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身边小事看体制成本

悉尼市政府为部分社区中心职员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Working within Boundaries》（我译成“工作中的界线”或“工作中的准则”）。会上有这么一个事例：约翰是一个送餐社工，每天的工作是把烹饪好的食物送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某天他送餐到玛丽的家，知悉玛丽房间的窗户坏了，第二次送餐时，约翰顺便带上工具帮玛丽修好了窗户。这使得玛丽非常开心，约翰也为帮助了别人而觉得心情愉快。但在研讨会上，主持分析这一事例时，举出了因此事而可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的若干问题：一，法律问题：如果经约翰修理的窗户某天突然掉下来甚至弄伤了玛丽，约翰需负上法律责任；二，连带责任问题：约翰这次帮玛丽修了窗户，下次是否应该修家具？水喉？电器？修坏了谁的责任？三，平等问题：其他被服务的对象得知约翰帮助了玛丽，他们也向约翰提出需要帮助的请求，约翰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对其他人不公平；四：约翰的个人问题：从此约翰将陷入各种压力之中，没有了个人生活，没有了私人时间，由此而造成各种困扰，甚至他的送餐服务也出了错漏，导致他失去这份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准则，每份工作都有其工作准则，这些准则的整合，最终就形成了国家的制度。一个国家应有其合理清晰的制度。

我的工作经历里，也曾出现过类似约翰的问题。

悉尼许多社区设有老人服务，我工作的其中一个社区中心也有这样的服务，是带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去购物、看病或外出活动。这些服务都是由政府资助的，中心只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甚至不收费。以前这个部门几乎没有华裔顾客，因为附近的华裔老人大都不会说英文，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我刚到中心工作时，只有我一个华人职员，由于我能说流利的广州话和普通话，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华裔老人。我不遗余力地向我工作地区所遇到的华人作宣传，吸引老人成为中心的会员。几年下来，中心的名单上说中文的华人成了仅次于说英文的第二大顾客群。

由于中心里只有我能说中文，那些华裔老人事无巨细都来找我，有段时间把我忙得焦头烂额。不过我天生就乐于助人，这份工作给了我充分发挥的机会，所以我不但没有怨言，还相当有满足感。我不但安排老人们的购物或郊游活动，还帮他们翻译些信件，填些英文表格，帮他们打电话，甚至还上门为他们修理坏了的购物车洗衣机冰箱（了不起吧？我可是个样样都懂一点，但没有一样精通的多面手，用广州话来形容，叫做：周身刀冇张利）。

但在今年年初，公司经理突然找我谈话。她先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然后却告诉我：我的工作方式不合理，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潜在风险，为此，公司另外聘用了一位资深的华裔社工。经理要求我配合那位女社工，把我之前不合理的工作方式彻底改变过来。

这令我十分困扰，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便据理力争。经理很有耐心地和我分析，两人谈了一个下午，终于使我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这次研讨会，我深有感触，并联想了许多，特在此和网友分享：

要享受我们公司的服务，首先要成为我们公司的会员，要成为会员必须填写表格：姓名、年龄（六十五岁以上）、性别、地址、电话这些自然是必要的，除此以外，还要填写个人的健康资料。由于大部分老人都不谐英文，他们的资料通常都是我帮助填的，这样我就成了手头有小小权力的人。我的宗旨是只要能行走的自然就能坐车，因此我为老人填资料就流于形式，基本上所有申请者都获得了批准，这就是公司的华人会员数目增加得特别快的原因。

自从多了华人顾客后，公司专门设了华人购物专线，每次去购物华人都踊跃参加，我们公司用的是二十四座面包车，但位置常常不够，上不了车的人我只能好言相劝，幸亏我在老人们心中的形象还算不错，老人们通常都通情达理，但老是这样费尽唇舌地劝解，对我也是一种精神压力。其实我也知道，部分老人并不特别需要购物，他们只是抱着反正是免费服务，不用白不用的心态。更有甚者，有些老人把来探访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带上车，实行免费旅游。尽管老人们都给我面子，但他们之间，仍常常为座位问题起摩擦。

