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大”与会者：为何有人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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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6月28日 07:2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官君策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8/7291963_0.shtml
周佛海开会不忘谈恋爱
说到周佛海，电影只提到他在7月30日会议前拉肚子，给人以“懒驴上磨屎尿多”的印象。其实，这个主在中共“一大”期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表现：
他钓上一个富家千金小姐。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7月下旬的一天，尚未离开上海的刘仁静领着一个人来找他。来人出示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指控周佛海诱拐良家妇女，要控告周佛海。张国焘从报纸上看到，说有个湖南青年，是某个进步社会主义信徒，虽然在乡下结婚有了孩子，竟然还在上海勾引了同乡某商界大人物的女儿云云，后来经过来人介绍，这位湖南进步青年就是周佛海。
张国焘百般解劝，对方才算是退了一步，答应在家中摆酒，要周佛海当着亲友面说清这件事，同时，还要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周佛海的朋友，也必须出席。
幸好，周佛海本人魅力尚可，那位阔千金当众表示要与他结婚，而女方家中也不愿让家丑外扬，总算是让周佛海勉强过了这一关。
但是，当时的周佛海代理中共书记，出了这件事后，一面准备于阔千金去日本留学，一面筹备婚礼，哪里还有闲心管中共的事务，渐渐就与中共疏远，直至最后脱党而去。
要说中共“一大”这些代表们也真够心情放松的，一边开着党代会，一边还能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怎么也无法看到那种紧张急迫或是种种严肃的心理，换句话说，有些中共“一大”的代表开会不够认真哦。
陈公博到底何时离开？
说起开会不专心，并非只有周佛海一人，陈公博也是一个。别人开会都是单身而来，只有这位，或许是新婚燕尔，竟然带着妻子来到上海参加会议，而且不与众人住在博文女校，出去住在了豪华宾馆。看得出，陈公博也没有将中共上海会议太当回事。
就在7月30日晚上，众人纷纷撤走后，身怀侠义的陈公博很有义气的留下来，与房主李汉俊共同等待法国巡捕，那时，中共“一大”的决议草案就在他衣袋中，万一有巡捕搜身事情就全败露了。
法国巡捕撤走后，陈公博怕被人跟踪，带着夫人并未直接返回，而是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才抵达旅馆。
其后的事情就很经典了，陈公博夫妇在旅店本就惊魂未定，谁知半夜里隔壁响起两声枪响，更是将两人吓得半死。
原来，隔壁一对男女情人私奔后走投无路，决定自杀殉情，孰料男的中途变卦，开枪打死少妇自己潜逃。
出了这档子烂事，旅馆是住不得了，陈公博夫妇决定离开上海。打住，到这里，回忆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分歧，有人说陈公博夫妇直接回了广东，而陈公博自己回忆：
他在“一大”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州。他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开过，会议至此结束”。
好家伙，开会带着老婆度蜜月也就算了，中途休会时候，竟然不打招呼就跑去旅游，陈公博夫妇眼中还真没将这场上海会议看的有多重要，天知道他的行为被会议发起者马林知道后，会不会将共产国际代表气坏了？
毛泽东在“一大”上做了什么？
关于毛泽东的行止，与会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应，在会上他非常沉默，几乎完全不说话，静静的听别人讨论发言，即使是休息时候，也不过是在房间中溜达，有人向他打招呼也看不到，因为被人评论是“书呆子”“神经病”。
会场转移到嘉兴时候，根据王会悟的记忆，毛泽东随同众人来到了嘉兴，包惠僧也回忆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这种说法似乎是证明了何叔衡并未中途被撵回湖南。
但是，毛泽东自己却从不回忆关于在嘉兴南湖开会的点滴，倒是他的一位友人萧瑜记得，曾与毛泽东一同坐火车来到了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毛泽东传》，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游览杭州一节，与刘仁静后来的回忆相符，不过，刘仁静是在参加完“一大”后与友人前往西湖，并未与毛泽东同路，仅仅是在西湖偶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刘仁静》，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这样一看，借着开会的机会游山玩水，也似乎是此时毛泽东心中的迫切愿望，毕竟这个时代一向手头很紧的他，突然手上有了一笔“巨款”，略微放松下，游览下杭州、南京，会会老朋友，也是人之常情。
究竟是谁引来的巡捕？
中共“一大”召开时候，参加会议的不过十五个人，地点又是上海租界，而租界当局是在7月31日公布新规定，禁止租界内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事件，这样说来，召开“一大”的时候，并不违法，为什么会招来巡捕的跟踪甚至踹门搜查？
