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姜鲁鸣博士：中国经济须应对安全与发展主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25:31
在印度，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没有中间隔离带，而摆着可随时移开的鲜花；在英国，高速公路每隔150公里都有一段特殊地带，用做战时起降飞机；在韩国，将在2007年交付使用的两艘大型运输船，设计为军民两用型，战时不用改装即可成为容纳700名士兵、10架直升机和10多辆战车的轻型航母。
这一切蕴含了什么道理？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博士讲到这儿，给记者倒了杯茶水，“这就是说，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也必须为可能到来的危险和战争做不时之需。”
然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国家产生之后就是一对古老的矛盾。
据瑞士计算中心公布的资料，从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纪90年代，在5200年里，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平均每年3次。
经济学家杨帆对记者说，至今，中国已经取得了20多年的“和平建设期”，但是没人能肯定未来30年不会面临战争威胁。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安全与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主题。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一项题为《评估那些有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对手的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
姜鲁鸣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写入大会报告。并且，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月组织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讨论的就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
经济考核指标应增加国防概念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这个发展关口，“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点。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盲目增长，同时有人提出“绿色GDP”、“人文GDP”等概念。
《舰船知识》杂志主编宋晓军认为，对地方及全国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中，还应该增加国防概念。“我们不愿为了短期经济利益损害长远发展，同样，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说，莫斯科的地铁有3层，能防核武器攻击，“而我们一些城市的人防工程年久失修，好多都改歌舞厅了”。
姜鲁鸣博士的研究表明，现代“非接触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已经开始转向经济目标，而不仅仅是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50％以上的经济潜力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炼油厂、40％的储油罐、70％的机械厂、80％的桥梁以及70％的公路和铁路，美军甚至还轰炸了南联盟的大水坝，给水坝地区的经济和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南联盟军队只损失500人，装备只损失1％。
他认为，必须在国防建设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对力量对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反击能力有所顾忌而形成牵制，以有效捍卫国家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平时、战时两种效益。据悉，在英国，所有大、中型船舶设计，能体现军用要求的必须体现，而且最后必须经过国防大臣和军交部长签字以后才能通过。“国防和战备的指标，也应该纳入法制化轨道”。
顶尖科技成果往往出自军事领域
杨帆认为，一般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更新通常来自于国防工业技术创新之后的外溢，那些期望由跨国公司主导核心技术，进而通过发展加工工业逐渐获得少量技术转移的想法，长远看“是靠不住的”，因为“最先进的东西人家永远不会转移给你”。
姜鲁鸣则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模糊认识：认为国防投入是纯消耗性的，对经济发展不起任何推动作用。其实，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规律。
姜鲁鸣说，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工业是在当年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下启动的，航天技术是在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是当年需要计算导弹轨迹而发展起来的，遍布世界的因特网也是美国国防部1993年耗资6亿美元用于“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才搞起来的。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防科技工业的牵引。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今天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30多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
目前，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事民品的开发和生产，先后开发出上万种民用产品，民品产值占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68％。可以说，中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日本的电子产品都有“多重标准”，它们销往国外的产品技术标准比较低，而国内产品则使用“超标准”。杨帆把这称为“寓军于民”策略，“他们摄像机里用的芯片，在战时一改造，就能装在导弹上。”
国防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国防投入本身就是拉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杨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进入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状态，此时庞大的过剩资本就要求新的投资领域，而国防建设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就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姜鲁鸣博士认为，“协调问题”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长期高强度军事投入、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失衡的苏联模式，有依靠“以军带民”一直保持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模式，也有依附大国保护、大力发展经济的日本和德国模式，还有走富国弱兵道路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的科威特模式。
姜鲁鸣说，避免落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军民结合”的目标。
而杨帆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由国家主导，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市场系统”，让民营企业加入进来，通过招标和配件加工等形式，引导和规范市场，让各类经济实体分享利润并提升技术水准。
宋晓军喜欢从军事战略角度观察经济问题。他认为，一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外部的竞争激发内部创新进步，内部的发展又能改变外部竞争格局。
姜鲁鸣博士认为，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周边环境不确定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在世界40多个国家正在发生“新军事变革”，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都加大了国防投入。
毛泽东曾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他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邓小平当年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国防投入过高的条件下，作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论断，进而有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思想；胡锦涛在组织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时表示，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迈出你的左脚，你就是一个士兵；迈出你的右脚，你就是一个公民。”姜鲁鸣说，瑞士作为一个欧陆小国，能幸免于大战之灾，总有它令人钦佩的一面。 （记者/王磊）