经理说这些混乱都是我毫无原则的工作方式一手做成的，而且这还不是经理担心的主要问题，经理说：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认识那些华人，万一有天我突然病了甚至辞职不干了，这些华人会员对公司其他职员来说就只是些抽象的名字，谁是谁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经理还举了个特别的情况：公司每次出车都有买保险的，但如果有一天出了车祸，车上有人死亡，而这人并不在名单上，保险公司是不赔偿的，到时谁赔？只能是公司自己掏腰包赔，那就意味着公司有破产的可能。

经理的一席话让我出了身冷汗，这确实是可大可小的事。经过这次研讨会，我更意识到：我是把中国那一套用到西方社会里来了。这又进一步引起我的联想，联想到所谓的独裁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优劣。胡思乱想是我的坏习惯，希望各位见谅。

独裁有个好处，办事效率很高，如果是一个好独裁者，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许多小问题都能够压着，矛盾不易显露出来，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尽管许多人骂共产党独裁，但不能否认这个独裁政府比起许多搞得民不聊生的独裁政府好多了。但这个独裁者一定是呕心沥血，寿命有多长很成疑问。许多独裁者就是看到了这种得不偿失的结局，因而即使独裁者当初是好人，最后也总是会蜕变成坏独裁者。我在工作中也算是一个独裁者，暂时算得上是一个好独裁者，我心肠好，尽力为民众办事，由于是我一人说了算，办事效率特别高，而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得到了老人们的爱戴。但我能够坚持多久？那些额外的工作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不论我做得多好多努力，都是没有酬劳的。不但没有酬劳，我现在更知道，如果那些额外的工作出了问题，我还会负上相关责任，这叫做“好心办坏事”。这通常是傻子才会做的事，中国以前有个雷锋，就是专做这种傻事的人，我曾经的工作方式，和雷锋相差不远，因此我也曾经是个傻子。只有傻子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这种傻子如果是独裁者，一定是一个好独裁者，但通常是个短命的独裁者。

这里的短命有两种含义：一是寿命短，如雷锋、焦裕禄、张思德之类；二是如果死不去，傻的行为不会持续太长，因为正常的人都不愿意被人称为傻子，因此傻子们在别人的不断劝导之下，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之下，很快就会变成聪子（我的一个小发明：傻子的反义词是精明的人或聪明的人，为求对仗简洁，可试用精子或聪子，精子不大好听，所以叫聪子）。

聪子不傻了，但手上的权力仍在，这权力使他们办事比别人多了点方便，也就多了点获取额外利益的可能，也就有了贪污的可能，腐化的可能。世上像雷锋像我这样的傻子毕竟占少数，大多数在社会上混的人，总希望手中的权力尽量地大，个人的利益尽量地多，而该负的责任则尽量地少。

老人们常常因我对他们的帮助而感恩戴德，而送一些小礼物给我，不外乎几个水果啦，自制的糕点啦，一包巧克力啦等等，说出来让人见笑。这没什么好笑的，归根结底是我现在手中的权力太小，只要我工作不断的有成绩，我的权力会逐渐加大，到时我能够得到的礼物……哼哼。

幸亏（还是可惜？）在我还没有变成聪子之前，经理就把我的如意算盘给打乱了。一个《Working within Boundaries》就把我的工作范围限得死死的，把我本来就不大的权力进一步削弱，杜绝了我贪污腐化的可能，我不再是傻子，也做不成聪子，只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按章办事的社会工作者。现在我的工作比过去轻松了，责任明确了，压力大大下降了。

一个部门，一个政府，如果有着合理的、清晰的、健全的Boundaries，工作时对事不对人，分工合作，它就必定是清廉的，负责任的，也是不容易出乱子的。民主政府具备了建立合理的Boundaries的条件。中国现时的制度则造成傻子太少而聪子太多，所以从上到下贪污腐化一塌糊涂。

我深深体会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但别以为我因此就迷信民主制度，接下来公司的运作方式让我心里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

