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连载：8·23 炮击金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2:34:29
<P>第一章 “鸡”、“蛋”碰撞备忘录</P>
（一）序言
<P> 转动地球仪，有一只报晓的雄鸡正在引吭高歌。它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上苍把它安放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这就是你我他12亿龙的传人赖以生存、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江山。
如若有兴趣，将“雄鸡”放大1百倍，由1：5000000换成1：50000，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的细部，在它的胸腹部下面，摆放着参差不齐密密麻麻体状不一的“鹅蛋”、“鸭蛋”、“鸡蛋”，“鸽蛋”，以至于“蚂蚁蛋”、“跳蚤蛋”们——拱卫屏护着辽阔海疆的无数海岛。
某年度高考地理试卷，曾以填空方式要求考生们能够正确回答：中国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群岛和列岛50多个；它们之中，60%集中在东海，30%分布在南海，10%散落在渤海和黄海；面积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次之；最大的冲积岛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沿海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版图最南端是南沙群群岛的曾母暗沙，最东端为钓鱼岛东面的赤尾屿，最北端的岛叫小笔架山；中国海岛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8‰……
兴趣如若再深入一步，在视角前边加上政治的、外交的、历史的镜头，便会看到：中国最屈辱的岛是香港；最凄哀的岛是台湾；最悲壮的岛是金门；最遗憾的岛是厦门……
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同北方疆域的狼烟烽火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若干雄浑跌宕曲折热闹的大戏则是从诸多有名的海岛上启幕开场的。
1958年轮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登场。短短64天，毛泽东潇潇洒洒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到了金门。蒋介石则咬紧牙关把12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释放出能量强大的冲击波，至今，这个世界仍能从浩渺的空际感测到它所传达的信息。
在多事的金厦海域和台湾海峡，这并非“鸡”同“蛋”之间的第一次碰撞。但愿它们在相互接近、融合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次碰撞。聊以宽慰的是它们每一次碰撞发出的都不是山河破碎坍塌的声响，而是这个民族发自心底的呐喊，以及这片国土不同意再被割裂的抗争。</P>
（二）回首往事
<p>
<P> 厦门古称鹭屿。
当中文化文明逐渐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越过了长江流域，福州、漳州、泉州这些沿海城市也开始兴盛繁荣的时候，这个岛还是杂草丛生、匪盗出没的蛮荒之所，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茂密的榕树丛中筑巢繁衍，在湛蓝的天空和海面翻飞翱翔，欢快鸣啼歌唱着它们的幸福天堂。
厦门后来迅速崛起得益于它的军事意义。明代对于倭寇的防范，使它与金门一起，成为福建沿海最重要的水寨之一。1627年，老谋深算、海盗出身的福建都督郑芝龙下决心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厦门，就是因为这个地处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面积118平方公里的海岛，“高居堂奥，雄视漳泉”，“海道四达，帆樯毕集”，“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起兵于厦门。
1683年，施琅二次征台，仍以厦门为大本营。
1949年，蒋介石怀着灰黯神伤的心情两赴厦门，严令汤恩伯固守此岛。
“厦门自古要塞之地，东南门户，闽台要冲。台湾安危从来磐于澎湖得失，而澎湖安危，磐于金、厦得失。安居台澎，金、厦战事至关重要，金、厦保卫战是台湾保卫战的开始。”
此时蒋氏，在西南尚有数省地盘，百万大军，但他已对那里的战事不抱信心。他真正看重的地方是厦门。福、漳、泉可以丢，厦门不能够。厦门易手，他在台湾是睡不安稳的。
郑芝龙之后，其子郑成功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
今人游鼓浪屿，攀日光岩，观剑石，饮酒泉，到处都留下了“国姓爷”的传说，时时都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陪伴着你。
初到厦门，下榻于虎溪岩上一小招待所。黎明即起，推窗眺望，不远处有一铁色巨岩，苔藓斑驳，似有古朴镌凿隐匿其间。及近，仔细辨认，乃“郑氏宅邸”四字。一问方知，我在郑成功的行宫旧址酣睡了一宿。
老子遗臭万年，儿子流芳百世。郑氏父子，一个给厦门留下耻辱，一个给厦门留下荣光。
一代枭雄郑芝龙聚啸江湖，称霸闽海，最后被明朝招安，堂堂正正做起了边疆大吏。盗匪得势，沐猴而冠，靠的是凶残、狡诈、权术，大奸大雄，亦人亦鬼。“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变来变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真龙天子没有一个是龙的儿子，全是刀枪的儿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到底未能跳出目光短视的羁绊，用自己曾被悬赏万金的头颅去祭了自己朝秦暮楚的“聪敏”。1646年，郑芝龙权衡利弊三日，终于不听儿子苦谏，叛了隆武帝，降了康熙帝。当他在北京被绑赴菜市口枭首示众的时候，不挣不叫，不哭不悲，只是瞪大了眼珠仰望着南方的天空，似欲把那苍穹瞪出一个窟窿来。
郑芝龙却也功莫大焉，与他的日本老婆为中华民族生下了一个好儿子。然后满怀着霸业有继的期冀送儿子去念书。20岁的郑成功到南京入太学，师事名儒钱谦益，儒家文化深深熏陶着他。新登基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初见他时，见其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甚爱之，抚其背曰：“惜哉。朕未有女以配卿，卿可尽忠吾家，毋忘故国。”并赐予国姓“朱”。“忠君报国”的意识便在他头脑中扎下了根。儿子终于脱胎换骨，他继承了父亲用尸骨堆积起来资本，同时，抛弃了父亲的匪气盗性，具有了比较完备的人格。
郑成功给厦门重起了一个名字“思明”。他加紧操练三军，那时，他的视线并未东南顾，而是一直盯着西北方的。
1658年，郑成功带甲十七万从厦门北伐，舢舻连江，气吞河岳，旌旗蔽日，势盖云山。于戎马倥偬中，心声达于吟事，途中口占一绝，诗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性朱。”何等的洒脱与自信！可惜天不助力，金陵大败，只得收拾残兵败卒，全线退守厦门。
历史现象颇值玩味。略早些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名扬天下，功彪青史。稍后的郑成功在福厦抗清，凡大战六次，中小战百余次，加上一次远征南京，其抵抗之坚，历时之久，杀伐之惨烈，均非同期他人可同日而语，而各种版本史书大多轻描淡写，不褒不贬，无毁无誉，现今一般人也多知其征台，鲜知其抗清。作一个假设，如他打下南京，跃过长江，纵横中原，饮马黄河，剑向京都，鞭指长城呢？历史大概便不再吝啬，会向他喝彩的。于是乎，我发现，将中国版图横向切，长城是一条线，黄河是一条线，长江是一条线，浙闽粤沿海是一条线。发生在第一条线的对异族的抵抗，大书特书。第二条线，有口皆碑。第三条线，仍受尊崇。到了第四条线，书还是要书，也只剩下秉实照录的份了。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几百年的唾沫能把他淹死几个来回，以后再叛清也没有赏他一个“好”字。郑芝龙的福建降清，骂声也有，却像细雨和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在台湾降清，历史甚至为他唱起了赞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中国人不认别的，就认中央和正统。新的中央，即使是少数民族取得中央统治地位，并突破长江天堑，大举南进，抵抗便越来越失去原来意义，任何昨天还冠冕堂皇不可动摇的理由都没用，祭起“恢复汉室”的旗帜也白搭。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是族争引起战争，战争决出正统，正统主导统一，统一高于族争的。汉人占绝大多数的所有中国人，最终都将臣服于能够用传统文化和正统政制统一国土的力量。
统一神圣。统一万岁。
所以，郑成功的征战生涯如仅限于在福厦抗清，历史给他打分大概不会高。
清军环攻日紧，厦门形势穷蹙，郑成功不得不考虑寻找一处退路了，于是，他始把目光南移，聚焦于让他父亲发迹腾达的海岛。
部众大多反对，认为征台无前途。南明遗臣张煌言甚至赠诗劝谏：“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忧。”郑成功再三筹思，决心下定：“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首先想到并非“收复”，而是解释为何兵锋不向西北而向东南。还需把“退”说成“进”，以稳定军心。这很有点类似以后的蒋委员长经常宣布的“转进”。
1661年4月21日午刻，风恬浪静，日丽天清，郑成功以四百艨艟，载二万五千兵，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舰队首尾长十里，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历经八个月苦战，1662年2月，三十八岁的郑成功收复了被红毛蕃侵占了三十八年的台湾。
当大限将至的郑成功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手中接过降表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临终前的这一笔，已足千古，历史并不在乎他征台的原始动机和原因，历史只记得是他郑成功第一个从西洋鬼子手中为国人拿回了一方宝地。为此，他确立了自己并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民族大英雄地位。
这一笔，亦是厦门的骄傲。
厦门的象征除了白鹭还有“市树”凤凰木和“市花”三角梅。我颇不以为然，认为：如同中国的象征应是长江黄河或许再加上五岳长城，而不能够是茶叶瓷器或熊猫金丝猴一样，厦门的象征也应是有点精神有点气魄能让人阖眸沉思并能给人以力量的什么。
1985年，二度进厦门，一眼便望到了我的期待。
鼓浪屿。夏鼎岩。突兀耸立起了身高15.7米，斧凿刀削的花岗石郑成功像。他一手撑扶佩剑，一手背于腰际，坚盔厚甲，倚山面海，身后一袭披风临风飘拂，如大鹏展翅，傲傲然威威乎于蓝天之下，碧海之上，巨石之中。他神色沉凝，目光犀锐，用一种似能穿透数百年世事变迁的洞察力，注视着人来人往帆樯如织、他曾经建功立业留芳后世的海峡。
我的第一感觉：厦门找到了感觉。
我长久仰视眼前的伟石。三百年前的郑成功就是这个样子么？
不可能有照片以资对照，但清初的一幅画像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郑成功并非方脸阔额、美髯凤目、老成持重的长者，而是无鬓无须，娃娃脸上略带几分稚嫩嘻嗔的年轻后生。最有意思的是，他头上无冠无盔，鬈曲的长发散落披肩，如果让他脱去征衣，并把手中的宝剑换成麦克风，恐怕不像将军，更像当今驰骋娱乐场所的红歌星。我猜，那时福建沿海门户已开，外国商船进出频繁，“老外”盈街串巷，他的发式大概融入了欧风欧雨，同时，也是对满清后脑勺上悬挂的“猪尾巴”的一种抗拒方式吧。
实实在在，郑成功树起“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大旗，誓师抗清时，不过才二十三岁；征台三十七岁；卒，三十九岁。绝对的一个少帅。
复鼎岩上的他是现代中国人感情上理念上意志上的他，他早已成为中国人捍卫国土维护统一的象征。
他，应该也必须就是复鼎岩上的这个样子。
郑成功征台，严格讲，只是中国人收复了台湾，而并非中国收复了台湾。已经坐上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清朝皇帝对这个滋事东南的郑氏东宁王朝十分头痛，于是，一代明主康熙大帝想到了施琅这个人。
施琅是与郑成功一道从厦门走出来的杰出人物。1650年，当郑成功偕施琅等九十余好友同道会于烈屿（小金门），誓言效忠明室、并定盟恢复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自己身边站立的施某人，正是日后郑氏家族的掘墓人。
郑、施反目纯系小事：施的部下犯罪，逃至郑处。施将罪犯引渡回营，违约立刻砍头。因此开罪了国姓爷。郑下令抓施。施惊逃。郑遂杀施父、弟以泄愤。施降清，必灭郑氏而后快。
1681年，康熙帝启用了已在京都冷冻了十四年的施琅，派他去厦门造船练兵。1683年，施亲率二万兵士及三百战船征台，以“三叠浪”、“五梅花”阵大败东宁水师。见势已去，郑克塽只得修降表，交敕印，剃发列队，像当年荷兰人恭迎乃祖郑成功一样迎候胜利者施琅进驻台湾。
施琅二次征台，其对于中国版图意义实在不让郑成功。抛去二人间家仇私怨不谈，无郑开拓于前，岂有施跟进于后？倒过来，若无施的“一统江山”，郑的“驱荷收复”也将变得无甚意义。谁也不要埋怨，两个人实实在在是绑在一起的，台湾直至现在仍姓“中”，称量功荣，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我常大惑，厦门为何只有郑像而无施像？大概郑是第一，施是第二；郑打的是西洋鬼子，施打的是自己同胞；郑终生不贰，施背主背汉背明。两人确有差异的缘故吧。但历史从未贬过施也是真的，至今在台湾和闽南一带诸多香火旺盛的施琅庙便是明证：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统一，永远高于一切；完成统一之人，永远值得景仰。我妄议，有朝一日，厦门若为施琅塑像，选址确是颇费脑筋的事情。让他们离得太近似不妥。这一个曾杀了另一个的老爸，另一个则把已死了二十年的这一个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厦门太小，难共戴天。但让我说，还是要让他们两个站在能够互相看见的地方才好。如今台湾同胞蜂拥而至，争相在厦门投资办厂，三百年前的古人难道就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厦门应有这样的大气魄！
在厦门，游胡里山炮台，一位朋友拍着光绪年间制造的59吨大炮对我说：你们文人琢磨历史太吃力，其实，发生在厦门的战争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炮口朝东南大海一方的总归是正义有理的。
朋友说对了一半。正义的不见得天助，有理的不一定赢理，因为冗长沉重的岁月中，厦门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毫无道义蛮不讲理的世界。
1841年8月，在虎门未能从林则徐手上讨到便宜的英国舰队折东头驶，转攻防御薄弱的厦门。这是一支由三十六艘舰只，三百六十门火炮和三千六百官兵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血红的黎明战至血红的黄昏，二万四千发炮弹落在弹丸小岛鼓浪屿，然后占领者们踏着千余清军士兵的尸体，把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的米字旗插上了日光岩。
厦门是中国人第一次从洋人手上收复领土的出发地。厦门也是西洋人卷土重来、开始吞食中国的第一个登陆地。当米字旗、星条旗、膏药旗以及其它十几种五颜六色绚丽刺目的旗子在她上空忽喇喇翻腾乱舞时，她对于1895年日本鲸吞美丽的台湾只能一言不发束手无策。连1.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都保护不得，此时岂敢侈谈保卫台湾。郑成功、施琅的“气吞万里如虎”变成了“气虚胆怯如鼠”。厦门无可奈何地萎缩懦弱了。一个海岛城市的悲哀，一个古老国度的衰落。
郑成功、施琅天上有知，定当泪雨滂沱。
在屈辱中煎熬了整整一个世纪，厦门才重新开始振作。
1949年，毛泽东发布进军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万炮齐鸣，千帆竞渡，百万雄师，锐不可挡。下南京、占上海、陷杭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要用他全新的哲学和全新的政制尽快统一这片古老的国土。急电叶飞十兵团：不事休整，立即入闽！
4月，叶飞尚站在南京的对岸。9月，叶飞站在了厦门的对岸。二十年后，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将领指挥十万大军从三面完成了对这个海岛城市的包围。
望远镜中，一草一木都那么熟稔的故乡历历在目，叶飞慨叹万千，激情浩荡。
10月16日发起总攻。血战两日，厦门解放。
重登日光岩，站在郑成功、施琅操练水军的位置放眼环望，远山葱茏，碧海无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将是解放海峡另一端的那个海岛。
“解放”，那个时代极富魅力号召力的词汇，曾激励得多少人不惜提着头颅去赴汤蹈火。在中原大地、长江两岸，这个词意味着种田人有土地当牛马的作主人驱尽阴霾换上一个睛朗的天。只有站在日光岩，才能更明晰更透彻地感受到，这个词在崭新的意义上又凸显出了那个永恒的主题：统一。
四十年后，老将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时，他并没有继郑成功、施琅之后成为第三人的奢望，但他的确以忐忑兴奋的心情在期待渴盼着毛泽东的最新一道命令。
历史阴差阳错，竟让将军万里征战的足迹凝固在了厦门。
毛泽东从未到过厦门。他深入福建最远的地方是上杭的古田，在那里，他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他把一支万把人的工农红军发展成数百万国防军奠定了根基。
1958年，手握百万大军的毛泽东弯下腰来，用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个他不曾涉足的岛屿。然后，他微笑着对左右道：厦门现还有白鹭么？然后，他信口吟哦了一道杜工部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诗啊！
历史已经赋予毛泽东这样一种力量，千里之外，他一声号令，从那个岛屿飞上青天的不是白鹭，而是一行行炮弹在运行过程中所发出的炽亮的白光。
他已经抱定决心，要痛快淋漓地教训一下曾几度把他围剿得山重水复、如今只能龟缩海隅的老对手。
他又环顾左右：当年，郑成功从厦门发兵收复台湾。后来的施琅，也是在这个地方造船练兵，然后渡海作战的。如要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厦门这个岛子很重要哟。
说这话时，他调集的459门大炮正在厦门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朝着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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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P> 转动地球仪，有一只报晓的雄鸡正在引吭高歌。它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上苍把它安放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这就是你我他12亿龙的传人赖以生存、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江山。
如若有兴趣，将“雄鸡”放大1百倍，由1：5000000换成1：50000，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的细部，在它的胸腹部下面，摆放着参差不齐密密麻麻体状不一的“鹅蛋”、“鸭蛋”、“鸡蛋”，“鸽蛋”，以至于“蚂蚁蛋”、“跳蚤蛋”们——拱卫屏护着辽阔海疆的无数海岛。
某年度高考地理试卷，曾以填空方式要求考生们能够正确回答：中国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群岛和列岛50多个；它们之中，60%集中在东海，30%分布在南海，10%散落在渤海和黄海；面积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次之；最大的冲积岛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沿海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版图最南端是南沙群群岛的曾母暗沙，最东端为钓鱼岛东面的赤尾屿，最北端的岛叫小笔架山；中国海岛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8‰……
兴趣如若再深入一步，在视角前边加上政治的、外交的、历史的镜头，便会看到：中国最屈辱的岛是香港；最凄哀的岛是台湾；最悲壮的岛是金门；最遗憾的岛是厦门……
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同北方疆域的狼烟烽火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若干雄浑跌宕曲折热闹的大戏则是从诸多有名的海岛上启幕开场的。
1958年轮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登场。短短64天，毛泽东潇潇洒洒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到了金门。蒋介石则咬紧牙关把12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释放出能量强大的冲击波，至今，这个世界仍能从浩渺的空际感测到它所传达的信息。
在多事的金厦海域和台湾海峡，这并非“鸡”同“蛋”之间的第一次碰撞。但愿它们在相互接近、融合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次碰撞。聊以宽慰的是它们每一次碰撞发出的都不是山河破碎坍塌的声响，而是这个民族发自心底的呐喊，以及这片国土不同意再被割裂的抗争。</P>
（二）回首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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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厦门古称鹭屿。
当中文化文明逐渐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越过了长江流域，福州、漳州、泉州这些沿海城市也开始兴盛繁荣的时候，这个岛还是杂草丛生、匪盗出没的蛮荒之所，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茂密的榕树丛中筑巢繁衍，在湛蓝的天空和海面翻飞翱翔，欢快鸣啼歌唱着它们的幸福天堂。
厦门后来迅速崛起得益于它的军事意义。明代对于倭寇的防范，使它与金门一起，成为福建沿海最重要的水寨之一。1627年，老谋深算、海盗出身的福建都督郑芝龙下决心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厦门，就是因为这个地处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面积118平方公里的海岛，“高居堂奥，雄视漳泉”，“海道四达，帆樯毕集”，“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起兵于厦门。
1683年，施琅二次征台，仍以厦门为大本营。
1949年，蒋介石怀着灰黯神伤的心情两赴厦门，严令汤恩伯固守此岛。
“厦门自古要塞之地，东南门户，闽台要冲。台湾安危从来磐于澎湖得失，而澎湖安危，磐于金、厦得失。安居台澎，金、厦战事至关重要，金、厦保卫战是台湾保卫战的开始。”
此时蒋氏，在西南尚有数省地盘，百万大军，但他已对那里的战事不抱信心。他真正看重的地方是厦门。福、漳、泉可以丢，厦门不能够。厦门易手，他在台湾是睡不安稳的。
郑芝龙之后，其子郑成功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
今人游鼓浪屿，攀日光岩，观剑石，饮酒泉，到处都留下了“国姓爷”的传说，时时都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陪伴着你。
初到厦门，下榻于虎溪岩上一小招待所。黎明即起，推窗眺望，不远处有一铁色巨岩，苔藓斑驳，似有古朴镌凿隐匿其间。及近，仔细辨认，乃“郑氏宅邸”四字。一问方知，我在郑成功的行宫旧址酣睡了一宿。
老子遗臭万年，儿子流芳百世。郑氏父子，一个给厦门留下耻辱，一个给厦门留下荣光。
一代枭雄郑芝龙聚啸江湖，称霸闽海，最后被明朝招安，堂堂正正做起了边疆大吏。盗匪得势，沐猴而冠，靠的是凶残、狡诈、权术，大奸大雄，亦人亦鬼。“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变来变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真龙天子没有一个是龙的儿子，全是刀枪的儿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到底未能跳出目光短视的羁绊，用自己曾被悬赏万金的头颅去祭了自己朝秦暮楚的“聪敏”。1646年，郑芝龙权衡利弊三日，终于不听儿子苦谏，叛了隆武帝，降了康熙帝。当他在北京被绑赴菜市口枭首示众的时候，不挣不叫，不哭不悲，只是瞪大了眼珠仰望着南方的天空，似欲把那苍穹瞪出一个窟窿来。
郑芝龙却也功莫大焉，与他的日本老婆为中华民族生下了一个好儿子。然后满怀着霸业有继的期冀送儿子去念书。20岁的郑成功到南京入太学，师事名儒钱谦益，儒家文化深深熏陶着他。新登基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初见他时，见其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甚爱之，抚其背曰：“惜哉。朕未有女以配卿，卿可尽忠吾家，毋忘故国。”并赐予国姓“朱”。“忠君报国”的意识便在他头脑中扎下了根。儿子终于脱胎换骨，他继承了父亲用尸骨堆积起来资本，同时，抛弃了父亲的匪气盗性，具有了比较完备的人格。
郑成功给厦门重起了一个名字“思明”。他加紧操练三军，那时，他的视线并未东南顾，而是一直盯着西北方的。
1658年，郑成功带甲十七万从厦门北伐，舢舻连江，气吞河岳，旌旗蔽日，势盖云山。于戎马倥偬中，心声达于吟事，途中口占一绝，诗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性朱。”何等的洒脱与自信！可惜天不助力，金陵大败，只得收拾残兵败卒，全线退守厦门。
历史现象颇值玩味。略早些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名扬天下，功彪青史。稍后的郑成功在福厦抗清，凡大战六次，中小战百余次，加上一次远征南京，其抵抗之坚，历时之久，杀伐之惨烈，均非同期他人可同日而语，而各种版本史书大多轻描淡写，不褒不贬，无毁无誉，现今一般人也多知其征台，鲜知其抗清。作一个假设，如他打下南京，跃过长江，纵横中原，饮马黄河，剑向京都，鞭指长城呢？历史大概便不再吝啬，会向他喝彩的。于是乎，我发现，将中国版图横向切，长城是一条线，黄河是一条线，长江是一条线，浙闽粤沿海是一条线。发生在第一条线的对异族的抵抗，大书特书。第二条线，有口皆碑。第三条线，仍受尊崇。到了第四条线，书还是要书，也只剩下秉实照录的份了。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几百年的唾沫能把他淹死几个来回，以后再叛清也没有赏他一个“好”字。郑芝龙的福建降清，骂声也有，却像细雨和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在台湾降清，历史甚至为他唱起了赞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中国人不认别的，就认中央和正统。新的中央，即使是少数民族取得中央统治地位，并突破长江天堑，大举南进，抵抗便越来越失去原来意义，任何昨天还冠冕堂皇不可动摇的理由都没用，祭起“恢复汉室”的旗帜也白搭。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是族争引起战争，战争决出正统，正统主导统一，统一高于族争的。汉人占绝大多数的所有中国人，最终都将臣服于能够用传统文化和正统政制统一国土的力量。
统一神圣。统一万岁。
所以，郑成功的征战生涯如仅限于在福厦抗清，历史给他打分大概不会高。
清军环攻日紧，厦门形势穷蹙，郑成功不得不考虑寻找一处退路了，于是，他始把目光南移，聚焦于让他父亲发迹腾达的海岛。
部众大多反对，认为征台无前途。南明遗臣张煌言甚至赠诗劝谏：“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忧。”郑成功再三筹思，决心下定：“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首先想到并非“收复”，而是解释为何兵锋不向西北而向东南。还需把“退”说成“进”，以稳定军心。这很有点类似以后的蒋委员长经常宣布的“转进”。
1661年4月21日午刻，风恬浪静，日丽天清，郑成功以四百艨艟，载二万五千兵，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舰队首尾长十里，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历经八个月苦战，1662年2月，三十八岁的郑成功收复了被红毛蕃侵占了三十八年的台湾。
当大限将至的郑成功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手中接过降表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临终前的这一笔，已足千古，历史并不在乎他征台的原始动机和原因，历史只记得是他郑成功第一个从西洋鬼子手中为国人拿回了一方宝地。为此，他确立了自己并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民族大英雄地位。
这一笔，亦是厦门的骄傲。
厦门的象征除了白鹭还有“市树”凤凰木和“市花”三角梅。我颇不以为然，认为：如同中国的象征应是长江黄河或许再加上五岳长城，而不能够是茶叶瓷器或熊猫金丝猴一样，厦门的象征也应是有点精神有点气魄能让人阖眸沉思并能给人以力量的什么。
1985年，二度进厦门，一眼便望到了我的期待。
鼓浪屿。夏鼎岩。突兀耸立起了身高15.7米，斧凿刀削的花岗石郑成功像。他一手撑扶佩剑，一手背于腰际，坚盔厚甲，倚山面海，身后一袭披风临风飘拂，如大鹏展翅，傲傲然威威乎于蓝天之下，碧海之上，巨石之中。他神色沉凝，目光犀锐，用一种似能穿透数百年世事变迁的洞察力，注视着人来人往帆樯如织、他曾经建功立业留芳后世的海峡。
我的第一感觉：厦门找到了感觉。
我长久仰视眼前的伟石。三百年前的郑成功就是这个样子么？
不可能有照片以资对照，但清初的一幅画像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郑成功并非方脸阔额、美髯凤目、老成持重的长者，而是无鬓无须，娃娃脸上略带几分稚嫩嘻嗔的年轻后生。最有意思的是，他头上无冠无盔，鬈曲的长发散落披肩，如果让他脱去征衣，并把手中的宝剑换成麦克风，恐怕不像将军，更像当今驰骋娱乐场所的红歌星。我猜，那时福建沿海门户已开，外国商船进出频繁，“老外”盈街串巷，他的发式大概融入了欧风欧雨，同时，也是对满清后脑勺上悬挂的“猪尾巴”的一种抗拒方式吧。
实实在在，郑成功树起“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大旗，誓师抗清时，不过才二十三岁；征台三十七岁；卒，三十九岁。绝对的一个少帅。
复鼎岩上的他是现代中国人感情上理念上意志上的他，他早已成为中国人捍卫国土维护统一的象征。
他，应该也必须就是复鼎岩上的这个样子。
郑成功征台，严格讲，只是中国人收复了台湾，而并非中国收复了台湾。已经坐上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清朝皇帝对这个滋事东南的郑氏东宁王朝十分头痛，于是，一代明主康熙大帝想到了施琅这个人。
施琅是与郑成功一道从厦门走出来的杰出人物。1650年，当郑成功偕施琅等九十余好友同道会于烈屿（小金门），誓言效忠明室、并定盟恢复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自己身边站立的施某人，正是日后郑氏家族的掘墓人。
郑、施反目纯系小事：施的部下犯罪，逃至郑处。施将罪犯引渡回营，违约立刻砍头。因此开罪了国姓爷。郑下令抓施。施惊逃。郑遂杀施父、弟以泄愤。施降清，必灭郑氏而后快。
1681年，康熙帝启用了已在京都冷冻了十四年的施琅，派他去厦门造船练兵。1683年，施亲率二万兵士及三百战船征台，以“三叠浪”、“五梅花”阵大败东宁水师。见势已去，郑克塽只得修降表，交敕印，剃发列队，像当年荷兰人恭迎乃祖郑成功一样迎候胜利者施琅进驻台湾。
施琅二次征台，其对于中国版图意义实在不让郑成功。抛去二人间家仇私怨不谈，无郑开拓于前，岂有施跟进于后？倒过来，若无施的“一统江山”，郑的“驱荷收复”也将变得无甚意义。谁也不要埋怨，两个人实实在在是绑在一起的，台湾直至现在仍姓“中”，称量功荣，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我常大惑，厦门为何只有郑像而无施像？大概郑是第一，施是第二；郑打的是西洋鬼子，施打的是自己同胞；郑终生不贰，施背主背汉背明。两人确有差异的缘故吧。但历史从未贬过施也是真的，至今在台湾和闽南一带诸多香火旺盛的施琅庙便是明证：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统一，永远高于一切；完成统一之人，永远值得景仰。我妄议，有朝一日，厦门若为施琅塑像，选址确是颇费脑筋的事情。让他们离得太近似不妥。这一个曾杀了另一个的老爸，另一个则把已死了二十年的这一个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厦门太小，难共戴天。但让我说，还是要让他们两个站在能够互相看见的地方才好。如今台湾同胞蜂拥而至，争相在厦门投资办厂，三百年前的古人难道就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厦门应有这样的大气魄！
在厦门，游胡里山炮台，一位朋友拍着光绪年间制造的59吨大炮对我说：你们文人琢磨历史太吃力，其实，发生在厦门的战争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炮口朝东南大海一方的总归是正义有理的。
朋友说对了一半。正义的不见得天助，有理的不一定赢理，因为冗长沉重的岁月中，厦门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毫无道义蛮不讲理的世界。
1841年8月，在虎门未能从林则徐手上讨到便宜的英国舰队折东头驶，转攻防御薄弱的厦门。这是一支由三十六艘舰只，三百六十门火炮和三千六百官兵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血红的黎明战至血红的黄昏，二万四千发炮弹落在弹丸小岛鼓浪屿，然后占领者们踏着千余清军士兵的尸体，把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的米字旗插上了日光岩。
厦门是中国人第一次从洋人手上收复领土的出发地。厦门也是西洋人卷土重来、开始吞食中国的第一个登陆地。当米字旗、星条旗、膏药旗以及其它十几种五颜六色绚丽刺目的旗子在她上空忽喇喇翻腾乱舞时，她对于1895年日本鲸吞美丽的台湾只能一言不发束手无策。连1.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都保护不得，此时岂敢侈谈保卫台湾。郑成功、施琅的“气吞万里如虎”变成了“气虚胆怯如鼠”。厦门无可奈何地萎缩懦弱了。一个海岛城市的悲哀，一个古老国度的衰落。
郑成功、施琅天上有知，定当泪雨滂沱。
在屈辱中煎熬了整整一个世纪，厦门才重新开始振作。
1949年，毛泽东发布进军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万炮齐鸣，千帆竞渡，百万雄师，锐不可挡。下南京、占上海、陷杭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要用他全新的哲学和全新的政制尽快统一这片古老的国土。急电叶飞十兵团：不事休整，立即入闽！
4月，叶飞尚站在南京的对岸。9月，叶飞站在了厦门的对岸。二十年后，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将领指挥十万大军从三面完成了对这个海岛城市的包围。
望远镜中，一草一木都那么熟稔的故乡历历在目，叶飞慨叹万千，激情浩荡。
10月16日发起总攻。血战两日，厦门解放。
重登日光岩，站在郑成功、施琅操练水军的位置放眼环望，远山葱茏，碧海无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将是解放海峡另一端的那个海岛。
“解放”，那个时代极富魅力号召力的词汇，曾激励得多少人不惜提着头颅去赴汤蹈火。在中原大地、长江两岸，这个词意味着种田人有土地当牛马的作主人驱尽阴霾换上一个睛朗的天。只有站在日光岩，才能更明晰更透彻地感受到，这个词在崭新的意义上又凸显出了那个永恒的主题：统一。
四十年后，老将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时，他并没有继郑成功、施琅之后成为第三人的奢望，但他的确以忐忑兴奋的心情在期待渴盼着毛泽东的最新一道命令。
历史阴差阳错，竟让将军万里征战的足迹凝固在了厦门。
毛泽东从未到过厦门。他深入福建最远的地方是上杭的古田，在那里，他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他把一支万把人的工农红军发展成数百万国防军奠定了根基。
1958年，手握百万大军的毛泽东弯下腰来，用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个他不曾涉足的岛屿。然后，他微笑着对左右道：厦门现还有白鹭么？然后，他信口吟哦了一道杜工部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诗啊！
历史已经赋予毛泽东这样一种力量，千里之外，他一声号令，从那个岛屿飞上青天的不是白鹭，而是一行行炮弹在运行过程中所发出的炽亮的白光。
他已经抱定决心，要痛快淋漓地教训一下曾几度把他围剿得山重水复、如今只能龟缩海隅的老对手。
他又环顾左右：当年，郑成功从厦门发兵收复台湾。后来的施琅，也是在这个地方造船练兵，然后渡海作战的。如要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厦门这个岛子很重要哟。
说这话时，他调集的459门大炮正在厦门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朝着东南方。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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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P> 转动地球仪，有一只报晓的雄鸡正在引吭高歌。它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上苍把它安放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这就是你我他12亿龙的传人赖以生存、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江山。
如若有兴趣，将“雄鸡”放大1百倍，由1：5000000换成1：50000，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的细部，在它的胸腹部下面，摆放着参差不齐密密麻麻体状不一的“鹅蛋”、“鸭蛋”、“鸡蛋”，“鸽蛋”，以至于“蚂蚁蛋”、“跳蚤蛋”们——拱卫屏护着辽阔海疆的无数海岛。
某年度高考地理试卷，曾以填空方式要求考生们能够正确回答：中国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群岛和列岛50多个；它们之中，60%集中在东海，30%分布在南海，10%散落在渤海和黄海；面积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次之；最大的冲积岛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沿海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版图最南端是南沙群群岛的曾母暗沙，最东端为钓鱼岛东面的赤尾屿，最北端的岛叫小笔架山；中国海岛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8‰……
兴趣如若再深入一步，在视角前边加上政治的、外交的、历史的镜头，便会看到：中国最屈辱的岛是香港；最凄哀的岛是台湾；最悲壮的岛是金门；最遗憾的岛是厦门……
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同北方疆域的狼烟烽火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若干雄浑跌宕曲折热闹的大戏则是从诸多有名的海岛上启幕开场的。
1958年轮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登场。短短64天，毛泽东潇潇洒洒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到了金门。蒋介石则咬紧牙关把12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释放出能量强大的冲击波，至今，这个世界仍能从浩渺的空际感测到它所传达的信息。
在多事的金厦海域和台湾海峡，这并非“鸡”同“蛋”之间的第一次碰撞。但愿它们在相互接近、融合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次碰撞。聊以宽慰的是它们每一次碰撞发出的都不是山河破碎坍塌的声响，而是这个民族发自心底的呐喊，以及这片国土不同意再被割裂的抗争。</P>
（二）回首往事
<p>
<P> 厦门古称鹭屿。
当中文化文明逐渐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越过了长江流域，福州、漳州、泉州这些沿海城市也开始兴盛繁荣的时候，这个岛还是杂草丛生、匪盗出没的蛮荒之所，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茂密的榕树丛中筑巢繁衍，在湛蓝的天空和海面翻飞翱翔，欢快鸣啼歌唱着它们的幸福天堂。
厦门后来迅速崛起得益于它的军事意义。明代对于倭寇的防范，使它与金门一起，成为福建沿海最重要的水寨之一。1627年，老谋深算、海盗出身的福建都督郑芝龙下决心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厦门，就是因为这个地处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面积118平方公里的海岛，“高居堂奥，雄视漳泉”，“海道四达，帆樯毕集”，“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起兵于厦门。
1683年，施琅二次征台，仍以厦门为大本营。
1949年，蒋介石怀着灰黯神伤的心情两赴厦门，严令汤恩伯固守此岛。
“厦门自古要塞之地，东南门户，闽台要冲。台湾安危从来磐于澎湖得失，而澎湖安危，磐于金、厦得失。安居台澎，金、厦战事至关重要，金、厦保卫战是台湾保卫战的开始。”
此时蒋氏，在西南尚有数省地盘，百万大军，但他已对那里的战事不抱信心。他真正看重的地方是厦门。福、漳、泉可以丢，厦门不能够。厦门易手，他在台湾是睡不安稳的。
郑芝龙之后，其子郑成功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
今人游鼓浪屿，攀日光岩，观剑石，饮酒泉，到处都留下了“国姓爷”的传说，时时都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陪伴着你。
初到厦门，下榻于虎溪岩上一小招待所。黎明即起，推窗眺望，不远处有一铁色巨岩，苔藓斑驳，似有古朴镌凿隐匿其间。及近，仔细辨认，乃“郑氏宅邸”四字。一问方知，我在郑成功的行宫旧址酣睡了一宿。
老子遗臭万年，儿子流芳百世。郑氏父子，一个给厦门留下耻辱，一个给厦门留下荣光。
一代枭雄郑芝龙聚啸江湖，称霸闽海，最后被明朝招安，堂堂正正做起了边疆大吏。盗匪得势，沐猴而冠，靠的是凶残、狡诈、权术，大奸大雄，亦人亦鬼。“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变来变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真龙天子没有一个是龙的儿子，全是刀枪的儿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到底未能跳出目光短视的羁绊，用自己曾被悬赏万金的头颅去祭了自己朝秦暮楚的“聪敏”。1646年，郑芝龙权衡利弊三日，终于不听儿子苦谏，叛了隆武帝，降了康熙帝。当他在北京被绑赴菜市口枭首示众的时候，不挣不叫，不哭不悲，只是瞪大了眼珠仰望着南方的天空，似欲把那苍穹瞪出一个窟窿来。
郑芝龙却也功莫大焉，与他的日本老婆为中华民族生下了一个好儿子。然后满怀着霸业有继的期冀送儿子去念书。20岁的郑成功到南京入太学，师事名儒钱谦益，儒家文化深深熏陶着他。新登基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初见他时，见其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甚爱之，抚其背曰：“惜哉。朕未有女以配卿，卿可尽忠吾家，毋忘故国。”并赐予国姓“朱”。“忠君报国”的意识便在他头脑中扎下了根。儿子终于脱胎换骨，他继承了父亲用尸骨堆积起来资本，同时，抛弃了父亲的匪气盗性，具有了比较完备的人格。
郑成功给厦门重起了一个名字“思明”。他加紧操练三军，那时，他的视线并未东南顾，而是一直盯着西北方的。
1658年，郑成功带甲十七万从厦门北伐，舢舻连江，气吞河岳，旌旗蔽日，势盖云山。于戎马倥偬中，心声达于吟事，途中口占一绝，诗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性朱。”何等的洒脱与自信！可惜天不助力，金陵大败，只得收拾残兵败卒，全线退守厦门。
历史现象颇值玩味。略早些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名扬天下，功彪青史。稍后的郑成功在福厦抗清，凡大战六次，中小战百余次，加上一次远征南京，其抵抗之坚，历时之久，杀伐之惨烈，均非同期他人可同日而语，而各种版本史书大多轻描淡写，不褒不贬，无毁无誉，现今一般人也多知其征台，鲜知其抗清。作一个假设，如他打下南京，跃过长江，纵横中原，饮马黄河，剑向京都，鞭指长城呢？历史大概便不再吝啬，会向他喝彩的。于是乎，我发现，将中国版图横向切，长城是一条线，黄河是一条线，长江是一条线，浙闽粤沿海是一条线。发生在第一条线的对异族的抵抗，大书特书。第二条线，有口皆碑。第三条线，仍受尊崇。到了第四条线，书还是要书，也只剩下秉实照录的份了。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几百年的唾沫能把他淹死几个来回，以后再叛清也没有赏他一个“好”字。郑芝龙的福建降清，骂声也有，却像细雨和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在台湾降清，历史甚至为他唱起了赞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中国人不认别的，就认中央和正统。新的中央，即使是少数民族取得中央统治地位，并突破长江天堑，大举南进，抵抗便越来越失去原来意义，任何昨天还冠冕堂皇不可动摇的理由都没用，祭起“恢复汉室”的旗帜也白搭。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是族争引起战争，战争决出正统，正统主导统一，统一高于族争的。汉人占绝大多数的所有中国人，最终都将臣服于能够用传统文化和正统政制统一国土的力量。
统一神圣。统一万岁。
所以，郑成功的征战生涯如仅限于在福厦抗清，历史给他打分大概不会高。
清军环攻日紧，厦门形势穷蹙，郑成功不得不考虑寻找一处退路了，于是，他始把目光南移，聚焦于让他父亲发迹腾达的海岛。
部众大多反对，认为征台无前途。南明遗臣张煌言甚至赠诗劝谏：“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忧。”郑成功再三筹思，决心下定：“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首先想到并非“收复”，而是解释为何兵锋不向西北而向东南。还需把“退”说成“进”，以稳定军心。这很有点类似以后的蒋委员长经常宣布的“转进”。
1661年4月21日午刻，风恬浪静，日丽天清，郑成功以四百艨艟，载二万五千兵，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舰队首尾长十里，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历经八个月苦战，1662年2月，三十八岁的郑成功收复了被红毛蕃侵占了三十八年的台湾。
当大限将至的郑成功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手中接过降表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临终前的这一笔，已足千古，历史并不在乎他征台的原始动机和原因，历史只记得是他郑成功第一个从西洋鬼子手中为国人拿回了一方宝地。为此，他确立了自己并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民族大英雄地位。
这一笔，亦是厦门的骄傲。
厦门的象征除了白鹭还有“市树”凤凰木和“市花”三角梅。我颇不以为然，认为：如同中国的象征应是长江黄河或许再加上五岳长城，而不能够是茶叶瓷器或熊猫金丝猴一样，厦门的象征也应是有点精神有点气魄能让人阖眸沉思并能给人以力量的什么。
1985年，二度进厦门，一眼便望到了我的期待。
鼓浪屿。夏鼎岩。突兀耸立起了身高15.7米，斧凿刀削的花岗石郑成功像。他一手撑扶佩剑，一手背于腰际，坚盔厚甲，倚山面海，身后一袭披风临风飘拂，如大鹏展翅，傲傲然威威乎于蓝天之下，碧海之上，巨石之中。他神色沉凝，目光犀锐，用一种似能穿透数百年世事变迁的洞察力，注视着人来人往帆樯如织、他曾经建功立业留芳后世的海峡。
我的第一感觉：厦门找到了感觉。
我长久仰视眼前的伟石。三百年前的郑成功就是这个样子么？
不可能有照片以资对照，但清初的一幅画像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郑成功并非方脸阔额、美髯凤目、老成持重的长者，而是无鬓无须，娃娃脸上略带几分稚嫩嘻嗔的年轻后生。最有意思的是，他头上无冠无盔，鬈曲的长发散落披肩，如果让他脱去征衣，并把手中的宝剑换成麦克风，恐怕不像将军，更像当今驰骋娱乐场所的红歌星。我猜，那时福建沿海门户已开，外国商船进出频繁，“老外”盈街串巷，他的发式大概融入了欧风欧雨，同时，也是对满清后脑勺上悬挂的“猪尾巴”的一种抗拒方式吧。
实实在在，郑成功树起“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大旗，誓师抗清时，不过才二十三岁；征台三十七岁；卒，三十九岁。绝对的一个少帅。
复鼎岩上的他是现代中国人感情上理念上意志上的他，他早已成为中国人捍卫国土维护统一的象征。
他，应该也必须就是复鼎岩上的这个样子。
郑成功征台，严格讲，只是中国人收复了台湾，而并非中国收复了台湾。已经坐上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清朝皇帝对这个滋事东南的郑氏东宁王朝十分头痛，于是，一代明主康熙大帝想到了施琅这个人。
施琅是与郑成功一道从厦门走出来的杰出人物。1650年，当郑成功偕施琅等九十余好友同道会于烈屿（小金门），誓言效忠明室、并定盟恢复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自己身边站立的施某人，正是日后郑氏家族的掘墓人。
郑、施反目纯系小事：施的部下犯罪，逃至郑处。施将罪犯引渡回营，违约立刻砍头。因此开罪了国姓爷。郑下令抓施。施惊逃。郑遂杀施父、弟以泄愤。施降清，必灭郑氏而后快。
1681年，康熙帝启用了已在京都冷冻了十四年的施琅，派他去厦门造船练兵。1683年，施亲率二万兵士及三百战船征台，以“三叠浪”、“五梅花”阵大败东宁水师。见势已去，郑克塽只得修降表，交敕印，剃发列队，像当年荷兰人恭迎乃祖郑成功一样迎候胜利者施琅进驻台湾。
施琅二次征台，其对于中国版图意义实在不让郑成功。抛去二人间家仇私怨不谈，无郑开拓于前，岂有施跟进于后？倒过来，若无施的“一统江山”，郑的“驱荷收复”也将变得无甚意义。谁也不要埋怨，两个人实实在在是绑在一起的，台湾直至现在仍姓“中”，称量功荣，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我常大惑，厦门为何只有郑像而无施像？大概郑是第一，施是第二；郑打的是西洋鬼子，施打的是自己同胞；郑终生不贰，施背主背汉背明。两人确有差异的缘故吧。但历史从未贬过施也是真的，至今在台湾和闽南一带诸多香火旺盛的施琅庙便是明证：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统一，永远高于一切；完成统一之人，永远值得景仰。我妄议，有朝一日，厦门若为施琅塑像，选址确是颇费脑筋的事情。让他们离得太近似不妥。这一个曾杀了另一个的老爸，另一个则把已死了二十年的这一个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厦门太小，难共戴天。但让我说，还是要让他们两个站在能够互相看见的地方才好。如今台湾同胞蜂拥而至，争相在厦门投资办厂，三百年前的古人难道就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厦门应有这样的大气魄！
在厦门，游胡里山炮台，一位朋友拍着光绪年间制造的59吨大炮对我说：你们文人琢磨历史太吃力，其实，发生在厦门的战争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炮口朝东南大海一方的总归是正义有理的。
朋友说对了一半。正义的不见得天助，有理的不一定赢理，因为冗长沉重的岁月中，厦门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毫无道义蛮不讲理的世界。
1841年8月，在虎门未能从林则徐手上讨到便宜的英国舰队折东头驶，转攻防御薄弱的厦门。这是一支由三十六艘舰只，三百六十门火炮和三千六百官兵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血红的黎明战至血红的黄昏，二万四千发炮弹落在弹丸小岛鼓浪屿，然后占领者们踏着千余清军士兵的尸体，把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的米字旗插上了日光岩。
厦门是中国人第一次从洋人手上收复领土的出发地。厦门也是西洋人卷土重来、开始吞食中国的第一个登陆地。当米字旗、星条旗、膏药旗以及其它十几种五颜六色绚丽刺目的旗子在她上空忽喇喇翻腾乱舞时，她对于1895年日本鲸吞美丽的台湾只能一言不发束手无策。连1.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都保护不得，此时岂敢侈谈保卫台湾。郑成功、施琅的“气吞万里如虎”变成了“气虚胆怯如鼠”。厦门无可奈何地萎缩懦弱了。一个海岛城市的悲哀，一个古老国度的衰落。
郑成功、施琅天上有知，定当泪雨滂沱。
在屈辱中煎熬了整整一个世纪，厦门才重新开始振作。
1949年，毛泽东发布进军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万炮齐鸣，千帆竞渡，百万雄师，锐不可挡。下南京、占上海、陷杭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要用他全新的哲学和全新的政制尽快统一这片古老的国土。急电叶飞十兵团：不事休整，立即入闽！
4月，叶飞尚站在南京的对岸。9月，叶飞站在了厦门的对岸。二十年后，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将领指挥十万大军从三面完成了对这个海岛城市的包围。
望远镜中，一草一木都那么熟稔的故乡历历在目，叶飞慨叹万千，激情浩荡。
10月16日发起总攻。血战两日，厦门解放。
重登日光岩，站在郑成功、施琅操练水军的位置放眼环望，远山葱茏，碧海无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将是解放海峡另一端的那个海岛。
“解放”，那个时代极富魅力号召力的词汇，曾激励得多少人不惜提着头颅去赴汤蹈火。在中原大地、长江两岸，这个词意味着种田人有土地当牛马的作主人驱尽阴霾换上一个睛朗的天。只有站在日光岩，才能更明晰更透彻地感受到，这个词在崭新的意义上又凸显出了那个永恒的主题：统一。
四十年后，老将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时，他并没有继郑成功、施琅之后成为第三人的奢望，但他的确以忐忑兴奋的心情在期待渴盼着毛泽东的最新一道命令。
历史阴差阳错，竟让将军万里征战的足迹凝固在了厦门。
毛泽东从未到过厦门。他深入福建最远的地方是上杭的古田，在那里，他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他把一支万把人的工农红军发展成数百万国防军奠定了根基。
1958年，手握百万大军的毛泽东弯下腰来，用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个他不曾涉足的岛屿。然后，他微笑着对左右道：厦门现还有白鹭么？然后，他信口吟哦了一道杜工部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诗啊！
历史已经赋予毛泽东这样一种力量，千里之外，他一声号令，从那个岛屿飞上青天的不是白鹭，而是一行行炮弹在运行过程中所发出的炽亮的白光。
他已经抱定决心，要痛快淋漓地教训一下曾几度把他围剿得山重水复、如今只能龟缩海隅的老对手。
他又环顾左右：当年，郑成功从厦门发兵收复台湾。后来的施琅，也是在这个地方造船练兵，然后渡海作战的。如要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厦门这个岛子很重要哟。
说这话时，他调集的459门大炮正在厦门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朝着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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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一章 “鸡”、“蛋”碰撞备忘录</P>（一）序言
<P> 转动地球仪，有一只报晓的雄鸡正在引吭高歌。它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上苍把它安放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这就是你我他12亿龙的传人赖以生存、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江山。
如若有兴趣，将“雄鸡”放大1百倍，由1：5000000换成1：50000，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的细部，在它的胸腹部下面，摆放着参差不齐密密麻麻体状不一的“鹅蛋”、“鸭蛋”、“鸡蛋”，“鸽蛋”，以至于“蚂蚁蛋”、“跳蚤蛋”们——拱卫屏护着辽阔海疆的无数海岛。
某年度高考地理试卷，曾以填空方式要求考生们能够正确回答：中国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群岛和列岛50多个；它们之中，60%集中在东海，30%分布在南海，10%散落在渤海和黄海；面积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次之；最大的冲积岛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沿海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版图最南端是南沙群群岛的曾母暗沙，最东端为钓鱼岛东面的赤尾屿，最北端的岛叫小笔架山；中国海岛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8‰……
兴趣如若再深入一步，在视角前边加上政治的、外交的、历史的镜头，便会看到：中国最屈辱的岛是香港；最凄哀的岛是台湾；最悲壮的岛是金门；最遗憾的岛是厦门……
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同北方疆域的狼烟烽火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若干雄浑跌宕曲折热闹的大戏则是从诸多有名的海岛上启幕开场的。
1958年轮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登场。短短64天，毛泽东潇潇洒洒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到了金门。蒋介石则咬紧牙关把12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释放出能量强大的冲击波，至今，这个世界仍能从浩渺的空际感测到它所传达的信息。
在多事的金厦海域和台湾海峡，这并非“鸡”同“蛋”之间的第一次碰撞。但愿它们在相互接近、融合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次碰撞。聊以宽慰的是它们每一次碰撞发出的都不是山河破碎坍塌的声响，而是这个民族发自心底的呐喊，以及这片国土不同意再被割裂的抗争。</P>
（二）回首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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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厦门古称鹭屿。
当中文化文明逐渐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越过了长江流域，福州、漳州、泉州这些沿海城市也开始兴盛繁荣的时候，这个岛还是杂草丛生、匪盗出没的蛮荒之所，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茂密的榕树丛中筑巢繁衍，在湛蓝的天空和海面翻飞翱翔，欢快鸣啼歌唱着它们的幸福天堂。
厦门后来迅速崛起得益于它的军事意义。明代对于倭寇的防范，使它与金门一起，成为福建沿海最重要的水寨之一。1627年，老谋深算、海盗出身的福建都督郑芝龙下决心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厦门，就是因为这个地处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面积118平方公里的海岛，“高居堂奥，雄视漳泉”，“海道四达，帆樯毕集”，“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起兵于厦门。
1683年，施琅二次征台，仍以厦门为大本营。
1949年，蒋介石怀着灰黯神伤的心情两赴厦门，严令汤恩伯固守此岛。
“厦门自古要塞之地，东南门户，闽台要冲。台湾安危从来磐于澎湖得失，而澎湖安危，磐于金、厦得失。安居台澎，金、厦战事至关重要，金、厦保卫战是台湾保卫战的开始。”
此时蒋氏，在西南尚有数省地盘，百万大军，但他已对那里的战事不抱信心。他真正看重的地方是厦门。福、漳、泉可以丢，厦门不能够。厦门易手，他在台湾是睡不安稳的。
郑芝龙之后，其子郑成功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
今人游鼓浪屿，攀日光岩，观剑石，饮酒泉，到处都留下了“国姓爷”的传说，时时都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陪伴着你。
初到厦门，下榻于虎溪岩上一小招待所。黎明即起，推窗眺望，不远处有一铁色巨岩，苔藓斑驳，似有古朴镌凿隐匿其间。及近，仔细辨认，乃“郑氏宅邸”四字。一问方知，我在郑成功的行宫旧址酣睡了一宿。
老子遗臭万年，儿子流芳百世。郑氏父子，一个给厦门留下耻辱，一个给厦门留下荣光。
一代枭雄郑芝龙聚啸江湖，称霸闽海，最后被明朝招安，堂堂正正做起了边疆大吏。盗匪得势，沐猴而冠，靠的是凶残、狡诈、权术，大奸大雄，亦人亦鬼。“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变来变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真龙天子没有一个是龙的儿子，全是刀枪的儿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到底未能跳出目光短视的羁绊，用自己曾被悬赏万金的头颅去祭了自己朝秦暮楚的“聪敏”。1646年，郑芝龙权衡利弊三日，终于不听儿子苦谏，叛了隆武帝，降了康熙帝。当他在北京被绑赴菜市口枭首示众的时候，不挣不叫，不哭不悲，只是瞪大了眼珠仰望着南方的天空，似欲把那苍穹瞪出一个窟窿来。
郑芝龙却也功莫大焉，与他的日本老婆为中华民族生下了一个好儿子。然后满怀着霸业有继的期冀送儿子去念书。20岁的郑成功到南京入太学，师事名儒钱谦益，儒家文化深深熏陶着他。新登基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初见他时，见其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甚爱之，抚其背曰：“惜哉。朕未有女以配卿，卿可尽忠吾家，毋忘故国。”并赐予国姓“朱”。“忠君报国”的意识便在他头脑中扎下了根。儿子终于脱胎换骨，他继承了父亲用尸骨堆积起来资本，同时，抛弃了父亲的匪气盗性，具有了比较完备的人格。
郑成功给厦门重起了一个名字“思明”。他加紧操练三军，那时，他的视线并未东南顾，而是一直盯着西北方的。
1658年，郑成功带甲十七万从厦门北伐，舢舻连江，气吞河岳，旌旗蔽日，势盖云山。于戎马倥偬中，心声达于吟事，途中口占一绝，诗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性朱。”何等的洒脱与自信！可惜天不助力，金陵大败，只得收拾残兵败卒，全线退守厦门。
历史现象颇值玩味。略早些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名扬天下，功彪青史。稍后的郑成功在福厦抗清，凡大战六次，中小战百余次，加上一次远征南京，其抵抗之坚，历时之久，杀伐之惨烈，均非同期他人可同日而语，而各种版本史书大多轻描淡写，不褒不贬，无毁无誉，现今一般人也多知其征台，鲜知其抗清。作一个假设，如他打下南京，跃过长江，纵横中原，饮马黄河，剑向京都，鞭指长城呢？历史大概便不再吝啬，会向他喝彩的。于是乎，我发现，将中国版图横向切，长城是一条线，黄河是一条线，长江是一条线，浙闽粤沿海是一条线。发生在第一条线的对异族的抵抗，大书特书。第二条线，有口皆碑。第三条线，仍受尊崇。到了第四条线，书还是要书，也只剩下秉实照录的份了。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几百年的唾沫能把他淹死几个来回，以后再叛清也没有赏他一个“好”字。郑芝龙的福建降清，骂声也有，却像细雨和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在台湾降清，历史甚至为他唱起了赞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中国人不认别的，就认中央和正统。新的中央，即使是少数民族取得中央统治地位，并突破长江天堑，大举南进，抵抗便越来越失去原来意义，任何昨天还冠冕堂皇不可动摇的理由都没用，祭起“恢复汉室”的旗帜也白搭。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是族争引起战争，战争决出正统，正统主导统一，统一高于族争的。汉人占绝大多数的所有中国人，最终都将臣服于能够用传统文化和正统政制统一国土的力量。
统一神圣。统一万岁。
所以，郑成功的征战生涯如仅限于在福厦抗清，历史给他打分大概不会高。
清军环攻日紧，厦门形势穷蹙，郑成功不得不考虑寻找一处退路了，于是，他始把目光南移，聚焦于让他父亲发迹腾达的海岛。
部众大多反对，认为征台无前途。南明遗臣张煌言甚至赠诗劝谏：“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忧。”郑成功再三筹思，决心下定：“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首先想到并非“收复”，而是解释为何兵锋不向西北而向东南。还需把“退”说成“进”，以稳定军心。这很有点类似以后的蒋委员长经常宣布的“转进”。
1661年4月21日午刻，风恬浪静，日丽天清，郑成功以四百艨艟，载二万五千兵，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舰队首尾长十里，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历经八个月苦战，1662年2月，三十八岁的郑成功收复了被红毛蕃侵占了三十八年的台湾。
当大限将至的郑成功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手中接过降表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临终前的这一笔，已足千古，历史并不在乎他征台的原始动机和原因，历史只记得是他郑成功第一个从西洋鬼子手中为国人拿回了一方宝地。为此，他确立了自己并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民族大英雄地位。
这一笔，亦是厦门的骄傲。
厦门的象征除了白鹭还有“市树”凤凰木和“市花”三角梅。我颇不以为然，认为：如同中国的象征应是长江黄河或许再加上五岳长城，而不能够是茶叶瓷器或熊猫金丝猴一样，厦门的象征也应是有点精神有点气魄能让人阖眸沉思并能给人以力量的什么。
1985年，二度进厦门，一眼便望到了我的期待。
鼓浪屿。夏鼎岩。突兀耸立起了身高15.7米，斧凿刀削的花岗石郑成功像。他一手撑扶佩剑，一手背于腰际，坚盔厚甲，倚山面海，身后一袭披风临风飘拂，如大鹏展翅，傲傲然威威乎于蓝天之下，碧海之上，巨石之中。他神色沉凝，目光犀锐，用一种似能穿透数百年世事变迁的洞察力，注视着人来人往帆樯如织、他曾经建功立业留芳后世的海峡。
我的第一感觉：厦门找到了感觉。
我长久仰视眼前的伟石。三百年前的郑成功就是这个样子么？
不可能有照片以资对照，但清初的一幅画像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郑成功并非方脸阔额、美髯凤目、老成持重的长者，而是无鬓无须，娃娃脸上略带几分稚嫩嘻嗔的年轻后生。最有意思的是，他头上无冠无盔，鬈曲的长发散落披肩，如果让他脱去征衣，并把手中的宝剑换成麦克风，恐怕不像将军，更像当今驰骋娱乐场所的红歌星。我猜，那时福建沿海门户已开，外国商船进出频繁，“老外”盈街串巷，他的发式大概融入了欧风欧雨，同时，也是对满清后脑勺上悬挂的“猪尾巴”的一种抗拒方式吧。
实实在在，郑成功树起“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大旗，誓师抗清时，不过才二十三岁；征台三十七岁；卒，三十九岁。绝对的一个少帅。
复鼎岩上的他是现代中国人感情上理念上意志上的他，他早已成为中国人捍卫国土维护统一的象征。
他，应该也必须就是复鼎岩上的这个样子。
郑成功征台，严格讲，只是中国人收复了台湾，而并非中国收复了台湾。已经坐上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清朝皇帝对这个滋事东南的郑氏东宁王朝十分头痛，于是，一代明主康熙大帝想到了施琅这个人。
施琅是与郑成功一道从厦门走出来的杰出人物。1650年，当郑成功偕施琅等九十余好友同道会于烈屿（小金门），誓言效忠明室、并定盟恢复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自己身边站立的施某人，正是日后郑氏家族的掘墓人。
郑、施反目纯系小事：施的部下犯罪，逃至郑处。施将罪犯引渡回营，违约立刻砍头。因此开罪了国姓爷。郑下令抓施。施惊逃。郑遂杀施父、弟以泄愤。施降清，必灭郑氏而后快。
1681年，康熙帝启用了已在京都冷冻了十四年的施琅，派他去厦门造船练兵。1683年，施亲率二万兵士及三百战船征台，以“三叠浪”、“五梅花”阵大败东宁水师。见势已去，郑克塽只得修降表，交敕印，剃发列队，像当年荷兰人恭迎乃祖郑成功一样迎候胜利者施琅进驻台湾。
施琅二次征台，其对于中国版图意义实在不让郑成功。抛去二人间家仇私怨不谈，无郑开拓于前，岂有施跟进于后？倒过来，若无施的“一统江山”，郑的“驱荷收复”也将变得无甚意义。谁也不要埋怨，两个人实实在在是绑在一起的，台湾直至现在仍姓“中”，称量功荣，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我常大惑，厦门为何只有郑像而无施像？大概郑是第一，施是第二；郑打的是西洋鬼子，施打的是自己同胞；郑终生不贰，施背主背汉背明。两人确有差异的缘故吧。但历史从未贬过施也是真的，至今在台湾和闽南一带诸多香火旺盛的施琅庙便是明证：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统一，永远高于一切；完成统一之人，永远值得景仰。我妄议，有朝一日，厦门若为施琅塑像，选址确是颇费脑筋的事情。让他们离得太近似不妥。这一个曾杀了另一个的老爸，另一个则把已死了二十年的这一个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厦门太小，难共戴天。但让我说，还是要让他们两个站在能够互相看见的地方才好。如今台湾同胞蜂拥而至，争相在厦门投资办厂，三百年前的古人难道就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厦门应有这样的大气魄！
在厦门，游胡里山炮台，一位朋友拍着光绪年间制造的59吨大炮对我说：你们文人琢磨历史太吃力，其实，发生在厦门的战争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炮口朝东南大海一方的总归是正义有理的。
朋友说对了一半。正义的不见得天助，有理的不一定赢理，因为冗长沉重的岁月中，厦门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毫无道义蛮不讲理的世界。
1841年8月，在虎门未能从林则徐手上讨到便宜的英国舰队折东头驶，转攻防御薄弱的厦门。这是一支由三十六艘舰只，三百六十门火炮和三千六百官兵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血红的黎明战至血红的黄昏，二万四千发炮弹落在弹丸小岛鼓浪屿，然后占领者们踏着千余清军士兵的尸体，把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的米字旗插上了日光岩。
厦门是中国人第一次从洋人手上收复领土的出发地。厦门也是西洋人卷土重来、开始吞食中国的第一个登陆地。当米字旗、星条旗、膏药旗以及其它十几种五颜六色绚丽刺目的旗子在她上空忽喇喇翻腾乱舞时，她对于1895年日本鲸吞美丽的台湾只能一言不发束手无策。连1.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都保护不得，此时岂敢侈谈保卫台湾。郑成功、施琅的“气吞万里如虎”变成了“气虚胆怯如鼠”。厦门无可奈何地萎缩懦弱了。一个海岛城市的悲哀，一个古老国度的衰落。
郑成功、施琅天上有知，定当泪雨滂沱。
在屈辱中煎熬了整整一个世纪，厦门才重新开始振作。
1949年，毛泽东发布进军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万炮齐鸣，千帆竞渡，百万雄师，锐不可挡。下南京、占上海、陷杭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要用他全新的哲学和全新的政制尽快统一这片古老的国土。急电叶飞十兵团：不事休整，立即入闽！
4月，叶飞尚站在南京的对岸。9月，叶飞站在了厦门的对岸。二十年后，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将领指挥十万大军从三面完成了对这个海岛城市的包围。
望远镜中，一草一木都那么熟稔的故乡历历在目，叶飞慨叹万千，激情浩荡。
10月16日发起总攻。血战两日，厦门解放。
重登日光岩，站在郑成功、施琅操练水军的位置放眼环望，远山葱茏，碧海无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将是解放海峡另一端的那个海岛。
“解放”，那个时代极富魅力号召力的词汇，曾激励得多少人不惜提着头颅去赴汤蹈火。在中原大地、长江两岸，这个词意味着种田人有土地当牛马的作主人驱尽阴霾换上一个睛朗的天。只有站在日光岩，才能更明晰更透彻地感受到，这个词在崭新的意义上又凸显出了那个永恒的主题：统一。
四十年后，老将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时，他并没有继郑成功、施琅之后成为第三人的奢望，但他的确以忐忑兴奋的心情在期待渴盼着毛泽东的最新一道命令。
历史阴差阳错，竟让将军万里征战的足迹凝固在了厦门。
毛泽东从未到过厦门。他深入福建最远的地方是上杭的古田，在那里，他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他把一支万把人的工农红军发展成数百万国防军奠定了根基。
1958年，手握百万大军的毛泽东弯下腰来，用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个他不曾涉足的岛屿。然后，他微笑着对左右道：厦门现还有白鹭么？然后，他信口吟哦了一道杜工部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诗啊！
历史已经赋予毛泽东这样一种力量，千里之外，他一声号令，从那个岛屿飞上青天的不是白鹭，而是一行行炮弹在运行过程中所发出的炽亮的白光。
他已经抱定决心，要痛快淋漓地教训一下曾几度把他围剿得山重水复、如今只能龟缩海隅的老对手。
他又环顾左右：当年，郑成功从厦门发兵收复台湾。后来的施琅，也是在这个地方造船练兵，然后渡海作战的。如要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厦门这个岛子很重要哟。
说这话时，他调集的459门大炮正在厦门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朝着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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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战金门</P><P> 厦门东向偏南，便是大、小金门岛。
大金门呈哑铃状，面积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位于大金门之西，面积15平方公里。金门古称“仙洲”，又称“浯洲”，传说晋之前和大陆和厦门相连，后因地壳变动才抽离到厦门之外。
明洪武二十年间（公元1388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时在岛西置有守御千户所，并在所内东西北各筑一道金色城门，总称“金门所城”。“仙洲”因此而更名“金门”延用至今。
金门，是个甚难畅述的海岛：它曾是海盗出没之所，但也有大儒驻足；土地荒瘠，耕嫁不易，却又文风鼎盛；僻处南方，而竟遍地高粱，宛若北边；迭经战乱，风光名胜却绝顶的秀美迷人。反差矛盾，错综交叠，恰恰是金门的特殊魅力所在。
当今中国，又有几人领略过金门的魅力？四十年无情阻绝，不要说内地人，就连在厦门海边土生土长，从穿开裆裤一直长到发梢初挂白霜，也没有一个见过金门的真面目。人们只能从老辈人的饭后茶余神侃闲聊中拼凑编织一下对它的合理想象。
就是这么一个距大陆最远点10公里、最近点1800米的海岛，在厦门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却不可能舟渡登临。像高悬头顶的月亮，陪伴你照耀你，可望之而不可触摸之，永远蒙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要忘记，人类已于六十年代登上了月球。
1993年，我在一个只有0.4平方公里、名叫角屿的小岛上过元旦，这是属于大陆的距金门最近的一个海岛。碰上好天，连低倍望远镜都不用，站在海滩礁岩突出部，对岸人、屋、木、石历历在目。黎明风顺时，可以清楚听到那边的鸡鸣狗吠。连那道窄窄的海峡也像一条很普通的江河，似乎拼力一跃，即可飞渡。我的正前方，有一面过去只能从故事片上才能看到的真实而刺眼的青天白日旗在飘扬。我的身后，则是一面从小就把她的一角系在了脖领上的五星红旗。两面绝对不能相容的旗帜目前处于和平共处的对峙状态，站在它们当间，我感到正站在了两个世界的临界线和历史纵横的焦点上。那一刻，“国土分裂”像一幅难以销蚀的石雕组画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适逢退潮，投石可逾的海峡变得更窄，眼见两岸的海滩在迅速裸露延伸，似迫不急待地要奔跑靠拢、拥抱握手。
对岸有一持枪哨兵，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会动会喘气的货真价实的“国军”。我很兴奋，向他使劲挥手，扯着脖子喊：你好——！
片刻，他也开始挥手。
我更兴奋自己被他发现，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手臂能够无限加长。
他呢？
在胡里山海滨，一女童瞪着美丽的大眼问：“妈妈，对岸是什么地方？”
妈妈说：“台湾呀。”
大陆人眼中，金门=台湾。谁都明白，这是一种寻求慰藉的自欺欺人，但当眼前蓦地出现一片葱郁狭长的对岸，人们的确能够幻生出“那个宝岛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哟”的美好遐想，以及这一片国土说啥也不可丢弃的感情。
台湾人眼中，金门是个什么概念？偶遇一台胞，他告诉我：就像你们北京人看新疆、看西藏。
我颇诧异。这是事实。在台湾，长期以来除了军人和曾经是军人的人大多也从未涉足过这个小岛。这里是军事禁区。四十年来，它完全隔绝于大陆，也半隔绝于台湾，来往金门，是必须持有一种类似大陆人去深圳沙头角那样的特别通行证的。台湾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遨游全世界，金门例外。
尽管枪炮声早已停息，但金门岛依然壁垒森严，“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猫在山洞里把望远镜对准只有一个步枪射程之遥的大陆。防止伞兵降落的铁钉遍布全岛。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精心安放了一层层用水泥桩、铁丝网、深壕构置的鹿砦。埋设的地雷像天上的繁星无以计数，以致于时常有人畜挨炸的事件发生。伪装过的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着港湾和公路交叉路口。仔细观察，茂密的树丛间伸挺着黑洞洞的坦克炮榴弹炮炮口。纵横交错的地下道路和隧道通向营房、炮台、哨位、饭店、医院，甚至一家电影院。数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像地老鼠一样长年在炸开坚石修建的地下工事里生活和工作。一位外国记者写道：这座岛屿可以为一部火爆的詹姆斯·邦德电影提供理想的外景地，被掏空的它看上去就像一块布满窟隆的瑞士奶酪。
执行戒严令是严厉而认真的。私人不可拥有小汽车、收音机；电视机的频率调整器固定在当地的军用波长上；商店基本不卖或限购篮球、足球、排球、汽车轮胎等等一切可用于漂浮泅渡的物品，有一阵子甚至对乒乓球都严加控制；岛上居民曾多次要求军方为他们建造一些游泳池以弥补靠海而不能下海游泳的遗憾；夜晚实行宵禁，绝对不许点灯，街上也根本没有路灯。黑夜降临，这边厦门灯火阑干，那边金门墨黑一片，如荒效坟场般沉闷死寂。
据说，金门近年解禁后，状况已略有改观。但离一个正常人想过的正常生活无疑仍有天壤之别。
可以理解，金门距厦门太近，而且是一个被大陆三面环围含在嘴里的小岛，尽管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了攻金的念头，但猛虎侧榻，岂敢傻睡打呼噜，数十年来，它就像一只高度警觉的猫，连作梦也得支楞起耳朵、闭一只眼眯一只眼。
古人称金门为“仙洲”，其意思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近。
至今，金门仍留存着它“世外”的一面，但无人敢恭维它是“桃源”。准确讲，它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海上军营、密布枪眼炮眼的大碉堡、或生活上照顾不错的“关押”4万军人和5万百姓的准“监狱”。再换一个角度，它是当今世界各种强大力量较劲抗衡挤压出来的一个并不有悖逻辑的怪胎，是先是热战而后又是冷战年代的一个过时的剩留物。
从古代到近代，金门和厦门之亲同手足，情如伯仲，中国大概找不出另外两个这样的岛来。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金门在行政区划上多隶属于厦门，还因为它们得天独厚的军事地理方位，两岛唇齿相依、互为犄角，加上小金门、大嶝、小嶝、大担、二担、鼓浪屿、青屿、角屿等众多卫星岛环侍左右，在冷兵器时代，天造地设般筑就了一座难攻易守，进退裕如的坚固水寨。1662年，郑成功率军南征，清军乘虚袭破厦门，欲再下金门不逞，郑班师，轻而易举重夺厦门。
过去，金、厦门人他方巧遇，就像现在东三省人凑在一块，是互认同乡的。两地从方言、习俗、服饰、祭祀到人文传统、房舍样式等均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自然，金、厦本是一家的最好证明，还是遍布两岛的有关郑成功的遗迹和传说。厦门自不待言。金门料罗湾是郑成功祭江誓师征台处；后浦是他观兵练兵的地方；北太武山成功洞是他俯瞻沿海形势及弈棋圣地；夏墅海域则是他修造兵舰的地方。还有什么小金门会盟处、国姓井、点将石等等，数不胜数。郑成功镇守金、厦如同一篇未竟的史诗，慷慨有之，可以狂歌，亦能当酒。从一片历史的映照里，国姓爷金戈铁马，陆海驰奔，金门、厦门则一直是牵系着他每一步的起跑线。
两个曾经联手挽救修补破碎河山的连心岛，突然有一天兄弟阋墙，兵戎相向，并且数十年间视若仇家互不往来，成为再度破碎的国土的微塑，这大概是古人、今人均未曾料及的。
1949年9月，叶飞十兵团兵临金、厦。十万胜利之师对付五万惊弓之旅，应如牛刀宰鸡、重锤击卵。问题是，无渡海经验、无船，力量便大体扯平。方案不外有三：先厦后金；先金后厦；金厦并举。最佳自然是第三方案。还是因为筹船不易，叶飞遂拍板，先厦后金！集中船只、兵力，打下堡垒便布、工事坚强的厦门，再顺手牵羊，扫荡设防薄弱的金门。
攻厦第一天，险象环生、残酷异常。尽管周密准备计划了月余，一俟实施，渡海作战与陆战的种种不同与特殊便突显出来。攻击鼓浪屿的船队刚刚出海，便被风浪吹乱打散。一部被迫回航，一部继续前进，但已无法保持队形，也无法在预定的地点登陆。失利，在所难免。第一波登岛的四百余名将士，尽管英勇顽强，毕竟孤立无援，苦战竟日，终于全部倒在了这个1.7平方公里、巴掌大的海岛上。从此，这个名贯天下的风光岛多了一处供后人凭吊瞻仰的胜地——英雄烈士山。山崖上题有叶飞的一首悼亡诗：勇士鏖战急/热血染军旗/雄威镇敌胆/英魂化虹霓。好在鼓浪屿血战令汤恩伯头脑眩晕产生错觉，以为此地便是叶飞的主攻方向，忙把预备队一个师拉上去增援，叶飞则乘机大举从北面高崎、石湖山方向突击厦门本岛，终于破门，一阵痛快淋漓的拳打脚踢，将老对手汤恩伯撵下大海，伸手摘下了这颗璀灿的东海明珠。
被战火烧焦的鼓浪屿一片庄重肃穆。数百长眠的勇士同眠一穴，活着的战友们列队脱帽，用胜利告慰亡灵，以忠勇激励自己。许多人默默流泪，年轻的兵团司令也默默流泪。四十年间，叶飞每一次去鼓浪屿都会流泪，那苦涩的滋味中除了追忆，还溶解着一种复杂的歉疚、遗憾和悔恨。是啊，为什么当时人们只想到了“缅怀”，想到了“复仇”，想到了“遗志”，却偏偏没有去认真地思考血的“教训”。也许，这歼敌三万的巨大胜利所带来的欣喜竟将理应重视的教训稀释冲淡？
教训，从来都是一个报复欲极强的坏家伙，你不重视它，它会以十倍二十倍的惩罚来回敬你！
一星期后，十兵团挟胜攻金。
攻方七个主力团二万人。守方李良荣二十二兵团二万人。数量旗鼓相当，质量则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优势的一方开始滋生轻敌麻痹、盲目乐观：叶飞忙于厦门城市接收，满脑子想的是二十万居民的吃、穿、住、用，把作战指挥权过多地下放；指挥机关没有人深入研究风浪、潮汐规律及其变化；只有一次能载渡三个团的船，这仅有的二百来条船一旦回不来咋办；三个先头团隶属于三个不同的师，战前，竟未充分研究如何协同，指派的师职指挥员未随先头团登陆，统一指挥；夺占滩头后，一味勇猛穿插，乘胜追击，没有巩固滩头阵地；最大的失着还是已经侦悉胡琏十二兵团二万余人撤离汕头、正在海上，可能去台，也可能来金，发起战斗时，却立足于抢在胡琏兵团之先攻占金门，而对胡琏兵团可能登陆，未予重视……攻金之战，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套着一个错误、一个遗憾勾着一个遗憾的链，其间，如果有一个环节为“正确”，为“审慎”，为“周密”，战局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话说回来，攻金如易，当年郑芝龙、郑成功岂敢在此筑巢屯兵？
战后，一名高级指挥员总结说：同样的对手，如果在陆地上你认为有七分把握消灭它，而渡海去打他，你得把保险系数起码加大三倍。
可惜，这经验得来太迟。
1949年10月25日，夜暗星稀，风急浪高。三个团九千将士依次登船。隔着夜幕，看不到他们铁青的脸和刚猛的神情，但可以感知到他们炯炯的眼睛在发光。
他们此行是欲重演一部历史。沿着郑成功进军的路线，建立同样不朽的业绩。第一幕厦门已经落帏。金门是第二幕。最后一幕是台湾。动员口号很令人振奋鼓舞：打好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两仗！
所有人都知道，“最后”将是一场硬仗，有人会回不来。但无人会想到，竟是所有人都回不来。
挂篷升帆，开船了！
正值深秋，风更大。
风萧萧兮易水寒。
船在浪峰波谷中颠簸，队形散乱。但无一船转舵回航，数千把雪亮的枪刺始终朝着那个逐渐从灰暗的月色中走出、轮廓初露的海岛。
岸，像一座浮动的山，缓缓靠过来。突然间，天际绽开一片雷电，好似同时悬挂着十个灼目的太阳。敌人在打照明弹。
枪炮骤发，狂雹疾雨。一条船、又一条船起火、爆炸。
更多的船像流星飞矢，冲刺，靠上去！
船底与浅滩拥吻的刹那，人借着震颤和惯性已经跃下。喷吐火舌的枪口顶着对方的枪口作答。
金门古宁头，七里长滩，海天翻覆，地倾山斜。
攻方气势炽盛，三小时内，横扫三分之一个金门。
守方方寸已乱，对着报话器叫喊作弃岛登船的准备。
没有比战场更富戏剧性的舞台了，不早不晚，双方最吃紧较劲关头，胡琏到了。说不上是英明预见，纯系菩萨保佑：早已确定十二兵团与二十二兵团调防，一个尚未走，一个已来到。天不灭曹，奈之若何？守方骤添两万兵，濒死回生，凶猛反扑。
攻势受挫，这才想到了船。回头望去，整个古宁头都在燃烧，夜空如昼，血染苍穹。敌方的坦克已乘虚而入，无人守护的平坦坦的海滩是它们的好战场。重机枪、坦克炮狂笑着对一滩搁浅的帆船恣意下刀，木板在钢板的冲撞碾轧下呻吟断裂。大火，不是在烧船，而是在烧九千将士的命根子！
援兵就在对岸，四个主力团一万二千人早已整装待发，但是，没有一条船。从山东到福建，千山万水挡不住他们，千沟万壑都闯过来了，但现在，他们只能狠狠捶打手中的武器擂自己的脑壳，像狼一样凶恶地咒骂，隔岸观火，望洋兴叹。
三天后，金门岛上爆豆般的枪声冷却沉寂。偶尔，会传来一两声零星的枪响，那是遍体鳞伤不肯投降的战士仍在作困兽之斗。硝烟淡去，一面青天白日旗探出头来，示威性地招摇飘扬。
这一边，行军万马同声恸哭。一片欲把天空打透的枪声震荡寰宇，为与烈火一起化去的几千英灵送行志哀。
金门失利，全军震撼。
三年间，双方无日不打交手不下万千次，虽不乏险仗、恶仗、吃亏仗、倒霉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的仗，但解放军还从未有过团级以上建制单位被“国军”全吃的记录，而从来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痛快干脆有滋有味地大嚼对方。金门，一下子被一个不剩地全歼了三个团，怎不叫人瞠目结舌！
如同一场已经40：0一边倒的足球赛，在终场前半分钟内，负方乘乱起脚，侥幸中的，为一场全面的惨败拾到一块遮羞布，稍稍挽回了一点脸面。“古宁头大捷”，台湾整整吹嘘了四十年，也难怪，这毕竟是他们的“三大战役”。
于是，金、厦开始了漫长的对抗。“海上仙洲”将不可避免地再度成为“人间战场”。
本来，叶飞和许多人都认为，1958年将是雪耻复仇年。毛泽东的炮弹却把人的思维从狭隘的圈子提升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境界，瞥见了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
四十年后，已界八十高龄的叶老将军终释耿耿，对我说：世上事物，有利有弊，坏事能变好事。我1949年未能打下金门，不可原谅。但留着金门看来也有用场，否则，1958年不就少了一台大戏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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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门呈哑铃状，面积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位于大金门之西，面积15平方公里。金门古称“仙洲”，又称“浯洲”，传说晋之前和大陆和厦门相连，后因地壳变动才抽离到厦门之外。
明洪武二十年间（公元1388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时在岛西置有守御千户所，并在所内东西北各筑一道金色城门，总称“金门所城”。“仙洲”因此而更名“金门”延用至今。
金门，是个甚难畅述的海岛：它曾是海盗出没之所，但也有大儒驻足；土地荒瘠，耕嫁不易，却又文风鼎盛；僻处南方，而竟遍地高粱，宛若北边；迭经战乱，风光名胜却绝顶的秀美迷人。反差矛盾，错综交叠，恰恰是金门的特殊魅力所在。
当今中国，又有几人领略过金门的魅力？四十年无情阻绝，不要说内地人，就连在厦门海边土生土长，从穿开裆裤一直长到发梢初挂白霜，也没有一个见过金门的真面目。人们只能从老辈人的饭后茶余神侃闲聊中拼凑编织一下对它的合理想象。
就是这么一个距大陆最远点10公里、最近点1800米的海岛，在厦门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却不可能舟渡登临。像高悬头顶的月亮，陪伴你照耀你，可望之而不可触摸之，永远蒙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要忘记，人类已于六十年代登上了月球。
1993年，我在一个只有0.4平方公里、名叫角屿的小岛上过元旦，这是属于大陆的距金门最近的一个海岛。碰上好天，连低倍望远镜都不用，站在海滩礁岩突出部，对岸人、屋、木、石历历在目。黎明风顺时，可以清楚听到那边的鸡鸣狗吠。连那道窄窄的海峡也像一条很普通的江河，似乎拼力一跃，即可飞渡。我的正前方，有一面过去只能从故事片上才能看到的真实而刺眼的青天白日旗在飘扬。我的身后，则是一面从小就把她的一角系在了脖领上的五星红旗。两面绝对不能相容的旗帜目前处于和平共处的对峙状态，站在它们当间，我感到正站在了两个世界的临界线和历史纵横的焦点上。那一刻，“国土分裂”像一幅难以销蚀的石雕组画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适逢退潮，投石可逾的海峡变得更窄，眼见两岸的海滩在迅速裸露延伸，似迫不急待地要奔跑靠拢、拥抱握手。
对岸有一持枪哨兵，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会动会喘气的货真价实的“国军”。我很兴奋，向他使劲挥手，扯着脖子喊：你好——！
片刻，他也开始挥手。
我更兴奋自己被他发现，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手臂能够无限加长。
他呢？
在胡里山海滨，一女童瞪着美丽的大眼问：“妈妈，对岸是什么地方？”
妈妈说：“台湾呀。”
大陆人眼中，金门=台湾。谁都明白，这是一种寻求慰藉的自欺欺人，但当眼前蓦地出现一片葱郁狭长的对岸，人们的确能够幻生出“那个宝岛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哟”的美好遐想，以及这一片国土说啥也不可丢弃的感情。
台湾人眼中，金门是个什么概念？偶遇一台胞，他告诉我：就像你们北京人看新疆、看西藏。
我颇诧异。这是事实。在台湾，长期以来除了军人和曾经是军人的人大多也从未涉足过这个小岛。这里是军事禁区。四十年来，它完全隔绝于大陆，也半隔绝于台湾，来往金门，是必须持有一种类似大陆人去深圳沙头角那样的特别通行证的。台湾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遨游全世界，金门例外。
尽管枪炮声早已停息，但金门岛依然壁垒森严，“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猫在山洞里把望远镜对准只有一个步枪射程之遥的大陆。防止伞兵降落的铁钉遍布全岛。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精心安放了一层层用水泥桩、铁丝网、深壕构置的鹿砦。埋设的地雷像天上的繁星无以计数，以致于时常有人畜挨炸的事件发生。伪装过的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着港湾和公路交叉路口。仔细观察，茂密的树丛间伸挺着黑洞洞的坦克炮榴弹炮炮口。纵横交错的地下道路和隧道通向营房、炮台、哨位、饭店、医院，甚至一家电影院。数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像地老鼠一样长年在炸开坚石修建的地下工事里生活和工作。一位外国记者写道：这座岛屿可以为一部火爆的詹姆斯·邦德电影提供理想的外景地，被掏空的它看上去就像一块布满窟隆的瑞士奶酪。
执行戒严令是严厉而认真的。私人不可拥有小汽车、收音机；电视机的频率调整器固定在当地的军用波长上；商店基本不卖或限购篮球、足球、排球、汽车轮胎等等一切可用于漂浮泅渡的物品，有一阵子甚至对乒乓球都严加控制；岛上居民曾多次要求军方为他们建造一些游泳池以弥补靠海而不能下海游泳的遗憾；夜晚实行宵禁，绝对不许点灯，街上也根本没有路灯。黑夜降临，这边厦门灯火阑干，那边金门墨黑一片，如荒效坟场般沉闷死寂。
据说，金门近年解禁后，状况已略有改观。但离一个正常人想过的正常生活无疑仍有天壤之别。
可以理解，金门距厦门太近，而且是一个被大陆三面环围含在嘴里的小岛，尽管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了攻金的念头，但猛虎侧榻，岂敢傻睡打呼噜，数十年来，它就像一只高度警觉的猫，连作梦也得支楞起耳朵、闭一只眼眯一只眼。
古人称金门为“仙洲”，其意思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近。
至今，金门仍留存着它“世外”的一面，但无人敢恭维它是“桃源”。准确讲，它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海上军营、密布枪眼炮眼的大碉堡、或生活上照顾不错的“关押”4万军人和5万百姓的准“监狱”。再换一个角度，它是当今世界各种强大力量较劲抗衡挤压出来的一个并不有悖逻辑的怪胎，是先是热战而后又是冷战年代的一个过时的剩留物。
从古代到近代，金门和厦门之亲同手足，情如伯仲，中国大概找不出另外两个这样的岛来。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金门在行政区划上多隶属于厦门，还因为它们得天独厚的军事地理方位，两岛唇齿相依、互为犄角，加上小金门、大嶝、小嶝、大担、二担、鼓浪屿、青屿、角屿等众多卫星岛环侍左右，在冷兵器时代，天造地设般筑就了一座难攻易守，进退裕如的坚固水寨。1662年，郑成功率军南征，清军乘虚袭破厦门，欲再下金门不逞，郑班师，轻而易举重夺厦门。
过去，金、厦门人他方巧遇，就像现在东三省人凑在一块，是互认同乡的。两地从方言、习俗、服饰、祭祀到人文传统、房舍样式等均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自然，金、厦本是一家的最好证明，还是遍布两岛的有关郑成功的遗迹和传说。厦门自不待言。金门料罗湾是郑成功祭江誓师征台处；后浦是他观兵练兵的地方；北太武山成功洞是他俯瞻沿海形势及弈棋圣地；夏墅海域则是他修造兵舰的地方。还有什么小金门会盟处、国姓井、点将石等等，数不胜数。郑成功镇守金、厦如同一篇未竟的史诗，慷慨有之，可以狂歌，亦能当酒。从一片历史的映照里，国姓爷金戈铁马，陆海驰奔，金门、厦门则一直是牵系着他每一步的起跑线。
两个曾经联手挽救修补破碎河山的连心岛，突然有一天兄弟阋墙，兵戎相向，并且数十年间视若仇家互不往来，成为再度破碎的国土的微塑，这大概是古人、今人均未曾料及的。
1949年9月，叶飞十兵团兵临金、厦。十万胜利之师对付五万惊弓之旅，应如牛刀宰鸡、重锤击卵。问题是，无渡海经验、无船，力量便大体扯平。方案不外有三：先厦后金；先金后厦；金厦并举。最佳自然是第三方案。还是因为筹船不易，叶飞遂拍板，先厦后金！集中船只、兵力，打下堡垒便布、工事坚强的厦门，再顺手牵羊，扫荡设防薄弱的金门。
攻厦第一天，险象环生、残酷异常。尽管周密准备计划了月余，一俟实施，渡海作战与陆战的种种不同与特殊便突显出来。攻击鼓浪屿的船队刚刚出海，便被风浪吹乱打散。一部被迫回航，一部继续前进，但已无法保持队形，也无法在预定的地点登陆。失利，在所难免。第一波登岛的四百余名将士，尽管英勇顽强，毕竟孤立无援，苦战竟日，终于全部倒在了这个1.7平方公里、巴掌大的海岛上。从此，这个名贯天下的风光岛多了一处供后人凭吊瞻仰的胜地——英雄烈士山。山崖上题有叶飞的一首悼亡诗：勇士鏖战急/热血染军旗/雄威镇敌胆/英魂化虹霓。好在鼓浪屿血战令汤恩伯头脑眩晕产生错觉，以为此地便是叶飞的主攻方向，忙把预备队一个师拉上去增援，叶飞则乘机大举从北面高崎、石湖山方向突击厦门本岛，终于破门，一阵痛快淋漓的拳打脚踢，将老对手汤恩伯撵下大海，伸手摘下了这颗璀灿的东海明珠。
被战火烧焦的鼓浪屿一片庄重肃穆。数百长眠的勇士同眠一穴，活着的战友们列队脱帽，用胜利告慰亡灵，以忠勇激励自己。许多人默默流泪，年轻的兵团司令也默默流泪。四十年间，叶飞每一次去鼓浪屿都会流泪，那苦涩的滋味中除了追忆，还溶解着一种复杂的歉疚、遗憾和悔恨。是啊，为什么当时人们只想到了“缅怀”，想到了“复仇”，想到了“遗志”，却偏偏没有去认真地思考血的“教训”。也许，这歼敌三万的巨大胜利所带来的欣喜竟将理应重视的教训稀释冲淡？
教训，从来都是一个报复欲极强的坏家伙，你不重视它，它会以十倍二十倍的惩罚来回敬你！
一星期后，十兵团挟胜攻金。
攻方七个主力团二万人。守方李良荣二十二兵团二万人。数量旗鼓相当，质量则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优势的一方开始滋生轻敌麻痹、盲目乐观：叶飞忙于厦门城市接收，满脑子想的是二十万居民的吃、穿、住、用，把作战指挥权过多地下放；指挥机关没有人深入研究风浪、潮汐规律及其变化；只有一次能载渡三个团的船，这仅有的二百来条船一旦回不来咋办；三个先头团隶属于三个不同的师，战前，竟未充分研究如何协同，指派的师职指挥员未随先头团登陆，统一指挥；夺占滩头后，一味勇猛穿插，乘胜追击，没有巩固滩头阵地；最大的失着还是已经侦悉胡琏十二兵团二万余人撤离汕头、正在海上，可能去台，也可能来金，发起战斗时，却立足于抢在胡琏兵团之先攻占金门，而对胡琏兵团可能登陆，未予重视……攻金之战，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套着一个错误、一个遗憾勾着一个遗憾的链，其间，如果有一个环节为“正确”，为“审慎”，为“周密”，战局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话说回来，攻金如易，当年郑芝龙、郑成功岂敢在此筑巢屯兵？
战后，一名高级指挥员总结说：同样的对手，如果在陆地上你认为有七分把握消灭它，而渡海去打他，你得把保险系数起码加大三倍。
可惜，这经验得来太迟。
1949年10月25日，夜暗星稀，风急浪高。三个团九千将士依次登船。隔着夜幕，看不到他们铁青的脸和刚猛的神情，但可以感知到他们炯炯的眼睛在发光。
他们此行是欲重演一部历史。沿着郑成功进军的路线，建立同样不朽的业绩。第一幕厦门已经落帏。金门是第二幕。最后一幕是台湾。动员口号很令人振奋鼓舞：打好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两仗！
所有人都知道，“最后”将是一场硬仗，有人会回不来。但无人会想到，竟是所有人都回不来。
挂篷升帆，开船了！
正值深秋，风更大。
风萧萧兮易水寒。
船在浪峰波谷中颠簸，队形散乱。但无一船转舵回航，数千把雪亮的枪刺始终朝着那个逐渐从灰暗的月色中走出、轮廓初露的海岛。
岸，像一座浮动的山，缓缓靠过来。突然间，天际绽开一片雷电，好似同时悬挂着十个灼目的太阳。敌人在打照明弹。
枪炮骤发，狂雹疾雨。一条船、又一条船起火、爆炸。
更多的船像流星飞矢，冲刺，靠上去！
船底与浅滩拥吻的刹那，人借着震颤和惯性已经跃下。喷吐火舌的枪口顶着对方的枪口作答。
金门古宁头，七里长滩，海天翻覆，地倾山斜。
攻方气势炽盛，三小时内，横扫三分之一个金门。
守方方寸已乱，对着报话器叫喊作弃岛登船的准备。
没有比战场更富戏剧性的舞台了，不早不晚，双方最吃紧较劲关头，胡琏到了。说不上是英明预见，纯系菩萨保佑：早已确定十二兵团与二十二兵团调防，一个尚未走，一个已来到。天不灭曹，奈之若何？守方骤添两万兵，濒死回生，凶猛反扑。
攻势受挫，这才想到了船。回头望去，整个古宁头都在燃烧，夜空如昼，血染苍穹。敌方的坦克已乘虚而入，无人守护的平坦坦的海滩是它们的好战场。重机枪、坦克炮狂笑着对一滩搁浅的帆船恣意下刀，木板在钢板的冲撞碾轧下呻吟断裂。大火，不是在烧船，而是在烧九千将士的命根子！
援兵就在对岸，四个主力团一万二千人早已整装待发，但是，没有一条船。从山东到福建，千山万水挡不住他们，千沟万壑都闯过来了，但现在，他们只能狠狠捶打手中的武器擂自己的脑壳，像狼一样凶恶地咒骂，隔岸观火，望洋兴叹。
三天后，金门岛上爆豆般的枪声冷却沉寂。偶尔，会传来一两声零星的枪响，那是遍体鳞伤不肯投降的战士仍在作困兽之斗。硝烟淡去，一面青天白日旗探出头来，示威性地招摇飘扬。
这一边，行军万马同声恸哭。一片欲把天空打透的枪声震荡寰宇，为与烈火一起化去的几千英灵送行志哀。
金门失利，全军震撼。
三年间，双方无日不打交手不下万千次，虽不乏险仗、恶仗、吃亏仗、倒霉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的仗，但解放军还从未有过团级以上建制单位被“国军”全吃的记录，而从来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痛快干脆有滋有味地大嚼对方。金门，一下子被一个不剩地全歼了三个团，怎不叫人瞠目结舌！
如同一场已经40：0一边倒的足球赛，在终场前半分钟内，负方乘乱起脚，侥幸中的，为一场全面的惨败拾到一块遮羞布，稍稍挽回了一点脸面。“古宁头大捷”，台湾整整吹嘘了四十年，也难怪，这毕竟是他们的“三大战役”。
于是，金、厦开始了漫长的对抗。“海上仙洲”将不可避免地再度成为“人间战场”。
本来，叶飞和许多人都认为，1958年将是雪耻复仇年。毛泽东的炮弹却把人的思维从狭隘的圈子提升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境界，瞥见了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
四十年后，已界八十高龄的叶老将军终释耿耿，对我说：世上事物，有利有弊，坏事能变好事。我1949年未能打下金门，不可原谅。但留着金门看来也有用场，否则，1958年不就少了一台大戏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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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命途多舛的台湾岛</P><P> 十五、十六世纪，是不安分的葡萄牙人在这个星球上横冲直撞的时代。
1486年，狄亚士发现南非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8年，达加马航行抵达印度西岸。
然后，他们占锡兰、打通暹罗、马来半岛。金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欧洲人终于绕过传统的丝绸之路，在蔚蓝色的大海之中，找到了一条通往东亚及中央帝国的捷径。
1544年，一艘葡萄牙武装商船驶过台湾海峡，船员们首次眺望到那个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岛，惊羡地叫道：“福摩萨！”（Formosa！美丽岛！）
福摩萨，这个赞美中还隐寓着一种“秀色可餐”意味的称谓，至今仍保留在某些国家正式与非正式的官方文件之中。
台湾——太平洋中的翡翠岛从此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
紧接着，步葡萄牙人后尘，西班牙的麦哲伦经过南美洲，占据了吕宋岛（菲律宾）。荷兰人则征服了爪哇（印尼）。
欧洲的天地似乎太狭小，施展不开拳脚、葡、西、荷三强迢迢万里跑到远东，打拼争抢得头破血流。台湾在地理上，刚好处于这场三角拳击赛的范围内，笃定了将成为优胜者吊在脖项上的一面奖牌。
1624年和1626年，荷兰人、西班牙人分别占据了台湾的南部和东北部。一山容不得二虎，红毛蕃们因瓜分不均终于导致在这个海岛上爆发了一场战争。荷兰人“北伐”成功，西班牙人开城投降。荷兰人当上了台湾的第一任“上帝”。
没有抗议。没有照会。也没有谁指责荷兰是侵略者。那个海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幽居北京紫禁城的明朝皇帝实在是摆不到台面的小事一桩。尽管台湾在汉晋隋唐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此开拓，但站在中原的角度盾，它实在是太遥远太荒僻太没用场太微不足道了，那上面除了树林、杂草、高山、石头、海鸟、野兽以及像野兽一般愚笨的土著、一般残暴的逃犯匪盗外，还有什么？红毛蕃疯傻得够可以，居然乐意住在这么一个穷僻蛮荒的小岛上，就让他们住在上面好了！
明朝遂与红毛蕃画地为牢：大明朝对荷兰占台湾无异议。条件是：荷兰人不得觊觎澎湖。因澎湖历朝历代确系天子的统辖领地。
好悬！差一点台湾就成了荷兰人的马尔维纳斯。或可以肯定说，即使台湾今天不姓“荷”，大概也会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同类，是有许多华人聚居的另外一个什么国家。万幸，中国出了个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毕，意气风发，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吞吐山河的《复台》诗：
开辟荆楱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后人一般对前二句倍加称道，多援引。后二句用的是秦末田横重建齐国的典故，表达了抗清到底的决心。
抗清抗到儿子郑经，大体也就抗不下去了，于是，开始了与清廷的马拉松和谈。清廷几乎已经同意了郑经开列的条件：“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世守东宁，纳贡称臣。”最后，双方终因一些枝枝蔓蔓而未谈拢。
郑经错过了偏安海隅的良机。但却是中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台湾又一次“好悬”，如果清廷承认了东宁小朝廷的藩属国地位，谁知道它今天会不会是又一个越南或朝鲜？
幸甚，江山代有能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郑成功之后，中国又出了个“施大爷”。
康熙重用施琅，极是睿智。
施琅从小随父航海经商，熟悉水域，航海经验丰富，后来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他又是敌营之叛将，谙熟敌情，所献破敌之法，确实招招见血。
康熙以汉制汉，用人不疑，表现了一代明主统驭偌大一个江山的雄才伟略。当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慑服海内，没有山高我比山还高那种高屋建瓴的大气魄大手笔也不行。
施琅征台捷报传至北京，康熙龙颜大悦，赋诗一首：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终于剔去一块心病，在自己手上实现了中国的“九壤同”，宁不悦乎！
自古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保住“一统”局面，让来之不易的“九壤同”万万年，康熙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御赐郑成功和郑经父子灵枢从台湾迁回福建南安复船山的郑氏祖茔内。迁葬仪式极尽隆重，康熙特敕命遣官一路护送，并赐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以皇帝之尊，为像野草一样刈而再生、剿而不灭、顽强抵抗了自己数十年的宿敌题联赞颂，这真是令今人仍禁不住会拍案叫绝的一笔。康熙的理论是：郑氏父子“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故善待之。”此举一箭双雕，即可安抚郑氏旧部，免得东南死灰复燃再滋是非，又向天下昭示：“忠贞不贰”，将得到最高的褒奖，现旧朝旧君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学郑学功“忠君”的样，忠于新朝新君！
鉴往知来：收台湾而致“九壤同”者，光凭武力不行，还得有康熙的大手腕大肚量。
施琅也算得上一条大肚汉。为报父仇。他曾咬牙切齿发誓，定要“踏平台澎，族灭郑氏”。但最终，他还是遵照康熙的旨意，平平安安让郑克塽携带老少几十口家眷，到北京去做“只有领俸吃饭一事”的“汉军公”。而后，又按圣意，将已被鞭尸泄愤的郑成功夫妇厚葬于南安。
看来，驯化收容台湾，没有施琅“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也难。
施琅征台，已为子孙后代留下辉煌一笔。而征台后的那一笔，给历史留下的印迹则更深刻、更伟大。
