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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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来源：《世界民族》李福泉
科普特人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也是目前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约占埃及总人口的7%-10%。科普特人问题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对埃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MSL封建王朝时期（公元7-18世纪）：二等臣民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他们主要信仰“基督一性论”。公元64〕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大部分科普特人开始改奉伊斯兰教。到9世纪末，MSL已在埃及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到11世纪，阿拉伯语成为埃及人的通用语言。最终，埃及MSL融合为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则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由于长期共居一地，相互交往，除宗教外，科普特人与MSL在体貌特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几乎毫无差别。
7世纪后，埃及先后处在多个MSL帝国和地方王朝的统治之下。被称为迪米人(Dhimmis,意为“被保护民”）的科普特人，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依据“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教法）要交纳人丁税，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依据《欧麦尔协定》，作为MSL提供保护的条件，非MSL要接受MSL的统治，不得谈论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不得修建教堂和会堂，不得骑马和骆驼，不得把MSL当作奴隶，不得在复活节等节日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与MSL妇女结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与MSL相区别，等等。自16世纪初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这一政策又被“米勒特制”( milletsystem)进一步固定。在这一制度下，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界定身份的先决手段，也是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依据。MSL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们既握有国家大权，又支配社会财富；而科普特人则须承认哈里发、苏丹或者国王的权威，交纳一定的赋税，以换得在群体内部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米勒特制度使科普特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却避免了帝国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千涉。19世纪以前，MSL与科普特人在埃及基本上长期相安无事，因此当时也不存在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
二、阿里王朝前期（1805-1882年）：步入中心 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标志着埃及进人了近代时期。自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观念逐步传人埃及，米勒特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科普特人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其处境和地位逐步演变为事关埃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1805年，在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埃及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其家族在埃及近150年的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面对西方的压力，第一次打破宗教界限，量才录用，任命大量科普特人担任政府官员。而且，阿里家族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取消了教堂不得鸣钟等禁令，对科普特人征收的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人丁税也被废除。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赋予帝国内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科普特人“被保护民”的地位首次发生重大变化。科普特人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据估计，19世纪后期，全国25％的财富为科普特人拥有，45％的公职由科普特人担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科普特人开始逐步由边缘步人中心。这一时期虽然科普特人与MSL大体上能相安无事，但科普特人地位的提高已巡到MSL的普遍忌恨。 三、英国殖民时期（1882-1952年）：尝试融入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后，科普特人和MSL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殖民者解雇了大批科普特人官员，而代之以亲英的MSL上层分子，致使两者开始相互攻评。一战爆发前，在埃及政府中任职的科普特人已经大幅度地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广泛流传，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普遍疑虑。正如一位埃及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无法接受把伊朗、阿富汗和突尼斯的MSL放在同等地位而把他们置于次要位置的思想。”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一些MSL和科普特人中间出现了对立情绪。1911年，部分MSL和科普特人先后召开相互对立的大会。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影响面有限。 一战结束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销声旺迹，大量科普特人积极投人勃然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开始后，科普特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加人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有些人甚至成为其重要成员。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这大大激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华夫脱”党重要领导人马克拉姆·埃贝德（Makram Ebeid）虽然是科普特人，但他演讲时频频引用《古兰经》经文。1936年他甚至宜称：“就宗教而言，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就祖国而言，我是一个MSL。”近代以来，科普特人第一次广泛参与了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反英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虽然科普特人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独立运动中，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即便在革命年代，MSL对科普特人的怀疑、反感、憎恶和歧视也未消失。科普特人与MSL平等相处的愿望，只是科普特人一厢情愿的设想。科普特人大量加入“华夫脱”党，不仅没有赢得MSL的认可，反而引起了他们的猜疑。1928年出现的伊斯兰组织“MSL兄弟会”在二战后势力更加强大，使科普特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强。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赢得MSL的信任。于是，不少科普特人采取另一种策略，力图加强自我认同的意识。 20世纪30,40年代，在开罗等城市的科普特人青年发起了一场以组织星期天学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改革运动。许多年轻人周末聚到一起，学习《圣经》，批判教士的保守，讨论科普特人的现状。1952年初，一个年轻的律师组建了“科普特民族”党，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惟一的科普特人政党。它以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为目标，把“MSL兄弟会”视为首要敌人，其成员最多时达9.2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以“科普特民族”党的建立为标志，利一普特人开始正式由宗教少数派向现代民族转变。他们试图以此加强群体内部的团结，改变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地位，但1952年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迎受了沉重的打击。 四、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但这场革命在客观上却使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场革命是由以纳赛尔为代表的MSL发起的，科普特人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自由军官组织”和其后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科普特人。这场革命成功后，军人执掌了埃及的国家政权，军官担任了许多的高级职务，而这与科普特人无关，因为科普特人向来极少有任军官者。当时，在埃及总共90名准将及以上的军官中，只有一名上将是科普特人。结果，埃及国家最高权力完全由少数MSL精英所掌控。 这场革命成功后不久，“自由军官组织”取缔了其他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而且，埃及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随后又实行国有化，把大批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科普特人大地主和大商人遭受重创。在这场革命前，富有的大家族的存在可以确保科普特人在国家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而革命后，由于其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科普特人丧失了有力的政治代表。1957年，进行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无一科普特人当选。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MSL，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全面下降。当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是科普特人；全国360个国有公司芷事长中，仅有10个是科普特人。在对国内处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大批中产阶层的科普特人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移民。这不仅造成了埃及本国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也严重削弱了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不过，纳赛尔在主观上并没有歧视科普特人的意向，相反，他注意维护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在就业、教育和参军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纳塞尔坚持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关闭了科普特人和MSL的宗教法庭，没收了大批宗教田产。同时，他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镇压“MSL兄弟会”，遏制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泛滥，这受到科普特人的普遍欢迎。纳赛尔还使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8-10名科普特人议员。而且，他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一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纳赛尔与科普特人教会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后者避免涉入国家政治，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作为回报，纳赛尔允许科普特人每年建造25座教堂，1964年甚至还许可新建了一座圣马可大教堂。由于主持修建圣马可大教堂提高了科普特人教会牧首的声望，牧首吉利洛斯六世获得“教皇”称号。 虽然纳赛尔时期世俗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MSL和科普特人之间很少卷人宗教纠纷，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科普特人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在19世纪时的黄金时期从此一去不返。 五、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处境艰难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为对抗左派和纳赛尔主义分子，他扭转纳赛尔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增强国家政权的伊斯兰色彩，利用和容忍伊斯兰组织，导致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科普特人既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又遭受着民间MSL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日益艰难。 就任之初，萨达特曾多次赞扬科普特人对埃及文明的贡献。他延续纳赛尔时期在政府中任命一名科普特人为部长的做法，在他执政末期，政府中故至有三位科普特人部长。1973年，科普特人福阿德·阿齐兹·加利将军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指挥了一支埃及军队，1980年他被任命为省长。他的经历作为科普特人政治权益得到保障的例证，经常被萨达特提及。 但是，绝大多数科普特人把这些举动视为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抱怨自身在遭受政府的歧视。据统计，1977年，在600名副部长级的政府官员中，科普特人只有14-15名。在高等院校，科普特人学生虽然成绩优秀，但极少有人进入大学优等生名单。在教育受限的情况下，科普特人要求开办自己的大学，却始终巡到政府的拒绝。在新闻出版方面，MSL所办的报刊很少受到约束，而科普特人所办的报刊则要遭受严格审查。 而相比这些而言，在修建教堂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两个方面，科普特人对政府最为不满。无法自由修建教堂是科普特人抱怨最多的问题。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帝国内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获得政府的许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项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教堂和QZS、教堂和教堂之问要有一定的距离，并要考虑周围MSL是否反对，等等。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沿袭了这些规定，许可权归总统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普特人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其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同时又由于宗教热情高涨，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礼拜场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请却往往被拖延或拒绝。萨达特起初承诺每年许可修建50座教堂，但后来食言，大大缩减数目，而建造QZS却不需要政府许可。在无法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为用作他途、实为礼拜场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个礼拜场所中，只有约500个属于合法建筑。科普特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围MSL的忌恨，许多“非法”教堂遭到MSL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教法问题也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极大不满。萨达特上台后，自封为“信士总统”，提出把埃及建设成为“科学和信仰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借助伊斯兰教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1971年的埃及国家宪法就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1977年国家议会提议制定法律，按“沙里亚”惩治罪犯，如：对饮酒者施以鞭刑，将已婚通奸者乱石击死，叛教者处以死刑，等等。这引发了科普特人的强烈抗议。最终，国家议会放弃了制定这一法律的设想。但在同年4月，法庭又判定基督徒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不能恢复原先的信仰。而1980年4月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在政府和民间推动下的伊斯兰化使科普特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身又将恢复到原先的“被保护民”地位。 在国家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伊斯兰组织的势力及其影响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扩大。它们起初以政府为主要敌人，但随着宗教关系的紧张，开始以科普特人为重点攻击对象。1972年11月，开罗汉卡地区的一个科普特人所建的“非法”教堂被一伙MSL极端分子烧毁，引发了现代埃及第一起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随着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的加深，宗教矛盾也迅速激化。1978年初，明亚省一个村庄的科普特人牧师被杀。1979年3月，开罗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人教堂被烧毁。伊斯兰组织更是借机散发小册子，恶意攻击科普特人，给原本紧张的宗教关系火上浇油。它们指责科普特人教会企图“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建立少数人的独裁”，妄称科普特人的最终目的是“接管国家，驱逐MSL”。 与前任吉利洛斯六世不同，教皇舍努戴三世主张教会积极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他对埃及政府官员放任、纵容MSL极端分子袭击科普特人深表不满。在1980年3月底亚历山大大学的科普特人大学生遭殴打后，舍努戴三世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政府官员的例行祝贺。与此同时，科普特人移民在萨达特访美期间行游抗议。