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物价涨贫困线酝酿再上调 贫困人口过亿成悬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55:07
随着物价上涨，被指责为过低的贫困线应如何调整
□ 本刊记者 蓝方 | 文
在中国，年收入多少算是穷人？
根据2010年的官方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74元的便是扶贫对象。据此，至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09年的3597万骤然下降到2688万人。然而，随着物价上涨，这一彰显扶贫工作成效的数据，却也引来了贫困标准过低的指责。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下称《扶贫纲要》)进行审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并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不过，决定扶贫资源分配的关键性指标——新十年的扶贫标准，目前仍争议未决。
中国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渐起。2010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也有消息称，或将一步到位调至2000元以上。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测算，若调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高达1.3亿人。
据财新《新世纪(20.28,-0.20,-0.98%)》记者了解，扶贫标准的上调已成定局，且将在《扶贫纲要》中作出明确规定。但究竟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是逐年分步上调，由于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标准。
中国式贫困线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多从经济层面对收入和消费进行考量。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即被称为“贫困线”，亦即国内所称的扶贫标准。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就是贫困人口。
在学者看来，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应该将其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乡贫困人口。
然而，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城乡二元的框架下划定。由于中国90%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因而中国的扶贫体系基本以农村扶贫为主体，目前的扶贫标准其实乃专门针对农村而言。对于城镇的贫困情况尚无统一的标准和统计，各城市政府通常依据最低生活标准确定城市贫困人口，但也并未将其纳入扶贫人口的数量统计。
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7年，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分别对农村贫困标准进行测定。其他年份则依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这一农村贫困标准，为维持最低生存的“绝对贫困”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在2007年，这一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
在这一“绝对贫困”的标准下，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1479万，世界银行将中国30年来的扶贫成绩，誉作全世界“史无前例”。
但这一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为便于国际比较，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曾制定过两个贫困标准：一是赤贫标准，相当于最低生存线，为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二是贫困标准，为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将前者提高至1.25美元。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其贫困线定在两个标准之间，而中国785元的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0.57美元，在世界银行对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若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测算，200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达到2.54亿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专栏)介绍，过低的贫困线既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吃不饱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也提出从教育、健康、发展能力等多维度确定贫困的综合指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对贫困线的测定。2000年开始，在发布“绝对贫困”标准的同时，中国划定了另一条更接近于1美元标准的“低收入标准”，尽管仍然以收入和消费为衡量标准，但开始调高贫困标准中非食物支出的部分。扶贫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同时将对“低收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进行扶持。到2007年，“低收入标准”提高为1067元。
2008年底，中国正式将低收入标准与绝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把“低收入标准”统一确定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并上调至1196元；2010年又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常规调整至1274元。相应地，扶贫对象由2007年底的1479万扩大到2008年底的4007万，此后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的扶贫投入也有明显增加。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09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为197.3亿元，较2008年的167亿元，增长17.9%。
不过，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仍被学界视作偏低，与人们的主观认知相去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城乡家庭主观贫困线、即人们主观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进行的调查，2003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为人均每年4147元，农村地区则是人均每年2935元，远高于2009年调整后的贫困线。
新标准悬而未决
随着通胀程度加剧，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强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现有的农村低保标准是1404元，比1196元的扶贫标准还高200多元。学者指出，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倒挂，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低保”制度乃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输血式的救济，“扶贫”制度则是要以“造血”的方式帮助有发展能力的人群脱贫，二者在制度上相衔接，且后者的标准应该高于前者。但上调后的“低保”标准已高于扶贫标准。主流观点认为，上调扶贫线更显必要。
李实亦认为，当前需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使其与国际接轨。在他看来，现在的扶贫标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国力强盛的同时，政府责任也在加大，从缩小收入差距考虑，扩大扶贫范围，也将使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救济和支持。
据了解，上调扶贫标准已为决策者所接受，但如何上调仍有争议。第一种方式，是在当前标准之上，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和恩格尔系数变动，逐年分步调整。李实介绍，采取此种循序渐进的模式，财政压力较小，在操作上也更加现实。但频繁调整贫困线，也将导致地方政府及贫困人口对政策缺乏稳定预期。
