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胡姓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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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胡姓源流考
陕北的历史文化特点,人们通常表达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结地带、多民族融合的旋涡,等等。这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在陕北这块大地上所发生过的历史演变的细枝末节,早已淹没在尘封的历史中了。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它往往又被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积淀——姓氏、人名和地名。通过姓氏、地名的稽古勾沉,我们可以找到陕北的历史文化更祥实、更丰富的细节。
胡,是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胡姓,也泛指少数民族的姓氏。陕北胡姓分布广泛,有的比较易于辩识,有些已与汉姓无所区别,如今都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但这些胡姓后裔的血脉中,确实曾经流淌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血液。 1998年5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忘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年(613)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衢国人耶。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扁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了十五年,归顺北魏,被授于扁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汉时归附,赐姓刘。公元407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为赫连城。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位。430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407—425),后因赫连昌被俘而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授开府仪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582)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611)曾随隋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纠村一里道”。郝氏家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冬,由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元度师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 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郝氏其它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硷、郝家山、郝家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1986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1981人,成为延长大姓。现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360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71位的大姓(袁义成《中国姓氏》)。其族源,除出自3000年前的商汤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匈奴贵族呼延氏的渊源变迁
呼延氏是出自陕北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著名姓氏。西周时,他为戎族的一支,从陕北延河流域向西北迁徙至灵武一带,成为朐衍之戎。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兴起,先后吸收融合了北方的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而强大起来,朐衍戎演变为呼衍或呼延氏,成为匈奴的一支。汉代,呼延氏成为匈奴贵族,与匈奴单于“世为婚姻”,东汉初随南匈奴内迁朔方、上郡等缘边八郡。南北朝时期,他们或融入鲜卑,或同其他匈奴余部“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以稽胡或山胡的名称活跃于陕北大地。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
由于史载阙漏,呼延氏在汉代以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汉代以后,他们的活动不时见诸史籍。据《史记·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的世家大族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后汉书·南匈奴传》傅章怀注云:“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同书亦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于单于婚姻”。自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即位(前58年)后,虚连题氏多与呼衍氏为婚姻,所以,《晋书·北狄传》中说:“呼延氏最贵”。这一时期可能是呼延氏族的黄金时代。
到了北魏时期,呼延氏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奴隶或平民,受到鲜卑贵族统治者的奴役。据《魏书·庾业延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离石一带的稽胡“不乐内徙”,反对配给郡县为奴隶,在呼延铁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魏运动。《魏书·世祖纪》还记载,南匈奴余部也有归附北魏者。始光四年(427)“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关于三城胡之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七·陕西延安府条下云:“三城在府东南。魏收《志》偏城郭广武县有三城是也”。偏城郡和广武县均北魏所置,其地在延长、延安境内。这些南匈奴余部“三城胡”当是降为平民,融入鲜卑中去了。到了北周时,这些内附的呼延氏踪迹又在关中一带出现。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二月的《王妙晖等五十人造像铭》和发现于渭南的武成二年九月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 》就有“邑主呼延蛮獠”,“邑主呼延观”的题名。另外题名中还有出于鲜卑的拓跋氏、叱干氏、普屯氏、如罗氏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有出于高车部的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有属于西域胡姓的支氏、白氏等北方部族姓氏26种。同时也有韩、吕、程、王等汉人姓氏,说明呼延氏已与这些不同民族的居民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到了隋唐以后,他们都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以上种种史料表明,延河两岸、汾川(云岩)河流域的延安、延长、宜川等地,确实是包括匈奴贵族呼延氏及其以后的稽胡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姓氏及地名也顽强地流传至今。单延长一县,至今仍有姓呼延者2368人(据1986年《延长县志》),延长县南不远有地名呼家川,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呼家窑子等。另外,神木县的呼家渠有呼姓数百口,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内蒙、靖边等地。陕北呼延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
陕北胡姓源流(三)
陕北望族白氏与胡姓白氏
据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所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白姓总人口约350余万,在百家大姓中居第73位,主要集中在四川、山西、陕西三省,约占白姓总人口的55﹪。其实,在历史上,白姓也是陕北的望族之一,其历史悠久,支脉广布,名人辈出,史载不绝,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到了当代,以清涧白家为代表的陕北白氏,更是甲胄盈室,朝笏满堂,更显兴旺发达。
陕北白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追根溯源,应以内迁的龟兹为肇始。龟兹,西域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武帝时,有众八万余。龟兹王室因居白山(今天山)而姓白。张骞通西域之后,建立西域都护府,龟兹国也属其管辖,和西汉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汉宣帝时(公元前73年-公元前48年),龟兹王绛宾曾娶乌孙王妃汉朝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妻,并到长安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后来,大概受到匈奴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压迫要求内迁,西汉政府把龟兹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北部陕蒙交界之地,并置龟兹县,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云:上郡有龟兹县。颜思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 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其城垣轮廓尚存。遗址内发现汉墓群,出土汉画像石、建筑材料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小口深腹罐等西域风格鲜明的器皿,是龟兹人在陕北居留生活的有力佐证。
其后近百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安置于内蒙南部河套地区。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又南徙河西郡(今神木东北),与龟兹人为邻。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安定郡国都尉张鱼进屯长城,屯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东进。
可能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内迁安置的诸族得以自由迁徙。白姓龟兹人的一支由榆林的安置地迁西河,继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后来发展为白姓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族望和山西白姓的祖源之一。另有一支南迁关中,在渭河、洛河之间定居下来。发现于白水县的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有翊威将军酋大白安、大人白平君等。酋大和大人都是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马长寿教授认为他们就是“起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见《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他们也可能是关中白姓的祖源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融合了龟兹人、羌人等民族,成为稽胡族,散居于晋西北、陕北山谷间。为了反抗鲜卑统治者的奴役与歧视,不断起兵,。其中,不乏龟兹后裔的奋勇参加。北周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河西一带的稽胡迫于饥荒,渡过黄河与上党稽胡汇合,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大单于,举兵起义,后被镇压。北周天和(公元566-572年)间,延州总管宇文盛为了防止稽胡的一再起义,命人赶筑银州(今米脂)城。稽胡人在白郁久同的率领下,率众进攻宇文盛,终于寡不敌众,被俘杀害。不久,北周镇将刘雄出绥州进剿北部稽胡,乔白郎率义军渡过无定河迎战刘雄,也被击败。到了唐代初期,陕北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延川稽胡或绥州部落稽胡,其首领为延州人白铁余。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年,白铁余利用佛教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据平城(今子长县、清涧县一带),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今清涧、绥德一带),杀官吏,焚民居”(见《资治通鉴》卷二0三)。后被程务廷会同夏州都督王方翼合兵平定。
自唐朝中期以后,稽胡族逐渐完全融于汉民族中去了,其活动再也不见于史载。但是,他们的后裔,仍活跃于唐朝政治舞台。如大诗人白居易兄弟,就被认为是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证据是白居易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酋称其为“蕃人”。诗人卢发咏白敏中的词中也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论者以此推论白敏中姓氏系出西域龟兹国,那么其兄白居易自然也就是龟兹人的后裔了。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敏中墓志》《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所记,白居易的祖先,先居关中,于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关中。太原白氏重回关中,原因甚多,未可一概而论。然关中渭河以北自魏晋以来,白氏多散居其间,此或与白氏重返居渭河以北有关(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后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以上所说,是陕北白姓的主要来源是汉代内迁的龟兹国白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量的出自汉族白姓成分。另外,唐代入居陕北的突厥人、吐谷浑人,长期盘踞陕北的党项人、源自西亚的波斯人(元代成为回族)中也有白姓,他们也是陕北白姓的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大量白姓少数民族的加入,才使得白姓不断壮大,人口骤增。到了宋代,全国白姓人口约9万人,而陕西依然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白姓人口的32﹪。明代,山西一跃成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19万白姓人口的24.4﹪。当代,山西、陕西、四川依然是白姓大省,这与历史上内迁的西北白姓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地域大体相一致。
陕北胡姓源流考
陕北的历史文化特点,人们通常表达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结地带、多民族融合的旋涡,等等。这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在陕北这块大地上所发生过的历史演变的细枝末节,早已淹没在尘封的历史中了。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它往往又被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积淀——姓氏、人名和地名。通过姓氏、地名的稽古勾沉,我们可以找到陕北的历史文化更祥实、更丰富的细节。
胡,是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胡姓,也泛指少数民族的姓氏。陕北胡姓分布广泛,有的比较易于辩识,有些已与汉姓无所区别,如今都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但这些胡姓后裔的血脉中,确实曾经流淌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血液。 1998年5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忘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年(613)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衢国人耶。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扁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了十五年,归顺北魏,被授于扁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汉时归附,赐姓刘。公元407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为赫连城。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位。430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407—425),后因赫连昌被俘而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授开府仪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582)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611)曾随隋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纠村一里道”。郝氏家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冬,由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元度师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 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郝氏其它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硷、郝家山、郝家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1986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1981人,成为延长大姓。现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360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71位的大姓(袁义成《中国姓氏》)。其族源,除出自3000年前的商汤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匈奴贵族呼延氏的渊源变迁
呼延氏是出自陕北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著名姓氏。西周时,他为戎族的一支,从陕北延河流域向西北迁徙至灵武一带,成为朐衍之戎。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兴起,先后吸收融合了北方的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而强大起来,朐衍戎演变为呼衍或呼延氏,成为匈奴的一支。汉代,呼延氏成为匈奴贵族,与匈奴单于“世为婚姻”,东汉初随南匈奴内迁朔方、上郡等缘边八郡。南北朝时期,他们或融入鲜卑,或同其他匈奴余部“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以稽胡或山胡的名称活跃于陕北大地。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
由于史载阙漏,呼延氏在汉代以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汉代以后,他们的活动不时见诸史籍。据《史记·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的世家大族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后汉书·南匈奴传》傅章怀注云:“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同书亦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于单于婚姻”。自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即位(前58年)后,虚连题氏多与呼衍氏为婚姻,所以,《晋书·北狄传》中说:“呼延氏最贵”。这一时期可能是呼延氏族的黄金时代。
到了北魏时期,呼延氏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奴隶或平民,受到鲜卑贵族统治者的奴役。据《魏书·庾业延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离石一带的稽胡“不乐内徙”,反对配给郡县为奴隶,在呼延铁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魏运动。《魏书·世祖纪》还记载,南匈奴余部也有归附北魏者。始光四年(427)“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关于三城胡之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七·陕西延安府条下云:“三城在府东南。魏收《志》偏城郭广武县有三城是也”。偏城郡和广武县均北魏所置,其地在延长、延安境内。这些南匈奴余部“三城胡”当是降为平民,融入鲜卑中去了。到了北周时,这些内附的呼延氏踪迹又在关中一带出现。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二月的《王妙晖等五十人造像铭》和发现于渭南的武成二年九月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 》就有“邑主呼延蛮獠”,“邑主呼延观”的题名。另外题名中还有出于鲜卑的拓跋氏、叱干氏、普屯氏、如罗氏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有出于高车部的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有属于西域胡姓的支氏、白氏等北方部族姓氏26种。同时也有韩、吕、程、王等汉人姓氏,说明呼延氏已与这些不同民族的居民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到了隋唐以后,他们都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以上种种史料表明,延河两岸、汾川(云岩)河流域的延安、延长、宜川等地,确实是包括匈奴贵族呼延氏及其以后的稽胡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姓氏及地名也顽强地流传至今。单延长一县,至今仍有姓呼延者2368人(据1986年《延长县志》),延长县南不远有地名呼家川,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呼家窑子等。另外,神木县的呼家渠有呼姓数百口,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内蒙、靖边等地。陕北呼延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
陕北胡姓源流(三)
陕北望族白氏与胡姓白氏
据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所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白姓总人口约350余万,在百家大姓中居第73位,主要集中在四川、山西、陕西三省,约占白姓总人口的55﹪。其实,在历史上,白姓也是陕北的望族之一,其历史悠久,支脉广布,名人辈出,史载不绝,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到了当代,以清涧白家为代表的陕北白氏,更是甲胄盈室,朝笏满堂,更显兴旺发达。
陕北白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追根溯源,应以内迁的龟兹为肇始。龟兹,西域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武帝时,有众八万余。龟兹王室因居白山(今天山)而姓白。张骞通西域之后,建立西域都护府,龟兹国也属其管辖,和西汉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汉宣帝时(公元前73年-公元前48年),龟兹王绛宾曾娶乌孙王妃汉朝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妻,并到长安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后来,大概受到匈奴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压迫要求内迁,西汉政府把龟兹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北部陕蒙交界之地,并置龟兹县,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云:上郡有龟兹县。颜思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 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其城垣轮廓尚存。遗址内发现汉墓群,出土汉画像石、建筑材料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小口深腹罐等西域风格鲜明的器皿,是龟兹人在陕北居留生活的有力佐证。
其后近百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安置于内蒙南部河套地区。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又南徙河西郡(今神木东北),与龟兹人为邻。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安定郡国都尉张鱼进屯长城,屯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东进。
可能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内迁安置的诸族得以自由迁徙。白姓龟兹人的一支由榆林的安置地迁西河,继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后来发展为白姓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族望和山西白姓的祖源之一。另有一支南迁关中,在渭河、洛河之间定居下来。发现于白水县的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有翊威将军酋大白安、大人白平君等。酋大和大人都是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马长寿教授认为他们就是“起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见《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他们也可能是关中白姓的祖源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融合了龟兹人、羌人等民族,成为稽胡族,散居于晋西北、陕北山谷间。为了反抗鲜卑统治者的奴役与歧视,不断起兵,。其中,不乏龟兹后裔的奋勇参加。北周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河西一带的稽胡迫于饥荒,渡过黄河与上党稽胡汇合,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大单于,举兵起义,后被镇压。北周天和(公元566-572年)间,延州总管宇文盛为了防止稽胡的一再起义,命人赶筑银州(今米脂)城。稽胡人在白郁久同的率领下,率众进攻宇文盛,终于寡不敌众,被俘杀害。不久,北周镇将刘雄出绥州进剿北部稽胡,乔白郎率义军渡过无定河迎战刘雄,也被击败。到了唐代初期,陕北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延川稽胡或绥州部落稽胡,其首领为延州人白铁余。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年,白铁余利用佛教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据平城(今子长县、清涧县一带),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今清涧、绥德一带),杀官吏,焚民居”(见《资治通鉴》卷二0三)。后被程务廷会同夏州都督王方翼合兵平定。
自唐朝中期以后,稽胡族逐渐完全融于汉民族中去了,其活动再也不见于史载。但是,他们的后裔,仍活跃于唐朝政治舞台。如大诗人白居易兄弟,就被认为是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证据是白居易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酋称其为“蕃人”。诗人卢发咏白敏中的词中也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论者以此推论白敏中姓氏系出西域龟兹国,那么其兄白居易自然也就是龟兹人的后裔了。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敏中墓志》《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所记,白居易的祖先,先居关中,于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关中。太原白氏重回关中,原因甚多,未可一概而论。然关中渭河以北自魏晋以来,白氏多散居其间,此或与白氏重返居渭河以北有关(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后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以上所说,是陕北白姓的主要来源是汉代内迁的龟兹国白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量的出自汉族白姓成分。另外,唐代入居陕北的突厥人、吐谷浑人,长期盘踞陕北的党项人、源自西亚的波斯人(元代成为回族)中也有白姓,他们也是陕北白姓的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大量白姓少数民族的加入,才使得白姓不断壮大,人口骤增。到了宋代,全国白姓人口约9万人,而陕西依然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白姓人口的32﹪。明代,山西一跃成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19万白姓人口的24.4﹪。当代,山西、陕西、四川依然是白姓大省,这与历史上内迁的西北白姓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地域大体相一致。
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陕北,泛指延安、榆林地区。北临内蒙古、宁夏,南接渭北高原,西与关陇接壤,东与三晋隔河相望,古称戎狄之地。在殷周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先后有猃狁、鬼方、土方、狺方、戎、狄、楼烦、月氏、羌、氐、鲜卑、稽胡、匈奴、吐谷浑、回鹘、突厥、党项、女真、蒙古、高丽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一二十个西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与惊心动魄的战争厮杀中,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同化为今天的陕北人。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的。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的特色。
一、陕北民族同化与民俗融合的历程
