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将被历史记住的中国新漂一族

纽约时报：将被历史记住的中国新漂一族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9月12日文章：新漂一族——中国的民工潮（作者：吉姆.亚德力/JIM YARDLEY）

参加过中国热气球飞行运动的人，都会注意到嘈杂的城市中矗立的建筑起重机。统计一下大约有50台，或许更多，他们从那些混凝土公寓楼和未建完的摩天大楼丛中拔地而起，看起来就像晨雾中密密匝匝的昆虫。

下面若隐若现的就是正在劳作的民工大军：满脸的灰尘，带着黄色安全帽，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倒着水泥；经常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用尼龙袋装着铺盖卷儿和行李，涌入汽车站和火车站；女孩子们也纷纷走出了死气沉沉的乡村，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中那些繁忙的工厂里做工。

但是，历史记住的可能是这些民工。

这种持续多年而且目前还在加速的民工潮，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规模：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规模“移民”的行列中。并非其他的国家不重视，而是因为这种“移民”并不涉及出境问题。

甚至曾经重塑美国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移民”规模同中国的相比都要”逊色”。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有1.14亿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找工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跟着他们进城的家属。

政府专家预测，到2020年，人数会到达2亿，最终会上升到5亿。目前仅上海就有300万民工。比较而言，从1820年至1930年，100百多年间从爱尔兰流动到美国的人总共不过450万。

程礼（音译）是纽约哈密尔顿学院的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运动”，“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目前政府正在鼓励劳动力的流动，以促进它近期目标——为工厂和建筑工地提供便宜的劳动力，长期目标——小城镇建设的实现。为了繁荣昌盛，每个富裕的现代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以农村为经济基础向城市核心的转变。中国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这种转变，它涉及到世界1/5的人口。政府处理民工问题成效的好坏将决定民工到底将有助于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仅仅产生长期的底层人群，导致贫富分化更加尖锐。

中国努力在政治体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民工曾经受尽压迫，即使目前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尽管限制放松了，但民工仍然过着被排斥的生活，他们没有完整的居民权，通常也享受不到基本的受教育和医疗保险的权利。

9月，国务委员曾培炎说，已经拖欠建筑工地民工430亿元的工资，其中许多的建筑项目是政府兴建的。他说，根据国家媒体的报道，有的甚至拖欠了10年 。

但是，民工仍然不断的涌入，因为在农村除了贫穷别无其他的出路。在这方面中国的民工很像美国的非法移民，来自厄瓜多尔的农民给蛇头钱帮他们偷渡到美国，在那里的鸡肉厂找份工作。这和跟着包工头到上海打工的河南农民没什么区别。他们都遭受老板的剥削，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也都和其他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但是他们都会把赚到的大部分钱寄给家里的亲人，去年，中国民工寄回农村的钱就有450亿，没有这些钱，呆在农村的家里人将无法维持生计。

虽然中国已经使很多人脱贫了，但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13亿人口中，有5.8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2.03亿人则低于1美元，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

美国国内几次有名的人口流动，历史上都有专门的记载，一次是当在多山的内华达的一个山村中发现了金矿，就出现了30万人奔向加利福尼亚西部的淘金热；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沙尘暴，农民流向西海岸；20世纪初期为逃避南方的种族歧视和黑人法律，黑人逃往北方。

在中国一个转折点就是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随后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把人严格束缚在农村或城市的户籍制度，这种官方调整，就放宽了人口流动的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黄平（音译）说，比较早的一个措施就是80年代身份证制度的引入，它让人可以自由流动，方便找到工作。他说，以前你要是想出去就要当地政府开介绍信还要带着户口簿，后来，粮票只能在当地市场使用的制度取消了，慢慢地，户口登记也放松了。

80年代，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自己省内那些中型城市找工作，但现在上百万的人都会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的大城市去，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更快。

专家说，每年有700万到1000万的人离开农村，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虽然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如此广大，但与之矛盾的是，扔有人抱怨缺乏劳动力，8月的时候，广东省的官员就宣称人力不足。但一些分析家说，问题并不是缺乏劳动力，而是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导致民工不断的流动。

一般说，这种流动是季节性的，民工每年都会回一两次家，或者探亲，或者播种收割庄稼。但更多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长年在汽车或火车上穿梭于各个城市。

当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步骤，目前中国领导人要面对的是如何给民工提供法律保护、可负担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那些比较贵的社区是为中产阶级而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小方面的措施，但是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不改革，这些措施就不会有比较大的成效。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要使这些人能够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过慢，那么上千万的人就会失业。如此多的人在流动，中国的经济必须长期保持好的增长态势。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斯科特.罗塞勒（Scott Rozelle）说，为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必要向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民工提供信用贷款。 占中国人口总数2/3的农民，每天可能只有10％的人能够呆在家里 ，他说“那意味着大约有8亿的人不得不到处流动，但有1.5亿的人已在路上了”。纽约时报：将被历史记住的中国新漂一族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9月12日文章：新漂一族——中国的民工潮（作者：吉姆.亚德力/JIM YARDLEY）

