的3600架比较吻合。
其中这些飞机可分别组编两个600架编队作为突击集团，分别对付日美，剩下的作为护航使用。 </P><P> 这样的部署可以看出，已经把大陆空军兵力使用推到极限。这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牵制的作用。但是目前大陆空军的实力并不是作战时候的实力，而是和平时期的实力。一旦整个国家工业体系转入战备，能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会比现在少。但每个国家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大规模生产武器装备，因为装备不用会过时的。当然，要用又是另当别论了。
最后会提一下为什么在把日本都考虑进来了不把台湾的军力考虑进来？首先台湾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其次，如果都和美日开战了，台湾又有什么所谓呢？它要保证自己的飞机场都还能用才有资格被考虑进来。如果它能在电磁压制和前几轮远程火力的打击下还能保证防空系统有作用才有资格被考虑进来。它的海军力量要能自保的前提下才能被考虑进来。最后，都和美国开战了，什么顾及都不会有了，若台湾不幸被“夷为平地”还能起到吓阻作用：）
当然，对于台湾还是使用常规武器比较妥当。但在第一波远程火力打击台湾军事目标的时候，会采用试探性的攻击策略，看看美日的动作。基本战术可以考虑为将第一波远程打击和“渡海集团”同时出手。第一波远程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空军机场、空军地勤保证设施、固定的强网支撑点，供电设施、海军基地、油料储存点等战略目标。而此时的“渡海集团”是用大量伪装船只组成的，并主要欺骗的是雷达，且空军飞机大批升空，大量携带反辐射导弹和制空作战武器，当“渡海集团”迫近时，台湾残存的防空火力和岸基反舰导弹必然开火还击。这时既可以观察日美的动向，又可以乘对方大批残存雷达开机的时候使用反辐射导弹予以猎杀，并消耗其岸基反舰火力，并试探其空军剩余实力。当一切水落石出以后再做定夺（原文完）。</P><P> 二、对上文的战术思路有几点不同看法。
1、实际上，美国各航母舰队平时都在世界各地执行巡逻、警戒、威慑等作战任务，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聚齐在台湾海域，战争以前，其行动也必然在我军事间谍卫星的监督之下。只要航母是依次进入战场，我们就有取胜的机会。
假如美国也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有意让航母在外海等待，汇合以后再同时进入作战位置，包括调度、检修、补给和航行等环节，最少也要7天。而在这7天内，大陆已经将不少于30万的军队和大量重型装备及作战物资运送上岛，基本打垮了台湾陆军主力，也基本构筑起各种阵地特别是防空导弹阵地。美国人来时为时已晚，否则“干涉战”就会变成美军在台湾的“登陆战”和“地面战”，这是美军无论如何也不愿干的蠢事。
目前，大陆军队有两栖登陆艇四百来艘，加上租用标准商船1500艘左右，另外再加苏、浙、闽三省适合非正规登陆使用的80吨以上机渔船约5000艘以上，而台湾本岛海滩平缓，非常适合登陆，再加台湾西岸十几个港口和抢修好的几个机场，所以在7天以内把几十万人和装备运送上岛不存在多大问题。
2、不赞成使用大编队直接作战，这种打法正适合拥有电磁优势的美军，我方大机群上阵无异于自杀。而使用小编队，不和对方正面接触，虚虚实实，游而不击，既发挥了我方灵活机动的主动优势，又让对方空战优势无从发挥，白白“陪太子读书”，到最后，战斗能力消耗殆尽便近乎瘫痪，我方基本可以不战而胜。所以，小规模编队好处很多。
大编队升空集结就要消耗较长时间，可能机群还未靠近对方，先行起飞的战机油料就差不多用完。而大编队的指挥更为困难，地空协调、空空协调、各机场协调、雷达站协调等等，信息量巨大，我军现有C4I系统根本无法支撑。
3、我们不能用飞机来损耗对方的导弹数量，这是一种不讲策略的“人海战术”，就像79年自卫反击战时许世友用的战术，战后被宋时轮等人批判为“该送上军事法庭”。很简单，美军可以一边消耗，一边用直升机从冲绳和关岛补充，对方弹药是无限的，而我方飞机和飞行员则是有限的。而我方又无法截断其运输线。所以拼到最后，我方人机越来越少，而对方弹药却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出此下策。
4、在整个空战期间，尤其是前期，中国海军不能前出靠近对方，否则白白惨遭屠戮，对战局没有任何帮助。我方海军只能部署在大陆沿海，最多在海峡内靠近台湾西岸，配合岛上充当防空的角色。在空战后期，美军舰载机已经不再具有对海攻击能力后，我海军才能驶出海峡，争取参加对美军舰队的远距离导弹攻击，并搜索驱逐美军核潜艇。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我方都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各方面都要用好这个主动权，绝对不能拱手送与对方。</P>
正在续写后文，看到网友转来一篇文章（作者为“云天0460”），贸然引用，以作本文战术思路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和本人一样，这篇转载文章的作者不是军事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所考虑方案仍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设计思路完全符合中美目前的实力现状，战术思想也有可取之处。在此引用，不敢掠美，谨向作者表示谢意。</P><P> 关于七个航母战斗群中美海空实力对比分析（全文） </P><P> 如果美军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部开赴台海前线，对大陆统一战争的压力是巨大的。集中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有两种意图可能性比较大。一是用于正面攻击直接干预；二是作为牵制使大陆，使其有所顾及，必须留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准备应对，于是用于台海正面的兵力有所减弱；再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就是说当大陆正面攻击台海受挫时，或者说美军判断认为有机可乘随即发动攻击。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大陆如果想保障台海统一战争的胜利必须作两点准备，其一应该留有强大的预备队，其二必须有完备的应对方案，以备不时之需。
一、最不理想的可能――美军攻守兼备
对大陆最不理想的一种可能性是美军正面攻击大陆渡海集团。大致可以判断的攻击方向应该由台湾东部海区进入台湾上空空域，由此空域正面攻击渡海集团。这个方向上至少在台湾上空不会有防空火力干扰，进退自如，即便被击落跳伞或迫降的生存机会比较大。
但这也是一招险棋，须知航空母舰战斗群以正面大机群攻击大陆渡海集团对自身的威胁多过对渡海集团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无论正面攻击效果如何，当油料耗尽的机群需要返回母舰，一艘母舰全数起飞有50-80架可直接参战的飞机，每架飞机降落的时候需要至少一分钟的时间，一切顺利起码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降落完毕，起飞也是一个道理。飞机全数降落补充弹药和油料需要时间，一降一起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而且还是十分顺利的情况。这两个多小时对于一艘航母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时段里在飞机起降的时候不能打开近程防御系统，在的情况下如果导弹来袭，航母自身防御能力极弱。如果敌机来袭击不能全数起飞迎战，航母本身仅能依靠护卫舰艇防御。此时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防空能力、空战能力和近程防御能力都是最低的时候。如若大陆方攻击机群飞机尾随美军返航的机群来袭，那整个舰队麻烦就大了。
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各种火力配备即防空火力、空中打击火力、远程攻击火力、近卫系统防卫火力都有一定极限，如果来袭的大机群所携带反舰导弹的数量超过了整个舰队的防卫能力，那么舰队会遭受重创。一般情况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航母战斗群有十分强大的实力。
航母战斗群对付来袭的对手采取的主要手段的建立防卫圈，将敌人阻挡在可发射反舰导弹的距离以外，保证舰队的安全。在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战术非常有效。但若是上述情况发生，全部飞机不能全数起飞迎战，只能有半数，甚至更少的防卫力量在空中，此时防卫的能力会下降，如果空中力量被对方庞大的机群摧毁，或是被撕开一个缺口，在数十枚反舰导弹的攻击下，仅能凭借护卫舰艇防御的航母是有被击沉的危险。 </P><P> 或许是美军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排兵布阵的时候用了七艘航母。将航母分为两个梯队，一梯队三艘航母，所有作战飞机全数起飞作战，正面攻击大陆渡海集团；第二梯队四艘航母，布防于一梯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组建防卫圈，保持约半数飞机在空中值勤，当一梯队攻击机群返航时全数战机起飞加强防卫圈。以大陆目前的空中战力，同时对付四艘航母战斗群还比较吃力，况且还有其他三个编队的护卫舰艇共同加强防卫圈。
面对这样一个铁捅般的防御，若大陆用少量精锐的飞机、潜艇进行偷袭意义不大。偷袭有太多的或然性，而对方的电子侦察能力和反潜能力又十分强大，关乎国家命运之战寄希望于偷袭不是上策。要突防这样的防圈，惟有倾力一战。 </P><P> 二、强大的航母编队――数量和质量的结合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航母编队中执行对空警戒及摧毁来袭的反舰导弹的主力舰艇，配备防空火力强大，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68-122枚，每个编队两艘。伯克级驱逐舰，配备标准SM-2MR舰空导弹24枚，每个编两艘。史普鲁恩斯级驱逐舰Mk-29八联装海麻雀导弹发射器一具（导弹24枚），每个编队2-4艘。航母一般装备三联装24枚海麻雀。全航母编队共计舰空导弹多达476枚。
舰载作战飞机50余架，F-14可挂6枚空空导弹，F-18有9个挂点可带7枚以上空空导弹，共计携带336枚空空导弹。
在舰艇编队拥有的476枚导弹中，包括航母3联装海麻雀主要是用于打击反舰导弹一类目标，不是用于中远程防空，这部分导弹要保证航母编队在遭受低空急袭的反舰导弹攻击下有完备的防御能力。总共约有提康德罗加32枚×2+伯克32枚×2+史普鲁恩斯12枚×4+航母24=200枚。用于舰队中远程防空的有276枚(康德罗加90枚×2+伯克24枚×2+史普鲁恩斯12枚×4=276枚)。
在拥有数量众多导弹的前提下，宙斯盾系统的效率也颇高。能快速搜索和发现几百个目标、自动跟踪10O个目标、对8-12或12-16枚发射后舰空导弹的引导控制的目的。这样，就从技术上解决了上述作战使用的两点基本需求，保证了抗“饱和攻击”作战行动的实施。同时，为了避免遭受反辐射导弹的袭击，这种雷达所有波束可在不到1秒钟内从空中消失；再开机时，也只需要1秒钟，就又可以收到回波信号；在18秒钟内，即可完成全部搜索。
同时宙斯盾计算机系统共有22台计算机，是抗“饱和攻击”作战行动得以有条不紊顺利实施的重要技术保障。其中，有17台计算机是直接用于防空，并分为三组：第一组用于防空搜索，为舰空导弹提供中段制导；第二组作为指挥决策中心，处理各种数据；第三组用于武器控制、发射和舰空导弹空中拦截控制。
4个航母群，拥有200余作战架飞机，可发射1344枚空空导弹；加上其他三个航母编队的护卫舰艇的防空导弹共计1932枚，反导导弹1328枚。如此强大的软件和硬件保证了美军航母编队底气十足。 </P><P> 三、实战中的较量——变数众多，胜负难料
（一）导弹命中率扑朔迷离
海湾地区美军主要的中程拦射导弹，装备在F15、F16、F4等战斗机上。开战后，美空军F15战斗机用麻雀AIM-7M导弹击落了伊军“幻影”F-1战斗机。在海湾战争中共发射了71枚，命中25架飞机。我们以此战绩大致推断中远程导弹的实战中的命中率约为35.21%。这是在对方飞机没有预警飞，大多没有事先知道导弹来袭，而非完全格斗中的战损比。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数据来推测中远距防空导弹和空空导弹的命中率。
中距空空导弹发射命中率为35.21%（实战），但在对方飞机有预警机配备干扰弹时这个命中率还会下降。电子对抗箔条弹投放器和红外线干扰弹分别可以起到欺骗和干扰导弹攻击的作用。用电子对抗箔条弹投放器能直接欺骗多方导弹攻击假目标，而红外线干扰弹和规避动作同时使用能干扰导弹飞行轨迹，从容躲避导弹攻击。若配备有2枚箔条弹（类似海军使用的锡箔云）至少可以欺骗1-2枚导弹，而战机普遍配备的红外线干扰弹至少可以在飞行轨迹上让导弹偏移，用战术动作躲避，至少能躲避1枚。这样两种情况综合起来保守估计会让中远距导弹的命中率会下降50%。在空战中航母所有50架作战飞机能击落的飞机共计336×0.3521×0.5=59架。
舰载宙斯盾防御系统能自动跟踪10O个来袭目标、并其中对8―12威胁最大的目标进行跟踪，并指挥12-16枚发射舰空导弹后引导控制摧毁目标。根据美军的设计原理可以推断其战术原则为打击一个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一般是双发齐射。一个航母编队有四艘具备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导弹相对充裕，同时能跟踪400个目标，重点打击其中48个。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全舰队防空导弹仅有276枚，数量上虽然不少，但根据中距空空弹的实战命中率35.21%计算，加之对方有干扰打的折扣仅276×0.3521×0.5=48.5898架。
作战飞机可击落59架，防空导弹可击落49架，共计108架。这个数字并不能让美军感到欣慰。因为这个数字是建立在美军所有作战飞机完好和舰艇没有受到攻击的假设之上的。如果在实战中美军有飞机被击落，或者有舰艇遭受导弹攻击而丧失战斗力，那108架这个数字还可能少。而且在击落的108架飞机中，并不能保证这些飞机一枚导弹都没有发射，更不能保证发射的每一枚反舰导弹都被拦截、空空导弹都被躲避。108架飞机可以携带至少108枚反舰导弹和540枚空空导弹。就算只有一半能够发射，那美军也有相当的损失和消耗。
270枚空空导弹能理论上能击落270×0.5×0.3521=47.5335架飞机，同时54枚反舰导弹让一个航母编队的四个宙斯盾系统在（同一时间里最多能对48个目标实施全程监控）满负荷运转并消耗108枚反导导弹。如此算来108架飞机的牺牲几乎消耗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防空火力和大部分作战飞机。若此时空中还有来袭击的飞机，那么一个航母编队就有被突破的危险。
之所以用一个航母编队来测算是因为变数少，而且推测美军采用防卫圈的战术。若美军采取大机群机动防御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这里的变数更多。在运动作战中，作为攻方的大陆将更为有利。可采用大量假机群予佯动（将大量能超音速飞行的J-6组编佯动集团），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调动美军机群盲目机动，还可精锐战机组成的偷袭中队组编其中，实中带虚、虚中有实。实际组建五个高低搭配的120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分3-4个方向突击。若美军集中使用兵力，则避实击虚；若美军平均部署，那就集中三个编队从一个方向突破，美军来援则其他两个方向必然被突破；加之偷袭的斩获，美军必遭重创。 </P><P> （二）防空火力射程有限、全空域防守必须分兵御敌
标准Ⅱ的最大射程为104公里；大陆海鹰-4（空舰型）有效射程35-135公里，C802有效射程为12-120公里，这样算来仅凭舰载防空导弹组成的防卫圈不足以阻断来自空中的反舰导弹发射。这就是说若大陆的飞机总在标准Ⅱ的最大射程外发射反舰导弹，如果大陆150架飞机同时来袭击一个航母战斗群，并以一批50枚的批次发射反舰导弹，那么仅能同时对付12个重要目标的四个宙斯盾系统，有可能要同时对付上百个目标，那情况就不太妙了。要避免种情况必须分兵御敌。即所有作战飞机必须在舰空导弹防护圈以外组成防卫圈，让舰队的防空火力只对付漏网之鱼。这样空战就成为决战。
7个航母战斗群共计近400架作战飞机，其中3个航母编队进行攻击，4个组建防卫圈。防卫的作战飞机有200架以上。以50余架为一个战斗编队，分东西南北各守卫一个空域。并且以空中加油机的支援和不断起降为支撑，保证空域内战机的数量，大部分战机待机状态，当发现大陆飞机起飞来袭，全数起飞到预定空域拦截阻断。而且还要留守相当数量的飞机以防大陆飞机佯动，选择其他方向偷袭。这样200余架战机不会都用于正面防守，起码会有1/3留守作为预备队。那么正面出击的航母群战斗机会在150架左右，若大陆派出高低搭配的600-700架飞机以高、中低空三个层次，3-4个方向正面突防，美军防守的飞机将捉襟见肘，空战会十分惨烈。而且不排除大陆正面强攻的同时用少量精锐战机组建偷袭中队，分多个方向，以超低空大迂回机动到美军防守薄弱的空域，突袭航母编队或预警机，那美军的麻烦就大了。
将航母编队放在大陆大部分作战飞机（如J8、J7）的航程以外，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P><P> （三）远程打击――外强中干
利用远程打击火力打击大陆渡海集团，可以避免和大陆大机群编队贴身近战，相对安全有效。而且远程打击力量是美军的强项。美军航母战斗群有两个远程打击的利器，一是舰载飞机，二是巡航导弹。
F18作战半径740公里（空战），F14不带副油箱的活动半径为720―800公里。如果两种飞机加挂副油箱会有更远的航程，但这样挂点会减少，空战能力会下降。F18对地攻击1065公里，F14挂6颗MkB2炸弹，攻击16O0公里以外的地面目标，能保持5分钟的空战能力。这样7个航母战斗群可以投入更多的飞机用于攻击大陆渡海集团。除去留守的少量飞机，起码可派出250架以上的飞机投入正面攻击。
但另外一个问题又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大陆此时作为防守的一方，可以派出近千架战机用于拦截和阻断，并且一律只携带空空导弹，用于制空作战，并有预警机支持。可采取正面防守，多路迂回拦截，尾随追击，处处以多打少的局面。在没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在加挂对地对海武器和副油箱，空战能力下降，空战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美军攻击机群空战能力值得怀疑。
即便部分飞机突防成功，它们在海域上空将面对数百架护航的战斗机，和来自海上数以百计护卫舰艇，包括防空导弹快艇，每艘至少6-8枚防空导弹，数百艘；配备防空火力的江卫、江卫II、江湖、旅大、旅海、旅沪、现代、中华神盾所组成的防空网的攻击，还将遭受陆军上舰的红旗系列、凯山系列、S300、FT2000、道尔等防空火力的联合攻击，应该有数千枚导弹等待着它们吧。而且它们所携带的炸弹并不是投送了就能有效果，它们将遭受FM80、FM90、S300、道尔、海响尾蛇、以及陆军的低空高射防空火力等拦截武器的联合阻断，以及海军舰艇发射的干扰弹、锡箔云、施放的烟雾等伪装和干扰措施。在此情况下，数量有限的空中力量还要面对“千帆万船”（其中不少是伪装目标）渡海峡的渡海集团，有多少实际意义真要仔细算算才能明了。
舰载机攻击效果不理想，还有巡航导弹。 </P><P> 航母编队中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分别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28枚、伯克级驱逐舰28枚、史普鲁恩斯级驱逐舰8枚。整个舰队为28×2+28×2+8×4=144枚，7个航母编队共计1008枚，数目庞大，很有威慑力。
但巡航导弹的使用却颇受限制。首先，每次发射过程需要600道程序，3-4小时的准备时间别且要预先输入确定航迹的数据。因此，巡航导弹对固定或预选目标的打击效果较好，但对机动性强的小型目标或临时目标却无能为力。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多次在美发射巡航导弹前3―4小时将目标稍做移动或伪装，使美巡航导弹白忙一场。此外从空袭效果看，巡航导弹打击预定目标的命中率较高，但摧毁和重创率却较小。“沙漠之狐”作战中，巡航导弹的命中率为87％，但摧毁和重创率却不超过60％，尤其是对固定的点状目标、地面机动目标以及重大战略目标的摧毁率可能只有10％左右。面对有强大防空火力的渡海集团，攻击效果十分有限。 </P><P> 四、日本会否参战?大陆的空军军力能否达到战术要求？
日本拥有实力很强的舰队，若仔细讨论起来恐怕又是很多篇幅。但若要以空军对海作战，日本舰队的防空能力能承受多少空中打击力量的攻击？能强过美军7个航母战斗群吗？如果能强过当然另当别论，但实际上日本全部海空力量仅仅相当于2个美军航母战斗群。如果日本海空军贸然参战，除本国本土将遭受攻击外，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当日本海军全数开赴海上作战，数百架飞机的饱和攻击下，恐怕不需要半个小时就灰飞湮灭了。陆基的飞机场和海军基地必然遭受大陆远程打击力量的攻击。即便潜艇能幸存可以突击渡海集团也得先通过渤海、黄海的反潜网，即便通过攻击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
在度算整个战局的时候动辄就数百架飞机，上千架飞机，大陆空军实力不是无限的，打仗也不是打游戏可以FPE。那目前大陆的空军实力到底有多强？
作为突防航母编队的600-700架飞机，可如下组编：
高空梯队：5架SU-30 每架搭配 6架J-82或J-7 （一架指挥机，6架僚机）、20架SU-27，共55架；
中空梯队：5架J-10A 每架搭配 6架J-7 （一架指挥机，6架僚机）共35架；
低空梯队：15架飞豹A
加油机2架、电子作战飞4架（SU-27加挂电子吊仓），水轰五4架，轰六5架；
共计120架
5个编队，飞机共计600架，其中：
SU-30：25架，SU-27：100架，J10A：25架，飞豹A：75架 ，J-8：100架，J-7：200架 ，轰六：25架，水轰五：20架 ；电子作战飞机：20架 ，加油机：10架 ，预警机：2架（不需要每个编队配置一架，前后个空域指挥比较容易控制），其中接近第四代的精锐战机如SU-30、SU-27、J10A、电子作战机共计170架；
以上飞机虽然可以说是将目前中国空军的全部精锐装备都拿出来了，但还不是全部家当。详细的数目是保密的，这是一点摘录：
汉和评论：
“今天04年04月26日的消息，J10战机以后一年可以增产50架。那么，J11中国自己一年组装可以增加12到24架（偏低评估数），JH7A一年可以自己生产12到24架（偏低评估数），J8-3等可能还有一定产量，继续进口的海军型SU30的04年或者05年的到货，再加上FC1未来明、后年开始一年可以生产若干架供应中国空军、同时供应巴基斯坦空军（加上强5改进型号的进一步生产还不算在内）那么，一年新增的先进战机（含进口和自己生产），估计至少100架/年。如果加上现有J8、J7、JH7的现代化改装，那么，符合或者接近第四代先进战机标准的战机，数量将大大增加。按照现有200到300架计算的话（含SU27、SU30、J11、J10、JH7和JH7A、升级之后的J8、等等），一年后可望达到300到400架，不排除06年很快达到500架。”
平可夫：《未来四年中台政治军事总较量》》(凤凰卫视2004年4月10日)
“在2005年，中国的Su27，Su30将达到200架左右，加上大约40－50架J10A，第三代战斗机的数量总共是250架前后……中国如果进口Su30MK3的话，2006年将会是交机年份，同时随着J10A第二条生产线的开辟，J10A的产量将会倍增。2006年中国空军将会发生以下力量变化。 Su30MK3可能进口24－38架，国产Su27SK会增加20架，这样，中国将会增加44－58架Su系列战斗机和大约40架J10A。使第三代战斗机总量达到324－338架。这样，2006年以后，中国在先进战斗机的数量方面将会以每年70－90架的增长速度形成对台制空优势。这里尚不计算JH7A、J8-3、FC1、的生产数量以及其他改进空军装备的质量与数量。”
日媒体：《中国是纸老虎》(作者:井上和彦)
文章称，“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大约360架战斗机，而中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拥有量约为3600架，从数量上看是日本的10倍。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大约200架F-15和100F-4战斗机、30架F02最新型战斗机和大约30架F-1战斗机。”
综合网络文献收集整理数据如下：
提升了空战能力的歼七系列700架，歼-七E战机300架，歼八系列包括歼-八D战机300架，买来的苏27战机150架，歼11战机（苏27的国产机）100架，歼10战机50架，苏30战机50架，飞豹-3战机150架，150架西安轰六轰炸机中的大约20到25架被改装成空中加油机，这些飞机开始只能为歼八－IID加油，而将来它可以被用于给SU-30MKK加油。其它后勤，预警，侦察，运输机共500架（400架运输机），总数为约2450架，加上1000余架被封存或作为教练机使用的J-6应该和日本人提供的3600架比较吻合。
其中这些飞机可分别组编两个600架编队作为突击集团，分别对付日美，剩下的作为护航使用。 </P><P> 这样的部署可以看出，已经把大陆空军兵力使用推到极限。这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牵制的作用。但是目前大陆空军的实力并不是作战时候的实力，而是和平时期的实力。一旦整个国家工业体系转入战备，能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会比现在少。但每个国家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大规模生产武器装备，因为装备不用会过时的。当然，要用又是另当别论了。
最后会提一下为什么在把日本都考虑进来了不把台湾的军力考虑进来？首先台湾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其次，如果都和美日开战了，台湾又有什么所谓呢？它要保证自己的飞机场都还能用才有资格被考虑进来。如果它能在电磁压制和前几轮远程火力的打击下还能保证防空系统有作用才有资格被考虑进来。它的海军力量要能自保的前提下才能被考虑进来。最后，都和美国开战了，什么顾及都不会有了，若台湾不幸被“夷为平地”还能起到吓阻作用：）
当然，对于台湾还是使用常规武器比较妥当。但在第一波远程火力打击台湾军事目标的时候，会采用试探性的攻击策略，看看美日的动作。基本战术可以考虑为将第一波远程打击和“渡海集团”同时出手。第一波远程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空军机场、空军地勤保证设施、固定的强网支撑点，供电设施、海军基地、油料储存点等战略目标。而此时的“渡海集团”是用大量伪装船只组成的，并主要欺骗的是雷达，且空军飞机大批升空，大量携带反辐射导弹和制空作战武器，当“渡海集团”迫近时，台湾残存的防空火力和岸基反舰导弹必然开火还击。这时既可以观察日美的动向，又可以乘对方大批残存雷达开机的时候使用反辐射导弹予以猎杀，并消耗其岸基反舰火力，并试探其空军剩余实力。当一切水落石出以后再做定夺（原文完）。</P><P> 二、对上文的战术思路有几点不同看法。
1、实际上，美国各航母舰队平时都在世界各地执行巡逻、警戒、威慑等作战任务，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聚齐在台湾海域，战争以前，其行动也必然在我军事间谍卫星的监督之下。只要航母是依次进入战场，我们就有取胜的机会。
假如美国也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有意让航母在外海等待，汇合以后再同时进入作战位置，包括调度、检修、补给和航行等环节，最少也要7天。而在这7天内，大陆已经将不少于30万的军队和大量重型装备及作战物资运送上岛，基本打垮了台湾陆军主力，也基本构筑起各种阵地特别是防空导弹阵地。美国人来时为时已晚，否则“干涉战”就会变成美军在台湾的“登陆战”和“地面战”，这是美军无论如何也不愿干的蠢事。
目前，大陆军队有两栖登陆艇四百来艘，加上租用标准商船1500艘左右，另外再加苏、浙、闽三省适合非正规登陆使用的80吨以上机渔船约5000艘以上，而台湾本岛海滩平缓，非常适合登陆，再加台湾西岸十几个港口和抢修好的几个机场，所以在7天以内把几十万人和装备运送上岛不存在多大问题。
2、不赞成使用大编队直接作战，这种打法正适合拥有电磁优势的美军，我方大机群上阵无异于自杀。而使用小编队，不和对方正面接触，虚虚实实，游而不击，既发挥了我方灵活机动的主动优势，又让对方空战优势无从发挥，白白“陪太子读书”，到最后，战斗能力消耗殆尽便近乎瘫痪，我方基本可以不战而胜。所以，小规模编队好处很多。
大编队升空集结就要消耗较长时间，可能机群还未靠近对方，先行起飞的战机油料就差不多用完。而大编队的指挥更为困难，地空协调、空空协调、各机场协调、雷达站协调等等，信息量巨大，我军现有C4I系统根本无法支撑。
3、我们不能用飞机来损耗对方的导弹数量，这是一种不讲策略的“人海战术”，就像79年自卫反击战时许世友用的战术，战后被宋时轮等人批判为“该送上军事法庭”。很简单，美军可以一边消耗，一边用直升机从冲绳和关岛补充，对方弹药是无限的，而我方飞机和飞行员则是有限的。而我方又无法截断其运输线。所以拼到最后，我方人机越来越少，而对方弹药却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出此下策。
4、在整个空战期间，尤其是前期，中国海军不能前出靠近对方，否则白白惨遭屠戮，对战局没有任何帮助。我方海军只能部署在大陆沿海，最多在海峡内靠近台湾西岸，配合岛上充当防空的角色。在空战后期，美军舰载机已经不再具有对海攻击能力后，我海军才能驶出海峡，争取参加对美军舰队的远距离导弹攻击，并搜索驱逐美军核潜艇。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我方都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各方面都要用好这个主动权，绝对不能拱手送与对方。</P>
第五节 巧妙使用核武器边缘战略<P> 退一万步说，假如美军7个舰队奇迹般同时出现在台湾海域（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等着大陆打响对台湾的第一枪，那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拖”而不战。并且，为防止台湾给美国制造介入的借口而主动挑衅发起战争，随后美军趁势在台湾登陆，大陆可预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时，将毫不犹豫对侵占犯我领土者使用核武器。
一、大陆军队弯弓备马，但故意拖延不战，美军七个舰队在海上漂浮，无法久拖，但不敢对中国开第一枪，这时美国人很可能会怂恿台湾首先开战，迫使大陆反击，然后自己便趁势参战甚至登陆。
二、如果台湾首先开战，主动攻击大陆，我方可防守而不进攻，再三隐忍，将台湾攻击大陆的恶果用各种媒体向全世界反复渲染报道，置台湾于不义，同时也是置美国于不义，并且，我方还不失时机的反复宣称将用核武器自卫和打击入侵者，这就为我方下一步的行为争取国际道义支持打下基础。
三、在忍受了台湾的几波袭击之后，大陆的火山终于爆发，台湾全岛遭受猛烈打击，在用导弹按既定计划消灭了台湾大部分空军和防空导弹阵地以后，我空军军开始打击台湾海军和地面目标，如果美军正式介入并造成我军伤亡，我方便通过外交渠道并以公开形式向美方提出严正警告，警告美军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否则我方将使包括用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手段来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并且我方还明确向全世界公示核武的投放范围（在美舰队活动区域内）。
四、倘若美军置若罔闻，我方可以首先在美舰队外围附近爆炸一颗小当量核武，不直接造成美军伤亡，但以此警告。
五、如果美军仍拒不退出战局，仍然攻击我渡海部队，我方便向外界宣布“忍无可忍”，随即向美舰队中心区发射核武，一举消灭美军大部分有生力量，随后出动大机群消灭残余舰只。至此，美军不可一世的七个舰队便灰飞烟灭。
六、由于中国已经做好核战争的全面准备，特别是机动的二次反击力量（如东风31和战略核潜艇）更是部署完毕，美国绝对不敢向中国本土发动核打击，甚至连发射一枚相同当量的核弹来报复大陆上某个目标都不敢，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中国高层产生战略误判，误以为美方全面核打击已经开始，从而使中国在美方导弹落下以前便开始全面核反击，双方就此便误入深渊。
越南战争，美国人宁愿承受失败也不愿把中国拉进战场，冷战高峰，美国人即使为了自己也没敢和苏联大打出手，而今天，美国人还会为了台湾稀里糊涂的跟中国打一场核战争吗？
即使美国心有不甘，也只有向中国本土以外的目标实施报复，这样便可以让中国遭受损失也至于进一步报复美国本土——估计美国也会向我正式通报袭击范围。中国舰队在海上不会密集集中，少数舰只价值不大，所以，美军很可能会以台湾岛上大陆军队相对集中的区域为报复目标，尽最大可能来毁伤我大量战斗人员和装备，而导弹飞行轨迹估计还要与我大陆海岸线平行，以防止中国产生误解。
台海战争可能就此落幕。</P><P> 六七十年代，中苏严重对峙，为防止苏联庞大的装甲集群从我东北、内蒙发动大规模袭击从而直取华北，中国实际已经将核武器列为威慑手段，今天，美国庞大的航母集群如果兵临城下，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那我们同样有理由再次举起核大棒来遏制侵略战争。对前苏联如此，对美国亦可如此。</P>
一、大陆军队弯弓备马，但故意拖延不战，美军七个舰队在海上漂浮，无法久拖，但不敢对中国开第一枪，这时美国人很可能会怂恿台湾首先开战，迫使大陆反击，然后自己便趁势参战甚至登陆。
二、如果台湾首先开战，主动攻击大陆，我方可防守而不进攻，再三隐忍，将台湾攻击大陆的恶果用各种媒体向全世界反复渲染报道，置台湾于不义，同时也是置美国于不义，并且，我方还不失时机的反复宣称将用核武器自卫和打击入侵者，这就为我方下一步的行为争取国际道义支持打下基础。
三、在忍受了台湾的几波袭击之后，大陆的火山终于爆发，台湾全岛遭受猛烈打击，在用导弹按既定计划消灭了台湾大部分空军和防空导弹阵地以后，我空军军开始打击台湾海军和地面目标，如果美军正式介入并造成我军伤亡，我方便通过外交渠道并以公开形式向美方提出严正警告，警告美军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否则我方将使包括用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手段来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并且我方还明确向全世界公示核武的投放范围（在美舰队活动区域内）。
四、倘若美军置若罔闻，我方可以首先在美舰队外围附近爆炸一颗小当量核武，不直接造成美军伤亡，但以此警告。
五、如果美军仍拒不退出战局，仍然攻击我渡海部队，我方便向外界宣布“忍无可忍”，随即向美舰队中心区发射核武，一举消灭美军大部分有生力量，随后出动大机群消灭残余舰只。至此，美军不可一世的七个舰队便灰飞烟灭。
六、由于中国已经做好核战争的全面准备，特别是机动的二次反击力量（如东风31和战略核潜艇）更是部署完毕，美国绝对不敢向中国本土发动核打击，甚至连发射一枚相同当量的核弹来报复大陆上某个目标都不敢，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中国高层产生战略误判，误以为美方全面核打击已经开始，从而使中国在美方导弹落下以前便开始全面核反击，双方就此便误入深渊。
越南战争，美国人宁愿承受失败也不愿把中国拉进战场，冷战高峰，美国人即使为了自己也没敢和苏联大打出手，而今天，美国人还会为了台湾稀里糊涂的跟中国打一场核战争吗？
即使美国心有不甘，也只有向中国本土以外的目标实施报复，这样便可以让中国遭受损失也至于进一步报复美国本土——估计美国也会向我正式通报袭击范围。中国舰队在海上不会密集集中，少数舰只价值不大，所以，美军很可能会以台湾岛上大陆军队相对集中的区域为报复目标，尽最大可能来毁伤我大量战斗人员和装备，而导弹飞行轨迹估计还要与我大陆海岸线平行，以防止中国产生误解。
台海战争可能就此落幕。</P><P> 六七十年代，中苏严重对峙，为防止苏联庞大的装甲集群从我东北、内蒙发动大规模袭击从而直取华北，中国实际已经将核武器列为威慑手段，今天，美国庞大的航母集群如果兵临城下，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那我们同样有理由再次举起核大棒来遏制侵略战争。对前苏联如此，对美国亦可如此。</P>
第四章 台海战争总论和给当政者的建议<P> 第一节 总 论</P><P> 正如古罗马人所言，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拿起短剑，我们研究战争、准备战争，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战争。我们消灭美国航母的把握越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P><P> 对美国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利益，还是一种威胁？
如果不好掂量，那我们就反过来思考。
如果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以外）的主权国家，而是若干个依附性极强的小国，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必然会象洪水一样淹没欧亚大陆的一半，东起朝鲜半岛（没有了中国，也就没有了朝鲜），覆盖原中国大陆、蒙古、印度支那、东南亚、南亚（除印度）、中亚、中东、东欧，西端直至巴尔干半岛，拥有如此广阔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比成吉思汗还要强大无数倍的霸主面前，还有谁是他的挑战者？
无论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谁还敢与之争锋？
面对如此美妙的前景，美国人目前缺少的只是实力和时机，美国人并不缺少动机。</P><P> 在没有绝对把握打败中国以前，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利益大于威胁，而当美国具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之后，中国对美国则是威胁大于利益，消灭了这个威胁，剩下的自然全部就是利益。
从外界因素来看，美国不可能拥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但是美国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而今天美国人就是在寻找和等待这个机会，并运用一切手段，促使各种因素来造就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内乱。
这里有两种内乱，一是执政党本身错误造成的内乱，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转型时处理不好而造成的内乱。后一个可能出现的内乱，日本很早就过了这个难关或者阵痛，韩国在美国人的保护下也过去了，俄罗斯也很幸运的过去了。
就象人在跨台阶时最容易失去平衡一样，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也最容易爆发危机，抵御能力时最差的。世界上应该最早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的是中国北宋，当时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经济和文化的持续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则是生产力对封建皇权的隐形冲击，这种冲击破坏了统治者的执政基础，所以，繁荣强大的宋朝竟先后败亡于落后的北方女真人和蒙古人。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000美元，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将越来越大，中国将象所有经历过这一阶段的国家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消费层次升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冲突加剧、参政意识增强、对民主公平的要求增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大规模内乱，如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90年代的菲律宾、印尼等。
中国呢？过得去这道坎吗？</P><P> “9·11”以后，美国集中力量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我们原以为争取到了10到15年的战略发展良机，但是消灭萨达姆、摆平卡扎菲以后，美国已经从阿拉伯泥潭里拔出了一只脚，而且把这只脚踩进了西太平洋，这个战略机会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尽管目前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山洞里逍遥，尽管还有恐怖分子在到处爆炸，尽管还有叙利亚、伊朗问题象定时炸弹一样摆在在后面，但美国人已经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东亚的事务，汇集7大航母的“夏季脉动”军事演习，将关岛构筑成夏威夷以外的第二大军事基地，透过这些信号，我们应当闻到那越来越浓的硝烟味道。
应付未来潜在的战争，不仅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是越来越紧迫的头等大事，我们从现在开始久必须用战争来提醒人民和教育人民，尤其是要象俄罗斯那样，把“在迫不得已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的观念宣扬给全世界，也同时宣传给美国和台湾，争取用战争来抑制战争。</P><P> 对我们这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地球来说，美国“恐龙”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P><P> 第二节 识破美国人的战略欺骗</P>
如果不好掂量，那我们就反过来思考。
如果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以外）的主权国家，而是若干个依附性极强的小国，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必然会象洪水一样淹没欧亚大陆的一半，东起朝鲜半岛（没有了中国，也就没有了朝鲜），覆盖原中国大陆、蒙古、印度支那、东南亚、南亚（除印度）、中亚、中东、东欧，西端直至巴尔干半岛，拥有如此广阔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比成吉思汗还要强大无数倍的霸主面前，还有谁是他的挑战者？
无论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谁还敢与之争锋？
面对如此美妙的前景，美国人目前缺少的只是实力和时机，美国人并不缺少动机。</P><P> 在没有绝对把握打败中国以前，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利益大于威胁，而当美国具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之后，中国对美国则是威胁大于利益，消灭了这个威胁，剩下的自然全部就是利益。
从外界因素来看，美国不可能拥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但是美国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而今天美国人就是在寻找和等待这个机会，并运用一切手段，促使各种因素来造就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内乱。
这里有两种内乱，一是执政党本身错误造成的内乱，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转型时处理不好而造成的内乱。后一个可能出现的内乱，日本很早就过了这个难关或者阵痛，韩国在美国人的保护下也过去了，俄罗斯也很幸运的过去了。
就象人在跨台阶时最容易失去平衡一样，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也最容易爆发危机，抵御能力时最差的。世界上应该最早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的是中国北宋，当时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经济和文化的持续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则是生产力对封建皇权的隐形冲击，这种冲击破坏了统治者的执政基础，所以，繁荣强大的宋朝竟先后败亡于落后的北方女真人和蒙古人。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000美元，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将越来越大，中国将象所有经历过这一阶段的国家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消费层次升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冲突加剧、参政意识增强、对民主公平的要求增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大规模内乱，如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90年代的菲律宾、印尼等。
中国呢？过得去这道坎吗？</P><P> “9·11”以后，美国集中力量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我们原以为争取到了10到15年的战略发展良机，但是消灭萨达姆、摆平卡扎菲以后，美国已经从阿拉伯泥潭里拔出了一只脚，而且把这只脚踩进了西太平洋，这个战略机会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尽管目前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山洞里逍遥，尽管还有恐怖分子在到处爆炸，尽管还有叙利亚、伊朗问题象定时炸弹一样摆在在后面，但美国人已经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东亚的事务，汇集7大航母的“夏季脉动”军事演习，将关岛构筑成夏威夷以外的第二大军事基地，透过这些信号，我们应当闻到那越来越浓的硝烟味道。
应付未来潜在的战争，不仅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是越来越紧迫的头等大事，我们从现在开始久必须用战争来提醒人民和教育人民，尤其是要象俄罗斯那样，把“在迫不得已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的观念宣扬给全世界，也同时宣传给美国和台湾，争取用战争来抑制战争。</P><P> 对我们这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地球来说，美国“恐龙”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P><P> 第二节 识破美国人的战略欺骗</P>
二、识破美国人的战略欺骗<P>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有意无意的利用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战略欺骗和有意误导，借以掩盖美国对华的全面战略，如果这一意图在过去是有意无意之举，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就绝对是有意而为的阴谋了。</P><P>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在卸任前，曾在美国众议院说：“太平洋美军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在关岛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可接近解放军导弹部署点”，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及时”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五角大楼将军舰和潜艇开进关岛，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
但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的话更真实，他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
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习。此次演习，美军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美军自称这次演习类似“年度战备系统检测”。按照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的说法，这个目标（亚太战略目标）“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明显一致”，即“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
引申凯利的话来说，如果出现了“崛起”了那种“力量”，美军的任务便是打压、遏制乃至消灭这个“力量”。
支持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现状，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的第一层烟雾，而故意模糊的对待“台独”的立场，又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第二层烟雾。
这才是美国最真实的战略意图。</P><P> 三、“封锁论”“边打边看论”的危害
近日，北京战略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徐光裕教授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谈到攻台战法，他认为攻台应该是逐步升级的方式。
“第一种办法还是海上封锁，如果台独势力很强，到了不摊牌不行的时候，我们可能使用海上封锁的办法。……使用潜艇从海上封锁、巡逻。高雄、基隆、花莲、台东，把这几个重要港口的进出口、商船、增援的东西全部切断。可以布上水雷，可以用潜艇巡逻，空中可以用飞机，派出飞机二十四小时轮班巡逻、封锁。第二波简单地说就是斩首行动。台湾岛北中南的三个指挥所，台北附近的衡山指挥所以及青山指挥所，都可以打。……这样一下能够把它打瘫痪了，那就可能会出现反对派。促使另外一派跟我们谈判，创造出这么一个局面。第三波就是点穴战法。斩首之后台湾还能支持下去，我们就搞点穴战法，点穴战面积要比这斩首更大。……接着突防，我还是用这个办法，先打下你的雷达，电子战、信息战，然后用导弹打，打下你一波一波往下淘汰。……如果为了压对方从独立的路上返回、悬崖勒马，就不用太着急。打一下、看一看，再打一下，看一看。所以在我们的高压下不外乎出现的情况，就是越压越抱团或者越压越分裂，我们可能造成的就是分裂。所以要说打到台湾瘫痪需要的时间，要根据总体的战略目标和当时的形势发展情况而定。”
这位专家的看法，不知是战略欺骗的烟雾弹还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是他的真实想法，那这种想法便不足为训。
封锁台湾或边打边看的思路，是绝对是有害、绝对不能实施的自杀行为。</P><P> 封锁台湾的思路最早是在六七十年代一个美国海军就军官首先提出来的，无论是个人的学术思想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国家战略烟雾，这种思路完全是不现实的。封锁战略首先就建立在一个不成立的假设上，那就是台湾是一个纯粹孤立的真空战场，台湾没有任何外来力量来支援或干涉，大陆可以在不使用大规模军事手段的前提下，从从容容花上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来逼台湾就范。
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台湾问题，本来美国就是始作俑者，后有日本加入，“台独”才愈演愈烈，2003年以后，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台湾就更是成了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认为美国在华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就不会与中国开战，殊不知打败中国、分裂中国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台海一战，美国必然卷入，这一点我们丝毫都不能怀疑，必须随时牢记在心，必须作为我们制定所有作战计划的最基本前提，即使最后美国人由于权衡利弊后放弃干涉，我们也要料敌从宽，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卷入战争的可能。
台湾周围群狼环伺，封锁台湾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封锁行动一旦开始，我们要观察台湾内部各政治实力的反应，这个反应要付诸于行动还要花较长时间，并且从陈水扁这种政治流氓的口中说出来的话还有什么可信度。
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静观其变”，却受人以柄，使美国人及同盟自然而然找到了干涉的口实，小则声讨制裁，顺便打击中国产品，大则趁机公开大规模卷入来保护台湾，直接空运美军上岛，这段大陆消极等待的时间，就成了美国人调兵遣将的宝贵战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免不了要对台湾正式开战，而在此时开战，我们已经贻误了战机，处于极为被动的两难地步：如果后退，台湾独立必成定局，美国人很可能就此在台湾扎根落脚，再也不会撤离台岛；如果开战，美台两股势力已经合而为一，大陆已经失去了登陆的最好时机，勉强一战，胜算极低。此时，大陆已经变成了无可奈何娶了薛宝钗的贾宝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而边打边看，则是说明我们对台湾内部力量还抱有幻想，对美国不卷入战争还抱有幻想，又想打，又怕付出代价（自己付出牺牲，台湾也打得稀烂），希望以此办法来减少战争成本，如此一来，便会造成主政者战争意志不坚定，手段不果断，缩手缩脚，结果同样会贻误战机，同样给美国人留下参战的时间和口实。
台海战争，不战则已，如果不战，可以保留余地，引而不发，蓄势待发；可一旦开战，就必须坚定果断，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以雷霆万倾之势消灭台湾的战争能力，断绝美国人上岛“协防”的任何可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与美国人的对垒中，才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如果抱妇人之仁，让台湾少流血，那我们自己就要多流血，甚至还要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后，美国人不希望在美国的南大门发生战争，国务卿黑格往返于英阿两国之间展开外交斡旋，4月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黑格，她愤怒地敲着办公桌说：“张伯伦在1939年用的就是这张办公桌，他胡说什么捷克离我们还远着呢！正是由于他的失职，大批英国人才白白送了性命！”
正是这种坚定的意志，才让英国人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战争。
不管现在备战还是将来开战，我们都不能孤立的来看台湾问题，这就是认清台湾问题本质的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在“台独”问题上犯了张伯伦犯过的错误（据一位美国学者透露，90年代初年李登辉逐渐与陈水扁合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想了解一下陈水扁的情况，“国台办”的文件库里居然找不出一份关于民进党的完整象样的资料），而将来，我们在美国人身上绝不能再犯东郭先生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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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的话更真实，他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
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习。此次演习，美军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美军自称这次演习类似“年度战备系统检测”。按照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的说法，这个目标（亚太战略目标）“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明显一致”，即“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
引申凯利的话来说，如果出现了“崛起”了那种“力量”，美军的任务便是打压、遏制乃至消灭这个“力量”。
支持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现状，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的第一层烟雾，而故意模糊的对待“台独”的立场，又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第二层烟雾。
这才是美国最真实的战略意图。</P><P> 三、“封锁论”“边打边看论”的危害
近日，北京战略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徐光裕教授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谈到攻台战法，他认为攻台应该是逐步升级的方式。
“第一种办法还是海上封锁，如果台独势力很强，到了不摊牌不行的时候，我们可能使用海上封锁的办法。……使用潜艇从海上封锁、巡逻。高雄、基隆、花莲、台东，把这几个重要港口的进出口、商船、增援的东西全部切断。可以布上水雷，可以用潜艇巡逻，空中可以用飞机，派出飞机二十四小时轮班巡逻、封锁。第二波简单地说就是斩首行动。台湾岛北中南的三个指挥所，台北附近的衡山指挥所以及青山指挥所，都可以打。……这样一下能够把它打瘫痪了，那就可能会出现反对派。促使另外一派跟我们谈判，创造出这么一个局面。第三波就是点穴战法。斩首之后台湾还能支持下去，我们就搞点穴战法，点穴战面积要比这斩首更大。……接着突防，我还是用这个办法，先打下你的雷达，电子战、信息战，然后用导弹打，打下你一波一波往下淘汰。……如果为了压对方从独立的路上返回、悬崖勒马，就不用太着急。打一下、看一看，再打一下，看一看。所以在我们的高压下不外乎出现的情况，就是越压越抱团或者越压越分裂，我们可能造成的就是分裂。所以要说打到台湾瘫痪需要的时间，要根据总体的战略目标和当时的形势发展情况而定。”
这位专家的看法，不知是战略欺骗的烟雾弹还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是他的真实想法，那这种想法便不足为训。
封锁台湾或边打边看的思路，是绝对是有害、绝对不能实施的自杀行为。</P><P> 封锁台湾的思路最早是在六七十年代一个美国海军就军官首先提出来的，无论是个人的学术思想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国家战略烟雾，这种思路完全是不现实的。封锁战略首先就建立在一个不成立的假设上，那就是台湾是一个纯粹孤立的真空战场，台湾没有任何外来力量来支援或干涉，大陆可以在不使用大规模军事手段的前提下，从从容容花上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来逼台湾就范。
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台湾问题，本来美国就是始作俑者，后有日本加入，“台独”才愈演愈烈，2003年以后，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台湾就更是成了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认为美国在华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就不会与中国开战，殊不知打败中国、分裂中国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台海一战，美国必然卷入，这一点我们丝毫都不能怀疑，必须随时牢记在心，必须作为我们制定所有作战计划的最基本前提，即使最后美国人由于权衡利弊后放弃干涉，我们也要料敌从宽，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卷入战争的可能。
台湾周围群狼环伺，封锁台湾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封锁行动一旦开始，我们要观察台湾内部各政治实力的反应，这个反应要付诸于行动还要花较长时间，并且从陈水扁这种政治流氓的口中说出来的话还有什么可信度。
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静观其变”，却受人以柄，使美国人及同盟自然而然找到了干涉的口实，小则声讨制裁，顺便打击中国产品，大则趁机公开大规模卷入来保护台湾，直接空运美军上岛，这段大陆消极等待的时间，就成了美国人调兵遣将的宝贵战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免不了要对台湾正式开战，而在此时开战，我们已经贻误了战机，处于极为被动的两难地步：如果后退，台湾独立必成定局，美国人很可能就此在台湾扎根落脚，再也不会撤离台岛；如果开战，美台两股势力已经合而为一，大陆已经失去了登陆的最好时机，勉强一战，胜算极低。此时，大陆已经变成了无可奈何娶了薛宝钗的贾宝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而边打边看，则是说明我们对台湾内部力量还抱有幻想，对美国不卷入战争还抱有幻想，又想打，又怕付出代价（自己付出牺牲，台湾也打得稀烂），希望以此办法来减少战争成本，如此一来，便会造成主政者战争意志不坚定，手段不果断，缩手缩脚，结果同样会贻误战机，同样给美国人留下参战的时间和口实。
台海战争，不战则已，如果不战，可以保留余地，引而不发，蓄势待发；可一旦开战，就必须坚定果断，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以雷霆万倾之势消灭台湾的战争能力，断绝美国人上岛“协防”的任何可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与美国人的对垒中，才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如果抱妇人之仁，让台湾少流血，那我们自己就要多流血，甚至还要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后，美国人不希望在美国的南大门发生战争，国务卿黑格往返于英阿两国之间展开外交斡旋，4月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黑格，她愤怒地敲着办公桌说：“张伯伦在1939年用的就是这张办公桌，他胡说什么捷克离我们还远着呢！正是由于他的失职，大批英国人才白白送了性命！”
正是这种坚定的意志，才让英国人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战争。
不管现在备战还是将来开战，我们都不能孤立的来看台湾问题，这就是认清台湾问题本质的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在“台独”问题上犯了张伯伦犯过的错误（据一位美国学者透露，90年代初年李登辉逐渐与陈水扁合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想了解一下陈水扁的情况，“国台办”的文件库里居然找不出一份关于民进党的完整象样的资料），而将来，我们在美国人身上绝不能再犯东郭先生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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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打赢台海战争？》中篇：政治篇《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第六章 中国民族主义何罪之有？</P><P>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6日登载了邱震海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二战以前的德国相似，国力强盛而精神不成熟，“中华文明没有经受过现代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近十来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原先承受的意识形态束缚逐渐为经济致富的狂热和快感所替代，原本十分正面的国民自信心增长，很多时候竟演化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而这种情绪很快就被其他国家理解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文章在最后还说到，“遗憾的是，人们至今看不到中国知识界系统持之以恒的启蒙工作。多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传统，令中国（包括香港）所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却缺乏一带具有批评精神、终极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把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联系起来，并认为民族主义将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麻烦的观点，不仅限此文，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那个一厢情愿要象汪兆铭一样跟日本“款曲通好”的马立诚先生，就痛斥“爱国者”为“爱国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突然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被国内外的“民族异己分子”们鸣鼓而攻，大加责罚。</P><P>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P><P>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帝王一家的天下，整个民族是帝王脚下的臣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民族感情就存在极大的缺陷，忠君为首，爱国其次，臣因桀亡，民为尧存，所以，历代爱国志士常常会陷入会陷于君主与国家“二律背反”的两难之中，岳飞、郑成功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便是这样的悲剧性代表。
在这种“君国不分”的缺陷中，尽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训导，尽管有强汉盛唐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纵观几千年，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较为忽视，感情都较为淡漠。皇帝驾崩，民众如丧考妣，国家沦丧，民众却往往是麻木不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说道：“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P><P> 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和元末汉民族推翻蒙古统治的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压倒政治斗争的位置上，民族征伐从来都是各政治集团相互角逐利益的一个战争方式。
民族矛盾比较集中的是称为“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高鼻深目的“胡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后冉闵为燕国慕容俊所擒，被押到慕容俊——大概是《天龙八部》里慕容复的祖先吧——面前，慕容俊斥责道：“你是赵国的大将，怎么能灭掉自己的祖国自称皇帝呢？”冉闵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蛮夷之邦都想称帝，我堂堂中原英雄，怎么不能当皇帝？”
公元391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消灭了恃强入侵的匈奴左贤王奴刘卫辰部落，在东汉时归顺汉朝的南匈奴便全部灭绝，从此，匈奴在亚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便彻底结束了。而拓跋珪消灭匈奴，只是其统一北方战争的一步，民族矛盾并非是主要矛盾，而拓跋珪联盟中的重要盟友独孤部落本身就是匈奴鲜卑化后的一支。
满清入关，遭遇南方包括士族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原因一是落后民族的野蛮屠杀，二是文化上的彻底剥夺，所谓“留发不留人”，在此，民族矛盾似乎有超越各阶层而达到“全民抗战”的趋势，但随着南明小朝廷的逃亡和满清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尤其是最基层的广大百姓基本上就认同了满清的统治，把这当作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以至于300年后，中国人剪辫子倒又成了历史上曾经的一个令后人深感耻辱的大难题。</P><P>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征服的软弱抵抗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为日本人所蔑视和嘲笑，所以日本动不动就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动不动就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而这也为西方人所诟病，斥为“一盘散沙”，甚至大加凌辱（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应该说，这个民族痼疾是刺激日本及其他殖民强盗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一个潜在诱因。
1949年以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里的“病”有两重，一是指身体羸弱，由营养严重不良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主要是指蔓延在民众中的各种结核，如淋巴计划、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等）而致；二就是国家民族意识普遍淡漠，民族精神萎靡，抵抗意志软弱，一盘散沙，不堪一击。这种民族感情的忽略和淡漠，自然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抵抗力的低下，也就造成了自1840年以来差点亡国灭种的百年惨剧。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完全分裂，最后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架势，文化的作用应该说远远大于民族认知的作用，民族精神远远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殊荣。</P><P> 十九世纪下半叶，沉浸在“天朝大国”、“礼仪天下”的迷梦中的中国，突然被另外几个具备了现代化国家形态的西方列强敲醒过来，中国人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才独立于帝王体系以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由此而来的国家观念。无论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还是早期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鼓动口号，这些民族观还只是模糊原始，感情成分大于理性认识，更谈不上形成整套成熟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的大纛旗第一次鲜亮灿烂的树立起来的，是辛亥革命伟大的先驱们。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中，第一次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作为一个探索和实践的革命家，孙中山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他说：
“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是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里，民族主义依然只是一种雏形，由于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凝聚情感和激发战斗力的武器，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建设目标。
1905年12月8日晨，高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心以一死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呼唤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以身作则的蹈海自杀，年仅30岁。
而后，在1937年7月7日以后，民族主义便完全汇流到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1953年，民族主义在朝鲜战争的凯歌声中达到了鼎盛，中国人100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享受还十分不完整，但却鲜明而纯洁，让今天的国人无不神往。</P><P>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曾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P><P> 自秦汉以后，中国民族精神的弱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华夏大地5000年的民族征战中，汉民族始几乎始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让汉民族长期占有了自然条件最好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良好的生存空间里，汉民族也才有机会来充分发展和享受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长期居高临下的强者心态中，汉民族对别的弱小民族的征服感，慢慢上升为一种文化上宽宏仁厚的包容大度，既有称为“蛮夷”“胡番”的轻视，又有“怀柔”、“归化”的怜惜，颇有众多兄弟姊妹中长兄的威仪和气度，尽管这种威仪和气度基本上植根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好大喜功和“流芳千古”的追名逐利。
这种威仪和气度同样体现在目前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政策之中。</P><P> 从先秦开始，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就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中，汉民族内部之间的争斗远远多于对别的民族的战争，而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对外战争。
公元元年前后，西汉和东汉前仆后继，彻底打败并驱逐了北方强盛骁勇的匈奴帝国，臣服了整个西域，面对那些过去曾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投机的诸多小国，如大月氏、乌孙、大宛、于阗、康居等国，汉朝仍然不念旧恶，不予追究，以中央政府的“和亲”政策和大量赏赐来笼络人心，继续维持其政权、地域和文化的完整性。
公元225年，蜀汉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献策，携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宁、牂牁、永昌、越嶲四郡，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而平叛之后，诸葛亮继续施行“和彝”政策，从南中撤出军队，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另外，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使其“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从而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14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对汉民族深厚文化的恐惧，将汉人压迫在各民族的最下等，大肆屠杀，手段极为残忍，元朝被推翻以后，内地许多随军迁移而来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居然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尽管明帝国仍然在讨伐北方残余的蒙古势力，但内地的蒙古族居民也没有受到明显的践踏和虐待，汉民族的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P><P> 公元四世纪中叶，被中国汉朝驱逐出西域和小亚细亚的匈奴民族，在沉寂300年以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在可汗巴兰勃、乌尔丁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摧毁了罗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许多欧洲强大民族的抵抗，使整个欧洲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版图完全改变，其深远影响远大于1500年以后希特勒第三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而1000年以后的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超级强大的特混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其浩大军力别说对付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那些还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宵小海盗，如果以军事征服为目的，多载军队，绕过好望角、佛得角，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或英吉利海峡，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郑和宝船可达数千吨，而100多年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平均排水量只有528吨），征服整个蒙昧时代的欧洲绝对不在话下。
但是，郑和的舰队却完全是一趟“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语）的“和平之旅”，既施行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均为明成祖朱棣语）的浩荡王道，又给各落后民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化技术和金银瓷绸等物质财富，甚至在占城和安南（今均属越南）的战争之中，还扮演了“锄强扶弱”的“国际维和部队”的角色。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备有两万多军队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其30年间的七次航海中的“人权记录”上，并没有一次滥用武力，恃强凌弱。“永乐四年6月，郑和的舰队来到爪哇，其船员登陆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却无缘无故被爪哇西王都马板的士兵杀死一百七十多人，郑和大怒，决定出兵讨伐，都马板十分惊慌，一面向郑和致歉，一面遣使向北京的明朝皇帝请罪。明成祖谴责都马板的使臣说：‘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讨伐，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命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资料引自日本历史学家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1421中国发现世界》）
同样作为征服者，从希腊、斯巴达、罗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匈奴、契丹、蒙古，到后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苏联、以色列和今天的美利坚，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过如此博大的胸怀和如此高尚的道德感召力？
而就是在距今不远的19世纪晚期，一个不堪忍受美国灭绝杀戮的印第安酋长，曾经对一个美国军官恳求，表示愿意放弃所有抵抗臣服于白人的统治，从此以后作“好的印第安人”，但是那个美国军官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P><P>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本摒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只有“仁义”和“中庸”才是超越一切的核心价值。
与西方国家征服待弱小民族后的“斩尽杀绝”不同，中国在用军事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之后，往往是用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来“来远附迩”，收服人心，如果过于用强，还容易招致奉“仁政”、“义战”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们的批判，斥之为“胜之不武”。
这种仁厚宽宏的雍容大度，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道德至上的优越感和宏大气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就此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直奔腾了五千年。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弱小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才不至于象非洲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被先进民族“斩草除根”。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惨绝人伦的民族屠杀，但都是在对方拒绝臣服时才发生的，如果对方甘拜下风，汉民族自然不会采取如此低下手段，不说孔子“义战”道德的制约，就是在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来都是最高境界；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国内外的各个民族才能汇集中国，毫无障碍的求学、做官、经商甚至定居，甚至是战败民族的俘虏照样可以在朝廷里作高官。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战败归附，其阏氏和太子金日磾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金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汉武帝很高兴，封金日磾为马监，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金日磾生有两个儿子，束发垂髫，楚楚可爱，经常和汉武帝闹着玩，有一次，两个小孩在武帝背后，戏弄武帝的后颈。金日磾在旁边不好发作，只有嗔目怒视，两个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说：“翁怒！”武帝便责怪日磾道：“何怒吾兒为？”金日磾无奈，只好趋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千古帝王，汉武帝堪称伟大的君主；</P><P>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被征服的弱小“外邦藩国”向天朝大国进贡，得到的往往远大于所贡献出去的，蕞尔小国的使节们高高兴兴的从天朝大国京城的官道上满载而归；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一个荷兰殖民者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骗了印第安人的一座曼哈顿岛，如果是在中国，恐怕会遭到整个知识阶层的不齿，因为这是倚仗自己的先进优势来对落后民族进行巧取豪夺，属于见利忘义，以大欺小；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蒋介石才会以“以德报怨”的名义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军人在朝鲜秋毫无犯，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同样作为盟友，美国在韩国留下的却是憎恨，留下的是屠杀朝鲜数百平民的“老根里事件”那样丑恶的“人权记录”；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的偏狭龌龊，才会让西边的邻居极为不齿，如果那幕幕丑剧发生在中国，球场上第一个起来抗议哄笑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华民族高高在上，踌躇满志，骄傲自大，慢慢磨灭了民族的进取精神，丧失了民族活力，慢慢在跟中华版图以外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至于沦落到被昔日的弟子残酷蹂躏的悲惨地步。
因为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会仁慈宽厚。</P><P> 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而太过于逐“利”，则必然遵循孙子的“唯胜利论”原则，对敌人“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手段残忍，毫无仁慈。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宋军与楚军在河南泓水边上对阵开战。宋军排成队列，楚军尚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机全线出击，宋襄公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仁义之师。楚军过河，但还未列好阵势，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仍不答应。实力强大的楚军列队完毕，立即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脚部还受了伤。泓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