陕北民族融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据《左传》、《史记》等史籍记载,黄帝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驱逐熏鬻(即猃狁),又伐蚩尤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地域也从陕北黄土高原发展到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和河北、山西南部一带,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商周至春秋的两千年间,猃狁、鬼方、土方、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构成陕北民族的主体。这里几乎是一版“化外之地”,中原华夏族王朝始终没有在这里建立起有效统治。猃狁在黄帝时已出现。商周之际,主要分布在陕北及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鬼方,亦称魏氏,春秋时成为隗姓之狄,活动于陕北和山西北部。甲骨文中有鬼方活动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戎狄、楼烦诸族与华夏族的融合,既有流血的战争,也有婚媾混血。如晋文公重耳的母亲狐姬,便为白狄狐氏女。重耳流亡期间,曾避难于母舅之邦,居住在今延安一带,长达12年之久,并娶赤狄女子季隗为妻。至今,子长县南沟岔乡尚有重耳川,传说是重耳流亡时住过的地方。直到秦汉时期,陕北高原才成为华夏王朝的“王化之地”。秦汉两代连年征伐,迫使陕北的游牧民族向草原和漠北迁徙,而中原移民和兵卒大量迁入,屯垦戍边,陕北也得以大规模地开发为农耕区。中央王朝一度在陕北建立起短暂的有效统治。各民族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风俗习惯也趋于融合。从绥德、米脂、榆林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内容来看,既有反映农业民族生产活动的牛耕、农作物、收庄稼等题材,也有反映游牧民族放牧、男子田猎的场景。中原华夏民族中流传的东王公、西王母及仙禽神兽等神话题材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大片家庭墓地的出现及葬俗的统一性与普遍化,说明作为华夏民族共同民俗心理的祖先崇拜与孝道,在陕北各民族中已深入人心,得到巩固和发展。魏晋南北朝之际,羌、氐、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以占领者的姿态,踏上陕北高原及中原大地,并相继建立前秦(氐族)、后秦(羌族)、大夏(匈奴)、北魏及北周(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以上那些进入中原与华夏民族错居杂处的游牧民族,在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参加反对上层统治者的斗争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往来及通婚混血;另一方面,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还主动用娶汉妻、说汉话、穿汉服、用汉姓等途径来汲取汉族先进文化,实施改革本民族陋规旧俗的进步措施,从而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大同化时期。在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岁月里,陕北高原的民族融合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陕北各民族错居杂处,也为民俗的吸收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族民俗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既有融合的一面,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多彩斑斓的民俗面貌。隋唐之际,陕北的民族成份愈加复杂。除了长期羁留杂居的稽胡诸族外,西北的一些游牧民族在吐蕃的胁迫下纷纷内附,唐王朝特设羁糜州予以安置。唐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下,各民族的对立政权少了,共同生活比较多了。杂居陕北的各民族基本上友好交往,和睦相处,自愿融合。即使在唐后期和五代时混乱割据的情况下,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往来并未停止。一些著名诗人也在他们的诗篇中描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盛况。如张籍《陇头行》:“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宋元以来,陕北民族融合的步伐并未停止。自隋初即长期羁留陕北的党项族平夏部,曾参与镇压唐末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族便占有陕北米脂、横山、绥德、靖边、榆林一带大片土地。至宋初,李元昊联合党项诸部,建立大夏帝国,长期以横山山脉与宋王朝对峙,时战时和。但是,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仍不间断。北宋政府曾于保安军(今吴旗县铁边城)置榷场,各族人民互相贸易,一度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的盛况。金国灭辽后,女真族纷纷内迁,占领陕北及中原大地,并建立统治政权。后来蒙古族灭金、灭夏,结束了各民族长期对峙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大元帝国,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这种各民族间的战争、通婚、混血同化,在明清以后还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都一律冠以汉族身份的陕北民族主体。这与汉族在吸收各民族成份,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相一致。
二、陕北民俗中的多民族文化积淀
1、崇武尚勇的骠悍气质
陕北长期以来是一种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雄强骠悍,崇尚武勇,娴于弓马骑射。《日知录》谓“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射。”在融入当地农耕民族后,其骠悍的民族气质仍对陕北风尚发生深刻影响。这种尚武勇、喜射猎的风尚,在陕北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能看到。如黄昏时,牧归的牛群刚上碱畔,立刻被一群小伙子拦住。一个后生把右手姆指和食指猛地一下套进牛鼻孔,把牛拉到众人眼前。在人声鼎沸、喝采助威的呐喊声中,把牛拦腰抱起,拔离地面。又如,在田野里,常常看到年轻小伙子和已结婚的女人角力摔跤。那种质朴而又带几分野味的场面,令观者咋舌。陕北人崇武尚勇的骠悍气质,在民间歌舞中表现得非常浓烈,举世闻名的安塞腰鼓和洛川蹩鼓,刚劲粗犷,气势磅礴。有人说它为古代边戎士卒报警助威的军乐演变而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笔者更以为它与古代戎狄的原始巫术有关,其年代更久远。衣裘尚白的戎狄风习,穿光板羊皮祅,包白羊肚手巾是陕北人衣饰的显著特征。另外,他们还特别喜欢穿白颜色服饰,与关中群众喜欢穿黑颜色衣服有明显的差异。这种衣裘尚白的风习,当与戎狄民族有内在关联。 《列子·汤问》:“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这里的中国人指中原华夏民族;北国之人指北方少数民族。鞨巾而裘,是说包着头帕,穿着皮衣。陕北人的尚白习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关。狄为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公元前几世纪,他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萨满巫师以青、赤、白、黑四种颜色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后来部落牧民对于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并从他们的帐幕、旗帜、衣饰、马饰的颜色上表现出来,故以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藏族、蒙古族至今仍以白色作为圣洁的象征,可谓源远流长。陕北自古为白狄之地,这种尚白的习惯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几千年之久。
2、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
如前所述,陕北长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虽有秦汉之际的农耕开发,但到了南北朝时,游牧民族又大量迁入。在与农耕民族的长期杂居中,虽然逐渐有了农业,却仍未脱离游牧生涯:“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犹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蔷,多畜牧,无复寇盗。”(《隋书·地理志》)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陕北人的饮食生活习惯。
3、少事烹饪的熬煮食风
火的发现与使用,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包食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日趋艺术化。这是因为他们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可靠的食物来源。同时,他们长期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养成了深耕细作的习惯,在生活上也养成了精细琢磨的习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则不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汉书·匈奴传》)“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新唐书·党项传》)以畜肉为主要食物来源。长期漂忽不定的游牧生涯,使他们无遐琢磨怎么吃得更精细、更艺术化些,烹饪水平老停留在以熬、煮、烧、烤、为主的初级阶段。陕北人饮食习惯中的游牧民族食风,从以下几方面可窥一斑:一曰,烹饪以熬煮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乡间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菜;风味小吃熬羊肉、羊杂碎等,也是佐以调料熬煮而成;还有一种叫粉汤的小吃,即把粉条、肉丸、肉片烩在一起,即使逢年过节,也很少有人变着样炒几个菜,一般都是把肉、粉条、蔬菜烩在一锅,每人一碗。如果待贵宾,就烤一只乳羊或乳猪便是规格最高的礼遇了。二曰,以炒米炒面为干粮。这种干粮,多以糜子为原料。吃炒面时需和水调成稠团,炒米则可随便吞食。三曰,腌酸菜。陕北气候冷,冬季无新鲜蔬菜可食。群众多在秋季腌几大缸酸菜。总之,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饪,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慨慷、豪爽的传统美德。
4、节俗中的戎狄文化因素
陕北年节习俗的形成,有着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受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尤为明显,试举几例:出行:吴旗、志丹一带和延安南部各县在大年初一有“出行”的风俗。《吴旗县志》记述说,早饭或午饭后,全家人出动,给牲畜鬃尾扎上彩色布,称“彩红”,然后全部赶出圈,让其自由游窜撒欢。全村人集中在一块较大,较平坦的地方“出行”。出行主要是祭四方神,每年选大流年中的吉利方位,祈求神灵保佑人畜平安。放羊人手拿一串油馍,见土坑扔一个,意即祈羊免遭坑祸,然后放鞭炮。出行结束后,开始“压马”。年轻人骑在大牲畜背上,尽情奔跑,直到人困马乏为止。这种情景,和蒙古、羌族的敬牛羊神和赛马等习俗几乎同出一辙,耐人寻味。跳火。古代许多民族,出於对火的崇拜,形成蒙古族的年“火”节、苗族的“祭火星节”、彝族、蒙古族的“火把节”等。陕北各地正月里也有所谓跳火的习俗。戏秋千。荡秋千的习俗全国各地许多民族都有,但从历史上看,西北地区戎狄民族的秋千却是最早的。《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狄之戏……齐桓公伐山戎还,始传中国。”陕北各地戏秋千,多在清明节前后举行,一般寒食节时就开始,几乎村村都有一两个大型的,有人还在自家门前搞小型的秋千。戏秋千主要是年轻女子和娃娃们的游戏。老太太也要趁清早时去荡一下,据说可使眼窝明亮。从有关记载来看,这种山戎之戏,在陕北高原流传了两千年之久,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5、穴居陋处的居民特色
旧时陕北人多穴居陋处,有浓厚的原始遗风。乡间穷苦人多住土窑洞。修筑窑洞多依山靠崖。还有人把天然的石穴筑上墙居住。房子多为半边盖的厦子,亦十分简陋。这种穴居陋处的民居风习,固然有地理环境、经济条件诸方面的原因,受狄人文化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三、陕北地名姓氏中的多民族文化残余
长期活跃在陕北大地上的众多的游牧民族,在华夏族高度文明的浸灌下,逐渐融入汉族大家庭。他们的族称从历史上消失了。但是,那些以他们的姓氏、语言命名的村落、地名却一代又一代地延用至今,成为民俗学与地名学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1、羌族村落名称
杜甫居住过的羌村,以其《羌村三首》而为众多人所熟知。其地在今富县城西岔口乡。你可曾知道,这里曾是羌族聚居的村落?富县的屈男村(今讹化为曲南)、钳铒(讹为甘尔)、弥家川、党亥、折家埝;洛川县的铜鞮(今讹为桐地)、隽蒙(旧讹进蒙),今雷家角、党家庄、党川、罕井(今讹为侯井),黄陵县的阿党,党家沟等等,也曾经是羌族聚居过的村落
2、鲜卑族地名
洛川县禾丰乡有乞弗、普乃(讹为堡乃)等古怪村名,长期不得其解。读《北史》、《隋书》诸史人物传,其中有不少姓乞弗、普乃的鲜卑人,可知这两个村子是以鲜卑族乞弗氏、普乃氏命名的村落。延安、延长、延川等地名来历,也与鲜卑有关。《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延州条下说,三地皆以界内吐延水为名,而吐延恰为鲜卑。
3、高丽族地名
富县与黄陵县接壤处有寺仙村,当为高丽似先氏村落。1978年,黄陵县双龙乡西峪村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8)似先难及造像碑上,题名者主要是似先和盖姓。
4、匈奴地名
塞内南匈奴于东汉末年入居陕北等地,历魏晋南北朝,遍布陕北各县。匈奴铁弗氏赫连勃勃曾建立大夏国,都靖边县白城子,时称“统万城”。南北朝后期,其余部落融合于其它游牧民族,以稽胡的名称出现,直到唐代。数百年间,他们在陕北大地顽强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烙印。陕北是匈奴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如今的赫姓村庄当与匈奴有关。
5、姓氏中的多民族成份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上面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往往是难以改变的。如今,陕北人中的有些少数民族姓氏还比较容易识别,如呼延、赫连、宇文、慕容、尉迟等。还有些常见姓氏、如薛、侯、慕、费、折、艾、白、米、康、石、兰等,尽管已和汉族姓氏没有什么区别,但只要考诸史籍,稍加分辩,仍可追溯其来龙去脉。《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令鲜卑人改称汉姓。皇室贵族拓跋氏改姓元氏,其它叱干氏改姓薛,费连氏改姓费,若干氏改姓苟,口引氏改姓侯,去斤氏改姓艾,贺拔氏改何等等。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须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 陕北的白、石、康、米、曹诸姓,与西域诸族关。从汉代起至南北朝,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昭武九姓)居于西北,并逐渐向陕北迁徙。隋唐时,中亚的康、安、曹、石、米、史、何等“昭武九姓”之国归附唐朝,先居河西走廊,后逐渐内迁。他们以国为姓,如康姓即康国人,米姓源于米国,安、曹、石、何、史亦然。掀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就是西域胡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代延续,这些“昭武九姓”之国的姓氏民族,便融合到汉姓民族中去了。 另外,陕北人中的员姓(今改为贠)、廉姓也有来自蒙古族的。
以上所述陕北少数民族地名、姓氏的分布状况,与他们内迁后的聚居地区基石吻合,大体说来,氐族集中在扶风郡和咸阳郡的西北;羌族集中在冯翊郡。洛川、黄陵、富县以至大荔二华,皆冯翊郡辖地,故羌村很多。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南部,直到吕梁山以西,至御川以北,即汉时的西河郡。冯翊郡西部、北部则为屠各、卢水胡、西域胡、西羌、北羌所杂居。
古代的少数民族村落,村名与姓氏大体上是一致的,有如汉族的高家庄、李家村等。代远年湮,沧桑变化,近世的少数民族村落,甚至不加考察,顺便以一二同音字代之,以讹传讹,掩盖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民俗、姓氏等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这是上下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必然的结果。
陕北,泛指延安、榆林地区。北临内蒙古、宁夏,南接渭北高原,西与关陇接壤,东与三晋隔河相望,古称戎狄之地。在殷周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先后有猃狁、鬼方、土方、狺方、戎、狄、楼烦、月氏、羌、氐、鲜卑、稽胡、匈奴、吐谷浑、回鹘、突厥、党项、女真、蒙古、高丽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一二十个西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与惊心动魄的战争厮杀中,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同化为今天的陕北人。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的。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的特色。
一、陕北民族同化与民俗融合的历程
陕北民族融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据《左传》、《史记》等史籍记载,黄帝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驱逐熏鬻(即猃狁),又伐蚩尤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地域也从陕北黄土高原发展到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和河北、山西南部一带,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商周至春秋的两千年间,猃狁、鬼方、土方、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构成陕北民族的主体。这里几乎是一版“化外之地”,中原华夏族王朝始终没有在这里建立起有效统治。猃狁在黄帝时已出现。商周之际,主要分布在陕北及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鬼方,亦称魏氏,春秋时成为隗姓之狄,活动于陕北和山西北部。甲骨文中有鬼方活动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戎狄、楼烦诸族与华夏族的融合,既有流血的战争,也有婚媾混血。如晋文公重耳的母亲狐姬,便为白狄狐氏女。重耳流亡期间,曾避难于母舅之邦,居住在今延安一带,长达12年之久,并娶赤狄女子季隗为妻。至今,子长县南沟岔乡尚有重耳川,传说是重耳流亡时住过的地方。直到秦汉时期,陕北高原才成为华夏王朝的“王化之地”。秦汉两代连年征伐,迫使陕北的游牧民族向草原和漠北迁徙,而中原移民和兵卒大量迁入,屯垦戍边,陕北也得以大规模地开发为农耕区。中央王朝一度在陕北建立起短暂的有效统治。各民族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风俗习惯也趋于融合。从绥德、米脂、榆林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内容来看,既有反映农业民族生产活动的牛耕、农作物、收庄稼等题材,也有反映游牧民族放牧、男子田猎的场景。中原华夏民族中流传的东王公、西王母及仙禽神兽等神话题材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大片家庭墓地的出现及葬俗的统一性与普遍化,说明作为华夏民族共同民俗心理的祖先崇拜与孝道,在陕北各民族中已深入人心,得到巩固和发展。魏晋南北朝之际,羌、氐、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以占领者的姿态,踏上陕北高原及中原大地,并相继建立前秦(氐族)、后秦(羌族)、大夏(匈奴)、北魏及北周(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以上那些进入中原与华夏民族错居杂处的游牧民族,在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参加反对上层统治者的斗争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往来及通婚混血;另一方面,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还主动用娶汉妻、说汉话、穿汉服、用汉姓等途径来汲取汉族先进文化,实施改革本民族陋规旧俗的进步措施,从而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大同化时期。在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岁月里,陕北高原的民族融合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陕北各民族错居杂处,也为民俗的吸收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族民俗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既有融合的一面,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多彩斑斓的民俗面貌。隋唐之际,陕北的民族成份愈加复杂。除了长期羁留杂居的稽胡诸族外,西北的一些游牧民族在吐蕃的胁迫下纷纷内附,唐王朝特设羁糜州予以安置。唐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下,各民族的对立政权少了,共同生活比较多了。杂居陕北的各民族基本上友好交往,和睦相处,自愿融合。即使在唐后期和五代时混乱割据的情况下,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往来并未停止。一些著名诗人也在他们的诗篇中描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盛况。如张籍《陇头行》:“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宋元以来,陕北民族融合的步伐并未停止。自隋初即长期羁留陕北的党项族平夏部,曾参与镇压唐末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族便占有陕北米脂、横山、绥德、靖边、榆林一带大片土地。至宋初,李元昊联合党项诸部,建立大夏帝国,长期以横山山脉与宋王朝对峙,时战时和。但是,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仍不间断。北宋政府曾于保安军(今吴旗县铁边城)置榷场,各族人民互相贸易,一度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的盛况。金国灭辽后,女真族纷纷内迁,占领陕北及中原大地,并建立统治政权。后来蒙古族灭金、灭夏,结束了各民族长期对峙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大元帝国,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这种各民族间的战争、通婚、混血同化,在明清以后还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都一律冠以汉族身份的陕北民族主体。这与汉族在吸收各民族成份,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相一致。
二、陕北民俗中的多民族文化积淀
1、崇武尚勇的骠悍气质
陕北长期以来是一种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雄强骠悍,崇尚武勇,娴于弓马骑射。《日知录》谓“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射。”在融入当地农耕民族后,其骠悍的民族气质仍对陕北风尚发生深刻影响。这种尚武勇、喜射猎的风尚,在陕北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能看到。如黄昏时,牧归的牛群刚上碱畔,立刻被一群小伙子拦住。一个后生把右手姆指和食指猛地一下套进牛鼻孔,把牛拉到众人眼前。在人声鼎沸、喝采助威的呐喊声中,把牛拦腰抱起,拔离地面。又如,在田野里,常常看到年轻小伙子和已结婚的女人角力摔跤。那种质朴而又带几分野味的场面,令观者咋舌。陕北人崇武尚勇的骠悍气质,在民间歌舞中表现得非常浓烈,举世闻名的安塞腰鼓和洛川蹩鼓,刚劲粗犷,气势磅礴。有人说它为古代边戎士卒报警助威的军乐演变而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笔者更以为它与古代戎狄的原始巫术有关,其年代更久远。衣裘尚白的戎狄风习,穿光板羊皮祅,包白羊肚手巾是陕北人衣饰的显著特征。另外,他们还特别喜欢穿白颜色服饰,与关中群众喜欢穿黑颜色衣服有明显的差异。这种衣裘尚白的风习,当与戎狄民族有内在关联。 《列子·汤问》:“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这里的中国人指中原华夏民族;北国之人指北方少数民族。鞨巾而裘,是说包着头帕,穿着皮衣。陕北人的尚白习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关。狄为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公元前几世纪,他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萨满巫师以青、赤、白、黑四种颜色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后来部落牧民对于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并从他们的帐幕、旗帜、衣饰、马饰的颜色上表现出来,故以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藏族、蒙古族至今仍以白色作为圣洁的象征,可谓源远流长。陕北自古为白狄之地,这种尚白的习惯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几千年之久。
2、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
如前所述,陕北长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虽有秦汉之际的农耕开发,但到了南北朝时,游牧民族又大量迁入。在与农耕民族的长期杂居中,虽然逐渐有了农业,却仍未脱离游牧生涯:“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犹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蔷,多畜牧,无复寇盗。”(《隋书·地理志》)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陕北人的饮食生活习惯。
3、少事烹饪的熬煮食风
火的发现与使用,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包食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日趋艺术化。这是因为他们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可靠的食物来源。同时,他们长期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养成了深耕细作的习惯,在生活上也养成了精细琢磨的习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则不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汉书·匈奴传》)“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新唐书·党项传》)以畜肉为主要食物来源。长期漂忽不定的游牧生涯,使他们无遐琢磨怎么吃得更精细、更艺术化些,烹饪水平老停留在以熬、煮、烧、烤、为主的初级阶段。陕北人饮食习惯中的游牧民族食风,从以下几方面可窥一斑:一曰,烹饪以熬煮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乡间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菜;风味小吃熬羊肉、羊杂碎等,也是佐以调料熬煮而成;还有一种叫粉汤的小吃,即把粉条、肉丸、肉片烩在一起,即使逢年过节,也很少有人变着样炒几个菜,一般都是把肉、粉条、蔬菜烩在一锅,每人一碗。如果待贵宾,就烤一只乳羊或乳猪便是规格最高的礼遇了。二曰,以炒米炒面为干粮。这种干粮,多以糜子为原料。吃炒面时需和水调成稠团,炒米则可随便吞食。三曰,腌酸菜。陕北气候冷,冬季无新鲜蔬菜可食。群众多在秋季腌几大缸酸菜。总之,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饪,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慨慷、豪爽的传统美德。
4、节俗中的戎狄文化因素
陕北年节习俗的形成,有着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受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尤为明显,试举几例:出行:吴旗、志丹一带和延安南部各县在大年初一有“出行”的风俗。《吴旗县志》记述说,早饭或午饭后,全家人出动,给牲畜鬃尾扎上彩色布,称“彩红”,然后全部赶出圈,让其自由游窜撒欢。全村人集中在一块较大,较平坦的地方“出行”。出行主要是祭四方神,每年选大流年中的吉利方位,祈求神灵保佑人畜平安。放羊人手拿一串油馍,见土坑扔一个,意即祈羊免遭坑祸,然后放鞭炮。出行结束后,开始“压马”。年轻人骑在大牲畜背上,尽情奔跑,直到人困马乏为止。这种情景,和蒙古、羌族的敬牛羊神和赛马等习俗几乎同出一辙,耐人寻味。跳火。古代许多民族,出於对火的崇拜,形成蒙古族的年“火”节、苗族的“祭火星节”、彝族、蒙古族的“火把节”等。陕北各地正月里也有所谓跳火的习俗。戏秋千。荡秋千的习俗全国各地许多民族都有,但从历史上看,西北地区戎狄民族的秋千却是最早的。《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狄之戏……齐桓公伐山戎还,始传中国。”陕北各地戏秋千,多在清明节前后举行,一般寒食节时就开始,几乎村村都有一两个大型的,有人还在自家门前搞小型的秋千。戏秋千主要是年轻女子和娃娃们的游戏。老太太也要趁清早时去荡一下,据说可使眼窝明亮。从有关记载来看,这种山戎之戏,在陕北高原流传了两千年之久,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5、穴居陋处的居民特色
旧时陕北人多穴居陋处,有浓厚的原始遗风。乡间穷苦人多住土窑洞。修筑窑洞多依山靠崖。还有人把天然的石穴筑上墙居住。房子多为半边盖的厦子,亦十分简陋。这种穴居陋处的民居风习,固然有地理环境、经济条件诸方面的原因,受狄人文化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三、陕北地名姓氏中的多民族文化残余
长期活跃在陕北大地上的众多的游牧民族,在华夏族高度文明的浸灌下,逐渐融入汉族大家庭。他们的族称从历史上消失了。但是,那些以他们的姓氏、语言命名的村落、地名却一代又一代地延用至今,成为民俗学与地名学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1、羌族村落名称
杜甫居住过的羌村,以其《羌村三首》而为众多人所熟知。其地在今富县城西岔口乡。你可曾知道,这里曾是羌族聚居的村落?富县的屈男村(今讹化为曲南)、钳铒(讹为甘尔)、弥家川、党亥、折家埝;洛川县的铜鞮(今讹为桐地)、隽蒙(旧讹进蒙),今雷家角、党家庄、党川、罕井(今讹为侯井),黄陵县的阿党,党家沟等等,也曾经是羌族聚居过的村落
2、鲜卑族地名
洛川县禾丰乡有乞弗、普乃(讹为堡乃)等古怪村名,长期不得其解。读《北史》、《隋书》诸史人物传,其中有不少姓乞弗、普乃的鲜卑人,可知这两个村子是以鲜卑族乞弗氏、普乃氏命名的村落。延安、延长、延川等地名来历,也与鲜卑有关。《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延州条下说,三地皆以界内吐延水为名,而吐延恰为鲜卑。
3、高丽族地名
富县与黄陵县接壤处有寺仙村,当为高丽似先氏村落。1978年,黄陵县双龙乡西峪村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8)似先难及造像碑上,题名者主要是似先和盖姓。
4、匈奴地名
塞内南匈奴于东汉末年入居陕北等地,历魏晋南北朝,遍布陕北各县。匈奴铁弗氏赫连勃勃曾建立大夏国,都靖边县白城子,时称“统万城”。南北朝后期,其余部落融合于其它游牧民族,以稽胡的名称出现,直到唐代。数百年间,他们在陕北大地顽强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烙印。陕北是匈奴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如今的赫姓村庄当与匈奴有关。
5、姓氏中的多民族成份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上面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往往是难以改变的。如今,陕北人中的有些少数民族姓氏还比较容易识别,如呼延、赫连、宇文、慕容、尉迟等。还有些常见姓氏、如薛、侯、慕、费、折、艾、白、米、康、石、兰等,尽管已和汉族姓氏没有什么区别,但只要考诸史籍,稍加分辩,仍可追溯其来龙去脉。《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令鲜卑人改称汉姓。皇室贵族拓跋氏改姓元氏,其它叱干氏改姓薛,费连氏改姓费,若干氏改姓苟,口引氏改姓侯,去斤氏改姓艾,贺拔氏改何等等。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须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 陕北的白、石、康、米、曹诸姓,与西域诸族关。从汉代起至南北朝,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昭武九姓)居于西北,并逐渐向陕北迁徙。隋唐时,中亚的康、安、曹、石、米、史、何等“昭武九姓”之国归附唐朝,先居河西走廊,后逐渐内迁。他们以国为姓,如康姓即康国人,米姓源于米国,安、曹、石、何、史亦然。掀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就是西域胡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代延续,这些“昭武九姓”之国的姓氏民族,便融合到汉姓民族中去了。 另外,陕北人中的员姓(今改为贠)、廉姓也有来自蒙古族的。
以上所述陕北少数民族地名、姓氏的分布状况,与他们内迁后的聚居地区基石吻合,大体说来,氐族集中在扶风郡和咸阳郡的西北;羌族集中在冯翊郡。洛川、黄陵、富县以至大荔二华,皆冯翊郡辖地,故羌村很多。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南部,直到吕梁山以西,至御川以北,即汉时的西河郡。冯翊郡西部、北部则为屠各、卢水胡、西域胡、西羌、北羌所杂居。
古代的少数民族村落,村名与姓氏大体上是一致的,有如汉族的高家庄、李家村等。代远年湮,沧桑变化,近世的少数民族村落,甚至不加考察,顺便以一二同音字代之,以讹传讹,掩盖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民俗、姓氏等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这是上下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必然的结果。
陕北地名文化渊源
大量的地名都是当地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内,他们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中可以透视古代的文化。陕北地名及其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本文只择其要讨论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教各位同好。
一、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民族地理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由于历史变迁,陕北许多地名演变较为复杂。各民族的迁徙杂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为“底层地名”。发掘研究“底层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
“稽胡族”在北魏称“山胡”,北周称为“稽胡”。历史学家认为“稽胡”为南匈奴的一支。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余年, 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二百年,给中国历史以较大的影响。匈奴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自七、八世纪以后,匈奴语已经成为一种死的语言。”现有的匈奴语汇是由两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其能依据文献探求语义的只有几十个。延川县文安驿,北魏时曾设文安县。《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命名的。