台湾既得，是弃是守，在北京的皇宫里引出一番争执。众多廷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无关紧要”、“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建议“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二十万军民悉数迁徒大陆。言至极甚，还有人干脆主张“弃其地与红毛”，“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康熙受到影响，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值此弃台论喧嚣，康熙本人动摇之时，施琅呈上了那篇一纸定了台湾终身的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他条分缕析，据理力争，高声疾呼：台湾是江浙闽粤的屏藩，一旦放弃，流民、逃犯、兵痞极有可能涌进台湾成群结党，剽掠海滨，后患无穷。况且，原先占据过台湾的西洋人也一定伺机再度占领，窃窥边场，迫近门庭，东南沿海将从此不得安宁！
一篇掷地有声的奏章如同临顶泼下的清凉剂，使康熙彻悟清醒遂下决心在台湾设府驻军，将这块宝地正式划入版图。尽管施琅的论点仅以安全虑，为防台而请辖台治台，但毕竟，台湾——我的祖国最苦命的孩子——从此被她的大陆母亲紧紧搂抱了二百一十二年。
历史，不应忘记施琅的直言诤谏。历史，也不应忘记康熙的从善如流。若无这一对诤臣明君，台湾，早已是西洋人或东洋人的盘中餐、俎上肉了。
我还是要说那句话：为什么在哪都见不到施琅的花岗岩塑像！难道他降清应被看作是汉奸？
二百一十二年，台湾从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稚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愈趋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她的旱涝保收大量输出的稻谷，她的新近开发前景看好的煤矿，她的质地上乘世界第一的樟脑，她的日产数百上千担的渔业，她的粗壮坚硬的原始木才……都使她的容貌身段变得愈发的丰腴、迷人，令诸多邪恶之徒垂涎三尺。
大英帝国已取代葡、西、荷而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悬挂米字旗的军舰鬼魂一样出没于台湾海峡，古老封闭的国门在坚船利炮面前轰然坍塌，台南、淡水、基隆成为最早一批被枪托砸开的通商口岸；法国的兵舰也接踵光顾台湾，为了报在越南败于清军的一箭之仇，他们攻占澎湖，炮轰基隆，登陆台北，要不是可怕的热带病带来连续的死亡大倒了入侵者的胃口，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到嘴的肥肉而升火开拔的；美国人后来居上，对台湾的兴趣也日趋浓厚。一个名叫培里的写了篇《有力的美国人》，力主占领台湾，他说：“这个美丽的岛屿虽然在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际上等于独立。清国的官吏只能在两个孤立的地方施展微弱且令人怀疑的统治……这个岛的战略价值，就像古巴扼住佛罗里达的美国南岸及墨西哥的出入口一样。”美国公使伯驾也再三建议总统赶快行动，在台湾建立一个受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要不是国内有关黑奴的政争趋于白热化缠住了手脚，谁也拿不准美国人会对那个岛屿干出点什么来；身材矮小、性子急躁的日本人则说干就干，借琉球几个渔民在台被杀而大举发兵攻台，列强不愿日本独吞宝岛而行干预，否则，日本人将提早二十年把这块宝地据为已有。据说，当日本人怀揣着五十万两清朝赔款极不情愿悻悻离开时，一军士挥刀砍下一颗台湾土著的头颅，以血拭剑，对天誓曰：吾辈还要回来！
——十九世纪的台湾，就像一个屡遭骚扰非礼迟早会被强暴的柔弱女子。
红颜薄命。
台湾史学家们如是说。
1894-1895，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方面开出的议和条件是：大清国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
清国敕命全权大臣李鸿章。
日本国敕命全权大臣伊藤博文。
李、伊会聚于日本马关春帆楼。历史如实记录了那举国唾骂万世咒骂的一刻。
李：赔款还请再减5000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果这样，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我们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割地，好比还债。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伊：此乃战后条约，不比平时交涉。
李：赔款既不肯稍减，地能否稍减呢？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两件皆不能稍减。我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稍改。
李：割台一月之限过于急促。
伊：一月足够了。
李：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着急？况且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虽在口中，尚未下咽，饥甚！
李：一月之期太急促。
伊：当写明两月内交割清楚！
事后，梁启超写道：……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
李鸿章一时成为世人皆曰可杀，举国皆欲啖其肉饮其血的卖国贼。其实，换一个张鸿章王鸿章又能奈其若何，败战之国，丧家之犬；巢已被毁，安求完卵？郑成功、康熙、施琅的不肖子孙们既然守不住祖宗留下的家业，割地赔款之外，更有何术？
数日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乃父匆匆登上日舰“西京丸”，五秒钟内，他在交割文件上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于是，郑成功、施琅的盖世功业苦心经营如飓风扬灰般化为乌有，一块多少代先民抛尸流血历险排难开拓出来的宝地，“永远”让与日本了。
台湾终遭强暴。千年国耻，莫此为甚！
割以恶讯传至台湾，全岛悲怆，万民号泣，一呼百应，死不属倭。清廷的交割是和平的，日本人的接收却是战争的。半年之内，5万日军死伤过半，付出比甲午战争多出一倍的代价，始将燃遍全岛的热带丛林抗日游击战血腥扑灭。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方敢宣布：台湾已是我天皇陛下袋中之物。
台湾在日本的口袋里整整装了五十年。五十年间，日本在台湾干的就是一件事：滥施高压以期尽速同化台湾。被日本暴力镇压下去的噍吧哞、雾社等大小几十起抗日事件中，数万同胞成为刀下鬼。但利刃可以砍削中国人的头，却改换不了中国人的心。五十年后，当日本并非那么情愿地把“袋中物”归还原主时，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台湾依然那样中国——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字，中国的习俗，中国的传统，一张张为光复哭出泪河的中国面孔和一颗颗从未背叛的忠诚跳动的中国心。
郑成功、施琅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深植于这片热土的中华之根挖不绝、斩不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劫难荡涤，阴霾散尽，月亏而满，破镜重圆，我的多灾多难的宝岛哟，依然中国！
似应重谢日本人无底洞般的贪婪和野心。若果他们仅仅满足了那个岛屿沐浴在太阳旗的血光照耀之下，几乎可以认定，台湾将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膏土沃野一样，永远的不再属于中国，今天中国人登临台湾，就只能作为观光客去欣赏一下那个岛国第五大岛旖旎的风光，抒发难言的悲酸凄怆和对于故土的殷殷眷恋。问题是，他们不满足。包括不满足于朝鲜、东三省，不满足于华北、华东、华中，他们还想要整个中国乃至印度、东南亚和太平洋。这就应了俗话“手臂伸得太长要挨斩”，“贪多嚼不烂”，最后，不得不把已经吞到肚里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一件一件吐出来。台湾这一遭可是正儿八经的“好悬，好悬”，五十年，日本未能把它消化掉，再有一个五十年呢？
二次大战，对中国而言，既是天降灾祸，也是天赐良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到底能否“朝天阙”，成败就是这么一锤子了。
中国胜利了！百年来的第一次。
蒋介石陆海空军大元帅身着戎装前往开罗会晤罗斯福和邱吉尔，他们向世界发表了强有力的宣言：“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大元帅略加节制地微笑着，带着获得与美、英并驾齐驱大国领袖地位的自豪感。这是他一生荣誉的顶峰。毕竟，在他的手上实现了收复失地、圆了重整河山的民族梦。在那个岛上，他甚至被尊颂为：“当代郑成功”。虽然他并未领兵去光复台湾。
两年后，他第一次莅临光复后的台北，受到十数万近似疯狂的民众的夹道欢迎，享受着如雷如潮般的欢呼和掌声。作为对“总统万岁”的回答，他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热情洋溢地挥动手臂：“光复万岁”、“统一万岁”。
那时刻，他正沉浸在已达沸点的欣喜和满足之中，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海岛对于他后半生将是何等的重要。
四年苦短，南柯一梦。
1949年蒋“总统”带着他的六十万残破之旅去台湾了。第二次踏上这块土地，没有欢呼，没有鲜花，没有礼炮，没有军乐，他可能意识到，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和归宿地。但他不会轻言认输，纵观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的特性。
三百年，历史的轨迹好像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刚刚起步的那一点上。台湾，这个占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海岛，再次成为自称仍代表着全部国土的“国家”。而另外的三百分之二百九十九，也再次处于一个崭新政权的有效统辖之下。中原逐鹿又决出了结果，“鸡”、“蛋”碰撞也开始了新一轮回合。蒋介石铁下了心要做“当代郑成功”，毛泽东自然也是准备着要当一回“当代康熙”的，能够胜任“当代施琅”者则灿若晨星数不胜数。三百年前的“恢复”与“征讨”，三百年后的“反攻”与“解放”，抛开民族的、集团的、党派的、阶级的、个人的恩恩怨怨，“国土不可分裂”、“中国定要统一”，竟是超越古今时空高于一切敌对意识的永恒共识。所以，历史的面孔常常会让人觉得何曾相似乃尔。
历史又从来都不是复制品。郑成功与康熙是打擂台，一对一地较劲拼实力。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则硬挤进一个绝对偏心眼的帮衬来。世界上所有事情都要由他来管的美国人对福摩萨的热情始终不减，当他们驾驶着第七舰队围着那个海岛转驴拉磨时，虽并非要把那个岛变成自己的第五十一个州，但也绝对不想让这个岛顺顺当当地作中国的第二十七个省。这大概就是美国式的“侵略”与荷兰式、西班牙式、英国式、法国式、日本式的侵略的不同之处。杜勒斯私下说过：一个分裂的、对抗的中国，将更有利于美国遏制和控制这个国家。
“应尽快在那岛屿建立一受到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伯驾公使的幽灵在台湾上空整整游荡了一百年。
福摩萨——美丽岛，
一个太美丽了而招惹出无数是非的岛，
一个命途多舛而始终不甘沉沦的岛，
一个与母体隔绝太久而从未移情别恋的岛，
一个结晶了全部民族意志而永远中国的岛。
1958，已经熔铸为那个岛波澜壮阔历史交响乐的一个篇章，毛泽东铺天盖地的炮弹奏出了主旋律的最强音。
每一发炮弹都是用力弹奏的音符。
每一场战斗都是震荡魂魄的音阶。
只有对整篇乐章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才会听懂，毛泽东指挥棒下那长江黄河般奔涌万里的气势，长城五岳般不可摇撼的信念，江南春雨般柔肠寸断的情愫和白发翘首般难割难舍的热盼。</P>
1486年，狄亚士发现南非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8年，达加马航行抵达印度西岸。
然后，他们占锡兰、打通暹罗、马来半岛。金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欧洲人终于绕过传统的丝绸之路，在蔚蓝色的大海之中，找到了一条通往东亚及中央帝国的捷径。
1544年，一艘葡萄牙武装商船驶过台湾海峡，船员们首次眺望到那个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岛，惊羡地叫道：“福摩萨！”（Formosa！美丽岛！）
福摩萨，这个赞美中还隐寓着一种“秀色可餐”意味的称谓，至今仍保留在某些国家正式与非正式的官方文件之中。
台湾——太平洋中的翡翠岛从此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
紧接着，步葡萄牙人后尘，西班牙的麦哲伦经过南美洲，占据了吕宋岛（菲律宾）。荷兰人则征服了爪哇（印尼）。
欧洲的天地似乎太狭小，施展不开拳脚、葡、西、荷三强迢迢万里跑到远东，打拼争抢得头破血流。台湾在地理上，刚好处于这场三角拳击赛的范围内，笃定了将成为优胜者吊在脖项上的一面奖牌。
1624年和1626年，荷兰人、西班牙人分别占据了台湾的南部和东北部。一山容不得二虎，红毛蕃们因瓜分不均终于导致在这个海岛上爆发了一场战争。荷兰人“北伐”成功，西班牙人开城投降。荷兰人当上了台湾的第一任“上帝”。
没有抗议。没有照会。也没有谁指责荷兰是侵略者。那个海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幽居北京紫禁城的明朝皇帝实在是摆不到台面的小事一桩。尽管台湾在汉晋隋唐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此开拓，但站在中原的角度盾，它实在是太遥远太荒僻太没用场太微不足道了，那上面除了树林、杂草、高山、石头、海鸟、野兽以及像野兽一般愚笨的土著、一般残暴的逃犯匪盗外，还有什么？红毛蕃疯傻得够可以，居然乐意住在这么一个穷僻蛮荒的小岛上，就让他们住在上面好了！
明朝遂与红毛蕃画地为牢：大明朝对荷兰占台湾无异议。条件是：荷兰人不得觊觎澎湖。因澎湖历朝历代确系天子的统辖领地。
好悬！差一点台湾就成了荷兰人的马尔维纳斯。或可以肯定说，即使台湾今天不姓“荷”，大概也会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同类，是有许多华人聚居的另外一个什么国家。万幸，中国出了个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毕，意气风发，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吞吐山河的《复台》诗：
开辟荆楱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后人一般对前二句倍加称道，多援引。后二句用的是秦末田横重建齐国的典故，表达了抗清到底的决心。
抗清抗到儿子郑经，大体也就抗不下去了，于是，开始了与清廷的马拉松和谈。清廷几乎已经同意了郑经开列的条件：“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世守东宁，纳贡称臣。”最后，双方终因一些枝枝蔓蔓而未谈拢。
郑经错过了偏安海隅的良机。但却是中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台湾又一次“好悬”，如果清廷承认了东宁小朝廷的藩属国地位，谁知道它今天会不会是又一个越南或朝鲜？
幸甚，江山代有能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郑成功之后，中国又出了个“施大爷”。
康熙重用施琅，极是睿智。
施琅从小随父航海经商，熟悉水域，航海经验丰富，后来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他又是敌营之叛将，谙熟敌情，所献破敌之法，确实招招见血。
康熙以汉制汉，用人不疑，表现了一代明主统驭偌大一个江山的雄才伟略。当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慑服海内，没有山高我比山还高那种高屋建瓴的大气魄大手笔也不行。
施琅征台捷报传至北京，康熙龙颜大悦，赋诗一首：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终于剔去一块心病，在自己手上实现了中国的“九壤同”，宁不悦乎！
自古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保住“一统”局面，让来之不易的“九壤同”万万年，康熙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御赐郑成功和郑经父子灵枢从台湾迁回福建南安复船山的郑氏祖茔内。迁葬仪式极尽隆重，康熙特敕命遣官一路护送，并赐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以皇帝之尊，为像野草一样刈而再生、剿而不灭、顽强抵抗了自己数十年的宿敌题联赞颂，这真是令今人仍禁不住会拍案叫绝的一笔。康熙的理论是：郑氏父子“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故善待之。”此举一箭双雕，即可安抚郑氏旧部，免得东南死灰复燃再滋是非，又向天下昭示：“忠贞不贰”，将得到最高的褒奖，现旧朝旧君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学郑学功“忠君”的样，忠于新朝新君！
鉴往知来：收台湾而致“九壤同”者，光凭武力不行，还得有康熙的大手腕大肚量。
施琅也算得上一条大肚汉。为报父仇。他曾咬牙切齿发誓，定要“踏平台澎，族灭郑氏”。但最终，他还是遵照康熙的旨意，平平安安让郑克塽携带老少几十口家眷，到北京去做“只有领俸吃饭一事”的“汉军公”。而后，又按圣意，将已被鞭尸泄愤的郑成功夫妇厚葬于南安。
看来，驯化收容台湾，没有施琅“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也难。
施琅征台，已为子孙后代留下辉煌一笔。而征台后的那一笔，给历史留下的印迹则更深刻、更伟大。
台湾既得，是弃是守，在北京的皇宫里引出一番争执。众多廷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无关紧要”、“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建议“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二十万军民悉数迁徒大陆。言至极甚，还有人干脆主张“弃其地与红毛”，“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康熙受到影响，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值此弃台论喧嚣，康熙本人动摇之时，施琅呈上了那篇一纸定了台湾终身的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他条分缕析，据理力争，高声疾呼：台湾是江浙闽粤的屏藩，一旦放弃，流民、逃犯、兵痞极有可能涌进台湾成群结党，剽掠海滨，后患无穷。况且，原先占据过台湾的西洋人也一定伺机再度占领，窃窥边场，迫近门庭，东南沿海将从此不得安宁！
一篇掷地有声的奏章如同临顶泼下的清凉剂，使康熙彻悟清醒遂下决心在台湾设府驻军，将这块宝地正式划入版图。尽管施琅的论点仅以安全虑，为防台而请辖台治台，但毕竟，台湾——我的祖国最苦命的孩子——从此被她的大陆母亲紧紧搂抱了二百一十二年。
历史，不应忘记施琅的直言诤谏。历史，也不应忘记康熙的从善如流。若无这一对诤臣明君，台湾，早已是西洋人或东洋人的盘中餐、俎上肉了。
我还是要说那句话：为什么在哪都见不到施琅的花岗岩塑像！难道他降清应被看作是汉奸？
二百一十二年，台湾从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稚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愈趋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她的旱涝保收大量输出的稻谷，她的新近开发前景看好的煤矿，她的质地上乘世界第一的樟脑，她的日产数百上千担的渔业，她的粗壮坚硬的原始木才……都使她的容貌身段变得愈发的丰腴、迷人，令诸多邪恶之徒垂涎三尺。
大英帝国已取代葡、西、荷而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悬挂米字旗的军舰鬼魂一样出没于台湾海峡，古老封闭的国门在坚船利炮面前轰然坍塌，台南、淡水、基隆成为最早一批被枪托砸开的通商口岸；法国的兵舰也接踵光顾台湾，为了报在越南败于清军的一箭之仇，他们攻占澎湖，炮轰基隆，登陆台北，要不是可怕的热带病带来连续的死亡大倒了入侵者的胃口，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到嘴的肥肉而升火开拔的；美国人后来居上，对台湾的兴趣也日趋浓厚。一个名叫培里的写了篇《有力的美国人》，力主占领台湾，他说：“这个美丽的岛屿虽然在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际上等于独立。清国的官吏只能在两个孤立的地方施展微弱且令人怀疑的统治……这个岛的战略价值，就像古巴扼住佛罗里达的美国南岸及墨西哥的出入口一样。”美国公使伯驾也再三建议总统赶快行动，在台湾建立一个受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要不是国内有关黑奴的政争趋于白热化缠住了手脚，谁也拿不准美国人会对那个岛屿干出点什么来；身材矮小、性子急躁的日本人则说干就干，借琉球几个渔民在台被杀而大举发兵攻台，列强不愿日本独吞宝岛而行干预，否则，日本人将提早二十年把这块宝地据为已有。据说，当日本人怀揣着五十万两清朝赔款极不情愿悻悻离开时，一军士挥刀砍下一颗台湾土著的头颅，以血拭剑，对天誓曰：吾辈还要回来！
——十九世纪的台湾，就像一个屡遭骚扰非礼迟早会被强暴的柔弱女子。
红颜薄命。
台湾史学家们如是说。
1894-1895，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方面开出的议和条件是：大清国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
清国敕命全权大臣李鸿章。
日本国敕命全权大臣伊藤博文。
李、伊会聚于日本马关春帆楼。历史如实记录了那举国唾骂万世咒骂的一刻。
李：赔款还请再减5000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果这样，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我们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割地，好比还债。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伊：此乃战后条约，不比平时交涉。
李：赔款既不肯稍减，地能否稍减呢？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两件皆不能稍减。我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稍改。
李：割台一月之限过于急促。
伊：一月足够了。
李：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着急？况且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虽在口中，尚未下咽，饥甚！
李：一月之期太急促。
伊：当写明两月内交割清楚！
事后，梁启超写道：……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
李鸿章一时成为世人皆曰可杀，举国皆欲啖其肉饮其血的卖国贼。其实，换一个张鸿章王鸿章又能奈其若何，败战之国，丧家之犬；巢已被毁，安求完卵？郑成功、康熙、施琅的不肖子孙们既然守不住祖宗留下的家业，割地赔款之外，更有何术？
数日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乃父匆匆登上日舰“西京丸”，五秒钟内，他在交割文件上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于是，郑成功、施琅的盖世功业苦心经营如飓风扬灰般化为乌有，一块多少代先民抛尸流血历险排难开拓出来的宝地，“永远”让与日本了。
台湾终遭强暴。千年国耻，莫此为甚！
割以恶讯传至台湾，全岛悲怆，万民号泣，一呼百应，死不属倭。清廷的交割是和平的，日本人的接收却是战争的。半年之内，5万日军死伤过半，付出比甲午战争多出一倍的代价，始将燃遍全岛的热带丛林抗日游击战血腥扑灭。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方敢宣布：台湾已是我天皇陛下袋中之物。
台湾在日本的口袋里整整装了五十年。五十年间，日本在台湾干的就是一件事：滥施高压以期尽速同化台湾。被日本暴力镇压下去的噍吧哞、雾社等大小几十起抗日事件中，数万同胞成为刀下鬼。但利刃可以砍削中国人的头，却改换不了中国人的心。五十年后，当日本并非那么情愿地把“袋中物”归还原主时，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台湾依然那样中国——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字，中国的习俗，中国的传统，一张张为光复哭出泪河的中国面孔和一颗颗从未背叛的忠诚跳动的中国心。
郑成功、施琅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深植于这片热土的中华之根挖不绝、斩不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劫难荡涤，阴霾散尽，月亏而满，破镜重圆，我的多灾多难的宝岛哟，依然中国！
似应重谢日本人无底洞般的贪婪和野心。若果他们仅仅满足了那个岛屿沐浴在太阳旗的血光照耀之下，几乎可以认定，台湾将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膏土沃野一样，永远的不再属于中国，今天中国人登临台湾，就只能作为观光客去欣赏一下那个岛国第五大岛旖旎的风光，抒发难言的悲酸凄怆和对于故土的殷殷眷恋。问题是，他们不满足。包括不满足于朝鲜、东三省，不满足于华北、华东、华中，他们还想要整个中国乃至印度、东南亚和太平洋。这就应了俗话“手臂伸得太长要挨斩”，“贪多嚼不烂”，最后，不得不把已经吞到肚里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一件一件吐出来。台湾这一遭可是正儿八经的“好悬，好悬”，五十年，日本未能把它消化掉，再有一个五十年呢？
二次大战，对中国而言，既是天降灾祸，也是天赐良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到底能否“朝天阙”，成败就是这么一锤子了。
中国胜利了！百年来的第一次。
蒋介石陆海空军大元帅身着戎装前往开罗会晤罗斯福和邱吉尔，他们向世界发表了强有力的宣言：“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大元帅略加节制地微笑着，带着获得与美、英并驾齐驱大国领袖地位的自豪感。这是他一生荣誉的顶峰。毕竟，在他的手上实现了收复失地、圆了重整河山的民族梦。在那个岛上，他甚至被尊颂为：“当代郑成功”。虽然他并未领兵去光复台湾。
两年后，他第一次莅临光复后的台北，受到十数万近似疯狂的民众的夹道欢迎，享受着如雷如潮般的欢呼和掌声。作为对“总统万岁”的回答，他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热情洋溢地挥动手臂：“光复万岁”、“统一万岁”。
那时刻，他正沉浸在已达沸点的欣喜和满足之中，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海岛对于他后半生将是何等的重要。
四年苦短，南柯一梦。
1949年蒋“总统”带着他的六十万残破之旅去台湾了。第二次踏上这块土地，没有欢呼，没有鲜花，没有礼炮，没有军乐，他可能意识到，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和归宿地。但他不会轻言认输，纵观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的特性。
三百年，历史的轨迹好像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刚刚起步的那一点上。台湾，这个占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海岛，再次成为自称仍代表着全部国土的“国家”。而另外的三百分之二百九十九，也再次处于一个崭新政权的有效统辖之下。中原逐鹿又决出了结果，“鸡”、“蛋”碰撞也开始了新一轮回合。蒋介石铁下了心要做“当代郑成功”，毛泽东自然也是准备着要当一回“当代康熙”的，能够胜任“当代施琅”者则灿若晨星数不胜数。三百年前的“恢复”与“征讨”，三百年后的“反攻”与“解放”，抛开民族的、集团的、党派的、阶级的、个人的恩恩怨怨，“国土不可分裂”、“中国定要统一”，竟是超越古今时空高于一切敌对意识的永恒共识。所以，历史的面孔常常会让人觉得何曾相似乃尔。
历史又从来都不是复制品。郑成功与康熙是打擂台，一对一地较劲拼实力。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则硬挤进一个绝对偏心眼的帮衬来。世界上所有事情都要由他来管的美国人对福摩萨的热情始终不减，当他们驾驶着第七舰队围着那个海岛转驴拉磨时，虽并非要把那个岛变成自己的第五十一个州，但也绝对不想让这个岛顺顺当当地作中国的第二十七个省。这大概就是美国式的“侵略”与荷兰式、西班牙式、英国式、法国式、日本式的侵略的不同之处。杜勒斯私下说过：一个分裂的、对抗的中国，将更有利于美国遏制和控制这个国家。
“应尽快在那岛屿建立一受到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伯驾公使的幽灵在台湾上空整整游荡了一百年。
福摩萨——美丽岛，
一个太美丽了而招惹出无数是非的岛，
一个命途多舛而始终不甘沉沦的岛，
一个与母体隔绝太久而从未移情别恋的岛，
一个结晶了全部民族意志而永远中国的岛。
1958，已经熔铸为那个岛波澜壮阔历史交响乐的一个篇章，毛泽东铺天盖地的炮弹奏出了主旋律的最强音。
每一发炮弹都是用力弹奏的音符。
每一场战斗都是震荡魂魄的音阶。
只有对整篇乐章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才会听懂，毛泽东指挥棒下那长江黄河般奔涌万里的气势，长城五岳般不可摇撼的信念，江南春雨般柔肠寸断的情愫和白发翘首般难割难舍的热盼。</P>
<P>第二章 地中海漩涡</P><P>（一）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P><P>
1958年5月8日，黎巴嫩枪声大作，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将夏蒙总统打得懵懂转向。
7月14日凌晨，一群伊拉克年轻军官冲进巴格达王宫，把面如土灰浑身筛糠的国王费萨尔、首相赛义德、王储伊拉从床下拖出来，扼要宣布了他们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然后依次用冲锋枪在他们的脑壳上凿洞。然后，宣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退出“巴格达条约”。
美国在波斯湾的战略防线上出现了缺口。
军官群中，有一浓眉大眼、上唇留着典型的伊斯兰小胡子的中尉，他便是十岁就得到第一枝枪，十九岁就杀了第一个人的萨达姆。三十三年后，他终于成为其知名度仅次于美国总统布什、使整个西方世界一提及便深感头痛的人物。
亲西方的夏蒙政府摇摇欲坠、哈希姆王朝寿终正寝，地中海飓风骤起，掀起一片怒浪狂涛。
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极大鼓舞，军事政变或平暴动随时都可能像雪崩一样猛烈爆发。将美国和西方势力排斥出中东地区的纳赛尔主义似乎已在地中海的海平线上现出了曙光。
西方一片惊恐。
如果把时钟倒拨回去个百八十年，他们是不会如此惊恐的。那时候，这里本是一片除了沙漠还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即使用重如阿尔卑斯山脉的磨盘来碾轧，也不可能从骑着骆驼、赶着羊群、浑身上下缠绷带一样裹得严严实实的阿拉伯人那里榨出多少油水来。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了，自从在那片荒废的土地下面发现了会流动的黄金——石油——以后，整个中东就像刚被人知道了其美貌的姑娘，立刻身价百倍，西方人以绝不亚于当年对福摩萨般的热情蜂拥而至，一根根网管深深钻入地下，吮吸着能够让整个世界都狂热躁动起来的黑色血液。
随着现代勘探术的日臻完善和控察领域的日趋扩大，人们瞪大了眼球发现，这片原来最不值钱的土地竟储藏着世界石油资源的66%，世代受苦受穷的阿拉伯人竟愚钝到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屁股一直是坐在一座流动的金山上。
美国石油来源的30%西欧的40%日本的90%都来自这个地区，在石油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枢神经和工业化社会命脉的时代，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掌握了经济繁荣的命运，谁就控制了世界。
靠石油来维持繁荣的国度决不能坐视被挤出那片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液的海洋，艾森豪威尔几乎在得到消息的同时就作出了立即干涉中东局势的决定，早已从世界霸主地位降为伙计的英国紧步其后。理由是不成问题的：“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英国侨民”，“应黎巴嫩、约旦政府请求，防止共产主义颠覆”。
在这个星球上，大概只有美国军队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开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并且总会有一百条理由在等着你。
7月15日，一千五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黎巴嫩。几天后，在美国海军第六舰队七十二艘舰艇及二百余架舰载飞机的支援下，这支部队扩大至一万五千人，他们轻而易举弹压了起义武装的抵抗，控制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国际机场、火车站和海港区。
英国军队行动稍迟，17日晨在约旦空降了三个营又一个伞兵大队，在伊拉克东南的巴林岛增派了一个营，另以堡垒号航空母舰和三艘驱逐舰、若干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运载一个步兵旅又一个营驶往亚丁湾，完成了从北面攻击伊拉克的准备。
在美国和英国大兵的鼎力相助之下，亲西方的黎巴嫩总统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化险为夷，稍稍站住脚跟。业已松动的西方中东防线得到加固。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搞懂，预期中的对伊拉克的攻击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生？但我们终于在三十三年之后、1991年的1月17日看到了这场攻击。以美国军队为首的多国部队再次踏上这块土地，布什的“爱国者”大显神通成为萨达姆“飞毛腿”的克星，前者的F—16和隐形飞机更把后者的共和国卫队炸得鼻青脸肿屁滚尿流。这一次我们中国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来自海湾的战争新闻，有惊叹，有喝彩，也有困惑。
萨达姆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炮，双脚踩在了人家的土地上，侵略者的帽子戴定了。可山姆大叔也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炮双脚站在人家的国土上，该戴什么帽子？
这场战争至今尚未真正结束。十分钟之前，邮递员送来了今天（1993年8月21日）的“参考消息”，我一眼就瞥见了放在头版上的那条醒目的标题：
伊拉克向联合国抗议美军轰炸伊北部
伊拉克的一位政府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政府今天上午对摩苏尔以西20公里的一个高射炮兵连犯下新的侵略行径，造成一名军事人员受伤，两辆车辆受损。”他还说，在飞机第三次企图接近高射炮兵连时，一个平民受伤。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说，在伊拉克发射了一枚地对空导弹后，美国军用飞机开火自卫。在这次行动中，由两架F—4G飞机和两架F—16飞机进行了两次袭击，看来已摧毁了伊拉克导弹发射场。伊拉克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说：“美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中东的事情永远都是一团浆糊难以说清楚的。先是伊拉克打伊朗，科威特则慷慨解囊掏腰包，美国人也明地暗地给萨达姆以各种新式武器。筋疲力尽打了八年，刚喘一口气，伊拉克又突然掉转枪口打开了科威特，美国人比谁都着急上火，伊朗则蔫不几地又暗中给伊拉克打气鼓劲。咋回事，说不清！同情弱者的心理驱使吧，我一开始倒是挺可怜科威特的，现在却又可怜开伊拉克了。……几百亿的战争赔款像大山压在那，好几代人都还不清；又禁运，又不允许出口石油，政府办公大楼让人家搜了个遍，军事基地还得让人家安上摄像机监视着……
相距三十三年的两场战争，虽然起因和性质大相径庭，但似乎也能瞥见一些共有的特征。我倒是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地中海倒霉在地中有“海”。那片蔚蓝色的海底埋藏着的另外一个墨黑色的大海，是把整个世界都搅得不得清静的深不见底的漩涡。这个地区的现代史看似杂乱无章，头绪纷繁，其实简单得一句话也可说清：以鲜血换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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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8日，黎巴嫩枪声大作，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将夏蒙总统打得懵懂转向。
7月14日凌晨，一群伊拉克年轻军官冲进巴格达王宫，把面如土灰浑身筛糠的国王费萨尔、首相赛义德、王储伊拉从床下拖出来，扼要宣布了他们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然后依次用冲锋枪在他们的脑壳上凿洞。然后，宣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退出“巴格达条约”。
美国在波斯湾的战略防线上出现了缺口。
军官群中，有一浓眉大眼、上唇留着典型的伊斯兰小胡子的中尉，他便是十岁就得到第一枝枪，十九岁就杀了第一个人的萨达姆。三十三年后，他终于成为其知名度仅次于美国总统布什、使整个西方世界一提及便深感头痛的人物。
亲西方的夏蒙政府摇摇欲坠、哈希姆王朝寿终正寝，地中海飓风骤起，掀起一片怒浪狂涛。
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极大鼓舞，军事政变或平暴动随时都可能像雪崩一样猛烈爆发。将美国和西方势力排斥出中东地区的纳赛尔主义似乎已在地中海的海平线上现出了曙光。
西方一片惊恐。
如果把时钟倒拨回去个百八十年，他们是不会如此惊恐的。那时候，这里本是一片除了沙漠还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即使用重如阿尔卑斯山脉的磨盘来碾轧，也不可能从骑着骆驼、赶着羊群、浑身上下缠绷带一样裹得严严实实的阿拉伯人那里榨出多少油水来。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了，自从在那片荒废的土地下面发现了会流动的黄金——石油——以后，整个中东就像刚被人知道了其美貌的姑娘，立刻身价百倍，西方人以绝不亚于当年对福摩萨般的热情蜂拥而至，一根根网管深深钻入地下，吮吸着能够让整个世界都狂热躁动起来的黑色血液。
随着现代勘探术的日臻完善和控察领域的日趋扩大，人们瞪大了眼球发现，这片原来最不值钱的土地竟储藏着世界石油资源的66%，世代受苦受穷的阿拉伯人竟愚钝到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屁股一直是坐在一座流动的金山上。
美国石油来源的30%西欧的40%日本的90%都来自这个地区，在石油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枢神经和工业化社会命脉的时代，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掌握了经济繁荣的命运，谁就控制了世界。
靠石油来维持繁荣的国度决不能坐视被挤出那片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液的海洋，艾森豪威尔几乎在得到消息的同时就作出了立即干涉中东局势的决定，早已从世界霸主地位降为伙计的英国紧步其后。理由是不成问题的：“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英国侨民”，“应黎巴嫩、约旦政府请求，防止共产主义颠覆”。
在这个星球上，大概只有美国军队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开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并且总会有一百条理由在等着你。
7月15日，一千五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黎巴嫩。几天后，在美国海军第六舰队七十二艘舰艇及二百余架舰载飞机的支援下，这支部队扩大至一万五千人，他们轻而易举弹压了起义武装的抵抗，控制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国际机场、火车站和海港区。
英国军队行动稍迟，17日晨在约旦空降了三个营又一个伞兵大队，在伊拉克东南的巴林岛增派了一个营，另以堡垒号航空母舰和三艘驱逐舰、若干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运载一个步兵旅又一个营驶往亚丁湾，完成了从北面攻击伊拉克的准备。
在美国和英国大兵的鼎力相助之下，亲西方的黎巴嫩总统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化险为夷，稍稍站住脚跟。业已松动的西方中东防线得到加固。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搞懂，预期中的对伊拉克的攻击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生？但我们终于在三十三年之后、1991年的1月17日看到了这场攻击。以美国军队为首的多国部队再次踏上这块土地，布什的“爱国者”大显神通成为萨达姆“飞毛腿”的克星，前者的F—16和隐形飞机更把后者的共和国卫队炸得鼻青脸肿屁滚尿流。这一次我们中国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来自海湾的战争新闻，有惊叹，有喝彩，也有困惑。
萨达姆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炮，双脚踩在了人家的土地上，侵略者的帽子戴定了。可山姆大叔也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炮双脚站在人家的国土上，该戴什么帽子？
这场战争至今尚未真正结束。十分钟之前，邮递员送来了今天（1993年8月21日）的“参考消息”，我一眼就瞥见了放在头版上的那条醒目的标题：
伊拉克向联合国抗议美军轰炸伊北部
伊拉克的一位政府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政府今天上午对摩苏尔以西20公里的一个高射炮兵连犯下新的侵略行径，造成一名军事人员受伤，两辆车辆受损。”他还说，在飞机第三次企图接近高射炮兵连时，一个平民受伤。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说，在伊拉克发射了一枚地对空导弹后，美国军用飞机开火自卫。在这次行动中，由两架F—4G飞机和两架F—16飞机进行了两次袭击，看来已摧毁了伊拉克导弹发射场。伊拉克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说：“美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中东的事情永远都是一团浆糊难以说清楚的。先是伊拉克打伊朗，科威特则慷慨解囊掏腰包，美国人也明地暗地给萨达姆以各种新式武器。筋疲力尽打了八年，刚喘一口气，伊拉克又突然掉转枪口打开了科威特，美国人比谁都着急上火，伊朗则蔫不几地又暗中给伊拉克打气鼓劲。咋回事，说不清！同情弱者的心理驱使吧，我一开始倒是挺可怜科威特的，现在却又可怜开伊拉克了。……几百亿的战争赔款像大山压在那，好几代人都还不清；又禁运，又不允许出口石油，政府办公大楼让人家搜了个遍，军事基地还得让人家安上摄像机监视着……
相距三十三年的两场战争，虽然起因和性质大相径庭，但似乎也能瞥见一些共有的特征。我倒是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地中海倒霉在地中有“海”。那片蔚蓝色的海底埋藏着的另外一个墨黑色的大海，是把整个世界都搅得不得清静的深不见底的漩涡。这个地区的现代史看似杂乱无章，头绪纷繁，其实简单得一句话也可说清：以鲜血换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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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8年冬天的北京<P> 忘记了是哪国的一位文学家说过：冷战，就是地球东半部的那只眼睛同西半部的那只眼睛怒目相视和各占去一半的嘴巴在互相叫骂，但谁也不敢轻易使牙齿，因为，在两个半部都长出了核牙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整个头颅的自行爆炸。
1958年，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正经历着最严酷的寒冬，国际间一切扑朔迷离乱麻般的现象都可以用两道简单的公式来解析：
——你动作，我反对。
——你反对，我叫好。
北京针对美、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举行了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通宵达旦，日以继夜，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头不间断地在发怒发威的狮子。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当你看到有那么多人向你投来鄙夷仇恨的目光向你挥拳咆哮时，难免会情不由已地胆颤心惊。这个国家最不缺乏的资源就是人，那无始无终看不到尽头的人群使你想到这个国家的一条最著名的河流——黄河。黄河发大水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件可怖的事情……
人们排成多路纵队，组织良好前呼后拥向英国代办处所在地兴国路走去。入夜这条窄窄的马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水银路灯下，一片片拳头和拿着红绿纸旗的臂膀波涛般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标语、漫画贴满了英国代办处那长约四百米的建筑物的墙壁，厚达十几层之多，空气中，弥漫着墨汁的酸臭和浆糊的香甜气息。
北京第一机床厂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紧接着下午第一队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晚上10时半下了班又立刻赶来参加游。凌晨，这条马路上又第三次打出了该厂的厂标。
头上还戴着白色工作帽的北京联合纺织厂的女工们，也是在晚上11时下了班以后就走上街头的。女工位为声援黎巴嫩、伊拉克的兄弟姐妹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她们虔诚地说，多生产一支纱锭，就是多造出一颗射向美、英帝国主义的子弹。
有一批在夜间值班的人——公共汽车司机、街道清洁工人和报馆的夜班编辑们，刚刚结束了工作，就毫无倦意地涌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一些年轻小伙子，是听到了一声招呼，从宿舍的床上弹跳起来赶来游行的。几位性急者甚至来不及穿鞋袜，就穿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现在仅见于某些澡堂的木“呱啦板”上了街。一阵“呱哒、呱哒”的响声由远而近，那是木板鞋同水泥路面接触所发出的美妙音响。
首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里，作家艾芜走在前排，拿着匆匆草就的整个文艺界的抗议书。诗人沙鸥则被群众示威的场面所激动，诗兴大发，出口成章，向记者们口述了新作《反侵略的红浪滔天》：
反侵略的红浪滔天，愤怒的喊声吓破敌人胆，这是火焰的洪流，定要烧死战争罪犯！
在英国代办处工作的一百多位中国职工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地利之先，他们推举了一位名叫罗德贵的通信员为代表，直进代办处一秘艾礼雅的办公室说：我们中国职工要参加示威游行，抗议你们的军队对中东人民的侵略！艾礼雅摊开双手耸耸肩不置可否无可奈何地作出苦笑状。10时30分，一百多中国职工高呼反英口号从建筑物内走了出来，加入到游行行列。
让人颇觉得不太过瘾的是，那时候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即无大使馆也无代办处一类机构，甚至连一个美国人的影子也见不到。倒霉的英国代办处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和唯一可供人们泄愤的目标，居住在里面的可怜的ENGLISH们只好采取鸵鸟政策闭上眼睛捂起耳朵苦捱令人烦躁的时日。
英国人并非是在代人受诟，但他们承担的诅咒无疑超出了他所应承担的份额若干倍。
那时候，中国人虽然分不清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对美国人的憎恶确实远远超出了对英国人。
美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在当时集恶棍、流氓、无赖、土匪、强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为一身的恶劣透顶的形象。
游行队伍中，走来一队引人注目的幼儿园小朋友。那个一手牵着前面一个的裤带一手拿着棍棍糖的男孩就是刚刚6岁的我。当我们看到大人们点火焚烧两个纸糊的怪物（艾森豪威尔和杜革斯模拟像）时，欢乐地拍着小巴掌又叫又跳。在年轻阿姨的带领下，我们还一边摇摇摆摆地走一边高声朗诵五十年代在孩子们中间广为流传至今我还记得的儿歌：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两碗滴滴涕。上医院，没看好，回家放了三声大狗屁。苏联老大哥，挣钱挣的多，买辆摩托车，骑到莫斯科。美国老大娘，挣钱挣的少，买个破油灯，
点也点不着。
反美仇美憎美情绪可谓深入人心！
中国与美国何仇之有？细究起来，1900年血洗北京他是犯事的八大金刚之一；小日本投降后帮着老蒋打八路也算一笔；前几年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又打得难解难分，所谓的联合国军还不就是美军的另一个好听一点的名称？但这都不是主要的，美国给中国人造成的最大感情伤害莫过于欲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的企图。好比某人举刀砍掉你的一截指头，然后他拿起那血淋淋的物件对你说：“喂，这东西原本不是你的”，你对他的仇恨恼怒必将达至顶点。当美国军舰根据美台协防条约在台湾海峡进进出出、中国的统一再次受到严重威胁时，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感到了奇耻大辱和切肤之痛。
中东距我们太遥远，像一本厚书《一千零一夜》中那许多美妙动人的故事一样遥远。许多中国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未必能够真正搞懂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甚至闹不清中东究竟在我们的东、西还是南、北，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激烈义愤怒不可遏，只是因为正在中东打劫的强盗与闯进他们家园赖着不走的恶霸是同一个。台湾被无情分离，这才是他们一直难以排解的情结，他们恨死了那个把他家园、故土、血脉、版图肢解割裂的家伙。
怒火早已燃烧。地中海骤起的风暴诱使它猛烈喷发。
示威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似可收入“吉尼斯大全”。几天之内，全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六千四百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的口号，比“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英国军队从约旦滚出去”的口号喊得还要多还要响。
自然，即使六万万五千万民众全体上街喊破喉咙，笼罩于地中海上空的乌云也不会知趣而散，被分离的国土也不会自行弥合，豪气充盈天地胆略超逾古今的毛泽东开始思考一个要叫对手付出代价的大计划。用陈毅外长的话说，要叫偷鸡贼捂住了脑壳露出腚，怎么也得挨板子。
美国人说：中国人是在无事生非和借题发挥。
说中国人“无事生非”，只能给1分。
说中国人“借题发挥”，可以打99分。</P>
1958年，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正经历着最严酷的寒冬，国际间一切扑朔迷离乱麻般的现象都可以用两道简单的公式来解析：
——你动作，我反对。
——你反对，我叫好。
北京针对美、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举行了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通宵达旦，日以继夜，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头不间断地在发怒发威的狮子。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当你看到有那么多人向你投来鄙夷仇恨的目光向你挥拳咆哮时，难免会情不由已地胆颤心惊。这个国家最不缺乏的资源就是人，那无始无终看不到尽头的人群使你想到这个国家的一条最著名的河流——黄河。黄河发大水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件可怖的事情……
人们排成多路纵队，组织良好前呼后拥向英国代办处所在地兴国路走去。入夜这条窄窄的马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水银路灯下，一片片拳头和拿着红绿纸旗的臂膀波涛般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标语、漫画贴满了英国代办处那长约四百米的建筑物的墙壁，厚达十几层之多，空气中，弥漫着墨汁的酸臭和浆糊的香甜气息。
北京第一机床厂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紧接着下午第一队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晚上10时半下了班又立刻赶来参加游。凌晨，这条马路上又第三次打出了该厂的厂标。
头上还戴着白色工作帽的北京联合纺织厂的女工们，也是在晚上11时下了班以后就走上街头的。女工位为声援黎巴嫩、伊拉克的兄弟姐妹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她们虔诚地说，多生产一支纱锭，就是多造出一颗射向美、英帝国主义的子弹。
有一批在夜间值班的人——公共汽车司机、街道清洁工人和报馆的夜班编辑们，刚刚结束了工作，就毫无倦意地涌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一些年轻小伙子，是听到了一声招呼，从宿舍的床上弹跳起来赶来游行的。几位性急者甚至来不及穿鞋袜，就穿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现在仅见于某些澡堂的木“呱啦板”上了街。一阵“呱哒、呱哒”的响声由远而近，那是木板鞋同水泥路面接触所发出的美妙音响。
首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里，作家艾芜走在前排，拿着匆匆草就的整个文艺界的抗议书。诗人沙鸥则被群众示威的场面所激动，诗兴大发，出口成章，向记者们口述了新作《反侵略的红浪滔天》：
反侵略的红浪滔天，愤怒的喊声吓破敌人胆，这是火焰的洪流，定要烧死战争罪犯！
在英国代办处工作的一百多位中国职工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地利之先，他们推举了一位名叫罗德贵的通信员为代表，直进代办处一秘艾礼雅的办公室说：我们中国职工要参加示威游行，抗议你们的军队对中东人民的侵略！艾礼雅摊开双手耸耸肩不置可否无可奈何地作出苦笑状。10时30分，一百多中国职工高呼反英口号从建筑物内走了出来，加入到游行行列。
让人颇觉得不太过瘾的是，那时候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即无大使馆也无代办处一类机构，甚至连一个美国人的影子也见不到。倒霉的英国代办处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和唯一可供人们泄愤的目标，居住在里面的可怜的ENGLISH们只好采取鸵鸟政策闭上眼睛捂起耳朵苦捱令人烦躁的时日。
英国人并非是在代人受诟，但他们承担的诅咒无疑超出了他所应承担的份额若干倍。
那时候，中国人虽然分不清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对美国人的憎恶确实远远超出了对英国人。
美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在当时集恶棍、流氓、无赖、土匪、强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为一身的恶劣透顶的形象。
游行队伍中，走来一队引人注目的幼儿园小朋友。那个一手牵着前面一个的裤带一手拿着棍棍糖的男孩就是刚刚6岁的我。当我们看到大人们点火焚烧两个纸糊的怪物（艾森豪威尔和杜革斯模拟像）时，欢乐地拍着小巴掌又叫又跳。在年轻阿姨的带领下，我们还一边摇摇摆摆地走一边高声朗诵五十年代在孩子们中间广为流传至今我还记得的儿歌：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两碗滴滴涕。上医院，没看好，回家放了三声大狗屁。苏联老大哥，挣钱挣的多，买辆摩托车，骑到莫斯科。美国老大娘，挣钱挣的少，买个破油灯，
点也点不着。
反美仇美憎美情绪可谓深入人心！
中国与美国何仇之有？细究起来，1900年血洗北京他是犯事的八大金刚之一；小日本投降后帮着老蒋打八路也算一笔；前几年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又打得难解难分，所谓的联合国军还不就是美军的另一个好听一点的名称？但这都不是主要的，美国给中国人造成的最大感情伤害莫过于欲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的企图。好比某人举刀砍掉你的一截指头，然后他拿起那血淋淋的物件对你说：“喂，这东西原本不是你的”，你对他的仇恨恼怒必将达至顶点。当美国军舰根据美台协防条约在台湾海峡进进出出、中国的统一再次受到严重威胁时，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感到了奇耻大辱和切肤之痛。
中东距我们太遥远，像一本厚书《一千零一夜》中那许多美妙动人的故事一样遥远。许多中国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未必能够真正搞懂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甚至闹不清中东究竟在我们的东、西还是南、北，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激烈义愤怒不可遏，只是因为正在中东打劫的强盗与闯进他们家园赖着不走的恶霸是同一个。台湾被无情分离，这才是他们一直难以排解的情结，他们恨死了那个把他家园、故土、血脉、版图肢解割裂的家伙。
怒火早已燃烧。地中海骤起的风暴诱使它猛烈喷发。
示威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似可收入“吉尼斯大全”。几天之内，全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六千四百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的口号，比“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英国军队从约旦滚出去”的口号喊得还要多还要响。
自然，即使六万万五千万民众全体上街喊破喉咙，笼罩于地中海上空的乌云也不会知趣而散，被分离的国土也不会自行弥合，豪气充盈天地胆略超逾古今的毛泽东开始思考一个要叫对手付出代价的大计划。用陈毅外长的话说，要叫偷鸡贼捂住了脑壳露出腚，怎么也得挨板子。
美国人说：中国人是在无事生非和借题发挥。
说中国人“无事生非”，只能给1分。
说中国人“借题发挥”，可以打99分。</P>
（三）蒋介石的策略<P> 当第一批美国大兵带钉的皮靴与中东滚烫的沙土地接吻的时刻，台北恰是凌晨，习惯早起的六十八岁的蒋“总统”在阳明山“总统官邸”的草坪上漫步。
在他一生的前半部分时间内，他的“总统”头衔是不需要被划上“”的。自打从那个辽阔的大陆搬迁到这个海岛居住以后，连他也掂量出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分量同时锐减了许多。他是一位意志强硬个性顽韧的人物，在他的字典里，可以查到“失败”这个词，但绝对没有“认输”这个词。从此，他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一件事。要自己头顶上的“总统”桂冠重放光彩再度辉煌。
他吩咐过：不论什么时间，也不论他在干什么，都必须把中东事态的最近发展立刻向他禀报，不得有误！
侍从官在路口立正恭候，等待他返身缓缓走回，向他敬礼：“总座，美军已在黎巴嫩登陆。”
他紧闭的嘴角微微上翘，紧锁的眉宇间褶皱轻舒，因过于严肃而冷峻板滞的面容闪电般掠过一瞬常人不易觉察的笑意，他把手杖微微向前抬一抬，表示知道了。
侍从官不敢离去，两足跟并靠得紧紧的，静候“领袖”的指示。
他的双手叠放在一起按着手杖，那颗著名的光头在旭日映照下熠熠生辉，发射着历经风雨研磨后的光泽，须臾，他的噪子深处发出喑哑的声音：“早膳过后……不，现在，通知经国，叫他尽快征询各位中常委及三军首长意见，对中东局势发展及对台海安全的影响作出评估。”
侍从官敬礼，转身离去。
在台湾宝塔式政治权力结构顶层，谁都明白，最近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岛内问题通常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来组织研究并向层峰汇报，这无疑是老头子发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传位信号。
不管此刻他统辖的区域已经萎缩得何等狭小，在本质上，“总统”依然是一位不穿龙袍的君主。从对中国封建帝王的深入研究中去把握“总统”的内心世界，大体九八不会离十。
美国佬真的在中东动手了！
此时此刻“总统”的内心又泛起波澜。来到这个岛子之后，他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同自己的生存命运联系得是那样的紧密，以至于他总是以一种历险般的心态焦躁地期待这个世界充盈变数，变化得愈眼花缭乱高深莫测天晕地眩愈好。他最不愿看到是就是这个世界花岗岩般一成不变被凝固被定型，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被冰封于这个海岛，重返故里的梦将永远的是一个梦。
为了说明世界局势的骤变有时会使台湾看似灰黯的前途突显光亮柳暗花明，他在各种演讲和谈话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清辰。
那是1950年6月25日，他正在用早餐，经国急匆匆送来驻韩“大使”邵毓麟的报告：“韩战爆发”。他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大脑的天幕上流星般闪过第一个反应，竟与那个人称“小鲁肃”的邵毓麟的研判不谋而合。邵在报告中说：
韩战对于台湾，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帮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读罢邵毓麟的报告，他同夫人起立：“主，感谢你赐与我们。”这句例行的祈祷辞今天读出来由衷地感觉发自肺腑。
事态的发展与“小鲁肃”的研判完全吻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宣布：……鉴于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又过了两天，第七舰队的九艘舰船，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巡弋。紧接着，是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将军、远东驻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戏剧性地访台，是源源而来的20个步兵师的崭装装备，1000余架各型飞机、200余艘各类舰艇和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不应忘记，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单方面中止了“援助”，留驻台湾的仅是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也不过是一位“总统”从不与之握手、称之为“毛孩子”的美军中校。
美国军舰出现在台湾海峡的当天，他睡得鼾声大作，其安稳、塌实、甜美状，为近年来的第一次。
这是怎样艰辛险恶不堪回首的一年啊！
大陆丢失，带领三百万追随之士和六十万残破之旅蜗居海隅。对岸，数十万挟胜气炽饮马闽浙的解放军正虎视眈眈，台湾海峡大规模的攻防战无可避免。原本估计，是年六、七、八三个月是台湾真正的危险期，因为九月过后是台风季，不利征伐，共军便只能偃旗息鼓望洋兴叹。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描绘此时的台湾准确无误，全岛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寝，马不停蹄巡视各地，督察防御工事的修建，每到一处，都要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他不止一次地对部属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几乎在和所有高级干部的谈话时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应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从而，把一种“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他和他孤苦无助的海岛，就这样怀揣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末日心理，准备迎接毛泽东毁灭性的最后一击。
五月，美国政府在一份秘密文件中也做出同样的预测：估计到七月台湾海峡风平浪静时，数十万中共精锐便将越过海峡。可以预料，该岛将陷落，国民党在那里将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
神仙也难料到，一夜之间，蒋“总统”居然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韩战爆发得不早不迟太是时候，终于促使美国人在他那无遮无盖的头顶撑起一柄保护伞。难怪，信奉基督的他私下里并未表现对主的虔诚，而是用一种调侃自嘲的口吻对家人说：“台湾获救，真得感谢金日成哩。”
从这天开始，他认准了两条：“无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本党重返大陆无望。”“无美国盟邦的鼎力相助本党重返大陆无望。”
他所有谋略都集中于：耐心期待着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想方设法拖美国在台湾海峡下水。
或许，在整整八年之后，类似的机遇又再度降临？上午10时，一辆黑色雪佛莱轿车不减速驶进“总统”官邸，戛然而停。车门打开，急匆匆走下蒋经国。
四十岁的“太子”正值壮年，阔额方脸，浓眉厚唇，诚笃憨实的模样中透着干练与持重。而他矮粗强健的躯干中似乎又蕴含了旺盛的精力，微微上场的双肩正企盼着承负更多更重的责任。
“副秘书长”是唯一进入“总统”房内不需要先经通报的人，尽管中外人士对老蒋传子之举颇多微词，但公平而论，蒋经国确是乃父意志、理想、事业的最佳传人。你尽可批评那种古老的、东方封建主义的权力欲，幻想着在死后仍能延续的陈规陋俗，你却无法否认台湾在“蒋经国时代”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无法否认，无论台湾在穷困还是暴富时期，这爷俩都顶住了来自内外的压力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大概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父子俩隔桌而坐。
儿子拉开皮包，拿出一份刚刚草拟的关于对中东局势未来走向评估报告的要点。
父亲颔首。再次对儿子的办事能力和高效感到满意。
在家里，他们以“爸”和“经国”互称，而一走进办公室和公务场所，他们之间便是最高决策人同高级幕僚加钦定接班人之间那种十分严肃的关系了，约定俗成，他们相互只称“总统”和“蒋副秘书长”。
父亲：蒋副秘书长，谈谈你的看法。
儿子：总统，我认为，——中东是世界油库，战略地位重要，美苏必争。因此，此次中东危机将不会局限于一次地区性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苏俄的激烈对抗。苏俄即便不直接出兵中东，在欧洲方向肇事的可能性也很高。而美苏两国要么不打，要打一定就是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台湾又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和考验。
——世界格局的任何变化都将波及亚洲。若美国掌握主动，则毛共不会轻举妄动。如苏俄暂居上风，毛泽东和共匪集团肯定受到鼓舞，共产势力极有可能沿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大举南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在环太平洋反共圈上打开缺口，并对台湾在战略上形成夹击之势。
——可以预言，台湾本岛安全暂时无虞，毛泽东不会首先选择台湾为目标，更准确说“不敢”。海峡天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同时，在中美协防条约已经生效构成威慑的情势之下，毛共若果贸然渡海攻台，等同向美国宣战。而以毛共那样的海空劣势去碰美国强大的海空战力，无异自杀行为。
——毛泽东狡诈精明，他如欲对我施以打击，把金门和马祖作目标区的可能性最大。两外岛靠离他们太近是原因之一，更因为美国至今不曾明确态度：在这两座岛屿一旦遭致攻击的情势下，美国是否会挺身而出，对它们实施有效的保护。美国盟邦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将给毛共提供可乘之机。……
儿子条分缕析，缜密周详。
父亲侧耳静听，完全投入，他一边字斟句酌地咀嚼儿子的分析，一边调动所有的智慧思索着相应的对策。听到关键处，他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儿子：“美国人在金马协防问题上始终态度暖昧，难觅真言，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儿子稍事思考，答：“几天前我曾与蔡斯将军晤谈过，他并不直言要我方从金马撤退，却拐弯抹角提及金马外岛其实对于台湾安全并不重要，搞不好反会招惹一些无谓的麻烦。他还向我透露，美国即使在中东采取某种行动，希望外岛上的部队能够保持克制，因为美国不想同时在世界的另一区域陷入泥淖。我一向认为：美利坚虽为盟邦，但同时又是一绝对实用自私几近于偏狭之民族，其处置国际间事务方式并无固定标准和一贯原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甚至前后相悖自相矛盾。加之他们刚刚又在朝鲜领教过毛共的顽强凶悍，正所谓一回遭蛇咬，三年怕井绳呢……”
父亲“嗯”“嗯”地应允着，站起来，倒剪双手，低着头，在宽大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儿子觉得是向父亲大胆进谏的时候了。但他多长了一个心眼，不照直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拉来一些位高权重的长辈陪衬，他觉得，这样做，被父亲采纳的把握可能更大。他开口：“总统，我已征询陈院长、何主任委员、俞部长、王总长、蒋主任、彭、梁、陈总司令等党国长辈、长官的意见，各位都以为，金马乃台湾咽喉之地，断然不可撤守。但在中东情势尚不明朗、演化殊难定论之时，我们不妨在台海稍加克制，不事张扬，军事上取低姿态，此种战略绝非示弱于共匪，而是一种韬光养晦之策，一可以化释盟邦疑惧，二可避免给毛共以寻衅口实，以静观时变，寻觅良机……”
万万不曾料到，父亲突然照桌猛击一掌：“妇人之见！克制、克制，克制个屁！他美国人要我们去死，大家排队去跳海么！娘希匹，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权力。我们卧薪尝胆这许多年，不就是准备要同共匪决一死战的么？这一仗迟早要打。想回大陆就得打。毛泽东不怕打，我也不怕！在台湾打，在澎湖打，在金门马祖打，由他拣好了。金门这个地方，不但不能撤，还必须给我牢牢守住，美国人不帮忙要守，十万兵都打光要守，台湾这里，连我这个总统府不摆一兵一卒都派过去也要守！金门守不住，台湾早晚有一天也守不住的，翻一翻史书，读一读郑成功、施琅如何征台就知道的……”
儿子怔怔站着，他对父亲的勃然暴怒大惑不解。他知道自己的建议与父亲的所想不一致，惹恼了父亲，但尚不明了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虽然已从父亲嘴里喊出来的并不十分连贯的字里行间，他直感到父亲显然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思考。他站起来：“总统，请给我时间，容我再议。”
父亲走过来，苦涩一笑，用力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副秘书长，不要忘记，台湾乃弹丸之地，只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栖身之所。我们不怕敌人强大，就怕自己苟且偏安，所以即使我此生做不成郑成功了，也希望你不要去做郑克塽。”
儿子略有所悟：父亲忌听诸如“克制”、“低姿态”、“韬光养晦”等等消极避战之词，即使用这类词的着眼点仅仅是就策略而言。父亲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战略只此一种：攻势战略。
父亲毕竟是父亲，几十载战火狼烟外交纵横政坛风云宦海浮沉，早已把他锻造锤打得高深莫测成佛成仙。数不清的胜负荣辱辛酸苦辣大悲大喜乍起乍落，更使他弄权谋游刃有余用手腕炉火纯青。相形之下，儿子确实还欠火候略逊一筹，思路合逻辑而显浅直，谋划应形势而缺算度，“太子”地位虽已悄悄确立，但作为一个领袖继任人，尚需继续修炼。
7月17日，台湾宣布，三军已处于“特别戒奋状态，”全体官兵停止一切休假。
台高级将领走马灯似地巡视金门、马祖地区。金、马驻军频繁演习，福建沿海不断遭到炮击。
美国在台湾的军事顾问、外交官同台方有关部门“整日整夜保持神秘接触”，“每小时把有关中东形势情况告诉国民党”。美军太平洋战区同时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七舰队航空母舰2，重巡洋舰2，驱逐舰8，活动于台湾东北60至100海里处待机。另以航空母舰1至2，驱逐舰4至8，活动于台湾海峡以南海域及巴士海峡海域。美潜艇2至3，则隐匿于中国大陆浙东海域，监测中共海军南下动向。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将军在一次谈话中透露：假如爆发战争，导弹舰只将驶近亚洲大陆摧毁共产党中国在旅大、青岛及上海的潜艇基地。美海军参谋长伯克将军也并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谈论：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蒋“总统”也于公众场合曝光，显得信心十足：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我们收复大陆努力将会成功。我认为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可行而现实的事情。……
“攻势战略”在行动。
从中东刮起的强台风，以闪电般速度光顾原本就不平静的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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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一生的前半部分时间内，他的“总统”头衔是不需要被划上“”的。自打从那个辽阔的大陆搬迁到这个海岛居住以后，连他也掂量出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分量同时锐减了许多。他是一位意志强硬个性顽韧的人物，在他的字典里，可以查到“失败”这个词，但绝对没有“认输”这个词。从此，他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一件事。要自己头顶上的“总统”桂冠重放光彩再度辉煌。
他吩咐过：不论什么时间，也不论他在干什么，都必须把中东事态的最近发展立刻向他禀报，不得有误！
侍从官在路口立正恭候，等待他返身缓缓走回，向他敬礼：“总座，美军已在黎巴嫩登陆。”
他紧闭的嘴角微微上翘，紧锁的眉宇间褶皱轻舒，因过于严肃而冷峻板滞的面容闪电般掠过一瞬常人不易觉察的笑意，他把手杖微微向前抬一抬，表示知道了。
侍从官不敢离去，两足跟并靠得紧紧的，静候“领袖”的指示。
他的双手叠放在一起按着手杖，那颗著名的光头在旭日映照下熠熠生辉，发射着历经风雨研磨后的光泽，须臾，他的噪子深处发出喑哑的声音：“早膳过后……不，现在，通知经国，叫他尽快征询各位中常委及三军首长意见，对中东局势发展及对台海安全的影响作出评估。”
侍从官敬礼，转身离去。
在台湾宝塔式政治权力结构顶层，谁都明白，最近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岛内问题通常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来组织研究并向层峰汇报，这无疑是老头子发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传位信号。
不管此刻他统辖的区域已经萎缩得何等狭小，在本质上，“总统”依然是一位不穿龙袍的君主。从对中国封建帝王的深入研究中去把握“总统”的内心世界，大体九八不会离十。
美国佬真的在中东动手了！
此时此刻“总统”的内心又泛起波澜。来到这个岛子之后，他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同自己的生存命运联系得是那样的紧密，以至于他总是以一种历险般的心态焦躁地期待这个世界充盈变数，变化得愈眼花缭乱高深莫测天晕地眩愈好。他最不愿看到是就是这个世界花岗岩般一成不变被凝固被定型，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被冰封于这个海岛，重返故里的梦将永远的是一个梦。
为了说明世界局势的骤变有时会使台湾看似灰黯的前途突显光亮柳暗花明，他在各种演讲和谈话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清辰。
那是1950年6月25日，他正在用早餐，经国急匆匆送来驻韩“大使”邵毓麟的报告：“韩战爆发”。他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大脑的天幕上流星般闪过第一个反应，竟与那个人称“小鲁肃”的邵毓麟的研判不谋而合。邵在报告中说：
韩战对于台湾，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帮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读罢邵毓麟的报告，他同夫人起立：“主，感谢你赐与我们。”这句例行的祈祷辞今天读出来由衷地感觉发自肺腑。
事态的发展与“小鲁肃”的研判完全吻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宣布：……鉴于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又过了两天，第七舰队的九艘舰船，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巡弋。紧接着，是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将军、远东驻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戏剧性地访台，是源源而来的20个步兵师的崭装装备，1000余架各型飞机、200余艘各类舰艇和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不应忘记，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单方面中止了“援助”，留驻台湾的仅是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也不过是一位“总统”从不与之握手、称之为“毛孩子”的美军中校。
美国军舰出现在台湾海峡的当天，他睡得鼾声大作，其安稳、塌实、甜美状，为近年来的第一次。
这是怎样艰辛险恶不堪回首的一年啊！
大陆丢失，带领三百万追随之士和六十万残破之旅蜗居海隅。对岸，数十万挟胜气炽饮马闽浙的解放军正虎视眈眈，台湾海峡大规模的攻防战无可避免。原本估计，是年六、七、八三个月是台湾真正的危险期，因为九月过后是台风季，不利征伐，共军便只能偃旗息鼓望洋兴叹。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描绘此时的台湾准确无误，全岛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寝，马不停蹄巡视各地，督察防御工事的修建，每到一处，都要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他不止一次地对部属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几乎在和所有高级干部的谈话时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应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从而，把一种“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他和他孤苦无助的海岛，就这样怀揣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末日心理，准备迎接毛泽东毁灭性的最后一击。
五月，美国政府在一份秘密文件中也做出同样的预测：估计到七月台湾海峡风平浪静时，数十万中共精锐便将越过海峡。可以预料，该岛将陷落，国民党在那里将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
神仙也难料到，一夜之间，蒋“总统”居然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韩战爆发得不早不迟太是时候，终于促使美国人在他那无遮无盖的头顶撑起一柄保护伞。难怪，信奉基督的他私下里并未表现对主的虔诚，而是用一种调侃自嘲的口吻对家人说：“台湾获救，真得感谢金日成哩。”
从这天开始，他认准了两条：“无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本党重返大陆无望。”“无美国盟邦的鼎力相助本党重返大陆无望。”
他所有谋略都集中于：耐心期待着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想方设法拖美国在台湾海峡下水。
或许，在整整八年之后，类似的机遇又再度降临？上午10时，一辆黑色雪佛莱轿车不减速驶进“总统”官邸，戛然而停。车门打开，急匆匆走下蒋经国。
四十岁的“太子”正值壮年，阔额方脸，浓眉厚唇，诚笃憨实的模样中透着干练与持重。而他矮粗强健的躯干中似乎又蕴含了旺盛的精力，微微上场的双肩正企盼着承负更多更重的责任。
“副秘书长”是唯一进入“总统”房内不需要先经通报的人，尽管中外人士对老蒋传子之举颇多微词，但公平而论，蒋经国确是乃父意志、理想、事业的最佳传人。你尽可批评那种古老的、东方封建主义的权力欲，幻想着在死后仍能延续的陈规陋俗，你却无法否认台湾在“蒋经国时代”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无法否认，无论台湾在穷困还是暴富时期，这爷俩都顶住了来自内外的压力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大概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父子俩隔桌而坐。
儿子拉开皮包，拿出一份刚刚草拟的关于对中东局势未来走向评估报告的要点。
父亲颔首。再次对儿子的办事能力和高效感到满意。
在家里，他们以“爸”和“经国”互称，而一走进办公室和公务场所，他们之间便是最高决策人同高级幕僚加钦定接班人之间那种十分严肃的关系了，约定俗成，他们相互只称“总统”和“蒋副秘书长”。
父亲：蒋副秘书长，谈谈你的看法。
儿子：总统，我认为，——中东是世界油库，战略地位重要，美苏必争。因此，此次中东危机将不会局限于一次地区性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苏俄的激烈对抗。苏俄即便不直接出兵中东，在欧洲方向肇事的可能性也很高。而美苏两国要么不打，要打一定就是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台湾又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和考验。
——世界格局的任何变化都将波及亚洲。若美国掌握主动，则毛共不会轻举妄动。如苏俄暂居上风，毛泽东和共匪集团肯定受到鼓舞，共产势力极有可能沿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大举南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在环太平洋反共圈上打开缺口，并对台湾在战略上形成夹击之势。
——可以预言，台湾本岛安全暂时无虞，毛泽东不会首先选择台湾为目标，更准确说“不敢”。海峡天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同时，在中美协防条约已经生效构成威慑的情势之下，毛共若果贸然渡海攻台，等同向美国宣战。而以毛共那样的海空劣势去碰美国强大的海空战力，无异自杀行为。
——毛泽东狡诈精明，他如欲对我施以打击，把金门和马祖作目标区的可能性最大。两外岛靠离他们太近是原因之一，更因为美国至今不曾明确态度：在这两座岛屿一旦遭致攻击的情势下，美国是否会挺身而出，对它们实施有效的保护。美国盟邦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将给毛共提供可乘之机。……
儿子条分缕析，缜密周详。
父亲侧耳静听，完全投入，他一边字斟句酌地咀嚼儿子的分析，一边调动所有的智慧思索着相应的对策。听到关键处，他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儿子：“美国人在金马协防问题上始终态度暖昧，难觅真言，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儿子稍事思考，答：“几天前我曾与蔡斯将军晤谈过，他并不直言要我方从金马撤退，却拐弯抹角提及金马外岛其实对于台湾安全并不重要，搞不好反会招惹一些无谓的麻烦。他还向我透露，美国即使在中东采取某种行动，希望外岛上的部队能够保持克制，因为美国不想同时在世界的另一区域陷入泥淖。我一向认为：美利坚虽为盟邦，但同时又是一绝对实用自私几近于偏狭之民族，其处置国际间事务方式并无固定标准和一贯原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甚至前后相悖自相矛盾。加之他们刚刚又在朝鲜领教过毛共的顽强凶悍，正所谓一回遭蛇咬，三年怕井绳呢……”
父亲“嗯”“嗯”地应允着，站起来，倒剪双手，低着头，在宽大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儿子觉得是向父亲大胆进谏的时候了。但他多长了一个心眼，不照直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拉来一些位高权重的长辈陪衬，他觉得，这样做，被父亲采纳的把握可能更大。他开口：“总统，我已征询陈院长、何主任委员、俞部长、王总长、蒋主任、彭、梁、陈总司令等党国长辈、长官的意见，各位都以为，金马乃台湾咽喉之地，断然不可撤守。但在中东情势尚不明朗、演化殊难定论之时，我们不妨在台海稍加克制，不事张扬，军事上取低姿态，此种战略绝非示弱于共匪，而是一种韬光养晦之策，一可以化释盟邦疑惧，二可避免给毛共以寻衅口实，以静观时变，寻觅良机……”
万万不曾料到，父亲突然照桌猛击一掌：“妇人之见！克制、克制，克制个屁！他美国人要我们去死，大家排队去跳海么！娘希匹，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权力。我们卧薪尝胆这许多年，不就是准备要同共匪决一死战的么？这一仗迟早要打。想回大陆就得打。毛泽东不怕打，我也不怕！在台湾打，在澎湖打，在金门马祖打，由他拣好了。金门这个地方，不但不能撤，还必须给我牢牢守住，美国人不帮忙要守，十万兵都打光要守，台湾这里，连我这个总统府不摆一兵一卒都派过去也要守！金门守不住，台湾早晚有一天也守不住的，翻一翻史书，读一读郑成功、施琅如何征台就知道的……”
儿子怔怔站着，他对父亲的勃然暴怒大惑不解。他知道自己的建议与父亲的所想不一致，惹恼了父亲，但尚不明了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虽然已从父亲嘴里喊出来的并不十分连贯的字里行间，他直感到父亲显然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思考。他站起来：“总统，请给我时间，容我再议。”
父亲走过来，苦涩一笑，用力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副秘书长，不要忘记，台湾乃弹丸之地，只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栖身之所。我们不怕敌人强大，就怕自己苟且偏安，所以即使我此生做不成郑成功了，也希望你不要去做郑克塽。”
儿子略有所悟：父亲忌听诸如“克制”、“低姿态”、“韬光养晦”等等消极避战之词，即使用这类词的着眼点仅仅是就策略而言。父亲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战略只此一种：攻势战略。
父亲毕竟是父亲，几十载战火狼烟外交纵横政坛风云宦海浮沉，早已把他锻造锤打得高深莫测成佛成仙。数不清的胜负荣辱辛酸苦辣大悲大喜乍起乍落，更使他弄权谋游刃有余用手腕炉火纯青。相形之下，儿子确实还欠火候略逊一筹，思路合逻辑而显浅直，谋划应形势而缺算度，“太子”地位虽已悄悄确立，但作为一个领袖继任人，尚需继续修炼。
7月17日，台湾宣布，三军已处于“特别戒奋状态，”全体官兵停止一切休假。
台高级将领走马灯似地巡视金门、马祖地区。金、马驻军频繁演习，福建沿海不断遭到炮击。
美国在台湾的军事顾问、外交官同台方有关部门“整日整夜保持神秘接触”，“每小时把有关中东形势情况告诉国民党”。美军太平洋战区同时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七舰队航空母舰2，重巡洋舰2，驱逐舰8，活动于台湾东北60至100海里处待机。另以航空母舰1至2，驱逐舰4至8，活动于台湾海峡以南海域及巴士海峡海域。美潜艇2至3，则隐匿于中国大陆浙东海域，监测中共海军南下动向。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将军在一次谈话中透露：假如爆发战争，导弹舰只将驶近亚洲大陆摧毁共产党中国在旅大、青岛及上海的潜艇基地。美海军参谋长伯克将军也并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谈论：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蒋“总统”也于公众场合曝光，显得信心十足：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我们收复大陆努力将会成功。我认为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可行而现实的事情。……
“攻势战略”在行动。
从中东刮起的强台风，以闪电般速度光顾原本就不平静的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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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P>
1958年7月18日夜，北京城华灯初上。游行队伍中的有心人发现，那个时代最高级轿车“吉斯”、“吉姆”一辆一接一辆驰过长安街，驶进了中南海。
怀仁堂、灯火辉煌，中央军委在此召开紧急扩大会议。
彭德怀、贺龙、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林彪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大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陈智上将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批曾经翻江倒海叱咤风云，如今构成了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的著名将领齐集一堂。一片草绿色和那一颗颗点缀其间的耀目的帅星、将星，渲染着这里重大、紧迫、严肃的气氛。所有的“戎装”都目不旁视地注视着唯一一个着浅色中山服的“老百姓”，他，就是坚决拒绝接受大元帅衔，但中国军队指挥大权始终牢牢在握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动作缓缓却是用力地划燃一根火柴，点烟，深深吸入，扫视一下会场，开宗明义宣布：现在开会。大家都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中东，最近那里很热闹，搞得我们远东也不太平。人家唱大戏我们不能只做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决定，炮打金门！
瞬间，会议室内雅雀无声，空气凝结只听见吊扇旋转的嗡嗡声，历经百战熟知战争为何物的高级将领们立刻在心头称出了毛泽东最后四个字的千钧分量。
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历史便一次又一次印证了毛泽东就是胜利的代名词。没有人怀疑他所做决定的正确性，人们的眼神是在互相探询：既然中央和主席决心已下，炮击的军事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的条件究竟如何？
毕竟，这是极有可能导致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力和最庞大核武库的美国再度对阵、较量的重大军事行动啊！
确实，换一个人，也许1958年便不会有让世界瞠目结舌的“炮打金门”。问题是，与生俱来不信邪不怕鬼的毛泽东，这一遭就是要针锋相对对着干，打一个样儿给他美国人看的。
双方曾在朝鲜打了三年，几十万士兵的鲜血铸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美国人自己说：一个世界一流强国和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残破匮乏之国打了个平手，这本身就是一次失败，是美国陆军成军一百多年来最为惨痛的一次惨败。
从此，美国人不得不对毛泽东的中国刮目相看，既不敢随便惹他碰他，又要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他，削弱他。
毛泽东则顺理成章把美国当作天字第一号敌人，像提防一只蹲在你身旁睁着贪婪的眼睛稍有疏忽便会扑将上来的恶狼那样加以防范。
1956年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合法化”。此“条约”不论怎样强调“防御”性质，都无法掩饰其监控、扼制、禁锢、窒息新中国的战略企图，对毛泽东无疑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意味。“条约”的另一个潜台词是，要长久地使中国分成两部分，让他们互相敌视、争斗，而一个分裂的中国绝对比一个统一的中国对美国、对西方世界更有利。一位西方记者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蒋介石总统最近签署的防御条约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怒情绪是很自然的，就如中国的一个成语，这好比砍下你的一段肢体再在伤口上洒盐，并很容易使中国人回忆起近一百年内许许多多使他们民族感到耻辱和受到损伤的条约。
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向良性转化的可能性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虚幻渺茫，全世界都感觉到了由于东西方两个重量级大国尖锐对抗使我们这个星球大厦发出的难以承负的危险声响，人们不无惴惴地注视着，两个巨人间频繁磨擦所迸射的火花，随时都可能成为变冷战为热战的导火索。
面对美国的超强压力，毛泽东的方针是挺直腰杆，昂起头。1957年，他充满自信和自豪地站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厅里，向几百名中外记者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那确实是一个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东方阵营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社会主义声威如日中天几达峰巅的时代，亦是恐慌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争夺广大中间地带的斗争趋于白炽、愈演愈烈的时代。势不两立的双方都把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态度变化看得重如泰山，似乎每一个角落的倾向性都事关下一次世界大战孰胜孰负的大局，必须锱铢必较，寸土不让，决不可掉以轻心。
现在，美、英在中东得手，呈颓势的“西风”开始了猖狂反扑，占压倒优势的“东风”岂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历史的进化风驰电掣日新月异，“今天”对于“昨天”往往已经很难理解，而“明天”又可能会产生出对于“今天”的困惑。只有重新置身悬挂着1958标志的世界大舞台，才会对所有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有深入透彻的了解。
“炮击金门”在短短数天内便被决定，没有人认为它来得太快和突然，相反，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中东事件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显示“东风”强劲威力的最佳选择。
毛泽东阐发自己的意图。
他那顿挫抑扬高亢铿锵的湖南腔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够起到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称之为安定剂的作用，将他贯串一生的坚定与自信传达给每一个受话者。他的叙述技巧也是别树一帜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纵使离题万里，逻辑脉络仍异常的明快清晰。他倾倒众人的本事在于用娓娓道来十分浅显的方式表达精辟敏锐的见解，和对复杂局势置于股掌的把握：“美军在黎巴嫩、英军在约旦登陆，镇压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游行示威是一个方面，是道义上的支援，从政治上打击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能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
“选择哪个方向进行实际行动的支援呢？只有选择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是打蒋介石。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马是我们的内政，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国则有牵制作用。”
“美国所有的远东部队都进行了备战，制造紧张空气，企图牵制我。我以实际行动回答他，牵制他在远东的兵力，使其不能向中东调兵，减轻美国对中东人民的压力。如能调动美国海军在中东和台湾间频繁调动则更妙。”
“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在朝鲜战场，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他，就会怕他，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略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想，如果蒋“总统”当时就获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刺伤，一定不会愉快的，因为，毛泽东始终是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而把他仅当成一个不值多提的对手手下的小伙计。“小伙计”倒也罢了，却还要挨板子，代大老板受过，十分委屈地当一回替罪羔羊。娘希匹，人格侮辱，莫此为甚！
但是，他并不很冤。说来颇难置信，以风卷残云之势将蒋“总统”逐出了大陆的毛泽东，多年来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基本上是战略守势。真正对蒋委员长具有致命威胁的攻击准备历史上仅存一次，那是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之后——台湾称之为危险的50年7、8、9三个月——那段短暂的时间内。如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台湾海峡，人们肯定将会欣赏到继郑成功、施琅之后历史上第三次也将是最为声威宏大波澜壮阔的一次征台行动，一次其规模、气势仅次于二次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军事壮举。遗憾，来自朝鲜的战火无情地将日臻完备的作战计划击碎，迫使毛泽东南兵北调，将军事战略重心极不情愿地北移，以自己国度的长久分裂为代价，维护了一个原本分裂的国家同样凄哀但别无更好的分裂。从此，在台湾海峡表现活跃、积极、总想跃跃一试大显身手的一方仍然是蒋“总统”。自1950年至1958年，他的占有很大优势的海空军几乎全面控制了闽台间的海域和天空，向大陆沿岸发射，丢下了数以千、万计的炮弹和炸弹，他的并不占有优势的陆军也放胆策动了千余次从连、排至师、团规模的针对大陆的袭扰、突击行动，并有若干次小有所获。与艾森豪威尔签订了“协防条约”、获得了美国人提供的“保险”后，蒋“总统”更加卧薪尝胆，战志高涨……
台湾海峡水火不容的形势早已白热化到这样一个程度，不管从哪里飞溅来一颗火星，都会引发剧烈的爆发。于是，对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进行一次叫他真正觉到疼痛的打击，成为毛泽东老早就在酝酿和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悄悄然有条不紊准备着，在福建前线，他不缺炮弹，只缺时机。战争看来不可避免，问题只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何等规模开场——落幕。1958，中东的偶然不过是使台湾海峡的必然得以实现，并有了自身相当生动、丰富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继续讲话，着眼点仍是美国。
“为了达到侵略别国的目的，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这是他的侵略本质决定的，它是一只凶恶的真老虎，也是虚弱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但在远东、台湾地区，美国有着海空优势，是否会卷入，值得考虑，我们要有所准备，他来打我们怎么办？局部战争会引起大规模冲突。”
“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蒋介石，尽量不与美正面冲突，因此，我们的海空军不出公海作战，并要防止误击美机、美舰，即不示弱，也不主动惹事。”
“以中英军委名义发个电报，命令各大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把作战任务下达给福州军区和海军、海军、炮兵，越快越好。”
“最迟应于7月25日之前，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炮击几万发炮弹，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先打三个月。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这一天的军委扩大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亲自决策和部署重大战争行动。一篇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已经明晰简要勾勒出他的战略意图和战术原则。而他常胜的奥妙和指挥的精髓从来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面对强敌，敢于应战，不退缩，不手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谨慎从事，量力而行，知已知彼，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把他此次作战的战略战术概括为“通过打蒋而打美；既要打疼蒋又要避免与美直接作战，”可以想象，掌握好其中的“度”是达成目的的关键，而这个“度”之中，又隐含着多少驾驭大势的高超技艺和有声有色的戏剧性啊！正因为如此，“炮击金门”作为一篇相当奇特玄妙的大文章，为毛泽东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亦成为中国及世界军事史上颇具研讨价值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讲毕，起身告辞。
具体计划部署像一份考卷留给了众将领。
高级将领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于最高统帅的支持和信赖。
人们兴奋地交头接耳，“惩罚老蒋，牵制美帝”——此次大规模炮击的两大目标已经明确。
也有人提出，打上三个月以后再做什么？毛泽东没有讲。按照逻辑，炮击即便不是解放台湾、澎湖的序曲，起码也是拿下金门、马祖的前奏。待到了炮击正式展开，今天在座的许多将领才逐渐理解，毛泽东的“只打炮、不登陆”背后，原来还有一些更为深层和久远的谋划和思考。
7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两条简短消息。
一条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已于昨天胜利闭幕，会议针对目前国际局势，对国际工作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决定。决定了什么？消息不曾披露。
另一条是：19日晨，我国外交部西欧司黄华司长，约见英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反对英国政府出兵约旦，集结军队，企图侵略伊拉克共和国。并宣布，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把两条消息放在一起琢磨，本是可以嗅出一些征候来的。不知为何，西方和台湾的特工们对这两条不很醒目的消息均未引起足够重视。而朝鲜战争已经证明，对中国的动作和警告不予重视，不久的将来是要陷于被动的。</P>
1958年7月18日夜，北京城华灯初上。游行队伍中的有心人发现，那个时代最高级轿车“吉斯”、“吉姆”一辆一接一辆驰过长安街，驶进了中南海。
怀仁堂、灯火辉煌，中央军委在此召开紧急扩大会议。
彭德怀、贺龙、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林彪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大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陈智上将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批曾经翻江倒海叱咤风云，如今构成了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的著名将领齐集一堂。一片草绿色和那一颗颗点缀其间的耀目的帅星、将星，渲染着这里重大、紧迫、严肃的气氛。所有的“戎装”都目不旁视地注视着唯一一个着浅色中山服的“老百姓”，他，就是坚决拒绝接受大元帅衔，但中国军队指挥大权始终牢牢在握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动作缓缓却是用力地划燃一根火柴，点烟，深深吸入，扫视一下会场，开宗明义宣布：现在开会。大家都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中东，最近那里很热闹，搞得我们远东也不太平。人家唱大戏我们不能只做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决定，炮打金门！
瞬间，会议室内雅雀无声，空气凝结只听见吊扇旋转的嗡嗡声，历经百战熟知战争为何物的高级将领们立刻在心头称出了毛泽东最后四个字的千钧分量。
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历史便一次又一次印证了毛泽东就是胜利的代名词。没有人怀疑他所做决定的正确性，人们的眼神是在互相探询：既然中央和主席决心已下，炮击的军事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的条件究竟如何？
毕竟，这是极有可能导致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力和最庞大核武库的美国再度对阵、较量的重大军事行动啊！
确实，换一个人，也许1958年便不会有让世界瞠目结舌的“炮打金门”。问题是，与生俱来不信邪不怕鬼的毛泽东，这一遭就是要针锋相对对着干，打一个样儿给他美国人看的。
双方曾在朝鲜打了三年，几十万士兵的鲜血铸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美国人自己说：一个世界一流强国和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残破匮乏之国打了个平手，这本身就是一次失败，是美国陆军成军一百多年来最为惨痛的一次惨败。