同年5月14日，回国后的萨达特发表演讲，自称是“伊斯兰国家的MSL总统”，严厉谴责舍努戴三世挑拨宗教关系。而舍努戴三世被一些科普特人称为“我们的总统”。在埃及历史上，这是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杭的局面。1981年6月，在开罗郊区，MSL和科普特人因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造成：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的惨重流血事件。同年9月3日，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36名各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170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9月5日，萨达特废黜教皇舍努戴三世，把他幽禁在一座修道院内。然而一个月后，萨达特却被MSL极端分子刺杀。萨达特有意利用宗教的做法，不仅致使宗教矛后激化，也使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六、穆巴拉克时期（1981年至今）：大局未变 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面对科普特人的不满情绪及国际社会对科普特问题的关注和指责，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他吸取萨达特的教训，尽量避免在MSL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在最富争议的教堂修建问题上，他大幅度增加科普特人每年获得修建教堂许可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合法教堂数目逐步增加。1998年1月，穆巴拉克进一步把批准权授予各省省长，使当年获准建造的科普特人教堂数目史无前例地达到了237个。自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迎拒的报道。1996年，埃及政府又成立专门法庭处理50年代教会土地被没收的问题。1998年，埃及政府归还了其中的500亩土地。2001年，埃及政府甚至划出三块土地专门用来修建科普特人教堂。在政治上，穆巴拉克也注意给科普特人一定的照顾。1995年，国家议会选举中无科普特人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在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的每届政府中，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民，这个数目多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此外，针对多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埃及政府在科普特人聚居区加强了警力，还要求“乌里玛”谴责宗教冲突，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性质。穆巴拉克还在各种场合宣布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MSL的友好关系。1983年，穆巴拉克恢复了舍努戴三世的教皇职位。在此之后，舍努戴三世不再与政府对抗，而是寻求和平共处。他否认埃及存在宗教冲突，多次宣布忠于国家。然而，这些举措尽管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许多科普特人认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宗教等许多领域依然无法受到公平待遇：虽然有极少数科普特人担任政府高官，但他们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所有关键职位向来由MSL占据；山于许多企业和公司倾向于只接受MSL职员，出现了科普特人大学生为找工作而饭依伊斯兰教的事件；国家给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发放薪水，而科普特教士的生活费则靠教会解决；培养阿拉伯语教师的学校只招收MSL，因为课程包括学习《古兰经》；军事和警察院校也停止招收科普特人。虽然政府不再拒绝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中请，但大批“非法”教堂的地位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 但对科普特人而言，最大的威胁依然来自MSL极端分子。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科普特人巡袭次数随之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宗教矛盾又开始激化。1987年，由于MSL极端分子恶意散布谣言（说科普特人偷偷向MSL妇女的面纱上泼一种化学物质，不久上面就会出现十字架形状的斑点），因此在上埃及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后来，多次发生类似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罗郊区，伊斯兰极端分子强行向“安拉的敌人”科普特人征收人丁税。90年代后期，科普特人遇袭事件频频发生。虽然90年代末埃及政府大力控制伊斯兰组织的活动，但宗教冲突从未停止。就在2006年4月，亚历山大的三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击，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I名MSL死亡、数十人受伤。 目前，总体上而言，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于MSL。许多科普特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个人奋斗，成为拥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在埃及，有80％的药剂师和30%-40％的医生是科普特人，而在律师和工程师中科普特人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科普特人已成为埃及中产阶层的皿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量科普特人在城市从事清洁工等工作，处于社会的底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普特人在就业方面受到MSL的歧视，但在埃及的西方公司往往只雇用科普特人，而西方国家驻埃及大使馆也只通过科普特人在当地开展文化活动，这使科普特人在经济等方面获益匪浅，不过这使得MSL极端分子把他们视为“敌人（基督徒）的朋友”。在政治上，除20世纪90年代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这一特例外，科普特人远远不能发挥与其人数相称的影响力。在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科普特人文化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它不仅得不到埃及政府的保护，反而受到忽视和压制。在中、小学，不存在与科普特人历史和文化有关的课程。近年来，虽然科普特人教会和民间组织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化，但并不能改变其衰微状态。 七、问题与前景 科普特人虽然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但显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埃及政府的一定限制，也遭到民间普通MSL的歧视，而且他们还是极端伊斯兰组织发动的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埃及国民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然而就目前来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首先，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与现代政治观的冲突是科普特人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而这种冲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化解。在近代以前，科普特人作为MSL统治下的“被保护民”，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基本上享有宗教自由，他们与MSL也大致能够相安无事，米勒特制度则以比较妥善的方式解决了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近代以后，这种制度便难以为继：一方面，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不容许任何自治团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公民观念的传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科普特人不满足于“二等臣民”的地位。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原则上赋予帝国内的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在1923年埃及政府废除米勒特制度后，科普特人正式由昔日的“被保护民”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变。这就要求埃及政府抛弃伊斯兰教主导下的统治秩序，大幅度削弱宗教认同，以民族国家为首要的忠诚对象，把包括科普特人和MSL在内的所有埃及人视为平等的国家公民。 然而，虽然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但埃及政府并未完全抛弃旧有的MSL政治观念。而且，许多埃及MSL自视为国家的主人，延续传统思维，依然把科普特人视为“被保护民”。在这种氛围下，部分MSL认为，应该鼓励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教，而把MSL改奉基督教视为“奇耻大辱”和对伊斯兰教的袭读。当前，在埃及的伊斯兰组织中，除“中间党”真正承认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外，其他组织都固守着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MSL兄弟会”虽然也一再声称愿意与科普特人和平共处，但前提是科普特人接受“被保护民”的地位，服从MSL的统治。该组织还要求科普特人缴纳人丁税，反对他们建造新的教堂，也反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声称如果有一个科普特人被选为总统，他们将拒绝接受。在埃及进入现代社会后，科普特人要求彻底改变“被保护民”的地位，享有民族国家下的各项公民权利；但伊斯兰组织不仅否决这项要求，而且企图重建伊斯兰政治秩序，把科普特人变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种对立与矛后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在研究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就曾尖锐地指出，伊斯兰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包容数百万的科普特人。因此，要想使埃及MSL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接受和适应现代政治观、把科普特人接纳为平等的公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国民的认同问题和由此决定的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难以获得妥善解决。 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埃及而言，无论塑造何种政治认同，如果不把人数多达500万的科普特人涵盖在内，便不可能实现国民的和谐共存。从一定程度上说，科普特人问题就是埃及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能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是其关键所在。20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潮先后在埃及广泛流行，但对国家应以何种属性为基础构建认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总体上来看，埃及有三种主要的属性，即埃及属性，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所强调的属性重点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处境。 “埃及”属性根植于7000年辉煌的历史，以科普特人和MSL共同居住的祖国为基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科普特人和MSL可以达成共识。事实证明，当埃及政府突出埃及属性的时候，科普特人和MSL就能够团结共处，科普特人也能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普特人积极参加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争取国家独立，而这20多年也恰恰是宗教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阿拉伯”属性是20世纪埃及国民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与叙利亚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因此，科普特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还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只会使自己被边缘化，阿拉伯统一只会使自身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虽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埃及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却又利用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科普特人因此把“阿拉伯联盟”视为宗教组织，“华夫脱”党早期领袖柴格鲁尔就曾认为阿拉伯统一运动将会激起宗教狂热和引发宗教矛盾。 埃及作为一个MSL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如果说科普特人支持埃及属性、排斥阿拉伯属性，那么他们坚决拒绝和反对伊斯兰属性。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凡是埃及政府强调和凸现伊斯兰属性的时期，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必然紧张。萨达特就任总统以后，埃及的宗教矛盾被激化，这正是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的恶果。因为宣扬伊斯兰属性绝非简单地强调宗教认同，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内权益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埃及自我定位为一个MSL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就难以保证科普特人与MSL处于同等的地位。 显然，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对埃及国民产生强烈的分裂效应，只有淡化“阿拉伯”、“伊斯兰”属性，突出“埃及”属性，才可能使科普特人享有应得的权利。然而，由于以“MSL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组织势力目前在埃及依然强大，穆巴拉克政府面对压力，不可能像纳赛尔时期一样推行比较彻底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属性仍将在埃及的政治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埃及政府和公众始终不能充分重视科普特人问题。穆巴拉克上台后，虽然科普特人不时遭到袭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政府却有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没有把化解宗教冲突、改善科普特人的处境作为重要任务。科普特人问题在埃及成为一个隐而不谈的话题，政府和大多数公众人物都否认埃及存在科普特人问题，认为它是反对派和外国媒体有意夸大的结果。在穆巴拉克看来，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组织，宗教冲突只是这一更大挑战的副产品。只要伊斯兰力量得到控制和被削弱，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就会随之恢复到“原先基本上无害的状态”。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伊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研究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占90%）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但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后，舆论的压力促使穆巴拉克采取了一些旨在改善科普特人处垅的措施。进人新千年后，埃及政府把科普特人的圣诞节(1月7日）定为国家节日，又允许科普特人建立一家卫星电视台。但是，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零散的举措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科普特人问题。 最后，科普特人自身缺乏足够的维权能力和意识。20世纪，科普特人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尝试了不同途径。一战后，科普特人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但这一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尽管科普特人对国家绝对忠诚，却并没有被MSL接受为“平等和合法”的埃及公民。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大量科普特人移民到国外，反映了他们对本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境况的无望。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科普特人移民创办报刊，“揭露埃及政府对科普特人的压迫”，又游说当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压。目前，在国外影响较大、非常活跃的科普特人组织是由米歇尔·穆尼尔（Michael Meunier）于19％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 (U.S.Copts Association)，但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致使MSL怀疑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 近年来，面对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和埃及政府的漠视，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主张在埃及认同之外，加强和突出科普特民族的认同。但是即便如此，当前科普特人仍然严重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没有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表，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科普特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不占多数，从来没有提出过自治的要求，更不可能企图建立本群体的国家。而对科普特年轻人而言，宗教依然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任教皇舍努戴三世由政治行动主义转向无为主义的事实表明，教会无力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另外，由于埃及“政党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科普特人又不能拥有自己的政党。因此，在遇袭事件发生后，科普特人往往只是进行口头杭议，而不能团结一致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结果，科普特人自身处境的改善只能仰赖于政府的“善意”。总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埃及将依旧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 （李福泉，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兰州，710069)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77785.shtml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来源：《世界民族》李福泉