库涡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宜川县载:“库涡川在县西北二十里,从云岩县界入,合丹阳川。《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在 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涡,因此为名。”现宜川城北二十里有交里川,北川自云岩界入,于交里乡政府驻地处合交里川,即库涡川,再与西川汇合后名仕望川,即丹阳川。至今宜川方言把点香的香炉仍称作库涡。宜川县党湾乡古土村当地老乡读 kutuo,疑是库 。
库利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延州临真县(按今延安临镇)载:“库利川在县北一十五里,按曷鸡川耆老云:‘土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现宜川县云岩河即库利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陕西省》自然地名河流“云岩河”条下诠释:“古名定水、黑水。又称汾川河、库利川。临镇以上谷宽在120__540米之间,临镇至新市河多跌水,谷宽展至400__700米。 ”又自然地名“陕北高原”条下云:“陕北高原的河流多注入黄河和渭河,其干、支 流的中、上游段多宽川地,是黄土高原的‘米粮川’”。
渭牙川: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云岩县:“渭牙川在县北二十五里,从西延州延长县来,五十里入延州门山县,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以为名。”现宜川、延长分界水雷多河即渭牙川。《宜川县志》(清乾隆本):“雷多河,一名泽泾水,又名渭牙川(在县并一百二十里),源出延长县屯儿湾山岔。 ……陕西通志云:‘泽泾水即渭牙川也’。”延长县有可也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河(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面一路通人也”。(《太平寰宇记》) 从这些“底层地名”中,我们可以掌握稽胡族在陕北分布的大致范围:即今延川文安驿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市南泥湾以东的长条地带。
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县市,地名命名来自蒙语,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如含有“海子”(海则),“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达乃海子(靖边);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敖包焉(府谷)等。蒙古人把湖称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贝尔加湖与呼伦湖,称为“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蒙古族是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它们对马的区分很细致,但漠北缺水,对水域的语言非常贫乏,只用两个词汇“海子”(纳语儿)和“河”(沐涟)统称。敖包,蒙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陕北多民族文化在地名上的一种反映。另外 如西楚霸王项羽曾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故址在今延安市以东),黄陵县西汉为翟道县,可见春秋时白翟族活动的范围。吴堡县,魏晋时,匈奴族人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安置从关中俘来的军民(吴儿)。宋时,党项羌又设“吴堡寨”。
二是以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
历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其中有所谓“代北复姓” 和“关西复姓”。代北泛指汉晋时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居住过北方少数民族。关西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等地区,也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今陕北洛川、宜川、富县、延长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命名的地名。
如羌族,现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而古代羌族分布的地区要广阔得多。西汉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凉州,张掖郡),羌道(凉州,陇西郡),羌水(凉州,陇西郡)。这些族称地名分布区相当于现代的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陕北富县有羌村,唐诗人杜甫避难之地。富县羌村地名,说明至少在唐以前羌族人在陕北就活动过。事实上在陕北地名中与羌族有关的还很多:
同蹄:洛川县旧县镇有上铜堤、下铜堤,其中“上”、“下”为汉语方位词,“铜堤”乃“同蹄”之讹,是历史上羌族的姓氏。《广韵"东韵》:“同,齐也,共也,又羌复姓有同蹄氏。”《洛川县志》:“前秦(350—395)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为当时的羌族村 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
钳耳:富县钳二是钳二乡人民政府驻地。“钳二”是“钳耳”谐音讹误。 (富县“耳”读上声,调值为高降调,与普通话“二”同音)钳耳,历史上西羌姓氏, 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为羌中强族。(《魏书"王遇传》) 屈男:富县羊泉乡有曲男村,曲男疑为屈男之讹。屈男,西羌部族,以部族为姓氏。《广韵.物韵》:“屈,拗曲,又复姓有屈男氏。区勿切。”
当然以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如:
乞佛: 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上”、“下”为汉语方位词; “乞佛”为历史上鲜卑族姓氏。北魏有并州刺史乞佛成龙(《魏书.文成帝纪》)。 “西秦乞伏国仁,本陇西鲜卑乞佛部酋帅,因以为姓。”(《通志"氏族略》)乞伏亦作乞佛、乞扶(《中国姓氏集》)。鲜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 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新编《洛川县志》载:”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亦为鲜卑族统治,其部族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朱牛乡有乞佛村,是乞弗(亦作乞伏)之讹。”
哪合:富县吉子现乡有哪哈塬,哪哈疑为哪合之讹,哪合,原为女真族姓氏。
丘林:宜川县有秋林乡,秋林是乡人民政府驻地。秋林疑为丘林之讹。 丘林,匈奴族姓氏。《后汉书"匈奴传》:“单于姓虚连 ,异姓有呼衍(呼延)氏、 丘林氏……”《姓氏急就篇》:“丘林,匈奴姓。”
赫连:宜川县有赫列畔,赫列疑为赫连之讹。赫连,匈奴族姓。《夏录》 :“其先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渊之族,姓铁弗。勃勃称王于朔方,国号夏,改姓赫连氏。”
舍利:延长县七里村乡,有舍利庄。舍利,以部落名为姓氏。“北番酋帅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通志"姓氏略》
呼延:延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国改为呼延氏。”(《元和姓纂》)
二、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军事史
陕北自秦汉以来就是边关重地,军事要冲,也是农业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地。历代统治者为了经略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多代价,耗费了的大量人力,财力。在陕北的地名中,包含有古代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既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又可以发现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
这类地名有三种情况。一是含有“条,铺,驿”的地名。秦时,曾修秦直道。“道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魏晋时,匈奴人赫连勃勃起曾命人修补秦直道靖边至鹿州一段道路,以利进军。“圣人道,在军(即保安军,今志丹县)城东七里,从蕃部末都家族来,经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今甘泉县),即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太平寰宇记》)今俗称“圣人条”。现安塞、甘泉等县带有“条”的地名,如安条新胜条何条周条圣人条等实际上就是秦直道的遗迹走向。陕北地名中含有"铺、驿"的地名不少沿现西包公路沿线的延安、子长、清涧、绥德、米脂都有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地名也有张村驿(富县)甘谷驿(延安)文安驿(延川)石咀驿(清涧)等这些都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痕。邮驿制度从秦汉就设置汉代的“传置”,唐宋的“馆驿”,宋元的“驿站”,到了明代陕北邮驿制度更为发达。按明制,主要交通线上每60里设驿站,每10里设铺,有的地方还设递运所。明代在今陕西境内共设有驿站47处,其中延安一府即占有19处,占总数的40%左右,而延绥镇属的塘铺等军用机构还不在内。可见当时烽燧遍地,驿铺相望,通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二是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吴旗人把长城叫“边墙”,吴旗有头道墙,二道墙,三道墙,府谷有墙头。陕北境内战国时,秦就修筑了长城。秦始皇统一是中国后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建成了规模浩大的防御工程__“万里长城”。明代为防“套寇”,又四次整修长城。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监修长城,到弘治年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余子俊所修长城外再筑一道边墙,后者名曰“大边”,前者为“二边”。今所谓头道墙,二道墙即指这两条长城,三道墙则是秦长城遗址。
地名中含有“城,堡,寨”的地名,可以上溯到宋代。宋时为防御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之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防御体系。如“保安军,有寨二:德靖,顺宁;堡一:园林;城一:金汤城”(《宋史"地理志》)。明初仍沿袭宋时的防御体系,后多次整修长城,并沿边修设城堡。如1543年—1548年,长城改建,加固以后,沿线共设城堡34座。因此,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新寨(吴旗),太和寨(神木),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等。这些地名中有些是宋代设立的,如太和寨就是宋元筑三年(公元1099年)修筑的。而今陕北长城遗址沿线的安边堡,新城堡,龙州堡,波罗堡,响水堡,归德堡,双山堡,解家堡,渔河堡,永兴堡等(据195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都为明代设置。如龙州堡为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所筑,渔河堡,归德堡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修筑。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地名中可以了解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情况。
三是含有“安,宁”的地名,反映了陕北人民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从秦统一六国到清宣统退位,两千多年中,陕北人民面临的两大灾难就是饥荒和战争,战争年年有,如北宋王朝从创立到灭亡,与党项羌的西夏政权打了近200年的仗。战争使得陕北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承受着繁重的徭役,他们渴望安居乐业的生活。陕北历史地名中,仅宋代含“安”的地名就有延安,保安,安塞,安定,安边,龙安,招安,万安;含有“宁”的地名有:顺宁,抚宁,怀宁,晋宁等。在今地名中,延安,安塞,安定,安边,招安,顺宁等地名仍沿用下来。
三、陕北地名与宗教文化
陕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宗教文化也不例外。宗教文化的渗透流传,现在遍布陕北各地的佛,道教石窟就是明证。这些石窟,多为宋元时开凿,最早的宜君福地石窟开凿于西魏文帝元宝矩大统元年(公元535年)。秦王李世民北征突厥,曾憩于直罗镇云萝寺(故址在今富县城西),这都说明宗教在陕北的流传时间是比较早的。陕北地名中也能看出宗教流布的情况。其一,陕北许多地名的来历与宗教有关。如富县原名鹿阝县,因鹿阝畴(古代祭天的地方)而得名。安塞县真武洞,因道教中真武祖师庙而得名。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其二,从地名可以看出佛、道二教在陕北流布较广。属佛教的地名有:金明寺、大佛寺(佳县)、寺湾(子长)、眼岔寺(延川)、元龙寺(延安),小寺庄(宜君)等;属于道教的地名有:三皇庙(佳县、横山)、老君殿(子洲)、真武洞(安塞)。其三,从地名可以看出陕北宗教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除佛、道两大宗教外,陕北民间信仰较为繁杂,天旱祈雨求龙王,生儿育女求娘娘(观音菩萨),山有山神庙,河有河神庙,树有神树塔。这从遍布陕北各地的“庙沟、庙湾、庙岔、庙焉”等地名中可以得到证实。如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海则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则庙,前面指出“海子”为蒙语。从这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陕北文化,陕北地名中蕴含的文化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探寻陕北地名的文化内涵,既可以体察陕北文化独特的个性,又可为我们继承文化遣产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大量的地名都是当地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内,他们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中可以透视古代的文化。陕北地名及其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本文只择其要讨论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教各位同好。
一、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民族地理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由于历史变迁,陕北许多地名演变较为复杂。各民族的迁徙杂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为“底层地名”。发掘研究“底层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
“稽胡族”在北魏称“山胡”,北周称为“稽胡”。历史学家认为“稽胡”为南匈奴的一支。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余年, 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二百年,给中国历史以较大的影响。匈奴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自七、八世纪以后,匈奴语已经成为一种死的语言。”现有的匈奴语汇是由两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其能依据文献探求语义的只有几十个。延川县文安驿,北魏时曾设文安县。《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命名的。
库涡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宜川县载:“库涡川在县西北二十里,从云岩县界入,合丹阳川。《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在 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涡,因此为名。”现宜川城北二十里有交里川,北川自云岩界入,于交里乡政府驻地处合交里川,即库涡川,再与西川汇合后名仕望川,即丹阳川。至今宜川方言把点香的香炉仍称作库涡。宜川县党湾乡古土村当地老乡读 kutuo,疑是库 。
库利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延州临真县(按今延安临镇)载:“库利川在县北一十五里,按曷鸡川耆老云:‘土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现宜川县云岩河即库利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陕西省》自然地名河流“云岩河”条下诠释:“古名定水、黑水。又称汾川河、库利川。临镇以上谷宽在120__540米之间,临镇至新市河多跌水,谷宽展至400__700米。 ”又自然地名“陕北高原”条下云:“陕北高原的河流多注入黄河和渭河,其干、支 流的中、上游段多宽川地,是黄土高原的‘米粮川’”。
渭牙川: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云岩县:“渭牙川在县北二十五里,从西延州延长县来,五十里入延州门山县,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以为名。”现宜川、延长分界水雷多河即渭牙川。《宜川县志》(清乾隆本):“雷多河,一名泽泾水,又名渭牙川(在县并一百二十里),源出延长县屯儿湾山岔。 ……陕西通志云:‘泽泾水即渭牙川也’。”延长县有可也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河(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面一路通人也”。(《太平寰宇记》) 从这些“底层地名”中,我们可以掌握稽胡族在陕北分布的大致范围:即今延川文安驿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市南泥湾以东的长条地带。
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县市,地名命名来自蒙语,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如含有“海子”(海则),“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达乃海子(靖边);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敖包焉(府谷)等。蒙古人把湖称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贝尔加湖与呼伦湖,称为“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蒙古族是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它们对马的区分很细致,但漠北缺水,对水域的语言非常贫乏,只用两个词汇“海子”(纳语儿)和“河”(沐涟)统称。敖包,蒙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陕北多民族文化在地名上的一种反映。另外 如西楚霸王项羽曾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故址在今延安市以东),黄陵县西汉为翟道县,可见春秋时白翟族活动的范围。吴堡县,魏晋时,匈奴族人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安置从关中俘来的军民(吴儿)。宋时,党项羌又设“吴堡寨”。
二是以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
历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其中有所谓“代北复姓” 和“关西复姓”。代北泛指汉晋时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居住过北方少数民族。关西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等地区,也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今陕北洛川、宜川、富县、延长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命名的地名。
如羌族,现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而古代羌族分布的地区要广阔得多。西汉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凉州,张掖郡),羌道(凉州,陇西郡),羌水(凉州,陇西郡)。这些族称地名分布区相当于现代的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陕北富县有羌村,唐诗人杜甫避难之地。富县羌村地名,说明至少在唐以前羌族人在陕北就活动过。事实上在陕北地名中与羌族有关的还很多:
同蹄:洛川县旧县镇有上铜堤、下铜堤,其中“上”、“下”为汉语方位词,“铜堤”乃“同蹄”之讹,是历史上羌族的姓氏。《广韵"东韵》:“同,齐也,共也,又羌复姓有同蹄氏。”《洛川县志》:“前秦(350—395)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为当时的羌族村 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
钳耳:富县钳二是钳二乡人民政府驻地。“钳二”是“钳耳”谐音讹误。 (富县“耳”读上声,调值为高降调,与普通话“二”同音)钳耳,历史上西羌姓氏, 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为羌中强族。(《魏书"王遇传》) 屈男:富县羊泉乡有曲男村,曲男疑为屈男之讹。屈男,西羌部族,以部族为姓氏。《广韵.物韵》:“屈,拗曲,又复姓有屈男氏。区勿切。”
当然以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如:
乞佛: 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上”、“下”为汉语方位词; “乞佛”为历史上鲜卑族姓氏。北魏有并州刺史乞佛成龙(《魏书.文成帝纪》)。 “西秦乞伏国仁,本陇西鲜卑乞佛部酋帅,因以为姓。”(《通志"氏族略》)乞伏亦作乞佛、乞扶(《中国姓氏集》)。鲜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 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新编《洛川县志》载:”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亦为鲜卑族统治,其部族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朱牛乡有乞佛村,是乞弗(亦作乞伏)之讹。”
哪合:富县吉子现乡有哪哈塬,哪哈疑为哪合之讹,哪合,原为女真族姓氏。
丘林:宜川县有秋林乡,秋林是乡人民政府驻地。秋林疑为丘林之讹。 丘林,匈奴族姓氏。《后汉书"匈奴传》:“单于姓虚连 ,异姓有呼衍(呼延)氏、 丘林氏……”《姓氏急就篇》:“丘林,匈奴姓。”
赫连:宜川县有赫列畔,赫列疑为赫连之讹。赫连,匈奴族姓。《夏录》 :“其先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渊之族,姓铁弗。勃勃称王于朔方,国号夏,改姓赫连氏。”
舍利:延长县七里村乡,有舍利庄。舍利,以部落名为姓氏。“北番酋帅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通志"姓氏略》
呼延:延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国改为呼延氏。”(《元和姓纂》)
二、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军事史
陕北自秦汉以来就是边关重地,军事要冲,也是农业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地。历代统治者为了经略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多代价,耗费了的大量人力,财力。在陕北的地名中,包含有古代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既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又可以发现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
这类地名有三种情况。一是含有“条,铺,驿”的地名。秦时,曾修秦直道。“道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魏晋时,匈奴人赫连勃勃起曾命人修补秦直道靖边至鹿州一段道路,以利进军。“圣人道,在军(即保安军,今志丹县)城东七里,从蕃部末都家族来,经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今甘泉县),即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太平寰宇记》)今俗称“圣人条”。现安塞、甘泉等县带有“条”的地名,如安条新胜条何条周条圣人条等实际上就是秦直道的遗迹走向。陕北地名中含有"铺、驿"的地名不少沿现西包公路沿线的延安、子长、清涧、绥德、米脂都有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地名也有张村驿(富县)甘谷驿(延安)文安驿(延川)石咀驿(清涧)等这些都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痕。邮驿制度从秦汉就设置汉代的“传置”,唐宋的“馆驿”,宋元的“驿站”,到了明代陕北邮驿制度更为发达。按明制,主要交通线上每60里设驿站,每10里设铺,有的地方还设递运所。明代在今陕西境内共设有驿站47处,其中延安一府即占有19处,占总数的40%左右,而延绥镇属的塘铺等军用机构还不在内。可见当时烽燧遍地,驿铺相望,通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二是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吴旗人把长城叫“边墙”,吴旗有头道墙,二道墙,三道墙,府谷有墙头。陕北境内战国时,秦就修筑了长城。秦始皇统一是中国后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建成了规模浩大的防御工程__“万里长城”。明代为防“套寇”,又四次整修长城。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监修长城,到弘治年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余子俊所修长城外再筑一道边墙,后者名曰“大边”,前者为“二边”。今所谓头道墙,二道墙即指这两条长城,三道墙则是秦长城遗址。
地名中含有“城,堡,寨”的地名,可以上溯到宋代。宋时为防御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之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防御体系。如“保安军,有寨二:德靖,顺宁;堡一:园林;城一:金汤城”(《宋史"地理志》)。明初仍沿袭宋时的防御体系,后多次整修长城,并沿边修设城堡。如1543年—1548年,长城改建,加固以后,沿线共设城堡34座。因此,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新寨(吴旗),太和寨(神木),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等。这些地名中有些是宋代设立的,如太和寨就是宋元筑三年(公元1099年)修筑的。而今陕北长城遗址沿线的安边堡,新城堡,龙州堡,波罗堡,响水堡,归德堡,双山堡,解家堡,渔河堡,永兴堡等(据195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都为明代设置。如龙州堡为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所筑,渔河堡,归德堡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修筑。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地名中可以了解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情况。
三是含有“安,宁”的地名,反映了陕北人民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从秦统一六国到清宣统退位,两千多年中,陕北人民面临的两大灾难就是饥荒和战争,战争年年有,如北宋王朝从创立到灭亡,与党项羌的西夏政权打了近200年的仗。战争使得陕北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承受着繁重的徭役,他们渴望安居乐业的生活。陕北历史地名中,仅宋代含“安”的地名就有延安,保安,安塞,安定,安边,龙安,招安,万安;含有“宁”的地名有:顺宁,抚宁,怀宁,晋宁等。在今地名中,延安,安塞,安定,安边,招安,顺宁等地名仍沿用下来。
三、陕北地名与宗教文化
陕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宗教文化也不例外。宗教文化的渗透流传,现在遍布陕北各地的佛,道教石窟就是明证。这些石窟,多为宋元时开凿,最早的宜君福地石窟开凿于西魏文帝元宝矩大统元年(公元535年)。秦王李世民北征突厥,曾憩于直罗镇云萝寺(故址在今富县城西),这都说明宗教在陕北的流传时间是比较早的。陕北地名中也能看出宗教流布的情况。其一,陕北许多地名的来历与宗教有关。如富县原名鹿阝县,因鹿阝畴(古代祭天的地方)而得名。安塞县真武洞,因道教中真武祖师庙而得名。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其二,从地名可以看出佛、道二教在陕北流布较广。属佛教的地名有:金明寺、大佛寺(佳县)、寺湾(子长)、眼岔寺(延川)、元龙寺(延安),小寺庄(宜君)等;属于道教的地名有:三皇庙(佳县、横山)、老君殿(子洲)、真武洞(安塞)。其三,从地名可以看出陕北宗教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除佛、道两大宗教外,陕北民间信仰较为繁杂,天旱祈雨求龙王,生儿育女求娘娘(观音菩萨),山有山神庙,河有河神庙,树有神树塔。这从遍布陕北各地的“庙沟、庙湾、庙岔、庙焉”等地名中可以得到证实。如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海则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则庙,前面指出“海子”为蒙语。从这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陕北文化,陕北地名中蕴含的文化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探寻陕北地名的文化内涵,既可以体察陕北文化独特的个性,又可为我们继承文化遣产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北朝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许多西北民族都改了汉姓,从此消失在汉族的洪流之中。
一、匈奴族
1 赫连-- 刘、赫,主要聚居地:陕北
2 乔-- 乔 , 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属匈奴屠各部
3 万俟-- 万,主要聚居地:陕北
4 金-- 金,主要聚居地:关中,属匈奴屠各部
5 董-- 董, 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属匈奴屠各部
6 呼延-- 呼延、呼,主要聚居地: 陕北、关中
7 须卜--卜, 主要聚居地:陕北(主要在绥德)
8 成--成,主要聚居地: 陕北、关中
9 郝--郝,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乌丸郝姓包括其中)
10 兰
二、鲜卑族
1 叱干-- 薛,主要聚居地:延安、礼泉(礼泉有叱干乡)
2 去斤-- 艾,主要聚居地:陕北
3 宇文-- 宇文,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
4 破六韩--韩, 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5 慕容-- 慕,主要聚居地: 关中
6 纥豆陵-- 窦, 主要聚居地:关中(主要在长安)
7 侯莫陈-- 陈,主要聚居地: 关中
8 尉迟--尉迟,主要聚居地:陕北
9 拓跋--元、长孙、拓
10 独孤
11 贺赖--贺
三、氐族
1 苻-- 蒲, 主要聚居地:关中
2 吕-- 吕,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3 杨-- 杨,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4 齐-- 齐,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四、羌族
1 姚-- 姚 ,主要聚居地:关中
2 雷-- 雷, 主要聚居地:渭北
3 钳耳-- 王,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4 党-- 党,主要聚居地:渭北(羌族分支——党项羌)
5 夫蒙-- 蒙,主要聚居地:渭北
6 莫折-- 莫、折,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
7 同帝-- 同, 主要聚居地:渭北
8 罕井-- 井, 主要聚居地:渭北(白水有罕井城)
9 咋和-- 和 ,主要聚居地:渭北
五、粟特族
1 康-- 康,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康居人或粟特康国人)
2 安-- 安,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关中(粟特安国人)
3 石-- 石,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北(粟特石国人,羯族石姓包括其中)
4 曹-- 曹,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粟特曹国人)
5 米-- 米,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粟特米国人)
6 何-- 何,主要聚居地:关中(粟特何国人)
7 史-- 史,主要聚居地:关中(粟特史国人)
另有三姓穆、毕、罗较少见
六、其他族类
1 翟-- 翟,主要聚居地:关中( 高车族)
2 乙速孤-- 王,主要聚居地:渭北(主要在礼泉)(羯族)
3 李-- 李,主要聚居地:汉中(賨族)
4 普六茹-- 茹,主要聚居地:关中(柔然族)
5 屈突-- 屈,主要聚居地:关中(奚族分支库莫奚)
6 白-- 白,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 (龟兹人)
7 斛瑟罗-- 罗,主要聚居地:关中(西突厥人)
8 裴-- 裴, 主要聚居地:关中 (疏勒人)
9 支-- 支,主要聚居地:关中( 月氏人,小月支)