从此，美国人不得不对毛泽东的中国刮目相看，既不敢随便惹他碰他，又要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他，削弱他。
毛泽东则顺理成章把美国当作天字第一号敌人，像提防一只蹲在你身旁睁着贪婪的眼睛稍有疏忽便会扑将上来的恶狼那样加以防范。
1956年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合法化”。此“条约”不论怎样强调“防御”性质，都无法掩饰其监控、扼制、禁锢、窒息新中国的战略企图，对毛泽东无疑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意味。“条约”的另一个潜台词是，要长久地使中国分成两部分，让他们互相敌视、争斗，而一个分裂的中国绝对比一个统一的中国对美国、对西方世界更有利。一位西方记者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蒋介石总统最近签署的防御条约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怒情绪是很自然的，就如中国的一个成语，这好比砍下你的一段肢体再在伤口上洒盐，并很容易使中国人回忆起近一百年内许许多多使他们民族感到耻辱和受到损伤的条约。
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向良性转化的可能性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虚幻渺茫，全世界都感觉到了由于东西方两个重量级大国尖锐对抗使我们这个星球大厦发出的难以承负的危险声响，人们不无惴惴地注视着，两个巨人间频繁磨擦所迸射的火花，随时都可能成为变冷战为热战的导火索。
面对美国的超强压力，毛泽东的方针是挺直腰杆，昂起头。1957年，他充满自信和自豪地站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厅里，向几百名中外记者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那确实是一个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东方阵营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社会主义声威如日中天几达峰巅的时代，亦是恐慌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争夺广大中间地带的斗争趋于白炽、愈演愈烈的时代。势不两立的双方都把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态度变化看得重如泰山，似乎每一个角落的倾向性都事关下一次世界大战孰胜孰负的大局，必须锱铢必较，寸土不让，决不可掉以轻心。
现在，美、英在中东得手，呈颓势的“西风”开始了猖狂反扑，占压倒优势的“东风”岂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历史的进化风驰电掣日新月异，“今天”对于“昨天”往往已经很难理解，而“明天”又可能会产生出对于“今天”的困惑。只有重新置身悬挂着1958标志的世界大舞台，才会对所有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有深入透彻的了解。
“炮击金门”在短短数天内便被决定，没有人认为它来得太快和突然，相反，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中东事件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显示“东风”强劲威力的最佳选择。
毛泽东阐发自己的意图。
他那顿挫抑扬高亢铿锵的湖南腔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够起到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称之为安定剂的作用，将他贯串一生的坚定与自信传达给每一个受话者。他的叙述技巧也是别树一帜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纵使离题万里，逻辑脉络仍异常的明快清晰。他倾倒众人的本事在于用娓娓道来十分浅显的方式表达精辟敏锐的见解，和对复杂局势置于股掌的把握：“美军在黎巴嫩、英军在约旦登陆，镇压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游行示威是一个方面，是道义上的支援，从政治上打击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能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
“选择哪个方向进行实际行动的支援呢？只有选择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是打蒋介石。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马是我们的内政，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国则有牵制作用。”
“美国所有的远东部队都进行了备战，制造紧张空气，企图牵制我。我以实际行动回答他，牵制他在远东的兵力，使其不能向中东调兵，减轻美国对中东人民的压力。如能调动美国海军在中东和台湾间频繁调动则更妙。”
“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在朝鲜战场，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他，就会怕他，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略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想，如果蒋“总统”当时就获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刺伤，一定不会愉快的，因为，毛泽东始终是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而把他仅当成一个不值多提的对手手下的小伙计。“小伙计”倒也罢了，却还要挨板子，代大老板受过，十分委屈地当一回替罪羔羊。娘希匹，人格侮辱，莫此为甚！
但是，他并不很冤。说来颇难置信，以风卷残云之势将蒋“总统”逐出了大陆的毛泽东，多年来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基本上是战略守势。真正对蒋委员长具有致命威胁的攻击准备历史上仅存一次，那是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之后——台湾称之为危险的50年7、8、9三个月——那段短暂的时间内。如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台湾海峡，人们肯定将会欣赏到继郑成功、施琅之后历史上第三次也将是最为声威宏大波澜壮阔的一次征台行动，一次其规模、气势仅次于二次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军事壮举。遗憾，来自朝鲜的战火无情地将日臻完备的作战计划击碎，迫使毛泽东南兵北调，将军事战略重心极不情愿地北移，以自己国度的长久分裂为代价，维护了一个原本分裂的国家同样凄哀但别无更好的分裂。从此，在台湾海峡表现活跃、积极、总想跃跃一试大显身手的一方仍然是蒋“总统”。自1950年至1958年，他的占有很大优势的海空军几乎全面控制了闽台间的海域和天空，向大陆沿岸发射，丢下了数以千、万计的炮弹和炸弹，他的并不占有优势的陆军也放胆策动了千余次从连、排至师、团规模的针对大陆的袭扰、突击行动，并有若干次小有所获。与艾森豪威尔签订了“协防条约”、获得了美国人提供的“保险”后，蒋“总统”更加卧薪尝胆，战志高涨……
台湾海峡水火不容的形势早已白热化到这样一个程度，不管从哪里飞溅来一颗火星，都会引发剧烈的爆发。于是，对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进行一次叫他真正觉到疼痛的打击，成为毛泽东老早就在酝酿和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悄悄然有条不紊准备着，在福建前线，他不缺炮弹，只缺时机。战争看来不可避免，问题只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何等规模开场——落幕。1958，中东的偶然不过是使台湾海峡的必然得以实现，并有了自身相当生动、丰富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继续讲话，着眼点仍是美国。
“为了达到侵略别国的目的，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这是他的侵略本质决定的，它是一只凶恶的真老虎，也是虚弱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但在远东、台湾地区，美国有着海空优势，是否会卷入，值得考虑，我们要有所准备，他来打我们怎么办？局部战争会引起大规模冲突。”
“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蒋介石，尽量不与美正面冲突，因此，我们的海空军不出公海作战，并要防止误击美机、美舰，即不示弱，也不主动惹事。”
“以中英军委名义发个电报，命令各大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把作战任务下达给福州军区和海军、海军、炮兵，越快越好。”
“最迟应于7月25日之前，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炮击几万发炮弹，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先打三个月。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这一天的军委扩大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亲自决策和部署重大战争行动。一篇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已经明晰简要勾勒出他的战略意图和战术原则。而他常胜的奥妙和指挥的精髓从来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面对强敌，敢于应战，不退缩，不手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谨慎从事，量力而行，知已知彼，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把他此次作战的战略战术概括为“通过打蒋而打美；既要打疼蒋又要避免与美直接作战，”可以想象，掌握好其中的“度”是达成目的的关键，而这个“度”之中，又隐含着多少驾驭大势的高超技艺和有声有色的戏剧性啊！正因为如此，“炮击金门”作为一篇相当奇特玄妙的大文章，为毛泽东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亦成为中国及世界军事史上颇具研讨价值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讲毕，起身告辞。
具体计划部署像一份考卷留给了众将领。
高级将领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于最高统帅的支持和信赖。
人们兴奋地交头接耳，“惩罚老蒋，牵制美帝”——此次大规模炮击的两大目标已经明确。
也有人提出，打上三个月以后再做什么？毛泽东没有讲。按照逻辑，炮击即便不是解放台湾、澎湖的序曲，起码也是拿下金门、马祖的前奏。待到了炮击正式展开，今天在座的许多将领才逐渐理解，毛泽东的“只打炮、不登陆”背后，原来还有一些更为深层和久远的谋划和思考。
7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两条简短消息。
一条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已于昨天胜利闭幕，会议针对目前国际局势，对国际工作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决定。决定了什么？消息不曾披露。
另一条是：19日晨，我国外交部西欧司黄华司长，约见英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反对英国政府出兵约旦，集结军队，企图侵略伊拉克共和国。并宣布，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把两条消息放在一起琢磨，本是可以嗅出一些征候来的。不知为何，西方和台湾的特工们对这两条不很醒目的消息均未引起足够重视。而朝鲜战争已经证明，对中国的动作和警告不予重视，不久的将来是要陷于被动的。</P>
（五）临阵选将<P>
弦月如钩，河汉无声。
中海侧畔怀仁堂的灯光刚刚熄灭，北海侧畔一幢琉璃瓦绿顶大楼即刻灯火通明。
总参谋部是中国四百五十万军队的大脑。这位身材瘦小、步履急促的四星将军则是这栋古色古香建筑物的大脑。
粟裕大将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径直开到总参办公楼。
交办的第一件事：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立即传达下去。
然后，摊开、挂起一幅幅各种比例东南沿海和太平洋、远东地区作战地图，对福州军区拟定的炮击预案再次进行研究和审定。
总长深夜莅临，预示一架强大、精确的作战机器正式启动，进入点火程序。
紧张而热烈的研究于不知不觉中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灯光早已让位于干劲十足的朝阳，从头发现，年过半百的总长依然精神振作。
1949年，上海解放，粟裕受命组织攻台战役。
四十年过去，大陆方面才将一直视为绝密的攻台计划及未能遂行的情况披露于世。
粟裕领命之初，攻台形势相当有利。此时，“蒋委员长”尚未从偌大一个大陆丢弃殆尽的教训中清醒过来，而把他最后三十几万部队分驻海南、台湾、舟山三大岛。战略构想十分完美：以岛屿对抗大陆，三点成一线，海南扼制广东、台湾俯视福厦、舟山锁闭沪浙，退，可互为犄角鼎足依托；攻，可全线同时展开或突出某一重点。自然，粟裕对“委员长”的部署甚感满意，你愈是分兵把口，愈有利于我各个击破。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可考虑暂不攻击较易攻取之舟山，而先攻最难打之台湾，台湾既下，统一中国的最后一道难题必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面对台湾的7个军14万惊弓之旅，粟裕初定以8个军20余万人发起攻击。计划尚呈报待批过程中，粟裕的攻台军一部已分别在胶东沿海、长江口和天目山开始了模拟越海登陆及在台湾山区作战的训练。
“委员长”很快便觉察到了台湾本岛的防御力量太弱且兵源有限，于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把求助的眼神瞥向了日本，决计以重金招募日本炮灰。不久，一支二万余人的日本雇佣军开赴台湾。日本人再次登临台湾，虽不是重演五十年前的鲸吞强占，但用武士刀斩断宝岛与大陆的血脉却同出一辙。日本兵的顽强、凶悍、团队精神和战术精湛又是举世闻名的，这使得粟裕在评估他们的战斗力时，就不能用1=1，而只能用1≈3的算式来计算：如果2万日本兵约等于6万国民党兵，那么6+14=20，台湾拥有的国民党守军战力应以相当20万人来看待。如是，原拟8个军参战已不够，粟裕对战役决心第一次做了较大修改，计划投入攻台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50余万人。1950年5月，四野发起海南战役，歼敌3万3，拿下全国第二大岛。但由于是无海空军条件作战，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致使薛岳率近7万人撤逃台湾。此时此刻，“委员长”做出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许是最为艰难但也最为果断的决策：三天之内，将舟山12万守军悉数秘密撤出，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现象上看，三岛已丧其二，辖地仅存台澎金马，但台湾兵力陡增1倍，达40万人，成为一颗名副其实难以一口咬碎的硬核桃。粟裕迅速向所部发出指示：敌人已集中40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未来对台作战将更加激烈与残酷。原定以4个军为第一梯队的准备已不够强大，需增加至6个军。这是他对战役决心做第二次较大修改。6月末，情报又侦悉台湾正加紧补充部队，估计其陆军在我未来发动攻击时可达50万人，海空军亦得到加强。粟裕再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我在数量上已无优势，但只要能登陆成功，且能于突入纵深后站稳脚跟，仍可完成预定任务。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至此，粟裕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
问题是，增兵较易，增船大难。粟裕掐指一算，为确保战役胜利必须在四、五小时以内有第一梯队15万人左右登陆，并有相当数量的运送第二梯队船只，而现手中所有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为第一梯队所需的一半，征船造船买船又均需时间。别无良策，再思三思，下决心向军委报告：攻击台湾须进一步准备，此役关系重大，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就在此时，朝鲜战争于不期间骤然爆发，粟裕绞尽脑汁几易其稿的攻台方案只好无限期束之高阁，老将军临海嗟叹，将未能登陆台湾视为终生的憾事。
时隔八年，粟裕的一头乌丝，已是黑白参半，他终于又等来了机会，再次编制对台湾实施打击的作战方案。虽然八年前的那一案如今派不上一星半点的用场，但毕竟这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把胜利之旗帜插上那座岛屿的一种安慰和补偿吧。
作战参谋逐点介绍金门敌军目标的方位、性质、防护力和我军准备打击的手段。粟裕聚精会神听，一般不插话。偶尔会突然发问，提出几个问题，如：不要讲“估计”、“可能”，你能不能肯定回答，胡琏指挥部的确切位置就是这里？能不能再准确一些，金门的补给被切断以后，粮、弹究竟可维持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是不是认真计算过，我们到底集中多少火炮，才能对料罗湾实行有效封锁？等等。
炮战，炮战，双方以炮为剑，隔着大海过招格斗，自然，粟裕最关心的还是双方大炮及炮弹的数量和质量。此时，金门拥有美式155毫米加农炮20门、155毫米榴弹炮96门、105毫米榴弹炮192门，共计308门。我军105毫米以上榴弹炮223门、100毫米以上加农炮73门、10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19门，共计319门。我方的优势是在福建地区库存炮弹甚多，共达89万余发，敞开打，足够打半年以上。但由于远程火炮较少，中程火炮多，钢筋混凝土工事很少，土木结构野战工事多，在大口径火炮和永备工事方面并不占优。粟裕沉吟良久，用铅笔尖狠狠地敲击桌子几下：下决心再调大炮去，从全国调，立即调，火炮数量不超出金门50%，这仗宁肯推迟……
粟大将在对台金用兵问题上，再次表现出超常的谨慎。
采访中，许多总参老人都说：对台慎言用兵，不似粟总风格，又恰是他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三年内，能够遍扫六合，靖定天下，将曾经不可摇撼的蒋“委员长”席卷而去，请出大陆，成因多多，从纯军事角度看，毛泽东的韬略筹谋是其一，拥有一大批顶尖拔萃的统兵将才是其二。国民党军数量、装备、训练上的优势被共产党军队高出一筹的战略战术相抵销，早已是无争的结论。据说“委员长”在屡战屡负一败再败之后，曾气得大骂部属无能，发出由衷的感慨：共党人才何其多，我党庸才何其多？科班不如草台，官军不敌绿林，黄埔生打不过土包子，天又奈何！
群星争辉。格外耀眼夺目的几颗中有一颗叫“粟裕”。粟裕自谦：我只是沧海一粟。他的老战友们说：在浩瀚的沧海上若能看见一“粟”，那这一“粟”定是闪光的“金米”（红军时期，粟裕化名“金米”）。
解放战争，是粟裕军事才华大放光彩的时期，华东战场无数次生死鏖战，均是由他与陈毅悉心谋划，具体组织实施的。
军事，是粟裕的终身职业。他像许许多多的专门家一样，精于本行却拙于其他。他不擅言辞，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也不允许别人吹捧自己，他把在华东三野时两让司令（与陈毅）的美德保持了始终。因此，他在世时，是属于位尊而并不显赫的类型，直到他1984年辞世后，人们对他的赞誉歌颂才如潮而来，悲恸哀悼缅怀的真情，感人至深。人们纪念他尊重他，一是他的品格，二是他的指挥。他的品格高风峻节，他的指挥如诗如画。
粟裕指挥作战的特点是：不循常规，不拘一格，知险而进，险中求胜。他认为，只要有超出一半胜率的六、七分把握，这仗就可以打，就值得打。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以至稍后的淮海大战，莫不如是。当他摘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之后，人们对他心悦诚服了，始知他走出的“险着”恰恰是事关全局的“妙着”。他求险，并非感情上的冲动和直觉上的鲁莽，而是源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精确计算，源于对各种方案反复比较后择取最佳的魄力决心。
但在对台用兵问题上，一向作风果敢泼辣、决策履险犯难的粟总是否过于谨慎了？高级将领中也有人窃议：如果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破釜沉舟、举兵攻台，也可能……
粟裕说：不行！金门失利的教训太深刻。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又说：中原逐鹿，两军对垒，“有把握”通常可理解为比50%再多一点的能够打赢的可能性。而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八分九分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又说：大海平平，一览无余，未来的攻金攻台之战，是没有多少“巧”可讨的，就是磨盘碾秤砣，硬碰硬。不但要有数倍于敌的火力、数量优势，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保证第一、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还要懂得潮汐、风向、登陆点的选择。我们攻坚、野战是行家里手，但越海作战是外行，凭老经验想当然不行，要吃大亏。几十万人马上去了，可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也可能上不去，叫人家反下来，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拿破仑说过：懂得战争基本规律的人可以做将军，但也懂得战争特殊规律的人才是聪明的将军。粟裕，正是一位不仅着眼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时时在注意着越海作战特殊性的将军。
粟裕做指示，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两个字：纪律！
“这次炮击封锁金门岛作战，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海军、空军、炮兵参战部队，都由福州军区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指挥，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令行禁止。不许各行其是擅作主张。”“发现特殊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任何人不得贻误。”“特别是处理美机、美舰，一定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既定作战原则，不出公海作战，不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严守自卫。”“……”
粟裕用坚强的理智抑制住欲望的诱惑，附加了诸多的限制词“不”。他着眼于炮击金门最大的特殊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一场政治仗。
瞄准那个海岛的弓弦，正在一厘一毫地绷紧。
</P>
弦月如钩，河汉无声。
中海侧畔怀仁堂的灯光刚刚熄灭，北海侧畔一幢琉璃瓦绿顶大楼即刻灯火通明。
总参谋部是中国四百五十万军队的大脑。这位身材瘦小、步履急促的四星将军则是这栋古色古香建筑物的大脑。
粟裕大将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径直开到总参办公楼。
交办的第一件事：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立即传达下去。
然后，摊开、挂起一幅幅各种比例东南沿海和太平洋、远东地区作战地图，对福州军区拟定的炮击预案再次进行研究和审定。
总长深夜莅临，预示一架强大、精确的作战机器正式启动，进入点火程序。
紧张而热烈的研究于不知不觉中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灯光早已让位于干劲十足的朝阳，从头发现，年过半百的总长依然精神振作。
1949年，上海解放，粟裕受命组织攻台战役。
四十年过去，大陆方面才将一直视为绝密的攻台计划及未能遂行的情况披露于世。
粟裕领命之初，攻台形势相当有利。此时，“蒋委员长”尚未从偌大一个大陆丢弃殆尽的教训中清醒过来，而把他最后三十几万部队分驻海南、台湾、舟山三大岛。战略构想十分完美：以岛屿对抗大陆，三点成一线，海南扼制广东、台湾俯视福厦、舟山锁闭沪浙，退，可互为犄角鼎足依托；攻，可全线同时展开或突出某一重点。自然，粟裕对“委员长”的部署甚感满意，你愈是分兵把口，愈有利于我各个击破。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可考虑暂不攻击较易攻取之舟山，而先攻最难打之台湾，台湾既下，统一中国的最后一道难题必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面对台湾的7个军14万惊弓之旅，粟裕初定以8个军20余万人发起攻击。计划尚呈报待批过程中，粟裕的攻台军一部已分别在胶东沿海、长江口和天目山开始了模拟越海登陆及在台湾山区作战的训练。
“委员长”很快便觉察到了台湾本岛的防御力量太弱且兵源有限，于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把求助的眼神瞥向了日本，决计以重金招募日本炮灰。不久，一支二万余人的日本雇佣军开赴台湾。日本人再次登临台湾，虽不是重演五十年前的鲸吞强占，但用武士刀斩断宝岛与大陆的血脉却同出一辙。日本兵的顽强、凶悍、团队精神和战术精湛又是举世闻名的，这使得粟裕在评估他们的战斗力时，就不能用1=1，而只能用1≈3的算式来计算：如果2万日本兵约等于6万国民党兵，那么6+14=20，台湾拥有的国民党守军战力应以相当20万人来看待。如是，原拟8个军参战已不够，粟裕对战役决心第一次做了较大修改，计划投入攻台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50余万人。1950年5月，四野发起海南战役，歼敌3万3，拿下全国第二大岛。但由于是无海空军条件作战，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致使薛岳率近7万人撤逃台湾。此时此刻，“委员长”做出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许是最为艰难但也最为果断的决策：三天之内，将舟山12万守军悉数秘密撤出，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现象上看，三岛已丧其二，辖地仅存台澎金马，但台湾兵力陡增1倍，达40万人，成为一颗名副其实难以一口咬碎的硬核桃。粟裕迅速向所部发出指示：敌人已集中40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未来对台作战将更加激烈与残酷。原定以4个军为第一梯队的准备已不够强大，需增加至6个军。这是他对战役决心做第二次较大修改。6月末，情报又侦悉台湾正加紧补充部队，估计其陆军在我未来发动攻击时可达50万人，海空军亦得到加强。粟裕再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我在数量上已无优势，但只要能登陆成功，且能于突入纵深后站稳脚跟，仍可完成预定任务。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至此，粟裕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
问题是，增兵较易，增船大难。粟裕掐指一算，为确保战役胜利必须在四、五小时以内有第一梯队15万人左右登陆，并有相当数量的运送第二梯队船只，而现手中所有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为第一梯队所需的一半，征船造船买船又均需时间。别无良策，再思三思，下决心向军委报告：攻击台湾须进一步准备，此役关系重大，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就在此时，朝鲜战争于不期间骤然爆发，粟裕绞尽脑汁几易其稿的攻台方案只好无限期束之高阁，老将军临海嗟叹，将未能登陆台湾视为终生的憾事。
时隔八年，粟裕的一头乌丝，已是黑白参半，他终于又等来了机会，再次编制对台湾实施打击的作战方案。虽然八年前的那一案如今派不上一星半点的用场，但毕竟这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把胜利之旗帜插上那座岛屿的一种安慰和补偿吧。
作战参谋逐点介绍金门敌军目标的方位、性质、防护力和我军准备打击的手段。粟裕聚精会神听，一般不插话。偶尔会突然发问，提出几个问题，如：不要讲“估计”、“可能”，你能不能肯定回答，胡琏指挥部的确切位置就是这里？能不能再准确一些，金门的补给被切断以后，粮、弹究竟可维持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是不是认真计算过，我们到底集中多少火炮，才能对料罗湾实行有效封锁？等等。
炮战，炮战，双方以炮为剑，隔着大海过招格斗，自然，粟裕最关心的还是双方大炮及炮弹的数量和质量。此时，金门拥有美式155毫米加农炮20门、155毫米榴弹炮96门、105毫米榴弹炮192门，共计308门。我军105毫米以上榴弹炮223门、100毫米以上加农炮73门、10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19门，共计319门。我方的优势是在福建地区库存炮弹甚多，共达89万余发，敞开打，足够打半年以上。但由于远程火炮较少，中程火炮多，钢筋混凝土工事很少，土木结构野战工事多，在大口径火炮和永备工事方面并不占优。粟裕沉吟良久，用铅笔尖狠狠地敲击桌子几下：下决心再调大炮去，从全国调，立即调，火炮数量不超出金门50%，这仗宁肯推迟……
粟大将在对台金用兵问题上，再次表现出超常的谨慎。
采访中，许多总参老人都说：对台慎言用兵，不似粟总风格，又恰是他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三年内，能够遍扫六合，靖定天下，将曾经不可摇撼的蒋“委员长”席卷而去，请出大陆，成因多多，从纯军事角度看，毛泽东的韬略筹谋是其一，拥有一大批顶尖拔萃的统兵将才是其二。国民党军数量、装备、训练上的优势被共产党军队高出一筹的战略战术相抵销，早已是无争的结论。据说“委员长”在屡战屡负一败再败之后，曾气得大骂部属无能，发出由衷的感慨：共党人才何其多，我党庸才何其多？科班不如草台，官军不敌绿林，黄埔生打不过土包子，天又奈何！
群星争辉。格外耀眼夺目的几颗中有一颗叫“粟裕”。粟裕自谦：我只是沧海一粟。他的老战友们说：在浩瀚的沧海上若能看见一“粟”，那这一“粟”定是闪光的“金米”（红军时期，粟裕化名“金米”）。
解放战争，是粟裕军事才华大放光彩的时期，华东战场无数次生死鏖战，均是由他与陈毅悉心谋划，具体组织实施的。
军事，是粟裕的终身职业。他像许许多多的专门家一样，精于本行却拙于其他。他不擅言辞，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也不允许别人吹捧自己，他把在华东三野时两让司令（与陈毅）的美德保持了始终。因此，他在世时，是属于位尊而并不显赫的类型，直到他1984年辞世后，人们对他的赞誉歌颂才如潮而来，悲恸哀悼缅怀的真情，感人至深。人们纪念他尊重他，一是他的品格，二是他的指挥。他的品格高风峻节，他的指挥如诗如画。
粟裕指挥作战的特点是：不循常规，不拘一格，知险而进，险中求胜。他认为，只要有超出一半胜率的六、七分把握，这仗就可以打，就值得打。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以至稍后的淮海大战，莫不如是。当他摘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之后，人们对他心悦诚服了，始知他走出的“险着”恰恰是事关全局的“妙着”。他求险，并非感情上的冲动和直觉上的鲁莽，而是源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精确计算，源于对各种方案反复比较后择取最佳的魄力决心。
但在对台用兵问题上，一向作风果敢泼辣、决策履险犯难的粟总是否过于谨慎了？高级将领中也有人窃议：如果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破釜沉舟、举兵攻台，也可能……
粟裕说：不行！金门失利的教训太深刻。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又说：中原逐鹿，两军对垒，“有把握”通常可理解为比50%再多一点的能够打赢的可能性。而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八分九分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又说：大海平平，一览无余，未来的攻金攻台之战，是没有多少“巧”可讨的，就是磨盘碾秤砣，硬碰硬。不但要有数倍于敌的火力、数量优势，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保证第一、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还要懂得潮汐、风向、登陆点的选择。我们攻坚、野战是行家里手，但越海作战是外行，凭老经验想当然不行，要吃大亏。几十万人马上去了，可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也可能上不去，叫人家反下来，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拿破仑说过：懂得战争基本规律的人可以做将军，但也懂得战争特殊规律的人才是聪明的将军。粟裕，正是一位不仅着眼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时时在注意着越海作战特殊性的将军。
粟裕做指示，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两个字：纪律！
“这次炮击封锁金门岛作战，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海军、空军、炮兵参战部队，都由福州军区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指挥，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令行禁止。不许各行其是擅作主张。”“发现特殊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任何人不得贻误。”“特别是处理美机、美舰，一定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既定作战原则，不出公海作战，不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严守自卫。”“……”
粟裕用坚强的理智抑制住欲望的诱惑，附加了诸多的限制词“不”。他着眼于炮击金门最大的特殊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一场政治仗。
瞄准那个海岛的弓弦，正在一厘一毫地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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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毛泽东推迟了炮击时间<P>
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三十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天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飞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麟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此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老人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梁树森，一位牛高马大、耿直爽快的河北同乡。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冒昧问起梁老高寿，他呵呵笑道：挺好记，炮战那年37正当年。现在（1993年）把那俩阿拉伯数码倒过来就得，刚好73，不中用喽。我又问：梁老，我曾往漳州干休所写信查找过您，不知您……？他像一个不会掩饰的诚实的小学生：前后二封，通通收到。对不住，我没回信。三十多年了，现在都什么形势了，还提打炮那段干啥？不过您从北京大老远地来找我，陈芝麻烂谷子事还得说，哪段有用，您自己筛吧。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昏天黑地，倾锅倾缸。我一件衣服晾在院里忘了收，警卫员以百米冲刺速度去拿，来回就那么几秒钟，浇了个透湿，像刚从池塘里拎出来。大江小河全涨满了，浪头挟着漩涡，在眼前那么打个晃就跑出老远，没了影子，好吓人。而且南方那雨不像咱北方，下得越猛住得越快晴得越早，南方的雨虽说也有忽大忽小的时候，可就是不停，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冀翔等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我连阵地都顾不上看，下午让三十一军捣鼓个吉普车往回赶。那时部队没有一点作战准备，汽车一多半在封存，油都抽光了，我要不回去，家里非乱套不可。
我的团驻南安。回南安必经泉州。车到泉州，泉州大桥已被洪水冲垮，只能坐摆渡。那个鸡巴摆渡楞不让上，让我们到下游去找船。我一下火冒三丈，指他鼻子骂：今天你他妈让老子渡也得渡，不让老渡也得渡，耽误了老子打仗军法处置你！我骂的是难听一点，不讲理，但没法，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是最大的道理。摆渡怕了，乖乖把我渡过去。
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级意图扼要向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扛枪打仗，责无旁贷，吃喝拉撒睡后勤保障这一摊我全顾不上了，就抓车、炮、弹三项，几小时后，全团出发。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百八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每一个人都很豪迈很激情，我也不例外。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有一份，看着我军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汽车加大炮，并且能亲自指挥一支摩托化炮兵团队打大仗，心里边真有一种不虚此生、没白干一遭军人的感受。当然，还有一种渴望拼搏建功立业的冲动。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泉州桥还未修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炮13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动弹不得。天渐渐大亮，我的腔子里什么豪迈啦激情啦统统没有了，只剩下呼呼冒烟的肝火。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中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能不着急？急得你恨不得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过河去。
节骨眼上，28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望而生畏。这样的主官平常生活工作中有时难以让人接受，但战场上绝对需要。战场上最怕那种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的粘乎肉头干部。没有说话如打雷、令下如刀下的严厉劲，你就甭想镇唬住三军，甭想调度千军万马。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83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要不然，谁让谁呀，麻烦大了。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过人没问题，过车炮不知行不行。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乘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老大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给维滋，政治部主任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在正抢修桥梁，詹军长把团长找来，劈头盖脑一顿训，最后，拍拍手枪：限你几点几点把桥修好！修不好，老子就毙了你！
（我问：如果工兵团长未能完成任务，詹大南真会枪毙他吗？刘华说：不会。杀人也不能那样随便，还得经过军事法庭嘛。而且，真要杀，我，还有军常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同意嘛。）
六几年我在福州住院，碰巧那个工兵团长也住院，姓什么我忘记了，黑黑的，大高个子，山东人吧。我们聊天聊到了1958年那段，我就替詹大南向他道歉陪不是，说：当时我们对你态度可是不大好哟。他笑笑说：没什么，打仗嘛！不过，詹军长要真把我给毙了，死得也够冤枉的。
其实，你就是隔一小时枪毙一个团长，泉州大桥也是抢不出来了。多亏了下游的一个浮桥，部队勉勉强强全部通过了。但时间耽误了一天多。只剩下两天时间，又要冒雨抢修野战工事，又要解决那么多部队的宿营、吃饭问题，一个人长两个脑袋八只手也干不过来呀。军部设在莲河方向一个叫火烧灰的村子里，有一段时间里，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连队，乱套了。
最乱还是7月24日夜部队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好乱哟，没法形容的乱啊！整整一夜，我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想喝点水没有水，想打个电话没电话，说实话，我当时很没信心。
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
任务面前无困难，命令面前无条件，这是我军的传统。7月25日晨，我们炮群按照军委和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准备。
詹大南老人说：1958年那场大雨确实可恶，差一点让我贻误了军机。我们炮兵进入阵地是限定了时间的，我向军区立过军令状：保证全军按时进入！进入不了，你们可以枪毙我！
詹大南，穿上红军军服戴上八角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给红二十五军军长、日后的徐海东大将当警卫员；摘下领章帽徽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詹大南而言两个职务之间不光是一级级阶梯，还有数百次战斗和无数次从死神手掌逃脱的经历。1993年夏，我专程到南京军区高干俱乐部采访他，年逾七旬依然威严的老将军正在专心致志听书法讲座，摸了一辈子枪杆的手接着握笔杆，武将铁硬的外壳原来也包装着多样的兴趣和丰富的追求。我的第一个问题纯属好奇，所以问得极为小儿科：战斗中，您毙过执行任务不坚决的部属吗？他大惑：打仗就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怎么能随便杀自己人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工兵团长不能按时架好桥，您真会枪毙他？他依然大惑：我说过要枪毙他？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了，确实记不得了。我不想再自讨没趣，赶紧转话题，问起关于那场雨。老将军一柏茶几，恨恨说：他妈的，1958年，要是老天爷撞到我的手里，我非拿枪把他毙了不可！
泉州桥被冲垮了，部队确实很乱，我就亲自跑到渡口去指挥，我的官最大嘛。打仗，不论防御还是进攻，哪里最重要最吃紧主官就应到那里去。部队看见你来了，才有主心骨，你也才能了解第一手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做判断、下决心。
我在渡口的脾气可能是大了一些，但必须给下边一些压力嘛，你一压，点子啦办法啦都出来了，天大的困难也就克服了。军委给军区的是死命令。军区给我的是死命令。我给下边也只能是死命令。一级压一级，压垮的不是部队，是困难。
部队打胜仗凭什么？就是凭一股气，一股劲。长征时，我们红二十五军走到豫西，正是12月前后，数九寒冬，风呼呼刮，真冷啊，人全冻僵了，手冻得连扳机都扣不动，敌人把我们团团包围住，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一个参谋主任说，红军没指望了，大家把枪丢了，各逃各命吧。徐海东马上命令把他抓起来，阵前枪毙！然后，率部队硬打猛冲，半夜才冲出包围圈，重伤号全毛了。那一次真叫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生死存亡啊！但通过这一回，我也明白了，面对再强大的敌人，再恶劣的自然环境，你都必须保持压倒一切敢打必胜的那么一股气势。
1958年，那么大的一场雨，7月21日接到命令，24日夜全军进入了阵地，只有三几天时间嘛，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我们按照要求完成了炮击准备。当时，我向前指一边报告情况一边想：我们的部队好啊，我们的战士好啊，还是红军留下的传统，这一次，我们已拿下了第一个回合。
叶飞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设在海拔339.6米位于厦门南端的云顶岩上。
1993年1月8日，我乘车登临云顶岩。这是一座肉眼望去与北京香山相仿的小山脉，临海面略显陡峭，背岛面稍呈舒缓。我去时恰是天清海蓝阳光普照之时，居高临下，正面小金门尽收眼底，豁然醒目。视线跨过小金门，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片葱茏的大金门。好奇心驱使我用20倍炮队镜对大金门进行通体扫描，遥遥相对、大金门最高点、海拔237.7米的北太武山巅的国民党旗和料罗湾中驶出驶进的大小船只历历在目。
得天独厚，云顶岩对大、小金门的相对高度优势使它自古便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自然，也使它成为前线指挥部最佳和当然的位置所在。
指挥部设在云顶岩反斜面敌炮火死角处，大山已被掏空，坑道内悬挂着各种比例的军用地图，摆设着十几部电话机和若干电台，主室置放一战区沙盘，金厦海域地形地貌和敌我双方兵力配置一目了然：
由西向东，大担、二担、虎仔屿、鼠屿、小金门、大金门等国民党占岛屿一字排开，叶飞的炮兵亦由最两端的青屿、浯屿岛开始，沿厦门和大陆海岸线及沿海岛屿，直至东南端的围头角，对敌占岛恰好形成长达百余公里弯弯的半月形火力打击圈。福州军区前指下辖厦门和莲河两个炮兵总群，厦门炮群由三十一军负责，辖15个炮兵营，兵锋所向，小金门和大、二担。莲河炮群由二十八军负责，辖17个炮兵营，全力对付大金门，并在围头角增配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以控制和封锁料罗湾。两大炮兵群各配属若干高炮阵地，保障本区的对空安全。空军方面，两个飞行团已分别隐蔽进入汕头、连城基地。海军方面，两个快艇大队也已隐蔽进驻三都澳、汕头待机。
7月23日，叶飞向北京发报。
主席、军委：
兹将各方面作战准备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已集中陆、海军炮兵30个营的兵力部署于厦门地区（包括大小嶝岛、莲河围头地区），准备打击大、小金门岛之敌。另集中陆海炮兵三个营两个连部署在黄岐半岛地区，准备打击马祖岛之敌。
二、弹药三个基数（约5万发），一个基数已调拨前线并分发完毕，其余两个基数正在运输中。
三、战场布置，阵地和工事，24日可以准备完毕。
四、后方物资、弹药仓库和库厂、铁路要点、运输枢纽防空和维护工作已作了部署。
五、准备担任作战的炮兵部队，24日拂晓前可以进入隐蔽待机的位置，晚上可以全部进入射击位置。
我们预定的作战方案是：
一、在同一时间对金门、马祖之敌予以突然猛烈的炮兵火力袭击，重点放在金门。
二、对金门打击目标：集中袭击敌人的锚地、炮兵阵地和重要仓库。
三、然后即准备转入对空作战，并以海岸炮兵火力封锁敌港口及机场，不断地打击敌人的炮兵及有生力量。
四、为了保密，在战斗未发起前，我作战部队工作，一般的动员，进入战争准备，都根据中东形势和当面敌情，通令全军加强战备。
以上部署是否有当，请指示，并待命行动。
叶飞
7月25日20时，前指收到北京发来的带有三个A的加急电报，中央军委命令全线炮兵立即进入射击位置待命。
当夜，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参战炮兵部队沿着各条急造军路，闭灯开进。车多路窄，路面泥泞，重车一过，不少路面严重塌陷，一车熄火，后面大队便动弹不得。指战员们甩掉雨衣，挥锹舞镐，搬沙填石，然后手推肩顶，辅以绳拉，助车前进。万幸，7月26日拂晓前，火炮全部到位，无一门贻误军机。最令叶飞感到快慰欣喜的是，当459根躲藏在伪装网后的黝黑的炮管悄然抬起，准备把第一波3万发炮弹馈赠对手之时，金门国民党军竟然全无觉察。
叶飞下令：炮弹上膛！
一整天，他足不出屋，就守在电话机旁，来回踱步，不停地看表，焦急地等待……他已经如期将一部作战机器组装完毕，只等着毛泽东在北京揿动按钮了。
1993年，中国再度掀起毛泽东热，在这位已故最高领袖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亲切微笑的画像涨到几十元一张仍然供不应求；他的各式含金量含银量不等的像章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寻觅的目标；打开荧屏，每天都是由那些竭尽全力摹仿他而永远只能摹仿表象的演员们主演的关于他的影片；曾代表整整一个时代、旋律非常优美动听的几十首歌颂他的乐曲又重新响彻大江南北、商埠僻壤……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一并不奇特的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说，不论你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如何，不了解毛泽东你就无法了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热你就无法了解现代中国。
我亦注意到了，所有的怀念都绕过了对这位本世纪巨人一生功过的纠缠，而着眼于他的“人格魅力”。“为天下人所不敢为不能为”，无疑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多少回做出了惊世骇俗让整个地球都震颤不已的决策？还是那位香港朋友说的：不论怎样，毛泽东在位三十几年，是中国人在美国和西方面前腰杆最硬的时期。现在，中国更自由更富裕了，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永远不得“软骨病”。
1960年，毛泽东对二次大战的英国英雄蒙哥马利元帅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几年前，我在台湾海峡这边开了几枪，让美国和你们西方虚惊一场哟。
我想，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大概就包含了中国人对已故领袖敢向美国和西方“开几枪”的胆魄、勇气的崇拜与钦佩吧。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毛泽东的世界，便会发现，他在做出重大决策之时，又从来不是轻松随意轻描淡写的，他是在反复掂量了国际局势，反复比较了双方力量后才断下决心的。敢为而不妄为，能为而又慎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自己的对手，如此看待35年前毛泽东的“开几枪”，才会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一个更全貌的理解。
事情就是这样，1958年7月26日，叶飞这位“舞台总监”已经把乐队和锣鼓家什置设齐备，总指挥毛泽东却叫道：暂停！
7月26日深夜，毛泽东原已熄了灯躺下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揿亮了台灯，披衣而起，缓缓点燃一支香烟。
一整天了，他对于叶飞神不知鬼不觉把数万大军数百门火炮搬运到金门鼻子底下深表满意，他知道，现在只要他愿意，他立即就能够给他的老朋友和那些正在中东耀武扬威的美国人、英国人一点厉害瞧瞧，但是，你有把握既打痛对手，又不致使战争无边无际扩大嘛？避免把一场带有惩罚、警告意味的局部、有限战争发展成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乃至全面战争，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认真斟酌的问题。
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机器，让它启动仅是一闪念一瞬间的事情，而要让它始终循着预设的轨迹运转并在所期冀的目的地戛然而止，却绝非易事，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驾驭术。炮打金门，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为特殊、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手中没有过硬的军事牌不行，有了军事牌，还得琢磨何时打出去、怎样打出去的策略技巧。谁能够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有限的军事手段收获最大的政治效益，谁才是优胜者。
毛泽东走出房门，月光下，哨兵有些局促和拘谨地向他敬礼。
他微笑着拍拍小战士肩头，信步沿着曲折幽深的小径踱去。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都是在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做出的，他已经习惯了，走动，能帮助思维，能出好主意。
晨光熹微时，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不在床上，都埋怨那个小哨兵没“看好主席”，慌忙分头去找。
东方泛白，中南海波光粼粼，毛泽东倚岸而立，他一手叉腰，一手夹着烟卷，身披霞色，衣摆微风，恰似一尊严峻的雕塑。无人敢近前去烦扰他，所有人都能从那伟岸的气势中感受到岿然吃立、心系寰宇、掌握风雷的内力。
整整一宿，毛泽东把问题想透彻了：充分做好打之准备，但暂且不打，以静观局变，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晨风送来前门火车站的鸣笛，毛泽东轻轻弹灭手中烟蒂，将之搓碾成粉状，返身，疾回屋，研墨挥毫：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据说，毛泽东推迟炮击时间还有更深一层考虑：苏联方面刚刚提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能于近日访华，同中国同志讨论当前紧张、复杂的国际局势问题。中国方面已经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夕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时机恐怕不太合适，有可能会使苏联同志感到尴尬，因为这很容易使世界产生“此系苏俄指使”的感觉。另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炮击金门后，老大哥的态度无疑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苏在此问题上理应取得某种默契和共识。
毛泽东的缓打慎打思维逻辑是：在揣摩对手将会出什么牌之前，再认真盘算一下自己手中究竟有几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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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三十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天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飞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麟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此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老人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梁树森，一位牛高马大、耿直爽快的河北同乡。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冒昧问起梁老高寿，他呵呵笑道：挺好记，炮战那年37正当年。现在（1993年）把那俩阿拉伯数码倒过来就得，刚好73，不中用喽。我又问：梁老，我曾往漳州干休所写信查找过您，不知您……？他像一个不会掩饰的诚实的小学生：前后二封，通通收到。对不住，我没回信。三十多年了，现在都什么形势了，还提打炮那段干啥？不过您从北京大老远地来找我，陈芝麻烂谷子事还得说，哪段有用，您自己筛吧。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昏天黑地，倾锅倾缸。我一件衣服晾在院里忘了收，警卫员以百米冲刺速度去拿，来回就那么几秒钟，浇了个透湿，像刚从池塘里拎出来。大江小河全涨满了，浪头挟着漩涡，在眼前那么打个晃就跑出老远，没了影子，好吓人。而且南方那雨不像咱北方，下得越猛住得越快晴得越早，南方的雨虽说也有忽大忽小的时候，可就是不停，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冀翔等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我连阵地都顾不上看，下午让三十一军捣鼓个吉普车往回赶。那时部队没有一点作战准备，汽车一多半在封存，油都抽光了，我要不回去，家里非乱套不可。
我的团驻南安。回南安必经泉州。车到泉州，泉州大桥已被洪水冲垮，只能坐摆渡。那个鸡巴摆渡楞不让上，让我们到下游去找船。我一下火冒三丈，指他鼻子骂：今天你他妈让老子渡也得渡，不让老渡也得渡，耽误了老子打仗军法处置你！我骂的是难听一点，不讲理，但没法，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是最大的道理。摆渡怕了，乖乖把我渡过去。
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级意图扼要向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扛枪打仗，责无旁贷，吃喝拉撒睡后勤保障这一摊我全顾不上了，就抓车、炮、弹三项，几小时后，全团出发。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百八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每一个人都很豪迈很激情，我也不例外。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有一份，看着我军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汽车加大炮，并且能亲自指挥一支摩托化炮兵团队打大仗，心里边真有一种不虚此生、没白干一遭军人的感受。当然，还有一种渴望拼搏建功立业的冲动。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泉州桥还未修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炮13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动弹不得。天渐渐大亮，我的腔子里什么豪迈啦激情啦统统没有了，只剩下呼呼冒烟的肝火。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中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能不着急？急得你恨不得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过河去。
节骨眼上，28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望而生畏。这样的主官平常生活工作中有时难以让人接受，但战场上绝对需要。战场上最怕那种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的粘乎肉头干部。没有说话如打雷、令下如刀下的严厉劲，你就甭想镇唬住三军，甭想调度千军万马。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83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要不然，谁让谁呀，麻烦大了。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过人没问题，过车炮不知行不行。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乘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老大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给维滋，政治部主任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在正抢修桥梁，詹军长把团长找来，劈头盖脑一顿训，最后，拍拍手枪：限你几点几点把桥修好！修不好，老子就毙了你！
（我问：如果工兵团长未能完成任务，詹大南真会枪毙他吗？刘华说：不会。杀人也不能那样随便，还得经过军事法庭嘛。而且，真要杀，我，还有军常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同意嘛。）
六几年我在福州住院，碰巧那个工兵团长也住院，姓什么我忘记了，黑黑的，大高个子，山东人吧。我们聊天聊到了1958年那段，我就替詹大南向他道歉陪不是，说：当时我们对你态度可是不大好哟。他笑笑说：没什么，打仗嘛！不过，詹军长要真把我给毙了，死得也够冤枉的。
其实，你就是隔一小时枪毙一个团长，泉州大桥也是抢不出来了。多亏了下游的一个浮桥，部队勉勉强强全部通过了。但时间耽误了一天多。只剩下两天时间，又要冒雨抢修野战工事，又要解决那么多部队的宿营、吃饭问题，一个人长两个脑袋八只手也干不过来呀。军部设在莲河方向一个叫火烧灰的村子里，有一段时间里，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连队，乱套了。
最乱还是7月24日夜部队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好乱哟，没法形容的乱啊！整整一夜，我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想喝点水没有水，想打个电话没电话，说实话，我当时很没信心。
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
任务面前无困难，命令面前无条件，这是我军的传统。7月25日晨，我们炮群按照军委和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准备。
詹大南老人说：1958年那场大雨确实可恶，差一点让我贻误了军机。我们炮兵进入阵地是限定了时间的，我向军区立过军令状：保证全军按时进入！进入不了，你们可以枪毙我！
詹大南，穿上红军军服戴上八角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给红二十五军军长、日后的徐海东大将当警卫员；摘下领章帽徽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詹大南而言两个职务之间不光是一级级阶梯，还有数百次战斗和无数次从死神手掌逃脱的经历。1993年夏，我专程到南京军区高干俱乐部采访他，年逾七旬依然威严的老将军正在专心致志听书法讲座，摸了一辈子枪杆的手接着握笔杆，武将铁硬的外壳原来也包装着多样的兴趣和丰富的追求。我的第一个问题纯属好奇，所以问得极为小儿科：战斗中，您毙过执行任务不坚决的部属吗？他大惑：打仗就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怎么能随便杀自己人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工兵团长不能按时架好桥，您真会枪毙他？他依然大惑：我说过要枪毙他？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了，确实记不得了。我不想再自讨没趣，赶紧转话题，问起关于那场雨。老将军一柏茶几，恨恨说：他妈的，1958年，要是老天爷撞到我的手里，我非拿枪把他毙了不可！
泉州桥被冲垮了，部队确实很乱，我就亲自跑到渡口去指挥，我的官最大嘛。打仗，不论防御还是进攻，哪里最重要最吃紧主官就应到那里去。部队看见你来了，才有主心骨，你也才能了解第一手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做判断、下决心。
我在渡口的脾气可能是大了一些，但必须给下边一些压力嘛，你一压，点子啦办法啦都出来了，天大的困难也就克服了。军委给军区的是死命令。军区给我的是死命令。我给下边也只能是死命令。一级压一级，压垮的不是部队，是困难。
部队打胜仗凭什么？就是凭一股气，一股劲。长征时，我们红二十五军走到豫西，正是12月前后，数九寒冬，风呼呼刮，真冷啊，人全冻僵了，手冻得连扳机都扣不动，敌人把我们团团包围住，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一个参谋主任说，红军没指望了，大家把枪丢了，各逃各命吧。徐海东马上命令把他抓起来，阵前枪毙！然后，率部队硬打猛冲，半夜才冲出包围圈，重伤号全毛了。那一次真叫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生死存亡啊！但通过这一回，我也明白了，面对再强大的敌人，再恶劣的自然环境，你都必须保持压倒一切敢打必胜的那么一股气势。
1958年，那么大的一场雨，7月21日接到命令，24日夜全军进入了阵地，只有三几天时间嘛，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我们按照要求完成了炮击准备。当时，我向前指一边报告情况一边想：我们的部队好啊，我们的战士好啊，还是红军留下的传统，这一次，我们已拿下了第一个回合。
叶飞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设在海拔339.6米位于厦门南端的云顶岩上。
1993年1月8日，我乘车登临云顶岩。这是一座肉眼望去与北京香山相仿的小山脉，临海面略显陡峭，背岛面稍呈舒缓。我去时恰是天清海蓝阳光普照之时，居高临下，正面小金门尽收眼底，豁然醒目。视线跨过小金门，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片葱茏的大金门。好奇心驱使我用20倍炮队镜对大金门进行通体扫描，遥遥相对、大金门最高点、海拔237.7米的北太武山巅的国民党旗和料罗湾中驶出驶进的大小船只历历在目。
得天独厚，云顶岩对大、小金门的相对高度优势使它自古便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自然，也使它成为前线指挥部最佳和当然的位置所在。
指挥部设在云顶岩反斜面敌炮火死角处，大山已被掏空，坑道内悬挂着各种比例的军用地图，摆设着十几部电话机和若干电台，主室置放一战区沙盘，金厦海域地形地貌和敌我双方兵力配置一目了然：
由西向东，大担、二担、虎仔屿、鼠屿、小金门、大金门等国民党占岛屿一字排开，叶飞的炮兵亦由最两端的青屿、浯屿岛开始，沿厦门和大陆海岸线及沿海岛屿，直至东南端的围头角，对敌占岛恰好形成长达百余公里弯弯的半月形火力打击圈。福州军区前指下辖厦门和莲河两个炮兵总群，厦门炮群由三十一军负责，辖15个炮兵营，兵锋所向，小金门和大、二担。莲河炮群由二十八军负责，辖17个炮兵营，全力对付大金门，并在围头角增配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以控制和封锁料罗湾。两大炮兵群各配属若干高炮阵地，保障本区的对空安全。空军方面，两个飞行团已分别隐蔽进入汕头、连城基地。海军方面，两个快艇大队也已隐蔽进驻三都澳、汕头待机。
7月23日，叶飞向北京发报。
主席、军委：
兹将各方面作战准备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已集中陆、海军炮兵30个营的兵力部署于厦门地区（包括大小嶝岛、莲河围头地区），准备打击大、小金门岛之敌。另集中陆海炮兵三个营两个连部署在黄岐半岛地区，准备打击马祖岛之敌。
二、弹药三个基数（约5万发），一个基数已调拨前线并分发完毕，其余两个基数正在运输中。
三、战场布置，阵地和工事，24日可以准备完毕。
四、后方物资、弹药仓库和库厂、铁路要点、运输枢纽防空和维护工作已作了部署。
五、准备担任作战的炮兵部队，24日拂晓前可以进入隐蔽待机的位置，晚上可以全部进入射击位置。
我们预定的作战方案是：
一、在同一时间对金门、马祖之敌予以突然猛烈的炮兵火力袭击，重点放在金门。
二、对金门打击目标：集中袭击敌人的锚地、炮兵阵地和重要仓库。
三、然后即准备转入对空作战，并以海岸炮兵火力封锁敌港口及机场，不断地打击敌人的炮兵及有生力量。
四、为了保密，在战斗未发起前，我作战部队工作，一般的动员，进入战争准备，都根据中东形势和当面敌情，通令全军加强战备。
以上部署是否有当，请指示，并待命行动。
叶飞
7月25日20时，前指收到北京发来的带有三个A的加急电报，中央军委命令全线炮兵立即进入射击位置待命。
当夜，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参战炮兵部队沿着各条急造军路，闭灯开进。车多路窄，路面泥泞，重车一过，不少路面严重塌陷，一车熄火，后面大队便动弹不得。指战员们甩掉雨衣，挥锹舞镐，搬沙填石，然后手推肩顶，辅以绳拉，助车前进。万幸，7月26日拂晓前，火炮全部到位，无一门贻误军机。最令叶飞感到快慰欣喜的是，当459根躲藏在伪装网后的黝黑的炮管悄然抬起，准备把第一波3万发炮弹馈赠对手之时，金门国民党军竟然全无觉察。
叶飞下令：炮弹上膛！
一整天，他足不出屋，就守在电话机旁，来回踱步，不停地看表，焦急地等待……他已经如期将一部作战机器组装完毕，只等着毛泽东在北京揿动按钮了。
1993年，中国再度掀起毛泽东热，在这位已故最高领袖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亲切微笑的画像涨到几十元一张仍然供不应求；他的各式含金量含银量不等的像章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寻觅的目标；打开荧屏，每天都是由那些竭尽全力摹仿他而永远只能摹仿表象的演员们主演的关于他的影片；曾代表整整一个时代、旋律非常优美动听的几十首歌颂他的乐曲又重新响彻大江南北、商埠僻壤……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一并不奇特的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说，不论你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如何，不了解毛泽东你就无法了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热你就无法了解现代中国。
我亦注意到了，所有的怀念都绕过了对这位本世纪巨人一生功过的纠缠，而着眼于他的“人格魅力”。“为天下人所不敢为不能为”，无疑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多少回做出了惊世骇俗让整个地球都震颤不已的决策？还是那位香港朋友说的：不论怎样，毛泽东在位三十几年，是中国人在美国和西方面前腰杆最硬的时期。现在，中国更自由更富裕了，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永远不得“软骨病”。
1960年，毛泽东对二次大战的英国英雄蒙哥马利元帅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几年前，我在台湾海峡这边开了几枪，让美国和你们西方虚惊一场哟。
我想，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大概就包含了中国人对已故领袖敢向美国和西方“开几枪”的胆魄、勇气的崇拜与钦佩吧。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毛泽东的世界，便会发现，他在做出重大决策之时，又从来不是轻松随意轻描淡写的，他是在反复掂量了国际局势，反复比较了双方力量后才断下决心的。敢为而不妄为，能为而又慎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自己的对手，如此看待35年前毛泽东的“开几枪”，才会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一个更全貌的理解。
事情就是这样，1958年7月26日，叶飞这位“舞台总监”已经把乐队和锣鼓家什置设齐备，总指挥毛泽东却叫道：暂停！
7月26日深夜，毛泽东原已熄了灯躺下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揿亮了台灯，披衣而起，缓缓点燃一支香烟。
一整天了，他对于叶飞神不知鬼不觉把数万大军数百门火炮搬运到金门鼻子底下深表满意，他知道，现在只要他愿意，他立即就能够给他的老朋友和那些正在中东耀武扬威的美国人、英国人一点厉害瞧瞧，但是，你有把握既打痛对手，又不致使战争无边无际扩大嘛？避免把一场带有惩罚、警告意味的局部、有限战争发展成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乃至全面战争，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认真斟酌的问题。
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机器，让它启动仅是一闪念一瞬间的事情，而要让它始终循着预设的轨迹运转并在所期冀的目的地戛然而止，却绝非易事，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驾驭术。炮打金门，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为特殊、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手中没有过硬的军事牌不行，有了军事牌，还得琢磨何时打出去、怎样打出去的策略技巧。谁能够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有限的军事手段收获最大的政治效益，谁才是优胜者。
毛泽东走出房门，月光下，哨兵有些局促和拘谨地向他敬礼。
他微笑着拍拍小战士肩头，信步沿着曲折幽深的小径踱去。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都是在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做出的，他已经习惯了，走动，能帮助思维，能出好主意。
晨光熹微时，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不在床上，都埋怨那个小哨兵没“看好主席”，慌忙分头去找。
东方泛白，中南海波光粼粼，毛泽东倚岸而立，他一手叉腰，一手夹着烟卷，身披霞色，衣摆微风，恰似一尊严峻的雕塑。无人敢近前去烦扰他，所有人都能从那伟岸的气势中感受到岿然吃立、心系寰宇、掌握风雷的内力。
整整一宿，毛泽东把问题想透彻了：充分做好打之准备，但暂且不打，以静观局变，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晨风送来前门火车站的鸣笛，毛泽东轻轻弹灭手中烟蒂，将之搓碾成粉状，返身，疾回屋，研墨挥毫：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据说，毛泽东推迟炮击时间还有更深一层考虑：苏联方面刚刚提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能于近日访华，同中国同志讨论当前紧张、复杂的国际局势问题。中国方面已经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夕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时机恐怕不太合适，有可能会使苏联同志感到尴尬，因为这很容易使世界产生“此系苏俄指使”的感觉。另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炮击金门后，老大哥的态度无疑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苏在此问题上理应取得某种默契和共识。
毛泽东的缓打慎打思维逻辑是：在揣摩对手将会出什么牌之前，再认真盘算一下自己手中究竟有几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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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赫鲁晓夫北京之行与炮击时机有关吗
7月31日，赫鲁晓夫的图—104座机抵降北京。
赫氏在北京小住三天，秘密而来，公开而去，把原本已经高八度的中苏友好二重奏又拔高了一个音阶。
8月4日，北京和莫斯科同时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很少有人仔细琢磨，两位共产主义大国的领袖人物亲切聚首晤谈，为何新华社和塔斯社竟然没有配发一二张他们握手或拥抱的新闻照？事实上，直至今天，人们也从未看到记录这一颇具历史性场面的照片。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游泳裤头欢迎和会见来自北方的老大哥的。赫氏大概亦察觉到西服革履与此时此地的氛围太不谐调，赶忙更衣，换上与毛泽东一模一样的游泳裤头。二人双双入水，切磋泳术，别有情趣。一旁是否有摄影记者拍照无人考证，但我猜想，即便有人拍照了，也不便让两位领袖人物袒胸露臂、光着脊梁走上一贯严肃的党报版面吧。
毛泽东曾以此种方式接见赫鲁晓夫是直至近年才予以披露的，许多新闻媒体评述，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赫氏的轻蔑。更有甚者，海外亦有评论诊断“此举乃毛的精心安排，意在羞辱赫氏。”
其实，以笔者愚见，种种臆测均系“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毛泽东处事待客，历来大而化之随便简捷不大讲究繁文缛节，而且一般他本人只讲原则，不谈具体，具体事由周恩来他们去谈，此乃个人风格使然，本不足为怪。若一定要讲“精心”、“有意”，最多是已有预见将在某此问题上同赫氏“谈不拢”，与其双方在会议大厅严肃对阵争得面红耳赤，不如采取一种轻松方式，既表明了已方的原则立场，又不致使对方过尴尬下不来台。如此而已。
但中苏早已歧见日深，也是真事。
双方裂隙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那篇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同意赫氏的论点，坚持应对斯大林三七开，因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丑化苏共几十年的历史。此事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可从十年后他发动“文革”看出，“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挖出大大小小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另外，赫氏此时主张同美国和西方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也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很好理解，此时中国刚同美国打完一仗，领土台湾又在美国武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十三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是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以一种相当有利的占位，在尼克松作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实现了同美国的缓和，开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自有规律可循，而规律是在此一时彼一时，有时甚至截然相悖的场景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星球在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时，才显得多彩而有趣。
毛泽东擅长一种泳姿奇特的侧泳，他斜身侧头，两手向着同一方向，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划水，从容间凸显出超常的自信。赫鲁晓夫则会一点点自由式，他的短而粗壮的四肢不是很和谐地重重拍击水面，搞得小半个游泳池水花四溅，但他的游速挺快，不一会，就能从此岸冲到彼岸。毛与赫相互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对方的泳姿，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
都累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双双爬上岸来。裹上毛巾毯，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了他们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谈话。
没有谈斯大林，也没有谈美国，但依然很不愉快。不知何故，中方从未公开这次谈话详细、准确的记录，大致情况，仅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之中。倒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长篇追述。世界公认，《赫鲁晓夫回忆录》水分极大，谬误百出，但毕竟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对中苏交恶内情记叙较详的一篇文字：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这一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的“不理解”是因为忘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当共产主义者需要读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当爱国主义者不需要，面对中国一百余年被蹂躏的历史，只要具备中国人的良知和血性就足够了。绝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出现外国军事设施，这是毛泽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和共识。
1993年12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以为，此一赞誉确比过去的什么“导师”、“舵手”来得贴切，不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如何，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方面的坚定性、强硬性、一贯性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1958年，在最最需要苏联给以支持的时刻，敢对赫鲁晓夫说：“不”，要具有备绝大的勇气。
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发表，立即引起世人注目。明摆着，在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敏感时刻中苏首脑聚首会谈，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中东事件及其影响、趋向，以统一步调，协调策略。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央中共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
由于双方的国防部长均参加了会谈，使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向表现得十分突显。
《公报》给人的另一强烈印象是，双方“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且，已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苏两国严厉遣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赫鲁晓夫尽管在北京的三天中对毛泽东老大不高兴，还是竭力掩饰了双方分歧，与中方共同写作了一篇水平很高的官样文章，给世界留下一片迷雾。
直到1993年8月，台湾《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炮战前夕，金马已成举世瞩目焦点”的文章依然一口咬定，1958年赫氏北京之行，就是为密谋炮击金门而来，毛泽东敢对金门下手，就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怂恿。
毛泽东和苏俄头子在北平集会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时中东战局已把美国搅得头晕眼花，再也没有精神注意到远东了，此时如能拿下金门，六个月就可解放台湾，而打开了西进太平洋的大门。
几十年了，台湾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公报》就会知晓，其中不仅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二字都未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事实上，毛、赫晤谈不快，中方根本就没有向苏方谈及炮击金门事，这使得二十天后金门落下炮弹，感到震惊和恼怒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赫鲁晓夫气得大叫大嚷：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还算什么亲如兄弟？！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解决自家事，为什么要向你莫斯科打报告，非得得到你的批准？究竟中苏会谈对日后的炮击金门是否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谈及，而采访中，许多老同志肯定认为：赫氏造访北京，只能坚定了毛泽东要打一这仗的决心，你赫鲁晓夫要同美国搞缓和，我偏要同美国搞一点点紧张，看你怎么办？炮击金门的主题是惩罚台湾，警告美国；副题是在苏联面前显示独立性，表示决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我认为，对历史的复杂性理应如此理解。
中苏北京会谈内里与表象的不一致对打响后的炮战，其影响亦是双重并相当微妙的。
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公报》的措辞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并不奇怪，因为自朝鲜战争开始，预测一旦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苏联将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尽管中情局早就得出结论，“在中国长江以南发生任何级别的战争都不会导致苏俄的直接加入”，艾森豪威尔仍不能不审慎看待中苏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不能不认真做出种种假设，如：美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可能面临同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将促使中国从苏联获得同类毁灭性武器；美军在中国大陆南部大规模登陆，将导致苏联乘机从其欧洲领土大规模西进，等等。中央情报局未能及时帮助艾森豪威尔读出中苏《公报》在热情洋溢的言辞下所掩饰的巨大分歧，迫使艾氏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均须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同样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放开手脚地大干。既知苏联的支持将极其有限，故大炮一响，理想的结局只能是既表达了惩诫的意志，又不可导致事态失控。蒋介石不难对付，但现在就同美国在台湾海峡打一场主要较量海空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老实讲，实力不够，时机也不成熟。
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嘴巴铁硬，下手留神，很像京戏《三岔口》中的武打场面，双方小心谨慎地揣摩试探着对方的出拳使刀，有时是虚晃一枪，有时是意在恫吓，有时又是确确凿凿的杀手锏。国际斗争永远都不是纯军事，免不了尔虞我诈，纵横捭阖，能够知已知彼，参透对手心态者将居上风。
赫鲁晓夫到北京来的真是时候，恰到火候，作为事业和声威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全球超一流政治人物，来了即便啥也不谈，就是爬爬长城当一回“好汉”，逛逛皇城拍照留念，或在昆明湖荡舟沏一壶龙井品尝中国滋味，或遛遛古城胡同与市民亲切交谈表演领袖风范，都将让世界绞尽脑汁费一番猜测。台湾甚至瞎猜猜到了今天。</P>
7月31日，赫鲁晓夫的图—104座机抵降北京。
赫氏在北京小住三天，秘密而来，公开而去，把原本已经高八度的中苏友好二重奏又拔高了一个音阶。
8月4日，北京和莫斯科同时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很少有人仔细琢磨，两位共产主义大国的领袖人物亲切聚首晤谈，为何新华社和塔斯社竟然没有配发一二张他们握手或拥抱的新闻照？事实上，直至今天，人们也从未看到记录这一颇具历史性场面的照片。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游泳裤头欢迎和会见来自北方的老大哥的。赫氏大概亦察觉到西服革履与此时此地的氛围太不谐调，赶忙更衣，换上与毛泽东一模一样的游泳裤头。二人双双入水，切磋泳术，别有情趣。一旁是否有摄影记者拍照无人考证，但我猜想，即便有人拍照了，也不便让两位领袖人物袒胸露臂、光着脊梁走上一贯严肃的党报版面吧。
毛泽东曾以此种方式接见赫鲁晓夫是直至近年才予以披露的，许多新闻媒体评述，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赫氏的轻蔑。更有甚者，海外亦有评论诊断“此举乃毛的精心安排，意在羞辱赫氏。”
其实，以笔者愚见，种种臆测均系“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毛泽东处事待客，历来大而化之随便简捷不大讲究繁文缛节，而且一般他本人只讲原则，不谈具体，具体事由周恩来他们去谈，此乃个人风格使然，本不足为怪。若一定要讲“精心”、“有意”，最多是已有预见将在某此问题上同赫氏“谈不拢”，与其双方在会议大厅严肃对阵争得面红耳赤，不如采取一种轻松方式，既表明了已方的原则立场，又不致使对方过尴尬下不来台。如此而已。
但中苏早已歧见日深，也是真事。
双方裂隙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那篇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同意赫氏的论点，坚持应对斯大林三七开，因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丑化苏共几十年的历史。此事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可从十年后他发动“文革”看出，“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挖出大大小小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另外，赫氏此时主张同美国和西方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也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很好理解，此时中国刚同美国打完一仗，领土台湾又在美国武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十三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是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以一种相当有利的占位，在尼克松作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实现了同美国的缓和，开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自有规律可循，而规律是在此一时彼一时，有时甚至截然相悖的场景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星球在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时，才显得多彩而有趣。
毛泽东擅长一种泳姿奇特的侧泳，他斜身侧头，两手向着同一方向，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划水，从容间凸显出超常的自信。赫鲁晓夫则会一点点自由式，他的短而粗壮的四肢不是很和谐地重重拍击水面，搞得小半个游泳池水花四溅，但他的游速挺快，不一会，就能从此岸冲到彼岸。毛与赫相互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对方的泳姿，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
都累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双双爬上岸来。裹上毛巾毯，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了他们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谈话。
没有谈斯大林，也没有谈美国，但依然很不愉快。不知何故，中方从未公开这次谈话详细、准确的记录，大致情况，仅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之中。倒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长篇追述。世界公认，《赫鲁晓夫回忆录》水分极大，谬误百出，但毕竟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对中苏交恶内情记叙较详的一篇文字：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这一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的“不理解”是因为忘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当共产主义者需要读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当爱国主义者不需要，面对中国一百余年被蹂躏的历史，只要具备中国人的良知和血性就足够了。绝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出现外国军事设施，这是毛泽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和共识。
1993年12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以为，此一赞誉确比过去的什么“导师”、“舵手”来得贴切，不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如何，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方面的坚定性、强硬性、一贯性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1958年，在最最需要苏联给以支持的时刻，敢对赫鲁晓夫说：“不”，要具有备绝大的勇气。
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发表，立即引起世人注目。明摆着，在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敏感时刻中苏首脑聚首会谈，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中东事件及其影响、趋向，以统一步调，协调策略。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央中共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
由于双方的国防部长均参加了会谈，使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向表现得十分突显。
《公报》给人的另一强烈印象是，双方“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且，已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苏两国严厉遣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赫鲁晓夫尽管在北京的三天中对毛泽东老大不高兴，还是竭力掩饰了双方分歧，与中方共同写作了一篇水平很高的官样文章，给世界留下一片迷雾。
直到1993年8月，台湾《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炮战前夕，金马已成举世瞩目焦点”的文章依然一口咬定，1958年赫氏北京之行，就是为密谋炮击金门而来，毛泽东敢对金门下手，就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怂恿。
毛泽东和苏俄头子在北平集会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时中东战局已把美国搅得头晕眼花，再也没有精神注意到远东了，此时如能拿下金门，六个月就可解放台湾，而打开了西进太平洋的大门。
几十年了，台湾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公报》就会知晓，其中不仅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二字都未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事实上，毛、赫晤谈不快，中方根本就没有向苏方谈及炮击金门事，这使得二十天后金门落下炮弹，感到震惊和恼怒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赫鲁晓夫气得大叫大嚷：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还算什么亲如兄弟？！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解决自家事，为什么要向你莫斯科打报告，非得得到你的批准？究竟中苏会谈对日后的炮击金门是否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谈及，而采访中，许多老同志肯定认为：赫氏造访北京，只能坚定了毛泽东要打一这仗的决心，你赫鲁晓夫要同美国搞缓和，我偏要同美国搞一点点紧张，看你怎么办？炮击金门的主题是惩罚台湾，警告美国；副题是在苏联面前显示独立性，表示决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我认为，对历史的复杂性理应如此理解。
中苏北京会谈内里与表象的不一致对打响后的炮战，其影响亦是双重并相当微妙的。
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公报》的措辞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并不奇怪，因为自朝鲜战争开始，预测一旦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苏联将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尽管中情局早就得出结论，“在中国长江以南发生任何级别的战争都不会导致苏俄的直接加入”，艾森豪威尔仍不能不审慎看待中苏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不能不认真做出种种假设，如：美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可能面临同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将促使中国从苏联获得同类毁灭性武器；美军在中国大陆南部大规模登陆，将导致苏联乘机从其欧洲领土大规模西进，等等。中央情报局未能及时帮助艾森豪威尔读出中苏《公报》在热情洋溢的言辞下所掩饰的巨大分歧，迫使艾氏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均须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同样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放开手脚地大干。既知苏联的支持将极其有限，故大炮一响，理想的结局只能是既表达了惩诫的意志，又不可导致事态失控。蒋介石不难对付，但现在就同美国在台湾海峡打一场主要较量海空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老实讲，实力不够，时机也不成熟。
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嘴巴铁硬，下手留神，很像京戏《三岔口》中的武打场面，双方小心谨慎地揣摩试探着对方的出拳使刀，有时是虚晃一枪，有时是意在恫吓，有时又是确确凿凿的杀手锏。国际斗争永远都不是纯军事，免不了尔虞我诈，纵横捭阖，能够知已知彼，参透对手心态者将居上风。
赫鲁晓夫到北京来的真是时候，恰到火候，作为事业和声威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全球超一流政治人物，来了即便啥也不谈，就是爬爬长城当一回“好汉”，逛逛皇城拍照留念，或在昆明湖荡舟沏一壶龙井品尝中国滋味，或遛遛古城胡同与市民亲切交谈表演领袖风范，都将让世界绞尽脑汁费一番猜测。台湾甚至瞎猜猜到了今天。</P>
<P>第三章 解放头顶 </P><P>（一）空军入闽的准备工作</P><P>
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七、八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首歌在福建这个地方唱好像仍然不合适。我们只解放了福建的土地，还没有解放福建的天空嘛。那时候，我们在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随便开进开出，神气得很。
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对我说：1954年我从朝鲜调广州，头一眼便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就在城区上空编队拉烟，搞飞行表演似的，市民们也不害怕，都熟视无睹麻木了。叫我无动于衷可办不到，浑身血好像要开锅。咱们是飞行员，敌人就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
原国民党空军三十四中队（侦察中队）U－2间谍机少校飞行员张立义对我说：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飞遍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回了非常清晰的北京全貌照片，把它放成一面墙壁那么大，挂起来分析。许多空军同事过去到过北平，熟悉那里，所以都很有兴趣。大家就在照片上找自己过去住的地方的位置，辨别哪里是故宫、天安门、北海、王府井，中南海也拍得清清楚楚。
解放战争三年，蒋介石赔掉了他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陆军、近三分之一的海军，没有大伤元气的王牌唯余空军。毛泽东的军队再厉害，可惜未长翅膀不会飞腾。
委员长带着他的硕果仅存的空军飞撤台湾，他发现，这三百余架飞机在广袤的大陆上作用甚微，在弹丸海岛上却作用甚巨，可以想象，大海滔滔一览无余，无空中掩护的共军驾驶渔船、机帆船成群结队强渡海峡，只能成为他的会飞的钢铁大鸟争相追逐的美味佳肴。他命令：倾一切财力物力，优先保障、发展空军。
朝鲜战争爆发，从美国传出应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冲绳”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委员长很为自己居住的小岛能为世界首强垂青而感高兴，这使他在向美国佬狮子大张口时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作出可怜兮兮的行乞状。他向华盛顿呈递了长长的武器清单，当时世界最先进的F－86型飞机名列榜首。生产能力和财富均占世界半数的老美也确实慷慨大方，几年中，1117架各型飞机运抵台湾，其中269架F－84G和388架F－86F，同第七舰队以航母和台湾为基地的五百余架作战飞机一起，可以将台湾的天空滴水不漏地封闭起来，为美丽岛扣上一顶双保险的“安全帽”。
岛小机多，天际显得拥挤，拳脚难以施展，将活动半径伸展至只摆放了少数高炮部队的大陆闽、浙、粤一线便十分自然。凡遇好天气，台湾的阿飞哥们驾着崭新的F－84、F－86，心情轻松愉快地从广州、汕头、福州、泉州、厦门、温州等地自由往还飞来飞去，或在高空转圈拉烟，向地面上的万物生灵们炫耀自己的存在和高超驾技，或呼啸俯冲，低空掠过，欣赏在尖厉的防空警报下人群惊惶奔跑四散逃命的开心场面。阿飞哥们很有几分自豪地把大陆沿海一带空域戏称为“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为舞厅，当国民党飞行员，都要学会跳舞）。
军队训练历来强调“实战条件”，从“转进”台湾第一天起，国民党空军就发现大陆沿海是进行“实弹地靶演练”的最佳场所。从对地面军事目标的袭击开始，逐步扩展至对海上作业的渔船，公路上奔跑的民用汽车和成片成片的民房民舍的轰炸扫射，国民党飞机似乎染上了近似疯狂的“嗜血癖”。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1月至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枚，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毁各型船只63艘。其中，以1955年春节前夕的三次大轰炸尤为著名。第一次，1月19日6时56分至13时49分，国民党空军4批30架次，在汕头海关码头一带投弹28枚，地面居民亡12人，伤30人，沉船14艘，正在码头卸货的英国商船“正伟健”号也活该倒霉一同葬身鱼腹，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第二次，当日下午2时，蒋机8架围歼从厦门开出的“颖海”号拖轮及拖带的木船，使毫无武装之客船骤然变成极为恐怖的“海上地狱”，死船工、妇女、儿童62，伤19。“附近海面一时呈殷红色”。第三次，翌日下午3时40分，蒋机12架又于福州台江人口稠密区投弹23枚，近郊投弹1枚，当场炸毙老百姓161人，炸伤180人，居民林依灼一家九口，死七余二；海员翁天福一家四口，无一幸免。台江区木板民房火烧连营烧成一片火海，共毁民房一万二千余间，受害者逾三万人，致使除夕之夜，整个福州形同鬼域，无任何喜庆气氛，无一声爆竹炸响，只见满目灰烬，只闻一片哀啼。
如今，福州台江早已辟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区，外地人初到福州，逛“台江农贸市场”大概都是必修的功课。漫步熙熙攘攘的台江闹区，我浮想联翩依然搞不太懂，当年国民党空军为何非要选中这一片老百姓聚居的市区丢下炸弹？那时，他们不是言必称“反攻”的么？须知，“反攻大业”是应以“争取认同”“笼络人心”为前提的，在台江播种下去炸弹，虽给福州造成了相当痛苦的困扰，但收获的只能是准备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深仇大恨，只能是对于“反攻”绝对无补无益的人心殆丧。不懂，真的搞不懂！况且，得到灾难吞下苦果的又不仅仅是大陆方，也包括了始作俑者。前两年，曾任台湾空军司令并擢升三军参谋总长的陈焱龄上将（当年的军阶大概为少校或中校吧），他的胞弟那时正在大陆某海运公司作船员，恰在一次空袭中中弹丧生。陈将军是否领导和参加了此次袭击无据可查，但陈将军曾经领导和参加了若干次针对大陆民用船只的袭击确凿无疑。用自己（或自己同事）的炸弹炸死自己的胞弟，如此惨剧，上演在陈家，也是我多难的祖国饱享分裂对抗之痛的缩影吧。
颇值玩味的历史现象是，大陆方面对国民党空军的挑衅性举措一直表现了超常的忍耐。朝鲜战争期间，大陆的战略防御重点在北方，迅速扩展的空军云集东北、华北，锋镝北指，无暇南顾。朝鲜战争刚刚落下帷幕，大陆立即着手在东南沿海修建鹰厦铁路，浙闽、赣闽、粤闽战备公路，及福州、龙田、漳州、晋江、惠安、连城机场，搞得台湾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片“狼来了”喊声。1955－1956年，铁路、公路及六大机场相继完成，“狼”却没有来，大陆空军主力依然北驻而未南飞。原本在南线“赤手空拳”的毛泽东，现在有了“家什”，又只把它紧握着，置于腰际，并不急于打出去，他着眼的是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尽量避免再度同美国直接对抗，主动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团结广大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他对于早已急不可耐多次请战的空军将领谆谆告诫道：诸位，忍耐，再忍耐。