另一种方式，则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根据1.25美元和2美元的国际标准，初步测算的调整幅度将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亦有消息称，中央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模式。卢迈介绍，当前整个社会逐步认识到，如果低收入群体无法安定，整个社会也不会有长远发展，这届政府需要为下一个十年的社会发展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救济、帮助低收入群体。
李实表示，如果选择一步到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会大量增加。如果对扶贫标准调整的背景不了解的话，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中国扶贫工作在大幅倒退。此外，扶贫工作覆盖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政府扶贫的责任越大、财政的支出越大，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实的财政实力。
据李实测算，若将扶贫标准提升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再次过亿，达到1.3亿人。“增幅太高财政压力会比较大，增幅太小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正基于此，最终的标准仍需充分讨论。
扶贫效率难题
事实上，令决策层对于扶贫标准举棋不定的更大忧虑，来自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扶贫标准上调后，财政扶持力度必然还会加大。能否让资金用于真正贫困的人群，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统计局所出版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显示，只有19.5%的农户得到扶贫项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户中，该比例只有20%。换句话说，有80%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指出，扶贫治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主导扶贫工作，导致扶贫效率不高，有许多扶贫投资和项目准确度不高，漏失较多，使贫困人口受益有限。
林嘉騋解释，扶贫本应以家庭为单位，但行政扶贫最终瞄准到村一级，受制于其系统内的人力、资源。在他看来，社会力量的参与，将有效弥补行政扶贫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钟丽珊则介绍，与政府完整、严密的机构组织相比，民间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灵活，与草根、弱势群体更加接近，更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的扶贫，更加强调“扶贫到人”的观念。
在当前以村为单位的瞄准中，产业开发式的扶贫乃是主体。中国发展基金会、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开发式扶贫所进行的效果评估，均认为政府对贫困村进行的项目投资，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条件。
不过，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专栏)指出，开发式扶贫思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少数经济不发展、基础条件差的贫困区域有用，但对更广大的地区来说，目前的贫困问题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关系极大。扶贫路线需要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转移，重在解决普及医疗、教育服务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此外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条件等也需要改善。
提高瞄准度并逐步转变扶贫方式的同时，在多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下，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则关涉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李实强调，扶贫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上，需要建立起透明的监督机制。整个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决策过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需要有受益对象的参与，尊重其主体意愿。
http://lt.cjdby.net/thread-1133860-1-1.html随着物价上涨，被指责为过低的贫困线应如何调整
□ 本刊记者 蓝方 | 文
在中国，年收入多少算是穷人？
根据2010年的官方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74元的便是扶贫对象。据此，至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09年的3597万骤然下降到2688万人。然而，随着物价上涨，这一彰显扶贫工作成效的数据，却也引来了贫困标准过低的指责。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下称《扶贫纲要》)进行审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并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不过，决定扶贫资源分配的关键性指标——新十年的扶贫标准，目前仍争议未决。
中国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渐起。2010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也有消息称，或将一步到位调至2000元以上。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测算，若调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高达1.3亿人。
据财新《新世纪(20.28,-0.20,-0.98%)》记者了解，扶贫标准的上调已成定局，且将在《扶贫纲要》中作出明确规定。但究竟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是逐年分步上调，由于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标准。
中国式贫困线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多从经济层面对收入和消费进行考量。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即被称为“贫困线”，亦即国内所称的扶贫标准。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就是贫困人口。
在学者看来，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应该将其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乡贫困人口。
然而，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城乡二元的框架下划定。由于中国90%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因而中国的扶贫体系基本以农村扶贫为主体，目前的扶贫标准其实乃专门针对农村而言。对于城镇的贫困情况尚无统一的标准和统计，各城市政府通常依据最低生活标准确定城市贫困人口，但也并未将其纳入扶贫人口的数量统计。
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7年，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分别对农村贫困标准进行测定。其他年份则依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这一农村贫困标准，为维持最低生存的“绝对贫困”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在2007年，这一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
在这一“绝对贫困”的标准下，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1479万，世界银行将中国30年来的扶贫成绩，誉作全世界“史无前例”。