10 车-- 车,主要聚居地:关中(车师人)
11 阿史那-- 史, 主要聚居地:关中(突厥人)
来源:陕西省博物馆展示资料
一、匈奴族
1 赫连-- 刘、赫,主要聚居地:陕北
2 乔-- 乔 , 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属匈奴屠各部
3 万俟-- 万,主要聚居地:陕北
4 金-- 金,主要聚居地:关中,属匈奴屠各部
5 董-- 董, 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属匈奴屠各部
6 呼延-- 呼延、呼,主要聚居地: 陕北、关中
7 须卜--卜, 主要聚居地:陕北(主要在绥德)
8 成--成,主要聚居地: 陕北、关中
9 郝--郝,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乌丸郝姓包括其中)
10 兰
二、鲜卑族
1 叱干-- 薛,主要聚居地:延安、礼泉(礼泉有叱干乡)
2 去斤-- 艾,主要聚居地:陕北
3 宇文-- 宇文,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
4 破六韩--韩, 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5 慕容-- 慕,主要聚居地: 关中
6 纥豆陵-- 窦, 主要聚居地:关中(主要在长安)
7 侯莫陈-- 陈,主要聚居地: 关中
8 尉迟--尉迟,主要聚居地:陕北
9 拓跋--元、长孙、拓
10 独孤
11 贺赖--贺
三、氐族
1 苻-- 蒲, 主要聚居地:关中
2 吕-- 吕,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3 杨-- 杨,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4 齐-- 齐,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南
四、羌族
1 姚-- 姚 ,主要聚居地:关中
2 雷-- 雷, 主要聚居地:渭北
3 钳耳-- 王,主要聚居地:陕北、渭北
4 党-- 党,主要聚居地:渭北(羌族分支——党项羌)
5 夫蒙-- 蒙,主要聚居地:渭北
6 莫折-- 莫、折,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
7 同帝-- 同, 主要聚居地:渭北
8 罕井-- 井, 主要聚居地:渭北(白水有罕井城)
9 咋和-- 和 ,主要聚居地:渭北
五、粟特族
1 康-- 康,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康居人或粟特康国人)
2 安-- 安,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关中(粟特安国人)
3 石-- 石,主要聚居地:关中、陕北(粟特石国人,羯族石姓包括其中)
4 曹-- 曹,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粟特曹国人)
5 米-- 米,主要聚居地:陕北、关中(粟特米国人)
6 何-- 何,主要聚居地:关中(粟特何国人)
7 史-- 史,主要聚居地:关中(粟特史国人)
另有三姓穆、毕、罗较少见
六、其他族类
1 翟-- 翟,主要聚居地:关中( 高车族)
2 乙速孤-- 王,主要聚居地:渭北(主要在礼泉)(羯族)
3 李-- 李,主要聚居地:汉中(賨族)
4 普六茹-- 茹,主要聚居地:关中(柔然族)
5 屈突-- 屈,主要聚居地:关中(奚族分支库莫奚)
6 白-- 白,主要聚居地: 陕北、渭北 (龟兹人)
7 斛瑟罗-- 罗,主要聚居地:关中(西突厥人)
8 裴-- 裴, 主要聚居地:关中 (疏勒人)
9 支-- 支,主要聚居地:关中( 月氏人,小月支)
10 车-- 车,主要聚居地:关中(车师人)
11 阿史那-- 史, 主要聚居地:关中(突厥人)
来源:陕西省博物馆展示资料
匈奴贵族呼延氏的渊源变迁 呼延氏是出自陕北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著名姓氏。西周时,作为戎族的一支,从陕北延河流域向西北迁徙至灵武一带,成为朐衍之戎。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兴起,先后吸收融合了北方的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而强大起来,朐衍戎演变为呼衍或呼延氏,成为匈奴的一支。汉代,呼延氏成为匈奴贵族,与匈奴单于“世为婚姻”;东汉初随南匈奴内迁朔方、上郡等缘边八郡。南北朝时期,他们或融入鲜卑,或同其他匈奴余部“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以稽胡或山胡的名称活跃于陕北大地。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
由于史载阙漏,呼延氏在汉代以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汉代以后,他们的活动不时见诸史籍。据《史记•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的世家大族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后汉书•南匈奴传》傅章怀注云:“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同书亦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于单于婚姻”。自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即位(前58年)后,虚连题氏多与呼衍氏为婚姻,所以,《晋书•北狄传》中说:“呼延氏最贵”。这一时期可能是呼延氏族的黄金时代。
到了北魏时期,呼延氏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奴隶或平民,受到鲜卑贵族统治者的奴役。据《魏书•庾业延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离石一带的稽胡“不乐内徙”,反对配给郡县为奴隶,在呼延铁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魏运动。《魏书•世祖纪》还记载,南匈奴余部也有归附北魏者。始光四年(427)“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关于三城胡之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7陕西延安府条下云:“三城在府东南。魏收《志》偏城郡广武县有三城是也。”偏城郡和广武县均北魏所置,其地在延长、延安境内。这些南匈奴余部“三城胡”当是降为平民,融入鲜卑中去了。到了北周时,这些内附的呼延氏踪迹又在关中一带出现。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二月的《王妙晖等五十人造像铭》和发现于渭南的武成二年九月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就有“邑主呼延蛮獠”、“邑主呼延观”的题名。另外题名中还有出于鲜卑的拓跋氏、叱干氏、普屯氏、如罗氏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有出于高车部的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有属于西域胡姓的支氏、白氏等北方部族姓氏26种。同时也有韩、吕、程、王等汉人姓氏,说明呼延氏已与这些不同民族的居民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到了隋唐以后,他们都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以上种种史料表明,延河两岸、汾川(云岩)河流域的延安、延长、宜川等地,确实是包括匈奴贵族呼延氏及其以后的稽胡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姓氏及地名也顽强地流传至今。单延长一县,至今仍有姓呼延者2368人(据1986年《延长县志》),延长县南不远有地名呼家川,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呼家窑子等。另外,神木县的呼家渠有呼姓数百口,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内蒙、靖边等地。陕北呼延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只是近些年来,有些呼延氏后裔取单姓呼,或单姓延,但仍抹不去其姓氏中的匈奴文化印记。
匈奴大姓郝氏与陕北郝姓 1998年5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望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年(613)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衢国人也。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遍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了15年,归顺北魏,被授于遍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汉时归附,赐姓刘。407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为赫连城。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位。430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407-425),后因赫连昌被俘而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授开府仪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582)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611)曾随隋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斗村一里道”。郝氏家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50)冬,由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元度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郝氏其他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硷、郝家山、郝家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1986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1981人,成为延长大姓。现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360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71位的大姓。其族源,除出自3000年前的商汤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赫赫有名的赫连姓 赫姓在全国是个很稀有的姓氏,但在陕北却时有所见,也有不少以赫姓命名的村落,如子长县有赫家堡,神木县有赫家圪崂,等等。追溯陕北赫姓的先祖,却是公元五世纪初建立了匈奴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真可谓赫赫有名了。
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所述,赫连勃勃的祖先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来率部归附东汉,南迁到雁门郡(今山西朔州境内),赐姓刘。前秦时,勃勃之父刘卫辰被符坚封为北单于。淝水之战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被俘。在送往北魏的路上,勃勃逃脱,投奔后秦姚兴,受到重用,镇守朔方(治今内蒙杭锦旗磴口县北)。勃勃在朔方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逐渐壮大,拥有十万余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裔,故以大夏为国号。称王后,他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取姓赫连(匈奴语“天”之意),令其所属匈奴部落以铁弗为姓,祝愿其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足见其的雄心勃勃。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他的武功不能说不显赫,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在十六国争雄的混乱局面中,他以今河套、庆阳、陕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到秦岭,东到山西太原,西到宁夏、兰州一带的一片地盘,所筑的都城,也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而名之统万城。但他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也因筑统万城而闻名于后世。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蒸熟,并浇灌米浆,再用夯筑。若夯窝渗水,筑者则要被处死。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用。做箭者箭射披甲者,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若射穿,则做甲者死,反正无道理可讲。所以夏国的城池建筑和武器,都十分结实耐用。赫连勃勃留给陕北的,一是靖边的统万城和延安东川的丰林古城,二是延川县黄河岸边土岗塬上的赫连勃勃墓,三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姓氏。
统万城早已闻名于世,但丰林故城却鲜为人知。北宋时,丰林故城的雄姿犹在。沈括知延州时(1080-1082),曾对丰林城作过勘察,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记述“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坚密如石,凿之皆火出。甚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并且感慨“赫连之城,深为可法也”。它的遗址,在今李渠镇周家湾村东一公里处,背倚大山,前傍丰林水,坚密如石的马面,虽经千百年风雨剥蚀,依然屹立,城池轮廓依稀可辨。
大夏国只存在了24年(407-431)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匈奴,作为一个民族也不复存在了。大夏国的遗民和赫连氏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中,一部分融入鲜卑人中,隋唐时期,最终都融入汉族中去了。他们的后裔,在史籍中不时有踪迹可寻。
《北齐书•赫连子悦传》载:“赫连子悦,北齐人。勃勃后,字士欣。文襄时除郑州刺使,治为天下最。入为都官尚书,郑州百姓八百余请立碑颂德。后以本官兼史部。子悦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无学术,又无风仪,人伦清鉴,去之弥远”。说明夏亡一百年后,赫连勃勃后裔在汉人政权北齐(550-577)作官时,深受汉文化熏陶,已深谙治民之道,且操守清高,受到老百姓爱戴,比起乃祖的凶狠残暴,已有天壤之别。
几乎与赫连子悦同时期,另有一个赫连勃勃的后裔赫连达也在北周(557-581)为显宦。《周书•赫连达传》说,赫连达,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境内)人,勃勃后,字朔国。他的曾祖父库多汗,可能在大夏灭亡后,因为避难而改姓杜氏。赫连达青年时代即在北魏贺拔岳部下南征北伐,累立战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进长安,在宇文泰拥立下建立西魏,“褒叙勋衣,昭复姓赫连氏”,赐与赫连达广乡县男的爵位,并恢复了他本来的姓氏。公元557年,赫连达又拥立宇文泰建立北周,担任过陇州刺使。保定(561-568)初,升为大将军、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总管。建德二年(573)年,进爵柱国,死于任所。其子赫连迁嗣,大象(579-580)年,位至大将军、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刺使。
隋代,赫连氏后裔的情况史无明载。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西郊省印刷研究所工地发现了一座隋墓,墓主是一位匈奴女子。其墓志铭中有“大隋东宫故内司食赫连山妃”字样,墓志内容清晰地显示出墓主是位血统高贵的匈奴女子,死前是宫中管理膳食的女官。她逝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0),时年55岁。曾经叱咤风云的赫连勃勃,其后裔也曾为将为相。但到了隋代,有的后裔却在皇宫中当了管理皇太子膳食的女官,沦为宫女奴卑,地位一落千丈。
赫连氏后裔中,还有一支融入吐谷浑。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昌继位。427年北魏伐夏攻占统万城,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后被杀。赫连昌被俘后,其弟赫连定又在平凉称帝。430年,北魏攻克平凉,赫连定又西奔攻灭西秦,掳西秦民众十余万,意欲西占河西,东山再起,半路被吐谷浑击溃,并把赫连定俘送北魏。从此,赫连定残部被吐谷浑吞并,成为其一部分。《新五代史•吐谷浑传》:“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唐至德(766-767)中,吐谷浑被吐蕃所破,部落分散,有一部分内附,被唐王朝安置于河西地区。唐开成年间(836-839),赫连铎之父率族人三千帐数万众徙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唐懿宗时(860-874),赫连铎曾因讨伐庞勋有功,官拜大同节度使。唐懿宗乾符五年(878),赫连铎乘长期盘踞振武、代北(今内蒙西部、陕北之间大片土地)的沙陀人李国昌出兵攻击党项之机,率部袭击李国昌的老巢,李国昌败走云中(今山西大同),赫连铎遂占据陕北秃尾河以北、包头以西的河套地区数十年。五代时,为后晋(936-947)所破,其部众又被徙居蔚州(今河北蔚县)一带。
自赫连勃勃发迹陕北,其后裔赫连达、赫连铎等部又长期活动在内蒙西部与陕北间的土地上,前后达四五百年之久,对陕北民族成份和姓氏种群的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赫连勃勃之墓安置在延川县土岗之塬,自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即使是一座疑冢或纪念冢,也当是其后裔为其先祖所筑,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赫连氏与陕北赫姓的渊源关系。
天下匈奴遍地刘 “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内徙中国大地的匈奴族人中,大多都改姓刘。如今,刘姓是排在王、李、张三姓后的的第四大姓,全国刘姓总人口约六七千万;除了出自祁姓和姬姓的汉人以外,匈奴后裔的大量加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自西汉初至东汉末,陕北是汉王朝安置内附的匈奴五属国和缘边八郡之一。匈奴的部落族帐散居陕北、内蒙间大片土地四五百年之久,自立为王者有之,建都称帝者有之,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陕北刘姓自然也和匈奴脱不了干系。
历史上,匈奴人大量入居陕北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在霍去病大军的几次打击下,居住河西的匈奴别部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数万众降汉,西汉政府置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和陕北的上郡等五属国安置;第二次是西汉元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曾一度被安置于内蒙西部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与陕北之间;第三次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由于北匈奴的攻击,汉光武帝准许南匈奴徙居西河郡(今府谷县西北)、美稷(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北地郡(东汉由甘肃庆阳移治宁夏吴中市),朔方郡(今内蒙磴口县北)、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县东北)、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呼和浩特东南)、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和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其中,除北地、雁门、代郡外,其余六郡都在今内蒙西部与陕北之间,这是汉代匈奴人最集中的居住地;第四次便是(405-431)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占据陕北的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贵族后裔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南匈奴单于家族与汉朝宗室世代通婚为由,自称姓刘。如前汉(又称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其祖父就是南匈奴扶罗单于。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也是南匈奴单于之后而冒姓刘。还有,南北朝时,匈奴屠各部的一支独孤氏,也改姓刘,人称孤独刘。而这个屠各匈奴,曾一度盘踞在黄陵、洛川一带(见前秦《邓太尉祠碑》)。据武沐的研究,东汉以来,匈奴人由少数贵族有姓氏、普通匈奴人无姓氏,发展到大部分匈奴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东汉以来,匈奴汉姓大体有刘、金、王、郝、成、董、石、路、毕等二十几个。由于刘姓是匈奴贵族所冒称之姓,所以也就成了匈奴汉姓的大宗,以致形成“天下匈奴遍地刘”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内徙蒙、陕、晋间的南匈奴各部与其他民族融合。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称之为稽胡。因居晋、陕山谷间,故又称山胡。从北魏以来,晋、陕、稽胡反抗统治阶级民族歧视与迫害的斗争此起彼伏,其发难首领也往往是刘姓稽胡。据《北史》、《北齐书》记载,北魏孝昌中(525-528),河东石楼吕梁山脉之中的山胡刘螽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坚持斗争十年之久。刘螽升被害后,部众又立其三子南海王为主,东魏天平二年(535),为高欢所剿灭。西魏大统七年(541),陕北夏州稽胡刘平伏又据上郡造反。北周建德五年(576),河东稽胡乘北周与北齐交兵之机,收集北齐败兵所弃甲仗为武器,拥立刘螽升之孙没铎为圣武皇帝,年号石平,谴兵驻守汾东、汾西,不久被北周派兵讨平。
隋朝末年,离石和陕北稽胡的活动仍见于记载,而黄河东岸的离石曾是刘渊的发迹地和前赵首都,陕北的匈奴与稽胡更是根深蒂固。《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延安人刘迦伦举兵反,自号皇王,建元大世”。《旧唐书•屈突通传》说,刘迦伦以十万之众,据雕阴郡(今富县),年号建元,署置百官。关中稽胡刘鹞子也起兵响应。直至大业十二年(616),李世民率兵到陕西,才把这股起义军镇压下去。又据《元和郡县志》所记,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还有丹州(今宜川)稽胡刘步禄等。
唐初武德元年(618),有北山稽胡攻富平,又发五万人攻宜君(《通鉴》卷185)。武德四年(621),宏化(今甘肃庆阳)稽胡帅刘成仙拥众数万,与李建成战于鄜州(今富县)。李建成诱降义军以后,屠杀六千余人。刘成仙逃脱,投奔盘踞朔方(治今靖边白城子)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后都被唐兵剿灭。
隋末唐初,河东离石稽胡刘苗王、刘龙儿、刘季真父子起兵响应河西陕北稽胡的起义,也先后被隋唐王朝派兵镇压下去。
隋唐以后,稽胡逐渐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活动不见史载,但刘性匈奴的有些后裔,仍可以溯其族源。如唐朝诗人刘禹锡,乃是北周时刘亮的七世孙。而刘亮的父亲刘持真,《周书》谓其为西魏的领民酋长,很显然是稽胡的部落首领。
如今,有许多刘姓名人,也认同自己的匈奴人血统。如著名作家刘绍棠给《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捎话说,民间传说“天下匈奴遍地刘”,因此,他的祖上很可能就是匈奴。刘先生的家乡燕赵大地魏晋时期,也是内徙匈奴的聚居地之一。又如延安籍作家刘成章,也认为自己的家族和匈奴有些关系。有一次,他去罗马尼亚访问,在作协主席的家里聊天。当他说出南北匈奴的渊源与变迁历史,并说自己身上很可能有匈奴人的血脉时,从屏风后面跑出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妻子。她紧紧抱住刘成章唏嘘不已。原来,这个作协主席的夫人是匈牙利人。据中国史籍《史记》、《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和欧洲史学界的多方面研究,公元1世纪至3世纪,北匈奴受到两汉王朝的多次打击,被迫西迁,在中亚的乌孙、康居、阿兰等地活动了二三百年,于公元4世纪到了欧洲,先后征服了东哥德人、西哥德人和日耳曼人部落,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人国家,其领土东起威海,西至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北部),北至波罗的海。欧洲的匈奴人帝国曾多次与东罗马帝国交锋,所向披靡。公元451至452年,匈奴国王阿拉提率五十万大军进攻西罗马,由于西罗马与哥德人的联合抵抗和匈奴军中瘟疫流行而退兵。453年,阿拉提死去,匈奴帝国也随之崩溃。阿拉提的一个弟弟率领一部分民众在多瑙河下游、匈牙利地区定居下来,并与欧洲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今天的匈牙利。这一说法,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普遍认同。
时隔两千多年以后,无论是西方的匈牙利人,还是东方的刘绍棠、刘成章先生,都不否认自己的匈奴人血统,那么,陕北刘姓和匈奴的关系又如何能避讳得了呢!
陕北望族白氏与胡姓白氏 据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所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白姓总人口约350余万,在百家大姓中居第73位,主要集中在四川、山西、陕西三省,约占白姓总人口的55﹪。其实,在历史上,白姓也是陕北的望族之一,其历史悠久,支脉广布,名人辈出,史载不绝,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到了当代,以清涧白家为代表的陕北白氏,更是甲胄盈室,朝笏满堂,更显兴旺发达。
陕北白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追根溯源,应以内迁的龟兹为肇始。龟兹,西域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武帝时,有众八万余。龟兹王室因居白山(今天山)而姓白。张骞通西域之后,建立西域都护府,龟兹国也属其管辖,和西汉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汉宣帝时(前73年-前48年),龟兹王绛宾曾娶乌孙王妃汉朝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妻,并到长安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后来,大概受到匈奴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压迫要求内迁,西汉政府把龟兹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北部陕蒙交界之地,并置龟兹县,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云:上郡有龟兹县。颜师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其城垣轮廓尚存。遗址内发现汉墓群,出土汉画像石、建筑材料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小口深腹罐等西域风格鲜明的器皿,是龟兹人在陕北居留生活的有力佐证。
其后近百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安置于内蒙南部河套地区。建武二十六年(50),又南徙河西郡(今神木东北),与龟兹人为邻。永寿元年(155),安定郡国都尉张鱼进屯长城,屯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东进。
可能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内迁安置的诸族得以自由迁徙。白姓龟兹人的一支由榆林的安置地迁西河,继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后来发展为白姓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族望和山西白姓的祖源之一。另有一支南迁关中,在渭河、洛河之间定居下来。发现于白水县的前秦建元四年(368)《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有翊威将军酋大白安、大人白平君等。酋大和大人都是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马长寿教授认为他们就是“起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他们也可能是关中白姓的祖源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融合了龟兹人、羌人等民族,成为稽胡族,散居于晋西北、陕北山谷间。为了反抗鲜卑统治者的奴役与歧视,不断起兵,。其中,不乏龟兹后裔的奋勇参加。北周神瑞二年(415),河西一带的稽胡迫于饥荒,渡过黄河与上党稽胡汇合,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大单于,举兵起义,后被镇压。北周天和(566-572)间,延州总管宇文盛为了防止稽胡的一再起义,命人赶筑银州(今米脂)城。稽胡人在白郁久同的率领下,率众进攻宇文盛,终于寡不敌众,被俘杀害。不久,北周镇将刘雄出绥州进剿北部稽胡,乔白郎率义军渡过无定河迎战刘雄,也被击败。到了唐代初期,陕北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延川稽胡或绥州部落稽胡,其首领为延州人白铁余。唐高宗永淳二年(683),白铁余利用佛教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据平城(今子长县、清涧县一带),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今清涧、绥德一带),杀官吏,焚民居”(见《通鉴》卷203)。后被程务廷会同夏州都督王方翼合兵平定。
自唐朝中期以后,稽胡族逐渐完全融于汉民族中去了,其活动再也不见于史载。但是,他们的后裔,仍活跃于唐朝政治舞台。如大诗人白居易兄弟,就被认为是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证据是白居易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酋称其为“蕃人”。诗人卢发咏白敏中的词中也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论者以此推论白敏中姓氏系出西域龟兹国,那么其兄白居易自然也就是龟兹人的后裔了。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敏中墓志》、《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所记,白居易的祖先,先居关中,于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关中。太原白氏重回关中,原因甚多,未可一概而论。然关中渭河以北自魏晋以来,白氏多散居其间,此或与白氏重返居渭河以北有关。
以上所说,是陕北白姓的主要来源是汉代内迁的龟兹国白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量的出自汉族白姓成分。另外,唐代入居陕北的突厥人、吐谷浑人,长期盘踞陕北的党项人、源自西亚的波斯人(元代成为回族)中也有白姓,他们也是陕北白姓的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大量白姓少数民族的加入,才使得白姓不断壮大,人口骤增。到了宋代,全国白姓人口约9万人,而陕西依然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白姓人口的32﹪。明代,山西一跃成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19万白姓人口的24.4﹪。当代,山西、陕西、四川依然是白姓大省,这与历史上内迁的西北白姓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地域大体相一致。
鲜卑拓跋氏与陕北拓姓 拓姓为拓跋氏省称。这类省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复姓呼延,省称呼或省称延。关于拓跋氏,古文献及姓氏研究著作均指出是北魏皇姓,出自北魏王朝建立者鲜卑拓跋氏部落。他们自称黄帝之后,受封北土。谓黄帝以土为德,鲜卑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即黄帝后裔之意。
陕北拓姓族源主要有二。一是直接得自鲜卑拓跋氏,二是得自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拓拔氏异译)。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拓跋鲜卑原居大兴安岭北部。在其二世祖推寅时,命子率部众占领匈奴故地,沿内蒙草原西进南迁。他的儿子诘汾与草原天女(匈奴女)生下北魏始祖力微,即“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之祖。以后,拓跋鲜卑长期与匈奴民族相互通婚。另外。据《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鲜卑还有汉将李陵的血统。“初,匈奴女名托跋(拓跋之异写,下同)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姓托跋”。这说明拓跋氏是鲜卑与匈奴混血的,并且具有汉人血统的民族。北匈奴西迁后他们还接纳了南匈奴余部十余万落数十万众,势力迅速发展,成为鲜卑部落中最重要的一支,建立了包括匈奴、乌桓、敕勒等民族在内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公元386年拓跋王圭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向四方用兵,南攻北伐,经过二十多年征战,到太武帝拓跋焘时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奉行穿汉服、娶汉妻、说汉话的多项汉化政策,并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通婚,加速了鲜卑汉化和融入汉族的过程。
拓跋氏为北魏皇姓宗室。拓跋氏势力发展到陕北,可以追溯到始祖猗卢(?-316)前后。“自神元帝以来,与晋和好。是岁(昭帝元年),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去匈奴、乌丸诸都。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碑,与晋分界”(《北史•魏纪》)。杏城在今黄陵县城南。长城原即今富县羊泉原。