还是以约翰的事情为例。主持人说：当约翰得知玛丽的窗户坏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回到公司后，把情况向主管汇报，主管则为玛丽电约一位合资格的木工去维修窗户。

这确实是合理的方式，因此经理要求我也以此方式去处理华裔老人中的问题。例如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填表格，我不能代劳，因为那不是我管辖范围的事，如果我填了，日后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纠纷，我必须负法律责任。正确的做法，是记下老人的联络资料交给公司，公司另外派人（就是那位资深的女社工）上门为老人服务，又或者让住得不远的老人预约后亲自到公司来，女社工在办公室里为他们填表。也就是说，一件本来几分钟就可即时完成的事情，可能要几天才完成，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变成两个人甚至更多人才可以完成。

再举一个例子：购物活动中，除了司机，政府还规定车上必须有一个助手，因为司机只负责开车，这是司机的Boundaries。助手的Boundaries是负责老人的上下车安全，以及帮老人把购物车搬上卸下，还不是徒手搬，每台面包车都额外花费七千多澳元在后面安装了一台升降机！

过去车里坐二十多人时，老人的购物车只能放在座位旁边，政府认为这样不安全，因此本来二十四座车子后面的几行座位被拆除了，用来放购物车，前面被设计成只能坐十四人，除去助手，即每台车只能坐十三个老人！这是车子的Boundaries！

此外，公司还对每个华人老人进行家访，详细了解每个老人的健康状况：部分老人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购物，部分只能在附近购物，还有部分不适宜随集体购物，公司会专门派小轿车一对一门对门地单独服务！

更有不适宜外出的老人，公司会交给相关部门，有专门送菜送食物上门的服务！也就是说，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有不同的个人Boundaries！

多么人道，多么体贴的政府！

许多华裔老人都被感动了，这些人里面有相当多都曾经在中国的文革中受过苦，现在他们在澳洲享老年福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澳洲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但我却知道，什么主义都要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一台购物车平均每天只运行三次，平均每天只服务约二十人（现在老人坐车要预约，许多老人嫌麻烦或搞不清公司的条条框框而放弃，更因老人经常生病或其他原因，现在的购物车已不会满座），公司为这些老人服务而提供的资源：这二十人购物总共大概就一两百元的消费力，但公司付给司机和助手的人工就要四百元左右，加上汽车的油费保养费保险费，以及办公室的行政费用，总额超过了七百元！

再一个例子：周末我常要带一些犯人的家属去探监，去的都是相对较远的监狱，家属享受这项服务两天的来回都是免费，通常有十个乘客，我计算过，为了这十个犯人家属探监，政府付出约一千五百元的开支！（人工、周末加班费、汽油、保险、车辆保养维修、行政费等）

二十多年前，当有人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跟上经济改革时，我就已经不以为然，我认为：政治改革一定要滞后于经济改革，两者是不可能同步的。但到了今天，中国的聪子太多了，中国再不进行政治改革，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成果就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但政治改革又是否只能走西方的路子呢？

西方的民主制度确实是好，但背后离不开一个钱字。西方国家因为要讲人权人道什么的，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Boundaries，已背负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

我思考着公司那越来越臃肿的机构；思考着最近澳洲执政党因坚持实施排碳税而丧失民心（因为若实施排碳税澳人的生活成本会升高，而排碳计划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计划，听说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和澳洲热衷此事）；思考香港因一个领取综援的阿婆的胜诉而不得不延迟两年兴建的港澳珠大桥（为此香港纳税人将负担额外的两百亿港元）；思考一波又一波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西方的路子嘛，似乎有点那个……