但这一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为便于国际比较，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曾制定过两个贫困标准：一是赤贫标准，相当于最低生存线，为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二是贫困标准，为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将前者提高至1.25美元。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其贫困线定在两个标准之间，而中国785元的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0.57美元，在世界银行对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若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测算，200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达到2.54亿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专栏)介绍，过低的贫困线既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吃不饱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也提出从教育、健康、发展能力等多维度确定贫困的综合指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对贫困线的测定。2000年开始，在发布“绝对贫困”标准的同时，中国划定了另一条更接近于1美元标准的“低收入标准”，尽管仍然以收入和消费为衡量标准，但开始调高贫困标准中非食物支出的部分。扶贫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同时将对“低收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进行扶持。到2007年，“低收入标准”提高为1067元。
2008年底，中国正式将低收入标准与绝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把“低收入标准”统一确定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并上调至1196元；2010年又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常规调整至1274元。相应地，扶贫对象由2007年底的1479万扩大到2008年底的4007万，此后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的扶贫投入也有明显增加。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09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为197.3亿元，较2008年的167亿元，增长17.9%。
不过，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仍被学界视作偏低，与人们的主观认知相去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城乡家庭主观贫困线、即人们主观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进行的调查，2003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为人均每年4147元，农村地区则是人均每年2935元，远高于2009年调整后的贫困线。
新标准悬而未决
随着通胀程度加剧，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强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现有的农村低保标准是1404元，比1196元的扶贫标准还高200多元。学者指出，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倒挂，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低保”制度乃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输血式的救济，“扶贫”制度则是要以“造血”的方式帮助有发展能力的人群脱贫，二者在制度上相衔接，且后者的标准应该高于前者。但上调后的“低保”标准已高于扶贫标准。主流观点认为，上调扶贫线更显必要。
李实亦认为，当前需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使其与国际接轨。在他看来，现在的扶贫标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国力强盛的同时，政府责任也在加大，从缩小收入差距考虑，扩大扶贫范围，也将使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救济和支持。
据了解，上调扶贫标准已为决策者所接受，但如何上调仍有争议。第一种方式，是在当前标准之上，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和恩格尔系数变动，逐年分步调整。李实介绍，采取此种循序渐进的模式，财政压力较小，在操作上也更加现实。但频繁调整贫困线，也将导致地方政府及贫困人口对政策缺乏稳定预期。
另一种方式，则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根据1.25美元和2美元的国际标准，初步测算的调整幅度将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亦有消息称，中央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模式。卢迈介绍，当前整个社会逐步认识到，如果低收入群体无法安定，整个社会也不会有长远发展，这届政府需要为下一个十年的社会发展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救济、帮助低收入群体。
李实表示，如果选择一步到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会大量增加。如果对扶贫标准调整的背景不了解的话，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中国扶贫工作在大幅倒退。此外，扶贫工作覆盖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政府扶贫的责任越大、财政的支出越大，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实的财政实力。
据李实测算，若将扶贫标准提升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再次过亿，达到1.3亿人。“增幅太高财政压力会比较大，增幅太小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正基于此，最终的标准仍需充分讨论。
扶贫效率难题
事实上，令决策层对于扶贫标准举棋不定的更大忧虑，来自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扶贫标准上调后，财政扶持力度必然还会加大。能否让资金用于真正贫困的人群，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统计局所出版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显示，只有19.5%的农户得到扶贫项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户中，该比例只有20%。换句话说，有80%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指出，扶贫治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主导扶贫工作，导致扶贫效率不高，有许多扶贫投资和项目准确度不高，漏失较多，使贫困人口受益有限。
林嘉騋解释，扶贫本应以家庭为单位，但行政扶贫最终瞄准到村一级，受制于其系统内的人力、资源。在他看来，社会力量的参与，将有效弥补行政扶贫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钟丽珊则介绍，与政府完整、严密的机构组织相比，民间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灵活，与草根、弱势群体更加接近，更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的扶贫，更加强调“扶贫到人”的观念。
在当前以村为单位的瞄准中，产业开发式的扶贫乃是主体。中国发展基金会、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开发式扶贫所进行的效果评估，均认为政府对贫困村进行的项目投资，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条件。
不过，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专栏)指出，开发式扶贫思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少数经济不发展、基础条件差的贫困区域有用，但对更广大的地区来说，目前的贫困问题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关系极大。扶贫路线需要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转移，重在解决普及医疗、教育服务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此外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条件等也需要改善。
提高瞄准度并逐步转变扶贫方式的同时，在多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下，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则关涉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李实强调，扶贫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上，需要建立起透明的监督机制。整个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决策过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需要有受益对象的参与，尊重其主体意愿。