科普特人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也是目前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约占埃及总人口的7%-10%。科普特人问题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对埃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MSL封建王朝时期（公元7-18世纪）：二等臣民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他们主要信仰“基督一性论”。公元64〕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大部分科普特人开始改奉伊斯兰教。到9世纪末，MSL已在埃及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到11世纪，阿拉伯语成为埃及人的通用语言。最终，埃及MSL融合为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则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由于长期共居一地，相互交往，除宗教外，科普特人与MSL在体貌特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几乎毫无差别。
7世纪后，埃及先后处在多个MSL帝国和地方王朝的统治之下。被称为迪米人(Dhimmis,意为“被保护民”）的科普特人，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依据“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教法）要交纳人丁税，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依据《欧麦尔协定》，作为MSL提供保护的条件，非MSL要接受MSL的统治，不得谈论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不得修建教堂和会堂，不得骑马和骆驼，不得把MSL当作奴隶，不得在复活节等节日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与MSL妇女结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与MSL相区别，等等。自16世纪初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这一政策又被“米勒特制”( milletsystem)进一步固定。在这一制度下，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界定身份的先决手段，也是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依据。MSL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们既握有国家大权，又支配社会财富；而科普特人则须承认哈里发、苏丹或者国王的权威，交纳一定的赋税，以换得在群体内部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米勒特制度使科普特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却避免了帝国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千涉。19世纪以前，MSL与科普特人在埃及基本上长期相安无事，因此当时也不存在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
二、阿里王朝前期（1805-1882年）：步入中心 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标志着埃及进人了近代时期。自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观念逐步传人埃及，米勒特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科普特人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其处境和地位逐步演变为事关埃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1805年，在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埃及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其家族在埃及近150年的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面对西方的压力，第一次打破宗教界限，量才录用，任命大量科普特人担任政府官员。而且，阿里家族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取消了教堂不得鸣钟等禁令，对科普特人征收的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人丁税也被废除。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赋予帝国内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科普特人“被保护民”的地位首次发生重大变化。科普特人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据估计，19世纪后期，全国25％的财富为科普特人拥有，45％的公职由科普特人担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科普特人开始逐步由边缘步人中心。这一时期虽然科普特人与MSL大体上能相安无事，但科普特人地位的提高已巡到MSL的普遍忌恨。 三、英国殖民时期（1882-1952年）：尝试融入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后，科普特人和MSL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殖民者解雇了大批科普特人官员，而代之以亲英的MSL上层分子，致使两者开始相互攻评。一战爆发前，在埃及政府中任职的科普特人已经大幅度地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广泛流传，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普遍疑虑。正如一位埃及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无法接受把伊朗、阿富汗和突尼斯的MSL放在同等地位而把他们置于次要位置的思想。”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一些MSL和科普特人中间出现了对立情绪。1911年，部分MSL和科普特人先后召开相互对立的大会。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影响面有限。 一战结束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销声旺迹，大量科普特人积极投人勃然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开始后，科普特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加人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有些人甚至成为其重要成员。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这大大激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华夫脱”党重要领导人马克拉姆·埃贝德（Makram Ebeid）虽然是科普特人，但他演讲时频频引用《古兰经》经文。1936年他甚至宜称：“就宗教而言，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就祖国而言，我是一个MSL。”近代以来，科普特人第一次广泛参与了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反英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虽然科普特人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独立运动中，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即便在革命年代，MSL对科普特人的怀疑、反感、憎恶和歧视也未消失。科普特人与MSL平等相处的愿望，只是科普特人一厢情愿的设想。科普特人大量加入“华夫脱”党，不仅没有赢得MSL的认可，反而引起了他们的猜疑。1928年出现的伊斯兰组织“MSL兄弟会”在二战后势力更加强大，使科普特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强。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赢得MSL的信任。于是，不少科普特人采取另一种策略，力图加强自我认同的意识。 20世纪30,40年代，在开罗等城市的科普特人青年发起了一场以组织星期天学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改革运动。许多年轻人周末聚到一起，学习《圣经》，批判教士的保守，讨论科普特人的现状。1952年初，一个年轻的律师组建了“科普特民族”党，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惟一的科普特人政党。它以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为目标，把“MSL兄弟会”视为首要敌人，其成员最多时达9.2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以“科普特民族”党的建立为标志，利一普特人开始正式由宗教少数派向现代民族转变。他们试图以此加强群体内部的团结，改变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地位，但1952年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迎受了沉重的打击。 四、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但这场革命在客观上却使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场革命是由以纳赛尔为代表的MSL发起的，科普特人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自由军官组织”和其后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科普特人。这场革命成功后，军人执掌了埃及的国家政权，军官担任了许多的高级职务，而这与科普特人无关，因为科普特人向来极少有任军官者。当时，在埃及总共90名准将及以上的军官中，只有一名上将是科普特人。结果，埃及国家最高权力完全由少数MSL精英所掌控。 这场革命成功后不久，“自由军官组织”取缔了其他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而且，埃及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随后又实行国有化，把大批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科普特人大地主和大商人遭受重创。在这场革命前，富有的大家族的存在可以确保科普特人在国家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而革命后，由于其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科普特人丧失了有力的政治代表。1957年，进行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无一科普特人当选。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MSL，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全面下降。当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是科普特人；全国360个国有公司芷事长中，仅有10个是科普特人。在对国内处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大批中产阶层的科普特人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移民。这不仅造成了埃及本国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也严重削弱了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不过，纳赛尔在主观上并没有歧视科普特人的意向，相反，他注意维护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在就业、教育和参军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纳塞尔坚持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关闭了科普特人和MSL的宗教法庭，没收了大批宗教田产。同时，他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镇压“MSL兄弟会”，遏制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泛滥，这受到科普特人的普遍欢迎。纳赛尔还使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8-10名科普特人议员。而且，他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一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纳赛尔与科普特人教会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后者避免涉入国家政治，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作为回报，纳赛尔允许科普特人每年建造25座教堂，1964年甚至还许可新建了一座圣马可大教堂。由于主持修建圣马可大教堂提高了科普特人教会牧首的声望，牧首吉利洛斯六世获得“教皇”称号。 虽然纳赛尔时期世俗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MSL和科普特人之间很少卷人宗教纠纷，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科普特人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在19世纪时的黄金时期从此一去不返。 五、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处境艰难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为对抗左派和纳赛尔主义分子，他扭转纳赛尔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增强国家政权的伊斯兰色彩，利用和容忍伊斯兰组织，导致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科普特人既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又遭受着民间MSL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日益艰难。 就任之初，萨达特曾多次赞扬科普特人对埃及文明的贡献。他延续纳赛尔时期在政府中任命一名科普特人为部长的做法，在他执政末期，政府中故至有三位科普特人部长。1973年，科普特人福阿德·阿齐兹·加利将军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指挥了一支埃及军队，1980年他被任命为省长。他的经历作为科普特人政治权益得到保障的例证，经常被萨达特提及。 但是，绝大多数科普特人把这些举动视为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抱怨自身在遭受政府的歧视。据统计，1977年，在600名副部长级的政府官员中，科普特人只有14-15名。在高等院校，科普特人学生虽然成绩优秀，但极少有人进入大学优等生名单。在教育受限的情况下，科普特人要求开办自己的大学，却始终巡到政府的拒绝。在新闻出版方面，MSL所办的报刊很少受到约束，而科普特人所办的报刊则要遭受严格审查。 而相比这些而言，在修建教堂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两个方面，科普特人对政府最为不满。无法自由修建教堂是科普特人抱怨最多的问题。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帝国内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获得政府的许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项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教堂和QZS、教堂和教堂之问要有一定的距离，并要考虑周围MSL是否反对，等等。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沿袭了这些规定，许可权归总统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普特人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其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同时又由于宗教热情高涨，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礼拜场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请却往往被拖延或拒绝。萨达特起初承诺每年许可修建50座教堂，但后来食言，大大缩减数目，而建造QZS却不需要政府许可。在无法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为用作他途、实为礼拜场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个礼拜场所中，只有约500个属于合法建筑。科普特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围MSL的忌恨，许多“非法”教堂遭到MSL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教法问题也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极大不满。萨达特上台后，自封为“信士总统”，提出把埃及建设成为“科学和信仰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借助伊斯兰教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1971年的埃及国家宪法就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1977年国家议会提议制定法律，按“沙里亚”惩治罪犯，如：对饮酒者施以鞭刑，将已婚通奸者乱石击死，叛教者处以死刑，等等。这引发了科普特人的强烈抗议。最终，国家议会放弃了制定这一法律的设想。但在同年4月，法庭又判定基督徒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不能恢复原先的信仰。而1980年4月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在政府和民间推动下的伊斯兰化使科普特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身又将恢复到原先的“被保护民”地位。 在国家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伊斯兰组织的势力及其影响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扩大。它们起初以政府为主要敌人，但随着宗教关系的紧张，开始以科普特人为重点攻击对象。1972年11月，开罗汉卡地区的一个科普特人所建的“非法”教堂被一伙MSL极端分子烧毁，引发了现代埃及第一起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随着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的加深，宗教矛盾也迅速激化。1978年初，明亚省一个村庄的科普特人牧师被杀。1979年3月，开罗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人教堂被烧毁。伊斯兰组织更是借机散发小册子，恶意攻击科普特人，给原本紧张的宗教关系火上浇油。它们指责科普特人教会企图“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建立少数人的独裁”，妄称科普特人的最终目的是“接管国家，驱逐MSL”。 与前任吉利洛斯六世不同，教皇舍努戴三世主张教会积极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他对埃及政府官员放任、纵容MSL极端分子袭击科普特人深表不满。在1980年3月底亚历山大大学的科普特人大学生遭殴打后，舍努戴三世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政府官员的例行祝贺。与此同时，科普特人移民在萨达特访美期间行游抗议。