任何忍耐终有限度，1957年末岁尾当蒋委员长公开宣布“反攻中国大陆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向共产党的进攻很快就会来到”之后，毛泽东终于准备向他的老朋友出手了。12月18日，他批示“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指示”在空军和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的干劲和热情，空军入闽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紧张而又极其机密地展开了。在空军，有人把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调动冠以充满诗意的名称“孔雀东南飞”。而在福州军区，长期在国民党空军阴影下工作、生活早己忍无可忍的人们，则给了此次行动以更形象更准确的定义：解放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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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七、八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首歌在福建这个地方唱好像仍然不合适。我们只解放了福建的土地，还没有解放福建的天空嘛。那时候，我们在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随便开进开出，神气得很。
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对我说：1954年我从朝鲜调广州，头一眼便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就在城区上空编队拉烟，搞飞行表演似的，市民们也不害怕，都熟视无睹麻木了。叫我无动于衷可办不到，浑身血好像要开锅。咱们是飞行员，敌人就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
原国民党空军三十四中队（侦察中队）U－2间谍机少校飞行员张立义对我说：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飞遍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回了非常清晰的北京全貌照片，把它放成一面墙壁那么大，挂起来分析。许多空军同事过去到过北平，熟悉那里，所以都很有兴趣。大家就在照片上找自己过去住的地方的位置，辨别哪里是故宫、天安门、北海、王府井，中南海也拍得清清楚楚。
解放战争三年，蒋介石赔掉了他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陆军、近三分之一的海军，没有大伤元气的王牌唯余空军。毛泽东的军队再厉害，可惜未长翅膀不会飞腾。
委员长带着他的硕果仅存的空军飞撤台湾，他发现，这三百余架飞机在广袤的大陆上作用甚微，在弹丸海岛上却作用甚巨，可以想象，大海滔滔一览无余，无空中掩护的共军驾驶渔船、机帆船成群结队强渡海峡，只能成为他的会飞的钢铁大鸟争相追逐的美味佳肴。他命令：倾一切财力物力，优先保障、发展空军。
朝鲜战争爆发，从美国传出应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冲绳”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委员长很为自己居住的小岛能为世界首强垂青而感高兴，这使他在向美国佬狮子大张口时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作出可怜兮兮的行乞状。他向华盛顿呈递了长长的武器清单，当时世界最先进的F－86型飞机名列榜首。生产能力和财富均占世界半数的老美也确实慷慨大方，几年中，1117架各型飞机运抵台湾，其中269架F－84G和388架F－86F，同第七舰队以航母和台湾为基地的五百余架作战飞机一起，可以将台湾的天空滴水不漏地封闭起来，为美丽岛扣上一顶双保险的“安全帽”。
岛小机多，天际显得拥挤，拳脚难以施展，将活动半径伸展至只摆放了少数高炮部队的大陆闽、浙、粤一线便十分自然。凡遇好天气，台湾的阿飞哥们驾着崭新的F－84、F－86，心情轻松愉快地从广州、汕头、福州、泉州、厦门、温州等地自由往还飞来飞去，或在高空转圈拉烟，向地面上的万物生灵们炫耀自己的存在和高超驾技，或呼啸俯冲，低空掠过，欣赏在尖厉的防空警报下人群惊惶奔跑四散逃命的开心场面。阿飞哥们很有几分自豪地把大陆沿海一带空域戏称为“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为舞厅，当国民党飞行员，都要学会跳舞）。
军队训练历来强调“实战条件”，从“转进”台湾第一天起，国民党空军就发现大陆沿海是进行“实弹地靶演练”的最佳场所。从对地面军事目标的袭击开始，逐步扩展至对海上作业的渔船，公路上奔跑的民用汽车和成片成片的民房民舍的轰炸扫射，国民党飞机似乎染上了近似疯狂的“嗜血癖”。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1月至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枚，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毁各型船只63艘。其中，以1955年春节前夕的三次大轰炸尤为著名。第一次，1月19日6时56分至13时49分，国民党空军4批30架次，在汕头海关码头一带投弹28枚，地面居民亡12人，伤30人，沉船14艘，正在码头卸货的英国商船“正伟健”号也活该倒霉一同葬身鱼腹，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第二次，当日下午2时，蒋机8架围歼从厦门开出的“颖海”号拖轮及拖带的木船，使毫无武装之客船骤然变成极为恐怖的“海上地狱”，死船工、妇女、儿童62，伤19。“附近海面一时呈殷红色”。第三次，翌日下午3时40分，蒋机12架又于福州台江人口稠密区投弹23枚，近郊投弹1枚，当场炸毙老百姓161人，炸伤180人，居民林依灼一家九口，死七余二；海员翁天福一家四口，无一幸免。台江区木板民房火烧连营烧成一片火海，共毁民房一万二千余间，受害者逾三万人，致使除夕之夜，整个福州形同鬼域，无任何喜庆气氛，无一声爆竹炸响，只见满目灰烬，只闻一片哀啼。
如今，福州台江早已辟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区，外地人初到福州，逛“台江农贸市场”大概都是必修的功课。漫步熙熙攘攘的台江闹区，我浮想联翩依然搞不太懂，当年国民党空军为何非要选中这一片老百姓聚居的市区丢下炸弹？那时，他们不是言必称“反攻”的么？须知，“反攻大业”是应以“争取认同”“笼络人心”为前提的，在台江播种下去炸弹，虽给福州造成了相当痛苦的困扰，但收获的只能是准备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深仇大恨，只能是对于“反攻”绝对无补无益的人心殆丧。不懂，真的搞不懂！况且，得到灾难吞下苦果的又不仅仅是大陆方，也包括了始作俑者。前两年，曾任台湾空军司令并擢升三军参谋总长的陈焱龄上将（当年的军阶大概为少校或中校吧），他的胞弟那时正在大陆某海运公司作船员，恰在一次空袭中中弹丧生。陈将军是否领导和参加了此次袭击无据可查，但陈将军曾经领导和参加了若干次针对大陆民用船只的袭击确凿无疑。用自己（或自己同事）的炸弹炸死自己的胞弟，如此惨剧，上演在陈家，也是我多难的祖国饱享分裂对抗之痛的缩影吧。
颇值玩味的历史现象是，大陆方面对国民党空军的挑衅性举措一直表现了超常的忍耐。朝鲜战争期间，大陆的战略防御重点在北方，迅速扩展的空军云集东北、华北，锋镝北指，无暇南顾。朝鲜战争刚刚落下帷幕，大陆立即着手在东南沿海修建鹰厦铁路，浙闽、赣闽、粤闽战备公路，及福州、龙田、漳州、晋江、惠安、连城机场，搞得台湾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片“狼来了”喊声。1955－1956年，铁路、公路及六大机场相继完成，“狼”却没有来，大陆空军主力依然北驻而未南飞。原本在南线“赤手空拳”的毛泽东，现在有了“家什”，又只把它紧握着，置于腰际，并不急于打出去，他着眼的是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尽量避免再度同美国直接对抗，主动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团结广大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他对于早已急不可耐多次请战的空军将领谆谆告诫道：诸位，忍耐，再忍耐。
任何忍耐终有限度，1957年末岁尾当蒋委员长公开宣布“反攻中国大陆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向共产党的进攻很快就会来到”之后，毛泽东终于准备向他的老朋友出手了。12月18日，他批示“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指示”在空军和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的干劲和热情，空军入闽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紧张而又极其机密地展开了。在空军，有人把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调动冠以充满诗意的名称“孔雀东南飞”。而在福州军区，长期在国民党空军阴影下工作、生活早己忍无可忍的人们，则给了此次行动以更形象更准确的定义：解放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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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挥部里的战前会议<P> 1958年1月15日，福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者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张翼翔、皮定均，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黎有章，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福建省委书记江一真。会议议题：讨论研究毛泽东指示和有关空军入阅的各项问题。1月19日，形成报告上报毛泽东和军委。报告由三人联署：叶、韩、刘。
无疑，这是我所接触和读到的最为缜密、精彩的报告之一。通篇无套话空话、虚华不实之话，从战略到战术，从政治到军事，从有利到不利，方方面面考虑甚详，各种可能据实禀报，条分缕析，直陈己见，匠心睿智，力透纸背。读毕，第一感想，毛泽东以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从江西的山岭最后走进北京紫禁城，除去个人的雄才大略，还得力于一大批能够深入理解他的意图并将之创造性运用发挥的优秀军事将才。叶、韩、刘三位上将，都是历经战火锤锻，声威赫赫，叱咤风云，到了比我现在还年轻10岁的年纪就已经成为统领干军万马、独当一面的大将。五十年代，正是这几位“少壮派”将领风华正茂的大好时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三个“诸葛亮”凑在了一起，顶个啥？
“报告”首先论证空军入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利弊：
从政治方面看，我们认为1958年我空军进入福建是个有利时机。目前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引起美帝干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即使引起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另一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台湾的压力，使蒋帮内部矛盾加深和复杂，及打击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从国土防空作战方面看，我空军进入福建，有利于国土防空作战的加强。蒋贼飞机屡次侵入我大陆腹部，多数是经过福建地区窜入，我空军进入福建之后，虽然不一定可能完全堵塞蒋机窜入大陆的航路，但确实可以增加击落蒋机的可能性。
从我空军和福建前线的战斗准备、作战条件等方面看，于1958年我空军进入福建的时机和条件都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为有利。理由如下：我空军部队中作战的飞行员较1955年增多了。歼击航空兵有十三个团能全天候作战，有二十个团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白天复杂或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作战，每个团有飞行员35至45名。轰炸航空兵一个杜四中型轰炸机团和一个依尔28轻型轰炸机团，能在全天候执行任务。其余的十一个团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我空军作战的技术水平，经过几年的训练亦有所提高。再从福建地区和空军的准备的情况看，福建地区的机场网已经初步完成（只是二线机场还不足），鹰厦铁路已经通车，南福铁路亦可于今年年底通车至福州，这对于我空军进入福建之后的物资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福建对敌斗争方面看，我空军部队进入福建之后，可以使福建前线对敌斗争处于更为有利的情况，可以使福建前线的各兵种部队，尤其是航空兵部队和高射炮部队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福建地区已经完成的机场没有使用，而内地机场却比较拥挤，空军一部分进入福建之后，可使内地机场松动些，便于其他部队进行训练。我空军进入福建，同时也可以对福建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起一些鼓舞的作用。
据说，有人曾就“如何制定一个好的作战计划”请教刘亚楼。刘答：不要光想着你能打垮敌人，先要想敌人可能把你打垮。把这个问题想全了、想透了，最后垮掉的，应该是敌人。
“报告”又详尽分析了空军入闽的“不利可能性”。
政治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空军部队进入福建是保卫我国领土的措施，是名正言顺的，政治上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唯恐天下不乱，将拼命叫嚣，企图扩大事态，蒋贼很可能对我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把它和鹰厦铁路通车联系起来，叫喊我军要解放金门、马祖了，直接威胁台湾了，要拉美帝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下水。但是，美国不能不考虑到整个国际局势，不敢轻率插手。然而美国好战派乘机叫嚣和引起某些中立国家的叫嚣，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指责我们惹事，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同时也可能给美国特别是院外援华集团以策动和加紧援助蒋介石，以及蒋介石要求给予更多援助的借口。甚至美帝好战分子可能乘机加紧制造远东紧张局势，金门、马祖补给困难时，美海军还可能直接担任或掩护对金门、马祖的运输补给的任务。总之，我空军进驻福建的行动，虽然引起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的可能不大，但是引起一些紧张局势则难于避免。
考虑到我空军部队进驻福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上述政治上复杂的情况，我们认为，我空军进入福建的作战原则，仍然应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去过分地刺激敌人，不主动去轰炸敌人，不出海作战，避免与美帝接触（只有在美机侵入我领空时才坚决予以还击）。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
军事上可能产生的情况：当敌人发现我空军进入福建地区之后，除了与我进行空战中交战外，很可能对福建的机场、城市、交通枢纽（尤其鹰厦铁路）及其余目标实施轰炸。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进入方式、规模和战斗活动方法对敌人的刺激太大时，这种可能就尤其大。因为，我们既然押在目前“东风压倒”的形势下进入福建不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一宝。那么，美国人和蒋介石也可能反押我一宝，即蒋介石轰炸我福建地区也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于美国也可能调动其第七舰队和若干航空母舰，在一定的时间内活动于福建沿海区域，进行海上和空中巡逻，对我进行威胁，并掩护和接应蒋介石空军的活动，从而使我东南沿海局部地区的局势紧张起来。这是军事上可能产生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可能，对我空军进入福建这一行动，敌人的反映不大由于避免受到还击（主要是金门、马祖），不对我们进行轰炸，只进行一般的空中侦察及大、小规模的空战。这种可能性也有，但估计极小。因此，我们的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的基础上，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在军事学上，“战略”、“战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而在具体的战争行动中，这两个范畴却是息息相通紧密关联的，无正确的战略原则，再好的战术也等于零；有了完美尽善的战略意图，而无切实可行的战术设计，枪炮一响，搞不好也会到处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使看似手拿把掐的胜局归于流产。
但是，恐怕也很少军事行动像1958年这一回这样将“战略”和“战术”如此紧密地胶合在一起了。有限的战略目标决定必须采取恰到火候的战术方案；而战术动作的任何偏差和越轨，也可能导致整体战略构想的翻车。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将领们长久苦思的就是既要找到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捷径，还要把一路上可能出现的障碍、意外及应对措施想清楚，想周全。
四天军事会议，有三天是在煞费苦心地研讨“战术”问题：空军以何种方式进入？何时进入？敌方将作何种对策和我方的反对策，以及敌方反反对策和我方反反反对策？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有电子计算机也无法把各项利弊条件、复杂因素、意外情况输入进去，求得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能靠运算，只能靠集体智慧＋丰富的经验＋知彼知己＋接近事物发展规律的预测＋几分冒险精神＋决断魄力＋……来获得。
研讨民主而热烈，并时有争论，常常面红耳赤僵持不下。一种设想一经提出，马上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问题在等着你。从己方提，从对方提，从正面提，从反面提，从好处提，从坏处提。各有利弊选最佳，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能万无一失，但决不能马失前蹄。有可能马到成功，仍然要多想几个“如果”、“但是”……咋个办？
很有意思，1958年，艾森豪威尔正在着手进行他的回忆录《远征欧陆》的写作，他体会深刻地写道：“一项周密的作战计划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要有伸缩余地，这样才能适应战争中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完成司令官指定的最终目标。”他撂下笔，非常满意地呷一口浓浓的咖啡，两手扳住后脑勺，回味着也许只有屡打胜仗的将军才能写下的这句至理名言。他当然没有想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将军们，亦在按照大体相同的思维逻辑，研制一项针对他以及他的不十分听话的伙伴蒋介石的空间和时间上均颇具伸缩余地的周密作战计划。
“报告”认为：
一是突然地一次进入福建现有的七个机场（内含汕头）；二是逐次的分批进入。前一方案的好处是：一次展开力量强大，使敌人措手不及，一时难于对付，一下就紧张到顶，然后逐渐缓和下来。但是缺点有两条：一是对国际上的震动和美蒋的刺激太大，二是从空军部队作战起飞来看，在不出公海作战的情况下，濒海机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对付敌人。
因此，我们认为，我军如果先进驻连城、汕头机场，接着进驻漳州，尔后视情况的发展，逐步地进驻沿海各机场，这样对敌人的刺激较小，我们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较为主动。如果能在崇安（闽北）、瑞安（浙江东南）两地再修两个机场，则在进驻连城、汕头的同时或稍后一点，东面进驻崇安，瑞安，这样更可以使空军部队东西两面互相支援，更便于纵深的机场的支援。
我空军进入福建后，应付可能发生情况变化的方案：根据敌我空中力量对比的情况看来（我有能作战的歼击机飞行员900名，轰炸机机组300个；蒋帮共有能作战的飞行员440名）,国民党的飞行员虽在飞行技术和飞行经验方面比我们好一些，但是我在数量上占优势，特别是政治质量同我飞行员比较起来悬殊很大。只要我们各方面努力，力求少犯错误，同敌人打起空战来，虽然会互有胜负，然而一般说来，应该是打得过敌人的，被敌人用空战把我们赶出来，估计是不至于的。但是我们应该提防到敌人除进行空战以外，还可能使用向我福建地区甚至汕头、上海、广州实施轰炸的办法，以进行报复。因此，我们认为，在我空军进入福建的同时，还必须准备好实施反轰炸或以其它方式进行强烈的反击的措施，以免使我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为空战和加强地面防空火力，虽然可以击落一些敌机，但是不能完全阻止蒋机对我实行轰炸。我空军去轰炸台湾是不适宜的，将引起更加复杂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抓住金、马的小辫子可以有大抓和小抓两种方法：所谓大抓，就是组织空军、炮兵、海军舰艇对金门、马祖地区进行轰炸炮击，打击和封锁敌人的补给线，造成金、马补给的因难，甚至可以将金门、马祖封锁起来，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如果认为采取上述方法，影响过大，尚非其时，则可以采取小抓的办法，即用地面炮火和鱼雷快艇对马祖进行轰击和封锁，厦门地区对金门只进行配合行动，这样做，我们认为也可以将敌人制服住。如果我们抓住金门、马祖两条小辫子，估计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之后，蒋介石可能为了保存金、马的十一万兵力而停止对福建地区的轰炸，然后出现的只是断断续续地双方进行一些空战的局面。
进入时间。准备工作（运输油料、弹药、组织指挥机构、组织通信枢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根据气象规律，七、八月间福建地区虽然正是台风季节，但是影响的地区主要是台湾海峡和福建海岸地区，如果我们分批进入，第一步进驻连城、汕头，台风对我影响不大，对敌人影响却很大。
三十多年过去，再读“报告”，能令我拍案叫绝的自然是三位年轻上将及众僚属的智慧和判断力。后面战事的发展竟与原来的预测惊人地一致和吻合，此类情节，人们好像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每每读到，由此生出了对诸葛孔明和智多星吴用的五体投地。不同处在于，诸葛亮、吴用的“神机妙算”纯属天授，天上掉大饼似的得来太容易，而1958年的“判断精度”则是在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和脑细胞后才逐渐地减除误差向0°靠拢的。
台湾方面说，1958年台海炮战，是大陆方面苦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行动。“报告”证实了这一说法。可以确定，早在1957年底、1958年初，大陆方面就已经决定于1958年7、8月间在台湾海峡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了，再巧不过，是年7月的中东事件，给了毛泽东部署、发动的军事行动以更充足的理由。
台湾方面说，1958年炮击金门，是大陆方面登陆金、马，血洗台湾的前奏。“报告”否定了这一说法。大陆空军入闽，确是一次突然猛烈的出击，但并不是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不出海岸线作战”，“大陆挨炸也不轰炸台湾”的原则规定，已将预期目标在一相当有限的范围内锁定，总体战略意图并未脱出“积极防御”的构架。事实上，如果台湾空军的表现一如后来那般乖乖、其侦巡航路再不逾越海峡中线、更不随意到大陆来游荡闲逛，两岸空军便大体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海峡天空也可讨得一个相对的宁静。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谁都无法容忍对方的炸弹每日高悬在自己的头顶，都将采取措施“请君出瓮”，这总是心之常态吧。因此，既然1958年“大陆准备攻打台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粉碎了共匪的进犯企图、胜利保卫了台湾反攻基地”的夸耀也只能是无稽之谈。台湾为“胜利”寻找了一个虚无的前提，并不能使虚无的“胜利”成为真实，就像你可以逼真地画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但你永远也不能把那果子摘下放进嘴里一样。
今日看“报告”，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指导1958年军事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来阅读的，虽然八个月后，地面炮兵走到前台，空军由“主角”降为了“辅佐”，但“报告”对战场态势的预测依然奇准，确定的各项原则也基本适用。战争大体上在八个月前设计方案的框架内发展、运行，结局与初衷惊人地一致，我以为历史再苛刻，也必须给三位上将的杰作打高分。</P>
无疑，这是我所接触和读到的最为缜密、精彩的报告之一。通篇无套话空话、虚华不实之话，从战略到战术，从政治到军事，从有利到不利，方方面面考虑甚详，各种可能据实禀报，条分缕析，直陈己见，匠心睿智，力透纸背。读毕，第一感想，毛泽东以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从江西的山岭最后走进北京紫禁城，除去个人的雄才大略，还得力于一大批能够深入理解他的意图并将之创造性运用发挥的优秀军事将才。叶、韩、刘三位上将，都是历经战火锤锻，声威赫赫，叱咤风云，到了比我现在还年轻10岁的年纪就已经成为统领干军万马、独当一面的大将。五十年代，正是这几位“少壮派”将领风华正茂的大好时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三个“诸葛亮”凑在了一起，顶个啥？
“报告”首先论证空军入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利弊：
从政治方面看，我们认为1958年我空军进入福建是个有利时机。目前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引起美帝干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即使引起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另一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台湾的压力，使蒋帮内部矛盾加深和复杂，及打击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从国土防空作战方面看，我空军进入福建，有利于国土防空作战的加强。蒋贼飞机屡次侵入我大陆腹部，多数是经过福建地区窜入，我空军进入福建之后，虽然不一定可能完全堵塞蒋机窜入大陆的航路，但确实可以增加击落蒋机的可能性。
从我空军和福建前线的战斗准备、作战条件等方面看，于1958年我空军进入福建的时机和条件都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为有利。理由如下：我空军部队中作战的飞行员较1955年增多了。歼击航空兵有十三个团能全天候作战，有二十个团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白天复杂或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作战，每个团有飞行员35至45名。轰炸航空兵一个杜四中型轰炸机团和一个依尔28轻型轰炸机团，能在全天候执行任务。其余的十一个团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我空军作战的技术水平，经过几年的训练亦有所提高。再从福建地区和空军的准备的情况看，福建地区的机场网已经初步完成（只是二线机场还不足），鹰厦铁路已经通车，南福铁路亦可于今年年底通车至福州，这对于我空军进入福建之后的物资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福建对敌斗争方面看，我空军部队进入福建之后，可以使福建前线对敌斗争处于更为有利的情况，可以使福建前线的各兵种部队，尤其是航空兵部队和高射炮部队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福建地区已经完成的机场没有使用，而内地机场却比较拥挤，空军一部分进入福建之后，可使内地机场松动些，便于其他部队进行训练。我空军进入福建，同时也可以对福建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起一些鼓舞的作用。
据说，有人曾就“如何制定一个好的作战计划”请教刘亚楼。刘答：不要光想着你能打垮敌人，先要想敌人可能把你打垮。把这个问题想全了、想透了，最后垮掉的，应该是敌人。
“报告”又详尽分析了空军入闽的“不利可能性”。
政治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空军部队进入福建是保卫我国领土的措施，是名正言顺的，政治上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唯恐天下不乱，将拼命叫嚣，企图扩大事态，蒋贼很可能对我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把它和鹰厦铁路通车联系起来，叫喊我军要解放金门、马祖了，直接威胁台湾了，要拉美帝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下水。但是，美国不能不考虑到整个国际局势，不敢轻率插手。然而美国好战派乘机叫嚣和引起某些中立国家的叫嚣，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指责我们惹事，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同时也可能给美国特别是院外援华集团以策动和加紧援助蒋介石，以及蒋介石要求给予更多援助的借口。甚至美帝好战分子可能乘机加紧制造远东紧张局势，金门、马祖补给困难时，美海军还可能直接担任或掩护对金门、马祖的运输补给的任务。总之，我空军进驻福建的行动，虽然引起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的可能不大，但是引起一些紧张局势则难于避免。
考虑到我空军部队进驻福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上述政治上复杂的情况，我们认为，我空军进入福建的作战原则，仍然应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去过分地刺激敌人，不主动去轰炸敌人，不出海作战，避免与美帝接触（只有在美机侵入我领空时才坚决予以还击）。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
军事上可能产生的情况：当敌人发现我空军进入福建地区之后，除了与我进行空战中交战外，很可能对福建的机场、城市、交通枢纽（尤其鹰厦铁路）及其余目标实施轰炸。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进入方式、规模和战斗活动方法对敌人的刺激太大时，这种可能就尤其大。因为，我们既然押在目前“东风压倒”的形势下进入福建不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一宝。那么，美国人和蒋介石也可能反押我一宝，即蒋介石轰炸我福建地区也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于美国也可能调动其第七舰队和若干航空母舰，在一定的时间内活动于福建沿海区域，进行海上和空中巡逻，对我进行威胁，并掩护和接应蒋介石空军的活动，从而使我东南沿海局部地区的局势紧张起来。这是军事上可能产生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可能，对我空军进入福建这一行动，敌人的反映不大由于避免受到还击（主要是金门、马祖），不对我们进行轰炸，只进行一般的空中侦察及大、小规模的空战。这种可能性也有，但估计极小。因此，我们的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的基础上，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在军事学上，“战略”、“战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而在具体的战争行动中，这两个范畴却是息息相通紧密关联的，无正确的战略原则，再好的战术也等于零；有了完美尽善的战略意图，而无切实可行的战术设计，枪炮一响，搞不好也会到处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使看似手拿把掐的胜局归于流产。
但是，恐怕也很少军事行动像1958年这一回这样将“战略”和“战术”如此紧密地胶合在一起了。有限的战略目标决定必须采取恰到火候的战术方案；而战术动作的任何偏差和越轨，也可能导致整体战略构想的翻车。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将领们长久苦思的就是既要找到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捷径，还要把一路上可能出现的障碍、意外及应对措施想清楚，想周全。
四天军事会议，有三天是在煞费苦心地研讨“战术”问题：空军以何种方式进入？何时进入？敌方将作何种对策和我方的反对策，以及敌方反反对策和我方反反反对策？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有电子计算机也无法把各项利弊条件、复杂因素、意外情况输入进去，求得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能靠运算，只能靠集体智慧＋丰富的经验＋知彼知己＋接近事物发展规律的预测＋几分冒险精神＋决断魄力＋……来获得。
研讨民主而热烈，并时有争论，常常面红耳赤僵持不下。一种设想一经提出，马上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问题在等着你。从己方提，从对方提，从正面提，从反面提，从好处提，从坏处提。各有利弊选最佳，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能万无一失，但决不能马失前蹄。有可能马到成功，仍然要多想几个“如果”、“但是”……咋个办？
很有意思，1958年，艾森豪威尔正在着手进行他的回忆录《远征欧陆》的写作，他体会深刻地写道：“一项周密的作战计划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要有伸缩余地，这样才能适应战争中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完成司令官指定的最终目标。”他撂下笔，非常满意地呷一口浓浓的咖啡，两手扳住后脑勺，回味着也许只有屡打胜仗的将军才能写下的这句至理名言。他当然没有想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将军们，亦在按照大体相同的思维逻辑，研制一项针对他以及他的不十分听话的伙伴蒋介石的空间和时间上均颇具伸缩余地的周密作战计划。
“报告”认为：
一是突然地一次进入福建现有的七个机场（内含汕头）；二是逐次的分批进入。前一方案的好处是：一次展开力量强大，使敌人措手不及，一时难于对付，一下就紧张到顶，然后逐渐缓和下来。但是缺点有两条：一是对国际上的震动和美蒋的刺激太大，二是从空军部队作战起飞来看，在不出公海作战的情况下，濒海机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对付敌人。
因此，我们认为，我军如果先进驻连城、汕头机场，接着进驻漳州，尔后视情况的发展，逐步地进驻沿海各机场，这样对敌人的刺激较小，我们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较为主动。如果能在崇安（闽北）、瑞安（浙江东南）两地再修两个机场，则在进驻连城、汕头的同时或稍后一点，东面进驻崇安，瑞安，这样更可以使空军部队东西两面互相支援，更便于纵深的机场的支援。
我空军进入福建后，应付可能发生情况变化的方案：根据敌我空中力量对比的情况看来（我有能作战的歼击机飞行员900名，轰炸机机组300个；蒋帮共有能作战的飞行员440名）,国民党的飞行员虽在飞行技术和飞行经验方面比我们好一些，但是我在数量上占优势，特别是政治质量同我飞行员比较起来悬殊很大。只要我们各方面努力，力求少犯错误，同敌人打起空战来，虽然会互有胜负，然而一般说来，应该是打得过敌人的，被敌人用空战把我们赶出来，估计是不至于的。但是我们应该提防到敌人除进行空战以外，还可能使用向我福建地区甚至汕头、上海、广州实施轰炸的办法，以进行报复。因此，我们认为，在我空军进入福建的同时，还必须准备好实施反轰炸或以其它方式进行强烈的反击的措施，以免使我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为空战和加强地面防空火力，虽然可以击落一些敌机，但是不能完全阻止蒋机对我实行轰炸。我空军去轰炸台湾是不适宜的，将引起更加复杂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抓住金、马的小辫子可以有大抓和小抓两种方法：所谓大抓，就是组织空军、炮兵、海军舰艇对金门、马祖地区进行轰炸炮击，打击和封锁敌人的补给线，造成金、马补给的因难，甚至可以将金门、马祖封锁起来，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如果认为采取上述方法，影响过大，尚非其时，则可以采取小抓的办法，即用地面炮火和鱼雷快艇对马祖进行轰击和封锁，厦门地区对金门只进行配合行动，这样做，我们认为也可以将敌人制服住。如果我们抓住金门、马祖两条小辫子，估计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之后，蒋介石可能为了保存金、马的十一万兵力而停止对福建地区的轰炸，然后出现的只是断断续续地双方进行一些空战的局面。
进入时间。准备工作（运输油料、弹药、组织指挥机构、组织通信枢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根据气象规律，七、八月间福建地区虽然正是台风季节，但是影响的地区主要是台湾海峡和福建海岸地区，如果我们分批进入，第一步进驻连城、汕头，台风对我影响不大，对敌人影响却很大。
三十多年过去，再读“报告”，能令我拍案叫绝的自然是三位年轻上将及众僚属的智慧和判断力。后面战事的发展竟与原来的预测惊人地一致和吻合，此类情节，人们好像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每每读到，由此生出了对诸葛孔明和智多星吴用的五体投地。不同处在于，诸葛亮、吴用的“神机妙算”纯属天授，天上掉大饼似的得来太容易，而1958年的“判断精度”则是在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和脑细胞后才逐渐地减除误差向0°靠拢的。
台湾方面说，1958年台海炮战，是大陆方面苦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行动。“报告”证实了这一说法。可以确定，早在1957年底、1958年初，大陆方面就已经决定于1958年7、8月间在台湾海峡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了，再巧不过，是年7月的中东事件，给了毛泽东部署、发动的军事行动以更充足的理由。
台湾方面说，1958年炮击金门，是大陆方面登陆金、马，血洗台湾的前奏。“报告”否定了这一说法。大陆空军入闽，确是一次突然猛烈的出击，但并不是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不出海岸线作战”，“大陆挨炸也不轰炸台湾”的原则规定，已将预期目标在一相当有限的范围内锁定，总体战略意图并未脱出“积极防御”的构架。事实上，如果台湾空军的表现一如后来那般乖乖、其侦巡航路再不逾越海峡中线、更不随意到大陆来游荡闲逛，两岸空军便大体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海峡天空也可讨得一个相对的宁静。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谁都无法容忍对方的炸弹每日高悬在自己的头顶，都将采取措施“请君出瓮”，这总是心之常态吧。因此，既然1958年“大陆准备攻打台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粉碎了共匪的进犯企图、胜利保卫了台湾反攻基地”的夸耀也只能是无稽之谈。台湾为“胜利”寻找了一个虚无的前提，并不能使虚无的“胜利”成为真实，就像你可以逼真地画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但你永远也不能把那果子摘下放进嘴里一样。
今日看“报告”，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指导1958年军事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来阅读的，虽然八个月后，地面炮兵走到前台，空军由“主角”降为了“辅佐”，但“报告”对战场态势的预测依然奇准，确定的各项原则也基本适用。战争大体上在八个月前设计方案的框架内发展、运行，结局与初衷惊人地一致，我以为历史再苛刻，也必须给三位上将的杰作打高分。</P>
（三）刘亚楼：“同志们，要打仗了！”<P>
1958年7月18日深夜，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灯彻夜通明，一架又一架来自各地的运输机频繁降落。神色凝重严峻的军区空军司令和军、师长们匆匆步下舷梯，拉载他们的小轿车急速行驶。与以往不同，没有一辆开往北京前门打磨场空军招待所，全部径直开到公主坟空军司令部。多日不见的主官们用力拉拉手，没有寒喧和笑语，人们窃窃议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就要真干大干了！
黎明，蓬勃的旭日将一片光彩抛向世界，刘亚楼肩膀上的三颗将星耀目生辉。司令员莅临，将校们砰然起立。
刘亚楼舒展双臂，做一个示意大家落座的动作。好怪，他一向紧绷的眉心和嘴角此刻竟溢出一丝关拢不住的笑意。
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恶仗与胜仗的将军在歇手多日之后又捞到了仗打，焉能不开怀一笑？
但他的笑从不使人感觉松弛，永远透着一股令任何一位部属都不敢懈怠不敢拂逆的威风和庄严。
他的带有浓重福建腔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弹射出去，敲打着空军作战室的墙壁，嗡嗡作响。“同志们，要打仗了！”开门见山。拐弯抹角不是他的习惯。
“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在中东惹祸，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支援阿拉伯，炮打金门。我们空军要立即进入福建。”“总的作战指导原则，还是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将同国民党空军交手是肯定的。还必须充分准备同美国人较量。美国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嘛，在朝鲜我们掂量过他的斤两。老飞行们应该摆摆龙门阵，研究打国民党、打美国佬的战法，要让新飞行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最后，他大声发问：“打赢这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异口同声：“有！”
很像大战前夕，一位英姿勃发的连长于队前训话，进行极富鼓动性号召性的动员。
刘亚楼并非天生就有做空军上将的才学。1929年，这位铁匠的儿子在闽西参加武平暴动时，第一次打仗，身边战友脑袋开了花，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曾吓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起了开小差的念头。他后来回忆，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那时，古田会议还未召开，红军的训练方式与旧军队相差无几，拔正步，班长不喊“立定”的口令，即使前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闭着眼往前迈腿。吃饭规定5分钟，饭前立正站好，一声哨响，立即端起分好饭的茶缸狼吞虎咽，时间到，又一声哨音立即停止，班长喊“一、二、三”，所有人必须将手中的茶缸举过头顶，再倒扣过来，吃不完者，稀粥菜场就会浇到头上，直灌到脖颈。下大雨，偏偏在雨中点名，20分钟时间一分不少，解散后，谁有一句牢骚，全队立即二次点名，又是一个20分钟。北方兵笑他的福建话，他立即改学普通话。江西兵笑他不敢吃辣椒，他强忍着鼻涕眼泪嚼辣椒，几天后，竟比江西老表还能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残忍的训练加上残酷的战争，刘亚楼像一个在重锤夯砸下的钢坯，迅速由一个二二楞楞的毛小子锻炼成刚强标准的革命军人，养成了以严格顽强著称并贯彻于一生的泼辣作风。
由于作战勇猛聪明好学，短短三年，他由连、营、团长而师长，年仅21，脚上穿着2斤重的草鞋，肩膀头已压上千斤的重担，军事才干如翠竹拔节般与日俱长，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长征路上，他的红二师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铁流二万五千里，这支“枪头”硬不硬，锐不锐，作用非同。刘亚楼不负众望，从江西打到陕北，突破五道封锁，渡乌江，下遵义，翻雪山，过草地，攻陷腊子口，会战直罗镇，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披靡，23岁的年轻师长，用一连串的胜利，奠定了在这支革命军中“能征”“善打”的声威。
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刘亚楼签发了作战命令。
兵力部署：
一、歼击航空兵：
1.调第一师师部率第一、三两个团进驻连城、新城机场，以师部率第一团驻连城，第三团驻新城，接替第九师防务。
2.第十八师师部率一个团进驻汕头机场，该师其余部队调驻惠阳机场。
3.调第三师师部率第七、九两个团进驻广州之沙堤、白云二个机场。
4.第九师集中于长沙机场。
二、轰炸航空兵：
1.调第八师一个团进驻樟树机场。
2.独四团八个机组随时准备进驻樟树机场遂行战斗任务。
3.第八师（含四团）进驻后，第二十四师有掩护樟树基地及保证轰炸部队安全起落的警戒任务。
十年前，1949年1月14日也是上午10时，刘亚楼辉煌的军事生涯达至巅峰。他担任攻取天津的总指挥，下达了总攻令。
此时此刻，我军士气高扬，蒋军穷途末路，换上任何一个总指挥，摘取天津都如探囊取物。而刘亚楼创造的奇迹是全歼守敌十一万仅用了十九个小时，以铁杵捣卵般的威猛展示了我军的成长和强大，以有名的“天津方式”促成和换取了一个更为有名的“北平方式”，对全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大为嘉勉。
毛泽东召他进京：刘亚楼，你打得不错，要你从陆地上天，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样？
没有思付，回答只有一字：干！
这一年，他年纪刚好38。一个按照今天的说法大吉大利肯定要“发”的数字。
今天，我们不无惜憾地回首往昔，这位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已经故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
时间无情亦有情，三十载光阴，世界会把庸碌之辈洗刷遗忘得干干净净，人们惊奇地发现，刘亚楼的影响和魅力仍无时无刻有形无形地在整个空军存在延续着。他留给空军后继者们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战绩，还有一种敢拼敢打争强争先的精神和严格严谨精益求精的作风。
三生有幸，我曾在空军某部服过役，我听过有人骂刘亚楼，也听过有人赞刘亚楼，而且骂与赞的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骂他严厉得像一把刀子，赞他魄力像高山大海，先骂后赞，诅咒中流露的竞全是对他的钦佩，而且，骂着骂着，嘴边便溜出一句口头禅：这他妈可是刘亚楼立的规矩！那神圣而不敢乱动毫厘的口吻令人难忘。
陶铸曾用“炼成铁翼摧强敌”、“豪情才气两干云”的诗句赞颂刘亚楼。我亦以为，一个能在祖国蓝天白云之间镂下鲜明个性和深深印迹的人，当与蓝天白云一般久长永恒。
指挥组织：
将第一、第五两个军部合并组成福建地区统一的空军指挥机构，在军委未正式宣布命令以前，暂定名为福建空军指挥部，位于晋江，指挥机构应于本月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组成，该部直接指挥第一、第十八、第十二师三个歼击师及樟树的二个轰炸团。
部队调动时间及程次：
1.第一师、第十八师、第八师各部立即派出负责指挥及地面保证的先遣梯队到达任务地点组织接受自己部队的转场。独四团应派出必要人员到樟树进行必要的准备。
2.各部队的转场均由所在军区空军按紧急转场方式进行组织，所有地面部队的转场均需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空中部队转场时间梯次另有命令。
3.高射炮部队的调动需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
4.部队转至新基地后按新的指挥关系请示任务。
刘亚楼命令中最要命的一条是时间：指挥机构必须于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所有地面部队必须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转场；高炮必须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歼击机各部转场时间虽尚未明确，可想亦不会迟于二十五日。短短几天之中，完成如此复杂、庞大之地面、空中临战转场，谈何容易！
有人讲怪话：真是逼命哩，拉稀尿裤枪毙砍头怕也完不成了。
刘亚楼拍了桌子，骂娘：娘个×，不是我逼命，是战争逼命！哪个没信心完成任务自动辞职。哪个没本事完成任务我找你算账。
他并非蛮不讲理，他完全清楚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但，他亦清楚，半年前，空军就拟定了空军入闽作战的预案，并为此进行了扎实、周密的准备，短期内完成繁重转场任务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部队，了解部队中的主观能动性究竟有多大的蕴藏量。临战时刻，他就是要使自己的命令形成强大的高压，一级一级压下去，让所有的主客观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关键时刻，拉弓不怕弦绷断，这就是刘亚楼。
采访中，当年奉命率部转至一线机场的空十八师师长、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无限深情地回忆了一大篇刘亚楼。刘亚楼这个人，是我所接触过的高级将领中，最具突出、鲜明个性，又最有争议的一个。
这个人的优点是事业心非常强，干工作热情高涨，对革命事业忠诚不二，鞠躬尽瘁。当然，不是没有刘亚楼我们空军就建不起来，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确实为空军初创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这一正确的方针，基本上是刘亚楼的，是他向中央提出来的。这个人的缺点是外露，谦虚不够老子天下第一，好训人骂人，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他自己讲的，有一回，他去见毛主席，主席说：刘亚楼，你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
刘亚楼极富雄才大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早也是他提出，从空军开始的。刘亚楼结合战例亲自讲课。记得他讲课也很有特色，不是坐着讲，而是背着手，在台子上走过来走过去讲，讲我们空军应该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实际，非常精辟。系统地进行军队的理论建设、基本建设，空军开始也比较早。五十年代，刘亚搂就凑了一帮人，搞训练大纲、战斗条例、飞行条例，他天天过问，亲自一字一句修改，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
刘亚楼敢作敢为，敢下决断，但又不蛮干，注意学习，勤于动脑，善于思维。他身上总带个小本，每个师有几个教员、飞行员，几架飞机，什么情况，都清清楚楚。记得六十年代打美国无人驾驶飞机，我们的歼六最高能飞一万七千五，而无人机可飞一万八，我们的飞机追着追着就进入螺旋拿它没办法。刘亚楼几次把我叫到北京去，提出一个“甩上去”的战法，
就是精确计算好无人机的航线，我们飞机预先设伏、加速，在敌机到来的一刹那，冲过最高升限开火的战法。我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最后真的干掉了无人机。刘亚楼作为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亲自和我们研究飞机在空中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别人不容易办到啊，工作确实非常深入、具体。
刘亚楼对空军要求严格，有时近于苛刻挑剔，例如打扫卫生，他戴着白手套翻箱倒柜摸，哪里有一点点灰尘下面都要挨批。现在看，空军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复杂军种要求必须严格。我见了军委、总部的领导就讲，刘亚楼的严格要求严谨作风，是反映了空军的特殊规律的。刘亚楼当司令，下面做的好他当场表扬，做不好马上批评，毫不客气。那时，我们这班当师长的做事，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
不错，刘亚楼这个司令有点霸道，在空军，他当家，说了算，吴法宪只有唯唯诺诺，没有说话的份，不免万马齐喑，一言堂，大家都不太敢讲话，见了他像老鼠撞见了猫，都怕。但是，这个人并非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骨子里对人非常关心。比如那时各部队党委书记当家，党委书记大多来自陆军，军龄长，资格老，军政矛盾比较突出。刘亚楼在空军就特别强调要扶持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干部，在技术、作战上要尊重飞行干部。训练摔了飞机，飞行干部压力很大，他总是先批评后安慰，再鼓励你总结教训，振作精神好好干。每次到部队来，他都要去看望飞行员、地勤人员，记得为了让夜航大队休息好，连宿舍应挂什么样式的窗帘他都亲自过问。1965年他临死前两天，我们去看他，人已经不行了，还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剧《江姐》的歌词。他把“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句改成了“春蚕未死丝不尽”，心情写照，催人泪下。总之，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很懂感情也很讲感情的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毛主席当年挑刘亚楼来组建空军，人选的非常准，非常对，他无疑是我最为敬佩的老红军出身又最具现代意识科学观念的高级将领之一。我认为，有许多人写过刘亚楼，老实讲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真实地把他写出来。年轻人，你不想试试看？
我坦言，我的笔太拙，亦难将此人真实写出，唯能直录而已。采访毕，如有心得，汇集于一，乃更确信刘亚楼是一位会使所有对手都感头痛的中国空军统帅。
呜呼，1958年，国民党空军如果不很好地研究自己的对手，将犯绝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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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18日深夜，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灯彻夜通明，一架又一架来自各地的运输机频繁降落。神色凝重严峻的军区空军司令和军、师长们匆匆步下舷梯，拉载他们的小轿车急速行驶。与以往不同，没有一辆开往北京前门打磨场空军招待所，全部径直开到公主坟空军司令部。多日不见的主官们用力拉拉手，没有寒喧和笑语，人们窃窃议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就要真干大干了！
黎明，蓬勃的旭日将一片光彩抛向世界，刘亚楼肩膀上的三颗将星耀目生辉。司令员莅临，将校们砰然起立。
刘亚楼舒展双臂，做一个示意大家落座的动作。好怪，他一向紧绷的眉心和嘴角此刻竟溢出一丝关拢不住的笑意。
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恶仗与胜仗的将军在歇手多日之后又捞到了仗打，焉能不开怀一笑？
但他的笑从不使人感觉松弛，永远透着一股令任何一位部属都不敢懈怠不敢拂逆的威风和庄严。
他的带有浓重福建腔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弹射出去，敲打着空军作战室的墙壁，嗡嗡作响。“同志们，要打仗了！”开门见山。拐弯抹角不是他的习惯。
“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在中东惹祸，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支援阿拉伯，炮打金门。我们空军要立即进入福建。”“总的作战指导原则，还是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将同国民党空军交手是肯定的。还必须充分准备同美国人较量。美国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嘛，在朝鲜我们掂量过他的斤两。老飞行们应该摆摆龙门阵，研究打国民党、打美国佬的战法，要让新飞行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最后，他大声发问：“打赢这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异口同声：“有！”
很像大战前夕，一位英姿勃发的连长于队前训话，进行极富鼓动性号召性的动员。
刘亚楼并非天生就有做空军上将的才学。1929年，这位铁匠的儿子在闽西参加武平暴动时，第一次打仗，身边战友脑袋开了花，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曾吓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起了开小差的念头。他后来回忆，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那时，古田会议还未召开，红军的训练方式与旧军队相差无几，拔正步，班长不喊“立定”的口令，即使前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闭着眼往前迈腿。吃饭规定5分钟，饭前立正站好，一声哨响，立即端起分好饭的茶缸狼吞虎咽，时间到，又一声哨音立即停止，班长喊“一、二、三”，所有人必须将手中的茶缸举过头顶，再倒扣过来，吃不完者，稀粥菜场就会浇到头上，直灌到脖颈。下大雨，偏偏在雨中点名，20分钟时间一分不少，解散后，谁有一句牢骚，全队立即二次点名，又是一个20分钟。北方兵笑他的福建话，他立即改学普通话。江西兵笑他不敢吃辣椒，他强忍着鼻涕眼泪嚼辣椒，几天后，竟比江西老表还能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残忍的训练加上残酷的战争，刘亚楼像一个在重锤夯砸下的钢坯，迅速由一个二二楞楞的毛小子锻炼成刚强标准的革命军人，养成了以严格顽强著称并贯彻于一生的泼辣作风。
由于作战勇猛聪明好学，短短三年，他由连、营、团长而师长，年仅21，脚上穿着2斤重的草鞋，肩膀头已压上千斤的重担，军事才干如翠竹拔节般与日俱长，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长征路上，他的红二师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铁流二万五千里，这支“枪头”硬不硬，锐不锐，作用非同。刘亚楼不负众望，从江西打到陕北，突破五道封锁，渡乌江，下遵义，翻雪山，过草地，攻陷腊子口，会战直罗镇，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披靡，23岁的年轻师长，用一连串的胜利，奠定了在这支革命军中“能征”“善打”的声威。
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刘亚楼签发了作战命令。
兵力部署：
一、歼击航空兵：
1.调第一师师部率第一、三两个团进驻连城、新城机场，以师部率第一团驻连城，第三团驻新城，接替第九师防务。
2.第十八师师部率一个团进驻汕头机场，该师其余部队调驻惠阳机场。
3.调第三师师部率第七、九两个团进驻广州之沙堤、白云二个机场。
4.第九师集中于长沙机场。
二、轰炸航空兵：
1.调第八师一个团进驻樟树机场。
2.独四团八个机组随时准备进驻樟树机场遂行战斗任务。
3.第八师（含四团）进驻后，第二十四师有掩护樟树基地及保证轰炸部队安全起落的警戒任务。
十年前，1949年1月14日也是上午10时，刘亚楼辉煌的军事生涯达至巅峰。他担任攻取天津的总指挥，下达了总攻令。
此时此刻，我军士气高扬，蒋军穷途末路，换上任何一个总指挥，摘取天津都如探囊取物。而刘亚楼创造的奇迹是全歼守敌十一万仅用了十九个小时，以铁杵捣卵般的威猛展示了我军的成长和强大，以有名的“天津方式”促成和换取了一个更为有名的“北平方式”，对全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大为嘉勉。
毛泽东召他进京：刘亚楼，你打得不错，要你从陆地上天，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样？
没有思付，回答只有一字：干！
这一年，他年纪刚好38。一个按照今天的说法大吉大利肯定要“发”的数字。
今天，我们不无惜憾地回首往昔，这位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已经故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
时间无情亦有情，三十载光阴，世界会把庸碌之辈洗刷遗忘得干干净净，人们惊奇地发现，刘亚楼的影响和魅力仍无时无刻有形无形地在整个空军存在延续着。他留给空军后继者们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战绩，还有一种敢拼敢打争强争先的精神和严格严谨精益求精的作风。
三生有幸，我曾在空军某部服过役，我听过有人骂刘亚楼，也听过有人赞刘亚楼，而且骂与赞的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骂他严厉得像一把刀子，赞他魄力像高山大海，先骂后赞，诅咒中流露的竞全是对他的钦佩，而且，骂着骂着，嘴边便溜出一句口头禅：这他妈可是刘亚楼立的规矩！那神圣而不敢乱动毫厘的口吻令人难忘。
陶铸曾用“炼成铁翼摧强敌”、“豪情才气两干云”的诗句赞颂刘亚楼。我亦以为，一个能在祖国蓝天白云之间镂下鲜明个性和深深印迹的人，当与蓝天白云一般久长永恒。
指挥组织：
将第一、第五两个军部合并组成福建地区统一的空军指挥机构，在军委未正式宣布命令以前，暂定名为福建空军指挥部，位于晋江，指挥机构应于本月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组成，该部直接指挥第一、第十八、第十二师三个歼击师及樟树的二个轰炸团。
部队调动时间及程次：
1.第一师、第十八师、第八师各部立即派出负责指挥及地面保证的先遣梯队到达任务地点组织接受自己部队的转场。独四团应派出必要人员到樟树进行必要的准备。
2.各部队的转场均由所在军区空军按紧急转场方式进行组织，所有地面部队的转场均需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空中部队转场时间梯次另有命令。
3.高射炮部队的调动需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
4.部队转至新基地后按新的指挥关系请示任务。
刘亚楼命令中最要命的一条是时间：指挥机构必须于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所有地面部队必须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转场；高炮必须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歼击机各部转场时间虽尚未明确，可想亦不会迟于二十五日。短短几天之中，完成如此复杂、庞大之地面、空中临战转场，谈何容易！
有人讲怪话：真是逼命哩，拉稀尿裤枪毙砍头怕也完不成了。
刘亚楼拍了桌子，骂娘：娘个×，不是我逼命，是战争逼命！哪个没信心完成任务自动辞职。哪个没本事完成任务我找你算账。
他并非蛮不讲理，他完全清楚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但，他亦清楚，半年前，空军就拟定了空军入闽作战的预案，并为此进行了扎实、周密的准备，短期内完成繁重转场任务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部队，了解部队中的主观能动性究竟有多大的蕴藏量。临战时刻，他就是要使自己的命令形成强大的高压，一级一级压下去，让所有的主客观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关键时刻，拉弓不怕弦绷断，这就是刘亚楼。
采访中，当年奉命率部转至一线机场的空十八师师长、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无限深情地回忆了一大篇刘亚楼。刘亚楼这个人，是我所接触过的高级将领中，最具突出、鲜明个性，又最有争议的一个。
这个人的优点是事业心非常强，干工作热情高涨，对革命事业忠诚不二，鞠躬尽瘁。当然，不是没有刘亚楼我们空军就建不起来，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确实为空军初创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这一正确的方针，基本上是刘亚楼的，是他向中央提出来的。这个人的缺点是外露，谦虚不够老子天下第一，好训人骂人，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他自己讲的，有一回，他去见毛主席，主席说：刘亚楼，你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
刘亚楼极富雄才大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早也是他提出，从空军开始的。刘亚楼结合战例亲自讲课。记得他讲课也很有特色，不是坐着讲，而是背着手，在台子上走过来走过去讲，讲我们空军应该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实际，非常精辟。系统地进行军队的理论建设、基本建设，空军开始也比较早。五十年代，刘亚搂就凑了一帮人，搞训练大纲、战斗条例、飞行条例，他天天过问，亲自一字一句修改，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
刘亚楼敢作敢为，敢下决断，但又不蛮干，注意学习，勤于动脑，善于思维。他身上总带个小本，每个师有几个教员、飞行员，几架飞机，什么情况，都清清楚楚。记得六十年代打美国无人驾驶飞机，我们的歼六最高能飞一万七千五，而无人机可飞一万八，我们的飞机追着追着就进入螺旋拿它没办法。刘亚楼几次把我叫到北京去，提出一个“甩上去”的战法，
就是精确计算好无人机的航线，我们飞机预先设伏、加速，在敌机到来的一刹那，冲过最高升限开火的战法。我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最后真的干掉了无人机。刘亚楼作为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亲自和我们研究飞机在空中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别人不容易办到啊，工作确实非常深入、具体。
刘亚楼对空军要求严格，有时近于苛刻挑剔，例如打扫卫生，他戴着白手套翻箱倒柜摸，哪里有一点点灰尘下面都要挨批。现在看，空军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复杂军种要求必须严格。我见了军委、总部的领导就讲，刘亚楼的严格要求严谨作风，是反映了空军的特殊规律的。刘亚楼当司令，下面做的好他当场表扬，做不好马上批评，毫不客气。那时，我们这班当师长的做事，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
不错，刘亚楼这个司令有点霸道，在空军，他当家，说了算，吴法宪只有唯唯诺诺，没有说话的份，不免万马齐喑，一言堂，大家都不太敢讲话，见了他像老鼠撞见了猫，都怕。但是，这个人并非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骨子里对人非常关心。比如那时各部队党委书记当家，党委书记大多来自陆军，军龄长，资格老，军政矛盾比较突出。刘亚楼在空军就特别强调要扶持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干部，在技术、作战上要尊重飞行干部。训练摔了飞机，飞行干部压力很大，他总是先批评后安慰，再鼓励你总结教训，振作精神好好干。每次到部队来，他都要去看望飞行员、地勤人员，记得为了让夜航大队休息好，连宿舍应挂什么样式的窗帘他都亲自过问。1965年他临死前两天，我们去看他，人已经不行了，还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剧《江姐》的歌词。他把“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句改成了“春蚕未死丝不尽”，心情写照，催人泪下。总之，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很懂感情也很讲感情的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毛主席当年挑刘亚楼来组建空军，人选的非常准，非常对，他无疑是我最为敬佩的老红军出身又最具现代意识科学观念的高级将领之一。我认为，有许多人写过刘亚楼，老实讲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真实地把他写出来。年轻人，你不想试试看？
我坦言，我的笔太拙，亦难将此人真实写出，唯能直录而已。采访毕，如有心得，汇集于一，乃更确信刘亚楼是一位会使所有对手都感头痛的中国空军统帅。
呜呼，1958年，国民党空军如果不很好地研究自己的对手，将犯绝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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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陆军里走出的福建空军<P>
7月18日夜，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中将刚刚进入梦境，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耳边传来刘亚楼的福建普通话：“老聂，主席今晚发话了。”霎时，聂凤智睡意全消，顺手拿起一支铅笔，边听边做记录。
形势、任务交待完毕，刘亚楼说：“老聂，军委已决定，组建福空，要你去当司令官。你不要到北京来，立刻到福建去，你的委任状随后就到，把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抓起来。切切注意，一要迅速组织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二要使用战斗力强、有实战经验的部队，力争打好第一仗。三要健全各机场的保障机构。四要采取逐步推进方式完成空中转场，隐蔽好我战略意图。”
19日凌晨，聂凤智已站在福建晋江罗裳山简陋的空军指挥所以新职务下达第一道紧急备战令。这一历史性画面标志着，半年前拟就的空军入闽作战预案，即将由白纸上的黑色铅字变成白云间的银燕展翅，争夺闽海制空权的好戏终于拉启了帷幕。
五、六十年代，空军中便有“北刘南聂”的说法，其实，刘、聂是上下级，一般是不宜相提并论的，人们如是说，表明了对两位陆军出身的空军将领的信赖和尊敬，同时，也饱含了对一南一北两位将军犹如红花绿叶般交相辉映配合默契的赞誉。
无巧不成书，聂凤智周岁那年，父母给他取名时，偏偏用了一个“凤”字，几十年后，聂凤智曾半开玩笑地说过：我这个人属鸟，命中注定要同天空结下不解之缘的。
然而，长久以来，他并不是天际翱翔飞舞的“彩凤”，分明是林莽中威风八面的“猛虎”。
聂凤智，陈毅三野中公认的一员虎将，一位军史专家评论道：在我军一些重大战役，如著名的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中，差不多都有聂凤智的精彩表演，虽然他不是主角、统帅人物。闻名全国的“济南第一团”、“十人桥”、“渡江第一船”和人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渡江侦察记》、《战上海》，都记叙着聂凤智的九纵在华东战场上纵马驰奔、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胜绩。
聂凤智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在1932年。湖北孝感县的一个草坪上，停着中国工农红军缴获的第一架国民党飞机。一群年轻的红军士兵围着它指手划脚，观看新奇。其中一位矮个、精瘦的小鬼，张大嘴巴，瞪着眼珠，好奇地想：这球怪物是怎么飞上天的呢？他当然不曾想到，20年后，自己竟当上了指挥好几百个“怪物”的司令官。
1952年，聂凤智奉调北上，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老虎如果生出翅膀来，飞上天去的将是一只带着钢牙利爪的“凤”。
朝鲜空战，无论飞机数量、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聂凤智都明显处于下风。美国空军拥有一大批参加过二次大战、实战经验相当丰富的王牌飞行员，号称“空中霸主”。聂凤智麾下，尽是一些初出茅庐，在战斗机上只飞过几十上百个小时的楞小子。开始，很多人私下里认为，双方实力悬殊，这个仗不好打。不好打也得打，聂凤智不辱使命，在实战中摸索研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战法，终于扭转了被美国空军镇头欺凌的局面，把空中战场从鸭绿江畔推移到清川江一线，形成令美国空军也望而生畏不敢妄入在世界空战史上知名度甚高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从朝鲜战场回来，他的经历中又多了一份他人尚无的殊荣：我军鲜有的既指挥过地面战役又指挥过现代军种作战的将军。
经验，是财富也是优势。1958年空军入闽参战，司令官非聂莫属。
聂凤智在罗裳山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召集自己刚刚组成的指挥机构，进行简短的战前动员。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两句话是：若要战胜敌人，我们必须赢得时间。若要赢得时间，我们必须战胜自己。
他指的是在恶劣的天候、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里，所有人都必须咬紧牙关，连续奋战，满负荷、超负荷、超超负荷运转，在军委、空军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并不高大的他伟岸地立在高处大声说道：我的要求很简单，你是一台100千瓦的发电机，必须给我发出300千瓦的电能来！
顷刻间，天降暴雨。他不动，继续他的讲话。他的队伍也不动，一片草绿色和整个罗裳山融为一体。
远山云浓处，有闷雷隆隆作响，在沟壑峰谷间回旋震荡。
四下打听当年蹲过罗裳山指挥所的“老坑道”，于是，我在福州空八军司令部见到了杨国华。1958年，杨老任福空指挥所雷达参谋，退休前最后职务为空八军作战处长。他退也不休，从未闲着，被部队返聘为调研员，专攻中国空军发展史。研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格外亲切有兴趣的缘故吧，如今，他已是五十年代台海空战问题的专家。初次相识，看他斯斯文文地引经据典纵论历史，不觉得他曾是一位军人，而更像一位教授。
1958年空军入闽，和炮击金门是一回事，也是两回事。空军入闽是1957年底主席、中央就定了的事，只剩下一个时机问题。当然，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空军早就入闽了。1958年发生中东事件，促成了空军即刻入闽，紧密配合炮击金门。
在福建原来有个空一军，是由防空一军归建过来的，只管高炮、雷达、探照灯和机场修建。1954－1958年间，先后建成福州、漳州、连城、龙田、晋江、惠安、崇安七个机场，但是没有摆飞机。空一军是“空”一军，徒有虚名。
1958年7月19日，接到命令，由南空机关一部、浙江空五军大部、福建空一军全部，组建福空，聂凤智任司令员。要求几天内必须完成空战准备，确实十万火急，火烧眉毛。
福空指挥所设在晋江罗裳山的掘开式坑道里，64平米大的一个地洞，硬塞进去作训、通信、标图、电台各类参谋人员一百多人，天气闷热潮湿，加上通风又不好，人待在里边臭气熏天，刚进去，扑面呛鼻的汗臭真能让你窒息，把人冲个斤斗。聂凤智也在里边办公，他每天半夜三点进去，中华牌香烟一叼，开始工作，除去吃饭、方便，不出洞，一直干到日头落山，才出去眯一觉。
将指挥所建在罗裳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适中，前面就是晋江机场，靠漳州、惠安机场也较近，通信联络、指挥作战都便利。但生活条件就相当艰苦啦，根本就没有营房，只有聂凤智有一个几平米的小土房休息、吃饭，其他人全住帐篷。帐篷四面透风，漏雨、扬沙、蚊虫咬，人就在里边吃饭睡觉，毫无办法。帐篷搭在一片桂圆林中，那年桂圆大丰收，果大水足，甘甜如蜜，一嘟噜一嘟噜吊在头顶，伸手可触，晚上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弄得人一天到晚嘴里头老在分泌唾液。恕我坦言，我们不少人意志“薄弱”，没有做到像当年驻锦州的部队那样，用坚强的纪律性抵御住摘食老百姓苹果的欲望，所以四下无人时，扯下几个桂圆尝鲜的事时有发生。惭愧。
其实，我们的意志还是相当不错的，条件那样艰苦，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哪里有什么上下班时间啊，所有人都是使出浑身最大劲拼命干，分秒必争，先同时间打一仗。同时，也充分做好了敌机轰炸罗裳山、为国牺牲光荣的准备。管理处除了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买白布买棺材。我们都同处长开玩笑：你们想得真周到，如果轮上我享用了，那就提前谢谢啦。
总之，当时非常苦，非常乱，事情千头万绪，备战繁重如山，打仗就是这样的了。好在我们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司令官。空军是个新军种，建国后打大仗，打恶仗，主要在朝鲜，基本是聂凤智指挥，所以他实战经验很丰富。聂这个人平时无架子，可以拉呱，喜欢吹牛讲故事打篮球。但到指挥所那就是绝对权威，大将风度，讲话声如洪钟，很有鼓动性，下面鸦雀
无声，没有人敢乱吭气。他一到任立即工作，亲自部署，抓得具体周密，魄力大，决心相当果断。空战决定胜负就是那么几秒零点几秒的事，指挥就怕粘粘糊糊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犹豫不决。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很有头脑和谋略，仗怎样打目标非常明确。在空军，他唯一怕的人恐怕就是刘亚楼。我观察，刘亚楼逮到别人吼一通，一般对聂还比较客气，有理让三分。实在话，从陆军出来又真正懂空军的，一个刘，一个聂。聂的缺点也是作风不甚民主，霸道一些，大小事一个人拍板讲了算。刘亚楼言传身教嘛，没治。
时间，就像一条歹毒的长鞭，每时每刻都在拍打快要被抽光榨干了精力、体力的人们。暴雨，则充当了困难最凶恶的帮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横在你的面前给早已疲惫不堪的人们再添加一份艰辛。而曾经自以为十分完美自鸣得意的各项计划在千军万马的调动之中又往往漏洞百出，显出苍白无力的样子，使得空军入闽的战略行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混乱的场面。
到处在喊、在叫、在吵、在骂，问题，像雪片，扑头盖脸飞向罗裳山。
连城的雷达阵地，因事先未经图上作业和周密勘察，以致费了吃奶的劲儿把设备搬至山顶，才发现该地仰角均在5°以上根本不能架设。气得雷达兵们揪住工程师的衣领恨不能饱煽一顿耳光。
下发通信铺设方案，却缺少配套之实地勘测资料。使得通信兵像没有佐料的大厨师手捧着菜单而无法下勺。
福州场站油料装卸手续不严，发生油料混合事故，18吨航油统统报废。追查下来，各级推诿，竟无一人挺身而出堵枪眼，拍胸脯说“要撤撤我”。
受领任务单位未经精确计算即申请车辆，常常运输车装不满，运油车卸不净，空车返回利用率极低，仅角尾一地因调度不当跑空车129台次，使极为宝贵的两万多车公里化作喷油管排出的阵阵油屁而白白损耗。
漳州场站下死命令，要当地五天之内备齐一万立方沙石，逼得地方政府把基建和防汛石料统统控制起来。日后任务变化，并不需要那么多，也不及时通知地方，恼得漳州父母官们指着站长鼻尖骂：他妈的，以后除了大粪要多少供多少，其他一颗鸡蛋一粒谷，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手！
每天，参谋、助理们战战兢兢把一份份“问题报告”呈递上去，伸着脑壳，静等脾气火暴的司令官雷霆震怒。谁知，聂凤智往往只看个标题，就顺手甩在一旁，至多批上一句：“××长、××部门阅处”，再不过问。那些天中，一向“军阀”的他竟鲜有横眉厉目大声斥责，倒是经常能从完成任务的报告上看到他“很好，应予表彰”的旁批。事后，有胆大者向他提出这一“反常现象”，将军莞尔一笑道：空军入闽，大搬家，没有问题才碰见鬼哩。如果我什么都管，等于什么也不管，你想用一只手同时按住一堆跳蚤是不可能的嘛。该谁管的事就由谁去管好，我只管大事：一个整体工作的进度，一个飞行部队进驻的隐秘性。下面很辛苦，只要尽了心尽了力，有点小问题也不用大惊小怪。不是不要批评，更多的应该是表扬，给部队常鼓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嘛。当主管的，有时就得搞点“无为而治”。
聂凤智的“无为”，毕竟达到了“大治”。在刘亚楼限定的时间内，他首先完成了能打的准备。7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虽暂时延迟了战役发起时间，聂凤智的“发电机组”仍在按照他的指令超负荷运转。二十天后，他不无几分自豪地向刘亚楼报告：
通信，共开设和扩建了12个指挥所的通信枢纽部，构通长途电路35处，增设无线电台127部、导航台站48个，架设永备线路298公里，被复线834公里；雷达，架设了11部引导雷达和14部警戒雷达，雷达团由2个扩建为3个，已迅速构成了全区高、中、低对空警戒与引导网；后勤，运送各种油料22109吨，弹药1722吨，副油箱1604副，其他物资20163吨。……
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索然无味的枯燥数字时，是很难想象它们包含了多么巨大的付出。就说那支由404台运输车和534台运油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吧，二十天中无营房住宿，无热饭菜汤，困倦了，停下来用凉水洗把脸，饥渴了，啃一口硬馍喝一口稻田水；狂风骤雨，宁肯自己光膀子，脱下军衣盖住引擎盖，以免发动机受潮；烈日暴晒，因修车而中暑晕倒，急救后跳进驾驶楼继续发动；多少人跑肚拉稀，多少人感冒发烧，竟没有一台车停驶。战争古来如此，有什么样的司令，就会有什么样的士兵。
自然，最令聂凤智感到振奋和欣慰的还是，他已把航空兵6个师部17个团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先后进驻了福建地区7个机场。和二十天前相比，他已不是仅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光杆司令，而是手握520架作战飞机拥有强大武备的堂堂统帅了。他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同当面的国民党空军弟兄们乃至背后的美国空军同行们，在台湾海峡擂鼓对阵，一决高下。
8月13日，把自己金贵得像个羞于见人的新娘的太阳，终于扭扭捏捏从云缝间探出半个身子来，霎时间，青山滴翠，万木葱茏。清晨，雾气淡淡化去，海涛隐约入耳，鸥鸟漫空竞翔。聂凤智信步走出坑洞口，深呼吸，美美吐出一口浊气，用手搭个凉篷，登高远眺。天无际涯，灰黑狭长的金门岛若隐若现。凝望良久，灿然微笑。
习惯性地摸出一根香烟来，中华牌，划火点燃，只轻轻吸一下，便引发猛烈不止的咳嗽。
保健医生急步向前，一把夺下：首长，千万别抽了，损害健康呀！
聂凤智朗朗大笑：请高抬贵手。如果你不想让我聂某在罗裳山演一出走麦城，就闭起眼睛假装看不见。打完了空战，我保证绝对服从你的命令。
从衣袋内又摸出一根来。
医生无奈地摇头。
炮战期间，聂凤智的香烟损耗量由每天一盒上升至每天两盒，最多时三盒。他曾玩笑说：北京的指示是精神支柱，口袋里的香烟是物质基础，少这两样东西，这个仗他打不赢。
他最终死于吸烟，过量地吸烟。晚年住院，医院确诊为肺癌。我认定，罗裳山的日日夜夜让他折了寿。
聂凤智坦然处之，给所在党小组写了一封信，谈及生死：红军时期，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几十名伙伴，大多都为革命捐躯。打济南，我们九纵阵亡1377人，“济南第一团”十几个连队仅剩三个连的兵力……那么多先烈先我而去，我这条命又何足惜。老首长张爱萍前往探视，他轻松说道：“没什么，癌症！”张爱萍惊叹：“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
自然法则无可抗拒，1992年4月3日，聂凤智与世长辞。临走前的病痛虽然难忍，但他的脸上却始终滞留着乐观的微笑，直至最后一刻。
了解者说：这是兼容天真与成熟的神态。亦是视胜负如常事，置生死于度外的大将风度。更是灵魂在战火炼狱中升华，进入了笑瞰人生的境界。
据传，他死后，罗裳山的士兵们自发地祭奠他，在他的遗像前摆上采摘的鲜花和两盒烟，中华牌香烟。
1993年，我去罗裳山，也要陪同帮我去买香烟。买不到中华牌，拿回来两盒“万宝路”，并说：这个比“中华”更高档。我吼：你瞎搞，要知道，罗裳山这个地方，见不得美国货！又换回两盒“红塔山”，好歹中国货。
在“坑洞”故址，我敬重地摆上一枝松枝和“红塔山”。我祈望，将军在天有知，仍能欣然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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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夜，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中将刚刚进入梦境，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耳边传来刘亚楼的福建普通话：“老聂，主席今晚发话了。”霎时，聂凤智睡意全消，顺手拿起一支铅笔，边听边做记录。
形势、任务交待完毕，刘亚楼说：“老聂，军委已决定，组建福空，要你去当司令官。你不要到北京来，立刻到福建去，你的委任状随后就到，把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抓起来。切切注意，一要迅速组织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二要使用战斗力强、有实战经验的部队，力争打好第一仗。三要健全各机场的保障机构。四要采取逐步推进方式完成空中转场，隐蔽好我战略意图。”
19日凌晨，聂凤智已站在福建晋江罗裳山简陋的空军指挥所以新职务下达第一道紧急备战令。这一历史性画面标志着，半年前拟就的空军入闽作战预案，即将由白纸上的黑色铅字变成白云间的银燕展翅，争夺闽海制空权的好戏终于拉启了帷幕。
五、六十年代，空军中便有“北刘南聂”的说法，其实，刘、聂是上下级，一般是不宜相提并论的，人们如是说，表明了对两位陆军出身的空军将领的信赖和尊敬，同时，也饱含了对一南一北两位将军犹如红花绿叶般交相辉映配合默契的赞誉。
无巧不成书，聂凤智周岁那年，父母给他取名时，偏偏用了一个“凤”字，几十年后，聂凤智曾半开玩笑地说过：我这个人属鸟，命中注定要同天空结下不解之缘的。
然而，长久以来，他并不是天际翱翔飞舞的“彩凤”，分明是林莽中威风八面的“猛虎”。
聂凤智，陈毅三野中公认的一员虎将，一位军史专家评论道：在我军一些重大战役，如著名的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中，差不多都有聂凤智的精彩表演，虽然他不是主角、统帅人物。闻名全国的“济南第一团”、“十人桥”、“渡江第一船”和人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渡江侦察记》、《战上海》，都记叙着聂凤智的九纵在华东战场上纵马驰奔、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胜绩。
聂凤智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在1932年。湖北孝感县的一个草坪上，停着中国工农红军缴获的第一架国民党飞机。一群年轻的红军士兵围着它指手划脚，观看新奇。其中一位矮个、精瘦的小鬼，张大嘴巴，瞪着眼珠，好奇地想：这球怪物是怎么飞上天的呢？他当然不曾想到，20年后，自己竟当上了指挥好几百个“怪物”的司令官。
1952年，聂凤智奉调北上，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老虎如果生出翅膀来，飞上天去的将是一只带着钢牙利爪的“凤”。
朝鲜空战，无论飞机数量、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聂凤智都明显处于下风。美国空军拥有一大批参加过二次大战、实战经验相当丰富的王牌飞行员，号称“空中霸主”。聂凤智麾下，尽是一些初出茅庐，在战斗机上只飞过几十上百个小时的楞小子。开始，很多人私下里认为，双方实力悬殊，这个仗不好打。不好打也得打，聂凤智不辱使命，在实战中摸索研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战法，终于扭转了被美国空军镇头欺凌的局面，把空中战场从鸭绿江畔推移到清川江一线，形成令美国空军也望而生畏不敢妄入在世界空战史上知名度甚高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从朝鲜战场回来，他的经历中又多了一份他人尚无的殊荣：我军鲜有的既指挥过地面战役又指挥过现代军种作战的将军。
经验，是财富也是优势。1958年空军入闽参战，司令官非聂莫属。
聂凤智在罗裳山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召集自己刚刚组成的指挥机构，进行简短的战前动员。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两句话是：若要战胜敌人，我们必须赢得时间。若要赢得时间，我们必须战胜自己。
他指的是在恶劣的天候、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里，所有人都必须咬紧牙关，连续奋战，满负荷、超负荷、超超负荷运转，在军委、空军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并不高大的他伟岸地立在高处大声说道：我的要求很简单，你是一台100千瓦的发电机，必须给我发出300千瓦的电能来！
顷刻间，天降暴雨。他不动，继续他的讲话。他的队伍也不动，一片草绿色和整个罗裳山融为一体。
远山云浓处，有闷雷隆隆作响，在沟壑峰谷间回旋震荡。
四下打听当年蹲过罗裳山指挥所的“老坑道”，于是，我在福州空八军司令部见到了杨国华。1958年，杨老任福空指挥所雷达参谋，退休前最后职务为空八军作战处长。他退也不休，从未闲着，被部队返聘为调研员，专攻中国空军发展史。研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格外亲切有兴趣的缘故吧，如今，他已是五十年代台海空战问题的专家。初次相识，看他斯斯文文地引经据典纵论历史，不觉得他曾是一位军人，而更像一位教授。
1958年空军入闽，和炮击金门是一回事，也是两回事。空军入闽是1957年底主席、中央就定了的事，只剩下一个时机问题。当然，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空军早就入闽了。1958年发生中东事件，促成了空军即刻入闽，紧密配合炮击金门。
在福建原来有个空一军，是由防空一军归建过来的，只管高炮、雷达、探照灯和机场修建。1954－1958年间，先后建成福州、漳州、连城、龙田、晋江、惠安、崇安七个机场，但是没有摆飞机。空一军是“空”一军，徒有虚名。
1958年7月19日，接到命令，由南空机关一部、浙江空五军大部、福建空一军全部，组建福空，聂凤智任司令员。要求几天内必须完成空战准备，确实十万火急，火烧眉毛。
福空指挥所设在晋江罗裳山的掘开式坑道里，64平米大的一个地洞，硬塞进去作训、通信、标图、电台各类参谋人员一百多人，天气闷热潮湿，加上通风又不好，人待在里边臭气熏天，刚进去，扑面呛鼻的汗臭真能让你窒息，把人冲个斤斗。聂凤智也在里边办公，他每天半夜三点进去，中华牌香烟一叼，开始工作，除去吃饭、方便，不出洞，一直干到日头落山，才出去眯一觉。
将指挥所建在罗裳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适中，前面就是晋江机场，靠漳州、惠安机场也较近，通信联络、指挥作战都便利。但生活条件就相当艰苦啦，根本就没有营房，只有聂凤智有一个几平米的小土房休息、吃饭，其他人全住帐篷。帐篷四面透风，漏雨、扬沙、蚊虫咬，人就在里边吃饭睡觉，毫无办法。帐篷搭在一片桂圆林中，那年桂圆大丰收，果大水足，甘甜如蜜，一嘟噜一嘟噜吊在头顶，伸手可触，晚上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弄得人一天到晚嘴里头老在分泌唾液。恕我坦言，我们不少人意志“薄弱”，没有做到像当年驻锦州的部队那样，用坚强的纪律性抵御住摘食老百姓苹果的欲望，所以四下无人时，扯下几个桂圆尝鲜的事时有发生。惭愧。
其实，我们的意志还是相当不错的，条件那样艰苦，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哪里有什么上下班时间啊，所有人都是使出浑身最大劲拼命干，分秒必争，先同时间打一仗。同时，也充分做好了敌机轰炸罗裳山、为国牺牲光荣的准备。管理处除了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买白布买棺材。我们都同处长开玩笑：你们想得真周到，如果轮上我享用了，那就提前谢谢啦。
总之，当时非常苦，非常乱，事情千头万绪，备战繁重如山，打仗就是这样的了。好在我们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司令官。空军是个新军种，建国后打大仗，打恶仗，主要在朝鲜，基本是聂凤智指挥，所以他实战经验很丰富。聂这个人平时无架子，可以拉呱，喜欢吹牛讲故事打篮球。但到指挥所那就是绝对权威，大将风度，讲话声如洪钟，很有鼓动性，下面鸦雀
无声，没有人敢乱吭气。他一到任立即工作，亲自部署，抓得具体周密，魄力大，决心相当果断。空战决定胜负就是那么几秒零点几秒的事，指挥就怕粘粘糊糊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犹豫不决。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很有头脑和谋略，仗怎样打目标非常明确。在空军，他唯一怕的人恐怕就是刘亚楼。我观察，刘亚楼逮到别人吼一通，一般对聂还比较客气，有理让三分。实在话，从陆军出来又真正懂空军的，一个刘，一个聂。聂的缺点也是作风不甚民主，霸道一些，大小事一个人拍板讲了算。刘亚楼言传身教嘛，没治。
时间，就像一条歹毒的长鞭，每时每刻都在拍打快要被抽光榨干了精力、体力的人们。暴雨，则充当了困难最凶恶的帮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横在你的面前给早已疲惫不堪的人们再添加一份艰辛。而曾经自以为十分完美自鸣得意的各项计划在千军万马的调动之中又往往漏洞百出，显出苍白无力的样子，使得空军入闽的战略行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混乱的场面。
到处在喊、在叫、在吵、在骂，问题，像雪片，扑头盖脸飞向罗裳山。
连城的雷达阵地，因事先未经图上作业和周密勘察，以致费了吃奶的劲儿把设备搬至山顶，才发现该地仰角均在5°以上根本不能架设。气得雷达兵们揪住工程师的衣领恨不能饱煽一顿耳光。
下发通信铺设方案，却缺少配套之实地勘测资料。使得通信兵像没有佐料的大厨师手捧着菜单而无法下勺。
福州场站油料装卸手续不严，发生油料混合事故，18吨航油统统报废。追查下来，各级推诿，竟无一人挺身而出堵枪眼，拍胸脯说“要撤撤我”。
受领任务单位未经精确计算即申请车辆，常常运输车装不满，运油车卸不净，空车返回利用率极低，仅角尾一地因调度不当跑空车129台次，使极为宝贵的两万多车公里化作喷油管排出的阵阵油屁而白白损耗。
漳州场站下死命令，要当地五天之内备齐一万立方沙石，逼得地方政府把基建和防汛石料统统控制起来。日后任务变化，并不需要那么多，也不及时通知地方，恼得漳州父母官们指着站长鼻尖骂：他妈的，以后除了大粪要多少供多少，其他一颗鸡蛋一粒谷，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手！
每天，参谋、助理们战战兢兢把一份份“问题报告”呈递上去，伸着脑壳，静等脾气火暴的司令官雷霆震怒。谁知，聂凤智往往只看个标题，就顺手甩在一旁，至多批上一句：“××长、××部门阅处”，再不过问。那些天中，一向“军阀”的他竟鲜有横眉厉目大声斥责，倒是经常能从完成任务的报告上看到他“很好，应予表彰”的旁批。事后，有胆大者向他提出这一“反常现象”，将军莞尔一笑道：空军入闽，大搬家，没有问题才碰见鬼哩。如果我什么都管，等于什么也不管，你想用一只手同时按住一堆跳蚤是不可能的嘛。该谁管的事就由谁去管好，我只管大事：一个整体工作的进度，一个飞行部队进驻的隐秘性。下面很辛苦，只要尽了心尽了力，有点小问题也不用大惊小怪。不是不要批评，更多的应该是表扬，给部队常鼓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嘛。当主管的，有时就得搞点“无为而治”。
聂凤智的“无为”，毕竟达到了“大治”。在刘亚楼限定的时间内，他首先完成了能打的准备。7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虽暂时延迟了战役发起时间，聂凤智的“发电机组”仍在按照他的指令超负荷运转。二十天后，他不无几分自豪地向刘亚楼报告：
通信，共开设和扩建了12个指挥所的通信枢纽部，构通长途电路35处，增设无线电台127部、导航台站48个，架设永备线路298公里，被复线834公里；雷达，架设了11部引导雷达和14部警戒雷达，雷达团由2个扩建为3个，已迅速构成了全区高、中、低对空警戒与引导网；后勤，运送各种油料22109吨，弹药1722吨，副油箱1604副，其他物资20163吨。……
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索然无味的枯燥数字时，是很难想象它们包含了多么巨大的付出。就说那支由404台运输车和534台运油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吧，二十天中无营房住宿，无热饭菜汤，困倦了，停下来用凉水洗把脸，饥渴了，啃一口硬馍喝一口稻田水；狂风骤雨，宁肯自己光膀子，脱下军衣盖住引擎盖，以免发动机受潮；烈日暴晒，因修车而中暑晕倒，急救后跳进驾驶楼继续发动；多少人跑肚拉稀，多少人感冒发烧，竟没有一台车停驶。战争古来如此，有什么样的司令，就会有什么样的士兵。
自然，最令聂凤智感到振奋和欣慰的还是，他已把航空兵6个师部17个团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先后进驻了福建地区7个机场。和二十天前相比，他已不是仅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光杆司令，而是手握520架作战飞机拥有强大武备的堂堂统帅了。他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同当面的国民党空军弟兄们乃至背后的美国空军同行们，在台湾海峡擂鼓对阵，一决高下。
8月13日，把自己金贵得像个羞于见人的新娘的太阳，终于扭扭捏捏从云缝间探出半个身子来，霎时间，青山滴翠，万木葱茏。清晨，雾气淡淡化去，海涛隐约入耳，鸥鸟漫空竞翔。聂凤智信步走出坑洞口，深呼吸，美美吐出一口浊气，用手搭个凉篷，登高远眺。天无际涯，灰黑狭长的金门岛若隐若现。凝望良久，灿然微笑。
习惯性地摸出一根香烟来，中华牌，划火点燃，只轻轻吸一下，便引发猛烈不止的咳嗽。
保健医生急步向前，一把夺下：首长，千万别抽了，损害健康呀！
聂凤智朗朗大笑：请高抬贵手。如果你不想让我聂某在罗裳山演一出走麦城，就闭起眼睛假装看不见。打完了空战，我保证绝对服从你的命令。
从衣袋内又摸出一根来。
医生无奈地摇头。
炮战期间，聂凤智的香烟损耗量由每天一盒上升至每天两盒，最多时三盒。他曾玩笑说：北京的指示是精神支柱，口袋里的香烟是物质基础，少这两样东西，这个仗他打不赢。
他最终死于吸烟，过量地吸烟。晚年住院，医院确诊为肺癌。我认定，罗裳山的日日夜夜让他折了寿。
聂凤智坦然处之，给所在党小组写了一封信，谈及生死：红军时期，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几十名伙伴，大多都为革命捐躯。打济南，我们九纵阵亡1377人，“济南第一团”十几个连队仅剩三个连的兵力……那么多先烈先我而去，我这条命又何足惜。老首长张爱萍前往探视，他轻松说道：“没什么，癌症！”张爱萍惊叹：“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
自然法则无可抗拒，1992年4月3日，聂凤智与世长辞。临走前的病痛虽然难忍，但他的脸上却始终滞留着乐观的微笑，直至最后一刻。
了解者说：这是兼容天真与成熟的神态。亦是视胜负如常事，置生死于度外的大将风度。更是灵魂在战火炼狱中升华，进入了笑瞰人生的境界。
据传，他死后，罗裳山的士兵们自发地祭奠他，在他的遗像前摆上采摘的鲜花和两盒烟，中华牌香烟。
1993年，我去罗裳山，也要陪同帮我去买香烟。买不到中华牌，拿回来两盒“万宝路”，并说：这个比“中华”更高档。我吼：你瞎搞，要知道，罗裳山这个地方，见不得美国货！又换回两盒“红塔山”，好歹中国货。
在“坑洞”故址，我敬重地摆上一枝松枝和“红塔山”。我祈望，将军在天有知，仍能欣然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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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斗<P>
空中转场，即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全过程。如果你乘坐了一回民航班机，可以视为完成了一次“空转”。
我冒着傻气问杨国华，1958年的“空转”真有那么复杂？
杨老非常肯定地回答：不亚于实施一场空中战役。一般讲，交战状态下于敌前“空转”，己方飞机在落地前后的一两小时内，就像一只脱离了旧巢正在寻觅新壳的寄居蟹，把自己的软腹部亮给了敌方，处于防护力反击力最薄弱的时刻，很容易招致致命的打击，空战史上此类战例不胜枚举。何况1958年空军入闽还涉及诸多国际的、政治的制约因素，刘亚楼、聂凤智们一天到头冥思苦想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万全之策。
杨老怕我听不明白，索性摊开一张军用地图。按图演示，那是作战处长的看家本领。
第一梯队，暗渡陈仓。
刘亚楼确定，“空转”一梯队为空一师从江西永新进驻连城机场、空十八师从广州沙堤进驻汕头机场。
连城、汕头距金门、马祖相对距离较远，易于隐蔽。退一步讲，即便为敌发觉，也不致使敌太过惊恐。
高明的摔跤手，并不奢望第一次过招就把对方掀翻在地，总要先在外围盘绕，观察彼方心态，隐藏自己套路，期待对手失误，捕捉最佳时机。
转场时间几经修改，最后敲定在7月27日上午6时。因为情报侦悉，国民党军26、27两日将以2个师到金门换防，福州军区叶飞上将决心于26日晚或27日晨对金门进行集中炮击。必须估计到，炮击过后，27日8时左右，国民党空军即会大举出动对大陆前沿机场及重要目标进行破坏轰炸。我机6时空转，先敌一步，预备着针尖对麦芒，硬碰硬地大干一场。
2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将炮击暂缓执行，但已定空转时间不再变更。
聂凤智就像个女儿出嫁前千叮咛万嘱咐的老妈妈，命令、指示一道接一道，所有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设计好了预案。空战是一项复杂工程，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于瞬间使结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航线上速度800－850公里／时，转场高度为1500公尺；
严格隐蔽指挥，指挥起飞一律用有线电，航线上如无特殊情况一律不讲话；
大队相互掩护，以后续梯队掩护前梯队迅速着陆；
第一个大队应于着陆后15分钟以内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全团转场后做好战斗出动准备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当日任务主要掩护本基地，不远伸作战，活动地域为距本基地80－100公里半径范围内；第二批到达基地上空时，路桥（机场）海航第二师以中队为单位在霞浦附近巡逻。空十二师以中队为单位在古田上空巡逻，以吸引牵制台湾北部国民党空军兵力；进驻新基地后，如敌对我前沿机场轰炸，则连、汕部队要随时准备到惠安、晋江、漳州、厦门地区作战；夜间除值班飞机外，其余飞机均疏散，并很好组织基地高炮掩护机场及空炮协同动作。要立即检查抢修机场的准备工作，做到随炸随修；……
27日，天公不作美，乌云盖顶，厚重如铅。军区气象站电话不断，北京、福州、罗裳山、各机场纷纷催问，今天到底能不能飞？中午11时30分，东南风加强，以力大无比的双臂将方圆数百公里内的云层整体抬高了数百米，聂凤智果断发令：起飞！停靠在跑道头等得不耐烦直撂蹶子的战机如脱缰野马，嘶鸣狂奔，一跃而起。
赵德安，时任空十八师五十四团大队长，老人们一旦聊起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那段时光，再内向者也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1958年7月中、下旬，刘亚楼把我们师长林虎召到北京当面交待作战任务。林虎师长回来就作参战动员，什么支援中东伊拉克阿拉伯，我们那时年轻，听不太懂，就是气盛、好强，大家嗷嗷叫，表态，都说国民党空军里边有个什么飞虎队，我们是武松，打虎队的干活，要把他打个稀巴烂。林虎师长开玩笑，“我也是一只‘虎’，到了天上，你们看准喽，可别乱打一气哟。”大家都笑，热情确实高。
7月27日中午，我们团空中转场，从惠阳到汕头，距离很近。如果平时飞训练，跟玩一样，而这回是战斗飞行，随时准备同国民党的飞机干，心情就不一般了。我倒希望航路上“有情况”。
比较别扭是高度必须1500。那一带山都是1200左右。我们贴着山尖尖，在云层里钻出钻进，感觉弄不好就会撞山。但绝对不准拉起来，上去敌人雷达能看到，我们意图就暴露了。我身子都不敢乱动，使劲稳住驾驶杆。几十架飞机几乎翅膀挨翅膀，所有人都瞪大眼珠聚精会神编队。再一个别扭就是空中绝对不许讲话，谁出声谁违反纪律，林师长反复交待，“要把敌人指挥员变成瞎子和聋子”。我们大气不敢喘，咳嗽更不敢，落地后，摸一把，湿漉漉，一脑门的汗水。
获悉15架米格17安全降落汕头机场，另外33架亦顺达连城，聂凤智掏出手绢，轻轻拭去额头的汗珠。立即拿起保密电话，向厦门叶飞和北京刘亚楼同时报告。他说：我已按照要求，神不知鬼不觉把第一批货送到了。刘亚楼说：老聂，你的“暗渡陈仓”，很好！
第二梯队，韬光养晦。
空十八师飞转汕头，两天后，三比零，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
空军入闽的战略企图业已暴露，第二梯队以何种方式进入，更让聂凤智劳神费心。
刘亚楼一日三电，催询在进驻次序问题上，究竟先漳州、后福州、龙田，还是三个方向同时进驻。何者为优？
聂凤智反复权衡后回报：仍按“逐步推进”的既定方针行事为宜，着令空九师先进漳州。
漳州，八闽重镇，距金门直线距离仅40公里。如果突然驻扎了大批飞机，就好比在台湾的腋下顶了一把刀子，将使对方产生骨鲠在喉般的难受不自在，立即诱发闽海上空大规模空战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聂凤智给了空九师师长刘玉堤八个字：韬光养晦，藏锋蓄锐。把你们这把剑摆在人家鼻子下边，不是要你们逼人家立刻出来决战的。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更要有高度的政策头脑。空军作战的原则一般是后发制人，别忘了，你们这把“剑”，是带着“套鞘”的。
具体原则：一般不出海作战；没有必要时不轻易出海；战斗巡逻、航线飞行、编队训练务必避开金门空域。
当然，如果发生另外一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必须“扬眉剑出鞘”了：如果敌人超越金门上空侵入厦门上空，或从金门以南以北侵入大陆，为了反击敌人则根本不受这个限制，一定要坚决与敌机进行空战，狠狠打击敌机，敌机经金门上空退却也要坚决追击，不能因为不过分刺激敌人这一策略，而限制了主动空战的机动性和积极性。
刘玉堤回答：明白，我就是棋盘上的相和仕，无权过河打冲锋。但那边的车、马、炮、兵如果越界跑过来，我统统有权开杀戒。
8月4日上午，刘玉堤带飞机34架，自新城机场安抵漳州。
岳崇新老人当年曾是34条好汉中的一个，在刘玉堤辖下的二十七团当飞行员，回忆往事，他仍心有余悸说，那天，飞得有点乱套，没出大事，万幸。
我们九师原驻长沙，入闽参战，命令来了说走就走，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们大队长叫张闯虎，好不容易三十出头讨到了老婆，头天晚上喜气洋洋在部队举办了婚礼，第二天又红光满面地领着新娘子去逛大街。他刚出营门，我们就接到了立刻转场的通知，赶紧派人去找吧。长沙那么大，一下找不到，就想到了广播寻人这个办法，于是，又联系电台喊：张闯虎同志，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回单位，有急事找！张闯虎挽着老婆逛得正来劲哩，他居然听到了广播，这小子犹豫了一下，对新娘子说：怎么广播电台里还有个张闯虎？肯定不是我，咱接着逛。刘玉堤左看表右看表，实在等不及了，说“他妈的我们走让兔崽子幸福去”，带着我们就起飞了。张闯虎傍晚回营傻了眼：怎么人全没影啦？后来他归队，刘玉堤好一顿臭训：你这个大队长怎么当的，你的大队呢？你他妈就知道结婚，老婆！
我们第一站落江西新城和从东北转来的空一师住在一起。一师政委叶松盛给两个师一起做动员，大家明白了，这回要真打，纷纷表态。我发言，打不下来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8月4日，我们空转漳州一线机场。三十几架飞机浩浩荡荡，落地时，有人看错了跑道走向，形成了分两队从跑道两端对头落的局面，像在公路上会车一样，真他妈玄哪！保卫机场的高炮兵看傻了眼，都翘大姆指：哇，这个部队好棒，技术顶过硬！我心说，硬个鸡巴，在跑道上来个两机、多机相撞，那就彻底稀松软蛋啦。
情报侦悉，空九师进驻漳州后，国民党空军连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空防。金门军眷，也开始大批撤往台湾。
刘玉堤即便盘弓不发，对手也已感到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第三梯队，立体掩护。
计划：空十六师进驻龙田，海航第4师进驻福州。
8月4日至13日，整整九天，聂凤智按兵不动，既然暂不炮击，他有意要让已经烫手的台湾海峡降降温。电示已在浙江衢州集结的部队安心待命，抓紧训练，自己则蹲在罗裳山的坑洞里，一包接一包消耗香烟，不知疲倦的大脑转动着他的“万全之策”。