http://lt.cjdby.net/thread-1133860-1-1.html
□ 本刊记者 蓝方 | 文
在中国，年收入多少算是穷人？
根据2010年的官方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74元的便是扶贫对象。据此，至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09年的3597万骤然下降到2688万人。然而，随着物价上涨，这一彰显扶贫工作成效的数据，却也引来了贫困标准过低的指责。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下称《扶贫纲要》)进行审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并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不过，决定扶贫资源分配的关键性指标——新十年的扶贫标准，目前仍争议未决。
中国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渐起。2010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也有消息称，或将一步到位调至2000元以上。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测算，若调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高达1.3亿人。
据财新《新世纪(20.28,-0.20,-0.98%)》记者了解，扶贫标准的上调已成定局，且将在《扶贫纲要》中作出明确规定。但究竟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是逐年分步上调，由于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标准。
中国式贫困线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多从经济层面对收入和消费进行考量。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即被称为“贫困线”，亦即国内所称的扶贫标准。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就是贫困人口。
在学者看来，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应该将其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乡贫困人口。
然而，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城乡二元的框架下划定。由于中国90%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因而中国的扶贫体系基本以农村扶贫为主体，目前的扶贫标准其实乃专门针对农村而言。对于城镇的贫困情况尚无统一的标准和统计，各城市政府通常依据最低生活标准确定城市贫困人口，但也并未将其纳入扶贫人口的数量统计。
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7年，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分别对农村贫困标准进行测定。其他年份则依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这一农村贫困标准，为维持最低生存的“绝对贫困”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在2007年，这一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
在这一“绝对贫困”的标准下，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1479万，世界银行将中国30年来的扶贫成绩，誉作全世界“史无前例”。
但这一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为便于国际比较，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曾制定过两个贫困标准：一是赤贫标准，相当于最低生存线，为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二是贫困标准，为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将前者提高至1.25美元。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其贫困线定在两个标准之间，而中国785元的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0.57美元，在世界银行对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若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测算，200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达到2.54亿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专栏)介绍，过低的贫困线既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吃不饱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也提出从教育、健康、发展能力等多维度确定贫困的综合指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对贫困线的测定。2000年开始，在发布“绝对贫困”标准的同时，中国划定了另一条更接近于1美元标准的“低收入标准”，尽管仍然以收入和消费为衡量标准，但开始调高贫困标准中非食物支出的部分。扶贫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同时将对“低收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进行扶持。到2007年，“低收入标准”提高为1067元。
2008年底，中国正式将低收入标准与绝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把“低收入标准”统一确定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并上调至1196元；2010年又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常规调整至1274元。相应地，扶贫对象由2007年底的1479万扩大到2008年底的4007万，此后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的扶贫投入也有明显增加。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09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为197.3亿元，较2008年的167亿元，增长17.9%。
不过，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仍被学界视作偏低，与人们的主观认知相去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城乡家庭主观贫困线、即人们主观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进行的调查，2003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为人均每年4147元，农村地区则是人均每年2935元，远高于2009年调整后的贫困线。
新标准悬而未决
随着通胀程度加剧，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强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现有的农村低保标准是1404元，比1196元的扶贫标准还高200多元。学者指出，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倒挂，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低保”制度乃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输血式的救济，“扶贫”制度则是要以“造血”的方式帮助有发展能力的人群脱贫，二者在制度上相衔接，且后者的标准应该高于前者。但上调后的“低保”标准已高于扶贫标准。主流观点认为，上调扶贫线更显必要。
李实亦认为，当前需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使其与国际接轨。在他看来，现在的扶贫标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国力强盛的同时，政府责任也在加大，从缩小收入差距考虑，扩大扶贫范围，也将使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救济和支持。
据了解，上调扶贫标准已为决策者所接受，但如何上调仍有争议。第一种方式，是在当前标准之上，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和恩格尔系数变动，逐年分步调整。李实介绍，采取此种循序渐进的模式，财政压力较小，在操作上也更加现实。但频繁调整贫困线，也将导致地方政府及贫困人口对政策缺乏稳定预期。
另一种方式，则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根据1.25美元和2美元的国际标准，初步测算的调整幅度将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亦有消息称，中央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模式。卢迈介绍，当前整个社会逐步认识到，如果低收入群体无法安定，整个社会也不会有长远发展，这届政府需要为下一个十年的社会发展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救济、帮助低收入群体。