同年5月14日，回国后的萨达特发表演讲，自称是“伊斯兰国家的MSL总统”，严厉谴责舍努戴三世挑拨宗教关系。而舍努戴三世被一些科普特人称为“我们的总统”。在埃及历史上，这是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杭的局面。1981年6月，在开罗郊区，MSL和科普特人因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造成：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的惨重流血事件。同年9月3日，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36名各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170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9月5日，萨达特废黜教皇舍努戴三世，把他幽禁在一座修道院内。然而一个月后，萨达特却被MSL极端分子刺杀。萨达特有意利用宗教的做法，不仅致使宗教矛后激化，也使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六、穆巴拉克时期（1981年至今）：大局未变 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面对科普特人的不满情绪及国际社会对科普特问题的关注和指责，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他吸取萨达特的教训，尽量避免在MSL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在最富争议的教堂修建问题上，他大幅度增加科普特人每年获得修建教堂许可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合法教堂数目逐步增加。1998年1月，穆巴拉克进一步把批准权授予各省省长，使当年获准建造的科普特人教堂数目史无前例地达到了237个。自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迎拒的报道。1996年，埃及政府又成立专门法庭处理50年代教会土地被没收的问题。1998年，埃及政府归还了其中的500亩土地。2001年，埃及政府甚至划出三块土地专门用来修建科普特人教堂。在政治上，穆巴拉克也注意给科普特人一定的照顾。1995年，国家议会选举中无科普特人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在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的每届政府中，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民，这个数目多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此外，针对多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埃及政府在科普特人聚居区加强了警力，还要求“乌里玛”谴责宗教冲突，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性质。穆巴拉克还在各种场合宣布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MSL的友好关系。1983年，穆巴拉克恢复了舍努戴三世的教皇职位。在此之后，舍努戴三世不再与政府对抗，而是寻求和平共处。他否认埃及存在宗教冲突，多次宣布忠于国家。然而，这些举措尽管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许多科普特人认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宗教等许多领域依然无法受到公平待遇：虽然有极少数科普特人担任政府高官，但他们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所有关键职位向来由MSL占据；山于许多企业和公司倾向于只接受MSL职员，出现了科普特人大学生为找工作而饭依伊斯兰教的事件；国家给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发放薪水，而科普特教士的生活费则靠教会解决；培养阿拉伯语教师的学校只招收MSL，因为课程包括学习《古兰经》；军事和警察院校也停止招收科普特人。虽然政府不再拒绝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中请，但大批“非法”教堂的地位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 但对科普特人而言，最大的威胁依然来自MSL极端分子。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科普特人巡袭次数随之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宗教矛盾又开始激化。1987年，由于MSL极端分子恶意散布谣言（说科普特人偷偷向MSL妇女的面纱上泼一种化学物质，不久上面就会出现十字架形状的斑点），因此在上埃及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后来，多次发生类似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罗郊区，伊斯兰极端分子强行向“安拉的敌人”科普特人征收人丁税。90年代后期，科普特人遇袭事件频频发生。虽然90年代末埃及政府大力控制伊斯兰组织的活动，但宗教冲突从未停止。就在2006年4月，亚历山大的三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击，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I名MSL死亡、数十人受伤。 目前，总体上而言，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于MSL。许多科普特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个人奋斗，成为拥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在埃及，有80％的药剂师和30%-40％的医生是科普特人，而在律师和工程师中科普特人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科普特人已成为埃及中产阶层的皿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量科普特人在城市从事清洁工等工作，处于社会的底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普特人在就业方面受到MSL的歧视，但在埃及的西方公司往往只雇用科普特人，而西方国家驻埃及大使馆也只通过科普特人在当地开展文化活动，这使科普特人在经济等方面获益匪浅，不过这使得MSL极端分子把他们视为“敌人（基督徒）的朋友”。在政治上，除20世纪90年代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这一特例外，科普特人远远不能发挥与其人数相称的影响力。在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科普特人文化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它不仅得不到埃及政府的保护，反而受到忽视和压制。在中、小学，不存在与科普特人历史和文化有关的课程。近年来，虽然科普特人教会和民间组织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化，但并不能改变其衰微状态。 七、问题与前景 科普特人虽然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但显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埃及政府的一定限制，也遭到民间普通MSL的歧视，而且他们还是极端伊斯兰组织发动的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埃及国民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然而就目前来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首先，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与现代政治观的冲突是科普特人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而这种冲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化解。在近代以前，科普特人作为MSL统治下的“被保护民”，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基本上享有宗教自由，他们与MSL也大致能够相安无事，米勒特制度则以比较妥善的方式解决了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近代以后，这种制度便难以为继：一方面，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不容许任何自治团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公民观念的传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科普特人不满足于“二等臣民”的地位。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原则上赋予帝国内的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在1923年埃及政府废除米勒特制度后，科普特人正式由昔日的“被保护民”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变。这就要求埃及政府抛弃伊斯兰教主导下的统治秩序，大幅度削弱宗教认同，以民族国家为首要的忠诚对象，把包括科普特人和MSL在内的所有埃及人视为平等的国家公民。 然而，虽然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但埃及政府并未完全抛弃旧有的MSL政治观念。而且，许多埃及MSL自视为国家的主人，延续传统思维，依然把科普特人视为“被保护民”。在这种氛围下，部分MSL认为，应该鼓励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教，而把MSL改奉基督教视为“奇耻大辱”和对伊斯兰教的袭读。当前，在埃及的伊斯兰组织中，除“中间党”真正承认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外，其他组织都固守着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MSL兄弟会”虽然也一再声称愿意与科普特人和平共处，但前提是科普特人接受“被保护民”的地位，服从MSL的统治。该组织还要求科普特人缴纳人丁税，反对他们建造新的教堂，也反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声称如果有一个科普特人被选为总统，他们将拒绝接受。在埃及进入现代社会后，科普特人要求彻底改变“被保护民”的地位，享有民族国家下的各项公民权利；但伊斯兰组织不仅否决这项要求，而且企图重建伊斯兰政治秩序，把科普特人变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种对立与矛后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在研究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就曾尖锐地指出，伊斯兰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包容数百万的科普特人。因此，要想使埃及MSL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接受和适应现代政治观、把科普特人接纳为平等的公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国民的认同问题和由此决定的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难以获得妥善解决。 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埃及而言，无论塑造何种政治认同，如果不把人数多达500万的科普特人涵盖在内，便不可能实现国民的和谐共存。从一定程度上说，科普特人问题就是埃及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能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是其关键所在。20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潮先后在埃及广泛流行，但对国家应以何种属性为基础构建认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总体上来看，埃及有三种主要的属性，即埃及属性，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所强调的属性重点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处境。 “埃及”属性根植于7000年辉煌的历史，以科普特人和MSL共同居住的祖国为基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科普特人和MSL可以达成共识。事实证明，当埃及政府突出埃及属性的时候，科普特人和MSL就能够团结共处，科普特人也能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普特人积极参加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争取国家独立，而这20多年也恰恰是宗教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阿拉伯”属性是20世纪埃及国民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与叙利亚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因此，科普特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还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只会使自己被边缘化，阿拉伯统一只会使自身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虽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埃及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却又利用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科普特人因此把“阿拉伯联盟”视为宗教组织，“华夫脱”党早期领袖柴格鲁尔就曾认为阿拉伯统一运动将会激起宗教狂热和引发宗教矛盾。 埃及作为一个MSL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如果说科普特人支持埃及属性、排斥阿拉伯属性，那么他们坚决拒绝和反对伊斯兰属性。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凡是埃及政府强调和凸现伊斯兰属性的时期，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必然紧张。萨达特就任总统以后，埃及的宗教矛盾被激化，这正是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的恶果。因为宣扬伊斯兰属性绝非简单地强调宗教认同，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内权益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埃及自我定位为一个MSL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就难以保证科普特人与MSL处于同等的地位。 显然，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对埃及国民产生强烈的分裂效应，只有淡化“阿拉伯”、“伊斯兰”属性，突出“埃及”属性，才可能使科普特人享有应得的权利。然而，由于以“MSL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组织势力目前在埃及依然强大，穆巴拉克政府面对压力，不可能像纳赛尔时期一样推行比较彻底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属性仍将在埃及的政治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埃及政府和公众始终不能充分重视科普特人问题。穆巴拉克上台后，虽然科普特人不时遭到袭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政府却有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没有把化解宗教冲突、改善科普特人的处境作为重要任务。科普特人问题在埃及成为一个隐而不谈的话题，政府和大多数公众人物都否认埃及存在科普特人问题，认为它是反对派和外国媒体有意夸大的结果。在穆巴拉克看来，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组织，宗教冲突只是这一更大挑战的副产品。只要伊斯兰力量得到控制和被削弱，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就会随之恢复到“原先基本上无害的状态”。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伊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研究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占90%）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但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后，舆论的压力促使穆巴拉克采取了一些旨在改善科普特人处垅的措施。进人新千年后，埃及政府把科普特人的圣诞节(1月7日）定为国家节日，又允许科普特人建立一家卫星电视台。但是，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零散的举措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科普特人问题。 最后，科普特人自身缺乏足够的维权能力和意识。20世纪，科普特人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尝试了不同途径。一战后，科普特人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但这一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尽管科普特人对国家绝对忠诚，却并没有被MSL接受为“平等和合法”的埃及公民。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大量科普特人移民到国外，反映了他们对本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境况的无望。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科普特人移民创办报刊，“揭露埃及政府对科普特人的压迫”，又游说当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压。目前，在国外影响较大、非常活跃的科普特人组织是由米歇尔·穆尼尔（Michael Meunier）于19％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 (U.S.Copts Association)，但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致使MSL怀疑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 近年来，面对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和埃及政府的漠视，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主张在埃及认同之外，加强和突出科普特民族的认同。但是即便如此，当前科普特人仍然严重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没有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表，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科普特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不占多数，从来没有提出过自治的要求，更不可能企图建立本群体的国家。而对科普特年轻人而言，宗教依然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任教皇舍努戴三世由政治行动主义转向无为主义的事实表明，教会无力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另外，由于埃及“政党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科普特人又不能拥有自己的政党。因此，在遇袭事件发生后，科普特人往往只是进行口头杭议，而不能团结一致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结果，科普特人自身处境的改善只能仰赖于政府的“善意”。总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埃及将依旧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 （李福泉，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兰州，710069)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来源：《世界民族》李福泉