犹如科研试验先要虚拟各种假设条件一样，他将参谋人员召集起来，提出假设：我进驻连城、汕头敌人还不很紧张。进驻漳州时紧张了一下尚能忍受。此番我如再进福州、龙田不仅威胁金门、马祖，而且直接威胁台北的安全，敌人很可能孤注一掷，下决心乘我立足未稳实施轰炸，或乘机进行大规模空战，拼个鱼死网破，不将我逐出福建，决不罢休。
各位智囊，有何高见？
智囊们深思熟虑后，向他呈上两案，一是若无空情顾虑，海航先转福州做好战斗准备，空十六师直飞龙田，一步到位。二是若空情复杂，则两师均先到福州，十六师视情再转至龙田作二级跳跃。而无论取哪一案，沿海各机场均应起飞多批机群给以有力掩护，以优势兵力压制威慑敌人。因为第三梯队转场的隐秘性实已丧失，不妨大张旗鼓，先声夺人。估计对方真欲来炸、来袭，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思而后行吧。
聂凤智摸出一根“中华”。有人划火递过来，他摇摇头。一只手来回揉搓那枝倒霉的香烟，直至碾成粉末状，人们终于听到从他嘴里吐出一字：好！
他又补充道：不能光想着转场，还必须想到转场以后将出现的状况。驻连城、漳州部队可起飞较多兵力到莆田、惠安一带活动，使敌人不易接近福州、龙田，给新到部队一两天时间抓紧研究敌情，熟悉空域。
如此，“方案”更显完整，稳妥了。
8月13日晨，海航四师从衢州飞抵福州。一架架正在降落、滑行中，雷达荧屏上显示三都澳方向出现敌情，F－86共14架分三批正向福州飞来，紧接着，又发现，后面还跟有F100美机4架。刚刚落地的海航立刻重新发动，战斗起飞。不速之客们知趣乖巧，于闽江口上空兜个圈子，悉数折返。
聂凤智判断，敌人已经高度警惕福州方向，空情将更趋复杂，遂命令：空十六师按第二方案转场，沿海各机场同时起飞，提供有效掩护支援。
福建空域，顿时扯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空中立体防护罩。
苑国辉，当年任空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老人好像并无安全感，说，降落时，我差一点被打下来，当了冤死鬼。
我们四十六团原驻地辽宁丹东，空转飞行路线和途经中转站是：辽宁丹东——天津杨村——苏北白塔铺——苏州硕放——杭州笕桥——浙江衢州——福州——龙田。从北一直往南飞，二千余公里，和候鸟差不多。起飞时，我领着全团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大家都明白，这回不是训练，而是出征，要去打仗了。
机翼下白云朵朵，一闪而逝，心里很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8月13日上午，在衢州接到命令，第一步飞福州。滞留了个把小时，接着飞龙田。
在福州听说航路上敌情严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各。一路上很顺利，安全无情况。到达后下降高度，突然间，地面高炮向我们猛烈开火，天空中爆点一片，把我气的，真想对他们施以同样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还好，他们技术不怎么样，没把我们打下一架来。落地我就找高炮算账：不是已经通知自己飞机要转场嘛，为什么还向自己人开炮？原来，一个高炮连长太紧张，一看机群到了，不识别就喊“开炮”。打一阵，想一想不对，又大喊“错啦，停！”在前线，小连长就有开炮权，你拿他怎么办？气得我们飞行员看见高炮兵就骂脏话：下回，看准了，是自己的老婆再睡觉。不是，别竖起了你们那根××，乱放炮！
后来通报，还是冤死了一个无辜者。
机场旁边一个拾粪老头，看到机群忽喇喇飞那么低，四周又嗵嗵嗵打炮，吓得一头栽到河沟里，呛死了。
苑国辉还不知道，他在空中的那一刻，连城、汕头、漳州、福州、路桥各基地根据聂凤智命令，共起飞了29批124架次为他保驾护航。
解放军第一次在福建空域显示雄厚实力，台湾空军不明其中玄妙，像突然间受到惊扰的马蜂炸窝，紧急出动三百多架次在台海上空来回乱飞。台北市也数度拉响了防空袭警报。
空十六师平安到达龙田，罗裳山如释重负，参谋人员喜笑颜开，愉快地交头接耳。聂凤智也颇带几分悠然地点燃一支“大中华”。仅片刻，他的面容又回复到惯常的严肃，他及时提醒部属：争夺台海制空权的斗争刚开头，我们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晋江、惠安两机场濒临海边，距金门太近，暂不成批进驻，以后以游击战术零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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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转场，即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全过程。如果你乘坐了一回民航班机，可以视为完成了一次“空转”。
我冒着傻气问杨国华，1958年的“空转”真有那么复杂？
杨老非常肯定地回答：不亚于实施一场空中战役。一般讲，交战状态下于敌前“空转”，己方飞机在落地前后的一两小时内，就像一只脱离了旧巢正在寻觅新壳的寄居蟹，把自己的软腹部亮给了敌方，处于防护力反击力最薄弱的时刻，很容易招致致命的打击，空战史上此类战例不胜枚举。何况1958年空军入闽还涉及诸多国际的、政治的制约因素，刘亚楼、聂凤智们一天到头冥思苦想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万全之策。
杨老怕我听不明白，索性摊开一张军用地图。按图演示，那是作战处长的看家本领。
第一梯队，暗渡陈仓。
刘亚楼确定，“空转”一梯队为空一师从江西永新进驻连城机场、空十八师从广州沙堤进驻汕头机场。
连城、汕头距金门、马祖相对距离较远，易于隐蔽。退一步讲，即便为敌发觉，也不致使敌太过惊恐。
高明的摔跤手，并不奢望第一次过招就把对方掀翻在地，总要先在外围盘绕，观察彼方心态，隐藏自己套路，期待对手失误，捕捉最佳时机。
转场时间几经修改，最后敲定在7月27日上午6时。因为情报侦悉，国民党军26、27两日将以2个师到金门换防，福州军区叶飞上将决心于26日晚或27日晨对金门进行集中炮击。必须估计到，炮击过后，27日8时左右，国民党空军即会大举出动对大陆前沿机场及重要目标进行破坏轰炸。我机6时空转，先敌一步，预备着针尖对麦芒，硬碰硬地大干一场。
2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将炮击暂缓执行，但已定空转时间不再变更。
聂凤智就像个女儿出嫁前千叮咛万嘱咐的老妈妈，命令、指示一道接一道，所有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设计好了预案。空战是一项复杂工程，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于瞬间使结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航线上速度800－850公里／时，转场高度为1500公尺；
严格隐蔽指挥，指挥起飞一律用有线电，航线上如无特殊情况一律不讲话；
大队相互掩护，以后续梯队掩护前梯队迅速着陆；
第一个大队应于着陆后15分钟以内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全团转场后做好战斗出动准备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当日任务主要掩护本基地，不远伸作战，活动地域为距本基地80－100公里半径范围内；第二批到达基地上空时，路桥（机场）海航第二师以中队为单位在霞浦附近巡逻。空十二师以中队为单位在古田上空巡逻，以吸引牵制台湾北部国民党空军兵力；进驻新基地后，如敌对我前沿机场轰炸，则连、汕部队要随时准备到惠安、晋江、漳州、厦门地区作战；夜间除值班飞机外，其余飞机均疏散，并很好组织基地高炮掩护机场及空炮协同动作。要立即检查抢修机场的准备工作，做到随炸随修；……
27日，天公不作美，乌云盖顶，厚重如铅。军区气象站电话不断，北京、福州、罗裳山、各机场纷纷催问，今天到底能不能飞？中午11时30分，东南风加强，以力大无比的双臂将方圆数百公里内的云层整体抬高了数百米，聂凤智果断发令：起飞！停靠在跑道头等得不耐烦直撂蹶子的战机如脱缰野马，嘶鸣狂奔，一跃而起。
赵德安，时任空十八师五十四团大队长，老人们一旦聊起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那段时光，再内向者也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1958年7月中、下旬，刘亚楼把我们师长林虎召到北京当面交待作战任务。林虎师长回来就作参战动员，什么支援中东伊拉克阿拉伯，我们那时年轻，听不太懂，就是气盛、好强，大家嗷嗷叫，表态，都说国民党空军里边有个什么飞虎队，我们是武松，打虎队的干活，要把他打个稀巴烂。林虎师长开玩笑，“我也是一只‘虎’，到了天上，你们看准喽，可别乱打一气哟。”大家都笑，热情确实高。
7月27日中午，我们团空中转场，从惠阳到汕头，距离很近。如果平时飞训练，跟玩一样，而这回是战斗飞行，随时准备同国民党的飞机干，心情就不一般了。我倒希望航路上“有情况”。
比较别扭是高度必须1500。那一带山都是1200左右。我们贴着山尖尖，在云层里钻出钻进，感觉弄不好就会撞山。但绝对不准拉起来，上去敌人雷达能看到，我们意图就暴露了。我身子都不敢乱动，使劲稳住驾驶杆。几十架飞机几乎翅膀挨翅膀，所有人都瞪大眼珠聚精会神编队。再一个别扭就是空中绝对不许讲话，谁出声谁违反纪律，林师长反复交待，“要把敌人指挥员变成瞎子和聋子”。我们大气不敢喘，咳嗽更不敢，落地后，摸一把，湿漉漉，一脑门的汗水。
获悉15架米格17安全降落汕头机场，另外33架亦顺达连城，聂凤智掏出手绢，轻轻拭去额头的汗珠。立即拿起保密电话，向厦门叶飞和北京刘亚楼同时报告。他说：我已按照要求，神不知鬼不觉把第一批货送到了。刘亚楼说：老聂，你的“暗渡陈仓”，很好！
第二梯队，韬光养晦。
空十八师飞转汕头，两天后，三比零，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
空军入闽的战略企图业已暴露，第二梯队以何种方式进入，更让聂凤智劳神费心。
刘亚楼一日三电，催询在进驻次序问题上，究竟先漳州、后福州、龙田，还是三个方向同时进驻。何者为优？
聂凤智反复权衡后回报：仍按“逐步推进”的既定方针行事为宜，着令空九师先进漳州。
漳州，八闽重镇，距金门直线距离仅40公里。如果突然驻扎了大批飞机，就好比在台湾的腋下顶了一把刀子，将使对方产生骨鲠在喉般的难受不自在，立即诱发闽海上空大规模空战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聂凤智给了空九师师长刘玉堤八个字：韬光养晦，藏锋蓄锐。把你们这把剑摆在人家鼻子下边，不是要你们逼人家立刻出来决战的。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更要有高度的政策头脑。空军作战的原则一般是后发制人，别忘了，你们这把“剑”，是带着“套鞘”的。
具体原则：一般不出海作战；没有必要时不轻易出海；战斗巡逻、航线飞行、编队训练务必避开金门空域。
当然，如果发生另外一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必须“扬眉剑出鞘”了：如果敌人超越金门上空侵入厦门上空，或从金门以南以北侵入大陆，为了反击敌人则根本不受这个限制，一定要坚决与敌机进行空战，狠狠打击敌机，敌机经金门上空退却也要坚决追击，不能因为不过分刺激敌人这一策略，而限制了主动空战的机动性和积极性。
刘玉堤回答：明白，我就是棋盘上的相和仕，无权过河打冲锋。但那边的车、马、炮、兵如果越界跑过来，我统统有权开杀戒。
8月4日上午，刘玉堤带飞机34架，自新城机场安抵漳州。
岳崇新老人当年曾是34条好汉中的一个，在刘玉堤辖下的二十七团当飞行员，回忆往事，他仍心有余悸说，那天，飞得有点乱套，没出大事，万幸。
我们九师原驻长沙，入闽参战，命令来了说走就走，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们大队长叫张闯虎，好不容易三十出头讨到了老婆，头天晚上喜气洋洋在部队举办了婚礼，第二天又红光满面地领着新娘子去逛大街。他刚出营门，我们就接到了立刻转场的通知，赶紧派人去找吧。长沙那么大，一下找不到，就想到了广播寻人这个办法，于是，又联系电台喊：张闯虎同志，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回单位，有急事找！张闯虎挽着老婆逛得正来劲哩，他居然听到了广播，这小子犹豫了一下，对新娘子说：怎么广播电台里还有个张闯虎？肯定不是我，咱接着逛。刘玉堤左看表右看表，实在等不及了，说“他妈的我们走让兔崽子幸福去”，带着我们就起飞了。张闯虎傍晚回营傻了眼：怎么人全没影啦？后来他归队，刘玉堤好一顿臭训：你这个大队长怎么当的，你的大队呢？你他妈就知道结婚，老婆！
我们第一站落江西新城和从东北转来的空一师住在一起。一师政委叶松盛给两个师一起做动员，大家明白了，这回要真打，纷纷表态。我发言，打不下来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8月4日，我们空转漳州一线机场。三十几架飞机浩浩荡荡，落地时，有人看错了跑道走向，形成了分两队从跑道两端对头落的局面，像在公路上会车一样，真他妈玄哪！保卫机场的高炮兵看傻了眼，都翘大姆指：哇，这个部队好棒，技术顶过硬！我心说，硬个鸡巴，在跑道上来个两机、多机相撞，那就彻底稀松软蛋啦。
情报侦悉，空九师进驻漳州后，国民党空军连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空防。金门军眷，也开始大批撤往台湾。
刘玉堤即便盘弓不发，对手也已感到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第三梯队，立体掩护。
计划：空十六师进驻龙田，海航第4师进驻福州。
8月4日至13日，整整九天，聂凤智按兵不动，既然暂不炮击，他有意要让已经烫手的台湾海峡降降温。电示已在浙江衢州集结的部队安心待命，抓紧训练，自己则蹲在罗裳山的坑洞里，一包接一包消耗香烟，不知疲倦的大脑转动着他的“万全之策”。
犹如科研试验先要虚拟各种假设条件一样，他将参谋人员召集起来，提出假设：我进驻连城、汕头敌人还不很紧张。进驻漳州时紧张了一下尚能忍受。此番我如再进福州、龙田不仅威胁金门、马祖，而且直接威胁台北的安全，敌人很可能孤注一掷，下决心乘我立足未稳实施轰炸，或乘机进行大规模空战，拼个鱼死网破，不将我逐出福建，决不罢休。
各位智囊，有何高见？
智囊们深思熟虑后，向他呈上两案，一是若无空情顾虑，海航先转福州做好战斗准备，空十六师直飞龙田，一步到位。二是若空情复杂，则两师均先到福州，十六师视情再转至龙田作二级跳跃。而无论取哪一案，沿海各机场均应起飞多批机群给以有力掩护，以优势兵力压制威慑敌人。因为第三梯队转场的隐秘性实已丧失，不妨大张旗鼓，先声夺人。估计对方真欲来炸、来袭，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思而后行吧。
聂凤智摸出一根“中华”。有人划火递过来，他摇摇头。一只手来回揉搓那枝倒霉的香烟，直至碾成粉末状，人们终于听到从他嘴里吐出一字：好！
他又补充道：不能光想着转场，还必须想到转场以后将出现的状况。驻连城、漳州部队可起飞较多兵力到莆田、惠安一带活动，使敌人不易接近福州、龙田，给新到部队一两天时间抓紧研究敌情，熟悉空域。
如此，“方案”更显完整，稳妥了。
8月13日晨，海航四师从衢州飞抵福州。一架架正在降落、滑行中，雷达荧屏上显示三都澳方向出现敌情，F－86共14架分三批正向福州飞来，紧接着，又发现，后面还跟有F100美机4架。刚刚落地的海航立刻重新发动，战斗起飞。不速之客们知趣乖巧，于闽江口上空兜个圈子，悉数折返。
聂凤智判断，敌人已经高度警惕福州方向，空情将更趋复杂，遂命令：空十六师按第二方案转场，沿海各机场同时起飞，提供有效掩护支援。
福建空域，顿时扯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空中立体防护罩。
苑国辉，当年任空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老人好像并无安全感，说，降落时，我差一点被打下来，当了冤死鬼。
我们四十六团原驻地辽宁丹东，空转飞行路线和途经中转站是：辽宁丹东——天津杨村——苏北白塔铺——苏州硕放——杭州笕桥——浙江衢州——福州——龙田。从北一直往南飞，二千余公里，和候鸟差不多。起飞时，我领着全团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大家都明白，这回不是训练，而是出征，要去打仗了。
机翼下白云朵朵，一闪而逝，心里很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8月13日上午，在衢州接到命令，第一步飞福州。滞留了个把小时，接着飞龙田。
在福州听说航路上敌情严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各。一路上很顺利，安全无情况。到达后下降高度，突然间，地面高炮向我们猛烈开火，天空中爆点一片，把我气的，真想对他们施以同样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还好，他们技术不怎么样，没把我们打下一架来。落地我就找高炮算账：不是已经通知自己飞机要转场嘛，为什么还向自己人开炮？原来，一个高炮连长太紧张，一看机群到了，不识别就喊“开炮”。打一阵，想一想不对，又大喊“错啦，停！”在前线，小连长就有开炮权，你拿他怎么办？气得我们飞行员看见高炮兵就骂脏话：下回，看准了，是自己的老婆再睡觉。不是，别竖起了你们那根××，乱放炮！
后来通报，还是冤死了一个无辜者。
机场旁边一个拾粪老头，看到机群忽喇喇飞那么低，四周又嗵嗵嗵打炮，吓得一头栽到河沟里，呛死了。
苑国辉还不知道，他在空中的那一刻，连城、汕头、漳州、福州、路桥各基地根据聂凤智命令，共起飞了29批124架次为他保驾护航。
解放军第一次在福建空域显示雄厚实力，台湾空军不明其中玄妙，像突然间受到惊扰的马蜂炸窝，紧急出动三百多架次在台海上空来回乱飞。台北市也数度拉响了防空袭警报。
空十六师平安到达龙田，罗裳山如释重负，参谋人员喜笑颜开，愉快地交头接耳。聂凤智也颇带几分悠然地点燃一支“大中华”。仅片刻，他的面容又回复到惯常的严肃，他及时提醒部属：争夺台海制空权的斗争刚开头，我们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晋江、惠安两机场濒临海边，距金门太近，暂不成批进驻，以后以游击战术零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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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次空战<P>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彭老总，你把那么多飞机开到海边去，我的老朋友会不高兴哩，你这不是要打上人家的山门嘛。人家派出了哼哈二将来，你那先锋，是关云长还是鲁提辖（鲁智深）呀？
彭德怀对刘亚楼说：刘司令，毛主席对空军入闽能不能打好第一仗很关心……我还记得，长征的时候，你的红二师一直打头阵是打响了名声的。空军里头，也要搞上几个“红二师”。
刘亚楼对聂凤智说：老聂，我把空军几个最能打的部队都交给你了，不打拉球倒，要打，就一定要给我敲下来！
聂凤智对师、团长们说：《水浒传》里有个李逵，三板斧解决问题。你们第一斧头下去，就得见血，让那边吃不消、哇哇叫！
空军入闽，首战，关系到能否立足、站稳脚跟，关系到军心士气、再战信心，关系到空军形象、脸皮面子。首战，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谁砸锅，谁负责——聂凤智语。
1958年7月29日，闽粤内陆依然像个不愿见人的傻小子，捂着那件用乌云做就的肥硕外衣，把自己遮盖包裹得严严实实。
海岸线以外，大海却是一位开朗的姑娘，她随手把阴霾丢到天外，将薄雾织成的纱装搭在肩头，在旭日朝辉中随风曼舞。
一个对守方颇为有利的天候。
汕头机场，林虎“加长的耳朵”（侦听台）和“放大的眼睛”（雷达）全部打开，捕捉着彼岸任何一点微弱的异动。
11时3分，荧光屏上闪现出一个跳动的亮点，接着又是一个、两个，一共四个：F－84，敌机！
终于等到了。指挥所内，林虎全神贯注在一面标图板上，目光紧紧追随那条曲曲弯弯、不断向前移动着的蓝线，脑子里考虑着我机出航的时机。
11时15分，F－84低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林虎把拳头向下轻轻一按，塔台飞起三发绿色信号弹，四架米格17隆隆出动。
带队长机大队长赵德安，飞行员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依次跟进。
为迅速接敌，赵德安打破常规，命令在一百五十米高度编队集结，于云下低空左转直飞战区，看到云缝再逐渐爬高。
雷达荧屏上，显示出两组八个亮点接近着、靠拢着，拼组成一幅台海上空颇具历史意义的动态图案。
四对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战后，赵德安才获知自己的对手名叫刘景泉，少校，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空靶冠军”之称，曾代表台湾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飞行兄弟大会”，获炸射最优成绩，因作战“勇猛”，击毁大陆舰船而荣获“克难英雄”，受蒋介石召见。一位技术超一流的“尖子”。
空军，是国民党三军中的骄子，战斗飞行员，更是整个台湾的宠儿。当这些身着桔黄色紧身飞行服，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肌肤白皙，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会讲英语又会跳舞，温文机智的小伙子们一出现在公众场合，总会引起轰动的效应。加上他们常常深入“匪区”、“敌后”、执行特殊神秘使命的非凡经历，更使他们的“英雄形象”套上光圈，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纯真少女们所崇拜钟情的男子汉偶像。用阿飞哥们的大幅照片做杂志封面，在台湾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样叫座、好销。空军“雷虎”特技飞行队的精湛表演，在台湾也早已成为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一本名叫《国共空战秘史》的台湾出版物赞叹这些“技艺高强”、“优异超群”的小伙子：民国四十一年六月（1952年），一部分成绩特优的飞行员被保送入“美国空军高级战斗学校”，接受高级作战训练。在第一次作战演习中，我飞行员就以高度准确的射击成绩，压倒了美国教官。这使得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大为佩服。“亚里桑纳”小姐的竞选、电视节目纷纷邀请我空军飞行员参加活动，以吸引选票、观众。
四十三年四月（1954年），一个“美国空军巡回教育访问小组”来到了台湾，他们一行四人：布莱赛尔少校、柏斯寇上尉、里莱上尉、杜蓉中尉，一共打下三十多架“MIG－15”。他们说：“打米格就像掐死蚂蚁一样容易”。
布莱赛尔少校等四人驾驶着四架“F－86F”，由美国本土出发，走遍了远东的美国空军基地，一到一个基地，他们就和飞行员们作实地的演练，飞上天，打遍远东无敌手。
因此，当他们在我方的空军基地住了一礼拜，和我方才结业的新喷射机飞行员作作战演习之前，他们都是相当有自信心的。
但是，当经过几次作战演习之后，他们的看法大大不同了，在和冷培树、刚葆璞、刘绍芫、李玉球、冯德镛、沈崇义、路靖、王心一……这些以战绩出名的中国红武士对决过之后，他们不得不甘拜下风了。冷培树和布莱赛尔少校就从三万英尺打到了二十英尺低空，布菜赛尔硬是不能摆脱冷培树的追击，只好摇摆了几下机翼，承认“战败”。落地后，布莱赛尔猛拍着冷培树的肩：“顶好！顶好！”
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应该承认，1958年，飞喷气式飞机总平均每人774小时、其中60％完成了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并具有在昼间组织中等机群活动能力的数百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若论文化技术、个人与整体水准，的确略胜大陆一筹。
但一方早有准备，一方茫然不知，打击便具有了使敌措手不及的突然性。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战斗过程大致如此：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撤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眼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空军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MIG－15”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于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义不仅仅是大陆打败了台湾，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刘亚楼打败了陈嘉尚（国民党空军司令），而且是“大老粗”打败了“大秀才”，“土包子”打败了“高材生”。于是乎，“三比○”曾一度成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证。
“人的因素第一”于“文革”间开始走火入魔，空军招飞由查祖宗三代发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着听都没听说过的亲戚中只要有一个略沾点“四类分子”的边，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壮，文化越低越是宝。我那时所在的连队高中生占一半，开始都觉自己有戏，最后一个也没挑上，偏偏选中一个杀猪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却磕磕巴巴念不下来的进航校“飞战斗”。临走那一天，看他披红戴花咧嘴笑，我着实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军挑人竟凑不全一个大队的“全天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齐刷刷文化水全在大专以上的“飞行军”。
“过犹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国共空战秘史》走极端，台湾不以“三比○”败北才见鬼。但如果沿着“三比○”的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会走到荒谬的岸边。
还是我们的英雄最懂辩证法，赵德安老人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战斗全过程总共六分钟，短促得就像一曲军营里催人晨起的起床号。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发射一发炮弹，足以说明战斗并不怎么激烈、残酷，显现出的是行云流水般的干脆利索与简洁明快。11时28分，赵德安率队返航着陆，机械师清点，他们的全部“损失”：耗油5340立特，打出去37弹39发，23弹115发。
四位有功之臣不是自己走下舷梯的，而是被蜂拥而至的地勤拉下来、拽下来的。人们把他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接住、再抛，一片“噢”“噢”的欢呼声将机场上的热烈情绪推至高潮。
首战，出奇制胜，大获全胜。《解放军报》于头版发表评论《狠打空中强盗》，一句“我空军参战人员这样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值得表扬”，将大陆军方高层的欣喜之情，尽寓其中了。据说，毛泽东说“很好”。彭德怀说“望再创佳绩”。刘亚楼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给林虎的指示是“今天晚上赵德安那个大队可以喝点酒”。据说，一向嗜烟如命而从不贪杯的聂凤智这天晚饭也叫人给斟上一小盅。警卫员刚要倒茅台，他说：“不，来点福建的蜜沉沉，那个酒不光甜哪，而且后劲大。”
空战结束仅一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办公室告知“国防部”新闻署：“立即通知台北各国外新闻记者和报馆，对这件事马上主动公布，越快越好，不能等共匪广播，有个原则要讲明，是敌人率先向我们挑衅的。”并强调：“这是上面的意思。”新闻署明白，“上面”，总统也。于是一反常态，台北“中央社”以比北京同行“新华社”还要快捷的动作，抢先播发了关于台湾的失利：
据空军总部宣布：我F－84型雷霆机四架29日中午十一时十三分前后在台湾海峡南部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逻任务时，突遭由大陆飞来的米格－17型机四架攻击，我机一架当即被击落，飞行员任祖谋中尉跳伞落海，另一架飞机受伤后飞行员刘景泉少校仍图将飞机飞回基地，但飞抵马公附近时因机身损坏过甚无法维持飞行，乃弃机跳伞旋被附近渔船安全救起，截至下午三时止我空军已派出飞机两批前往任祖谋中尉坠海处搜寻营救。一向对“败绩”遮遮掩掩的“中央社”此番对败绩讲了真话，使得海峡两岸空前绝后唯一一回对战况报道达成了一致，未给历史留下扯不清的悬念和争执。究竟何故？
合众国际社道出了谜底：
超音速的共产党米格17型飞机昨天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的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二比○战斗中，击落两架国民党的F－84雷电喷气机。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国民党中国可能将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要它供给最新式的F－100超级佩刀式喷气战斗机来对付占优势的共产党中国空军。他们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予更好的飞机，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被拒绝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掉两架老式F－84不算啥，只要能换回大批最新式的F－100。如此逻辑确实挺有意思，我想起了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对围观众人拍胸脯道：来，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有人施赏，挨打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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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彭老总，你把那么多飞机开到海边去，我的老朋友会不高兴哩，你这不是要打上人家的山门嘛。人家派出了哼哈二将来，你那先锋，是关云长还是鲁提辖（鲁智深）呀？
彭德怀对刘亚楼说：刘司令，毛主席对空军入闽能不能打好第一仗很关心……我还记得，长征的时候，你的红二师一直打头阵是打响了名声的。空军里头，也要搞上几个“红二师”。
刘亚楼对聂凤智说：老聂，我把空军几个最能打的部队都交给你了，不打拉球倒，要打，就一定要给我敲下来！
聂凤智对师、团长们说：《水浒传》里有个李逵，三板斧解决问题。你们第一斧头下去，就得见血，让那边吃不消、哇哇叫！
空军入闽，首战，关系到能否立足、站稳脚跟，关系到军心士气、再战信心，关系到空军形象、脸皮面子。首战，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谁砸锅，谁负责——聂凤智语。
1958年7月29日，闽粤内陆依然像个不愿见人的傻小子，捂着那件用乌云做就的肥硕外衣，把自己遮盖包裹得严严实实。
海岸线以外，大海却是一位开朗的姑娘，她随手把阴霾丢到天外，将薄雾织成的纱装搭在肩头，在旭日朝辉中随风曼舞。
一个对守方颇为有利的天候。
汕头机场，林虎“加长的耳朵”（侦听台）和“放大的眼睛”（雷达）全部打开，捕捉着彼岸任何一点微弱的异动。
11时3分，荧光屏上闪现出一个跳动的亮点，接着又是一个、两个，一共四个：F－84，敌机！
终于等到了。指挥所内，林虎全神贯注在一面标图板上，目光紧紧追随那条曲曲弯弯、不断向前移动着的蓝线，脑子里考虑着我机出航的时机。
11时15分，F－84低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林虎把拳头向下轻轻一按，塔台飞起三发绿色信号弹，四架米格17隆隆出动。
带队长机大队长赵德安，飞行员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依次跟进。
为迅速接敌，赵德安打破常规，命令在一百五十米高度编队集结，于云下低空左转直飞战区，看到云缝再逐渐爬高。
雷达荧屏上，显示出两组八个亮点接近着、靠拢着，拼组成一幅台海上空颇具历史意义的动态图案。
四对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战后，赵德安才获知自己的对手名叫刘景泉，少校，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空靶冠军”之称，曾代表台湾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飞行兄弟大会”，获炸射最优成绩，因作战“勇猛”，击毁大陆舰船而荣获“克难英雄”，受蒋介石召见。一位技术超一流的“尖子”。
空军，是国民党三军中的骄子，战斗飞行员，更是整个台湾的宠儿。当这些身着桔黄色紧身飞行服，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肌肤白皙，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会讲英语又会跳舞，温文机智的小伙子们一出现在公众场合，总会引起轰动的效应。加上他们常常深入“匪区”、“敌后”、执行特殊神秘使命的非凡经历，更使他们的“英雄形象”套上光圈，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纯真少女们所崇拜钟情的男子汉偶像。用阿飞哥们的大幅照片做杂志封面，在台湾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样叫座、好销。空军“雷虎”特技飞行队的精湛表演，在台湾也早已成为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一本名叫《国共空战秘史》的台湾出版物赞叹这些“技艺高强”、“优异超群”的小伙子：民国四十一年六月（1952年），一部分成绩特优的飞行员被保送入“美国空军高级战斗学校”，接受高级作战训练。在第一次作战演习中，我飞行员就以高度准确的射击成绩，压倒了美国教官。这使得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大为佩服。“亚里桑纳”小姐的竞选、电视节目纷纷邀请我空军飞行员参加活动，以吸引选票、观众。
四十三年四月（1954年），一个“美国空军巡回教育访问小组”来到了台湾，他们一行四人：布莱赛尔少校、柏斯寇上尉、里莱上尉、杜蓉中尉，一共打下三十多架“MIG－15”。他们说：“打米格就像掐死蚂蚁一样容易”。
布莱赛尔少校等四人驾驶着四架“F－86F”，由美国本土出发，走遍了远东的美国空军基地，一到一个基地，他们就和飞行员们作实地的演练，飞上天，打遍远东无敌手。
因此，当他们在我方的空军基地住了一礼拜，和我方才结业的新喷射机飞行员作作战演习之前，他们都是相当有自信心的。
但是，当经过几次作战演习之后，他们的看法大大不同了，在和冷培树、刚葆璞、刘绍芫、李玉球、冯德镛、沈崇义、路靖、王心一……这些以战绩出名的中国红武士对决过之后，他们不得不甘拜下风了。冷培树和布莱赛尔少校就从三万英尺打到了二十英尺低空，布菜赛尔硬是不能摆脱冷培树的追击，只好摇摆了几下机翼，承认“战败”。落地后，布莱赛尔猛拍着冷培树的肩：“顶好！顶好！”
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应该承认，1958年，飞喷气式飞机总平均每人774小时、其中60％完成了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并具有在昼间组织中等机群活动能力的数百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若论文化技术、个人与整体水准，的确略胜大陆一筹。
但一方早有准备，一方茫然不知，打击便具有了使敌措手不及的突然性。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战斗过程大致如此：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撤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眼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空军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MIG－15”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于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义不仅仅是大陆打败了台湾，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刘亚楼打败了陈嘉尚（国民党空军司令），而且是“大老粗”打败了“大秀才”，“土包子”打败了“高材生”。于是乎，“三比○”曾一度成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证。
“人的因素第一”于“文革”间开始走火入魔，空军招飞由查祖宗三代发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着听都没听说过的亲戚中只要有一个略沾点“四类分子”的边，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壮，文化越低越是宝。我那时所在的连队高中生占一半，开始都觉自己有戏，最后一个也没挑上，偏偏选中一个杀猪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却磕磕巴巴念不下来的进航校“飞战斗”。临走那一天，看他披红戴花咧嘴笑，我着实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军挑人竟凑不全一个大队的“全天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齐刷刷文化水全在大专以上的“飞行军”。
“过犹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国共空战秘史》走极端，台湾不以“三比○”败北才见鬼。但如果沿着“三比○”的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会走到荒谬的岸边。
还是我们的英雄最懂辩证法，赵德安老人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战斗全过程总共六分钟，短促得就像一曲军营里催人晨起的起床号。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发射一发炮弹，足以说明战斗并不怎么激烈、残酷，显现出的是行云流水般的干脆利索与简洁明快。11时28分，赵德安率队返航着陆，机械师清点，他们的全部“损失”：耗油5340立特，打出去37弹39发，23弹115发。
四位有功之臣不是自己走下舷梯的，而是被蜂拥而至的地勤拉下来、拽下来的。人们把他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接住、再抛，一片“噢”“噢”的欢呼声将机场上的热烈情绪推至高潮。
首战，出奇制胜，大获全胜。《解放军报》于头版发表评论《狠打空中强盗》，一句“我空军参战人员这样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值得表扬”，将大陆军方高层的欣喜之情，尽寓其中了。据说，毛泽东说“很好”。彭德怀说“望再创佳绩”。刘亚楼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给林虎的指示是“今天晚上赵德安那个大队可以喝点酒”。据说，一向嗜烟如命而从不贪杯的聂凤智这天晚饭也叫人给斟上一小盅。警卫员刚要倒茅台，他说：“不，来点福建的蜜沉沉，那个酒不光甜哪，而且后劲大。”
空战结束仅一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办公室告知“国防部”新闻署：“立即通知台北各国外新闻记者和报馆，对这件事马上主动公布，越快越好，不能等共匪广播，有个原则要讲明，是敌人率先向我们挑衅的。”并强调：“这是上面的意思。”新闻署明白，“上面”，总统也。于是一反常态，台北“中央社”以比北京同行“新华社”还要快捷的动作，抢先播发了关于台湾的失利：
据空军总部宣布：我F－84型雷霆机四架29日中午十一时十三分前后在台湾海峡南部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逻任务时，突遭由大陆飞来的米格－17型机四架攻击，我机一架当即被击落，飞行员任祖谋中尉跳伞落海，另一架飞机受伤后飞行员刘景泉少校仍图将飞机飞回基地，但飞抵马公附近时因机身损坏过甚无法维持飞行，乃弃机跳伞旋被附近渔船安全救起，截至下午三时止我空军已派出飞机两批前往任祖谋中尉坠海处搜寻营救。一向对“败绩”遮遮掩掩的“中央社”此番对败绩讲了真话，使得海峡两岸空前绝后唯一一回对战况报道达成了一致，未给历史留下扯不清的悬念和争执。究竟何故？
合众国际社道出了谜底：
超音速的共产党米格17型飞机昨天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的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二比○战斗中，击落两架国民党的F－84雷电喷气机。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国民党中国可能将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要它供给最新式的F－100超级佩刀式喷气战斗机来对付占优势的共产党中国空军。他们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予更好的飞机，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被拒绝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掉两架老式F－84不算啥，只要能换回大批最新式的F－100。如此逻辑确实挺有意思，我想起了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对围观众人拍胸脯道：来，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有人施赏，挨打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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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将军的回忆<P>
采访中，我颇有体会的是，找那些退下来多年的老头了解情况，特简单，打个电话预约，十有九个欢迎你去。老头们解甲归田，无职无权，门庭冷落车马稀，整日待在家中逗孙子，没劲透了，巴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呢，好多热情得死拽住我非要留我吃饭，好边吃边聊吃完接着聊。但找那些在职在位有职有权的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光秘书这关就够难缠的，往往磨破了嘴皮，回话还是一个“不行，最近安排不了，首长太忙”。恼得我直想说：告诉你家首长，有人要给他立传哩，到底见也不见？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怕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
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
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常人叫“好天气”，其实也有五、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
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好”了，他一定会说你“好”。得到他的赏识，不容易。
林虎，刘亚楼十分赏识的空军中公认的“东北虎”。
1946年，林虎和孟进、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大群从未见过飞机的小伙子们从陆军来到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航校学飞行，成为共产党空军里的“黄埔一期生”。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司令官刘亚楼。
那天，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视察。注重军人仪表出了名的刘亚楼身着黄呢军装，腰束武装带，黑色的披风，黑色的皮靴，黑色的墨镜，黑色的小手枪，骑一匹黑色的东洋马，黑色的瞳仁射出逼人的雷电来，气魄好大，威风十足。年轻后生们直在心底喝采：这位年轻首长是谁？真他妈帅气！
没想到，首长官大脾气也大，下得马来，怒气冲冲：“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算什么八路军空军战士，简直是一群胡子，土匪！”
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有的穿着鬼子服，有的套着国民党服，有的捂着老百姓服——黑棉袄加宽裆裤。不是“胡子”又是啥？
“报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步出列：
“首长，后勤不发新军装，你叫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啦？众人替他捏把汗。
“你叫什么名字？”
“林虎！”
年轻首长没有再发火，反而大笑：“好，我立即安排后勤给你们发新装。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得有个新气象！”
这一天，林虎记住了这个“刘亚楼”。刘亚楼也记住了这个“林虎”。
采访中，许多老人说：刘亚楼也喜欢别人奉承他，讲他好话，拍他的马屁，不能容忍别人冲撞他。但他并不喜欢凡事都唯唯诺诺的“跟屁虫”。偶尔，你冲撞他冲撞得有道理，他也接受。当然，这要看为啥事，要看他当时的情绪啦。
记住，你生活中如遇到善于把握住时机、火候，有胆量冲撞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十有八、九是块“料”。
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料”，能不能让他们飞出来，形成战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上去，省得麻烦。
1956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一架F－84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困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样，手遮阳光，仰头张嘴，欣慰而又不无几分惊诧地观看他还从未见过、由他的老朋友蒋委员长提供全部装备和大部人员、现在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他刚刚宣布诞生的人民国家的空军。那一刻，整个广场显得很静，静得你可以听到几十万颗兴奋达至巅峰的心脏在嘭嘭跳动。
林虎看不到毛泽东，但他看到了如林如潮的人群如铁如钢的军阵，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那面正在广场高高飘扬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的红旗。闪电般通场的瞬间，火一样的神圣顿时充满了豪迈的胸膛，像神圣的艳阳充盈着浩渺的天宇。他觉出了操纵驾驶杆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不能左顾右盼的眼球已经湿润，他明白，自己和孟进两个人是作为某种含义深刻的“象征”从一个时代飞进另一个时代的，从今天起，自己的一切都同这个崭新的时代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为了她的天空永远晴朗，时刻都要做好准备，抛洒一腔热血，驱散任何方向飘来的阴霾。
从此，国民党飞机不太敢到广州上空来了，但在汕头、东山岛一带活动仍很频繁。我们在汕头修了机场，但没有飞机，也没有雷达。
那时我已当师长，为了摸清国民党飞机活动规律，每年都要去汕头三、四次。汕头有个高炮师，敌机每天必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开炮，以为战绩很大，上报击落了多少多少架。我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你一开炮，国民党飞机就打加力，屁股后边拉烟，然后一个俯冲到海面，低空返回。看起来，很像被击落。我太直，对高炮讲，你们不可能打下那么多。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说，那就看空军老大哥啦。
我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四根柱子，总有十几米吧，和长了五、六年的杨树那么高，搞上伪装，每天带两个参谋爬上去，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海风一吹，晃晃悠悠，像诸葛亮借东风似的，就是观察敌机从哪个方向来，又从哪个方向回。以后又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可以说摸得相当熟了。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是很大锻炼，我的经验就是一条：空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更要讲究战术战法，毛主席讲的知彼知己，对陆军管用，对空军同样管用，你对敌人琢磨的越透，就有可能取得战果。
1951年，林虎、孟进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赴朝参战。临行前，刘亚楼亲自召见，交代、勉励毕，又叫人拿来两块亮灿的瑞士表亲自给他们戴上。那时候，国家穷个人更穷，手表对于堂堂飞行团长，可是想都不敢乱想的奢侈品。两位年轻团长明白，这个在手脖子上“咔嚓”“咔嚓”的玩艺，既是物质的，亦是精神的。他们向司令敬礼：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空中肉博空前惨烈、残酷。紧急起飞警报随时都会拉响，每天，都可能带回将敌机击落的喜讯，每天，都可能有熟悉的面孔永远不再回来。欢乐为经，悲痛为纬，编织成无形的网，时时刻刻笼罩着机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团长就像左右不讨好的小媳妇，最难当。上级要求空中指挥必须掌握好战斗队形，不允许丢下部队不管陷入同敌机的缠斗。要求绝对正确，但可想而知，在瞬息万变高速运动着的空中战场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咬着敌人屁股的同时，也被敌人咬住了屁股，哪里还有什么“战斗队形”。机械、呆板的指令导致多少绝好的机会在眼前白白丧失，当团长的就是这么一个命：打不下敌机，当不上“空战英雄”，而且不论胜仗、败仗，下来了你就竖起耳朵干等着挨批吧。
敌人劈头盖脑的枪弹那没啥，上级劈头盖脑的批评受不了。两位年轻团长在部队面前依然迈着矜持的步子，露出强装的微笑，躲进小屋才敢将往肚子里咽的眼泪流在脸上。先发牢骚后骂娘，几杯闷酒壮了胆：管他娘的什么队形哩，拼下他几架来再说话！要不，总得让人戳后脊梁。
机群巡逻归来，唯独少了指挥员孟进。一种不祥的预兆揪着林虎的心，他后悔，不该同孟进说胡话。
孟进再也没有回来。他一个人悄悄脱离了机群，飞出了指定的空域，单枪匹马越过三八线去找敌人拼命。地面部队看得真真切切，一架米格17同七、八架F－86纠缠在一起，如牧羊犬冲进狼群作殊死斗，天空被飞机拉出的白烟切割成乱七八糟的碎块，不间断的机关炮声震荡山谷。他如愿以偿地打掉一架F－86，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被击中。他本来可以不死的，已经跳出，可惜山太高，伞还未张满，人就触了地。尸体抬回来，安详如沉睡状，似还在梦忆将敌机打下那幸福的瞬间。
林虎肝胆欲裂，伤心莫名。按照他的脾性，立即就能冲到机场，发动，升空，去拼命，去报仇！有另外一种力量强抑着他的冲动。战友鲁莽的死使他清醒、使他成熟。军人应该不怕死，但仅仅不怕死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脱离了自己部队的牺牲堪称悲壮，同时亦是必须禁止和避免的。上级把整整一个团队数十架飞机交付与你，肩膀上压着沉沉的责任啊！
静下心来认真研讨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探索新的战法战术，化悲痛为力量有着相当实际的内容，报仇雪恨绝不是蛮打乱冲。仗愈打愈好，愈打愈精了，他的组织指挥也渐渐炉火纯青。团队击落击伤的数十架F－86中有他两架，但他最感得意的还是部队战斗素质的整体提高，所有的翅膀都摔打得更加灵巧，更加刚硬。
从朝鲜归来，刘亚楼再度召见：“林虎，你打得不错。盂进死得可惜呀！”司令一句话，令几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七荤八素化为一汪泪水，夺眶而出。
刘亚楼掏出手绢：“朝鲜战场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胜利的经验要总结，血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面总的讲是和平了，但空中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呀。”
朝鲜战场，对我们新生的人民空军是一次最大的实战锻炼，使得我们1958年在东南沿海应付那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肚里不慌，信心十足。
1958年7月27日，我们冒雨隐蔽飞到汕头，就是准备打他一次伏击。当天和28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们伪装得很好，他没有发现。
7月29日一清早，我把飞机拖出来试车，突然，机场周围的高炮同时开火。原来炮兵有一条，闻机声就开炮。我赶忙下令“停！”这不是要暴露自己的秘密嘛？搞得我很紧张。
我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我戴上耳机，直接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我不管，我是现场指挥员！
国民党也精得很，到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是个信号，表示集合完毕。他瞒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已经起飞了。他一到澎湖，还要向地面管制说一句短话，听不清楚，但我已知他们到了澎湖。我就是凭经验计算时间，叫赵德安他们起飞。虽然准确到“秒”不可能，但大体时机不会差太多。
经过多年的反复演练，我们机组在空中配合已经相当默契，领队长机不用讲话，做个动作，僚机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同时，空、地配合也相当娴熟了，雷达一发现敌机，马上就能推测出敌人的航线、时间，算好提前量，给赵德安正确的引导。
敌人四架飞机，两架一组，交叉飞，互相掩护，像交叉并行的两条蛇。根据多年经验，我知道他们就是这四架，于是告诉赵德安不必顾虑，放开打。
以后许多文章都提到，说地面指挥如何如何果断、正确，他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到点子上。空战的现场指挥固然重要，但功夫完全在现场之外。现场指挥就那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怎么得来的，要靠对敌情长期的摸索、研究并根据其规律进行严格的训练。打个比方，现在马家军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你不能说现场指导不重要，但真正的心血是在竞技场外。
我无意识地看表，妈呀，“采访”已整整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了，然而，我不收场，林副司令似乎也没有要收的意思。我明白，我触动了那个能够使将军滔滔不绝下去的兴奋点。
首长确实忙，还要进餐，我致谢，起身告辞。
林副司令拉着我的手，话犹未尽：几十年前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仗，但经验非常丰富。现在打高科技，情况有变化，但基本规律不会变，空军作为现代化军种，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最后的胜利。我有一个心愿，将来离休了，把那段经验好好总结一下，留给后人……
我也有一个心愿：将军，你要是年轻二十岁，多好！中国的天空需要你……
（注：本文发稿时，林虎中将已经退出现役。</P>
采访中，我颇有体会的是，找那些退下来多年的老头了解情况，特简单，打个电话预约，十有九个欢迎你去。老头们解甲归田，无职无权，门庭冷落车马稀，整日待在家中逗孙子，没劲透了，巴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呢，好多热情得死拽住我非要留我吃饭，好边吃边聊吃完接着聊。但找那些在职在位有职有权的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光秘书这关就够难缠的，往往磨破了嘴皮，回话还是一个“不行，最近安排不了，首长太忙”。恼得我直想说：告诉你家首长，有人要给他立传哩，到底见也不见？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怕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
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
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常人叫“好天气”，其实也有五、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
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好”了，他一定会说你“好”。得到他的赏识，不容易。
林虎，刘亚楼十分赏识的空军中公认的“东北虎”。
1946年，林虎和孟进、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大群从未见过飞机的小伙子们从陆军来到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航校学飞行，成为共产党空军里的“黄埔一期生”。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司令官刘亚楼。
那天，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视察。注重军人仪表出了名的刘亚楼身着黄呢军装，腰束武装带，黑色的披风，黑色的皮靴，黑色的墨镜，黑色的小手枪，骑一匹黑色的东洋马，黑色的瞳仁射出逼人的雷电来，气魄好大，威风十足。年轻后生们直在心底喝采：这位年轻首长是谁？真他妈帅气！
没想到，首长官大脾气也大，下得马来，怒气冲冲：“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算什么八路军空军战士，简直是一群胡子，土匪！”
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有的穿着鬼子服，有的套着国民党服，有的捂着老百姓服——黑棉袄加宽裆裤。不是“胡子”又是啥？
“报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步出列：
“首长，后勤不发新军装，你叫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啦？众人替他捏把汗。
“你叫什么名字？”
“林虎！”
年轻首长没有再发火，反而大笑：“好，我立即安排后勤给你们发新装。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得有个新气象！”
这一天，林虎记住了这个“刘亚楼”。刘亚楼也记住了这个“林虎”。
采访中，许多老人说：刘亚楼也喜欢别人奉承他，讲他好话，拍他的马屁，不能容忍别人冲撞他。但他并不喜欢凡事都唯唯诺诺的“跟屁虫”。偶尔，你冲撞他冲撞得有道理，他也接受。当然，这要看为啥事，要看他当时的情绪啦。
记住，你生活中如遇到善于把握住时机、火候，有胆量冲撞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十有八、九是块“料”。
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料”，能不能让他们飞出来，形成战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上去，省得麻烦。
1956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一架F－84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困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样，手遮阳光，仰头张嘴，欣慰而又不无几分惊诧地观看他还从未见过、由他的老朋友蒋委员长提供全部装备和大部人员、现在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他刚刚宣布诞生的人民国家的空军。那一刻，整个广场显得很静，静得你可以听到几十万颗兴奋达至巅峰的心脏在嘭嘭跳动。
林虎看不到毛泽东，但他看到了如林如潮的人群如铁如钢的军阵，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那面正在广场高高飘扬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的红旗。闪电般通场的瞬间，火一样的神圣顿时充满了豪迈的胸膛，像神圣的艳阳充盈着浩渺的天宇。他觉出了操纵驾驶杆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不能左顾右盼的眼球已经湿润，他明白，自己和孟进两个人是作为某种含义深刻的“象征”从一个时代飞进另一个时代的，从今天起，自己的一切都同这个崭新的时代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为了她的天空永远晴朗，时刻都要做好准备，抛洒一腔热血，驱散任何方向飘来的阴霾。
从此，国民党飞机不太敢到广州上空来了，但在汕头、东山岛一带活动仍很频繁。我们在汕头修了机场，但没有飞机，也没有雷达。
那时我已当师长，为了摸清国民党飞机活动规律，每年都要去汕头三、四次。汕头有个高炮师，敌机每天必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开炮，以为战绩很大，上报击落了多少多少架。我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你一开炮，国民党飞机就打加力，屁股后边拉烟，然后一个俯冲到海面，低空返回。看起来，很像被击落。我太直，对高炮讲，你们不可能打下那么多。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说，那就看空军老大哥啦。
我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四根柱子，总有十几米吧，和长了五、六年的杨树那么高，搞上伪装，每天带两个参谋爬上去，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海风一吹，晃晃悠悠，像诸葛亮借东风似的，就是观察敌机从哪个方向来，又从哪个方向回。以后又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可以说摸得相当熟了。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是很大锻炼，我的经验就是一条：空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更要讲究战术战法，毛主席讲的知彼知己，对陆军管用，对空军同样管用，你对敌人琢磨的越透，就有可能取得战果。
1951年，林虎、孟进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赴朝参战。临行前，刘亚楼亲自召见，交代、勉励毕，又叫人拿来两块亮灿的瑞士表亲自给他们戴上。那时候，国家穷个人更穷，手表对于堂堂飞行团长，可是想都不敢乱想的奢侈品。两位年轻团长明白，这个在手脖子上“咔嚓”“咔嚓”的玩艺，既是物质的，亦是精神的。他们向司令敬礼：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空中肉博空前惨烈、残酷。紧急起飞警报随时都会拉响，每天，都可能带回将敌机击落的喜讯，每天，都可能有熟悉的面孔永远不再回来。欢乐为经，悲痛为纬，编织成无形的网，时时刻刻笼罩着机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团长就像左右不讨好的小媳妇，最难当。上级要求空中指挥必须掌握好战斗队形，不允许丢下部队不管陷入同敌机的缠斗。要求绝对正确，但可想而知，在瞬息万变高速运动着的空中战场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咬着敌人屁股的同时，也被敌人咬住了屁股，哪里还有什么“战斗队形”。机械、呆板的指令导致多少绝好的机会在眼前白白丧失，当团长的就是这么一个命：打不下敌机，当不上“空战英雄”，而且不论胜仗、败仗，下来了你就竖起耳朵干等着挨批吧。
敌人劈头盖脑的枪弹那没啥，上级劈头盖脑的批评受不了。两位年轻团长在部队面前依然迈着矜持的步子，露出强装的微笑，躲进小屋才敢将往肚子里咽的眼泪流在脸上。先发牢骚后骂娘，几杯闷酒壮了胆：管他娘的什么队形哩，拼下他几架来再说话！要不，总得让人戳后脊梁。
机群巡逻归来，唯独少了指挥员孟进。一种不祥的预兆揪着林虎的心，他后悔，不该同孟进说胡话。
孟进再也没有回来。他一个人悄悄脱离了机群，飞出了指定的空域，单枪匹马越过三八线去找敌人拼命。地面部队看得真真切切，一架米格17同七、八架F－86纠缠在一起，如牧羊犬冲进狼群作殊死斗，天空被飞机拉出的白烟切割成乱七八糟的碎块，不间断的机关炮声震荡山谷。他如愿以偿地打掉一架F－86，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被击中。他本来可以不死的，已经跳出，可惜山太高，伞还未张满，人就触了地。尸体抬回来，安详如沉睡状，似还在梦忆将敌机打下那幸福的瞬间。
林虎肝胆欲裂，伤心莫名。按照他的脾性，立即就能冲到机场，发动，升空，去拼命，去报仇！有另外一种力量强抑着他的冲动。战友鲁莽的死使他清醒、使他成熟。军人应该不怕死，但仅仅不怕死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脱离了自己部队的牺牲堪称悲壮，同时亦是必须禁止和避免的。上级把整整一个团队数十架飞机交付与你，肩膀上压着沉沉的责任啊！
静下心来认真研讨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探索新的战法战术，化悲痛为力量有着相当实际的内容，报仇雪恨绝不是蛮打乱冲。仗愈打愈好，愈打愈精了，他的组织指挥也渐渐炉火纯青。团队击落击伤的数十架F－86中有他两架，但他最感得意的还是部队战斗素质的整体提高，所有的翅膀都摔打得更加灵巧，更加刚硬。
从朝鲜归来，刘亚楼再度召见：“林虎，你打得不错。盂进死得可惜呀！”司令一句话，令几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七荤八素化为一汪泪水，夺眶而出。
刘亚楼掏出手绢：“朝鲜战场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胜利的经验要总结，血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面总的讲是和平了，但空中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呀。”
朝鲜战场，对我们新生的人民空军是一次最大的实战锻炼，使得我们1958年在东南沿海应付那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肚里不慌，信心十足。
1958年7月27日，我们冒雨隐蔽飞到汕头，就是准备打他一次伏击。当天和28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们伪装得很好，他没有发现。
7月29日一清早，我把飞机拖出来试车，突然，机场周围的高炮同时开火。原来炮兵有一条，闻机声就开炮。我赶忙下令“停！”这不是要暴露自己的秘密嘛？搞得我很紧张。
我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我戴上耳机，直接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我不管，我是现场指挥员！
国民党也精得很，到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是个信号，表示集合完毕。他瞒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已经起飞了。他一到澎湖，还要向地面管制说一句短话，听不清楚，但我已知他们到了澎湖。我就是凭经验计算时间，叫赵德安他们起飞。虽然准确到“秒”不可能，但大体时机不会差太多。
经过多年的反复演练，我们机组在空中配合已经相当默契，领队长机不用讲话，做个动作，僚机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同时，空、地配合也相当娴熟了，雷达一发现敌机，马上就能推测出敌人的航线、时间，算好提前量，给赵德安正确的引导。
敌人四架飞机，两架一组，交叉飞，互相掩护，像交叉并行的两条蛇。根据多年经验，我知道他们就是这四架，于是告诉赵德安不必顾虑，放开打。
以后许多文章都提到，说地面指挥如何如何果断、正确，他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到点子上。空战的现场指挥固然重要，但功夫完全在现场之外。现场指挥就那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怎么得来的，要靠对敌情长期的摸索、研究并根据其规律进行严格的训练。打个比方，现在马家军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你不能说现场指导不重要，但真正的心血是在竞技场外。
我无意识地看表，妈呀，“采访”已整整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了，然而，我不收场，林副司令似乎也没有要收的意思。我明白，我触动了那个能够使将军滔滔不绝下去的兴奋点。
首长确实忙，还要进餐，我致谢，起身告辞。
林副司令拉着我的手，话犹未尽：几十年前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仗，但经验非常丰富。现在打高科技，情况有变化，但基本规律不会变，空军作为现代化军种，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最后的胜利。我有一个心愿，将来离休了，把那段经验好好总结一下，留给后人……
我也有一个心愿：将军，你要是年轻二十岁，多好！中国的天空需要你……
（注：本文发稿时，林虎中将已经退出现役。</P>
（八）金门上空的3：0 <P> 举国上下若癫如痴向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百米冲刺期间，首都某大报举办体育知识有奖问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学生、高中生知道五十年代中国破女子世界跳高纪录的是郑凤荣，破男子轻量级举重世界纪录的是陈镜开，获第一个世界冠军的项目为乒乓球男子单打，得主容国团。恕我戏言之，若增加一问：同时期非体育领域，也曾经有过一个同等辉煌相当著名的“三比○”，是何项目？为谁创造？百分之百，无人能够应答。
当“为国争光”的聚焦灯再不肯切换角度就那么顽固执拗地照耀着世界体育竞技场的时候，当一枚金牌的含金量已达几十上百万而一枚英模奖章的价值仅与铸造物本身等同的时候，当各式各样刺目耀眼的“星星”占领了荧屏版面封皮广告并将“非星类”扫地出门发配犄角旮旯的时候，我为中国还有爱国主义的热情感到兴奋，亦为“爱国主义”的进化感到困惑。
所以，不知“三比○”、更勿论什么“赵德安”，请千万莫要大惊小怪。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在空军领率机关无数次碰壁答复“不知道”之后，我终于在广州某干休所的门球场上找到了本节主人公——赵德安。
老人身材魁伟，红光满面，一身“李宁”运动服，一双“耐克”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两样物件：口哨，秒表。挥锤击球，一丝不苟；举手投足，状如青年。初看，以为是中学体育教师或资深体育教练。
在运动场外绿草地上，我与“七·二九”空战的空中指挥员盘膝而坐。我刚要对他能于“百练之中”接受采访表示感谢，一双大而有力的手已将我的手紧紧包裹，上下摇晃，说了一句令我受用不起的话语：“还有人能记起我赵某，谢谢，谢谢。”
赵德安，山东潍坊郊区人氏。
“历史上，我还当过一天零几个小时的国民党兵哩，不过，档案袋里没记载。”故事一开头，山东人特有的爽快憨直便显露无遗。
1945年，山东闹灾荒，十六岁的赵德安饿得心发慌，正拎着一个破瓦罐满世界瞎游荡想觅点吃食哩，就叫几个国民党一根绳子绑了兵。傻乎乎连身国军制服还没穿上，又让共产党“俘虏”去，成了正牌“八路军”。管他奶奶什么“军”，谁给饭吃跟谁走！“那会，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球吧，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不再饿肚感情’”，使他接过瓦蓝瓦蓝的“三八大盖”就再没想起回家的事。
同老蒋血战三年，参加大小战斗怎么也有百八回，冲锋、坚守、围点、打援，全干过，刺刀尖对刺刀尖地赌命、隔着深深的堑壕将捆着炸药包的长竹竿伸过去炸敌人的地堡也干过，身边战友不知倒下去多少，偏他回回都从枪子弹片的缝隙间钻出来，蹦蹦跳跳抡抡胳膊踢踢腿，从上到下的“零件”都齐备完好。时间久了连自己也纳闷：“肯定哪位高祖烧过高香积过大德哩。”
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团政治处主任负重伤。通信员赵德安“嚓”“嚓”扯烂衣服给他扎紧了伤口，把他背到了卫生队。队长说：咦，你这个小鬼力大手巧不赖嘛，留下跟我干吧？赵德安说：那哪成，前边打得恁凶，我得赶紧返回去。队长板起驴面孔，发起脾气比他妈营长还厉害：混蛋，瞎眼看不见这缺人嘛？我给你们营长打电话！于是，老大不情愿地又干开了卫生兵。
战争年代，卫生兵也并非太平活计，枪炮一响，就得到火线上死人堆里去扒拉，瞅见能哼哼会叫唤的就赶紧往下拖，常常缺胳膊少腿的没有背下来，先把自己赔上了。仗愈打愈大，要数攻坚最残酷，第一梯队基本剩不下。打泗州时，一个营都拼光了，战后一数数，还剩六个完整人。卫生兵硬着脑壳去闯枪林弹雨，也接连“光荣”了好几个。
大概，地面上同阎王爷总打交道老照面，上了天的赵德安才会说：“空战，一锤子买卖的事，几秒钟解决胜负，我从未感到害怕过。就是觉着，在天上打真不如在地上打过瘾。”
资料载，现代美军和某些外军极为重视士兵的“战场心理”训练，不惜耗费巨资建造“战场模拟室”，把士兵关在里边听震耳欲聋的“炮声”，看越烧越烈的“战火”，体验挨炸被打的滋味，以免日后真的上了战场，浑身筛糠腿肚子转筋只会一个动作——看见敌人来了便把枪举过头顶。
“战场模拟室”对于赵德安和他的大多数战友来讲，纯属多余，他们的“心理”，早已经受过千百次的炸火、锻打，犹如金刚石般强硬，钛合金般坚韧，你就是把它丢进太阳，也不会销熔，轧上一个地球，也不会破碎。《国共空战秘史》只窥见己方“技术优势”，而不见对手“心理优势”，失算大矣。
1950年，做梦都在开坦克、瞅见趾高气昂坦克兵便觉矮三分的赵德安被相中了去学飞行。接到通知那天，迎面走来几个坦克兵，这会的自我感觉，岂止比他们高三分？看见那棵老槐树么，高出树梢梢都不止哩。
进了航校，才知道“上天”原是比包扎伤口抹红药水要难千万倍的苦差。
第一堂课，老师问：“咱们的飞机全是苏联造，知道设计师的名字吗？”教鞭随便一指：“你说。”那人起立，答：“斯大林。”老师问全班：“对吗？”“对！”几十条喉咙很肯定。“不对！”教鞭指向赵德安：“你说。”“是，是列宁。”“对吗？”“对！”几十个喉咙改得快。教鞭把黑板抽得啪啪响：“全不对，记住，是米高扬。跟我念，米——高——扬。”赵德安在肚里小声嘟囔：“什么‘米糕’、‘绵羊’的，人家只听说苏联有斯大林、列宁这两人么，你怪谁？”
速成班刚刚摘了文盲帽，就进航校学“现代化”，等于逼着三年级小学生去啃大学的课本，尤其那些曲里拐弯的洋字码，天书似的，一念就头疼。在战场挺机灵的小鬼赵德安，才发觉自己原来这么“笨”。别人登上了“喷气式”，只剩下他还在一架老掉牙的“螺旋桨”上练。别人放了飞，给他的任务是蹲在跑道边看着陆飞机是否放下了起落架。某教官对他横竖瞧不上眼：“赵德安，你咋这么笨！多少天啦？就是头驴也该会了！”死活要将他除名遣送原部队。幸亏碰上一个好政委，慧眼识珠，坚持让他再试试。山东汉子的倔性劲上来了，十头犟牛也拉不回，给自己两耳刮发了狠：妈个×，别人也是两个球，没谁比你多一个，他们能行你为啥不行！于是，苦学苦练，死学硬练，学不会不睡觉，练不成不吃饭，“那精力体力耗费的，决不比当今什么世界冠军什么马家军差”，终于，歪歪斜斜放了单飞。落下来人们朝他拍手笑。他不拍也不笑，依然在心里边咬牙发狠：哼，看我把敌机火烧油炸了给你们看！
机会来了。紧盯住前面的F－84不眨眼，像猎犬狠命追赶狂奔的野兔。机关炮上下左右梅花枪似地罩住打。F－84掉不得头扭不得身，开足加力向香港启德机场俯冲。香港暗语称“狼窝”。喊着请示：“敌机钻狼窝啦，打不打？”地面回答：“不许打，返航！”再看，F－84正在跑道上缓缓滑行，简直是再好不过的“地靶”了，只消一个点射，十拿九稳，让它变成“狼窝”里的“烤狼崽”。遗憾，一架国际班机也在滑行。香喷喷的嘴边肉不敢吃哟，搞不好就是他妈国际麻烦。冲已经停住的F－84骂一嗓：操你个奶奶，下回别再撞上老子！悻悻返航。
甭管F－84是怎么下来的，这回板上钉钉是它孬了种。山东大汉赵德安终于呲牙乐了，他以实战证明了自己确实“不比别人少个球”，证明了当初把他看成“笨驴不如”的人绝对是头“瞎眼驴”。松开安全带，并没有马上从座舱内站起来，他想再体味一下头一遭才有的感觉——在万里长空确立了自己位置、一屁股坐稳了驾驶舱内这把交椅的那份自信与自豪。
三年之后，7月29日，四架米格17在跑道头一字排开，驾驶舱内，“头雁”赵德安不时低头看表抬头望天，满脸的焦躁外溢着更高层次的自信与自豪——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天蒸锅般闷热，周身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口旺盛的泉眼，汗水汩汩而出将征衣淋个精透。地勤轮流爬上来服务，掏手绢揩汗，喂西瓜摘扇，不懂诗文的赵德安突然间就来了诗兴，文采横流，脱口成章：“乌云罩头赛锅盖，跨进座舱汗满怀。天热哪有心头热，击落敌机风自来。”不想念者无意听者有心，几天后“大作”竟于某报配照片发表，题头介绍：上天飞将军，下地武秀才。赵老说：胡诌八扯的事，狗屁秀才吧。我现在念给你听，请别见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心情。
终于熬到天空绽开三朵绿色信号弹，发动、滑跑、升空。二十分钟后，返航、下降、着陆。带回一个激动人心的“三比○”。麻利的，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战后总结，赢在了几个“正确”上：
地面指挥正确。“这可是全体公认，没半点拍林师长马屁的意思。林虎的起飞时机、地面引导确实没的说。一句简短的‘敌人就四架，放开打’，我就再不担心自己的屁股了。摊上一个‘好地面’不容易，有的人根本不懂天空，拿着话筒哇哇乱叫，他那里差一度，我在天空上下差出几千米、左右偏出几公里。林虎这个人，水平高、能力强，平常就没废话车轱辘话，往塔台一站，句句夯在点子上。”
编队方式正确。“这个功劳属于我，也没的说。按常规动作，长、僚机应分15°夹角爬升，到云上集结。我一看不行，你想，出了云，四机相距各数千米，再靠拢集结，多耽误功夫，敌人早跑个屁了。我就在云下编队，高度一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像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了，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准啊，一人干掉一架。我还记得，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关键是，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
该谈的都谈了，我已无话可说，最后，没话找话地问了两个不着边际的傻问题，为何如此愚笨拙劣，我也弄不清。
第一问：您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空军有何想法吗？
答：没想过，整天都想门球了。这么说吧，反正我们那时的飞行员好得很，很单纯，艰苦不怕，党叫干啥就干啥，心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什么都是金钱了，不知将来打仗打下一架飞机来是不是也要给钱？党、国家、军队，叫我说，千万别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不行的。现在的飞行员，住的像豪华宾馆样，空调、电视，操他妈，不得了呀……
第二问：您干嘛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打门球呢？
答：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不是吹牛，他奥运会敢分年龄段设门球项目，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就是我这个队！
已经道过“再见”，我还是远远站定，看老人们打球。显然，是赵德安的队再次获胜，他像孩子一样把击锤抛向空中，接住，绕着场地，跑、跳、笑。
我也笑，为了老人欢乐而幸福的晚年。但，笑得多少有点干涩和勉强，因为，我读到了一部英雄史诗能够使人微笑却不再使人激情的末章。
真的，现在在世界体育竞技场特别是奥运会上拿奖牌最时髦最英雄了。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不设门球项目呢？不然，六十岁以上这面金牌肯定是咱中国的：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想起“赵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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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国争光”的聚焦灯再不肯切换角度就那么顽固执拗地照耀着世界体育竞技场的时候，当一枚金牌的含金量已达几十上百万而一枚英模奖章的价值仅与铸造物本身等同的时候，当各式各样刺目耀眼的“星星”占领了荧屏版面封皮广告并将“非星类”扫地出门发配犄角旮旯的时候，我为中国还有爱国主义的热情感到兴奋，亦为“爱国主义”的进化感到困惑。
所以，不知“三比○”、更勿论什么“赵德安”，请千万莫要大惊小怪。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在空军领率机关无数次碰壁答复“不知道”之后，我终于在广州某干休所的门球场上找到了本节主人公——赵德安。
老人身材魁伟，红光满面，一身“李宁”运动服，一双“耐克”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两样物件：口哨，秒表。挥锤击球，一丝不苟；举手投足，状如青年。初看，以为是中学体育教师或资深体育教练。
在运动场外绿草地上，我与“七·二九”空战的空中指挥员盘膝而坐。我刚要对他能于“百练之中”接受采访表示感谢，一双大而有力的手已将我的手紧紧包裹，上下摇晃，说了一句令我受用不起的话语：“还有人能记起我赵某，谢谢，谢谢。”
赵德安，山东潍坊郊区人氏。
“历史上，我还当过一天零几个小时的国民党兵哩，不过，档案袋里没记载。”故事一开头，山东人特有的爽快憨直便显露无遗。
1945年，山东闹灾荒，十六岁的赵德安饿得心发慌，正拎着一个破瓦罐满世界瞎游荡想觅点吃食哩，就叫几个国民党一根绳子绑了兵。傻乎乎连身国军制服还没穿上，又让共产党“俘虏”去，成了正牌“八路军”。管他奶奶什么“军”，谁给饭吃跟谁走！“那会，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球吧，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不再饿肚感情’”，使他接过瓦蓝瓦蓝的“三八大盖”就再没想起回家的事。
同老蒋血战三年，参加大小战斗怎么也有百八回，冲锋、坚守、围点、打援，全干过，刺刀尖对刺刀尖地赌命、隔着深深的堑壕将捆着炸药包的长竹竿伸过去炸敌人的地堡也干过，身边战友不知倒下去多少，偏他回回都从枪子弹片的缝隙间钻出来，蹦蹦跳跳抡抡胳膊踢踢腿，从上到下的“零件”都齐备完好。时间久了连自己也纳闷：“肯定哪位高祖烧过高香积过大德哩。”
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团政治处主任负重伤。通信员赵德安“嚓”“嚓”扯烂衣服给他扎紧了伤口，把他背到了卫生队。队长说：咦，你这个小鬼力大手巧不赖嘛，留下跟我干吧？赵德安说：那哪成，前边打得恁凶，我得赶紧返回去。队长板起驴面孔，发起脾气比他妈营长还厉害：混蛋，瞎眼看不见这缺人嘛？我给你们营长打电话！于是，老大不情愿地又干开了卫生兵。
战争年代，卫生兵也并非太平活计，枪炮一响，就得到火线上死人堆里去扒拉，瞅见能哼哼会叫唤的就赶紧往下拖，常常缺胳膊少腿的没有背下来，先把自己赔上了。仗愈打愈大，要数攻坚最残酷，第一梯队基本剩不下。打泗州时，一个营都拼光了，战后一数数，还剩六个完整人。卫生兵硬着脑壳去闯枪林弹雨，也接连“光荣”了好几个。
大概，地面上同阎王爷总打交道老照面，上了天的赵德安才会说：“空战，一锤子买卖的事，几秒钟解决胜负，我从未感到害怕过。就是觉着，在天上打真不如在地上打过瘾。”
资料载，现代美军和某些外军极为重视士兵的“战场心理”训练，不惜耗费巨资建造“战场模拟室”，把士兵关在里边听震耳欲聋的“炮声”，看越烧越烈的“战火”，体验挨炸被打的滋味，以免日后真的上了战场，浑身筛糠腿肚子转筋只会一个动作——看见敌人来了便把枪举过头顶。
“战场模拟室”对于赵德安和他的大多数战友来讲，纯属多余，他们的“心理”，早已经受过千百次的炸火、锻打，犹如金刚石般强硬，钛合金般坚韧，你就是把它丢进太阳，也不会销熔，轧上一个地球，也不会破碎。《国共空战秘史》只窥见己方“技术优势”，而不见对手“心理优势”，失算大矣。
1950年，做梦都在开坦克、瞅见趾高气昂坦克兵便觉矮三分的赵德安被相中了去学飞行。接到通知那天，迎面走来几个坦克兵，这会的自我感觉，岂止比他们高三分？看见那棵老槐树么，高出树梢梢都不止哩。
进了航校，才知道“上天”原是比包扎伤口抹红药水要难千万倍的苦差。
第一堂课，老师问：“咱们的飞机全是苏联造，知道设计师的名字吗？”教鞭随便一指：“你说。”那人起立，答：“斯大林。”老师问全班：“对吗？”“对！”几十条喉咙很肯定。“不对！”教鞭指向赵德安：“你说。”“是，是列宁。”“对吗？”“对！”几十个喉咙改得快。教鞭把黑板抽得啪啪响：“全不对，记住，是米高扬。跟我念，米——高——扬。”赵德安在肚里小声嘟囔：“什么‘米糕’、‘绵羊’的，人家只听说苏联有斯大林、列宁这两人么，你怪谁？”
速成班刚刚摘了文盲帽，就进航校学“现代化”，等于逼着三年级小学生去啃大学的课本，尤其那些曲里拐弯的洋字码，天书似的，一念就头疼。在战场挺机灵的小鬼赵德安，才发觉自己原来这么“笨”。别人登上了“喷气式”，只剩下他还在一架老掉牙的“螺旋桨”上练。别人放了飞，给他的任务是蹲在跑道边看着陆飞机是否放下了起落架。某教官对他横竖瞧不上眼：“赵德安，你咋这么笨！多少天啦？就是头驴也该会了！”死活要将他除名遣送原部队。幸亏碰上一个好政委，慧眼识珠，坚持让他再试试。山东汉子的倔性劲上来了，十头犟牛也拉不回，给自己两耳刮发了狠：妈个×，别人也是两个球，没谁比你多一个，他们能行你为啥不行！于是，苦学苦练，死学硬练，学不会不睡觉，练不成不吃饭，“那精力体力耗费的，决不比当今什么世界冠军什么马家军差”，终于，歪歪斜斜放了单飞。落下来人们朝他拍手笑。他不拍也不笑，依然在心里边咬牙发狠：哼，看我把敌机火烧油炸了给你们看！
机会来了。紧盯住前面的F－84不眨眼，像猎犬狠命追赶狂奔的野兔。机关炮上下左右梅花枪似地罩住打。F－84掉不得头扭不得身，开足加力向香港启德机场俯冲。香港暗语称“狼窝”。喊着请示：“敌机钻狼窝啦，打不打？”地面回答：“不许打，返航！”再看，F－84正在跑道上缓缓滑行，简直是再好不过的“地靶”了，只消一个点射，十拿九稳，让它变成“狼窝”里的“烤狼崽”。遗憾，一架国际班机也在滑行。香喷喷的嘴边肉不敢吃哟，搞不好就是他妈国际麻烦。冲已经停住的F－84骂一嗓：操你个奶奶，下回别再撞上老子！悻悻返航。
甭管F－84是怎么下来的，这回板上钉钉是它孬了种。山东大汉赵德安终于呲牙乐了，他以实战证明了自己确实“不比别人少个球”，证明了当初把他看成“笨驴不如”的人绝对是头“瞎眼驴”。松开安全带，并没有马上从座舱内站起来，他想再体味一下头一遭才有的感觉——在万里长空确立了自己位置、一屁股坐稳了驾驶舱内这把交椅的那份自信与自豪。
三年之后，7月29日，四架米格17在跑道头一字排开，驾驶舱内，“头雁”赵德安不时低头看表抬头望天，满脸的焦躁外溢着更高层次的自信与自豪——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天蒸锅般闷热，周身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口旺盛的泉眼，汗水汩汩而出将征衣淋个精透。地勤轮流爬上来服务，掏手绢揩汗，喂西瓜摘扇，不懂诗文的赵德安突然间就来了诗兴，文采横流，脱口成章：“乌云罩头赛锅盖，跨进座舱汗满怀。天热哪有心头热，击落敌机风自来。”不想念者无意听者有心，几天后“大作”竟于某报配照片发表，题头介绍：上天飞将军，下地武秀才。赵老说：胡诌八扯的事，狗屁秀才吧。我现在念给你听，请别见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心情。
终于熬到天空绽开三朵绿色信号弹，发动、滑跑、升空。二十分钟后，返航、下降、着陆。带回一个激动人心的“三比○”。麻利的，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战后总结，赢在了几个“正确”上：
地面指挥正确。“这可是全体公认，没半点拍林师长马屁的意思。林虎的起飞时机、地面引导确实没的说。一句简短的‘敌人就四架，放开打’，我就再不担心自己的屁股了。摊上一个‘好地面’不容易，有的人根本不懂天空，拿着话筒哇哇乱叫，他那里差一度，我在天空上下差出几千米、左右偏出几公里。林虎这个人，水平高、能力强，平常就没废话车轱辘话，往塔台一站，句句夯在点子上。”
编队方式正确。“这个功劳属于我，也没的说。按常规动作，长、僚机应分15°夹角爬升，到云上集结。我一看不行，你想，出了云，四机相距各数千米，再靠拢集结，多耽误功夫，敌人早跑个屁了。我就在云下编队，高度一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像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了，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准啊，一人干掉一架。我还记得，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关键是，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
该谈的都谈了，我已无话可说，最后，没话找话地问了两个不着边际的傻问题，为何如此愚笨拙劣，我也弄不清。
第一问：您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空军有何想法吗？
答：没想过，整天都想门球了。这么说吧，反正我们那时的飞行员好得很，很单纯，艰苦不怕，党叫干啥就干啥，心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什么都是金钱了，不知将来打仗打下一架飞机来是不是也要给钱？党、国家、军队，叫我说，千万别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不行的。现在的飞行员，住的像豪华宾馆样，空调、电视，操他妈，不得了呀……
第二问：您干嘛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打门球呢？
答：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不是吹牛，他奥运会敢分年龄段设门球项目，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就是我这个队！
已经道过“再见”，我还是远远站定，看老人们打球。显然，是赵德安的队再次获胜，他像孩子一样把击锤抛向空中，接住，绕着场地，跑、跳、笑。
我也笑，为了老人欢乐而幸福的晚年。但，笑得多少有点干涩和勉强，因为，我读到了一部英雄史诗能够使人微笑却不再使人激情的末章。
真的，现在在世界体育竞技场特别是奥运会上拿奖牌最时髦最英雄了。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不设门球项目呢？不然，六十岁以上这面金牌肯定是咱中国的：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想起“赵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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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两个老飞行员的重逢<P>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气朗天清，风和日丽，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旅客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华发斑驳的长者，在入境处，他双手向验证小姐恭敬递上“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证”。小姐熟练轻灵地盖上准予通关的印章。那双布满褶皱、青筋暴露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抖动。
证书显示，持有人名姓：汪梦泉。
汪老先生在北京航空联谊会几位老熟人老同事的陪同下，爬长城、观故宫、泛舟昆明湖、闲逛王府井，重游了一回故国，了却了一桩宿愿，无拘无束，开怀恬然。数日之后，与友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沿来时之路，打道回府。
我得知汪老先生到大陆省亲叙旧的消息迟了一步，这一边，还傻乎乎做登门造访的准备，那一边，老先生已在向南飞去的归途之中了。未能谋面，遗憾之至。
凭想象，我以为，当老先生的视线透过舷窗追随那移动着的云山雾海之时，心情一定与其他乘客迥然有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大舞台，他曾经在上面扮演过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同日本飞机格斗时，他是这片天空的捍卫者；徒劳无益向解放大军炸射时，他是这片天空的肆虐者；隔海寻隙企图闯入时，他是这片天空的鄙弃者；而此时此刻，他又是这片天空的什么呢？主人？还谈不上。客人？亦不大对。姑且算作身份未定者吧。但不论怎么说，四十年过去，这片天空已不再拒绝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忱欢迎的双臂……我顺着自己的思路固执地想象下去：这时候，汪老先生一定会下意识地用右手轻抚左手的伤疤，祈盼舷窗外的天空，永远永远，都是这般的亮丽、宁静。
在一本空军政治部于六十年代编辑已经卷边发黄的《蒋空军人物小传》上，我
查到：汪梦泉，蒋空军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别名汪尚略。四川简阳县三义坝高子堰人。1919年生。家庭出身官僚地主。
1938年初考入蒋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蒋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及美国航校毕业。
大兄汪连锋，原蒋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淮海战役被俘，1963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汪以往对蒋帮的统治有些不满，1948年曾对其兄汪连锋说：“蒋介石任用私人，孔、宋家族大肆贪污，滥发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如果不改善，总有一天要垮台。”
汪作战经验多，指挥沉着谨慎，能夜航。1961年飞行时间达三千多小时。抗战时期曾参加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多次对我作战。先后获勋奖章二十余枚。1958年8月7日在福建上空率领一个中队与我机作战，被我击伤，逃台后曾说：“打得很惨啊，差一点就完了。”
喜跳舞，赌博。
汪梦泉老先生当然镂骨铭心，1958年8月7日，海峡两岸空军二度过招，F－86与米格17再次交锋，他乃主角之一。是日清晨7时30分，汪上校领队，四架F－86从台湾新竹起飞，在海面盘旋数遭后，突由金门以东飞临晋江上空，实施威力侦察。
五大队乃国民党空军主力，汪上校又为其中资深高手，他不避危难，亲闯“虎穴”，表明了此时此刻台湾高层的焦虑心态：连日来，共军飞机成群结队进入福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企图究竟何在？
7时56分，漳州刘玉堤的空九师紧急起飞拦截应战。晋江——漳州空域，四架F－86与八架米格17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衔颈咬尾扭缠撕打。一场谁也没有把谁搞掉的空战，就像一场双方均未破门的足球赛，尽管热闹非凡，也失却了详述全过程的价值，唯有大陆“新秀”岳崇新对台湾“王牌”汪上校的斗智斗勇，仍不失为九天之上的“门前大战”，精彩片段已铸成空战的典范。
今天，汪老先生或许会问，岳祟新究竟何许人物？很巧，我在一份1958年大陆空军“空战总结”中，查到汪先生这位冤家对头的小传，摘录如下，以释疑惑：岳崇新同志今年29岁，中农出身，文化程度初小毕业，16岁以前在家种地，17岁入伍，19岁复员，20岁又在家种田，21岁1951年8月又入伍，12月到空军，1956年6月从十二航校毕业到二十五团（空九师），今年3月到6月参加整风停飞，6月26日由二十五团调二十七团改装56式（米格17）飞机。至参战前总飞行时间只有233小时55分，基本上结束白天一般及复杂气象中队训练，参战前在56式飞机上仅飞了7小时10分……战斗中，岳崇新共射击8次，除第一次的支援战友距离较远，其余7次判读结果，最近的280公尺，有4次为300－380公尺，最远650公尺。有三次可能击中敌机。岳崇新同志并不是老飞行员，训练课目并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过去没有参过战，而这次竟能击伤老牌的国民党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这说明，只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英勇顽强，敢想、敢做，即使初次出战，飞行时间少，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战术，发挥飞机性能，战胜狡猾的敌人。
我想，读过这篇文字，心宽大度的汪老先生决不会因大陆方面曾用“狡猾”二字来描绘他而感气恼，国民党空军不也常常使用同类贬义词来形容他们的大陆同行么？如果真有什么勾起了老先生对往事的不悦和惊诧，不外终于看清了当年对手的真面目：原来那个差点置老子于死地的家伙，不过是个仅有两百余飞行小时纪录的农家子弟呀！
姑妄揣测之，威名赫赫的拳师三十年前被名不见经传的蒙面汉重拳放倒，时至今日，拳师方知那蒙面人乃一嘴上无毛不知高低的年轻后生，心中滋味，岂止“很惨”，恐怕还得添上一个“窝囊”。
汪老先生还有不知，当年那位敢到老虎腮上拔毛的初生牛犊，也是怀揣着与他相同的“窝囊”，在时时涌上心头的自责懊悔中走过后半截人生旅途的。
在广东佛山某干休所，我怀着不远千里跑来寻找历史真实的冲动，轻扣岳崇新的家门。
门开，已不是什么“年轻后生”，而是一位偏矮偏瘦、头发稀疏花杂、并无想象中英武之气、农民味挺浓的老大爷。自报姓名：我就是岳崇新。
一想也是，如果他不曾于1951年8月二次入伍，如今还不就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赤脚抡镢的老农民么？但千万别小瞧了农民，某种角度，中国数千年历史是由农民创造和推动的。
一交谈便知，他是那种经过军营熔炉四十余载冶炼、剔除了陋习杂质、将全部优长提纯升华了的“农民”，亦是那种克服了千难万苦、终于展翅腾飞、在万里蓝天获得了自由、眼光和志向早已高远博大了的“农民”。
农民出身的原空九师副参谋长的话题，是从他那排解不尽的“窝囊”开始的：我一想起1958年8月7日那次空战，就感到窝囊。真他妈窝囊。窝囊了一辈子啦。
那一回，我绝对应该将敌一号机汪梦泉打下来的。头一次参加空战，没经验，心中没底，听老同志讲，到了天上要注意节约炮弹，不然，二百余发大、小炮弹几秒钟就能打光，打光了你就成了一只没有爪子的老鹰了。于是，我留了一个心眼，耍小聪明，编队时大炮没上膛、准备先打小炮，干光了小炮弹再换大炮打，就是这么一个天大的失误，没把汪梦泉揍下来。国民党的F－86火力不强，6挺12.7毫米机枪，打不到要害只能给你敲个洞，有时，敲十几、几十个洞飞机照样飞回来。我们的米格17不同，37炮，一炸一个汽油桶那么粗的口子，敌机随便哪里挨上一炮，非“倒栽葱”不可。
那天，云高9000公尺，能见度30公里，战区天气良好。我飞四号机。起飞几分钟后，我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们右边10公里的地方，与我机约成90°角飞来，我们高度10500公尺，他9000公尺吧，比我略低。我报告：“右边发现敌机。”一、二、三号机楞是看不到。说话敌人到跟前了，我大喊“在肚子底下！”双手抱杆俯冲下去，为了看清楚，反扣，倒着飞。这时候，敌一号机汪梦泉已经把我二号机孙凤玉咬上了，我心说“不好”，翻过身来就开火，800公尺远，又没好好瞄，打是打不上，但给孙凤玉解了围。汪梦泉不敢再追，开始甩我。他不愧是“王牌”，飞得真棒，动作特别大特别激烈，而且几乎所有的高难动作都飞出来了，俯冲、翻滚、半滚、摇摆、侧滑、盘旋，拼命地甩。那天，我也是豁上了，你飞什么我飞什么，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玩命咬，从9000公尺打到3000公尺，落地后感觉，浑身都叫汗湿透了，水缸里捞出来一样，骨头也甩散了，几天缓不过劲来，而且，那些动作也不知怎么飞的，根本就没训练过嘛，再让我重复一遍说啥也飞不上来了。我才明白，都说狗急了跳墙，人急了，二层楼也能窜过去。就这样，我紧紧咬住汪梦泉的尾巴，两次进入他的气流，飞机猛抖，赶快偏出。估计他以为把我甩掉了，动作稍稍缓慢，我抓住机会，嗵嗵打了一个连发，看得很清楚，有三、四发打在他的左翼根部，他带着左坡度冒着烟跑。怎么没打下来？一想，妈呀，大炮没上膛！赶紧上膛，机会已经错过，反光镜里，另一架F－86偷偷摸上来了，我只能做一个右侧滑，转弯拉上去摆脱。后来听说，汪梦泉虽然飞机和左手负伤，还是挺到了台湾。把我窝囊得呀，没法形容啦。
你问第一次参加空战的感觉？这么说吧，我参军前一天书都没念过，一个字不识，不怕你笑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学飞行，那个难呀，遭的那个罪呀，简直没法讲，我从来没有晚12点以前睡过觉，从来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好歹飞出来了，想法简单得很，组织上全力以赴培养你，就得把生死抛一边，把一生交给党。但说实话，上天打仗，你绝对没功夫想大道理，什么祖国、党、人民、共产主义，连一闪念都没有，也不害怕，一星半点畏惧心理都没有，就是憋足了劲非把他打下来不可，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当英雄就当烈士，拼啦！后来看到很多文章，讲烈士临牺牲前想到了这个又想到了那个，最后挺身而出，可能嘛？全是扯淡！
“八·七”空战，岳祟新与汪梦泉在空中激烈缠斗达六分钟之久，虽均未被击落，但胜负已自明。
北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我们一个新飞行员，第一次参战，打得很英勇，本来完全可以把敌人一个“王牌”打掉的，因为缺乏战斗经验，只是击伤，而没有击落。毛泽东说：不要打下来，打下来并不好，蒋介石就那么几架飞机，你老是把人家打下来，他就不敢来了么。
台北，蒋介石大发脾气。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要求部属：对外不要多讲，总统对这件事是很讳面子的。
《国共空战秘史》也很“讳面子”，按下汪、岳格斗及其结局不提，写道：“当MIG——17PF对准汪中校的座机开炮时，黄七贤中尉立刻以VHF告知长机，并以六挺机枪对MIG——17PF开火射击，打下一架，火力管制系统却发生故障，无法再打，为第一位台籍空战英雄。”
岳崇新老人读后，爽朗大笑：本来，我们以八对四的优势而未能击落其一架，可以说，仗打得并不太好，值得检讨者多多。但再不好，还没有不好到反被对方击落一架的地步。做为亲历者，我想我有资格说明，我们连一架破皮掉毛的都没有。台湾如再版此书，能以尊重史实的严肃予以更正最好。
临走，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汪梦泉老先生已回过大陆，假设一次巧合，您和他面对面地碰了头，将如何应对处置？
岳崇新老人稍稍思忖，道：我肯定会先把手伸出来，坦率告诉他，1958年没有把您打下来，我一直感到很窝囊。不过今天终于见到您，我也就不再窝囊啦。当初真把您打掉了，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同一块土地上握手言和了嘛。今天，如果我们这边的中国人和您那边的中国人都把手伸出来，紧紧握在一起，可想而知，咱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
很冒昧，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向汪梦泉老先生提出来的，只有两个字：您呢？</P>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气朗天清，风和日丽，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旅客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华发斑驳的长者，在入境处，他双手向验证小姐恭敬递上“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证”。小姐熟练轻灵地盖上准予通关的印章。那双布满褶皱、青筋暴露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抖动。
证书显示，持有人名姓：汪梦泉。
汪老先生在北京航空联谊会几位老熟人老同事的陪同下，爬长城、观故宫、泛舟昆明湖、闲逛王府井，重游了一回故国，了却了一桩宿愿，无拘无束，开怀恬然。数日之后，与友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沿来时之路，打道回府。
我得知汪老先生到大陆省亲叙旧的消息迟了一步，这一边，还傻乎乎做登门造访的准备，那一边，老先生已在向南飞去的归途之中了。未能谋面，遗憾之至。
凭想象，我以为，当老先生的视线透过舷窗追随那移动着的云山雾海之时，心情一定与其他乘客迥然有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大舞台，他曾经在上面扮演过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同日本飞机格斗时，他是这片天空的捍卫者；徒劳无益向解放大军炸射时，他是这片天空的肆虐者；隔海寻隙企图闯入时，他是这片天空的鄙弃者；而此时此刻，他又是这片天空的什么呢？主人？还谈不上。客人？亦不大对。姑且算作身份未定者吧。但不论怎么说，四十年过去，这片天空已不再拒绝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忱欢迎的双臂……我顺着自己的思路固执地想象下去：这时候，汪老先生一定会下意识地用右手轻抚左手的伤疤，祈盼舷窗外的天空，永远永远，都是这般的亮丽、宁静。
在一本空军政治部于六十年代编辑已经卷边发黄的《蒋空军人物小传》上，我
查到：汪梦泉，蒋空军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别名汪尚略。四川简阳县三义坝高子堰人。1919年生。家庭出身官僚地主。
1938年初考入蒋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蒋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及美国航校毕业。
大兄汪连锋，原蒋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淮海战役被俘，1963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汪以往对蒋帮的统治有些不满，1948年曾对其兄汪连锋说：“蒋介石任用私人，孔、宋家族大肆贪污，滥发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如果不改善，总有一天要垮台。”
汪作战经验多，指挥沉着谨慎，能夜航。1961年飞行时间达三千多小时。抗战时期曾参加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多次对我作战。先后获勋奖章二十余枚。1958年8月7日在福建上空率领一个中队与我机作战，被我击伤，逃台后曾说：“打得很惨啊，差一点就完了。”
喜跳舞，赌博。
汪梦泉老先生当然镂骨铭心，1958年8月7日，海峡两岸空军二度过招，F－86与米格17再次交锋，他乃主角之一。是日清晨7时30分，汪上校领队，四架F－86从台湾新竹起飞，在海面盘旋数遭后，突由金门以东飞临晋江上空，实施威力侦察。
五大队乃国民党空军主力，汪上校又为其中资深高手，他不避危难，亲闯“虎穴”，表明了此时此刻台湾高层的焦虑心态：连日来，共军飞机成群结队进入福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企图究竟何在？
7时56分，漳州刘玉堤的空九师紧急起飞拦截应战。晋江——漳州空域，四架F－86与八架米格17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衔颈咬尾扭缠撕打。一场谁也没有把谁搞掉的空战，就像一场双方均未破门的足球赛，尽管热闹非凡，也失却了详述全过程的价值，唯有大陆“新秀”岳崇新对台湾“王牌”汪上校的斗智斗勇，仍不失为九天之上的“门前大战”，精彩片段已铸成空战的典范。
今天，汪老先生或许会问，岳祟新究竟何许人物？很巧，我在一份1958年大陆空军“空战总结”中，查到汪先生这位冤家对头的小传，摘录如下，以释疑惑：岳崇新同志今年29岁，中农出身，文化程度初小毕业，16岁以前在家种地，17岁入伍，19岁复员，20岁又在家种田，21岁1951年8月又入伍，12月到空军，1956年6月从十二航校毕业到二十五团（空九师），今年3月到6月参加整风停飞，6月26日由二十五团调二十七团改装56式（米格17）飞机。至参战前总飞行时间只有233小时55分，基本上结束白天一般及复杂气象中队训练，参战前在56式飞机上仅飞了7小时10分……战斗中，岳崇新共射击8次，除第一次的支援战友距离较远，其余7次判读结果，最近的280公尺，有4次为300－380公尺，最远650公尺。有三次可能击中敌机。岳崇新同志并不是老飞行员，训练课目并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过去没有参过战，而这次竟能击伤老牌的国民党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这说明，只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英勇顽强，敢想、敢做，即使初次出战，飞行时间少，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战术，发挥飞机性能，战胜狡猾的敌人。
我想，读过这篇文字，心宽大度的汪老先生决不会因大陆方面曾用“狡猾”二字来描绘他而感气恼，国民党空军不也常常使用同类贬义词来形容他们的大陆同行么？如果真有什么勾起了老先生对往事的不悦和惊诧，不外终于看清了当年对手的真面目：原来那个差点置老子于死地的家伙，不过是个仅有两百余飞行小时纪录的农家子弟呀！
姑妄揣测之，威名赫赫的拳师三十年前被名不见经传的蒙面汉重拳放倒，时至今日，拳师方知那蒙面人乃一嘴上无毛不知高低的年轻后生，心中滋味，岂止“很惨”，恐怕还得添上一个“窝囊”。
汪老先生还有不知，当年那位敢到老虎腮上拔毛的初生牛犊，也是怀揣着与他相同的“窝囊”，在时时涌上心头的自责懊悔中走过后半截人生旅途的。
在广东佛山某干休所，我怀着不远千里跑来寻找历史真实的冲动，轻扣岳崇新的家门。
门开，已不是什么“年轻后生”，而是一位偏矮偏瘦、头发稀疏花杂、并无想象中英武之气、农民味挺浓的老大爷。自报姓名：我就是岳崇新。