李实表示，如果选择一步到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会大量增加。如果对扶贫标准调整的背景不了解的话，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中国扶贫工作在大幅倒退。此外，扶贫工作覆盖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政府扶贫的责任越大、财政的支出越大，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实的财政实力。
据李实测算，若将扶贫标准提升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再次过亿，达到1.3亿人。“增幅太高财政压力会比较大，增幅太小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正基于此，最终的标准仍需充分讨论。
扶贫效率难题
事实上，令决策层对于扶贫标准举棋不定的更大忧虑，来自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扶贫标准上调后，财政扶持力度必然还会加大。能否让资金用于真正贫困的人群，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统计局所出版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显示，只有19.5%的农户得到扶贫项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户中，该比例只有20%。换句话说，有80%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指出，扶贫治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主导扶贫工作，导致扶贫效率不高，有许多扶贫投资和项目准确度不高，漏失较多，使贫困人口受益有限。
林嘉騋解释，扶贫本应以家庭为单位，但行政扶贫最终瞄准到村一级，受制于其系统内的人力、资源。在他看来，社会力量的参与，将有效弥补行政扶贫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钟丽珊则介绍，与政府完整、严密的机构组织相比，民间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灵活，与草根、弱势群体更加接近，更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的扶贫，更加强调“扶贫到人”的观念。
在当前以村为单位的瞄准中，产业开发式的扶贫乃是主体。中国发展基金会、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开发式扶贫所进行的效果评估，均认为政府对贫困村进行的项目投资，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条件。
不过，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专栏)指出，开发式扶贫思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少数经济不发展、基础条件差的贫困区域有用，但对更广大的地区来说，目前的贫困问题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关系极大。扶贫路线需要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转移，重在解决普及医疗、教育服务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此外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条件等也需要改善。
提高瞄准度并逐步转变扶贫方式的同时，在多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下，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则关涉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李实强调，扶贫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上，需要建立起透明的监督机制。整个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决策过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需要有受益对象的参与，尊重其主体意愿。
http://lt.cjdby.net/thread-1133860-1-1.html随着物价上涨，被指责为过低的贫困线应如何调整
□ 本刊记者 蓝方 | 文
在中国，年收入多少算是穷人？
根据2010年的官方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74元的便是扶贫对象。据此，至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09年的3597万骤然下降到2688万人。然而，随着物价上涨，这一彰显扶贫工作成效的数据，却也引来了贫困标准过低的指责。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下称《扶贫纲要》)进行审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并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不过，决定扶贫资源分配的关键性指标——新十年的扶贫标准，目前仍争议未决。
中国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渐起。2010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也有消息称，或将一步到位调至2000元以上。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测算，若调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高达1.3亿人。
据财新《新世纪(20.28,-0.20,-0.98%)》记者了解，扶贫标准的上调已成定局，且将在《扶贫纲要》中作出明确规定。但究竟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是逐年分步上调，由于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标准。
中国式贫困线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多从经济层面对收入和消费进行考量。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即被称为“贫困线”，亦即国内所称的扶贫标准。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就是贫困人口。
在学者看来，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应该将其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乡贫困人口。
然而，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城乡二元的框架下划定。由于中国90%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因而中国的扶贫体系基本以农村扶贫为主体，目前的扶贫标准其实乃专门针对农村而言。对于城镇的贫困情况尚无统一的标准和统计，各城市政府通常依据最低生活标准确定城市贫困人口，但也并未将其纳入扶贫人口的数量统计。
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7年，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分别对农村贫困标准进行测定。其他年份则依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这一农村贫困标准，为维持最低生存的“绝对贫困”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在2007年，这一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
在这一“绝对贫困”的标准下，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1479万，世界银行将中国30年来的扶贫成绩，誉作全世界“史无前例”。