科普特人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也是目前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约占埃及总人口的7%-10%。科普特人问题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对埃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MSL封建王朝时期（公元7-18世纪）：二等臣民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他们主要信仰“基督一性论”。公元64〕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大部分科普特人开始改奉伊斯兰教。到9世纪末，MSL已在埃及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到11世纪，阿拉伯语成为埃及人的通用语言。最终，埃及MSL融合为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则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由于长期共居一地，相互交往，除宗教外，科普特人与MSL在体貌特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几乎毫无差别。
7世纪后，埃及先后处在多个MSL帝国和地方王朝的统治之下。被称为迪米人(Dhimmis,意为“被保护民”）的科普特人，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依据“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教法）要交纳人丁税，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依据《欧麦尔协定》，作为MSL提供保护的条件，非MSL要接受MSL的统治，不得谈论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不得修建教堂和会堂，不得骑马和骆驼，不得把MSL当作奴隶，不得在复活节等节日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与MSL妇女结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与MSL相区别，等等。自16世纪初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这一政策又被“米勒特制”( milletsystem)进一步固定。在这一制度下，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界定身份的先决手段，也是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依据。MSL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们既握有国家大权，又支配社会财富；而科普特人则须承认哈里发、苏丹或者国王的权威，交纳一定的赋税，以换得在群体内部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米勒特制度使科普特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却避免了帝国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千涉。19世纪以前，MSL与科普特人在埃及基本上长期相安无事，因此当时也不存在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
二、阿里王朝前期（1805-1882年）：步入中心 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标志着埃及进人了近代时期。自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观念逐步传人埃及，米勒特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科普特人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其处境和地位逐步演变为事关埃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1805年，在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埃及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其家族在埃及近150年的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面对西方的压力，第一次打破宗教界限，量才录用，任命大量科普特人担任政府官员。而且，阿里家族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取消了教堂不得鸣钟等禁令，对科普特人征收的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人丁税也被废除。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赋予帝国内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科普特人“被保护民”的地位首次发生重大变化。科普特人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据估计，19世纪后期，全国25％的财富为科普特人拥有，45％的公职由科普特人担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科普特人开始逐步由边缘步人中心。这一时期虽然科普特人与MSL大体上能相安无事，但科普特人地位的提高已巡到MSL的普遍忌恨。 三、英国殖民时期（1882-1952年）：尝试融入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后，科普特人和MSL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殖民者解雇了大批科普特人官员，而代之以亲英的MSL上层分子，致使两者开始相互攻评。一战爆发前，在埃及政府中任职的科普特人已经大幅度地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广泛流传，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普遍疑虑。正如一位埃及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无法接受把伊朗、阿富汗和突尼斯的MSL放在同等地位而把他们置于次要位置的思想。”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一些MSL和科普特人中间出现了对立情绪。1911年，部分MSL和科普特人先后召开相互对立的大会。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影响面有限。 一战结束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销声旺迹，大量科普特人积极投人勃然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开始后，科普特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加人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有些人甚至成为其重要成员。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这大大激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华夫脱”党重要领导人马克拉姆·埃贝德（Makram Ebeid）虽然是科普特人，但他演讲时频频引用《古兰经》经文。1936年他甚至宜称：“就宗教而言，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就祖国而言，我是一个MSL。”近代以来，科普特人第一次广泛参与了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反英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虽然科普特人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独立运动中，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即便在革命年代，MSL对科普特人的怀疑、反感、憎恶和歧视也未消失。科普特人与MSL平等相处的愿望，只是科普特人一厢情愿的设想。科普特人大量加入“华夫脱”党，不仅没有赢得MSL的认可，反而引起了他们的猜疑。1928年出现的伊斯兰组织“MSL兄弟会”在二战后势力更加强大，使科普特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强。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赢得MSL的信任。于是，不少科普特人采取另一种策略，力图加强自我认同的意识。 20世纪30,40年代，在开罗等城市的科普特人青年发起了一场以组织星期天学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改革运动。许多年轻人周末聚到一起，学习《圣经》，批判教士的保守，讨论科普特人的现状。1952年初，一个年轻的律师组建了“科普特民族”党，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惟一的科普特人政党。它以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为目标，把“MSL兄弟会”视为首要敌人，其成员最多时达9.2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以“科普特民族”党的建立为标志，利一普特人开始正式由宗教少数派向现代民族转变。他们试图以此加强群体内部的团结，改变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地位，但1952年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迎受了沉重的打击。 四、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但这场革命在客观上却使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场革命是由以纳赛尔为代表的MSL发起的，科普特人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自由军官组织”和其后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科普特人。这场革命成功后，军人执掌了埃及的国家政权，军官担任了许多的高级职务，而这与科普特人无关，因为科普特人向来极少有任军官者。当时，在埃及总共90名准将及以上的军官中，只有一名上将是科普特人。结果，埃及国家最高权力完全由少数MSL精英所掌控。 这场革命成功后不久，“自由军官组织”取缔了其他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而且，埃及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随后又实行国有化，把大批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科普特人大地主和大商人遭受重创。在这场革命前，富有的大家族的存在可以确保科普特人在国家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而革命后，由于其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科普特人丧失了有力的政治代表。1957年，进行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无一科普特人当选。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MSL，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全面下降。当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是科普特人；全国360个国有公司芷事长中，仅有10个是科普特人。在对国内处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大批中产阶层的科普特人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移民。这不仅造成了埃及本国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也严重削弱了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不过，纳赛尔在主观上并没有歧视科普特人的意向，相反，他注意维护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在就业、教育和参军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纳塞尔坚持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关闭了科普特人和MSL的宗教法庭，没收了大批宗教田产。同时，他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镇压“MSL兄弟会”，遏制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泛滥，这受到科普特人的普遍欢迎。纳赛尔还使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8-10名科普特人议员。而且，他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一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纳赛尔与科普特人教会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后者避免涉入国家政治，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作为回报，纳赛尔允许科普特人每年建造25座教堂，1964年甚至还许可新建了一座圣马可大教堂。由于主持修建圣马可大教堂提高了科普特人教会牧首的声望，牧首吉利洛斯六世获得“教皇”称号。 虽然纳赛尔时期世俗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MSL和科普特人之间很少卷人宗教纠纷，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科普特人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在19世纪时的黄金时期从此一去不返。 五、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处境艰难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为对抗左派和纳赛尔主义分子，他扭转纳赛尔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增强国家政权的伊斯兰色彩，利用和容忍伊斯兰组织，导致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科普特人既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又遭受着民间MSL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日益艰难。 就任之初，萨达特曾多次赞扬科普特人对埃及文明的贡献。他延续纳赛尔时期在政府中任命一名科普特人为部长的做法，在他执政末期，政府中故至有三位科普特人部长。1973年，科普特人福阿德·阿齐兹·加利将军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指挥了一支埃及军队，1980年他被任命为省长。他的经历作为科普特人政治权益得到保障的例证，经常被萨达特提及。 但是，绝大多数科普特人把这些举动视为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抱怨自身在遭受政府的歧视。据统计，1977年，在600名副部长级的政府官员中，科普特人只有14-15名。在高等院校，科普特人学生虽然成绩优秀，但极少有人进入大学优等生名单。在教育受限的情况下，科普特人要求开办自己的大学，却始终巡到政府的拒绝。在新闻出版方面，MSL所办的报刊很少受到约束，而科普特人所办的报刊则要遭受严格审查。 而相比这些而言，在修建教堂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两个方面，科普特人对政府最为不满。无法自由修建教堂是科普特人抱怨最多的问题。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帝国内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获得政府的许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项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教堂和QZS、教堂和教堂之问要有一定的距离，并要考虑周围MSL是否反对，等等。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沿袭了这些规定，许可权归总统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普特人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其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同时又由于宗教热情高涨，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礼拜场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请却往往被拖延或拒绝。萨达特起初承诺每年许可修建50座教堂，但后来食言，大大缩减数目，而建造QZS却不需要政府许可。在无法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为用作他途、实为礼拜场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个礼拜场所中，只有约500个属于合法建筑。科普特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围MSL的忌恨，许多“非法”教堂遭到MSL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教法问题也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极大不满。萨达特上台后，自封为“信士总统”，提出把埃及建设成为“科学和信仰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借助伊斯兰教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1971年的埃及国家宪法就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1977年国家议会提议制定法律，按“沙里亚”惩治罪犯，如：对饮酒者施以鞭刑，将已婚通奸者乱石击死，叛教者处以死刑，等等。这引发了科普特人的强烈抗议。最终，国家议会放弃了制定这一法律的设想。但在同年4月，法庭又判定基督徒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不能恢复原先的信仰。而1980年4月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在政府和民间推动下的伊斯兰化使科普特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身又将恢复到原先的“被保护民”地位。 在国家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伊斯兰组织的势力及其影响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扩大。它们起初以政府为主要敌人，但随着宗教关系的紧张，开始以科普特人为重点攻击对象。1972年11月，开罗汉卡地区的一个科普特人所建的“非法”教堂被一伙MSL极端分子烧毁，引发了现代埃及第一起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随着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的加深，宗教矛盾也迅速激化。1978年初，明亚省一个村庄的科普特人牧师被杀。1979年3月，开罗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人教堂被烧毁。伊斯兰组织更是借机散发小册子，恶意攻击科普特人，给原本紧张的宗教关系火上浇油。它们指责科普特人教会企图“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建立少数人的独裁”，妄称科普特人的最终目的是“接管国家，驱逐MSL”。 与前任吉利洛斯六世不同，教皇舍努戴三世主张教会积极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他对埃及政府官员放任、纵容MSL极端分子袭击科普特人深表不满。在1980年3月底亚历山大大学的科普特人大学生遭殴打后，舍努戴三世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政府官员的例行祝贺。与此同时，科普特人移民在萨达特访美期间行游抗议。同年5月14日，回国后的萨达特发表演讲，自称是“伊斯兰国家的MSL总统”，严厉谴责舍努戴三世挑拨宗教关系。而舍努戴三世被一些科普特人称为“我们的总统”。