（责任编辑:周庚虎）( 新华网 )
这一切蕴含了什么道理？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博士讲到这儿，给记者倒了杯茶水，“这就是说，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也必须为可能到来的危险和战争做不时之需。”
然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国家产生之后就是一对古老的矛盾。
据瑞士计算中心公布的资料，从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纪90年代，在5200年里，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平均每年3次。
经济学家杨帆对记者说，至今，中国已经取得了20多年的“和平建设期”，但是没人能肯定未来30年不会面临战争威胁。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安全与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主题。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一项题为《评估那些有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对手的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
姜鲁鸣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写入大会报告。并且，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月组织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讨论的就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
经济考核指标应增加国防概念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这个发展关口，“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点。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盲目增长，同时有人提出“绿色GDP”、“人文GDP”等概念。
《舰船知识》杂志主编宋晓军认为，对地方及全国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中，还应该增加国防概念。“我们不愿为了短期经济利益损害长远发展，同样，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说，莫斯科的地铁有3层，能防核武器攻击，“而我们一些城市的人防工程年久失修，好多都改歌舞厅了”。
姜鲁鸣博士的研究表明，现代“非接触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已经开始转向经济目标，而不仅仅是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50％以上的经济潜力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炼油厂、40％的储油罐、70％的机械厂、80％的桥梁以及70％的公路和铁路，美军甚至还轰炸了南联盟的大水坝，给水坝地区的经济和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南联盟军队只损失500人，装备只损失1％。
他认为，必须在国防建设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对力量对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反击能力有所顾忌而形成牵制，以有效捍卫国家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平时、战时两种效益。据悉，在英国，所有大、中型船舶设计，能体现军用要求的必须体现，而且最后必须经过国防大臣和军交部长签字以后才能通过。“国防和战备的指标，也应该纳入法制化轨道”。
顶尖科技成果往往出自军事领域
杨帆认为，一般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更新通常来自于国防工业技术创新之后的外溢，那些期望由跨国公司主导核心技术，进而通过发展加工工业逐渐获得少量技术转移的想法，长远看“是靠不住的”，因为“最先进的东西人家永远不会转移给你”。
姜鲁鸣则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模糊认识：认为国防投入是纯消耗性的，对经济发展不起任何推动作用。其实，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规律。
姜鲁鸣说，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工业是在当年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下启动的，航天技术是在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是当年需要计算导弹轨迹而发展起来的，遍布世界的因特网也是美国国防部1993年耗资6亿美元用于“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才搞起来的。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防科技工业的牵引。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今天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30多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
目前，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事民品的开发和生产，先后开发出上万种民用产品，民品产值占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68％。可以说，中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日本的电子产品都有“多重标准”，它们销往国外的产品技术标准比较低，而国内产品则使用“超标准”。杨帆把这称为“寓军于民”策略，“他们摄像机里用的芯片，在战时一改造，就能装在导弹上。”
国防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国防投入本身就是拉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杨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进入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状态，此时庞大的过剩资本就要求新的投资领域，而国防建设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就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姜鲁鸣博士认为，“协调问题”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长期高强度军事投入、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失衡的苏联模式，有依靠“以军带民”一直保持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模式，也有依附大国保护、大力发展经济的日本和德国模式，还有走富国弱兵道路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的科威特模式。
姜鲁鸣说，避免落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军民结合”的目标。
而杨帆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由国家主导，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市场系统”，让民营企业加入进来，通过招标和配件加工等形式，引导和规范市场，让各类经济实体分享利润并提升技术水准。
宋晓军喜欢从军事战略角度观察经济问题。他认为，一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外部的竞争激发内部创新进步，内部的发展又能改变外部竞争格局。
姜鲁鸣博士认为，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周边环境不确定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在世界40多个国家正在发生“新军事变革”，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都加大了国防投入。
毛泽东曾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他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邓小平当年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国防投入过高的条件下，作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论断，进而有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思想；胡锦涛在组织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时表示，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迈出你的左脚，你就是一个士兵；迈出你的右脚，你就是一个公民。”姜鲁鸣说，瑞士作为一个欧陆小国，能幸免于大战之灾，总有它令人钦佩的一面。 （记者/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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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蕴含了什么道理？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博士讲到这儿，给记者倒了杯茶水，“这就是说，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也必须为可能到来的危险和战争做不时之需。”