从今天人类成熟后的良知和各种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战争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但是战争道德从古至今在都被碾压在马蹄和履带之下，包括今天，那些遥遥领先于弱小国家的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为了获取胜利依然是不择手段，天花病毒、橙剂、贫铀弹、集束炸弹、“炸弹之母”，无所不用其极，而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条件来.纵“战争道德”的舆论，目的只是用来约束对手，而自己却根本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所以，战争道德因此往往也变成了战犯的帮凶，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
从而，“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恶行的最高约束力,就不再成为审评“善意”、“邪恶”的标准。
2600年前的宋襄公，太过于超前地充当了“战争道德观”的探索者，不幸成为千古笑柄，但后人在2600年的笑声中始终有些苦涩，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义”与“利”依然在作高贵的搏斗，在中国国力强大以后，那种东方文明“重义轻利”的泱泱风范仍然要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将给这个被“商业文明”的物欲淹没了的世界增添一缕绚烂的亮色。
而我们的对手呢？</P>
文章在最后还说到，“遗憾的是，人们至今看不到中国知识界系统持之以恒的启蒙工作。多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传统，令中国（包括香港）所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却缺乏一带具有批评精神、终极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把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联系起来，并认为民族主义将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麻烦的观点，不仅限此文，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那个一厢情愿要象汪兆铭一样跟日本“款曲通好”的马立诚先生，就痛斥“爱国者”为“爱国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突然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被国内外的“民族异己分子”们鸣鼓而攻，大加责罚。</P><P>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P><P>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帝王一家的天下，整个民族是帝王脚下的臣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民族感情就存在极大的缺陷，忠君为首，爱国其次，臣因桀亡，民为尧存，所以，历代爱国志士常常会陷入会陷于君主与国家“二律背反”的两难之中，岳飞、郑成功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便是这样的悲剧性代表。
在这种“君国不分”的缺陷中，尽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训导，尽管有强汉盛唐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纵观几千年，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较为忽视，感情都较为淡漠。皇帝驾崩，民众如丧考妣，国家沦丧，民众却往往是麻木不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说道：“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P><P> 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和元末汉民族推翻蒙古统治的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压倒政治斗争的位置上，民族征伐从来都是各政治集团相互角逐利益的一个战争方式。
民族矛盾比较集中的是称为“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高鼻深目的“胡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后冉闵为燕国慕容俊所擒，被押到慕容俊——大概是《天龙八部》里慕容复的祖先吧——面前，慕容俊斥责道：“你是赵国的大将，怎么能灭掉自己的祖国自称皇帝呢？”冉闵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蛮夷之邦都想称帝，我堂堂中原英雄，怎么不能当皇帝？”
公元391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消灭了恃强入侵的匈奴左贤王奴刘卫辰部落，在东汉时归顺汉朝的南匈奴便全部灭绝，从此，匈奴在亚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便彻底结束了。而拓跋珪消灭匈奴，只是其统一北方战争的一步，民族矛盾并非是主要矛盾，而拓跋珪联盟中的重要盟友独孤部落本身就是匈奴鲜卑化后的一支。
满清入关，遭遇南方包括士族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原因一是落后民族的野蛮屠杀，二是文化上的彻底剥夺，所谓“留发不留人”，在此，民族矛盾似乎有超越各阶层而达到“全民抗战”的趋势，但随着南明小朝廷的逃亡和满清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尤其是最基层的广大百姓基本上就认同了满清的统治，把这当作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以至于300年后，中国人剪辫子倒又成了历史上曾经的一个令后人深感耻辱的大难题。</P><P>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征服的软弱抵抗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为日本人所蔑视和嘲笑，所以日本动不动就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动不动就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而这也为西方人所诟病，斥为“一盘散沙”，甚至大加凌辱（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应该说，这个民族痼疾是刺激日本及其他殖民强盗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一个潜在诱因。
1949年以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里的“病”有两重，一是指身体羸弱，由营养严重不良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主要是指蔓延在民众中的各种结核，如淋巴计划、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等）而致；二就是国家民族意识普遍淡漠，民族精神萎靡，抵抗意志软弱，一盘散沙，不堪一击。这种民族感情的忽略和淡漠，自然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抵抗力的低下，也就造成了自1840年以来差点亡国灭种的百年惨剧。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完全分裂，最后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架势，文化的作用应该说远远大于民族认知的作用，民族精神远远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殊荣。</P><P> 十九世纪下半叶，沉浸在“天朝大国”、“礼仪天下”的迷梦中的中国，突然被另外几个具备了现代化国家形态的西方列强敲醒过来，中国人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才独立于帝王体系以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由此而来的国家观念。无论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还是早期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鼓动口号，这些民族观还只是模糊原始，感情成分大于理性认识，更谈不上形成整套成熟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的大纛旗第一次鲜亮灿烂的树立起来的，是辛亥革命伟大的先驱们。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中，第一次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作为一个探索和实践的革命家，孙中山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他说：
“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是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里，民族主义依然只是一种雏形，由于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凝聚情感和激发战斗力的武器，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建设目标。
1905年12月8日晨，高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心以一死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呼唤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以身作则的蹈海自杀，年仅30岁。
而后，在1937年7月7日以后，民族主义便完全汇流到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1953年，民族主义在朝鲜战争的凯歌声中达到了鼎盛，中国人100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享受还十分不完整，但却鲜明而纯洁，让今天的国人无不神往。</P><P>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曾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P><P> 自秦汉以后，中国民族精神的弱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华夏大地5000年的民族征战中，汉民族始几乎始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让汉民族长期占有了自然条件最好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良好的生存空间里，汉民族也才有机会来充分发展和享受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长期居高临下的强者心态中，汉民族对别的弱小民族的征服感，慢慢上升为一种文化上宽宏仁厚的包容大度，既有称为“蛮夷”“胡番”的轻视，又有“怀柔”、“归化”的怜惜，颇有众多兄弟姊妹中长兄的威仪和气度，尽管这种威仪和气度基本上植根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好大喜功和“流芳千古”的追名逐利。
这种威仪和气度同样体现在目前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政策之中。</P><P> 从先秦开始，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就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中，汉民族内部之间的争斗远远多于对别的民族的战争，而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对外战争。
公元元年前后，西汉和东汉前仆后继，彻底打败并驱逐了北方强盛骁勇的匈奴帝国，臣服了整个西域，面对那些过去曾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投机的诸多小国，如大月氏、乌孙、大宛、于阗、康居等国，汉朝仍然不念旧恶，不予追究，以中央政府的“和亲”政策和大量赏赐来笼络人心，继续维持其政权、地域和文化的完整性。
公元225年，蜀汉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献策，携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宁、牂牁、永昌、越嶲四郡，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而平叛之后，诸葛亮继续施行“和彝”政策，从南中撤出军队，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另外，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使其“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从而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14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对汉民族深厚文化的恐惧，将汉人压迫在各民族的最下等，大肆屠杀，手段极为残忍，元朝被推翻以后，内地许多随军迁移而来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居然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尽管明帝国仍然在讨伐北方残余的蒙古势力，但内地的蒙古族居民也没有受到明显的践踏和虐待，汉民族的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P><P> 公元四世纪中叶，被中国汉朝驱逐出西域和小亚细亚的匈奴民族，在沉寂300年以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在可汗巴兰勃、乌尔丁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摧毁了罗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许多欧洲强大民族的抵抗，使整个欧洲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版图完全改变，其深远影响远大于1500年以后希特勒第三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而1000年以后的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超级强大的特混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其浩大军力别说对付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那些还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宵小海盗，如果以军事征服为目的，多载军队，绕过好望角、佛得角，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或英吉利海峡，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郑和宝船可达数千吨，而100多年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平均排水量只有528吨），征服整个蒙昧时代的欧洲绝对不在话下。
但是，郑和的舰队却完全是一趟“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语）的“和平之旅”，既施行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均为明成祖朱棣语）的浩荡王道，又给各落后民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化技术和金银瓷绸等物质财富，甚至在占城和安南（今均属越南）的战争之中，还扮演了“锄强扶弱”的“国际维和部队”的角色。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备有两万多军队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其30年间的七次航海中的“人权记录”上，并没有一次滥用武力，恃强凌弱。“永乐四年6月，郑和的舰队来到爪哇，其船员登陆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却无缘无故被爪哇西王都马板的士兵杀死一百七十多人，郑和大怒，决定出兵讨伐，都马板十分惊慌，一面向郑和致歉，一面遣使向北京的明朝皇帝请罪。明成祖谴责都马板的使臣说：‘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讨伐，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命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资料引自日本历史学家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1421中国发现世界》）
同样作为征服者，从希腊、斯巴达、罗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匈奴、契丹、蒙古，到后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苏联、以色列和今天的美利坚，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过如此博大的胸怀和如此高尚的道德感召力？
而就是在距今不远的19世纪晚期，一个不堪忍受美国灭绝杀戮的印第安酋长，曾经对一个美国军官恳求，表示愿意放弃所有抵抗臣服于白人的统治，从此以后作“好的印第安人”，但是那个美国军官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P><P>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本摒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只有“仁义”和“中庸”才是超越一切的核心价值。
与西方国家征服待弱小民族后的“斩尽杀绝”不同，中国在用军事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之后，往往是用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来“来远附迩”，收服人心，如果过于用强，还容易招致奉“仁政”、“义战”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们的批判，斥之为“胜之不武”。
这种仁厚宽宏的雍容大度，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道德至上的优越感和宏大气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就此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直奔腾了五千年。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弱小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才不至于象非洲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被先进民族“斩草除根”。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惨绝人伦的民族屠杀，但都是在对方拒绝臣服时才发生的，如果对方甘拜下风，汉民族自然不会采取如此低下手段，不说孔子“义战”道德的制约，就是在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来都是最高境界；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国内外的各个民族才能汇集中国，毫无障碍的求学、做官、经商甚至定居，甚至是战败民族的俘虏照样可以在朝廷里作高官。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战败归附，其阏氏和太子金日磾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金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汉武帝很高兴，封金日磾为马监，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金日磾生有两个儿子，束发垂髫，楚楚可爱，经常和汉武帝闹着玩，有一次，两个小孩在武帝背后，戏弄武帝的后颈。金日磾在旁边不好发作，只有嗔目怒视，两个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说：“翁怒！”武帝便责怪日磾道：“何怒吾兒为？”金日磾无奈，只好趋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千古帝王，汉武帝堪称伟大的君主；</P><P>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被征服的弱小“外邦藩国”向天朝大国进贡，得到的往往远大于所贡献出去的，蕞尔小国的使节们高高兴兴的从天朝大国京城的官道上满载而归；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一个荷兰殖民者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骗了印第安人的一座曼哈顿岛，如果是在中国，恐怕会遭到整个知识阶层的不齿，因为这是倚仗自己的先进优势来对落后民族进行巧取豪夺，属于见利忘义，以大欺小；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蒋介石才会以“以德报怨”的名义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军人在朝鲜秋毫无犯，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同样作为盟友，美国在韩国留下的却是憎恨，留下的是屠杀朝鲜数百平民的“老根里事件”那样丑恶的“人权记录”；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的偏狭龌龊，才会让西边的邻居极为不齿，如果那幕幕丑剧发生在中国，球场上第一个起来抗议哄笑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华民族高高在上，踌躇满志，骄傲自大，慢慢磨灭了民族的进取精神，丧失了民族活力，慢慢在跟中华版图以外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至于沦落到被昔日的弟子残酷蹂躏的悲惨地步。
因为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会仁慈宽厚。</P><P> 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而太过于逐“利”，则必然遵循孙子的“唯胜利论”原则，对敌人“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手段残忍，毫无仁慈。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宋军与楚军在河南泓水边上对阵开战。宋军排成队列，楚军尚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机全线出击，宋襄公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仁义之师。楚军过河，但还未列好阵势，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仍不答应。实力强大的楚军列队完毕，立即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脚部还受了伤。泓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
从今天人类成熟后的良知和各种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战争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但是战争道德从古至今在都被碾压在马蹄和履带之下，包括今天，那些遥遥领先于弱小国家的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为了获取胜利依然是不择手段，天花病毒、橙剂、贫铀弹、集束炸弹、“炸弹之母”，无所不用其极，而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条件来.纵“战争道德”的舆论，目的只是用来约束对手，而自己却根本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所以，战争道德因此往往也变成了战犯的帮凶，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
从而，“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恶行的最高约束力,就不再成为审评“善意”、“邪恶”的标准。
2600年前的宋襄公，太过于超前地充当了“战争道德观”的探索者，不幸成为千古笑柄，但后人在2600年的笑声中始终有些苦涩，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义”与“利”依然在作高贵的搏斗，在中国国力强大以后，那种东方文明“重义轻利”的泱泱风范仍然要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将给这个被“商业文明”的物欲淹没了的世界增添一缕绚烂的亮色。
而我们的对手呢？</P>
第三节 民族主义，已成为了全球弱小国家抵抗霸权征服的政治大旗<P>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文化魅力潮水般的涌入，本身发育就极不健全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即“零落成泥碾作尘”，跌落到“自卑自怜”、“自暴自弃”的泥土中去。一时间，对西方文明的热爱变成了对本民族及文化的仇视，对西方文明的追捧变成了对中国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诅咒，一时间，中国和与中国相关联的精神和文化成了坟场和.坑，一时间，中国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奸文化”的海洋，“精神卖国”和“自我作践”，已经成了文化界与知识界最时髦的华丽外表和捞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
然而，浩瀚的江海不是几个破塑料桶就可以舀干见底。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民众理性的回归和“美氏民主大棒”毫不领情的迎头痛击，中国民族主义在失落近乎绝望的石头下顽强的发出新芽，迎风壮大，正在长成一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却突然要被人拦腰砍断，从圣坛上拉下将下来，坐到了被审判的位子上。
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咬牙切齿的来清算民族主义了。就像60多年前，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看谁杀的中国人多一样，那些“民主先生们”也在搞一场口诛笔伐的大奖赛，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骂得最狠，骂得最绝，谁就是“摩托罗拉”大奖赛的冠军。
第一个被墓穴中挖出来鞭尸扬灰的，居然是100年前的“义和团”。</P><P> 一、鞭尸“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的根基。
在1840年以前，中国与法国的贸易规模小于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乾隆52年（1787年），在越南传教的法国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建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越南用兵，以抵制英国在亚洲的商务优势，百多禄在封议中继续说道：“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这个国家（越南）……建议（修）一条达到中国东部去的商道，将获得莫大利益。”这个奏议成为法国制定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1844年10月，中国便在法国的讹诈逼迫之下，在法国军舰上鉴定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除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法国还专门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从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扮演的都是虚伪而贪婪的另一类掠夺者的角色，从来都是殖民者犯罪前的向导与奸细，犯罪时的见证与帮凶，犯罪后的宽恕者和分赃者。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杰出代表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制约的优势地位的确立，无数的商人、政客、学者、游客、冒险家、传教士、诈骗犯、间谍甚至流浪汉和娼妓，形成了一股淘金的浪潮，越过大洋滚滚而来，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为桥头堡，逐渐向中国内陆蔓延。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尚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在混乱无序的不平等竞争中，哪里是那些以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资本主义掠食者的对手，60年下来，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财富，就象黄河中的泥沙滚滚流进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而身后却只留下贫瘠的高原，人民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怎能不破产贫弱，怎能不愚昧麻木，怎能不在胸中积累愤怒，怎能不将这种愤怒用暴力方式释放出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对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反抗，然后才上升为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全面反抗，成为“面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的暴力碰撞。
无庸讳言，“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手段盲目、荒诞而又极端，但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能用它自己所知道的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处于黑暗愚昧中的中国人，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使用大刀对付洋枪，那他们使用什么呢？难道他们要穿上西装、手握“战斧”式巡航导弹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而很“文明”吗？他们““烧教堂、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是因为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让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些“洋玩艺”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后来的批评者们，只看见了洋人被杀，只看见了暴民烧店铺，只看见了中国人砍电杆，只看见了这许许多多的结果，却装作不知道这恶果背后的诸多原因，装着看不见那些殖民强盗手里早就准备好的火枪与《圣经》。
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精彩绝伦的文字。
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那位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华盛顿手记”专题的北明先生，更是把强奸历史、颠倒黑白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
“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参加‘八国联军’是制约欧洲列强，保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证中国关税收入，”而“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P><P> 一个被肌肉发达的海盗淫虐的女性，用藏在衣服里的剪刀扎伤了海盗的.股，却被她的后人斥为愚昧和野蛮，这几个后人认为，这位女性应该用拳击方式来和强盗来进行一场“fairplay”的比赛。
其实，这些子孙心理也很清楚，柔弱的女性和强盗没有较量的可能，他们只是用这种指责来掩盖他们潜意识里一种卑污的欲念，他们埋怨那位女性为什么要反抗，他们希望那位女性顺从，然后产下中西合壁的杂种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金发闭眼的洋人，彻底埋葬了自己的身世和人种，然后低眉顺眼的混进华尔街、好莱坞洋人“文明”的海洋中去。
如果没办法反抗强奸，那就只有闭着眼睛享受，这就是现代“民主派”的先生们，以他们奴仆加娼妓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来侮辱100年前那些为生存而战的愚昧而不屈服的斗士。今天那些“民主派”，用现代人评价“野蛮”的标准，就来判100年前祖先的死刑，他们不仅自己要对“西方文明”下征服奴颜婢膝，而且还不允许祖先们进行反抗，这不知是祖先的悲哀，还是后世子孙的悲哀。</P>
然而，浩瀚的江海不是几个破塑料桶就可以舀干见底。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民众理性的回归和“美氏民主大棒”毫不领情的迎头痛击，中国民族主义在失落近乎绝望的石头下顽强的发出新芽，迎风壮大，正在长成一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却突然要被人拦腰砍断，从圣坛上拉下将下来，坐到了被审判的位子上。
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咬牙切齿的来清算民族主义了。就像60多年前，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看谁杀的中国人多一样，那些“民主先生们”也在搞一场口诛笔伐的大奖赛，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骂得最狠，骂得最绝，谁就是“摩托罗拉”大奖赛的冠军。
第一个被墓穴中挖出来鞭尸扬灰的，居然是100年前的“义和团”。</P><P> 一、鞭尸“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的根基。
在1840年以前，中国与法国的贸易规模小于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乾隆52年（1787年），在越南传教的法国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建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越南用兵，以抵制英国在亚洲的商务优势，百多禄在封议中继续说道：“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这个国家（越南）……建议（修）一条达到中国东部去的商道，将获得莫大利益。”这个奏议成为法国制定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1844年10月，中国便在法国的讹诈逼迫之下，在法国军舰上鉴定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除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法国还专门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从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扮演的都是虚伪而贪婪的另一类掠夺者的角色，从来都是殖民者犯罪前的向导与奸细，犯罪时的见证与帮凶，犯罪后的宽恕者和分赃者。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杰出代表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制约的优势地位的确立，无数的商人、政客、学者、游客、冒险家、传教士、诈骗犯、间谍甚至流浪汉和娼妓，形成了一股淘金的浪潮，越过大洋滚滚而来，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为桥头堡，逐渐向中国内陆蔓延。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尚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在混乱无序的不平等竞争中，哪里是那些以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资本主义掠食者的对手，60年下来，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财富，就象黄河中的泥沙滚滚流进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而身后却只留下贫瘠的高原，人民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怎能不破产贫弱，怎能不愚昧麻木，怎能不在胸中积累愤怒，怎能不将这种愤怒用暴力方式释放出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对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反抗，然后才上升为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全面反抗，成为“面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的暴力碰撞。
无庸讳言，“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手段盲目、荒诞而又极端，但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能用它自己所知道的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处于黑暗愚昧中的中国人，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使用大刀对付洋枪，那他们使用什么呢？难道他们要穿上西装、手握“战斧”式巡航导弹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而很“文明”吗？他们““烧教堂、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是因为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让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些“洋玩艺”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后来的批评者们，只看见了洋人被杀，只看见了暴民烧店铺，只看见了中国人砍电杆，只看见了这许许多多的结果，却装作不知道这恶果背后的诸多原因，装着看不见那些殖民强盗手里早就准备好的火枪与《圣经》。
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精彩绝伦的文字。
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那位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华盛顿手记”专题的北明先生，更是把强奸历史、颠倒黑白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
“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参加‘八国联军’是制约欧洲列强，保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证中国关税收入，”而“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P><P> 一个被肌肉发达的海盗淫虐的女性，用藏在衣服里的剪刀扎伤了海盗的.股，却被她的后人斥为愚昧和野蛮，这几个后人认为，这位女性应该用拳击方式来和强盗来进行一场“fairplay”的比赛。
其实，这些子孙心理也很清楚，柔弱的女性和强盗没有较量的可能，他们只是用这种指责来掩盖他们潜意识里一种卑污的欲念，他们埋怨那位女性为什么要反抗，他们希望那位女性顺从，然后产下中西合壁的杂种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金发闭眼的洋人，彻底埋葬了自己的身世和人种，然后低眉顺眼的混进华尔街、好莱坞洋人“文明”的海洋中去。
如果没办法反抗强奸，那就只有闭着眼睛享受，这就是现代“民主派”的先生们，以他们奴仆加娼妓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来侮辱100年前那些为生存而战的愚昧而不屈服的斗士。今天那些“民主派”，用现代人评价“野蛮”的标准，就来判100年前祖先的死刑，他们不仅自己要对“西方文明”下征服奴颜婢膝，而且还不允许祖先们进行反抗，这不知是祖先的悲哀，还是后世子孙的悲哀。</P>
二、泛民族主义化的世界政治，已经成为了全球落后民族抵抗霸权国家“战略压制”、“文化征服”和“经济掠夺”的意识形态大旗。
二十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冷战格局的瓦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也随之以“共运失败”而消失，然而，人类繁复绚烂的精神领域并非从此就成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单色世界。
人类社会从远古到现在，再到未来，永远不会只存在一种思想或者观念。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大脑里就产生了“人”、“神”对立从而探索自身存在的萌芽——美国电影《特洛伊》有这样一个镜头，在爱琴海海滨的太阳神神殿外，当着献身于神祗的女祭司的面，人类的英雄阿喀琉斯一剑砍下了阿波罗神像的头颅；奴隶社会时，人类对世界又产生了“可知”与“不可知”的争论；黑暗漫长的封建社会，科学与蒙昧，民本与专制，更是成了贯穿千年的人类精神的主线；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劳动者对资本压榨的反抗，首先便奠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基础，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垒的序幕。
由于极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改头换面，二十世纪末，极权主义的失败似乎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现存的社会主义流风余韵，又掩盖不了少数几个迟到国家对资本主义抓紧时间补课的实质，所以，今天这个失去了制约和平衡的世界，自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统天下。在这个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的完全向强者倾斜的世界里，第三世界那许许多多被掠夺和被压迫的弱者，在没有了强大的理论和势力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举起了“民族主义”这面最后的旗帜。
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瞬间，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有谁会想到，短短的几年里，形态落后但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会替代共产主义，发展壮大，形成一种强大而复杂的意识形态力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验证着历史的辩证法，毫无选择余地的来继续成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武器。
所以，继失败了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了全世界落后民族抵抗西方大国军事侵略、文化征服和经济掠夺的又一面意识形态大旗，成为了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又一种思想砥砺。
民族主义对抗霸权主义，成为了二十世纪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潮流，这个可悲而无奈的潮流，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影响全人类的生活。<P> 就象专制和压迫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民主和自由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先进的生活方式、富足的物质产品和发达的文化思想，掩盖不了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从娘胎里就遗传下来的掠夺本能，在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阻挡之后，他们对世界资源的掠夺，也就自然放开手来，毫无顾忌、毫无廉耻的大肆进行。
以美英为首的联军摧毁了萨达姆的暴政，收获的却是伊拉克的“重建工程”，而所有“重建”的最后目的就只有一个——石油，伊拉克的石油，伊拉克相邻地区的石油，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参加“倒萨联军”的所有参与者，也都只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意图，那就是在伊拉克的锅里分一杯羹。在战前强烈反对美国出兵的法国，最后和美国达成和解，前提就是美国让出了一部分“重建合同”。从“八国联军”到“倒萨联军”，瓜分从来都是“联军”赤裸裸的目的，而被占领国的人民和被推翻的独裁者，得到的差不多也都是相同的命运。
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自由市场法则”，是寓言里“狐狸用盘子招待仙鹤喝鱼汤”的请客方式，貌似公允，实际上对各方面都极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极不公平，“经济全球化”变成了跨国财团经济掠夺的光明合法的平台。“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进行和实现的。资本主义只追求经济增长，注重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不重视经济成果的合理化分配。其结果必然是：世界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在割切分享时，跨国财团拿走绝大部分，盘中只剩下一两薄片和些许蛋糕屑。因此，经济全球化非但无法逐步缩小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以达致共同致富的最终目标，反而可能造成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联合早报》符懋濂《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族化的矛盾》）
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导弹和资金则更有理由砸烂所有的国界界碑。那些失去了国家和军队支撑的弱者，没有资金优势，没有技术优势，没有智力优势，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原生形态的民族主义为旗号，以民族利益和宗教精神为动员力量，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文明的与野蛮的、忍耐的与残酷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和抵抗掠夺。
近十年来，由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种族、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和不稳定的因素，其祸根便在于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几百年来始终没有改变的掠夺本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行为，给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培养着丰厚的极端的土壤，恐怖主义则是极端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畸形怪胎，而“以暴易暴”的镇压方式则又为掠食者培养着越来越多的疯狂对手。
基督文明是地球草原上没有天敌的狮群，是人类海洋中没有对手的大白鲸，他们面前那些不甘被吃掉的羚羊和野牛，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暗箭”，变成隐蔽在从林里的毒蛇，变成埋藏在沙漠里的蝎子，哪怕同归于尽，也要尽最大可能给掠食者复仇的一击。
这，就是当今世界各式各样“恐怖主义”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最根本的原因。
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将来不久的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不减轻——不敢奢望停止——对落后国家的战略压制和经济掠夺，不在联合国“南北合作”的框架内，主导改变严重不平等的全球经济格局，并且将所获取的部分利益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反馈给落后民族，促使其用自身力量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那么，恐怖主义将会象铲除不尽的野草一样，任凭你撒下再多的除草剂，来年春风雨水一到，它仍然会满山遍野的冒出来，让你防不胜防。</P><P> 2002年底，何新先生在接受《香港商报》首席记者专访时，惊世骇俗的指出“美国有一个重新安排世界的时间表”。
何新说，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过时。
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enterainment&tirs)的路线。如果其余80%人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如果说，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4/5人渣实施喂奶呢？那么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被特准参加此会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这样描述这个会议，说它对未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将成为地球之宴的就餐者还是将成为食剩的垃圾？
何新还认为，近200年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的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隔代而倍增的人口。二是应用于人类的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天律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英主义。
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精英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新马尔萨斯主义)。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英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
何新最后说：“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P><P> 不知是何新先生这番话太过“耸人听闻”，还是西方政治精英的整个计划太过于“恐怖而宏伟”，何新这个“警世钟”敲响以后，得到的更多是怀疑和否定。
自然，何新先生也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从别处也得不到更多的资料和佐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心存善念的完全否定这个“耸人听闻”。
1941年6月22日拂晓，精心准备的德国突然发动袭击，早有战争预感的苏联却因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战争爆发的数小时前，一个德军身份的德国共产党人悄悄越过前线，向苏军通报了德军的进攻时间，但是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却把这个宝贵的情报斥为“挑拨苏德关系”的一个西方式的阴谋，结果导致了苏联在卫国战争前期的大崩溃。
历史用事实证明了那个情报人员的正确，代价却是几百万苏联军队的惨败，而人类呢，是不是也要用自己明天的惨遭屠戮才能证明今天一个预言的正确呢？
对何新的预言，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何况，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正在一步步证明这个预言的正确和恐怖。
从欧洲“十字军”消灭异教徒，到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从美国人剿杀印第安人，到英国人用炮舰来推销鸦片，从希特勒灭绝“象昆虫一样的劣等民族（如犹太、波兰、俄罗斯、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等）”，到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到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150万卢旺达人遭到屠杀”长达四个月的的漠视，从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造成数十万伊拉克儿童死亡，再到2003年理由牵强附会的伊拉克战争，如果，我们将这些并不孤立的“点”用线条连缀起来，那么，在历史和时间的纵横坐标图上，我们还看不出那条可怕的曲线吗？而且这条曲线的走势，是不是正越来越靠近美国那个“费尔蒙特饭店”的战略目标呢？ </P><P> 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但是几乎在建国的同时，美国人就没有把他们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作为“人”来“平等”对待，南方种植园主设立了黑暗而合法的蓄奴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即使在废除黑奴制度、建立联邦制以后，美国对黑人人权的践踏还没有就此中止，美国南方部分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田纳西等）仍然在“吉姆·克劳主义”下继续保留着对黑奴实际上的奴役，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才正式废除了一系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制度，才正式把黑人当作了“平等”的“人”。
对自己同胞生存权利，美国人都如此吝啬的难以承认，那么，对待美国国界以外的那更多更落后的民族与国家的人民，美国人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生存权利呢？
今年，美国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俘事件，撕下了美国“人生而平等”画皮的一角，而媒体随后揭露的一件事却更应让全世界人们的警惕。
5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一名美国士兵在检查站路口，对伊拉克女教授沙克尔说：“婊子，过来，让我教训教训你。”
在这种野蛮狂妄的声音背后，我们是不是听到了未来的美国帝国，对全世界“垃圾人口”同样野蛮狂妄的呵斥：
“婊子，过来，让我教训教训你！”</P>
二十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冷战格局的瓦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也随之以“共运失败”而消失，然而，人类繁复绚烂的精神领域并非从此就成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单色世界。
人类社会从远古到现在，再到未来，永远不会只存在一种思想或者观念。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大脑里就产生了“人”、“神”对立从而探索自身存在的萌芽——美国电影《特洛伊》有这样一个镜头，在爱琴海海滨的太阳神神殿外，当着献身于神祗的女祭司的面，人类的英雄阿喀琉斯一剑砍下了阿波罗神像的头颅；奴隶社会时，人类对世界又产生了“可知”与“不可知”的争论；黑暗漫长的封建社会，科学与蒙昧，民本与专制，更是成了贯穿千年的人类精神的主线；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劳动者对资本压榨的反抗，首先便奠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基础，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垒的序幕。
由于极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改头换面，二十世纪末，极权主义的失败似乎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现存的社会主义流风余韵，又掩盖不了少数几个迟到国家对资本主义抓紧时间补课的实质，所以，今天这个失去了制约和平衡的世界，自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统天下。在这个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的完全向强者倾斜的世界里，第三世界那许许多多被掠夺和被压迫的弱者，在没有了强大的理论和势力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举起了“民族主义”这面最后的旗帜。
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瞬间，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有谁会想到，短短的几年里，形态落后但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会替代共产主义，发展壮大，形成一种强大而复杂的意识形态力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验证着历史的辩证法，毫无选择余地的来继续成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武器。
所以，继失败了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了全世界落后民族抵抗西方大国军事侵略、文化征服和经济掠夺的又一面意识形态大旗，成为了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又一种思想砥砺。
民族主义对抗霸权主义，成为了二十世纪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潮流，这个可悲而无奈的潮流，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影响全人类的生活。<P> 就象专制和压迫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民主和自由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先进的生活方式、富足的物质产品和发达的文化思想，掩盖不了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从娘胎里就遗传下来的掠夺本能，在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阻挡之后，他们对世界资源的掠夺，也就自然放开手来，毫无顾忌、毫无廉耻的大肆进行。
以美英为首的联军摧毁了萨达姆的暴政，收获的却是伊拉克的“重建工程”，而所有“重建”的最后目的就只有一个——石油，伊拉克的石油，伊拉克相邻地区的石油，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参加“倒萨联军”的所有参与者，也都只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意图，那就是在伊拉克的锅里分一杯羹。在战前强烈反对美国出兵的法国，最后和美国达成和解，前提就是美国让出了一部分“重建合同”。从“八国联军”到“倒萨联军”，瓜分从来都是“联军”赤裸裸的目的，而被占领国的人民和被推翻的独裁者，得到的差不多也都是相同的命运。
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自由市场法则”，是寓言里“狐狸用盘子招待仙鹤喝鱼汤”的请客方式，貌似公允，实际上对各方面都极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极不公平，“经济全球化”变成了跨国财团经济掠夺的光明合法的平台。“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进行和实现的。资本主义只追求经济增长，注重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不重视经济成果的合理化分配。其结果必然是：世界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在割切分享时，跨国财团拿走绝大部分，盘中只剩下一两薄片和些许蛋糕屑。因此，经济全球化非但无法逐步缩小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以达致共同致富的最终目标，反而可能造成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联合早报》符懋濂《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族化的矛盾》）
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导弹和资金则更有理由砸烂所有的国界界碑。那些失去了国家和军队支撑的弱者，没有资金优势，没有技术优势，没有智力优势，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原生形态的民族主义为旗号，以民族利益和宗教精神为动员力量，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文明的与野蛮的、忍耐的与残酷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和抵抗掠夺。
近十年来，由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种族、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和不稳定的因素，其祸根便在于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几百年来始终没有改变的掠夺本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行为，给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培养着丰厚的极端的土壤，恐怖主义则是极端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畸形怪胎，而“以暴易暴”的镇压方式则又为掠食者培养着越来越多的疯狂对手。
基督文明是地球草原上没有天敌的狮群，是人类海洋中没有对手的大白鲸，他们面前那些不甘被吃掉的羚羊和野牛，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暗箭”，变成隐蔽在从林里的毒蛇，变成埋藏在沙漠里的蝎子，哪怕同归于尽，也要尽最大可能给掠食者复仇的一击。
这，就是当今世界各式各样“恐怖主义”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最根本的原因。
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将来不久的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不减轻——不敢奢望停止——对落后国家的战略压制和经济掠夺，不在联合国“南北合作”的框架内，主导改变严重不平等的全球经济格局，并且将所获取的部分利益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反馈给落后民族，促使其用自身力量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那么，恐怖主义将会象铲除不尽的野草一样，任凭你撒下再多的除草剂，来年春风雨水一到，它仍然会满山遍野的冒出来，让你防不胜防。</P><P> 2002年底，何新先生在接受《香港商报》首席记者专访时，惊世骇俗的指出“美国有一个重新安排世界的时间表”。
何新说，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过时。
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enterainment&tirs)的路线。如果其余80%人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如果说，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4/5人渣实施喂奶呢？那么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被特准参加此会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这样描述这个会议，说它对未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将成为地球之宴的就餐者还是将成为食剩的垃圾？
何新还认为，近200年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的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隔代而倍增的人口。二是应用于人类的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天律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英主义。
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精英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新马尔萨斯主义)。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英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
何新最后说：“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P><P> 不知是何新先生这番话太过“耸人听闻”，还是西方政治精英的整个计划太过于“恐怖而宏伟”，何新这个“警世钟”敲响以后，得到的更多是怀疑和否定。
自然，何新先生也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从别处也得不到更多的资料和佐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心存善念的完全否定这个“耸人听闻”。
1941年6月22日拂晓，精心准备的德国突然发动袭击，早有战争预感的苏联却因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战争爆发的数小时前，一个德军身份的德国共产党人悄悄越过前线，向苏军通报了德军的进攻时间，但是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却把这个宝贵的情报斥为“挑拨苏德关系”的一个西方式的阴谋，结果导致了苏联在卫国战争前期的大崩溃。
历史用事实证明了那个情报人员的正确，代价却是几百万苏联军队的惨败，而人类呢，是不是也要用自己明天的惨遭屠戮才能证明今天一个预言的正确呢？
对何新的预言，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何况，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正在一步步证明这个预言的正确和恐怖。
从欧洲“十字军”消灭异教徒，到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从美国人剿杀印第安人，到英国人用炮舰来推销鸦片，从希特勒灭绝“象昆虫一样的劣等民族（如犹太、波兰、俄罗斯、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等）”，到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到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150万卢旺达人遭到屠杀”长达四个月的的漠视，从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造成数十万伊拉克儿童死亡，再到2003年理由牵强附会的伊拉克战争，如果，我们将这些并不孤立的“点”用线条连缀起来，那么，在历史和时间的纵横坐标图上，我们还看不出那条可怕的曲线吗？而且这条曲线的走势，是不是正越来越靠近美国那个“费尔蒙特饭店”的战略目标呢？ </P><P> 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但是几乎在建国的同时，美国人就没有把他们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作为“人”来“平等”对待，南方种植园主设立了黑暗而合法的蓄奴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即使在废除黑奴制度、建立联邦制以后，美国对黑人人权的践踏还没有就此中止，美国南方部分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田纳西等）仍然在“吉姆·克劳主义”下继续保留着对黑奴实际上的奴役，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才正式废除了一系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制度，才正式把黑人当作了“平等”的“人”。
对自己同胞生存权利，美国人都如此吝啬的难以承认，那么，对待美国国界以外的那更多更落后的民族与国家的人民，美国人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生存权利呢？
今年，美国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俘事件，撕下了美国“人生而平等”画皮的一角，而媒体随后揭露的一件事却更应让全世界人们的警惕。
5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一名美国士兵在检查站路口，对伊拉克女教授沙克尔说：“婊子，过来，让我教训教训你。”
在这种野蛮狂妄的声音背后，我们是不是听到了未来的美国帝国，对全世界“垃圾人口”同样野蛮狂妄的呵斥：
“婊子，过来，让我教训教训你！”</P>
第四节 是谁在害怕中国的民族主义？<P> 一、从战略、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天生就具有“反西方主义”的合理性质。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更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力量，但是它所必然具有的一种坚守中国人自己利益的倾向，却让国内外有些人感到了莫名的敏感甚至紧张，他们把这种倾向延伸后，称之为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
一篇网络文章《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这样写道：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９０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反西方情绪”。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余英时在《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中把话说得更明确：
“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怎么会必然和“反西方主义”联系起来？又怎么会从自卫变成攻击，而且还是去攻击一超独强的世界霸主？
这是西方利益捍卫者的敏感，还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P><P> 实际上，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原本就产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之中，而这些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强大之后，就自然而然要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也就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二战结束60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格局无法协调的的冲突，是当今世界政治最基本的走势。
从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七十年代，在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思潮的促进下，在美苏两大政治集团对垒的中间地带，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解放的浪潮，他们纷纷推翻或者赶走西方殖民者，建立了自己的新兴国家，而民族主义就是这些国家最有力的天然武器。这些新兴国家独立以后，除少数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大多数都选择了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或者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走一条既非西方式又非苏联式的中间道路或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两者曾经一度高达七八十个国家，具有影响的有中国、印度、印尼、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智利、古巴等国。
不约而同，西方资本主义几乎就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抗拒的目标。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武器，就必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在独立以前，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西方各种垄断集团手中，这些垄断集团通过其利益代表人，完全控制了殖民地所有的经济资源，也就控制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局势。一个国家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与独立，就必须打破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所以，民族主义就必然要和西方利益发生最直接的冲突，由此，民族主义天生就具有了“反西方主义”的性质。
1918年，智利经过300多年的斗争赢得了独立，但随着安第斯山脉丰富铜矿的发现，美国人又依仗美元和现代武器使智利成了新的经济殖民地。 矿业是智利的经济主体，其中占矿产品出口80％左右的铜又是智利财政的主要来源。然而，美国垄断资本却长期控制着智利的制铜工业。他们总共投资不过5亿美元， 却攫取高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利润，甚至智利本国所需的铜也不得不从美国进口。于是，一场经济命脉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长期进行着。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伙同智利国内各种政治、种族等各种力量，策划了上百次的政变。
1970年6 月，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担任总统——阿连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社会主义化，工业国有化(包括收回美国制铜公司)，没收庄园，实行土改，对外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惊慌起来，纷纷解囊资助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私下约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愿意提供 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秘密行动的经费，安娜康达铜业公司则交给美国国务院50万美元，希望国务院干预此事。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命令下，经过几年努力，中央情报局耗费1200万美元收买了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等一批高级将领。1973年 9月18日，皮诺切特带领军队发动政变，并出动空军飞机轰炸总统居住的拉莫内达宫。阿连德总统头戴钢盔，手持一支 AK-47步 机，与政变部队战斗到最后牺牲，身上总共中了17颗子弹。
叛军头目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成为独裁者以后，大肆屠杀反对力量。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10月，84岁的皮诺切特在伦敦治病时，作为智利前殖民者的西班牙一家法庭指控他犯有屠杀、虐待等多项罪行，要求引渡他到西班牙接受审判，皮诺切特因此在英国被软禁503天之久，才得以返回智利。而在软禁期间，当年的幕后策划者美国，也“义正词严”的支持对皮诺切特的“反人权罪行”进行公正审判（1999年，克林顿总统检查了全部国家机密内容，他认为皮诺切特在智利进行独裁统治，严重侵犯了人权，所以把皮诺切特的资料从机密档案中清除出来）。
这就是民族主义对抗霸权主义，霸权主义镇压民族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反独立上，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与反争夺上，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从来都是水火不容。</P><P> 二、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自卫武器。
就象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就象防卫是一个人的自然本能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免疫系统和自卫武器。
从第三世界的广泛意义上来看，中国民族主义也是直接诞生于殖民主义的火与剑之中，民主主义存在的直接理由就是反对外来侵略，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自己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所以，不管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还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不管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还是如今胡锦涛领导下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自然而然都是最现成的号召旗帜和武器，但这种武器始终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一种无法跨出国界的内敛的自卫系统。</P><P> 在建立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以后，中国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应该说民族主义就应该收敛起锋利的棱角，全心关注自身的理性建设，但在9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会又迅猛高涨起来呢？是不是正如邱震海所说的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呢？
对于国外的批评者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中国威胁论”一个勉强说得出口而不怕脸红的牵强借口，其核心则是掩盖将中国排斥在世界资源和幸福强大之外的企图。不管是余英时还是邱震海等人，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评价都带着捍卫西方价值标准的偏见和鄙陋，而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对民族虚无主义的“追星”，则是完全不知所云的盲从和发泄及转移不满情绪的妄自菲薄。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因素，其产生和成长与全球战略格局、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氛围紧紧的连在一起。在当今危险的国际局势中，中国民族主义就象地震前的动物，凭借敏锐准确的嗅觉，沸沸扬扬高涨起来，有着以下几种深刻的原因：
1、在冷战中侥幸获胜的美国，不但没有从人类一度濒临灭绝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对手的自我毁灭反而进一步激发了美国的全球霸主野心。美国前CIA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在2002年7月声称，美国已经赢得了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现在正在面对和进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即“第四次世界大战”。而小布什在“9·11”以后不久，更是赤裸裸的宣称，如果谁不站在美国一边，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面对美国为确立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的绝对霸权而展开的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攻势，面对美国越来越露骨的把中国作为“新冷战”头号敌人而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战略意图，面对美国从“银河号”事件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从南海撞机到支持“台独”分裂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面对美日合流、美台合流、日台合流的围堵阵线的形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心埋头搞经济建设的中国其不安全感便急剧上升，此时，作为国家与民族防卫系统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就启动了它的预警功能，自然而然也就大规模壮大起来，开始构筑自己的城墙，埋设自己的地雷，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的正态反应，没有任何可供指责的威胁之处。南美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搧动翅膀，就会引起美国令很多人赞叹的警觉，而中国对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的警觉，却为何偏偏要受到那许多的责难和非议？