在埃及历史上，这是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杭的局面。1981年6月，在开罗郊区，MSL和科普特人因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造成：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的惨重流血事件。同年9月3日，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36名各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170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9月5日，萨达特废黜教皇舍努戴三世，把他幽禁在一座修道院内。然而一个月后，萨达特却被MSL极端分子刺杀。萨达特有意利用宗教的做法，不仅致使宗教矛后激化，也使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六、穆巴拉克时期（1981年至今）：大局未变 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面对科普特人的不满情绪及国际社会对科普特问题的关注和指责，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他吸取萨达特的教训，尽量避免在MSL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在最富争议的教堂修建问题上，他大幅度增加科普特人每年获得修建教堂许可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合法教堂数目逐步增加。1998年1月，穆巴拉克进一步把批准权授予各省省长，使当年获准建造的科普特人教堂数目史无前例地达到了237个。自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迎拒的报道。1996年，埃及政府又成立专门法庭处理50年代教会土地被没收的问题。1998年，埃及政府归还了其中的500亩土地。2001年，埃及政府甚至划出三块土地专门用来修建科普特人教堂。在政治上，穆巴拉克也注意给科普特人一定的照顾。1995年，国家议会选举中无科普特人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在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的每届政府中，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民，这个数目多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此外，针对多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埃及政府在科普特人聚居区加强了警力，还要求“乌里玛”谴责宗教冲突，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性质。穆巴拉克还在各种场合宣布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MSL的友好关系。1983年，穆巴拉克恢复了舍努戴三世的教皇职位。在此之后，舍努戴三世不再与政府对抗，而是寻求和平共处。他否认埃及存在宗教冲突，多次宣布忠于国家。然而，这些举措尽管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许多科普特人认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宗教等许多领域依然无法受到公平待遇：虽然有极少数科普特人担任政府高官，但他们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所有关键职位向来由MSL占据；山于许多企业和公司倾向于只接受MSL职员，出现了科普特人大学生为找工作而饭依伊斯兰教的事件；国家给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发放薪水，而科普特教士的生活费则靠教会解决；培养阿拉伯语教师的学校只招收MSL，因为课程包括学习《古兰经》；军事和警察院校也停止招收科普特人。虽然政府不再拒绝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中请，但大批“非法”教堂的地位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 但对科普特人而言，最大的威胁依然来自MSL极端分子。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科普特人巡袭次数随之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宗教矛盾又开始激化。1987年，由于MSL极端分子恶意散布谣言（说科普特人偷偷向MSL妇女的面纱上泼一种化学物质，不久上面就会出现十字架形状的斑点），因此在上埃及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后来，多次发生类似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罗郊区，伊斯兰极端分子强行向“安拉的敌人”科普特人征收人丁税。90年代后期，科普特人遇袭事件频频发生。虽然90年代末埃及政府大力控制伊斯兰组织的活动，但宗教冲突从未停止。就在2006年4月，亚历山大的三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击，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I名MSL死亡、数十人受伤。 目前，总体上而言，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于MSL。许多科普特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个人奋斗，成为拥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在埃及，有80％的药剂师和30%-40％的医生是科普特人，而在律师和工程师中科普特人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科普特人已成为埃及中产阶层的皿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量科普特人在城市从事清洁工等工作，处于社会的底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普特人在就业方面受到MSL的歧视，但在埃及的西方公司往往只雇用科普特人，而西方国家驻埃及大使馆也只通过科普特人在当地开展文化活动，这使科普特人在经济等方面获益匪浅，不过这使得MSL极端分子把他们视为“敌人（基督徒）的朋友”。在政治上，除20世纪90年代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这一特例外，科普特人远远不能发挥与其人数相称的影响力。在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科普特人文化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它不仅得不到埃及政府的保护，反而受到忽视和压制。在中、小学，不存在与科普特人历史和文化有关的课程。近年来，虽然科普特人教会和民间组织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化，但并不能改变其衰微状态。 七、问题与前景 科普特人虽然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但显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埃及政府的一定限制，也遭到民间普通MSL的歧视，而且他们还是极端伊斯兰组织发动的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埃及国民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然而就目前来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首先，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与现代政治观的冲突是科普特人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而这种冲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化解。在近代以前，科普特人作为MSL统治下的“被保护民”，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基本上享有宗教自由，他们与MSL也大致能够相安无事，米勒特制度则以比较妥善的方式解决了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近代以后，这种制度便难以为继：一方面，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不容许任何自治团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公民观念的传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科普特人不满足于“二等臣民”的地位。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原则上赋予帝国内的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在1923年埃及政府废除米勒特制度后，科普特人正式由昔日的“被保护民”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变。这就要求埃及政府抛弃伊斯兰教主导下的统治秩序，大幅度削弱宗教认同，以民族国家为首要的忠诚对象，把包括科普特人和MSL在内的所有埃及人视为平等的国家公民。 然而，虽然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但埃及政府并未完全抛弃旧有的MSL政治观念。而且，许多埃及MSL自视为国家的主人，延续传统思维，依然把科普特人视为“被保护民”。在这种氛围下，部分MSL认为，应该鼓励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教，而把MSL改奉基督教视为“奇耻大辱”和对伊斯兰教的袭读。当前，在埃及的伊斯兰组织中，除“中间党”真正承认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外，其他组织都固守着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MSL兄弟会”虽然也一再声称愿意与科普特人和平共处，但前提是科普特人接受“被保护民”的地位，服从MSL的统治。该组织还要求科普特人缴纳人丁税，反对他们建造新的教堂，也反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声称如果有一个科普特人被选为总统，他们将拒绝接受。在埃及进入现代社会后，科普特人要求彻底改变“被保护民”的地位，享有民族国家下的各项公民权利；但伊斯兰组织不仅否决这项要求，而且企图重建伊斯兰政治秩序，把科普特人变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种对立与矛后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在研究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就曾尖锐地指出，伊斯兰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包容数百万的科普特人。因此，要想使埃及MSL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接受和适应现代政治观、把科普特人接纳为平等的公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国民的认同问题和由此决定的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难以获得妥善解决。 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埃及而言，无论塑造何种政治认同，如果不把人数多达500万的科普特人涵盖在内，便不可能实现国民的和谐共存。从一定程度上说，科普特人问题就是埃及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能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是其关键所在。20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潮先后在埃及广泛流行，但对国家应以何种属性为基础构建认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总体上来看，埃及有三种主要的属性，即埃及属性，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所强调的属性重点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处境。 “埃及”属性根植于7000年辉煌的历史，以科普特人和MSL共同居住的祖国为基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科普特人和MSL可以达成共识。事实证明，当埃及政府突出埃及属性的时候，科普特人和MSL就能够团结共处，科普特人也能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普特人积极参加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争取国家独立，而这20多年也恰恰是宗教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阿拉伯”属性是20世纪埃及国民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与叙利亚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因此，科普特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还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只会使自己被边缘化，阿拉伯统一只会使自身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虽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埃及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却又利用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科普特人因此把“阿拉伯联盟”视为宗教组织，“华夫脱”党早期领袖柴格鲁尔就曾认为阿拉伯统一运动将会激起宗教狂热和引发宗教矛盾。 埃及作为一个MSL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如果说科普特人支持埃及属性、排斥阿拉伯属性，那么他们坚决拒绝和反对伊斯兰属性。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凡是埃及政府强调和凸现伊斯兰属性的时期，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必然紧张。萨达特就任总统以后，埃及的宗教矛盾被激化，这正是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的恶果。因为宣扬伊斯兰属性绝非简单地强调宗教认同，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内权益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埃及自我定位为一个MSL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就难以保证科普特人与MSL处于同等的地位。 显然，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对埃及国民产生强烈的分裂效应，只有淡化“阿拉伯”、“伊斯兰”属性，突出“埃及”属性，才可能使科普特人享有应得的权利。然而，由于以“MSL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组织势力目前在埃及依然强大，穆巴拉克政府面对压力，不可能像纳赛尔时期一样推行比较彻底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属性仍将在埃及的政治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埃及政府和公众始终不能充分重视科普特人问题。穆巴拉克上台后，虽然科普特人不时遭到袭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政府却有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没有把化解宗教冲突、改善科普特人的处境作为重要任务。科普特人问题在埃及成为一个隐而不谈的话题，政府和大多数公众人物都否认埃及存在科普特人问题，认为它是反对派和外国媒体有意夸大的结果。在穆巴拉克看来，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组织，宗教冲突只是这一更大挑战的副产品。只要伊斯兰力量得到控制和被削弱，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就会随之恢复到“原先基本上无害的状态”。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伊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研究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占90%）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但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后，舆论的压力促使穆巴拉克采取了一些旨在改善科普特人处垅的措施。进人新千年后，埃及政府把科普特人的圣诞节(1月7日）定为国家节日，又允许科普特人建立一家卫星电视台。但是，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零散的举措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科普特人问题。 最后，科普特人自身缺乏足够的维权能力和意识。20世纪，科普特人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尝试了不同途径。一战后，科普特人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但这一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尽管科普特人对国家绝对忠诚，却并没有被MSL接受为“平等和合法”的埃及公民。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大量科普特人移民到国外，反映了他们对本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境况的无望。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科普特人移民创办报刊，“揭露埃及政府对科普特人的压迫”，又游说当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压。目前，在国外影响较大、非常活跃的科普特人组织是由米歇尔·穆尼尔（Michael Meunier）于19％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 (U.S.Copts Association)，但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致使MSL怀疑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 近年来，面对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和埃及政府的漠视，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主张在埃及认同之外，加强和突出科普特民族的认同。但是即便如此，当前科普特人仍然严重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没有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表，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科普特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不占多数，从来没有提出过自治的要求，更不可能企图建立本群体的国家。而对科普特年轻人而言，宗教依然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任教皇舍努戴三世由政治行动主义转向无为主义的事实表明，教会无力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另外，由于埃及“政党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科普特人又不能拥有自己的政党。因此，在遇袭事件发生后，科普特人往往只是进行口头杭议，而不能团结一致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结果，科普特人自身处境的改善只能仰赖于政府的“善意”。总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埃及将依旧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 （李福泉，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兰州，710069)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77785.shtml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来源：《世界民族》李福泉