这事比较怪，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因为马林，这位荷兰先生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不走西伯利亚，反而悠悠在在的在欧洲旅行，途径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到达的中国。这一路转悠，看不出是参与共产主义活动，怎么看都好像是旅游。可马林旅游都不安分，在经过维也纳时候，还被当地警方逮捕并驱逐出境。正是由于他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才让中共一大召开中间被人踹门。
现在也有观点指出，早在6月份，租界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支那”共产主义组织要集会，其中还有日本人参加云云。虽说，这份来自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把时间弄错（6月30日），可地址却明确无误的指出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今天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警视厅何以情报如此准确，已经不可考，但是，当年法租界巡捕督察长薛畊莘的一段话，却让我们听后感觉分外惊心动魄：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作者：苏智良原题为：《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难道说，就在中共刚刚成立，“一大”代表中，已经有了叛徒？或许，这将是千古之谜。若是按照这种说法，马林身上岂不是背了长达90年的黑锅。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6月28日 07:2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官君策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8/7291963_0.shtml
周佛海开会不忘谈恋爱
说到周佛海，电影只提到他在7月30日会议前拉肚子，给人以“懒驴上磨屎尿多”的印象。其实，这个主在中共“一大”期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表现：
他钓上一个富家千金小姐。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7月下旬的一天，尚未离开上海的刘仁静领着一个人来找他。来人出示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指控周佛海诱拐良家妇女，要控告周佛海。张国焘从报纸上看到，说有个湖南青年，是某个进步社会主义信徒，虽然在乡下结婚有了孩子，竟然还在上海勾引了同乡某商界大人物的女儿云云，后来经过来人介绍，这位湖南进步青年就是周佛海。
张国焘百般解劝，对方才算是退了一步，答应在家中摆酒，要周佛海当着亲友面说清这件事，同时，还要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周佛海的朋友，也必须出席。
幸好，周佛海本人魅力尚可，那位阔千金当众表示要与他结婚，而女方家中也不愿让家丑外扬，总算是让周佛海勉强过了这一关。
但是，当时的周佛海代理中共书记，出了这件事后，一面准备于阔千金去日本留学，一面筹备婚礼，哪里还有闲心管中共的事务，渐渐就与中共疏远，直至最后脱党而去。
要说中共“一大”这些代表们也真够心情放松的，一边开着党代会，一边还能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怎么也无法看到那种紧张急迫或是种种严肃的心理，换句话说，有些中共“一大”的代表开会不够认真哦。
陈公博到底何时离开？
说起开会不专心，并非只有周佛海一人，陈公博也是一个。别人开会都是单身而来，只有这位，或许是新婚燕尔，竟然带着妻子来到上海参加会议，而且不与众人住在博文女校，出去住在了豪华宾馆。看得出，陈公博也没有将中共上海会议太当回事。
就在7月30日晚上，众人纷纷撤走后，身怀侠义的陈公博很有义气的留下来，与房主李汉俊共同等待法国巡捕，那时，中共“一大”的决议草案就在他衣袋中，万一有巡捕搜身事情就全败露了。
法国巡捕撤走后，陈公博怕被人跟踪，带着夫人并未直接返回，而是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才抵达旅馆。
其后的事情就很经典了，陈公博夫妇在旅店本就惊魂未定，谁知半夜里隔壁响起两声枪响，更是将两人吓得半死。
原来，隔壁一对男女情人私奔后走投无路，决定自杀殉情，孰料男的中途变卦，开枪打死少妇自己潜逃。
出了这档子烂事，旅馆是住不得了，陈公博夫妇决定离开上海。打住，到这里，回忆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分歧，有人说陈公博夫妇直接回了广东，而陈公博自己回忆：
他在“一大”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州。他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开过，会议至此结束”。
好家伙，开会带着老婆度蜜月也就算了，中途休会时候，竟然不打招呼就跑去旅游，陈公博夫妇眼中还真没将这场上海会议看的有多重要，天知道他的行为被会议发起者马林知道后，会不会将共产国际代表气坏了？
毛泽东在“一大”上做了什么？
关于毛泽东的行止，与会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应，在会上他非常沉默，几乎完全不说话，静静的听别人讨论发言，即使是休息时候，也不过是在房间中溜达，有人向他打招呼也看不到，因为被人评论是“书呆子”“神经病”。
会场转移到嘉兴时候，根据王会悟的记忆，毛泽东随同众人来到了嘉兴，包惠僧也回忆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这种说法似乎是证明了何叔衡并未中途被撵回湖南。