所以，我们倒是要怀疑，千方百计打压中国民族主义的那些势力的真实意图，别人已经是武装到牙齿，正磨刀霍霍逼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那些中西合璧的先生们倒来劝说我们要相信别人的善意，要遵守既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要放下武器作理性、和平的“世界主义者”。
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P><P> 2、全球不平等的经济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富国对穷国的经济压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西方人制定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标准”下有加重的趋势，中国为加入WTO花了尽二十年的时间，受尽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刁难，而进入WTO后，仍然还受到“非市场经济”的不公平待遇，频频遭遇“反倾销”阴谋和经济制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产品已经成了欧美反倾销大棒最主要的受害者。
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面，中国人要赚点美元是何等的不容易。别人只关心你的“民主”和“自由”，却不会关心你是否富裕与否，更不会去管你的死活。孔子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危险趋势，“不患寡只患不均”，这对发展不均衡的中国各地区来说是如此，而对贫富越来越悬殊的全世界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差距是产生追赶和竞争的动力，良性的适度的竞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悬殊则带来的是绝望和不平，就孕育颠覆既定格局的改变力量，自然也就要激发天地宇宙猛烈暴戾的能量平衡机制。</P><P> 3、2004年4月19日，麦当劳前掌门人吉姆·坎塔卢波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批评人士表示，坎塔卢波的猝死就是因为食用太多汉堡包、薯条的结果，“他是吃汉堡吃死的。”5月5日，麦当劳总部宣布，新任总裁查利·贝尔进行了一次肠癌手术。虽然没有医生证明坎塔卢波的死、贝尔的肠癌与汉堡、薯条有必然联系，但麦当劳公司承认，他们的确大量食用了这些快餐。5月中旬，一部名为《给我最大号》的纪录片在美国开始上映，在这部纪录片中，年轻的美国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以自己的身体当成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连续30天，他三餐只吃麦当劳的食物，只喝麦当劳的饮料，而之后他以纪录片的形式，让大家亲眼见证了吃麦当劳对自己的身体带来的有害无益的变化。
麦当劳掌门人可能死于他向全世界大量推销的食物，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新闻，却具有大大的文化含义。
如今的世界上，“麦当劳”、“可口可乐”已经是美国商品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符号，它们象征着美国时尚而劣质（甚至是垃圾一般）的商业文化，象流动的沙丘一样正在淹没世界上任何一处文明的绿洲。
伴随着政治渗透、军事征服的同时，美国商业文化也已经侵蚀到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原生文化的肌体里去，慢慢在改变着这些文化的DNA。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商人，美轮美奂的电影、斑斓眩目的音乐、节奏强烈的体育、诱人痴迷的游戏和.作软件、缤纷洁净的食物、高档时尚的服饰等等，美国文化无一不是赚钱的畅销产品。从二战后让欧洲女人轻易脱去衣服的巧克力，到丢在南极科学考察站垃圾桶里的可乐罐，从世界各地街道上留下痕迹斑斑的口香糖，到伊拉克小镇电影院里的色情片，到中国边疆农民身上沾满了泥土的牛仔裤，到漂浮在太空轨道上的富翁骨灰，从牵动发展中国家青少年视线的NBA，到非洲部落里被童子军们模仿的“兰博”，从莫斯科排成长队的“脱衣舞女郎”的竞选者，到无处不在的“世纪瘟疫”艾滋病，美国文化在无形中改变着全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方式。我们突然有一天会震惊的发现，我们虽然是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甚至是美国以外的白种人，但我们的孩子刚开始牙牙学语，却被教会了说“Hello”、“Hi”，我们活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下面，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在用美国人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不知不觉在在戴着美国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而且考虑和维护的是以“全球利益”为掩护的美国利益。
2004年联合国人文发展年度报告说，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对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报告指出，各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接受并促进文化多样性，要么遭遇暴力冲突、发展滞后等问题。报告称：“这些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斗争，如果撒手不管或处理不当（如单一文化认同），就会演变为国内或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之一，引发冲突，从而导致发展倒退。”
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悄悄改变了物种基因；
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成了美国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俘虏和被改变者；
不知甚么时候，我们成了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消费着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消费着美国的商品、艾滋病和导弹；
不知甚么时候，我们这个有着200多个国家和5000多个不同民族的百花绽放的大千世界，变成了只有一个单一文化物种的死气沉沉的星球；
所以，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也就被圈进了“垃圾人口”的兽栏，再也没有了未来。美国电影《狮子王》里有这么一段很有象征意味的镜头，仁慈的狮子国王在白色的岩石宫殿上，对小狮王进行着狮子的“民主与人道”的教育：你要公正地对待你国度里的羚羊和斑马，善待你的食物，尊重食物链上的每一个环节。</P><P> 今天的地球上，每年都有几万种生物种类在灭绝，而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每年又有多少种发育程度不同的原生文化在消失。而在强大军事经济后盾下的美国商业文化，就象疯狂蔓延而形成生态灾难的入侵物种——如：云南滇池的水葫芦、云南临沧的紫金泽兰、四川农村田埂上的“革命草”，它们成片覆盖森林或改变水体营养构成，抑制别的植物的成熟和传播，破坏了物种间的能量平衡与传递——最终使整个生态和文化系统失衡。
2003年初，法德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有不少不明就里的中国人，用美国老兵的话来表示对法国的嘲笑：“我们在欧洲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哪里？where？谁来保卫巴黎？No one。”
可是，我们在法国人战略意图的背后，还应看到法国为保护自己文化的苦心。在整个欧洲大陆，唯一能和美国文化全方位叫板的就只有法国文化，独立的文化是法国始终拒绝美国的手段，也是高傲的法国人保持自己民族尊严和特性的目的，尽管在这种文化对抗中法国还势单力薄。2004年，中国灯笼挂满了艾菲尔铁塔，中国龙灯舞遍了香榭丽榭大道，而2005年，是法国在中国的“法国文化年”，文化间的相互尊重既奠定了中法合作的基础，也给世界不同文化平等的交流和影响树立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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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更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力量，但是它所必然具有的一种坚守中国人自己利益的倾向，却让国内外有些人感到了莫名的敏感甚至紧张，他们把这种倾向延伸后，称之为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
一篇网络文章《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这样写道：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９０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反西方情绪”。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余英时在《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中把话说得更明确：
“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怎么会必然和“反西方主义”联系起来？又怎么会从自卫变成攻击，而且还是去攻击一超独强的世界霸主？
这是西方利益捍卫者的敏感，还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P><P> 实际上，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原本就产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之中，而这些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强大之后，就自然而然要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也就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二战结束60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格局无法协调的的冲突，是当今世界政治最基本的走势。
从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七十年代，在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思潮的促进下，在美苏两大政治集团对垒的中间地带，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解放的浪潮，他们纷纷推翻或者赶走西方殖民者，建立了自己的新兴国家，而民族主义就是这些国家最有力的天然武器。这些新兴国家独立以后，除少数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大多数都选择了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或者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走一条既非西方式又非苏联式的中间道路或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两者曾经一度高达七八十个国家，具有影响的有中国、印度、印尼、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智利、古巴等国。
不约而同，西方资本主义几乎就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抗拒的目标。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武器，就必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在独立以前，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西方各种垄断集团手中，这些垄断集团通过其利益代表人，完全控制了殖民地所有的经济资源，也就控制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局势。一个国家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与独立，就必须打破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所以，民族主义就必然要和西方利益发生最直接的冲突，由此，民族主义天生就具有了“反西方主义”的性质。
1918年，智利经过300多年的斗争赢得了独立，但随着安第斯山脉丰富铜矿的发现，美国人又依仗美元和现代武器使智利成了新的经济殖民地。 矿业是智利的经济主体，其中占矿产品出口80％左右的铜又是智利财政的主要来源。然而，美国垄断资本却长期控制着智利的制铜工业。他们总共投资不过5亿美元， 却攫取高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利润，甚至智利本国所需的铜也不得不从美国进口。于是，一场经济命脉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长期进行着。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伙同智利国内各种政治、种族等各种力量，策划了上百次的政变。
1970年6 月，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担任总统——阿连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社会主义化，工业国有化(包括收回美国制铜公司)，没收庄园，实行土改，对外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惊慌起来，纷纷解囊资助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私下约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愿意提供 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秘密行动的经费，安娜康达铜业公司则交给美国国务院50万美元，希望国务院干预此事。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命令下，经过几年努力，中央情报局耗费1200万美元收买了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等一批高级将领。1973年 9月18日，皮诺切特带领军队发动政变，并出动空军飞机轰炸总统居住的拉莫内达宫。阿连德总统头戴钢盔，手持一支 AK-47步 机，与政变部队战斗到最后牺牲，身上总共中了17颗子弹。
叛军头目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成为独裁者以后，大肆屠杀反对力量。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10月，84岁的皮诺切特在伦敦治病时，作为智利前殖民者的西班牙一家法庭指控他犯有屠杀、虐待等多项罪行，要求引渡他到西班牙接受审判，皮诺切特因此在英国被软禁503天之久，才得以返回智利。而在软禁期间，当年的幕后策划者美国，也“义正词严”的支持对皮诺切特的“反人权罪行”进行公正审判（1999年，克林顿总统检查了全部国家机密内容，他认为皮诺切特在智利进行独裁统治，严重侵犯了人权，所以把皮诺切特的资料从机密档案中清除出来）。
这就是民族主义对抗霸权主义，霸权主义镇压民族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反独立上，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与反争夺上，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从来都是水火不容。</P><P> 二、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自卫武器。
就象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就象防卫是一个人的自然本能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免疫系统和自卫武器。
从第三世界的广泛意义上来看，中国民族主义也是直接诞生于殖民主义的火与剑之中，民主主义存在的直接理由就是反对外来侵略，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自己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所以，不管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还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不管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还是如今胡锦涛领导下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自然而然都是最现成的号召旗帜和武器，但这种武器始终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一种无法跨出国界的内敛的自卫系统。</P><P> 在建立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以后，中国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应该说民族主义就应该收敛起锋利的棱角，全心关注自身的理性建设，但在9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会又迅猛高涨起来呢？是不是正如邱震海所说的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呢？
对于国外的批评者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中国威胁论”一个勉强说得出口而不怕脸红的牵强借口，其核心则是掩盖将中国排斥在世界资源和幸福强大之外的企图。不管是余英时还是邱震海等人，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评价都带着捍卫西方价值标准的偏见和鄙陋，而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对民族虚无主义的“追星”，则是完全不知所云的盲从和发泄及转移不满情绪的妄自菲薄。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因素，其产生和成长与全球战略格局、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氛围紧紧的连在一起。在当今危险的国际局势中，中国民族主义就象地震前的动物，凭借敏锐准确的嗅觉，沸沸扬扬高涨起来，有着以下几种深刻的原因：
1、在冷战中侥幸获胜的美国，不但没有从人类一度濒临灭绝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对手的自我毁灭反而进一步激发了美国的全球霸主野心。美国前CIA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在2002年7月声称，美国已经赢得了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现在正在面对和进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即“第四次世界大战”。而小布什在“9·11”以后不久，更是赤裸裸的宣称，如果谁不站在美国一边，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面对美国为确立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的绝对霸权而展开的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攻势，面对美国越来越露骨的把中国作为“新冷战”头号敌人而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战略意图，面对美国从“银河号”事件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从南海撞机到支持“台独”分裂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面对美日合流、美台合流、日台合流的围堵阵线的形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心埋头搞经济建设的中国其不安全感便急剧上升，此时，作为国家与民族防卫系统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就启动了它的预警功能，自然而然也就大规模壮大起来，开始构筑自己的城墙，埋设自己的地雷，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的正态反应，没有任何可供指责的威胁之处。南美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搧动翅膀，就会引起美国令很多人赞叹的警觉，而中国对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的警觉，却为何偏偏要受到那许多的责难和非议？
所以，我们倒是要怀疑，千方百计打压中国民族主义的那些势力的真实意图，别人已经是武装到牙齿，正磨刀霍霍逼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那些中西合璧的先生们倒来劝说我们要相信别人的善意，要遵守既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要放下武器作理性、和平的“世界主义者”。
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P><P> 2、全球不平等的经济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富国对穷国的经济压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西方人制定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标准”下有加重的趋势，中国为加入WTO花了尽二十年的时间，受尽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刁难，而进入WTO后，仍然还受到“非市场经济”的不公平待遇，频频遭遇“反倾销”阴谋和经济制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产品已经成了欧美反倾销大棒最主要的受害者。
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面，中国人要赚点美元是何等的不容易。别人只关心你的“民主”和“自由”，却不会关心你是否富裕与否，更不会去管你的死活。孔子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危险趋势，“不患寡只患不均”，这对发展不均衡的中国各地区来说是如此，而对贫富越来越悬殊的全世界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差距是产生追赶和竞争的动力，良性的适度的竞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悬殊则带来的是绝望和不平，就孕育颠覆既定格局的改变力量，自然也就要激发天地宇宙猛烈暴戾的能量平衡机制。</P><P> 3、2004年4月19日，麦当劳前掌门人吉姆·坎塔卢波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批评人士表示，坎塔卢波的猝死就是因为食用太多汉堡包、薯条的结果，“他是吃汉堡吃死的。”5月5日，麦当劳总部宣布，新任总裁查利·贝尔进行了一次肠癌手术。虽然没有医生证明坎塔卢波的死、贝尔的肠癌与汉堡、薯条有必然联系，但麦当劳公司承认，他们的确大量食用了这些快餐。5月中旬，一部名为《给我最大号》的纪录片在美国开始上映，在这部纪录片中，年轻的美国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以自己的身体当成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连续30天，他三餐只吃麦当劳的食物，只喝麦当劳的饮料，而之后他以纪录片的形式，让大家亲眼见证了吃麦当劳对自己的身体带来的有害无益的变化。
麦当劳掌门人可能死于他向全世界大量推销的食物，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新闻，却具有大大的文化含义。
如今的世界上，“麦当劳”、“可口可乐”已经是美国商品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符号，它们象征着美国时尚而劣质（甚至是垃圾一般）的商业文化，象流动的沙丘一样正在淹没世界上任何一处文明的绿洲。
伴随着政治渗透、军事征服的同时，美国商业文化也已经侵蚀到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原生文化的肌体里去，慢慢在改变着这些文化的DNA。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商人，美轮美奂的电影、斑斓眩目的音乐、节奏强烈的体育、诱人痴迷的游戏和.作软件、缤纷洁净的食物、高档时尚的服饰等等，美国文化无一不是赚钱的畅销产品。从二战后让欧洲女人轻易脱去衣服的巧克力，到丢在南极科学考察站垃圾桶里的可乐罐，从世界各地街道上留下痕迹斑斑的口香糖，到伊拉克小镇电影院里的色情片，到中国边疆农民身上沾满了泥土的牛仔裤，到漂浮在太空轨道上的富翁骨灰，从牵动发展中国家青少年视线的NBA，到非洲部落里被童子军们模仿的“兰博”，从莫斯科排成长队的“脱衣舞女郎”的竞选者，到无处不在的“世纪瘟疫”艾滋病，美国文化在无形中改变着全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方式。我们突然有一天会震惊的发现，我们虽然是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甚至是美国以外的白种人，但我们的孩子刚开始牙牙学语，却被教会了说“Hello”、“Hi”，我们活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下面，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在用美国人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不知不觉在在戴着美国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而且考虑和维护的是以“全球利益”为掩护的美国利益。
2004年联合国人文发展年度报告说，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对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报告指出，各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接受并促进文化多样性，要么遭遇暴力冲突、发展滞后等问题。报告称：“这些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斗争，如果撒手不管或处理不当（如单一文化认同），就会演变为国内或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之一，引发冲突，从而导致发展倒退。”
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悄悄改变了物种基因；
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成了美国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俘虏和被改变者；
不知甚么时候，我们成了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消费着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消费着美国的商品、艾滋病和导弹；
不知甚么时候，我们这个有着200多个国家和5000多个不同民族的百花绽放的大千世界，变成了只有一个单一文化物种的死气沉沉的星球；
所以，不知在甚么时候，我们也就被圈进了“垃圾人口”的兽栏，再也没有了未来。美国电影《狮子王》里有这么一段很有象征意味的镜头，仁慈的狮子国王在白色的岩石宫殿上，对小狮王进行着狮子的“民主与人道”的教育：你要公正地对待你国度里的羚羊和斑马，善待你的食物，尊重食物链上的每一个环节。</P><P> 今天的地球上，每年都有几万种生物种类在灭绝，而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每年又有多少种发育程度不同的原生文化在消失。而在强大军事经济后盾下的美国商业文化，就象疯狂蔓延而形成生态灾难的入侵物种——如：云南滇池的水葫芦、云南临沧的紫金泽兰、四川农村田埂上的“革命草”，它们成片覆盖森林或改变水体营养构成，抑制别的植物的成熟和传播，破坏了物种间的能量平衡与传递——最终使整个生态和文化系统失衡。
2003年初，法德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有不少不明就里的中国人，用美国老兵的话来表示对法国的嘲笑：“我们在欧洲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哪里？where？谁来保卫巴黎？No one。”
可是，我们在法国人战略意图的背后，还应看到法国为保护自己文化的苦心。在整个欧洲大陆，唯一能和美国文化全方位叫板的就只有法国文化，独立的文化是法国始终拒绝美国的手段，也是高傲的法国人保持自己民族尊严和特性的目的，尽管在这种文化对抗中法国还势单力薄。2004年，中国灯笼挂满了艾菲尔铁塔，中国龙灯舞遍了香榭丽榭大道，而2005年，是法国在中国的“法国文化年”，文化间的相互尊重既奠定了中法合作的基础，也给世界不同文化平等的交流和影响树立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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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族主义尽管还存在诸多缺陷，但是它何罪之有？
民族主义是中国的免疫系统，民族主义是中国的自卫武器，民族主义就是中国抗拒外来压迫的血性和精神。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与其说是一种“反西方主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霸权主义”。与其说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进攻，还不如说是在外来威胁下的防守，对正在展开帝国之战的美国是如此，对正紧跟其后积极备战扩军的日本也是如此。<P> 应当讲，经历了几百年稳定而富裕的生活，经历了现代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洗礼，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淬火，欧洲的民族主义已经日渐成熟，在其文化圈内，“现代国家作为功能专门化的管理国家，已从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交往中分化出来，同时它作为调控国家也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哈贝马斯 《欧洲的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今天的欧洲，几十个大小不一、贫富不均、民族不同的国家，打开了自己的疆界，放弃了自己的部分主权，建立了一个准国家的联盟，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美国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等。在这里，欧盟的成功便是民族主义成熟后的理性所带来的成功典范。
我们也应当承认，民族主义的产生虽然有他的必然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当的盲目性。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只是弥漫在国人对待外来威胁的情绪之中，还没有从原生状态上升为一种可以主导社会健康发展、引导人民理性看待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并且构建出完整的一套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民族主义现阶段还正在发育成长，远远不够成熟，远远不够理性。不够成熟，便容易受到误导，不够理性，也就容易走向偏激。
中国民族主义还在建立自己的基本框架，这种框架必须以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富足文明的经济生活为支撑梁柱——这三根梁柱才能搭建起一个为人民遮风避雨的屋顶——然后以现代化的精神、思想和民族群体因素（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生活方式、多元道德、文化权利和价值选择等）来填补充实，而填充的过程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制度建设成功之时。
没有独立完整的主权及其保障体系，没有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长期富裕稳定的生活，中国民族主义就不可能成熟发展，不可能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构成部分，要么是所谓“世界主义”的镜中月、水中花，要么就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P><P> 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力，这种盲目性和破坏力我们已经在“义和团运动”和“文革”时焚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事件中看到了，而这就使我们更要建设和充实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使之超越激烈而浅薄的排外倾向和纯粹的爱国主义情绪，而赋予其现代化的稳定持恒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但民族主义破坏力的积累，首先来源于外来力量的压迫，如果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首先霸权力量要收敛一些自己对别人的威胁行为，节制一下自己对世界资源贪得无厌的索取，增加一点对弱小民族的爱护与尊重。
邱震海在《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一文中，还认为“（中国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情绪化的反弹，而且还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
这就是典型的用“非中国”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
邱震海认为中国的民族情绪影响了日本，“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那公正客观的邱先生，为什么不去告诫一下小泉纯一郎，说是日本首相连续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会在中国国内引起情绪化的反弹？
邱先生为什么不去告诫一下日本政客，说是“日本反复为侵略战争翻案、积极扩充军备、暗中支持台湾分裂势力、侵占中国的钓鱼岛”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呢？
邱先生为什么又不去劝导一下美国，要求美国放弃全球野心，公正节欲，以良好的形象来取信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消除全世界对霸权主义的警惕，从而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呢？
貌似公正，伪善！</P><P> 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使在发酵，也是闷在中国的罐子里面膨胀，从产生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来没有漫出国界，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屠戮生灵、毁灭文化、强暴女性、虐待战俘，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各方面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享有着比汉族还多一点的优惠和照顾，那么，大受挞伐的中国民族主义，罪又从何来呢？
退到这一步，有人也会说，中国民族主义目前还没有形成大的破坏力，但是将来对外（特别是对邻国，如日本）一定会具有这种威胁。
这种论调简直不值得一驳。
尽管在内外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成长极为艰难，但是拥有博大胸襟的中华民族仍然会保持自古以来的宽容和仁爱，而这种“宽容和仁爱”又演变成今天的“和平共处”及“互不干涉内政”，坚持不懈的实施在中国50多年的对外交往中。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防力量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反倒是被美国和美国纵容的诸多小国欺上门来，印尼对华人的血腥暴行、菲律宾和越南屡屡扣押中国渔船甚至造成中国渔民死亡、新加坡为紧跟美国战略而对中国的公开羞辱，这种种非难和侵犯，中国都以和平大局为重，再三忍让，那么，那些预言家们，又从哪里找到了“少年长大就一定成为恶汉”这种“有罪推定”的证据？</P><P> “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类去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
……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武力就是公理，这就是以打得胜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胜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是用什么做基础呢？是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
……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才有实际。”
以上这段话，不是出自中国激进主义的“愤青”，也不是出自拥护专制的“保皇党”，而是看穿了西方文明本质的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这段话写在100年前，但面对的却好象是中国今天的困境，回答的是今天我们又遇到的老问题。</P><P> 第五节 紧紧守住民族主义这道最后的防线</P><P> 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的免疫系统和自卫武器，而且是现阶段凝聚所有中国人精神和斗志的超强粘合剂。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和思想底线，逃出这个堡垒，中国人在精神就无险可守，撤离这条底线，中国人将无路可退，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P><P> 一、对目前的中国来讲，民族主义精神不仅不是严重膨胀，而且是严重缺乏和淡漠，否则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数典忘祖、以国耻为荣的丑恶现象发生。
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极为难得的没有让“外患”来干扰自己的步伐，但这50多年的太平生活让很多的中国人忘记了过去的耻辱，而且有一部分国人反而来重新咀嚼和回味那些耻辱，从耻辱里来寻找遗憾和乐趣。
中国民族主义一个不成熟之处就是态过于感性，感性就容易导致迟钝麻木、盲目偏激。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时候，中国人又恢复了“天朝大国”让人厌恶的自大和麻木，而威胁来临时，许多人又往往神经过敏、反应过激。
一个没有血性与理智的民族，就不会赢得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自然不会又繁荣富强的未来。目前，在我们没有更好更趁手的理论武器的情况下，尺度合理的理性的民族主义，自然是我们凝聚战斗力的最好也是最后的选择。
二、中国发展民族主义精神，是一种迟到的补课，我们祖先有着太过于伟大、太过于成熟的君子风范，却让只逐“利”而不讲“义”的海盗规则所辱，这是世界文明无奈的倒退和悲剧，但也是当代中国人所必须经过的必修课课，民族的肌体只有经过这种补钙式的挽救行为，中国人的精神才会重新强大，才会让自己对压力无所畏惧，否则，泱泱大国君子的宽厚胸怀对付不了小人攻于心计而又务实苦干的的进攻。
三、民族主义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救亡与自卫的最基础的武器，也是我们发展强大的最有力的保障武器，只有在战胜霸权的威胁，消灭贫穷和不公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来寻找更为高尚的人类精神，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主义”。
四、反对霸权主义与学习西方文明及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应该并行不悖，民族主义绝不能因噎而废食。
在这里，我们还是来引用网络文章《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中的几段论述作参考：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价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50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概括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认同。而究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比较适合中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
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鉴，而且也要求内部的开放，容许共同体的每一成员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格则要求这样的讨论和实验必须置身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须对现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诸如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加以重新的选择和配置。通过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使中国真正获得一种现代性，即现代化的‘家族类似’性质。” </P><P> 需要补充的是，正如倒洗澡水不能把婴儿一起倒掉，反对霸权主义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反霸权只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条件的第一个手段和目的，而非仅仅以反西方为发展自身的最终目的，否则与我们的追求南辕北辙。民族主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层面，而战略和意识形态又服务于经济，所以，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更具备了一种内敛的防御性质而非进攻姿态，只有在这个具有保障的平台上，民族主义才可能铸就未来中国人成熟大度的开放性文化系统，和更富有人道精神的健康高尚的民族心理。
另外，中国排除所有困难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并非仅仅是要领取一个“家族”的入门条，加入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家族类似”，只是应该拥有一个健全国家所必须具备的许多实质性的公共符号，而后凭借中国文化的深厚优势来提升整个“家族”的存在层次，在东西方文明的汇流中寻找未来更美好、更为公平的人类真理和自然真理，从而共创人类的乐土和家园。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凤凰卫视阮次山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那个梦想：“中国民众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扉页）。</P><P> 比尔·盖茨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只有学会适应它。这句话如果只是告诫其公司的下属员工或者是印度安分守己的“贱民”种姓，那比尔·盖茨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学大师和教育学家；如果告诉的是全人类，那比尔·盖茨则是世界上现有不公平格局的“保皇党”，其后果就是预示这个新鲜活泼的世界走向凋零与死亡。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都是不公平的，就看你怎么来适应它和改变它，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让这个不公平尽量变得公平。
这就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责任。
民族主义只是一个民族自卫的武器，却不是建设国家和世界的打桩机和塔吊，如果只是在民族主义的水潭边争夺那几颗水草，那我们就看不见浩瀚的大海，看不见灿烂高远的天空，更看不见我们人类自己高贵圣洁的心灵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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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中国的免疫系统，民族主义是中国的自卫武器，民族主义就是中国抗拒外来压迫的血性和精神。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与其说是一种“反西方主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霸权主义”。与其说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进攻，还不如说是在外来威胁下的防守，对正在展开帝国之战的美国是如此，对正紧跟其后积极备战扩军的日本也是如此。<P> 应当讲，经历了几百年稳定而富裕的生活，经历了现代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洗礼，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淬火，欧洲的民族主义已经日渐成熟，在其文化圈内，“现代国家作为功能专门化的管理国家，已从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交往中分化出来，同时它作为调控国家也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哈贝马斯 《欧洲的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今天的欧洲，几十个大小不一、贫富不均、民族不同的国家，打开了自己的疆界，放弃了自己的部分主权，建立了一个准国家的联盟，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美国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等。在这里，欧盟的成功便是民族主义成熟后的理性所带来的成功典范。
我们也应当承认，民族主义的产生虽然有他的必然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当的盲目性。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只是弥漫在国人对待外来威胁的情绪之中，还没有从原生状态上升为一种可以主导社会健康发展、引导人民理性看待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并且构建出完整的一套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民族主义现阶段还正在发育成长，远远不够成熟，远远不够理性。不够成熟，便容易受到误导，不够理性，也就容易走向偏激。
中国民族主义还在建立自己的基本框架，这种框架必须以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富足文明的经济生活为支撑梁柱——这三根梁柱才能搭建起一个为人民遮风避雨的屋顶——然后以现代化的精神、思想和民族群体因素（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生活方式、多元道德、文化权利和价值选择等）来填补充实，而填充的过程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制度建设成功之时。
没有独立完整的主权及其保障体系，没有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长期富裕稳定的生活，中国民族主义就不可能成熟发展，不可能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构成部分，要么是所谓“世界主义”的镜中月、水中花，要么就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P><P> 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力，这种盲目性和破坏力我们已经在“义和团运动”和“文革”时焚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事件中看到了，而这就使我们更要建设和充实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使之超越激烈而浅薄的排外倾向和纯粹的爱国主义情绪，而赋予其现代化的稳定持恒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但民族主义破坏力的积累，首先来源于外来力量的压迫，如果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首先霸权力量要收敛一些自己对别人的威胁行为，节制一下自己对世界资源贪得无厌的索取，增加一点对弱小民族的爱护与尊重。
邱震海在《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一文中，还认为“（中国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情绪化的反弹，而且还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
这就是典型的用“非中国”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
邱震海认为中国的民族情绪影响了日本，“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那公正客观的邱先生，为什么不去告诫一下小泉纯一郎，说是日本首相连续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会在中国国内引起情绪化的反弹？
邱先生为什么不去告诫一下日本政客，说是“日本反复为侵略战争翻案、积极扩充军备、暗中支持台湾分裂势力、侵占中国的钓鱼岛”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呢？
邱先生为什么又不去劝导一下美国，要求美国放弃全球野心，公正节欲，以良好的形象来取信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消除全世界对霸权主义的警惕，从而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呢？
貌似公正，伪善！</P><P> 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使在发酵，也是闷在中国的罐子里面膨胀，从产生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来没有漫出国界，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屠戮生灵、毁灭文化、强暴女性、虐待战俘，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各方面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享有着比汉族还多一点的优惠和照顾，那么，大受挞伐的中国民族主义，罪又从何来呢？
退到这一步，有人也会说，中国民族主义目前还没有形成大的破坏力，但是将来对外（特别是对邻国，如日本）一定会具有这种威胁。
这种论调简直不值得一驳。
尽管在内外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成长极为艰难，但是拥有博大胸襟的中华民族仍然会保持自古以来的宽容和仁爱，而这种“宽容和仁爱”又演变成今天的“和平共处”及“互不干涉内政”，坚持不懈的实施在中国50多年的对外交往中。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防力量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反倒是被美国和美国纵容的诸多小国欺上门来，印尼对华人的血腥暴行、菲律宾和越南屡屡扣押中国渔船甚至造成中国渔民死亡、新加坡为紧跟美国战略而对中国的公开羞辱，这种种非难和侵犯，中国都以和平大局为重，再三忍让，那么，那些预言家们，又从哪里找到了“少年长大就一定成为恶汉”这种“有罪推定”的证据？</P><P> “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类去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
……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武力就是公理，这就是以打得胜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胜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是用什么做基础呢？是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
……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才有实际。”
以上这段话，不是出自中国激进主义的“愤青”，也不是出自拥护专制的“保皇党”，而是看穿了西方文明本质的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这段话写在100年前，但面对的却好象是中国今天的困境，回答的是今天我们又遇到的老问题。</P><P> 第五节 紧紧守住民族主义这道最后的防线</P><P> 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的免疫系统和自卫武器，而且是现阶段凝聚所有中国人精神和斗志的超强粘合剂。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和思想底线，逃出这个堡垒，中国人在精神就无险可守，撤离这条底线，中国人将无路可退，将一溃千里，亡国灭种。</P><P> 一、对目前的中国来讲，民族主义精神不仅不是严重膨胀，而且是严重缺乏和淡漠，否则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数典忘祖、以国耻为荣的丑恶现象发生。
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极为难得的没有让“外患”来干扰自己的步伐，但这50多年的太平生活让很多的中国人忘记了过去的耻辱，而且有一部分国人反而来重新咀嚼和回味那些耻辱，从耻辱里来寻找遗憾和乐趣。
中国民族主义一个不成熟之处就是态过于感性，感性就容易导致迟钝麻木、盲目偏激。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时候，中国人又恢复了“天朝大国”让人厌恶的自大和麻木，而威胁来临时，许多人又往往神经过敏、反应过激。
一个没有血性与理智的民族，就不会赢得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自然不会又繁荣富强的未来。目前，在我们没有更好更趁手的理论武器的情况下，尺度合理的理性的民族主义，自然是我们凝聚战斗力的最好也是最后的选择。
二、中国发展民族主义精神，是一种迟到的补课，我们祖先有着太过于伟大、太过于成熟的君子风范，却让只逐“利”而不讲“义”的海盗规则所辱，这是世界文明无奈的倒退和悲剧，但也是当代中国人所必须经过的必修课课，民族的肌体只有经过这种补钙式的挽救行为，中国人的精神才会重新强大，才会让自己对压力无所畏惧，否则，泱泱大国君子的宽厚胸怀对付不了小人攻于心计而又务实苦干的的进攻。
三、民族主义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救亡与自卫的最基础的武器，也是我们发展强大的最有力的保障武器，只有在战胜霸权的威胁，消灭贫穷和不公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来寻找更为高尚的人类精神，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主义”。
四、反对霸权主义与学习西方文明及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应该并行不悖，民族主义绝不能因噎而废食。
在这里，我们还是来引用网络文章《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中的几段论述作参考：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价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50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概括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认同。而究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比较适合中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
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鉴，而且也要求内部的开放，容许共同体的每一成员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格则要求这样的讨论和实验必须置身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须对现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诸如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加以重新的选择和配置。通过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使中国真正获得一种现代性，即现代化的‘家族类似’性质。” </P><P> 需要补充的是，正如倒洗澡水不能把婴儿一起倒掉，反对霸权主义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反霸权只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条件的第一个手段和目的，而非仅仅以反西方为发展自身的最终目的，否则与我们的追求南辕北辙。民族主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层面，而战略和意识形态又服务于经济，所以，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更具备了一种内敛的防御性质而非进攻姿态，只有在这个具有保障的平台上，民族主义才可能铸就未来中国人成熟大度的开放性文化系统，和更富有人道精神的健康高尚的民族心理。
另外，中国排除所有困难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并非仅仅是要领取一个“家族”的入门条，加入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家族类似”，只是应该拥有一个健全国家所必须具备的许多实质性的公共符号，而后凭借中国文化的深厚优势来提升整个“家族”的存在层次，在东西方文明的汇流中寻找未来更美好、更为公平的人类真理和自然真理，从而共创人类的乐土和家园。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凤凰卫视阮次山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那个梦想：“中国民众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扉页）。</P><P> 比尔·盖茨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只有学会适应它。这句话如果只是告诫其公司的下属员工或者是印度安分守己的“贱民”种姓，那比尔·盖茨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学大师和教育学家；如果告诉的是全人类，那比尔·盖茨则是世界上现有不公平格局的“保皇党”，其后果就是预示这个新鲜活泼的世界走向凋零与死亡。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都是不公平的，就看你怎么来适应它和改变它，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让这个不公平尽量变得公平。
这就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责任。
民族主义只是一个民族自卫的武器，却不是建设国家和世界的打桩机和塔吊，如果只是在民族主义的水潭边争夺那几颗水草，那我们就看不见浩瀚的大海，看不见灿烂高远的天空，更看不见我们人类自己高贵圣洁的心灵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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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战略篇·坚定的国家意志，是中国打赢台海战争最根本的基石》<P> 第四章 帝国的征服和中国的责任</P><P> 第一节 不管中国是否情愿，都必然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国帝国迎头相撞</P><P> 正如古罗马人所言，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拿起短剑，我们研究战争、准备战争，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战争。我们消灭美国航母的把握越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而，我们为世界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P><P> 一、美国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帝国。
“9·11”事件不仅没有阻碍美国的霸权梦想，反而成为美国实现其战略的一个绝佳契机。纵观1999到2003的国际风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美国逐步实现控制中亚和西亚建立超级帝国的战略主线：1999年，通过科索沃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实现军事占领； 2001年，以反恐为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扶持亲美政府上台，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2003年，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取得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随后迫使利比亚政府屈服，整个中东就只剩下了叙利亚和伊朗两个不顺从者；2004年，将关岛建设成类似于夏威夷的军事重地，配置最先进的战略武器（航母、核潜艇、B-52战略轰炸机和AGM-86C空射巡航导弹等），并在韩国建隐形战斗轰炸机F-117基地,以实现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多重遏制；结合目前在全世界的几百个军事基地，一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已经隐然成形，现出了一个极为分明的狰狞的轮廓。
美国左派导演迈克尔·摩尔的影片《科拜恩保龄》有这样一个开头：“这是美国一个普通的早晨，学生们开始上学，农民们开始耕种，送奶的工人开始分发牛奶，而我们的总统开始计划轰炸另一个国家。”</P><P> 我们来看看这段文章：
美国帝国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及现实密切相关，美国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
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由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组成，当时版图的形状是一个小长条。现在美国的版图横跨美洲大陆，东到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濒加勒比海，北临北冰洋；美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冷战后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西方学者将美国称为‘全球性帝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从一块小殖民地成为今日惟一超级大国，除了国内政治持续相对稳定、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外，不断对外扩张是重要原因，扩张是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斯把美国依靠强权政治，建立‘帝国’的行径称为美国的‘生活之道’。当欧洲移民刚踏上美洲‘新大陆’时无立锥之地，新移民在‘新大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其登陆的东海岸向西拓进。这种本能反应与美国特有的商业扩展精神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特征。
美国的扩张历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独霸。从美国立国到美西战争前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在版图上成为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第二阶段是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西战争使美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把拉美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后院’。这一时期，美国的势力迅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太平洋地区、东亚和整个拉美。美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一，并开始与其他殖民者争夺殖民地。从1946年到1991年是全球争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冷战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全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使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通过建立北约，驻军欧洲，使欧洲变成了美国的‘小伙伴’。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随后对中东和非洲进行争夺和扩展。但由于其竞争对手苏联的存在，美国还难以独占这些地区，只能与苏联竞争。冷战结束到现在是第四阶段。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与其抗衡的大国消失，美国越来越随心所欲。
除了第一阶段是传统的领土扩张外，其余阶段全部是以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的拓展为主。每个扩张阶段的完成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西战争期间，著名铁路大王希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谁控制了东方贸易，谁就掌握了全球财富。’美国独立后继承了这种商业精神，保护美国商业的垄断或优势地位成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为此，商业拓展精神贯穿四个扩张阶段。
从历史上看，美国每经历一次大的战争都获得一次更大的发展机遇。除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外，战争带给美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列强新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一个经济巨无霸；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不仅没有被拖垮，反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建立‘新帝国’的基础。1991年的海湾战争，因中东国家和盟国对军费的分担增加了美国自己的经济所得；在对科索沃战争中，通过持续的战争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欧元，使其对美元的汇率下跌10%，还使道·琼斯指数直线上升，在短短的时间内创下11000点的历史记录，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财富流向美国。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表明，美国进入国力新一轮的扩张期，这与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P><P> 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依靠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美国人相信，凭借其高科技武器和超强的军事能力，在未来战争中可以实现‘零伤亡’，因此，新帝国战略提出用武力解决美国面临的威胁和问题，新帝国战略也就成了‘9·11’事件后美国极力推行的一种大战略，主张利用实力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一种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
这一战略主要有三大要点，第一是源于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例外论’的单边主义。单边主义就是要保持美国的绝对自由，突出美国不受限制的领导权力和行动自由，同时也更强调美国的利益至上。美国对多边机构、多边行动的效率低下的抱怨已非一日，早就对联合国不满，在加利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对联合国的改革提出了许多要求，甚至以拖欠会费为要挟。布什政府更是把联合国看作为其服务的一个工具。布什曾公开发表谈话说，联合国必须帮助他对付萨达姆，不然将‘以一个无能的、不重要的辩论社团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上消失’。
第二是先发制人。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缘政治观，就是‘谁控制欧亚,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布什政府上台后把这一思想理念推到了顶峰。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均难以奏效，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来应付，如果必要，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应准备好随时先发制人。2002年布什在他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先发制人’确定为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的出台基本拉开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前奏，树立美国在全球的绝对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能够控制欧亚大陆、建立全球新帝国的目的，布什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布什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伊拉克、伊朗、朝鲜是‘邪恶轴心’。布什政府之所以‘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一方面是确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完全能够以导弹降服萨达姆，进行其实施新战略的一次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打击伊拉克彻底清除俄罗斯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美国在全球的一极地位。
第三是改变政权。在世界推进自由民主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理想和传统，改变政权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美国认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核武器的掌握者是独裁者，其行为难以判断，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忧虑在‘9·11’事件后更加强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对伊拉克战争能够重整中东秩序，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说得更露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此外，沙特等国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持续不断的阿以争端也可以最终得到解决。二战后，美国成功地将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和平的民主国家，这一历史经验使得新帝国战略的支持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一种全新的中东秩序似乎就在眼前。
另外，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共和党历来有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认为国际关系是‘无秩序的’，强调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班子中右翼居优势地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曾是前共和党总统福特、里根和老布什的老臣。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强烈批评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冷战后8年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这就使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更浓。在军控领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战略基石受到严重冲击。美国能源和环境协会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美国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和破坏主要国际安全条约，从法治向‘霸权统治’转变。美国不再把国际条约视为全球安全的根本因素，而转向只对自身有利时才遵守条约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9·11’事件后一片爱国主义情绪和传媒的渲染之下，美国国内舆论出现一边倒局面，民意急剧向强硬方向转变，不仅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对于美国士兵伤亡的容忍度也增加了，这使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有了较高的民意基础，其行动所受的制约也大为降低。还有，共和党右翼与美国军工集团和大企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他们是美国战争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也使美国要实现帝国梦进一步膨胀（摘自2003年4月6日《今日世界·美国进攻伊拉克想要实现“新帝国”梦 》，作者：安国章）。</P><P> 对我们这个脆弱而多样性的地球村来说，美国“帝国恐龙”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在人权、民主方面的巨大进步，实际上离不开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作用力，而今天，失去“共运”的砥砺作用，就像“权利失去制约就必然走向腐败”一样，美国处于“一超独大”的优势地位，而且正在竭力违背和摆脱各种各种条约（如《反导条约》、《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生产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制约，所以美国必然会“腐败”而走向其反面，落入到“盛极而衰”的历史轨道中去。
还是黑格尔那句话，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会走向衰落。
当年罗马帝国在与迦太基、埃及征战的时候，国内民主发展得极为成熟，而从恺撒征服了亚非欧所有敌人的那一刻起，罗马帝国就开始成为自己的敌人。今天的美国，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国内高度的民主自由却开始让自己腐烂变质，慢慢开始出现专制的趋势，而帝国对外的残忍征战和贪婪掠夺，又为自己培养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和敌人。当年，面临秦帝国的“合纵”，诸侯的出路只有“连横”，即使秦国自峙武力兼并六国，也不过转瞬即逝，状若昙花一显。
今天的美国的实际上正在丧失昔日的民主表率作用，正在慢慢帝国化，正在成为“对外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包括美国学者的共识（美国军队对四个美国人在费卢杰被杀的报复方式，与希姆来在其副手在捷克遇刺后的报复方式何其相似）。
2002年9月，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人朱迪-威廉姆斯将布什政府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政府”，她认为美国现在把多边主义重新界定为“你得听我的”；而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9.11”事件使人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我们美国是不是出于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的，正在威胁世界和平？”她强调，白宫现在宣称要在海外为“自由而战”，而美国内部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
美国正在蜕变，正在变成未来世界不祥的阴云，正在变成未来人类自我毁灭的“魔域”。在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不是对美国的盲目追随，而是需要对美国蜕变的警惕。</P><P> 二、不管是否情愿，正在崛起的中国都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国帝国迎头相撞。
对美国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利益，还是一种威胁？
如果不好掂量，那我们就反过来思考。
假若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以外）的主权国家，而是若干个依附性极强的小国，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必然会象洪水一样淹没欧亚大陆的一半，东起朝鲜半岛（没有了中国，也就没有了朝鲜），覆盖原中国大陆、蒙古、印度支那、东南亚、南亚（除印度）、中亚、中东、东欧，西端直至巴尔干半岛，拥有如此广阔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比成吉思汗还要强大无数倍的霸主面前，还有谁是他的挑战者？
在很早以前美国战略家就意识到了：控制了中亚，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
无论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谁还敢与之争锋？
面对独霸地球的美妙前景，美国人目前欠缺的只是更强的实力和最好的时机，美国人并不缺少动机。
在没有绝对把握打败中国以前，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利益大于威胁，而当美国具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之后，中国对美国则是威胁大于利益，消灭了这个威胁，剩下的自然全部就是利益。
从外在条件来看，美国不可能拥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但是美国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而今天美国人就是在寻找和等待这个机会，并运用一切手段，促使各种因素来最后造就这个机会。</P><P> 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内乱。
这里有两种内乱，一是执政党本身错误造成的内乱，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转型时处理不好而造成的内乱。后一个可能出现的内乱，日本很早就过了这个难关或者阵痛，韩国在美国人的保护下也过去了，俄罗斯也很幸运的过去了。
就象人在跨台阶时最容易失去平衡一样，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也最容易爆发危机，抵御能力时最差的。世界上应该最早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的是中国北宋，当时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经济和文化的持续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则是生产力对封建皇权的隐形冲击，这种冲击破坏了统治者的执政基础，所以，繁荣强大的宋朝竟先后败亡于落后的北方女真人和蒙古人。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南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均GDP跨入1000-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不稳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将越来越大，中国将象所有经历过这一阶段的国家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消费层次升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冲突加剧、参政意识增强、对民主公平的要求增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大规模内乱，如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90年代的菲律宾、印尼、阿根廷、巴西等国。