科普特人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也是目前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约占埃及总人口的7%-10%。科普特人问题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对埃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MSL封建王朝时期（公元7-18世纪）：二等臣民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他们主要信仰“基督一性论”。公元64〕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大部分科普特人开始改奉伊斯兰教。到9世纪末，MSL已在埃及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到11世纪，阿拉伯语成为埃及人的通用语言。最终，埃及MSL融合为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则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由于长期共居一地，相互交往，除宗教外，科普特人与MSL在体貌特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几乎毫无差别。
7世纪后，埃及先后处在多个MSL帝国和地方王朝的统治之下。被称为迪米人(Dhimmis,意为“被保护民”）的科普特人，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依据“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教法）要交纳人丁税，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依据《欧麦尔协定》，作为MSL提供保护的条件，非MSL要接受MSL的统治，不得谈论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不得修建教堂和会堂，不得骑马和骆驼，不得把MSL当作奴隶，不得在复活节等节日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与MSL妇女结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与MSL相区别，等等。自16世纪初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这一政策又被“米勒特制”( milletsystem)进一步固定。在这一制度下，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界定身份的先决手段，也是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依据。MSL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们既握有国家大权，又支配社会财富；而科普特人则须承认哈里发、苏丹或者国王的权威，交纳一定的赋税，以换得在群体内部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米勒特制度使科普特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却避免了帝国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千涉。19世纪以前，MSL与科普特人在埃及基本上长期相安无事，因此当时也不存在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
二、阿里王朝前期（1805-1882年）：步入中心 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标志着埃及进人了近代时期。自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观念逐步传人埃及，米勒特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科普特人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其处境和地位逐步演变为事关埃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1805年，在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埃及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其家族在埃及近150年的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面对西方的压力，第一次打破宗教界限，量才录用，任命大量科普特人担任政府官员。而且，阿里家族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取消了教堂不得鸣钟等禁令，对科普特人征收的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人丁税也被废除。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赋予帝国内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科普特人“被保护民”的地位首次发生重大变化。科普特人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据估计，19世纪后期，全国25％的财富为科普特人拥有，45％的公职由科普特人担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科普特人开始逐步由边缘步人中心。这一时期虽然科普特人与MSL大体上能相安无事，但科普特人地位的提高已巡到MSL的普遍忌恨。 三、英国殖民时期（1882-1952年）：尝试融入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后，科普特人和MSL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殖民者解雇了大批科普特人官员，而代之以亲英的MSL上层分子，致使两者开始相互攻评。一战爆发前，在埃及政府中任职的科普特人已经大幅度地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广泛流传，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普遍疑虑。正如一位埃及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无法接受把伊朗、阿富汗和突尼斯的MSL放在同等地位而把他们置于次要位置的思想。”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一些MSL和科普特人中间出现了对立情绪。1911年，部分MSL和科普特人先后召开相互对立的大会。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影响面有限。 一战结束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销声旺迹，大量科普特人积极投人勃然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开始后，科普特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加人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有些人甚至成为其重要成员。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这大大激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华夫脱”党重要领导人马克拉姆·埃贝德（Makram Ebeid）虽然是科普特人，但他演讲时频频引用《古兰经》经文。1936年他甚至宜称：“就宗教而言，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就祖国而言，我是一个MSL。”近代以来，科普特人第一次广泛参与了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反英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虽然科普特人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独立运动中，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即便在革命年代，MSL对科普特人的怀疑、反感、憎恶和歧视也未消失。科普特人与MSL平等相处的愿望，只是科普特人一厢情愿的设想。科普特人大量加入“华夫脱”党，不仅没有赢得MSL的认可，反而引起了他们的猜疑。1928年出现的伊斯兰组织“MSL兄弟会”在二战后势力更加强大，使科普特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强。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赢得MSL的信任。于是，不少科普特人采取另一种策略，力图加强自我认同的意识。 20世纪30,40年代，在开罗等城市的科普特人青年发起了一场以组织星期天学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改革运动。许多年轻人周末聚到一起，学习《圣经》，批判教士的保守，讨论科普特人的现状。1952年初，一个年轻的律师组建了“科普特民族”党，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惟一的科普特人政党。它以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为目标，把“MSL兄弟会”视为首要敌人，其成员最多时达9.2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以“科普特民族”党的建立为标志，利一普特人开始正式由宗教少数派向现代民族转变。他们试图以此加强群体内部的团结，改变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地位，但1952年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迎受了沉重的打击。 四、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但这场革命在客观上却使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场革命是由以纳赛尔为代表的MSL发起的，科普特人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自由军官组织”和其后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科普特人。这场革命成功后，军人执掌了埃及的国家政权，军官担任了许多的高级职务，而这与科普特人无关，因为科普特人向来极少有任军官者。当时，在埃及总共90名准将及以上的军官中，只有一名上将是科普特人。结果，埃及国家最高权力完全由少数MSL精英所掌控。 这场革命成功后不久，“自由军官组织”取缔了其他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而且，埃及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随后又实行国有化，把大批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科普特人大地主和大商人遭受重创。在这场革命前，富有的大家族的存在可以确保科普特人在国家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而革命后，由于其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科普特人丧失了有力的政治代表。1957年，进行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无一科普特人当选。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MSL，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全面下降。当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是科普特人；全国360个国有公司芷事长中，仅有10个是科普特人。在对国内处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大批中产阶层的科普特人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移民。这不仅造成了埃及本国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也严重削弱了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不过，纳赛尔在主观上并没有歧视科普特人的意向，相反，他注意维护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在就业、教育和参军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纳塞尔坚持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关闭了科普特人和MSL的宗教法庭，没收了大批宗教田产。同时，他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镇压“MSL兄弟会”，遏制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泛滥，这受到科普特人的普遍欢迎。纳赛尔还使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8-10名科普特人议员。而且，他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一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纳赛尔与科普特人教会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后者避免涉入国家政治，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作为回报，纳赛尔允许科普特人每年建造25座教堂，1964年甚至还许可新建了一座圣马可大教堂。由于主持修建圣马可大教堂提高了科普特人教会牧首的声望，牧首吉利洛斯六世获得“教皇”称号。 虽然纳赛尔时期世俗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MSL和科普特人之间很少卷人宗教纠纷，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科普特人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在19世纪时的黄金时期从此一去不返。 五、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处境艰难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为对抗左派和纳赛尔主义分子，他扭转纳赛尔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增强国家政权的伊斯兰色彩，利用和容忍伊斯兰组织，导致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科普特人既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又遭受着民间MSL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日益艰难。 就任之初，萨达特曾多次赞扬科普特人对埃及文明的贡献。他延续纳赛尔时期在政府中任命一名科普特人为部长的做法，在他执政末期，政府中故至有三位科普特人部长。1973年，科普特人福阿德·阿齐兹·加利将军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指挥了一支埃及军队，1980年他被任命为省长。他的经历作为科普特人政治权益得到保障的例证，经常被萨达特提及。 但是，绝大多数科普特人把这些举动视为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抱怨自身在遭受政府的歧视。据统计，1977年，在600名副部长级的政府官员中，科普特人只有14-15名。在高等院校，科普特人学生虽然成绩优秀，但极少有人进入大学优等生名单。在教育受限的情况下，科普特人要求开办自己的大学，却始终巡到政府的拒绝。在新闻出版方面，MSL所办的报刊很少受到约束，而科普特人所办的报刊则要遭受严格审查。 而相比这些而言，在修建教堂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两个方面，科普特人对政府最为不满。无法自由修建教堂是科普特人抱怨最多的问题。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帝国内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获得政府的许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项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教堂和QZS、教堂和教堂之问要有一定的距离，并要考虑周围MSL是否反对，等等。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沿袭了这些规定，许可权归总统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普特人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其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同时又由于宗教热情高涨，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礼拜场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请却往往被拖延或拒绝。萨达特起初承诺每年许可修建50座教堂，但后来食言，大大缩减数目，而建造QZS却不需要政府许可。在无法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为用作他途、实为礼拜场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个礼拜场所中，只有约500个属于合法建筑。科普特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围MSL的忌恨，许多“非法”教堂遭到MSL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教法问题也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极大不满。萨达特上台后，自封为“信士总统”，提出把埃及建设成为“科学和信仰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借助伊斯兰教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1971年的埃及国家宪法就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1977年国家议会提议制定法律，按“沙里亚”惩治罪犯，如：对饮酒者施以鞭刑，将已婚通奸者乱石击死，叛教者处以死刑，等等。这引发了科普特人的强烈抗议。最终，国家议会放弃了制定这一法律的设想。但在同年4月，法庭又判定基督徒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不能恢复原先的信仰。而1980年4月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在政府和民间推动下的伊斯兰化使科普特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身又将恢复到原先的“被保护民”地位。 在国家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伊斯兰组织的势力及其影响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扩大。它们起初以政府为主要敌人，但随着宗教关系的紧张，开始以科普特人为重点攻击对象。1972年11月，开罗汉卡地区的一个科普特人所建的“非法”教堂被一伙MSL极端分子烧毁，引发了现代埃及第一起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随着MSL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的加深，宗教矛盾也迅速激化。1978年初，明亚省一个村庄的科普特人牧师被杀。1979年3月，开罗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人教堂被烧毁。伊斯兰组织更是借机散发小册子，恶意攻击科普特人，给原本紧张的宗教关系火上浇油。它们指责科普特人教会企图“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建立少数人的独裁”，妄称科普特人的最终目的是“接管国家，驱逐MSL”。 与前任吉利洛斯六世不同，教皇舍努戴三世主张教会积极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他对埃及政府官员放任、纵容MSL极端分子袭击科普特人深表不满。在1980年3月底亚历山大大学的科普特人大学生遭殴打后，舍努戴三世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政府官员的例行祝贺。与此同时，科普特人移民在萨达特访美期间行游抗议。同年5月14日，回国后的萨达特发表演讲，自称是“伊斯兰国家的MSL总统”，严厉谴责舍努戴三世挑拨宗教关系。而舍努戴三世被一些科普特人称为“我们的总统”。在埃及历史上，这是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杭的局面。