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生人会成为伟大一代吗？

90年代生人会成为伟大一代吗？




在2001年出版的《千禧一代的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一书中，尼尔·豪(Neil Howe)特别提到“千禧年”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年对世代划分的意义，他援引一位15岁少年的原话：“我们是千禧一代，我们是另类的，自成一派。是时候轮到我们了，到我们闪亮的时候了。”同时，他留意到来自美国《新闻周刊》与之相悖的观点，这本常常关注青少年动向的杂志，以不屑的语气报道说：“今日的孩子们够糟糕的了。没有艰苦＋没有理由＝厌倦、愤怒和文化白痴。”
这样的关于新生一代(1989-1995年生人)对立观点，同样产生于“千禧年”后的中国——孩子们更为独立自信，而他们的父辈们却对他们更为忧心。至少在这一代的胎记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和全球的同龄人同步。
他们身上还有多少中国味？这群出生在飞速发展年代的90年代生人，是新中国的第5代，是父母本身的职业身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代，是生下来就可以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是生下来就接受英语、圣诞节、游戏机、网络、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被某些文化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分水岭)，是过年没有鞭炮但有圣诞树、没有笔墨纸砚但有鼠标游戏机控制杆的一代……《新周刊》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5个城市遴选调查90年代生人，透过一份设计问卷，“会考”两岸三地的同龄孩子。经过数据统计后，本刊发布孩子们的“成绩”和其中令人惊讶的答案，在全球化年代下，我们未来一代对中国传统的传承现状。
90年代生人已在暴走
从年初至今，“暴走鞋”俨然已有当年的“宠物蛋”风行大江南北的景象。这种源自美国、被珠三角厂家发掘其市场潜力的异型波鞋，特别之处只是鞋底加装了轮子，可以随意收起(步行)支起(滑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非常神奇威风”、“感觉像飞”、“很炫”是这些90年代生人对此物的体会和评价。而自从台湾把这种英文原文“Heelys”的鞋演绎为“暴走鞋”的时候，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并不知道，“暴走”原意指日本摩托飞车党“暴走族”以猛烈背叛方式对抗社会的行为。
所有的社会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应往往是最为激烈和直接。伴随着“暴走鞋”在学校、道路、购物中心、地铁、酒店等等场合的“窜扰式”冲撞，“生猛的”90年代生人已经开始给这个社会发出挑战性的信号。
他们轻易拥有一切，包括我们曾经难以乞求的“大哥大”移动电话，现在已经是小学生手中的寻常物(调查发现，一个广州孩子的班上，多数有手机)，在成人们还在以短信段子抓狂的时候，不意之间，孩子们已经悄悄以短信的沟通方式构建其社会网络。
他们是超级的资讯收集者，小小年纪便上网(还玩QQ)，常常把电视遥控器以权威姿态掌握在手中，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关于社会流行的话题，他们似乎无所不知。
他们超早的成熟，不仅是生理上，星空电视台节目《人小鬼大》是其中的一个折射点，孩子们在镜头前的“成熟”表现已成了社会中一种期望他们以理性方式回答问题的心态。而电视、出版物上什么都有，也许，我们迟早都要为“分级制度”的迟迟未决而付出代价。
他们活在全球化生存的潜规则下、活在一切理所当然的WTO年代：理所当然吃麦当劳，理所当然地购买一切国际名牌，在我们的调查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对这些名牌的认知，简直不逊色于成年人。
成为伟大一代的可能
这群成长期处于世纪之交的孩子缘何可能会是“伟大的一代”？