中国呢，过得去这道坎吗？</P><P> “9·11”以后，美国集中力量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我们原以为争取到了10到15年的战略发展良机，但是消灭萨达姆、摆平卡扎菲以后，美国已经从阿拉伯泥潭里拔出了一只脚，而且把这只脚踩进了西太平洋，这个战略机会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尽管目前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山洞里逍遥，尽管还有恐怖分子在到处爆炸，尽管还有叙利亚、伊朗问题象定时炸弹一样摆在在后面，但美国人已经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东亚的事务，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构筑NMD反导系统，汇集7大航母搞“夏季脉动”军事演习，将关岛构筑成夏威夷以外的第二大军事基地，透过这许许多多信号，我们应当闻到那越来越浓的硝烟味道。
中国当前的国家战略是“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作为战略高手的美国，并非看不到中国克制、委屈求全和隐忍不发背后的能量蓄积，只要准备充分，时机成熟，美国自然会主动逼上来，迫使中国亮出底牌。
中美两大地理板块迟早会迎头相撞，这个完全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别无选择，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的幸运。</P><P> 中国的不幸，是在身板还未养得非常结实的时候，就被美国这一超强霸主当作了靶子。如果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个“巨无霸”蓄意扼杀。
而中国的幸运，则是实际上充当了阻止美国霸权泛滥的第一道防波堤，实际上抗起了全人类抵御霸权、反抗征服的正义大旗，这是中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公平承担重担，是当今世界格局自然而然的选择，真正是“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尽管现在全世界也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代表的实际上正是世界的未来。
不管我们情不情愿当这个头，不管我们公不公开承认，不管我们使用何种韬晦之计，但中国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中华民族的生存努力阻挡了美利坚帝国称霸的道路，匹夫无罪，怀壁其罪，美国人的枪口已经不可改变的锁定了我们。
所以，应付未来潜在的战争，不仅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是越来越紧迫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用战争来提醒和教育人民，尤其是要象俄罗斯那样，把“在迫不得已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的观念宣扬给全世界，也同时宣传给美国和台湾，争取用战争准备来抑制战争和自我拯救。
在近30年的总体和平生活之后，中国多风多雨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P><P> 二、识破美国人的战略欺骗
长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有意无意的利用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战略欺骗和有意误导，借以掩盖美国对华的全面战略，即使这一意图在过去是有意无意之举，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就绝对是有意而为的谋略了。</P><P>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在卸任前，曾在美国众议院说：“太平洋美军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在关岛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可接近解放军导弹部署点”，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及时”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五角大楼将军舰和潜艇开进关岛，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
但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的话更真实，他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
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习。此次演习，美军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美军自称这次演习类似“年度战备系统检测”。按照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的说法，这个目标（亚太战略目标）“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明显一致”，即“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
引申凯利的话来说，如果出现了“崛起”了那种“力量”，美军的任务便是打压、遏制乃至消灭这个“力量”。
支持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现状，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的第一层烟雾，而故意模糊对待“台独”的立场，又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第二层烟雾。
这才是美国最真实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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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不仅没有阻碍美国的霸权梦想，反而成为美国实现其战略的一个绝佳契机。纵观1999到2003的国际风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美国逐步实现控制中亚和西亚建立超级帝国的战略主线：1999年，通过科索沃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实现军事占领； 2001年，以反恐为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扶持亲美政府上台，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2003年，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取得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随后迫使利比亚政府屈服，整个中东就只剩下了叙利亚和伊朗两个不顺从者；2004年，将关岛建设成类似于夏威夷的军事重地，配置最先进的战略武器（航母、核潜艇、B-52战略轰炸机和AGM-86C空射巡航导弹等），并在韩国建隐形战斗轰炸机F-117基地,以实现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多重遏制；结合目前在全世界的几百个军事基地，一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已经隐然成形，现出了一个极为分明的狰狞的轮廓。
美国左派导演迈克尔·摩尔的影片《科拜恩保龄》有这样一个开头：“这是美国一个普通的早晨，学生们开始上学，农民们开始耕种，送奶的工人开始分发牛奶，而我们的总统开始计划轰炸另一个国家。”</P><P> 我们来看看这段文章：
美国帝国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及现实密切相关，美国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
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由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组成，当时版图的形状是一个小长条。现在美国的版图横跨美洲大陆，东到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濒加勒比海，北临北冰洋；美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冷战后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西方学者将美国称为‘全球性帝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从一块小殖民地成为今日惟一超级大国，除了国内政治持续相对稳定、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外，不断对外扩张是重要原因，扩张是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斯把美国依靠强权政治，建立‘帝国’的行径称为美国的‘生活之道’。当欧洲移民刚踏上美洲‘新大陆’时无立锥之地，新移民在‘新大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其登陆的东海岸向西拓进。这种本能反应与美国特有的商业扩展精神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特征。
美国的扩张历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独霸。从美国立国到美西战争前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在版图上成为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第二阶段是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西战争使美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把拉美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后院’。这一时期，美国的势力迅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太平洋地区、东亚和整个拉美。美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一，并开始与其他殖民者争夺殖民地。从1946年到1991年是全球争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冷战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全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使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通过建立北约，驻军欧洲，使欧洲变成了美国的‘小伙伴’。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随后对中东和非洲进行争夺和扩展。但由于其竞争对手苏联的存在，美国还难以独占这些地区，只能与苏联竞争。冷战结束到现在是第四阶段。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与其抗衡的大国消失，美国越来越随心所欲。
除了第一阶段是传统的领土扩张外，其余阶段全部是以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的拓展为主。每个扩张阶段的完成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西战争期间，著名铁路大王希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谁控制了东方贸易，谁就掌握了全球财富。’美国独立后继承了这种商业精神，保护美国商业的垄断或优势地位成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为此，商业拓展精神贯穿四个扩张阶段。
从历史上看，美国每经历一次大的战争都获得一次更大的发展机遇。除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外，战争带给美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列强新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一个经济巨无霸；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不仅没有被拖垮，反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建立‘新帝国’的基础。1991年的海湾战争，因中东国家和盟国对军费的分担增加了美国自己的经济所得；在对科索沃战争中，通过持续的战争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欧元，使其对美元的汇率下跌10%，还使道·琼斯指数直线上升，在短短的时间内创下11000点的历史记录，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财富流向美国。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表明，美国进入国力新一轮的扩张期，这与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P><P> 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依靠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美国人相信，凭借其高科技武器和超强的军事能力，在未来战争中可以实现‘零伤亡’，因此，新帝国战略提出用武力解决美国面临的威胁和问题，新帝国战略也就成了‘9·11’事件后美国极力推行的一种大战略，主张利用实力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一种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
这一战略主要有三大要点，第一是源于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例外论’的单边主义。单边主义就是要保持美国的绝对自由，突出美国不受限制的领导权力和行动自由，同时也更强调美国的利益至上。美国对多边机构、多边行动的效率低下的抱怨已非一日，早就对联合国不满，在加利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对联合国的改革提出了许多要求，甚至以拖欠会费为要挟。布什政府更是把联合国看作为其服务的一个工具。布什曾公开发表谈话说，联合国必须帮助他对付萨达姆，不然将‘以一个无能的、不重要的辩论社团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上消失’。
第二是先发制人。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缘政治观，就是‘谁控制欧亚,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布什政府上台后把这一思想理念推到了顶峰。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均难以奏效，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来应付，如果必要，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应准备好随时先发制人。2002年布什在他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先发制人’确定为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的出台基本拉开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前奏，树立美国在全球的绝对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能够控制欧亚大陆、建立全球新帝国的目的，布什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布什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伊拉克、伊朗、朝鲜是‘邪恶轴心’。布什政府之所以‘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一方面是确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完全能够以导弹降服萨达姆，进行其实施新战略的一次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打击伊拉克彻底清除俄罗斯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美国在全球的一极地位。
第三是改变政权。在世界推进自由民主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理想和传统，改变政权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美国认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核武器的掌握者是独裁者，其行为难以判断，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忧虑在‘9·11’事件后更加强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对伊拉克战争能够重整中东秩序，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说得更露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此外，沙特等国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持续不断的阿以争端也可以最终得到解决。二战后，美国成功地将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和平的民主国家，这一历史经验使得新帝国战略的支持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一种全新的中东秩序似乎就在眼前。
另外，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共和党历来有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认为国际关系是‘无秩序的’，强调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班子中右翼居优势地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曾是前共和党总统福特、里根和老布什的老臣。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强烈批评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冷战后8年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这就使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更浓。在军控领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战略基石受到严重冲击。美国能源和环境协会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美国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和破坏主要国际安全条约，从法治向‘霸权统治’转变。美国不再把国际条约视为全球安全的根本因素，而转向只对自身有利时才遵守条约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9·11’事件后一片爱国主义情绪和传媒的渲染之下，美国国内舆论出现一边倒局面，民意急剧向强硬方向转变，不仅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对于美国士兵伤亡的容忍度也增加了，这使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有了较高的民意基础，其行动所受的制约也大为降低。还有，共和党右翼与美国军工集团和大企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他们是美国战争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也使美国要实现帝国梦进一步膨胀（摘自2003年4月6日《今日世界·美国进攻伊拉克想要实现“新帝国”梦 》，作者：安国章）。</P><P> 对我们这个脆弱而多样性的地球村来说，美国“帝国恐龙”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在人权、民主方面的巨大进步，实际上离不开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作用力，而今天，失去“共运”的砥砺作用，就像“权利失去制约就必然走向腐败”一样，美国处于“一超独大”的优势地位，而且正在竭力违背和摆脱各种各种条约（如《反导条约》、《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生产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制约，所以美国必然会“腐败”而走向其反面，落入到“盛极而衰”的历史轨道中去。
还是黑格尔那句话，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会走向衰落。
当年罗马帝国在与迦太基、埃及征战的时候，国内民主发展得极为成熟，而从恺撒征服了亚非欧所有敌人的那一刻起，罗马帝国就开始成为自己的敌人。今天的美国，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国内高度的民主自由却开始让自己腐烂变质，慢慢开始出现专制的趋势，而帝国对外的残忍征战和贪婪掠夺，又为自己培养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和敌人。当年，面临秦帝国的“合纵”，诸侯的出路只有“连横”，即使秦国自峙武力兼并六国，也不过转瞬即逝，状若昙花一显。
今天的美国的实际上正在丧失昔日的民主表率作用，正在慢慢帝国化，正在成为“对外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包括美国学者的共识（美国军队对四个美国人在费卢杰被杀的报复方式，与希姆来在其副手在捷克遇刺后的报复方式何其相似）。
2002年9月，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人朱迪-威廉姆斯将布什政府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政府”，她认为美国现在把多边主义重新界定为“你得听我的”；而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9.11”事件使人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我们美国是不是出于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的，正在威胁世界和平？”她强调，白宫现在宣称要在海外为“自由而战”，而美国内部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
美国正在蜕变，正在变成未来世界不祥的阴云，正在变成未来人类自我毁灭的“魔域”。在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不是对美国的盲目追随，而是需要对美国蜕变的警惕。</P><P> 二、不管是否情愿，正在崛起的中国都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国帝国迎头相撞。
对美国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利益，还是一种威胁？
如果不好掂量，那我们就反过来思考。
假若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以外）的主权国家，而是若干个依附性极强的小国，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必然会象洪水一样淹没欧亚大陆的一半，东起朝鲜半岛（没有了中国，也就没有了朝鲜），覆盖原中国大陆、蒙古、印度支那、东南亚、南亚（除印度）、中亚、中东、东欧，西端直至巴尔干半岛，拥有如此广阔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比成吉思汗还要强大无数倍的霸主面前，还有谁是他的挑战者？
在很早以前美国战略家就意识到了：控制了中亚，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
无论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谁还敢与之争锋？
面对独霸地球的美妙前景，美国人目前欠缺的只是更强的实力和最好的时机，美国人并不缺少动机。
在没有绝对把握打败中国以前，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利益大于威胁，而当美国具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之后，中国对美国则是威胁大于利益，消灭了这个威胁，剩下的自然全部就是利益。
从外在条件来看，美国不可能拥有打败中国的绝对把握，但是美国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而今天美国人就是在寻找和等待这个机会，并运用一切手段，促使各种因素来最后造就这个机会。</P><P> 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内乱。
这里有两种内乱，一是执政党本身错误造成的内乱，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转型时处理不好而造成的内乱。后一个可能出现的内乱，日本很早就过了这个难关或者阵痛，韩国在美国人的保护下也过去了，俄罗斯也很幸运的过去了。
就象人在跨台阶时最容易失去平衡一样，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也最容易爆发危机，抵御能力时最差的。世界上应该最早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的是中国北宋，当时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经济和文化的持续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则是生产力对封建皇权的隐形冲击，这种冲击破坏了统治者的执政基础，所以，繁荣强大的宋朝竟先后败亡于落后的北方女真人和蒙古人。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南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均GDP跨入1000-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不稳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将越来越大，中国将象所有经历过这一阶段的国家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消费层次升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冲突加剧、参政意识增强、对民主公平的要求增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大规模内乱，如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90年代的菲律宾、印尼、阿根廷、巴西等国。
中国呢，过得去这道坎吗？</P><P> “9·11”以后，美国集中力量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我们原以为争取到了10到15年的战略发展良机，但是消灭萨达姆、摆平卡扎菲以后，美国已经从阿拉伯泥潭里拔出了一只脚，而且把这只脚踩进了西太平洋，这个战略机会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尽管目前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山洞里逍遥，尽管还有恐怖分子在到处爆炸，尽管还有叙利亚、伊朗问题象定时炸弹一样摆在在后面，但美国人已经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东亚的事务，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构筑NMD反导系统，汇集7大航母搞“夏季脉动”军事演习，将关岛构筑成夏威夷以外的第二大军事基地，透过这许许多多信号，我们应当闻到那越来越浓的硝烟味道。
中国当前的国家战略是“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作为战略高手的美国，并非看不到中国克制、委屈求全和隐忍不发背后的能量蓄积，只要准备充分，时机成熟，美国自然会主动逼上来，迫使中国亮出底牌。
中美两大地理板块迟早会迎头相撞，这个完全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别无选择，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的幸运。</P><P> 中国的不幸，是在身板还未养得非常结实的时候，就被美国这一超强霸主当作了靶子。如果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个“巨无霸”蓄意扼杀。
而中国的幸运，则是实际上充当了阻止美国霸权泛滥的第一道防波堤，实际上抗起了全人类抵御霸权、反抗征服的正义大旗，这是中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公平承担重担，是当今世界格局自然而然的选择，真正是“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尽管现在全世界也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代表的实际上正是世界的未来。
不管我们情不情愿当这个头，不管我们公不公开承认，不管我们使用何种韬晦之计，但中国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中华民族的生存努力阻挡了美利坚帝国称霸的道路，匹夫无罪，怀壁其罪，美国人的枪口已经不可改变的锁定了我们。
所以，应付未来潜在的战争，不仅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是越来越紧迫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用战争来提醒和教育人民，尤其是要象俄罗斯那样，把“在迫不得已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的观念宣扬给全世界，也同时宣传给美国和台湾，争取用战争准备来抑制战争和自我拯救。
在近30年的总体和平生活之后，中国多风多雨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P><P> 二、识破美国人的战略欺骗
长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有意无意的利用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战略欺骗和有意误导，借以掩盖美国对华的全面战略，即使这一意图在过去是有意无意之举，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就绝对是有意而为的谋略了。</P><P>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在卸任前，曾在美国众议院说：“太平洋美军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在关岛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可接近解放军导弹部署点”，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及时”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五角大楼将军舰和潜艇开进关岛，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
但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伯格特上将的话更真实，他就曾公开说，关岛美军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军力及其成长”。
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习。此次演习，美军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英国简氏防务集团军事专家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海军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显然是为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做准备。美军自称这次演习类似“年度战备系统检测”。按照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的说法，这个目标（亚太战略目标）“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明显一致”，即“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
引申凯利的话来说，如果出现了“崛起”了那种“力量”，美军的任务便是打压、遏制乃至消灭这个“力量”。
支持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现状，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的第一层烟雾，而故意模糊对待“台独”的立场，又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第二层烟雾。
这才是美国最真实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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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正在蜕变，“新冷战”正在形成<P> 一、美国正在蜕变
在世界政治上，美国是所有地球人视线的中心，自“二战”以来六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是批判与赞美、讨伐和拥护、杜绝与向往、鄙弃与模仿的争论焦点，也是邪恶与善良、黑暗与光明、暴力与文明、狭隘与宽容的相互交错混乱的价值标准体系。
然而，美国就是美国。
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与生俱来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安全舒坦，威风畅快。美国只想作自己利益的婊子，享受自己的快感，他生来既不是为了讨全世界挺美派的欢心，而作全人类的民主牌坊，也不是为了故意作反美派的世袭仇人，而在全球无缘无故杀人防火。为了掩饰自己只会享受作婊子的各种实际乐趣的短处（连迈克尔·摩尔这样的美国人都觉得都很龌龊），同时也是一种战略欺骗，美国人故意给外人大树特树民主牌坊，然后再进一步从牌坊的崇拜者中得到快感和利益。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人只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是一个“好也好不透、坏也坏不够”的错综复杂的综合体。
而偏偏有那么两帮不明事理的好事者，一天到晚为此吵的不可开交。挺美派只看到美国人的牌坊闪闪发光，就像否认自己母亲是婊子一样否认美国人是婊子，甚至连美国人有时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婊子,挺美派也一厢情愿的为美国人大抱委屈，然后大义灭亲地迅速转回头反咬别的评论者；而反美派又振振有辞地批评美国为什么要作婊子而不去为民主牌坊守节。
人类历史上，小到邻居为了一只鸡一头牛吵嘴打架，大到国家为了领土而爆发战争，哪一样不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利。在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里，藤蔓植物为了防止傍边的望天树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会用心险恶地伸出藤蔓去绞杀对方的躯干，而望天树为了长得更高，也会用树叶去遮盖藤蔓的阳光，最终使藤蔓变成自己储存养分的腐植土。存在就是合理的，应该说，这没什么害羞，达尔文早就把西方文明的精髓点拨得明明白白：“物竞天择”。人本身就是有机体，有机体的生存需要空间和资源，而空间和资源有限，众多有机体之间必然要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个世界上，其实人人都希望享受快感，而快感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也并不是时时都能享受到，世界上能为你提供快感的机会不多，所以享受快感的行为注定是排他性的，是要用爪子和牙齿来争夺的，为了掩饰这种争夺的残忍，所以出现了牌坊，而立牌坊本身不是目的，立牌坊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更好更多地攫取和享受快感。
所以，美国就是美国。</P><P> 但是，美国又与众不同。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综合势力最强大的霸主，仅拥有世界人口的5%，却拥有全球GDP总量的43%、高科技产品的40%和的研发支出50%。其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近二分之一，相当于紧随其后的3个国家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经济都要感冒，这绝不是夸张之言；从国家实力来看，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全球其他所有191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但美国为此仅仅花费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美国还拥有毁灭世界上百次的核战争能力，上万枚核武器既是保护自己的盾牌，也是进攻对方的利器；美国也是世界上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烈的国家，其文化产品对外族文明潜移默化的瓦解作用有时远远胜过“战斧”导弹。而且，冷战后的十几年，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在缩小，而且有拉大的趋势。
本来，美国应该作这个世界正面的积极的表率和模范，引导人类文明向健康的未来发展，实际上美国已经具备了这个资格和能力，而且正坐在这个位置上。
然而，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先天不足，由于加速竞争和加速发展而形成的不能自已的惯性，失去了外来制约和势力平衡的美国，却开始了令天地宇宙变色的恐怖的蜕变，使全人类陷入了自人类产生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之中，其危险程度已经超过了相互制约的美苏对峙时期。</P><P> 二、美国背后的黑手正在推动美国国内民主的蜕变
美国曾经是、现在也是世界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今后呢？
美国的民主只为自己的公民牟利，美国只是美国人自己的天堂，正如尼采所说，“他人就是地狱”，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美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狱。在贪欲烈焰的烤炙下，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正象冰山一样融化垮塌，美国正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民主也正走向其反面。
2000年，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以极具争议的方式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成为美国第43任（54届）总统。小布什与戈尔之争，最后以最高法院来裁定谁是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67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反映了在“三权分立”下的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与强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的冲突和制衡，而21世纪初，小布什神秘的上台方式，则标志着在能源、“军事—工业综合体”巨头.纵下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性结束。
在过去几十年中，当年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已经演变成以南方奴隶主后代白人为核心的政党，布什雄厚的竞选资金，大量就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
如果说，能力超群、手腕活络并且魅力四射的克林顿是美国最后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那么，能力平庸、头脑简单而又一味逞强的小布什，则是历史上第一位被.纵出来的“傀儡”总统——他与20年前两党的平衡总统卡特绝对不是同一种人物，因为只有这种没有“强人”气魄的总统，才符合其背后.纵者的要求。
《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个目光如炬的法利雅长老，他在伊夫堡黑暗的地牢里有句睿智的名言，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许多历史和生活的谜团。
“如果你被人陷害，但又不知凶手是谁，那你就想一想，这对谁会有好处？”
如果说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及“9·11”之后，我们还看不清美国政局的真相，但随后的几年里，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并不完全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政治军事行为来看，我们就大致猜得出了都是“对谁有好处”。
而2004年3月，台湾“政坛”又来了个与美国四年前总统大选几乎是一摸一样的翻版，只是那神秘的“枪击事件”过于拙劣和明显，旁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乱七八糟的表演“对谁有好处”了。</P><P> 有分析家指出，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和戈尔基本打成平手，各得48%左右的选票，但是布什的成功几乎全靠白人选民，在拉美裔中，布什只得到35%的选票，在黑人选民中他只得到区区9%，在亚裔中，戈尔领先布什14个百分点，在其余族裔中，戈尔领先16个百分点。
近十年来，直至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人口发展的最重要两大趋势，便是少数族裔人数急增和人口加速老化，而这两大趋势，都对共和党非常不利。
根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白人人口增加不到5%，但是黑人人口增加了18.3%，拉美裔更激增46%！亚裔增加的比例也极其巨大。联系去年总统大选结果，这一人口趋向对共和党的威胁十分明显。美国社会另一重要趋势，便是二战后出生率高峰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这里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老年人口是社会上相对的“弱者”，需要依靠政府主办的社会安全退休基金和老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所以他们对主张削弱“大政府”的共和党，显然不会太过热心，他们同时又是美国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在过去几十年中，当年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已经演变成以南方奴隶主后代白人为核心的政党，布什当年雄厚的竞选资金，大量就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
自从布什以“温和共和党人”面目竞选上台以来，推行的是“形中实右”的政策路线，而美国人口却正在经历一种“左倾化”的长远趋势，不少共和党战略家因此指出：2000年大选结果，很可能代表共和党“盛极而衰”的顶点，所以，面对普通美国民众，布什所领导的共和党面临着一项威胁其政治前途的潜在危机。
而在执政能力上，共和党又有另外一番风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于是政治上日渐保守，人心日渐自大。民主党中那些观点激烈的人士越来越不受欢迎，沦为大学校园中光说不练的自由知识分子，而那些跋涉仕途的人士则为了迎合选民变得越来越中庸，逐渐失去了特有的取信于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特点。除了当年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个人的风光之外，民主党的整体表现乏善可陈。而共和党方面，既能说会道，又善于实际.作的基层干部越来越多。如果伊拉克战事不是如此狼狈，民主党人几乎没有登台唱戏的机会了。
在民主党人眼里，共和党问题越来越多，而民主党力量却越来越弱。而这二者互为因果：正是民主党的虚弱导致共和党的嚣张，又正是共和党不遵守民众政治规则，比如不惜撒谎以笼络人心，导致了民主党的虚弱。
大选当前，布什总统一改其愚顽、强硬的面孔，也开始讨好新闻媒体了，也开始奔走于乡间田野了，也开始寻求国际合作了。但是这些并不能让美国的有识之士放心。在他们看来，无论布什总统如何善于采纳不同意见，也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只要政治平衡力量被打破，权力失去了监督，所有的许诺都可能是谎言，所有的改良都可能是假相。
因此，最近的美国媒体和文科校园几乎变成了另外一种‘一党专制’，齐声怒吼，痛斥共和当局，支持民主党人。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重建政治平衡，保持权力制约。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关注他们的这种努力”（2004年6月6日《外滩画报 ·<华氏911>背后的美国政治版图 》，作者：长平）。</P><P>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这一年里美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军事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为选举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复杂和神秘莫测的程度在关键时候可能会高于国际政治。
7月中旬，美国国土安全部披露说，基于“基地”组织计划对美国发动袭击、以破坏美国大选，已就推迟投票的提议进行了讨论。然而，值得寻味的是，国土安全部同时也承认“眼下并没有获得'基地'对11月2日大选发动袭击的明确情报”。
对于国土安全部长里奇提出的“基地”计划破坏美国选举一说，美国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共和党在大选年施展的“恐怖”政治。民主党暗地里一直担心，随着选举的日益临近，白宫试图让美国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然后利用美国人希望维持现状和求稳怕乱的心理来获得更多支持。
布什政府提议的“推迟选举”的“真正动机”遭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质疑。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黛安·法因斯坦说，推迟选举在美国历史上属于破天荒之举，她认为没有理由。
美国的一位战略分析人士表示，共和党人计划“以担心恐怖袭击为由推迟选举”是荒唐的，何况现在并没有确切情报证实11月2日基地组织将发动袭击。该分析人士进一步分析说，就算有情报证实“基地”将在11月2日发动袭击，那么，美国选举应该如何推迟呢？是后推一天还是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再就是，如果根据一个情报后推之后，又有了一个情报证明说基地又将发动袭击，美国再怎么办？还后推吗？如果是这样，美国的选举还选吗？
民主党人认为，要是美国本土真的遭受恐怖袭击，民主党将在政治上被彻底摧垮。此间多数政治分析家们也认为，如果“基地”在大选前几天真的对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袭击，其本意是想让布什下台，但袭击的结果将使布什“因祸得福”，因为这将帮助美国选民支持布什连任。因此，布什政府提议的“推迟选举一说”的“真正动机”值得怀疑。最终，面对质疑，布什的国务卿赖斯出面澄清说，“我们曾在战时举行选举，甚至在内战时也一样。我们应该如期举行选举。” </P><P> 应该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功讦、尔虞我诈，以此互相牵制，从而达到政坛力量的平衡和全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这已经是美国政治300多年来独特的优秀传统了，但是，从以克林顿的“光辉形象”大张旗鼓的毁于“拉链门”为信号开始，然后是高等法院来“裁决总统”，而随后便是一系列符合某种集团利益但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国家根本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战争行为，从这个走向上，人们至少是不是觉得共和党已经在逾越一个以往谁也不敢触及的“门坎”呢？
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可以看成是美国民主政治在历史最关键转折点上的试金石，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当选，说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对美国的蜕变还有一定的遏制力，而这种遏制力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们不能去猜测——但即使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化对美国帝国战略的走向有一定范围的调整，但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仍然是小布什连任（不管以什么方式连任），则意味着美国的确是在走向一定意义上的共和党“一党专制”，美国在利益集团控制下的政治版图走向保守甚至独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战车征服全球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对于未来，我们将拭目以待。</P><P> 三、“新战冷”阴云再降世界和中华文明的未来
世界文明生生不息的竞争不断地产生着胜利者和失败者，许多不适应竞争的文明在象“风一样逝去”（汤因比语）的同时，极少数优秀者则幸运的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超强的佼佼者，而领先者与落后者过大的差距又刺激了领先者人性中“恶”的膨胀，从而导致人类世界堕落成和动物世界没有本质区别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整个人类文明史就在在帝国的诞生和灭亡中悲剧性的循环。
就目前国际局势来看，人们已经不能来讨论美国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成为帝国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来阻止美国成为帝国、毁灭人类文明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希特勒“第三帝国”和日本“军国帝国”的阴霾即将笼罩全世界的那一刻，正因为苏联和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存有希望；
20世纪冷战期间，当两大“邪恶帝国”的几万枚核武器威胁着整个全人类的那一刻，正因为中国、“不结盟运动”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与正义力量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有一些光明；
但是今天和不久的未来，当具有毁灭地球能力的美国的帝国魔云又在开始笼罩全人类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和光明又在哪里？
难道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以后，人类又要开始重复“中世纪”的黑暗轮回了吗？</P><P> 在“旧冷战”过去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后，美国如法炮制，又想把中国拖进了新的一轮“冷战”，希望以此围堵中国、拖垮中国，最后在全球的征服战争中再次“不战而胜”。
“新冷战”，是中国与美国必然对抗的必然之路。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果中国能保持长期稳定，中国的发展势头必然要遭到美国的全力打压，实际上中美两国目前已经在为全面对抗作准备，不管再动听的言词和战略烟雾，都掩盖不了这个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在五角大楼战略家的作战计划里，中国早已取代苏联而成为美国的首敌，这一点我们自己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否则只能欺骗自己，而不可能丝毫欺骗敌人。
然而，中国虽然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取代了苏联，但并不等于中国就要步苏联覆灭的后尘，也许最后失败的还不是中国。
第一，中国没有苏联那样的全球野心，也就没有苏联那样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自然不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和抵制，只要中国保持目前稳定和发展的势头，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在“新冷战”中，中国是战略成本比较低的防守方，战略预期目标比较容易达到，而美国是进攻者，对抗的成本和规模都必需要远远大于中国，而失败的几率也就远远高于中国；
第二，前苏联以一国之力承担整个“华约组织”的经济压力，领导阶层严重腐败变质，完全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权已经丧失了合理的存在基础，加之战略目光短浅，战略水平低下，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到处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并且还把最重要的盟友中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大大增加了“北约组织”的胜算；
第三、苏联和美国展开大规模军事竞赛，军工完全没有和经济挂钩，军工成了拖垮经济的巨大黑洞，而中国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全力发展经济，既不会被美国拖进军备竞赛的陷阱，而军工还成了经济的推动力，军备与经济二者的关系逐渐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第四，冷战时期，整个北约在对付苏联时是铁板一块，即使法国特立独行，但也没有站到苏联的队列去，而今天美国压制中国，却再也不能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正义大旗，尽管今天美国对中国的优势远大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优势，但美国开往中国的战车后面却也只剩下了日本和台湾，连英国这样的铁杆奴仆也不会轻易跟随。而相反，中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渐渐显示出反霸权的正义性和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逐渐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包括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支持）。
为对付未来的“新冷战”，中国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立足自身，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盟友也能保持不败，在此保障的基础上，再来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合阵线甚至联盟；
2、国内力量必须高度统一，内部绝对不能自乱阵脚；
3、在核威慑等少数领域内尽量与美国保持相对平衡，不能让美国形成绝对优势，否则，在美国绝对优势形成之时，就是中国灭亡之日；
4、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手段）保障主要资源来源（如石油等）的安全，不管是中东石油的运输线路还是中亚石油的运输线路，都不能被美国掐断；
5、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减少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建立起完备的预防和反击金融攻击的机制；
作到以上几点，中国作为防守一方，必将不败而胜；而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在动员所有资源和国力后，如不能达到战胜中国的最后战略目的，必将不胜而败。
在相当长时间的抗衡与相持之后，美国的溃退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反霸权联盟的胜利，届时，赋予了人文素质和民主规范等现代化内容的东方文化，将以其“仁义”、“中庸”的温和、宽厚、平等的精神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到达一个新的高峰。
</P><P> 同样是冷战，“新冷战”的模式不会在“旧冷战”的基础上简单重复。
前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和行动，那么，怎么来制造一个完全反对中国的环境并且迫使中国不断消耗国力呢？
办法有的是。在中国国内挑起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各种矛盾的对立，而在中国国外又制造出一个“阿富汗”来，这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阴谋的高手美国来讲，既是其侥幸赢得“美苏冷战”的拿手好戏，也是用来对付中国巨龙的不二法宝。
为中国制造“阿富汗”大餐的素材很多。首选就是台湾，然后还有钓鱼岛，还有南沙群岛，还有新疆，还有西藏等中国固有领土（海），另外，中国周边的俄罗斯、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富汗等国，都是美国炒作“反华大餐”、打代理人战争的潜在的丰富“作料”。
但是，“作料”终归是“作料”，只要中国抱定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战略方针，不受干扰，不受诱惑，不怕威胁，眼亮心明，岿然不动，不去主动烧那把大火，美国的“反华大餐”就没办法端上桌。同时，为了避免一味后退而最后形成没有回旋余地的僵局，中国也必须在适当的限度内烧点类似于“保卫珍宝岛”和“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的小火，有限反弹，动作迅速，见好就收，目的就是不要让小火烧成无法控制的大火。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这个主动权在美国人手里，我们只有用努力来迫使美国放弃或部分放弃其主动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正是有让美国人妥协退让的实力和将这种实力付诸于行动的可能。
只要收复了台湾，在未来美国掀起的“新冷战”中，中国就基本上立于了不败之地。</P>
在世界政治上，美国是所有地球人视线的中心，自“二战”以来六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是批判与赞美、讨伐和拥护、杜绝与向往、鄙弃与模仿的争论焦点，也是邪恶与善良、黑暗与光明、暴力与文明、狭隘与宽容的相互交错混乱的价值标准体系。
然而，美国就是美国。
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与生俱来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安全舒坦，威风畅快。美国只想作自己利益的婊子，享受自己的快感，他生来既不是为了讨全世界挺美派的欢心，而作全人类的民主牌坊，也不是为了故意作反美派的世袭仇人，而在全球无缘无故杀人防火。为了掩饰自己只会享受作婊子的各种实际乐趣的短处（连迈克尔·摩尔这样的美国人都觉得都很龌龊），同时也是一种战略欺骗，美国人故意给外人大树特树民主牌坊，然后再进一步从牌坊的崇拜者中得到快感和利益。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人只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是一个“好也好不透、坏也坏不够”的错综复杂的综合体。
而偏偏有那么两帮不明事理的好事者，一天到晚为此吵的不可开交。挺美派只看到美国人的牌坊闪闪发光，就像否认自己母亲是婊子一样否认美国人是婊子，甚至连美国人有时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婊子,挺美派也一厢情愿的为美国人大抱委屈，然后大义灭亲地迅速转回头反咬别的评论者；而反美派又振振有辞地批评美国为什么要作婊子而不去为民主牌坊守节。
人类历史上，小到邻居为了一只鸡一头牛吵嘴打架，大到国家为了领土而爆发战争，哪一样不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利。在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里，藤蔓植物为了防止傍边的望天树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会用心险恶地伸出藤蔓去绞杀对方的躯干，而望天树为了长得更高，也会用树叶去遮盖藤蔓的阳光，最终使藤蔓变成自己储存养分的腐植土。存在就是合理的，应该说，这没什么害羞，达尔文早就把西方文明的精髓点拨得明明白白：“物竞天择”。人本身就是有机体，有机体的生存需要空间和资源，而空间和资源有限，众多有机体之间必然要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个世界上，其实人人都希望享受快感，而快感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也并不是时时都能享受到，世界上能为你提供快感的机会不多，所以享受快感的行为注定是排他性的，是要用爪子和牙齿来争夺的，为了掩饰这种争夺的残忍，所以出现了牌坊，而立牌坊本身不是目的，立牌坊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更好更多地攫取和享受快感。
所以，美国就是美国。</P><P> 但是，美国又与众不同。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综合势力最强大的霸主，仅拥有世界人口的5%，却拥有全球GDP总量的43%、高科技产品的40%和的研发支出50%。其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近二分之一，相当于紧随其后的3个国家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经济都要感冒，这绝不是夸张之言；从国家实力来看，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全球其他所有191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但美国为此仅仅花费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美国还拥有毁灭世界上百次的核战争能力，上万枚核武器既是保护自己的盾牌，也是进攻对方的利器；美国也是世界上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烈的国家，其文化产品对外族文明潜移默化的瓦解作用有时远远胜过“战斧”导弹。而且，冷战后的十几年，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在缩小，而且有拉大的趋势。
本来，美国应该作这个世界正面的积极的表率和模范，引导人类文明向健康的未来发展，实际上美国已经具备了这个资格和能力，而且正坐在这个位置上。
然而，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先天不足，由于加速竞争和加速发展而形成的不能自已的惯性，失去了外来制约和势力平衡的美国，却开始了令天地宇宙变色的恐怖的蜕变，使全人类陷入了自人类产生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之中，其危险程度已经超过了相互制约的美苏对峙时期。</P><P> 二、美国背后的黑手正在推动美国国内民主的蜕变
美国曾经是、现在也是世界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今后呢？
美国的民主只为自己的公民牟利，美国只是美国人自己的天堂，正如尼采所说，“他人就是地狱”，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美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狱。在贪欲烈焰的烤炙下，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正象冰山一样融化垮塌，美国正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民主也正走向其反面。
2000年，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以极具争议的方式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成为美国第43任（54届）总统。小布什与戈尔之争，最后以最高法院来裁定谁是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67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反映了在“三权分立”下的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与强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的冲突和制衡，而21世纪初，小布什神秘的上台方式，则标志着在能源、“军事—工业综合体”巨头.纵下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性结束。
在过去几十年中，当年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已经演变成以南方奴隶主后代白人为核心的政党，布什雄厚的竞选资金，大量就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
如果说，能力超群、手腕活络并且魅力四射的克林顿是美国最后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那么，能力平庸、头脑简单而又一味逞强的小布什，则是历史上第一位被.纵出来的“傀儡”总统——他与20年前两党的平衡总统卡特绝对不是同一种人物，因为只有这种没有“强人”气魄的总统，才符合其背后.纵者的要求。
《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个目光如炬的法利雅长老，他在伊夫堡黑暗的地牢里有句睿智的名言，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许多历史和生活的谜团。
“如果你被人陷害，但又不知凶手是谁，那你就想一想，这对谁会有好处？”
如果说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及“9·11”之后，我们还看不清美国政局的真相，但随后的几年里，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并不完全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政治军事行为来看，我们就大致猜得出了都是“对谁有好处”。
而2004年3月，台湾“政坛”又来了个与美国四年前总统大选几乎是一摸一样的翻版，只是那神秘的“枪击事件”过于拙劣和明显，旁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乱七八糟的表演“对谁有好处”了。</P><P> 有分析家指出，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和戈尔基本打成平手，各得48%左右的选票，但是布什的成功几乎全靠白人选民，在拉美裔中，布什只得到35%的选票，在黑人选民中他只得到区区9%，在亚裔中，戈尔领先布什14个百分点，在其余族裔中，戈尔领先16个百分点。
近十年来，直至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人口发展的最重要两大趋势，便是少数族裔人数急增和人口加速老化，而这两大趋势，都对共和党非常不利。
根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白人人口增加不到5%，但是黑人人口增加了18.3%，拉美裔更激增46%！亚裔增加的比例也极其巨大。联系去年总统大选结果，这一人口趋向对共和党的威胁十分明显。美国社会另一重要趋势，便是二战后出生率高峰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这里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老年人口是社会上相对的“弱者”，需要依靠政府主办的社会安全退休基金和老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所以他们对主张削弱“大政府”的共和党，显然不会太过热心，他们同时又是美国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在过去几十年中，当年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已经演变成以南方奴隶主后代白人为核心的政党，布什当年雄厚的竞选资金，大量就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
自从布什以“温和共和党人”面目竞选上台以来，推行的是“形中实右”的政策路线，而美国人口却正在经历一种“左倾化”的长远趋势，不少共和党战略家因此指出：2000年大选结果，很可能代表共和党“盛极而衰”的顶点，所以，面对普通美国民众，布什所领导的共和党面临着一项威胁其政治前途的潜在危机。
而在执政能力上，共和党又有另外一番风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于是政治上日渐保守，人心日渐自大。民主党中那些观点激烈的人士越来越不受欢迎，沦为大学校园中光说不练的自由知识分子，而那些跋涉仕途的人士则为了迎合选民变得越来越中庸，逐渐失去了特有的取信于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特点。除了当年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个人的风光之外，民主党的整体表现乏善可陈。而共和党方面，既能说会道，又善于实际.作的基层干部越来越多。如果伊拉克战事不是如此狼狈，民主党人几乎没有登台唱戏的机会了。
在民主党人眼里，共和党问题越来越多，而民主党力量却越来越弱。而这二者互为因果：正是民主党的虚弱导致共和党的嚣张，又正是共和党不遵守民众政治规则，比如不惜撒谎以笼络人心，导致了民主党的虚弱。
大选当前，布什总统一改其愚顽、强硬的面孔，也开始讨好新闻媒体了，也开始奔走于乡间田野了，也开始寻求国际合作了。但是这些并不能让美国的有识之士放心。在他们看来，无论布什总统如何善于采纳不同意见，也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只要政治平衡力量被打破，权力失去了监督，所有的许诺都可能是谎言，所有的改良都可能是假相。
因此，最近的美国媒体和文科校园几乎变成了另外一种‘一党专制’，齐声怒吼，痛斥共和当局，支持民主党人。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重建政治平衡，保持权力制约。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关注他们的这种努力”（2004年6月6日《外滩画报 ·<华氏911>背后的美国政治版图 》，作者：长平）。</P><P>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这一年里美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军事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为选举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复杂和神秘莫测的程度在关键时候可能会高于国际政治。
7月中旬，美国国土安全部披露说，基于“基地”组织计划对美国发动袭击、以破坏美国大选，已就推迟投票的提议进行了讨论。然而，值得寻味的是，国土安全部同时也承认“眼下并没有获得'基地'对11月2日大选发动袭击的明确情报”。
对于国土安全部长里奇提出的“基地”计划破坏美国选举一说，美国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共和党在大选年施展的“恐怖”政治。民主党暗地里一直担心，随着选举的日益临近，白宫试图让美国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然后利用美国人希望维持现状和求稳怕乱的心理来获得更多支持。
布什政府提议的“推迟选举”的“真正动机”遭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质疑。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黛安·法因斯坦说，推迟选举在美国历史上属于破天荒之举，她认为没有理由。
美国的一位战略分析人士表示，共和党人计划“以担心恐怖袭击为由推迟选举”是荒唐的，何况现在并没有确切情报证实11月2日基地组织将发动袭击。该分析人士进一步分析说，就算有情报证实“基地”将在11月2日发动袭击，那么，美国选举应该如何推迟呢？是后推一天还是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再就是，如果根据一个情报后推之后，又有了一个情报证明说基地又将发动袭击，美国再怎么办？还后推吗？如果是这样，美国的选举还选吗？
民主党人认为，要是美国本土真的遭受恐怖袭击，民主党将在政治上被彻底摧垮。此间多数政治分析家们也认为，如果“基地”在大选前几天真的对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袭击，其本意是想让布什下台，但袭击的结果将使布什“因祸得福”，因为这将帮助美国选民支持布什连任。因此，布什政府提议的“推迟选举一说”的“真正动机”值得怀疑。最终，面对质疑，布什的国务卿赖斯出面澄清说，“我们曾在战时举行选举，甚至在内战时也一样。我们应该如期举行选举。” </P><P> 应该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功讦、尔虞我诈，以此互相牵制，从而达到政坛力量的平衡和全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这已经是美国政治300多年来独特的优秀传统了，但是，从以克林顿的“光辉形象”大张旗鼓的毁于“拉链门”为信号开始，然后是高等法院来“裁决总统”，而随后便是一系列符合某种集团利益但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国家根本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战争行为，从这个走向上，人们至少是不是觉得共和党已经在逾越一个以往谁也不敢触及的“门坎”呢？
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可以看成是美国民主政治在历史最关键转折点上的试金石，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当选，说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对美国的蜕变还有一定的遏制力，而这种遏制力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们不能去猜测——但即使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化对美国帝国战略的走向有一定范围的调整，但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仍然是小布什连任（不管以什么方式连任），则意味着美国的确是在走向一定意义上的共和党“一党专制”，美国在利益集团控制下的政治版图走向保守甚至独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战车征服全球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对于未来，我们将拭目以待。</P><P> 三、“新战冷”阴云再降世界和中华文明的未来
世界文明生生不息的竞争不断地产生着胜利者和失败者，许多不适应竞争的文明在象“风一样逝去”（汤因比语）的同时，极少数优秀者则幸运的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超强的佼佼者，而领先者与落后者过大的差距又刺激了领先者人性中“恶”的膨胀，从而导致人类世界堕落成和动物世界没有本质区别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整个人类文明史就在在帝国的诞生和灭亡中悲剧性的循环。
就目前国际局势来看，人们已经不能来讨论美国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成为帝国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来阻止美国成为帝国、毁灭人类文明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希特勒“第三帝国”和日本“军国帝国”的阴霾即将笼罩全世界的那一刻，正因为苏联和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存有希望；
20世纪冷战期间，当两大“邪恶帝国”的几万枚核武器威胁着整个全人类的那一刻，正因为中国、“不结盟运动”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与正义力量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有一些光明；
但是今天和不久的未来，当具有毁灭地球能力的美国的帝国魔云又在开始笼罩全人类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和光明又在哪里？
难道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以后，人类又要开始重复“中世纪”的黑暗轮回了吗？</P><P> 在“旧冷战”过去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后，美国如法炮制，又想把中国拖进了新的一轮“冷战”，希望以此围堵中国、拖垮中国，最后在全球的征服战争中再次“不战而胜”。
“新冷战”，是中国与美国必然对抗的必然之路。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果中国能保持长期稳定，中国的发展势头必然要遭到美国的全力打压，实际上中美两国目前已经在为全面对抗作准备，不管再动听的言词和战略烟雾，都掩盖不了这个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在五角大楼战略家的作战计划里，中国早已取代苏联而成为美国的首敌，这一点我们自己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否则只能欺骗自己，而不可能丝毫欺骗敌人。
然而，中国虽然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取代了苏联，但并不等于中国就要步苏联覆灭的后尘，也许最后失败的还不是中国。
第一，中国没有苏联那样的全球野心，也就没有苏联那样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自然不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和抵制，只要中国保持目前稳定和发展的势头，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在“新冷战”中，中国是战略成本比较低的防守方，战略预期目标比较容易达到，而美国是进攻者，对抗的成本和规模都必需要远远大于中国，而失败的几率也就远远高于中国；
第二，前苏联以一国之力承担整个“华约组织”的经济压力，领导阶层严重腐败变质，完全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权已经丧失了合理的存在基础，加之战略目光短浅，战略水平低下，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到处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并且还把最重要的盟友中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大大增加了“北约组织”的胜算；
第三、苏联和美国展开大规模军事竞赛，军工完全没有和经济挂钩，军工成了拖垮经济的巨大黑洞，而中国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全力发展经济，既不会被美国拖进军备竞赛的陷阱，而军工还成了经济的推动力，军备与经济二者的关系逐渐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第四，冷战时期，整个北约在对付苏联时是铁板一块，即使法国特立独行，但也没有站到苏联的队列去，而今天美国压制中国，却再也不能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正义大旗，尽管今天美国对中国的优势远大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优势，但美国开往中国的战车后面却也只剩下了日本和台湾，连英国这样的铁杆奴仆也不会轻易跟随。而相反，中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渐渐显示出反霸权的正义性和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逐渐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包括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支持）。
为对付未来的“新冷战”，中国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立足自身，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盟友也能保持不败，在此保障的基础上，再来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合阵线甚至联盟；
2、国内力量必须高度统一，内部绝对不能自乱阵脚；
3、在核威慑等少数领域内尽量与美国保持相对平衡，不能让美国形成绝对优势，否则，在美国绝对优势形成之时，就是中国灭亡之日；
4、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手段）保障主要资源来源（如石油等）的安全，不管是中东石油的运输线路还是中亚石油的运输线路，都不能被美国掐断；
5、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减少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建立起完备的预防和反击金融攻击的机制；
作到以上几点，中国作为防守一方，必将不败而胜；而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在动员所有资源和国力后，如不能达到战胜中国的最后战略目的，必将不胜而败。
在相当长时间的抗衡与相持之后，美国的溃退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反霸权联盟的胜利，届时，赋予了人文素质和民主规范等现代化内容的东方文化，将以其“仁义”、“中庸”的温和、宽厚、平等的精神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到达一个新的高峰。
</P><P> 同样是冷战，“新冷战”的模式不会在“旧冷战”的基础上简单重复。
前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和行动，那么，怎么来制造一个完全反对中国的环境并且迫使中国不断消耗国力呢？
办法有的是。在中国国内挑起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各种矛盾的对立，而在中国国外又制造出一个“阿富汗”来，这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阴谋的高手美国来讲，既是其侥幸赢得“美苏冷战”的拿手好戏，也是用来对付中国巨龙的不二法宝。
为中国制造“阿富汗”大餐的素材很多。首选就是台湾，然后还有钓鱼岛，还有南沙群岛，还有新疆，还有西藏等中国固有领土（海），另外，中国周边的俄罗斯、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富汗等国，都是美国炒作“反华大餐”、打代理人战争的潜在的丰富“作料”。