参加过中国热气球飞行运动的人，都会注意到嘈杂的城市中矗立的建筑起重机。统计一下大约有50台，或许更多，他们从那些混凝土公寓楼和未建完的摩天大楼丛中拔地而起，看起来就像晨雾中密密匝匝的昆虫。

下面若隐若现的就是正在劳作的民工大军：满脸的灰尘，带着黄色安全帽，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倒着水泥；经常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用尼龙袋装着铺盖卷儿和行李，涌入汽车站和火车站；女孩子们也纷纷走出了死气沉沉的乡村，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中那些繁忙的工厂里做工。

但是，历史记住的可能是这些民工。

这种持续多年而且目前还在加速的民工潮，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规模：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规模“移民”的行列中。并非其他的国家不重视，而是因为这种“移民”并不涉及出境问题。

甚至曾经重塑美国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移民”规模同中国的相比都要”逊色”。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有1.14亿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找工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跟着他们进城的家属。

政府专家预测，到2020年，人数会到达2亿，最终会上升到5亿。目前仅上海就有300万民工。比较而言，从1820年至1930年，100百多年间从爱尔兰流动到美国的人总共不过450万。

程礼（音译）是纽约哈密尔顿学院的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运动”，“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目前政府正在鼓励劳动力的流动，以促进它近期目标——为工厂和建筑工地提供便宜的劳动力，长期目标——小城镇建设的实现。为了繁荣昌盛，每个富裕的现代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以农村为经济基础向城市核心的转变。中国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这种转变，它涉及到世界1/5的人口。政府处理民工问题成效的好坏将决定民工到底将有助于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仅仅产生长期的底层人群，导致贫富分化更加尖锐。

中国努力在政治体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民工曾经受尽压迫，即使目前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尽管限制放松了，但民工仍然过着被排斥的生活，他们没有完整的居民权，通常也享受不到基本的受教育和医疗保险的权利。

9月，国务委员曾培炎说，已经拖欠建筑工地民工430亿元的工资，其中许多的建筑项目是政府兴建的。他说，根据国家媒体的报道，有的甚至拖欠了10年 。

但是，民工仍然不断的涌入，因为在农村除了贫穷别无其他的出路。在这方面中国的民工很像美国的非法移民，来自厄瓜多尔的农民给蛇头钱帮他们偷渡到美国，在那里的鸡肉厂找份工作。这和跟着包工头到上海打工的河南农民没什么区别。他们都遭受老板的剥削，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也都和其他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但是他们都会把赚到的大部分钱寄给家里的亲人，去年，中国民工寄回农村的钱就有450亿，没有这些钱，呆在农村的家里人将无法维持生计。

虽然中国已经使很多人脱贫了，但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13亿人口中，有5.8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2.03亿人则低于1美元，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

美国国内几次有名的人口流动，历史上都有专门的记载，一次是当在多山的内华达的一个山村中发现了金矿，就出现了30万人奔向加利福尼亚西部的淘金热；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沙尘暴，农民流向西海岸；20世纪初期为逃避南方的种族歧视和黑人法律，黑人逃往北方。

在中国一个转折点就是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随后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把人严格束缚在农村或城市的户籍制度，这种官方调整，就放宽了人口流动的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黄平（音译）说，比较早的一个措施就是80年代身份证制度的引入，它让人可以自由流动，方便找到工作。他说，以前你要是想出去就要当地政府开介绍信还要带着户口簿，后来，粮票只能在当地市场使用的制度取消了，慢慢地，户口登记也放松了。

80年代，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自己省内那些中型城市找工作，但现在上百万的人都会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的大城市去，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更快。

专家说，每年有700万到1000万的人离开农村，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虽然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如此广大，但与之矛盾的是，扔有人抱怨缺乏劳动力，8月的时候，广东省的官员就宣称人力不足。但一些分析家说，问题并不是缺乏劳动力，而是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导致民工不断的流动。

一般说，这种流动是季节性的，民工每年都会回一两次家，或者探亲，或者播种收割庄稼。但更多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长年在汽车或火车上穿梭于各个城市。

当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步骤，目前中国领导人要面对的是如何给民工提供法律保护、可负担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那些比较贵的社区是为中产阶级而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小方面的措施，但是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不改革，这些措施就不会有比较大的成效。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要使这些人能够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过慢，那么上千万的人就会失业。如此多的人在流动，中国的经济必须长期保持好的增长态势。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斯科特.罗塞勒（Scott Rozelle）说，为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必要向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民工提供信用贷款。 占中国人口总数2/3的农民，每天可能只有10％的人能够呆在家里 ，他说“那意味着大约有8亿的人不得不到处流动，但有1.5亿的人已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