拓跋氏子弟大量进入关中陕北,约在孝武帝(532—535)时。《周书•元伟传》载,元伟在孝武帝时任华州刺史。又有元季海被封为冯翊(今大荔)王。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到长安,在宇文泰扶植下建立西魏,大批拓跋氏贵族入居关中。至于元氏怎么又复姓拓跋氏,这与北周时的以一次复辟事件有关。北周为宇文氏取代拓跋氏建立的鲜卑政权。周闵帝元年(557)年二月,赵贵等大臣谋图重新扶植元氏之后称帝。失败后,元氏子女被株连而株者甚众。到周明帝时,始把元氏沦为奴仆者免为平民,复为拓跋氏。另外,北周宇文泰还提倡过赐姓复姓和恢复太平以前代北复姓的运动。这些拓跋氏之后,经过千百年来的繁衍、迁徙,分布关中陕北各地,逐步融入汉民族之中。
北周政权灭亡以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逐渐融入汉族之后,其后裔人才辈出,在隋唐两代王朝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两代的建国者,都是鲜卑汉了的汉人。也有人认为杨氏、李氏即为鲜卑人。隋文帝的皇后和唐高祖的母亲为亲姊妹,同出于鲜卑化了的匈奴独孤氏之门。唐太宗之母窦氏和太宗的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唐朝宰相中,有30个为鲜卑人后裔。隋代建筑家宇文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等也为鲜卑后裔。难怪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时惊呼“自隋以来,名扬与时者,代北子弟十居六七”。
拓姓的第二个族源是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其过程说起来要曲折一些。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秃发氏。秃发为拓跋之异写,即前面提到的北魏始祖力微之兄秃发匹孤。他没有得到王位继承权,愤而率领部众沿黄河与贺兰山之间西进,最后迁到今甘肃河西地区,并与公元397年建立了南凉政权,建都西平(今西宁市)。公元414年为纥伏氏鲜卑建立的西秦所灭,部众大部分归西秦。后西秦为赫连夏灭,夏又为吐谷浑所灭。北魏统一北方后,西秦之地归与北魏版图。秃发氏一部分归于北魏,另一部分投奔北凉。后北凉为北魏所灭,其部众也归属北魏。这两部分最终都与鲜卑拓跋氏一起汉化。还有一支在北凉灭亡后,在秃发樊尼率领下,西度黄河,过积石山,到南部党项羌之地,居于今青、甘、川交界地区,最后同化于羌,形成党项羌中的拓跋氏。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吐蕃的侵袭,党项拓跋氏不断内迁,定居于夏州、银州(今靖边、子洲、绥米一带),号为党项平夏部,力量日益壮大,为党项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唐末黄巢起义时,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众镇压黄巢义军,被赐姓李。历五代各朝,长期盘踞陕北,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拓跋氏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酋长270余人,民户数十万人投附宋朝,宋太宗为李继捧赐名赵保忠。唐宋两代的赐姓,仅给于了拓跋集团的少数当权者,不可能惠及广大部民。这些人仍然延用拓跋姓氏,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李继捧之弟李继迁不愿降宋,率领部落贵族及未降部众抗宋自立,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西夏极盛时,势力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部分地区,长期与北宋王朝时战时和,到宝义二年(1277)为蒙古所灭,历18位皇帝,建国190年。后来西夏的这部分党项拓跋氏也逐渐融入汉族中。陕北是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其部众居陕北600余年,对这里民众的民族成份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自成的村子就叫李继迁寨。可以推论李自成一族可能也是党项拓跋氏后裔。
上述鲜卑拓跋氏和党项拓跋氏为陕北拓姓的主要族源。而党项拓跋又源自鲜卑拓跋。现在拓姓的主要聚居区域,又与唐宋时党项拓跋氏在陕北的活动地区大体相吻合。拓姓为鲜卑拓跋氏后裔,而且与党项拓跋氏的关系更近,更为密切。
来自西域古国的史姓 说到史姓,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帝时代创造了文字的仓颉。他被后人尊为史官,他的后代也以史为姓。还有西周时的太史,汉代的太史令,其后裔也以他们的官职为姓。这是史姓的两大来源。另外,史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昭武九姓”中的史国和吐厥的阿史那氏。
史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以南沙赫夏勃兹一带。这里也曾经是粟特人的故地,故我国古文献中也把“昭武九姓”之人统称为粟特人。华县发现的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7)的《邓太尉祠碑》中,已有“上郡肤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的记载,说明公元4世纪时陕北已有来自西域的支胡人(即月氏人)、粟特人的踪迹。隋唐时期,西域诸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十分频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载,唐代,史国曾六次遣使到中国朝贡。这些经商、朝贡者,许多人长期侨滞不归,继而取史为姓,逐渐融入汉族。2002年,出土于洛阳的唐《史诺匹延墓志》中说,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
史姓中还有一支为隋唐时期突厥阿史那氏改姓而来。突厥族原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因金山形似战盔,俗称吐厥,因以名其部落,其首领姓阿史那,强盛时期曾统治中亚各民族。隋开皇二年(582),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吐厥内附隋王朝。隋仁寿元年(600),隋文帝移阿史那柒干率部众二、三十万进入河套,被封为启民可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隋末,东突厥曾派兵参加李渊推翻隋朝统治的战争。突厥族将领史大奈,本姓阿史那,随唐高祖攻取长安,以军功被赐姓李氏。《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载,阿史那忠在唐贞观四年(630),擒获反复背叛唐朝的突厥王颉利可汗归顺唐朝,唐太宗以宗室女定襄公主配其为妻,并“赐名为忠,单姓史氏”。贞观十八年(644),东突厥残部受到薛延陀部的不断攻击,其首领阿史那思摩被迫率数十万众南迁归降,唐朝政府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在胜、夏二州故地,设羁縻州辖之。东突厥后期,陕甘蒙晋沿边羁縻州的吐厥部落,时而归降,时而自立可汗反叛,前后达近百年。开元二十八年(740),由于内部分裂和回纥汗国的进攻而灭亡,大部分突厥贵族和部众内附唐王朝,另一部分归附漠北的回纥汗国。这个回纥就是WWE族的先祖。
东突厥从公元600年迁居今内蒙古西部黄河南岸和陕北靖边一带的胜、夏二州之地,到公元740年灭亡,前后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灭亡后,仍有数十万众继续归附唐王朝,对陕北的民族成份和姓氏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史姓的来源还有其它成份,但陕北史姓可能和突厥阿史那部的关系更为密切。
康姓源出西域康国考 康姓的一支出自周代姬姓诸侯康国,秦汉以前,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康姓的另外一支,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康居古国,其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一带。
康居人本为居住在今甘肃临泽县境内昭武城一带的月氏人。西汉初年,受到匈奴扩张势力的侵袭,被迫举族迁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不久逐渐统一了锡尔河以南原住民粟特人各部落,以撒马尔汗为中心,建立了康、史、安、米、何、石等九个城邦小国,史称“昭武九姓”之国。两汉时,康居人进入中国,先是留居甘、青黄河以西地区,随后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有康穆者“举乡族三千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每家以五口人计,约有一万五千余口。康穆的孙子康绚“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梁书•康绚传》中的这段记载,把关中康姓的来源、迁徙经过、部落规模等问题,交待得甚是明白。
隋唐以前,留居陕北一带的康居人史欠明载,但也不能排除内附的匈奴人中,有被征服奴役的康、石、安、曹、史等国民族的可能性。到了唐代,被安置于宁夏、内蒙、陕北之交河套地带的突厥人中出现了康居人的踪迹。据新旧《唐书》、《通鉴》等史籍记载,自隋仁寿元年(600)东突厥内附中央王朝以来,不断有突厥部落陆续归附。《通鉴》卷206神功元年条下记:“咸亨中(670—674),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说明唐咸亨间,有一批突厥人入居于丰州(相当于今杭锦旗境)、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灵州(今银川平原)三州之间,即相当于今之鄂托克前旗和鄂托克旗境内。此时,唐朝仍未在这片地带设立州县。由于突厥人不断增多,唐朝政府乃于调露元年(679)在灵、夏两州间设立六个羁縻州进行管理,时称“六胡州”。
唐开元九年(721),兰池州(在今鄂托克前旗境内)胡人首领康待宾与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起兵反唐,攻陷六胡州,史称“六胡州之乱”,不久被唐军平定。第二年,又有康待宾残部庆州康愿子反叛,也被讨平。这些活动在突厥族内的康、安、何、石等姓,即是来自中亚古国。《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居条下记:“康居国,汉时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至隋时谓之康国,大业中遣使朝贡。其王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此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凡九国皆其种类,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据考证,安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何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西北,米国故地亦在撒马尔汗周围,距康国约50公里,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些古国的人一方面由经商或朝贡来到中国,另一方面则是随突厥人的征服与迁徙,来到陕北、内蒙、宁夏之交的河套之地。
平定六胡州叛乱后,唐朝政府将此地残胡5万余众强行迁徙到今河南许昌、沁阳、邓县、叶县、汝南一带。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将其返迁六胡州故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些胡人又参加了安禄山叛军中突厥人阿史那从礼部的叛乱,唐肃宗采取招抚与讨伐两种手段,平定了叛乱。其后,一部分受招抚的胡人仍留居原地。几十年后,唐贞元元年(785),诗人李益人从军行役于夏州、西受降城之间时,仍能看到这些残胡。他在其《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一诗中有“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之句,说明陕北一带仍有六州残胡,并且操不同的民族语言(即六蕃语),其中就有来自中亚古国的康、石、安、曹、何、米等国的民众。另一部分六州胡残则随安禄山败军回到长安、洛阳,最后被史思明部收编,安置于范阳(今河北省境内)一带。那些迁徙到河南的昭武九姓之国的人,也长期定居下来。2006年5月,河南洛阳隋唐故城出土一件唐元和九年(814)的景教经幢,题记中说,有景教僧人清素兄弟为亡母“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修造坟茔。主持并参与此事的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可证安姓、米姓出自安国、米国甚明。至于是经商、朝贡而来,还是随突厥人迁徙而来,则不得而知。
上述迁居中国的康、安、石、曹、米、何等中亚古国之人,逾今已一千五六百年,种族繁衍,流布各地,但主要分布地仍在陕西、山西、河南几省。现在,陕西仍为康姓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康姓亦为陕北大姓。究其渊源,当于康、石、安、米等西域古国之人的大量内迁与繁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匈奴贵族呼延氏的渊源变迁 呼延氏是出自陕北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著名姓氏。西周时,作为戎族的一支,从陕北延河流域向西北迁徙至灵武一带,成为朐衍之戎。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兴起,先后吸收融合了北方的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而强大起来,朐衍戎演变为呼衍或呼延氏,成为匈奴的一支。汉代,呼延氏成为匈奴贵族,与匈奴单于“世为婚姻”;东汉初随南匈奴内迁朔方、上郡等缘边八郡。南北朝时期,他们或融入鲜卑,或同其他匈奴余部“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以稽胡或山胡的名称活跃于陕北大地。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
由于史载阙漏,呼延氏在汉代以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汉代以后,他们的活动不时见诸史籍。据《史记•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的世家大族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后汉书•南匈奴传》傅章怀注云:“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同书亦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于单于婚姻”。自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即位(前58年)后,虚连题氏多与呼衍氏为婚姻,所以,《晋书•北狄传》中说:“呼延氏最贵”。这一时期可能是呼延氏族的黄金时代。
到了北魏时期,呼延氏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奴隶或平民,受到鲜卑贵族统治者的奴役。据《魏书•庾业延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离石一带的稽胡“不乐内徙”,反对配给郡县为奴隶,在呼延铁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魏运动。《魏书•世祖纪》还记载,南匈奴余部也有归附北魏者。始光四年(427)“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关于三城胡之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7陕西延安府条下云:“三城在府东南。魏收《志》偏城郡广武县有三城是也。”偏城郡和广武县均北魏所置,其地在延长、延安境内。这些南匈奴余部“三城胡”当是降为平民,融入鲜卑中去了。到了北周时,这些内附的呼延氏踪迹又在关中一带出现。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二月的《王妙晖等五十人造像铭》和发现于渭南的武成二年九月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就有“邑主呼延蛮獠”、“邑主呼延观”的题名。另外题名中还有出于鲜卑的拓跋氏、叱干氏、普屯氏、如罗氏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有出于高车部的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有属于西域胡姓的支氏、白氏等北方部族姓氏26种。同时也有韩、吕、程、王等汉人姓氏,说明呼延氏已与这些不同民族的居民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到了隋唐以后,他们都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以上种种史料表明,延河两岸、汾川(云岩)河流域的延安、延长、宜川等地,确实是包括匈奴贵族呼延氏及其以后的稽胡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姓氏及地名也顽强地流传至今。单延长一县,至今仍有姓呼延者2368人(据1986年《延长县志》),延长县南不远有地名呼家川,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呼家窑子等。另外,神木县的呼家渠有呼姓数百口,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内蒙、靖边等地。陕北呼延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只是近些年来,有些呼延氏后裔取单姓呼,或单姓延,但仍抹不去其姓氏中的匈奴文化印记。
匈奴大姓郝氏与陕北郝姓 1998年5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望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年(613)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衢国人也。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遍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了15年,归顺北魏,被授于遍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汉时归附,赐姓刘。407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为赫连城。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位。430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407-425),后因赫连昌被俘而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授开府仪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582)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611)曾随隋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斗村一里道”。郝氏家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50)冬,由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元度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郝氏其他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硷、郝家山、郝家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1986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1981人,成为延长大姓。现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360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71位的大姓。其族源,除出自3000年前的商汤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赫赫有名的赫连姓 赫姓在全国是个很稀有的姓氏,但在陕北却时有所见,也有不少以赫姓命名的村落,如子长县有赫家堡,神木县有赫家圪崂,等等。追溯陕北赫姓的先祖,却是公元五世纪初建立了匈奴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真可谓赫赫有名了。
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所述,赫连勃勃的祖先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来率部归附东汉,南迁到雁门郡(今山西朔州境内),赐姓刘。前秦时,勃勃之父刘卫辰被符坚封为北单于。淝水之战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被俘。在送往北魏的路上,勃勃逃脱,投奔后秦姚兴,受到重用,镇守朔方(治今内蒙杭锦旗磴口县北)。勃勃在朔方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逐渐壮大,拥有十万余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裔,故以大夏为国号。称王后,他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取姓赫连(匈奴语“天”之意),令其所属匈奴部落以铁弗为姓,祝愿其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足见其的雄心勃勃。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他的武功不能说不显赫,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在十六国争雄的混乱局面中,他以今河套、庆阳、陕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到秦岭,东到山西太原,西到宁夏、兰州一带的一片地盘,所筑的都城,也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而名之统万城。但他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也因筑统万城而闻名于后世。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蒸熟,并浇灌米浆,再用夯筑。若夯窝渗水,筑者则要被处死。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用。做箭者箭射披甲者,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若射穿,则做甲者死,反正无道理可讲。所以夏国的城池建筑和武器,都十分结实耐用。赫连勃勃留给陕北的,一是靖边的统万城和延安东川的丰林古城,二是延川县黄河岸边土岗塬上的赫连勃勃墓,三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姓氏。
统万城早已闻名于世,但丰林故城却鲜为人知。北宋时,丰林故城的雄姿犹在。沈括知延州时(1080-1082),曾对丰林城作过勘察,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记述“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坚密如石,凿之皆火出。甚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并且感慨“赫连之城,深为可法也”。它的遗址,在今李渠镇周家湾村东一公里处,背倚大山,前傍丰林水,坚密如石的马面,虽经千百年风雨剥蚀,依然屹立,城池轮廓依稀可辨。
大夏国只存在了24年(407-431)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匈奴,作为一个民族也不复存在了。大夏国的遗民和赫连氏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中,一部分融入鲜卑人中,隋唐时期,最终都融入汉族中去了。他们的后裔,在史籍中不时有踪迹可寻。
《北齐书•赫连子悦传》载:“赫连子悦,北齐人。勃勃后,字士欣。文襄时除郑州刺使,治为天下最。入为都官尚书,郑州百姓八百余请立碑颂德。后以本官兼史部。子悦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无学术,又无风仪,人伦清鉴,去之弥远”。说明夏亡一百年后,赫连勃勃后裔在汉人政权北齐(550-577)作官时,深受汉文化熏陶,已深谙治民之道,且操守清高,受到老百姓爱戴,比起乃祖的凶狠残暴,已有天壤之别。
几乎与赫连子悦同时期,另有一个赫连勃勃的后裔赫连达也在北周(557-581)为显宦。《周书•赫连达传》说,赫连达,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境内)人,勃勃后,字朔国。他的曾祖父库多汗,可能在大夏灭亡后,因为避难而改姓杜氏。赫连达青年时代即在北魏贺拔岳部下南征北伐,累立战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进长安,在宇文泰拥立下建立西魏,“褒叙勋衣,昭复姓赫连氏”,赐与赫连达广乡县男的爵位,并恢复了他本来的姓氏。公元557年,赫连达又拥立宇文泰建立北周,担任过陇州刺使。保定(561-568)初,升为大将军、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总管。建德二年(573)年,进爵柱国,死于任所。其子赫连迁嗣,大象(579-580)年,位至大将军、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刺使。
隋代,赫连氏后裔的情况史无明载。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西郊省印刷研究所工地发现了一座隋墓,墓主是一位匈奴女子。其墓志铭中有“大隋东宫故内司食赫连山妃”字样,墓志内容清晰地显示出墓主是位血统高贵的匈奴女子,死前是宫中管理膳食的女官。她逝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0),时年55岁。曾经叱咤风云的赫连勃勃,其后裔也曾为将为相。但到了隋代,有的后裔却在皇宫中当了管理皇太子膳食的女官,沦为宫女奴卑,地位一落千丈。
赫连氏后裔中,还有一支融入吐谷浑。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昌继位。427年北魏伐夏攻占统万城,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后被杀。赫连昌被俘后,其弟赫连定又在平凉称帝。430年,北魏攻克平凉,赫连定又西奔攻灭西秦,掳西秦民众十余万,意欲西占河西,东山再起,半路被吐谷浑击溃,并把赫连定俘送北魏。从此,赫连定残部被吐谷浑吞并,成为其一部分。《新五代史•吐谷浑传》:“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唐至德(766-767)中,吐谷浑被吐蕃所破,部落分散,有一部分内附,被唐王朝安置于河西地区。唐开成年间(836-839),赫连铎之父率族人三千帐数万众徙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唐懿宗时(860-874),赫连铎曾因讨伐庞勋有功,官拜大同节度使。唐懿宗乾符五年(878),赫连铎乘长期盘踞振武、代北(今内蒙西部、陕北之间大片土地)的沙陀人李国昌出兵攻击党项之机,率部袭击李国昌的老巢,李国昌败走云中(今山西大同),赫连铎遂占据陕北秃尾河以北、包头以西的河套地区数十年。五代时,为后晋(936-947)所破,其部众又被徙居蔚州(今河北蔚县)一带。
自赫连勃勃发迹陕北,其后裔赫连达、赫连铎等部又长期活动在内蒙西部与陕北间的土地上,前后达四五百年之久,对陕北民族成份和姓氏种群的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赫连勃勃之墓安置在延川县土岗之塬,自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即使是一座疑冢或纪念冢,也当是其后裔为其先祖所筑,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赫连氏与陕北赫姓的渊源关系。
天下匈奴遍地刘 “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内徙中国大地的匈奴族人中,大多都改姓刘。如今,刘姓是排在王、李、张三姓后的的第四大姓,全国刘姓总人口约六七千万;除了出自祁姓和姬姓的汉人以外,匈奴后裔的大量加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自西汉初至东汉末,陕北是汉王朝安置内附的匈奴五属国和缘边八郡之一。匈奴的部落族帐散居陕北、内蒙间大片土地四五百年之久,自立为王者有之,建都称帝者有之,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陕北刘姓自然也和匈奴脱不了干系。
历史上,匈奴人大量入居陕北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在霍去病大军的几次打击下,居住河西的匈奴别部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数万众降汉,西汉政府置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和陕北的上郡等五属国安置;第二次是西汉元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曾一度被安置于内蒙西部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与陕北之间;第三次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由于北匈奴的攻击,汉光武帝准许南匈奴徙居西河郡(今府谷县西北)、美稷(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北地郡(东汉由甘肃庆阳移治宁夏吴中市),朔方郡(今内蒙磴口县北)、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县东北)、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呼和浩特东南)、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和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其中,除北地、雁门、代郡外,其余六郡都在今内蒙西部与陕北之间,这是汉代匈奴人最集中的居住地;第四次便是(405-431)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占据陕北的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贵族后裔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南匈奴单于家族与汉朝宗室世代通婚为由,自称姓刘。如前汉(又称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其祖父就是南匈奴扶罗单于。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也是南匈奴单于之后而冒姓刘。还有,南北朝时,匈奴屠各部的一支独孤氏,也改姓刘,人称孤独刘。而这个屠各匈奴,曾一度盘踞在黄陵、洛川一带(见前秦《邓太尉祠碑》)。据武沐的研究,东汉以来,匈奴人由少数贵族有姓氏、普通匈奴人无姓氏,发展到大部分匈奴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东汉以来,匈奴汉姓大体有刘、金、王、郝、成、董、石、路、毕等二十几个。由于刘姓是匈奴贵族所冒称之姓,所以也就成了匈奴汉姓的大宗,以致形成“天下匈奴遍地刘”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内徙蒙、陕、晋间的南匈奴各部与其他民族融合。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称之为稽胡。因居晋、陕山谷间,故又称山胡。从北魏以来,晋、陕、稽胡反抗统治阶级民族歧视与迫害的斗争此起彼伏,其发难首领也往往是刘姓稽胡。据《北史》、《北齐书》记载,北魏孝昌中(525-528),河东石楼吕梁山脉之中的山胡刘螽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坚持斗争十年之久。刘螽升被害后,部众又立其三子南海王为主,东魏天平二年(535),为高欢所剿灭。西魏大统七年(541),陕北夏州稽胡刘平伏又据上郡造反。北周建德五年(576),河东稽胡乘北周与北齐交兵之机,收集北齐败兵所弃甲仗为武器,拥立刘螽升之孙没铎为圣武皇帝,年号石平,谴兵驻守汾东、汾西,不久被北周派兵讨平。
隋朝末年,离石和陕北稽胡的活动仍见于记载,而黄河东岸的离石曾是刘渊的发迹地和前赵首都,陕北的匈奴与稽胡更是根深蒂固。《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延安人刘迦伦举兵反,自号皇王,建元大世”。《旧唐书•屈突通传》说,刘迦伦以十万之众,据雕阴郡(今富县),年号建元,署置百官。关中稽胡刘鹞子也起兵响应。直至大业十二年(616),李世民率兵到陕西,才把这股起义军镇压下去。又据《元和郡县志》所记,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还有丹州(今宜川)稽胡刘步禄等。
唐初武德元年(618),有北山稽胡攻富平,又发五万人攻宜君(《通鉴》卷185)。武德四年(621),宏化(今甘肃庆阳)稽胡帅刘成仙拥众数万,与李建成战于鄜州(今富县)。李建成诱降义军以后,屠杀六千余人。刘成仙逃脱,投奔盘踞朔方(治今靖边白城子)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后都被唐兵剿灭。
隋末唐初,河东离石稽胡刘苗王、刘龙儿、刘季真父子起兵响应河西陕北稽胡的起义,也先后被隋唐王朝派兵镇压下去。
隋唐以后,稽胡逐渐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活动不见史载,但刘性匈奴的有些后裔,仍可以溯其族源。如唐朝诗人刘禹锡,乃是北周时刘亮的七世孙。而刘亮的父亲刘持真,《周书》谓其为西魏的领民酋长,很显然是稽胡的部落首领。
如今,有许多刘姓名人,也认同自己的匈奴人血统。如著名作家刘绍棠给《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捎话说,民间传说“天下匈奴遍地刘”,因此,他的祖上很可能就是匈奴。刘先生的家乡燕赵大地魏晋时期,也是内徙匈奴的聚居地之一。又如延安籍作家刘成章,也认为自己的家族和匈奴有些关系。有一次,他去罗马尼亚访问,在作协主席的家里聊天。当他说出南北匈奴的渊源与变迁历史,并说自己身上很可能有匈奴人的血脉时,从屏风后面跑出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妻子。她紧紧抱住刘成章唏嘘不已。原来,这个作协主席的夫人是匈牙利人。据中国史籍《史记》、《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和欧洲史学界的多方面研究,公元1世纪至3世纪,北匈奴受到两汉王朝的多次打击,被迫西迁,在中亚的乌孙、康居、阿兰等地活动了二三百年,于公元4世纪到了欧洲,先后征服了东哥德人、西哥德人和日耳曼人部落,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人国家,其领土东起威海,西至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北部),北至波罗的海。欧洲的匈奴人帝国曾多次与东罗马帝国交锋,所向披靡。公元451至452年,匈奴国王阿拉提率五十万大军进攻西罗马,由于西罗马与哥德人的联合抵抗和匈奴军中瘟疫流行而退兵。453年,阿拉提死去,匈奴帝国也随之崩溃。阿拉提的一个弟弟率领一部分民众在多瑙河下游、匈牙利地区定居下来,并与欧洲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今天的匈牙利。这一说法,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普遍认同。
时隔两千多年以后,无论是西方的匈牙利人,还是东方的刘绍棠、刘成章先生,都不否认自己的匈奴人血统,那么,陕北刘姓和匈奴的关系又如何能避讳得了呢!