好吧！如果中国政府果然顺应民心，走上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道路，又果然效果奇佳，中国成了超越所有国家的超级富强大国，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这又使我想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对外扩张、一战二战的因由、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国富民强之后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构思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崛起之后的霸权……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已有资源不敷应用之虞。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力争话事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世界性的资源争夺战中分一杯羹。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三倍有多，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奉行西方式的价值观，需要的资源也将是现在美国的三倍以上，其结果，中国必定要走上对外扩张战争之路！悉尼市政府为部分社区中心职员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Working within Boundaries》（我译成“工作中的界线”或“工作中的准则”）。会上有这么一个事例：约翰是一个送餐社工，每天的工作是把烹饪好的食物送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某天他送餐到玛丽的家，知悉玛丽房间的窗户坏了，第二次送餐时，约翰顺便带上工具帮玛丽修好了窗户。这使得玛丽非常开心，约翰也为帮助了别人而觉得心情愉快。但在研讨会上，主持分析这一事例时，举出了因此事而可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的若干问题：一，法律问题：如果经约翰修理的窗户某天突然掉下来甚至弄伤了玛丽，约翰需负上法律责任；二，连带责任问题：约翰这次帮玛丽修了窗户，下次是否应该修家具？水喉？电器？修坏了谁的责任？三，平等问题：其他被服务的对象得知约翰帮助了玛丽，他们也向约翰提出需要帮助的请求，约翰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对其他人不公平；四：约翰的个人问题：从此约翰将陷入各种压力之中，没有了个人生活，没有了私人时间，由此而造成各种困扰，甚至他的送餐服务也出了错漏，导致他失去这份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准则，每份工作都有其工作准则，这些准则的整合，最终就形成了国家的制度。一个国家应有其合理清晰的制度。

我的工作经历里，也曾出现过类似约翰的问题。

悉尼许多社区设有老人服务，我工作的其中一个社区中心也有这样的服务，是带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去购物、看病或外出活动。这些服务都是由政府资助的，中心只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甚至不收费。以前这个部门几乎没有华裔顾客，因为附近的华裔老人大都不会说英文，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我刚到中心工作时，只有我一个华人职员，由于我能说流利的广州话和普通话，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华裔老人。我不遗余力地向我工作地区所遇到的华人作宣传，吸引老人成为中心的会员。几年下来，中心的名单上说中文的华人成了仅次于说英文的第二大顾客群。

由于中心里只有我能说中文，那些华裔老人事无巨细都来找我，有段时间把我忙得焦头烂额。不过我天生就乐于助人，这份工作给了我充分发挥的机会，所以我不但没有怨言，还相当有满足感。我不但安排老人们的购物或郊游活动，还帮他们翻译些信件，填些英文表格，帮他们打电话，甚至还上门为他们修理坏了的购物车洗衣机冰箱（了不起吧？我可是个样样都懂一点，但没有一样精通的多面手，用广州话来形容，叫做：周身刀冇张利）。

但在今年年初，公司经理突然找我谈话。她先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然后却告诉我：我的工作方式不合理，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潜在风险，为此，公司另外聘用了一位资深的华裔社工。经理要求我配合那位女社工，把我之前不合理的工作方式彻底改变过来。

这令我十分困扰，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便据理力争。经理很有耐心地和我分析，两人谈了一个下午，终于使我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这次研讨会，我深有感触，并联想了许多，特在此和网友分享：

要享受我们公司的服务，首先要成为我们公司的会员，要成为会员必须填写表格：姓名、年龄（六十五岁以上）、性别、地址、电话这些自然是必要的，除此以外，还要填写个人的健康资料。由于大部分老人都不谐英文，他们的资料通常都是我帮助填的，这样我就成了手头有小小权力的人。我的宗旨是只要能行走的自然就能坐车，因此我为老人填资料就流于形式，基本上所有申请者都获得了批准，这就是公司的华人会员数目增加得特别快的原因。

自从多了华人顾客后，公司专门设了华人购物专线，每次去购物华人都踊跃参加，我们公司用的是二十四座面包车，但位置常常不够，上不了车的人我只能好言相劝，幸亏我在老人们心中的形象还算不错，老人们通常都通情达理，但老是这样费尽唇舌地劝解，对我也是一种精神压力。其实我也知道，部分老人并不特别需要购物，他们只是抱着反正是免费服务，不用白不用的心态。更有甚者，有些老人把来探访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带上车，实行免费旅游。尽管老人们都给我面子，但他们之间，仍常常为座位问题起摩擦。