1981年6月，在开罗郊区，MSL和科普特人因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造成：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的惨重流血事件。同年9月3日，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36名各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170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9月5日，萨达特废黜教皇舍努戴三世，把他幽禁在一座修道院内。然而一个月后，萨达特却被MSL极端分子刺杀。萨达特有意利用宗教的做法，不仅致使宗教矛后激化，也使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六、穆巴拉克时期（1981年至今）：大局未变 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面对科普特人的不满情绪及国际社会对科普特问题的关注和指责，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他吸取萨达特的教训，尽量避免在MSL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在最富争议的教堂修建问题上，他大幅度增加科普特人每年获得修建教堂许可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合法教堂数目逐步增加。1998年1月，穆巴拉克进一步把批准权授予各省省长，使当年获准建造的科普特人教堂数目史无前例地达到了237个。自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迎拒的报道。1996年，埃及政府又成立专门法庭处理50年代教会土地被没收的问题。1998年，埃及政府归还了其中的500亩土地。2001年，埃及政府甚至划出三块土地专门用来修建科普特人教堂。在政治上，穆巴拉克也注意给科普特人一定的照顾。1995年，国家议会选举中无科普特人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在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的每届政府中，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民，这个数目多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此外，针对多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埃及政府在科普特人聚居区加强了警力，还要求“乌里玛”谴责宗教冲突，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性质。穆巴拉克还在各种场合宣布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MSL的友好关系。1983年，穆巴拉克恢复了舍努戴三世的教皇职位。在此之后，舍努戴三世不再与政府对抗，而是寻求和平共处。他否认埃及存在宗教冲突，多次宣布忠于国家。然而，这些举措尽管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许多科普特人认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宗教等许多领域依然无法受到公平待遇：虽然有极少数科普特人担任政府高官，但他们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所有关键职位向来由MSL占据；山于许多企业和公司倾向于只接受MSL职员，出现了科普特人大学生为找工作而饭依伊斯兰教的事件；国家给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发放薪水，而科普特教士的生活费则靠教会解决；培养阿拉伯语教师的学校只招收MSL，因为课程包括学习《古兰经》；军事和警察院校也停止招收科普特人。虽然政府不再拒绝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中请，但大批“非法”教堂的地位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 但对科普特人而言，最大的威胁依然来自MSL极端分子。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后，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科普特人巡袭次数随之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宗教矛盾又开始激化。1987年，由于MSL极端分子恶意散布谣言（说科普特人偷偷向MSL妇女的面纱上泼一种化学物质，不久上面就会出现十字架形状的斑点），因此在上埃及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后来，多次发生类似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罗郊区，伊斯兰极端分子强行向“安拉的敌人”科普特人征收人丁税。90年代后期，科普特人遇袭事件频频发生。虽然90年代末埃及政府大力控制伊斯兰组织的活动，但宗教冲突从未停止。就在2006年4月，亚历山大的三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击，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I名MSL死亡、数十人受伤。 目前，总体上而言，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于MSL。许多科普特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个人奋斗，成为拥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在埃及，有80％的药剂师和30%-40％的医生是科普特人，而在律师和工程师中科普特人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科普特人已成为埃及中产阶层的皿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量科普特人在城市从事清洁工等工作，处于社会的底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普特人在就业方面受到MSL的歧视，但在埃及的西方公司往往只雇用科普特人，而西方国家驻埃及大使馆也只通过科普特人在当地开展文化活动，这使科普特人在经济等方面获益匪浅，不过这使得MSL极端分子把他们视为“敌人（基督徒）的朋友”。在政治上，除20世纪90年代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这一特例外，科普特人远远不能发挥与其人数相称的影响力。在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科普特人文化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它不仅得不到埃及政府的保护，反而受到忽视和压制。在中、小学，不存在与科普特人历史和文化有关的课程。近年来，虽然科普特人教会和民间组织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化，但并不能改变其衰微状态。 七、问题与前景 科普特人虽然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但显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埃及政府的一定限制，也遭到民间普通MSL的歧视，而且他们还是极端伊斯兰组织发动的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埃及国民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然而就目前来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首先，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与现代政治观的冲突是科普特人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而这种冲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化解。在近代以前，科普特人作为MSL统治下的“被保护民”，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基本上享有宗教自由，他们与MSL也大致能够相安无事，米勒特制度则以比较妥善的方式解决了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近代以后，这种制度便难以为继：一方面，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不容许任何自治团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公民观念的传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科普特人不满足于“二等臣民”的地位。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原则上赋予帝国内的基督徒与MSL同等的权利。在1923年埃及政府废除米勒特制度后，科普特人正式由昔日的“被保护民”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变。这就要求埃及政府抛弃伊斯兰教主导下的统治秩序，大幅度削弱宗教认同，以民族国家为首要的忠诚对象，把包括科普特人和MSL在内的所有埃及人视为平等的国家公民。 然而，虽然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但埃及政府并未完全抛弃旧有的MSL政治观念。而且，许多埃及MSL自视为国家的主人，延续传统思维，依然把科普特人视为“被保护民”。在这种氛围下，部分MSL认为，应该鼓励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教，而把MSL改奉基督教视为“奇耻大辱”和对伊斯兰教的袭读。当前，在埃及的伊斯兰组织中，除“中间党”真正承认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外，其他组织都固守着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观。“MSL兄弟会”虽然也一再声称愿意与科普特人和平共处，但前提是科普特人接受“被保护民”的地位，服从MSL的统治。该组织还要求科普特人缴纳人丁税，反对他们建造新的教堂，也反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声称如果有一个科普特人被选为总统，他们将拒绝接受。在埃及进入现代社会后，科普特人要求彻底改变“被保护民”的地位，享有民族国家下的各项公民权利；但伊斯兰组织不仅否决这项要求，而且企图重建伊斯兰政治秩序，把科普特人变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种对立与矛后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在研究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就曾尖锐地指出，伊斯兰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包容数百万的科普特人。因此，要想使埃及MSL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接受和适应现代政治观、把科普特人接纳为平等的公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国民的认同问题和由此决定的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难以获得妥善解决。 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埃及而言，无论塑造何种政治认同，如果不把人数多达500万的科普特人涵盖在内，便不可能实现国民的和谐共存。从一定程度上说，科普特人问题就是埃及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能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是其关键所在。20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潮先后在埃及广泛流行，但对国家应以何种属性为基础构建认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总体上来看，埃及有三种主要的属性，即埃及属性，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所强调的属性重点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科普特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处境。 “埃及”属性根植于7000年辉煌的历史，以科普特人和MSL共同居住的祖国为基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科普特人和MSL可以达成共识。事实证明，当埃及政府突出埃及属性的时候，科普特人和MSL就能够团结共处，科普特人也能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普特人积极参加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争取国家独立，而这20多年也恰恰是宗教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阿拉伯”属性是20世纪埃及国民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与叙利亚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因此，科普特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还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只会使自己被边缘化，阿拉伯统一只会使自身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虽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埃及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却又利用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科普特人因此把“阿拉伯联盟”视为宗教组织，“华夫脱”党早期领袖柴格鲁尔就曾认为阿拉伯统一运动将会激起宗教狂热和引发宗教矛盾。 埃及作为一个MSL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如果说科普特人支持埃及属性、排斥阿拉伯属性，那么他们坚决拒绝和反对伊斯兰属性。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凡是埃及政府强调和凸现伊斯兰属性的时期，科普特人和MSL之间的关系必然紧张。萨达特就任总统以后，埃及的宗教矛盾被激化，这正是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的恶果。因为宣扬伊斯兰属性绝非简单地强调宗教认同，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内权益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埃及自我定位为一个MSL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就难以保证科普特人与MSL处于同等的地位。 显然，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对埃及国民产生强烈的分裂效应，只有淡化“阿拉伯”、“伊斯兰”属性，突出“埃及”属性，才可能使科普特人享有应得的权利。然而，由于以“MSL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组织势力目前在埃及依然强大，穆巴拉克政府面对压力，不可能像纳赛尔时期一样推行比较彻底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属性仍将在埃及的政治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埃及政府和公众始终不能充分重视科普特人问题。穆巴拉克上台后，虽然科普特人不时遭到袭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政府却有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的存在，没有把化解宗教冲突、改善科普特人的处境作为重要任务。科普特人问题在埃及成为一个隐而不谈的话题，政府和大多数公众人物都否认埃及存在科普特人问题，认为它是反对派和外国媒体有意夸大的结果。在穆巴拉克看来，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组织，宗教冲突只是这一更大挑战的副产品。只要伊斯兰力量得到控制和被削弱，所谓的科普特人问题就会随之恢复到“原先基本上无害的状态”。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伊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研究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占90%）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但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与MSL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后，舆论的压力促使穆巴拉克采取了一些旨在改善科普特人处垅的措施。进人新千年后，埃及政府把科普特人的圣诞节(1月7日）定为国家节日，又允许科普特人建立一家卫星电视台。但是，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零散的举措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科普特人问题。 最后，科普特人自身缺乏足够的维权能力和意识。20世纪，科普特人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尝试了不同途径。一战后，科普特人试图融人埃及社会，以求得与MSL同等的地位，但这一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尽管科普特人对国家绝对忠诚，却并没有被MSL接受为“平等和合法”的埃及公民。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大量科普特人移民到国外，反映了他们对本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境况的无望。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科普特人移民创办报刊，“揭露埃及政府对科普特人的压迫”，又游说当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压。目前，在国外影响较大、非常活跃的科普特人组织是由米歇尔·穆尼尔（Michael Meunier）于19％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 (U.S.Copts Association)，但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致使MSL怀疑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 近年来，面对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和埃及政府的漠视，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主张在埃及认同之外，加强和突出科普特民族的认同。但是即便如此，当前科普特人仍然严重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没有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表，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科普特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不占多数，从来没有提出过自治的要求，更不可能企图建立本群体的国家。而对科普特年轻人而言，宗教依然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任教皇舍努戴三世由政治行动主义转向无为主义的事实表明，教会无力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另外，由于埃及“政党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科普特人又不能拥有自己的政党。因此，在遇袭事件发生后，科普特人往往只是进行口头杭议，而不能团结一致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结果，科普特人自身处境的改善只能仰赖于政府的“善意”。总之，科普特人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埃及将依旧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 （李福泉，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兰州，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