但是，毛泽东自己却从不回忆关于在嘉兴南湖开会的点滴，倒是他的一位友人萧瑜记得，曾与毛泽东一同坐火车来到了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毛泽东传》，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游览杭州一节，与刘仁静后来的回忆相符，不过，刘仁静是在参加完“一大”后与友人前往西湖，并未与毛泽东同路，仅仅是在西湖偶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刘仁静》，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这样一看，借着开会的机会游山玩水，也似乎是此时毛泽东心中的迫切愿望，毕竟这个时代一向手头很紧的他，突然手上有了一笔“巨款”，略微放松下，游览下杭州、南京，会会老朋友，也是人之常情。
究竟是谁引来的巡捕？
中共“一大”召开时候，参加会议的不过十五个人，地点又是上海租界，而租界当局是在7月31日公布新规定，禁止租界内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事件，这样说来，召开“一大”的时候，并不违法，为什么会招来巡捕的跟踪甚至踹门搜查？
这事比较怪，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因为马林，这位荷兰先生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不走西伯利亚，反而悠悠在在的在欧洲旅行，途径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到达的中国。这一路转悠，看不出是参与共产主义活动，怎么看都好像是旅游。可马林旅游都不安分，在经过维也纳时候，还被当地警方逮捕并驱逐出境。正是由于他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才让中共一大召开中间被人踹门。
现在也有观点指出，早在6月份，租界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支那”共产主义组织要集会，其中还有日本人参加云云。虽说，这份来自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把时间弄错（6月30日），可地址却明确无误的指出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今天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警视厅何以情报如此准确，已经不可考，但是，当年法租界巡捕督察长薛畊莘的一段话，却让我们听后感觉分外惊心动魄：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作者：苏智良原题为：《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难道说，就在中共刚刚成立，“一大”代表中，已经有了叛徒？或许，这将是千古之谜。若是按照这种说法，马林身上岂不是背了长达90年的黑锅。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官君策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8/7291963_0.shtml
周佛海开会不忘谈恋爱
说到周佛海，电影只提到他在7月30日会议前拉肚子，给人以“懒驴上磨屎尿多”的印象。其实，这个主在中共“一大”期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表现：
他钓上一个富家千金小姐。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7月下旬的一天，尚未离开上海的刘仁静领着一个人来找他。来人出示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指控周佛海诱拐良家妇女，要控告周佛海。张国焘从报纸上看到，说有个湖南青年，是某个进步社会主义信徒，虽然在乡下结婚有了孩子，竟然还在上海勾引了同乡某商界大人物的女儿云云，后来经过来人介绍，这位湖南进步青年就是周佛海。
张国焘百般解劝，对方才算是退了一步，答应在家中摆酒，要周佛海当着亲友面说清这件事，同时，还要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周佛海的朋友，也必须出席。
幸好，周佛海本人魅力尚可，那位阔千金当众表示要与他结婚，而女方家中也不愿让家丑外扬，总算是让周佛海勉强过了这一关。
但是，当时的周佛海代理中共书记，出了这件事后，一面准备于阔千金去日本留学，一面筹备婚礼，哪里还有闲心管中共的事务，渐渐就与中共疏远，直至最后脱党而去。
要说中共“一大”这些代表们也真够心情放松的，一边开着党代会，一边还能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怎么也无法看到那种紧张急迫或是种种严肃的心理，换句话说，有些中共“一大”的代表开会不够认真哦。
陈公博到底何时离开？
说起开会不专心，并非只有周佛海一人，陈公博也是一个。别人开会都是单身而来，只有这位，或许是新婚燕尔，竟然带着妻子来到上海参加会议，而且不与众人住在博文女校，出去住在了豪华宾馆。看得出，陈公博也没有将中共上海会议太当回事。
就在7月30日晚上，众人纷纷撤走后，身怀侠义的陈公博很有义气的留下来，与房主李汉俊共同等待法国巡捕，那时，中共“一大”的决议草案就在他衣袋中，万一有巡捕搜身事情就全败露了。
法国巡捕撤走后，陈公博怕被人跟踪，带着夫人并未直接返回，而是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才抵达旅馆。
其后的事情就很经典了，陈公博夫妇在旅店本就惊魂未定，谁知半夜里隔壁响起两声枪响，更是将两人吓得半死。
原来，隔壁一对男女情人私奔后走投无路，决定自杀殉情，孰料男的中途变卦，开枪打死少妇自己潜逃。