一想也是，如果他不曾于1951年8月二次入伍，如今还不就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赤脚抡镢的老农民么？但千万别小瞧了农民，某种角度，中国数千年历史是由农民创造和推动的。
一交谈便知，他是那种经过军营熔炉四十余载冶炼、剔除了陋习杂质、将全部优长提纯升华了的“农民”，亦是那种克服了千难万苦、终于展翅腾飞、在万里蓝天获得了自由、眼光和志向早已高远博大了的“农民”。
农民出身的原空九师副参谋长的话题，是从他那排解不尽的“窝囊”开始的：我一想起1958年8月7日那次空战，就感到窝囊。真他妈窝囊。窝囊了一辈子啦。
那一回，我绝对应该将敌一号机汪梦泉打下来的。头一次参加空战，没经验，心中没底，听老同志讲，到了天上要注意节约炮弹，不然，二百余发大、小炮弹几秒钟就能打光，打光了你就成了一只没有爪子的老鹰了。于是，我留了一个心眼，耍小聪明，编队时大炮没上膛、准备先打小炮，干光了小炮弹再换大炮打，就是这么一个天大的失误，没把汪梦泉揍下来。国民党的F－86火力不强，6挺12.7毫米机枪，打不到要害只能给你敲个洞，有时，敲十几、几十个洞飞机照样飞回来。我们的米格17不同，37炮，一炸一个汽油桶那么粗的口子，敌机随便哪里挨上一炮，非“倒栽葱”不可。
那天，云高9000公尺，能见度30公里，战区天气良好。我飞四号机。起飞几分钟后，我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们右边10公里的地方，与我机约成90°角飞来，我们高度10500公尺，他9000公尺吧，比我略低。我报告：“右边发现敌机。”一、二、三号机楞是看不到。说话敌人到跟前了，我大喊“在肚子底下！”双手抱杆俯冲下去，为了看清楚，反扣，倒着飞。这时候，敌一号机汪梦泉已经把我二号机孙凤玉咬上了，我心说“不好”，翻过身来就开火，800公尺远，又没好好瞄，打是打不上，但给孙凤玉解了围。汪梦泉不敢再追，开始甩我。他不愧是“王牌”，飞得真棒，动作特别大特别激烈，而且几乎所有的高难动作都飞出来了，俯冲、翻滚、半滚、摇摆、侧滑、盘旋，拼命地甩。那天，我也是豁上了，你飞什么我飞什么，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玩命咬，从9000公尺打到3000公尺，落地后感觉，浑身都叫汗湿透了，水缸里捞出来一样，骨头也甩散了，几天缓不过劲来，而且，那些动作也不知怎么飞的，根本就没训练过嘛，再让我重复一遍说啥也飞不上来了。我才明白，都说狗急了跳墙，人急了，二层楼也能窜过去。就这样，我紧紧咬住汪梦泉的尾巴，两次进入他的气流，飞机猛抖，赶快偏出。估计他以为把我甩掉了，动作稍稍缓慢，我抓住机会，嗵嗵打了一个连发，看得很清楚，有三、四发打在他的左翼根部，他带着左坡度冒着烟跑。怎么没打下来？一想，妈呀，大炮没上膛！赶紧上膛，机会已经错过，反光镜里，另一架F－86偷偷摸上来了，我只能做一个右侧滑，转弯拉上去摆脱。后来听说，汪梦泉虽然飞机和左手负伤，还是挺到了台湾。把我窝囊得呀，没法形容啦。
你问第一次参加空战的感觉？这么说吧，我参军前一天书都没念过，一个字不识，不怕你笑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学飞行，那个难呀，遭的那个罪呀，简直没法讲，我从来没有晚12点以前睡过觉，从来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好歹飞出来了，想法简单得很，组织上全力以赴培养你，就得把生死抛一边，把一生交给党。但说实话，上天打仗，你绝对没功夫想大道理，什么祖国、党、人民、共产主义，连一闪念都没有，也不害怕，一星半点畏惧心理都没有，就是憋足了劲非把他打下来不可，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当英雄就当烈士，拼啦！后来看到很多文章，讲烈士临牺牲前想到了这个又想到了那个，最后挺身而出，可能嘛？全是扯淡！
“八·七”空战，岳祟新与汪梦泉在空中激烈缠斗达六分钟之久，虽均未被击落，但胜负已自明。
北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我们一个新飞行员，第一次参战，打得很英勇，本来完全可以把敌人一个“王牌”打掉的，因为缺乏战斗经验，只是击伤，而没有击落。毛泽东说：不要打下来，打下来并不好，蒋介石就那么几架飞机，你老是把人家打下来，他就不敢来了么。
台北，蒋介石大发脾气。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要求部属：对外不要多讲，总统对这件事是很讳面子的。
《国共空战秘史》也很“讳面子”，按下汪、岳格斗及其结局不提，写道：“当MIG——17PF对准汪中校的座机开炮时，黄七贤中尉立刻以VHF告知长机，并以六挺机枪对MIG——17PF开火射击，打下一架，火力管制系统却发生故障，无法再打，为第一位台籍空战英雄。”
岳崇新老人读后，爽朗大笑：本来，我们以八对四的优势而未能击落其一架，可以说，仗打得并不太好，值得检讨者多多。但再不好，还没有不好到反被对方击落一架的地步。做为亲历者，我想我有资格说明，我们连一架破皮掉毛的都没有。台湾如再版此书，能以尊重史实的严肃予以更正最好。
临走，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汪梦泉老先生已回过大陆，假设一次巧合，您和他面对面地碰了头，将如何应对处置？
岳崇新老人稍稍思忖，道：我肯定会先把手伸出来，坦率告诉他，1958年没有把您打下来，我一直感到很窝囊。不过今天终于见到您，我也就不再窝囊啦。当初真把您打掉了，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同一块土地上握手言和了嘛。今天，如果我们这边的中国人和您那边的中国人都把手伸出来，紧紧握在一起，可想而知，咱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
很冒昧，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向汪梦泉老先生提出来的，只有两个字：您呢？</P>
（十）平潭岛上空的激战<P>
继“七·二九”、“八·七”两次空战之后，8月14日，海峡两岸空军再次在平潭岛上空对阵开打。
对大陆而言，第三回合是同周春富这个十分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周春富，空十六师四十六团飞行员。《当代中国·军事卷》写道：“在这次战斗中，周春富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我无故的英雄气概，抓住打击敌机的一切有利时机，在一分半钟内，取得了击落敌机二架，击伤一架的光辉战果。空军政治部决定给周春富烈士追记一等功，并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最早关于周春富的报道，始见于空战两日后的《解放军报》：
闽江口上揍蒋机（战斗通讯——8月16日）:我8号机发现有两架蒋机，企图从侧后攻击我僚机中队。这位空中猎手，马上用瞄准具套住了企图行凶的家伙，当他进入理想的攻击位置时，就从空中传出了接连不断的咚咚的炮声。人们看到，一架蒋机拖着绯红色的浓烟，一歪一扭向台湾逃去，后来这架蒋机掉到了台湾以西的大海里。
我8号机在击落一架蒋机之后，刚刚拉起，又发现四架蒋机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僚机中队后面。这架勇敢的战鹰奋不顾身地再次投入战斗，像雾海中的矫燕一般，向敌机直冲过去，开炮击伤了一架蒋机，立即掉过头来，又套住一架贼机，只见我机头上吐出一条火龙，成串的炮弹无情地钻入蒋机，轰然一声爆炸，这架蒋机当即坠落，蒋军飞行员驾着黄色的降落伞向海面跳落。这群空中飞贼，再也不敢招架了，纷纷各自向台湾逃跑了。
英勇无畏的8号机，即周春富。
战争刚刚开始，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保守机密和保持高昂的军心士气尤为重要，通讯有意隐去英雄的姓名和他已经殉国的情况，不难理解。
到了1966年，上述理由不复存在，一家报纸则以更加精彩生动、深入具体的笔触，向广大读者描绘展示了周春富的风采，使得英雄的形象在愈发高大光辉之时，也散发出一股那个时代特有的“文革味”。
空中拼刺（原文颇长忍痛割舍，节录之）:且说这八个飞贼，一个个诡计多端。领头的是他们的中校队长，姓于名叫于传剑，此人阴险毒辣，再加上他长的那双金鱼眼睛，往外努努着，因此有个外号叫“臭鱼”。“哈罗，弟兄们！发财的机会到啦，给我上啊！”“OK！”一阵狂叫，七个飞贼在“臭鱼”指挥下，“呼”地一声形成了一个交叉转弯，企图对我机进行两面夹攻。
单说四号僚机周春富，驾着战鹰来了一个“黑虎掏心”，向敌群直插过去。于传剑不由心中暗暗高兴，大喊一声：“勾嘎子K”。原来这是“臭鱼”的一条毒计，名曰：诱饵垂钓。也就是留下一个飞贼当“诱饵”，其余的表面上四下逃窜，其实是很快到高空集合，偷偷压在周春富的上面，待机进行偷袭。周春富同志决定将计就计，先吃掉这架敌机。他双手猛的一推驾驶杆，战鹰如一柄银箭，直向飞贼劈去。
那“诱饵”一时被吓得眼发直头发懵，舌头根儿发硬，脸发青，两只手拼命地抱着驾驶杆往回拉。可是，不管他怎么使劲，飞机就是拉不起来。低头一看，哎！原来两只手抱在自己的大腿上了……空战不到两个回合，就被周春富一顿炮弹，打得脑浆迸裂，一头扎进闽江口外的大海里去了。（另一架敌机妄图偷袭我长机）
周春富剑眉紧锁，二目圆睁：“狗强盗，休想逞凶！”“唰”地来了一个“鸽子钻天”，接着又一推机头“猛虎扑羊”，对准敌机直冲过去。咚咚咚！飞贼一见周春富的炮弹直贴头皮而来，急忙压杆躲闪，唔唔呀呀，慌作一团。炮弹当即在这小子的左机翼上炸开两个大洞。这小子像折翅断腿的秃烧鸡，向台湾方向逃窜而去。
（周春富座机中弹，人负伤）沉着果断的周春富，将急剧下降的飞机从危险中拉了起来，他紧咬牙关，忍着剧痛，双手抱着驾驶杆，用尽全身的力气驾着火光熊熊的战鹰朝着飞贼“臭鱼”直冲过去。吓得“臭鱼”浑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黄豆大的汗珠哗哗直淌。他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弟兄们，快来拉兄弟一把。”剩下的几个小子一听：“你他妈活该。拉你一把，谁拉我们呐？咱们还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吧。回见啦！”全跑啦……眼看着和敌机的距离在迅速缩短，他那强劲有力的手指一按炮钮，就听得“咔嚓”一声，炮弹并没有出膛。周春富定眼一看，炮弹指示灯全部熄灭，已经没有炮弹了。怎么办？英雄周春富同志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的脑海中闪现出英雄黄继光的光辉形象。他想：“没有炮弹，就是撞，我也要把它撞下来！”他无限深情地望了一眼祖国的锦绣河山。“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爱的党！”心不慌，手不颤，面无惧色，将油门一推到底，着了火的飞机像一条火龙，带着复仇的怒火，闪电一般向“臭鱼”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刹时，碧蓝的天空飞出一道彩霞，浑映着那波涛滚滚的东海。
我对记者先生在空战最激烈时，能够分身有术地爬到敌我双方的驾驶舱内实地采访，五体投地。
关于“八·一四”空战和周春富的文章，报道已经如此完美无缺，以我秃拙之笔，还能写出什么高妙的东西来么？按说，我只有抄录其中精华的份。但是，总有一个古怪的念头像蠢动的春笋一样要从我的胸膛钻出来：不是一共出动了八架飞机吗，怎么这仗全让周春富一人包圆了？周春富一会儿去救这个一会儿去救那个，咋没见另外七位来救他呀？于是，我怀着考古学者破译史前文字般的兴趣，在强烈的好奇心趋动之下，走访专家、权威、亲历者，查阅最原始的文字记载。有播种就会有收获，我发现了一个面孔不大相同的“八·一四”空战。
8月14日，十六师四十六团转入龙田的第二天，我雷达发现敌机两架从马祖方向来袭。福州指挥所判断为F－84欲对我新转场部队实施侦察，根据一般后面会有四架F－86掩护的规律，下令出动八架打第一仗。刘亚楼曾在战后报告上红笔批注：“以八架去打判断中的六架，也没有体现以多胜少的原则！”给以了严厉批评。升空后始发现，敌人不是两架F－84，而是五大队八架、十一大队四架共十二架F－86。雷达情报误差太大，严重影响了敌情判断和战斗决心。
起飞八架编为两个中队，一中队带队长机为大队长王立荣，二中队带队长机为大队长赵俊山。周春富飞二中队8号机。飞临海岸线，周春富首先报告：“左前方有两个拉烟的。”赵俊山即向地面福州指挥所请示投副油箱。福指回答：“距敌还有30公里，不投。”而此时，距敌实际只有3－5公里，赵俊山不能再听地面了，果断下令投副油箱，已觉太晚。此时我机速度比敌小，高度10700公尺，比敌低1000公尺，态势不利。敌我双方对头冲过，赵俊山即令：“左转，打外边的。”左转约45°角，又见敌已分成两股，交叉转弯，形成对我夹击之势，且右边一路已快转至我机后边，遂又令：“右转”，猛拉杆急向右转，六、七号机都跟着转过来了。七号机刘永长在左转时还看见八号周春富跟定在身后，右转时就看不见八号了。赵俊山率六、七号机与敌向左转的一股第二次对头冲过，这时听到了地面下达的返航命令，遂复诵命令，打开加速器俯冲返航。七号机呼叫周春富两次，并作蛇形动作寻找，赵俊山和地面也叫，均未听到八号回答。此时七号从反光镜中看到后边1000公尺左右，有二、三架F－86在跟踪运动，又听到地面呼叫自己，遂放弃寻找，跟上五、六号返航。远处，王立荣一中队得知赵俊山中队投入战斗，急忙下令“右转弯”、“投副油箱”，准备前往支援，此刻地面已下达了返航令。于是，王中队未与敌接触，便反航。
信不信由你，整个作战过程就是这般单调没味。七架安全返回。唯独甩下了八号周春富。
战后检讨，此战不无缺憾，飞行员们反映：“打了一个意图不十分明确的仗”。空地协同有待加强，例如，地指本来意图是要寻机歼敌，后发现敌多我少，敌高我低，并考虑出海作战恐于我不利又下令返航。全过程只给了空中航向，而敌情、意图，缺乏交代，空中完全按地面指示飞行，在不利状态下仓促投入战斗，在与敌缠斗中又仓促撤出，十分危险；又如，地面对空中约束过多，统的过死，具体到指示航向，指示飞行状态，投副油箱，开加速器，何时转弯，转弯航向多少等等所有动作，几乎都依靠地面指示，而地面指挥们依赖的雷达有误差，使空中动作滞后，导致仓促应战，丧失战机；另外，空中两个中队缺少联络，返航不区分掩护，不清点人数等，也都是不可小视的问题。产生原因，主客观均有，其中，四十六团甫转龙田，福州地指又是一个新近成立的辅助指挥所，空、地两方对敌情、我情、战场状况均很生疏，而熟练协同默契配合，不经过一段勤加演练的磨合期确也难达到实战要求。
问题归问题，遗憾归遗憾，福空在给北京的报告中仍然如此评价：“虽有教训，还是一次胜利的空战。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给福建人民的鼓舞很大。”
因为，七机返航，战斗并末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万里长空，且有忠魂舞。
周春富击落二架，击伤一架，统计是否准确？我就此坦率请教台海空战史专家杨国华。
老人说：检验空战战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与开炮同步的照相枪摄下的胶卷。击中否，击落否，判读即知，非常准确。但也有局限，如，我方飞机向敌开火后又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两名飞行员同时向同一架敌机开火；敌机负伤逃逸、是返回了还是中途坠毁，等等，均会给精确判定带来一定难度。此时，就要依据发现敌机残骸，审讯敌俘口供，截获敌方情报，听取目击者叙述，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了。
老人说：周春富牺牲，飞机坠海，胶卷丧失，判定此战战果只能靠收集各方情况进行互证分析。认定工作确有难度，颇费周折，但审慎认真，对历史负责，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周春富确与敌于平潭岛上空激烈空战，这是地面许多人看见，听见了的。第二，台湾承认一架F－86坠海，他们说是“机械故障”，我们认为是“击落”。机号为0307，飞行员为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刘光灿，上尉，29岁，台湾曾派飞机船只到桃园西五十海里处搜寻，未发现，作死亡处理。第三，击伤敌机为十一大队1968号。第四，我地面观察组和渔民均看到天空有敌降落伞飘落，又从海中捞出敌机残骸和轮胎，判定为击落之另一架，机号很可能是敌塔台一直呼叫的0312。
老人又说：自然，这是我方的结论，国民党从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心里最清楚的也只能是国民党。我想，若干年后，许多材料档案都解秘公开了，大概有助于此问题的最后解谜吧。
我对老人的回答表示满意。
其实，时隔三十余年，两岸关系正以过去不敢想不可想的规模速度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跃进着，再回过头来精确计算论证双方一次战斗的战果究竟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有，但不大。试问，退一步，周春富只击落了一架，怎样？一架都未击落，又怎样？只要他与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搏杀，并为自己的誓言理想而献身，作为战士，这就足够了，因为他已经把一种崇高的品格和不朽的精神留在了天地，传给了后人。此番道理，就像人们在纪念黄继光、董存瑞时，是不会去数他们所摧毁的碉堡里有多少敌尸一个样。
周春富走得过于急迫，带走了有关他战斗的全部细节，留下了几分钟的空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于是，我们读到了《闽江口上揍蒋机》和《空中拼刺》。这些绝非空中楼阁的丰富想象亦极大地刺激、活跃了我的想象力，一幅幅周春富在生命最后关头不同形态的画面在我眼前川流而过，我很想让其中某一幅定格的，但不可能，所有的画面都是幻化的，看得见，留不住，脑海中空白依旧，感觉里茫然依旧。直到读到了高尔基的话：正义与美好在远方，面前布满了陷阱、荆棘，走下去宁肯用躯干铺路而不畏自我毁灭的人，便是英豪……方稍稍释然，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最后时刻的周春富，他行进在高尔基描绘的境界里。
生活中做为平常人的周春富究竟什么样？曾任空四十六团团长的苑国辉老人说：周春富老家河北昌黎，1947年参军，上过朝鲜打过仗，是个老兵。这个人出身很贫苦，印象里从小失去父母，由旁人收养，所以性格有些怪，和大家不太合群，好抬个杠，有点倔，孤僻。飞行技术一般，学习训练都还努力。那时飞行员穷孩子多，五十年代，特别讲究阶级出身，大部分从陆军调来，文化程度很低，但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大公无私，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这些基本觉悟比现在的人又强得多，共产党员的气质、品德、吃苦精神相当好。我记得他好像结婚不久，去探家，连续几天参加农业社的抗洪抢险，搞得很疲劳很辛苦。部队要打仗，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我们团从丹东出发的头一天早上，他到了，直接拉到机场吃的饭。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给他借了件飞行服，带他恢复飞了一个特技，回宿舍准备准备，第二天就出发。临战前教育动员，我印象，他也没有讲太多话。这个人内向，平常开会话都不多，干啥事好在心里使暗劲儿，一般不表现出来。部队里一般有两种人能打仗不怕死，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稀里马哈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一种不吭不哈肚子里头好同别人比试不服输的，周春富属于后一类吧。
就是这么一篇零散不连贯的介绍，使我在某航校荣誉室看到放大了的周春富的照片时，仿佛那个带着飞行帽憨笑着的年轻人走下来站在我的面前，不然，他只能是一张挂在墙壁上的貌不惊人永远呈凝固状态的脸。我以为，一位离我们而去的英雄，如果能够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你可以平等地与他交流畅谈，而不必从地面高高地可望而不可及地仰视他，如此，那望不见但无所不在的英灵便具有了穿透你的心壁、震撼你的魂魄的力量。
“周春富，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评价绝对正确。但毕竟，那“伟大”离我们过于遥远，我怀疑，实现之时是否还有人记得“周春富”这个名字。因此建议，加上一个“为了亦很伟大的统一大业”。虽然路仍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曙光。我相信，当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在修筑“统一纪念碑”时，是绝不会忘记镌刻上“周春富”这个名字的。
周春富跳伞落海，事情惊动了北京，毛泽东让秘书直接打电话告福州军区：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要救起这位飞行员。
海军舰艇出动，同前来争抢的国民党海军发生小规模海战。平潭岛1800多条渔船，像篦头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作网状搜寻。一天、两天、五天、七天，浩瀚的大海除了波涛还是波涛，当最后一次努力付之一片蔚蓝之后，营救船队鸣号回航。所有的船老大自动降下半帆。许多渔家按习俗烧香焚纸，将食物与烧酒抛向海面。妇女们掀起衣襟，揩抹发红的眼窝……
此时，乌云滚滚而来，风吼浪怒，惊雷阵阵。
九天之上终伏虎，热血化作倾盆雨。</P>
继“七·二九”、“八·七”两次空战之后，8月14日，海峡两岸空军再次在平潭岛上空对阵开打。
对大陆而言，第三回合是同周春富这个十分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周春富，空十六师四十六团飞行员。《当代中国·军事卷》写道：“在这次战斗中，周春富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我无故的英雄气概，抓住打击敌机的一切有利时机，在一分半钟内，取得了击落敌机二架，击伤一架的光辉战果。空军政治部决定给周春富烈士追记一等功，并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最早关于周春富的报道，始见于空战两日后的《解放军报》：
闽江口上揍蒋机（战斗通讯——8月16日）:我8号机发现有两架蒋机，企图从侧后攻击我僚机中队。这位空中猎手，马上用瞄准具套住了企图行凶的家伙，当他进入理想的攻击位置时，就从空中传出了接连不断的咚咚的炮声。人们看到，一架蒋机拖着绯红色的浓烟，一歪一扭向台湾逃去，后来这架蒋机掉到了台湾以西的大海里。
我8号机在击落一架蒋机之后，刚刚拉起，又发现四架蒋机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僚机中队后面。这架勇敢的战鹰奋不顾身地再次投入战斗，像雾海中的矫燕一般，向敌机直冲过去，开炮击伤了一架蒋机，立即掉过头来，又套住一架贼机，只见我机头上吐出一条火龙，成串的炮弹无情地钻入蒋机，轰然一声爆炸，这架蒋机当即坠落，蒋军飞行员驾着黄色的降落伞向海面跳落。这群空中飞贼，再也不敢招架了，纷纷各自向台湾逃跑了。
英勇无畏的8号机，即周春富。
战争刚刚开始，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保守机密和保持高昂的军心士气尤为重要，通讯有意隐去英雄的姓名和他已经殉国的情况，不难理解。
到了1966年，上述理由不复存在，一家报纸则以更加精彩生动、深入具体的笔触，向广大读者描绘展示了周春富的风采，使得英雄的形象在愈发高大光辉之时，也散发出一股那个时代特有的“文革味”。
空中拼刺（原文颇长忍痛割舍，节录之）:且说这八个飞贼，一个个诡计多端。领头的是他们的中校队长，姓于名叫于传剑，此人阴险毒辣，再加上他长的那双金鱼眼睛，往外努努着，因此有个外号叫“臭鱼”。“哈罗，弟兄们！发财的机会到啦，给我上啊！”“OK！”一阵狂叫，七个飞贼在“臭鱼”指挥下，“呼”地一声形成了一个交叉转弯，企图对我机进行两面夹攻。
单说四号僚机周春富，驾着战鹰来了一个“黑虎掏心”，向敌群直插过去。于传剑不由心中暗暗高兴，大喊一声：“勾嘎子K”。原来这是“臭鱼”的一条毒计，名曰：诱饵垂钓。也就是留下一个飞贼当“诱饵”，其余的表面上四下逃窜，其实是很快到高空集合，偷偷压在周春富的上面，待机进行偷袭。周春富同志决定将计就计，先吃掉这架敌机。他双手猛的一推驾驶杆，战鹰如一柄银箭，直向飞贼劈去。
那“诱饵”一时被吓得眼发直头发懵，舌头根儿发硬，脸发青，两只手拼命地抱着驾驶杆往回拉。可是，不管他怎么使劲，飞机就是拉不起来。低头一看，哎！原来两只手抱在自己的大腿上了……空战不到两个回合，就被周春富一顿炮弹，打得脑浆迸裂，一头扎进闽江口外的大海里去了。（另一架敌机妄图偷袭我长机）
周春富剑眉紧锁，二目圆睁：“狗强盗，休想逞凶！”“唰”地来了一个“鸽子钻天”，接着又一推机头“猛虎扑羊”，对准敌机直冲过去。咚咚咚！飞贼一见周春富的炮弹直贴头皮而来，急忙压杆躲闪，唔唔呀呀，慌作一团。炮弹当即在这小子的左机翼上炸开两个大洞。这小子像折翅断腿的秃烧鸡，向台湾方向逃窜而去。
（周春富座机中弹，人负伤）沉着果断的周春富，将急剧下降的飞机从危险中拉了起来，他紧咬牙关，忍着剧痛，双手抱着驾驶杆，用尽全身的力气驾着火光熊熊的战鹰朝着飞贼“臭鱼”直冲过去。吓得“臭鱼”浑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黄豆大的汗珠哗哗直淌。他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弟兄们，快来拉兄弟一把。”剩下的几个小子一听：“你他妈活该。拉你一把，谁拉我们呐？咱们还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吧。回见啦！”全跑啦……眼看着和敌机的距离在迅速缩短，他那强劲有力的手指一按炮钮，就听得“咔嚓”一声，炮弹并没有出膛。周春富定眼一看，炮弹指示灯全部熄灭，已经没有炮弹了。怎么办？英雄周春富同志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的脑海中闪现出英雄黄继光的光辉形象。他想：“没有炮弹，就是撞，我也要把它撞下来！”他无限深情地望了一眼祖国的锦绣河山。“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爱的党！”心不慌，手不颤，面无惧色，将油门一推到底，着了火的飞机像一条火龙，带着复仇的怒火，闪电一般向“臭鱼”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刹时，碧蓝的天空飞出一道彩霞，浑映着那波涛滚滚的东海。
我对记者先生在空战最激烈时，能够分身有术地爬到敌我双方的驾驶舱内实地采访，五体投地。
关于“八·一四”空战和周春富的文章，报道已经如此完美无缺，以我秃拙之笔，还能写出什么高妙的东西来么？按说，我只有抄录其中精华的份。但是，总有一个古怪的念头像蠢动的春笋一样要从我的胸膛钻出来：不是一共出动了八架飞机吗，怎么这仗全让周春富一人包圆了？周春富一会儿去救这个一会儿去救那个，咋没见另外七位来救他呀？于是，我怀着考古学者破译史前文字般的兴趣，在强烈的好奇心趋动之下，走访专家、权威、亲历者，查阅最原始的文字记载。有播种就会有收获，我发现了一个面孔不大相同的“八·一四”空战。
8月14日，十六师四十六团转入龙田的第二天，我雷达发现敌机两架从马祖方向来袭。福州指挥所判断为F－84欲对我新转场部队实施侦察，根据一般后面会有四架F－86掩护的规律，下令出动八架打第一仗。刘亚楼曾在战后报告上红笔批注：“以八架去打判断中的六架，也没有体现以多胜少的原则！”给以了严厉批评。升空后始发现，敌人不是两架F－84，而是五大队八架、十一大队四架共十二架F－86。雷达情报误差太大，严重影响了敌情判断和战斗决心。
起飞八架编为两个中队，一中队带队长机为大队长王立荣，二中队带队长机为大队长赵俊山。周春富飞二中队8号机。飞临海岸线，周春富首先报告：“左前方有两个拉烟的。”赵俊山即向地面福州指挥所请示投副油箱。福指回答：“距敌还有30公里，不投。”而此时，距敌实际只有3－5公里，赵俊山不能再听地面了，果断下令投副油箱，已觉太晚。此时我机速度比敌小，高度10700公尺，比敌低1000公尺，态势不利。敌我双方对头冲过，赵俊山即令：“左转，打外边的。”左转约45°角，又见敌已分成两股，交叉转弯，形成对我夹击之势，且右边一路已快转至我机后边，遂又令：“右转”，猛拉杆急向右转，六、七号机都跟着转过来了。七号机刘永长在左转时还看见八号周春富跟定在身后，右转时就看不见八号了。赵俊山率六、七号机与敌向左转的一股第二次对头冲过，这时听到了地面下达的返航命令，遂复诵命令，打开加速器俯冲返航。七号机呼叫周春富两次，并作蛇形动作寻找，赵俊山和地面也叫，均未听到八号回答。此时七号从反光镜中看到后边1000公尺左右，有二、三架F－86在跟踪运动，又听到地面呼叫自己，遂放弃寻找，跟上五、六号返航。远处，王立荣一中队得知赵俊山中队投入战斗，急忙下令“右转弯”、“投副油箱”，准备前往支援，此刻地面已下达了返航令。于是，王中队未与敌接触，便反航。
信不信由你，整个作战过程就是这般单调没味。七架安全返回。唯独甩下了八号周春富。
战后检讨，此战不无缺憾，飞行员们反映：“打了一个意图不十分明确的仗”。空地协同有待加强，例如，地指本来意图是要寻机歼敌，后发现敌多我少，敌高我低，并考虑出海作战恐于我不利又下令返航。全过程只给了空中航向，而敌情、意图，缺乏交代，空中完全按地面指示飞行，在不利状态下仓促投入战斗，在与敌缠斗中又仓促撤出，十分危险；又如，地面对空中约束过多，统的过死，具体到指示航向，指示飞行状态，投副油箱，开加速器，何时转弯，转弯航向多少等等所有动作，几乎都依靠地面指示，而地面指挥们依赖的雷达有误差，使空中动作滞后，导致仓促应战，丧失战机；另外，空中两个中队缺少联络，返航不区分掩护，不清点人数等，也都是不可小视的问题。产生原因，主客观均有，其中，四十六团甫转龙田，福州地指又是一个新近成立的辅助指挥所，空、地两方对敌情、我情、战场状况均很生疏，而熟练协同默契配合，不经过一段勤加演练的磨合期确也难达到实战要求。
问题归问题，遗憾归遗憾，福空在给北京的报告中仍然如此评价：“虽有教训，还是一次胜利的空战。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给福建人民的鼓舞很大。”
因为，七机返航，战斗并末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万里长空，且有忠魂舞。
周春富击落二架，击伤一架，统计是否准确？我就此坦率请教台海空战史专家杨国华。
老人说：检验空战战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与开炮同步的照相枪摄下的胶卷。击中否，击落否，判读即知，非常准确。但也有局限，如，我方飞机向敌开火后又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两名飞行员同时向同一架敌机开火；敌机负伤逃逸、是返回了还是中途坠毁，等等，均会给精确判定带来一定难度。此时，就要依据发现敌机残骸，审讯敌俘口供，截获敌方情报，听取目击者叙述，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了。
老人说：周春富牺牲，飞机坠海，胶卷丧失，判定此战战果只能靠收集各方情况进行互证分析。认定工作确有难度，颇费周折，但审慎认真，对历史负责，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周春富确与敌于平潭岛上空激烈空战，这是地面许多人看见，听见了的。第二，台湾承认一架F－86坠海，他们说是“机械故障”，我们认为是“击落”。机号为0307，飞行员为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刘光灿，上尉，29岁，台湾曾派飞机船只到桃园西五十海里处搜寻，未发现，作死亡处理。第三，击伤敌机为十一大队1968号。第四，我地面观察组和渔民均看到天空有敌降落伞飘落，又从海中捞出敌机残骸和轮胎，判定为击落之另一架，机号很可能是敌塔台一直呼叫的0312。
老人又说：自然，这是我方的结论，国民党从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心里最清楚的也只能是国民党。我想，若干年后，许多材料档案都解秘公开了，大概有助于此问题的最后解谜吧。
我对老人的回答表示满意。
其实，时隔三十余年，两岸关系正以过去不敢想不可想的规模速度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跃进着，再回过头来精确计算论证双方一次战斗的战果究竟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有，但不大。试问，退一步，周春富只击落了一架，怎样？一架都未击落，又怎样？只要他与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搏杀，并为自己的誓言理想而献身，作为战士，这就足够了，因为他已经把一种崇高的品格和不朽的精神留在了天地，传给了后人。此番道理，就像人们在纪念黄继光、董存瑞时，是不会去数他们所摧毁的碉堡里有多少敌尸一个样。
周春富走得过于急迫，带走了有关他战斗的全部细节，留下了几分钟的空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于是，我们读到了《闽江口上揍蒋机》和《空中拼刺》。这些绝非空中楼阁的丰富想象亦极大地刺激、活跃了我的想象力，一幅幅周春富在生命最后关头不同形态的画面在我眼前川流而过，我很想让其中某一幅定格的，但不可能，所有的画面都是幻化的，看得见，留不住，脑海中空白依旧，感觉里茫然依旧。直到读到了高尔基的话：正义与美好在远方，面前布满了陷阱、荆棘，走下去宁肯用躯干铺路而不畏自我毁灭的人，便是英豪……方稍稍释然，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最后时刻的周春富，他行进在高尔基描绘的境界里。
生活中做为平常人的周春富究竟什么样？曾任空四十六团团长的苑国辉老人说：周春富老家河北昌黎，1947年参军，上过朝鲜打过仗，是个老兵。这个人出身很贫苦，印象里从小失去父母，由旁人收养，所以性格有些怪，和大家不太合群，好抬个杠，有点倔，孤僻。飞行技术一般，学习训练都还努力。那时飞行员穷孩子多，五十年代，特别讲究阶级出身，大部分从陆军调来，文化程度很低，但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大公无私，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这些基本觉悟比现在的人又强得多，共产党员的气质、品德、吃苦精神相当好。我记得他好像结婚不久，去探家，连续几天参加农业社的抗洪抢险，搞得很疲劳很辛苦。部队要打仗，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我们团从丹东出发的头一天早上，他到了，直接拉到机场吃的饭。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给他借了件飞行服，带他恢复飞了一个特技，回宿舍准备准备，第二天就出发。临战前教育动员，我印象，他也没有讲太多话。这个人内向，平常开会话都不多，干啥事好在心里使暗劲儿，一般不表现出来。部队里一般有两种人能打仗不怕死，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稀里马哈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一种不吭不哈肚子里头好同别人比试不服输的，周春富属于后一类吧。
就是这么一篇零散不连贯的介绍，使我在某航校荣誉室看到放大了的周春富的照片时，仿佛那个带着飞行帽憨笑着的年轻人走下来站在我的面前，不然，他只能是一张挂在墙壁上的貌不惊人永远呈凝固状态的脸。我以为，一位离我们而去的英雄，如果能够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你可以平等地与他交流畅谈，而不必从地面高高地可望而不可及地仰视他，如此，那望不见但无所不在的英灵便具有了穿透你的心壁、震撼你的魂魄的力量。
“周春富，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评价绝对正确。但毕竟，那“伟大”离我们过于遥远，我怀疑，实现之时是否还有人记得“周春富”这个名字。因此建议，加上一个“为了亦很伟大的统一大业”。虽然路仍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曙光。我相信，当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在修筑“统一纪念碑”时，是绝不会忘记镌刻上“周春富”这个名字的。
周春富跳伞落海，事情惊动了北京，毛泽东让秘书直接打电话告福州军区：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要救起这位飞行员。
海军舰艇出动，同前来争抢的国民党海军发生小规模海战。平潭岛1800多条渔船，像篦头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作网状搜寻。一天、两天、五天、七天，浩瀚的大海除了波涛还是波涛，当最后一次努力付之一片蔚蓝之后，营救船队鸣号回航。所有的船老大自动降下半帆。许多渔家按习俗烧香焚纸，将食物与烧酒抛向海面。妇女们掀起衣襟，揩抹发红的眼窝……
此时，乌云滚滚而来，风吼浪怒，惊雷阵阵。
九天之上终伏虎，热血化作倾盆雨。</P>
（十一）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P>
是巧合也不是巧合，8月14日，恰是国民党空军的“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高志航大队长带领十余架德国造活塞式驱逐战斗机，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同前来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发生空战，一举击落日机六架，以一个漂亮的胜仗，为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空中抗战奠基。
二十一年后的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实实在在憋足了劲要再打一仗，既为前两回合的失利“雪耻”，又为值得庆贺纪念的节日“献礼”。
《国共空战秘史》记叙道：10时32分，第一分队起飞，领队机：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僚机：潘辅德中尉、尹满荣少尉。10时41分，第二批亦先后起飞，领队机：刘宪武上尉，僚机：刘文纲中尉、梁金中中尉。
一小时后（11时35分），在地面管制与报告中心之引导下，我“F－86”机群飞越福建省外海，代表福建的穷困的平洋岛东北；即在我机下方，大约三万七十尺（英尺）的空域，发现“MIG－17PF”一分队南飞中。十二海里外有另外一分队“MIG－17PF”。
李中立少校立即下令抛弃副油箱，攻击敌机。
我四架“F－86F”乃以超音速俯冲攻击，李中立少校的耳鼓中响着“咻咻咻”的飞机飞行声，他感到“人机合一”的快感。那四架“MIG－17PF”发现大势不好，即以优势的爬升性能垂直上升，以争取高位，进行作战，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中立少校一按电门，六挺五○机枪开火了，第一排子弹未命中目标，他又立刻按了一次，这一次他命中了一架，但这一架带着黑烟继续爬高，李少校又作了第三次攻击，它遂爆炸。
第二小队的秦秉钧上尉也在同一时间内命中了一架敌机，并使它冒出白烟，那一架“MIG－17PF”的飞行员立即跳伞。为了捞救这一名飞行员，中共快速炮艇队（七艘）与我海军交火，一沉四伤。
刘宪武上尉也在我机打下二架“MIG－17PF”后，追击另外的残敌，但由于速度太快，在开火时，飞机已经飞至米格前方。
潘辅德中尉乃再接再厉的追击这一架“MIG－17PF”；一连串的子弹都准确的命中了它，但它仍蹒跚而飞，摇摇欲坠；后来情报证实这一架坠毁。
我“F－86F”一架在返航中因机件故障，坠海，中共大喜若狂。
“八·一四”平潭空战，三:一的战绩，我“F－86”胜利。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各打下一架，刘宪武上尉、潘辅德中尉合力打下一架。
终于打下了米格机，真正“大喜若狂”的还是台湾。台北许多报纸出“号外”，沿街到处鸣放鞭炮。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由台南赶到桃园五大队，召见、勉励参战飞行员。五大队政战组向空总政战部给有功者邀功，李中立得奖金一万元（台币），秦秉钧五千，其他二名各得三千。空总副司令徐焕升奖给每人一块金表。当晚王叔铭接见参战人员。16日，蒋介石亦在台北召见李中立等，“见我空军健儿少年风流，英姿焕发，总统甚爱之，紧拉李少校等手，以慈父待子侄般口吻鼓励道：望发扬‘八·一四’光荣传统，团结戮力，给毛共以更沉重之打击”。
事实上，我方只有周春富一人牺牲。二中队长机赵俊山，在丹东当到师长离休。六号机张远扬，离休后回了老家四川。七号机刘永长，现在在本溪。王立荣的一中队，根本就没打。这七个人七架飞机，连毛都没掉一根嘛。另外，很有意思。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情报，国民党空军对参战F－86照相枪进行检查判读，李中立的胶卷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空总追查为什么打下飞机没照上，桃园五大队答复大概照偏了，照相机齿有故障。
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伫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方吓呆了的军队和市民——人类还没有实现在空中行走的理想呢，便想到实现这一理想后最先应该干点什么。人类升空的理想和理想实现后的理想最终由西方人完成。本世纪初，莱特兄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有动力飞行，几年之后，人类便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升空了。空军，简直是一个千年怀胎、一朝分娩、落地成人、而且是巨人的武士，它的加入，使得自第一位社会意义上的人出现了便不曾止熄过的战火愈加高旺腾焰愈加眩目好看，亦使“制空权”这个本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对战争游戏的过程与终局，具有了愈来愈大的分量。
蒋委员长追赶着世界新潮流、给黄埔子弟插上钢铁翅膀时，他脑海中若隐若现的物象决非老祖宗的风筝与竹蜻蜓，而是泰齐尔的幽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最感满意的是，那个从湖南山沟沟里走出的教书先生充其量只能用几杆土枪土炮同自己争夺“制地权”，是没有资格问鼎“制空权”的，偌大一个中国天空，被牢牢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委员长”的空军紧紧跟在毛泽东的头顶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炸到了陕北的延安。后来因为日本人的关系不得不暂停了八年，然后接着炸，更凶猛更惨烈地炸。炸得很准，炸中了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居住的几间土窑洞，门窗玻璃破碎，陈设一片狼藉。有惊无险的毛泽东从防空洞走出来，轻掸肩头的尘土，拾起床铺上一块大弹片，笑道：怕有二斤重吧？老朋友送的礼物，收下了，拿去，打把好锄头！然而，“委员长”的炸弹没能阻挡住毛泽东向着北京迈进的步伐，也没能挽留住自己向着那个海岛退却的脚步，待到脚下只剩下巴掌大的地面，才发现头顶也只剩下巴掌大的天空。哀慽无用，必须振作，反反复复告诫数十万追随左右的黄埔子弟：若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若还想回到故国家园，那就好好地守牢台海的天空！“制空权”，过去是投向敌方的“夺命枪”，现在则成了捍卫自己的“命根子”。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毛泽东穿草鞋吃红薯的井冈子弟也安上钢铁翅膀成群结队地飞来了。毛泽东坚持了一生的信条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他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著名原则现在也依然适用。他用“七·二九”、“八·七”、“八·一四”三次硬碰硬的空战，首次在台湾海峡展示了早已不比老朋友逊色的空中实力。他亦用周春富等等子弟兵的赤诚无畏向老朋友传递了再不能容忍长达三十余载“制空权”旁落的坚强信念。
拼抢“制空权”，是所有现代战争交响乐的第一部乐章，是大暴雨降临前震耳欲聋疾闪裂空的雷电。
两位“老朋友”，两位曾在井冈山、黄土高坡和黄河长江两岸血拼大战、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前途命运的“老朋友”，此刻隔着那道既浅且窄的海峡，祭起了空中的法宝，再度怒目虎视。他们之间的生死搏杀到了终场戏，仍将是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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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巧合也不是巧合，8月14日，恰是国民党空军的“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高志航大队长带领十余架德国造活塞式驱逐战斗机，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同前来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发生空战，一举击落日机六架，以一个漂亮的胜仗，为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空中抗战奠基。
二十一年后的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实实在在憋足了劲要再打一仗，既为前两回合的失利“雪耻”，又为值得庆贺纪念的节日“献礼”。
《国共空战秘史》记叙道：10时32分，第一分队起飞，领队机：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僚机：潘辅德中尉、尹满荣少尉。10时41分，第二批亦先后起飞，领队机：刘宪武上尉，僚机：刘文纲中尉、梁金中中尉。
一小时后（11时35分），在地面管制与报告中心之引导下，我“F－86”机群飞越福建省外海，代表福建的穷困的平洋岛东北；即在我机下方，大约三万七十尺（英尺）的空域，发现“MIG－17PF”一分队南飞中。十二海里外有另外一分队“MIG－17PF”。
李中立少校立即下令抛弃副油箱，攻击敌机。
我四架“F－86F”乃以超音速俯冲攻击，李中立少校的耳鼓中响着“咻咻咻”的飞机飞行声，他感到“人机合一”的快感。那四架“MIG－17PF”发现大势不好，即以优势的爬升性能垂直上升，以争取高位，进行作战，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中立少校一按电门，六挺五○机枪开火了，第一排子弹未命中目标，他又立刻按了一次，这一次他命中了一架，但这一架带着黑烟继续爬高，李少校又作了第三次攻击，它遂爆炸。
第二小队的秦秉钧上尉也在同一时间内命中了一架敌机，并使它冒出白烟，那一架“MIG－17PF”的飞行员立即跳伞。为了捞救这一名飞行员，中共快速炮艇队（七艘）与我海军交火，一沉四伤。
刘宪武上尉也在我机打下二架“MIG－17PF”后，追击另外的残敌，但由于速度太快，在开火时，飞机已经飞至米格前方。
潘辅德中尉乃再接再厉的追击这一架“MIG－17PF”；一连串的子弹都准确的命中了它，但它仍蹒跚而飞，摇摇欲坠；后来情报证实这一架坠毁。
我“F－86F”一架在返航中因机件故障，坠海，中共大喜若狂。
“八·一四”平潭空战，三:一的战绩，我“F－86”胜利。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各打下一架，刘宪武上尉、潘辅德中尉合力打下一架。
终于打下了米格机，真正“大喜若狂”的还是台湾。台北许多报纸出“号外”，沿街到处鸣放鞭炮。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由台南赶到桃园五大队，召见、勉励参战飞行员。五大队政战组向空总政战部给有功者邀功，李中立得奖金一万元（台币），秦秉钧五千，其他二名各得三千。空总副司令徐焕升奖给每人一块金表。当晚王叔铭接见参战人员。16日，蒋介石亦在台北召见李中立等，“见我空军健儿少年风流，英姿焕发，总统甚爱之，紧拉李少校等手，以慈父待子侄般口吻鼓励道：望发扬‘八·一四’光荣传统，团结戮力，给毛共以更沉重之打击”。
事实上，我方只有周春富一人牺牲。二中队长机赵俊山，在丹东当到师长离休。六号机张远扬，离休后回了老家四川。七号机刘永长，现在在本溪。王立荣的一中队，根本就没打。这七个人七架飞机，连毛都没掉一根嘛。另外，很有意思。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情报，国民党空军对参战F－86照相枪进行检查判读，李中立的胶卷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空总追查为什么打下飞机没照上，桃园五大队答复大概照偏了，照相机齿有故障。
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伫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方吓呆了的军队和市民——人类还没有实现在空中行走的理想呢，便想到实现这一理想后最先应该干点什么。人类升空的理想和理想实现后的理想最终由西方人完成。本世纪初，莱特兄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有动力飞行，几年之后，人类便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升空了。空军，简直是一个千年怀胎、一朝分娩、落地成人、而且是巨人的武士，它的加入，使得自第一位社会意义上的人出现了便不曾止熄过的战火愈加高旺腾焰愈加眩目好看，亦使“制空权”这个本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对战争游戏的过程与终局，具有了愈来愈大的分量。
蒋委员长追赶着世界新潮流、给黄埔子弟插上钢铁翅膀时，他脑海中若隐若现的物象决非老祖宗的风筝与竹蜻蜓，而是泰齐尔的幽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最感满意的是，那个从湖南山沟沟里走出的教书先生充其量只能用几杆土枪土炮同自己争夺“制地权”，是没有资格问鼎“制空权”的，偌大一个中国天空，被牢牢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委员长”的空军紧紧跟在毛泽东的头顶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炸到了陕北的延安。后来因为日本人的关系不得不暂停了八年，然后接着炸，更凶猛更惨烈地炸。炸得很准，炸中了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居住的几间土窑洞，门窗玻璃破碎，陈设一片狼藉。有惊无险的毛泽东从防空洞走出来，轻掸肩头的尘土，拾起床铺上一块大弹片，笑道：怕有二斤重吧？老朋友送的礼物，收下了，拿去，打把好锄头！然而，“委员长”的炸弹没能阻挡住毛泽东向着北京迈进的步伐，也没能挽留住自己向着那个海岛退却的脚步，待到脚下只剩下巴掌大的地面，才发现头顶也只剩下巴掌大的天空。哀慽无用，必须振作，反反复复告诫数十万追随左右的黄埔子弟：若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若还想回到故国家园，那就好好地守牢台海的天空！“制空权”，过去是投向敌方的“夺命枪”，现在则成了捍卫自己的“命根子”。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毛泽东穿草鞋吃红薯的井冈子弟也安上钢铁翅膀成群结队地飞来了。毛泽东坚持了一生的信条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他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著名原则现在也依然适用。他用“七·二九”、“八·七”、“八·一四”三次硬碰硬的空战，首次在台湾海峡展示了早已不比老朋友逊色的空中实力。他亦用周春富等等子弟兵的赤诚无畏向老朋友传递了再不能容忍长达三十余载“制空权”旁落的坚强信念。
拼抢“制空权”，是所有现代战争交响乐的第一部乐章，是大暴雨降临前震耳欲聋疾闪裂空的雷电。
两位“老朋友”，两位曾在井冈山、黄土高坡和黄河长江两岸血拼大战、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前途命运的“老朋友”，此刻隔着那道既浅且窄的海峡，祭起了空中的法宝，再度怒目虎视。他们之间的生死搏杀到了终场戏，仍将是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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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防部长”带伤逃遁<P> 8月22日夜，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飞抵金门。
关于中央究竟将先打马祖还是先打金门的问题，俞大维每每同参谋总部的意见相左，坚决把“宝”押在金门上面。参谋总部执意要派一师海军陆战队增援马祖，俞大维颇不以为然，对总统直言道：“三星期之内，中共必打金门！”说得蒋某人满脸狐疑也不知究竟该听哪一方意见才是。俞大维并不同高级将领们争执，他的做法是偏不去你们派兵增援的那个马祖，要了架专机直飞金门巡视。无巧不成书，到达翌日，战争的突发便印证了他的预言大师的才华，也让参谋总部的那帮庸才恨不能在脚下刨个坑把脸埋进去。
俞“部长”一向作风深入体恤下情，用毕早膳，立即乘车至金门水头，换乘小艇，驶发大担、二担。司令官胡琏等均在码头送行，并和俞大维相约：“部长辛苦，今晚六时，我们在翠谷水上餐厅为您接风洗尘。”
俞大维微笑承允。
预言大师只能预卜历史运行的大势，而不可能洞悉运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事后，俞大维不无几分懊恼地说：我早已料到毛泽东必将首先在金门发难，要不是还有一些公务要办，22日白天就会去金门，那样，就好多了……
生于1897年的俞大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也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抗战刚结束，俞即入阁，至1964年辞职为止，其间，三任国民党政权的“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如以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被誉为国民党政坛上的常青树。一般认为，俞大维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一位“部长”。
一介文士，并非出身军校，也未曾领兵东征西讨，更未曾担任军方系统中的要职，却能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长久担任蒋介石的“国防部长”，肯定是一个大有嚼头的历史现象。有人认为，个中奥妙在于“部长”乃“总统”的家乡人，又深得为官之道，事事处处不忘提携“太子”，讨得了“总统”的欢心之故。也有人认为，“文人部长”不可能在军中培植私人班底形成派系，对“太子”的不断擢升至接班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其实，以上臆测都不尽然，俞大维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确有超群拔萃不同凡响的地方，许多国民党的“武夫”实难望其项背。
自称“十年国防部长、十年苦战”的俞大维，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向美方交涉争取军援的谈判桌，他凭着地道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对美国人心态深刻的理解，以及温文有礼的学者风度和圆熟的谈判技巧，为台湾获取大批美国军援立下汗马功劳；另一个是和大陆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力的台湾海峡，他的座右铭是：“我自己不能去的地方，我不会派部下去！”有人计算，他平均每两周必去大、小金门及大、二担岛一次，鼓舞士气、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据说，台湾“立法院”开会，十有九次，他都做了“逃兵”，立委们纷纷抱怨，他反问：“外岛前线的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你们要我当开会的国防部长，还是当打仗的国防部长？”从此，立委们不再抱怨。
“部长”的工作不仅深入前线，而且深入到“敌占区”。1955年1月7日，俞大维首次穿上飞行服，坐在T—33喷射教练机的后座上，亲自到大陆侦察浙江路桥机场敌情。飞机由低空进入大陆，拉升至四千五百英尺高度，俞大维手持望远镜对路桥机场仔细观察。正看到兴奋处，大陈岛战管部通知，有中共米格15机四架起飞拦截，并随时报造米格机已由60里接近至20里，建议驾驶员“马上脱离！”俞大维却指示“再看一看！”两分钟后，战管部通知：“还有5里，迅速脱离！”他回过头去，直到看见右后方有两个黑点，才命令飞行员急速拉起机头，进入云层，在七千英尺高度摆脱返航。从此，俞大维上了瘾似地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中共飞入大陆实地侦察19次，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且不论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仅以六十高龄，“国防部长”之尊，敢于强闯鬼门关，单机进入“匪区”侦巡，其“忠勇”着实空前绝后，威望顿时陡增，台湾军人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胆。他以性命作赌注换取的“匪区情报”，每每在“总统”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最能掷地有声，他的意见了往往经过“总统”点头就是定论，因为“俞部长飞过大陆，你们飞过嘛？”
自然，俞大维能够久居中枢高位，是同副手蒋经国融洽相处感情甚笃他不开的。台湾舆论公认，俞大维任上，对“太子”极为关爱照顾，其辅弼太子的诚挚之心，是并世无出其右的。1964年，俞大维因年老多病，递交了辞呈，“总统”问：“你辞职书上面推荐蒋经国继任国防部长，他行吗？”俞大维答：“这一年多来，我大多时间都在检查身体，国防部的部务，都是托请经国兄在偏劳，在此时此刻，由他来做只有比我做、或其他人做都适当。”“总统”说：“既然连你也这么看重他，就照你的意思让他试试吧！”主官让贤，力荐副职，本来无可非议，但这里面有个情节需要说明，此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已经下嫁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并生下蒋“总统”的曾外孙女亦即俞大维的孙子俞祖声，因此，俞大维的让位荐贤和蒋经国的副手转正便成了一桩在吃饭啜茶间就可定下的家务事，“总统”的明知故问多少显得有点滑稽，也无助于蒋记政权“家天下”的色彩淡化。蒋经国由此开端，才算羽毛丰满，在台湾政治舞台上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俞大维完成辅佐亲家翁之大任，也就澹泊自甘，每日以看书自娱，岛内任何政事，皆不过问，以免喧兵压主，其对蒋家父子的“赤胆忠心”在台湾有口皆碑。
俞大维先巡视了大、二担岛，再转航到小金门。午餐毕，由师长郝柏村少将陪同视察碉堡、战壕、坑道和炮兵阵地。然后回航大金门，上了岸，乘车前往古宁头阵地。天气晴朗，日头西斜，能见度极佳，海面一片宁静。自从国土分裂，昔日喧腾熙攘的金厦海域便不见了樯桅，只留鸥鸟们贴着海面低低地飞，发出忧怨的鸣叫。俞大维举着望远镜追逐翩翩远去的鸟影，厦门、鼓浪屿及对岩景物历历在目。曾经旌旗蔽日万帆竞渡的古海战场和九年前的“大捷”、“获胜”之地，激起了文人的壮情伟气，他以一种豪阔的气魄对章杰、张国英两位陪同将军说：“只要当面匪军有集中蠢动迹象，我们一定要以制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摧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地，就像当年古宁头战役‘大捷’一样，再来一次更大的全胜。”
言毕，折返翠谷，准备出席将在水上餐厅举行的晚宴。
先与胡琏在招待所附近一块平地上对坐晤谈。须臾，胡琏起身，准备先去水上餐厅安排一下，但俞大维叫住了他：“伯玉，你等等，我还有事。”
胡琏刚站定，便看到对面山坡有白色烟柱一阵一阵炸开，接着是沉闷震耳的爆炸声。俞大维诧异，问：“那是我们在处理废弹吗？”
胡琏答：“不是！”
俞大维于瞬间恍然醒悟，叫道：“伯玉，那是共军在打炮呀！”
刚好是5时30分。大陆首群数千发炮弹从不同发射阵地汇集北太武山，越顶而过，如疾风雹雨。炮弹一发紧跟着一发，猛烈爆炸破片乱飞，震耳欲聋，天崩地裂，翠谷眨眼间变成了恐怖之谷，死亡之谷。
俞大维本能地蜷缩身体趴在地上，片刻，紧紧抓住胡琏的手臂说：“这里不安全，你跟着我走！”胡琏看到他已被弹片创伤多处，血流满面，反而扶着他走。破片痛快淋漓地啸叫着，四下狂奔夺路而走的人群不时有人尖叫倒下，到处都是死尸伤员和鲜血。混乱中，两人谁也顾不上谁了，丢下对方很快走散。
胡琏到底年轻腿快而且路熟，几个箭步窜进坑道，这才想起了俞大维，急迫询问左右：“你们看到部长没有？”回答“没有”。胡琏于无比惊愕中，要侍从们赶快出去寻找。
十分钟后，俞大维被两名宪兵架进了坑道。人们在微弱的烛光下，给他包扎伤口。惊魂未定，得知所有的通信线路已经中断，与各阵地已失去联系，特别是水上餐厅方向，伤亡惨重，他叹口气，强作笑脸，同胡琏和左右们打趣道：“我明知你们是在水上餐厅，那里假如是个火场，我可以设法救火，但是那里是个断弹窝，只能祈求你们能够自求多福了。”
一句毫无幽默感的幽默话，众人听了都咧嘴露牙，但那不是笑。
当晚，俞大维头系绷带，满身血污，在硝烟未散的夜色中，悻悻返台。俞大胆胆大命也大，X光片检查，除手臂负伤外，还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但未穿透头骨，无大碍，不必手术。当然，那弹片如果是黄豆大小或玉米粒大小或蚕豆大小，大陆方面的战果统计一定更加辉煌。
胡琏仍然吉人天相，他是因为俞大维叫了一声“等一等”才没有到水上餐厅去的。俞大维后来回忆：“该谈的，其实都已谈过了，哪里还有事。”那为什么还要叫住胡琏，连俞大维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胡琏命不该绝，阎王爷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话说回来，如果俞大维、胡琏在第一次炮击中便“光荣成仁”，金门岛上的指挥中枢被叶飞一炮轰光，那么，惩罚的目的似乎也达成太早，下面的“戏”再演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大看头了</P>
关于中央究竟将先打马祖还是先打金门的问题，俞大维每每同参谋总部的意见相左，坚决把“宝”押在金门上面。参谋总部执意要派一师海军陆战队增援马祖，俞大维颇不以为然，对总统直言道：“三星期之内，中共必打金门！”说得蒋某人满脸狐疑也不知究竟该听哪一方意见才是。俞大维并不同高级将领们争执，他的做法是偏不去你们派兵增援的那个马祖，要了架专机直飞金门巡视。无巧不成书，到达翌日，战争的突发便印证了他的预言大师的才华，也让参谋总部的那帮庸才恨不能在脚下刨个坑把脸埋进去。
俞“部长”一向作风深入体恤下情，用毕早膳，立即乘车至金门水头，换乘小艇，驶发大担、二担。司令官胡琏等均在码头送行，并和俞大维相约：“部长辛苦，今晚六时，我们在翠谷水上餐厅为您接风洗尘。”
俞大维微笑承允。
预言大师只能预卜历史运行的大势，而不可能洞悉运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事后，俞大维不无几分懊恼地说：我早已料到毛泽东必将首先在金门发难，要不是还有一些公务要办，22日白天就会去金门，那样，就好多了……
生于1897年的俞大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也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抗战刚结束，俞即入阁，至1964年辞职为止，其间，三任国民党政权的“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如以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被誉为国民党政坛上的常青树。一般认为，俞大维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一位“部长”。
一介文士，并非出身军校，也未曾领兵东征西讨，更未曾担任军方系统中的要职，却能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长久担任蒋介石的“国防部长”，肯定是一个大有嚼头的历史现象。有人认为，个中奥妙在于“部长”乃“总统”的家乡人，又深得为官之道，事事处处不忘提携“太子”，讨得了“总统”的欢心之故。也有人认为，“文人部长”不可能在军中培植私人班底形成派系，对“太子”的不断擢升至接班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其实，以上臆测都不尽然，俞大维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确有超群拔萃不同凡响的地方，许多国民党的“武夫”实难望其项背。
自称“十年国防部长、十年苦战”的俞大维，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向美方交涉争取军援的谈判桌，他凭着地道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对美国人心态深刻的理解，以及温文有礼的学者风度和圆熟的谈判技巧，为台湾获取大批美国军援立下汗马功劳；另一个是和大陆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力的台湾海峡，他的座右铭是：“我自己不能去的地方，我不会派部下去！”有人计算，他平均每两周必去大、小金门及大、二担岛一次，鼓舞士气、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据说，台湾“立法院”开会，十有九次，他都做了“逃兵”，立委们纷纷抱怨，他反问：“外岛前线的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你们要我当开会的国防部长，还是当打仗的国防部长？”从此，立委们不再抱怨。
“部长”的工作不仅深入前线，而且深入到“敌占区”。1955年1月7日，俞大维首次穿上飞行服，坐在T—33喷射教练机的后座上，亲自到大陆侦察浙江路桥机场敌情。飞机由低空进入大陆，拉升至四千五百英尺高度，俞大维手持望远镜对路桥机场仔细观察。正看到兴奋处，大陈岛战管部通知，有中共米格15机四架起飞拦截，并随时报造米格机已由60里接近至20里，建议驾驶员“马上脱离！”俞大维却指示“再看一看！”两分钟后，战管部通知：“还有5里，迅速脱离！”他回过头去，直到看见右后方有两个黑点，才命令飞行员急速拉起机头，进入云层，在七千英尺高度摆脱返航。从此，俞大维上了瘾似地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中共飞入大陆实地侦察19次，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且不论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仅以六十高龄，“国防部长”之尊，敢于强闯鬼门关，单机进入“匪区”侦巡，其“忠勇”着实空前绝后，威望顿时陡增，台湾军人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胆。他以性命作赌注换取的“匪区情报”，每每在“总统”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最能掷地有声，他的意见了往往经过“总统”点头就是定论，因为“俞部长飞过大陆，你们飞过嘛？”
自然，俞大维能够久居中枢高位，是同副手蒋经国融洽相处感情甚笃他不开的。台湾舆论公认，俞大维任上，对“太子”极为关爱照顾，其辅弼太子的诚挚之心，是并世无出其右的。1964年，俞大维因年老多病，递交了辞呈，“总统”问：“你辞职书上面推荐蒋经国继任国防部长，他行吗？”俞大维答：“这一年多来，我大多时间都在检查身体，国防部的部务，都是托请经国兄在偏劳，在此时此刻，由他来做只有比我做、或其他人做都适当。”“总统”说：“既然连你也这么看重他，就照你的意思让他试试吧！”主官让贤，力荐副职，本来无可非议，但这里面有个情节需要说明，此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已经下嫁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并生下蒋“总统”的曾外孙女亦即俞大维的孙子俞祖声，因此，俞大维的让位荐贤和蒋经国的副手转正便成了一桩在吃饭啜茶间就可定下的家务事，“总统”的明知故问多少显得有点滑稽，也无助于蒋记政权“家天下”的色彩淡化。蒋经国由此开端，才算羽毛丰满，在台湾政治舞台上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俞大维完成辅佐亲家翁之大任，也就澹泊自甘，每日以看书自娱，岛内任何政事，皆不过问，以免喧兵压主，其对蒋家父子的“赤胆忠心”在台湾有口皆碑。
俞大维先巡视了大、二担岛，再转航到小金门。午餐毕，由师长郝柏村少将陪同视察碉堡、战壕、坑道和炮兵阵地。然后回航大金门，上了岸，乘车前往古宁头阵地。天气晴朗，日头西斜，能见度极佳，海面一片宁静。自从国土分裂，昔日喧腾熙攘的金厦海域便不见了樯桅，只留鸥鸟们贴着海面低低地飞，发出忧怨的鸣叫。俞大维举着望远镜追逐翩翩远去的鸟影，厦门、鼓浪屿及对岩景物历历在目。曾经旌旗蔽日万帆竞渡的古海战场和九年前的“大捷”、“获胜”之地，激起了文人的壮情伟气，他以一种豪阔的气魄对章杰、张国英两位陪同将军说：“只要当面匪军有集中蠢动迹象，我们一定要以制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摧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地，就像当年古宁头战役‘大捷’一样，再来一次更大的全胜。”
言毕，折返翠谷，准备出席将在水上餐厅举行的晚宴。
先与胡琏在招待所附近一块平地上对坐晤谈。须臾，胡琏起身，准备先去水上餐厅安排一下，但俞大维叫住了他：“伯玉，你等等，我还有事。”
胡琏刚站定，便看到对面山坡有白色烟柱一阵一阵炸开，接着是沉闷震耳的爆炸声。俞大维诧异，问：“那是我们在处理废弹吗？”
胡琏答：“不是！”
俞大维于瞬间恍然醒悟，叫道：“伯玉，那是共军在打炮呀！”
刚好是5时30分。大陆首群数千发炮弹从不同发射阵地汇集北太武山，越顶而过，如疾风雹雨。炮弹一发紧跟着一发，猛烈爆炸破片乱飞，震耳欲聋，天崩地裂，翠谷眨眼间变成了恐怖之谷，死亡之谷。
俞大维本能地蜷缩身体趴在地上，片刻，紧紧抓住胡琏的手臂说：“这里不安全，你跟着我走！”胡琏看到他已被弹片创伤多处，血流满面，反而扶着他走。破片痛快淋漓地啸叫着，四下狂奔夺路而走的人群不时有人尖叫倒下，到处都是死尸伤员和鲜血。混乱中，两人谁也顾不上谁了，丢下对方很快走散。
胡琏到底年轻腿快而且路熟，几个箭步窜进坑道，这才想起了俞大维，急迫询问左右：“你们看到部长没有？”回答“没有”。胡琏于无比惊愕中，要侍从们赶快出去寻找。
十分钟后，俞大维被两名宪兵架进了坑道。人们在微弱的烛光下，给他包扎伤口。惊魂未定，得知所有的通信线路已经中断，与各阵地已失去联系，特别是水上餐厅方向，伤亡惨重，他叹口气，强作笑脸，同胡琏和左右们打趣道：“我明知你们是在水上餐厅，那里假如是个火场，我可以设法救火，但是那里是个断弹窝，只能祈求你们能够自求多福了。”
一句毫无幽默感的幽默话，众人听了都咧嘴露牙，但那不是笑。
当晚，俞大维头系绷带，满身血污，在硝烟未散的夜色中，悻悻返台。俞大胆胆大命也大，X光片检查，除手臂负伤外，还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但未穿透头骨，无大碍，不必手术。当然，那弹片如果是黄豆大小或玉米粒大小或蚕豆大小，大陆方面的战果统计一定更加辉煌。
胡琏仍然吉人天相，他是因为俞大维叫了一声“等一等”才没有到水上餐厅去的。俞大维后来回忆：“该谈的，其实都已谈过了，哪里还有事。”那为什么还要叫住胡琏，连俞大维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胡琏命不该绝，阎王爷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话说回来，如果俞大维、胡琏在第一次炮击中便“光荣成仁”，金门岛上的指挥中枢被叶飞一炮轰光，那么，惩罚的目的似乎也达成太早，下面的“戏”再演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大看头了</P>
（四）突然的炮击后<P>
在几万发炮弹覆盖下的金门岛群，状况究竟如何？勇敢的大陆记者们只能望洋兴叹，倒是忠于职守的台湾记者在无数的画面场景中慎重挑选出几幅来给世人看，成为厦门云顶岩上依次传阅的“参考消息”。
金门的天空高悬着炎热的太阳，晚饭后邓文渊和老刘散步经过吴坑时，忽然响起了一阵隆隆的炮声，接着是一阵尖锐刺耳慑人心魄的爆炸声，似乎地震一般，他们连忙就地卧倒。然而一阵紧接一阵地嘘嘘声，划空传来。当匪炮被我制压沉寂时，邓文渊指一下脸上的泥土想爬起来。但是右脚已经不听指挥了，鲜血像泉水般的直往外冒而且感到痛疼，头晕眼花，他声速的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但是仍然不能止血。这时夜幕低垂，大地正一片模糊，同时头一阵比一阵痛的利害，昏昏沉沉的分不清方向，生存的希望驱使着他，尽其所能的往回爬，希望有人发现或者有车辆经过，但是他失望了，极目无边的静寂，大地是一片漆黑，他用最大的忍耐咬紧牙根，继续往前爬，但是力不从心，眼前一黑他终于失去了知觉……在医官的细心治疗和同事们的爱护下，邓文渊已经清醒，他说：“相信不久的将来就是我复仇的日子。”
一大早，戌实金门二担前线的一位部长李文豪，在例行的阵地巡视中，突然觉得对岸匪军阵地有着异乎平常的平静，他举起望远镜，发现厦门滨海连一个鬼影都没有。透过第六感，他觉得事态不对。回到指挥部，他一面把这些状况向上级报告，一面召集他的部属和配属部队的主管，要大家提高警觉。
接着，他又巡视了岛上的每一处阵地。等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午饭过后，他想看一看书报，冷静一下，但总是“心不在焉”。大约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又走出碉堡，准备再去各阵地巡视一遍，刚跨出门口没有几步，一阵“奇异”的复杂声响，在他耳际爆裂开来，像一场倾盆大雨般，匪军射来的群炮在他四周炸开了。
太阳在硝烟弹雨中落下了，澎湃的潮汐声，接来了沉寂的黑夜。炮声依然响声震天，随着夜的来临，李文豪的心似乎有些沉重，于是他冒着炮火偕同指导员走出了碉堡。每到一个阵地，都听到弟兄们的欢呼：“我们报效国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林君长在炮战发生时，是一个战车营的作战官。他陪营长到各连去检查战备回来，洗过脸，吃过晚饭，正在碉堡里休息，忽然接到金防部的情报电话：“敌机临空！”于是他叫情报官马上用无线电通知各连人员进入掩体，放下电话便走出碉堡，在门口仰望天空，看看敌机在哪里？然而云淡风高，什么也没有看见。
回身转入碉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香烟，点了火，又站在碉堡门口悠然自得的吸着，烟刚抽完，看着手表正是五点多，忽然像春雷似的，全岛炮声大作，震耳欲聋的炮声与炸裂声，谁也分不出是敌人打过来的还是我们的炮兵打过去的。轰然几声巨响，他觉得与远处雷鸣似的炮声不同，便赶紧走进了工事，一群炮弹跟着打来，碉堡内的东西被震得东倒西歪，热水瓶也从桌子上掉了下来。
李君长回忆说：“我们营区落弹并不太多，在落弹间歇时，一种冒险与好奇心的驱使，使我又走出碉堡，看看全金门岛，只见到处都是硝烟弥漫，尤其是小金门与大、二担岛整个被浓烟遮盖，一直到天黑都没有散。”
入夜后，敌炮还在作间歇性的反击，我炮兵也发炮还击，彻夜火光闪闪，炮声此起彼落，那一天晚上，他整夜未眠，为的是万一共军登陆，他好歼灭来犯之敌于滩头。
宋欣甫是一位准尉政治干事，“八·二三”下午5时30分，是一个可爱的黄昏，他正准备晚间给弟兄们做时事报告的材料。
突然间远处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巨响，宋欣甫以为是天边的巨雷，本能的眺向天边，但却看不到半块黑云，接着刺耳的漫天爆炸声掠向天空，霎时，一个直觉的念头闪入了他的脑海：“匪炮！”宋欣甫蓦然地跳起来大声的呼叫，接着对准了第三炮阵地跑了过去。原野上，阵地旁，这时候像沸腾了的一锅开水一般，泛起炮弹打起的尘烟，这尘烟像开水锅里升起的水蒸气般，迅速的弥漫在几分钟前还是那么美丽可爱的天空。破片，带着嘶嘶的声响噬人般地横冲直撞着，宋欣甫用最低的姿势、最快的速度，跃进了第三炮的阵地。立即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他把一颗沉甸甸的炮弹，送到了大炮旁边的弹药手的手上。
奉命还击，发出第一炮的姚阿海士官长，回忆作战的情形时，说当他们刚刚吃完晚饭之后，对岸的匪炮突然向金门发出了疯狂的炮击，一时弹如雨下，硝烟密布，于是早已有了作战准备的弟兄们，立刻跑向阵地，将炮弹上膛，瞄准目标，只待命令下达，立即予匪以致命的打击。
浙江籍的姚阿海，是一位中士炮长，专门负责传达射击的命令，炮战一开始，他就接到了立刻还击的命令，但是当时通讯线路故障了，于是他就向阵地跑去，虽然他在前进途中不幸被击伤，但他仍旧带伤抵达炮阵地，使待命中的弟兄，迅速的击出了反炮击中的第一声怒吼。
台湾记者对“国军”弟兄“沉着”、“冷静”、“英勇”、“果敢”的赞扬，云顶岩上不予重视。云顶岩上重视的是记者先生们有意无意间传达出来的另外一个信息：我炮击时，金门从上到下确实毫无觉察，毫无戒备，炮击的“突然性”完全实现，相当成功。传阅毕，张翼翔、刘培善，石一宸等相视一笑。又一份“参考消息”呈上，是记者先生们关于金门“辉煌战果”的报道。看后，引发了一阵爽朗大笑，在没有什么油水的午膳中，增添了一道挺开胃口的“佐餐”。
刘铨善士官长说：说起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然而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在全世界的炮战史上，恐怕也是从没有过的纪录。炮战刚开始，共匪就认定他和官兵们戌守的那座小山头必须先予消灭不可，并且在一天一夜里，发射了它的四十八门重炮，经过盲目滥射后，认为必然已逞兽欲，但却在它自鸣得意踌躇志满的同时，刘铨善士官长这个连的火龙，却怒咆哮起来，立即使金厦海峡上空的风云为之变色，一炮紧接一炮的，最后终于把这四十八门匪炮全部消灭了。
刘铨善士官长一个连四门炮，在一天一夜里，消灭了解放军重炮四十八门（一个半团），说起来只会让人笑掉大牙，将此“纪录”送到“吉尼斯”总部，会叫证审委员会一脚踹出来，用不着耽误功夫去核查。
我苦苦找寻有关金门“那一天”的事实，踏破铁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寻到了一个，这就是来自台湾的王老先生。
老先生乃山东烟台人氏，1949年随“国军”“转进”台湾，1958年在小金门任步兵连副连长。“八·二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记忆，因此，当他回到大陆来探亲投资时，还执着地做着一件事：广泛搜集大陆方面有关“八·二三炮战”的史料和资料，他说：“我是炮战的亲历者，从来只看到国民党的说法，很想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于是，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聚了头，进行了一番“忘年谈”。
王老先生离家四十余载，乡音无改。我强制意识里不要去想他曾是一个“老牌国民党”，便觉对面坐着的不过是随处都可碰见的那种爽直、健谈的山东老汉。他仔细看过我给他找来的一些材料后，连连笑道：“伙计，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么回事！”
“八·二三”那天，我差点被大陆解放军的炮弹打死。
八月日头热死牛。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同弟兄们走出营区，到海边散步吹风。
那天，吃过晚饭，几个弟兄又来叫我走。我想起床底下还有两件脏衣服要洗，就说：你们先去，我等一一下去找你们。
刚给脏衣抹上肥皂，解放军的炮弹铺天盖地飞过来了，打得太准太猛，营区里亮光闪闪一片烟尘，耳边轰隆隆打雷刮台风，大地像装了弹簧似的一窜一窜跳，抖得人都站不住。弟兄们根本都没有防备嘛，四下里乱跑躲避。幸好水房离营房比较远，落弹不多，我就势卧倒，滚到一个一尺来高的地沟里，两只手抱住头，心说：乖乖，听天由命吧！
大陆的炮弹真他娘多，估摸着打了足有半个多钟点才停，我抖抖一身土站起来瞅，营房打平了几间，到处是弹坑，好多地方在冒烟着火。刚想喘口气收拢部队，第二波炮弹又压过来了，我又滚到地沟里趴下不动。后来知道，出去散步的弟兄们“成仁”了好几位，挂彩的就更多啦。阿弥陀佛，是那两件脏衣服保了我一命。
古人说：击其空虚，袭其懈怠。几十年了，我一直认为，“八·二三”炮战，大陆解放军确实是选择了我们最疏于彷备的时间开炮，突然性时机掌握得恰到火候，把我们压得很难受、没办法。我以后经常以此教育、提醒部下，打仗的绝招在于出敌不测、攻其不备，毛泽东是一个善用奇兵之人，同他打仗，你不能有任何一点麻痹松懈，晚上睡觉，都得像竖着耳朵半眯着一只眼的猫。
王老先生没有读过几年书，用大陆眼光看，属于国民党军中的“大老粗工农部”。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受到上司的提携赏识，军旅仕途顺利，用他自己话讲，“像我这样没读过军校最后官拜少将的，在台湾拨拉不出几个来。”老先生拿出他退役前亲笔撰写的写给台湾“国防部”的两篇军事论文给我看，一篇鼓吹台湾应积极打破“外交孤立”状态，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国军”；另一篇主张放弃金门、马祖等外岛，切实加强台湾本岛防务，等待大陆发生内乱，伺机大举反攻。两篇论文立论并无新奇，但也反映了台湾部分军方人士曾经存在的要求与看法。老先生说，这是他十几年前的文章了，现在，他的观点早已改变，“双方的战争状态理应结束了，先从扩大经贸往来入手，加强了解与联系，最终达成统一。”
老先生这是第三次回到大陆，他除了要回烟台老家探亲访友，还要到江西投资兴办一个规模颇大的农场。
站在1958年的立场，我对老先生的幸存感到遗憾。
站在1994年的立场，我又对老先生的健在感到高兴。
事情就是这样，对王老先生当年铺板下面的两件脏衣服，历史先说了一句“他妈的”，后来，历史又说了一句“多亏了”。</P>
在几万发炮弹覆盖下的金门岛群，状况究竟如何？勇敢的大陆记者们只能望洋兴叹，倒是忠于职守的台湾记者在无数的画面场景中慎重挑选出几幅来给世人看，成为厦门云顶岩上依次传阅的“参考消息”。
金门的天空高悬着炎热的太阳，晚饭后邓文渊和老刘散步经过吴坑时，忽然响起了一阵隆隆的炮声，接着是一阵尖锐刺耳慑人心魄的爆炸声，似乎地震一般，他们连忙就地卧倒。然而一阵紧接一阵地嘘嘘声，划空传来。当匪炮被我制压沉寂时，邓文渊指一下脸上的泥土想爬起来。但是右脚已经不听指挥了，鲜血像泉水般的直往外冒而且感到痛疼，头晕眼花，他声速的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但是仍然不能止血。这时夜幕低垂，大地正一片模糊，同时头一阵比一阵痛的利害，昏昏沉沉的分不清方向，生存的希望驱使着他，尽其所能的往回爬，希望有人发现或者有车辆经过，但是他失望了，极目无边的静寂，大地是一片漆黑，他用最大的忍耐咬紧牙根，继续往前爬，但是力不从心，眼前一黑他终于失去了知觉……在医官的细心治疗和同事们的爱护下，邓文渊已经清醒，他说：“相信不久的将来就是我复仇的日子。”
一大早，戌实金门二担前线的一位部长李文豪，在例行的阵地巡视中，突然觉得对岸匪军阵地有着异乎平常的平静，他举起望远镜，发现厦门滨海连一个鬼影都没有。透过第六感，他觉得事态不对。回到指挥部，他一面把这些状况向上级报告，一面召集他的部属和配属部队的主管，要大家提高警觉。
接着，他又巡视了岛上的每一处阵地。等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午饭过后，他想看一看书报，冷静一下，但总是“心不在焉”。大约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又走出碉堡，准备再去各阵地巡视一遍，刚跨出门口没有几步，一阵“奇异”的复杂声响，在他耳际爆裂开来，像一场倾盆大雨般，匪军射来的群炮在他四周炸开了。
太阳在硝烟弹雨中落下了，澎湃的潮汐声，接来了沉寂的黑夜。炮声依然响声震天，随着夜的来临，李文豪的心似乎有些沉重，于是他冒着炮火偕同指导员走出了碉堡。每到一个阵地，都听到弟兄们的欢呼：“我们报效国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林君长在炮战发生时，是一个战车营的作战官。他陪营长到各连去检查战备回来，洗过脸，吃过晚饭，正在碉堡里休息，忽然接到金防部的情报电话：“敌机临空！”于是他叫情报官马上用无线电通知各连人员进入掩体，放下电话便走出碉堡，在门口仰望天空，看看敌机在哪里？然而云淡风高，什么也没有看见。
回身转入碉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香烟，点了火，又站在碉堡门口悠然自得的吸着，烟刚抽完，看着手表正是五点多，忽然像春雷似的，全岛炮声大作，震耳欲聋的炮声与炸裂声，谁也分不出是敌人打过来的还是我们的炮兵打过去的。轰然几声巨响，他觉得与远处雷鸣似的炮声不同，便赶紧走进了工事，一群炮弹跟着打来，碉堡内的东西被震得东倒西歪，热水瓶也从桌子上掉了下来。
李君长回忆说：“我们营区落弹并不太多，在落弹间歇时，一种冒险与好奇心的驱使，使我又走出碉堡，看看全金门岛，只见到处都是硝烟弥漫，尤其是小金门与大、二担岛整个被浓烟遮盖，一直到天黑都没有散。”
入夜后，敌炮还在作间歇性的反击，我炮兵也发炮还击，彻夜火光闪闪，炮声此起彼落，那一天晚上，他整夜未眠，为的是万一共军登陆，他好歼灭来犯之敌于滩头。
宋欣甫是一位准尉政治干事，“八·二三”下午5时30分，是一个可爱的黄昏，他正准备晚间给弟兄们做时事报告的材料。
突然间远处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巨响，宋欣甫以为是天边的巨雷，本能的眺向天边，但却看不到半块黑云，接着刺耳的漫天爆炸声掠向天空，霎时，一个直觉的念头闪入了他的脑海：“匪炮！”宋欣甫蓦然地跳起来大声的呼叫，接着对准了第三炮阵地跑了过去。原野上，阵地旁，这时候像沸腾了的一锅开水一般，泛起炮弹打起的尘烟，这尘烟像开水锅里升起的水蒸气般，迅速的弥漫在几分钟前还是那么美丽可爱的天空。破片，带着嘶嘶的声响噬人般地横冲直撞着，宋欣甫用最低的姿势、最快的速度，跃进了第三炮的阵地。立即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他把一颗沉甸甸的炮弹，送到了大炮旁边的弹药手的手上。
奉命还击，发出第一炮的姚阿海士官长，回忆作战的情形时，说当他们刚刚吃完晚饭之后，对岸的匪炮突然向金门发出了疯狂的炮击，一时弹如雨下，硝烟密布，于是早已有了作战准备的弟兄们，立刻跑向阵地，将炮弹上膛，瞄准目标，只待命令下达，立即予匪以致命的打击。
浙江籍的姚阿海，是一位中士炮长，专门负责传达射击的命令，炮战一开始，他就接到了立刻还击的命令，但是当时通讯线路故障了，于是他就向阵地跑去，虽然他在前进途中不幸被击伤，但他仍旧带伤抵达炮阵地，使待命中的弟兄，迅速的击出了反炮击中的第一声怒吼。
台湾记者对“国军”弟兄“沉着”、“冷静”、“英勇”、“果敢”的赞扬，云顶岩上不予重视。云顶岩上重视的是记者先生们有意无意间传达出来的另外一个信息：我炮击时，金门从上到下确实毫无觉察，毫无戒备，炮击的“突然性”完全实现，相当成功。传阅毕，张翼翔、刘培善，石一宸等相视一笑。又一份“参考消息”呈上，是记者先生们关于金门“辉煌战果”的报道。看后，引发了一阵爽朗大笑，在没有什么油水的午膳中，增添了一道挺开胃口的“佐餐”。
刘铨善士官长说：说起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然而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在全世界的炮战史上，恐怕也是从没有过的纪录。炮战刚开始，共匪就认定他和官兵们戌守的那座小山头必须先予消灭不可，并且在一天一夜里，发射了它的四十八门重炮，经过盲目滥射后，认为必然已逞兽欲，但却在它自鸣得意踌躇志满的同时，刘铨善士官长这个连的火龙，却怒咆哮起来，立即使金厦海峡上空的风云为之变色，一炮紧接一炮的，最后终于把这四十八门匪炮全部消灭了。
刘铨善士官长一个连四门炮，在一天一夜里，消灭了解放军重炮四十八门（一个半团），说起来只会让人笑掉大牙，将此“纪录”送到“吉尼斯”总部，会叫证审委员会一脚踹出来，用不着耽误功夫去核查。
我苦苦找寻有关金门“那一天”的事实，踏破铁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寻到了一个，这就是来自台湾的王老先生。
老先生乃山东烟台人氏，1949年随“国军”“转进”台湾，1958年在小金门任步兵连副连长。“八·二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记忆，因此，当他回到大陆来探亲投资时，还执着地做着一件事：广泛搜集大陆方面有关“八·二三炮战”的史料和资料，他说：“我是炮战的亲历者，从来只看到国民党的说法，很想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于是，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聚了头，进行了一番“忘年谈”。
王老先生离家四十余载，乡音无改。我强制意识里不要去想他曾是一个“老牌国民党”，便觉对面坐着的不过是随处都可碰见的那种爽直、健谈的山东老汉。他仔细看过我给他找来的一些材料后，连连笑道：“伙计，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么回事！”
“八·二三”那天，我差点被大陆解放军的炮弹打死。
八月日头热死牛。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同弟兄们走出营区，到海边散步吹风。
那天，吃过晚饭，几个弟兄又来叫我走。我想起床底下还有两件脏衣服要洗，就说：你们先去，我等一一下去找你们。
刚给脏衣抹上肥皂，解放军的炮弹铺天盖地飞过来了，打得太准太猛，营区里亮光闪闪一片烟尘，耳边轰隆隆打雷刮台风，大地像装了弹簧似的一窜一窜跳，抖得人都站不住。弟兄们根本都没有防备嘛，四下里乱跑躲避。幸好水房离营房比较远，落弹不多，我就势卧倒，滚到一个一尺来高的地沟里，两只手抱住头，心说：乖乖，听天由命吧！
大陆的炮弹真他娘多，估摸着打了足有半个多钟点才停，我抖抖一身土站起来瞅，营房打平了几间，到处是弹坑，好多地方在冒烟着火。刚想喘口气收拢部队，第二波炮弹又压过来了，我又滚到地沟里趴下不动。后来知道，出去散步的弟兄们“成仁”了好几位，挂彩的就更多啦。阿弥陀佛，是那两件脏衣服保了我一命。
古人说：击其空虚，袭其懈怠。几十年了，我一直认为，“八·二三”炮战，大陆解放军确实是选择了我们最疏于彷备的时间开炮，突然性时机掌握得恰到火候，把我们压得很难受、没办法。我以后经常以此教育、提醒部下，打仗的绝招在于出敌不测、攻其不备，毛泽东是一个善用奇兵之人，同他打仗，你不能有任何一点麻痹松懈，晚上睡觉，都得像竖着耳朵半眯着一只眼的猫。
王老先生没有读过几年书，用大陆眼光看，属于国民党军中的“大老粗工农部”。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受到上司的提携赏识，军旅仕途顺利，用他自己话讲，“像我这样没读过军校最后官拜少将的，在台湾拨拉不出几个来。”老先生拿出他退役前亲笔撰写的写给台湾“国防部”的两篇军事论文给我看，一篇鼓吹台湾应积极打破“外交孤立”状态，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国军”；另一篇主张放弃金门、马祖等外岛，切实加强台湾本岛防务，等待大陆发生内乱，伺机大举反攻。两篇论文立论并无新奇，但也反映了台湾部分军方人士曾经存在的要求与看法。老先生说，这是他十几年前的文章了，现在，他的观点早已改变，“双方的战争状态理应结束了，先从扩大经贸往来入手，加强了解与联系，最终达成统一。”
老先生这是第三次回到大陆，他除了要回烟台老家探亲访友，还要到江西投资兴办一个规模颇大的农场。
站在1958年的立场，我对老先生的幸存感到遗憾。
站在1994年的立场，我又对老先生的健在感到高兴。
事情就是这样，对王老先生当年铺板下面的两件脏衣服，历史先说了一句“他妈的”，后来，历史又说了一句“多亏了”。</P>
（五）三名将军先后“成仁”<P>
5时30分，景色宜人环境恬静的翠谷水上餐厅，顷刻间成了屠宰场。
胡琏备下一顿丰盛的酒菜为俞大维接风，使得金防部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张国英及参谋长刘明奎等二十几位高官齐集水上餐厅恭候，结果，主人和贵宾尚未到，第一道“大菜”先端上来了，间是大陆免费馈赠的炮弹。
战后勘察现场，翠谷池塘，东西两座小桥均被炮弹直接命中，塘坝断裂，蓄水流失，只见塘底污泥干涸，弹坑累累，一座华丽的水上餐厅被弹片穿射得洞孔密布，里外墙壁上血迹斑斑，惨不卒睹。
炮弹突然炸响，出于求生的欲望和本能，赵家骧拔腿冲上小桥，夺路而逃。只可惜，人快不如炮快，当即腰部中弹，倒地身亡。
赵家骧为陆军大学（黄埔系）十四期生，毕业后由排长干起，擢升迅速，二十二岁即任营长，是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营长之一。抗战中，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及打过昆仑关、天堂顶等硬仗，三十四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国军“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某对襄助社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祥，处置迅确，乃更获“总统”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三年苦战，出关十万雄兵，回关光杆司令，台湾史书用“处境艰危、心力交瘁”八个字，将他不是四野对手、一败再败全军覆没的经历给了个含糊其词的概括。
赵家骧并非赳赳武夫，此君手不释卷，颇通文墨，其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请欣赏他的一首《军中新吟》：
毳幕乡心对月明，严霜九月冰初成。无边大漠千营静，卧听铁骑啮草声。勿论写作背景，就诗论诗，确有一些唐时边塞诗的气魄和壮伟。
又如，金门旧城有口宝月古泉，小小一口古井，数百寒暑以来，它一直是酿造著名的“金门高粱”的泉源。赵家骧常到此饮酒赋诗。在泉的一面大理石影壁间，留有他运笔不俗的手迹：
为爱金门酒，来寻宝月泉。故乡胡岁月，此地汉山川。两担坚前垒，九龙淡远烟。沙场君莫笑，一醉勒燕然。
何等的潇洒和狂放，好酒出好诗，好诗配好字，足足实实的太白遗风！只是，把大陆称为“胡”，而把金门比作“汉”，无论如何也欠妥贴。
诗言志，在“古宁头大捷”三周年纪念日，赵家骧又泼墨抒怀：
天阴闻鬼哭，碧血古宁头。散卒心犹赤，哀军泪不收。万方飘落叶，一战转狂流。吾土吾民在，男儿声未酬。
好一个“男儿志未酬”！为了信仰和主义而视死如归的情愫，还记录在他的另一首《忠列崇祀》五言中，此诗作于北太武山国民党阵亡官兵公墓墓成之日，诗曰：
驰道直如发，崇功忠烈祠。馨香名氏重，俎豆鬼神知。振起中兴旅，还悲未捷师。成功朝后死，呵护动灵旗。
音韵格律，来仄对仗，工整有序，无可挑剔，显现出赵将军不薄的文学功底。由此可见，国民党绝非草包杂凑的政党，其中不乏赵将军般多才饱学之士，他只是倒霉在了看错了大方向站错了队上，才使得“中兴旅”始终难振，“未捷师”只能常悲。
赵家骧写给夫人的最后一信上说：“现匪正在蠢动，我侪正聚精会神坚守着，愿天启契机，共迎反攻之胜利……”然而，他没有迎来“胜利”，却迎来一块叫他魂归西土的弹片。否则，他一定会于哪一年的“八·二三”纪念日，又有好诗佳句问世的。
赵家骧被葬于澎湖。“成功”仍然遥遥，“死后”的宏愿总算得以偿付。
炮战发生，台湾“国防部”战情中心频频以载波电话询问状况。胡琏赶紧清点，“高级长官”死活都有着落，唯有副司令官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碴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并可以推论：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直接命中他本人或就在他近旁爆炸，无数弹片一瞬间便将他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了。
章杰为飞行员出身，参战多为对地面扫射轰炸，无空战击落记录，靠老资格和与人无争得以升迁，在国民党军中算不得杰出者，名气不大，仕途也不再看好。其夫人张延芳女士回忆：那天，她就像有预感似的。晚餐前，她正为孩子们洗澡，大女儿却将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插在头发上，她发现后，曾怒责了女儿。当时她就感到不适，心里怔忡不定，第二天一早，便得到了夫君身亡的消息。
炮火无情。夫人悲恸欲绝，章杰死不见尸的结局也令台湾、金门许多人感叹唏嘘了一阵子，但他毕竟很快被遗忘，鲜有人再提及他了。
吉星文则大不然了！
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会大书特书：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在芦沟桥头和宛平县城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而率部苦战二十九个昼夜、使全国人心振奋、世界为之瞩目的宋哲元部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以极具光彩的抗日英雄形象，走进中华民族最为悲壮辉煌的一段历史。
抗战期间，吉星文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穿草鞋，吃干粮，常常以一块大头菜、几个冷馒头果腹，且跋涉千里，丝毫不以为苦。他的士兵，每人背一把鬼头刀，惯肉搏夜战，令日伪军闻之胆寒，从此，一曲雄壮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中华大地。吉星文作战尽管勇猛，但因杂牌军背景，不是黄埔嫡出，长期以来官阶升而权不重，只能在权力中枢的外围打围，很难迈进“总统”心腹圈子一步。据说，吉星文早就憋一口气，在澎湖接到平调至金门令后，欣然前往，决心在最前线再干出个模样给世人看看。临行前，其四岁小儿曾拉着他的衣服叫他早点回来，他只是亲一亲儿子的脸蛋笑一笑，并不知此一去便再无返期了。
大陆一炮将吉星文打死，这还了得，台湾方面抓住把柄不放：“中共永远洗不清民族罪人的骂名！”
打死了曾是民族英雄的某人即为民族罪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简单罗辑推理，如成立，那么早年把吉星文带出来当兵，并给予他深厚爱国主义影响的他的叔爸吉鸿昌，则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后因坚决抗日而遭国民党逮捕枪决，骂名不知当属何人？杨虎城、张学良两位民族英雄，一个早早惨死于歌乐山下，一个长期幽闭于孤岛冷宅，骂名不知又属何人？
追根溯源，1958年的隔海炮战只不过是1946年开打的那场战争的延伸和继续。战争双方，从统帅、将军到士兵，哪一位不曾都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应该说，发动内战让刚刚的历经血火的“抗日英雄”们骨肉相残自相杀戳者，才永远难洗历史的骂名。
吉星文是在向水上餐厅匆匆走去的途中为密集弹片所重创的。急送医院，立即手术，将弹片逐一取出，又调来一排兵献血3000CC，伤情稍加稳定，院方认为已无大碍，但不知腹内仍留有一极微的碎片扭转入肠，三天后发生腹膜炎而终告不治。
吉星文在澎湖副司令任上，澎湖林投公园军人公墓落成，吉和另一位副司令祭奠时开玩笑说：“我们当中，不知谁将先躺在这里？”
孰料，还是吉星文自己捷足先登了。
历史是一位公正的法官，我以为，不会因为他躺在这里而抹去他曾经有过的光彩。但也不会因他躺在这里而说：吉将军，你死得其所。
副司令中，还是炮科出身的张国英觉着老练，炮声响声，他立即卧倒，迅速把水上餐厅内的几把弹簧沙发座椅拉过来当做临时掩体，然后，相当冷静地作出判断：弹头飞行呼啸中夹杂着爆炸声，肯定是地面炮击而不是空中轰炸。此刻，密集爆炸所产生的硝烟，既刺鼻，又睁不开眼，如果贸然奔出，是难以从弹片的层层穿射中安全通过的。于是，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吞食，一动不动在那里趴着，等待老天的裁决。
神了！弹片像无数把飞刀利刃漫天狂舞，竟没有伤到他一根毫毛。
他终于熬过那漫长的恐怖，待爆炸声刚一转疏，便像兔子一样窜出，撒腿狂奔，扑向防炮洞洞口。那一刻，他觉得那小巧玲珑的水上餐厅简直就是个活地狱，而这黑暗阴湿的山洞却是最美好的天堂。
事实上，爆炸中凡就地伏卧者大都无恙。
是经验和镇定使张国英多活了一遭。
参谋长刘明奎的亲身经历，则是战场上“生与死”的另一种景象：
赵家骧饮弹殒命的同一时刻，刘明奎亦负重伤，右大腿股骨严重骨折；左下腿被弹片割伤；左上臂内侧股长肉切开，动脉断裂，喷血不止；左胸侧肌肉被狠狠剜去了一大块。整个人就像从头顶泼下了桶猪血，活生生成了一个血葫芦。
幸运的是没有伤及头部，神志始终清醒，还知道血流尽了会丧命，本能要求他立即行动，迅速将左衣袖一块，贴在左上臂之伤口，再将左上臂使劲儿下压地面止血，果然灵验，不久血止；再将破衣烂衫覆在左胸伤口，右手压住止血；右大腿虽然伤重，竟自动止血，是为天赐。
刘明奎倒卧血泊之中，周遭爆炸猛烈，只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苦捱时辰，等待救护。忽然上方水塘命中一发，激起冲天水柱，刘明奎瞪眼一看，只见一黑色圆物，从天而降，直向头部击来。顾不得臂伤疼痛，伸出两手奋力挥去，挡在一边，再看，乃一块垒砌塘提的圆石，登时吓出一身冷汗！若非头脑尚清楚，救险得宜，就算不重伤而死，也将被砸破头颅而亡。
一小时后，刘明奎终于被抬进医院。刚开始X光照，忽觉眼前一黑，睁大眼睛却不见了任何景物，并且心虚发慌，便挣扎着用最后的气力喊叫：“不要照了，赶快给我输血，我要休克了！”
医生问：“你是什么血型？”
答：“A型”，从此失去知觉。
醒后回忆：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灵魂似已脱离躯壳，飞上无垠浩渺的天空，飘飘荡荡，悠然自在，没有让人早已厌恶的战争，唯有让人享受不够的宁静。又觉冉冉下降，忽触地而醒，看到美丽的白衣天使们正在紧张护理，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了。
躺在手术台上，闭着眼睛还在想：假如能像刚才永远飘荡在空中，无痛无苦，无牵无挂，与世隔绝，宁神静息，大概也是人生一个挺不错的归宿吧！
如要颁发战场自救勋章，刘明奎无疑是第一个有资格领取者。他用一系列果断正确的处置捡回一条狼狈透顶遍体鳞伤的性命。</P>
5时30分，景色宜人环境恬静的翠谷水上餐厅，顷刻间成了屠宰场。
胡琏备下一顿丰盛的酒菜为俞大维接风，使得金防部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张国英及参谋长刘明奎等二十几位高官齐集水上餐厅恭候，结果，主人和贵宾尚未到，第一道“大菜”先端上来了，间是大陆免费馈赠的炮弹。
战后勘察现场，翠谷池塘，东西两座小桥均被炮弹直接命中，塘坝断裂，蓄水流失，只见塘底污泥干涸，弹坑累累，一座华丽的水上餐厅被弹片穿射得洞孔密布，里外墙壁上血迹斑斑，惨不卒睹。
炮弹突然炸响，出于求生的欲望和本能，赵家骧拔腿冲上小桥，夺路而逃。只可惜，人快不如炮快，当即腰部中弹，倒地身亡。
赵家骧为陆军大学（黄埔系）十四期生，毕业后由排长干起，擢升迅速，二十二岁即任营长，是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营长之一。抗战中，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及打过昆仑关、天堂顶等硬仗，三十四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国军“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某对襄助社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祥，处置迅确，乃更获“总统”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三年苦战，出关十万雄兵，回关光杆司令，台湾史书用“处境艰危、心力交瘁”八个字，将他不是四野对手、一败再败全军覆没的经历给了个含糊其词的概括。
赵家骧并非赳赳武夫，此君手不释卷，颇通文墨，其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请欣赏他的一首《军中新吟》：
毳幕乡心对月明，严霜九月冰初成。无边大漠千营静，卧听铁骑啮草声。勿论写作背景，就诗论诗，确有一些唐时边塞诗的气魄和壮伟。
又如，金门旧城有口宝月古泉，小小一口古井，数百寒暑以来，它一直是酿造著名的“金门高粱”的泉源。赵家骧常到此饮酒赋诗。在泉的一面大理石影壁间，留有他运笔不俗的手迹：
为爱金门酒，来寻宝月泉。故乡胡岁月，此地汉山川。两担坚前垒，九龙淡远烟。沙场君莫笑，一醉勒燕然。
何等的潇洒和狂放，好酒出好诗，好诗配好字，足足实实的太白遗风！只是，把大陆称为“胡”，而把金门比作“汉”，无论如何也欠妥贴。
诗言志，在“古宁头大捷”三周年纪念日，赵家骧又泼墨抒怀：
天阴闻鬼哭，碧血古宁头。散卒心犹赤，哀军泪不收。万方飘落叶，一战转狂流。吾土吾民在，男儿声未酬。
好一个“男儿志未酬”！为了信仰和主义而视死如归的情愫，还记录在他的另一首《忠列崇祀》五言中，此诗作于北太武山国民党阵亡官兵公墓墓成之日，诗曰：
驰道直如发，崇功忠烈祠。馨香名氏重，俎豆鬼神知。振起中兴旅，还悲未捷师。成功朝后死，呵护动灵旗。
音韵格律，来仄对仗，工整有序，无可挑剔，显现出赵将军不薄的文学功底。由此可见，国民党绝非草包杂凑的政党，其中不乏赵将军般多才饱学之士，他只是倒霉在了看错了大方向站错了队上，才使得“中兴旅”始终难振，“未捷师”只能常悲。
赵家骧写给夫人的最后一信上说：“现匪正在蠢动，我侪正聚精会神坚守着，愿天启契机，共迎反攻之胜利……”然而，他没有迎来“胜利”，却迎来一块叫他魂归西土的弹片。否则，他一定会于哪一年的“八·二三”纪念日，又有好诗佳句问世的。
赵家骧被葬于澎湖。“成功”仍然遥遥，“死后”的宏愿总算得以偿付。
炮战发生，台湾“国防部”战情中心频频以载波电话询问状况。胡琏赶紧清点，“高级长官”死活都有着落，唯有副司令官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碴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并可以推论：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直接命中他本人或就在他近旁爆炸，无数弹片一瞬间便将他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了。
章杰为飞行员出身，参战多为对地面扫射轰炸，无空战击落记录，靠老资格和与人无争得以升迁，在国民党军中算不得杰出者，名气不大，仕途也不再看好。其夫人张延芳女士回忆：那天，她就像有预感似的。晚餐前，她正为孩子们洗澡，大女儿却将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插在头发上，她发现后，曾怒责了女儿。当时她就感到不适，心里怔忡不定，第二天一早，便得到了夫君身亡的消息。
炮火无情。夫人悲恸欲绝，章杰死不见尸的结局也令台湾、金门许多人感叹唏嘘了一阵子，但他毕竟很快被遗忘，鲜有人再提及他了。
吉星文则大不然了！
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会大书特书：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在芦沟桥头和宛平县城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而率部苦战二十九个昼夜、使全国人心振奋、世界为之瞩目的宋哲元部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以极具光彩的抗日英雄形象，走进中华民族最为悲壮辉煌的一段历史。
抗战期间，吉星文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穿草鞋，吃干粮，常常以一块大头菜、几个冷馒头果腹，且跋涉千里，丝毫不以为苦。他的士兵，每人背一把鬼头刀，惯肉搏夜战，令日伪军闻之胆寒，从此，一曲雄壮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中华大地。吉星文作战尽管勇猛，但因杂牌军背景，不是黄埔嫡出，长期以来官阶升而权不重，只能在权力中枢的外围打围，很难迈进“总统”心腹圈子一步。据说，吉星文早就憋一口气，在澎湖接到平调至金门令后，欣然前往，决心在最前线再干出个模样给世人看看。临行前，其四岁小儿曾拉着他的衣服叫他早点回来，他只是亲一亲儿子的脸蛋笑一笑，并不知此一去便再无返期了。
大陆一炮将吉星文打死，这还了得，台湾方面抓住把柄不放：“中共永远洗不清民族罪人的骂名！”
打死了曾是民族英雄的某人即为民族罪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简单罗辑推理，如成立，那么早年把吉星文带出来当兵，并给予他深厚爱国主义影响的他的叔爸吉鸿昌，则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后因坚决抗日而遭国民党逮捕枪决，骂名不知当属何人？杨虎城、张学良两位民族英雄，一个早早惨死于歌乐山下，一个长期幽闭于孤岛冷宅，骂名不知又属何人？
追根溯源，1958年的隔海炮战只不过是1946年开打的那场战争的延伸和继续。战争双方，从统帅、将军到士兵，哪一位不曾都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应该说，发动内战让刚刚的历经血火的“抗日英雄”们骨肉相残自相杀戳者，才永远难洗历史的骂名。
吉星文是在向水上餐厅匆匆走去的途中为密集弹片所重创的。急送医院，立即手术，将弹片逐一取出，又调来一排兵献血3000CC，伤情稍加稳定，院方认为已无大碍，但不知腹内仍留有一极微的碎片扭转入肠，三天后发生腹膜炎而终告不治。
吉星文在澎湖副司令任上，澎湖林投公园军人公墓落成，吉和另一位副司令祭奠时开玩笑说：“我们当中，不知谁将先躺在这里？”
孰料，还是吉星文自己捷足先登了。
历史是一位公正的法官，我以为，不会因为他躺在这里而抹去他曾经有过的光彩。但也不会因他躺在这里而说：吉将军，你死得其所。
副司令中，还是炮科出身的张国英觉着老练，炮声响声，他立即卧倒，迅速把水上餐厅内的几把弹簧沙发座椅拉过来当做临时掩体，然后，相当冷静地作出判断：弹头飞行呼啸中夹杂着爆炸声，肯定是地面炮击而不是空中轰炸。此刻，密集爆炸所产生的硝烟，既刺鼻，又睁不开眼，如果贸然奔出，是难以从弹片的层层穿射中安全通过的。于是，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吞食，一动不动在那里趴着，等待老天的裁决。
神了！弹片像无数把飞刀利刃漫天狂舞，竟没有伤到他一根毫毛。
他终于熬过那漫长的恐怖，待爆炸声刚一转疏，便像兔子一样窜出，撒腿狂奔，扑向防炮洞洞口。那一刻，他觉得那小巧玲珑的水上餐厅简直就是个活地狱，而这黑暗阴湿的山洞却是最美好的天堂。
事实上，爆炸中凡就地伏卧者大都无恙。
是经验和镇定使张国英多活了一遭。
参谋长刘明奎的亲身经历，则是战场上“生与死”的另一种景象：
赵家骧饮弹殒命的同一时刻，刘明奎亦负重伤，右大腿股骨严重骨折；左下腿被弹片割伤；左上臂内侧股长肉切开，动脉断裂，喷血不止；左胸侧肌肉被狠狠剜去了一大块。整个人就像从头顶泼下了桶猪血，活生生成了一个血葫芦。
幸运的是没有伤及头部，神志始终清醒，还知道血流尽了会丧命，本能要求他立即行动，迅速将左衣袖一块，贴在左上臂之伤口，再将左上臂使劲儿下压地面止血，果然灵验，不久血止；再将破衣烂衫覆在左胸伤口，右手压住止血；右大腿虽然伤重，竟自动止血，是为天赐。
刘明奎倒卧血泊之中，周遭爆炸猛烈，只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苦捱时辰，等待救护。忽然上方水塘命中一发，激起冲天水柱，刘明奎瞪眼一看，只见一黑色圆物，从天而降，直向头部击来。顾不得臂伤疼痛，伸出两手奋力挥去，挡在一边，再看，乃一块垒砌塘提的圆石，登时吓出一身冷汗！若非头脑尚清楚，救险得宜，就算不重伤而死，也将被砸破头颅而亡。
一小时后，刘明奎终于被抬进医院。刚开始X光照，忽觉眼前一黑，睁大眼睛却不见了任何景物，并且心虚发慌，便挣扎着用最后的气力喊叫：“不要照了，赶快给我输血，我要休克了！”
医生问：“你是什么血型？”
答：“A型”，从此失去知觉。
醒后回忆：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灵魂似已脱离躯壳，飞上无垠浩渺的天空，飘飘荡荡，悠然自在，没有让人早已厌恶的战争，唯有让人享受不够的宁静。又觉冉冉下降，忽触地而醒，看到美丽的白衣天使们正在紧张护理，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了。
躺在手术台上，闭着眼睛还在想：假如能像刚才永远飘荡在空中，无痛无苦，无牵无挂，与世隔绝，宁神静息，大概也是人生一个挺不错的归宿吧！
如要颁发战场自救勋章，刘明奎无疑是第一个有资格领取者。他用一系列果断正确的处置捡回一条狼狈透顶遍体鳞伤的性命。</P>
(六)对“总统令”的另一种解释<P>
1994年我到兰州公差，同一软卧包箱内，有一位从台湾回甘肃探亲的李先生，得知李先生曾在金门服役，我十分自然地同他闲聊起了“八·二三”炮战，李先生说：怨不得大陆的炮准，实在是水上餐厅建得太不是地方。“八·二三”之后，金门军民私下都把翠谷视为凶相之地，新兵都不太愿意到那里去当差，认为不吉利。这是迷信，大家都懂得的，但那里实在死人伤人太多，而且有那么多将官。1958，大陆用几百门火炮给金门播种，最直接的收获，应是把金门的翠谷变成了伤心谷。
一年后，台湾报纸方披露：
炮战中，虽然费尽共匪气力，但是阴谋并未得逞。只是在这次猝然的炮战中，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位副司令官，陆军中将吉星文、陆军中将赵家骧和空军少将章杰，因洞烛共匪奸谋，襄助司令官部署防务，不辞辛劳奔走策划指挥作战，在某地因身先士卒不幸先后阵亡……除于台北市隆重举行公祭外，国防部并呈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核准，吉星文、赵家骧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章杰追晋为空军中将。
“总统令”如下：