然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国家产生之后就是一对古老的矛盾。
据瑞士计算中心公布的资料，从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纪90年代，在5200年里，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平均每年3次。
经济学家杨帆对记者说，至今，中国已经取得了20多年的“和平建设期”，但是没人能肯定未来30年不会面临战争威胁。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安全与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主题。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一项题为《评估那些有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对手的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
姜鲁鸣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写入大会报告。并且，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月组织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讨论的就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
经济考核指标应增加国防概念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这个发展关口，“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点。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盲目增长，同时有人提出“绿色GDP”、“人文GDP”等概念。
《舰船知识》杂志主编宋晓军认为，对地方及全国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中，还应该增加国防概念。“我们不愿为了短期经济利益损害长远发展，同样，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说，莫斯科的地铁有3层，能防核武器攻击，“而我们一些城市的人防工程年久失修，好多都改歌舞厅了”。
姜鲁鸣博士的研究表明，现代“非接触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已经开始转向经济目标，而不仅仅是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50％以上的经济潜力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炼油厂、40％的储油罐、70％的机械厂、80％的桥梁以及70％的公路和铁路，美军甚至还轰炸了南联盟的大水坝，给水坝地区的经济和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南联盟军队只损失500人，装备只损失1％。
他认为，必须在国防建设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对力量对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反击能力有所顾忌而形成牵制，以有效捍卫国家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平时、战时两种效益。据悉，在英国，所有大、中型船舶设计，能体现军用要求的必须体现，而且最后必须经过国防大臣和军交部长签字以后才能通过。“国防和战备的指标，也应该纳入法制化轨道”。
顶尖科技成果往往出自军事领域
杨帆认为，一般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更新通常来自于国防工业技术创新之后的外溢，那些期望由跨国公司主导核心技术，进而通过发展加工工业逐渐获得少量技术转移的想法，长远看“是靠不住的”，因为“最先进的东西人家永远不会转移给你”。
姜鲁鸣则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模糊认识：认为国防投入是纯消耗性的，对经济发展不起任何推动作用。其实，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规律。
姜鲁鸣说，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工业是在当年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下启动的，航天技术是在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是当年需要计算导弹轨迹而发展起来的，遍布世界的因特网也是美国国防部1993年耗资6亿美元用于“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才搞起来的。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防科技工业的牵引。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今天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30多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
目前，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事民品的开发和生产，先后开发出上万种民用产品，民品产值占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68％。可以说，中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日本的电子产品都有“多重标准”，它们销往国外的产品技术标准比较低，而国内产品则使用“超标准”。杨帆把这称为“寓军于民”策略，“他们摄像机里用的芯片，在战时一改造，就能装在导弹上。”
国防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国防投入本身就是拉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杨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进入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状态，此时庞大的过剩资本就要求新的投资领域，而国防建设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就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姜鲁鸣博士认为，“协调问题”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长期高强度军事投入、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失衡的苏联模式，有依靠“以军带民”一直保持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模式，也有依附大国保护、大力发展经济的日本和德国模式，还有走富国弱兵道路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的科威特模式。
姜鲁鸣说，避免落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军民结合”的目标。
而杨帆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由国家主导，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市场系统”，让民营企业加入进来，通过招标和配件加工等形式，引导和规范市场，让各类经济实体分享利润并提升技术水准。
宋晓军喜欢从军事战略角度观察经济问题。他认为，一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外部的竞争激发内部创新进步，内部的发展又能改变外部竞争格局。
姜鲁鸣博士认为，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周边环境不确定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在世界40多个国家正在发生“新军事变革”，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都加大了国防投入。
毛泽东曾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他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邓小平当年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国防投入过高的条件下，作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论断，进而有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思想；胡锦涛在组织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时表示，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迈出你的左脚，你就是一个士兵；迈出你的右脚，你就是一个公民。”姜鲁鸣说，瑞士作为一个欧陆小国，能幸免于大战之灾，总有它令人钦佩的一面。 （记者/王磊）