出了这档子烂事，旅馆是住不得了，陈公博夫妇决定离开上海。打住，到这里，回忆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分歧，有人说陈公博夫妇直接回了广东，而陈公博自己回忆：
他在“一大”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州。他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开过，会议至此结束”。
好家伙，开会带着老婆度蜜月也就算了，中途休会时候，竟然不打招呼就跑去旅游，陈公博夫妇眼中还真没将这场上海会议看的有多重要，天知道他的行为被会议发起者马林知道后，会不会将共产国际代表气坏了？
毛泽东在“一大”上做了什么？
关于毛泽东的行止，与会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应，在会上他非常沉默，几乎完全不说话，静静的听别人讨论发言，即使是休息时候，也不过是在房间中溜达，有人向他打招呼也看不到，因为被人评论是“书呆子”“神经病”。
会场转移到嘉兴时候，根据王会悟的记忆，毛泽东随同众人来到了嘉兴，包惠僧也回忆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这种说法似乎是证明了何叔衡并未中途被撵回湖南。
但是，毛泽东自己却从不回忆关于在嘉兴南湖开会的点滴，倒是他的一位友人萧瑜记得，曾与毛泽东一同坐火车来到了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毛泽东传》，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游览杭州一节，与刘仁静后来的回忆相符，不过，刘仁静是在参加完“一大”后与友人前往西湖，并未与毛泽东同路，仅仅是在西湖偶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刘仁静》，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这样一看，借着开会的机会游山玩水，也似乎是此时毛泽东心中的迫切愿望，毕竟这个时代一向手头很紧的他，突然手上有了一笔“巨款”，略微放松下，游览下杭州、南京，会会老朋友，也是人之常情。
究竟是谁引来的巡捕？
中共“一大”召开时候，参加会议的不过十五个人，地点又是上海租界，而租界当局是在7月31日公布新规定，禁止租界内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事件，这样说来，召开“一大”的时候，并不违法，为什么会招来巡捕的跟踪甚至踹门搜查？
这事比较怪，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因为马林，这位荷兰先生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不走西伯利亚，反而悠悠在在的在欧洲旅行，途径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到达的中国。这一路转悠，看不出是参与共产主义活动，怎么看都好像是旅游。可马林旅游都不安分，在经过维也纳时候，还被当地警方逮捕并驱逐出境。正是由于他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才让中共一大召开中间被人踹门。
现在也有观点指出，早在6月份，租界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支那”共产主义组织要集会，其中还有日本人参加云云。虽说，这份来自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把时间弄错（6月30日），可地址却明确无误的指出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今天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警视厅何以情报如此准确，已经不可考，但是，当年法租界巡捕督察长薛畊莘的一段话，却让我们听后感觉分外惊心动魄：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作者：苏智良原题为：《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难道说，就在中共刚刚成立，“一大”代表中，已经有了叛徒？或许，这将是千古之谜。若是按照这种说法，马林身上岂不是背了长达90年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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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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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开会不忘谈恋爱
说到周佛海，电影只提到他在7月30日会议前拉肚子，给人以“懒驴上磨屎尿多”的印象。其实，这个主在中共“一大”期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表现：
他钓上一个富家千金小姐。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7月下旬的一天，尚未离开上海的刘仁静领着一个人来找他。来人出示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指控周佛海诱拐良家妇女，要控告周佛海。张国焘从报纸上看到，说有个湖南青年，是某个进步社会主义信徒，虽然在乡下结婚有了孩子，竟然还在上海勾引了同乡某商界大人物的女儿云云，后来经过来人介绍，这位湖南进步青年就是周佛海。
张国焘百般解劝，对方才算是退了一步，答应在家中摆酒，要周佛海当着亲友面说清这件事，同时，还要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周佛海的朋友，也必须出席。