（一）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陆军中将吉星文，志行坚卓，久历戎行。三十年来，迭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及军官战斗团团长，参予抗日剿戡乱诸役，艰险不辞，勋劳备著。来台以后，训饬所部，枕戈待旦，尤征毅力。乃于去秋八月共匪炮击金门之际，奋临前锋，舍生报国，严城之壁垒依然，壮士之英灵不泯，式怀往绩，痛悼殊深。除追晋陆军二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二）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陆军中将赵家骧，秉性贞纯，夙娴韬略。历任参谋长、训练处长、军长、军团副司令等职，运筹帷幄，抻卫疆圉，迭著勋劳。其于融通中外战术，建立参谋制度，促进中美军事合作诸端，致力特勤，收效尤钜。去岁八月二十三日，共匪突向金门炮击，奋攫矢石，为国捐生。千秋之碧血常新，九城之赤氛必灭，缅怀曩绩，痛悼殊深。除追晋陆军二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三）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空军少将章杰，献身革命，服役空军。历任参谋长、地区司令、副署长等职，摩空则奋厉无前，驭众则指挥有度，频摧敌阵，卓建殊勋。参加接收战区物资工作，洁身不苟，廉介堪称。枢府迁台，调弃联勤总部副参谋长，于后勤业务擘画革新，尤著成效。去秋八月二十三日，匪炮猝击金门，奋勇捐躯，克尽厥职，才犹未竟，痛悼殊深，除追晋空军中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解放军一名敌军工作干部读到三条“总统令”后，深受启发，萌生创作欲望，遂模仿“总统”的八股文风，为胡琏也撰写了一篇文字：
伪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胡琏，反共多年，恶名昭著。迭任整编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抗战保存实力，内战罪责难逃。五大主力，何足挂齿，败军之将，早已定论。遁匿海隅，仍似茅而顽石，蜗居孤岛，从未幡然悔悟。卖国以求尊荣，反支悖忤潮流，骚扰图取悦美帝，炮发以残杀无辜，是可忍，孰不可忍！去岁八月二十三日，我前线炮兵，奉命开炮，予以严惩，是为正告：悬崖理应勒马，殉葬可悲可泣，三将星之殒落乃前车之鉴，追晋为一级上将又有何益！悖国逆民，“忠烈祠”内哪来“忠烈”鬻土背祖，除蒋贼而外无人“痛悼”，切切牢记。此令。
该干部写毕，拿到阵地上给官兵一读，引起一阵捧腹大笑，人都说“好”，于是，油印若干份，装入宣传弹，一炮打将过去。
胡琏是否亲自读到，不得而知。</P>
1994年我到兰州公差，同一软卧包箱内，有一位从台湾回甘肃探亲的李先生，得知李先生曾在金门服役，我十分自然地同他闲聊起了“八·二三”炮战，李先生说：怨不得大陆的炮准，实在是水上餐厅建得太不是地方。“八·二三”之后，金门军民私下都把翠谷视为凶相之地，新兵都不太愿意到那里去当差，认为不吉利。这是迷信，大家都懂得的，但那里实在死人伤人太多，而且有那么多将官。1958，大陆用几百门火炮给金门播种，最直接的收获，应是把金门的翠谷变成了伤心谷。
一年后，台湾报纸方披露：
炮战中，虽然费尽共匪气力，但是阴谋并未得逞。只是在这次猝然的炮战中，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位副司令官，陆军中将吉星文、陆军中将赵家骧和空军少将章杰，因洞烛共匪奸谋，襄助司令官部署防务，不辞辛劳奔走策划指挥作战，在某地因身先士卒不幸先后阵亡……除于台北市隆重举行公祭外，国防部并呈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核准，吉星文、赵家骧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章杰追晋为空军中将。
“总统令”如下：
（一）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陆军中将吉星文，志行坚卓，久历戎行。三十年来，迭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及军官战斗团团长，参予抗日剿戡乱诸役，艰险不辞，勋劳备著。来台以后，训饬所部，枕戈待旦，尤征毅力。乃于去秋八月共匪炮击金门之际，奋临前锋，舍生报国，严城之壁垒依然，壮士之英灵不泯，式怀往绩，痛悼殊深。除追晋陆军二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二）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陆军中将赵家骧，秉性贞纯，夙娴韬略。历任参谋长、训练处长、军长、军团副司令等职，运筹帷幄，抻卫疆圉，迭著勋劳。其于融通中外战术，建立参谋制度，促进中美军事合作诸端，致力特勤，收效尤钜。去岁八月二十三日，共匪突向金门炮击，奋攫矢石，为国捐生。千秋之碧血常新，九城之赤氛必灭，缅怀曩绩，痛悼殊深。除追晋陆军二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三）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空军少将章杰，献身革命，服役空军。历任参谋长、地区司令、副署长等职，摩空则奋厉无前，驭众则指挥有度，频摧敌阵，卓建殊勋。参加接收战区物资工作，洁身不苟，廉介堪称。枢府迁台，调弃联勤总部副参谋长，于后勤业务擘画革新，尤著成效。去秋八月二十三日，匪炮猝击金门，奋勇捐躯，克尽厥职，才犹未竟，痛悼殊深，除追晋空军中将外，应予明令褒扬，并入祀忠烈祠，用彰忠烈。此令。
解放军一名敌军工作干部读到三条“总统令”后，深受启发，萌生创作欲望，遂模仿“总统”的八股文风，为胡琏也撰写了一篇文字：
伪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胡琏，反共多年，恶名昭著。迭任整编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抗战保存实力，内战罪责难逃。五大主力，何足挂齿，败军之将，早已定论。遁匿海隅，仍似茅而顽石，蜗居孤岛，从未幡然悔悟。卖国以求尊荣，反支悖忤潮流，骚扰图取悦美帝，炮发以残杀无辜，是可忍，孰不可忍！去岁八月二十三日，我前线炮兵，奉命开炮，予以严惩，是为正告：悬崖理应勒马，殉葬可悲可泣，三将星之殒落乃前车之鉴，追晋为一级上将又有何益！悖国逆民，“忠烈祠”内哪来“忠烈”鬻土背祖，除蒋贼而外无人“痛悼”，切切牢记。此令。
该干部写毕，拿到阵地上给官兵一读，引起一阵捧腹大笑，人都说“好”，于是，油印若干份，装入宣传弹，一炮打将过去。
胡琏是否亲自读到，不得而知。</P>
<P>第六章 蓝蓝的料罗湾</P><P>(一)海鹰，出击！</P><P> 背向大陆、面向台海、因渔村料罗而得名的料罗湾，乃名副其实的金门之“门”。
远溯至宋、明朝代，金门先民就利用料罗湾东南角一线突出的礁岩，建起了渔港。数百年来，往来商船在此停泊，大小渔船就近出入，无论清晨或黄昏，遥望港湾，舟帆点点，碧波霞辉，诗情入画。
自从金门变成一座硕大的海上堡垒，一条条灰色炮舰每日隆隆开进，匆匆驶返，宁和的料罗湾便充斥了肃杀暴戾之气。
简单估算，台湾方面平均每天必须在料罗湾卸下500吨以上战争民生物资，才能勉强维持十万大军和五万岛民的战守生存之需。
料罗湾，是金门赖以存活的生命线。
海军情报部门资料显示：
料罗湾东西宽9000米、纵深长3500米，成一弧形弯向外海，底质泥沙，可避北风、西北风和东北风，但7级以上风力和有长浪入侵时，不能停泊舰船；湾内锚地西南部多礁石，不便停靠舰船；东南部和中部低潮时距岸600至1000米处，水深约6米，1000－2000吨级舰船可锚泊8至12艘。距岸1500米以外处，水深约10米，可供5000吨级舰船锚泊；陈坑以南海面2000米处，设有专用海底输油管水鼓4个，供油船在金门卸油时专用；料罗头设有柱状闪光灯1个；防波堤正面约200米，纵深25米，水泥结构，可停泊登陆艇、小运输船，是运补小金门、大、二担岛、东碇、北碇岛的物资装载场；新头南海岸正面170米，纵深400米，水泥结构，可停靠登陆舰；双打街下坑南，陈坑、沙头南，昔果山东、西南，后湖东南一带沙滩，均适于登陆舰抢滩登陆。
台湾有人形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料罗湾好比是金门没有盾牌遮护的咽喉，以说明这条“生命线”的脆弱。
首先，大陆方面从厦门云顶岩到莲河方向许多制高点均能越过金门岛身非常清晰地观察到料罗湾，死角很少，可以相当有效地引导炮兵射击料罗湾滩头海域。
其次，料罗湾较浅，且无深水码头，非常不适宜大型舰船停靠作业。卸载方式无非退潮时用登陆艇舰冲上沙滩故意搁浅，或涨潮时货轮靠岸锚泊、待潮退搁浅，组织人力进行抢运。下次潮来，船体漂浮，再将空船开出外海。可以想见，从这一次退潮到下一次涨潮，十几个小时之内，搁浅舰船开不走跑不掉，分分秒秒都存在极大危险，如果大陆方面开炮，它们肯定是理想的目标，就像一头被捆牢扎实搬上案板的牲物，只有瞪起眼珠干挨宰的份儿了。而那些在海滩上穿梭奔忙的搬运兵，也极易成为爆裂弹片噬咬的肉靶。
补运金门，始终是使蒋“总统”头脑胀疼的一道难题。
在叶飞的作战计划中，大规模炮击金门后，“封锁料罗湾”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封锁，还有“大封”和“小封”之分。
所谓“大封”，即以强大海空力量威胁控制台湾至金门的航道，包括使用中型以上军舰和潜艇设伏狙击，使用强击机、轰炸机，尤其是颇具威力的水鱼雷轰炸机对海上目标实施突袭，并在料罗湾广布水雷，同时，辅以炮击和鱼雷艇游猎，如此，多管齐下，诸端并举，将料罗湾密不透风地封闭禁锢来，不使一粒子弹一颗粮食流入金门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据说，海军的高级将领中主张不封则已、要封就坚决封彻底封的大有人在。但此举有可能引发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与“海空军不到公海作战”的原则相悖，故虽有作战预案，始终未予实施。
所谓“小封”，即主要以炮火控制料罗湾，配以鱼雷艇进行海上破袭战、神经战。“小封”虽有漏洞，台湾仍可乘机补运，但成倍增加台湾困难，使金门物资的补充量锐减绝无问题。客观而论，一场不要对手死亡只要对手难受的惩罚之战，迫使金门之“门”只能战战兢兢开启一条门缝、而不敢放肆无忌朝海洞开已算达到了初衷。
我猜想，被人铁钳般的双手长久扼住脖项、红头胀脸呼吸困难而又不死的滋味，大概比死还不好过的。
8月23日大陆第一排炮弹打出去，厄运便降临到排水量4040吨、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运输船“台生”号的头上。此刻，它正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趴在那里搁浅卸货，把自己“锁”在了料罗湾一片开阔的沙滩上。
设在围头的150和设在莲河的149两个海岸炮兵连无法直接目视“台生”，它们是根据观察所的指令从两个不同角度开始在料罗湾聚餐的，
一连五发炮弹在“台生”号甲板上相继爆炸，一股无奈的黑烟冲天而起。
“台生”应感谢这股浓烈的烟火，海岸炮以为“它”已被摧毁，把炮口转向其它目标。
晚潮伴着夜幕而来。仅伤及皮毛的“台生”死而复生，向着料罗湾外海蹒跚驶去。
它已经逃脱，在海岸炮射程之外的海面上舔伤静息。它理应逃得更远一些，但它仍企冀着把肚子里成千吨会燃烧爆炸的“钢蛋”下在金门的沙滩上，这使得它最后的生命仅仅延续了十七个小时。它的悲剧在于只注意了观察敌方迎面丢来的投枪，而忽略了冷不防斜刺而来的侧背之剑。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厦门前指司令员彭德清少将果断下令：海鹰，出击！
鱼雷艇队劈波斩浪。
最为惨烈悲壮的故事，写在蓝蓝的料罗湾。
基地干休所休干、原基地副司令员刘建廷老人说：
新中国海军创建后，海战都是鱼雷艇、高速炮艇这些小家伙打的，什么护卫舰、猎潜舰、驱逐舰、潜艇、轰炸机这类大玩艺基本没派上什么用场。原因有两个，一是国民党海军三天两头来骚扰，海战大都发生在我们沿岸一带，便于小家伙们设伏、突袭，以收奇功；二是鱼雷的威力比炮大得多，炮弹若不是击中敌舰的弹药库、油箱，几发十几发很难将其击沉。而鱼雷击中目标，可以在水线要害部位炸出一个直径十公尺的窟窿，我们开玩笑说，并排进三驾马车都没啥问题。所以，三、四千吨以下的船一般一发鱼雷就能致它的命，两发等于双保险，相当厉害呀。国民党他吹什么？他对我们鱼雷艇怕得要命，内部有个规定，见了共军鱼雷艇不要恋战，能跑赶紧跑。
海军三个舰队中，海战主要是东海舰队打的，东南沿海归它管嘛。我算了一下，鱼雷艇前前后后一共打了11仗，东海10仗，南海1仗。而东海的仗差不多又都是六支队一大队打的，国民党的“太平”号，“洞庭”号都是这个大队干掉的，每回都能捞他一点便宜。仗打得好，不应忘记舰队陶勇司令员和彭德清副司令员，这两位陆军出身的老首长注意学习，关心理解舰艇部队，训练得法，指挥有当。1958年的一大队参谋长张逸民也不应被忘记，这个人是个优秀的海军人才，海战中功劳很大。我当时任六支队副支队长兼1大队大队长，主要在岸上指挥，讲贡献也有那么一点点吧。总之，六支队，一大队，是咱们海军的一支好部队，英雄部队啊！</P>
远溯至宋、明朝代，金门先民就利用料罗湾东南角一线突出的礁岩，建起了渔港。数百年来，往来商船在此停泊，大小渔船就近出入，无论清晨或黄昏，遥望港湾，舟帆点点，碧波霞辉，诗情入画。
自从金门变成一座硕大的海上堡垒，一条条灰色炮舰每日隆隆开进，匆匆驶返，宁和的料罗湾便充斥了肃杀暴戾之气。
简单估算，台湾方面平均每天必须在料罗湾卸下500吨以上战争民生物资，才能勉强维持十万大军和五万岛民的战守生存之需。
料罗湾，是金门赖以存活的生命线。
海军情报部门资料显示：
料罗湾东西宽9000米、纵深长3500米，成一弧形弯向外海，底质泥沙，可避北风、西北风和东北风，但7级以上风力和有长浪入侵时，不能停泊舰船；湾内锚地西南部多礁石，不便停靠舰船；东南部和中部低潮时距岸600至1000米处，水深约6米，1000－2000吨级舰船可锚泊8至12艘。距岸1500米以外处，水深约10米，可供5000吨级舰船锚泊；陈坑以南海面2000米处，设有专用海底输油管水鼓4个，供油船在金门卸油时专用；料罗头设有柱状闪光灯1个；防波堤正面约200米，纵深25米，水泥结构，可停泊登陆艇、小运输船，是运补小金门、大、二担岛、东碇、北碇岛的物资装载场；新头南海岸正面170米，纵深400米，水泥结构，可停靠登陆舰；双打街下坑南，陈坑、沙头南，昔果山东、西南，后湖东南一带沙滩，均适于登陆舰抢滩登陆。
台湾有人形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料罗湾好比是金门没有盾牌遮护的咽喉，以说明这条“生命线”的脆弱。
首先，大陆方面从厦门云顶岩到莲河方向许多制高点均能越过金门岛身非常清晰地观察到料罗湾，死角很少，可以相当有效地引导炮兵射击料罗湾滩头海域。
其次，料罗湾较浅，且无深水码头，非常不适宜大型舰船停靠作业。卸载方式无非退潮时用登陆艇舰冲上沙滩故意搁浅，或涨潮时货轮靠岸锚泊、待潮退搁浅，组织人力进行抢运。下次潮来，船体漂浮，再将空船开出外海。可以想见，从这一次退潮到下一次涨潮，十几个小时之内，搁浅舰船开不走跑不掉，分分秒秒都存在极大危险，如果大陆方面开炮，它们肯定是理想的目标，就像一头被捆牢扎实搬上案板的牲物，只有瞪起眼珠干挨宰的份儿了。而那些在海滩上穿梭奔忙的搬运兵，也极易成为爆裂弹片噬咬的肉靶。
补运金门，始终是使蒋“总统”头脑胀疼的一道难题。
在叶飞的作战计划中，大规模炮击金门后，“封锁料罗湾”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封锁，还有“大封”和“小封”之分。
所谓“大封”，即以强大海空力量威胁控制台湾至金门的航道，包括使用中型以上军舰和潜艇设伏狙击，使用强击机、轰炸机，尤其是颇具威力的水鱼雷轰炸机对海上目标实施突袭，并在料罗湾广布水雷，同时，辅以炮击和鱼雷艇游猎，如此，多管齐下，诸端并举，将料罗湾密不透风地封闭禁锢来，不使一粒子弹一颗粮食流入金门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据说，海军的高级将领中主张不封则已、要封就坚决封彻底封的大有人在。但此举有可能引发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与“海空军不到公海作战”的原则相悖，故虽有作战预案，始终未予实施。
所谓“小封”，即主要以炮火控制料罗湾，配以鱼雷艇进行海上破袭战、神经战。“小封”虽有漏洞，台湾仍可乘机补运，但成倍增加台湾困难，使金门物资的补充量锐减绝无问题。客观而论，一场不要对手死亡只要对手难受的惩罚之战，迫使金门之“门”只能战战兢兢开启一条门缝、而不敢放肆无忌朝海洞开已算达到了初衷。
我猜想，被人铁钳般的双手长久扼住脖项、红头胀脸呼吸困难而又不死的滋味，大概比死还不好过的。
8月23日大陆第一排炮弹打出去，厄运便降临到排水量4040吨、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运输船“台生”号的头上。此刻，它正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趴在那里搁浅卸货，把自己“锁”在了料罗湾一片开阔的沙滩上。
设在围头的150和设在莲河的149两个海岸炮兵连无法直接目视“台生”，它们是根据观察所的指令从两个不同角度开始在料罗湾聚餐的，
一连五发炮弹在“台生”号甲板上相继爆炸，一股无奈的黑烟冲天而起。
“台生”应感谢这股浓烈的烟火，海岸炮以为“它”已被摧毁，把炮口转向其它目标。
晚潮伴着夜幕而来。仅伤及皮毛的“台生”死而复生，向着料罗湾外海蹒跚驶去。
它已经逃脱，在海岸炮射程之外的海面上舔伤静息。它理应逃得更远一些，但它仍企冀着把肚子里成千吨会燃烧爆炸的“钢蛋”下在金门的沙滩上，这使得它最后的生命仅仅延续了十七个小时。它的悲剧在于只注意了观察敌方迎面丢来的投枪，而忽略了冷不防斜刺而来的侧背之剑。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厦门前指司令员彭德清少将果断下令：海鹰，出击！
鱼雷艇队劈波斩浪。
最为惨烈悲壮的故事，写在蓝蓝的料罗湾。
基地干休所休干、原基地副司令员刘建廷老人说：
新中国海军创建后，海战都是鱼雷艇、高速炮艇这些小家伙打的，什么护卫舰、猎潜舰、驱逐舰、潜艇、轰炸机这类大玩艺基本没派上什么用场。原因有两个，一是国民党海军三天两头来骚扰，海战大都发生在我们沿岸一带，便于小家伙们设伏、突袭，以收奇功；二是鱼雷的威力比炮大得多，炮弹若不是击中敌舰的弹药库、油箱，几发十几发很难将其击沉。而鱼雷击中目标，可以在水线要害部位炸出一个直径十公尺的窟窿，我们开玩笑说，并排进三驾马车都没啥问题。所以，三、四千吨以下的船一般一发鱼雷就能致它的命，两发等于双保险，相当厉害呀。国民党他吹什么？他对我们鱼雷艇怕得要命，内部有个规定，见了共军鱼雷艇不要恋战，能跑赶紧跑。
海军三个舰队中，海战主要是东海舰队打的，东南沿海归它管嘛。我算了一下，鱼雷艇前前后后一共打了11仗，东海10仗，南海1仗。而东海的仗差不多又都是六支队一大队打的，国民党的“太平”号，“洞庭”号都是这个大队干掉的，每回都能捞他一点便宜。仗打得好，不应忘记舰队陶勇司令员和彭德清副司令员，这两位陆军出身的老首长注意学习，关心理解舰艇部队，训练得法，指挥有当。1958年的一大队参谋长张逸民也不应被忘记，这个人是个优秀的海军人才，海战中功劳很大。我当时任六支队副支队长兼1大队大队长，主要在岸上指挥，讲贡献也有那么一点点吧。总之，六支队，一大队，是咱们海军的一支好部队，英雄部队啊！</P>
(二)印度舰长眼中的中国海上突击队<P>
1958年7月17日上午10时，花鸟山以西海面。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少将，身着雪白的海军将校服，笔挺站立在护卫舰“成都”号前甲板正中位置，率整齐列队的全舰官兵向前来友好访问的印度海军旗舰“迈索尔”号敬礼。双方鸣放礼炮，主桅杆上升起互致问候的五彩旗。14时30分，主客舰驶进上海吴松口，双方再次鸣放礼炮，炮声响彻浦江两岸。
18日，陶勇亲自指挥、彭德清具体组织，中国海军为印度海军官兵举行了海空协同攻击演习。波涛之上，鱼雷艇12艘、水鱼雷轰炸机9架、歼击机12架，组成两个突击群，十长江口向假想目标施放了数十条鱼雷，敌两艘“重巡洋舰”被阵阵冲天而起的烈焰和水柱所吞没。
实兵演习结束，战斗、轰炸机群低空从检阅舰“成都”号和“迈索尔”号上空通过。紧接着，得“胜”归来的六支队12艘鱼雷艇，艇距100米成一字长蛇阵最高速驰来，几乎挨着检阅舰的舰舷，划了一个漂亮的180°大圆，踏着长长的白色浪链，欢歌飞去。印度海军舰队司令官阿·查克洛蒂少将伸出大拇指说：任何一位尚未学好躲避鱼雷攻击的舰长，都最好不要在中国海域同中国海军遭遇。
此时此刻，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巡洋舰也正在地中海开炮。那不是演习，而是以强大火力支援其蜂拥踏上黎巴嫩滩头的海军陆战队。
地中海与中国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虽然这不过仅是时间上的一次偶合，但已经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象征意义：远称不上强大的中国海军决心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统一，有能力不容任何外敌越雷池一步。
刘建廷老人说：
1958年长江口演习，有印度一条巡洋舰参观，所以从海军到舰队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印度海军来的是一条大舰，军官又都是从英国毕业的，挺牛挺傲的。陶勇这个首长很刚强很要面子，他要在印度人面前搞点绝招露一手，他把我叫去，问：从检阅舰面前通过，距离是多少？我说：按条令规定，不得低于一链（183米），检阅舰航速20几节，我们航速50几节，靠太近了会出事，起码保持一链。陶勇讲：我不管，你给我靠50米！又讲：50节不行，你的速度还要快！我说：50节已经很高速了，机器温度己达90°，再快就要开锅啦。陶勇还是那句话：反正还要快，你给我想办法！
没辙，只好回去找业务长们商量，他们都说可以。你知道，鱼雷快艇的冷却是一个循环系统，用海水冷却淡水，淡水再进入机器冷却发动机。加快速度，只有把艇底门打开，直接用海水来冷却发动机。业务长们说：有个条件，跑完这一趟，必须给一星期时间清洗机器。
我向陶勇报告，他表示同意。我顺便又报告，我只能上一个大队，因为快艇得按一定角度跑，出海太多搞不好也会碰撞出问题。他讲：你两个大队都得拉出来，你必须给我完成！我知道，打过仗的首长都是这么个倔性格，关键时刻，你只有硬着头皮给他冲上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拼着命叫它行。
检阅那天，我几条都完成了，第一，靠50米；第二，超高速；第三，两个大队二十几条艇一齐上，很壮观，很惊险。看得印度人目瞪口呆，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海上突击力量。
陶勇高兴了，晚宴时把我拉到身边，说：刘建廷你到晚了，罚你两杯！我说：行，司令官的命令嘛。
圆满完成任务，刚想休整一下好好清洗机器哩，第二天，陶勇一个电话又把我叫了去，先讲了一通中东局势。其实关于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和咱们中国到底有什么关联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清楚，我只记得他说：马上要打仗，你们连夜做好战斗准备。我说坏了，你得给我一个礼拜时间冲洗发动机呀，这是你答应的嘛。他还是那句话：反正你明天必须把机器给我弄
干净！
毫无办法，我们全体出动，突击一天，三下五除二把船搞好了。
现在回想，陶勇这一套好像不大讲科学。但什么样的官带出什么样的兵，六支队养成了一种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在我们面前，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克服不了的困难。
1958年的长江口演习，确实使备战工作显得仓促，但又是一次最好的备战。
19日傍晚，圆满完成演习任务的彭德清在房前小径上漫步，阵阵海风，吹散了几天的暑热和紧张，赐与他企盼已久的清凉和松弛。
公务员跑来报告：陶司令员来电话，说他办公室等你，有要事商谈。
彭德清1939年与陶勇相识，一块打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打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最后，又先后来到东海舰队相聚共事，二十载同生死共患难，他对老首长的脾气早已摸得透透：星期六晚上了，陶司令员还要谈工作，准是又要部署什么不寻常的紧急任务吧。
果然，陶勇见面说：老彭，恭喜你，又捞到仗打了。
打仗？打什么仗？和谁打？
陶勇说：接到军委、主席指示，很快就要炮击金门、惩罚蒋军。海军也要参战，任务交给了我们东海。你明天一早坐飞机去北京，到海司领受具体任务。
司令员是不是一道去？
陶勇不无几分妒意地笑道：我就不去啦。老彭，你是福建人，对那一带地区、海域情况熟悉，考虑再三，这一仗还是由你指挥好。哎，往后恐怕是没有什么好仗轮到我打啦。
人的情感就是这般复杂。战争年代，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那时总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平么，和平多好呀，和平了，头一桩大事就是安安稳稳睡他三天大觉，老天塌下来也不睬它！捱到全国胜利，打完了抗美援朝，真的和平长久了，又觉得没有枪炮声的日子好像缺了点什么，过得挺乏味。才明白，军人没有战场，就像教师没有课堂、工人没有车间、农民没有土地……战争，使军人实现自我，尤其当战争与祖国、民族，与尊严、正义等等诸多神圣、崇高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自己都能掂量出实现的自我中有与江河山脉同重的价值。
彭德清确实很有些兴奋和激动，此生打仗无数，但指挥打海战，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并且，是在自己的家乡打，眼前又浮现出福建同安老家那片熟识的海和对岸那座熟识的岛。使他感到坚定和自信的是，既然当年那个年轻的县委书记、红军游击队政委能够率领数百梭标大刀烂枪土炮打出一小块红彤彤的世界来，二十年后堂堂的海军少将，也定能率领一支现代化的海上合成军，再在那里打出一个更辉煌的新天地。
他向陶勇说了一句无数次领受任务后都要向上级说的一句话：打不赢，你杀我脑袋！
翌日。北京海司。
彭德清以东海舰队厦门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官衔向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报到，领受作战任务。
萧大将款款道来，交代甚详。彭德清以自己的习惯归纳，记住要点：1.打南（金门）不打北（马祖），打金不打台。2.打蒋不打美，打近不打远（公海）。3.封而不登，歼其大舰。4.三军协同，服从陆军……
萧劲光最后说：准备于7月25日开始炮击，时间很紧张，你要争分夺秒，尽快到达指挥位置！
第二天清晨，飞返上海。向陶勇、常委们传达，再次研究了作战部署。没有时间再见老婆孩子了，急匆匆，汗涔涔，踏上开赴厦门的专列。
陶勇亲送，说：老彭，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彭德清从车窗伸出手来挥舞，说：司令员，关键的关键，你得快点把六支队一大队给我运到哟。
7月24日，彭德清率参谋助手进驻厦门醉仙岩上的天界寺东海前指，指挥中枢正式启动运转。
此刻，登临山顶，海天豁然开阔，金门尽收眼底。极目处，便是每日向金门岛注入生命和活力的料罗湾。若干蚂蚁大小的灰点点趴在海面懒洋洋晒太阳，还有若干在那里悠哉游动。它们尚懵懂不知，今天，醉仙岩上来了一帮了无醉意的“大仙”，待他们“焚香作法”之时，这一片湛蓝蓝的水天之际便将雷雨大作狂涛三丈，料罗湾再也不是可以安稳小憩的避风港了。</P>
1958年7月17日上午10时，花鸟山以西海面。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少将，身着雪白的海军将校服，笔挺站立在护卫舰“成都”号前甲板正中位置，率整齐列队的全舰官兵向前来友好访问的印度海军旗舰“迈索尔”号敬礼。双方鸣放礼炮，主桅杆上升起互致问候的五彩旗。14时30分，主客舰驶进上海吴松口，双方再次鸣放礼炮，炮声响彻浦江两岸。
18日，陶勇亲自指挥、彭德清具体组织，中国海军为印度海军官兵举行了海空协同攻击演习。波涛之上，鱼雷艇12艘、水鱼雷轰炸机9架、歼击机12架，组成两个突击群，十长江口向假想目标施放了数十条鱼雷，敌两艘“重巡洋舰”被阵阵冲天而起的烈焰和水柱所吞没。
实兵演习结束，战斗、轰炸机群低空从检阅舰“成都”号和“迈索尔”号上空通过。紧接着，得“胜”归来的六支队12艘鱼雷艇，艇距100米成一字长蛇阵最高速驰来，几乎挨着检阅舰的舰舷，划了一个漂亮的180°大圆，踏着长长的白色浪链，欢歌飞去。印度海军舰队司令官阿·查克洛蒂少将伸出大拇指说：任何一位尚未学好躲避鱼雷攻击的舰长，都最好不要在中国海域同中国海军遭遇。
此时此刻，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巡洋舰也正在地中海开炮。那不是演习，而是以强大火力支援其蜂拥踏上黎巴嫩滩头的海军陆战队。
地中海与中国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虽然这不过仅是时间上的一次偶合，但已经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象征意义：远称不上强大的中国海军决心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统一，有能力不容任何外敌越雷池一步。
刘建廷老人说：
1958年长江口演习，有印度一条巡洋舰参观，所以从海军到舰队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印度海军来的是一条大舰，军官又都是从英国毕业的，挺牛挺傲的。陶勇这个首长很刚强很要面子，他要在印度人面前搞点绝招露一手，他把我叫去，问：从检阅舰面前通过，距离是多少？我说：按条令规定，不得低于一链（183米），检阅舰航速20几节，我们航速50几节，靠太近了会出事，起码保持一链。陶勇讲：我不管，你给我靠50米！又讲：50节不行，你的速度还要快！我说：50节已经很高速了，机器温度己达90°，再快就要开锅啦。陶勇还是那句话：反正还要快，你给我想办法！
没辙，只好回去找业务长们商量，他们都说可以。你知道，鱼雷快艇的冷却是一个循环系统，用海水冷却淡水，淡水再进入机器冷却发动机。加快速度，只有把艇底门打开，直接用海水来冷却发动机。业务长们说：有个条件，跑完这一趟，必须给一星期时间清洗机器。
我向陶勇报告，他表示同意。我顺便又报告，我只能上一个大队，因为快艇得按一定角度跑，出海太多搞不好也会碰撞出问题。他讲：你两个大队都得拉出来，你必须给我完成！我知道，打过仗的首长都是这么个倔性格，关键时刻，你只有硬着头皮给他冲上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拼着命叫它行。
检阅那天，我几条都完成了，第一，靠50米；第二，超高速；第三，两个大队二十几条艇一齐上，很壮观，很惊险。看得印度人目瞪口呆，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海上突击力量。
陶勇高兴了，晚宴时把我拉到身边，说：刘建廷你到晚了，罚你两杯！我说：行，司令官的命令嘛。
圆满完成任务，刚想休整一下好好清洗机器哩，第二天，陶勇一个电话又把我叫了去，先讲了一通中东局势。其实关于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和咱们中国到底有什么关联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清楚，我只记得他说：马上要打仗，你们连夜做好战斗准备。我说坏了，你得给我一个礼拜时间冲洗发动机呀，这是你答应的嘛。他还是那句话：反正你明天必须把机器给我弄
干净！
毫无办法，我们全体出动，突击一天，三下五除二把船搞好了。
现在回想，陶勇这一套好像不大讲科学。但什么样的官带出什么样的兵，六支队养成了一种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在我们面前，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克服不了的困难。
1958年的长江口演习，确实使备战工作显得仓促，但又是一次最好的备战。
19日傍晚，圆满完成演习任务的彭德清在房前小径上漫步，阵阵海风，吹散了几天的暑热和紧张，赐与他企盼已久的清凉和松弛。
公务员跑来报告：陶司令员来电话，说他办公室等你，有要事商谈。
彭德清1939年与陶勇相识，一块打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打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最后，又先后来到东海舰队相聚共事，二十载同生死共患难，他对老首长的脾气早已摸得透透：星期六晚上了，陶司令员还要谈工作，准是又要部署什么不寻常的紧急任务吧。
果然，陶勇见面说：老彭，恭喜你，又捞到仗打了。
打仗？打什么仗？和谁打？
陶勇说：接到军委、主席指示，很快就要炮击金门、惩罚蒋军。海军也要参战，任务交给了我们东海。你明天一早坐飞机去北京，到海司领受具体任务。
司令员是不是一道去？
陶勇不无几分妒意地笑道：我就不去啦。老彭，你是福建人，对那一带地区、海域情况熟悉，考虑再三，这一仗还是由你指挥好。哎，往后恐怕是没有什么好仗轮到我打啦。
人的情感就是这般复杂。战争年代，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那时总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平么，和平多好呀，和平了，头一桩大事就是安安稳稳睡他三天大觉，老天塌下来也不睬它！捱到全国胜利，打完了抗美援朝，真的和平长久了，又觉得没有枪炮声的日子好像缺了点什么，过得挺乏味。才明白，军人没有战场，就像教师没有课堂、工人没有车间、农民没有土地……战争，使军人实现自我，尤其当战争与祖国、民族，与尊严、正义等等诸多神圣、崇高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自己都能掂量出实现的自我中有与江河山脉同重的价值。
彭德清确实很有些兴奋和激动，此生打仗无数，但指挥打海战，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并且，是在自己的家乡打，眼前又浮现出福建同安老家那片熟识的海和对岸那座熟识的岛。使他感到坚定和自信的是，既然当年那个年轻的县委书记、红军游击队政委能够率领数百梭标大刀烂枪土炮打出一小块红彤彤的世界来，二十年后堂堂的海军少将，也定能率领一支现代化的海上合成军，再在那里打出一个更辉煌的新天地。
他向陶勇说了一句无数次领受任务后都要向上级说的一句话：打不赢，你杀我脑袋！
翌日。北京海司。
彭德清以东海舰队厦门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官衔向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报到，领受作战任务。
萧大将款款道来，交代甚详。彭德清以自己的习惯归纳，记住要点：1.打南（金门）不打北（马祖），打金不打台。2.打蒋不打美，打近不打远（公海）。3.封而不登，歼其大舰。4.三军协同，服从陆军……
萧劲光最后说：准备于7月25日开始炮击，时间很紧张，你要争分夺秒，尽快到达指挥位置！
第二天清晨，飞返上海。向陶勇、常委们传达，再次研究了作战部署。没有时间再见老婆孩子了，急匆匆，汗涔涔，踏上开赴厦门的专列。
陶勇亲送，说：老彭，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彭德清从车窗伸出手来挥舞，说：司令员，关键的关键，你得快点把六支队一大队给我运到哟。
7月24日，彭德清率参谋助手进驻厦门醉仙岩上的天界寺东海前指，指挥中枢正式启动运转。
此刻，登临山顶，海天豁然开阔，金门尽收眼底。极目处，便是每日向金门岛注入生命和活力的料罗湾。若干蚂蚁大小的灰点点趴在海面懒洋洋晒太阳，还有若干在那里悠哉游动。它们尚懵懂不知，今天，醉仙岩上来了一帮了无醉意的“大仙”，待他们“焚香作法”之时，这一片湛蓝蓝的水天之际便将雷雨大作狂涛三丈，料罗湾再也不是可以安稳小憩的避风港了。</P>
(三)“鱼雷艇坐火车”<P>
鱼雷艇是近海攻击的利器，但自身也有着明显的缺憾：续航力低、防护力弱，不要说大口径舰炮了，即便被一、二发小口径炮弹直接命中要害部位，也有可能造成致命伤。所以，海上游击战有与其性能相适应的必然战法，秘密接敌突然发起攻击，遂成为它扬长避短、使恐怖破坏力得以发挥的关键。
与福建长期未进驻飞机的举措相对应，在厦门海域，海军亦只部署了少量岸炮和快艇，从未进驻过鱼雷艇部队。现在，怎样把一大队12条鱼雷艇从上海锚地鬼神莫测地弄到鼍鼓已经声声逼人的厦门去，这是送走了彭德清之后，陶勇即开始日夜劳心费神的头等大事。
陶勇指示：隐蔽隐蔽再隐蔽，保密保密再保密。必须万无一失把鱼雷艇搬到敌人的身边，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有两条路线可资遴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700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海域，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加之远距航行损耗机械，徒使鱼雷艇尚未战先折寿。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艘鱼雷艇长约20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多隧洞弯道，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陶勇说出话来依然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语言：我不管，反正得给我顺顺当当搞过去！中途出事、泄密，谁把天捅漏了谁拿头顶着！
他常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像弹簧，压力愈大，反弹愈有劲。遇到打仗这样天大的事，千万不要瞻前顾后总怕把弹簧压断了，这样的指挥员打不成仗。事实上，你给部队施加一点压力，官兵的能力、智力往往能够超常发挥，胜仗大多是这么打出来的。
高压果然压出了办法来，军地双方一起开动脑筋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3节火车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艇的方案：将两艇头与头相对，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如此，当火车开进转弯时，翘起的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来回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250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巨型吊车一部，以确保二十余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
暗夜降临，老天爷也学得乖巧，颇懂人意，扯来大片乌云，挡住弯月皎洁的脸庞，遮住繁星好奇的眼睛。天地间似被涂上浓墨，刷上了黑漆。
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解放战争，陶勇的华野四纵，南征北战，硕果累累，成为华东战场一支响当当的善打硬仗的劲旅。毛泽东以后曾夸赞道：“陶勇同志，我久仰你的大名，你仗打得好啊！”陶勇仗打得好，往往得益于他的“超前指挥”，关键时刻指挥位置一定要设在第一线。
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左看右看仍不放心，再经过一番巧妙伪装，陶勇和部下全乐了，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参谋长张逸民向司令员最后请示。陶勇说：没有什么啦，该讲的都讲过了，你们此去一定要瞒天过海，深藏不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争取多打掉几条“阳字号”、“中字号”回来！
汽笛长鸣，夜幕遮蔽，一列着黄军装无军衔肩章的“陆军新兵专列”驶出张华洪，向着西南方疾驰。
张逸民老人回忆：
1958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陶勇的决策很英明，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我们叫“敲榔头”，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他对我们已经熟悉到这个程度。
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厦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我现在还记得清
清楚楚，我们车号是10689，不管到哪里打电话，我是10689，一切提供方便，一路开绿灯。每到小站休息吃饭，值班全是站长、党员，人家早就把饭菜开水准备好了，把我们放到两列货车的当间，尽量少曝光。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绽。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确实是人民群众掩护了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鱼雷艇旱地操舟，骑着火车昼夜兼程，穿山越岭到达厦门。彭德清前往迎接，在几列大同小异的货车之中，一时竟真假莫辨，不知哪一列装载了鱼雷艇部队。待被人点破，忍不住开怀大笑。众皆称赞，陶勇什么时候成了魔术大师，“障眼法”学得如此之好。
彭德清将列车先塞进“巡司顶”山洞隧道内藏起来，入夜拖至岸边，巨型吊伸出长臂，运发神力，将鱼雷艇高高举起，又稳稳放在水面。适逢涨潮，浪拍艇舷，那“啪”“啪”的声响好似战艇急欲风驰电掣冲浪搏击的呼唤。一位年轻的水兵俯下身去，掬一捧清澈的海水洒向甲板，再用抹布拭去艇身上的征尘，像骑兵与心爱的坐骑在悄悄话语：伙计，别急，有你撤欢的时候哩。
鱼雷艇被拖至虎屿锚地伪装待命。虎屿位于厦门岛内侧海湾，背金门而面大陆，敌岛无法直接观察，是一理想的藏身之所。艇员们开始检修装备，养精蓄锐，都以为隐蔽目的已“大功告成”，刚刚松下一口气，意外之事又把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两天后，侦听部门从敌电台中截获破译了一份情报：共军有快速小目标南下。
莫非对手有何特异功能，对我鱼雷艇队的行踪了如指掌？
天界寺内的气氛顿时膨胀、绷紧，要明白，不论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闪失，只要金门多长一个心眼，时时提防你的“海上爆破队”，所期望的奇袭之效将大力折扣。
彭德清思付良久，想到了战争年代的“火力侦察”不妨一试，既为观察对方动向，也为了给对方制造错觉。
兵不厌诈，先诈而后兵。
大白天，能见度良好，最有利于金门观察的时辰，两艘厦门老早装备的高速炮艇像两只欢跳的小骡驹风风火火你追我赶地出海了。马达轰鸣。最高航速。白浪喷射。在金门前侧故意来回兜上几个圈子，生怕人家看不到不知道地炫耀挑衅一番，声势虚张，旌旗乱摇，然后，大模大样打道回府。
与此同时，侦听部队屏住呼吸收集敌方情报。还好，金门对此举并无异常反应。几天后，倒是获取了这样的信息：台湾海军司令黎玉玺向蒋介石和美军顾问团打保票：台湾海峡共军没有进攻型兵器——鱼雷艇。
虚惊一场。天界寺长吁一口，一块悬石落了地。
原定7月25日炮击日期延迟后，彭德清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加强战力。按照作战计划，东海前指的作战辖区以厦门为轴心，北起三都澳、平潭岛、泉州，南至东山岛、汕头一线广阔海域。陆续调入的兵力计有鱼雷艇大队3、护卫舰大队1、潜水艇大队2、猎潜艇大队1、水鱼雷轰炸机师1、海岸炮兵连4，加上厦门水警区原有之8个海岸炮连，二十几艘炮艇，这无疑是新中国海军力量在台湾海峡规模空前的一次集结。同当面国民党海军相比，舰船吨位虽仍相差悬殊，但火力已不算太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起码具备了于大陆近海水域、以岸基炮火为依托、在500余架空军、海航战斗机、轰炸机掩护之下，同国民党海军作一次战役性对抗的能力。
当然，此次炮击战略目标有限，政策界定严格，真同国民党海军全面摊牌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有可能出现的作战模式还是于南（东山岛海域）北（平潭、泉州海域）两翼实施牵制、支援，中央（厦门）采取短促突袭、捞一把就跑的战术，对台金海上运输线造成威胁，以策应炮击，扩大战果。因此，彭德清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主要研究解决鱼雷艇的战法战术、出击路线及后勤保障等问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12条鱼雷艇，终于被他和陶勇藏着掖着搬到了厦门，像12只饿豹，趴在草丛之中雌伏下来，静待良机扑咬围歼……成功是否已有一半在手？
图穷而匕见。鱼雷艇一大队，正是这么一柄直到最后时刻才能让对手看清的锋利的短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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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艇是近海攻击的利器，但自身也有着明显的缺憾：续航力低、防护力弱，不要说大口径舰炮了，即便被一、二发小口径炮弹直接命中要害部位，也有可能造成致命伤。所以，海上游击战有与其性能相适应的必然战法，秘密接敌突然发起攻击，遂成为它扬长避短、使恐怖破坏力得以发挥的关键。
与福建长期未进驻飞机的举措相对应，在厦门海域，海军亦只部署了少量岸炮和快艇，从未进驻过鱼雷艇部队。现在，怎样把一大队12条鱼雷艇从上海锚地鬼神莫测地弄到鼍鼓已经声声逼人的厦门去，这是送走了彭德清之后，陶勇即开始日夜劳心费神的头等大事。
陶勇指示：隐蔽隐蔽再隐蔽，保密保密再保密。必须万无一失把鱼雷艇搬到敌人的身边，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有两条路线可资遴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700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海域，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加之远距航行损耗机械，徒使鱼雷艇尚未战先折寿。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艘鱼雷艇长约20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多隧洞弯道，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陶勇说出话来依然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语言：我不管，反正得给我顺顺当当搞过去！中途出事、泄密，谁把天捅漏了谁拿头顶着！
他常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像弹簧，压力愈大，反弹愈有劲。遇到打仗这样天大的事，千万不要瞻前顾后总怕把弹簧压断了，这样的指挥员打不成仗。事实上，你给部队施加一点压力，官兵的能力、智力往往能够超常发挥，胜仗大多是这么打出来的。
高压果然压出了办法来，军地双方一起开动脑筋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3节火车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艇的方案：将两艇头与头相对，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如此，当火车开进转弯时，翘起的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来回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250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巨型吊车一部，以确保二十余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
暗夜降临，老天爷也学得乖巧，颇懂人意，扯来大片乌云，挡住弯月皎洁的脸庞，遮住繁星好奇的眼睛。天地间似被涂上浓墨，刷上了黑漆。
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解放战争，陶勇的华野四纵，南征北战，硕果累累，成为华东战场一支响当当的善打硬仗的劲旅。毛泽东以后曾夸赞道：“陶勇同志，我久仰你的大名，你仗打得好啊！”陶勇仗打得好，往往得益于他的“超前指挥”，关键时刻指挥位置一定要设在第一线。
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左看右看仍不放心，再经过一番巧妙伪装，陶勇和部下全乐了，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参谋长张逸民向司令员最后请示。陶勇说：没有什么啦，该讲的都讲过了，你们此去一定要瞒天过海，深藏不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争取多打掉几条“阳字号”、“中字号”回来！
汽笛长鸣，夜幕遮蔽，一列着黄军装无军衔肩章的“陆军新兵专列”驶出张华洪，向着西南方疾驰。
张逸民老人回忆：
1958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陶勇的决策很英明，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我们叫“敲榔头”，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他对我们已经熟悉到这个程度。
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厦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我现在还记得清
清楚楚，我们车号是10689，不管到哪里打电话，我是10689，一切提供方便，一路开绿灯。每到小站休息吃饭，值班全是站长、党员，人家早就把饭菜开水准备好了，把我们放到两列货车的当间，尽量少曝光。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绽。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确实是人民群众掩护了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鱼雷艇旱地操舟，骑着火车昼夜兼程，穿山越岭到达厦门。彭德清前往迎接，在几列大同小异的货车之中，一时竟真假莫辨，不知哪一列装载了鱼雷艇部队。待被人点破，忍不住开怀大笑。众皆称赞，陶勇什么时候成了魔术大师，“障眼法”学得如此之好。
彭德清将列车先塞进“巡司顶”山洞隧道内藏起来，入夜拖至岸边，巨型吊伸出长臂，运发神力，将鱼雷艇高高举起，又稳稳放在水面。适逢涨潮，浪拍艇舷，那“啪”“啪”的声响好似战艇急欲风驰电掣冲浪搏击的呼唤。一位年轻的水兵俯下身去，掬一捧清澈的海水洒向甲板，再用抹布拭去艇身上的征尘，像骑兵与心爱的坐骑在悄悄话语：伙计，别急，有你撤欢的时候哩。
鱼雷艇被拖至虎屿锚地伪装待命。虎屿位于厦门岛内侧海湾，背金门而面大陆，敌岛无法直接观察，是一理想的藏身之所。艇员们开始检修装备，养精蓄锐，都以为隐蔽目的已“大功告成”，刚刚松下一口气，意外之事又把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两天后，侦听部门从敌电台中截获破译了一份情报：共军有快速小目标南下。
莫非对手有何特异功能，对我鱼雷艇队的行踪了如指掌？
天界寺内的气氛顿时膨胀、绷紧，要明白，不论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闪失，只要金门多长一个心眼，时时提防你的“海上爆破队”，所期望的奇袭之效将大力折扣。
彭德清思付良久，想到了战争年代的“火力侦察”不妨一试，既为观察对方动向，也为了给对方制造错觉。
兵不厌诈，先诈而后兵。
大白天，能见度良好，最有利于金门观察的时辰，两艘厦门老早装备的高速炮艇像两只欢跳的小骡驹风风火火你追我赶地出海了。马达轰鸣。最高航速。白浪喷射。在金门前侧故意来回兜上几个圈子，生怕人家看不到不知道地炫耀挑衅一番，声势虚张，旌旗乱摇，然后，大模大样打道回府。
与此同时，侦听部队屏住呼吸收集敌方情报。还好，金门对此举并无异常反应。几天后，倒是获取了这样的信息：台湾海军司令黎玉玺向蒋介石和美军顾问团打保票：台湾海峡共军没有进攻型兵器——鱼雷艇。
虚惊一场。天界寺长吁一口，一块悬石落了地。
原定7月25日炮击日期延迟后，彭德清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加强战力。按照作战计划，东海前指的作战辖区以厦门为轴心，北起三都澳、平潭岛、泉州，南至东山岛、汕头一线广阔海域。陆续调入的兵力计有鱼雷艇大队3、护卫舰大队1、潜水艇大队2、猎潜艇大队1、水鱼雷轰炸机师1、海岸炮兵连4，加上厦门水警区原有之8个海岸炮连，二十几艘炮艇，这无疑是新中国海军力量在台湾海峡规模空前的一次集结。同当面国民党海军相比，舰船吨位虽仍相差悬殊，但火力已不算太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起码具备了于大陆近海水域、以岸基炮火为依托、在500余架空军、海航战斗机、轰炸机掩护之下，同国民党海军作一次战役性对抗的能力。
当然，此次炮击战略目标有限，政策界定严格，真同国民党海军全面摊牌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有可能出现的作战模式还是于南（东山岛海域）北（平潭、泉州海域）两翼实施牵制、支援，中央（厦门）采取短促突袭、捞一把就跑的战术，对台金海上运输线造成威胁，以策应炮击，扩大战果。因此，彭德清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主要研究解决鱼雷艇的战法战术、出击路线及后勤保障等问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12条鱼雷艇，终于被他和陶勇藏着掖着搬到了厦门，像12只饿豹，趴在草丛之中雌伏下来，静待良机扑咬围歼……成功是否已有一半在手？
图穷而匕见。鱼雷艇一大队，正是这么一柄直到最后时刻才能让对手看清的锋利的短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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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生”、“中海”一沉一伤<P>
8月22日夜，浓重的黑暗在金厦海峡竖起一道看不透的墙。那一边，国民党军弟兄们又平安无事度过一天，可以伸伸懒腰冲个凉，倒头睡个囫囵觉了。这一边，睡了一天的解放军弟兄们却夜猫子似的精神抖擞起来，大战前夕的各项准备已经进入最高潮。
一切又都在一种蹑手蹑脚不慌不乱的状态之中井然有序地操作着运行着，像猎手端着枪按照预先勘察好的路线悄然接近猎物的洞穴。
鱼雷艇一大队终于接到起锚令，在虎屿锚地被“禁闭”了一个多月的水兵忽喇喇从舷床上弹射起来，压低嗓门，发出一片“噢”、“噢”的欢呼声。不能开灯，也不能打手电，一双双闪烁着幽光的瞳仁，却能于黑暗中互相碰击、感应，交流着苦盼久等到的激奋和欣悦。你我拍打一下肩头，紧紧握握手，相同的信念和情感已在不言之中默默传达。
十分钟后，全体各就各位。艇队出航。哗哗的海浪像在深沉地吟唱一首流传久远的出征曲，再次为披坚执锐的勇士送行。千百年来，慈母一样映照着长城和边关的月亮，又一次用她光洁轻柔的手爱怜地抚摸水兵那一张张显露坚强与刚毅的面庞，用一层明亮的古铜色油彩，烘托渲染着他们平凡中的伟大。他们身后，是枪炮声早已止息安宁平静的土地，他们前方，却仍然是吉凶难卜的疆场，为了这个民族最为古老的传统和理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跨过和平与战争的临界，不惜将鲜血溶进那飞溅的浪花，讨回一张没有残缺的祖国版图。
为了避开金门雷达，艇队成单纵队，紧靠大陆海岸线，一艘紧跟一艘向前游动。单发。低速。闭灯。消音器。无线电静默。如山猫匍进，航经鼓浪屿、武安屿、青屿、浯屿，悄然抵达出击待机地镇海角定台湾。
从地图上看便一目了然，金厦海域大陆海岸线是一个弧度很大的弯月形，东北角尖，是围头，西南角尖，即镇海角。两“尖”以犄角之势，刚好将大、小金门钳含于“弯月”怀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镇海角制高点为烟墩山，因早年郑成功垒置烽火台而得名，现设有海军雷达站，刘建廷将它作为鱼雷艇编队的岸上指挥所。烟墩山侧背，即定台湾。舰船进湾，因有烟墩山阻挡，与金门不能互视，作为出击锚地，十分理想。
抵达后，依据在虎屿时的伪装如法炮制：12条机帆船每船携带一艘鱼雷艇，船在外，升帆以为遮挡。先敷设防空网，怕不保险，再加上横七竖八的破旧渔网。对陆路和海路均实行封锁。禁用无线通话，架设有线电话线同岸上指挥所联络……
一切就绪，朝阳刚好睁开惺松的睡眼，迸射出第一道火焰，给天空抹一层浅淡的金黄。
彭德清驱车前往视察。站于高处，举目扫视，不知艇队藏身何处。经人指点，仔细看，还是不大看得出，高兴道：我两个眼睛可都是1.5呐，我不相信，胡琏的视力比我还好。
8月23日傍晚的炮击，定台湾内的水兵们无缘观风景，只能听大戏，远处爆豆般的炮声刺激得他们在艇舱内摩拳擦掌猴急猴跳，张逸民几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任务，刘建廷回答：不要再问了，今晚你的任务是“睡觉”。
8月24日，白天无战事。昨天被击伤之“台生”号，安全感十足地停泊在料罗湾以南2海里大陆火炮射程之外处。并发现又从澎湖开来“中海”、“美颂”等3艘登陆舰，运载六百余名士兵和七百余吨物资，进入料罗湾准备卸载。
17时18分，金门炮兵突然先我开炮。显然不像前次盲目乱射，而是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集中轰击莲河、大嶝、围头解放军炮阵地，发弹3500余发，凶狠而猛烈。目的很明显：报复昨日挨打；掩护料罗湾内的卸载。
解放军各种火炮二百余门立即反击压制，45分钟内发弹9808发，效果良好。其中仍以海岸炮集火射击料罗湾内敌舰，“中海”被命中2发，率领船团仓惶南撤。
敌舰被撵出窝了！等的就是这一刻。天界寺向定台湾下达了出击令。
振铃。彭德清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张逸民184号指挥艇上。
彭：我已向周总理和总参立了军令状，一定要击沉他一条大家伙，你有把握吗？
张：请首长放心，保证不让敌舰跑掉。
彭：你要先集中兵力干掉一条，有可能时，再打另一条。
张：明白。
彭：干掉一条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干掉两条超额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们记功！
张：首长，我有信心！
18时10分，在张逸民率领下，6艘鱼雷艇成单纵队向着战区全速疾进。
落日已敛住光芒，像一个红红的大苹果挂在天边。鸥鸟抖动满身的余晖，围绕高昂的艇首穿梭掠过。解脱了幽闭、终于得见天日的快艇恰如脱缰之马，嘶鸣着，在蔚蓝色的草原上奋蹄驰奔。艇后，螺旋桨喷出狭长壮美的白练，像战斗机尾翼后的气浪，龙卷凤舞……
18时30分，艇队通过东碇岛西北方向。岛上敌人发现，用高炮进行拦阻射击。早在监侯的我海岸炮立即开火，连放三群，敌炮变成了哑巴。艇队不减速，羽矢般顺利闯关。
18时40分，指挥艇雷达荧光屏显现出“台生”和“中海”的亮点，位于左舷30度、距离13海里处。张逸民稍稍调整航行方位，继续鼓浪前进。蓦然间，海平线上出现几个黑点，敌舰！其身影已可目视。
18时50分，月亮与太阳于瞬息间完成了夜与昼的交接，一片耀目的金色从海面淡然褪去，天变得更高更远，海变得更深更阔，远远的，黑点在视界内逐渐放大，已能对那些火柴棍长短的灰影进行肉眼辨别，前面是“台生”，后面是“中海”，两翼，还环侍着大、小猎潜舰各一艘，炮艇两艘。其右翼的防御相对薄弱。张逸民下达命令：一中队攻击“台生”，二中队攻击“中海”，展开冲击队形，从敌舰右翼突袭！
敌我舰距急速缩短。
30链。敌舰仍未发现鱼雷艇队。
15链。敌人显然已经发现，但仍未作出“这是敌人”的判断，竟打开信号灯发出“询问”信号。张逸民笑了，真想用信号灯给以答复：笨蛋，连共军鱼雷艇都不认识！他知道，成功已经摸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了。
4链。敌舰终于恍然大悟，从酣睡中骤醒，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舰上40毫米、20毫米速射炮慌乱开火，把海面打起无数水柱。但，晚矣，它连一个转向规避的动作也来不及做了。
2链。“台生”庞大的黑色舰体小山一样横亘在眼前，张逸民迎着弹雨，对着话筒，吼出了那个凝聚了多少奋斗、忍受了多少煎熬终于得以一吼为快的字：放！
数枚鱼雷像矫燕出巢；从发射管中翩翩飞出，以极优美的泳姿轻灵入海。这些身材修长活泼可爱的小家伙，它们一旦和海水接触，似乎就变成了有意志有生命的精灵，海脉嬉水般快乐地掀动浪花，心急火燎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去实现它在这世界上所以诞生、存在的全部价值。
数秒之后，先是两个把大海照同白昼的闪电，然后是两声欲把天空撕裂的响雷，犹如海底火山猛烈爆发，又如红日溅落洋面，眨眼间，“台生”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火球，美丽燃烧。
一中队3条鱼雷艇擦着垂死挣扎的“台生”，呼啸着打一个潇洒的旋，检阅一下自己所创造的胜利，掉头而去。侧目观看，可见二中队也正把他们的“宝贝”奉献给加速开溜的“中海”。
奇景再现：电闪。雷鸣。火球。
回眸一瞥，“台生”已无踪影。
事情过去了很久，台湾书刊才逐渐披露，“台生”、“中海”两船上除水手外，装载的都是好不容易从炮火下救运出来的数百重伤兵，还有六十几个男女康乐队（文工团）队员和几十位医生、护士：
长程的敌炮，经过高高的抛物线，翻过了山头，落角已接近九十度，几乎是垂直的落下。炮弹炸开，肩负战地救伤疗患重任的医护人员，就这样，有的死去，有的重伤。
防卫部希望将所有的重伤患，都后送台湾继续治疗。另外还有军部所属康乐队男女队员六十余人，因无必要留置战地，决定一并后送台湾。
一百余位重伤患，每人都必须躺在担架上被抬走。敌人炮火蹂躏所致的重伤患，现在又暴露在敌人炮火蹂躏下。重伤患不保，护送他们的人也不保。
后送的路途，危险而漫长。胡司令极为关心，他命令代理参谋长常持
琇督导后送作业。常持琇到达料罗湾时，两艘船正在昏暗夜色中抢滩。
敌炮说来就来，常持琇决定分秒必争，将伤患迅速抬送船上，舰艇迅速退滩。
现场正好有二十余位成功队队员，他们凭着矫健的身手，袍泽的豪情，不待命令，自动前来支援抬送。康乐队男队员也参加搬运和搀扶，女队员充当临时护士。
不到二十分钟，岸上人员车辆已清理完毕，舰艇砍断锚链，即行退滩。约五分钟后，舰艇已驶过了鱼港突出部，敌人疯狂炮击接着开始，刚才的备战地区，密集的落了弹。
船舰驶远，重伤患多难的命运，却还没结束。
负责载运重伤患的，是“台生轮”和海军二○一号舰（中海）。
两船到了料罗湾外海，敌炮追踪射击四百多发，二○一舰四周弹痕累累，舰长郑本基的脸上也被破片击伤。左眼几乎看不到东西。
晚上八点左右，二○一舰已离开了敌炮射程，台生轮在二○一的左侧。突然二○一舰雷达报传警告：“快速目标正向我方两舰伏击围攻！”郑本基舰长正要采取行动，台生轮已被击中要害。郑舰长下令二○一舰航靠台生轮，全力营救船上所搭载的金门重伤患，另一方面和敌鱼雷快艇展开激战。
台生轮沉没，未几，六艘敌艇转移集中目标，环攻二○一舰，先后进袭五次，发射鱼雷八枚，二○一舰技巧的闪避了七枚，最后一枚在夹攻雷群的状况下，击中二○一舰舰尾，后段严重受损，车舵、电机也故障失灵，电力全部中止，海水已冲入后段底舱。
官兵死伤枕藉，舰体重伤。原搭载的是陆军重伤患，现在增加了海军重伤患。伤舰载伤兵，二○一舰一方面发出求救信号，一方面以密集炮火击沉敌艇一艘，重创一艘。
在距离左前方一万二十码的海面上，我海军二四七号舰接到二○一舰的求救信号。二四七舰很快赶来。
一阵左冲右突，二四七舰驱散敌人，靠近重伤的友舰，要将二○一舰拖回澎湖。小舰拖大舰，负担超过了二四七舰的能力。而且，二四七舰的任务是战斗、运补，不拖船，舰上没有拖船专用设备。
不管有无能力，冯舰长一心一意拖二○一舰脱险。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两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缆相联，共苦同难。敌人更不放过它们，鱼雷快艇三十余艘、炮艇十余艘、机炮艇四十余艘，轮番攻击二四七舰五、六次（注：此情节已经太离谱，如是，两舰焉能生还？）。
二四七舰的八寸麻缆拖断了，换成钢缆。钢缆再断，最后以后锚的锚链取代。
从五十三后方医院到料罗，到台生轮沉没，转二○一舰。二○一舰重伤，转二四七舰。医护人员成了重伤患。伤患人数增加。转移一次又一次，陆军伤患再加上海军伤患。在敌人炮火追击下，在敌人舰艇袭扰下，在汹涌波涛颠簸下，重伤患一增再增，伤情火上加油，凡幸免于难的，二十一个钟头以后，才到了澎湖，才真正获救。
郑本基舰长说：“我带着无限悲痛的心情，携着刻字的铜质精制香炉，一一前往遗属家中向他们慰唁并吊祭死者。遗属们第一句话就问我‘舰长，这骨灰有没有弄错？’我即肯定回答‘不会的，焚化是我们亲手点的火，也是我亲手捡的骨灰，错不了的。’对一个为国捐躯，壮烈成仁烈士的家属，我只有用一句最实在的话来回答，因为它更代表千万句安慰的语言。”
“台生”和“中海”上到底有多少人“壮烈成仁”？不知道。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中海”的郑舰长还能携带“烈士骨灰”去慰问遗属，“台生”的舰长跑哪去了？他和他的弟兄们没有骨灰，同舰体一起沉入了海底，作了料罗湾的永久“居民”，无一生还。
保守的估计，两船死亡者起码二百，大概还远不止此数。
“八·二四”海战早已成为历史的旧章，当我怀着渴望窥见真实的好奇心抖落三十载积尘、翻开披阅它时，眼前倏然浮出这样的画面：
撕碎一切的炸响过后，舷壁被凿出可怕的巨洞；海水原子弹冲击波般涌进船舱；死尸横陈；缺胳膊少腿的伤兵们惊吓哭嚎，任凭巨浪将他们一口一口吞噬；头脑四肢尚健全者来不及取救生器具，下饺子般投入大海，作徒劳、绝望的挣扎……地狱搬到了海上，海上上演着一出血淋淋的“世界末日”。
我承认，尽管死的都是“敌人”，但仍为如此众多的性命于一瞬间化为冥魂而感到了精神上的震撼。他们在跌入死亡深渊时的种种痛苦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将他们全部干净彻底歼灭之的快意，毕竟，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毕竟，他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数百人的一去不还将导致数千人的永恒哀恸。
战争的另一个名字叫“残酷”。
古来，中国的统一无一不是依赖战争得以实现。为了大一统，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怎样的“残酷”都值得。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找到了战争以外的方式把分裂的国土重新粘合在一起，不再有兵戎相见的“残酷”，却能头顶同一块蓝天脚踩同一方土地而和睦共处之，所有想来离间插足的洋鬼子都滚他娘的蛋，那么，这无疑标志，伴随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个民族理性的进化和文明的提升。
有关统一的史书每一页都值得后人珍惜。但并不等于每一页上的故事，都值得后人复制和重演。
19时30分，张逸民率鱼雷艇队返航。
鱼雷放尽，这些叫人望之生畏的小艇便成了拔去尾针的蜜蜂，对任何天敌都不再具有威慑。清醒过来的敌舰开始同他们“秋后算账”，曳光弹瓢泼雨般紧紧追逐它们，使它们付出微小但同等“残酷”的代价。</P>
8月22日夜，浓重的黑暗在金厦海峡竖起一道看不透的墙。那一边，国民党军弟兄们又平安无事度过一天，可以伸伸懒腰冲个凉，倒头睡个囫囵觉了。这一边，睡了一天的解放军弟兄们却夜猫子似的精神抖擞起来，大战前夕的各项准备已经进入最高潮。
一切又都在一种蹑手蹑脚不慌不乱的状态之中井然有序地操作着运行着，像猎手端着枪按照预先勘察好的路线悄然接近猎物的洞穴。
鱼雷艇一大队终于接到起锚令，在虎屿锚地被“禁闭”了一个多月的水兵忽喇喇从舷床上弹射起来，压低嗓门，发出一片“噢”、“噢”的欢呼声。不能开灯，也不能打手电，一双双闪烁着幽光的瞳仁，却能于黑暗中互相碰击、感应，交流着苦盼久等到的激奋和欣悦。你我拍打一下肩头，紧紧握握手，相同的信念和情感已在不言之中默默传达。
十分钟后，全体各就各位。艇队出航。哗哗的海浪像在深沉地吟唱一首流传久远的出征曲，再次为披坚执锐的勇士送行。千百年来，慈母一样映照着长城和边关的月亮，又一次用她光洁轻柔的手爱怜地抚摸水兵那一张张显露坚强与刚毅的面庞，用一层明亮的古铜色油彩，烘托渲染着他们平凡中的伟大。他们身后，是枪炮声早已止息安宁平静的土地，他们前方，却仍然是吉凶难卜的疆场，为了这个民族最为古老的传统和理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跨过和平与战争的临界，不惜将鲜血溶进那飞溅的浪花，讨回一张没有残缺的祖国版图。
为了避开金门雷达，艇队成单纵队，紧靠大陆海岸线，一艘紧跟一艘向前游动。单发。低速。闭灯。消音器。无线电静默。如山猫匍进，航经鼓浪屿、武安屿、青屿、浯屿，悄然抵达出击待机地镇海角定台湾。
从地图上看便一目了然，金厦海域大陆海岸线是一个弧度很大的弯月形，东北角尖，是围头，西南角尖，即镇海角。两“尖”以犄角之势，刚好将大、小金门钳含于“弯月”怀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镇海角制高点为烟墩山，因早年郑成功垒置烽火台而得名，现设有海军雷达站，刘建廷将它作为鱼雷艇编队的岸上指挥所。烟墩山侧背，即定台湾。舰船进湾，因有烟墩山阻挡，与金门不能互视，作为出击锚地，十分理想。
抵达后，依据在虎屿时的伪装如法炮制：12条机帆船每船携带一艘鱼雷艇，船在外，升帆以为遮挡。先敷设防空网，怕不保险，再加上横七竖八的破旧渔网。对陆路和海路均实行封锁。禁用无线通话，架设有线电话线同岸上指挥所联络……
一切就绪，朝阳刚好睁开惺松的睡眼，迸射出第一道火焰，给天空抹一层浅淡的金黄。
彭德清驱车前往视察。站于高处，举目扫视，不知艇队藏身何处。经人指点，仔细看，还是不大看得出，高兴道：我两个眼睛可都是1.5呐，我不相信，胡琏的视力比我还好。
8月23日傍晚的炮击，定台湾内的水兵们无缘观风景，只能听大戏，远处爆豆般的炮声刺激得他们在艇舱内摩拳擦掌猴急猴跳，张逸民几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任务，刘建廷回答：不要再问了，今晚你的任务是“睡觉”。
8月24日，白天无战事。昨天被击伤之“台生”号，安全感十足地停泊在料罗湾以南2海里大陆火炮射程之外处。并发现又从澎湖开来“中海”、“美颂”等3艘登陆舰，运载六百余名士兵和七百余吨物资，进入料罗湾准备卸载。
17时18分，金门炮兵突然先我开炮。显然不像前次盲目乱射，而是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集中轰击莲河、大嶝、围头解放军炮阵地，发弹3500余发，凶狠而猛烈。目的很明显：报复昨日挨打；掩护料罗湾内的卸载。
解放军各种火炮二百余门立即反击压制，45分钟内发弹9808发，效果良好。其中仍以海岸炮集火射击料罗湾内敌舰，“中海”被命中2发，率领船团仓惶南撤。
敌舰被撵出窝了！等的就是这一刻。天界寺向定台湾下达了出击令。
振铃。彭德清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张逸民184号指挥艇上。
彭：我已向周总理和总参立了军令状，一定要击沉他一条大家伙，你有把握吗？
张：请首长放心，保证不让敌舰跑掉。
彭：你要先集中兵力干掉一条，有可能时，再打另一条。
张：明白。
彭：干掉一条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干掉两条超额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们记功！
张：首长，我有信心！
18时10分，在张逸民率领下，6艘鱼雷艇成单纵队向着战区全速疾进。
落日已敛住光芒，像一个红红的大苹果挂在天边。鸥鸟抖动满身的余晖，围绕高昂的艇首穿梭掠过。解脱了幽闭、终于得见天日的快艇恰如脱缰之马，嘶鸣着，在蔚蓝色的草原上奋蹄驰奔。艇后，螺旋桨喷出狭长壮美的白练，像战斗机尾翼后的气浪，龙卷凤舞……
18时30分，艇队通过东碇岛西北方向。岛上敌人发现，用高炮进行拦阻射击。早在监侯的我海岸炮立即开火，连放三群，敌炮变成了哑巴。艇队不减速，羽矢般顺利闯关。
18时40分，指挥艇雷达荧光屏显现出“台生”和“中海”的亮点，位于左舷30度、距离13海里处。张逸民稍稍调整航行方位，继续鼓浪前进。蓦然间，海平线上出现几个黑点，敌舰！其身影已可目视。
18时50分，月亮与太阳于瞬息间完成了夜与昼的交接，一片耀目的金色从海面淡然褪去，天变得更高更远，海变得更深更阔，远远的，黑点在视界内逐渐放大，已能对那些火柴棍长短的灰影进行肉眼辨别，前面是“台生”，后面是“中海”，两翼，还环侍着大、小猎潜舰各一艘，炮艇两艘。其右翼的防御相对薄弱。张逸民下达命令：一中队攻击“台生”，二中队攻击“中海”，展开冲击队形，从敌舰右翼突袭！
敌我舰距急速缩短。
30链。敌舰仍未发现鱼雷艇队。
15链。敌人显然已经发现，但仍未作出“这是敌人”的判断，竟打开信号灯发出“询问”信号。张逸民笑了，真想用信号灯给以答复：笨蛋，连共军鱼雷艇都不认识！他知道，成功已经摸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了。
4链。敌舰终于恍然大悟，从酣睡中骤醒，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舰上40毫米、20毫米速射炮慌乱开火，把海面打起无数水柱。但，晚矣，它连一个转向规避的动作也来不及做了。
2链。“台生”庞大的黑色舰体小山一样横亘在眼前，张逸民迎着弹雨，对着话筒，吼出了那个凝聚了多少奋斗、忍受了多少煎熬终于得以一吼为快的字：放！
数枚鱼雷像矫燕出巢；从发射管中翩翩飞出，以极优美的泳姿轻灵入海。这些身材修长活泼可爱的小家伙，它们一旦和海水接触，似乎就变成了有意志有生命的精灵，海脉嬉水般快乐地掀动浪花，心急火燎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去实现它在这世界上所以诞生、存在的全部价值。
数秒之后，先是两个把大海照同白昼的闪电，然后是两声欲把天空撕裂的响雷，犹如海底火山猛烈爆发，又如红日溅落洋面，眨眼间，“台生”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火球，美丽燃烧。
一中队3条鱼雷艇擦着垂死挣扎的“台生”，呼啸着打一个潇洒的旋，检阅一下自己所创造的胜利，掉头而去。侧目观看，可见二中队也正把他们的“宝贝”奉献给加速开溜的“中海”。
奇景再现：电闪。雷鸣。火球。
回眸一瞥，“台生”已无踪影。
事情过去了很久，台湾书刊才逐渐披露，“台生”、“中海”两船上除水手外，装载的都是好不容易从炮火下救运出来的数百重伤兵，还有六十几个男女康乐队（文工团）队员和几十位医生、护士：
长程的敌炮，经过高高的抛物线，翻过了山头，落角已接近九十度，几乎是垂直的落下。炮弹炸开，肩负战地救伤疗患重任的医护人员，就这样，有的死去，有的重伤。
防卫部希望将所有的重伤患，都后送台湾继续治疗。另外还有军部所属康乐队男女队员六十余人，因无必要留置战地，决定一并后送台湾。
一百余位重伤患，每人都必须躺在担架上被抬走。敌人炮火蹂躏所致的重伤患，现在又暴露在敌人炮火蹂躏下。重伤患不保，护送他们的人也不保。
后送的路途，危险而漫长。胡司令极为关心，他命令代理参谋长常持
琇督导后送作业。常持琇到达料罗湾时，两艘船正在昏暗夜色中抢滩。
敌炮说来就来，常持琇决定分秒必争，将伤患迅速抬送船上，舰艇迅速退滩。
现场正好有二十余位成功队队员，他们凭着矫健的身手，袍泽的豪情，不待命令，自动前来支援抬送。康乐队男队员也参加搬运和搀扶，女队员充当临时护士。
不到二十分钟，岸上人员车辆已清理完毕，舰艇砍断锚链，即行退滩。约五分钟后，舰艇已驶过了鱼港突出部，敌人疯狂炮击接着开始，刚才的备战地区，密集的落了弹。
船舰驶远，重伤患多难的命运，却还没结束。
负责载运重伤患的，是“台生轮”和海军二○一号舰（中海）。
两船到了料罗湾外海，敌炮追踪射击四百多发，二○一舰四周弹痕累累，舰长郑本基的脸上也被破片击伤。左眼几乎看不到东西。
晚上八点左右，二○一舰已离开了敌炮射程，台生轮在二○一的左侧。突然二○一舰雷达报传警告：“快速目标正向我方两舰伏击围攻！”郑本基舰长正要采取行动，台生轮已被击中要害。郑舰长下令二○一舰航靠台生轮，全力营救船上所搭载的金门重伤患，另一方面和敌鱼雷快艇展开激战。
台生轮沉没，未几，六艘敌艇转移集中目标，环攻二○一舰，先后进袭五次，发射鱼雷八枚，二○一舰技巧的闪避了七枚，最后一枚在夹攻雷群的状况下，击中二○一舰舰尾，后段严重受损，车舵、电机也故障失灵，电力全部中止，海水已冲入后段底舱。
官兵死伤枕藉，舰体重伤。原搭载的是陆军重伤患，现在增加了海军重伤患。伤舰载伤兵，二○一舰一方面发出求救信号，一方面以密集炮火击沉敌艇一艘，重创一艘。
在距离左前方一万二十码的海面上，我海军二四七号舰接到二○一舰的求救信号。二四七舰很快赶来。
一阵左冲右突，二四七舰驱散敌人，靠近重伤的友舰，要将二○一舰拖回澎湖。小舰拖大舰，负担超过了二四七舰的能力。而且，二四七舰的任务是战斗、运补，不拖船，舰上没有拖船专用设备。
不管有无能力，冯舰长一心一意拖二○一舰脱险。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两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缆相联，共苦同难。敌人更不放过它们，鱼雷快艇三十余艘、炮艇十余艘、机炮艇四十余艘，轮番攻击二四七舰五、六次（注：此情节已经太离谱，如是，两舰焉能生还？）。
二四七舰的八寸麻缆拖断了，换成钢缆。钢缆再断，最后以后锚的锚链取代。
从五十三后方医院到料罗，到台生轮沉没，转二○一舰。二○一舰重伤，转二四七舰。医护人员成了重伤患。伤患人数增加。转移一次又一次，陆军伤患再加上海军伤患。在敌人炮火追击下，在敌人舰艇袭扰下，在汹涌波涛颠簸下，重伤患一增再增，伤情火上加油，凡幸免于难的，二十一个钟头以后，才到了澎湖，才真正获救。
郑本基舰长说：“我带着无限悲痛的心情，携着刻字的铜质精制香炉，一一前往遗属家中向他们慰唁并吊祭死者。遗属们第一句话就问我‘舰长，这骨灰有没有弄错？’我即肯定回答‘不会的，焚化是我们亲手点的火，也是我亲手捡的骨灰，错不了的。’对一个为国捐躯，壮烈成仁烈士的家属，我只有用一句最实在的话来回答，因为它更代表千万句安慰的语言。”
“台生”和“中海”上到底有多少人“壮烈成仁”？不知道。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中海”的郑舰长还能携带“烈士骨灰”去慰问遗属，“台生”的舰长跑哪去了？他和他的弟兄们没有骨灰，同舰体一起沉入了海底，作了料罗湾的永久“居民”，无一生还。
保守的估计，两船死亡者起码二百，大概还远不止此数。
“八·二四”海战早已成为历史的旧章，当我怀着渴望窥见真实的好奇心抖落三十载积尘、翻开披阅它时，眼前倏然浮出这样的画面：
撕碎一切的炸响过后，舷壁被凿出可怕的巨洞；海水原子弹冲击波般涌进船舱；死尸横陈；缺胳膊少腿的伤兵们惊吓哭嚎，任凭巨浪将他们一口一口吞噬；头脑四肢尚健全者来不及取救生器具，下饺子般投入大海，作徒劳、绝望的挣扎……地狱搬到了海上，海上上演着一出血淋淋的“世界末日”。
我承认，尽管死的都是“敌人”，但仍为如此众多的性命于一瞬间化为冥魂而感到了精神上的震撼。他们在跌入死亡深渊时的种种痛苦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将他们全部干净彻底歼灭之的快意，毕竟，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毕竟，他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数百人的一去不还将导致数千人的永恒哀恸。
战争的另一个名字叫“残酷”。
古来，中国的统一无一不是依赖战争得以实现。为了大一统，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怎样的“残酷”都值得。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找到了战争以外的方式把分裂的国土重新粘合在一起，不再有兵戎相见的“残酷”，却能头顶同一块蓝天脚踩同一方土地而和睦共处之，所有想来离间插足的洋鬼子都滚他娘的蛋，那么，这无疑标志，伴随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个民族理性的进化和文明的提升。
有关统一的史书每一页都值得后人珍惜。但并不等于每一页上的故事，都值得后人复制和重演。
19时30分，张逸民率鱼雷艇队返航。
鱼雷放尽，这些叫人望之生畏的小艇便成了拔去尾针的蜜蜂，对任何天敌都不再具有威慑。清醒过来的敌舰开始同他们“秋后算账”，曳光弹瓢泼雨般紧紧追逐它们，使它们付出微小但同等“残酷”的代价。</P>
(五)隐蔽接敌<P>
原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陆其明老人说：
1958年“八·二四”海战的海上指挥员张逸民，是鱼雷六支队一大队的参谋长，副营级，军衔好像是上尉。此人在海军里边算得上是能打的啦，海军一共打沉了多少敌舰？反正里边有他们三条半。前边一条是1955年在大陈水域击沉的“洞庭号”。中间一条半就是1958年在料罗湾击沉击伤的“台生”、“中海”号。后面一条是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击沉的“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张对海军是有大功的人。就说打“洞庭”号那次吧，他是在夜间、单艇、独雷、六级风浪、按规定不能出海的情况下打掉的，我写3篇报道登在苏联的《红星报》上，苏联海军很佩服，说二次大战也没有这样的战例呀，把他捧上了天。我们自己有人不服气，认为张逸民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我说打胜仗确实有运气，但科学看里面又有必然性的基
础，张逸民碰上了能打掉，换个别人可能就打不掉。张逸民训练严格，勇敢胆儿大，加上动脑子、聪明点子多，又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是块很好的海军材料。
刘建廷老人说：
张逸民这个小子，打仗行！我一生就爱两样人，一是有才的，再一个就是能打的，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拿得下山头的。在海军讲战功，谁能超过张逸民？
“八·二四”海战前开作战会议，我说海上张逸民指挥，陆上我指挥。一大队副大队长尹大法是1938年的老兵，还有意见，闹了点情绪，我说，你意见个啥嘛，说实话，咱俩到了海上，都比不上张逸民这小子，海上他比谁都精通我是党委书记，当时就这么拍板定了。我只相信一条，能打就是好家伙。海上叫张逸民指挥！
1993年8月的一天，我在南京海军干休所找到了正师级离休干部张逸民老人。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通过握手获得的，他的厚而硬的大手像钳子握得我虎口隐隐作痛，一种内在力量的信息立即传递给我。这是一位体魄魁梧强健的老人，黝黑发光的四方脸，凸隆结实的胸肌臂肌，中气十足的嗓音，像几笔粗粗的线条，勾勒出一尊东北汉子铁铮铮的形象来。我觉得，如果来一场友谊拳击或摔跤赛，我这个四十出头的“书生”恐怕不是眼前六十五岁长者的对手。
“别看我六十多了，全身零件从大到小没一点毛病哩。”老人不无几分自豪地笑道。
每天坚持跑、跳、单双杠、门球等体育锻炼，是老人当海军后养成的习惯，几十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
老人健康乐观，我自然高兴。但温热的高兴中也掺入了些许寒凉的感伤。如果有人告诉你，眼前这位体力精力旺盛、对国家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已整整二十几年没有工作了，像一台状态良好的设备，被长久地锁在仓库里形同废铁，默默地锈蚀氧化，你会作何想？
我用眼下颇为时髦的方式提问：
您一生最得意的事？
当海军，打掉了三条半。
您一生最糟心的事？
下半辈子没为海军做任何贡献，光领俸禄不出力，心里有愧啊。
您现在最想干的事？
为海军再做点什么。做什么都行。
我是1946年7月在东北参的军，四野六纵，43军。在团部当过书记，师部当过作战参谋，参加过打长春、四平、辽阳、鞍山，辽西会战，然后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
全国解放，建设海军，从陆军中选人。我当时算有点文化的，首长都不愿放我。但我心里乐意当海军，因为打海南渡海时吃了敌人军舰的亏，我们的木船被狗日的军舰打沉了好几条，那时就想，我坐的如果也是兵舰，一定好好治治那些王八蛋。
在苏联，敢上鱼雷艇的就算半个英雄，因为鱼雷艇被比喻是“海上爆破手”，“海上送炸药包的”，近距作战，危险性很大。我说，我愿到青岛三海校学鱼雷，危险我不怕，只要有仗打，能到第一线。
三海校，我是同期中第一个放的单航，比一般人少一半时间。苏联顾问挺看得起我，说，“达哇立士”张（张同志），在苏联，你能得很多很多卢布。他们那儿，节约了航油，可以折成钞票奖给个人。
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海战是1955年1月10日晚上在东海打“洞庭”号。现在回想，当时年轻，胆子也确实大，暗夜、浪高，我又是单艇独雷，换个人真不一定敢走，我楞是带一条艇闯出去了。天寒地冻，那个冷啊，别提了，甲板上冻了手指厚的一层冰，滑得不能走人，12.7机枪管，结满了冰，月光下像两根白蜡一样。我胸前系一条围巾，也冻成冰疙瘩了。海浪迎面打来，海水从脖领灌进去，一直冷到臀部、小便、两腿根，回来后，脚面冻得像个馒头。好在月亮刚出来，能见度不错，老远就看到了“洞庭”号的影子，我悄悄靠近它，也就是一链的距离，亲自扳的发射把，打在它的当中。这是一条美国造，密封好，6小时以后它才沉没。后来我们潜水员下去看，在海底它断成了两截，不在一处。一条雷就要了几百吨的“洞庭”号一条命，我觉得干鱼雷艇是干对了，再苦再累再冷心里也高兴。而且，有了头一回胜仗，以后出海，心里不打怵了。
1958年8月23日傍晚，盼了好久的炮击开始了，我们在定台湾看不到听得到，天边轰轰轰打闷雷一样，无数很重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对我们鱼雷兵来讲，好比战鼓擂得心里很痒痒，还没接到出击命令哩，我就让各艇开始暖机。鱼雷艇的发动机和喷气战斗机是一样的，润滑油必须加温到43’，才能跑高速。个人的、参战艇的决心书、保证书送到我这里一大摞，同志们的口号是“大炮欢迎，鱼雷送行”，准备和国民党海军拉开架式大干一场。帮我们伪装的船老大看到我们要出去打仗都流泪，一个老汉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不简单，我活了六十几岁，还没看过军队打仗这么高高兴兴的哩，像跟去看大戏一样。
结果23日我们没打成，24日傍晚接到副支队长刘建廷的命令，说敌人逃跑了，立即出击。我马上把各艇长叫到我的指挥艇上，作一次战前交待，其实讲的很简单，中心思想几句话，要保证做到“三不放”。第一，距离
不到不放，进入三链500米以内再发射，谁打早了放跑了敌人，回来算账。第二，角度不好不能打，敌向角，即我们攻击方向和敌航向构成的角度，要呈扇面状，必须大于45°，小于100°。第三，战斗状态不稳不能发射，艇身不能左右摇摆，要很稳很稳才成。
我们一共出动了6条艇，一中队的184、175、103号和二中队的180、105、178号。184为指挥艇，180为预备指挥艇。我在184上，跑在最前边。鱼雷艇打仗和骑兵打仗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冲锋时，首长在前自身引导带队冲，如果我被打掉，预备指挥艇马上自动接替指挥。所以，干鱼雷艇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不怕死，而且死的可能性也确实比较大，谁叫你爱上这一行呢，那没有办法。
18时10分，我们以单纵队出击接敌。记得太阳离落山还有好大一截哩，海面微风小浪，能见度大于5海里，是一个适宜鱼雷艇攻击的好天侯。但一出海就遇到了麻烦，我还没有开足马力，其它5条艇都掉了队，耳机里有人喊“加速加不上！”我就叫184也加速试一试，果然，一挂高速档发动机就冒黑烟，艇速却上不去，像一台在泥地里往前拱的拖拉机。用不着检查，我知道是海蛎子在捣乱。你大概也知道吧，鱼雷艇跑高速，艇底部必须保持光滑清洁，最大限度减少海水的阻力，这同滑雪板越光滑越好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鱼雷艇只要三天不出海，艇底就会长满密密麻麻黄豆粒大小的海蛎子，正常情况下，清除很容易，我带着艇队到海上跑一圈最高速，等于每秒二十几米流速的海水就把还没长结实的海蛎子全部冲刷掉了。每次总参、海军来检查装备，我的艇都是保养最好的。这一回不行喽，在厦门不挪窝隐蔽待命二十多天，艇底的海蛎子全长到墨水瓶盖那么大，趴得死死的，战士们怕到时候艇跑不动，每天轮换潜到艇底用刮锈板刮，脊背、胳膊腿被海蛎子壳割出一道道伤痕流血不止仍坚持干，管点用吧，但已不可能彻底弄干净了。我也是头一回领教，海蛎子这玩艺真他妈讨厌，平常训练我敢开到55节，现在只能开到27至28节。鱼雷艇的优长就是一个高速嘛，速度上不去，对“八·二四”海战的影响简直太大了！
出了定台湾，艇队90°左转弯，我就彻底亮相了。航路上，有一个敌占的小岛——东碇岛，大太阳底下，我知道是要硬闯这一关的。果然，在距离4.5至5海里时，东碇敌人开炮了。小高炮、速射炮打得挺欢，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开。紧接着，我们的岸炮开始压制射，炮弹弹道低得不能再低，就贴着我们头顶划过，声音很响，像鸽子起飞，喀勒勒勒——，很快硝烟就把东碇岛完全遮盖住了，敌炮也哑了。现在回想，敌人方面的一个重大失策恐怕是通信不灵，如果这时候东碇立即把我艇队出动的情报报告其料罗湾舰队，我们突袭的计划大概会落空。而事实上，我们从东碇到料罗湾又走了近1小时，他的舰队仍然糊里糊余，可见敌人也乱了套了，他的情报是逐级上报的，机械、呆板，并且东碇到金门之间，金门到海上舰队之间，肯定哪个环节上传递不畅，导致贻误了战机。我虽然只有28节的航速，平均每秒钟也是10米啊，换一个角度讲，敌人的情报传递每延误1秒，就意味着危险向他的舰队迫近了10米，问题是，他整整延误了3500秒！其实，当时我不可能想那许多，鱼雷艇一旦出航就是离弦的箭，敌人发现也好不发现也好都是一码事了，我们不可能再缩回去，只有横下一条心，豁出命也要把鱼雷扛上去同他干！</P>
原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陆其明老人说：
1958年“八·二四”海战的海上指挥员张逸民，是鱼雷六支队一大队的参谋长，副营级，军衔好像是上尉。此人在海军里边算得上是能打的啦，海军一共打沉了多少敌舰？反正里边有他们三条半。前边一条是1955年在大陈水域击沉的“洞庭号”。中间一条半就是1958年在料罗湾击沉击伤的“台生”、“中海”号。后面一条是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击沉的“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张对海军是有大功的人。就说打“洞庭”号那次吧，他是在夜间、单艇、独雷、六级风浪、按规定不能出海的情况下打掉的，我写3篇报道登在苏联的《红星报》上，苏联海军很佩服，说二次大战也没有这样的战例呀，把他捧上了天。我们自己有人不服气，认为张逸民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我说打胜仗确实有运气，但科学看里面又有必然性的基
础，张逸民碰上了能打掉，换个别人可能就打不掉。张逸民训练严格，勇敢胆儿大，加上动脑子、聪明点子多，又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是块很好的海军材料。
刘建廷老人说：
张逸民这个小子，打仗行！我一生就爱两样人，一是有才的，再一个就是能打的，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拿得下山头的。在海军讲战功，谁能超过张逸民？
“八·二四”海战前开作战会议，我说海上张逸民指挥，陆上我指挥。一大队副大队长尹大法是1938年的老兵，还有意见，闹了点情绪，我说，你意见个啥嘛，说实话，咱俩到了海上，都比不上张逸民这小子，海上他比谁都精通我是党委书记，当时就这么拍板定了。我只相信一条，能打就是好家伙。海上叫张逸民指挥！
1993年8月的一天，我在南京海军干休所找到了正师级离休干部张逸民老人。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通过握手获得的，他的厚而硬的大手像钳子握得我虎口隐隐作痛，一种内在力量的信息立即传递给我。这是一位体魄魁梧强健的老人，黝黑发光的四方脸，凸隆结实的胸肌臂肌，中气十足的嗓音，像几笔粗粗的线条，勾勒出一尊东北汉子铁铮铮的形象来。我觉得，如果来一场友谊拳击或摔跤赛，我这个四十出头的“书生”恐怕不是眼前六十五岁长者的对手。
“别看我六十多了，全身零件从大到小没一点毛病哩。”老人不无几分自豪地笑道。
每天坚持跑、跳、单双杠、门球等体育锻炼，是老人当海军后养成的习惯，几十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
老人健康乐观，我自然高兴。但温热的高兴中也掺入了些许寒凉的感伤。如果有人告诉你，眼前这位体力精力旺盛、对国家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已整整二十几年没有工作了，像一台状态良好的设备，被长久地锁在仓库里形同废铁，默默地锈蚀氧化，你会作何想？
我用眼下颇为时髦的方式提问：
您一生最得意的事？
当海军，打掉了三条半。
您一生最糟心的事？
下半辈子没为海军做任何贡献，光领俸禄不出力，心里有愧啊。
您现在最想干的事？
为海军再做点什么。做什么都行。
我是1946年7月在东北参的军，四野六纵，43军。在团部当过书记，师部当过作战参谋，参加过打长春、四平、辽阳、鞍山，辽西会战，然后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
全国解放，建设海军，从陆军中选人。我当时算有点文化的，首长都不愿放我。但我心里乐意当海军，因为打海南渡海时吃了敌人军舰的亏，我们的木船被狗日的军舰打沉了好几条，那时就想，我坐的如果也是兵舰，一定好好治治那些王八蛋。
在苏联，敢上鱼雷艇的就算半个英雄，因为鱼雷艇被比喻是“海上爆破手”，“海上送炸药包的”，近距作战，危险性很大。我说，我愿到青岛三海校学鱼雷，危险我不怕，只要有仗打，能到第一线。
三海校，我是同期中第一个放的单航，比一般人少一半时间。苏联顾问挺看得起我，说，“达哇立士”张（张同志），在苏联，你能得很多很多卢布。他们那儿，节约了航油，可以折成钞票奖给个人。
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海战是1955年1月10日晚上在东海打“洞庭”号。现在回想，当时年轻，胆子也确实大，暗夜、浪高，我又是单艇独雷，换个人真不一定敢走，我楞是带一条艇闯出去了。天寒地冻，那个冷啊，别提了，甲板上冻了手指厚的一层冰，滑得不能走人，12.7机枪管，结满了冰，月光下像两根白蜡一样。我胸前系一条围巾，也冻成冰疙瘩了。海浪迎面打来，海水从脖领灌进去，一直冷到臀部、小便、两腿根，回来后，脚面冻得像个馒头。好在月亮刚出来，能见度不错，老远就看到了“洞庭”号的影子，我悄悄靠近它，也就是一链的距离，亲自扳的发射把，打在它的当中。这是一条美国造，密封好，6小时以后它才沉没。后来我们潜水员下去看，在海底它断成了两截，不在一处。一条雷就要了几百吨的“洞庭”号一条命，我觉得干鱼雷艇是干对了，再苦再累再冷心里也高兴。而且，有了头一回胜仗，以后出海，心里不打怵了。
1958年8月23日傍晚，盼了好久的炮击开始了，我们在定台湾看不到听得到，天边轰轰轰打闷雷一样，无数很重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对我们鱼雷兵来讲，好比战鼓擂得心里很痒痒，还没接到出击命令哩，我就让各艇开始暖机。鱼雷艇的发动机和喷气战斗机是一样的，润滑油必须加温到43’，才能跑高速。个人的、参战艇的决心书、保证书送到我这里一大摞，同志们的口号是“大炮欢迎，鱼雷送行”，准备和国民党海军拉开架式大干一场。帮我们伪装的船老大看到我们要出去打仗都流泪，一个老汉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不简单，我活了六十几岁，还没看过军队打仗这么高高兴兴的哩，像跟去看大戏一样。
结果23日我们没打成，24日傍晚接到副支队长刘建廷的命令，说敌人逃跑了，立即出击。我马上把各艇长叫到我的指挥艇上，作一次战前交待，其实讲的很简单，中心思想几句话，要保证做到“三不放”。第一，距离
不到不放，进入三链500米以内再发射，谁打早了放跑了敌人，回来算账。第二，角度不好不能打，敌向角，即我们攻击方向和敌航向构成的角度，要呈扇面状，必须大于45°，小于100°。第三，战斗状态不稳不能发射，艇身不能左右摇摆，要很稳很稳才成。
我们一共出动了6条艇，一中队的184、175、103号和二中队的180、105、178号。184为指挥艇，180为预备指挥艇。我在184上，跑在最前边。鱼雷艇打仗和骑兵打仗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冲锋时，首长在前自身引导带队冲，如果我被打掉，预备指挥艇马上自动接替指挥。所以，干鱼雷艇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不怕死，而且死的可能性也确实比较大，谁叫你爱上这一行呢，那没有办法。
18时10分，我们以单纵队出击接敌。记得太阳离落山还有好大一截哩，海面微风小浪，能见度大于5海里，是一个适宜鱼雷艇攻击的好天侯。但一出海就遇到了麻烦，我还没有开足马力，其它5条艇都掉了队，耳机里有人喊“加速加不上！”我就叫184也加速试一试，果然，一挂高速档发动机就冒黑烟，艇速却上不去，像一台在泥地里往前拱的拖拉机。用不着检查，我知道是海蛎子在捣乱。你大概也知道吧，鱼雷艇跑高速，艇底部必须保持光滑清洁，最大限度减少海水的阻力，这同滑雪板越光滑越好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鱼雷艇只要三天不出海，艇底就会长满密密麻麻黄豆粒大小的海蛎子，正常情况下，清除很容易，我带着艇队到海上跑一圈最高速，等于每秒二十几米流速的海水就把还没长结实的海蛎子全部冲刷掉了。每次总参、海军来检查装备，我的艇都是保养最好的。这一回不行喽，在厦门不挪窝隐蔽待命二十多天，艇底的海蛎子全长到墨水瓶盖那么大，趴得死死的，战士们怕到时候艇跑不动，每天轮换潜到艇底用刮锈板刮，脊背、胳膊腿被海蛎子壳割出一道道伤痕流血不止仍坚持干，管点用吧，但已不可能彻底弄干净了。我也是头一回领教，海蛎子这玩艺真他妈讨厌，平常训练我敢开到55节，现在只能开到27至28节。鱼雷艇的优长就是一个高速嘛，速度上不去，对“八·二四”海战的影响简直太大了！
出了定台湾，艇队90°左转弯，我就彻底亮相了。航路上，有一个敌占的小岛——东碇岛，大太阳底下，我知道是要硬闯这一关的。果然，在距离4.5至5海里时，东碇敌人开炮了。小高炮、速射炮打得挺欢，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开。紧接着，我们的岸炮开始压制射，炮弹弹道低得不能再低，就贴着我们头顶划过，声音很响，像鸽子起飞，喀勒勒勒——，很快硝烟就把东碇岛完全遮盖住了，敌炮也哑了。现在回想，敌人方面的一个重大失策恐怕是通信不灵，如果这时候东碇立即把我艇队出动的情报报告其料罗湾舰队，我们突袭的计划大概会落空。而事实上，我们从东碇到料罗湾又走了近1小时，他的舰队仍然糊里糊余，可见敌人也乱了套了，他的情报是逐级上报的，机械、呆板，并且东碇到金门之间，金门到海上舰队之间，肯定哪个环节上传递不畅，导致贻误了战机。我虽然只有28节的航速，平均每秒钟也是10米啊，换一个角度讲，敌人的情报传递每延误1秒，就意味着危险向他的舰队迫近了10米，问题是，他整整延误了3500秒！其实，当时我不可能想那许多，鱼雷艇一旦出航就是离弦的箭，敌人发现也好不发现也好都是一码事了，我们不可能再缩回去，只有横下一条心，豁出命也要把鱼雷扛上去同他干！</P>
(六)一锤定音<P>
18时40分，我的雷达在左舷30°、距离130链处发现了从料罗湾外窜的敌舰群，我就讲：“黄河，发现目标，准备战斗”，再说两句鼓励话。我打仗，讲话很少，这次战斗，一共讲了不到三十句，战后，总参通信兵部部长还专门表扬了我。平时训练，我很注意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作风，尽量少讲话，讲一句是一句。因为指挥员不管哪一级，讲话太多下面就疲塌了，你就没有威信了。我当参谋长、大队长，那可是绝对权威，老天下大雨，我说今天出海，没有人敢怀疑是不是出的去，都得给我撅屁股老老实实做准备。所谓权威，我理解，就是不讲废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钉钉砸坑，很有分量。由于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战场，难免有点紧张，我又下令，“各艇唱歌”，目的是要大家安定松弛一下，在最佳状态中完成各种动作。说来挺有趣，我们6条艇是一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一边向着敌人接近的。
60链时，根据雷达报告的方位，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灰黑的长条，开始模糊，逐渐清楚。继而又看到好多长条。按照比例，敌舰这时看我应该只是几个小黑点，我心里明白，他肯定还没有看到我。
30链时，左前方突然出现两个小目标，是敌人两条小炮艇，航向与我并行。正值黄昏，西南方偏亮，东北方略暗，我恰在亮处，他看我应该更清楚。我着实紧张了一下，让各艇把烟幕弹准备好。但两条敌艇居然无任何反应，我估计，我们刚打完炮，敌人可能惊魂未定，注意力都在金门那边。另外，他们的小艇也不一定装备有雷达。我又侥幸过了一关。
距敌4－5链时，敌人终于看到我了，打信号灯，一闪一闪和我联系。要打招呼早就同你打了，现在还联系个屁，恕我无礼啦，率领艇队一头就扎到敌舰堆里去了。进去没一分钟，敌人开炮，可惜晚了，“台生”、“中海”两条舰已经没地儿躲闪了。
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9时25分30秒，我率一中队三条艇在距“台生”号2－3链间以敌舷角70°左右的攻击扇面上占领了齐射阵位。也就是300米嘛，太近啦，我的整个视线里已全是敌人的这一条船了，敌水兵在甲板上乱作一团跑来跑去、敌舰首冲起的浪花看得清清爽爽。我喊了一声“打！”5条鱼雷嗖嗖嗖出去了，一共击中两枚，哪条艇打到的搞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性还是我的184指挥艇大，因为我居中攻击，位置最好。打完，我们立即作180°转向、脱离。刚刚转过来，就感到艇身猛烈震动，回头，先看到一个大火球，有多大呢？整个“台生”的舷翼都成了一个大太阳，比船体还高出一块，红里透黄，光芒耀眼。紧接着水柱从海底深处直冲上天，水柱高度，能有船体的三、四个高，非常壮观。水柱下落后，一切浓浓的白烟又升起来了，这时候，肉眼已看不到敌舰，它完全被烟雾盖住了。接下来，可以听到烟幕中发生连续不断的爆炸；不到5分钟，雷达兵就报告，“台生”已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我打过的几次海仗，数这条敌舰沉得最快。“台生”是国民党的一条大型登陆舰，4000多吨吧，当运输船用，满载，又运上去一些伤兵，几百人总是有的。战后，我说，我作孽哟，两发鱼雷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反正不可能有活的。
几乎是同一时间，二中队三条艇向与“台生”一般大的“中海”发起攻击。严格讲，二中队的战斗动作未按要求做，不够沉着准确，急于求成，没有进行编队齐射，而是依次单艇轮流发射，大大降低了命中率，6条鱼雷仅命中1条，打在“中海”的尾部，动力全部摧毁了，虽重创，但未能击沉它。
鱼雷艇就是这么个玩艺，两条雷放完，就成了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活靶子，战术动作只剩下一个，说好听点叫“撤”，说难听点是“逃”。我命令各艇释放烟雾，全速撤出战区。敌人炮舰上的速射炮下雨一样追着我们打。到了较安全海域，我叫雷达搜索观察，数来数去，一共撤出了五条。用电台呼叫，才知道175中弹负伤了。175回答，它还有一台发动机，可以
自己回去。这时候天色已黑下来，海面上一片烟雾，敌人的炮越打越凶，收拢编队已不可能，岸上又一个劲催我们速撤，于是，我下令各艇自行返航。
实际上，175伤得很重，他报告“自己可以回去”是好意，怕连累了整个艇队。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拼死回去搭救是犯了一个难以宽容的错误，现在想起来，依然很难过，很内疚。
直到下半夜，175仍未回来，呼叫没有反应，派炮艇去找也没找到，大家才意识到，它凶多吉少，八成是沉没了。本来，击沉击伤各一条大家伙，是个很大的胜仗，但全大队却没有一点喜庆气，刘建廷副支队长哭，我也哭，许多同志都掉了泪，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175上的战友担心啊。
第二天，不知哪传出的消息，说175负伤后，可能叫美国兵舰拖走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沉痛，但都不相信。彭德清司令员来看望我们，他安慰我们说：大家不要着急，照常吃饭，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和部队。
事实证明，彭司令员说得对，175是好样的，是咱海军的骄傲。
张逸民曾是海军的骄傲。显赫的战功为他铺设了一架步步登高的云梯，数年间，他的职务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出点头便荣升至基地司令员。但是，他大概也摆脱不了古来战将“操戈胜于野，放言毁于朝”的劫数，多少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却没能过得了“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这一关。他非常悲哀地成为“运动”的殉葬品。他没觉得太伤心，唯一的委屈是待到“问题”已所剩无几的一纸结论发下来，此生该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便是举家往干休所里搬迁了。
张逸民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同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瓜葛？什么也没有。我一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二不乱搞男女关系，三不贪污受贿，想想牺牲的战友，心里也就坦然了。那些年，我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解脱，还回鱼雷艇，干艇长，我的身体棒啊，六十岁上艇，我也敢同年轻小伙赛一赛！
陆其明老人说：张逸民是英模人物，“文革”中，谁都想利用他，这就使他“偏航”“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那时，我去看他，他很委屈，说：我认了。我说，你打“洞庭”号的勇气哪去了？以后，不管见到哪一级首长，我都为他鸣不平，说海上指挥打仗，功劳大要数张逸民。不讲历史唯物主义，还叫什么共产党人！我这人爱打抱不平，有那么一点当记者的良心公正吧。张这个人确实可惜了，没有“文革”，本可以为海军作更多贡献。
刘建廷老人说：张逸民，这个人倒楣在出名。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化革命整个都错了，否则，不是屁事都没得嘛？但我坚信一条，天安门城楼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毛泽东升起来的，这个变不了吧？鱼雷艇队的历史也是变不了的。</P>
18时40分，我的雷达在左舷30°、距离130链处发现了从料罗湾外窜的敌舰群，我就讲：“黄河，发现目标，准备战斗”，再说两句鼓励话。我打仗，讲话很少，这次战斗，一共讲了不到三十句，战后，总参通信兵部部长还专门表扬了我。平时训练，我很注意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作风，尽量少讲话，讲一句是一句。因为指挥员不管哪一级，讲话太多下面就疲塌了，你就没有威信了。我当参谋长、大队长，那可是绝对权威，老天下大雨，我说今天出海，没有人敢怀疑是不是出的去，都得给我撅屁股老老实实做准备。所谓权威，我理解，就是不讲废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钉钉砸坑，很有分量。由于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战场，难免有点紧张，我又下令，“各艇唱歌”，目的是要大家安定松弛一下，在最佳状态中完成各种动作。说来挺有趣，我们6条艇是一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一边向着敌人接近的。
60链时，根据雷达报告的方位，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灰黑的长条，开始模糊，逐渐清楚。继而又看到好多长条。按照比例，敌舰这时看我应该只是几个小黑点，我心里明白，他肯定还没有看到我。
30链时，左前方突然出现两个小目标，是敌人两条小炮艇，航向与我并行。正值黄昏，西南方偏亮，东北方略暗，我恰在亮处，他看我应该更清楚。我着实紧张了一下，让各艇把烟幕弹准备好。但两条敌艇居然无任何反应，我估计，我们刚打完炮，敌人可能惊魂未定，注意力都在金门那边。另外，他们的小艇也不一定装备有雷达。我又侥幸过了一关。
距敌4－5链时，敌人终于看到我了，打信号灯，一闪一闪和我联系。要打招呼早就同你打了，现在还联系个屁，恕我无礼啦，率领艇队一头就扎到敌舰堆里去了。进去没一分钟，敌人开炮，可惜晚了，“台生”、“中海”两条舰已经没地儿躲闪了。
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9时25分30秒，我率一中队三条艇在距“台生”号2－3链间以敌舷角70°左右的攻击扇面上占领了齐射阵位。也就是300米嘛，太近啦，我的整个视线里已全是敌人的这一条船了，敌水兵在甲板上乱作一团跑来跑去、敌舰首冲起的浪花看得清清爽爽。我喊了一声“打！”5条鱼雷嗖嗖嗖出去了，一共击中两枚，哪条艇打到的搞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性还是我的184指挥艇大，因为我居中攻击，位置最好。打完，我们立即作180°转向、脱离。刚刚转过来，就感到艇身猛烈震动，回头，先看到一个大火球，有多大呢？整个“台生”的舷翼都成了一个大太阳，比船体还高出一块，红里透黄，光芒耀眼。紧接着水柱从海底深处直冲上天，水柱高度，能有船体的三、四个高，非常壮观。水柱下落后，一切浓浓的白烟又升起来了，这时候，肉眼已看不到敌舰，它完全被烟雾盖住了。接下来，可以听到烟幕中发生连续不断的爆炸；不到5分钟，雷达兵就报告，“台生”已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我打过的几次海仗，数这条敌舰沉得最快。“台生”是国民党的一条大型登陆舰，4000多吨吧，当运输船用，满载，又运上去一些伤兵，几百人总是有的。战后，我说，我作孽哟，两发鱼雷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反正不可能有活的。
几乎是同一时间，二中队三条艇向与“台生”一般大的“中海”发起攻击。严格讲，二中队的战斗动作未按要求做，不够沉着准确，急于求成，没有进行编队齐射，而是依次单艇轮流发射，大大降低了命中率，6条鱼雷仅命中1条，打在“中海”的尾部，动力全部摧毁了，虽重创，但未能击沉它。
鱼雷艇就是这么个玩艺，两条雷放完，就成了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活靶子，战术动作只剩下一个，说好听点叫“撤”，说难听点是“逃”。我命令各艇释放烟雾，全速撤出战区。敌人炮舰上的速射炮下雨一样追着我们打。到了较安全海域，我叫雷达搜索观察，数来数去，一共撤出了五条。用电台呼叫，才知道175中弹负伤了。175回答，它还有一台发动机，可以
自己回去。这时候天色已黑下来，海面上一片烟雾，敌人的炮越打越凶，收拢编队已不可能，岸上又一个劲催我们速撤，于是，我下令各艇自行返航。
实际上，175伤得很重，他报告“自己可以回去”是好意，怕连累了整个艇队。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拼死回去搭救是犯了一个难以宽容的错误，现在想起来，依然很难过，很内疚。
直到下半夜，175仍未回来，呼叫没有反应，派炮艇去找也没找到，大家才意识到，它凶多吉少，八成是沉没了。本来，击沉击伤各一条大家伙，是个很大的胜仗，但全大队却没有一点喜庆气，刘建廷副支队长哭，我也哭，许多同志都掉了泪，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175上的战友担心啊。
第二天，不知哪传出的消息，说175负伤后，可能叫美国兵舰拖走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沉痛，但都不相信。彭德清司令员来看望我们，他安慰我们说：大家不要着急，照常吃饭，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和部队。
事实证明，彭司令员说得对，175是好样的，是咱海军的骄傲。
张逸民曾是海军的骄傲。显赫的战功为他铺设了一架步步登高的云梯，数年间，他的职务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出点头便荣升至基地司令员。但是，他大概也摆脱不了古来战将“操戈胜于野，放言毁于朝”的劫数，多少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却没能过得了“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这一关。他非常悲哀地成为“运动”的殉葬品。他没觉得太伤心，唯一的委屈是待到“问题”已所剩无几的一纸结论发下来，此生该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便是举家往干休所里搬迁了。
张逸民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同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瓜葛？什么也没有。我一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二不乱搞男女关系，三不贪污受贿，想想牺牲的战友，心里也就坦然了。那些年，我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解脱，还回鱼雷艇，干艇长，我的身体棒啊，六十岁上艇，我也敢同年轻小伙赛一赛！
陆其明老人说：张逸民是英模人物，“文革”中，谁都想利用他，这就使他“偏航”“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那时，我去看他，他很委屈，说：我认了。我说，你打“洞庭”号的勇气哪去了？以后，不管见到哪一级首长，我都为他鸣不平，说海上指挥打仗，功劳大要数张逸民。不讲历史唯物主义，还叫什么共产党人！我这人爱打抱不平，有那么一点当记者的良心公正吧。张这个人确实可惜了，没有“文革”，本可以为海军作更多贡献。