但这一贫困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为便于国际比较，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曾制定过两个贫困标准：一是赤贫标准，相当于最低生存线，为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二是贫困标准，为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将前者提高至1.25美元。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其贫困线定在两个标准之间，而中国785元的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0.57美元，在世界银行对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若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测算，200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达到2.54亿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专栏)介绍，过低的贫困线既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吃不饱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也提出从教育、健康、发展能力等多维度确定贫困的综合指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对贫困线的测定。2000年开始，在发布“绝对贫困”标准的同时，中国划定了另一条更接近于1美元标准的“低收入标准”，尽管仍然以收入和消费为衡量标准，但开始调高贫困标准中非食物支出的部分。扶贫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同时将对“低收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进行扶持。到2007年，“低收入标准”提高为1067元。
2008年底，中国正式将低收入标准与绝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把“低收入标准”统一确定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并上调至1196元；2010年又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常规调整至1274元。相应地，扶贫对象由2007年底的1479万扩大到2008年底的4007万，此后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的扶贫投入也有明显增加。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09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为197.3亿元，较2008年的167亿元，增长17.9%。
不过，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仍被学界视作偏低，与人们的主观认知相去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城乡家庭主观贫困线、即人们主观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进行的调查，2003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为人均每年4147元，农村地区则是人均每年2935元，远高于2009年调整后的贫困线。
新标准悬而未决
随着通胀程度加剧，再次上调扶贫标准的呼声强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现有的农村低保标准是1404元，比1196元的扶贫标准还高200多元。学者指出，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倒挂，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低保”制度乃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输血式的救济，“扶贫”制度则是要以“造血”的方式帮助有发展能力的人群脱贫，二者在制度上相衔接，且后者的标准应该高于前者。但上调后的“低保”标准已高于扶贫标准。主流观点认为，上调扶贫线更显必要。
李实亦认为，当前需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使其与国际接轨。在他看来，现在的扶贫标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国力强盛的同时，政府责任也在加大，从缩小收入差距考虑，扩大扶贫范围，也将使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救济和支持。
据了解，上调扶贫标准已为决策者所接受，但如何上调仍有争议。第一种方式，是在当前标准之上，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和恩格尔系数变动，逐年分步调整。李实介绍，采取此种循序渐进的模式，财政压力较小，在操作上也更加现实。但频繁调整贫困线，也将导致地方政府及贫困人口对政策缺乏稳定预期。
另一种方式，则是一步到位与国际标准接轨。根据1.25美元和2美元的国际标准，初步测算的调整幅度将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亦有消息称，中央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模式。卢迈介绍，当前整个社会逐步认识到，如果低收入群体无法安定，整个社会也不会有长远发展，这届政府需要为下一个十年的社会发展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救济、帮助低收入群体。
李实表示，如果选择一步到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会大量增加。如果对扶贫标准调整的背景不了解的话，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中国扶贫工作在大幅倒退。此外，扶贫工作覆盖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政府扶贫的责任越大、财政的支出越大，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实的财政实力。
据李实测算，若将扶贫标准提升至2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再次过亿，达到1.3亿人。“增幅太高财政压力会比较大，增幅太小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正基于此，最终的标准仍需充分讨论。
扶贫效率难题
事实上，令决策层对于扶贫标准举棋不定的更大忧虑，来自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扶贫标准上调后，财政扶持力度必然还会加大。能否让资金用于真正贫困的人群，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统计局所出版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显示，只有19.5%的农户得到扶贫项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户中，该比例只有20%。换句话说，有80%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指出，扶贫治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主导扶贫工作，导致扶贫效率不高，有许多扶贫投资和项目准确度不高，漏失较多，使贫困人口受益有限。
林嘉騋解释，扶贫本应以家庭为单位，但行政扶贫最终瞄准到村一级，受制于其系统内的人力、资源。在他看来，社会力量的参与，将有效弥补行政扶贫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钟丽珊则介绍，与政府完整、严密的机构组织相比，民间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灵活，与草根、弱势群体更加接近，更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的扶贫，更加强调“扶贫到人”的观念。
在当前以村为单位的瞄准中，产业开发式的扶贫乃是主体。中国发展基金会、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开发式扶贫所进行的效果评估，均认为政府对贫困村进行的项目投资，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条件。
不过，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专栏)指出，开发式扶贫思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少数经济不发展、基础条件差的贫困区域有用，但对更广大的地区来说，目前的贫困问题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关系极大。扶贫路线需要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转移，重在解决普及医疗、教育服务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此外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条件等也需要改善。
提高瞄准度并逐步转变扶贫方式的同时，在多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下，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则关涉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李实强调，扶贫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上，需要建立起透明的监督机制。整个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决策过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需要有受益对象的参与，尊重其主体意愿。
http://lt.cjdby.net/thread-1133860-1-1.html
不是说贫困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的吗{: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