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战略“以我为主”

<P>              中国战略“以我为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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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叫做“造势”，当自己无势可造时，便要千方百计破坏对手“造势”，不断地化被动为主动，将自己的“势”造起来。棋局如此，战略局势亦是如此。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必须时时努力排除那种不知不觉将战略问题降格为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倾向，始终把握好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
造势是一种创造，其精妙之处，就在于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将理想变为现实。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动用各种方式，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战略竞争是只有胜负可言的，而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所以研究战略问题必须摆脱感情因素，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一直很为大家关注，许多人痛惜丢失了这样一片国土，甚至批评毛泽东的决策。前已述及，考虑战略问题时必须始终把握好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而考虑历史战略问题时，还需将问题放回当时历史背景。
1962年，中国还没有核武器；“三年自然灾害”——先不去论它是天灾还是人祸——刚刚过去。苏联已经与中国交恶，虽然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样恶劣，部分的合作项目还在进行，但肯定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美国正不断地向中国施以核讹诈，并利用这种讹诈，向中苏双方施加压力，进一步促进中苏分歧的加深；在东南亚和西亚拼凑了所谓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蒋介石集团也乘此机会第一次对反攻大陆抱上了希望。
面对这种局面，作为战略决策者，首先要决定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答案是明显的，那就是使中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发展起来。所以一切经济、建设、国防和外交行动，都必须紧密地围绕这个宗旨来进行。在当时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还不足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这种策略，实际上就像是一只浑身上下竖起了刺的刺猬，使得任何对它有觊觎之心的敌人都只好敬而远之。所以，话尽可以说得狠些，事情做起来就必须小心翼翼。
翻开地图就可以发现，现在被印度占领的国土，是在中印边界亚东以东部分，而在亚东以西的地段，被中国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而熟悉地形的人知道，亚东以西部分的自然条件远比以东部分要恶劣的多，也就是说，那种因为自然条件和后勤补给原因而撤守东段的猜测根本是无稽之谈。那么为什么不把两段都守起来呢？
这就是战略高度的问题了。亚东以西的边界，包括了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陆上通道和珠穆朗玛峰等重要地标，更为重要的是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道路也极为靠近这一段边界，因此在日益加强的苏联威胁面前，其战略意义不言自明。相比之下亚东以东地段，虽然相对富庶，地理位置却不重要。前已述及，“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是战略原则，既然如此，就必须有所取舍，“取其必要，舍其无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在亚东以西前出，在亚东以东退守的策略。
因为力量不够，所以“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执行这样的策略，就需要懂得必要的取舍，否则不仅无法准确地表达“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战略目的，反而会使对手产生误会。亚东以西地段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守住，而亚东以东地段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亚东以东地段距离印度政治核心地带——新旧德里地区太近，中国在此大量驻军，会给人一种不恰当的联想。印度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那么不遗余力地要在这一带推进，以求得一块缓冲区。
以当时的局势来看，中国已被国际社会称作“好战国家”，而且在中印战争爆发以后，印度就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和干涉”——彻底暴露了其不结盟政策的虚伪——如果中国在获胜之后不主动退守亚东以东地段的话，苏联和美国很有可能真的会对印度加以援助，甚至是直接的武装干涉。如果这样，不仅会使中国在亚东以东地段不保，还会动摇亚东以西地区，并继而受到更大的战略挑战，甚至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战争状态。
所以，中国方面大获全胜之后，诸如主动后撤退守、释放印军战俘和交还缴获装备等行动，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达一种对印度和中国周边国家没有领土野心的举措，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原因。如果这场冲突发生在十年后，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文革时期，国家的备战工作始终未曾放松。事实上，1986~1987年期间的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一面大喊和平解决，一面尽可能向前突进，这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力量也更强大了。
由此可见，战略问题研究的核心，在于确立战略核心利益的所在。由于中国力量上还不够强大的原因，近现代历史上为了保障核心利益而舍弃局部利益的事，实在是屡见不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占领了东北全境，国民政府也想收回东北——可以参照《中国政府致国际联盟抗议书》和《中、美、英桑国政府开罗宣言》——但力量不够，核心战略利益在于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但这一进程最终还是被日本1937年的侵略打断了。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迟至1939年爆发，中国的准备会更充分也会打得更好，这种说法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
又如，1945年中国被美国出卖，使得苏联在东北和外蒙古的特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虽然蒋介石和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都谋求外蒙古问题的解决，然而在面对更为重要的东北和新疆的战略利益时，只得暂时放弃对外蒙古问题的诉求。这个问题，后来也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潜在的深层次的原因。