但是，“作料”终归是“作料”，只要中国抱定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战略方针，不受干扰，不受诱惑，不怕威胁，眼亮心明，岿然不动，不去主动烧那把大火，美国的“反华大餐”就没办法端上桌。同时，为了避免一味后退而最后形成没有回旋余地的僵局，中国也必须在适当的限度内烧点类似于“保卫珍宝岛”和“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的小火，有限反弹，动作迅速，见好就收，目的就是不要让小火烧成无法控制的大火。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这个主动权在美国人手里，我们只有用努力来迫使美国放弃或部分放弃其主动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正是有让美国人妥协退让的实力和将这种实力付诸于行动的可能。
只要收复了台湾，在未来美国掀起的“新冷战”中，中国就基本上立于了不败之地。</P>
第三节 谁来制约美国<P> 面对美国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帝国之战，有的人已经在开始选择了，是顺从？还是抗拒？
香港《信报》6月下旬发表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一篇名为《全球化下中国“单极”与“多极”秩序的选择》文章，文中认为国际秩序的多极化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举例说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文章由此得出“单极秩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论，文中宣扬说：“如果我们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是他给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那么那么以某种人们能接受的‘世界政府’权利中心来‘统一世界’，有朝一日拿也是可行的，并且能最直接地形成一体化的世界市场。随着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达，这种‘世界政府’应该是愈来愈可行，那时最理想的单极世界。”
文章还赤裸裸的暗示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趋势仍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当今中国面临着选择，我们是否应考虑选择某种单极国际秩序？单极，不一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也可以是以某种‘世界政府’为中心的单极，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来前，我们不妨更现实地重新思考美国主导的秩序。”
这明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篇瓦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劝降书”，作者最后居然还用中国人的口气，语重心长的来威胁道：“我们不要因为民族情结而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秩序而去追求‘多极世界’，那样做只会使社会就业问题遭到重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以上那位姓陈的美国教授，其文章只能视为一种招降纳叛的阴谋，我们不予理睬，而下面这段文章则反映了有的人面对帝国征服的无可奈何的“投降主义”心情，应该说这是人们在灾难来临前本能的迷茫和担忧。
“美国的帝国战略必将会实现，这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而改变，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美国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外来挑战者。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衰的根源是其国内制度和政策，而不是其对外政策如何。
面对当今的这种国际格局，人们常常会想起与帝国的形成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谁将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自从现代国家体系于16世纪开始出现以来，国际政治一直重复着一个永久的规律：弱国组建联盟以抗衡强国，从而保持均势局面。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国家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和怀疑，其它国家因而就联合起来对付它，阻止它的霸权梦想。这一规律在17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法国、20世纪前期的德国、20世纪后期的苏联的身上都得以应验。但这种规律却没有在美国身上得以验证。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并没有出现这种联合反美的国际格局，甚至连出现这种可能的迹象都没有，而且在可能的挑战国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挑战能力和挑战意愿。
目前的美国仍然拥有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然拥有足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环境和政策，仍然拥有足以对付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国的资本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衰落只能还是理论上论述的事情，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国际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政治思维：帝国并不必然伴随挑战国而存在；各国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挑战帝国，而是怎样与帝国安然相处。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思考的问题必然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帝国衰落的覆辙；而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应该是为什么美国会取得今天的帝国地位。”</P><P> 这里，有三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
一、世界各国能和帝国“安然相处”吗？
美国国内的政治平衡力量，只能使美国的政治尽可能作到在国界以内的公平和民主，但并不能制约美国帝国对全人类的征服欲望，全世界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国内政党的相互平衡从而体现出对整个人类的公平与民主上，就象奴隶永远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奴隶主的良心发现上一样。美国是一罐醇浓的蜜糖，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享用的资格，在美国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既不要指望挤进那个小小圈子去分享蜜糖，也不要指望这罐蜜糖会稀释到大海里去供生物圈内所有的动物来品尝。
一个先进的文明之所以发展失控成为帝国，是因为他在征服中得到了无穷的利益与乐趣，帝国的天性就是征服和掠夺。在几千年的人类征战史中，除了相对温和宽厚的中华帝国以外，还有哪个帝国会与他的弱小邻邦“安然相处”，任凭他们去分享这个世界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资源与财富？从全世界动物甚至植物的生存方式来看，帝国的形成就是没有因为制约，没有制约必然是惟我独尊，惟我独尊必然会形成独裁，独裁自然会带来压迫与征伐，所以，弱小力量永远不可能和帝国“安然相处”。这是历史的法则，即使是内部民主的帝国（如罗马帝国）也不可能例外。
美国同样如此。
人类未来的的选择，应该如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所言：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P><P> 二、世界上会不会出现联合反美的国际格局？
对各个国家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绝对霸权出现，就必然会有制约霸权的联盟产生。从“六国连横”到“孙刘联合”，从对付拿破仑的五次“反法联盟”到“二战”时的反法西斯阵线，绝对霸权从来都不能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这是不以霸权者和反霸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实际上，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反美阵线萌芽已经初现轮廓，只是目前由于美国的全球帝国战略包装得相当巧妙，在“反恐”的大旗下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民主”、“自由”的正义威慑力，所以，这个反美阵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原始状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反美阵线”成员数量少，目前态度较为明确的只有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中国、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朝鲜等国；
2、由于惧怕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围堵孤立，“反美阵线”的主要成员都竭力掩饰对美国的警惕和对抗态度，而且在公开场合还有意顺应美国的意志，所以造成这个阵线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没有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
3、成员反美决心不够坚决，遇到实际利益就马上改变立场，彼此之间还存在很多利益冲突，有的成员还里外投机，首鼠两端，为着自己的小利益故意置别的成员于不利地位。如前不久俄罗斯故意作出邀请美国军队入驻本国的姿态，目的就是向美国表明不对抗甚至恭顺的态度，从而把中国推到反美的第一线，自己躲在后面拣小便宜；而欧洲诸国出于对俄罗斯大帝国的历史性恐惧，坚持要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把北约的边界一直要扩展到俄罗斯的中亚腹地；
4、彼此之间立场、观念和利益不同，整个阵线统一性不强，成员之间缺乏支援和响应，孤军奋战，极容易被美国各个击破。法国和德国曾经是美国坚定的走卒，朝鲜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典型，伊朗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反美武装或许有着瓜田李下的暧昧关系，俄罗斯千方百计要遮盖与“民主”越来越远的沙皇皇冠，而中国和古巴则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这许多国家要统一到一个“阵线”中来，难度比我们预料的可能还大的多，即使大家站进了一条战壕，但貌合神离也是在所难免，这就给美国的挑拨和离间提供了楔子，也给“恐怖主义”和利用“恐怖主义”来分裂“阵线”的势力造成了机会。
但是，随着以后美国帝国战略的渐趋明朗，以上诸国感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便自然会走得更近，联盟的公开和成立最终是自然而然的进程，原来许多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也会慢慢向这个联盟靠近。并且最后，即使如日本、英国等一些紧跟美国步伐的国家，出于对形成庞大帝国后自身安全的担忧和恐惧，也会立场摆动和怀疑观望，届时，美国帝国的城堡里，铁心的追随者并不会太多，绝大多数的国家已经站到了美国的对面或者中间地带。
21世纪，又将是一个爆发世界大战的世纪，由于对立双方都手拿人类的终极武器，所以这场世界大战仍有可能象美苏冷战那样看不见大规模的硝烟——但在外围地带，必然会有频繁的小范围代理人战争，但由于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卷入了对立的阵营，所以，未来的这场大战将会更加残酷无情，更加惊心动魄。</P><P> 三、美国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帝国衰落的覆辙”？
今天的世界上帝国重现，这是自诩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悲剧。现代科学技术使美国强大无比，但却又使其脆弱无比。和历史上以往所有的帝国不同，美国的霸业建立在整个地球上，从太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处于同一命运之中，所以，美国的脆弱在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
在冷兵器时代，一个腰圆膀阔的彪形大汉可以随意欺凌一个弱小的孩童，而孩童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进入近代社会，这个孩童手拿枪支，在近距离内，他与同样手持枪支的大汉胜利的机会基本均等，而到了现代社会，面对核武器的威慑，超强独霸的美国对一个小小的朝鲜却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城被攻破，按元老委员会的命令，罗马将军西庇阿率领军团将整座迦太基城夷为平地，用犁将耕地翻了一遍，撒上盐，使其永远成为荒芜的和被诅咒的土地，另外，五十万人口仅剩余的五万人全部卖为奴隶，从此，地中海南岸繁华富庶的海上强国迦太基便烟消云散，成为罗马战史上的荣耀与功勋。
迦太基就象一个孩童那样，没有任何还手余地，任凭罗马壮汉宰割，最后国破族亡，然而今天，就象强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层出不穷的自杀袭击无可奈何一样，更为强大无比的美国却会被几个小小的恐怖分子搞得损失惨重，举世慌张，帝国容颜黯然失色，这在过去所有的帝国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刺客可能会刺杀一个帝王，却消灭不了一个帝国。
美国的脆弱在于全球一体化后经济和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脆弱，而恐怖分子的强大则又在乎警示人心的强大。
但不知美国人自己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P><P> 实际上，在类似于核武器这样的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互威胁制衡的时代，不管是经济的全球性质，还是文明理性的反省和节制，不管是全球政治的平衡趋势，还是地球——宇宙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挑战，人类社会已经不再有适合帝国生存的土壤了。当人类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有限和家园的脆弱之后，抱着帝国的梦想无异于希望恐龙再现人间，帝国的追求将是不合时宜的、愚蠢和反动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生活在一条极为狭小脆弱的小船上，赫赫武功的超大帝国实际上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人类挖掘坟墓。
帝国，只是唐吉诃德追求的辉煌。历史上今后出现的任何帝国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来自于外界的激烈反抗，也来自于内部的理性与清醒。即使是硕大无比的恐龙从白垩纪的岩层中重新站起来回到世上，其命运的结局也只不过是动物园里多了几只象狮子鲨鱼那样的凶猛动物，供给人类的儿童来观赏和接受教育。
但是，天生存在技术主义缺陷的美国，只看得见眼前的道路而看不见头顶的天空，坚持认为其超强的科学技术和没有阻挡的军事力量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唐吉诃德的梦想，所以美国认为，只要用“...”和“NMD”挡住所有飞往美国本土的导弹，只要堵住天空、海洋和陆地上所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暗道，只要监视、调查、了解和防范所有敌对力量的详细动态，总而言之，只要美国是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就可以对全世界任意进攻，大打出手，用核武器也好，用选择性的基因武器也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20％%的“精英人口”来统治80%“垃圾人口”的“魔域王国”。
“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一句经典“名言”，其“发明人”英国殖民者西赛尔·罗得斯的名字，还在1891年被强行作为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国名（津巴布韦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曾名为罗得西亚），而今天的美国人却还在继承着这种罪恶的观念与行为。
只有技术主义思维而最后沦入绝对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魔道的美国，才会如此偏狭和自私，才会如此极端而疯狂。
一直叫嚣“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必须铲除衰退的种族”的疯狂尼采，也用一句话为自己和所有的疯狂者指明了方向：“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这是上帝对美国的偏爱还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P><P>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给人类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动力。
19世纪，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免受压迫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苏联“十月革命”为人类历史迎来了一个最公平最有理想的伟大时代，不管其结局如何，但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极端理想化的号召和砥砺，人类本质中最光明的潜质才会象圣徒一般激发出来；
然而，21世纪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弱肉强食的倒退的世纪。
“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1918年11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上的演讲，就象在告诫今天的美国人。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说过：“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爱因斯坦在晚年还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21世纪虽然是一个悲剧性的阴暗寒冷的世纪，是一个孕育着毁灭大战的世纪，是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的世纪，但正因为有道德至上的中华文化的号召和影响，21世纪才显得有些许光明。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先知摩西等等，而每一次文明的飞跃都要回到起点，文艺复兴要回到古希腊，宋明理学要回到孔孟，中华文化也在吸收了印度佛教的精华后形成了中华禅，不仅回到了自己的根，而且一花开五叶，越来越枝繁叶茂。这就是英国历史哲学巨匠汤因比将未来世界的楷模寄希望于中华文明的缘由。汤因比指出，中华文明的个性是其生命力的基础，是其整个文明形态进化的根基，历史上数千种文明样式的没落与消逝，反衬着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和持久的生命力。
但愿在东方文明的佛光中，未来的人类能够得到最终的救赎与解放，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P>
香港《信报》6月下旬发表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一篇名为《全球化下中国“单极”与“多极”秩序的选择》文章，文中认为国际秩序的多极化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举例说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文章由此得出“单极秩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论，文中宣扬说：“如果我们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是他给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那么那么以某种人们能接受的‘世界政府’权利中心来‘统一世界’，有朝一日拿也是可行的，并且能最直接地形成一体化的世界市场。随着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达，这种‘世界政府’应该是愈来愈可行，那时最理想的单极世界。”
文章还赤裸裸的暗示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趋势仍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当今中国面临着选择，我们是否应考虑选择某种单极国际秩序？单极，不一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也可以是以某种‘世界政府’为中心的单极，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来前，我们不妨更现实地重新思考美国主导的秩序。”
这明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篇瓦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劝降书”，作者最后居然还用中国人的口气，语重心长的来威胁道：“我们不要因为民族情结而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秩序而去追求‘多极世界’，那样做只会使社会就业问题遭到重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以上那位姓陈的美国教授，其文章只能视为一种招降纳叛的阴谋，我们不予理睬，而下面这段文章则反映了有的人面对帝国征服的无可奈何的“投降主义”心情，应该说这是人们在灾难来临前本能的迷茫和担忧。
“美国的帝国战略必将会实现，这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而改变，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美国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外来挑战者。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衰的根源是其国内制度和政策，而不是其对外政策如何。
面对当今的这种国际格局，人们常常会想起与帝国的形成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谁将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自从现代国家体系于16世纪开始出现以来，国际政治一直重复着一个永久的规律：弱国组建联盟以抗衡强国，从而保持均势局面。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国家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和怀疑，其它国家因而就联合起来对付它，阻止它的霸权梦想。这一规律在17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法国、20世纪前期的德国、20世纪后期的苏联的身上都得以应验。但这种规律却没有在美国身上得以验证。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并没有出现这种联合反美的国际格局，甚至连出现这种可能的迹象都没有，而且在可能的挑战国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挑战能力和挑战意愿。
目前的美国仍然拥有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然拥有足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环境和政策，仍然拥有足以对付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国的资本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衰落只能还是理论上论述的事情，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国际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政治思维：帝国并不必然伴随挑战国而存在；各国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挑战帝国，而是怎样与帝国安然相处。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思考的问题必然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帝国衰落的覆辙；而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应该是为什么美国会取得今天的帝国地位。”</P><P> 这里，有三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
一、世界各国能和帝国“安然相处”吗？
美国国内的政治平衡力量，只能使美国的政治尽可能作到在国界以内的公平和民主，但并不能制约美国帝国对全人类的征服欲望，全世界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国内政党的相互平衡从而体现出对整个人类的公平与民主上，就象奴隶永远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奴隶主的良心发现上一样。美国是一罐醇浓的蜜糖，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享用的资格，在美国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既不要指望挤进那个小小圈子去分享蜜糖，也不要指望这罐蜜糖会稀释到大海里去供生物圈内所有的动物来品尝。
一个先进的文明之所以发展失控成为帝国，是因为他在征服中得到了无穷的利益与乐趣，帝国的天性就是征服和掠夺。在几千年的人类征战史中，除了相对温和宽厚的中华帝国以外，还有哪个帝国会与他的弱小邻邦“安然相处”，任凭他们去分享这个世界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资源与财富？从全世界动物甚至植物的生存方式来看，帝国的形成就是没有因为制约，没有制约必然是惟我独尊，惟我独尊必然会形成独裁，独裁自然会带来压迫与征伐，所以，弱小力量永远不可能和帝国“安然相处”。这是历史的法则，即使是内部民主的帝国（如罗马帝国）也不可能例外。
美国同样如此。
人类未来的的选择，应该如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所言：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P><P> 二、世界上会不会出现联合反美的国际格局？
对各个国家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绝对霸权出现，就必然会有制约霸权的联盟产生。从“六国连横”到“孙刘联合”，从对付拿破仑的五次“反法联盟”到“二战”时的反法西斯阵线，绝对霸权从来都不能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这是不以霸权者和反霸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实际上，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反美阵线萌芽已经初现轮廓，只是目前由于美国的全球帝国战略包装得相当巧妙，在“反恐”的大旗下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民主”、“自由”的正义威慑力，所以，这个反美阵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原始状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反美阵线”成员数量少，目前态度较为明确的只有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中国、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朝鲜等国；
2、由于惧怕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围堵孤立，“反美阵线”的主要成员都竭力掩饰对美国的警惕和对抗态度，而且在公开场合还有意顺应美国的意志，所以造成这个阵线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没有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
3、成员反美决心不够坚决，遇到实际利益就马上改变立场，彼此之间还存在很多利益冲突，有的成员还里外投机，首鼠两端，为着自己的小利益故意置别的成员于不利地位。如前不久俄罗斯故意作出邀请美国军队入驻本国的姿态，目的就是向美国表明不对抗甚至恭顺的态度，从而把中国推到反美的第一线，自己躲在后面拣小便宜；而欧洲诸国出于对俄罗斯大帝国的历史性恐惧，坚持要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把北约的边界一直要扩展到俄罗斯的中亚腹地；
4、彼此之间立场、观念和利益不同，整个阵线统一性不强，成员之间缺乏支援和响应，孤军奋战，极容易被美国各个击破。法国和德国曾经是美国坚定的走卒，朝鲜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典型，伊朗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反美武装或许有着瓜田李下的暧昧关系，俄罗斯千方百计要遮盖与“民主”越来越远的沙皇皇冠，而中国和古巴则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这许多国家要统一到一个“阵线”中来，难度比我们预料的可能还大的多，即使大家站进了一条战壕，但貌合神离也是在所难免，这就给美国的挑拨和离间提供了楔子，也给“恐怖主义”和利用“恐怖主义”来分裂“阵线”的势力造成了机会。
但是，随着以后美国帝国战略的渐趋明朗，以上诸国感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便自然会走得更近，联盟的公开和成立最终是自然而然的进程，原来许多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也会慢慢向这个联盟靠近。并且最后，即使如日本、英国等一些紧跟美国步伐的国家，出于对形成庞大帝国后自身安全的担忧和恐惧，也会立场摆动和怀疑观望，届时，美国帝国的城堡里，铁心的追随者并不会太多，绝大多数的国家已经站到了美国的对面或者中间地带。
21世纪，又将是一个爆发世界大战的世纪，由于对立双方都手拿人类的终极武器，所以这场世界大战仍有可能象美苏冷战那样看不见大规模的硝烟——但在外围地带，必然会有频繁的小范围代理人战争，但由于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卷入了对立的阵营，所以，未来的这场大战将会更加残酷无情，更加惊心动魄。</P><P> 三、美国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帝国衰落的覆辙”？
今天的世界上帝国重现，这是自诩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悲剧。现代科学技术使美国强大无比，但却又使其脆弱无比。和历史上以往所有的帝国不同，美国的霸业建立在整个地球上，从太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处于同一命运之中，所以，美国的脆弱在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
在冷兵器时代，一个腰圆膀阔的彪形大汉可以随意欺凌一个弱小的孩童，而孩童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进入近代社会，这个孩童手拿枪支，在近距离内，他与同样手持枪支的大汉胜利的机会基本均等，而到了现代社会，面对核武器的威慑，超强独霸的美国对一个小小的朝鲜却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城被攻破，按元老委员会的命令，罗马将军西庇阿率领军团将整座迦太基城夷为平地，用犁将耕地翻了一遍，撒上盐，使其永远成为荒芜的和被诅咒的土地，另外，五十万人口仅剩余的五万人全部卖为奴隶，从此，地中海南岸繁华富庶的海上强国迦太基便烟消云散，成为罗马战史上的荣耀与功勋。
迦太基就象一个孩童那样，没有任何还手余地，任凭罗马壮汉宰割，最后国破族亡，然而今天，就象强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层出不穷的自杀袭击无可奈何一样，更为强大无比的美国却会被几个小小的恐怖分子搞得损失惨重，举世慌张，帝国容颜黯然失色，这在过去所有的帝国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刺客可能会刺杀一个帝王，却消灭不了一个帝国。
美国的脆弱在于全球一体化后经济和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脆弱，而恐怖分子的强大则又在乎警示人心的强大。
但不知美国人自己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P><P> 实际上，在类似于核武器这样的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互威胁制衡的时代，不管是经济的全球性质，还是文明理性的反省和节制，不管是全球政治的平衡趋势，还是地球——宇宙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挑战，人类社会已经不再有适合帝国生存的土壤了。当人类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有限和家园的脆弱之后，抱着帝国的梦想无异于希望恐龙再现人间，帝国的追求将是不合时宜的、愚蠢和反动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生活在一条极为狭小脆弱的小船上，赫赫武功的超大帝国实际上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人类挖掘坟墓。
帝国，只是唐吉诃德追求的辉煌。历史上今后出现的任何帝国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来自于外界的激烈反抗，也来自于内部的理性与清醒。即使是硕大无比的恐龙从白垩纪的岩层中重新站起来回到世上，其命运的结局也只不过是动物园里多了几只象狮子鲨鱼那样的凶猛动物，供给人类的儿童来观赏和接受教育。
但是，天生存在技术主义缺陷的美国，只看得见眼前的道路而看不见头顶的天空，坚持认为其超强的科学技术和没有阻挡的军事力量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唐吉诃德的梦想，所以美国认为，只要用“...”和“NMD”挡住所有飞往美国本土的导弹，只要堵住天空、海洋和陆地上所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暗道，只要监视、调查、了解和防范所有敌对力量的详细动态，总而言之，只要美国是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就可以对全世界任意进攻，大打出手，用核武器也好，用选择性的基因武器也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20％%的“精英人口”来统治80%“垃圾人口”的“魔域王国”。
“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一句经典“名言”，其“发明人”英国殖民者西赛尔·罗得斯的名字，还在1891年被强行作为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国名（津巴布韦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曾名为罗得西亚），而今天的美国人却还在继承着这种罪恶的观念与行为。
只有技术主义思维而最后沦入绝对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魔道的美国，才会如此偏狭和自私，才会如此极端而疯狂。
一直叫嚣“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必须铲除衰退的种族”的疯狂尼采，也用一句话为自己和所有的疯狂者指明了方向：“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这是上帝对美国的偏爱还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P><P>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给人类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动力。
19世纪，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免受压迫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苏联“十月革命”为人类历史迎来了一个最公平最有理想的伟大时代，不管其结局如何，但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极端理想化的号召和砥砺，人类本质中最光明的潜质才会象圣徒一般激发出来；
然而，21世纪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弱肉强食的倒退的世纪。
“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1918年11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上的演讲，就象在告诫今天的美国人。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说过：“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爱因斯坦在晚年还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21世纪虽然是一个悲剧性的阴暗寒冷的世纪，是一个孕育着毁灭大战的世纪，是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的世纪，但正因为有道德至上的中华文化的号召和影响，21世纪才显得有些许光明。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先知摩西等等，而每一次文明的飞跃都要回到起点，文艺复兴要回到古希腊，宋明理学要回到孔孟，中华文化也在吸收了印度佛教的精华后形成了中华禅，不仅回到了自己的根，而且一花开五叶，越来越枝繁叶茂。这就是英国历史哲学巨匠汤因比将未来世界的楷模寄希望于中华文明的缘由。汤因比指出，中华文明的个性是其生命力的基础，是其整个文明形态进化的根基，历史上数千种文明样式的没落与消逝，反衬着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和持久的生命力。
但愿在东方文明的佛光中，未来的人类能够得到最终的救赎与解放，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P>
下篇：政治篇·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P> 第一章 把握当前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脉搏</P><P> 如果以时间和空间为纵横座标，那么历史就是这个坐标系中一条起伏跌宕的曲线，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长河里，每一个点都能在这条曲线上找到一个相应的座标。
打开历史的长卷，今天的中国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座标点在哪里？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座标点又在哪里？</P><P>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但如果在历史的苍茫烟云里找不到可供今人参照和借鉴的经验，我们又怎么来确定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怎么来选择和设计未来的道路？
正如崔健的摇滚歌曲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的中国，太过于纷乱复杂，眼花缭乱，太过于变化莫测，白云苍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同乘坐穿行于黑暗中的地铁，如同航行于深海大洋的巨轮，虽日行千里，亢进躁动，却不辨东西，迷茫混沌，天地之中深感无所适从。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之路琢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竭尽全力把握大局的政府，还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还是只想安守生活一角的普通民众，似乎都看不透所有现象后面的真实与本质，似乎都无法去把握时代浪潮的走势和脉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在无奈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革的黑暗隧道中摸索与穿行。</P><P> 第一节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时代</P><P> 中国目前正在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经历工业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前工业社会，而经济基础改变的巨大力量正在推动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演进，从而客观上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观察与思考所有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历史大背景，甚至，这个大背景还要追溯到自1949年开始的岁月中去。
经过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剧烈的光焰灿烂的变革与探索，原始朴素的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轰轰烈烈进入了封建社会，演进成了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迹，而在此后的2000多年中，尽管每过一定周期就要爆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动荡都只能改变当时统治阶层的政局进而调整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分配方式。由于天生缺乏生产力追求解放的根本动力，在小农经济的泥潭里，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始终是一种较低级形态的农业文明，缺少向上发展的动力，只有往纵深侵润，发育得过于成熟而濒于腐烂，尽管在宋朝、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这个文明好几次已经走到了将要破茧出壳的边缘，但由于内部缺乏科技进步诱发生产力解放和外来入侵的干扰，中华文明始终没有能化蛹为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历史终于徘徊到了今天，当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极为重要的转型关口，其纷繁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1840年和1949年等任何一个历史的分野点，光明与黑暗交织，文明与野蛮共存，进步与落后颉颃，旧时代旧文明垂垂蜕变，新时代新文明呼之欲出，这个历史意义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能与之相比。</P><P>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以下几种巨大的转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1952年，中国完全处于农业化社会，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2.46％，人口数为7163万，乡村人口的比重为87.54％，人口数为50319万；到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7.92％，人口数为27674万，乡村人口比重虽然下降到了82.08％，但绝对人口数却上升为79014万，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以前，由工业化推动的的城市化运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以后，随着巨额资本的进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工业化进程以一种加速度发展，中国几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才真正开始发生了一种“质变”，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0.53％，人口数增加到52376万人，乡村人口比重下降为59.47％，绝对人口数在人口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下降为76851万。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其中，第一产业为1018.4亿，比重为28.1％；第二产业为1745.2亿，比重为48.16％；第三产业为860.5亿，比重为23.74％。至200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7105.54亿，其中，第一产业为2028.77亿，在总值中比重则下降为7.49％，第二产业为15633.96亿，比重上升为57.68％，第三产业为9442.80亿，比重也上升为34.84％（以上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目录》和《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数据，一是人口，二是产值，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脉络。从1978年到2003年，农业人口不光是在总人口的构成中比重由82.08％下降为59.47％，而绝对数也在总人口上升的情况下数减少了两千多万，而城镇人口则大幅度增加了两亿五千万左右。
发展工业不仅仅是修工厂，还要有与工业生产完全配套的能源、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研发、管理、教育等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建设，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完全有别于自耕自足的农业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制造出产品，必然要使这个产品进入市场，变成商品，最终为终端消费者所消费，所以，紧跟工业文明而来的是商业文明，而只有惟利是图而又无孔不入的商业，才能把触角象水银泻地般辐射到中国广阔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摧毁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工业化的直接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和国力的空前壮大，而必然结果之一则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强烈碰撞，并且使后者成为前者发展的惨痛代价和牺牲物。和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局面类似，中国目前家庭承包的小农经济在逐步瓦解的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工业的发展则进一步加速农业稳定社会机构的瓦解，迫使农业往集约化方向的形成，并促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能量的城市“流民集团”。
不管是工业扩张还是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数量巨大而分散弱小的农民阶层都是直接的受害者，加上国家利益分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的倾斜，农民同样不是间接的受益者，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都将被边缘化，都将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冲突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只有当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农业为社会转型提供的成本在经历了U字型底部开始逐步上升的时候，只有工业化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结构失衡从而遭到全社会制衡的时候，只有政府主导的全民福利制度建立起来的的时候，农民阶层才会受到国家福利的普惠和工业的“反哺”，才会搭上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最后一班“快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
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在亲眼目睹英国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描写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作品，在中国今天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翻版重演，其悲惨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P><P> 二、经济推动下文明的转型
随着20多年来大规模外资的涌入与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现代工业高速发展，“世界工厂”居然会在中国的农田旷野里形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正成为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局部范围（如发达城市）已经依靠科技的力量，“蛙跳”似的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这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文明在几千年以后的质的飞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动力，并使这种质变最终成为可能和现实。
尽管从“洋务运动”滥觞，中国就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向工业社会探索与发展的艰难过程，但由于“洋务运动”天生缺乏规模和纵深，无法在中国蓄积起社会大变革的能量，所以“洋务运动”既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也就更不可能来促进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更新换代。
近些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且为这个“黄金时代”被日本侵略打断深感遗憾。实际上，这个“黄金时代”，是某些学者对仅限于东北、江浙、中原等少数城市和地区民族资本投资的小规模、低水平的轻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水平的人为拔高。在国家缺乏独立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在政府缺乏公正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在大量土地聚集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情况下，在外来产品和资本垄断和挤压的情况下，在社会各种矛盾高度激化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经济繁荣”必然是沙土上的房屋，极为脆弱，极不稳定，极其缺乏生命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颓然倒下，就象南宋、明末清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必然会被内部变革和外来干扰所破坏，这种结果不以个人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所以，20世纪的“黄金时代”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假象。
历史没有假设性的选择，同样也没有情绪化的抱怨和拒绝，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只有接受，唯一能作的只是研究、总结和借鉴。
1949年以后，由于敌对力量现代化武器的威胁，毛泽东及其同仁极为深刻的感受到了工业化的压力，迫切的想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仅仅是经济范围甚至是军工产业的工业化，而在经济之外，毛泽东依然还希望保留他认为是理想社会的绝对平等的农业文明，一旦出现精英主义（如制度化的官僚阶层管理和资本运作）主导下的商业和工业文明的苗头——这也是出现不平等或剥削的苗头，毛泽东便毫不犹豫以暴力方式予以消灭。所以，在1979年以前，中国以牺牲农业和商业换取了工业的高积累，在部分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非农业人口中也建立了一定的国家福利制度，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化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的性质，而永远无法完成自我启蒙和自我升华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又恰恰是滋养封建意识和专制主义的最合适的天然土壤。</P><P> 三，经济和文明变革推动下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兼谈“文革”反思
（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与经济发展同步，专制主义的封建传统正不可避免的逐渐受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改良甚至挑战，政治体制的变革是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后的必然结果。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经济力量的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但是，只有在经济基础足够强大的前提下，政治体制的转型才具有可能，同时也才具有资格，否则，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想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P><P> （二）脱离经济基础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变革，必然是“好心办坏事”的“镜花水月”。
建立民主社会必然要反封建传统，而批判旧文明和创建新文明却是一个繁重艰巨的任务，远不是为今天的中国各阶层或各集团贴标签那么简单和幼稚。
正如民主主义不是现在某些“民主派”与生俱来的专利，集权主义的传统也并非是中国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群讳病忌医的“流毒”，事实上，封建意识是浸透到我们全民族精神和肉体中每个细胞中的一种“原罪”，100多年来，尽管这种“原罪”遗传的力量越来越弱，但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或明或暗表现出来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在对“文革”的产生及20来年的反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种封建意识的“遗传病”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明显表露出来的病征。</P><P> 第一，“文革”为何产生？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后人作了很多猜测和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和文明的角度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自发启发、自我教育的社会实践者，毛泽东投身革命最初的天然动力，就直接来自于对农村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憎恨和反抗，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和解救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感情主线——正因为有这样的“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军队才在1945年开始称为“解放军”。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京剧《白蛇传》，当剧情进行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的时候，毛泽东热泪纵横，痛哭失声。由于毛泽东体形较胖，大腹便便，坐下看戏时卫士将其腰间皮带松开，当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毛泽东突然愤怒的用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由于卫士猝不及防，毛泽东的裤子一下掉落下去，随即又被卫士迅速拉起来，但是毛泽东浑然不觉，完全满面泪水的沉浸在戏中。最后，毛泽东上台与演员握手，据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当时是用两只手同作为抗暴者的“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被压迫者“许仙”和“白蛇”握手，但就是没有理睬那个扮演“法海”的演员（引自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50年代末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一个补偿式的发展，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被放弃，农业生产又回到了互助组时代，并且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力主下，农村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无庸讳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存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各种体力、智力和外来帮助等诸多差距，在缺乏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农村的家庭生产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竞争中，小农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很快就会或者已经显现出来，60年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实际上与建国初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是回到了原点上重新开始发展。然而，这已经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
“文革”产生的经济土壤，是由于大饥荒以后工业的补偿式发展，已经触动了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并且“精英主义”控制下的工业化方式，如“制度化的官僚管理阶层和资本运作”对农民的排挤和伤害已经显露出了苗头——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剥夺和伤害在今天的现实中，便切切实实的得到了血淋淋的验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应该是“农业为体，工业为用”，工业只是为人们提供生产工具、消费品和武器，而不能够也不应该去改变“共产大同”的农村社会形态和文明。实际上，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意图毋宁说是要打烂正在形成的建国后以权贵阶层为核心的新的精英集团，捍卫他认为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绝对平等的共产大同农业社会，捍卫那个“六亿神州皆舜尧”的农业文明，捍卫毛泽东自己的一种探索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为此他不惜彻底打烂自己亲手建立的已经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异化了的政权，甚至为了那个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他还要带领农民“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解放战争。
所以，“文革”产生的深层原因当中，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因素，否则我们对“文革”的总结和批判只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清算式的认识层次上，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文明交替和冲突的大环境更缺乏准确的定位和高瞻远瞩的选择。</P><P> 第二，如何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是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疯狂的最后的大规模爆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达千年的累累伤痕，血淋淋展示了封建余孽的迷乱下民族心理的阴暗角落和健全人格缺失的丑陋与残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文革”高峰已经过去了快30年，但纵观国内外中外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却始终没有达到后来者应该达到的“觉悟”。时至今日，文革的反思仍然只停留在三种水平上。
一是为揭露而反思，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近些年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内幕”揭露，仅仅是揭露黑暗并不能反衬光明，更不能迎来驱散黑暗的太阳，所以揭露者的思考水平20年来基本没有进步；
二是攻讦而反思，这种攻讦主要是控诉“文革”发动者及参与者（如对余秋雨“不忏悔”的妒火中烧的“围剿”），但是控诉者在煞有介事的代表正义声讨的同时，却往往忘记了“文革”是一场少数人发动而全民族参与的疯狂运动，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人人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几乎人人都是施暴者而同时又是受害者，所以，只顾正义凛然的“缉拿凶手”，必然是对历史真实的漠视和放弃，所以，正如巴金老人所言，反思“文革”必须是全民族的忏悔；
三是为批判而反思，这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政治体制的批判，但是，太过于注意“文革”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客观分析，不从哲学、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对“文革”的理解便会有极大的偏差，而随后狭隘的反思则更是放大了这种偏差。
由于经济力量的弱小，即使是十年史无前例的动荡与瘫痪，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发展，相反集权主义却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几千年历史的顶峰——毛泽东最终被人为的变成了精神宗教与世俗权利的最高统一体。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文革”的结局也恰恰证明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道理，那就是：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再伟大的政治理想都必将在造成重大灾难后重又回到起点甚至成为一种倒退，只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永远不可能完成彻底肃清封建流毒和创建新文明的艰巨任务。
历史永远不可能在口号声中真正的向前迈进。</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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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历史的长卷，今天的中国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座标点在哪里？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座标点又在哪里？</P><P>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但如果在历史的苍茫烟云里找不到可供今人参照和借鉴的经验，我们又怎么来确定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怎么来选择和设计未来的道路？
正如崔健的摇滚歌曲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的中国，太过于纷乱复杂，眼花缭乱，太过于变化莫测，白云苍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同乘坐穿行于黑暗中的地铁，如同航行于深海大洋的巨轮，虽日行千里，亢进躁动，却不辨东西，迷茫混沌，天地之中深感无所适从。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之路琢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竭尽全力把握大局的政府，还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还是只想安守生活一角的普通民众，似乎都看不透所有现象后面的真实与本质，似乎都无法去把握时代浪潮的走势和脉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在无奈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革的黑暗隧道中摸索与穿行。</P><P> 第一节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时代</P><P> 中国目前正在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经历工业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前工业社会，而经济基础改变的巨大力量正在推动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演进，从而客观上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观察与思考所有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历史大背景，甚至，这个大背景还要追溯到自1949年开始的岁月中去。
经过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剧烈的光焰灿烂的变革与探索，原始朴素的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轰轰烈烈进入了封建社会，演进成了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迹，而在此后的2000多年中，尽管每过一定周期就要爆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动荡都只能改变当时统治阶层的政局进而调整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分配方式。由于天生缺乏生产力追求解放的根本动力，在小农经济的泥潭里，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始终是一种较低级形态的农业文明，缺少向上发展的动力，只有往纵深侵润，发育得过于成熟而濒于腐烂，尽管在宋朝、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这个文明好几次已经走到了将要破茧出壳的边缘，但由于内部缺乏科技进步诱发生产力解放和外来入侵的干扰，中华文明始终没有能化蛹为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历史终于徘徊到了今天，当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极为重要的转型关口，其纷繁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1840年和1949年等任何一个历史的分野点，光明与黑暗交织，文明与野蛮共存，进步与落后颉颃，旧时代旧文明垂垂蜕变，新时代新文明呼之欲出，这个历史意义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能与之相比。</P><P>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以下几种巨大的转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1952年，中国完全处于农业化社会，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2.46％，人口数为7163万，乡村人口的比重为87.54％，人口数为50319万；到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7.92％，人口数为27674万，乡村人口比重虽然下降到了82.08％，但绝对人口数却上升为79014万，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以前，由工业化推动的的城市化运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以后，随着巨额资本的进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工业化进程以一种加速度发展，中国几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才真正开始发生了一种“质变”，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0.53％，人口数增加到52376万人，乡村人口比重下降为59.47％，绝对人口数在人口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下降为76851万。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其中，第一产业为1018.4亿，比重为28.1％；第二产业为1745.2亿，比重为48.16％；第三产业为860.5亿，比重为23.74％。至200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7105.54亿，其中，第一产业为2028.77亿，在总值中比重则下降为7.49％，第二产业为15633.96亿，比重上升为57.68％，第三产业为9442.80亿，比重也上升为34.84％（以上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目录》和《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数据，一是人口，二是产值，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脉络。从1978年到2003年，农业人口不光是在总人口的构成中比重由82.08％下降为59.47％，而绝对数也在总人口上升的情况下数减少了两千多万，而城镇人口则大幅度增加了两亿五千万左右。
发展工业不仅仅是修工厂，还要有与工业生产完全配套的能源、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研发、管理、教育等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建设，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完全有别于自耕自足的农业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制造出产品，必然要使这个产品进入市场，变成商品，最终为终端消费者所消费，所以，紧跟工业文明而来的是商业文明，而只有惟利是图而又无孔不入的商业，才能把触角象水银泻地般辐射到中国广阔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摧毁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工业化的直接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和国力的空前壮大，而必然结果之一则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强烈碰撞，并且使后者成为前者发展的惨痛代价和牺牲物。和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局面类似，中国目前家庭承包的小农经济在逐步瓦解的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工业的发展则进一步加速农业稳定社会机构的瓦解，迫使农业往集约化方向的形成，并促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能量的城市“流民集团”。
不管是工业扩张还是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数量巨大而分散弱小的农民阶层都是直接的受害者，加上国家利益分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的倾斜，农民同样不是间接的受益者，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都将被边缘化，都将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冲突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只有当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农业为社会转型提供的成本在经历了U字型底部开始逐步上升的时候，只有工业化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结构失衡从而遭到全社会制衡的时候，只有政府主导的全民福利制度建立起来的的时候，农民阶层才会受到国家福利的普惠和工业的“反哺”，才会搭上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最后一班“快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
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在亲眼目睹英国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描写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作品，在中国今天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翻版重演，其悲惨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P><P> 二、经济推动下文明的转型
随着20多年来大规模外资的涌入与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现代工业高速发展，“世界工厂”居然会在中国的农田旷野里形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正成为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局部范围（如发达城市）已经依靠科技的力量，“蛙跳”似的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这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文明在几千年以后的质的飞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动力，并使这种质变最终成为可能和现实。
尽管从“洋务运动”滥觞，中国就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向工业社会探索与发展的艰难过程，但由于“洋务运动”天生缺乏规模和纵深，无法在中国蓄积起社会大变革的能量，所以“洋务运动”既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也就更不可能来促进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更新换代。
近些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且为这个“黄金时代”被日本侵略打断深感遗憾。实际上，这个“黄金时代”，是某些学者对仅限于东北、江浙、中原等少数城市和地区民族资本投资的小规模、低水平的轻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水平的人为拔高。在国家缺乏独立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在政府缺乏公正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在大量土地聚集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情况下，在外来产品和资本垄断和挤压的情况下，在社会各种矛盾高度激化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经济繁荣”必然是沙土上的房屋，极为脆弱，极不稳定，极其缺乏生命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颓然倒下，就象南宋、明末清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必然会被内部变革和外来干扰所破坏，这种结果不以个人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所以，20世纪的“黄金时代”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假象。
历史没有假设性的选择，同样也没有情绪化的抱怨和拒绝，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只有接受，唯一能作的只是研究、总结和借鉴。
1949年以后，由于敌对力量现代化武器的威胁，毛泽东及其同仁极为深刻的感受到了工业化的压力，迫切的想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仅仅是经济范围甚至是军工产业的工业化，而在经济之外，毛泽东依然还希望保留他认为是理想社会的绝对平等的农业文明，一旦出现精英主义（如制度化的官僚阶层管理和资本运作）主导下的商业和工业文明的苗头——这也是出现不平等或剥削的苗头，毛泽东便毫不犹豫以暴力方式予以消灭。所以，在1979年以前，中国以牺牲农业和商业换取了工业的高积累，在部分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非农业人口中也建立了一定的国家福利制度，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化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的性质，而永远无法完成自我启蒙和自我升华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又恰恰是滋养封建意识和专制主义的最合适的天然土壤。</P><P> 三，经济和文明变革推动下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兼谈“文革”反思
（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与经济发展同步，专制主义的封建传统正不可避免的逐渐受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改良甚至挑战，政治体制的变革是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后的必然结果。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经济力量的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但是，只有在经济基础足够强大的前提下，政治体制的转型才具有可能，同时也才具有资格，否则，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想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P><P> （二）脱离经济基础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变革，必然是“好心办坏事”的“镜花水月”。
建立民主社会必然要反封建传统，而批判旧文明和创建新文明却是一个繁重艰巨的任务，远不是为今天的中国各阶层或各集团贴标签那么简单和幼稚。