幸好，周佛海本人魅力尚可，那位阔千金当众表示要与他结婚，而女方家中也不愿让家丑外扬，总算是让周佛海勉强过了这一关。
但是，当时的周佛海代理中共书记，出了这件事后，一面准备于阔千金去日本留学，一面筹备婚礼，哪里还有闲心管中共的事务，渐渐就与中共疏远，直至最后脱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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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到底何时离开？
说起开会不专心，并非只有周佛海一人，陈公博也是一个。别人开会都是单身而来，只有这位，或许是新婚燕尔，竟然带着妻子来到上海参加会议，而且不与众人住在博文女校，出去住在了豪华宾馆。看得出，陈公博也没有将中共上海会议太当回事。
就在7月30日晚上，众人纷纷撤走后，身怀侠义的陈公博很有义气的留下来，与房主李汉俊共同等待法国巡捕，那时，中共“一大”的决议草案就在他衣袋中，万一有巡捕搜身事情就全败露了。
法国巡捕撤走后，陈公博怕被人跟踪，带着夫人并未直接返回，而是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才抵达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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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大”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州。他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开过，会议至此结束”。
好家伙，开会带着老婆度蜜月也就算了，中途休会时候，竟然不打招呼就跑去旅游，陈公博夫妇眼中还真没将这场上海会议看的有多重要，天知道他的行为被会议发起者马林知道后，会不会将共产国际代表气坏了？
毛泽东在“一大”上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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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转移到嘉兴时候，根据王会悟的记忆，毛泽东随同众人来到了嘉兴，包惠僧也回忆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这种说法似乎是证明了何叔衡并未中途被撵回湖南。
但是，毛泽东自己却从不回忆关于在嘉兴南湖开会的点滴，倒是他的一位友人萧瑜记得，曾与毛泽东一同坐火车来到了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毛泽东传》，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游览杭州一节，与刘仁静后来的回忆相符，不过，刘仁静是在参加完“一大”后与友人前往西湖，并未与毛泽东同路，仅仅是在西湖偶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刘仁静》，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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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引来的巡捕？
中共“一大”召开时候，参加会议的不过十五个人，地点又是上海租界，而租界当局是在7月31日公布新规定，禁止租界内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事件，这样说来，召开“一大”的时候，并不违法，为什么会招来巡捕的跟踪甚至踹门搜查？
这事比较怪，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因为马林，这位荷兰先生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不走西伯利亚，反而悠悠在在的在欧洲旅行，途径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到达的中国。这一路转悠，看不出是参与共产主义活动，怎么看都好像是旅游。可马林旅游都不安分，在经过维也纳时候，还被当地警方逮捕并驱逐出境。正是由于他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才让中共一大召开中间被人踹门。
现在也有观点指出，早在6月份，租界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支那”共产主义组织要集会，其中还有日本人参加云云。虽说，这份来自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把时间弄错（6月30日），可地址却明确无误的指出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今天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警视厅何以情报如此准确，已经不可考，但是，当年法租界巡捕督察长薛畊莘的一段话，却让我们听后感觉分外惊心动魄：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作者：苏智良原题为：《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难道说，就在中共刚刚成立，“一大”代表中，已经有了叛徒？或许，这将是千古之谜。若是按照这种说法，马林身上岂不是背了长达90年的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