比较中国之前所有发展阶段，他们的成长期有着最优异的物质条件，这十数年是最为难得的经济兴奋性增长的年代，很多父母在采访中承认，供给子女钱花成为他们的主要问题。状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时期，所有家庭都满怀希望地在“小康家庭”、“后小康家庭”的路上进发。比如，孩子们开始拥有“芭比”，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风靡45年的最值得儿童拥有和收藏的玩偶踏入中国之后发展迅速，在很多百货专柜都能找到她的身影，连同她的男朋友肯、女朋友米奇、大大小小的家居搭配和花俏明艳的衣服，显示着这个世界的物质利诱。在过去连美国人都质疑：为何玩具商非要把芭比的胸脯制作得如此坚挺夸张，但在中国，那些买给小孩子们的父母们，没有半点关于这方面的疑虑。
他们似乎有着惊人的理性思维，不同于小资的70年代(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的落空期被迫向小情调靠拢)和疯玩迷失的80年代(这一代刚刚冒升时便被冠以“X世代”的模糊定位)。新生小孩自小即被大量的家教、教育辅导书进行专业培训，他们的父母对80年代生人那种把人生“投资”于疯狂玩乐深恶痛绝，这是他们在拜读了《穷爸爸富爸爸》后得出的体会，于是小孩们从小就知“学校的教育不足以应付真实的世界”以及“不要为金钱工作”。
他们对“我本个体”的内涵更为明晰，他们喜欢“酷到骨子里”的艾薇儿、“大放异彩”的跨语言全能歌手BOA(宝儿)与大胆透露校园暗恋故事“女校男生”的Twins。
他们以市场的速度消化传统，通过嘻哈打闹的《还珠格格》来认知清朝，通过汤圆月饼的市场促销和构成城镇生活主体的“大购物中心”来认知元宵中秋；他们以更全局的观念接纳全球化，前些年铺天盖地的日韩流，如今更为多元，反应在他们的饮食趋向便是如此，调查发现：西餐牛扒、匹萨、韩国烧烤和日本料理等都较为平均地挂在他们嘴边。
未来的疑惑：还有多少中国味？
“我们周围的青年，也多是像把头蒙在塑胶袋里听录音机械播送的音乐。食物是味精的味，颜色是化学颜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泛滥，连小孩亦无复单纯感知字的美。”(引自《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先生的忧虑，如今正在激烈碰撞中。
“中国味”是孔子、是易经、是尚书、是礼、是离骚、是白蛇传、是老成敦厚、是儒学、是忠孝、是过年(但不是春节联欢晚会)、是仁与义、是汉字、是小桥流水、是梅兰松竹、是水墨国画、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或猪八戒、是“忍耐性，散漫性及老滑性”(林语堂语)等等。
“全球味”是麦当劳的薯条汉堡包、是可口可乐的秘方、是耐克的飞人标志、是NBA的比赛规则、是宜家的家具风格、是公平自由个人、是超人、是弱肉强食、是Hello Kitty、是英语、是R&B和嘻哈乐、是比尔·盖茨的视窗、是好莱坞、是埃菲尔的铁塔凌云、是绝对伏特加、是贝克汉姆、是纽约时报的腔调或太阳报的荒诞、是CNN的紧张和MTV的狂放等等。
90年前，1914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已经下论断道：“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自此，关于传统断裂的“杞人忧天”便不绝于耳。苦思之下，更有人提议“恢复科举”，因为中断科举，令中国传统的气脉被横刀中断。亦有人自发建立“私塾”，颇为“怀旧地”让自己的后代从接受“四书五经”开始。80年代生人在逐步养成后，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在传统教育上的缺失，如今，益发与全球同步的90年代生人的传统传承问题迫在眉睫。
但在他们身上维系“中国味”，是谁的责任？是他们的父母(多是60年代生人)的责任？这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耗费了他们的年少时光，他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完全无法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引入更多的借鉴；是他们所在的学校？这些学校已经把所有的精力用于中考、高考的应试和升学率竞争中；是他们所在的城市社会？社会已经在不停地禁止他们附近的游乐场所、录像厅、网吧，但从不知道如何吸引他们进博物馆；还是他们所在的商业世界？这些商家从未发自内心地觉得需要负上文化传承的使命；或者，责任正在他们自身？可“他们还小”。
他们有资格亦有民族的使命成为未来“伟大的一代”，但没有中国味的伟大的一代，可以想象吗？90年代生人会成为伟大一代吗？