正如民主主义不是现在某些“民主派”与生俱来的专利，集权主义的传统也并非是中国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群讳病忌医的“流毒”，事实上，封建意识是浸透到我们全民族精神和肉体中每个细胞中的一种“原罪”，100多年来，尽管这种“原罪”遗传的力量越来越弱，但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或明或暗表现出来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在对“文革”的产生及20来年的反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种封建意识的“遗传病”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明显表露出来的病征。</P><P> 第一，“文革”为何产生？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后人作了很多猜测和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和文明的角度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自发启发、自我教育的社会实践者，毛泽东投身革命最初的天然动力，就直接来自于对农村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憎恨和反抗，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和解救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感情主线——正因为有这样的“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军队才在1945年开始称为“解放军”。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京剧《白蛇传》，当剧情进行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的时候，毛泽东热泪纵横，痛哭失声。由于毛泽东体形较胖，大腹便便，坐下看戏时卫士将其腰间皮带松开，当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毛泽东突然愤怒的用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由于卫士猝不及防，毛泽东的裤子一下掉落下去，随即又被卫士迅速拉起来，但是毛泽东浑然不觉，完全满面泪水的沉浸在戏中。最后，毛泽东上台与演员握手，据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当时是用两只手同作为抗暴者的“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被压迫者“许仙”和“白蛇”握手，但就是没有理睬那个扮演“法海”的演员（引自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50年代末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一个补偿式的发展，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被放弃，农业生产又回到了互助组时代，并且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力主下，农村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无庸讳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存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各种体力、智力和外来帮助等诸多差距，在缺乏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农村的家庭生产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竞争中，小农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很快就会或者已经显现出来，60年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实际上与建国初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是回到了原点上重新开始发展。然而，这已经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
“文革”产生的经济土壤，是由于大饥荒以后工业的补偿式发展，已经触动了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并且“精英主义”控制下的工业化方式，如“制度化的官僚管理阶层和资本运作”对农民的排挤和伤害已经显露出了苗头——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剥夺和伤害在今天的现实中，便切切实实的得到了血淋淋的验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应该是“农业为体，工业为用”，工业只是为人们提供生产工具、消费品和武器，而不能够也不应该去改变“共产大同”的农村社会形态和文明。实际上，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意图毋宁说是要打烂正在形成的建国后以权贵阶层为核心的新的精英集团，捍卫他认为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绝对平等的共产大同农业社会，捍卫那个“六亿神州皆舜尧”的农业文明，捍卫毛泽东自己的一种探索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为此他不惜彻底打烂自己亲手建立的已经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异化了的政权，甚至为了那个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他还要带领农民“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解放战争。
所以，“文革”产生的深层原因当中，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因素，否则我们对“文革”的总结和批判只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清算式的认识层次上，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文明交替和冲突的大环境更缺乏准确的定位和高瞻远瞩的选择。</P><P> 第二，如何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是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疯狂的最后的大规模爆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达千年的累累伤痕，血淋淋展示了封建余孽的迷乱下民族心理的阴暗角落和健全人格缺失的丑陋与残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文革”高峰已经过去了快30年，但纵观国内外中外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却始终没有达到后来者应该达到的“觉悟”。时至今日，文革的反思仍然只停留在三种水平上。
一是为揭露而反思，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近些年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内幕”揭露，仅仅是揭露黑暗并不能反衬光明，更不能迎来驱散黑暗的太阳，所以揭露者的思考水平20年来基本没有进步；
二是攻讦而反思，这种攻讦主要是控诉“文革”发动者及参与者（如对余秋雨“不忏悔”的妒火中烧的“围剿”），但是控诉者在煞有介事的代表正义声讨的同时，却往往忘记了“文革”是一场少数人发动而全民族参与的疯狂运动，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人人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几乎人人都是施暴者而同时又是受害者，所以，只顾正义凛然的“缉拿凶手”，必然是对历史真实的漠视和放弃，所以，正如巴金老人所言，反思“文革”必须是全民族的忏悔；
三是为批判而反思，这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政治体制的批判，但是，太过于注意“文革”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客观分析，不从哲学、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对“文革”的理解便会有极大的偏差，而随后狭隘的反思则更是放大了这种偏差。
由于经济力量的弱小，即使是十年史无前例的动荡与瘫痪，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发展，相反集权主义却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几千年历史的顶峰——毛泽东最终被人为的变成了精神宗教与世俗权利的最高统一体。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文革”的结局也恰恰证明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道理，那就是：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再伟大的政治理想都必将在造成重大灾难后重又回到起点甚至成为一种倒退，只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永远不可能完成彻底肃清封建流毒和创建新文明的艰巨任务。
历史永远不可能在口号声中真正的向前迈进。</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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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化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非破坏性的而又是最主要的社会力量。
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首先是经济推动人和观念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二元结构，一是控制着社会绝对权利的统治阶级（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集团组成的官僚政府），二是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的农民阶级，尽管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统治集团极端的利益掠夺和由此引发的无数次周期性农民起义，但是天生不具备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以其盲目的破坏力恰恰一次次释放了社会大变革的能量蓄积，导致封建极权在自我调整后更加强大，导致中国农业社会结构更加稳固，观念更加保守，更加缺乏自我解放力量，以至于到最后完全丧失了从内部打垮封建统治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而言，1840年英国殖民者军舰的炮声和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具有同样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会因此去感谢贪婪凶残的殖民强盗，更不会产生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那样的自我菲薄的遗憾——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不能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与幸福。
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在经济的催化作用下从二元社会逐渐演变为多元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开始登台亮相，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大规模工业化运动和商业发展的直接产物，既不属于财富集团的延伸，也不是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中间特征明显的利益阶层。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优裕，这个阶层一方面有追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而由于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积极向上力量的支撑，这个阶层另一方面又极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小业主，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判最为激烈，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也最为强烈，远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近到韩国、菲律宾、台湾，中产阶级实际上扮演着民主政治先驱者的角色，尽管他们起不到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诞生说：“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P> 首先，知识分子阶层主要分布于中产阶级之中，并且与具体.作层面的调查、设计、技术、管理、运作等环节紧密结合，表现出现实而稳重的实践精神和.作能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对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有精神上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对权势和财富集团有思想上的激发和同化影响，所以，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越大，其社会涵盖面就越大，对政局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其次，由于本身所拥有的较为良好的物质条件，中产阶级分享社会权利的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定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方式，尽管有时思想和口号走向极端，但却是一种不要求以暴力打破现状的非激进方式，并且还往往是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所以，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般都能代表全社会的真实意见，自然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和支持。
再次，中产阶级一般已经融入了政府各个管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政府的运作中开始不自觉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愿望，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修补着政府过去的粗放管理方式，缓和着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此尽可能的积累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量变”。
最后，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太短，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太低，其政治能力远远不够成熟、理性和独立，其政治观点也还远远没有成形，更说不上鲜明而具有现实意义和可.作性，并且，其政治观点还极容易受到来自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强势文化的影响、干扰、拉拢和欺骗。
可以说，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产阶级成熟壮大之日，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到渠成之时。</P><P> 四，执政党本身的转型
今天中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这许多问题常常被许多人用“腐败”二字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很多时候，“腐败”既非原因，又非结果，但“腐败”的结论却往往掩盖了许多现实的真实和规律性。
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中国的执政党并非是先知先觉者，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摸索和创造，而且还绝对不能失败，绝对不能成为后来者从反面借鉴的经验教训。在这种摸索与创新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许多主观与客观的错误。
1、毛泽东式的道德社会探索已经失败，而邓小平式的经济社会也远还没有成功
在几千年儒家教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下，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以其结果的正确证明了其天然的合法性。从颇有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李大钊，到纯粹书生意气的瞿秋白，从冬烘学儒陈独秀，到大字不识几个的变节者向忠发，从满脑袋俄式机械思维的王明，最后到集传统文明之大成者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民主走向集权的历史，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似倒退的过程，却奇迹般的改变了共产党濒于灭绝的命运，并且把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送上了权利的颠峰。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是现实的既定的，而钥匙是主动的灵活的，应该因锁的存在而变化。不管钥匙形状如何，钥匙的责任就是开锁，打得开锁，再难看的铜钥匙就是好钥匙；而打不开锁，再好看的金钥匙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废物。所以，后来者不能去指责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结局。
海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比中国人自己更为理性和深刻，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泽东认为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毛泽东虽然认为，“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但是，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却极为忧虑。在文革后期，他认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有后来者嘲笑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殊不知这位千年不遇的具有帝王风范却情归平民的领袖，基于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与热爱，其深邃敏锐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的各种社会形态，投射到了天边那个“道德社会”的彩虹之上。毛泽东也把他的这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词汇，他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用非经济手段催生出来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物质文明极端丰富后自然分娩出来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是一种依靠道德进行物质欲望约束的“空想道德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有着极为强烈的清教徒作风和“乌托邦”色彩，所以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
作为战斗者、探索者和实践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解放思考与战斗，并且毫不犹豫的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来作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的社会实验田，具有太多悲天悯人诗人情怀和超现实主义主义精神的毛泽东，他的困惑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困惑与遗憾，他的探索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探索失败的余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也并不理解也来不及总结毛泽东探索的意义，但却又很快堕入了原本毛泽东竭力希望人民避免的另外一种痛楚，那就是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对人类个体尤其是对弱小者的剥削与压迫或者叫伤害与异化。</P><P> 毛泽东生前竭力拒绝产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甚至对“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要以“阶级斗争”来不断进行洗礼，但是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渐进的却是大规模的到来。今天中国人日益明确的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坚决态度，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一种报复性的遗弃和反动，另外，毛泽东“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实践的失败，实际上打烂了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严重动摇和消弱了执政党对国家的理论和实际的控制能力，从另一方面加快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这对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一种讽刺性的和悲哀的结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
人来到世界上，既非“性本善”，又非“性本恶”，而是作为生物体自然属性的“性本私”，人类“自私”的生物属性放大到社会系统中去，就必然成为“私有制”的天然基础。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类似于动物丛林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存在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也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无法打断的发展动力。“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参考网络文章《中国何处去？毛泽东留下一个永久疑问》）。
就象1935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又在关键的1978年又为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代的追随者和旁观者，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国家和人民为毛泽东探索失败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和惨痛代价（其中包括邓小平自己），以至于在邓小平接过舵位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中国当时牺牲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较为庞大的固定资产，但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并且巨大的农民群体处于饥饿和般饥饿状态，同样会让一个国家破产。尽管对国家民族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但邓小平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温情主义者，他的冷峻、沉着、低调、果敢，仍然使他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在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之后走向富强的奠基人。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秉承了六十年代的一贯方针，首先是在农业上恢复“包产到户”，满足了农民对将“劳动与收获挂钩”的渴望，尽管生产关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一次退回到了“马铃薯”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但原始而有效的“承包制”大大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以至于1984年的丰收反倒成了一种欢天喜地的“麻烦”。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中国全面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为中国后来的改革行为打下了一个不败的基础，而恰恰是1984年这个高峰之后，农业对中国改革前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便颓然下降，从此以后，中国农业在工业化的不断扩张下开始步步后退，注定了不可能再有辉煌产生的历史性结局。
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改革，农业是第一个突破口，但改革并促进农业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难是难在打破禁锢农业发展的体制阻力上，只要扒开堤坝，水自然会一泻而出，而“扒开堤坝”本来就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但在农业以外，邓小平的治国思路从一开始起就缺乏一种预见性的纲领性的骨架，“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是其“大方向明白，但具体.作方式模糊”的一种真实写照。
历经风雨而生性恬淡的邓小平，似乎颇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所以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缺乏象毛泽东那样惊人的前瞻力——当然，也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前瞻力，才让他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不切实际的社会形态“大跨越”。在没有明确方针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政府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失控状况，中国原本可以从后工业化国家吸取的许多教训都没有预先防范，许多发达国家花高昂学费才搞明白的道理也被我们轻易忽视，导致今天我们正在走许多原本可以避免或者尽量避免的弯路。</P><P> 第一、新旧时代交替必然会出现信仰体系的崩溃与混乱，在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导致信仰体系的灾难性后果，但在此以后，执政党的党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完全就停留在了一个更加僵化、完全没有“与时俱进”来进行创新的低水平状态，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对落后于现实的“见子打子、见招拆招”式的被动应付，以至于“三个代表”和“和平崛起”理论在20年后才姗姗来迟，而现实生活中，思想领域早就呈现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而“病树前头”并非是“万木春”的景象。</P><P> 第二、2004年是邓小平的百年诞辰，有文章回忆，邓小平在89年以后总结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而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失误并非是教育，而是执政党本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失误，纲举目张，正因为邓小平及后来者没有抓住这个“纲”，才导致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的极度腐败和极度混乱。
从今天的社会基层来看，中国的社会状况几乎是美国开发西部时混乱无序状态的翻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儒学道德的全民范围内的制约，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却还有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和资本主义的法理约束。中国今天的腐败已经不仅是管理阶层的腐败，而是一种全民腐败，官场、科研、教育、医疗等等，已经没有一块净土，而更为可怕的是，腐败的批判力量往往却是腐败的后继补充，腐败已经深化成为一个吞噬社会精英和正义良心的无底黑洞。
今天的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各种“怪现象”天天都在摧毁我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演艺明星用“叫床”的录音带来为自己勒索角色，“白衣天使”为了处方提成不惜用大剂量抗菌素慢性杀人而被冠名“白狼”，美女硕士公开“卖淫”为自己标价2000万，儿子为几千块钱就把母亲卖给了人贩子，牌坊一般的红歌星爬上了走私“苏丹”的床尾，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廉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被金钱打败了的时代，是未来史书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而其结果，就是最终将注定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德拉克罗瓦的《自由神引导人民》的上演。</P><P> 第三、大规模工业化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是欧美日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但这个教训丝毫没有唤起中国政府预防性的环保意识，从而将中国的环境污染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以至于工业化的20多年后，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肮脏的河流，肮脏的土地，肮脏的天空和气息，许多水系（如淮河、滇池、黄浦江等等）整个流域不仅成了臭水，而且还是毒水，毒水污染着土地，生长出被污染的粮食和蔬菜，毒化着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肺腑和肌体。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邓小平时代留下来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两大痼疾，将成为中国在通往幸福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沉重负担。</P><P> 第四、25年的改革的确让一批人先富了起来，而且这批人在客观上也形成了社会财富逐级分配的链条，但与此同时，25年的改革也筛选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社会竞争淘汰弱者，这是竞争的残酷，也是竞争的必然，但是作为财富的调节者和平衡者，政府管理却没有承担起法制公正和社会救助的责任与义务，往往还把利益的杠杆向优越者倾斜，继续剥夺着被剥夺者。
2004年7月，四川峨边富翁葛君明被一个叫张明春的农民用同归于尽的方式炸得身首异处，而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据报道，葛君明的明达公司投资兴建水电站，要占用张明春负债经营的采沙场，但是投资3个亿的明达公司，拒绝了张明春提出的补偿1万元的要求，最多只肯出4千元，而采沙场的投资却是3万元。并且葛君明动用在峨边县里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使县水利局滥用职权，提前4个月注销了张明春的采沙许可证，张明春稍有不服，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影响水电施工为由拘留了15天。张明春也曾想过打官司，可身无分文的他连状子都递不进。被“衙门”和富翁联手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张明春，还要承受血本无归、债主上门、夫妻失和的空前压力，无路可走，最后酿成如此血案。
今天中国经济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弱势群体的剥夺换来的，而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填埋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火药桶。在这种背景下，“张明春案件”有着强烈的警世作用，它向当前的政府管理，向权利和财富集团阶层发出了一个危险而必须警惕的信号。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战争史，呈现为这样一个周期：“农民起义导致天下打乱——天下大乱导致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建立——新王朝对农民所承受的赋税压力有所调整——政局稳定后，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官僚集团组成的统治阶级对利益的索取又开始趋向残酷化——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被剥夺至超过忍受的临界点——农民终又揭竿而起。”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阐明其有效措施就是“民主”，而且在执政以后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毛泽东确实用努力来防范导致“周期率”再现的社会条件出现，只是在拒绝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过程的条件下，毛泽东能用的办法只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寡而均”。
近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翻案风”，这种翻案很多时候受一种“逢共必反”的心理支配，历史真相和人民利益倒往往退到其次的位置。同样是四川的另外一个“富翁”，作古50多年的刘文彩又一次被“揪”了出来，只是这回因刘文彩给家乡安仁镇捐建过一所“安仁中学”，又没有直接杀过人，所以又变成了翻案者们要反过来大肆歌颂的“善人兼教育家”。不仅如此，西藏农奴主砍下农奴的头颅，用其头盖骨做成的“碗”居然还成了中外“民主”先生们眼中的精美艺术品。
从富翁葛君明践踏张明春生存权利而引发的案件及沈阳、长沙的“宝马”案等案件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封建采邑主两千年不散的幽灵重又从毛泽东曾想竭力镇压的“潘多拉”魔盒里钻出来，重又游荡在今天中国混乱无序的土地上，释放着无数的灾难与痛苦。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永远不可能形成独立平等的人格，直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脑子里都抱着“出人头地”的封建意识，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便依附在权势的甲胄下，营营苟苟贪图小恩小惠，“好死不如赖活着”，遇到社会不公，便只有求“青天大人为民作主”，而一旦得到力量的时候，却又反过来作威作福，漠视他人的生存权利。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制造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制造掠夺弱势群体的强势集团，这个强势集团由残留着封建采邑主意识的现代“地主”、黑社会组织、资本密集集团和权利“买办”构成，他们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牺牲的却是全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政府管理的天然职责就是要尽力遏制这种“少数人获利、全社会买单”的势头，用社会福利和法制来保护弱势群体，促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尽可能达成平衡，这样，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有别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发展，才是一个具有人道精神的公平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P>
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首先是经济推动人和观念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二元结构，一是控制着社会绝对权利的统治阶级（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集团组成的官僚政府），二是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的农民阶级，尽管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统治集团极端的利益掠夺和由此引发的无数次周期性农民起义，但是天生不具备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以其盲目的破坏力恰恰一次次释放了社会大变革的能量蓄积，导致封建极权在自我调整后更加强大，导致中国农业社会结构更加稳固，观念更加保守，更加缺乏自我解放力量，以至于到最后完全丧失了从内部打垮封建统治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而言，1840年英国殖民者军舰的炮声和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具有同样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会因此去感谢贪婪凶残的殖民强盗，更不会产生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那样的自我菲薄的遗憾——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不能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与幸福。
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在经济的催化作用下从二元社会逐渐演变为多元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开始登台亮相，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大规模工业化运动和商业发展的直接产物，既不属于财富集团的延伸，也不是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中间特征明显的利益阶层。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优裕，这个阶层一方面有追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而由于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积极向上力量的支撑，这个阶层另一方面又极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小业主，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判最为激烈，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也最为强烈，远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近到韩国、菲律宾、台湾，中产阶级实际上扮演着民主政治先驱者的角色，尽管他们起不到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诞生说：“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P> 首先，知识分子阶层主要分布于中产阶级之中，并且与具体.作层面的调查、设计、技术、管理、运作等环节紧密结合，表现出现实而稳重的实践精神和.作能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对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有精神上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对权势和财富集团有思想上的激发和同化影响，所以，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越大，其社会涵盖面就越大，对政局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其次，由于本身所拥有的较为良好的物质条件，中产阶级分享社会权利的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定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方式，尽管有时思想和口号走向极端，但却是一种不要求以暴力打破现状的非激进方式，并且还往往是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所以，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般都能代表全社会的真实意见，自然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和支持。
再次，中产阶级一般已经融入了政府各个管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政府的运作中开始不自觉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愿望，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修补着政府过去的粗放管理方式，缓和着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此尽可能的积累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量变”。
最后，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太短，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太低，其政治能力远远不够成熟、理性和独立，其政治观点也还远远没有成形，更说不上鲜明而具有现实意义和可.作性，并且，其政治观点还极容易受到来自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强势文化的影响、干扰、拉拢和欺骗。
可以说，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产阶级成熟壮大之日，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到渠成之时。</P><P> 四，执政党本身的转型
今天中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这许多问题常常被许多人用“腐败”二字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很多时候，“腐败”既非原因，又非结果，但“腐败”的结论却往往掩盖了许多现实的真实和规律性。
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中国的执政党并非是先知先觉者，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摸索和创造，而且还绝对不能失败，绝对不能成为后来者从反面借鉴的经验教训。在这种摸索与创新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许多主观与客观的错误。
1、毛泽东式的道德社会探索已经失败，而邓小平式的经济社会也远还没有成功
在几千年儒家教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下，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以其结果的正确证明了其天然的合法性。从颇有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李大钊，到纯粹书生意气的瞿秋白，从冬烘学儒陈独秀，到大字不识几个的变节者向忠发，从满脑袋俄式机械思维的王明，最后到集传统文明之大成者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民主走向集权的历史，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似倒退的过程，却奇迹般的改变了共产党濒于灭绝的命运，并且把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送上了权利的颠峰。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是现实的既定的，而钥匙是主动的灵活的，应该因锁的存在而变化。不管钥匙形状如何，钥匙的责任就是开锁，打得开锁，再难看的铜钥匙就是好钥匙；而打不开锁，再好看的金钥匙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废物。所以，后来者不能去指责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结局。
海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比中国人自己更为理性和深刻，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泽东认为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毛泽东虽然认为，“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但是，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却极为忧虑。在文革后期，他认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有后来者嘲笑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殊不知这位千年不遇的具有帝王风范却情归平民的领袖，基于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与热爱，其深邃敏锐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的各种社会形态，投射到了天边那个“道德社会”的彩虹之上。毛泽东也把他的这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词汇，他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用非经济手段催生出来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物质文明极端丰富后自然分娩出来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是一种依靠道德进行物质欲望约束的“空想道德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有着极为强烈的清教徒作风和“乌托邦”色彩，所以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
作为战斗者、探索者和实践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解放思考与战斗，并且毫不犹豫的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来作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的社会实验田，具有太多悲天悯人诗人情怀和超现实主义主义精神的毛泽东，他的困惑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困惑与遗憾，他的探索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探索失败的余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也并不理解也来不及总结毛泽东探索的意义，但却又很快堕入了原本毛泽东竭力希望人民避免的另外一种痛楚，那就是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对人类个体尤其是对弱小者的剥削与压迫或者叫伤害与异化。</P><P> 毛泽东生前竭力拒绝产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甚至对“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要以“阶级斗争”来不断进行洗礼，但是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渐进的却是大规模的到来。今天中国人日益明确的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坚决态度，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一种报复性的遗弃和反动，另外，毛泽东“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实践的失败，实际上打烂了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严重动摇和消弱了执政党对国家的理论和实际的控制能力，从另一方面加快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这对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一种讽刺性的和悲哀的结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
人来到世界上，既非“性本善”，又非“性本恶”，而是作为生物体自然属性的“性本私”，人类“自私”的生物属性放大到社会系统中去，就必然成为“私有制”的天然基础。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类似于动物丛林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存在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也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无法打断的发展动力。“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参考网络文章《中国何处去？毛泽东留下一个永久疑问》）。
就象1935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又在关键的1978年又为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代的追随者和旁观者，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国家和人民为毛泽东探索失败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和惨痛代价（其中包括邓小平自己），以至于在邓小平接过舵位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中国当时牺牲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较为庞大的固定资产，但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并且巨大的农民群体处于饥饿和般饥饿状态，同样会让一个国家破产。尽管对国家民族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但邓小平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温情主义者，他的冷峻、沉着、低调、果敢，仍然使他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在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之后走向富强的奠基人。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秉承了六十年代的一贯方针，首先是在农业上恢复“包产到户”，满足了农民对将“劳动与收获挂钩”的渴望，尽管生产关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一次退回到了“马铃薯”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但原始而有效的“承包制”大大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以至于1984年的丰收反倒成了一种欢天喜地的“麻烦”。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中国全面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为中国后来的改革行为打下了一个不败的基础，而恰恰是1984年这个高峰之后，农业对中国改革前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便颓然下降，从此以后，中国农业在工业化的不断扩张下开始步步后退，注定了不可能再有辉煌产生的历史性结局。
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改革，农业是第一个突破口，但改革并促进农业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难是难在打破禁锢农业发展的体制阻力上，只要扒开堤坝，水自然会一泻而出，而“扒开堤坝”本来就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但在农业以外，邓小平的治国思路从一开始起就缺乏一种预见性的纲领性的骨架，“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是其“大方向明白，但具体.作方式模糊”的一种真实写照。
历经风雨而生性恬淡的邓小平，似乎颇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所以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缺乏象毛泽东那样惊人的前瞻力——当然，也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前瞻力，才让他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不切实际的社会形态“大跨越”。在没有明确方针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政府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失控状况，中国原本可以从后工业化国家吸取的许多教训都没有预先防范，许多发达国家花高昂学费才搞明白的道理也被我们轻易忽视，导致今天我们正在走许多原本可以避免或者尽量避免的弯路。</P><P> 第一、新旧时代交替必然会出现信仰体系的崩溃与混乱，在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导致信仰体系的灾难性后果，但在此以后，执政党的党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完全就停留在了一个更加僵化、完全没有“与时俱进”来进行创新的低水平状态，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对落后于现实的“见子打子、见招拆招”式的被动应付，以至于“三个代表”和“和平崛起”理论在20年后才姗姗来迟，而现实生活中，思想领域早就呈现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而“病树前头”并非是“万木春”的景象。</P><P> 第二、2004年是邓小平的百年诞辰，有文章回忆，邓小平在89年以后总结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而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失误并非是教育，而是执政党本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失误，纲举目张，正因为邓小平及后来者没有抓住这个“纲”，才导致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的极度腐败和极度混乱。
从今天的社会基层来看，中国的社会状况几乎是美国开发西部时混乱无序状态的翻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儒学道德的全民范围内的制约，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却还有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和资本主义的法理约束。中国今天的腐败已经不仅是管理阶层的腐败，而是一种全民腐败，官场、科研、教育、医疗等等，已经没有一块净土，而更为可怕的是，腐败的批判力量往往却是腐败的后继补充，腐败已经深化成为一个吞噬社会精英和正义良心的无底黑洞。
今天的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各种“怪现象”天天都在摧毁我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演艺明星用“叫床”的录音带来为自己勒索角色，“白衣天使”为了处方提成不惜用大剂量抗菌素慢性杀人而被冠名“白狼”，美女硕士公开“卖淫”为自己标价2000万，儿子为几千块钱就把母亲卖给了人贩子，牌坊一般的红歌星爬上了走私“苏丹”的床尾，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廉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被金钱打败了的时代，是未来史书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而其结果，就是最终将注定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德拉克罗瓦的《自由神引导人民》的上演。</P><P> 第三、大规模工业化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是欧美日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但这个教训丝毫没有唤起中国政府预防性的环保意识，从而将中国的环境污染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以至于工业化的20多年后，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肮脏的河流，肮脏的土地，肮脏的天空和气息，许多水系（如淮河、滇池、黄浦江等等）整个流域不仅成了臭水，而且还是毒水，毒水污染着土地，生长出被污染的粮食和蔬菜，毒化着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肺腑和肌体。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邓小平时代留下来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两大痼疾，将成为中国在通往幸福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沉重负担。</P><P> 第四、25年的改革的确让一批人先富了起来，而且这批人在客观上也形成了社会财富逐级分配的链条，但与此同时，25年的改革也筛选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社会竞争淘汰弱者，这是竞争的残酷，也是竞争的必然，但是作为财富的调节者和平衡者，政府管理却没有承担起法制公正和社会救助的责任与义务，往往还把利益的杠杆向优越者倾斜，继续剥夺着被剥夺者。
2004年7月，四川峨边富翁葛君明被一个叫张明春的农民用同归于尽的方式炸得身首异处，而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据报道，葛君明的明达公司投资兴建水电站，要占用张明春负债经营的采沙场，但是投资3个亿的明达公司，拒绝了张明春提出的补偿1万元的要求，最多只肯出4千元，而采沙场的投资却是3万元。并且葛君明动用在峨边县里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使县水利局滥用职权，提前4个月注销了张明春的采沙许可证，张明春稍有不服，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影响水电施工为由拘留了15天。张明春也曾想过打官司，可身无分文的他连状子都递不进。被“衙门”和富翁联手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张明春，还要承受血本无归、债主上门、夫妻失和的空前压力，无路可走，最后酿成如此血案。
今天中国经济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弱势群体的剥夺换来的，而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填埋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火药桶。在这种背景下，“张明春案件”有着强烈的警世作用，它向当前的政府管理，向权利和财富集团阶层发出了一个危险而必须警惕的信号。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战争史，呈现为这样一个周期：“农民起义导致天下打乱——天下大乱导致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建立——新王朝对农民所承受的赋税压力有所调整——政局稳定后，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官僚集团组成的统治阶级对利益的索取又开始趋向残酷化——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被剥夺至超过忍受的临界点——农民终又揭竿而起。”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阐明其有效措施就是“民主”，而且在执政以后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毛泽东确实用努力来防范导致“周期率”再现的社会条件出现，只是在拒绝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过程的条件下，毛泽东能用的办法只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寡而均”。
近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翻案风”，这种翻案很多时候受一种“逢共必反”的心理支配，历史真相和人民利益倒往往退到其次的位置。同样是四川的另外一个“富翁”，作古50多年的刘文彩又一次被“揪”了出来，只是这回因刘文彩给家乡安仁镇捐建过一所“安仁中学”，又没有直接杀过人，所以又变成了翻案者们要反过来大肆歌颂的“善人兼教育家”。不仅如此，西藏农奴主砍下农奴的头颅，用其头盖骨做成的“碗”居然还成了中外“民主”先生们眼中的精美艺术品。
从富翁葛君明践踏张明春生存权利而引发的案件及沈阳、长沙的“宝马”案等案件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封建采邑主两千年不散的幽灵重又从毛泽东曾想竭力镇压的“潘多拉”魔盒里钻出来，重又游荡在今天中国混乱无序的土地上，释放着无数的灾难与痛苦。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永远不可能形成独立平等的人格，直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脑子里都抱着“出人头地”的封建意识，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便依附在权势的甲胄下，营营苟苟贪图小恩小惠，“好死不如赖活着”，遇到社会不公，便只有求“青天大人为民作主”，而一旦得到力量的时候，却又反过来作威作福，漠视他人的生存权利。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制造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制造掠夺弱势群体的强势集团，这个强势集团由残留着封建采邑主意识的现代“地主”、黑社会组织、资本密集集团和权利“买办”构成，他们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牺牲的却是全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政府管理的天然职责就是要尽力遏制这种“少数人获利、全社会买单”的势头，用社会福利和法制来保护弱势群体，促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尽可能达成平衡，这样，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有别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发展，才是一个具有人道精神的公平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P>
第六章 把握当前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脉搏<P> 如果以时间和空间为纵横座标，那么历史就是这个坐标系中一条起伏跌宕的曲线，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长河里，每一个点都能在这条曲线上找到一个相应的座标。
打开历史的长卷，今天的中国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座标点在哪里？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座标点又在哪里？</P><P>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但如果在历史的苍茫烟云里找不到可供今人参照和借鉴的经验，我们又怎么来确定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怎么来选择和设计未来的道路？
正如崔健的摇滚歌曲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的中国，太过于纷乱复杂，眼花缭乱，太过于变化莫测，白云苍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同乘坐穿行于黑暗中的地铁，如同航行于深海大洋的巨轮，虽日行千里，亢进躁动，却不辨东西，迷茫混沌，天地之中深感无所适从。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之路琢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竭尽全力把握大局的政府，还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还是只想安守生活一角的普通民众，似乎都看不透所有现象后面的真实与本质，似乎都无法去把握时代浪潮的走势和脉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在无奈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革的黑暗隧道中摸索与穿行。</P><P> 第一节 中国在哪里？</P><P> 中国目前正在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经历工业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前工业社会，而经济基础改变的巨大力量正在推动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演进，从而客观上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观察与思考所有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历史大背景，甚至，这个大背景还要追溯到自1949年开始的岁月中去。
经过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剧烈的光焰灿烂的变革与探索，原始朴素的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轰轰烈烈进入了封建社会，演进成了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迹，而在此后的2000多年中，尽管每过一定周期就要爆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动荡都只能改变当时统治阶层的政局进而调整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分配方式。由于天生缺乏生产力追求解放的根本动力，在小农经济的泥潭里，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始终是一种较低级形态的农业文明，缺少向上发展的动力，只有往纵深侵润，发育得过于成熟而濒于腐烂，尽管在宋朝、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这个文明好几次已经走到了将要破茧出壳的边缘，但由于内部缺乏科技进步诱发生产力解放和外来入侵的干扰，中华文明始终没有能化蛹为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历史终于徘徊到了今天，当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极为重要的转型关口，其纷繁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1840年和1949年等任何一个历史的分野点，光明与黑暗交织，文明与野蛮共存，进步与落后颉颃，旧时代旧文明垂垂蜕变，新时代新文明呼之欲出，这个历史意义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能与之相比。</P><P>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以下几种巨大的转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1952年，中国完全处于农业化社会，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2.46％，人口数为7163万，乡村人口的比重为87.54％，人口数为50319万；到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7.92％，人口数为27674万，乡村人口比重虽然下降到了82.08％，但绝对人口数却上升为79014万，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以前，由工业化推动的的城市化运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以后，随着巨额资本的进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工业化进程以一种加速度发展，中国几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才真正开始发生了一种“质变”，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0.53％，人口数增加到52376万人，乡村人口比重下降为59.47％，绝对人口数在人口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下降为76851万。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其中，第一产业为1018.4亿，比重为28.1％；第二产业为1745.2亿，比重为48.16％；第三产业为860.5亿，比重为23.74％。至200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7105.54亿，其中，第一产业为2028.77亿，在总值中比重则下降为7.49％，第二产业为15633.96亿，比重上升为57.68％，第三产业为9442.80亿，比重也上升为34.84％（以上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目录》和《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数据，一是人口，二是产值，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脉络。从1978年到2003年，农业人口不光是在总人口的构成中比重由82.08％下降为59.47％，而绝对数也在总人口上升的情况下数减少了两千多万，而城镇人口则大幅度增加了两亿五千万左右。
发展工业不仅仅是修工厂，还要有与工业生产完全配套的能源、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研发、管理、教育等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建设，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完全有别于自耕自足的农业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制造出产品，必然要使这个产品进入市场，变成商品，最终为终端消费者所消费，所以，紧跟工业文明而来的是商业文明，而只有惟利是图而又无孔不入的商业，才能把触角象水银泻地般辐射到中国广阔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摧毁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工业化的直接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和国力的空前壮大，而必然结果之一则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强烈碰撞，并且使后者成为前者发展的惨痛代价和牺牲物。和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局面类似，中国目前家庭承包的小农经济在逐步瓦解的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工业的发展则进一步加速农业稳定社会机构的瓦解，迫使农业往集约化方向的形成，并促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能量的城市“流民集团”。
不管是工业扩张还是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数量巨大而分散弱小的农民阶层都是直接的受害者，加上国家利益分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的倾斜，农民同样不是间接的受益者，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都将被边缘化，都将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冲突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只有当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农业为社会转型提供的成本在经历了U字型底部开始逐步上升的时候，只有工业化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结构失衡从而遭到全社会制衡的时候，只有政府主导的全民福利制度建立起来的的时候，农民阶层才会受到国家福利的普惠和工业的“反哺”，才会搭上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最后一班“快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
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在亲眼目睹英国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描写的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作品，在中国今天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翻版重演，其悲惨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P><P> 二、经济推动下文明的转型
随着20多年来大规模外资的涌入与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现代工业高速发展，“世界工厂”居然会在中国的农田旷野里形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正成为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局部范围（如发达城市）已经依靠科技的力量，“蛙跳”似的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这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文明在几千年以后的质的飞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动力，并使这种质变最终成为可能和现实。
尽管从“洋务运动”滥觞，中国就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向工业社会探索与发展的艰难过程，但由于“洋务运动”天生缺乏规模和纵深，无法在中国蓄积起社会大变革的能量，所以“洋务运动”既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也就更不可能来促进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更新换代。
近些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且为这个“黄金时代”被日本侵略打断深感遗憾。实际上，这个“黄金时代”，是某些学者对仅限于东北、江浙、中原等少数城市和地区民族资本投资的小规模、低水平的轻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水平的人为拔高。在国家缺乏独立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在政府缺乏公正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在大量土地聚集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情况下，在外来产品和资本垄断和挤压的情况下，在社会各种矛盾高度激化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经济繁荣”必然是沙土上的房屋，极为脆弱，极不稳定，极其缺乏生命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颓然倒下，就象南宋、明末清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必然会被内部变革和外来干扰所破坏，这种结果不以个人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所以，20世纪的“黄金时代”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假象，而不是必然。
历史没有假设性的选择，同样也没有情绪化的抱怨和拒绝，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只有接受，唯一能作的只是研究、总结和借鉴。
1949年以后，由于敌对力量现代化武器的威胁，毛泽东及其同仁极为深刻的感受到了工业化的压力，迫切的想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仅仅是经济范围甚至是军工产业的工业化，而在经济之外，毛泽东依然还希望保留他认为是理想社会的绝对平等的农业文明，一旦出现精英主义（如制度化的官僚阶层管理和资本运作）主导下的商业和工业文明的苗头——这也是出现不平等或剥削的苗头，毛泽东便毫不犹豫以暴力方式予以消灭。所以，在1979年以前，中国以牺牲农业和商业换取了工业的高积累，在部分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非农业人口中也建立了一定的国家福利制度，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化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的性质，而永远无法完成自我启蒙和自我升华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又恰恰是滋养封建意识和专制主义的最合适的天然土壤。</P><P> 三，经济和文明变革推动下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兼谈“文革”反思
（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与经济发展同步，专制主义的封建传统正不可避免的逐渐受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改良甚至挑战，政治体制的变革是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后的必然结果。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经济力量的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但是，只有在经济基础足够强大的前提下，政治体制的转型才具有可能，同时也才具有资格，否则，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想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P><P> （二）脱离经济基础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变革，必然是“好心办坏事”的“镜花水月”。
建立民主社会必然要反封建传统，而批判旧文明和创建新文明却是一个繁重艰巨的任务，远不是为今天的中国各阶层或各集团贴标签那么简单和幼稚。
正如民主主义不是现在某些“民主派”与生俱来的专利，集权主义的传统也并非是中国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群讳病忌医的“流毒”，事实上，封建意识是浸透到我们全民族精神和肉体中每个细胞中的一种“原罪”，100多年来，尽管这种“原罪”遗传的力量越来越弱，但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或明或暗表现出来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在对“文革”的产生及20来年的反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种封建意识的“遗传病”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明显表露出来的病征。</P><P> 第一，“文革”为何产生？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后人作了很多猜测和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和文明的角度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自发启发、自我教育的社会实践者，毛泽东投身革命最初的天然动力，就直接来自于对农村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憎恨和反抗，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和解救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感情主线——正因为有这样的“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军队才在1945年开始称为“解放军”。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京剧《白蛇传》，当剧情进行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的时候，毛泽东热泪纵横，痛哭失声。由于毛泽东体形较胖，大腹便便，坐下看戏时卫士将其腰间皮带松开，当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毛泽东突然愤怒的用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由于卫士猝不及防，毛泽东的裤子一下掉落下去，随即又被卫士迅速拉起来，但是毛泽东浑然不觉，完全满面泪水的沉浸在戏中。最后，毛泽东上台与演员握手，据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当时是用两只手同作为抗暴者的“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被压迫者“许仙”和“白蛇”握手，但就是没有理睬那个扮演“法海”的演员（引自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50年代末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一个补偿式的发展，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被放弃，农业生产又回到了互助组时代，并且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力主下，农村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无庸讳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存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各种体力、智力和外来帮助等诸多差距，在缺乏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农村的家庭生产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竞争中，小农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很快就会或者已经显现出来，60年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实际上与建国初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是回到了原点上重新开始发展。然而，这已经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