经理说这些混乱都是我毫无原则的工作方式一手做成的，而且这还不是经理担心的主要问题，经理说：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认识那些华人，万一有天我突然病了甚至辞职不干了，这些华人会员对公司其他职员来说就只是些抽象的名字，谁是谁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经理还举了个特别的情况：公司每次出车都有买保险的，但如果有一天出了车祸，车上有人死亡，而这人并不在名单上，保险公司是不赔偿的，到时谁赔？只能是公司自己掏腰包赔，那就意味着公司有破产的可能。

经理的一席话让我出了身冷汗，这确实是可大可小的事。经过这次研讨会，我更意识到：我是把中国那一套用到西方社会里来了。这又进一步引起我的联想，联想到所谓的独裁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优劣。胡思乱想是我的坏习惯，希望各位见谅。

独裁有个好处，办事效率很高，如果是一个好独裁者，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许多小问题都能够压着，矛盾不易显露出来，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尽管许多人骂共产党独裁，但不能否认这个独裁政府比起许多搞得民不聊生的独裁政府好多了。但这个独裁者一定是呕心沥血，寿命有多长很成疑问。许多独裁者就是看到了这种得不偿失的结局，因而即使独裁者当初是好人，最后也总是会蜕变成坏独裁者。我在工作中也算是一个独裁者，暂时算得上是一个好独裁者，我心肠好，尽力为民众办事，由于是我一人说了算，办事效率特别高，而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得到了老人们的爱戴。但我能够坚持多久？那些额外的工作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不论我做得多好多努力，都是没有酬劳的。不但没有酬劳，我现在更知道，如果那些额外的工作出了问题，我还会负上相关责任，这叫做“好心办坏事”。这通常是傻子才会做的事，中国以前有个雷锋，就是专做这种傻事的人，我曾经的工作方式，和雷锋相差不远，因此我也曾经是个傻子。只有傻子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这种傻子如果是独裁者，一定是一个好独裁者，但通常是个短命的独裁者。

这里的短命有两种含义：一是寿命短，如雷锋、焦裕禄、张思德之类；二是如果死不去，傻的行为不会持续太长，因为正常的人都不愿意被人称为傻子，因此傻子们在别人的不断劝导之下，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之下，很快就会变成聪子（我的一个小发明：傻子的反义词是精明的人或聪明的人，为求对仗简洁，可试用精子或聪子，精子不大好听，所以叫聪子）。

聪子不傻了，但手上的权力仍在，这权力使他们办事比别人多了点方便，也就多了点获取额外利益的可能，也就有了贪污的可能，腐化的可能。世上像雷锋像我这样的傻子毕竟占少数，大多数在社会上混的人，总希望手中的权力尽量地大，个人的利益尽量地多，而该负的责任则尽量地少。

老人们常常因我对他们的帮助而感恩戴德，而送一些小礼物给我，不外乎几个水果啦，自制的糕点啦，一包巧克力啦等等，说出来让人见笑。这没什么好笑的，归根结底是我现在手中的权力太小，只要我工作不断的有成绩，我的权力会逐渐加大，到时我能够得到的礼物……哼哼。

幸亏（还是可惜？）在我还没有变成聪子之前，经理就把我的如意算盘给打乱了。一个《Working within Boundaries》就把我的工作范围限得死死的，把我本来就不大的权力进一步削弱，杜绝了我贪污腐化的可能，我不再是傻子，也做不成聪子，只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按章办事的社会工作者。现在我的工作比过去轻松了，责任明确了，压力大大下降了。

一个部门，一个政府，如果有着合理的、清晰的、健全的Boundaries，工作时对事不对人，分工合作，它就必定是清廉的，负责任的，也是不容易出乱子的。民主政府具备了建立合理的Boundaries的条件。中国现时的制度则造成傻子太少而聪子太多，所以从上到下贪污腐化一塌糊涂。

我深深体会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但别以为我因此就迷信民主制度，接下来公司的运作方式让我心里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