再如，1969年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珍宝岛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在国庆前夕还连续进行了两次大当量的核试验，这是“战略上取攻势”的行动。与此同时，在新疆和华北方面，面对苏联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克制，这就是“战术上取守势”。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终于在柯西金和周恩来会晤之后，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79中国进攻越南，在奇穷河一线回撤，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至于这一仗打得如何，则不在战略范围内讨论。
当然，战略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一步强大，开始成为全球竞争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世界革命”的口号渐渐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解决”，战略原则从“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悄悄地转变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这种转变最先体现在西沙群岛和柬埔寨问题上，后来在南海争端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南海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了不同的领土要求，其目的是各不相同，表面原因是争夺其中的石油资源或渔业资源，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北上的海上通道问题。
中国一面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方面则加紧在南海进行布点。从1975年起，就大力加强在西沙群岛的守备建设，建立了包括机场、医院和海水淡化厂在内的完整基地。1988年又在国民党海军协助下，取得了南沙永暑礁、赤瓜礁等地区，并随即在当地进行守备建设，如今已经在永暑礁及附近岛礁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包括卫星通信站和海水淡化厂的永久基地。
1992年以后，针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海军的协助下，在靠近文莱、越南和菲律宾领海线的岛礁大陆架区域进行石油钻探，特别是1998年在菲律宾沿海地区的钻探工作，曾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但凭借这些钻探平台，中国海军在南沙的巡逻，由以往的战备训练成为了例行公事，实际上在这场战略竞争中，中国已经得分了。
由此可见，战略问题的研究，既要坚持其原则性，又要保持其灵活性，两者必须相互结合。战略研究不是喊口号、不是写社论，在确定核心战略利益以后，什么都可以想，如果想都不敢想，又何谈去做呢？
1954年，中苏两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而美国解除战略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非常鲜明的指出，必须使用一切手段使中苏联盟破裂。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仅仅过了五年就有了回应，甚至在有过了五年以后，几乎到达了完全破裂的境地。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其主要原因固然是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建设和国际问题看法中的分歧，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分歧与美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在美国执行“对华压制，对苏缓和”的政策以后，中苏双方的分歧，更进一步扩大了。而这实际上为70年代三足鼎立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所以正确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在战略研究中开拓视野，进一步努力做到“以我为主”，努力以自己造势为主，而不仅仅是处于“以人为主”，以破坏别人造势为主，努力把握战略全局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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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叫做“造势”，当自己无势可造时，便要千方百计破坏对手“造势”，不断地化被动为主动，将自己的“势”造起来。棋局如此，战略局势亦是如此。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必须时时努力排除那种不知不觉将战略问题降格为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倾向，始终把握好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
造势是一种创造，其精妙之处，就在于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将理想变为现实。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动用各种方式，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战略竞争是只有胜负可言的，而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所以研究战略问题必须摆脱感情因素，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一直很为大家关注，许多人痛惜丢失了这样一片国土，甚至批评毛泽东的决策。前已述及，考虑战略问题时必须始终把握好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而考虑历史战略问题时，还需将问题放回当时历史背景。
1962年，中国还没有核武器；“三年自然灾害”——先不去论它是天灾还是人祸——刚刚过去。苏联已经与中国交恶，虽然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样恶劣，部分的合作项目还在进行，但肯定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美国正不断地向中国施以核讹诈，并利用这种讹诈，向中苏双方施加压力，进一步促进中苏分歧的加深；在东南亚和西亚拼凑了所谓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蒋介石集团也乘此机会第一次对反攻大陆抱上了希望。
面对这种局面，作为战略决策者，首先要决定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答案是明显的，那就是使中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发展起来。所以一切经济、建设、国防和外交行动，都必须紧密地围绕这个宗旨来进行。在当时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还不足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这种策略，实际上就像是一只浑身上下竖起了刺的刺猬，使得任何对它有觊觎之心的敌人都只好敬而远之。所以，话尽可以说得狠些，事情做起来就必须小心翼翼。
翻开地图就可以发现，现在被印度占领的国土，是在中印边界亚东以东部分，而在亚东以西的地段，被中国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而熟悉地形的人知道，亚东以西部分的自然条件远比以东部分要恶劣的多，也就是说，那种因为自然条件和后勤补给原因而撤守东段的猜测根本是无稽之谈。那么为什么不把两段都守起来呢？
这就是战略高度的问题了。亚东以西的边界，包括了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陆上通道和珠穆朗玛峰等重要地标，更为重要的是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道路也极为靠近这一段边界，因此在日益加强的苏联威胁面前，其战略意义不言自明。相比之下亚东以东地段，虽然相对富庶，地理位置却不重要。前已述及，“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是战略原则，既然如此，就必须有所取舍，“取其必要，舍其无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在亚东以西前出，在亚东以东退守的策略。