“文革”产生的经济土壤，是由于大饥荒以后工业的补偿式发展，已经触动了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并且“精英主义”控制下的工业化方式，如“制度化的官僚管理阶层和资本运作”对农民的排挤和伤害已经显露出了苗头——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剥夺和伤害在今天的现实中，便切切实实的得到了血淋淋的验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应该是“农业为体，工业为用”，工业只是为人们提供生产工具、消费品和武器，而不能够也不应该去改变“共产大同”的农村社会形态和文明。实际上，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意图毋宁说是要打烂正在形成的建国后以权贵阶层为核心的新的精英集团，捍卫他认为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绝对平等的共产大同农业社会，捍卫那个“六亿神州皆舜尧”的农业文明，捍卫毛泽东自己的一种探索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为此他不惜彻底打烂自己亲手建立的已经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异化了的政权，甚至为了那个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他还要带领农民“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解放战争。
所以，“文革”产生的深层原因当中，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因素，否则我们对“文革”的总结和批判只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清算式的认识层次上，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文明交替和冲突的大环境更缺乏准确的定位和高瞻远瞩的选择。</P><P> 第二，如何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是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疯狂的最后的大规模爆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达千年的累累伤痕，血淋淋展示了封建余孽的迷乱下民族心理的阴暗角落和健全人格缺失的丑陋与残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文革”高峰已经过去了快30年，但纵观国内外中外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却始终没有达到后来者应该达到的“觉悟”。时至今日，文革的反思仍然只停留在三种水平上。
一是为揭露而反思，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近些年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内幕”揭露，仅仅是揭露黑暗并不能反衬光明，更不能迎来驱散黑暗的太阳，所以揭露者的思考水平20年来基本没有进步；
二是攻讦而反思，这种攻讦主要是控诉“文革”发动者及参与者（如对余秋雨“不忏悔”的妒火中烧的“围剿”），但是控诉者在煞有介事的代表正义声讨的同时，却往往忘记了“文革”是一场少数人发动而全民族参与的疯狂运动，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人人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几乎人人都是施暴者而同时又是受害者，所以，只顾正义凛然的“缉拿凶手”，必然是对历史真实的漠视和放弃，所以，正如巴金老人所言，反思“文革”必须是全民族的忏悔；
三是为批判而反思，这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政治体制的批判，但是，太过于注意“文革”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客观分析，不从哲学、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对“文革”的理解便会有极大的偏差，而随后狭隘的反思则更是放大了这种偏差。
由于经济力量的弱小，即使是十年史无前例的动荡与瘫痪，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发展，相反集权主义却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几千年历史的顶峰——毛泽东最终被人为的变成了精神宗教与世俗权利的最高统一体。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文革”的结局也恰恰证明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道理，那就是：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再伟大的政治理想都必将在造成重大灾难后重又回到起点甚至成为一种倒退，只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永远不可能完成彻底肃清封建流毒和创建新文明的艰巨任务。
历史永远不可能在口号声中真正的向前迈进。</P><P> （三）工业化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非破坏性的而又是最主要的社会力量。
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首先是经济推动人和观念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二元结构，一是控制着社会绝对权利的统治阶级（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集团组成的官僚政府），二是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的农民阶级，尽管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统治集团极端的利益掠夺和由此引发的无数次周期性农民起义，但是天生不具备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以其盲目的破坏力恰恰一次次释放了社会大变革的能量蓄积，导致封建极权在自我调整后更加强大，导致中国农业社会结构更加稳固，观念更加保守，更加缺乏自我解放力量，以至于到最后完全丧失了从内部打垮封建统治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而言，1840年英国殖民者军舰的炮声和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具有同样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会因此去感谢贪婪凶残的殖民强盗，更不会产生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那样的自我菲薄的遗憾——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不能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与幸福。
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在经济的催化作用下从二元社会逐渐演变为多元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开始登台亮相，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大规模工业化运动和商业发展的直接产物，既不属于财富集团的延伸和附庸，也不是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中间特征明显的利益阶层。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优裕，这个阶层一方面有追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而由于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积极向上力量的支撑，这个阶层另一方面又极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小业主，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判最为激烈，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也最为强烈，远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近到韩国、菲律宾、台湾，中产阶级实际上扮演着民主政治先驱者的角色，尽管他们起不到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诞生说：“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P><P> 首先，知识分子阶层主要分布于中产阶级之中，并且与具体.作层面的调查、设计、技术、管理、运作等环节紧密结合，表现出现实而稳重的实践精神和.作能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对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有精神上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对权势和财富集团有思想上的激发和同化影响，所以，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越大，其社会涵盖面就越大，对政局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其次，由于本身所拥有的较为良好的物质条件，中产阶级分享社会权利的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定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方式，尽管有时思想和口号走向极端，但却是一种不要求以暴力打破现状的非激进方式，并且还往往是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所以，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般都能代表全社会的真实意见，自然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和支持。
再次，中产阶级一般已经融入了政府各个管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政府的运作中开始不自觉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愿望，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修补着政府过去的粗放管理方式，缓和着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此尽可能的积累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量变”。
最后，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太短，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太低，其政治能力远远不够成熟、理性和独立，其政治观点也还远远没有成形，更说不上鲜明而具有现实意义和可.作性，并且，其政治观点还极容易受到来自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强势文化的影响、干扰、拉拢和欺骗。
可以说，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产阶级孕育的自由资产阶级成熟壮大之日，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到渠成之时。</P><P> （四）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与转型
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这个问题要抛开各式各样的盲目的歌颂与批判，要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来探讨才有现实意义。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单独用一节来论述。
</P>
打开历史的长卷，今天的中国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座标点在哪里？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座标点又在哪里？</P><P>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但如果在历史的苍茫烟云里找不到可供今人参照和借鉴的经验，我们又怎么来确定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怎么来选择和设计未来的道路？
正如崔健的摇滚歌曲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的中国，太过于纷乱复杂，眼花缭乱，太过于变化莫测，白云苍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同乘坐穿行于黑暗中的地铁，如同航行于深海大洋的巨轮，虽日行千里，亢进躁动，却不辨东西，迷茫混沌，天地之中深感无所适从。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之路琢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竭尽全力把握大局的政府，还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还是只想安守生活一角的普通民众，似乎都看不透所有现象后面的真实与本质，似乎都无法去把握时代浪潮的走势和脉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在无奈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革的黑暗隧道中摸索与穿行。</P><P> 第一节 中国在哪里？</P><P> 中国目前正在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经历工业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前工业社会，而经济基础改变的巨大力量正在推动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演进，从而客观上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观察与思考所有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历史大背景，甚至，这个大背景还要追溯到自1949年开始的岁月中去。
经过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剧烈的光焰灿烂的变革与探索，原始朴素的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轰轰烈烈进入了封建社会，演进成了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迹，而在此后的2000多年中，尽管每过一定周期就要爆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动荡都只能改变当时统治阶层的政局进而调整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分配方式。由于天生缺乏生产力追求解放的根本动力，在小农经济的泥潭里，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始终是一种较低级形态的农业文明，缺少向上发展的动力，只有往纵深侵润，发育得过于成熟而濒于腐烂，尽管在宋朝、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这个文明好几次已经走到了将要破茧出壳的边缘，但由于内部缺乏科技进步诱发生产力解放和外来入侵的干扰，中华文明始终没有能化蛹为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历史终于徘徊到了今天，当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极为重要的转型关口，其纷繁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1840年和1949年等任何一个历史的分野点，光明与黑暗交织，文明与野蛮共存，进步与落后颉颃，旧时代旧文明垂垂蜕变，新时代新文明呼之欲出，这个历史意义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能与之相比。</P><P>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以下几种巨大的转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1952年，中国完全处于农业化社会，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2.46％，人口数为7163万，乡村人口的比重为87.54％，人口数为50319万；到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7.92％，人口数为27674万，乡村人口比重虽然下降到了82.08％，但绝对人口数却上升为79014万，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以前，由工业化推动的的城市化运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以后，随着巨额资本的进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工业化进程以一种加速度发展，中国几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才真正开始发生了一种“质变”，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0.53％，人口数增加到52376万人，乡村人口比重下降为59.47％，绝对人口数在人口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下降为76851万。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其中，第一产业为1018.4亿，比重为28.1％；第二产业为1745.2亿，比重为48.16％；第三产业为860.5亿，比重为23.74％。至200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7105.54亿，其中，第一产业为2028.77亿，在总值中比重则下降为7.49％，第二产业为15633.96亿，比重上升为57.68％，第三产业为9442.80亿，比重也上升为34.84％（以上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目录》和《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数据，一是人口，二是产值，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脉络。从1978年到2003年，农业人口不光是在总人口的构成中比重由82.08％下降为59.47％，而绝对数也在总人口上升的情况下数减少了两千多万，而城镇人口则大幅度增加了两亿五千万左右。
发展工业不仅仅是修工厂，还要有与工业生产完全配套的能源、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研发、管理、教育等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建设，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完全有别于自耕自足的农业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制造出产品，必然要使这个产品进入市场，变成商品，最终为终端消费者所消费，所以，紧跟工业文明而来的是商业文明，而只有惟利是图而又无孔不入的商业，才能把触角象水银泻地般辐射到中国广阔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摧毁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工业化的直接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和国力的空前壮大，而必然结果之一则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强烈碰撞，并且使后者成为前者发展的惨痛代价和牺牲物。和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局面类似，中国目前家庭承包的小农经济在逐步瓦解的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工业的发展则进一步加速农业稳定社会机构的瓦解，迫使农业往集约化方向的形成，并促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能量的城市“流民集团”。
不管是工业扩张还是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数量巨大而分散弱小的农民阶层都是直接的受害者，加上国家利益分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的倾斜，农民同样不是间接的受益者，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都将被边缘化，都将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冲突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只有当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农业为社会转型提供的成本在经历了U字型底部开始逐步上升的时候，只有工业化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结构失衡从而遭到全社会制衡的时候，只有政府主导的全民福利制度建立起来的的时候，农民阶层才会受到国家福利的普惠和工业的“反哺”，才会搭上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最后一班“快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
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在亲眼目睹英国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描写的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作品，在中国今天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翻版重演，其悲惨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P><P> 二、经济推动下文明的转型
随着20多年来大规模外资的涌入与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现代工业高速发展，“世界工厂”居然会在中国的农田旷野里形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正成为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局部范围（如发达城市）已经依靠科技的力量，“蛙跳”似的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这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文明在几千年以后的质的飞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动力，并使这种质变最终成为可能和现实。
尽管从“洋务运动”滥觞，中国就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向工业社会探索与发展的艰难过程，但由于“洋务运动”天生缺乏规模和纵深，无法在中国蓄积起社会大变革的能量，所以“洋务运动”既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也就更不可能来促进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更新换代。
近些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且为这个“黄金时代”被日本侵略打断深感遗憾。实际上，这个“黄金时代”，是某些学者对仅限于东北、江浙、中原等少数城市和地区民族资本投资的小规模、低水平的轻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水平的人为拔高。在国家缺乏独立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在政府缺乏公正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在大量土地聚集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情况下，在外来产品和资本垄断和挤压的情况下，在社会各种矛盾高度激化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经济繁荣”必然是沙土上的房屋，极为脆弱，极不稳定，极其缺乏生命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颓然倒下，就象南宋、明末清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必然会被内部变革和外来干扰所破坏，这种结果不以个人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所以，20世纪的“黄金时代”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假象，而不是必然。
历史没有假设性的选择，同样也没有情绪化的抱怨和拒绝，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只有接受，唯一能作的只是研究、总结和借鉴。
1949年以后，由于敌对力量现代化武器的威胁，毛泽东及其同仁极为深刻的感受到了工业化的压力，迫切的想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仅仅是经济范围甚至是军工产业的工业化，而在经济之外，毛泽东依然还希望保留他认为是理想社会的绝对平等的农业文明，一旦出现精英主义（如制度化的官僚阶层管理和资本运作）主导下的商业和工业文明的苗头——这也是出现不平等或剥削的苗头，毛泽东便毫不犹豫以暴力方式予以消灭。所以，在1979年以前，中国以牺牲农业和商业换取了工业的高积累，在部分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非农业人口中也建立了一定的国家福利制度，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化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的性质，而永远无法完成自我启蒙和自我升华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又恰恰是滋养封建意识和专制主义的最合适的天然土壤。</P><P> 三，经济和文明变革推动下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兼谈“文革”反思
（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与经济发展同步，专制主义的封建传统正不可避免的逐渐受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改良甚至挑战，政治体制的变革是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后的必然结果。经济是民主的产妇，而民主又是经济瓜落蒂熟的幸福结晶——顺产也好，剖腹也好，谁也挡不住这个天使的到来，而且他注定迟早会到来。经济力量的发展蓄积足够储能的时候，民主的灯光便会照亮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和自由将象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遮掩和阻挡。
但是，只有在经济基础足够强大的前提下，政治体制的转型才具有可能，同时也才具有资格，否则，离开这一条，所有的理想都是误国误民的空谈。</P><P> （二）脱离经济基础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变革，必然是“好心办坏事”的“镜花水月”。
建立民主社会必然要反封建传统，而批判旧文明和创建新文明却是一个繁重艰巨的任务，远不是为今天的中国各阶层或各集团贴标签那么简单和幼稚。
正如民主主义不是现在某些“民主派”与生俱来的专利，集权主义的传统也并非是中国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群讳病忌医的“流毒”，事实上，封建意识是浸透到我们全民族精神和肉体中每个细胞中的一种“原罪”，100多年来，尽管这种“原罪”遗传的力量越来越弱，但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或明或暗表现出来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在对“文革”的产生及20来年的反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种封建意识的“遗传病”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明显表露出来的病征。</P><P> 第一，“文革”为何产生？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后人作了很多猜测和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和文明的角度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自发启发、自我教育的社会实践者，毛泽东投身革命最初的天然动力，就直接来自于对农村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憎恨和反抗，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和解救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感情主线——正因为有这样的“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军队才在1945年开始称为“解放军”。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京剧《白蛇传》，当剧情进行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的时候，毛泽东热泪纵横，痛哭失声。由于毛泽东体形较胖，大腹便便，坐下看戏时卫士将其腰间皮带松开，当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毛泽东突然愤怒的用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由于卫士猝不及防，毛泽东的裤子一下掉落下去，随即又被卫士迅速拉起来，但是毛泽东浑然不觉，完全满面泪水的沉浸在戏中。最后，毛泽东上台与演员握手，据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当时是用两只手同作为抗暴者的“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被压迫者“许仙”和“白蛇”握手，但就是没有理睬那个扮演“法海”的演员（引自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50年代末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一个补偿式的发展，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被放弃，农业生产又回到了互助组时代，并且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力主下，农村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无庸讳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存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各种体力、智力和外来帮助等诸多差距，在缺乏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农村的家庭生产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竞争中，小农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很快就会或者已经显现出来，60年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实际上与建国初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是回到了原点上重新开始发展。然而，这已经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
“文革”产生的经济土壤，是由于大饥荒以后工业的补偿式发展，已经触动了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并且“精英主义”控制下的工业化方式，如“制度化的官僚管理阶层和资本运作”对农民的排挤和伤害已经显露出了苗头——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剥夺和伤害在今天的现实中，便切切实实的得到了血淋淋的验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应该是“农业为体，工业为用”，工业只是为人们提供生产工具、消费品和武器，而不能够也不应该去改变“共产大同”的农村社会形态和文明。实际上，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意图毋宁说是要打烂正在形成的建国后以权贵阶层为核心的新的精英集团，捍卫他认为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绝对平等的共产大同农业社会，捍卫那个“六亿神州皆舜尧”的农业文明，捍卫毛泽东自己的一种探索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为此他不惜彻底打烂自己亲手建立的已经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异化了的政权，甚至为了那个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他还要带领农民“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解放战争。
所以，“文革”产生的深层原因当中，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因素，否则我们对“文革”的总结和批判只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清算式的认识层次上，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文明交替和冲突的大环境更缺乏准确的定位和高瞻远瞩的选择。</P><P> 第二，如何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是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疯狂的最后的大规模爆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达千年的累累伤痕，血淋淋展示了封建余孽的迷乱下民族心理的阴暗角落和健全人格缺失的丑陋与残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文革”高峰已经过去了快30年，但纵观国内外中外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却始终没有达到后来者应该达到的“觉悟”。时至今日，文革的反思仍然只停留在三种水平上。
一是为揭露而反思，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近些年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内幕”揭露，仅仅是揭露黑暗并不能反衬光明，更不能迎来驱散黑暗的太阳，所以揭露者的思考水平20年来基本没有进步；
二是攻讦而反思，这种攻讦主要是控诉“文革”发动者及参与者（如对余秋雨“不忏悔”的妒火中烧的“围剿”），但是控诉者在煞有介事的代表正义声讨的同时，却往往忘记了“文革”是一场少数人发动而全民族参与的疯狂运动，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人人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几乎人人都是施暴者而同时又是受害者，所以，只顾正义凛然的“缉拿凶手”，必然是对历史真实的漠视和放弃，所以，正如巴金老人所言，反思“文革”必须是全民族的忏悔；
三是为批判而反思，这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政治体制的批判，但是，太过于注意“文革”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客观分析，不从哲学、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对“文革”的理解便会有极大的偏差，而随后狭隘的反思则更是放大了这种偏差。
由于经济力量的弱小，即使是十年史无前例的动荡与瘫痪，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发展，相反集权主义却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几千年历史的顶峰——毛泽东最终被人为的变成了精神宗教与世俗权利的最高统一体。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文革”的结局也恰恰证明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道理，那就是：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再伟大的政治理想都必将在造成重大灾难后重又回到起点甚至成为一种倒退，只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永远不可能完成彻底肃清封建流毒和创建新文明的艰巨任务。
历史永远不可能在口号声中真正的向前迈进。</P><P> （三）工业化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非破坏性的而又是最主要的社会力量。
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首先是经济推动人和观念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二元结构，一是控制着社会绝对权利的统治阶级（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集团组成的官僚政府），二是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的农民阶级，尽管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统治集团极端的利益掠夺和由此引发的无数次周期性农民起义，但是天生不具备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以其盲目的破坏力恰恰一次次释放了社会大变革的能量蓄积，导致封建极权在自我调整后更加强大，导致中国农业社会结构更加稳固，观念更加保守，更加缺乏自我解放力量，以至于到最后完全丧失了从内部打垮封建统治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而言，1840年英国殖民者军舰的炮声和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具有同样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会因此去感谢贪婪凶残的殖民强盗，更不会产生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那样的自我菲薄的遗憾——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不能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与幸福。
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在经济的催化作用下从二元社会逐渐演变为多元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开始登台亮相，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大规模工业化运动和商业发展的直接产物，既不属于财富集团的延伸和附庸，也不是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中间特征明显的利益阶层。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优裕，这个阶层一方面有追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而由于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积极向上力量的支撑，这个阶层另一方面又极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小业主，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判最为激烈，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也最为强烈，远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近到韩国、菲律宾、台湾，中产阶级实际上扮演着民主政治先驱者的角色，尽管他们起不到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诞生说：“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P><P> 首先，知识分子阶层主要分布于中产阶级之中，并且与具体.作层面的调查、设计、技术、管理、运作等环节紧密结合，表现出现实而稳重的实践精神和.作能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对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有精神上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对权势和财富集团有思想上的激发和同化影响，所以，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越大，其社会涵盖面就越大，对政局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其次，由于本身所拥有的较为良好的物质条件，中产阶级分享社会权利的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定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方式，尽管有时思想和口号走向极端，但却是一种不要求以暴力打破现状的非激进方式，并且还往往是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所以，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般都能代表全社会的真实意见，自然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和支持。
再次，中产阶级一般已经融入了政府各个管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政府的运作中开始不自觉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愿望，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修补着政府过去的粗放管理方式，缓和着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此尽可能的积累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量变”。
最后，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太短，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太低，其政治能力远远不够成熟、理性和独立，其政治观点也还远远没有成形，更说不上鲜明而具有现实意义和可.作性，并且，其政治观点还极容易受到来自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强势文化的影响、干扰、拉拢和欺骗。
可以说，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产阶级孕育的自由资产阶级成熟壮大之日，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到渠成之时。</P><P> （四）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与转型
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这个问题要抛开各式各样的盲目的歌颂与批判，要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来探讨才有现实意义。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单独用一节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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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执政党的转型<P> 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中国的执政党并非是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摸索和创造，而且还绝对不能失败，绝对不能成为后来者从反面借鉴的经验教训。
在这种摸索与创新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许多主观与客观的错误。</P><P> 一、毛泽东式的道德社会探索已经失败，而邓小平式的经济社会也远还没有成功
在几千年儒家教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下，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以其结果的正确证明了其天然的合法性。从颇有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李大钊，到纯粹书生意气的瞿秋白，从冬烘学儒陈独秀，到大字不识几个的变节者向忠发，从满脑袋俄式机械思维的王明，最后到集传统文明之大成者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民主走向集权的历史，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似倒退的过程，却奇迹般的改变了共产党濒于灭绝的命运，并且把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送上了权利的颠峰。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是现实的既定的，而钥匙是主动的灵活的，应该因锁的存在而变化。不管钥匙形状如何，钥匙的责任就是开锁，打得开锁，再难看的铜钥匙就是好钥匙；而打不开锁，再好看的金钥匙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废物。所以，后来者不能去指责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结局。
海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比中国人自己更为理性和深刻，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泽东认为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毛泽东虽然认为，“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但是，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却极为忧虑。在文革后期，他认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有后来者嘲笑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殊不知这位千年不遇的具有帝王风范却情归平民的领袖，基于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与热爱，其深邃敏锐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的各种社会形态，投射到了天边那个“道德社会”的彩虹之上。毛泽东也把他的这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词汇，他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用非经济手段催生出来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物质文明极端丰富后自然分娩出来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是一种依靠道德进行物质欲望约束的“空想道德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有着极为强烈的清教徒作风和“乌托邦”色彩，所以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
作为战斗者、探索者和实践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解放思考与战斗，并且毫不犹豫的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来作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的社会实验田，具有太多悲天悯人诗人情怀和超现实主义主义精神的毛泽东，他的困惑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困惑与遗憾，他的探索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探索失败的余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也并不理解也来不及总结毛泽东探索的意义，但却又很快堕入了原本毛泽东竭力希望人民避免的另外一种痛楚，那就是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对人类个体尤其是对弱小者的剥削与压迫或者叫伤害与异化。</P><P> 毛泽东生前竭力拒绝产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甚至对“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要以“阶级斗争”来不断进行洗礼，但是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渐进的却是大规模的到来。今天中国人日益明确的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坚决态度和包括全民范围的犬儒主义，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精神运动的一种报复性遗弃和反动，另外，毛泽东“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实践的失败，实际上打烂了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严重动摇和削弱了执政党对国家的理论和实际的控制能力，从另一方面加快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这对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一种讽刺性的和悲哀的结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
人来到世界上，既非“性本善”，又非“性本恶”，而是作为生物体自然属性的“性本私”，人类“自私”的生物属性放大到社会系统中去，就必然成为“私有制”的天然基础。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类似于动物丛林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存在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也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无法打断的发展动力。“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网络文章《中国何处去？毛泽东留下一个永久疑问》）。
就象1935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又在关键的1978年又为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代的追随者和旁观者，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国家和人民为毛泽东探索失败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和惨痛代价（其中包括邓小平自己），以至于在邓小平接过舵位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中国当时牺牲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较为庞大的固定资产，但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并且巨大的农民群体处于饥饿和般饥饿状态，同样会让一个国家破产——尽管对国家民族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但邓小平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温情主义者，他的冷峻、沉着、低调、果敢，仍然使他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在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之后走向富强的奠基人。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秉承了其六十年代的一贯方针，首先是在农业上恢复“包产到户”，满足了农民对将“劳动与收获挂钩”的渴望，尽管生产关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一次退回到了“马铃薯”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但原始而有效的“承包制”大大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以至于1984年的丰收反倒成了一种欢天喜地的“麻烦”。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中国全面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为中国后来的改革行为打下了一个不败的基础。
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改革，农业是第一个突破口，但是，改革并促进农业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难是难在打破禁锢农业发展的体制阻力上，只要扒开堤坝，水自然会一泻而出，而“扒开堤坝”本来就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多年农田水利建设积累的基础上，适度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被禁锢在广大农民心中的生产力，但并没有极大的创造农业的生产力。恰恰是1984年这个高峰之后，农业对中国改革前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便颓然下降，从此以后，中国农业在调节失当的工业化不断扩张下开始步步后退，注定了不可能再有辉煌产生的历史性结局，而且，作为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在十多年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沦为历史垫脚石的悲惨轮回。</P><P> 在农业改革以外，邓小平的治国思路从一开始起就缺乏纲领性的理论骨架和一种至关重要的预见性，其核心理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本来只能作为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矫正和补充，但是随着“白猫黑猫沦”和“摸着石头过河论”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最为重要的的指导性思想，中国的社会发展便不可避免的落入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短视和唯功利为标准的陷阱，以至于后来对很多新情况都“始料不及”，这实际上为后来思想建设、组织管理、发展模式的“乱象”撒下了种子,也为某些后继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幌子全面抛弃社会主义、悄悄变质成为“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埋下了伏笔。
历经风雨而生性恬淡的邓小平，似乎颇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所以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缺乏象毛泽东那样惊人的前瞻力——当然，也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前瞻力，才让他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不切实际的社会形态“大跨越”。在没有明确方针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政府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思想混乱、放任自流的失控状况，中国原本可以从后工业化国家吸取的许多教训都没有预先防范，许多发达国家花高昂学费才搞明白的道理也被我们轻易忽视，导致今天我们正在走许多原本可以避免或者尽量避免的弯路。</P><P> 第一、新旧时代交替必然会出现信仰体系的崩溃与混乱，在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导致信仰体系的灾难性后果，但在此以后，执政党的党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完全就停留在了一个更加僵化、完全没有“与时俱进”来进行创新的低水平状态，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对落后于现实的“见子打子、见招拆招”式的被动应付，以至于“三个代表”和“和平崛起”理论在20年后才姗姗来迟，而现实生活中，思想领域早就呈现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而“病树前头”并非是“万木春”的景象。</P><P> 第二、2004年是邓小平的百年诞辰，有文章回忆，邓小平在89年以后总结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而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失误并非是教育，而是执政党本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失误，纲举目张，正因为邓小平及后来者没有抓住这个“纲”，才导致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的极度腐败和极度混乱。
从今天的社会基层来看，中国的社会状况几乎是美国开发西部时混乱无序状态的翻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儒学道德的全民范围内的制约，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却还有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和资本主义的法理约束。中国今天的腐败已经不仅是管理阶层的腐败，而是一种全民腐败，官场、科研、教育、医疗等等，已经没有一块净土，而更为可怕的是，腐败的批判力量往往却是腐败的后继补充，腐败已经深化成为一个吞噬社会精英和正义良心的无底黑洞。
今天的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各种“怪现象”天天都在摧毁我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演艺明星用“叫床”的录音带来为自己勒索角色，“白衣天使”为了处方提成不惜用大剂量抗菌素慢性杀人而被冠名“白狼”，美女硕士公开“卖淫”为自己标价2000万，儿子为几千块钱就把母亲卖给了人贩子，牌坊一般的红歌星爬上了走私“苏丹”的床尾，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廉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被金钱打败了的时代，是未来史书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而其结果，就是最终将注定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德拉克罗瓦的《自由神引导人民》的上演。</P><P> 第三、调节失当的大规模工业化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是欧美日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但这个教训丝毫没有唤起中国政府预防性的环保意识，从而将中国的环境污染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以至于调节失当的工业化20多年后，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肮脏的河流，肮脏的土地，肮脏的天空和气息，许多水系（如淮河、滇池、黄浦江等等）整个流域不仅成了臭水，而且还是毒水，毒水污染着土地，生长出被污染的粮食和蔬菜，毒化着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肺腑和肌体。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邓小平时代留下来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两大痼疾，将成为中国在通往幸福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沉重负担。</P><P> 第四、25年的改革的确“让一批人先富起来”了，并且这批“工商业精英”在客观上的确也形成了社会财富逐级分配的链条，但与此同时，25年的改革也为中国筛选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弱势群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远没有达到，更有南辕北辙的趋势。社会竞争淘汰弱者，这是竞争的残酷，也是竞争的必然，但是作为财富的调节者和平衡者，政府管理却没有承担起法制公正和社会救助的责任与义务，往往还把利益的杠杆向优越者倾斜，继续剥夺着被剥夺者。
2004年7月，四川峨边富翁葛君明被一个叫张明春的农民用同归于尽的方式炸得身首异处，而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据报道，葛君明的明达公司投资兴建水电站，要占用张明春负债经营的采沙场，但是投资3个亿的明达公司，拒绝了张明春提出的补偿1万元的要求，最多只肯出4千元，而采沙场的投资却是3万元。并且葛君明动用在峨边县里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使县水利局滥用职权，提前4个月注销了张明春的采沙许可证，张明春稍有不服，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影响水电施工为由拘留了15天。张明春也曾想过打官司，可身无分文的他连状子都递不进。被“衙门”和富翁联手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张明春，还要承受血本无归、债主上门、夫妻失和的空前压力，无路可走，最后酿成如此血案。
今天中国经济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弱势群体的剥夺换来的，而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填埋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火药桶。在这种背景下，“张明春案件”有着强烈的警世作用，它向当前的政府管理，向权利和财富集团阶层发出了一个危险而必须警惕的信号。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战争史，呈现为这样一个周期：“农民起义导致天下打乱——天下大乱导致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建立——新王朝对农民所承受的赋税压力有所调整——政局稳定后，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官僚集团组成的统治阶级对利益的索取又开始趋向残酷化——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被剥夺至超过忍受的临界点——农民终又揭竿而起，并又一次形成巨大的社会破坏。”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阐明其有效措施就是“民主”，而且在执政以后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毛泽东确实用努力来防范导致“周期率”再现的社会条件出现，只是在拒绝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过程的条件下，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道德社会”，能用的办法只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寡而均”。
近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翻案风”，这种翻案很多时候受一种“逢共必反”的心理支配，历史的真相和人民的利益倒往往退到其次的位置。同样是四川的另外一个“富翁”，作古50多年的刘文彩又一次被“揪”了出来，只是这回因刘文彩给家乡安仁镇捐建过一所“安仁中学”，又没有直接杀过人，所以又变成了翻案者们要反过来大肆歌颂的“善人兼教育家”。不仅如此，西藏农奴主砍下农奴的头颅，用其头盖骨做成的“碗”居然还成了中外“民主”先生们眼中的精美艺术品。
从富翁葛君明践踏张明春生存权利而引发的案件及沈阳、长沙的“宝马”案等案件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封建采邑主两千年不散的幽灵重又从毛泽东曾想竭力镇压的“潘多拉”魔盒里钻出来，重又游荡在今天中国混乱无序的土地上，释放着无数的灾难与痛苦。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永远不可能形成独立平等的人格，永远都在培育意趣低下的犬儒主义，直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脑子里都抱着“出人头地”的封建意识，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便依附在权势的甲胄下，营营苟苟贪图小恩小惠，“好死不如赖活着”，遭遇社会不公，便只有求“青天大人为民作主”，而一旦得到力量的时候，却又反过来作威作福，漠视他人的生存权利。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制造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制造掠夺弱势群体的强势集团，这个强势集团由残留着封建采邑主意识的现代“地主”、黑社会组织、资本密集集团和权利“买办”构成，他们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牺牲的却是全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最后结果是社会财富和资源向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集中，大部分民众享受不到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的增长反而加剧社会的分化、混乱和冲突。而政府管理的天然职责，就是绝不能忽视经济发展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是要尽力遏制这种“少数人获利、全民族买单”的势头，用税赋政策、社会福利和公平法制来保护弱势群体，促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利益分配上尽可能达成平衡，从而缓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从而导致中国改革拉美化甚至完全失败。
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有别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发展，才是一个具有人道精神的公平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P><P> 二、道德社会“无可奈何花落去”，经济社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由于毛泽东拒绝承认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然阶梯，因此为了避免人民（尤其是弱势的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受到伤害，所以毛泽东企图大步跨过这个阶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殊不知在毛泽东建立的1957年—1976年间的“空想道德社会”，却是不折不扣的“超现实主义”，在毛泽东式的“空想道德社会”中，由于价值尺度被违反客观规律的人为折衷和平均，人民个体追求进步的欲望被扼杀，而领导阶层的“公仆”们则把管理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对最高领袖的效忠上，所以，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表现为消极麻木、死气沉沉和混乱低效，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就由此远远落后于时代。
随着毛泽东1976年的去世，“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探索由此终止而失败，虽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探索应该有其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但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规律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清醒以后的强烈要求。尽管这个要求来得太晚，但人们在数年后以加倍的热情把这种要求投入到对工业化的补偿中去。
无论如何理想、如何美好的社会，如果只是超越现实的空想，只是绚丽而不能带来甘霖的彩霞，那么它的失败从一开始起便是注定的，是不能留恋的。而以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为载体的资本主义，尽管在出生的时候就沾满了血腥和污秽，但如果他的到来同样是必然而无法回避的，那么我们就只有咬着牙、屏住呼吸迎接它的到来，并且尽可能洗去他身上的污血，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长成一个健康的英俊少年，然后再用东方文明的精华把他熏陶成一个顶天立地但又并非是西方资本主义“纯粹翻版”的中国壮汉。
从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远远说不上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稳定结构的瓦解，生存竞争渐趋残酷、传统伦理道德沦丧、人类精神和感情的异化等等弊端，但是，对封建传统积重难返的中国来讲，它却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唯一有效方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就象一个大面积感染的高热病人，在其生命垂危之际，首选的治疗药物必然是大剂量的抗生素来挽救生命，待到他度过危险期之后，再来以中药来滋补调养，强健体质，直至最后恢复元气，获得一次新的生命，再进入到下一个“轮回”。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中国，已经用一百多年的牺牲和苦痛证明了自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所以，由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毛泽东式的“空想道德社会”本欲造福平民而最后却走向了反面，其骨子里自然无法与封建形态区分开来，自然也就只有在光环幻灭之后“无可奈何花落去”；
所以，作为历史的补课，资本主义尽管带着满身的污血，却也要跟随在经济社会的“买办”政治甚至“寡头”政治之后，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定姿态“似曾相识燕归来”。</P>
在这种摸索与创新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许多主观与客观的错误。</P><P> 一、毛泽东式的道德社会探索已经失败，而邓小平式的经济社会也远还没有成功
在几千年儒家教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下，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以其结果的正确证明了其天然的合法性。从颇有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李大钊，到纯粹书生意气的瞿秋白，从冬烘学儒陈独秀，到大字不识几个的变节者向忠发，从满脑袋俄式机械思维的王明，最后到集传统文明之大成者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民主走向集权的历史，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似倒退的过程，却奇迹般的改变了共产党濒于灭绝的命运，并且把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送上了权利的颠峰。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是现实的既定的，而钥匙是主动的灵活的，应该因锁的存在而变化。不管钥匙形状如何，钥匙的责任就是开锁，打得开锁，再难看的铜钥匙就是好钥匙；而打不开锁，再好看的金钥匙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废物。所以，后来者不能去指责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结局。
海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比中国人自己更为理性和深刻，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泽东认为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毛泽东虽然认为，“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但是，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却极为忧虑。在文革后期，他认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有后来者嘲笑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殊不知这位千年不遇的具有帝王风范却情归平民的领袖，基于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与热爱，其深邃敏锐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的各种社会形态，投射到了天边那个“道德社会”的彩虹之上。毛泽东也把他的这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词汇，他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用非经济手段催生出来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物质文明极端丰富后自然分娩出来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是一种依靠道德进行物质欲望约束的“空想道德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有着极为强烈的清教徒作风和“乌托邦”色彩，所以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
作为战斗者、探索者和实践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解放思考与战斗，并且毫不犹豫的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来作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的社会实验田，具有太多悲天悯人诗人情怀和超现实主义主义精神的毛泽东，他的困惑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困惑与遗憾，他的探索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探索失败的余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也并不理解也来不及总结毛泽东探索的意义，但却又很快堕入了原本毛泽东竭力希望人民避免的另外一种痛楚，那就是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对人类个体尤其是对弱小者的剥削与压迫或者叫伤害与异化。</P><P> 毛泽东生前竭力拒绝产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甚至对“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要以“阶级斗争”来不断进行洗礼，但是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渐进的却是大规模的到来。今天中国人日益明确的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坚决态度和包括全民范围的犬儒主义，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精神运动的一种报复性遗弃和反动，另外，毛泽东“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实践的失败，实际上打烂了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严重动摇和削弱了执政党对国家的理论和实际的控制能力，从另一方面加快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这对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一种讽刺性的和悲哀的结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
人来到世界上，既非“性本善”，又非“性本恶”，而是作为生物体自然属性的“性本私”，人类“自私”的生物属性放大到社会系统中去，就必然成为“私有制”的天然基础。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类似于动物丛林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存在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也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无法打断的发展动力。“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网络文章《中国何处去？毛泽东留下一个永久疑问》）。
就象1935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又在关键的1978年又为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代的追随者和旁观者，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国家和人民为毛泽东探索失败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和惨痛代价（其中包括邓小平自己），以至于在邓小平接过舵位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中国当时牺牲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较为庞大的固定资产，但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并且巨大的农民群体处于饥饿和般饥饿状态，同样会让一个国家破产——尽管对国家民族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但邓小平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温情主义者，他的冷峻、沉着、低调、果敢，仍然使他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在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之后走向富强的奠基人。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秉承了其六十年代的一贯方针，首先是在农业上恢复“包产到户”，满足了农民对将“劳动与收获挂钩”的渴望，尽管生产关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一次退回到了“马铃薯”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但原始而有效的“承包制”大大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以至于1984年的丰收反倒成了一种欢天喜地的“麻烦”。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中国全面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为中国后来的改革行为打下了一个不败的基础。
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改革，农业是第一个突破口，但是，改革并促进农业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难是难在打破禁锢农业发展的体制阻力上，只要扒开堤坝，水自然会一泻而出，而“扒开堤坝”本来就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多年农田水利建设积累的基础上，适度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被禁锢在广大农民心中的生产力，但并没有极大的创造农业的生产力。恰恰是1984年这个高峰之后，农业对中国改革前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便颓然下降，从此以后，中国农业在调节失当的工业化不断扩张下开始步步后退，注定了不可能再有辉煌产生的历史性结局，而且，作为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在十多年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沦为历史垫脚石的悲惨轮回。</P><P> 在农业改革以外，邓小平的治国思路从一开始起就缺乏纲领性的理论骨架和一种至关重要的预见性，其核心理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本来只能作为毛泽东空想道德主义的矫正和补充，但是随着“白猫黑猫沦”和“摸着石头过河论”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最为重要的的指导性思想，中国的社会发展便不可避免的落入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短视和唯功利为标准的陷阱，以至于后来对很多新情况都“始料不及”，这实际上为后来思想建设、组织管理、发展模式的“乱象”撒下了种子,也为某些后继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幌子全面抛弃社会主义、悄悄变质成为“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埋下了伏笔。