陕北望族白氏与胡姓白氏 据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所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白姓总人口约350余万,在百家大姓中居第73位,主要集中在四川、山西、陕西三省,约占白姓总人口的55﹪。其实,在历史上,白姓也是陕北的望族之一,其历史悠久,支脉广布,名人辈出,史载不绝,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到了当代,以清涧白家为代表的陕北白氏,更是甲胄盈室,朝笏满堂,更显兴旺发达。
陕北白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追根溯源,应以内迁的龟兹为肇始。龟兹,西域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武帝时,有众八万余。龟兹王室因居白山(今天山)而姓白。张骞通西域之后,建立西域都护府,龟兹国也属其管辖,和西汉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汉宣帝时(前73年-前48年),龟兹王绛宾曾娶乌孙王妃汉朝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妻,并到长安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后来,大概受到匈奴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压迫要求内迁,西汉政府把龟兹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北部陕蒙交界之地,并置龟兹县,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云:上郡有龟兹县。颜师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其城垣轮廓尚存。遗址内发现汉墓群,出土汉画像石、建筑材料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小口深腹罐等西域风格鲜明的器皿,是龟兹人在陕北居留生活的有力佐证。
其后近百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安置于内蒙南部河套地区。建武二十六年(50),又南徙河西郡(今神木东北),与龟兹人为邻。永寿元年(155),安定郡国都尉张鱼进屯长城,屯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东进。
可能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内迁安置的诸族得以自由迁徙。白姓龟兹人的一支由榆林的安置地迁西河,继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后来发展为白姓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族望和山西白姓的祖源之一。另有一支南迁关中,在渭河、洛河之间定居下来。发现于白水县的前秦建元四年(368)《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有翊威将军酋大白安、大人白平君等。酋大和大人都是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马长寿教授认为他们就是“起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他们也可能是关中白姓的祖源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融合了龟兹人、羌人等民族,成为稽胡族,散居于晋西北、陕北山谷间。为了反抗鲜卑统治者的奴役与歧视,不断起兵,。其中,不乏龟兹后裔的奋勇参加。北周神瑞二年(415),河西一带的稽胡迫于饥荒,渡过黄河与上党稽胡汇合,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大单于,举兵起义,后被镇压。北周天和(566-572)间,延州总管宇文盛为了防止稽胡的一再起义,命人赶筑银州(今米脂)城。稽胡人在白郁久同的率领下,率众进攻宇文盛,终于寡不敌众,被俘杀害。不久,北周镇将刘雄出绥州进剿北部稽胡,乔白郎率义军渡过无定河迎战刘雄,也被击败。到了唐代初期,陕北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延川稽胡或绥州部落稽胡,其首领为延州人白铁余。唐高宗永淳二年(683),白铁余利用佛教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据平城(今子长县、清涧县一带),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今清涧、绥德一带),杀官吏,焚民居”(见《通鉴》卷203)。后被程务廷会同夏州都督王方翼合兵平定。
自唐朝中期以后,稽胡族逐渐完全融于汉民族中去了,其活动再也不见于史载。但是,他们的后裔,仍活跃于唐朝政治舞台。如大诗人白居易兄弟,就被认为是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证据是白居易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酋称其为“蕃人”。诗人卢发咏白敏中的词中也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论者以此推论白敏中姓氏系出西域龟兹国,那么其兄白居易自然也就是龟兹人的后裔了。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敏中墓志》、《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所记,白居易的祖先,先居关中,于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关中。太原白氏重回关中,原因甚多,未可一概而论。然关中渭河以北自魏晋以来,白氏多散居其间,此或与白氏重返居渭河以北有关。
以上所说,是陕北白姓的主要来源是汉代内迁的龟兹国白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量的出自汉族白姓成分。另外,唐代入居陕北的突厥人、吐谷浑人,长期盘踞陕北的党项人、源自西亚的波斯人(元代成为回族)中也有白姓,他们也是陕北白姓的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大量白姓少数民族的加入,才使得白姓不断壮大,人口骤增。到了宋代,全国白姓人口约9万人,而陕西依然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白姓人口的32﹪。明代,山西一跃成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19万白姓人口的24.4﹪。当代,山西、陕西、四川依然是白姓大省,这与历史上内迁的西北白姓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地域大体相一致。
鲜卑拓跋氏与陕北拓姓 拓姓为拓跋氏省称。这类省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复姓呼延,省称呼或省称延。关于拓跋氏,古文献及姓氏研究著作均指出是北魏皇姓,出自北魏王朝建立者鲜卑拓跋氏部落。他们自称黄帝之后,受封北土。谓黄帝以土为德,鲜卑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即黄帝后裔之意。
陕北拓姓族源主要有二。一是直接得自鲜卑拓跋氏,二是得自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拓拔氏异译)。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拓跋鲜卑原居大兴安岭北部。在其二世祖推寅时,命子率部众占领匈奴故地,沿内蒙草原西进南迁。他的儿子诘汾与草原天女(匈奴女)生下北魏始祖力微,即“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之祖。以后,拓跋鲜卑长期与匈奴民族相互通婚。另外。据《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鲜卑还有汉将李陵的血统。“初,匈奴女名托跋(拓跋之异写,下同)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姓托跋”。这说明拓跋氏是鲜卑与匈奴混血的,并且具有汉人血统的民族。北匈奴西迁后他们还接纳了南匈奴余部十余万落数十万众,势力迅速发展,成为鲜卑部落中最重要的一支,建立了包括匈奴、乌桓、敕勒等民族在内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公元386年拓跋王圭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向四方用兵,南攻北伐,经过二十多年征战,到太武帝拓跋焘时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奉行穿汉服、娶汉妻、说汉话的多项汉化政策,并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通婚,加速了鲜卑汉化和融入汉族的过程。
拓跋氏为北魏皇姓宗室。拓跋氏势力发展到陕北,可以追溯到始祖猗卢(?-316)前后。“自神元帝以来,与晋和好。是岁(昭帝元年),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去匈奴、乌丸诸都。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碑,与晋分界”(《北史•魏纪》)。杏城在今黄陵县城南。长城原即今富县羊泉原。
拓跋氏子弟大量进入关中陕北,约在孝武帝(532—535)时。《周书•元伟传》载,元伟在孝武帝时任华州刺史。又有元季海被封为冯翊(今大荔)王。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到长安,在宇文泰扶植下建立西魏,大批拓跋氏贵族入居关中。至于元氏怎么又复姓拓跋氏,这与北周时的以一次复辟事件有关。北周为宇文氏取代拓跋氏建立的鲜卑政权。周闵帝元年(557)年二月,赵贵等大臣谋图重新扶植元氏之后称帝。失败后,元氏子女被株连而株者甚众。到周明帝时,始把元氏沦为奴仆者免为平民,复为拓跋氏。另外,北周宇文泰还提倡过赐姓复姓和恢复太平以前代北复姓的运动。这些拓跋氏之后,经过千百年来的繁衍、迁徙,分布关中陕北各地,逐步融入汉民族之中。
北周政权灭亡以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逐渐融入汉族之后,其后裔人才辈出,在隋唐两代王朝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两代的建国者,都是鲜卑汉了的汉人。也有人认为杨氏、李氏即为鲜卑人。隋文帝的皇后和唐高祖的母亲为亲姊妹,同出于鲜卑化了的匈奴独孤氏之门。唐太宗之母窦氏和太宗的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唐朝宰相中,有30个为鲜卑人后裔。隋代建筑家宇文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等也为鲜卑后裔。难怪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时惊呼“自隋以来,名扬与时者,代北子弟十居六七”。
拓姓的第二个族源是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其过程说起来要曲折一些。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秃发氏。秃发为拓跋之异写,即前面提到的北魏始祖力微之兄秃发匹孤。他没有得到王位继承权,愤而率领部众沿黄河与贺兰山之间西进,最后迁到今甘肃河西地区,并与公元397年建立了南凉政权,建都西平(今西宁市)。公元414年为纥伏氏鲜卑建立的西秦所灭,部众大部分归西秦。后西秦为赫连夏灭,夏又为吐谷浑所灭。北魏统一北方后,西秦之地归与北魏版图。秃发氏一部分归于北魏,另一部分投奔北凉。后北凉为北魏所灭,其部众也归属北魏。这两部分最终都与鲜卑拓跋氏一起汉化。还有一支在北凉灭亡后,在秃发樊尼率领下,西度黄河,过积石山,到南部党项羌之地,居于今青、甘、川交界地区,最后同化于羌,形成党项羌中的拓跋氏。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吐蕃的侵袭,党项拓跋氏不断内迁,定居于夏州、银州(今靖边、子洲、绥米一带),号为党项平夏部,力量日益壮大,为党项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唐末黄巢起义时,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众镇压黄巢义军,被赐姓李。历五代各朝,长期盘踞陕北,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拓跋氏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酋长270余人,民户数十万人投附宋朝,宋太宗为李继捧赐名赵保忠。唐宋两代的赐姓,仅给于了拓跋集团的少数当权者,不可能惠及广大部民。这些人仍然延用拓跋姓氏,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李继捧之弟李继迁不愿降宋,率领部落贵族及未降部众抗宋自立,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西夏极盛时,势力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部分地区,长期与北宋王朝时战时和,到宝义二年(1277)为蒙古所灭,历18位皇帝,建国190年。后来西夏的这部分党项拓跋氏也逐渐融入汉族中。陕北是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其部众居陕北600余年,对这里民众的民族成份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自成的村子就叫李继迁寨。可以推论李自成一族可能也是党项拓跋氏后裔。
上述鲜卑拓跋氏和党项拓跋氏为陕北拓姓的主要族源。而党项拓跋又源自鲜卑拓跋。现在拓姓的主要聚居区域,又与唐宋时党项拓跋氏在陕北的活动地区大体相吻合。拓姓为鲜卑拓跋氏后裔,而且与党项拓跋氏的关系更近,更为密切。
来自西域古国的史姓 说到史姓,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帝时代创造了文字的仓颉。他被后人尊为史官,他的后代也以史为姓。还有西周时的太史,汉代的太史令,其后裔也以他们的官职为姓。这是史姓的两大来源。另外,史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昭武九姓”中的史国和吐厥的阿史那氏。
史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以南沙赫夏勃兹一带。这里也曾经是粟特人的故地,故我国古文献中也把“昭武九姓”之人统称为粟特人。华县发现的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7)的《邓太尉祠碑》中,已有“上郡肤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的记载,说明公元4世纪时陕北已有来自西域的支胡人(即月氏人)、粟特人的踪迹。隋唐时期,西域诸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十分频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载,唐代,史国曾六次遣使到中国朝贡。这些经商、朝贡者,许多人长期侨滞不归,继而取史为姓,逐渐融入汉族。2002年,出土于洛阳的唐《史诺匹延墓志》中说,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
史姓中还有一支为隋唐时期突厥阿史那氏改姓而来。突厥族原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因金山形似战盔,俗称吐厥,因以名其部落,其首领姓阿史那,强盛时期曾统治中亚各民族。隋开皇二年(582),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吐厥内附隋王朝。隋仁寿元年(600),隋文帝移阿史那柒干率部众二、三十万进入河套,被封为启民可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隋末,东突厥曾派兵参加李渊推翻隋朝统治的战争。突厥族将领史大奈,本姓阿史那,随唐高祖攻取长安,以军功被赐姓李氏。《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载,阿史那忠在唐贞观四年(630),擒获反复背叛唐朝的突厥王颉利可汗归顺唐朝,唐太宗以宗室女定襄公主配其为妻,并“赐名为忠,单姓史氏”。贞观十八年(644),东突厥残部受到薛延陀部的不断攻击,其首领阿史那思摩被迫率数十万众南迁归降,唐朝政府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在胜、夏二州故地,设羁縻州辖之。东突厥后期,陕甘蒙晋沿边羁縻州的吐厥部落,时而归降,时而自立可汗反叛,前后达近百年。开元二十八年(740),由于内部分裂和回纥汗国的进攻而灭亡,大部分突厥贵族和部众内附唐王朝,另一部分归附漠北的回纥汗国。这个回纥就是WWE族的先祖。
东突厥从公元600年迁居今内蒙古西部黄河南岸和陕北靖边一带的胜、夏二州之地,到公元740年灭亡,前后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灭亡后,仍有数十万众继续归附唐王朝,对陕北的民族成份和姓氏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史姓的来源还有其它成份,但陕北史姓可能和突厥阿史那部的关系更为密切。
康姓源出西域康国考 康姓的一支出自周代姬姓诸侯康国,秦汉以前,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康姓的另外一支,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康居古国,其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一带。
康居人本为居住在今甘肃临泽县境内昭武城一带的月氏人。西汉初年,受到匈奴扩张势力的侵袭,被迫举族迁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不久逐渐统一了锡尔河以南原住民粟特人各部落,以撒马尔汗为中心,建立了康、史、安、米、何、石等九个城邦小国,史称“昭武九姓”之国。两汉时,康居人进入中国,先是留居甘、青黄河以西地区,随后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有康穆者“举乡族三千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每家以五口人计,约有一万五千余口。康穆的孙子康绚“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梁书•康绚传》中的这段记载,把关中康姓的来源、迁徙经过、部落规模等问题,交待得甚是明白。
隋唐以前,留居陕北一带的康居人史欠明载,但也不能排除内附的匈奴人中,有被征服奴役的康、石、安、曹、史等国民族的可能性。到了唐代,被安置于宁夏、内蒙、陕北之交河套地带的突厥人中出现了康居人的踪迹。据新旧《唐书》、《通鉴》等史籍记载,自隋仁寿元年(600)东突厥内附中央王朝以来,不断有突厥部落陆续归附。《通鉴》卷206神功元年条下记:“咸亨中(670—674),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说明唐咸亨间,有一批突厥人入居于丰州(相当于今杭锦旗境)、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灵州(今银川平原)三州之间,即相当于今之鄂托克前旗和鄂托克旗境内。此时,唐朝仍未在这片地带设立州县。由于突厥人不断增多,唐朝政府乃于调露元年(679)在灵、夏两州间设立六个羁縻州进行管理,时称“六胡州”。
唐开元九年(721),兰池州(在今鄂托克前旗境内)胡人首领康待宾与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起兵反唐,攻陷六胡州,史称“六胡州之乱”,不久被唐军平定。第二年,又有康待宾残部庆州康愿子反叛,也被讨平。这些活动在突厥族内的康、安、何、石等姓,即是来自中亚古国。《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居条下记:“康居国,汉时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至隋时谓之康国,大业中遣使朝贡。其王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此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凡九国皆其种类,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据考证,安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何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西北,米国故地亦在撒马尔汗周围,距康国约50公里,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些古国的人一方面由经商或朝贡来到中国,另一方面则是随突厥人的征服与迁徙,来到陕北、内蒙、宁夏之交的河套之地。
平定六胡州叛乱后,唐朝政府将此地残胡5万余众强行迁徙到今河南许昌、沁阳、邓县、叶县、汝南一带。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将其返迁六胡州故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些胡人又参加了安禄山叛军中突厥人阿史那从礼部的叛乱,唐肃宗采取招抚与讨伐两种手段,平定了叛乱。其后,一部分受招抚的胡人仍留居原地。几十年后,唐贞元元年(785),诗人李益人从军行役于夏州、西受降城之间时,仍能看到这些残胡。他在其《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一诗中有“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之句,说明陕北一带仍有六州残胡,并且操不同的民族语言(即六蕃语),其中就有来自中亚古国的康、石、安、曹、何、米等国的民众。另一部分六州胡残则随安禄山败军回到长安、洛阳,最后被史思明部收编,安置于范阳(今河北省境内)一带。那些迁徙到河南的昭武九姓之国的人,也长期定居下来。2006年5月,河南洛阳隋唐故城出土一件唐元和九年(814)的景教经幢,题记中说,有景教僧人清素兄弟为亡母“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修造坟茔。主持并参与此事的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可证安姓、米姓出自安国、米国甚明。至于是经商、朝贡而来,还是随突厥人迁徙而来,则不得而知。
上述迁居中国的康、安、石、曹、米、何等中亚古国之人,逾今已一千五六百年,种族繁衍,流布各地,但主要分布地仍在陕西、山西、河南几省。现在,陕西仍为康姓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康姓亦为陕北大姓。究其渊源,当于康、石、安、米等西域古国之人的大量内迁与繁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久负盛名的陕北折氏 在中国林林总总的姓氏中,姓折者十分少见;而陕北府谷、神木、佳县、米脂以及洛川等县区,姓折者及折姓村落,却时有所见。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个别地方,也偶有折姓分布。这一现象,与古代折氏的发祥与迁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陕北历史上,曾经活跃过党项族的折磨氏、匈奴族的折兰氏、鲜卑族的折娄氏等。而源出折娄氏的府谷折氏,则是久负盛名的家族之一,也是陕北乃至其他省区折姓的主要来源。
关于府谷折氏,历史文献记载较多,府谷出土的碑刻、墓志等文物资料也很丰富。宋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说:“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家云中,为北蕃大姓。自唐以来,世为麟、府州节度使。”《通志•氏族略》谓:“折氏望出西河,宋为大姓,世守麟州,犹古诸侯”。《五代史》、《宋史》等史籍中也有府谷折氏的记述。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和出土的折氏家族碑刻、墓志综合考察,府谷折氏当出于鲜卑折娄氏。《魏书•官氏志》载:“折娄氏,本鲜卑,随魏南迁”。刻于905年前后的《刺史折嗣伦碑》云:“祖讳华,云中人也。”刻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折渭州墓铭》:“公讳可适,字遵正,其先于后魏道武俱起云中,世以材武长雄一方,遂为代北著姓。后徙河西,有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争附之”。他们先是游牧于今内蒙和林格尔一带。公元386年,府谷折氏先祖也参加了拓拔珪建立北魏的战争。拓跋圭曾长期质于后汉,汉化程度较高。迁都平城后,他让鲜卑人分地定居。大约此时,折娄氏部落又返回蒙陕间鲜卑旧地,逐渐定居于府谷一带。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壮大,遂为地方酋豪。唐武德间(618—626),被朝廷册封为管理府谷一带少数民族部落的镇遏使。历五代以迄北宋,“世为麟府州节度使”,声名远扬,遂为陕北旺族。
府谷折氏从北魏初(4世纪初)徙居黄河西岸府谷、神木一带起,到公元1139年西夏攻占府州,折彦文出奔大同,投靠金国时止,历时六七百年。可谓根深叶茂,家世显赫。折氏世代将门,子弟多为武艺娴熟,跃马弯弓之健儿,“世以材武长雄一方”。五代至北宋时,他们长期处在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与契丹政权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和部落百姓生存,曾先后依附后唐、后晋、后周和北宋王朝,为保卫西北边境,抵抗党项、契丹等异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西北边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抗战,功勋卓著,名将辈出,忠烈满门,就连巾帼也不让须眉。府谷折氏与神木杨氏世为姻亲,折(佘)太君百岁挂帅及杨门女将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虽然府谷折氏源出鲜卑折娄氏,但流淌在他们血管里的,并非纯是鲜卑族的血液。在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与周边的汉族长期友好相处,联姻混血是自然的事。与折氏世为姻亲的神木杨氏,很可能就是汉族。特别是五代以来,折氏各部首领多娶汉族女子。从已发现的折氏碑刻和墓志中可知,折德扆娶路氏,御卿之妻有苏、王、杨、梁氏,惟忠娶刘氏和李氏(开封人)。到了北宋时期,折氏已基本汉化。况且,他们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不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其风俗及文化心态几与汉人无异。《宋朝事实类苑》载,折御卿之孙继祖“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庞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理。留州中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樽、弧、矢之具,虽皇州缙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这种情况,与陕北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大家庭的趋势相一致。
关于府谷折氏的迁徙与流播,最迟在五代末已开始。后汉乾祐二年(949),折从阮曾移镇武胜(今河南邓县)为官。折(佘)太君与杨继业结婚,也在此前后。毕沅《关中金石记》:“折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羽白《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中指出:“折氏系德扆女,性机敏,尝佐业立战功,后上书陈业战殁之由。……西北人读折为佘,后来剧本、小说把折太君误写成佘太君。”至今山西保德县仍有折窝村和折太君墓。北宋时期,折氏子弟远赴山东、甘肃、浙江等地为官或征战者更多。如宣和二年(1120),折可存曾率部南下浙江,镇压方腊起义。南宋初,折彦质随高宗南渡,任职广西静江府(今桂林)和洪州府(南昌)知府,居官三十多年。这些赴外地作官的折氏子弟亦有不少落籍任所,使折氏流布南北各地。府谷折氏大规模外迁,在公元1139年西夏攻占府州,折彦文出奔大同投靠金国之际。后折彦文受金国之命,携眷属移守青州(今山东青州)。从此,折氏嫡系子孙便永远离开了他们祖先世代经营的府州。而非嫡系的旁支远属,仍散居原地。现在府谷、神木、榆林、佳县、米脂、洛川一带的折姓居民,可能就是他们的后裔。
源于鲜卑折娄氏的府谷折氏是折氏的主要来源,但也不能排除折氏中还有党项族的莫折氏、折磨氏以及鲜卑族中其他折氏支系的部落的成分。他们后来都先后同化于汉民族,已很难分清原来的族属了。这也反映出陕北历史多民族多元化特征的一个侧面。
先夷化后汉化的段姓 在中国姓氏的演变过程中,众多的胡姓融入汉族百家姓,西域“昭武九姓”中的曹姓、康姓等便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原本出自中原的姓氏族群,因为各种原因,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而逐渐夷化了,后来,随着汉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他们又被汉化,段姓便是先夷化后汉化的的典型事例。
最初,中原的段姓出自两支:第一支出自姬姓。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南郑(今陕西华县东),史称郑桓公。桓公之子为武公,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之孙为庄公。庄公之弟叔段,被封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乡),称京城太叔或太叔段。公元前722年,太叔段与其母武姜合谋,企图夺取其兄的王位,于是,庄公发兵声讨。太叔段不敌,逃回京地,再逃到鄢邑(今河南鄢陵县)。庄公穷追不舍,太叔段又北渡黄河,最后在共地(今河南辉县)定居下来,人称共叔段。《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这段故事。其后,共叔段之孙公孙滑一支以段为姓,奉共叔一支为段姓一世祖,距今已与逾二千七百余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支派繁茂,流布南北各地,代有良材,名人辈出,成为段姓中影响最大的一支。
段姓第二支出自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老子李聃之后。《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载,老子之子名宗,为鲁国大夫,先食采于段邑(今山东历城段店镇),后封于干邑(今山东冠县干集),子孙遂以段干为姓。其后裔西迁入关,有段干木在魏国为官,居西河,为知名隐士。魏文侯慕其贤,造庐请见,他逾墙而避。其子段隐如(即段干同)改段干为单姓段氏,距今也有两千四百年历史。
先夷化后汉化的段姓,主要出自共叔段这一支。大约在汉代以前,一支姬姓段氏辗转迁徙到鲜卑地区,居住在徒河(今辽宁锦州)一带,逐渐与鲜卑融合,称徒河鲜卑或段部鲜卑。西晋时,其部已发展到三万余户,首领段务勿尘因助晋征战有功,被封为大单于、辽西公,娶驸马都尉王浚之女为妻,生子段匹磾,被封为左贤王、假军大将军、幽州刺使史,镇守蓟州(今北京西南)。大约西晋前后,段部鲜卑就已入关,长期活跃在华北地区,与汉人杂居,开始了漫长的汉化的过程。十六国时,段部鲜卑被后赵石虎所破,段匹磾被杀,部众流散,融入当地各族之中。北魏时,段匹磾六世孙段永,因功被封为昌平县子、南汾州(今山西汾阳)刺使,为一代名将,《隋书》有传。其子段威,入仕北周,曾任洮、河、甘、渭四州(今甘肃陇西一带)刺使史。段威之子段文振居北海期原(今山东寿光东南),为隋王朝兵部尚书,其弟段文操也为隋虎贲郎将。段永祖孙三代《隋书》皆有传,他们的家族已徙关内各地。唐代,这支段姓鲜卑势头渐弱,再没有出现什么显赫的人物,谱系也逐渐模糊,想是融入汉族之中去了。
共叔段的另一支,先徙武威,后徙云南,五代时建立云南段姓大理国,成为云南白族段姓的祖先,其过程更为漫长曲折。
在共叔段被诛后,其后裔为了避免继续遭受迫害杀戮,往西沿陕西关中、甘肃天水、武威、张掖一线迁徙逃亡。定居武威一带后,发展很快,到了汉代,成为陇西望族,人才济济,代有贤良。“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即武威),士风壮猛,便习兵事”(《资治通鉴》),使武威成为段姓郡望之一。段会宗(前84年—前10年),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曾长期担任西域都护府都护,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段熲(?—179年),东汉著名将军,武威人,长期驻守西北,担任护羌校尉,保障了西北边境的安定。段韶(?—571年),也是武威人,曾任北齐并州(今山西省)刺使史。武威段氏进入云南,始于曹魏的段延,继之有北周的段永,接着还有唐初的段俭魏。他们的子孙迁徙繁衍,由少到多,遍布云南大理一带,接受了当地白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并进而冠之以白族籍,成为白族段姓。段俭魏曾任大理南诏国政权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其后裔世为南诏贵族,为蒙氏南诏王朝的心腹重臣。据张锡禄《南诏大理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一文的统计,南诏时期,段氏家族先后有清平官五人,大将军七人,军将一人,入唐使六人,可谓实力雄厚,树大根深。南诏之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俭魏六世孙段思平,一举夺取云南政权,建立段氏大理国,共传二十三王,历时三百多年,几乎与宋王朝伴随始终。1254年,大理国被元朝灭亡,段氏依然被元朝任为大理总管,又传十二代,统治达近百年。其间,又有更多的白族他姓人改姓段。如今大理一带,多为段姓,以至有“段姓大理”之说。追溯其根源,却是被夷化的共叔段支系武威段氏的后裔。另有一部分回迁四川、甘南,融入了汉族之中。
陕北段姓分布广泛,尤以延安以北为多。其一部分祖源,可能出自段部鲜卑。前述后赵(309—351)石虎攻破段匹磾部,收其部众三万余户十余万口。他们中的一部分,当被征为戎卒,随着后赵大军占据陕北而流落当地。在北魏、北周乃至隋唐,仍有不少段匹磾的后裔在陕甘晋一带为官,如南汾州刺使段永,洮、河、甘、渭、四川刺使段威等,因官而落籍陕北者也应有之。不过由于代远年湮,其谱系已很难说清了。另一部分段姓,多由山西迁入。古代山西段姓中,有自武威回迁的共叔段后裔,也有随后赵和北魏的扩张裹胁而来的段部鲜卑,还有出自李宗段干木的后裔,分布最为集中,在宋代为段姓第一大省。明代初年,山西段氏大量移民外迁,流布各地。现在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川、陕西、河北、云南、安徽、湖北,总人口约280万,居百家大姓中第79位,可谓根深叶茂。
久负盛名的陕北折氏 在中国林林总总的姓氏中,姓折者十分少见;而陕北府谷、神木、佳县、米脂以及洛川等县区,姓折者及折姓村落,却时有所见。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个别地方,也偶有折姓分布。这一现象,与古代折氏的发祥与迁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陕北历史上,曾经活跃过党项族的折磨氏、匈奴族的折兰氏、鲜卑族的折娄氏等。而源出折娄氏的府谷折氏,则是久负盛名的家族之一,也是陕北乃至其他省区折姓的主要来源。
关于府谷折氏,历史文献记载较多,府谷出土的碑刻、墓志等文物资料也很丰富。宋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说:“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家云中,为北蕃大姓。自唐以来,世为麟、府州节度使。”《通志•氏族略》谓:“折氏望出西河,宋为大姓,世守麟州,犹古诸侯”。《五代史》、《宋史》等史籍中也有府谷折氏的记述。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和出土的折氏家族碑刻、墓志综合考察,府谷折氏当出于鲜卑折娄氏。《魏书•官氏志》载:“折娄氏,本鲜卑,随魏南迁”。刻于905年前后的《刺史折嗣伦碑》云:“祖讳华,云中人也。”刻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折渭州墓铭》:“公讳可适,字遵正,其先于后魏道武俱起云中,世以材武长雄一方,遂为代北著姓。后徙河西,有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争附之”。他们先是游牧于今内蒙和林格尔一带。公元386年,府谷折氏先祖也参加了拓拔珪建立北魏的战争。拓跋圭曾长期质于后汉,汉化程度较高。迁都平城后,他让鲜卑人分地定居。大约此时,折娄氏部落又返回蒙陕间鲜卑旧地,逐渐定居于府谷一带。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壮大,遂为地方酋豪。唐武德间(618—626),被朝廷册封为管理府谷一带少数民族部落的镇遏使。历五代以迄北宋,“世为麟府州节度使”,声名远扬,遂为陕北旺族。