还是以约翰的事情为例。主持人说：当约翰得知玛丽的窗户坏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回到公司后，把情况向主管汇报，主管则为玛丽电约一位合资格的木工去维修窗户。

这确实是合理的方式，因此经理要求我也以此方式去处理华裔老人中的问题。例如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填表格，我不能代劳，因为那不是我管辖范围的事，如果我填了，日后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纠纷，我必须负法律责任。正确的做法，是记下老人的联络资料交给公司，公司另外派人（就是那位资深的女社工）上门为老人服务，又或者让住得不远的老人预约后亲自到公司来，女社工在办公室里为他们填表。也就是说，一件本来几分钟就可即时完成的事情，可能要几天才完成，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变成两个人甚至更多人才可以完成。

再举一个例子：购物活动中，除了司机，政府还规定车上必须有一个助手，因为司机只负责开车，这是司机的Boundaries。助手的Boundaries是负责老人的上下车安全，以及帮老人把购物车搬上卸下，还不是徒手搬，每台面包车都额外花费七千多澳元在后面安装了一台升降机！

过去车里坐二十多人时，老人的购物车只能放在座位旁边，政府认为这样不安全，因此本来二十四座车子后面的几行座位被拆除了，用来放购物车，前面被设计成只能坐十四人，除去助手，即每台车只能坐十三个老人！这是车子的Boundaries！

此外，公司还对每个华人老人进行家访，详细了解每个老人的健康状况：部分老人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购物，部分只能在附近购物，还有部分不适宜随集体购物，公司会专门派小轿车一对一门对门地单独服务！

更有不适宜外出的老人，公司会交给相关部门，有专门送菜送食物上门的服务！也就是说，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有不同的个人Boundaries！

多么人道，多么体贴的政府！

许多华裔老人都被感动了，这些人里面有相当多都曾经在中国的文革中受过苦，现在他们在澳洲享老年福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澳洲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但我却知道，什么主义都要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一台购物车平均每天只运行三次，平均每天只服务约二十人（现在老人坐车要预约，许多老人嫌麻烦或搞不清公司的条条框框而放弃，更因老人经常生病或其他原因，现在的购物车已不会满座），公司为这些老人服务而提供的资源：这二十人购物总共大概就一两百元的消费力，但公司付给司机和助手的人工就要四百元左右，加上汽车的油费保养费保险费，以及办公室的行政费用，总额超过了七百元！

再一个例子：周末我常要带一些犯人的家属去探监，去的都是相对较远的监狱，家属享受这项服务两天的来回都是免费，通常有十个乘客，我计算过，为了这十个犯人家属探监，政府付出约一千五百元的开支！（人工、周末加班费、汽油、保险、车辆保养维修、行政费等）

二十多年前，当有人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跟上经济改革时，我就已经不以为然，我认为：政治改革一定要滞后于经济改革，两者是不可能同步的。但到了今天，中国的聪子太多了，中国再不进行政治改革，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成果就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但政治改革又是否只能走西方的路子呢？

西方的民主制度确实是好，但背后离不开一个钱字。西方国家因为要讲人权人道什么的，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Boundaries，已背负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

我思考着公司那越来越臃肿的机构；思考着最近澳洲执政党因坚持实施排碳税而丧失民心（因为若实施排碳税澳人的生活成本会升高，而排碳计划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计划，听说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和澳洲热衷此事）；思考香港因一个领取综援的阿婆的胜诉而不得不延迟两年兴建的港澳珠大桥（为此香港纳税人将负担额外的两百亿港元）；思考一波又一波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西方的路子嘛，似乎有点那个……

好吧！如果中国政府果然顺应民心，走上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道路，又果然效果奇佳，中国成了超越所有国家的超级富强大国，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这又使我想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对外扩张、一战二战的因由、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国富民强之后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构思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崛起之后的霸权……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已有资源不敷应用之虞。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力争话事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世界性的资源争夺战中分一杯羹。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三倍有多，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奉行西方式的价值观，需要的资源也将是现在美国的三倍以上，其结果，中国必定要走上对外扩张战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