历经风雨而生性恬淡的邓小平，似乎颇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所以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缺乏象毛泽东那样惊人的前瞻力——当然，也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前瞻力，才让他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不切实际的社会形态“大跨越”。在没有明确方针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政府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思想混乱、放任自流的失控状况，中国原本可以从后工业化国家吸取的许多教训都没有预先防范，许多发达国家花高昂学费才搞明白的道理也被我们轻易忽视，导致今天我们正在走许多原本可以避免或者尽量避免的弯路。</P><P> 第一、新旧时代交替必然会出现信仰体系的崩溃与混乱，在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导致信仰体系的灾难性后果，但在此以后，执政党的党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完全就停留在了一个更加僵化、完全没有“与时俱进”来进行创新的低水平状态，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对落后于现实的“见子打子、见招拆招”式的被动应付，以至于“三个代表”和“和平崛起”理论在20年后才姗姗来迟，而现实生活中，思想领域早就呈现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而“病树前头”并非是“万木春”的景象。</P><P> 第二、2004年是邓小平的百年诞辰，有文章回忆，邓小平在89年以后总结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而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失误并非是教育，而是执政党本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失误，纲举目张，正因为邓小平及后来者没有抓住这个“纲”，才导致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的极度腐败和极度混乱。
从今天的社会基层来看，中国的社会状况几乎是美国开发西部时混乱无序状态的翻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儒学道德的全民范围内的制约，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却还有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和资本主义的法理约束。中国今天的腐败已经不仅是管理阶层的腐败，而是一种全民腐败，官场、科研、教育、医疗等等，已经没有一块净土，而更为可怕的是，腐败的批判力量往往却是腐败的后继补充，腐败已经深化成为一个吞噬社会精英和正义良心的无底黑洞。
今天的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各种“怪现象”天天都在摧毁我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演艺明星用“叫床”的录音带来为自己勒索角色，“白衣天使”为了处方提成不惜用大剂量抗菌素慢性杀人而被冠名“白狼”，美女硕士公开“卖淫”为自己标价2000万，儿子为几千块钱就把母亲卖给了人贩子，牌坊一般的红歌星爬上了走私“苏丹”的床尾，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廉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被金钱打败了的时代，是未来史书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赤裸裸的同时上演，而其结果，就是最终将注定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德拉克罗瓦的《自由神引导人民》的上演。</P><P> 第三、调节失当的大规模工业化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是欧美日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但这个教训丝毫没有唤起中国政府预防性的环保意识，从而将中国的环境污染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以至于调节失当的工业化20多年后，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肮脏的河流，肮脏的土地，肮脏的天空和气息，许多水系（如淮河、滇池、黄浦江等等）整个流域不仅成了臭水，而且还是毒水，毒水污染着土地，生长出被污染的粮食和蔬菜，毒化着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肺腑和肌体。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邓小平时代留下来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两大痼疾，将成为中国在通往幸福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沉重负担。</P><P> 第四、25年的改革的确“让一批人先富起来”了，并且这批“工商业精英”在客观上的确也形成了社会财富逐级分配的链条，但与此同时，25年的改革也为中国筛选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弱势群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远没有达到，更有南辕北辙的趋势。社会竞争淘汰弱者，这是竞争的残酷，也是竞争的必然，但是作为财富的调节者和平衡者，政府管理却没有承担起法制公正和社会救助的责任与义务，往往还把利益的杠杆向优越者倾斜，继续剥夺着被剥夺者。
2004年7月，四川峨边富翁葛君明被一个叫张明春的农民用同归于尽的方式炸得身首异处，而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据报道，葛君明的明达公司投资兴建水电站，要占用张明春负债经营的采沙场，但是投资3个亿的明达公司，拒绝了张明春提出的补偿1万元的要求，最多只肯出4千元，而采沙场的投资却是3万元。并且葛君明动用在峨边县里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使县水利局滥用职权，提前4个月注销了张明春的采沙许可证，张明春稍有不服，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影响水电施工为由拘留了15天。张明春也曾想过打官司，可身无分文的他连状子都递不进。被“衙门”和富翁联手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张明春，还要承受血本无归、债主上门、夫妻失和的空前压力，无路可走，最后酿成如此血案。
今天中国经济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弱势群体的剥夺换来的，而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填埋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火药桶。在这种背景下，“张明春案件”有着强烈的警世作用，它向当前的政府管理，向权利和财富集团阶层发出了一个危险而必须警惕的信号。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战争史，呈现为这样一个周期：“农民起义导致天下打乱——天下大乱导致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建立——新王朝对农民所承受的赋税压力有所调整——政局稳定后，由皇权利益集团和文人精英官僚集团组成的统治阶级对利益的索取又开始趋向残酷化——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被剥夺至超过忍受的临界点——农民终又揭竿而起，并又一次形成巨大的社会破坏。”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阐明其有效措施就是“民主”，而且在执政以后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毛泽东确实用努力来防范导致“周期率”再现的社会条件出现，只是在拒绝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过程的条件下，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道德社会”，能用的办法只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寡而均”。
近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翻案风”，这种翻案很多时候受一种“逢共必反”的心理支配，历史的真相和人民的利益倒往往退到其次的位置。同样是四川的另外一个“富翁”，作古50多年的刘文彩又一次被“揪”了出来，只是这回因刘文彩给家乡安仁镇捐建过一所“安仁中学”，又没有直接杀过人，所以又变成了翻案者们要反过来大肆歌颂的“善人兼教育家”。不仅如此，西藏农奴主砍下农奴的头颅，用其头盖骨做成的“碗”居然还成了中外“民主”先生们眼中的精美艺术品。
从富翁葛君明践踏张明春生存权利而引发的案件及沈阳、长沙的“宝马”案等案件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封建采邑主两千年不散的幽灵重又从毛泽东曾想竭力镇压的“潘多拉”魔盒里钻出来，重又游荡在今天中国混乱无序的土地上，释放着无数的灾难与痛苦。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永远不可能形成独立平等的人格，永远都在培育意趣低下的犬儒主义，直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脑子里都抱着“出人头地”的封建意识，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便依附在权势的甲胄下，营营苟苟贪图小恩小惠，“好死不如赖活着”，遭遇社会不公，便只有求“青天大人为民作主”，而一旦得到力量的时候，却又反过来作威作福，漠视他人的生存权利。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制造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制造掠夺弱势群体的强势集团，这个强势集团由残留着封建采邑主意识的现代“地主”、黑社会组织、资本密集集团和权利“买办”构成，他们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牺牲的却是全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最后结果是社会财富和资源向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集中，大部分民众享受不到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的增长反而加剧社会的分化、混乱和冲突。而政府管理的天然职责，就是绝不能忽视经济发展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是要尽力遏制这种“少数人获利、全民族买单”的势头，用税赋政策、社会福利和公平法制来保护弱势群体，促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利益分配上尽可能达成平衡，从而缓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从而导致中国改革拉美化甚至完全失败。
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有别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发展，才是一个具有人道精神的公平的发展，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P><P> 二、道德社会“无可奈何花落去”，经济社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由于毛泽东拒绝承认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然阶梯，因此为了避免人民（尤其是弱势的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受到伤害，所以毛泽东企图大步跨过这个阶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殊不知在毛泽东建立的1957年—1976年间的“空想道德社会”，却是不折不扣的“超现实主义”，在毛泽东式的“空想道德社会”中，由于价值尺度被违反客观规律的人为折衷和平均，人民个体追求进步的欲望被扼杀，而领导阶层的“公仆”们则把管理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对最高领袖的效忠上，所以，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表现为消极麻木、死气沉沉和混乱低效，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就由此远远落后于时代。
随着毛泽东1976年的去世，“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探索由此终止而失败，虽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探索应该有其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但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规律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清醒以后的强烈要求。尽管这个要求来得太晚，但人们在数年后以加倍的热情把这种要求投入到对工业化的补偿中去。
无论如何理想、如何美好的社会，如果只是超越现实的空想，只是绚丽而不能带来甘霖的彩霞，那么它的失败从一开始起便是注定的，是不能留恋的。而以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为载体的资本主义，尽管在出生的时候就沾满了血腥和污秽，但如果他的到来同样是必然而无法回避的，那么我们就只有咬着牙、屏住呼吸迎接它的到来，并且尽可能洗去他身上的污血，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长成一个健康的英俊少年，然后再用东方文明的精华把他熏陶成一个顶天立地但又并非是西方资本主义“纯粹翻版”的中国壮汉。
从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远远说不上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稳定结构的瓦解，生存竞争渐趋残酷、传统伦理道德沦丧、人类精神和感情的异化等等弊端，但是，对封建传统积重难返的中国来讲，它却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唯一有效方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就象一个大面积感染的高热病人，在其生命垂危之际，首选的治疗药物必然是大剂量的抗生素来挽救生命，待到他度过危险期之后，再来以中药来滋补调养，强健体质，直至最后恢复元气，获得一次新的生命，再进入到下一个“轮回”。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中国，已经用一百多年的牺牲和苦痛证明了自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所以，由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毛泽东式的“空想道德社会”本欲造福平民而最后却走向了反面，其骨子里自然无法与封建形态区分开来，自然也就只有在光环幻灭之后“无可奈何花落去”；
所以，作为历史的补课，资本主义尽管带着满身的污血，却也要跟随在经济社会的“买办”政治甚至“寡头”政治之后，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定姿态“似曾相识燕归来”。</P>
第一，中国改革成功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如果失败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腐败。体制腐败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国今天的腐败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化时混乱无序的过程中和“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加入而形成的必然产物。
今天的中国，谁都在咒骂腐败，包括腐败分子本身也在抱怨腐败，腐败象阴影一样笼罩着全社会的每个角落，无孔不入。
那么，什么是中国现阶段的腐败？腐败与旧体制及工业化进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这许多问题常常被许多人用“腐败”二字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很多时候，“腐败”既非原因，又非结果，它只是一种现象，“腐败”的结论往往掩盖了许多现实的真实和规律性。
无庸讳言，一方面，中国在满怀热情的迎接工业化的到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工业化过程中的调节失当，却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充满了愤懑、失落、迷茫和悲哀，似乎都有一种被伤害了的微妙心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边在进步，一边在抱怨，甚至抱怨有时让人们忘记了自己已经得到了的实惠和进步。实际上，由于体制腐败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成绩，不公正、不公平的收入——“灰色收入”（如电信、电力、烟草、金融等行业垄断形成的体制外收入）和“黑色收入”（如权钱交易形成的法制外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愈发引起不满，这种不满恰恰是中国社会最为危险的情绪基础，而这种危险的情绪往往又会带来盲目可怕的意外结局。<P>不知是不是上苍的眷顾，过去一百年来，苏联——俄罗斯始终是中国摸索与发展的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审视中国的过去，自然免不了要参看过去的苏联；考察中国的现在，自然也免不了要参看昨天和今天的俄罗斯；而预测中国的将来，也还是免不了要参看今天的俄罗斯。
1992年，在埋葬了对社会主义苏联之后，一心想把俄罗斯尽快建设成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强的国家的叶利钦，对人民许诺说：“咬紧牙捱过痛苦和艰难的过渡，在未来不算长的日子里要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形成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军事上仍然保持一个核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盖达尔、丘拜斯这批祟拜西方的年轻“经济学家”的.纵下，俄罗斯一头扎进了西方的怀抱，开始了激进的经济市场化运动——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萨克斯临危受聘，向该国献出锦囊妙计：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萨克斯的反危机措施大获成功，休克疗法也名扬世界。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遗产虽然极为丰厚，但是一大堆效率低下的的国营企业，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0多岁的盖达尔和丘拜斯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上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放开物价后，通货膨胀如脱僵野马，一发不可收。对此，俄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又失算了。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岂有办不好之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当时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大约价值4万亿苏联卢布，于是，1.5万亿卢布，约37%的资产分发到一亿五千万特定民众手里，他们可以把自己手中的证券交给投资基金管理或在私有化拍卖中交换为某个特定公司的股份。俄罗斯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俄罗斯政府义无反顾地实施休克疗法，除了想急于建功立业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博得“友邦”欢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原来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刻却袖手旁观，口惠而实不至。24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迟迟不到位，60亿美元稳定卢布基金更是遥遥无期。
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玻利维亚原来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济总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熨平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不占，却偏要一口吃个胖子，政府来个大撒把，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可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参考《新浪读书·“休克疗法”后遗症 》）。</P><P>尽管“休克疗法”失败，但是俄罗斯改革的设计者之一丘拜斯坚信“政治上的科斯定理”，即一旦财产的控制权转给私营当事人，后者就会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法制建设。而且他们一旦成为所有者，其腐败就会停止。所以，在1992-1994年之间，俄罗斯在所有制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彻底，几乎对所有国营企业实行了的认股证私有化，而这次“私有化”最后实际上却是一次内部人私有化。
政府提出了三个私有化的可选方案，把选择权交给了“企业”，实际上就是交给了“红色经理”们。参加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有2/3都选择了其中的方案二，按该方案，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加在一起持有企业5l％以上的股份。虽然表面上是管理层和职工共同所有，但实际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家后来说的管理层所有制（managerial ownership）。“红色经理”们有无数的办法控制工人手里的股份。比如有个“红色经理”杜杰尔尼：“如同我们所知，俄罗斯的大众私有化运动在私有化了的企业中给了普通职工不小的股份。杜杰尔尼想把这部分加在一起超过50％的股份归为己有。为此目的，他设立了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体制，诱骗工人把他们得到的股份卖给公司的一个由他控制的基金。这一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一批杜杰尔尼用公司的收益购买的消费品，从电视机到长统袜。工人们被鼓励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来换取这些消费品”（加拿大学者克里斯蒂·弗里兰德《世纪大拍卖》）。
这样的妥协“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的讽刺：由于丘拜斯为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达成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们，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利益分配，不在于得利的是红色贵族还是蓝色寡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此私有化的企业很难有成功的重组。人还是那些人，机制几乎也还是过去的机制，新的所有者很难有新的资金投入支持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其重组能力如何也大成问题，因为这种私有化完全排斥了竞争。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方案可以为杜马所接受，从而加快私有化的过程。这一点是实现了。不到三年时间，在私人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不到1/10提高到2/3。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俄罗斯的经济是变成了一个“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变成一个“生产性”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有很多企业的经营非常差。企业重组并没有像青年改革派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私有化后必然出现的、立刻产生的结果，这个判断失误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经济”（同上）。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进行到1996年，更是走到了极端。
1996年俄罗斯大选，为了战胜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叶利钦及青年改革家与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一起，联袂战胜了久加诺夫，确保了叶利钦的成功。在这个交易中，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与寡头们进行了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交易”，以巨额国有资产相赠，换来了寡头们的政治支持，并引狼入室，使寡头们.纵了国家政治，变成了“资本家政治局”（同上）。
与寡头的结盟又一次“从实际出发”而慷慨地出卖了自己的原则。通过和寡头结盟、.纵媒体等卑劣手段而取得的“胜利”，最后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自由派记者伯格认为，青年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为了民主的腐败”。实际的结果是，腐败是的确腐败了，民主却不仅没有获得，而且被粗暴地践踏了。“那并不是一种意外付出的代价，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不过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真是完全自觉的选择，就说明这样的错误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张春霖《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
而这次“浮士德式的交易”，直接把俄罗斯引入了灾难性的1998年金融危机。 </P><P>普京说过，“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
“休克疗法”过于西化，脱离现实，不顾国情盲目改革，使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把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俄罗斯推向了更大的混乱，国家经济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贫困化，而且西方国家原来答应给予的经济援助却并没有兑现，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结果是，私有化后依然存在的腐败、弱政府和无效的法律使私有产权在确立之后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200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7.3%，超过了2002年的4.7%和2001年5.1%的增长率，这是自苏联解体1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其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伊拉克战争后急剧上升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然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基本为私营财阀所控制，并且有70％处于黑手党控制之下。
“俄罗斯私有化产生了极少数的亿万暴富者，而绝大多数人由于失去工作而贫困。例如，2001年俄罗斯有8个亿万富翁，贫困线下的人数却达34%。目前，这几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在成倍地增加，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飚升。因此，俄罗斯公众对于私有化的做法和结果，充满了怨恨和不满。
俄私有化初期，企业私有化证券和原始股价格很低，一些企业的股票在名义上属于国家，国家将这些股票抵押给银行，而银行由于没有得到抵押贷款的收益，又将这些股票出售给其他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的经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将大量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1995年，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开拍卖，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梅纳捷普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买下该公司78%的股份，而国有股现仅为0.1%。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后，其市值已从原来的90亿美元升达到了如今的200亿美元。短短十几年间，霍氏从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团干部奇迹般地成为身价80亿美元的俄罗斯首富。
在美国2003年的《财富》杂志上，高居榜首的是俄罗斯第四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大股东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他的个人财富总额83亿美元，当年该公司仅用1亿美元就获得公司的大部分股权。现在，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与俄第四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其公司资产达350亿美元。这些巨额资金却被少数“权贵阶层”所侵吞和占有，大多数人则陷入失业和贫困状况。
1998年夏，十几名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间依靠叶利钦的”慷慨馈赠“而暴富起来的新一代经济“沙皇”声称，他们通过旗下的公司已控制了本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并能对政府政策施加巨大影响。俄罗斯前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说：“在颠峰时期，他们中有7至10人是真正有能力左右俄政府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推行任何一项他们希望的经济政策。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
当年俄私有化试图创造一大批企业家和经理阶层，以改变企业经营状况。但是，在俄罗斯通过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的私营企业为数甚少，新企业家还不如中国多。俄与中国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新增的（在原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很少，新私营企业及新增社会财富十分有限，促进俄经济增长的仅仅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工业。国家经济的70%由“黑手党”控制。俄罗斯的寡头们和财团们并非将所赚的钱投到新企业的创建方面，而是将这些资金大量地移往国外，或由他们的亲朋好友另立各种名目的子公司，进行违法交易。目前，中国的私企数量大约为2400万家，而俄罗斯的私营企业只有80万家。另外，俄罗斯建立一个新企业，需要半年左右的办理时间。
当年俄政府设想将私有化后获得的收入归国家支配。但是这些年来，来自私有化的收入很少，大量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或被侵吞。由于国有财产是全民创造的，俄私有化的收入本应在社会中进行公平分配，但结果并非如此。例如，2000年和2001年俄私有化的收入分别只有280亿美元、320亿美元。这些数额与国有资产所售价值相比很低，说明国家资产严重流失（仅2004年上半年，俄罗斯就流失了近7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显然，贪污、腐败和资金外流以及寡头和财团侵占巨额国家财产，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实力非常薄弱”（哈佛教授戈德曼谈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
据统计，俄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1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有专家估算，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据俄权威人士披露，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企业实现私有化的收入只有72亿美元。例如，拥有3.4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5万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此外，经济转轨后，流到国外的资金至少有300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P><P>2004年，得益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攀升，俄罗斯前5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1％，投资增长了11％，居民收入则增长14％，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战略位置也越来越重要，鉴于这个因素，我们不难想象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等“改革家”们在1996年前后“私有化运动”中，为了盲目追求“民主”的短视、失误和不负责任，自然也就理解了“新沙皇”普京为恢复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而摧毁“尤科斯石油公司”而重新使之国有化的坚定决心。
从数字上来看，俄罗斯2004年上半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但是光大的俄罗斯人民并没有享受到与之相等的生活水准，那么，巨大的社会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俄罗斯在短期内出现了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私有化成效甚微。受益者只是像三M公司总裁马夫罗季那样一些极少数证券投机商，他们以每年100亿—200亿美元的规模聚敛钱财。人们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绝大多数人被“休克疗法”抛入低收入阶层之中。2002年上半年，占俄人口总数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全民总收入的32.9%，而10%的最贫困居民收入仅占全民总收入的2.3%。据调查显示，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90万人”（2004年8月25日《环球时报》莫文《俄私有化风雨十几年，教训无数，屡挫屡战 》）。</P><P>当初，叶利钦推翻了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沙皇”，但其极端的改革措施却剥夺了人民大众在苏联时代的些许实惠，在把十几个“家族宠臣”制造成超级财阀的同时，改革家们将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推进了贫困的泥沼，为此，十年后客观上又制造出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克格勃沙皇”。俄罗斯似乎又一如既往的回归到了专制政治的轨道上去，不知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
拉赫玛尼诺夫的春潮涌动在希施金、列维坦的原野和白桦林之间，在玛雅可夫斯基那欢乐的背后，却是柴可夫斯基那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悲哀中飘荡着无数果戈理的“死魂灵”。
呜呼，俄罗斯。
呜呼，中国。</P>
今天的中国，谁都在咒骂腐败，包括腐败分子本身也在抱怨腐败，腐败象阴影一样笼罩着全社会的每个角落，无孔不入。
那么，什么是中国现阶段的腐败？腐败与旧体制及工业化进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这许多问题常常被许多人用“腐败”二字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很多时候，“腐败”既非原因，又非结果，它只是一种现象，“腐败”的结论往往掩盖了许多现实的真实和规律性。
无庸讳言，一方面，中国在满怀热情的迎接工业化的到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工业化过程中的调节失当，却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充满了愤懑、失落、迷茫和悲哀，似乎都有一种被伤害了的微妙心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边在进步，一边在抱怨，甚至抱怨有时让人们忘记了自己已经得到了的实惠和进步。实际上，由于体制腐败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成绩，不公正、不公平的收入——“灰色收入”（如电信、电力、烟草、金融等行业垄断形成的体制外收入）和“黑色收入”（如权钱交易形成的法制外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愈发引起不满，这种不满恰恰是中国社会最为危险的情绪基础，而这种危险的情绪往往又会带来盲目可怕的意外结局。<P>不知是不是上苍的眷顾，过去一百年来，苏联——俄罗斯始终是中国摸索与发展的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审视中国的过去，自然免不了要参看过去的苏联；考察中国的现在，自然也免不了要参看昨天和今天的俄罗斯；而预测中国的将来，也还是免不了要参看今天的俄罗斯。
1992年，在埋葬了对社会主义苏联之后，一心想把俄罗斯尽快建设成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强的国家的叶利钦，对人民许诺说：“咬紧牙捱过痛苦和艰难的过渡，在未来不算长的日子里要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形成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军事上仍然保持一个核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盖达尔、丘拜斯这批祟拜西方的年轻“经济学家”的.纵下，俄罗斯一头扎进了西方的怀抱，开始了激进的经济市场化运动——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萨克斯临危受聘，向该国献出锦囊妙计：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萨克斯的反危机措施大获成功，休克疗法也名扬世界。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遗产虽然极为丰厚，但是一大堆效率低下的的国营企业，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0多岁的盖达尔和丘拜斯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上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放开物价后，通货膨胀如脱僵野马，一发不可收。对此，俄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又失算了。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岂有办不好之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当时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大约价值4万亿苏联卢布，于是，1.5万亿卢布，约37%的资产分发到一亿五千万特定民众手里，他们可以把自己手中的证券交给投资基金管理或在私有化拍卖中交换为某个特定公司的股份。俄罗斯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俄罗斯政府义无反顾地实施休克疗法，除了想急于建功立业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博得“友邦”欢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原来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刻却袖手旁观，口惠而实不至。24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迟迟不到位，60亿美元稳定卢布基金更是遥遥无期。
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玻利维亚原来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济总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熨平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不占，却偏要一口吃个胖子，政府来个大撒把，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可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参考《新浪读书·“休克疗法”后遗症 》）。</P><P>尽管“休克疗法”失败，但是俄罗斯改革的设计者之一丘拜斯坚信“政治上的科斯定理”，即一旦财产的控制权转给私营当事人，后者就会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法制建设。而且他们一旦成为所有者，其腐败就会停止。所以，在1992-1994年之间，俄罗斯在所有制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彻底，几乎对所有国营企业实行了的认股证私有化，而这次“私有化”最后实际上却是一次内部人私有化。
政府提出了三个私有化的可选方案，把选择权交给了“企业”，实际上就是交给了“红色经理”们。参加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有2/3都选择了其中的方案二，按该方案，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加在一起持有企业5l％以上的股份。虽然表面上是管理层和职工共同所有，但实际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家后来说的管理层所有制（managerial ownership）。“红色经理”们有无数的办法控制工人手里的股份。比如有个“红色经理”杜杰尔尼：“如同我们所知，俄罗斯的大众私有化运动在私有化了的企业中给了普通职工不小的股份。杜杰尔尼想把这部分加在一起超过50％的股份归为己有。为此目的，他设立了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体制，诱骗工人把他们得到的股份卖给公司的一个由他控制的基金。这一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一批杜杰尔尼用公司的收益购买的消费品，从电视机到长统袜。工人们被鼓励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来换取这些消费品”（加拿大学者克里斯蒂·弗里兰德《世纪大拍卖》）。
这样的妥协“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的讽刺：由于丘拜斯为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达成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们，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利益分配，不在于得利的是红色贵族还是蓝色寡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此私有化的企业很难有成功的重组。人还是那些人，机制几乎也还是过去的机制，新的所有者很难有新的资金投入支持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其重组能力如何也大成问题，因为这种私有化完全排斥了竞争。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方案可以为杜马所接受，从而加快私有化的过程。这一点是实现了。不到三年时间，在私人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不到1/10提高到2/3。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俄罗斯的经济是变成了一个“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变成一个“生产性”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有很多企业的经营非常差。企业重组并没有像青年改革派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私有化后必然出现的、立刻产生的结果，这个判断失误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经济”（同上）。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进行到1996年，更是走到了极端。
1996年俄罗斯大选，为了战胜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叶利钦及青年改革家与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一起，联袂战胜了久加诺夫，确保了叶利钦的成功。在这个交易中，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与寡头们进行了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交易”，以巨额国有资产相赠，换来了寡头们的政治支持，并引狼入室，使寡头们.纵了国家政治，变成了“资本家政治局”（同上）。
与寡头的结盟又一次“从实际出发”而慷慨地出卖了自己的原则。通过和寡头结盟、.纵媒体等卑劣手段而取得的“胜利”，最后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自由派记者伯格认为，青年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为了民主的腐败”。实际的结果是，腐败是的确腐败了，民主却不仅没有获得，而且被粗暴地践踏了。“那并不是一种意外付出的代价，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不过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真是完全自觉的选择，就说明这样的错误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张春霖《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
而这次“浮士德式的交易”，直接把俄罗斯引入了灾难性的1998年金融危机。 </P><P>普京说过，“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
“休克疗法”过于西化，脱离现实，不顾国情盲目改革，使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把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俄罗斯推向了更大的混乱，国家经济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贫困化，而且西方国家原来答应给予的经济援助却并没有兑现，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结果是，私有化后依然存在的腐败、弱政府和无效的法律使私有产权在确立之后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200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7.3%，超过了2002年的4.7%和2001年5.1%的增长率，这是自苏联解体1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其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伊拉克战争后急剧上升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然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基本为私营财阀所控制，并且有70％处于黑手党控制之下。
“俄罗斯私有化产生了极少数的亿万暴富者，而绝大多数人由于失去工作而贫困。例如，2001年俄罗斯有8个亿万富翁，贫困线下的人数却达34%。目前，这几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在成倍地增加，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飚升。因此，俄罗斯公众对于私有化的做法和结果，充满了怨恨和不满。
俄私有化初期，企业私有化证券和原始股价格很低，一些企业的股票在名义上属于国家，国家将这些股票抵押给银行，而银行由于没有得到抵押贷款的收益，又将这些股票出售给其他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的经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将大量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1995年，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开拍卖，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梅纳捷普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买下该公司78%的股份，而国有股现仅为0.1%。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后，其市值已从原来的90亿美元升达到了如今的200亿美元。短短十几年间，霍氏从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团干部奇迹般地成为身价80亿美元的俄罗斯首富。
在美国2003年的《财富》杂志上，高居榜首的是俄罗斯第四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大股东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他的个人财富总额83亿美元，当年该公司仅用1亿美元就获得公司的大部分股权。现在，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与俄第四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其公司资产达350亿美元。这些巨额资金却被少数“权贵阶层”所侵吞和占有，大多数人则陷入失业和贫困状况。
1998年夏，十几名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间依靠叶利钦的”慷慨馈赠“而暴富起来的新一代经济“沙皇”声称，他们通过旗下的公司已控制了本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并能对政府政策施加巨大影响。俄罗斯前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说：“在颠峰时期，他们中有7至10人是真正有能力左右俄政府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推行任何一项他们希望的经济政策。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
当年俄私有化试图创造一大批企业家和经理阶层，以改变企业经营状况。但是，在俄罗斯通过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的私营企业为数甚少，新企业家还不如中国多。俄与中国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新增的（在原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很少，新私营企业及新增社会财富十分有限，促进俄经济增长的仅仅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工业。国家经济的70%由“黑手党”控制。俄罗斯的寡头们和财团们并非将所赚的钱投到新企业的创建方面，而是将这些资金大量地移往国外，或由他们的亲朋好友另立各种名目的子公司，进行违法交易。目前，中国的私企数量大约为2400万家，而俄罗斯的私营企业只有80万家。另外，俄罗斯建立一个新企业，需要半年左右的办理时间。
当年俄政府设想将私有化后获得的收入归国家支配。但是这些年来，来自私有化的收入很少，大量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或被侵吞。由于国有财产是全民创造的，俄私有化的收入本应在社会中进行公平分配，但结果并非如此。例如，2000年和2001年俄私有化的收入分别只有280亿美元、320亿美元。这些数额与国有资产所售价值相比很低，说明国家资产严重流失（仅2004年上半年，俄罗斯就流失了近7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显然，贪污、腐败和资金外流以及寡头和财团侵占巨额国家财产，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实力非常薄弱”（哈佛教授戈德曼谈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
据统计，俄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1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有专家估算，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据俄权威人士披露，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企业实现私有化的收入只有72亿美元。例如，拥有3.4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5万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此外，经济转轨后，流到国外的资金至少有300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P><P>2004年，得益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攀升，俄罗斯前5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1％，投资增长了11％，居民收入则增长14％，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战略位置也越来越重要，鉴于这个因素，我们不难想象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等“改革家”们在1996年前后“私有化运动”中，为了盲目追求“民主”的短视、失误和不负责任，自然也就理解了“新沙皇”普京为恢复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而摧毁“尤科斯石油公司”而重新使之国有化的坚定决心。
从数字上来看，俄罗斯2004年上半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但是光大的俄罗斯人民并没有享受到与之相等的生活水准，那么，巨大的社会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俄罗斯在短期内出现了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私有化成效甚微。受益者只是像三M公司总裁马夫罗季那样一些极少数证券投机商，他们以每年100亿—200亿美元的规模聚敛钱财。人们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绝大多数人被“休克疗法”抛入低收入阶层之中。2002年上半年，占俄人口总数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全民总收入的32.9%，而10%的最贫困居民收入仅占全民总收入的2.3%。据调查显示，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90万人”（2004年8月25日《环球时报》莫文《俄私有化风雨十几年，教训无数，屡挫屡战 》）。</P><P>当初，叶利钦推翻了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沙皇”，但其极端的改革措施却剥夺了人民大众在苏联时代的些许实惠，在把十几个“家族宠臣”制造成超级财阀的同时，改革家们将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推进了贫困的泥沼，为此，十年后客观上又制造出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克格勃沙皇”。俄罗斯似乎又一如既往的回归到了专制政治的轨道上去，不知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
拉赫玛尼诺夫的春潮涌动在希施金、列维坦的原野和白桦林之间，在玛雅可夫斯基那欢乐的背后，却是柴可夫斯基那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悲哀中飘荡着无数果戈理的“死魂灵”。
呜呼，俄罗斯。
呜呼，中国。</P>
<P>第二，在中国，腐败同样是一种用权力参加的利益再分配方式，同样是一种权力对社会共有财富的瓜分和剥夺，同样是一种对社会资源大蛋糕（特别是包括资金、土地、矿产、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圈地运动”。在生活中，腐败行为主要是指掌握行政管理权力的官员所专有，而掌握着专业权力的非官员人士，如金融、新闻、学术、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行业权威和关键环节，其行为也同样参与其中，这就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构成的“精英联盟”。在“圈地运动”完成之后，中国社会在经济形态的转型就基本定型了，换句话讲，也就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完成了。
2001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现在，他认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而追求“民主”的俄罗斯，恰好是孵化出了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在由“红色贵族”演变而成的“蓝色财阀”控制之下的“腐败的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邓小平时期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其后继者比他走得更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所有制改革已经象楔子一样打进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而这种“坏的市场经济”正在决定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和俄罗斯有天生的血缘和病因，其问题便有天生的相似性。中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没有根本的区别，慢性的休克疗法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旗帜下不仅是“只做不说”，而且正在登堂入室，已经在原有旗帜的掩盖下，偷梁换柱，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同样造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霍多尔科夫斯基、阿布拉莫维奇、古辛斯基们那样的“权贵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并且这个从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精英阶层”，为了强化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家的行政资源或者政治权力，正在从理论、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寻找法理基础的支撑，正在决定今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说，俄罗斯的自由派政治家们为了“民主”的理念，背弃了历史和传统，背弃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民，就象官僚地主马尼罗夫、泼留希金等人把农奴的“死魂灵”卖给乞乞科夫一样，在一夜之间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出卖”给了“红色经理”们，任由这些权利中心的贵族们剥夺“农奴们”最后的“股份”，从而使他们自己在短短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在《福布斯》杂志上名列前茅的几十亿美元身家的“权贵资产阶级”——这个旧式官僚腐朽蛹化出来的垄断集团不仅剥夺了平民大众的基本利益，并且用经济手段和黑社会力量压制了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从而阻碍了民主思想、法制精神、公平观念和市场法则的进步。
那么，这个“出卖、剥夺、阻碍”的过程在中国也在同样地进行，只是因为中国坚持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原则，“出卖”的速度、规模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及俄罗斯，并且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完成。
然而，即使如此，美其名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财富往少数人集中的“私有化”方式，同样在中国激起了剧烈的社会震荡，由于国情（人口数量、经济基础、资源拥有平均量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其危险程度其实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只是我们目前还处在能量的蓄积过程中，还没有到达爆炸的临界点。</P><P>“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公平”，在丘拜斯式的经济学家嘴里只是轻率的一句话，然而，在有着“不患寡只患不均”深刻传统的中国，财富以非正常手段向权力中心集中的“改革”，牺牲的往往不仅是社会的公平，还有改革的本身，甚至还包括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际上就是历代王朝末期政治压迫与财富掠夺的翻版，是在对改朝换代“周期率”的再一次的低水平实践。
从“周召共和”到商鞅李悝，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变法与改革，但由于平民大众往往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最后成果，这样的改革往往会让人民成为牺牲品，所以自然会葬送“新法”本身。今天中国的改革，如果人民大众没有得到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成果和社会地位，经济的发展便自然不能缓解全社会因改革而承受的“阵痛”，那么，这种不安定情绪积累起来，同样会制造出葬送改革的爆炸性结局。
中国改革往纵深发展，必然要触及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实际上这已经是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最核心的本质，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将决定着中国改革是否成功，而国有企业改革完成，中国的社会形态转型也就基本完成。
从1949年以来，公有制下的国有企业在为国家带来大规模的却是低效益的积累，公有制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公有制，人民无法通过任何一种渠道参与国有资产的管理，更不可能享受和支配这些财产，而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名义下，国有资产却逐步沦为特权阶层的私产。在1978年前，由于精神信仰、社会财富人均水平低下和严厉镇压的作用，政府管理阶层中除了最高级别的特权集团外，官员中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腐败现象，而且还能以“供给制”的形式为非农业人口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如免费教育、医疗等），而在1978年以后，随着信仰体系的崩溃、组织监督的瓦解和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整个政府管理阶层呈现出大面积的腐败，“公有制”就必然成了腐败分子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的最佳保护伞。
在改革初期，腐败还只是以满足领导者个人欲望的享乐为主，腐败的形式还只是领导者小范围内的多吃多占、“小偷小摸”，胆子再大点也就是“权力寻租”，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收取回扣等等。而进入“国有资产改制”以后，腐败则变成了对公众财富明火执仗的公开侵占和赤裸裸的抢劫，“红色经理”们在用右手管理着“公有制”国有企业的同时，又用左手建立起了属于其自己的“私有制”企业，然后便在“改制”的名义下，故意压低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在暗箱黑幕里，象魔术师一样把右手的财宝巧妙的扔进了左手的篮子里，而将几千万“下岗”、“分流”、“买断工龄”的“主人翁”们赶到了大街上，扔给了社会。
按照这种“改革”速度，用不了多少时间，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在追求“民主”和所有制“产权关系改革”的旗号下，将以惊人的速度集中到极少数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精英联盟”手中，而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也就在“精英”们的盛宴中悄然改变。在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由于追逐利益的天性，这些“精英”们常常会把自己集团的利益完全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自然而然的会选择与“封建主义”结盟，形成“官僚资产阶级”，以权力垄断甚至黑社会来压制竞争，摒弃自由，扼杀真正的民主和公平制度的建立，到最后完全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重新矗立为剥夺大众利益的“n座大山”。
由于变质后的社会天生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制约，这些“精英”集团由于其追逐私利的目的，不仅往往会沦为国外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买办阶级”，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出卖民族与国家利益，而以此构成的贫富悬殊巨大的社会，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最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一盘散沙，极容易被外来力量分割瓦解，各个击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溃败，俄罗斯今天在恐怖分子面前的无能，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活生生的教训。
改革之初，国人对经济的发展充满了痴迷，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经济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政治的进步？这个命题已应该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来进行深思。
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中国人对“民主”的灵丹妙药充满了痴迷，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那样的“民主”对谁有利？这个命题也已应该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来进行深思。</P><P>第三，不管反对还是赞成，在目前无法建立起廉洁高效的管理阶层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逐步引入民营资金的“私有化”是必然的出路，与其让硕鼠们在“公有制”的旗号下“五鬼搬家”似的悄悄吃光偷光，还不如在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下，政府用合理的价格转交给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这是除军工、能源、烟草等以外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只是这个转移的过程必须在公正的国家监管和舆论监督下，公开进入市场，具有公平的竞争性，而且必须首先要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上解决好剥离出来的职工的长期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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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现在，他认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而追求“民主”的俄罗斯，恰好是孵化出了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在由“红色贵族”演变而成的“蓝色财阀”控制之下的“腐败的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邓小平时期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其后继者比他走得更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所有制改革已经象楔子一样打进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而这种“坏的市场经济”正在决定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和俄罗斯有天生的血缘和病因，其问题便有天生的相似性。中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没有根本的区别，慢性的休克疗法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旗帜下不仅是“只做不说”，而且正在登堂入室，已经在原有旗帜的掩盖下，偷梁换柱，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同样造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霍多尔科夫斯基、阿布拉莫维奇、古辛斯基们那样的“权贵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并且这个从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精英阶层”，为了强化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家的行政资源或者政治权力，正在从理论、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寻找法理基础的支撑，正在决定今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说，俄罗斯的自由派政治家们为了“民主”的理念，背弃了历史和传统，背弃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民，就象官僚地主马尼罗夫、泼留希金等人把农奴的“死魂灵”卖给乞乞科夫一样，在一夜之间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出卖”给了“红色经理”们，任由这些权利中心的贵族们剥夺“农奴们”最后的“股份”，从而使他们自己在短短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在《福布斯》杂志上名列前茅的几十亿美元身家的“权贵资产阶级”——这个旧式官僚腐朽蛹化出来的垄断集团不仅剥夺了平民大众的基本利益，并且用经济手段和黑社会力量压制了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从而阻碍了民主思想、法制精神、公平观念和市场法则的进步。
那么，这个“出卖、剥夺、阻碍”的过程在中国也在同样地进行，只是因为中国坚持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原则，“出卖”的速度、规模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及俄罗斯，并且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完成。
然而，即使如此，美其名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财富往少数人集中的“私有化”方式，同样在中国激起了剧烈的社会震荡，由于国情（人口数量、经济基础、资源拥有平均量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其危险程度其实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只是我们目前还处在能量的蓄积过程中，还没有到达爆炸的临界点。</P><P>“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公平”，在丘拜斯式的经济学家嘴里只是轻率的一句话，然而，在有着“不患寡只患不均”深刻传统的中国，财富以非正常手段向权力中心集中的“改革”，牺牲的往往不仅是社会的公平，还有改革的本身，甚至还包括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际上就是历代王朝末期政治压迫与财富掠夺的翻版，是在对改朝换代“周期率”的再一次的低水平实践。
从“周召共和”到商鞅李悝，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变法与改革，但由于平民大众往往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最后成果，这样的改革往往会让人民成为牺牲品，所以自然会葬送“新法”本身。今天中国的改革，如果人民大众没有得到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成果和社会地位，经济的发展便自然不能缓解全社会因改革而承受的“阵痛”，那么，这种不安定情绪积累起来，同样会制造出葬送改革的爆炸性结局。
中国改革往纵深发展，必然要触及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实际上这已经是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最核心的本质，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将决定着中国改革是否成功，而国有企业改革完成，中国的社会形态转型也就基本完成。
从1949年以来，公有制下的国有企业在为国家带来大规模的却是低效益的积累，公有制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公有制，人民无法通过任何一种渠道参与国有资产的管理，更不可能享受和支配这些财产，而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名义下，国有资产却逐步沦为特权阶层的私产。在1978年前，由于精神信仰、社会财富人均水平低下和严厉镇压的作用，政府管理阶层中除了最高级别的特权集团外，官员中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腐败现象，而且还能以“供给制”的形式为非农业人口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如免费教育、医疗等），而在1978年以后，随着信仰体系的崩溃、组织监督的瓦解和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整个政府管理阶层呈现出大面积的腐败，“公有制”就必然成了腐败分子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的最佳保护伞。
在改革初期，腐败还只是以满足领导者个人欲望的享乐为主，腐败的形式还只是领导者小范围内的多吃多占、“小偷小摸”，胆子再大点也就是“权力寻租”，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收取回扣等等。而进入“国有资产改制”以后，腐败则变成了对公众财富明火执仗的公开侵占和赤裸裸的抢劫，“红色经理”们在用右手管理着“公有制”国有企业的同时，又用左手建立起了属于其自己的“私有制”企业，然后便在“改制”的名义下，故意压低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在暗箱黑幕里，象魔术师一样把右手的财宝巧妙的扔进了左手的篮子里，而将几千万“下岗”、“分流”、“买断工龄”的“主人翁”们赶到了大街上，扔给了社会。
按照这种“改革”速度，用不了多少时间，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在追求“民主”和所有制“产权关系改革”的旗号下，将以惊人的速度集中到极少数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精英联盟”手中，而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也就在“精英”们的盛宴中悄然改变。在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由于追逐利益的天性，这些“精英”们常常会把自己集团的利益完全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自然而然的会选择与“封建主义”结盟，形成“官僚资产阶级”，以权力垄断甚至黑社会来压制竞争，摒弃自由，扼杀真正的民主和公平制度的建立，到最后完全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重新矗立为剥夺大众利益的“n座大山”。
由于变质后的社会天生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制约，这些“精英”集团由于其追逐私利的目的，不仅往往会沦为国外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买办阶级”，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出卖民族与国家利益，而以此构成的贫富悬殊巨大的社会，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最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一盘散沙，极容易被外来力量分割瓦解，各个击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溃败，俄罗斯今天在恐怖分子面前的无能，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活生生的教训。
改革之初，国人对经济的发展充满了痴迷，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经济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政治的进步？这个命题已应该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来进行深思。
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中国人对“民主”的灵丹妙药充满了痴迷，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那样的“民主”对谁有利？这个命题也已应该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来进行深思。</P><P>第三，不管反对还是赞成，在目前无法建立起廉洁高效的管理阶层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逐步引入民营资金的“私有化”是必然的出路，与其让硕鼠们在“公有制”的旗号下“五鬼搬家”似的悄悄吃光偷光，还不如在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下，政府用合理的价格转交给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这是除军工、能源、烟草等以外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只是这个转移的过程必须在公正的国家监管和舆论监督下，公开进入市场，具有公平的竞争性，而且必须首先要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上解决好剥离出来的职工的长期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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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强!顶一下
太多了，眼都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