在2001年出版的《千禧一代的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一书中，尼尔·豪(Neil Howe)特别提到“千禧年”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年对世代划分的意义，他援引一位15岁少年的原话：“我们是千禧一代，我们是另类的，自成一派。是时候轮到我们了，到我们闪亮的时候了。”同时，他留意到来自美国《新闻周刊》与之相悖的观点，这本常常关注青少年动向的杂志，以不屑的语气报道说：“今日的孩子们够糟糕的了。没有艰苦＋没有理由＝厌倦、愤怒和文化白痴。”
这样的关于新生一代(1989-1995年生人)对立观点，同样产生于“千禧年”后的中国——孩子们更为独立自信，而他们的父辈们却对他们更为忧心。至少在这一代的胎记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和全球的同龄人同步。
他们身上还有多少中国味？这群出生在飞速发展年代的90年代生人，是新中国的第5代，是父母本身的职业身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代，是生下来就可以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是生下来就接受英语、圣诞节、游戏机、网络、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被某些文化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分水岭)，是过年没有鞭炮但有圣诞树、没有笔墨纸砚但有鼠标游戏机控制杆的一代……《新周刊》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5个城市遴选调查90年代生人，透过一份设计问卷，“会考”两岸三地的同龄孩子。经过数据统计后，本刊发布孩子们的“成绩”和其中令人惊讶的答案，在全球化年代下，我们未来一代对中国传统的传承现状。
90年代生人已在暴走
从年初至今，“暴走鞋”俨然已有当年的“宠物蛋”风行大江南北的景象。这种源自美国、被珠三角厂家发掘其市场潜力的异型波鞋，特别之处只是鞋底加装了轮子，可以随意收起(步行)支起(滑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非常神奇威风”、“感觉像飞”、“很炫”是这些90年代生人对此物的体会和评价。而自从台湾把这种英文原文“Heelys”的鞋演绎为“暴走鞋”的时候，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并不知道，“暴走”原意指日本摩托飞车党“暴走族”以猛烈背叛方式对抗社会的行为。
所有的社会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应往往是最为激烈和直接。伴随着“暴走鞋”在学校、道路、购物中心、地铁、酒店等等场合的“窜扰式”冲撞，“生猛的”90年代生人已经开始给这个社会发出挑战性的信号。
他们轻易拥有一切，包括我们曾经难以乞求的“大哥大”移动电话，现在已经是小学生手中的寻常物(调查发现，一个广州孩子的班上，多数有手机)，在成人们还在以短信段子抓狂的时候，不意之间，孩子们已经悄悄以短信的沟通方式构建其社会网络。
他们是超级的资讯收集者，小小年纪便上网(还玩QQ)，常常把电视遥控器以权威姿态掌握在手中，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关于社会流行的话题，他们似乎无所不知。
他们超早的成熟，不仅是生理上，星空电视台节目《人小鬼大》是其中的一个折射点，孩子们在镜头前的“成熟”表现已成了社会中一种期望他们以理性方式回答问题的心态。而电视、出版物上什么都有，也许，我们迟早都要为“分级制度”的迟迟未决而付出代价。
他们活在全球化生存的潜规则下、活在一切理所当然的WTO年代：理所当然吃麦当劳，理所当然地购买一切国际名牌，在我们的调查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对这些名牌的认知，简直不逊色于成年人。
成为伟大一代的可能
这群成长期处于世纪之交的孩子缘何可能会是“伟大的一代”？
