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2011年07月13日 08:51
来源：延安大学学报 作者：丁雍年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13/7658779_0.shtml

核心提示：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摘自《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 作者：丁雍年 原题为：《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

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并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部，是关系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之重大问题。但是，党中央怎样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党中央出腊子口进入甘南后，才知道陕北有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到了哈达铺才决定去陕北。其实，党中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是有一个过程的。本文根据有关文件和老同志的回忆，提出个人管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沙窝会议曾提出红军到陕北去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虽经一年英勇奋战，仍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长征。长征开始，中央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蒋介石发觉了红军意图，就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党中央乃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前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给四方面军许多电报，例如六月十六日，中央为一、四方面军会合电复四方面军；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电；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为争取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对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商榷电报。这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北上抗日方针既已确定，但到何处落脚，中央还是心中无数的。根据高朗亭同志回忆，谢老(觉哉)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曾对他说过：“长征路上，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即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可见，这个时候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指出：“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过去的党史书刊把这次会议叫毛儿盖会议，现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改正。）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知道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情况

为什么在沙窝会议上提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活跃和中央红军准备到陕北的问题呢？

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必然要设法了解陕甘宁等省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为此专门采取了一些军事措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会有所反映的。而刚离开川陕苏区不久的红四方面军以及来自陕北的随军长征干部，也会向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因此，党中央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击溃豫陕交界的铁钅页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安县城，二月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当时红四方面亦正在发动陕南战役，打击孙蔚如部，于一月二十四日攻克宁强县城，二十五日又克阳平关，三十日占勉县，一部出南郑(汉中)，二月十五日结束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据有关同志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开展斗争的，只可惜两军没有在陕南会合。

关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是与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西征入川，道经陕西南部西乡县私渡河、廷水、钟家沟等处作短期休整时，曾积极帮助中共陕南特委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后又在人员、装备上和战斗中，继续给予帮助。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派王大舜(刘瑞龙)从上海来到西乡县任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王大舜领导的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被红四方面军调去参加空山坝战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大事记》等资料。）红二十九军在陕南“马耳岩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留下游击大队在陕南继续活动。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九军关系何等密切。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处得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九军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威震陕南。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击溃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四月和七月又连歼杨部的警备三旅和警备一旅。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动员口号开始西征北上。七月三十日攻占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文件和报纸甚多。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松潘附近北上。红二十五军于八月三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进占秦安县城，驰骋于甘南、陇东。后来，红二十五军又威逼静宁县城，攻占隆德城，逼近平凉。由于一时难以获知主力红军消息而敌军日益集中，红二十五军乃经镇原、庆阳县境，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红二十六军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陕北宜君县正式组建的，后南下渭华作战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陕甘苏区恢复建制。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一九三五年春，当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攻。红军首战延长、迫使延川敌军弃城他逃，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红军连夺六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才撤出川陕根据地。因此，他们对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军事胜利不可能一无所知。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对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又作了补充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文件接着指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同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仅公然反对北上，而且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北上电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中央红军已难以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了。

三、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从腊子口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有一个集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老总好多人都在那里休息。他们说：罗迈，你也来休息。他们拿着报纸在看，是敌人的，发现陕北有一个刘志丹‘共匪’”（李维汉：《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明，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一说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形势，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同时宣布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改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参看肖锋：《长征日记》，杨成武：《忆长征》和肖华关于长征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二)《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八期。）

随后，红军翻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在这里，红军打败了敌人骑兵师的跟踪追击，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中央红军经过一周的休整，非战斗单位从吴起镇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亲率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名称，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十一月，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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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延安大学学报 作者：丁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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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摘自《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 作者：丁雍年 原题为：《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

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并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部，是关系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之重大问题。但是，党中央怎样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党中央出腊子口进入甘南后，才知道陕北有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到了哈达铺才决定去陕北。其实，党中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是有一个过程的。本文根据有关文件和老同志的回忆，提出个人管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沙窝会议曾提出红军到陕北去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虽经一年英勇奋战，仍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长征。长征开始，中央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蒋介石发觉了红军意图，就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党中央乃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前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给四方面军许多电报，例如六月十六日，中央为一、四方面军会合电复四方面军；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电；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为争取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对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商榷电报。这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北上抗日方针既已确定，但到何处落脚，中央还是心中无数的。根据高朗亭同志回忆，谢老(觉哉)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曾对他说过：“长征路上，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即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可见，这个时候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指出：“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过去的党史书刊把这次会议叫毛儿盖会议，现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改正。）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知道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情况

为什么在沙窝会议上提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活跃和中央红军准备到陕北的问题呢？

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必然要设法了解陕甘宁等省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为此专门采取了一些军事措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会有所反映的。而刚离开川陕苏区不久的红四方面军以及来自陕北的随军长征干部，也会向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因此，党中央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击溃豫陕交界的铁钅页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安县城，二月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当时红四方面亦正在发动陕南战役，打击孙蔚如部，于一月二十四日攻克宁强县城，二十五日又克阳平关，三十日占勉县，一部出南郑(汉中)，二月十五日结束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据有关同志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开展斗争的，只可惜两军没有在陕南会合。

关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是与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西征入川，道经陕西南部西乡县私渡河、廷水、钟家沟等处作短期休整时，曾积极帮助中共陕南特委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后又在人员、装备上和战斗中，继续给予帮助。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派王大舜(刘瑞龙)从上海来到西乡县任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王大舜领导的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被红四方面军调去参加空山坝战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大事记》等资料。）红二十九军在陕南“马耳岩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留下游击大队在陕南继续活动。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九军关系何等密切。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处得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九军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威震陕南。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击溃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四月和七月又连歼杨部的警备三旅和警备一旅。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动员口号开始西征北上。七月三十日攻占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文件和报纸甚多。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松潘附近北上。红二十五军于八月三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进占秦安县城，驰骋于甘南、陇东。后来，红二十五军又威逼静宁县城，攻占隆德城，逼近平凉。由于一时难以获知主力红军消息而敌军日益集中，红二十五军乃经镇原、庆阳县境，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红二十六军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陕北宜君县正式组建的，后南下渭华作战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陕甘苏区恢复建制。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一九三五年春，当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攻。红军首战延长、迫使延川敌军弃城他逃，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红军连夺六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才撤出川陕根据地。因此，他们对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军事胜利不可能一无所知。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对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又作了补充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文件接着指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同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仅公然反对北上，而且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北上电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中央红军已难以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了。

三、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从腊子口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有一个集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老总好多人都在那里休息。他们说：罗迈，你也来休息。他们拿着报纸在看，是敌人的，发现陕北有一个刘志丹‘共匪’”（李维汉：《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明，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一说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形势，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同时宣布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改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参看肖锋：《长征日记》，杨成武：《忆长征》和肖华关于长征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二)《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八期。）

随后，红军翻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在这里，红军打败了敌人骑兵师的跟踪追击，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中央红军经过一周的休整，非战斗单位从吴起镇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亲率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名称，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十一月，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