（责任编辑:周庚虎）(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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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没有中间隔离带，而摆着可随时移开的鲜花；在英国，高速公路每隔150公里都有一段特殊地带，用做战时起降飞机；在韩国，将在2007年交付使用的两艘大型运输船，设计为军民两用型，战时不用改装即可成为容纳700名士兵、10架直升机和10多辆战车的轻型航母。这一切蕴含了什么道理？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博士讲到这儿，给记者倒了杯茶水，“这就是说，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也必须为可能到来的危险和战争做不时之需。”
然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国家产生之后就是一对古老的矛盾。
据瑞士计算中心公布的资料，从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纪90年代，在5200年里，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平均每年3次。
经济学家杨帆对记者说，至今，中国已经取得了20多年的“和平建设期”，但是没人能肯定未来30年不会面临战争威胁。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安全与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主题。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一项题为《评估那些有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对手的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
姜鲁鸣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写入大会报告。并且，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月组织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讨论的就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
经济考核指标应增加国防概念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这个发展关口，“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点。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盲目增长，同时有人提出“绿色GDP”、“人文GDP”等概念。
《舰船知识》杂志主编宋晓军认为，对地方及全国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中，还应该增加国防概念。“我们不愿为了短期经济利益损害长远发展，同样，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说，莫斯科的地铁有3层，能防核武器攻击，“而我们一些城市的人防工程年久失修，好多都改歌舞厅了”。
姜鲁鸣博士的研究表明，现代“非接触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已经开始转向经济目标，而不仅仅是军事目标。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50％以上的经济潜力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炼油厂、40％的储油罐、70％的机械厂、80％的桥梁以及70％的公路和铁路，美军甚至还轰炸了南联盟的大水坝，给水坝地区的经济和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南联盟军队只损失500人，装备只损失1％。
他认为，必须在国防建设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对力量对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反击能力有所顾忌而形成牵制，以有效捍卫国家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平时、战时两种效益。据悉，在英国，所有大、中型船舶设计，能体现军用要求的必须体现，而且最后必须经过国防大臣和军交部长签字以后才能通过。“国防和战备的指标，也应该纳入法制化轨道”。
顶尖科技成果往往出自军事领域
杨帆认为，一般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更新通常来自于国防工业技术创新之后的外溢，那些期望由跨国公司主导核心技术，进而通过发展加工工业逐渐获得少量技术转移的想法，长远看“是靠不住的”，因为“最先进的东西人家永远不会转移给你”。
姜鲁鸣则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模糊认识：认为国防投入是纯消耗性的，对经济发展不起任何推动作用。其实，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规律。
姜鲁鸣说，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工业是在当年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下启动的，航天技术是在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是当年需要计算导弹轨迹而发展起来的，遍布世界的因特网也是美国国防部1993年耗资6亿美元用于“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才搞起来的。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防科技工业的牵引。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今天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30多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
目前，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事民品的开发和生产，先后开发出上万种民用产品，民品产值占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68％。可以说，中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日本的电子产品都有“多重标准”，它们销往国外的产品技术标准比较低，而国内产品则使用“超标准”。杨帆把这称为“寓军于民”策略，“他们摄像机里用的芯片，在战时一改造，就能装在导弹上。”
国防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国防投入本身就是拉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杨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进入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状态，此时庞大的过剩资本就要求新的投资领域，而国防建设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就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姜鲁鸣博士认为，“协调问题”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长期高强度军事投入、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失衡的苏联模式，有依靠“以军带民”一直保持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模式，也有依附大国保护、大力发展经济的日本和德国模式，还有走富国弱兵道路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的科威特模式。
姜鲁鸣说，避免落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军民结合”的目标。
而杨帆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由国家主导，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市场系统”，让民营企业加入进来，通过招标和配件加工等形式，引导和规范市场，让各类经济实体分享利润并提升技术水准。
宋晓军喜欢从军事战略角度观察经济问题。他认为，一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外部的竞争激发内部创新进步，内部的发展又能改变外部竞争格局。
姜鲁鸣博士认为，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周边环境不确定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在世界40多个国家正在发生“新军事变革”，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都加大了国防投入。
毛泽东曾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他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邓小平当年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国防投入过高的条件下，作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论断，进而有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思想；胡锦涛在组织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时表示，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迈出你的左脚，你就是一个士兵；迈出你的右脚，你就是一个公民。”姜鲁鸣说，瑞士作为一个欧陆小国，能幸免于大战之灾，总有它令人钦佩的一面。 （记者/王磊）
（责任编辑:周庚虎）(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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