比较中国之前所有发展阶段，他们的成长期有着最优异的物质条件，这十数年是最为难得的经济兴奋性增长的年代，很多父母在采访中承认，供给子女钱花成为他们的主要问题。状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时期，所有家庭都满怀希望地在“小康家庭”、“后小康家庭”的路上进发。比如，孩子们开始拥有“芭比”，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风靡45年的最值得儿童拥有和收藏的玩偶踏入中国之后发展迅速，在很多百货专柜都能找到她的身影，连同她的男朋友肯、女朋友米奇、大大小小的家居搭配和花俏明艳的衣服，显示着这个世界的物质利诱。在过去连美国人都质疑：为何玩具商非要把芭比的胸脯制作得如此坚挺夸张，但在中国，那些买给小孩子们的父母们，没有半点关于这方面的疑虑。
他们似乎有着惊人的理性思维，不同于小资的70年代(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的落空期被迫向小情调靠拢)和疯玩迷失的80年代(这一代刚刚冒升时便被冠以“X世代”的模糊定位)。新生小孩自小即被大量的家教、教育辅导书进行专业培训，他们的父母对80年代生人那种把人生“投资”于疯狂玩乐深恶痛绝，这是他们在拜读了《穷爸爸富爸爸》后得出的体会，于是小孩们从小就知“学校的教育不足以应付真实的世界”以及“不要为金钱工作”。
他们对“我本个体”的内涵更为明晰，他们喜欢“酷到骨子里”的艾薇儿、“大放异彩”的跨语言全能歌手BOA(宝儿)与大胆透露校园暗恋故事“女校男生”的Twins。
他们以市场的速度消化传统，通过嘻哈打闹的《还珠格格》来认知清朝，通过汤圆月饼的市场促销和构成城镇生活主体的“大购物中心”来认知元宵中秋；他们以更全局的观念接纳全球化，前些年铺天盖地的日韩流，如今更为多元，反应在他们的饮食趋向便是如此，调查发现：西餐牛扒、匹萨、韩国烧烤和日本料理等都较为平均地挂在他们嘴边。
未来的疑惑：还有多少中国味？
“我们周围的青年，也多是像把头蒙在塑胶袋里听录音机械播送的音乐。食物是味精的味，颜色是化学颜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泛滥，连小孩亦无复单纯感知字的美。”(引自《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先生的忧虑，如今正在激烈碰撞中。
“中国味”是孔子、是易经、是尚书、是礼、是离骚、是白蛇传、是老成敦厚、是儒学、是忠孝、是过年(但不是春节联欢晚会)、是仁与义、是汉字、是小桥流水、是梅兰松竹、是水墨国画、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或猪八戒、是“忍耐性，散漫性及老滑性”(林语堂语)等等。
“全球味”是麦当劳的薯条汉堡包、是可口可乐的秘方、是耐克的飞人标志、是NBA的比赛规则、是宜家的家具风格、是公平自由个人、是超人、是弱肉强食、是Hello Kitty、是英语、是R&B和嘻哈乐、是比尔·盖茨的视窗、是好莱坞、是埃菲尔的铁塔凌云、是绝对伏特加、是贝克汉姆、是纽约时报的腔调或太阳报的荒诞、是CNN的紧张和MTV的狂放等等。
90年前，1914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已经下论断道：“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自此，关于传统断裂的“杞人忧天”便不绝于耳。苦思之下，更有人提议“恢复科举”，因为中断科举，令中国传统的气脉被横刀中断。亦有人自发建立“私塾”，颇为“怀旧地”让自己的后代从接受“四书五经”开始。80年代生人在逐步养成后，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在传统教育上的缺失，如今，益发与全球同步的90年代生人的传统传承问题迫在眉睫。
但在他们身上维系“中国味”，是谁的责任？是他们的父母(多是60年代生人)的责任？这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耗费了他们的年少时光，他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完全无法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引入更多的借鉴；是他们所在的学校？这些学校已经把所有的精力用于中考、高考的应试和升学率竞争中；是他们所在的城市社会？社会已经在不停地禁止他们附近的游乐场所、录像厅、网吧，但从不知道如何吸引他们进博物馆；还是他们所在的商业世界？这些商家从未发自内心地觉得需要负上文化传承的使命；或者，责任正在他们自身？可“他们还小”。
他们有资格亦有民族的使命成为未来“伟大的一代”，但没有中国味的伟大的一代，可以想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