因为力量不够，所以“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执行这样的策略，就需要懂得必要的取舍，否则不仅无法准确地表达“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战略目的，反而会使对手产生误会。亚东以西地段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守住，而亚东以东地段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亚东以东地段距离印度政治核心地带——新旧德里地区太近，中国在此大量驻军，会给人一种不恰当的联想。印度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那么不遗余力地要在这一带推进，以求得一块缓冲区。
以当时的局势来看，中国已被国际社会称作“好战国家”，而且在中印战争爆发以后，印度就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和干涉”——彻底暴露了其不结盟政策的虚伪——如果中国在获胜之后不主动退守亚东以东地段的话，苏联和美国很有可能真的会对印度加以援助，甚至是直接的武装干涉。如果这样，不仅会使中国在亚东以东地段不保，还会动摇亚东以西地区，并继而受到更大的战略挑战，甚至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战争状态。
所以，中国方面大获全胜之后，诸如主动后撤退守、释放印军战俘和交还缴获装备等行动，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达一种对印度和中国周边国家没有领土野心的举措，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原因。如果这场冲突发生在十年后，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文革时期，国家的备战工作始终未曾放松。事实上，1986~1987年期间的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一面大喊和平解决，一面尽可能向前突进，这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力量也更强大了。
由此可见，战略问题研究的核心，在于确立战略核心利益的所在。由于中国力量上还不够强大的原因，近现代历史上为了保障核心利益而舍弃局部利益的事，实在是屡见不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占领了东北全境，国民政府也想收回东北——可以参照《中国政府致国际联盟抗议书》和《中、美、英桑国政府开罗宣言》——但力量不够，核心战略利益在于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但这一进程最终还是被日本1937年的侵略打断了。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迟至1939年爆发，中国的准备会更充分也会打得更好，这种说法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
又如，1945年中国被美国出卖，使得苏联在东北和外蒙古的特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虽然蒋介石和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都谋求外蒙古问题的解决，然而在面对更为重要的东北和新疆的战略利益时，只得暂时放弃对外蒙古问题的诉求。这个问题，后来也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潜在的深层次的原因。
再如，1969年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珍宝岛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在国庆前夕还连续进行了两次大当量的核试验，这是“战略上取攻势”的行动。与此同时，在新疆和华北方面，面对苏联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克制，这就是“战术上取守势”。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终于在柯西金和周恩来会晤之后，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79中国进攻越南，在奇穷河一线回撤，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至于这一仗打得如何，则不在战略范围内讨论。
当然，战略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一步强大，开始成为全球竞争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世界革命”的口号渐渐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解决”，战略原则从“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悄悄地转变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这种转变最先体现在西沙群岛和柬埔寨问题上，后来在南海争端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南海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了不同的领土要求，其目的是各不相同，表面原因是争夺其中的石油资源或渔业资源，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北上的海上通道问题。
中国一面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方面则加紧在南海进行布点。从1975年起，就大力加强在西沙群岛的守备建设，建立了包括机场、医院和海水淡化厂在内的完整基地。1988年又在国民党海军协助下，取得了南沙永暑礁、赤瓜礁等地区，并随即在当地进行守备建设，如今已经在永暑礁及附近岛礁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包括卫星通信站和海水淡化厂的永久基地。
1992年以后，针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海军的协助下，在靠近文莱、越南和菲律宾领海线的岛礁大陆架区域进行石油钻探，特别是1998年在菲律宾沿海地区的钻探工作，曾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但凭借这些钻探平台，中国海军在南沙的巡逻，由以往的战备训练成为了例行公事，实际上在这场战略竞争中，中国已经得分了。
由此可见，战略问题的研究，既要坚持其原则性，又要保持其灵活性，两者必须相互结合。战略研究不是喊口号、不是写社论，在确定核心战略利益以后，什么都可以想，如果想都不敢想，又何谈去做呢？
1954年，中苏两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而美国解除战略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非常鲜明的指出，必须使用一切手段使中苏联盟破裂。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仅仅过了五年就有了回应，甚至在有过了五年以后，几乎到达了完全破裂的境地。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其主要原因固然是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建设和国际问题看法中的分歧，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分歧与美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在美国执行“对华压制，对苏缓和”的政策以后，中苏双方的分歧，更进一步扩大了。而这实际上为70年代三足鼎立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所以正确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在战略研究中开拓视野，进一步努力做到“以我为主”，努力以自己造势为主，而不仅仅是处于“以人为主”，以破坏别人造势为主，努力把握战略全局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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