府谷折氏从北魏初(4世纪初)徙居黄河西岸府谷、神木一带起,到公元1139年西夏攻占府州,折彦文出奔大同,投靠金国时止,历时六七百年。可谓根深叶茂,家世显赫。折氏世代将门,子弟多为武艺娴熟,跃马弯弓之健儿,“世以材武长雄一方”。五代至北宋时,他们长期处在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与契丹政权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和部落百姓生存,曾先后依附后唐、后晋、后周和北宋王朝,为保卫西北边境,抵抗党项、契丹等异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西北边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抗战,功勋卓著,名将辈出,忠烈满门,就连巾帼也不让须眉。府谷折氏与神木杨氏世为姻亲,折(佘)太君百岁挂帅及杨门女将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虽然府谷折氏源出鲜卑折娄氏,但流淌在他们血管里的,并非纯是鲜卑族的血液。在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与周边的汉族长期友好相处,联姻混血是自然的事。与折氏世为姻亲的神木杨氏,很可能就是汉族。特别是五代以来,折氏各部首领多娶汉族女子。从已发现的折氏碑刻和墓志中可知,折德扆娶路氏,御卿之妻有苏、王、杨、梁氏,惟忠娶刘氏和李氏(开封人)。到了北宋时期,折氏已基本汉化。况且,他们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不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其风俗及文化心态几与汉人无异。《宋朝事实类苑》载,折御卿之孙继祖“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庞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理。留州中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樽、弧、矢之具,虽皇州缙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这种情况,与陕北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大家庭的趋势相一致。
关于府谷折氏的迁徙与流播,最迟在五代末已开始。后汉乾祐二年(949),折从阮曾移镇武胜(今河南邓县)为官。折(佘)太君与杨继业结婚,也在此前后。毕沅《关中金石记》:“折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羽白《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中指出:“折氏系德扆女,性机敏,尝佐业立战功,后上书陈业战殁之由。……西北人读折为佘,后来剧本、小说把折太君误写成佘太君。”至今山西保德县仍有折窝村和折太君墓。北宋时期,折氏子弟远赴山东、甘肃、浙江等地为官或征战者更多。如宣和二年(1120),折可存曾率部南下浙江,镇压方腊起义。南宋初,折彦质随高宗南渡,任职广西静江府(今桂林)和洪州府(南昌)知府,居官三十多年。这些赴外地作官的折氏子弟亦有不少落籍任所,使折氏流布南北各地。府谷折氏大规模外迁,在公元1139年西夏攻占府州,折彦文出奔大同投靠金国之际。后折彦文受金国之命,携眷属移守青州(今山东青州)。从此,折氏嫡系子孙便永远离开了他们祖先世代经营的府州。而非嫡系的旁支远属,仍散居原地。现在府谷、神木、榆林、佳县、米脂、洛川一带的折姓居民,可能就是他们的后裔。
源于鲜卑折娄氏的府谷折氏是折氏的主要来源,但也不能排除折氏中还有党项族的莫折氏、折磨氏以及鲜卑族中其他折氏支系的部落的成分。他们后来都先后同化于汉民族,已很难分清原来的族属了。这也反映出陕北历史多民族多元化特征的一个侧面。
先夷化后汉化的段姓 在中国姓氏的演变过程中,众多的胡姓融入汉族百家姓,西域“昭武九姓”中的曹姓、康姓等便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原本出自中原的姓氏族群,因为各种原因,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而逐渐夷化了,后来,随着汉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他们又被汉化,段姓便是先夷化后汉化的的典型事例。
最初,中原的段姓出自两支:第一支出自姬姓。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南郑(今陕西华县东),史称郑桓公。桓公之子为武公,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之孙为庄公。庄公之弟叔段,被封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乡),称京城太叔或太叔段。公元前722年,太叔段与其母武姜合谋,企图夺取其兄的王位,于是,庄公发兵声讨。太叔段不敌,逃回京地,再逃到鄢邑(今河南鄢陵县)。庄公穷追不舍,太叔段又北渡黄河,最后在共地(今河南辉县)定居下来,人称共叔段。《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这段故事。其后,共叔段之孙公孙滑一支以段为姓,奉共叔一支为段姓一世祖,距今已与逾二千七百余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支派繁茂,流布南北各地,代有良材,名人辈出,成为段姓中影响最大的一支。
段姓第二支出自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老子李聃之后。《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载,老子之子名宗,为鲁国大夫,先食采于段邑(今山东历城段店镇),后封于干邑(今山东冠县干集),子孙遂以段干为姓。其后裔西迁入关,有段干木在魏国为官,居西河,为知名隐士。魏文侯慕其贤,造庐请见,他逾墙而避。其子段隐如(即段干同)改段干为单姓段氏,距今也有两千四百年历史。
先夷化后汉化的段姓,主要出自共叔段这一支。大约在汉代以前,一支姬姓段氏辗转迁徙到鲜卑地区,居住在徒河(今辽宁锦州)一带,逐渐与鲜卑融合,称徒河鲜卑或段部鲜卑。西晋时,其部已发展到三万余户,首领段务勿尘因助晋征战有功,被封为大单于、辽西公,娶驸马都尉王浚之女为妻,生子段匹磾,被封为左贤王、假军大将军、幽州刺使史,镇守蓟州(今北京西南)。大约西晋前后,段部鲜卑就已入关,长期活跃在华北地区,与汉人杂居,开始了漫长的汉化的过程。十六国时,段部鲜卑被后赵石虎所破,段匹磾被杀,部众流散,融入当地各族之中。北魏时,段匹磾六世孙段永,因功被封为昌平县子、南汾州(今山西汾阳)刺使,为一代名将,《隋书》有传。其子段威,入仕北周,曾任洮、河、甘、渭四州(今甘肃陇西一带)刺使史。段威之子段文振居北海期原(今山东寿光东南),为隋王朝兵部尚书,其弟段文操也为隋虎贲郎将。段永祖孙三代《隋书》皆有传,他们的家族已徙关内各地。唐代,这支段姓鲜卑势头渐弱,再没有出现什么显赫的人物,谱系也逐渐模糊,想是融入汉族之中去了。
共叔段的另一支,先徙武威,后徙云南,五代时建立云南段姓大理国,成为云南白族段姓的祖先,其过程更为漫长曲折。
在共叔段被诛后,其后裔为了避免继续遭受迫害杀戮,往西沿陕西关中、甘肃天水、武威、张掖一线迁徙逃亡。定居武威一带后,发展很快,到了汉代,成为陇西望族,人才济济,代有贤良。“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即武威),士风壮猛,便习兵事”(《资治通鉴》),使武威成为段姓郡望之一。段会宗(前84年—前10年),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曾长期担任西域都护府都护,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段熲(?—179年),东汉著名将军,武威人,长期驻守西北,担任护羌校尉,保障了西北边境的安定。段韶(?—571年),也是武威人,曾任北齐并州(今山西省)刺使史。武威段氏进入云南,始于曹魏的段延,继之有北周的段永,接着还有唐初的段俭魏。他们的子孙迁徙繁衍,由少到多,遍布云南大理一带,接受了当地白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并进而冠之以白族籍,成为白族段姓。段俭魏曾任大理南诏国政权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其后裔世为南诏贵族,为蒙氏南诏王朝的心腹重臣。据张锡禄《南诏大理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一文的统计,南诏时期,段氏家族先后有清平官五人,大将军七人,军将一人,入唐使六人,可谓实力雄厚,树大根深。南诏之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俭魏六世孙段思平,一举夺取云南政权,建立段氏大理国,共传二十三王,历时三百多年,几乎与宋王朝伴随始终。1254年,大理国被元朝灭亡,段氏依然被元朝任为大理总管,又传十二代,统治达近百年。其间,又有更多的白族他姓人改姓段。如今大理一带,多为段姓,以至有“段姓大理”之说。追溯其根源,却是被夷化的共叔段支系武威段氏的后裔。另有一部分回迁四川、甘南,融入了汉族之中。
陕北段姓分布广泛,尤以延安以北为多。其一部分祖源,可能出自段部鲜卑。前述后赵(309—351)石虎攻破段匹磾部,收其部众三万余户十余万口。他们中的一部分,当被征为戎卒,随着后赵大军占据陕北而流落当地。在北魏、北周乃至隋唐,仍有不少段匹磾的后裔在陕甘晋一带为官,如南汾州刺使段永,洮、河、甘、渭、四川刺使段威等,因官而落籍陕北者也应有之。不过由于代远年湮,其谱系已很难说清了。另一部分段姓,多由山西迁入。古代山西段姓中,有自武威回迁的共叔段后裔,也有随后赵和北魏的扩张裹胁而来的段部鲜卑,还有出自李宗段干木的后裔,分布最为集中,在宋代为段姓第一大省。明代初年,山西段氏大量移民外迁,流布各地。现在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川、陕西、河北、云南、安徽、湖北,总人口约280万,居百家大姓中第79位,可谓根深叶茂。
陕西村民自称鲜卑族后裔 姓拓就是一家人
来源:华商报2008年9月20日
记者:冯强
“只要姓拓就是一家人”
安塞县一些“拓”姓村民认为自己是古时鲜卑族后裔
在陕西安塞县建华镇菜阳坪村的近300位村民中,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姓“拓”。这个拓姓家族至今仍认为,拓氏祖先古属鲜卑族,居住在白山黑水的东北。
拓氏家族“根在古代东北”
“花见蜜蜂花儿开,蜜蜂见花刺展开……”遇到高兴事,63岁的拓贵安会哼唱起民歌《采花调》。与其他陕北民歌不同,《采花调》没有演唱时拖长的歌调。除了姓拓的,其他人都唱不熟练。”在拓贵安和族人看来,这是拓氏区别于陕北其他居民的标志。而他们的根,“在古代东北,那里有我们的祖先——鲜卑人。”拓贵安说。
据了解,鲜卑族是一个“以山为号”的民族。那座“鲜卑山”可能位于大兴安岭的北麓。而在鲜卑族内,有一个复姓的氏族——拓跋。秦汉时,鲜卑隶属匈奴范围。西汉时,因汉族与匈奴的连年战争,鲜卑人被迫迁徙。其中一支拖家带口往南行。而那时的陕北水草茂盛,游牧为生的鲜卑人在此定居下来。其中,就包括一支拓跋氏族。至今,除了安塞的十几个村有拓姓外,清涧、横山和子洲等县也有拓姓户族。
定居下来的拓跋家族,与居住在陕北的汉人相互融合,他们开始学习农耕文明,汉人也吸收了少数族裔文化,“现在陕北豆面的做法,可能就是我们从鲜卑族学来的,在东北也有这种豆面的做法。”安塞县民间历史研究者张福社说。
祖训:“拓姓男女间不能结婚”
随着历史的变迁,鲜卑族和“拓跋”姓逐渐消失,他们在与汉人通婚的基础上,慢慢融合。但菜阳坪村拓姓人的一些习惯和生理特点却与其他姓氏仍有不同。清朝,拓氏建了一口钟,上面刻着祖先的名字,“名字中间都有‘尔’字,这在陕北汉族中起名不常见。”张福社说。
拓贵安的手脚比起其他姓氏的村民,指头短,但关节更粗,力气更大。“这不是水土原因,姓拓的不少人生下来就这样。”拓贵安解释。而在拓贵安一辈中有两位已去世的族人,他们天生红色卷发,蓝眼睛,“连胡子都是红色的,打眼一看就像个俄罗斯人。”拓贵安回忆。
除了体型上的差别,这一支“拓”姓人还严格遵守一条祖训:“不论走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只要也是姓拓,男女之间绝不能结婚,因为是一家人。”拓贵安强调。
来源:华商报2008年9月20日
记者:冯强
“只要姓拓就是一家人”
安塞县一些“拓”姓村民认为自己是古时鲜卑族后裔
在陕西安塞县建华镇菜阳坪村的近300位村民中,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姓“拓”。这个拓姓家族至今仍认为,拓氏祖先古属鲜卑族,居住在白山黑水的东北。
拓氏家族“根在古代东北”
“花见蜜蜂花儿开,蜜蜂见花刺展开……”遇到高兴事,63岁的拓贵安会哼唱起民歌《采花调》。与其他陕北民歌不同,《采花调》没有演唱时拖长的歌调。除了姓拓的,其他人都唱不熟练。”在拓贵安和族人看来,这是拓氏区别于陕北其他居民的标志。而他们的根,“在古代东北,那里有我们的祖先——鲜卑人。”拓贵安说。
据了解,鲜卑族是一个“以山为号”的民族。那座“鲜卑山”可能位于大兴安岭的北麓。而在鲜卑族内,有一个复姓的氏族——拓跋。秦汉时,鲜卑隶属匈奴范围。西汉时,因汉族与匈奴的连年战争,鲜卑人被迫迁徙。其中一支拖家带口往南行。而那时的陕北水草茂盛,游牧为生的鲜卑人在此定居下来。其中,就包括一支拓跋氏族。至今,除了安塞的十几个村有拓姓外,清涧、横山和子洲等县也有拓姓户族。
定居下来的拓跋家族,与居住在陕北的汉人相互融合,他们开始学习农耕文明,汉人也吸收了少数族裔文化,“现在陕北豆面的做法,可能就是我们从鲜卑族学来的,在东北也有这种豆面的做法。”安塞县民间历史研究者张福社说。
祖训:“拓姓男女间不能结婚”
随着历史的变迁,鲜卑族和“拓跋”姓逐渐消失,他们在与汉人通婚的基础上,慢慢融合。但菜阳坪村拓姓人的一些习惯和生理特点却与其他姓氏仍有不同。清朝,拓氏建了一口钟,上面刻着祖先的名字,“名字中间都有‘尔’字,这在陕北汉族中起名不常见。”张福社说。
拓贵安的手脚比起其他姓氏的村民,指头短,但关节更粗,力气更大。“这不是水土原因,姓拓的不少人生下来就这样。”拓贵安解释。而在拓贵安一辈中有两位已去世的族人,他们天生红色卷发,蓝眼睛,“连胡子都是红色的,打眼一看就像个俄罗斯人。”拓贵安回忆。
除了体型上的差别,这一支“拓”姓人还严格遵守一条祖训:“不论走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只要也是姓拓,男女之间绝不能结婚,因为是一家人。”拓贵安强调。
以拓跋为姓氏的另一位“成吉思汗”
在梳理姓氏早期历史时,一个以“拓拔”为姓氏的民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姓氏在我的濒危姓氏目录中排列非常靠前,但在10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这个姓氏却辉煌一时,国人以此姓为尊,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使这个姓氏杨枝散叶的拓拔首领拓跋珪竟是早于成吉思汗近800年的草原英雄。
拓拔民族起源于东北鲜卑民族(主要聚居大兴安岭一带),拓跋珪16岁时即王位,他率部纵横草原,驰骋在东起濡源(今河北平宁县),西到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广阔牧场上。17岁时他改国号为“魏”,25岁时即北魏皇帝位,北魏王朝从此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成吉思汗的经历与拓跋珪极为相似,他十四五岁时开始率部与其他部落战斗,成为部落首领时年仅27岁,建立蒙古汗国也只有35岁,在位22年。两相比较,可以说拓跋珪是更早的“一代天骄”,只不过我们今天早已淡忘了这位曾经“弯弓射大雕”的勇士。
两代草原英雄无缘谋面,拓跋珪自然也永远无从得知,成吉思汗与拓跋氏在以后的岁月中上演了一部恩怨情仇,致使拓拔这个姓氏大幅度减少,并发生分流。公元前1227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而拓跋氏就是创建西夏王朝的皇族,即党项羌族。这是一次怒火贲张的征伐,原因是数年前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时,曾要求西夏出兵相助,却遭到讥讽和拒绝。这次征战,共有50万西夏人迎战,但最终大败,死伤无数,生还的大部分西夏人自此踏上了流亡的道路,一部分去了宁夏,一部分去了陕北。
在宁夏中卫的南长滩村,现在的700多人中有600多位姓“拓”,均为西夏后裔,但“拓拔”这个复姓多已不见(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拓拔流民将复姓“拓跋”改成单字“拓”)。从村子里,我还看到拓拔的家谱最远记载到北魏时期,清朝时还曾重修。
在南长滩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同姓的拓跋氏之间不通婚。一个村民说:“我们有祖训的,不论走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只要姓拓,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如何通婚?”
我在调查分散在内蒙古地区的拓跋姓氏时,一个叫拓拔宇宾的人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老家6代人了,没听说过拓姓通婚。”这是祖训使然。从中可看出,拓拔祖上不仅渴望天下一统,也很重视血脉一统,同时我又有些猜测,或许这条祖训也反映了当时拓拔这个姓氏正在逐渐减少的事实。
拓拔宇宾是一个对姓氏历史比较关注的人,这在当代年轻人中并不多见,当他获知我们在进行濒危姓氏调查时,积极地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据他介绍,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的拓跋人,对家世都了解得很清楚,他本人也对拓拔家族的渊源做过考证,如今在巴彦淖尔整个地区,以拓跋为姓氏的人,连同家属大约一两千人。“我爷爷出生于1912年,我爷爷的爷爷20多岁时,大概是19世纪中晚期吧,从陕西神木迁到这里。”他如数家珍地说。
由于还有一部分西夏后裔在成吉思汗的铁蹄下流亡到陕北一带,我们于去年3月份安排了陕北之行。从车上下来时,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赶上一场冷雨,河滩上古老的梨树正值繁花盛开,不过笼罩在略略泛灰的雨雾中,非但没有“一支梨花春带雨”感觉,相反倒有些“白蛇传”的意味,好像天地流转,一些变化正在酝酿。
变化的确是有的,与南长滩村的气氛相比,陕北草原上多了些豪迈苍劲的气息。这种气息来自于流传在这里的歌谣,据说当年拓拔氏流散到陕北时,把他 们的民族乐曲也一并带到此处。
音乐可以说是拓跋氏的图腾之一,因拓跋珪崇尚音乐,好像洗脸一样,每日早晚必聆听一番,因此他还设立了音乐机构——太乐,并亲自做《皇始舞》弘扬先祖的事业。不过这支“又红又专”的曲子更适合宫廷表演,其性质好像今天的美声音乐,在重要的大型艺演上屡屡可见,但只是提纲挈领,形式很重要,内容只是点缀,受欢迎的是流行音乐。
在我所收集到的拓跋民族的流行音乐资料中,我发现军中乐曲与歌谣最具感染力。《乐府诗集》记载的《鼓角横吹曲》就是拓跋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曲中有“朝看天山雪,夜宿大非川;乃知由来征战苦,抱刀枕戈衣作毡”之句,其苦楚与悲壮在今天仅是读来就动人心魄。我们最熟悉的表现花木兰从军的《木兰》曲,也是拓拔民族音乐,背景是拓拔与柔然(拓拔家奴所建)之战。
时至今日,拓拔音乐已演变成陕北民歌。延安甘泉县石沟门村(拓拔后裔流散后落脚村落之一)的拓开和我没聊几句,就开腔给我来了一段《五哥放羊》。
拓跋氏的草原激情在绵延千年之后,深深渗透到一部分拓拔后裔的骨髓中,尽管许多拓拔后裔都很少关注自己的姓氏,在我们对陕北地区拓拔姓氏进行的300人的调查中,只有49人认为这个姓氏历史渊源深厚,个别人模糊地认为,拓拔姓氏与皇帝有关。
《魏书•官氏志》上的确有相关记载:“黄帝子昌意少子悃,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得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氏。”就这个问题我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洪波研究员时,刘教授认为,这是北魏统治者出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考虑,事实上,很多入主中原的民族都曾采用过这一做法,目的都是为政治需要服务。
无论拓跋氏是否为皇帝后裔,历史却注定了这个姓氏的衰亡。
改姓和赐姓是导致多种姓氏濒危甚至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拓拔姓氏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次姓氏危机。
第一次是在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为拉近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距离迁都洛阳。在迁都前,北魏孝文帝强力推行汉化,强迫族人改汉姓,大部分拓跋氏因此改成单姓“元”等。这种为推行民族融合而进行的姓氏改革,使拓拔姓氏大规模减少。不过虽然改为元姓,但血脉中流淌的仍是拓跋氏的热血,在河南洛阳展开的元姓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支姓氏后人在历史上名士辈出。
第二次姓氏危机缘于皇帝赐姓。在古代,帝王的姓氏为“国姓”,最为尊贵,皇帝会对某些有功的臣僚或族群赐国姓以示鼓励、褒扬和恩宠。然而,受赐的姓氏在日渐繁荣的同时,也游离开原来的姓氏种群,导致原来的姓氏走向衰落。这是辉煌所带来的代价。
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拓跋思恭率其族人进兵中原,打败黄巢军队,因此被赐姓“李”,封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其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这一地域是后来西夏党项人立国的基本根据地。生于公元963年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就是拓跋思恭的后裔。李继迁这个家族后来仍然沿用李姓,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自己继承中原王朝——唐朝的法统,并借以提高社会地位。
赵匡胤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后,赵姓陡然尊贵起来。为拉拢这个骁勇的草原民族,宋朝皇帝也效仿唐朝皇帝的做法,将国姓“赵”赐与拓跋氏。此后,拓跋姓氏便逐渐湮灭在尘世间。加上后来改为单姓“拓”的,拓跋这个复姓的人口几乎寥寥可数。
在梳理姓氏早期历史时,一个以“拓拔”为姓氏的民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姓氏在我的濒危姓氏目录中排列非常靠前,但在10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这个姓氏却辉煌一时,国人以此姓为尊,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使这个姓氏杨枝散叶的拓拔首领拓跋珪竟是早于成吉思汗近800年的草原英雄。
拓拔民族起源于东北鲜卑民族(主要聚居大兴安岭一带),拓跋珪16岁时即王位,他率部纵横草原,驰骋在东起濡源(今河北平宁县),西到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广阔牧场上。17岁时他改国号为“魏”,25岁时即北魏皇帝位,北魏王朝从此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成吉思汗的经历与拓跋珪极为相似,他十四五岁时开始率部与其他部落战斗,成为部落首领时年仅27岁,建立蒙古汗国也只有35岁,在位22年。两相比较,可以说拓跋珪是更早的“一代天骄”,只不过我们今天早已淡忘了这位曾经“弯弓射大雕”的勇士。
两代草原英雄无缘谋面,拓跋珪自然也永远无从得知,成吉思汗与拓跋氏在以后的岁月中上演了一部恩怨情仇,致使拓拔这个姓氏大幅度减少,并发生分流。公元前1227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而拓跋氏就是创建西夏王朝的皇族,即党项羌族。这是一次怒火贲张的征伐,原因是数年前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时,曾要求西夏出兵相助,却遭到讥讽和拒绝。这次征战,共有50万西夏人迎战,但最终大败,死伤无数,生还的大部分西夏人自此踏上了流亡的道路,一部分去了宁夏,一部分去了陕北。
在宁夏中卫的南长滩村,现在的700多人中有600多位姓“拓”,均为西夏后裔,但“拓拔”这个复姓多已不见(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拓拔流民将复姓“拓跋”改成单字“拓”)。从村子里,我还看到拓拔的家谱最远记载到北魏时期,清朝时还曾重修。
在南长滩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同姓的拓跋氏之间不通婚。一个村民说:“我们有祖训的,不论走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只要姓拓,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如何通婚?”
我在调查分散在内蒙古地区的拓跋姓氏时,一个叫拓拔宇宾的人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老家6代人了,没听说过拓姓通婚。”这是祖训使然。从中可看出,拓拔祖上不仅渴望天下一统,也很重视血脉一统,同时我又有些猜测,或许这条祖训也反映了当时拓拔这个姓氏正在逐渐减少的事实。
拓拔宇宾是一个对姓氏历史比较关注的人,这在当代年轻人中并不多见,当他获知我们在进行濒危姓氏调查时,积极地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据他介绍,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的拓跋人,对家世都了解得很清楚,他本人也对拓拔家族的渊源做过考证,如今在巴彦淖尔整个地区,以拓跋为姓氏的人,连同家属大约一两千人。“我爷爷出生于1912年,我爷爷的爷爷20多岁时,大概是19世纪中晚期吧,从陕西神木迁到这里。”他如数家珍地说。
由于还有一部分西夏后裔在成吉思汗的铁蹄下流亡到陕北一带,我们于去年3月份安排了陕北之行。从车上下来时,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赶上一场冷雨,河滩上古老的梨树正值繁花盛开,不过笼罩在略略泛灰的雨雾中,非但没有“一支梨花春带雨”感觉,相反倒有些“白蛇传”的意味,好像天地流转,一些变化正在酝酿。
变化的确是有的,与南长滩村的气氛相比,陕北草原上多了些豪迈苍劲的气息。这种气息来自于流传在这里的歌谣,据说当年拓拔氏流散到陕北时,把他 们的民族乐曲也一并带到此处。
音乐可以说是拓跋氏的图腾之一,因拓跋珪崇尚音乐,好像洗脸一样,每日早晚必聆听一番,因此他还设立了音乐机构——太乐,并亲自做《皇始舞》弘扬先祖的事业。不过这支“又红又专”的曲子更适合宫廷表演,其性质好像今天的美声音乐,在重要的大型艺演上屡屡可见,但只是提纲挈领,形式很重要,内容只是点缀,受欢迎的是流行音乐。
在我所收集到的拓跋民族的流行音乐资料中,我发现军中乐曲与歌谣最具感染力。《乐府诗集》记载的《鼓角横吹曲》就是拓跋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曲中有“朝看天山雪,夜宿大非川;乃知由来征战苦,抱刀枕戈衣作毡”之句,其苦楚与悲壮在今天仅是读来就动人心魄。我们最熟悉的表现花木兰从军的《木兰》曲,也是拓拔民族音乐,背景是拓拔与柔然(拓拔家奴所建)之战。
时至今日,拓拔音乐已演变成陕北民歌。延安甘泉县石沟门村(拓拔后裔流散后落脚村落之一)的拓开和我没聊几句,就开腔给我来了一段《五哥放羊》。
拓跋氏的草原激情在绵延千年之后,深深渗透到一部分拓拔后裔的骨髓中,尽管许多拓拔后裔都很少关注自己的姓氏,在我们对陕北地区拓拔姓氏进行的300人的调查中,只有49人认为这个姓氏历史渊源深厚,个别人模糊地认为,拓拔姓氏与皇帝有关。
《魏书•官氏志》上的确有相关记载:“黄帝子昌意少子悃,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得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氏。”就这个问题我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洪波研究员时,刘教授认为,这是北魏统治者出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考虑,事实上,很多入主中原的民族都曾采用过这一做法,目的都是为政治需要服务。
无论拓跋氏是否为皇帝后裔,历史却注定了这个姓氏的衰亡。
改姓和赐姓是导致多种姓氏濒危甚至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拓拔姓氏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次姓氏危机。
第一次是在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为拉近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距离迁都洛阳。在迁都前,北魏孝文帝强力推行汉化,强迫族人改汉姓,大部分拓跋氏因此改成单姓“元”等。这种为推行民族融合而进行的姓氏改革,使拓拔姓氏大规模减少。不过虽然改为元姓,但血脉中流淌的仍是拓跋氏的热血,在河南洛阳展开的元姓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支姓氏后人在历史上名士辈出。
第二次姓氏危机缘于皇帝赐姓。在古代,帝王的姓氏为“国姓”,最为尊贵,皇帝会对某些有功的臣僚或族群赐国姓以示鼓励、褒扬和恩宠。然而,受赐的姓氏在日渐繁荣的同时,也游离开原来的姓氏种群,导致原来的姓氏走向衰落。这是辉煌所带来的代价。
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拓跋思恭率其族人进兵中原,打败黄巢军队,因此被赐姓“李”,封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其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这一地域是后来西夏党项人立国的基本根据地。生于公元963年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就是拓跋思恭的后裔。李继迁这个家族后来仍然沿用李姓,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自己继承中原王朝——唐朝的法统,并借以提高社会地位。
赵匡胤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后,赵姓陡然尊贵起来。为拉拢这个骁勇的草原民族,宋朝皇帝也效仿唐朝皇帝的做法,将国姓“赵”赐与拓跋氏。此后,拓跋姓氏便逐渐湮灭在尘世间。加上后来改为单姓“拓”的,拓跋这个复姓的人口几乎寥寥可数。
横山县1985年姓氏人口情况
横山县姓氏录(根据1985年调查统计,全县24万余人)
1.5万以上:李(17655人)、刘(17538人)、王(16674人)、张(16670人)
1~1.5万以上:高(11427人)
5001~1万:杨、白、马、曹、周、陈
1001~5000:常、梁、康、谢、安、韩、阎、郭、贾、拓、冯、郑、孙、侯、郝、赵、鲁、乔、牛、邵、吴、胡、朱、武、何、石、雷、魏、贺、吕
501~1000:藏、黄、尚、汪、范、薛、樊、折、卜、宋、任、董、封、苗、柳、姚、杜、傅、苏、徐、许、姬、代、思、师、米、左、余
101~500: 杭、方、蒋、姜、党、强、唐、庞、袁、钱、田、班、聂、边、单、解、叶、管、段、万、阿、葛、彭、辛、钟、申、秦、孟、殷、尹、温、景、耿、盛、沈、龙、芩、焦、寇、肖、陶、毛、茆、谷、霍、顾、艾、尉、祁、纪、屈、崔、 罗、蔡、梅、毕、惠、柴、吉、席、齐、余、施、史、渠
51~100 连、潘、燕、贠、沙、云、丁、邢、蔺、童、孔、程、平、熊、窦、慕、磨、鱼、韦、续、束
11~50 庄、郇、延、关、南、郃、林、文、官、廖、尤、邓、陆
10人以下:江、严、岳、卞、雒、华、加、哈、硬、金、巩、呈、荀、井、邹、豆、鲍、桃、露、路、符、巫、柏、栗、呼、戚、君、 扶、房、曲、向、奥、合
子洲县姓氏排名
张、王、李、刘、高、马、赵、拓、封、薛、艾、曹、冯、梁、杨、乔、崔、安、白、贺、陈、汪、杜、姬、苗、郭、孙、柴、蔡、周、加、贾、栾、姜、韩、胡、郑、吴、叶、景、郝、武、朱、徐、党、霍、牛、钟、邱、惠、袁、吕、常、万、师、石、何、呼、栗、阎、鲍、苏、丁、宋、祁、纪、南、申、雷、侯、米、魏、任、文、黄、柳、姚、窦、路、许、戴、罗、鲁、延、尚、陆、强、潘、史、代、秦、庞、田、傅、范、康、谢、董、段、蒋、辛、葛、邢、穆、裴、温、沈、方、阿、邓、续、连、樊、聂、施、邸、卢、吉、殷、翟、蒲、郇、黑、肖、慕、麻、孟、寇、詹、束、焦、尤、毕、屈、靳、钞、关、雒、谷、余、严、陶、左、彭、邵、岳、井、江、折、成、于、尹、云、席、工、夏、丛、阴、伏、年、庄、祝、金、宁、全、宗、匙、卜、耿、仁、将、韵、鱼、亢、甘、邰、童、齐、瞿。
横山县姓氏录(根据1985年调查统计,全县24万余人)
1.5万以上:李(17655人)、刘(17538人)、王(16674人)、张(16670人)
1~1.5万以上:高(11427人)
5001~1万:杨、白、马、曹、周、陈
1001~5000:常、梁、康、谢、安、韩、阎、郭、贾、拓、冯、郑、孙、侯、郝、赵、鲁、乔、牛、邵、吴、胡、朱、武、何、石、雷、魏、贺、吕
501~1000:藏、黄、尚、汪、范、薛、樊、折、卜、宋、任、董、封、苗、柳、姚、杜、傅、苏、徐、许、姬、代、思、师、米、左、余
101~500: 杭、方、蒋、姜、党、强、唐、庞、袁、钱、田、班、聂、边、单、解、叶、管、段、万、阿、葛、彭、辛、钟、申、秦、孟、殷、尹、温、景、耿、盛、沈、龙、芩、焦、寇、肖、陶、毛、茆、谷、霍、顾、艾、尉、祁、纪、屈、崔、 罗、蔡、梅、毕、惠、柴、吉、席、齐、余、施、史、渠
51~100 连、潘、燕、贠、沙、云、丁、邢、蔺、童、孔、程、平、熊、窦、慕、磨、鱼、韦、续、束
11~50 庄、郇、延、关、南、郃、林、文、官、廖、尤、邓、陆
10人以下:江、严、岳、卞、雒、华、加、哈、硬、金、巩、呈、荀、井、邹、豆、鲍、桃、露、路、符、巫、柏、栗、呼、戚、君、 扶、房、曲、向、奥、合
子洲县姓氏排名
张、王、李、刘、高、马、赵、拓、封、薛、艾、曹、冯、梁、杨、乔、崔、安、白、贺、陈、汪、杜、姬、苗、郭、孙、柴、蔡、周、加、贾、栾、姜、韩、胡、郑、吴、叶、景、郝、武、朱、徐、党、霍、牛、钟、邱、惠、袁、吕、常、万、师、石、何、呼、栗、阎、鲍、苏、丁、宋、祁、纪、南、申、雷、侯、米、魏、任、文、黄、柳、姚、窦、路、许、戴、罗、鲁、延、尚、陆、强、潘、史、代、秦、庞、田、傅、范、康、谢、董、段、蒋、辛、葛、邢、穆、裴、温、沈、方、阿、邓、续、连、樊、聂、施、邸、卢、吉、殷、翟、蒲、郇、黑、肖、慕、麻、孟、寇、詹、束、焦、尤、毕、屈、靳、钞、关、雒、谷、余、严、陶、左、彭、邵、岳、井、江、折、成、于、尹、云、席、工、夏、丛、阴、伏、年、庄、祝、金、宁、全、宗、匙、卜、耿、仁、将、韵、鱼、亢、甘、邰、童、齐、瞿。
陕北洛川县少数民族姓氏孑遗情况