刘建廷老人说：张逸民，这个人倒楣在出名。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化革命整个都错了，否则，不是屁事都没得嘛？但我坚信一条，天安门城楼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毛泽东升起来的，这个变不了吧？鱼雷艇队的历史也是变不了的。</P>
(七)《海鹰》的原型<P>
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海鹰》，将“八·二四”海战和175艇搬上了银幕，王心刚与王晓棠的精彩表演珠联璧合，轰动一时。从此，我和我的同龄人的脑海之中，英雄的“海鹰”便成了海军的固定形象，那轻巧威风的鱼雷艇也不知让多少孩子着迷神往，以至于日后当17岁的我穿上空军地勤士兵服时，心中依然怏怏不乐：你为什么就没有福气成为一名驾驶鱼雷快艇的水兵？
童心，是一颗插上了美丽翅膀的理想。
后来，当自我感觉已经成熟的时候，我终于明白，银幕，是用花朵编织的故事，真实，是蘸着鲜血写就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被海水灌饱肚皮的思想准备，千万先不要奢望去做什么银幕之外的“海鹰”。
175是在掉头撤返的瞬间，被敌炮击中的，从艇首打到艇尾，共11个洞。左主机当即起火，右主机还能转动。
耳机里传来张逸民的声声呼叫：175，你在哪里，请回答！
艇长徐凤鸣对着送话器报告：我机器故障，可以走。不要管我，你们先撤！
说完，耳机里没了声响。艇首在下沉，电信室也进了水，蓄电池被海水浸泡，电源消失。
天色，一秒比一秒更灰暗地阴下脸来，海水变得弥蒙浑浊。700米开外，硕大的“中海”也在那里歪斜着，舰桥上窜起数丈高的烟柱。敌人的几艘护卫艇仍在盲目乱射，一串串曳光弹如火矢流星在天空中飞窜。
像给一个危重病人进行抢救，几个水手仍在继续没有多少希望的努力：用衣服、棉纱、木头堵塞弹洞；提着灭火器灭火；检修仪表机械……轮机长李茂勤把4个烟雾筒打着，以扰乱敌人的视线，争取与生命同等金贵的时间。
忽然，敌人一艘小型炮舰开过来，影影绰绰的舰体愈来愈清晰，轰轰隆隆的马达声滚过海面，挤压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李茂勤狠狠拍打一下尚存一雷、却因故障无法击发的发射管，攸地，端起冲锋枪，怒视着那个突突而来的黑影。又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平举起来，准备做一场刺刀与大炮相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斗。
找太平斧来，劈艇沉船！平时爱艇如命的徐凤鸣下达命令。作为军人，他恪守“宁作鞍下死，不为马上囚”的古训。
也可能没有看清他们，也可能不认为他们还是一个值得攻击的目标，敌舰绕了一个弯，回去了。
都放下枪才发现，前舱已灌满了水，右主机也已停转，海水一波接一波漫过前甲板，涌进驾驶台，艇尾在一点一点向上翘起。
于事无补的抢修自动停止，谁都明白，175不行了。大家拥挤在尚可立足的后甲板上，无语，悲哀痛苦地感觉着朝夕相处的伙伴一毫一厘地往下沉，像骑兵在茫茫戈壁上看伤重的坐骑静悄悄地死去。
徐凤鸣走到桅杆前，缓缓降下仍在飘动的五星红旗，人们的右手齐刷刷举起，眼眶，再也无法关闭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热泪，在男子汉的脸颊上滚淌。
指导员周方顺不忘职责，最后一次作简短的政治动员：都穿好救生衣，下水后，向月亮方向游，那儿就是祖国大陆。大家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不要分开，我们一定要游回去！
艇身下沉的速度渐渐加快。漆在驾驶台外侧白色的“175”已经深入水下。但无人挪动，像偎依着即将天各一方的恋人，不愿意相信，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几秒钟之内，海水漫过双踝、膝盖和腰胸，蛮横地强迫人艇脱离。一个浪头扑来，所有艇员已在海面沉浮漂流。
注意节省体力，向月亮方向游！周方顺再次提醒大家。
椭圆形的月亮像一盏灯，明晃晃地悬挂中天，指示着大陆、家乡，引导着滔滔
长路、茫茫归途。看到她，双脚就有了踩踏在175甲板上的那份坚实和自信。
一次漂亮的胜仗，并没有给指挥所和基地带来预期的欢乐。175，你在哪里？弯镰一样的？切割着所有人的心脾。
三艘高速炮艇冒险闯入战区。敌舰还在乱打炮。不能开灯，不能打信号弹，也不能用喇叭呼叫，像睁眼瞎在重重夜幕中摸，在漫漫波涛上寻。
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张逸民彻夜难眠，坐在礁岸上一根接一根吸烟，默默地仰视天空，似乎那轮高悬的光环之中隐含着全部的答案。
清幽的月光铺满大海。开始，大家还能够互相望见，你喊一声“喂，怎么样？”他答一句“哎，很好”。谁想正游在了金门到台湾的航道上，两艘小山一样的敌舰从他们队形中间轰轰闯过，待舰尾喷涌的黑浪平复，队形已被冲散，开始了三三两两的漂游。
八十年代末，我有一次在海上夜航的亲身体验。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海天四维黑沉寂寥，人像被禁锢在一个巨大而密不透光的漆盒中间，无头无尾，无始无终，远离人寞，与世绝缘。身后，螺旋桨搅起的浊浪高潮迭起，翻腾汹猛。迎面，强劲的海风吹得你站立不稳，两手下意识地抓紧栏杆，生怕“一失足为千古恨”。我并不是一个畏懦的胆小鬼，但假设此刻被抛进大海，我真不知如何去应付那无限大的黑暗和旷古蛮荒般的死静，如何在重重包围着的海浪中挣扎求生。不由又想到，175的汉子们在夜海上漂游的滋味，想到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仍在作最后的努力最大的挣扎，没有气馁和退缩，一息尚存，奋争到底。这实在是与从小就读到的爬雪山过草地故事同等的壮举。这里面自然也该有着某种属于“精神”的东西：人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气概；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谋求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和韧性。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我不
清楚，我只知道人与大自然相比，确实过于渺小，但人之为人，又确有比大自然更高伟更雄阔的一面。
下半夜，大慈大悲的月亮似乎也乏了累了，慢慢沉入海中。“指路灯”没有了，只能凭着感觉和记忆，朝着月亮刚刚溅落的方向游。软绵绵的海蛰会突然来袭，趴在腿上咬你一口，过电一样刺疼刺疼的。虾和蟹，不停地撞到身上，有时，会用他们锋利的螯，挑衅性地钳你一下。小鱼好奇地追逐它们从未见过的“天外来客”，放肆大胆地在救生衣里面滑溜溜地钻出钻进。可以判定，潮汐已把他们推到了料罗湾外海的渔场上，这样，离大陆可就更远啦！
轮机兵黄忠义是最后一个见到徐艇长的人。黄忠义不会游泳，靠着救生衣的浮力随波逐流，终于熬到黎明的身影渐渐从海天衔接处走出来。
身后有人喊“黄忠义！”回头看，艇长徐凤鸣已吃力地游到跟前。徐艇长安慰鼓励他：小黄，别慌，慢慢游，注意保持体力，只要有我，一定把你带回去！看着艇长已经不支的样子，黄忠义觉得鼻子酸酸的。
他突然想起，海战那会儿，自己蹲在舱里，也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便问：艇长，咱们打沉了敌人的军舰吗？
徐艇长说：打沉了，一共两条大家伙。
嘿，好哇，咱175换两个大家伙，值啦！黄忠义忘了是在海里，两脚一蹬，想跳，哪知身子偏往下沉，呛了一口水。
又有一艘敌舰开过来。徐艇长说：小黄，沉住气。要是敌人发现我们，就解开救生衣，沉海！
徐风鸣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敌舰轰轰开过去了。艇长呢？黄忠义四面搜寻，远远地，看见一个小黑点在浪中一沉一浮的。他刚想呼唤“艇长”，又是一个浪头，呛了一大口海水，再看，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小黑点了。
徐艇长是黑龙江人，三十不到，矮矮胖胖，没有《海鹰》中电影大明星王心刚演的那个艇长潇洒英俊，但人品极好，群众威信高。他是今年讨老婆成的亲，战前回老家探亲，迈进门坎就收到部队发出的战备电报，第二天使赶回来参加战斗。别看艇长训练中挺严厉，其实是个婆婆心软肚肠，昨天晚上还在替大伙放哨，又给自己扯蚊帐、掖被子呢。艇长年纪轻轻就患有高血压症，平常有时跑跑步便会头昏脑晕，气喘吁吁，况且，他也不会游泳，长时间在海上折腾，肯定吃不消的。可是，他从来不说泄气话，一直在为自己、为大伙鼓劲儿呢……徐艇长是个好样的！
大海之上，黄忠义呜呜地哭了。后来，他最不愿看的电影就是《海鹰》，一看到王心刚扮演的那个艇长精神焕发活着回来了，就觉得不真实不是滋味，就忍不住会流泪。</P>
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海鹰》，将“八·二四”海战和175艇搬上了银幕，王心刚与王晓棠的精彩表演珠联璧合，轰动一时。从此，我和我的同龄人的脑海之中，英雄的“海鹰”便成了海军的固定形象，那轻巧威风的鱼雷艇也不知让多少孩子着迷神往，以至于日后当17岁的我穿上空军地勤士兵服时，心中依然怏怏不乐：你为什么就没有福气成为一名驾驶鱼雷快艇的水兵？
童心，是一颗插上了美丽翅膀的理想。
后来，当自我感觉已经成熟的时候，我终于明白，银幕，是用花朵编织的故事，真实，是蘸着鲜血写就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被海水灌饱肚皮的思想准备，千万先不要奢望去做什么银幕之外的“海鹰”。
175是在掉头撤返的瞬间，被敌炮击中的，从艇首打到艇尾，共11个洞。左主机当即起火，右主机还能转动。
耳机里传来张逸民的声声呼叫：175，你在哪里，请回答！
艇长徐凤鸣对着送话器报告：我机器故障，可以走。不要管我，你们先撤！
说完，耳机里没了声响。艇首在下沉，电信室也进了水，蓄电池被海水浸泡，电源消失。
天色，一秒比一秒更灰暗地阴下脸来，海水变得弥蒙浑浊。700米开外，硕大的“中海”也在那里歪斜着，舰桥上窜起数丈高的烟柱。敌人的几艘护卫艇仍在盲目乱射，一串串曳光弹如火矢流星在天空中飞窜。
像给一个危重病人进行抢救，几个水手仍在继续没有多少希望的努力：用衣服、棉纱、木头堵塞弹洞；提着灭火器灭火；检修仪表机械……轮机长李茂勤把4个烟雾筒打着，以扰乱敌人的视线，争取与生命同等金贵的时间。
忽然，敌人一艘小型炮舰开过来，影影绰绰的舰体愈来愈清晰，轰轰隆隆的马达声滚过海面，挤压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李茂勤狠狠拍打一下尚存一雷、却因故障无法击发的发射管，攸地，端起冲锋枪，怒视着那个突突而来的黑影。又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平举起来，准备做一场刺刀与大炮相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斗。
找太平斧来，劈艇沉船！平时爱艇如命的徐凤鸣下达命令。作为军人，他恪守“宁作鞍下死，不为马上囚”的古训。
也可能没有看清他们，也可能不认为他们还是一个值得攻击的目标，敌舰绕了一个弯，回去了。
都放下枪才发现，前舱已灌满了水，右主机也已停转，海水一波接一波漫过前甲板，涌进驾驶台，艇尾在一点一点向上翘起。
于事无补的抢修自动停止，谁都明白，175不行了。大家拥挤在尚可立足的后甲板上，无语，悲哀痛苦地感觉着朝夕相处的伙伴一毫一厘地往下沉，像骑兵在茫茫戈壁上看伤重的坐骑静悄悄地死去。
徐凤鸣走到桅杆前，缓缓降下仍在飘动的五星红旗，人们的右手齐刷刷举起，眼眶，再也无法关闭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热泪，在男子汉的脸颊上滚淌。
指导员周方顺不忘职责，最后一次作简短的政治动员：都穿好救生衣，下水后，向月亮方向游，那儿就是祖国大陆。大家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不要分开，我们一定要游回去！
艇身下沉的速度渐渐加快。漆在驾驶台外侧白色的“175”已经深入水下。但无人挪动，像偎依着即将天各一方的恋人，不愿意相信，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几秒钟之内，海水漫过双踝、膝盖和腰胸，蛮横地强迫人艇脱离。一个浪头扑来，所有艇员已在海面沉浮漂流。
注意节省体力，向月亮方向游！周方顺再次提醒大家。
椭圆形的月亮像一盏灯，明晃晃地悬挂中天，指示着大陆、家乡，引导着滔滔
长路、茫茫归途。看到她，双脚就有了踩踏在175甲板上的那份坚实和自信。
一次漂亮的胜仗，并没有给指挥所和基地带来预期的欢乐。175，你在哪里？弯镰一样的？切割着所有人的心脾。
三艘高速炮艇冒险闯入战区。敌舰还在乱打炮。不能开灯，不能打信号弹，也不能用喇叭呼叫，像睁眼瞎在重重夜幕中摸，在漫漫波涛上寻。
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张逸民彻夜难眠，坐在礁岸上一根接一根吸烟，默默地仰视天空，似乎那轮高悬的光环之中隐含着全部的答案。
清幽的月光铺满大海。开始，大家还能够互相望见，你喊一声“喂，怎么样？”他答一句“哎，很好”。谁想正游在了金门到台湾的航道上，两艘小山一样的敌舰从他们队形中间轰轰闯过，待舰尾喷涌的黑浪平复，队形已被冲散，开始了三三两两的漂游。
八十年代末，我有一次在海上夜航的亲身体验。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海天四维黑沉寂寥，人像被禁锢在一个巨大而密不透光的漆盒中间，无头无尾，无始无终，远离人寞，与世绝缘。身后，螺旋桨搅起的浊浪高潮迭起，翻腾汹猛。迎面，强劲的海风吹得你站立不稳，两手下意识地抓紧栏杆，生怕“一失足为千古恨”。我并不是一个畏懦的胆小鬼，但假设此刻被抛进大海，我真不知如何去应付那无限大的黑暗和旷古蛮荒般的死静，如何在重重包围着的海浪中挣扎求生。不由又想到，175的汉子们在夜海上漂游的滋味，想到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仍在作最后的努力最大的挣扎，没有气馁和退缩，一息尚存，奋争到底。这实在是与从小就读到的爬雪山过草地故事同等的壮举。这里面自然也该有着某种属于“精神”的东西：人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气概；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谋求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和韧性。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我不
清楚，我只知道人与大自然相比，确实过于渺小，但人之为人，又确有比大自然更高伟更雄阔的一面。
下半夜，大慈大悲的月亮似乎也乏了累了，慢慢沉入海中。“指路灯”没有了，只能凭着感觉和记忆，朝着月亮刚刚溅落的方向游。软绵绵的海蛰会突然来袭，趴在腿上咬你一口，过电一样刺疼刺疼的。虾和蟹，不停地撞到身上，有时，会用他们锋利的螯，挑衅性地钳你一下。小鱼好奇地追逐它们从未见过的“天外来客”，放肆大胆地在救生衣里面滑溜溜地钻出钻进。可以判定，潮汐已把他们推到了料罗湾外海的渔场上，这样，离大陆可就更远啦！
轮机兵黄忠义是最后一个见到徐艇长的人。黄忠义不会游泳，靠着救生衣的浮力随波逐流，终于熬到黎明的身影渐渐从海天衔接处走出来。
身后有人喊“黄忠义！”回头看，艇长徐凤鸣已吃力地游到跟前。徐艇长安慰鼓励他：小黄，别慌，慢慢游，注意保持体力，只要有我，一定把你带回去！看着艇长已经不支的样子，黄忠义觉得鼻子酸酸的。
他突然想起，海战那会儿，自己蹲在舱里，也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便问：艇长，咱们打沉了敌人的军舰吗？
徐艇长说：打沉了，一共两条大家伙。
嘿，好哇，咱175换两个大家伙，值啦！黄忠义忘了是在海里，两脚一蹬，想跳，哪知身子偏往下沉，呛了一口水。
又有一艘敌舰开过来。徐艇长说：小黄，沉住气。要是敌人发现我们，就解开救生衣，沉海！
徐风鸣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敌舰轰轰开过去了。艇长呢？黄忠义四面搜寻，远远地，看见一个小黑点在浪中一沉一浮的。他刚想呼唤“艇长”，又是一个浪头，呛了一大口海水，再看，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小黑点了。
徐艇长是黑龙江人，三十不到，矮矮胖胖，没有《海鹰》中电影大明星王心刚演的那个艇长潇洒英俊，但人品极好，群众威信高。他是今年讨老婆成的亲，战前回老家探亲，迈进门坎就收到部队发出的战备电报，第二天使赶回来参加战斗。别看艇长训练中挺严厉，其实是个婆婆心软肚肠，昨天晚上还在替大伙放哨，又给自己扯蚊帐、掖被子呢。艇长年纪轻轻就患有高血压症，平常有时跑跑步便会头昏脑晕，气喘吁吁，况且，他也不会游泳，长时间在海上折腾，肯定吃不消的。可是，他从来不说泄气话，一直在为自己、为大伙鼓劲儿呢……徐艇长是个好样的！
大海之上，黄忠义呜呜地哭了。后来，他最不愿看的电影就是《海鹰》，一看到王心刚扮演的那个艇长精神焕发活着回来了，就觉得不真实不是滋味，就忍不住会流泪。</P>
(八)坚持就是胜利<P>
太阳升起来了，温暖地拥抱大海，将冷雾驱散，将新的希望带给落难者。指导员周方顺和水手长季德山、枪炮手赵庆福一直紧紧靠在一起。终于，他们又同轮机长李茂勤、鱼雷副业务长尤志民会合在一起。周方顺高兴地说：咱们五个可不能再分开了，死活都得在一块。
五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人，是一种离开了群体便难以生存的高级生灵，平时，不容易觉察这一点，只有到了危难之中，才能更深刻地感受群体所蓄含的伟力——每一只手都从另外四只手上获得了生的渴求和必胜的信念。
事后，李茂勤说：说实话，要是我们分开了，就可能一个也游不回去。
艳阳普照，碧波蓝天，极目望去，远方海面上显现出一道无限长的灰线。周方顺惊喜地叫道：瞧，那就是大陆，同志们努力呀！
好像燃料将尽的汽车又加满了油，五个人向那乍隐乍现的崭新希望奋力游去。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那道灰线永远都是那般遥远，像沙漠戈壁上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身子下面的海水，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把他们向相反的方向拉扯推搡着。周方顺明白了，这是海水正在退潮，任凭你把力气用尽，也只能是退而不进、白费劲儿的。他赶紧招呼大伙，改成仰泳平躺在海面上，随潮漂流，以保存体能。待到下一次涨潮，再作努力。
风乍起，吹皱万顷海水。乌云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功夫就布满了天空，海鸟瞅瞅地叫着，慌慌乱乱地掠过海面，飞返归巢。浪更大，潮更急，虽是八月天，人在海水里也禁不住冷得打战，看样子，要来一场大雨哩。已经漂游了十几个小时了吧？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子。肠胃里没有一点食物，人饿得发慌。而最难忍受的，是渴，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感觉大海如果不是咸的，能一口气把它喝个净光。要下雨了，那太好了！五个战友仰面朝天，张大了嘴巴，恭候老天恩赐的甘露。雨滴终于劈劈叭叭降下来，落到嘴里甜丝丝的，使人产生天无绝人之路的遐想……可惜，刚刚湿润一下冒火的舌头、喉咙和干裂的嘴唇，一阵强风吹来，顿时天开云雾，旭日灿烂。他妈的，一场期盼的豪雨仅仅是骤开骤逝的浪花，露个脸便无影无踪了。周方顺苦笑着摇摇头，伸出胳膊，看看仍在走动的防水表，恰是午后一点钟。
日头爬上头顶，天已过午。昏昏沉沉的黄忠义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岛。长久地被包围在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海水之中，猛然间发现一块陆地，恰似在浩瀚的沙漠之中，无意中遇到了一泓清泉，那种喜悦和兴奋是难以用语言来诉说的。一种“终于有救，死不了啦”的感觉使他干劲倍增，加大了动作，一下一下向小岛扑腾而去。
岛的轮廓已清晰可辨，礁石、沙滩、绿树、房屋，和一条凶猛的狗。怎么，还有碉堡？沙滩上的一排木桩上，竟吊着两具尸体！再看，一根旗杆上，还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狗牙旗”。妈的，是敌占岛呀（后来才知，这是位于金门之东，台湾所占的北碇岛）。
黄忠义没有片刻犹疑，掉转头，向着碧波浩渺的深海重新游去。他的身后，是生，他拒绝屈辱的生。他的前方，很可能是死，他宁肯光明磊落的死。他记着徐艇长最后的嘱托呢。还有，自打穿上军服那天起，他就有个想法，到了战场上，当不当什么“英雄”没关系，但咋也不能叫组成自己名字的那两字——“忠”与“义”——倒着写！
游啊，游啊，将近黄昏，小岛终在眼中消失。手脚好像早已不是自己的了，肌肉骨骼里边的精力和体力也好像全部耗尽，他仰躺在海面上，连拨拉一下水的气力也没有了，这会儿，只剩下一个念头，要是打哪漂来一半截木头，能搂抱着喘口气，
该有多好。
还真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漂过来。定睛瞅，是一堆乱草，上面趴着一公一母两只肥墩墩的大螃蟹。人饿极了没有不能吃的东西，他毫不犹豫，将一对蜜意正浓的八爪“夫妻”活剥生吞。日后回忆，这大概是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美的食物了，可惜才两只，少了一点。
黄昏，太阳用它最后的光焰装扮大海，无限绚丽，一片斑斓，掩饰着它的吝啬和残忍。它就要撒手不管了，把一个更阴冷更严酷的暗夜抛给那些遇难者们。倒是鸥鸟们富有同情心，在头顶盘旋翱翔，有时，甚至就落在你的近旁，侧着小脑袋看着你，发出同情哀怜的悲鸣。
风又起，浪又高，天边那道狭长的灰线终至模糊、消失。周方顺的心一下子收得紧紧的。过去，跟着萧劲光司令员当警卫，在东北解放战场上驰骋纵横，不知打了多少恶仗、险仗，他从没有惊惶失措过，因此，也就觉得，人只要心理坚强，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隘。可这一次，大概真的会闯不过去凶多吉少了。想想真憋气，被围在无根无际的大海之中，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死了真窝囊。他的手情不自禁去触摸一直舍不得丢掉、带在腰间的手枪，他妈的，与其叫海水呛死憋死，不如自己一枪……
远远地，传来尤志民痛苦地呻吟，刺得他心好疼。突然间，他想到了四个战友，想到了指导员的责任，便对刚才的想法感到内疚和荒唐。别忘了，你是这个集体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先垮了。要有牺牲的准备，但，就是死，也得是最后一个！
他又一次呼叫每一个名字，提醒大家尽量靠拢，千万别叫风浪打散。他的政治工作依然简短有力：坚持住啊。坚持就是胜利！
天光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尤志民确实坚持不住了。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被阴冷的海水浸泡一整天，又没有吃一点东西，肚子里像塞进去一只刺猖，有千百根针在刺，在扎。他那一声甚似一声极其痛苦的呻吟，听了真叫人心碎。
季德山游靠过去，脸贴脸紧紧抱住形色枯槁、一阵阵发抖抽筋的尤志民，说：老尤，来，我们暖和一下。
季德山像一叶小舟仰躺着，让尤志民压到自己身上，给他暖胃。一个浪头打来，季德山喝下一口海水，又一个浪头打来，再喝下一口海水，但是，他紧紧搂住尤志民，双臂没有松开，微弱的体温，从一个躯体传导至另一个躯体。经受了战火生死考验的战友情兄弟爱，从一颗心传导至另一颗心。狂涛怒浪应该懂得，它可以埋葬掉物质的人，但它永远不可能淹没高尚的魂灵。
季德山直到精疲力竭，被海水呛得昏迷呕吐，才不得不听任尤志民从身上滑下。
守在一旁的李茂勤游过来，接替了季德山的工作。
李茂勤不支，周方顺、赵庆福又游了过来……
天完全黑了，风浪比刚才更大，相互离得并不远，呼叫应答都听得见，但就是看不到对方的身影，而且，无论怎样努力，再也靠不到一块。
“老周，老周，我胃疼得厉害！”几十米之外，尤志民又在痛苦呻吟。
“志民，坚持住，我马上游过去！”
“老周，保密员那里有我二百四十元钱，四十元交团费，二百元给我母亲邮去，叫她不要伤心。啊，我不行了……”
“志民！志民！”四个战友都在叫。
一下子，连微小的呻吟也听不到了，回答只有浪涛的节奏单调分明的拍击。
四条汉子热泪纵横。
二十六年之后，刘建廷老人回忆说：
不论什么时候，一想起175，最让人动感情的是尤志民。他是福建石狮人，身体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篮球打得不错。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生在部队就是文化比较高的了，尤志民作为知识分子，在临死的时刻，想到了母亲，想到了组织，四十元钱还要交团费，这个精神今天看，仍然很伟大呀！四十元钱，今天能算什么，现在大款有的是，万元户，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都不稀奇啦，可那是1958年，四十元，那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全部财产呀！事后，我们给尤志民的预备党员转了正，对他是个安慰吧。但这么好的战士，当时宣传很不够，我是指挥员，这个事疏忽了这么多年，我有责任。175，几十年了，没个说法，我也有责任。福建石狮，我一直想去，见一见尤志民的母亲，安慰一下老人家。可直到今天，我也始终不敢去。尤志民没个说法，175没个说法，我这个指挥员有什么脸去见他母亲呀……
说到这里，七十岁的老人双手捂住眼睛，失声啜泣。我的心，被一种凝重而朴直、苍凉而炽热、老迈而童真的感情所强撼。
月亮如昨，像灯，高悬天空。
季德山冷得实在挺不住了，一下子丧失了信心，心一横，拧开了救生衣的气孔，身子一点点往下沉。又奋力冲出水面，仰起头来，想最后看一看这值得留恋的世界。银光四射的月亮似乎蕴藏着什么深奥或浅白的哲理，只看了她一眼，季德山就停止了愚蠢的行为，狠狠地咬自己的嘴唇，赶紧拧住气孔，继续漂流。
李茂勤冷得牙齿打战，手脚抽搐，一个浪头打来，就喝几口海水，哼叫一声。他对前来帮助他的赵庆福说：你甭管我，自己游吧，我怕是不行了。
赵庆福说：老李，你看那是啥？
李茂勤呛一口水，吃力地说：月，月亮。赵庆福便不再说话，把两个人救生衣的带子结在一起，以免被海水冲散，一手抱住他，另一只手划水。
李茂勤也不再说“不行了”，规规矩矩跟着赵庆福游。
周方顺也进入了半昏迷状态。一个浪头扑来，呛一口水，激冷一下，醒了。浪头一过去，头一歪，又开始昏睡。就这么睡着、醒着，醒着、睡着，恍伤中感觉一直在扯着脖子呼喊：季德山、李茂勤、赵庆福，向月亮游！
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不能没有希望。一位诗人写道：希望／是寒冬里的报春梅／是支撑大厦的柱和梁／是荒漠里的一眼井／是海燕搏击风云的钢的翅膀……1958年8月25日深夜，对于几个在茫茫大海上已整整漂流了三十几个小时的落难者来说，希望，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就是那个与往日一般无二、普普通通的月亮。
几个人都说，那天晚上如果是个无月天可就坏了，八成要绝望，怎样也坚持不到最后了。
看到了月亮，心里就有安慰，有个盼头，就好像离祖国、大陆、家乡、领导和同志们不太远了。
浪，像一条长长的木板，横拍过来，又一次把周方顺打醒。他猛地睁开眼睛，好像看见有白色的东西在前面晃动，揉揉眼珠使劲看，没错，是一顶白色篷帆正从一片圣洁温柔的月光中缓缓摇来！精神一下子振作，使足了力气呼叫：渔船！渔船！
那船毫无反应，却樯桅稍侧，后舵微转，在他眼前划一个半圆，像一阵风，从天空和大海的两个月亮中间驶出去，走进一片黑暗。
还好，后面又有一艘如仙船飘然而至。周方顺掏出手枪连打4发，以期船上渔民能够发现。谁想，那船却突然加速，兔子遇到狼般撒腿开溜。
他娘的，生生能把大活人气死。
再看，后面还跟着一条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环顾四周，显然看不到第四条船的踪影。
周方顺不再喊也不再开枪，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一阵猛游，靠近渔船，抓住了船尾拖带舢板的绳缆才叫：船老大，快停下！
没人回答也看不到人影，只听砰的一声，手中的绳索断了。也难怪，这里渔民经常受到敌舰敌特的骚扰，怕爬上来的又是“水鬼”，故意把绳索一刀斩断。
周方顺抓住断绳的手没有松开，一把一挪靠近了后面拖带的小舢板，攀住船帮，使尽吃奶的力气终于翻了上去。翻上去就只能仰躺在那里，呼呼喘着粗气动弹不得。大船又靠过来，下来一人，矮小、粗壮，俯视着他，用福建方言发问。他听不懂，用普通话解释，对方又听不懂。周方顺真怕这条鲁莽的汉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重新丢回大海，那有多冤，自己可是一点点挣扎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啦。终于，那人低头看到他军服上带有“八一”军徽的钮扣，又用手摸了摸，笑了。周方顺会意地点点头，也笑了。直到此刻，才确信，自己已经脱险。
周方顺引导，渔船在海面上来回搜寻，季德山，赵庆福相继被捞救上来。最后发现了已经不省人事的李茂勤。他以为是敌人来抓他，扑打着海水拒绝上船，嘴里还不断喊：放开我，我不上去！直到周方顺紧抓住他叫：老李，是我呀，上来吧，我们来救你啦！才顺从上船。
大概也是这个时辰，黄忠义在另一海域被另一艘大陆渔船救起。
朝阳，给人间降生下一个新的黎明。历尽艰险、残破不全的175，返航归来。蓝蓝的料罗湾，不得不臣伏于“海鹰”脚下。“海鹰”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所昂扬焕发出来的不光是人的求生本能，还更深刻地证明着这个国家不会动摇的历史意志。</P>
太阳升起来了，温暖地拥抱大海，将冷雾驱散，将新的希望带给落难者。指导员周方顺和水手长季德山、枪炮手赵庆福一直紧紧靠在一起。终于，他们又同轮机长李茂勤、鱼雷副业务长尤志民会合在一起。周方顺高兴地说：咱们五个可不能再分开了，死活都得在一块。
五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人，是一种离开了群体便难以生存的高级生灵，平时，不容易觉察这一点，只有到了危难之中，才能更深刻地感受群体所蓄含的伟力——每一只手都从另外四只手上获得了生的渴求和必胜的信念。
事后，李茂勤说：说实话，要是我们分开了，就可能一个也游不回去。
艳阳普照，碧波蓝天，极目望去，远方海面上显现出一道无限长的灰线。周方顺惊喜地叫道：瞧，那就是大陆，同志们努力呀！
好像燃料将尽的汽车又加满了油，五个人向那乍隐乍现的崭新希望奋力游去。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那道灰线永远都是那般遥远，像沙漠戈壁上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身子下面的海水，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把他们向相反的方向拉扯推搡着。周方顺明白了，这是海水正在退潮，任凭你把力气用尽，也只能是退而不进、白费劲儿的。他赶紧招呼大伙，改成仰泳平躺在海面上，随潮漂流，以保存体能。待到下一次涨潮，再作努力。
风乍起，吹皱万顷海水。乌云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功夫就布满了天空，海鸟瞅瞅地叫着，慌慌乱乱地掠过海面，飞返归巢。浪更大，潮更急，虽是八月天，人在海水里也禁不住冷得打战，看样子，要来一场大雨哩。已经漂游了十几个小时了吧？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子。肠胃里没有一点食物，人饿得发慌。而最难忍受的，是渴，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感觉大海如果不是咸的，能一口气把它喝个净光。要下雨了，那太好了！五个战友仰面朝天，张大了嘴巴，恭候老天恩赐的甘露。雨滴终于劈劈叭叭降下来，落到嘴里甜丝丝的，使人产生天无绝人之路的遐想……可惜，刚刚湿润一下冒火的舌头、喉咙和干裂的嘴唇，一阵强风吹来，顿时天开云雾，旭日灿烂。他妈的，一场期盼的豪雨仅仅是骤开骤逝的浪花，露个脸便无影无踪了。周方顺苦笑着摇摇头，伸出胳膊，看看仍在走动的防水表，恰是午后一点钟。
日头爬上头顶，天已过午。昏昏沉沉的黄忠义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岛。长久地被包围在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海水之中，猛然间发现一块陆地，恰似在浩瀚的沙漠之中，无意中遇到了一泓清泉，那种喜悦和兴奋是难以用语言来诉说的。一种“终于有救，死不了啦”的感觉使他干劲倍增，加大了动作，一下一下向小岛扑腾而去。
岛的轮廓已清晰可辨，礁石、沙滩、绿树、房屋，和一条凶猛的狗。怎么，还有碉堡？沙滩上的一排木桩上，竟吊着两具尸体！再看，一根旗杆上，还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狗牙旗”。妈的，是敌占岛呀（后来才知，这是位于金门之东，台湾所占的北碇岛）。
黄忠义没有片刻犹疑，掉转头，向着碧波浩渺的深海重新游去。他的身后，是生，他拒绝屈辱的生。他的前方，很可能是死，他宁肯光明磊落的死。他记着徐艇长最后的嘱托呢。还有，自打穿上军服那天起，他就有个想法，到了战场上，当不当什么“英雄”没关系，但咋也不能叫组成自己名字的那两字——“忠”与“义”——倒着写！
游啊，游啊，将近黄昏，小岛终在眼中消失。手脚好像早已不是自己的了，肌肉骨骼里边的精力和体力也好像全部耗尽，他仰躺在海面上，连拨拉一下水的气力也没有了，这会儿，只剩下一个念头，要是打哪漂来一半截木头，能搂抱着喘口气，
该有多好。
还真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漂过来。定睛瞅，是一堆乱草，上面趴着一公一母两只肥墩墩的大螃蟹。人饿极了没有不能吃的东西，他毫不犹豫，将一对蜜意正浓的八爪“夫妻”活剥生吞。日后回忆，这大概是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美的食物了，可惜才两只，少了一点。
黄昏，太阳用它最后的光焰装扮大海，无限绚丽，一片斑斓，掩饰着它的吝啬和残忍。它就要撒手不管了，把一个更阴冷更严酷的暗夜抛给那些遇难者们。倒是鸥鸟们富有同情心，在头顶盘旋翱翔，有时，甚至就落在你的近旁，侧着小脑袋看着你，发出同情哀怜的悲鸣。
风又起，浪又高，天边那道狭长的灰线终至模糊、消失。周方顺的心一下子收得紧紧的。过去，跟着萧劲光司令员当警卫，在东北解放战场上驰骋纵横，不知打了多少恶仗、险仗，他从没有惊惶失措过，因此，也就觉得，人只要心理坚强，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隘。可这一次，大概真的会闯不过去凶多吉少了。想想真憋气，被围在无根无际的大海之中，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死了真窝囊。他的手情不自禁去触摸一直舍不得丢掉、带在腰间的手枪，他妈的，与其叫海水呛死憋死，不如自己一枪……
远远地，传来尤志民痛苦地呻吟，刺得他心好疼。突然间，他想到了四个战友，想到了指导员的责任，便对刚才的想法感到内疚和荒唐。别忘了，你是这个集体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先垮了。要有牺牲的准备，但，就是死，也得是最后一个！
他又一次呼叫每一个名字，提醒大家尽量靠拢，千万别叫风浪打散。他的政治工作依然简短有力：坚持住啊。坚持就是胜利！
天光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尤志民确实坚持不住了。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被阴冷的海水浸泡一整天，又没有吃一点东西，肚子里像塞进去一只刺猖，有千百根针在刺，在扎。他那一声甚似一声极其痛苦的呻吟，听了真叫人心碎。
季德山游靠过去，脸贴脸紧紧抱住形色枯槁、一阵阵发抖抽筋的尤志民，说：老尤，来，我们暖和一下。
季德山像一叶小舟仰躺着，让尤志民压到自己身上，给他暖胃。一个浪头打来，季德山喝下一口海水，又一个浪头打来，再喝下一口海水，但是，他紧紧搂住尤志民，双臂没有松开，微弱的体温，从一个躯体传导至另一个躯体。经受了战火生死考验的战友情兄弟爱，从一颗心传导至另一颗心。狂涛怒浪应该懂得，它可以埋葬掉物质的人，但它永远不可能淹没高尚的魂灵。
季德山直到精疲力竭，被海水呛得昏迷呕吐，才不得不听任尤志民从身上滑下。
守在一旁的李茂勤游过来，接替了季德山的工作。
李茂勤不支，周方顺、赵庆福又游了过来……
天完全黑了，风浪比刚才更大，相互离得并不远，呼叫应答都听得见，但就是看不到对方的身影，而且，无论怎样努力，再也靠不到一块。
“老周，老周，我胃疼得厉害！”几十米之外，尤志民又在痛苦呻吟。
“志民，坚持住，我马上游过去！”
“老周，保密员那里有我二百四十元钱，四十元交团费，二百元给我母亲邮去，叫她不要伤心。啊，我不行了……”
“志民！志民！”四个战友都在叫。
一下子，连微小的呻吟也听不到了，回答只有浪涛的节奏单调分明的拍击。
四条汉子热泪纵横。
二十六年之后，刘建廷老人回忆说：
不论什么时候，一想起175，最让人动感情的是尤志民。他是福建石狮人，身体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篮球打得不错。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生在部队就是文化比较高的了，尤志民作为知识分子，在临死的时刻，想到了母亲，想到了组织，四十元钱还要交团费，这个精神今天看，仍然很伟大呀！四十元钱，今天能算什么，现在大款有的是，万元户，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都不稀奇啦，可那是1958年，四十元，那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全部财产呀！事后，我们给尤志民的预备党员转了正，对他是个安慰吧。但这么好的战士，当时宣传很不够，我是指挥员，这个事疏忽了这么多年，我有责任。175，几十年了，没个说法，我也有责任。福建石狮，我一直想去，见一见尤志民的母亲，安慰一下老人家。可直到今天，我也始终不敢去。尤志民没个说法，175没个说法，我这个指挥员有什么脸去见他母亲呀……
说到这里，七十岁的老人双手捂住眼睛，失声啜泣。我的心，被一种凝重而朴直、苍凉而炽热、老迈而童真的感情所强撼。
月亮如昨，像灯，高悬天空。
季德山冷得实在挺不住了，一下子丧失了信心，心一横，拧开了救生衣的气孔，身子一点点往下沉。又奋力冲出水面，仰起头来，想最后看一看这值得留恋的世界。银光四射的月亮似乎蕴藏着什么深奥或浅白的哲理，只看了她一眼，季德山就停止了愚蠢的行为，狠狠地咬自己的嘴唇，赶紧拧住气孔，继续漂流。
李茂勤冷得牙齿打战，手脚抽搐，一个浪头打来，就喝几口海水，哼叫一声。他对前来帮助他的赵庆福说：你甭管我，自己游吧，我怕是不行了。
赵庆福说：老李，你看那是啥？
李茂勤呛一口水，吃力地说：月，月亮。赵庆福便不再说话，把两个人救生衣的带子结在一起，以免被海水冲散，一手抱住他，另一只手划水。
李茂勤也不再说“不行了”，规规矩矩跟着赵庆福游。
周方顺也进入了半昏迷状态。一个浪头扑来，呛一口水，激冷一下，醒了。浪头一过去，头一歪，又开始昏睡。就这么睡着、醒着，醒着、睡着，恍伤中感觉一直在扯着脖子呼喊：季德山、李茂勤、赵庆福，向月亮游！
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不能没有希望。一位诗人写道：希望／是寒冬里的报春梅／是支撑大厦的柱和梁／是荒漠里的一眼井／是海燕搏击风云的钢的翅膀……1958年8月25日深夜，对于几个在茫茫大海上已整整漂流了三十几个小时的落难者来说，希望，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就是那个与往日一般无二、普普通通的月亮。
几个人都说，那天晚上如果是个无月天可就坏了，八成要绝望，怎样也坚持不到最后了。
看到了月亮，心里就有安慰，有个盼头，就好像离祖国、大陆、家乡、领导和同志们不太远了。
浪，像一条长长的木板，横拍过来，又一次把周方顺打醒。他猛地睁开眼睛，好像看见有白色的东西在前面晃动，揉揉眼珠使劲看，没错，是一顶白色篷帆正从一片圣洁温柔的月光中缓缓摇来！精神一下子振作，使足了力气呼叫：渔船！渔船！
那船毫无反应，却樯桅稍侧，后舵微转，在他眼前划一个半圆，像一阵风，从天空和大海的两个月亮中间驶出去，走进一片黑暗。
还好，后面又有一艘如仙船飘然而至。周方顺掏出手枪连打4发，以期船上渔民能够发现。谁想，那船却突然加速，兔子遇到狼般撒腿开溜。
他娘的，生生能把大活人气死。
再看，后面还跟着一条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环顾四周，显然看不到第四条船的踪影。
周方顺不再喊也不再开枪，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一阵猛游，靠近渔船，抓住了船尾拖带舢板的绳缆才叫：船老大，快停下！
没人回答也看不到人影，只听砰的一声，手中的绳索断了。也难怪，这里渔民经常受到敌舰敌特的骚扰，怕爬上来的又是“水鬼”，故意把绳索一刀斩断。
周方顺抓住断绳的手没有松开，一把一挪靠近了后面拖带的小舢板，攀住船帮，使尽吃奶的力气终于翻了上去。翻上去就只能仰躺在那里，呼呼喘着粗气动弹不得。大船又靠过来，下来一人，矮小、粗壮，俯视着他，用福建方言发问。他听不懂，用普通话解释，对方又听不懂。周方顺真怕这条鲁莽的汉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重新丢回大海，那有多冤，自己可是一点点挣扎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啦。终于，那人低头看到他军服上带有“八一”军徽的钮扣，又用手摸了摸，笑了。周方顺会意地点点头，也笑了。直到此刻，才确信，自己已经脱险。
周方顺引导，渔船在海面上来回搜寻，季德山，赵庆福相继被捞救上来。最后发现了已经不省人事的李茂勤。他以为是敌人来抓他，扑打着海水拒绝上船，嘴里还不断喊：放开我，我不上去！直到周方顺紧抓住他叫：老李，是我呀，上来吧，我们来救你啦！才顺从上船。
大概也是这个时辰，黄忠义在另一海域被另一艘大陆渔船救起。
朝阳，给人间降生下一个新的黎明。历尽艰险、残破不全的175，返航归来。蓝蓝的料罗湾，不得不臣伏于“海鹰”脚下。“海鹰”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所昂扬焕发出来的不光是人的求生本能，还更深刻地证明着这个国家不会动摇的历史意志。</P>
(九)差一点就当了烈士的李茂勤<P>
在南京张逸民老人处了解到175艇轮机长李茂勤的确切住址，我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北上。于是，在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见到了当年差一点就当了烈士、现任市外贸机械设备公司副经理的李茂勤老人。
微胖、鼻梁上架一副方框眼镜的老人俨然一副“老板”派头。显然，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光临很感惊讶，175，在他的记忆中已是一段相当久远的往事了，现在，居然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惦记这桩事，为此专门来拜访他，他笑出了一脸的不解和勉强。他说：六十年代，我还到学校、工厂去乱吹一吹，可能有一些教育意义，这些年，没有人再讲这段了，我也不愿唠叨这段事，在单位从来不讲，回家同老伴、孩子们也不讲，再讲这些事没有意思啦。
轮到我困惑不解了：1958年8月24日、25日两天，明明是他平凡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高潮，但他却希望将这一段生与死的激烈角逐深埋心底，悄然淡去。而且，许多被采访的老人也都极不情愿谈及1958年，为什么？
我不得不发表鸿论、大侃高调，向老人阐述了回顾这段旧事，并把它写出来对于以史为鉴、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
老人的笑终于不再拒绝和具有排斥性，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单位政工科一名同志参加旁听，理由：这次采访不应是我俩之间的私事，而应是由组织出面安排的公事。
那个时代的老人组织观念都特强。我似乎从中也窥见了老人微妙的心态，他希望工作了已近七、八年的单位对他的过去能够有所了解。
我很高兴。老人将一段往事锁进心的保密箱，但他并未失却对这段往事的光荣感，因为，无论谁，只有光彩的故事才能够才愿意重新翻开示人的。
在青岛，我不但采撷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也迈进了李茂勤老人依然大海般丰富充沛的感情世界。
就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视母校为终生的骄傲，在英雄部队摸爬滚打过的军人那份优越良好的自我感觉同别人就是不一般，“我们鱼雷一大队”在老人的记忆中永远是一枚熠熠生辉的金质奖章，拥有她是一种长久的荣幸与自豪，因为曾为获得她付出过血和汗。
不谦虚地说我们鱼雷艇一大队应该算是海军的王牌了，小艇打大仗，谁也没我们多，击沉敌舰，谁也没我们多。好多大艇大舰不服气，说，上级对你们偏心眼老把重要任务给你们嘛。我认为干啥事确实有个机会问题，但机遇绝不是天上掉馅饼白来的，要不是我们训练严格仗打得好，先后打掉了“太平”号，“洞庭”号，上级把重要任务交给你能放心？一大队各方面过硬，岸上靠刘建廷，海上靠张逸民。张逸民这个家伙比较有才，战术技术确实好。
我们一大队长期驻宁波。福建沿海一直没摆海空军，制空制海权没拿到，在老百姓心目中，共产党的力量还是不大行，国民党仍是很吓人的。1958年中东形势紧张，中央确定打这一仗，拿金门示众，惩罚教训美蒋，海军把我们一大队派往厦门，我们九条艇可以说是海军的尖兵连，构成了前线主要海上突击力量。这回又叫我们一大队上，别的部队都挺眼热。我心说：打铁还得榔头硬，是金刚钻才敢揽这个瓷器活，攻坚任务，不给我们一大队给谁？那个时代的人，好胜、单纯、可爱，任务越困难越艰险，越觉着光荣、体面、来劲儿。
一首《战士与枪》的小诗写道：战士有一个忠贞的伴侣——枪，像爱护自己的眼睛般爱护她夜晚抚摸着她才能进入甜美的梦乡，硝烟战火让伟大的爱变得更深沉更专注更真挚，流血负伤不哭唯与枪道一声再见时泪水才会顺着男子汉的脸颊流淌。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在海上跑多大的速度都不会晕船，天生一副鱼雷快艇体格。
分配到快艇部队工作，我挺高兴。第一回上175，这摸摸，那看看，但思想上顶多也就是新奇吧，这玩艺不过是在大海上跑得跟飞一样的一条船一部机器呗，和它还没建立什么感情。后来，吃在艇睡在艇，感情慢慢就起了变化，觉得175就是自己的家啦，上岸办事真要有几天不见面，还怪想它的。再后来，越来越觉得这艇除了不会说话，和人是一样的，它也
有心脏胳膊腿，也得吃喝拉撒睡，而且，也有个性和脾气，你悠着使唤它，勤着保养它，它乖乖听你的，你要把它不当一码事。不好好侍弄它，到时候，它就给你扔挑子撂蹶子出难题，干没治。特别是，你只要驾艇出海参加一回战斗，和它的感情就更深了，说是战友情也不过分，它安全地把你驮去驮回，又按照你的意志把敌舰捅个大窟窿，没有它，你能干啥，屁也
干不成。
在175上，我是轮机长。电影《海鹰》你看过吧？从前边看驾驶舱，中间站着艇长，右手是水手长，管信号、联络，轮机长站在艇长左边，负责艇上的电器机械维护。平常，我只要一听175的发动声，就知道它哪正常哪不舒服，我就像保健医生一样对它的五脏六腑心里全有一本账。
“八·二四”海战，175和指挥艇在主攻方向，其它艇担任侧攻，防止“台生”号转弯。快艇就这么一招，放了雷，赶紧掉头向后跑。敌人护卫舰的速射炮也很厉害，梅花枪一样打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如果我们能开最高速五十几节，我估计得了便宜开溜没啥大问题。可惜艇底结了许多海蛎子，我们又有一发鱼雷因故障没射出去，艇身重，我心说，伙计，争点气，快跑呀，可175就是跑不快啦，真恨不得拿鞭子抽它。我们赶紧给剩下的一条鱼雷排除故障，想把它打出去，但没有成功。《海鹰》演的是把故障排除后又击沉了一艘敌舰，纯属艺术加工。
跑着跑着，艇身猛地震动，接着底舱冒出烟来。175被敌炮击中了。我赶紧下去，底舱进水已经齐腰，露在水面上的弹洞大大小小可以看到三、四处。我用一个水泵排水，同时组织堵漏。搞完，上去报告艇长，已经堵好了。底舱又叫，“仍在进水，很快”，实际上，水线以下还有好几个较大的洞，但看不到。
这时，艇长向指挥艇报告：我艇故障，可以自己返航。事后分析，175明明不行了，艇长为什么这样报告呢，估计他考虑我们正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他不愿其他艇来救我们受损失。
后来，蓄电池也泡汤了，175完全停下来，可以感觉到它在慢慢往下沉。我们12个人都到了后甲板，谁也不愿离开艇，真是恋恋不舍，都围聚在一起。艇长把国旗降下。175先是头扎下去。屁股蹶起来，倒栽葱站直，又一头倒下去，很快，一个漩涡水花就不见了。
人甩到海里，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当时，根本就没想我们自己该怎么办，能不能活着回去，只想着175，一个相处了几个春秋的好伙计，哎，它，战死了，牺牲啦。</P>
在南京张逸民老人处了解到175艇轮机长李茂勤的确切住址，我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北上。于是，在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见到了当年差一点就当了烈士、现任市外贸机械设备公司副经理的李茂勤老人。
微胖、鼻梁上架一副方框眼镜的老人俨然一副“老板”派头。显然，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光临很感惊讶，175，在他的记忆中已是一段相当久远的往事了，现在，居然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惦记这桩事，为此专门来拜访他，他笑出了一脸的不解和勉强。他说：六十年代，我还到学校、工厂去乱吹一吹，可能有一些教育意义，这些年，没有人再讲这段了，我也不愿唠叨这段事，在单位从来不讲，回家同老伴、孩子们也不讲，再讲这些事没有意思啦。
轮到我困惑不解了：1958年8月24日、25日两天，明明是他平凡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高潮，但他却希望将这一段生与死的激烈角逐深埋心底，悄然淡去。而且，许多被采访的老人也都极不情愿谈及1958年，为什么？
我不得不发表鸿论、大侃高调，向老人阐述了回顾这段旧事，并把它写出来对于以史为鉴、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
老人的笑终于不再拒绝和具有排斥性，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单位政工科一名同志参加旁听，理由：这次采访不应是我俩之间的私事，而应是由组织出面安排的公事。
那个时代的老人组织观念都特强。我似乎从中也窥见了老人微妙的心态，他希望工作了已近七、八年的单位对他的过去能够有所了解。
我很高兴。老人将一段往事锁进心的保密箱，但他并未失却对这段往事的光荣感，因为，无论谁，只有光彩的故事才能够才愿意重新翻开示人的。
在青岛，我不但采撷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也迈进了李茂勤老人依然大海般丰富充沛的感情世界。
就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视母校为终生的骄傲，在英雄部队摸爬滚打过的军人那份优越良好的自我感觉同别人就是不一般，“我们鱼雷一大队”在老人的记忆中永远是一枚熠熠生辉的金质奖章，拥有她是一种长久的荣幸与自豪，因为曾为获得她付出过血和汗。
不谦虚地说我们鱼雷艇一大队应该算是海军的王牌了，小艇打大仗，谁也没我们多，击沉敌舰，谁也没我们多。好多大艇大舰不服气，说，上级对你们偏心眼老把重要任务给你们嘛。我认为干啥事确实有个机会问题，但机遇绝不是天上掉馅饼白来的，要不是我们训练严格仗打得好，先后打掉了“太平”号，“洞庭”号，上级把重要任务交给你能放心？一大队各方面过硬，岸上靠刘建廷，海上靠张逸民。张逸民这个家伙比较有才，战术技术确实好。
我们一大队长期驻宁波。福建沿海一直没摆海空军，制空制海权没拿到，在老百姓心目中，共产党的力量还是不大行，国民党仍是很吓人的。1958年中东形势紧张，中央确定打这一仗，拿金门示众，惩罚教训美蒋，海军把我们一大队派往厦门，我们九条艇可以说是海军的尖兵连，构成了前线主要海上突击力量。这回又叫我们一大队上，别的部队都挺眼热。我心说：打铁还得榔头硬，是金刚钻才敢揽这个瓷器活，攻坚任务，不给我们一大队给谁？那个时代的人，好胜、单纯、可爱，任务越困难越艰险，越觉着光荣、体面、来劲儿。
一首《战士与枪》的小诗写道：战士有一个忠贞的伴侣——枪，像爱护自己的眼睛般爱护她夜晚抚摸着她才能进入甜美的梦乡，硝烟战火让伟大的爱变得更深沉更专注更真挚，流血负伤不哭唯与枪道一声再见时泪水才会顺着男子汉的脸颊流淌。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在海上跑多大的速度都不会晕船，天生一副鱼雷快艇体格。
分配到快艇部队工作，我挺高兴。第一回上175，这摸摸，那看看，但思想上顶多也就是新奇吧，这玩艺不过是在大海上跑得跟飞一样的一条船一部机器呗，和它还没建立什么感情。后来，吃在艇睡在艇，感情慢慢就起了变化，觉得175就是自己的家啦，上岸办事真要有几天不见面，还怪想它的。再后来，越来越觉得这艇除了不会说话，和人是一样的，它也
有心脏胳膊腿，也得吃喝拉撒睡，而且，也有个性和脾气，你悠着使唤它，勤着保养它，它乖乖听你的，你要把它不当一码事。不好好侍弄它，到时候，它就给你扔挑子撂蹶子出难题，干没治。特别是，你只要驾艇出海参加一回战斗，和它的感情就更深了，说是战友情也不过分，它安全地把你驮去驮回，又按照你的意志把敌舰捅个大窟窿，没有它，你能干啥，屁也
干不成。
在175上，我是轮机长。电影《海鹰》你看过吧？从前边看驾驶舱，中间站着艇长，右手是水手长，管信号、联络，轮机长站在艇长左边，负责艇上的电器机械维护。平常，我只要一听175的发动声，就知道它哪正常哪不舒服，我就像保健医生一样对它的五脏六腑心里全有一本账。
“八·二四”海战，175和指挥艇在主攻方向，其它艇担任侧攻，防止“台生”号转弯。快艇就这么一招，放了雷，赶紧掉头向后跑。敌人护卫舰的速射炮也很厉害，梅花枪一样打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如果我们能开最高速五十几节，我估计得了便宜开溜没啥大问题。可惜艇底结了许多海蛎子，我们又有一发鱼雷因故障没射出去，艇身重，我心说，伙计，争点气，快跑呀，可175就是跑不快啦，真恨不得拿鞭子抽它。我们赶紧给剩下的一条鱼雷排除故障，想把它打出去，但没有成功。《海鹰》演的是把故障排除后又击沉了一艘敌舰，纯属艺术加工。
跑着跑着，艇身猛地震动，接着底舱冒出烟来。175被敌炮击中了。我赶紧下去，底舱进水已经齐腰，露在水面上的弹洞大大小小可以看到三、四处。我用一个水泵排水，同时组织堵漏。搞完，上去报告艇长，已经堵好了。底舱又叫，“仍在进水，很快”，实际上，水线以下还有好几个较大的洞，但看不到。
这时，艇长向指挥艇报告：我艇故障，可以自己返航。事后分析，175明明不行了，艇长为什么这样报告呢，估计他考虑我们正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他不愿其他艇来救我们受损失。
后来，蓄电池也泡汤了，175完全停下来，可以感觉到它在慢慢往下沉。我们12个人都到了后甲板，谁也不愿离开艇，真是恋恋不舍，都围聚在一起。艇长把国旗降下。175先是头扎下去。屁股蹶起来，倒栽葱站直，又一头倒下去，很快，一个漩涡水花就不见了。
人甩到海里，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当时，根本就没想我们自己该怎么办，能不能活着回去，只想着175，一个相处了几个春秋的好伙计，哎，它，战死了，牺牲啦。</P>
(十)获救<P> 人生大戏各不相同，却有着完全相同的终场——死。心理学家分析：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明白死神已经向他走近的时刻会产生恐惧、绝望、悲观、痛苦的意识，并伴随有怜悯、忏悔、自嘲、原谅等潜意识。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人面对死亡能够比较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这部分人在个性表现上一般都具有坚忍顽强对所有对手包括死神无所畏惧的特征。长久以来，宣传媒体和文艺作品告诉我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确实是有的，他们很少凡夫俗子，不是英雄，便是枭雄。而通过采访本节主人公，我发现，在即将死亡的绝境中，他既没有达到顶天立地傲视万物的高度，却超越了茫茫众生凡胎肉躯的局限，我不晓得他究竟属于百分之大多数还是百分之极少数。大概，生活中的真实人都是虎气与鼠气兼备的综合体，两气间的运动消长构成了复杂变幻的人生，使得同是碳水化合物组合的个体看上去也就有了或大或小的差异。
刚落海时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12个人无死无伤，战斗集体很完整，互相鼓励，没有孤独感。另外，绝对相信组织上不会丢掉我们不管，肯定会派舰艇来救我们。月亮已经升空，我们分成三个梯队，向月亮方向游。我当时身体不算好，猴瘦猴瘦，一米七的个头，只有103斤，被分在中间一组。艇长的分工是，前边一组处理敌情，
后边一组保证中间的不掉队。我心里挺踏实、挺有信心的。
一艘国民党炮舰为被击中的“中海”担任警戒，来回转，接近我们时，我们就把头埋进水里，不让它发现。最后一次，它就从我们的队形中间横冲直撞开过去，连它的舷号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家伙跑远了，战友们都找不到啦，喊、叫，也没有人回答。这个时候，心里开始有点发毛发怵了，觉得情况不大妙。我会不会给淹死？这个念头跑出来纠缠了。你想象一下，黑冷黑冷的大海上，就你一人被困在那是啥滋味？说不害怕，那是瞎话。
岸上派高速炮艇寻找营救我们，我知道。国民党的美制舰同我们的苏制舰机器声完全不一样，一听马达响，便知道是自己的船出来了。可惜，营救艇没有想到175已经沉了，他判断是迷航，所以只注意打开雷达找船，不注意找落水的人。他妈的本来离我们很近，眼看着它呼噜呼噜兜圈子回去了，气得够呛。但不管咋样，又有了一些希望吧，总想着他可能还会再来找。我体会，人在险境中，绝对不能没有希望，希望就是动力就是精神支柱啊。
25日天亮，希望好像又多了一些，我和周方顺、季德山、赵庆福、尤志民又游到了一起，而且远远能够望到大陆海岸线了，互相鼓励一下，情绪好了一点。人在大海里，真是沧海一叶，你会觉得自然的力量是那般强大，而你自己却没有一点能力，纯粹废物一个。实际上，掉进汪洋大海，“游”，没有任何意义，还白白损耗体力，只能“漂”。涨潮时，你会发
现离大陆越来越近，顿时干劲倍增，总想快些游过去，游着游着，你会发现怎么离大陆又越来越远啦？后来才明白，龙王爷又改落潮了。落潮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哎，如果身上装一个锚就好了，现在把锚放下去固定在一个点上，涨潮时再收锚接着向岸边漂。现在回忆，困境中的幻想可能是一种还没有绝望的表现吧。
待到25日太阳落山，天完全黑下来，人一下子就彻底绝望了，明白没有多少活的可能了。八月天的海水，已是冰冰凉的，加上一整天未进食，又冷又饿，全身整个麻木了，四肢是不是还属于自己好像都觉不到了。尤志民本来胃病就很严重，哪经得住这么折腾，他一阵哼哼一阵惨叫，那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人在垂死挣扎状态中才会发出的声音，听了难受得不行。我们慢慢拢过去，轮流解开救生衣抱紧他给他暖胃，其实也就是一个安慰吧，每个人这会儿都成了“冷血动物”啦，哪里还有热乎气呀。我记得尤志民最后说出的话是他存了二百几十元钱，二百元给他妈，剩下的交团费。以后怎么跟他分开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都筋疲力尽，进入了半昏迷状态。
我估计，要是再不遇救，三几个小时之后，肯定就淹死了。你问人在快死的时候想到什么？开始感到恐惧、懊丧，后来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家里人一个都没想到过，另外，什么活着回来继续为党为祖国做贡献呀，压根就没想过。可能还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求生欲，主动的死仍不值得，管球呢，随它漂吧。那时候，头脑一会儿空白一会儿清楚，我还记得叫一个
浪头拍醒了，觉到救生衣里滑溜溜的，下意识去抓，抓到了一条小鱼，我很想拧下它的头来，吃了它，后来又想，吃它有什么用，也是一条可怜的小生命，一撒手，把它放走了。我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可直到今天都有个迷信的想法：本来八月，是鲨鱼的发情期，调皮的季节，最爱攻击人啦，我没碰上鲨鱼，是不是发慈悲救了小鱼一命的缘故？现在，我也基本
上不吃鱼，尤其是海鱼。它们不吃你，你干嘛要去吃它们！
人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里，哪还有力气去胡思乱想呀。后来看一些小说、杂志，说英雄人物在最后关头一会儿想到人民一会儿想起党的，还不都是作者拔高乱编的，胡扯蛋嘛！可你说啥也没想吧，党多年来的培养教育还是起作用的。大概到了后半夜了，我昏昏睡睡听见有人说话。一个说：“哎，看到了一个死的。”另一个说：“死的也给捞上来。”过一会儿，就觉得有人捅巴捅巴我。我睁开眼，一看不认识，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敌人来抓我了，就叫：“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可见，宁死也决不当俘虏，这个观念在头脑中扎根很深的。后来，硬被渔民拽到小船上去了。
上了渔船，我和周方顺、赵庆福、季德山警惕性仍然蛮高的，由于语言不通，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大陆渔民还不敢完全相信。我们悄悄商量，如果是国民党特务，情况不妙，咱们都马上跳海。我们在大海里已整整泡了三十六、七个小时了，肚子里灌饱了苦水，浑身的皮都泡脱了一层，躺在船板上冷得发抖动弹不得，但仍有那么一股子气，宁愿二次回到大海去，
死也不上他们那里去。现在回想，当时虽算不上什么英勇壮举吧，对党赤胆忠心那是没说的。
今年（1994），美、英、法张张扬扬举行了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向盟军烈士墓敬献了鲜花。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所言“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
论断并末过时，为正义流血永远不朽？
虽然今天中国人谋求统一已不再倡言战争，但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上，凡谋求统一的战争均为正义，为统一而流淌的鲜血不会枉流，永远不朽。
因此，我有一个相当冒昧的建议，在百部优秀爱国主义影片之后再加一个第101部——《海鹰》。“海鹰”那神勇矫健的形象有理由亦有资格为人们所深深铭记。
我承认，在青岛听到的委婉的牢骚曾触动了我。但我的建议绝非仅仅为了平息那些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牢骚。
开始，各级都准备大大宣扬我们175的，海军也考虑给175授“英雄艇”荣誉称号。后来听说，有三个被国民党逮过去了，一个姓陈的电信兵，一个鱼雷兵于德和，一个轮机兵杨永金，被俘了，可能向敌人供了什么，于是，175只能甘当无名英雄了。
死了四个。艇长徐凤鸣，鱼雷业务长尤志民，雷达副业务长朱××，雷达兵邱玉煌。听说邱玉煌是游到了金门又往回游，被敌人的机枪打死的。
牺牲的几个人里，我对徐凤鸣印象、感情更深一些。我跟他共事两年多，他年纪不大，二十五、六岁，东北人那种耿直干脆的特点，人挺实，实干精神很可以，张张罗罗很能讲，和大家打成一片也不错，思想作风很正，服从命令坚决，就是性子急，有时脾气挺大，讲领导方法艺术好像一般。打仗那年，他刚成的亲。七十年代，听说他的没见过父亲的儿子找到
部队要求参军，当没当成我不清楚，没见到人。
我们活着回来的五个人，当时都记了一等功。就是一个喜报。我寄回家，事后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可能糊了墙了。
我在部队的最后职务是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正团职。周方顺转业在宁波，季德山在山东菏泽，赵庆福在家乡体委工作，黄忠义在温州。前几年我出差到温州见过黄，一块泡过海水的战友，见面特别亲热。几个人里边，季德山的境况最差，今年4月，我从山东农民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菏泽地方政府给季德山解决了吃商品粮的问题，他晚年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点保障吧。
过去的事，我实在不愿唠叨。现在九十年代的形势可不是1958年了。我们这些人，摆那个光荣历史干啥。我们还不错，还没掉胳膊断腿的，断了又怎么样？想想过去，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老婆孩子，不亏良心，问心无愧就行了。
我们打过仗的，爱提个意见，发发牢骚，人家不喜欢。现在，他妈谁能吹、捧、送，就是好家伙，就不知道南北东西了……
这几年工作上同台湾商人经常打交道，你看现在台湾人有几个臭钱神气的。有时我想，当初让台湾抓去了没准还不错呢，现在八成也是个台商大款啦，人都羡慕你，……你不要记录，话只能说到这了！
我这个人怪话、牢骚多，你别认真。其实，最基本的觉悟还是有的。对被抓过去那三个人，以前保持一种政治界限，就是今天，感情上仍然认为他们不可信任，朋友也不值得交。他们是不是回来过不清楚，哪一天真碰上了，你就是天下首富，我也只当不认识！
我是怀着与来时一般的尊敬同李茂勤老人道别的。
面对悲壮波折的人生能说“无怨无悔”的你见过多少？其实敢对走过的道路说“有怨而无悔”的，那便是相当崇高的境界了。
1996年，我又赴厦门，夜宿当年鱼雷艇队的出发锚地——镇海角定台湾。
打开电视机，画面上恰在直播长江中段打捞一代名舰“中山舰”的实况。随着锈迹斑斑的黑色舰体一点点浮出水面，播音员开始讴歌当年海军将士英勇抗日与舰同殁的献身壮举，并宣布当地政府将要为该舰专门建造一座纪念馆消息。
我心一震，忽发奇想：将来祖国统一伟业梦想成真，厦门这地方会不会修建一座“统一纪念馆”？会不会将175艇打捞上来置放其中供人瞻仰？我期盼着那一天。我相信，海军将士为统一伟业所作的牺牲奉献，亦不会永远淹沉在海底的。
翌日黎明，我伫足在沙质柔软的海滩，看那一轮蓬勃的红日破水而出。霞色铺陈，墨海泛金，白色的鸥鸟们低低的在海面梭飞，云端高远处，有一只孤傲的鹰翱翔在即将褪去的残月晨星身旁。
正对面，海平线的那一边就是深不可测的料罗湾。凝望着，我的眼眶突然间莫名地有些潮湿。调转身，采摘了几束红黄相间的野花，轻轻放在一波波漾来的潮头，看它们卷进一片蔚蓝，心头涌起无限的慰藉。
几个嘻闹赶海的渔家童稚围拢了来，天真好奇地发问：叔叔，你做啥？
我说：告诉出远海的人们，还有人没忘记他们，还惦念记挂着他们呢……
孩子们好可爱，也学我的样子，采来小花，轻轻地放进潮头。
潮水一波波漾来，哗——哗——我仿佛听到了从冥冥中传来的回声。</P>
刚落海时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12个人无死无伤，战斗集体很完整，互相鼓励，没有孤独感。另外，绝对相信组织上不会丢掉我们不管，肯定会派舰艇来救我们。月亮已经升空，我们分成三个梯队，向月亮方向游。我当时身体不算好，猴瘦猴瘦，一米七的个头，只有103斤，被分在中间一组。艇长的分工是，前边一组处理敌情，
后边一组保证中间的不掉队。我心里挺踏实、挺有信心的。
一艘国民党炮舰为被击中的“中海”担任警戒，来回转，接近我们时，我们就把头埋进水里，不让它发现。最后一次，它就从我们的队形中间横冲直撞开过去，连它的舷号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家伙跑远了，战友们都找不到啦，喊、叫，也没有人回答。这个时候，心里开始有点发毛发怵了，觉得情况不大妙。我会不会给淹死？这个念头跑出来纠缠了。你想象一下，黑冷黑冷的大海上，就你一人被困在那是啥滋味？说不害怕，那是瞎话。
岸上派高速炮艇寻找营救我们，我知道。国民党的美制舰同我们的苏制舰机器声完全不一样，一听马达响，便知道是自己的船出来了。可惜，营救艇没有想到175已经沉了，他判断是迷航，所以只注意打开雷达找船，不注意找落水的人。他妈的本来离我们很近，眼看着它呼噜呼噜兜圈子回去了，气得够呛。但不管咋样，又有了一些希望吧，总想着他可能还会再来找。我体会，人在险境中，绝对不能没有希望，希望就是动力就是精神支柱啊。
25日天亮，希望好像又多了一些，我和周方顺、季德山、赵庆福、尤志民又游到了一起，而且远远能够望到大陆海岸线了，互相鼓励一下，情绪好了一点。人在大海里，真是沧海一叶，你会觉得自然的力量是那般强大，而你自己却没有一点能力，纯粹废物一个。实际上，掉进汪洋大海，“游”，没有任何意义，还白白损耗体力，只能“漂”。涨潮时，你会发
现离大陆越来越近，顿时干劲倍增，总想快些游过去，游着游着，你会发现怎么离大陆又越来越远啦？后来才明白，龙王爷又改落潮了。落潮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哎，如果身上装一个锚就好了，现在把锚放下去固定在一个点上，涨潮时再收锚接着向岸边漂。现在回忆，困境中的幻想可能是一种还没有绝望的表现吧。
待到25日太阳落山，天完全黑下来，人一下子就彻底绝望了，明白没有多少活的可能了。八月天的海水，已是冰冰凉的，加上一整天未进食，又冷又饿，全身整个麻木了，四肢是不是还属于自己好像都觉不到了。尤志民本来胃病就很严重，哪经得住这么折腾，他一阵哼哼一阵惨叫，那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人在垂死挣扎状态中才会发出的声音，听了难受得不行。我们慢慢拢过去，轮流解开救生衣抱紧他给他暖胃，其实也就是一个安慰吧，每个人这会儿都成了“冷血动物”啦，哪里还有热乎气呀。我记得尤志民最后说出的话是他存了二百几十元钱，二百元给他妈，剩下的交团费。以后怎么跟他分开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都筋疲力尽，进入了半昏迷状态。
我估计，要是再不遇救，三几个小时之后，肯定就淹死了。你问人在快死的时候想到什么？开始感到恐惧、懊丧，后来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家里人一个都没想到过，另外，什么活着回来继续为党为祖国做贡献呀，压根就没想过。可能还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求生欲，主动的死仍不值得，管球呢，随它漂吧。那时候，头脑一会儿空白一会儿清楚，我还记得叫一个
浪头拍醒了，觉到救生衣里滑溜溜的，下意识去抓，抓到了一条小鱼，我很想拧下它的头来，吃了它，后来又想，吃它有什么用，也是一条可怜的小生命，一撒手，把它放走了。我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可直到今天都有个迷信的想法：本来八月，是鲨鱼的发情期，调皮的季节，最爱攻击人啦，我没碰上鲨鱼，是不是发慈悲救了小鱼一命的缘故？现在，我也基本
上不吃鱼，尤其是海鱼。它们不吃你，你干嘛要去吃它们！
人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里，哪还有力气去胡思乱想呀。后来看一些小说、杂志，说英雄人物在最后关头一会儿想到人民一会儿想起党的，还不都是作者拔高乱编的，胡扯蛋嘛！可你说啥也没想吧，党多年来的培养教育还是起作用的。大概到了后半夜了，我昏昏睡睡听见有人说话。一个说：“哎，看到了一个死的。”另一个说：“死的也给捞上来。”过一会儿，就觉得有人捅巴捅巴我。我睁开眼，一看不认识，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敌人来抓我了，就叫：“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可见，宁死也决不当俘虏，这个观念在头脑中扎根很深的。后来，硬被渔民拽到小船上去了。
上了渔船，我和周方顺、赵庆福、季德山警惕性仍然蛮高的，由于语言不通，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大陆渔民还不敢完全相信。我们悄悄商量，如果是国民党特务，情况不妙，咱们都马上跳海。我们在大海里已整整泡了三十六、七个小时了，肚子里灌饱了苦水，浑身的皮都泡脱了一层，躺在船板上冷得发抖动弹不得，但仍有那么一股子气，宁愿二次回到大海去，
死也不上他们那里去。现在回想，当时虽算不上什么英勇壮举吧，对党赤胆忠心那是没说的。
今年（1994），美、英、法张张扬扬举行了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向盟军烈士墓敬献了鲜花。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所言“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
论断并末过时，为正义流血永远不朽？
虽然今天中国人谋求统一已不再倡言战争，但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上，凡谋求统一的战争均为正义，为统一而流淌的鲜血不会枉流，永远不朽。
因此，我有一个相当冒昧的建议，在百部优秀爱国主义影片之后再加一个第101部——《海鹰》。“海鹰”那神勇矫健的形象有理由亦有资格为人们所深深铭记。
我承认，在青岛听到的委婉的牢骚曾触动了我。但我的建议绝非仅仅为了平息那些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牢骚。
开始，各级都准备大大宣扬我们175的，海军也考虑给175授“英雄艇”荣誉称号。后来听说，有三个被国民党逮过去了，一个姓陈的电信兵，一个鱼雷兵于德和，一个轮机兵杨永金，被俘了，可能向敌人供了什么，于是，175只能甘当无名英雄了。
死了四个。艇长徐凤鸣，鱼雷业务长尤志民，雷达副业务长朱××，雷达兵邱玉煌。听说邱玉煌是游到了金门又往回游，被敌人的机枪打死的。
牺牲的几个人里，我对徐凤鸣印象、感情更深一些。我跟他共事两年多，他年纪不大，二十五、六岁，东北人那种耿直干脆的特点，人挺实，实干精神很可以，张张罗罗很能讲，和大家打成一片也不错，思想作风很正，服从命令坚决，就是性子急，有时脾气挺大，讲领导方法艺术好像一般。打仗那年，他刚成的亲。七十年代，听说他的没见过父亲的儿子找到
部队要求参军，当没当成我不清楚，没见到人。
我们活着回来的五个人，当时都记了一等功。就是一个喜报。我寄回家，事后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可能糊了墙了。
我在部队的最后职务是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正团职。周方顺转业在宁波，季德山在山东菏泽，赵庆福在家乡体委工作，黄忠义在温州。前几年我出差到温州见过黄，一块泡过海水的战友，见面特别亲热。几个人里边，季德山的境况最差，今年4月，我从山东农民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菏泽地方政府给季德山解决了吃商品粮的问题，他晚年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点保障吧。
过去的事，我实在不愿唠叨。现在九十年代的形势可不是1958年了。我们这些人，摆那个光荣历史干啥。我们还不错，还没掉胳膊断腿的，断了又怎么样？想想过去，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老婆孩子，不亏良心，问心无愧就行了。
我们打过仗的，爱提个意见，发发牢骚，人家不喜欢。现在，他妈谁能吹、捧、送，就是好家伙，就不知道南北东西了……
这几年工作上同台湾商人经常打交道，你看现在台湾人有几个臭钱神气的。有时我想，当初让台湾抓去了没准还不错呢，现在八成也是个台商大款啦，人都羡慕你，……你不要记录，话只能说到这了！
我这个人怪话、牢骚多，你别认真。其实，最基本的觉悟还是有的。对被抓过去那三个人，以前保持一种政治界限，就是今天，感情上仍然认为他们不可信任，朋友也不值得交。他们是不是回来过不清楚，哪一天真碰上了，你就是天下首富，我也只当不认识！
我是怀着与来时一般的尊敬同李茂勤老人道别的。
面对悲壮波折的人生能说“无怨无悔”的你见过多少？其实敢对走过的道路说“有怨而无悔”的，那便是相当崇高的境界了。
1996年，我又赴厦门，夜宿当年鱼雷艇队的出发锚地——镇海角定台湾。
打开电视机，画面上恰在直播长江中段打捞一代名舰“中山舰”的实况。随着锈迹斑斑的黑色舰体一点点浮出水面，播音员开始讴歌当年海军将士英勇抗日与舰同殁的献身壮举，并宣布当地政府将要为该舰专门建造一座纪念馆消息。
我心一震，忽发奇想：将来祖国统一伟业梦想成真，厦门这地方会不会修建一座“统一纪念馆”？会不会将175艇打捞上来置放其中供人瞻仰？我期盼着那一天。我相信，海军将士为统一伟业所作的牺牲奉献，亦不会永远淹沉在海底的。
翌日黎明，我伫足在沙质柔软的海滩，看那一轮蓬勃的红日破水而出。霞色铺陈，墨海泛金，白色的鸥鸟们低低的在海面梭飞，云端高远处，有一只孤傲的鹰翱翔在即将褪去的残月晨星身旁。
正对面，海平线的那一边就是深不可测的料罗湾。凝望着，我的眼眶突然间莫名地有些潮湿。调转身，采摘了几束红黄相间的野花，轻轻放在一波波漾来的潮头，看它们卷进一片蔚蓝，心头涌起无限的慰藉。
几个嘻闹赶海的渔家童稚围拢了来，天真好奇地发问：叔叔，你做啥？
我说：告诉出远海的人们，还有人没忘记他们，还惦念记挂着他们呢……
孩子们好可爱，也学我的样子，采来小花，轻轻地放进潮头。
潮水一波波漾来，哗——哗——我仿佛听到了从冥冥中传来的回声。</P>
(十一)变了味儿的“纪实报道”<P>
自8月23日，大陆的炮弹在金门全面开花之后，弹着点便渐渐收拢，集中于金门的西村、沙头两机场和料罗湾。胡琏大彻大悟，向台湾报告：共军目前并无攻金迹象，其打炮意图，似谋窒息金门，久困我军。
对西村、沙头机场的炮击，采取的是一种“敲锣吓雀”的惊扰战术。两机场有峰峦屏遮，难以目测，大陆岸炮便事先准备好射击诸元，多设对空观察哨，台湾运输机飞临，先不盲射，待其试图降落之时，一阵铺天盖地的急袭。此招虽精度不高，但吓阻作用显著，10天之内，台湾有4架运输机被击伤，机降运输被迫中止。
其实，两机场封锁不住也无碍大局，仅靠机降运补15万军民，无异于杯水车薪，金门的生命线，永远都在料罗湾。
料罗湾每天落弹无数，险象丛生，台湾被迫于8月25日、26日中止对金门的海上运输。从27日开始，恢复抢运并改变了方式：由使用“中”字号大型运输舰，改为“美”字号中型运输舰；由从台湾高雄起航，改为从澎湖马公起航；由白天直接进港靠岸卸载，改为夜间驶至料罗湾外海锚泊，然后用小汽艇（船）向料罗湾海滩驳运。
于是，大白天，料罗湾相对平静。一入黄昏，便炮声不绝，水柱连天，通宵达旦。料罗湾之夜，绚丽无比，热闹非凡。
胡琏不能不对8月24日的海战心存余悸，他常常提醒部下：确保料罗湾不光要全力对付大陆的炮击，还须高度警惕共军艇队的再次突袭。
的确，对料罗湾而言，来自正面的投枪固然凶狠，突然刺向侧背的利剑则更可怕。
胡琏的判断不错，9月1日夜，大陆艇队再次进军料罗湾，双方海军展开了规模
不大但更加惨烈的血战。
1958年9月1日，是国民党海军极其“辉煌”的一天，台湾许多著名作家和权威史书均以“客观公允热情奔放”的笔触记录讴歌了这一天。如果有人提议将这一天改为国民党的“海军节”，在当时的台湾恐怕也是普遍能够予以接受的，因为，据说强大而精良的国军海军像篦虱子般将前来骚扰的中共鱼雷艇一个个捉出来，悠然一拈，逐次歼杀。我对国军海军将士的上乘表现甚感钦佩，他们这一天无论指挥协同、战术动作、抗击精神都的确“海军”。我也对国军海军巨大而显赫的战绩深感震惊，我想，全世界关注这场战争的人们都会油然而生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赞叹与敬慕。
台湾书刊披露：
九月一日，马公有四百多名在台受训，因战情紧急而提前归队的前线官兵和一大群中外记者，登上了灯火管制中的“美坚”号，在南巡支队旗舰“维源”号和“沱江”号“柳江”号护航下驶往金门。一出港，战士们唱起了雄壮的军歌，随舰采访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舍哥利、中广记者洪缙曾立即录下这民族的战歌向世界广播。
在海水击舰、炮声咻咻中，船团安抵料罗。“沱江”号先送新任美军顾问组长登陆金门，回到护航位置已是二日零点七分。当时，“美坚”号上的中美记者正在驳乘小艇，突然，雷达幕上出现了三批高速目标，分由镇海角、围头杀来。我“维源”号、“沱江”号、“柳江”号立即迎战，共艇杀至料罗湾外八十码时，“沱江”号主炮首先开火，二分钟内即打沉两艘，引起冲天大火。其余的两条炮舰炮艇、六艘鱼雷快艇立即包围了“沱江”号。“沱江”号在鱼雷快艇纵列中打海上肉搏战，“维源”号、“柳江”号也杀入阵中，猛击共艇。“维源”号在战斗中受了轻伤，“沱江”号则受重创，主辅机舱中弹进水。
“沱江”号轮机长曲以堂中尉面、手部均受伤，仍努力维修主机，使舰体保持机动；电机士官长朱慰宇背部受伤，仍身着救生衣堵住破口；炮手陈加福腿部受伤倒地，听说机舱需木材堵漏，即爬行传递木材，充分发挥“同舟共济”精神。
舵房被炮弹贯穿，舵手章海鸣上士，邱冒明下士均中弹重伤在地，航海兵温成灏也受重伤，血肉模糊，仍紧挥舵盘，口中复诵舵令。舰上官兵虽伤亡极大，但均能主动上阵，越打越勇，纵横扫荡，与中共舰艇十烫十决。二十一炮射手张玉方、装弹手蔡东福、二十二炮射手陈志强先后阵亡，装弹手徐复幌立即接替射手，旋负重伤。医官陈科华中尉，在舱厅为伤兵急救，突然一发炮弹射穿沙发爆炸，陈中尉双腿、腹部受伤，血流如注，仍指挥医务士兵急救，不久不支倒地，临终前告诉袁炳瑞副长：“告诉他们，绷带上有红十字的一面要包在里面，别弄错。”
炮回旋手唐金生重伤，炮长梁福泽接替，又负重伤，理发兵董荣源又去接手，才坐好，即被击中，身成齑粉。除第三装弹手轻伤外，舱面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刘溢川舰长见官兵奋勇牺牲，又见舰体重创，愤怒不已，见二共艇驶来，决撞舰作自杀攻击，下令高速前进。但机舱入水太多，舰体下沉，速度大减，竟与共艇擦身而过。
“沱江”号中弹无数，机舱受损，“柳江”号为之带缆，航行一段后，又由“维源”号拖返马公。
早六时至七时，中共曾派七条炮舰至海战水域捞救中共落水人员、物品。若非中共损失如此多之舰艇，它将不会派七条舰艇来捞的。当我“丹阳”、“信阳”号赶抵金门时，中共舰艇已打捞完毕返航，但我舰仍捞获两件中共海军的救生衣、防风帽，上面均有“海军后方勤务部”制发字样，号码为5618213、5621012。
匪虽有什么大舰队小艇队，在台湾海峡活动频繁，企图截断我海上补给线，但经过海上健儿的海上试探，它们每次都是粉身碎骨海底，葬于鱼腹。匪制海权失掉了，共匪的快艇、鱼雷艇，剩下的都龟缩在沿海的小港内而不敢露面。
从历次的海战情况和我们所得的情报来看，匪所谓强大海军，只是一种不攻自破的虚言，在大陆沿海，匪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舰只存在，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海上火力，共匪之见我舰艇，不啻耗子见了猫。所以到今天，我不但保持了海上制海权，而且我海军船舰仍是风雨无阻的在大陆沿海执行其巡逻任务。
共匪之不敢进攻外岛，海军力量薄弱是其原因之一。“九·一”之后，共匪的所谓“鱼雷快艇”，遭我击毁者，共达三十二艘之多。
在台湾出版的《金门战况纪实》中，9月2日的记载是：
晨零时三十分，在我军增援金门途中，于金门料罗湾外七里，发现共匪鱼雷艇八艘希图进袭，我海军四舰艇立即予以攻击，激战十二分钟，共匪再派四艇增援，结果匪艇被我击沉十一艘，余一艘亦在海面消失，匪艇全军覆没，我舰一○四号亦在激战中受伤。
12:0，国民党海军大获全胜，创下世界海战史上也堪称罕见的“奇迹”。这一比分已作为无可置疑的定论赫然广见于台湾史书甚至世界军事论著。
大陆方面的报道甚少，且零散而苍白无力，大概确实打得不咋样，使人愈发坚信台湾公布的权威性、准确性。
偏偏有一个喜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书呆子，不怕到处碰壁地去查阅早已无人问津发霉长毛的纸片典籍，他无意对双方士兵的精神战技进行比较评估，他只想象中世纪欧洲有个叫哥白尼的痴人一样，探究一下类似地球与太阳到底谁围着谁转圈子人类居住的星体是扁的长的方的还是圆的等等有关事物真面目的有趣问题。</P>
自8月23日，大陆的炮弹在金门全面开花之后，弹着点便渐渐收拢，集中于金门的西村、沙头两机场和料罗湾。胡琏大彻大悟，向台湾报告：共军目前并无攻金迹象，其打炮意图，似谋窒息金门，久困我军。
对西村、沙头机场的炮击，采取的是一种“敲锣吓雀”的惊扰战术。两机场有峰峦屏遮，难以目测，大陆岸炮便事先准备好射击诸元，多设对空观察哨，台湾运输机飞临，先不盲射，待其试图降落之时，一阵铺天盖地的急袭。此招虽精度不高，但吓阻作用显著，10天之内，台湾有4架运输机被击伤，机降运输被迫中止。
其实，两机场封锁不住也无碍大局，仅靠机降运补15万军民，无异于杯水车薪，金门的生命线，永远都在料罗湾。
料罗湾每天落弹无数，险象丛生，台湾被迫于8月25日、26日中止对金门的海上运输。从27日开始，恢复抢运并改变了方式：由使用“中”字号大型运输舰，改为“美”字号中型运输舰；由从台湾高雄起航，改为从澎湖马公起航；由白天直接进港靠岸卸载，改为夜间驶至料罗湾外海锚泊，然后用小汽艇（船）向料罗湾海滩驳运。
于是，大白天，料罗湾相对平静。一入黄昏，便炮声不绝，水柱连天，通宵达旦。料罗湾之夜，绚丽无比，热闹非凡。
胡琏不能不对8月24日的海战心存余悸，他常常提醒部下：确保料罗湾不光要全力对付大陆的炮击，还须高度警惕共军艇队的再次突袭。
的确，对料罗湾而言，来自正面的投枪固然凶狠，突然刺向侧背的利剑则更可怕。
胡琏的判断不错，9月1日夜，大陆艇队再次进军料罗湾，双方海军展开了规模
不大但更加惨烈的血战。
1958年9月1日，是国民党海军极其“辉煌”的一天，台湾许多著名作家和权威史书均以“客观公允热情奔放”的笔触记录讴歌了这一天。如果有人提议将这一天改为国民党的“海军节”，在当时的台湾恐怕也是普遍能够予以接受的，因为，据说强大而精良的国军海军像篦虱子般将前来骚扰的中共鱼雷艇一个个捉出来，悠然一拈，逐次歼杀。我对国军海军将士的上乘表现甚感钦佩，他们这一天无论指挥协同、战术动作、抗击精神都的确“海军”。我也对国军海军巨大而显赫的战绩深感震惊，我想，全世界关注这场战争的人们都会油然而生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赞叹与敬慕。
台湾书刊披露：
九月一日，马公有四百多名在台受训，因战情紧急而提前归队的前线官兵和一大群中外记者，登上了灯火管制中的“美坚”号，在南巡支队旗舰“维源”号和“沱江”号“柳江”号护航下驶往金门。一出港，战士们唱起了雄壮的军歌，随舰采访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舍哥利、中广记者洪缙曾立即录下这民族的战歌向世界广播。
在海水击舰、炮声咻咻中，船团安抵料罗。“沱江”号先送新任美军顾问组长登陆金门，回到护航位置已是二日零点七分。当时，“美坚”号上的中美记者正在驳乘小艇，突然，雷达幕上出现了三批高速目标，分由镇海角、围头杀来。我“维源”号、“沱江”号、“柳江”号立即迎战，共艇杀至料罗湾外八十码时，“沱江”号主炮首先开火，二分钟内即打沉两艘，引起冲天大火。其余的两条炮舰炮艇、六艘鱼雷快艇立即包围了“沱江”号。“沱江”号在鱼雷快艇纵列中打海上肉搏战，“维源”号、“柳江”号也杀入阵中，猛击共艇。“维源”号在战斗中受了轻伤，“沱江”号则受重创，主辅机舱中弹进水。
“沱江”号轮机长曲以堂中尉面、手部均受伤，仍努力维修主机，使舰体保持机动；电机士官长朱慰宇背部受伤，仍身着救生衣堵住破口；炮手陈加福腿部受伤倒地，听说机舱需木材堵漏，即爬行传递木材，充分发挥“同舟共济”精神。
舵房被炮弹贯穿，舵手章海鸣上士，邱冒明下士均中弹重伤在地，航海兵温成灏也受重伤，血肉模糊，仍紧挥舵盘，口中复诵舵令。舰上官兵虽伤亡极大，但均能主动上阵，越打越勇，纵横扫荡，与中共舰艇十烫十决。二十一炮射手张玉方、装弹手蔡东福、二十二炮射手陈志强先后阵亡，装弹手徐复幌立即接替射手，旋负重伤。医官陈科华中尉，在舱厅为伤兵急救，突然一发炮弹射穿沙发爆炸，陈中尉双腿、腹部受伤，血流如注，仍指挥医务士兵急救，不久不支倒地，临终前告诉袁炳瑞副长：“告诉他们，绷带上有红十字的一面要包在里面，别弄错。”
炮回旋手唐金生重伤，炮长梁福泽接替，又负重伤，理发兵董荣源又去接手，才坐好，即被击中，身成齑粉。除第三装弹手轻伤外，舱面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刘溢川舰长见官兵奋勇牺牲，又见舰体重创，愤怒不已，见二共艇驶来，决撞舰作自杀攻击，下令高速前进。但机舱入水太多，舰体下沉，速度大减，竟与共艇擦身而过。
“沱江”号中弹无数，机舱受损，“柳江”号为之带缆，航行一段后，又由“维源”号拖返马公。
早六时至七时，中共曾派七条炮舰至海战水域捞救中共落水人员、物品。若非中共损失如此多之舰艇，它将不会派七条舰艇来捞的。当我“丹阳”、“信阳”号赶抵金门时，中共舰艇已打捞完毕返航，但我舰仍捞获两件中共海军的救生衣、防风帽，上面均有“海军后方勤务部”制发字样，号码为5618213、5621012。
匪虽有什么大舰队小艇队，在台湾海峡活动频繁，企图截断我海上补给线，但经过海上健儿的海上试探，它们每次都是粉身碎骨海底，葬于鱼腹。匪制海权失掉了，共匪的快艇、鱼雷艇，剩下的都龟缩在沿海的小港内而不敢露面。
从历次的海战情况和我们所得的情报来看，匪所谓强大海军，只是一种不攻自破的虚言，在大陆沿海，匪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舰只存在，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海上火力，共匪之见我舰艇，不啻耗子见了猫。所以到今天，我不但保持了海上制海权，而且我海军船舰仍是风雨无阻的在大陆沿海执行其巡逻任务。
共匪之不敢进攻外岛，海军力量薄弱是其原因之一。“九·一”之后，共匪的所谓“鱼雷快艇”，遭我击毁者，共达三十二艘之多。
在台湾出版的《金门战况纪实》中，9月2日的记载是：
晨零时三十分，在我军增援金门途中，于金门料罗湾外七里，发现共匪鱼雷艇八艘希图进袭，我海军四舰艇立即予以攻击，激战十二分钟，共匪再派四艇增援，结果匪艇被我击沉十一艘，余一艘亦在海面消失，匪艇全军覆没，我舰一○四号亦在激战中受伤。
12:0，国民党海军大获全胜，创下世界海战史上也堪称罕见的“奇迹”。这一比分已作为无可置疑的定论赫然广见于台湾史书甚至世界军事论著。
大陆方面的报道甚少，且零散而苍白无力，大概确实打得不咋样，使人愈发坚信台湾公布的权威性、准确性。
偏偏有一个喜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书呆子，不怕到处碰壁地去查阅早已无人问津发霉长毛的纸片典籍，他无意对双方士兵的精神战技进行比较评估，他只想象中世纪欧洲有个叫哥白尼的痴人一样，探究一下类似地球与太阳到底谁围着谁转圈子人类居住的星体是扁的长的方的还是圆的等等有关事物真面目的有趣问题。</P>
(十二)“九·一”海战真相<P>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阅读到当年海军关于“九·一”海战叙之甚详的若干“战报”，总算对一场扑朔迷离的战斗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了解。我以为，时隔三十余年，早已没有了将这段史实继续锁入保险柜的必要，公之于众是其时矣。
对照“战报”，查阅当年公开的战况报道，胜彰而负隐、褒我而贬敌的技术性处理痕迹相当明显。双方仍在交战状态中，宣传不能长敌之志气灭己之威风，此情有可原也。然“宣传”非“史”，“宣传”往往把“史”的光彩面拿来示人，“史”只有与“宣传”彻底脱钩才是立体的透明的。
我读到了宣传中一向“百战百胜”的我鱼雷艇队的失利。
1958年9月1日16时30分，我海军雷达观通站发现并判明敌“美坚”号中型登陆舰在“维源”号、“沱江”号、“柳江”号三艘猎潜舰护送下，自马公驶往金门输送人员和物资。
东海前指即下决心，以鱼雷艇第一大队103、105、174、177、178、180鱼雷艇六艘、巡逻艇第三十一大队556、557、558三艘75吨高速炮艇，及四艘50吨炮艇，在海岸炮兵两个连的掩护下，于料罗湾正南5海里以外海域，对敌护航运输船队实施攻击，力求击沉“美坚”号登陆舰。
彭德清的考虑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战斗均只有一次，战斗模式没有双胞胎。8月24日海战国民党吃大亏后，肯定已对我方鱼雷艇高度警觉，再靠鱼雷艇偷袭制胜恐难以奏效了，必须有新招数。思考良久，决定将鱼雷艇和高速炮艇混合编队，实战中用炮艇同敌护卫舰周旋纠缠，鱼雷艇则以坚决果敢动作杀出，乘势围斩“美坚”号。
整个战斗谋划，与前略有不同，相同的是鱼雷艇仍唱主角。
当日气象：晴，夜间能见度15－20链。风向东北，风力5－6级，阵风7级。中浪大涌（处于两次台风间隙）。
战后，关于此日天候是否利于鱼雷艇出海作战的认识始终不统一。但在制定方案时未把天候做为一个作战要素慎加考虑则是肯定的。
古人云：察天官，明时日，乃兵发之要道。古代的陆战尚且重视研究天气变化是否于己方有利，现代海战对此就更不容有毫厘的忽视。
22时03分。镇海观通站在方位110°、距离27海里处，发现敌护航运输队成单纵队向料罗湾方向航行，航速11节。遂下令混成艇队出击，争取在北纬24.14°以南、东经118.24。以东海域对敌舰实施攻击。不久发现敌编队先以航向271°、后改215°航行，尔后，敌“江”字号一艘离开编队驶向西北，距离其编队5海里，又改向295°微速前进。因敌舰行动可疑，为察明其真实企图，岸指命令艇队停车待命。
23时，岸上雷达发现敌“维源”号（误判，实为“美坚”号）出列离开编队，航向355、航速12节向料罗湾航行。据此，镇海指挥所判断“维源”号已离开编队，对我攻歼敌“美”字号运输舰极为有利，故决定向“美”字号（实为“维源”号）实施鱼雷攻击。
23时32分，鱼雷艇队成单纵队，以航向75°、航速35节接敌。镇海指挥所发现我鱼雷艇与敌“维源”号（实乃“美坚”号运输舰）有相遇的可能，遂令鱼雷艇转向110°避开。
此一指令大概为全役最大的错着和败笔，等于白白放跑了已捞到网里的大鱼。否则，此时“美坚”号正满载军火，俨然一座海上火药库，中雷一发，都有可能致其起火燃爆，命归黄泉。6艘鱼雷艇、12条雷，只需十二分之一的命中率呀！吃柿子不拣软的捏偏找硬的啃，战后，东海前指上上下下无不扼腕叹息，雷达兵更因误判而悔恨大哭。
“美坚”号与上边的四百余国民党军弟兄虎口余生，命耶？
23时40分，178艇雷达在左前方40链处发现敌视。张逸民下令展开。相距30链时，敌舰向我艇群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加之海面涌浪太大，艇只逐次掉队，难以保持队形。
23日、748分——51分，我5艘鱼雷艇相继以单艇进入距离3－4链以内，此时，靠目视和敌猛烈火力已可判断，前方敌舰并非“美坚”，而是“维源”，但部队已经撒开，不可能再收拢兵力转移攻击目标了。
180、178、177、103分别占领敌左舷40°～50°射击阵位，105占领右舷80°、距离5链阵位，相继发射。“维源”灵活规避，舰上2门76炮、1门40炮、5门20炮疯狂拦阻。鱼雷无一命中。
174向“沱江”发起攻击，同样未果。
23时53分，180退出战斗中舱机故障，操纵失灵，高速大旋回撤出。突然174从左舷高速驶来。瞬间，两艇相撞。180前机舱底龙骨被撞断裂，前进仅几十米，艇尾翘起即沉没，人员落水。
174前机舱上甲板左舷被撞开一30公分长大裂口，挣扎一段后亦归于沉没，人员落水。
加之前役损失之175，战功显赫的鱼雷快艇一大队一中队3条艇至此全军玉碎。
许多海军老头说：174、180如果不互撞，可能还有救，不一定沉的了。
呜呼，战争无情！战争的残忍性、严酷性恰在于，你不能企望付出了鲜血就一定收获胜利，你还得准备抛洒了热血却不得不面对无奈的失利。战争是个常常按照“不一定”行车走道的家伙。
仗打得很不理想，值得反思检讨之处甚多，当年的“战报”记录了查找出的若干教训：
经过8月24日海战以后，敌对我鱼雷艇的攻击已有戒备，以机动性好、火力强的大型舰艇加强护航并对我鱼雷艇可能来袭的方向加强了警戒，我未根据这些情况，适当地改变兵力使用和战术手段，以致造成鱼雷攻击失利。
鱼雷艇与护卫艇的协同组织得不好。鱼雷艇速度快，在前航行，护卫艇速度慢，反而随后跟进，势必形成鱼雷艇先到先打，使高速护卫艇起不到按计划直接掩护鱼雷艇攻击的作用。
艇队出击后，岸上指挥所担心海上指挥员对情况处理不好而过多地干涉了他们的行动，指示通报频繁，战斗七十八分钟，给艇队发报六十四份，实际上艇队只译出七份，影响了通信联络的畅通。
岸指对情况掌握不准确。岸上雷达将“美”字号误判为“维源”号，指挥所未加分析。当鱼雷艇在接敌中与“美”字号相遇时，指挥所却认为是“维源”号舰，而令鱼雷艇避开，结果放掉了主要攻击目标。
指挥艇有16人之多，人员过于集中，一方面会影响战斗指挥和战斗动作，另一方面指挥艇遭到损失，会造成失去对整个兵力的指挥。
180艇雷达故障后不能排除。转移引导关系又不及时；超短波故障后，灯光、手旗又因事先没有规定简易信号，无法实施指挥，形成单枪匹马，个个跃进，攻击无效果。
此次战斗，处于两次台风间隙，风大浪大涌大，实际上不宜使用鱼雷艇作战。指挥上有急躁情绪，浪大，快艇速度又高，却过早地打开鱼雷固定栓，因此有3条鱼雷未经发射自动落水。另涌浪使队员艇逐次掉队，形成单艇攻击。如指挥艇当时能适当地控制航速，保持队形形成扇面射击，六艘艇攻击一个目标，是有可能奏效的。</P>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阅读到当年海军关于“九·一”海战叙之甚详的若干“战报”，总算对一场扑朔迷离的战斗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了解。我以为，时隔三十余年，早已没有了将这段史实继续锁入保险柜的必要，公之于众是其时矣。
对照“战报”，查阅当年公开的战况报道，胜彰而负隐、褒我而贬敌的技术性处理痕迹相当明显。双方仍在交战状态中，宣传不能长敌之志气灭己之威风，此情有可原也。然“宣传”非“史”，“宣传”往往把“史”的光彩面拿来示人，“史”只有与“宣传”彻底脱钩才是立体的透明的。
我读到了宣传中一向“百战百胜”的我鱼雷艇队的失利。
1958年9月1日16时30分，我海军雷达观通站发现并判明敌“美坚”号中型登陆舰在“维源”号、“沱江”号、“柳江”号三艘猎潜舰护送下，自马公驶往金门输送人员和物资。
东海前指即下决心，以鱼雷艇第一大队103、105、174、177、178、180鱼雷艇六艘、巡逻艇第三十一大队556、557、558三艘75吨高速炮艇，及四艘50吨炮艇，在海岸炮兵两个连的掩护下，于料罗湾正南5海里以外海域，对敌护航运输船队实施攻击，力求击沉“美坚”号登陆舰。
彭德清的考虑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战斗均只有一次，战斗模式没有双胞胎。8月24日海战国民党吃大亏后，肯定已对我方鱼雷艇高度警觉，再靠鱼雷艇偷袭制胜恐难以奏效了，必须有新招数。思考良久，决定将鱼雷艇和高速炮艇混合编队，实战中用炮艇同敌护卫舰周旋纠缠，鱼雷艇则以坚决果敢动作杀出，乘势围斩“美坚”号。
整个战斗谋划，与前略有不同，相同的是鱼雷艇仍唱主角。
当日气象：晴，夜间能见度15－20链。风向东北，风力5－6级，阵风7级。中浪大涌（处于两次台风间隙）。
战后，关于此日天候是否利于鱼雷艇出海作战的认识始终不统一。但在制定方案时未把天候做为一个作战要素慎加考虑则是肯定的。
古人云：察天官，明时日，乃兵发之要道。古代的陆战尚且重视研究天气变化是否于己方有利，现代海战对此就更不容有毫厘的忽视。
22时03分。镇海观通站在方位110°、距离27海里处，发现敌护航运输队成单纵队向料罗湾方向航行，航速11节。遂下令混成艇队出击，争取在北纬24.14°以南、东经118.24。以东海域对敌舰实施攻击。不久发现敌编队先以航向271°、后改215°航行，尔后，敌“江”字号一艘离开编队驶向西北，距离其编队5海里，又改向295°微速前进。因敌舰行动可疑，为察明其真实企图，岸指命令艇队停车待命。
23时，岸上雷达发现敌“维源”号（误判，实为“美坚”号）出列离开编队，航向355、航速12节向料罗湾航行。据此，镇海指挥所判断“维源”号已离开编队，对我攻歼敌“美”字号运输舰极为有利，故决定向“美”字号（实为“维源”号）实施鱼雷攻击。
23时32分，鱼雷艇队成单纵队，以航向75°、航速35节接敌。镇海指挥所发现我鱼雷艇与敌“维源”号（实乃“美坚”号运输舰）有相遇的可能，遂令鱼雷艇转向110°避开。
此一指令大概为全役最大的错着和败笔，等于白白放跑了已捞到网里的大鱼。否则，此时“美坚”号正满载军火，俨然一座海上火药库，中雷一发，都有可能致其起火燃爆，命归黄泉。6艘鱼雷艇、12条雷，只需十二分之一的命中率呀！吃柿子不拣软的捏偏找硬的啃，战后，东海前指上上下下无不扼腕叹息，雷达兵更因误判而悔恨大哭。
“美坚”号与上边的四百余国民党军弟兄虎口余生，命耶？
23时40分，178艇雷达在左前方40链处发现敌视。张逸民下令展开。相距30链时，敌舰向我艇群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加之海面涌浪太大，艇只逐次掉队，难以保持队形。
23日、748分——51分，我5艘鱼雷艇相继以单艇进入距离3－4链以内，此时，靠目视和敌猛烈火力已可判断，前方敌舰并非“美坚”，而是“维源”，但部队已经撒开，不可能再收拢兵力转移攻击目标了。
180、178、177、103分别占领敌左舷40°～50°射击阵位，105占领右舷80°、距离5链阵位，相继发射。“维源”灵活规避，舰上2门76炮、1门40炮、5门20炮疯狂拦阻。鱼雷无一命中。
174向“沱江”发起攻击，同样未果。
23时53分，180退出战斗中舱机故障，操纵失灵，高速大旋回撤出。突然174从左舷高速驶来。瞬间，两艇相撞。180前机舱底龙骨被撞断裂，前进仅几十米，艇尾翘起即沉没，人员落水。
174前机舱上甲板左舷被撞开一30公分长大裂口，挣扎一段后亦归于沉没，人员落水。
加之前役损失之175，战功显赫的鱼雷快艇一大队一中队3条艇至此全军玉碎。
许多海军老头说：174、180如果不互撞，可能还有救，不一定沉的了。
呜呼，战争无情！战争的残忍性、严酷性恰在于，你不能企望付出了鲜血就一定收获胜利，你还得准备抛洒了热血却不得不面对无奈的失利。战争是个常常按照“不一定”行车走道的家伙。
仗打得很不理想，值得反思检讨之处甚多，当年的“战报”记录了查找出的若干教训：
经过8月24日海战以后，敌对我鱼雷艇的攻击已有戒备，以机动性好、火力强的大型舰艇加强护航并对我鱼雷艇可能来袭的方向加强了警戒，我未根据这些情况，适当地改变兵力使用和战术手段，以致造成鱼雷攻击失利。
鱼雷艇与护卫艇的协同组织得不好。鱼雷艇速度快，在前航行，护卫艇速度慢，反而随后跟进，势必形成鱼雷艇先到先打，使高速护卫艇起不到按计划直接掩护鱼雷艇攻击的作用。
艇队出击后，岸上指挥所担心海上指挥员对情况处理不好而过多地干涉了他们的行动，指示通报频繁，战斗七十八分钟，给艇队发报六十四份，实际上艇队只译出七份，影响了通信联络的畅通。
岸指对情况掌握不准确。岸上雷达将“美”字号误判为“维源”号，指挥所未加分析。当鱼雷艇在接敌中与“美”字号相遇时，指挥所却认为是“维源”号舰，而令鱼雷艇避开，结果放掉了主要攻击目标。
指挥艇有16人之多，人员过于集中，一方面会影响战斗指挥和战斗动作，另一方面指挥艇遭到损失，会造成失去对整个兵力的指挥。
180艇雷达故障后不能排除。转移引导关系又不及时；超短波故障后，灯光、手旗又因事先没有规定简易信号，无法实施指挥，形成单枪匹马，个个跃进，攻击无效果。
此次战斗，处于两次台风间隙，风大浪大涌大，实际上不宜使用鱼雷艇作战。指挥上有急躁情绪，浪大，快艇速度又高，却过早地打开鱼雷固定栓，因此有3条鱼雷未经发射自动落水。另涌浪使队员艇逐次掉队，形成单艇攻击。如指挥艇当时能适当地控制航速，保持队形形成扇面射击，六艘艇攻击一个目标，是有可能奏效的。</P>
十三)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P>
若干误算与教训，使已数次将敌人抛进大海的张逸民终于体尝了一回落海的滋味。老人回忆：
那天，我还是在180上，放雷转弯时，敌人一串40炮打中我右舷6、7发，机舱进水，一部主机停了。后甲板，中了一发76炮弹，舵系统失灵。我一低头，一块弹片正好把头皮削去一溜，你看，现在这里还有个疤。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我要不低头，破片肯定镶到脑瓜里去了，现在哪还能同你坐在这说话，早喂了鱼啦。
单车、舵失灵，180只能在海上划圆跑，也是巧了，174猛地从我右边冲过来了。我喊：减速！减速！撞上我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砰的一声巨响，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哩，人已经在海面上漂起来了。
由于艇下沉速度太快，我没来得及穿救生衣。头上微音帽的电线和艇还连在一起，艇下沉，把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拽，我赶紧把帽子摘掉。这时，我身边有4个人，敌舰距我只有200米，我说：都把救生衣解开，绝对不能当俘虏！电信班长汪继源说，我们响应参谋长号召。他们解开了救生衣，拿在手里。多好的战友啊，上岸后，就凭这一条，我一一给他们请功。雷达班长李尊伦把他的救生衣递给我，我没要，坚持了近一个小时，漂过来一个密封的瞄准具箱，我就抱着这个箱子游，这玩艺救了我一命。
漂了近两个小时，发现另外一股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重伤号，我组织大家把几件救生衣连在一起，让重伤号躺在上面。有人讲，应该向西游。我说，不要游，任它漂，人游没有海流力量大，一定要保持体力。我一会喊张三，一会叫李四，提醒千万不要散开，都围着我漂。鼓励同志们：岸上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
敌舰渐渐开远了，对它的担心一放松，才感觉到冷。虽是八月天，海水仍很冷，风一吹，人都不会讲话了，猛打哆嗦。可以想象24日175的战友在海里泡了两天，有多艰苦。有两个东西很烦人：小海蜇，一会蜇你一下，刺疼刺疼的；另外是海鸥，围在头顶呱呱叫，飞得低胆大的还啄你一口。那一带鲨鱼很多，嗅到鱼腥味就会游过来，脑子想，弄不好就要喂鲨
鱼啦。当时很明白，生与死，机会均等，各占百分之五十。人确实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了。
身处绝境，其实没有时间想太多事，或者说想法非常简单，首先一条，宁肯牺牲了，绝对不能当俘虏。还有一条，我手下的人一个也不能当俘虏。尽管战斗失利了，但人要讲忠讲义，党教育了我培养了我，需要时，就要以死为党尽忠。
大概到了半夜3点多钟，海面传来高速炮艇的马达声。我很熟悉，知道是自己的船。我带着一枝手枪，等高速炮艇距离一、二百米时，对空打了3枪。但没把子弹打完，剩下几发准备如不遇救，留给自己。他们还是发现了，靠过来，把我们一一捞起来。上了船，人冻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四肢都好像被木板夹住，不会动弹了。
两艇25人，全部获救。上了岸，大家都很懊丧。本来，180还有一台发动机是好的，我的驾驶技术一流，如果不相撞，我有办法把它开回来。174它伤在头部，如果加力开高速，让艇首昂抬起来，舱里组织堵漏排水，也可能不会沉。可惜它一减速，船头大进水，再加速，头太沉，不管用了。
为什么会失利？我始终认为，1958年9月1日的天气，不适宜鱼雷艇出击。
8月24日那天，风平浪静，有的地段，海面就像镜子一样平。飞鱼在我艇前腾跃而起，一飞就是四、五十条，能飞四、五米高，百十米远，有的落到甲板上，好看极了。这样的天侯对鱼雷攻击很有利。
9月1日不同了，台风刚过，还有五、六级风，海面涌浪太大。我当海军以来。从来没有呕吐过，那天颠得哇哇吐。风浪大了鱼雷艇就很难保持队形，没有队形也就谈不上什么战术了。另外，一浪过来，艇上了高峰，紧接着跌进浪谷，紧接着后面的浪头又打过来……这样一颠一震，打开保险栓的鱼雷很容易自动从发射管中脱落入海，那天，我们6条艇，还没战斗呢，自己先甩掉了3条雷。岸上有些领导不是很懂海上，他在雷达里一看到目标，本能反应“你们得给我干掉！”主观上急着要敲掉敌舰，客观条件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平时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会出海训练的，那天用鱼雷艇，实在是难为了一帮战友弟兄了。
没打上，岸上雷达误判要负很大责任。另外，岸上指挥也显得机械、呆板；不灵活，攻击的方位角都给你规定得死死的。就我自己而言，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不按命令办，敌人进了料罗湾，这个责任怎么负？但从那以后，我接受了教训，不管你什么命令，我根据海上实际情况来处理，只要同样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海上指挥看，问题也不少，基本上是各打各的，打乱仗，我的通信又出了毛病，谈不上什么指挥了。另外，发射时距敌舰太近可能也是个问题。鱼雷下水，要走一段距离，上边的设备才起作用，有时太近，打上了它也不会响。回来以后，刘建廷发了好大的火：“下次谁在三链以内发射找谁算帐！”但远了，又不一定打得上。在风浪实战条件下，掌握好不远
不近最佳发射距离这个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战场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常胜将军”，“失利”往往是比“胜利”更让人难忘的老师。作为海军，喝饱过海水的经历既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也是一笔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与下棋一样，吃一堑长一智，每仗战罢，不论胜负，都能够认真“复盘”的将军，大概是指挥上将“长棋”的开始。
七年之后，张逸民终于驾驶崭新的“180”击沉了“永昌”号，雪了1958年落海之耻。此是后话。</P>
若干误算与教训，使已数次将敌人抛进大海的张逸民终于体尝了一回落海的滋味。老人回忆：
那天，我还是在180上，放雷转弯时，敌人一串40炮打中我右舷6、7发，机舱进水，一部主机停了。后甲板，中了一发76炮弹，舵系统失灵。我一低头，一块弹片正好把头皮削去一溜，你看，现在这里还有个疤。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我要不低头，破片肯定镶到脑瓜里去了，现在哪还能同你坐在这说话，早喂了鱼啦。
单车、舵失灵，180只能在海上划圆跑，也是巧了，174猛地从我右边冲过来了。我喊：减速！减速！撞上我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砰的一声巨响，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哩，人已经在海面上漂起来了。
由于艇下沉速度太快，我没来得及穿救生衣。头上微音帽的电线和艇还连在一起，艇下沉，把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拽，我赶紧把帽子摘掉。这时，我身边有4个人，敌舰距我只有200米，我说：都把救生衣解开，绝对不能当俘虏！电信班长汪继源说，我们响应参谋长号召。他们解开了救生衣，拿在手里。多好的战友啊，上岸后，就凭这一条，我一一给他们请功。雷达班长李尊伦把他的救生衣递给我，我没要，坚持了近一个小时，漂过来一个密封的瞄准具箱，我就抱着这个箱子游，这玩艺救了我一命。
漂了近两个小时，发现另外一股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重伤号，我组织大家把几件救生衣连在一起，让重伤号躺在上面。有人讲，应该向西游。我说，不要游，任它漂，人游没有海流力量大，一定要保持体力。我一会喊张三，一会叫李四，提醒千万不要散开，都围着我漂。鼓励同志们：岸上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
敌舰渐渐开远了，对它的担心一放松，才感觉到冷。虽是八月天，海水仍很冷，风一吹，人都不会讲话了，猛打哆嗦。可以想象24日175的战友在海里泡了两天，有多艰苦。有两个东西很烦人：小海蜇，一会蜇你一下，刺疼刺疼的；另外是海鸥，围在头顶呱呱叫，飞得低胆大的还啄你一口。那一带鲨鱼很多，嗅到鱼腥味就会游过来，脑子想，弄不好就要喂鲨
鱼啦。当时很明白，生与死，机会均等，各占百分之五十。人确实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了。
身处绝境，其实没有时间想太多事，或者说想法非常简单，首先一条，宁肯牺牲了，绝对不能当俘虏。还有一条，我手下的人一个也不能当俘虏。尽管战斗失利了，但人要讲忠讲义，党教育了我培养了我，需要时，就要以死为党尽忠。
大概到了半夜3点多钟，海面传来高速炮艇的马达声。我很熟悉，知道是自己的船。我带着一枝手枪，等高速炮艇距离一、二百米时，对空打了3枪。但没把子弹打完，剩下几发准备如不遇救，留给自己。他们还是发现了，靠过来，把我们一一捞起来。上了船，人冻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四肢都好像被木板夹住，不会动弹了。
两艇25人，全部获救。上了岸，大家都很懊丧。本来，180还有一台发动机是好的，我的驾驶技术一流，如果不相撞，我有办法把它开回来。174它伤在头部，如果加力开高速，让艇首昂抬起来，舱里组织堵漏排水，也可能不会沉。可惜它一减速，船头大进水，再加速，头太沉，不管用了。
为什么会失利？我始终认为，1958年9月1日的天气，不适宜鱼雷艇出击。
8月24日那天，风平浪静，有的地段，海面就像镜子一样平。飞鱼在我艇前腾跃而起，一飞就是四、五十条，能飞四、五米高，百十米远，有的落到甲板上，好看极了。这样的天侯对鱼雷攻击很有利。
9月1日不同了，台风刚过，还有五、六级风，海面涌浪太大。我当海军以来。从来没有呕吐过，那天颠得哇哇吐。风浪大了鱼雷艇就很难保持队形，没有队形也就谈不上什么战术了。另外，一浪过来，艇上了高峰，紧接着跌进浪谷，紧接着后面的浪头又打过来……这样一颠一震，打开保险栓的鱼雷很容易自动从发射管中脱落入海，那天，我们6条艇，还没战斗呢，自己先甩掉了3条雷。岸上有些领导不是很懂海上，他在雷达里一看到目标，本能反应“你们得给我干掉！”主观上急着要敲掉敌舰，客观条件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平时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会出海训练的，那天用鱼雷艇，实在是难为了一帮战友弟兄了。
没打上，岸上雷达误判要负很大责任。另外，岸上指挥也显得机械、呆板；不灵活，攻击的方位角都给你规定得死死的。就我自己而言，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不按命令办，敌人进了料罗湾，这个责任怎么负？但从那以后，我接受了教训，不管你什么命令，我根据海上实际情况来处理，只要同样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海上指挥看，问题也不少，基本上是各打各的，打乱仗，我的通信又出了毛病，谈不上什么指挥了。另外，发射时距敌舰太近可能也是个问题。鱼雷下水，要走一段距离，上边的设备才起作用，有时太近，打上了它也不会响。回来以后，刘建廷发了好大的火：“下次谁在三链以内发射找谁算帐！”但远了，又不一定打得上。在风浪实战条件下，掌握好不远
不近最佳发射距离这个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战场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常胜将军”，“失利”往往是比“胜利”更让人难忘的老师。作为海军，喝饱过海水的经历既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也是一笔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与下棋一样，吃一堑长一智，每仗战罢，不论胜负，都能够认真“复盘”的将军，大概是指挥上将“长棋”的开始。
七年之后，张逸民终于驾驶崭新的“180”击沉了“永昌”号，雪了1958年落海之耻。此是后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