陕北南部地区的洛川县,地处陕北与关中平原的结合部,历来是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据《洛川县志》载:“前秦(350—395)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桐堤村,永乡乡当周村,京兆乡弥家河等为当时的羌族村落。桐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提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同蹄氏乃东汉时滇零诸羌长期在山西上党郡同蹄县长期居住而故名。”今县境内有屈、党、雷、折诸姓族源都出于羌族大姓。如:弥乃弥姐氏省称,屈乃屈男氏省称,折乃折莫氏省称,“《氏族略》谓皆关西羌复姓。”今洛川县土基镇桥张村,善定村多系董姓,疑其为董羌后裔。《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苻登载记》:“(苻篡受命讨姚苌) ,于是贰县虏帅彭沛谷、屠各董成、张世龙、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有众十余万。”《书》卷二《太祖记》:“天兴元年(398年)四月,鄜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胡郝奴⋯⋯各率其种内附。”董成在贰县,今黄陵西北,董羌在鄜城,鄜城今富县,同时洛川古为鄜城地,北魏时有鄜城屠各(匈奴别支)。可见,当时董氏为这一带的强族。《北朝胡姓考》云:“董舍吾降汉,其后屠各遂有董姓。董洛生传称代12人,盖屠各董羌之裔,自府城迁代北也。”可见鲜卑董姓出自屠各,也反映了北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鲜卑化和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陕北洛川境内的这支董姓与汉人长期居住最后融为汉姓董氏的一支。从县志所载的羌族村子资料可知,羌族在这里确实生活过,那么在整个陕北地区也应有不少羌人生活过。从该县境内的董姓的汉化,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生活在陕北地区的羌族姓氏存在汉化的现象,这反映了羌族与汉族的融合。《洛川县志》:“《魏书·官氏志》载,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令改鲜卑姓为汉姓,讹干氏改为薛氏,胡谷口引氏改为侯氏,若干氏改为苟氏,费连氏改为费氏,贺拔氏改为何氏,今县境内薛、侯、苟、费、何诸姓分布地集中,疑为鲜卑姓氏所改。”以薛姓为例,讹干氏出于鲜卑讹干部,讹干部亦译为薛干部。《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卫辰第三子屈孑亡奔于薛干部帅太悉伏。”卷一零三《高车传》云:“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时在登国六年(391年) ,此为讹干部归魏之始。三城在今延安东南,这在地望上也是相符的。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为鲜卑族统治,其部落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县内的杨舒镇有917名羽姓居民。宋人所编的《百家姓》以及明朝的《黄明千家姓》中均无记载此姓,疑其为不多见的少数民族姓氏。鲜卑吐谷浑部有乙弗氏,《魏书·官氏志》载:“北方羽弗氏,后改为羽氏。”《氏族略》又有“燕弗”。羽弗、燕弗疑为乙弗别译。在少数民族婚姻中通常他们的婚族范围比较小,有的仅限与本族之内,致使单一的姓氏比较集中。因此说,该地的羽姓居民从其姓氏来看,他们当为汉化的鲜卑族后裔。从薛姓和羽姓族源的讨论,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有一种汉化现象,即鲜卑族在统治者的汉化改革下纷纷变复姓为单姓。一方面,它丢弃了拗口的复姓而将其相应地改为易懂易读易记的单姓;另一方面,它也自然而然地拉近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了民族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感,有利于增强民族间的亲和力,促进了民族融合。这在当时鲜卑族占统治地位的陕北地区,其姓氏的汉化更能体现鲜卑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民族
大融合,各少数民族通过学习汉文化,遵循汉人礼仪制度,操汉语,从正音,衣汉服,改汉姓,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至唐宋时期,他们已经成为“其状似胡而语中原”的汉人。陕北地区几乎找不到有
特别民族特色的单一民族,他们已与当地各民族、尤其是汉族融为了一体了。蒙元时期,陕北为蒙古族统治,陕北属于陕西省延安路辖治。《洛川县志》载:“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有宦臣居川留后裔于此。嘉庆本《洛川县志·职官》载,达鲁花赤武威将军员不花夕督洛川,后改姓贠,疑今猪牛乡和百益乡贠姓源于此。另外,当时还有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戍人随战乱入关者。⋯⋯《大元一统志·府州》载,李师中‘举进士,知洛川。尝出乡亭,见戍人代华人耕作。诘之,皆用兵时潜入中国,人籍其力,往往与婚媾。’”从县志所载,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与当地的汉人交往中改变自己的姓氏,使蒙汉在这一地区进一步的融合。
另外,在该县境内还有正、行、同、吉、沙、折、禹、南、畅及相里等不常见的姓氏,这与洛川过去与少数民族杂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洛川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位于陕北南部的洛川境内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姓氏,反映了诸少数民族在此地的融合的客观史实。位于南部的地区尚且如此,整个陕北曾经有诸多的民族在这里居住,它的姓氏的变化就更加复杂,尤其是因战乱迁入的人口的姓氏就更无从可考。但是他们都逐渐融入了彼此的文化和习俗,只不过汉族占主导地位而已。从陕北现存的姓氏来看它们几乎全部变成中华姓氏的一部分,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上由于和当地人相互影响,使得今天的陕北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陕北洛川县少数民族姓氏孑遗情况
陕北南部地区的洛川县,地处陕北与关中平原的结合部,历来是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据《洛川县志》载:“前秦(350—395)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桐堤村,永乡乡当周村,京兆乡弥家河等为当时的羌族村落。桐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提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同蹄氏乃东汉时滇零诸羌长期在山西上党郡同蹄县长期居住而故名。”今县境内有屈、党、雷、折诸姓族源都出于羌族大姓。如:弥乃弥姐氏省称,屈乃屈男氏省称,折乃折莫氏省称,“《氏族略》谓皆关西羌复姓。”今洛川县土基镇桥张村,善定村多系董姓,疑其为董羌后裔。《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苻登载记》:“(苻篡受命讨姚苌) ,于是贰县虏帅彭沛谷、屠各董成、张世龙、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有众十余万。”《书》卷二《太祖记》:“天兴元年(398年)四月,鄜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胡郝奴⋯⋯各率其种内附。”董成在贰县,今黄陵西北,董羌在鄜城,鄜城今富县,同时洛川古为鄜城地,北魏时有鄜城屠各(匈奴别支)。可见,当时董氏为这一带的强族。《北朝胡姓考》云:“董舍吾降汉,其后屠各遂有董姓。董洛生传称代12人,盖屠各董羌之裔,自府城迁代北也。”可见鲜卑董姓出自屠各,也反映了北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鲜卑化和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陕北洛川境内的这支董姓与汉人长期居住最后融为汉姓董氏的一支。从县志所载的羌族村子资料可知,羌族在这里确实生活过,那么在整个陕北地区也应有不少羌人生活过。从该县境内的董姓的汉化,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生活在陕北地区的羌族姓氏存在汉化的现象,这反映了羌族与汉族的融合。《洛川县志》:“《魏书·官氏志》载,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令改鲜卑姓为汉姓,讹干氏改为薛氏,胡谷口引氏改为侯氏,若干氏改为苟氏,费连氏改为费氏,贺拔氏改为何氏,今县境内薛、侯、苟、费、何诸姓分布地集中,疑为鲜卑姓氏所改。”以薛姓为例,讹干氏出于鲜卑讹干部,讹干部亦译为薛干部。《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卫辰第三子屈孑亡奔于薛干部帅太悉伏。”卷一零三《高车传》云:“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时在登国六年(391年) ,此为讹干部归魏之始。三城在今延安东南,这在地望上也是相符的。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为鲜卑族统治,其部落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县内的杨舒镇有917名羽姓居民。宋人所编的《百家姓》以及明朝的《黄明千家姓》中均无记载此姓,疑其为不多见的少数民族姓氏。鲜卑吐谷浑部有乙弗氏,《魏书·官氏志》载:“北方羽弗氏,后改为羽氏。”《氏族略》又有“燕弗”。羽弗、燕弗疑为乙弗别译。在少数民族婚姻中通常他们的婚族范围比较小,有的仅限与本族之内,致使单一的姓氏比较集中。因此说,该地的羽姓居民从其姓氏来看,他们当为汉化的鲜卑族后裔。从薛姓和羽姓族源的讨论,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有一种汉化现象,即鲜卑族在统治者的汉化改革下纷纷变复姓为单姓。一方面,它丢弃了拗口的复姓而将其相应地改为易懂易读易记的单姓;另一方面,它也自然而然地拉近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了民族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感,有利于增强民族间的亲和力,促进了民族融合。这在当时鲜卑族占统治地位的陕北地区,其姓氏的汉化更能体现鲜卑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民族
大融合,各少数民族通过学习汉文化,遵循汉人礼仪制度,操汉语,从正音,衣汉服,改汉姓,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至唐宋时期,他们已经成为“其状似胡而语中原”的汉人。陕北地区几乎找不到有
特别民族特色的单一民族,他们已与当地各民族、尤其是汉族融为了一体了。蒙元时期,陕北为蒙古族统治,陕北属于陕西省延安路辖治。《洛川县志》载:“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有宦臣居川留后裔于此。嘉庆本《洛川县志·职官》载,达鲁花赤武威将军员不花夕督洛川,后改姓贠,疑今猪牛乡和百益乡贠姓源于此。另外,当时还有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戍人随战乱入关者。⋯⋯《大元一统志·府州》载,李师中‘举进士,知洛川。尝出乡亭,见戍人代华人耕作。诘之,皆用兵时潜入中国,人籍其力,往往与婚媾。’”从县志所载,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与当地的汉人交往中改变自己的姓氏,使蒙汉在这一地区进一步的融合。
另外,在该县境内还有正、行、同、吉、沙、折、禹、南、畅及相里等不常见的姓氏,这与洛川过去与少数民族杂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洛川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位于陕北南部的洛川境内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姓氏,反映了诸少数民族在此地的融合的客观史实。位于南部的地区尚且如此,整个陕北曾经有诸多的民族在这里居住,它的姓氏的变化就更加复杂,尤其是因战乱迁入的人口的姓氏就更无从可考。但是他们都逐渐融入了彼此的文化和习俗,只不过汉族占主导地位而已。从陕北现存的姓氏来看它们几乎全部变成中华姓氏的一部分,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上由于和当地人相互影响,使得今天的陕北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楼主,这是你个人原创?
杀之 发表于 2011-6-27 18:32
楼主,这是你个人原创?
陕北洛川县少数民族姓氏孑遗情况
不是,能不能接着贴
楼主,这是你个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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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奴国王 发表于 2011-6-27 19:12
陕北洛川县少数民族姓氏孑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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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原创的话,是不能发到原创区的。转载请发到转载区。并请附上链接。
本贴加分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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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 发表于 2011-6-27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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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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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好的
杀之 发表于 2011-6-27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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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也有我的原创内容能否移动到茶馆或讨论区,我看还没有类似内容贴可以小小科普一下,也能抛砖引玉不知斑竹能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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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斑竹
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部分)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部分)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原因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LMZ201001021.htm
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使。陕北自古地处边防要冲之地,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也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分界区域,历来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之地,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平台。考察陕北历史文化形成过程可知,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如陕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这也在陕北地区地名的命名有突出体现,如陕北某些地名中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语言、族名和姓氏等文化因子的孑遗,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地区在民情风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也有别于他处。陕北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正是依托于这样的地理环境逐步完成了从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婚丧嫁娶、姓氏名字与汉族趋向一致的融合。第二,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必然带来姓氏的融合,姓氏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标志。而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姓氏的变化,即胡姓变汉姓汉名。陕北地区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居住者顺应历史潮流与当地汉族融合,在文化领域简化他们的姓氏,进一步走向汉化。特别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在这里活动最频繁,到隋唐交际,“五胡”几乎全部融入汉族。上文中涉及到的羌族党姓,洛川县境内的董姓,羽姓和薛姓无不是在这一时期融入汉族的。可见,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是陕北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汉姓。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一方面是由于大势所趋,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总要融合于人数较多的汉族,陕北地区虽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但民族成分繁杂,属于本民族的总人数都明显少于汉族,这种以少对多的人口比例劣势,决定了少数民族要向汉族靠拢,在姓氏上表现为胡姓改汉姓;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的差异,低的总要服从高的。在古代汉族的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上层或民间交往中,受到较高的文化的吸引,他们效仿汉族,他们改汉姓,使自己与汉族进一步融合,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遵循这条历史规律,即较低的文化和文明总要服从较高一级的。这种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从汉姓也成为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又一个原因。第四,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在古代中国,汉族统治者在坚持民族融合的大前提下,出于柔远能迩羁縻“番邦”等政治需要向少数民族首领或归附者赐姓。陕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有许多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如唐至五代时期的党项族,为了巩固唐王朝统治中心的西北门户,唐对其御赐国姓,以稳定边防,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陕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外,少数民族统治者用汉族统治者的组织形式对其建立的政权进行巩固,也采取一系列使本民族走在时代前沿的手段,如禁胡服、习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从而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更加深刻。陕北地区曾建立过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被少数民族统治,他们取得政权后,也推行汉化政策,姓氏改革是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有自然改汉姓和强迫改汉姓两种情况:自然改汉姓是指少数民族统治者或百姓在与汉族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自觉改姓;强迫改汉姓是指在统治者的强权下改姓,如北魏孝文帝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姓氏被强制改为汉姓,但当这种汉化措施被人们普遍接受后,渐渐地这种强制也转变为自然改姓。这些措施使得该地的民族融合日益加深。陕北地区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姓氏孑遗当与这里曾有过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第五,心理趋同的原因。因为汉族的单音节姓氏简洁明快,节奏清晰,出于方便实用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因此而改汉姓不无可能。此外,汉族的单音节姓氏占据多数,这也影响一部分人把复杂的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姓氏简化为单音节姓氏。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出现这种心理趋同是可能的。这种心理不仅说明了少数民族姓氏在此地汉化的程度,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所以,这样的心理趋同感也可以说是陕北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一个原因。从以上对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分布情况及对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知: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关系发展中,少数民族因为各种原因汉化,而姓氏的汉化成为他们整体走向汉化的一个重要文化方式。历史时期曾分布居住于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顺应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或是自然改汉姓,抑或是被统治者强迫改汉姓,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部分)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部分)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原因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LMZ201001021.htm
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使。陕北自古地处边防要冲之地,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也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分界区域,历来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之地,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平台。考察陕北历史文化形成过程可知,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如陕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这也在陕北地区地名的命名有突出体现,如陕北某些地名中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语言、族名和姓氏等文化因子的孑遗,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地区在民情风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也有别于他处。陕北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正是依托于这样的地理环境逐步完成了从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婚丧嫁娶、姓氏名字与汉族趋向一致的融合。第二,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必然带来姓氏的融合,姓氏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标志。而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姓氏的变化,即胡姓变汉姓汉名。陕北地区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居住者顺应历史潮流与当地汉族融合,在文化领域简化他们的姓氏,进一步走向汉化。特别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在这里活动最频繁,到隋唐交际,“五胡”几乎全部融入汉族。上文中涉及到的羌族党姓,洛川县境内的董姓,羽姓和薛姓无不是在这一时期融入汉族的。可见,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是陕北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汉姓。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一方面是由于大势所趋,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总要融合于人数较多的汉族,陕北地区虽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但民族成分繁杂,属于本民族的总人数都明显少于汉族,这种以少对多的人口比例劣势,决定了少数民族要向汉族靠拢,在姓氏上表现为胡姓改汉姓;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的差异,低的总要服从高的。在古代汉族的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上层或民间交往中,受到较高的文化的吸引,他们效仿汉族,他们改汉姓,使自己与汉族进一步融合,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遵循这条历史规律,即较低的文化和文明总要服从较高一级的。这种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从汉姓也成为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又一个原因。第四,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在古代中国,汉族统治者在坚持民族融合的大前提下,出于柔远能迩羁縻“番邦”等政治需要向少数民族首领或归附者赐姓。陕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有许多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如唐至五代时期的党项族,为了巩固唐王朝统治中心的西北门户,唐对其御赐国姓,以稳定边防,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陕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外,少数民族统治者用汉族统治者的组织形式对其建立的政权进行巩固,也采取一系列使本民族走在时代前沿的手段,如禁胡服、习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从而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更加深刻。陕北地区曾建立过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被少数民族统治,他们取得政权后,也推行汉化政策,姓氏改革是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有自然改汉姓和强迫改汉姓两种情况:自然改汉姓是指少数民族统治者或百姓在与汉族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自觉改姓;强迫改汉姓是指在统治者的强权下改姓,如北魏孝文帝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姓氏被强制改为汉姓,但当这种汉化措施被人们普遍接受后,渐渐地这种强制也转变为自然改姓。这些措施使得该地的民族融合日益加深。陕北地区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姓氏孑遗当与这里曾有过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第五,心理趋同的原因。因为汉族的单音节姓氏简洁明快,节奏清晰,出于方便实用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因此而改汉姓不无可能。此外,汉族的单音节姓氏占据多数,这也影响一部分人把复杂的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姓氏简化为单音节姓氏。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出现这种心理趋同是可能的。这种心理不仅说明了少数民族姓氏在此地汉化的程度,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所以,这样的心理趋同感也可以说是陕北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一个原因。从以上对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分布情况及对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知: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关系发展中,少数民族因为各种原因汉化,而姓氏的汉化成为他们整体走向汉化的一个重要文化方式。历史时期曾分布居住于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顺应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或是自然改汉姓,抑或是被统治者强迫改汉姓,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饪,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
纯属放屁,零下20度左右,炒菜早凉了,炖菜是限制于冬季温度和物产,跟少数民族有毛关系,西北,东北等苦寒之地皆如此,少扯啥民族不民族。
就是河北,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过去也不是以炒菜见长。
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饪,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
纯属放屁,零下20度左右,炒菜早凉了,炖菜是限制于冬季温度和物产,跟少数民族有毛关系,西北,东北等苦寒之地皆如此,少扯啥民族不民族。
就是河北,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过去也不是以炒菜见长。
我说我的你不以为然也就罢了,作为贵宾还这样有点那个啥了吧:L
su-27smk 发表于 2011-6-29 16:26
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饪,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
纯属放屁,零下20 ...
我说我的你不以为然也就罢了,作为贵宾还这样有点那个啥了吧:L
楼上的楼上就是陕北人啊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干球要用少数民族贴金。
说道炒菜,改革开放前你家一个月有几两油没事天天炒菜
nebraska 发表于 2011-6-29 16:41
楼上的楼上就是陕北人啊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干球要用少数民族贴金。
说道炒菜,改革开放前你家一个月有几两油没事天天炒菜
倭奴国王 发表于 2011-6-29 16:33
我说我的你不以为然也就罢了,作为贵宾还这样有点那个啥了吧
陕北人民又倔又直也是传统
我说我的你不以为然也就罢了,作为贵宾还这样有点那个啥了吧
陕北人民又倔又直也是传统
su-27smk 发表于 2011-6-29 17:00
陕北人民又倔又直也是传统
好吧大家互相体谅吧,还有偶祖籍陕北榆林:')(好像不是老乡见老乡...):L
陕北人民又倔又直也是传统
好吧大家互相体谅吧,还有偶祖籍陕北榆林:')(好像不是老乡见老乡...):L
还是查基因最靠谱,这种考证误区太多。
su-27smk 发表于 2011-6-29 16:55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 ...
[:a14:]消气消气
扯淡是社科普遍的习惯
因为都是先找结果后找原因
只能证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
却没法证明这种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 ...
[:a14:]消气消气
扯淡是社科普遍的习惯
因为都是先找结果后找原因
只能证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
却没法证明这种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
su-27smk 发表于 2011-6-29 16:55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 ...
话说
天津面食如何
反正长春此地的面条巨难吃啊
关中人民以面食为主是不是也要算西域胡风啊?炊饼这玩意也算西域特产吧,瞎扯淡就是瞎扯淡。我华夏衣食 ...
话说
天津面食如何
反正长春此地的面条巨难吃啊
俺老家就在榆林城,今年过年还回去了,粉汤现在没什么人吃了,遗憾。物价也贵了,亲戚们都富了。
胡姓在榆林有名的我知道的有俩,一个是胡星元,一个是胡启立。
倭奴国王 发表于 2011-6-29 17:18
好吧大家互相体谅吧,还有偶祖籍陕北榆林(好像不是老乡见老乡...)
俺老家就在榆林城,今年过年还回去了,粉汤现在没什么人吃了,遗憾。物价也贵了,亲戚们都富了。
胡姓在榆林有名的我知道的有俩,一个是胡星元,一个是胡启立。
nebraska 发表于 2011-6-29 19:29
话说
天津面食如何
反正长春此地的面条巨难吃啊
河北人民擅长烙饼,炒饼,烩饼,闷饼,面条做的一般。京津地区主要是炸酱面,但北京和天津炸酱面做法也有不同。天津人民一般喜欢在节日吃捞面,比如哪个祸害死了,诸如哪个庸官下台了,都表示要回家吃捞面以示庆贺。:D
私以为还是油泼面对俺胃口,俺上次自学了一下,亲手炮制了一次,味道还不赖。话说老家的羊肉面也不错,奈何物价飞涨,20块一碗,觉得不划算。
话说
天津面食如何
反正长春此地的面条巨难吃啊
河北人民擅长烙饼,炒饼,烩饼,闷饼,面条做的一般。京津地区主要是炸酱面,但北京和天津炸酱面做法也有不同。天津人民一般喜欢在节日吃捞面,比如哪个祸害死了,诸如哪个庸官下台了,都表示要回家吃捞面以示庆贺。:D
私以为还是油泼面对俺胃口,俺上次自学了一下,亲手炮制了一次,味道还不赖。话说老家的羊肉面也不错,奈何物价飞涨,20块一碗,觉得不划算。
推前5000年 大家都是原始人 没什么好分少数民族汉族的
吃食烹饪手段受环境影响 支持贵宾
姓这东西 有少数民族向汉人靠的 也有汉人向少数民族靠的 看哪个有利(就像现在高考 计划生育等)做不得准
金周至 银户县 二锤子都在长安县 关中人飘过
陕北人犟 知道自己错了 还要坚持 深有体会
吃食烹饪手段受环境影响 支持贵宾
姓这东西 有少数民族向汉人靠的 也有汉人向少数民族靠的 看哪个有利(就像现在高考 计划生育等)做不得准
金周至 银户县 二锤子都在长安县 关中人飘过
陕北人犟 知道自己错了 还要坚持 深有体会
su-27smk 发表于 2011-6-30 08:12
俺老家就在榆林城,今年过年还回去了,粉汤现在没什么人吃了,遗憾。物价也贵了,亲戚们都富了。
胡姓 ...
每次回老家都会往家带拼三鲜,现在鄂尔多斯陕北都快成沙特了,亲戚们也都富了没过千万都不好意思说富,人心不古早已不是我心中的家乡--陕北。
俺老家就在榆林城,今年过年还回去了,粉汤现在没什么人吃了,遗憾。物价也贵了,亲戚们都富了。
胡姓 ...
每次回老家都会往家带拼三鲜,现在鄂尔多斯陕北都快成沙特了,亲戚们也都富了没过千万都不好意思说富,人心不古早已不是我心中的家乡--陕北。
su-27smk 发表于 2011-6-30 08:19
河北人民擅长烙饼,炒饼,烩饼,闷饼,面条做的一般。京津地区主要是炸酱面,但北京和天津炸酱面做法也有 ...
多大的碗啊!有几块羊肉哦。
河北人民擅长烙饼,炒饼,烩饼,闷饼,面条做的一般。京津地区主要是炸酱面,但北京和天津炸酱面做法也有 ...
多大的碗啊!有几块羊肉哦。
有点意思哦,看了这个姓氏文章好比似看了各个朝代的对抗和融合的过程。你把各个地方画张图连起来就是当时的疆域边界。文章应该多以县志记载为主,楼主实地考证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