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之后必将“有所作为”，惩罚台独的战争即将 ...

韬光养晦思想是邓小平针对1990年前后的国际局势提出来。面对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出现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在中国更进一步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习所有科学理论一样，必须全面的学习，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别有用心的歪曲。

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是面对上世纪90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式提出的国策，其基本内容是：

一、 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一时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对形势的分析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形势。通过冷静观察，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其次是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二、将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项根本国策
90年代初，当世界格局从美苏对抗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不甘心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个别西方大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对别国横加干涉，指手划脚，甚至不惜采用制裁与遏制等方式以达到他们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告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之所以把不当头作为一项根本国策，这是因为他认为：第一，中国的力量不允许，“这个头我们当不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第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
邓小平在将永不当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他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或追求过高的国际目标，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事张扬，少说多干。
但是，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退却或被动应付，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强调要积极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他认为这样既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又可使我们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永不当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是相互矛盾的不同概念，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三、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受到一定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国内理论界一些同志产生了“举旗子”，以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的方针。他认为我们采取这个方针， 一是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该国的内政和人民自己的选择，任何国家无权指责，更无权干涉。历史的经验证明，“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0页。）因此我们要少管别人的事，要做到“不随便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加速我国科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韬光养晦”的意义是为我们制定了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对外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促进了外部环境中不利因素向有利方面转化，其目的是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韬光养晦”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同样强调坚决抵制西方的制裁和干涉，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其后不久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欣喜若狂。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我国施加压力，亟欲压我步苏联、东欧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邓小平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面对西方制裁中国的压力和威胁，他对内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绝不示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仍然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59页。）他反复强调这一方针不能因为这一风波而动摇。对外， 他一方面严厉批驳西方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指出“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严正表示“中国吓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另一方面，他又告诉西方政治家，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1页。）

由此看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新时期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两手，不能偏废一方。

“韬光养晦”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原则，在维护我国主权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持坚定的强硬立场的。

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起初是和对美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自尼克松访化华后，中美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即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他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8月份，卡特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万斯，邓小平说：“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3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8月26日，万斯返回美国。万斯访华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对华对台政策。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两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放，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邓小平的这一表态，彻底打消了美国坚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幻想。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针对布热津斯基要求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要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这可以，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中指出，“..............像台湾这样的问题，........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香港问题，也是小平同志维护主权的典范事例。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过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英国首相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说，假如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
撒切尔夫人的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早就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
接着，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 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
邓小平随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在香港的其它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的抗议。
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 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英方很快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 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
同年3月9日，撒切尔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在维护主权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的原则是“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根本不是什么“韬光养晦”！
目前，台独分子和国外反华、仇华实力沆瀣一气，肆意挑战我国主权，在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必须全面领会“韬光养晦”的全部含义，必须牢记“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放，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韬光养晦思想是邓小平针对1990年前后的国际局势提出来。面对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出现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在中国更进一步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习所有科学理论一样，必须全面的学习，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别有用心的歪曲。

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是面对上世纪90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式提出的国策，其基本内容是：

一、 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一时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对形势的分析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形势。通过冷静观察，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其次是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二、将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项根本国策
90年代初，当世界格局从美苏对抗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不甘心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个别西方大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对别国横加干涉，指手划脚，甚至不惜采用制裁与遏制等方式以达到他们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告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之所以把不当头作为一项根本国策，这是因为他认为：第一，中国的力量不允许，“这个头我们当不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第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
邓小平在将永不当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他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或追求过高的国际目标，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事张扬，少说多干。
但是，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退却或被动应付，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强调要积极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他认为这样既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又可使我们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永不当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是相互矛盾的不同概念，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三、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受到一定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国内理论界一些同志产生了“举旗子”，以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的方针。他认为我们采取这个方针， 一是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该国的内政和人民自己的选择，任何国家无权指责，更无权干涉。历史的经验证明，“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0页。）因此我们要少管别人的事，要做到“不随便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加速我国科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韬光养晦”的意义是为我们制定了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对外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促进了外部环境中不利因素向有利方面转化，其目的是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韬光养晦”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同样强调坚决抵制西方的制裁和干涉，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其后不久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欣喜若狂。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我国施加压力，亟欲压我步苏联、东欧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邓小平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面对西方制裁中国的压力和威胁，他对内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绝不示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仍然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59页。）他反复强调这一方针不能因为这一风波而动摇。对外， 他一方面严厉批驳西方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指出“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严正表示“中国吓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另一方面，他又告诉西方政治家，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1页。）

由此看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新时期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两手，不能偏废一方。

“韬光养晦”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原则，在维护我国主权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持坚定的强硬立场的。

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起初是和对美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自尼克松访化华后，中美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即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他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8月份，卡特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万斯，邓小平说：“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3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8月26日，万斯返回美国。万斯访华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对华对台政策。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两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放，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邓小平的这一表态，彻底打消了美国坚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幻想。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针对布热津斯基要求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要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这可以，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中指出，“..............像台湾这样的问题，........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香港问题，也是小平同志维护主权的典范事例。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过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英国首相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说，假如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
撒切尔夫人的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早就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
接着，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 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
邓小平随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在香港的其它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的抗议。
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 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英方很快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 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
同年3月9日，撒切尔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在维护主权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的原则是“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根本不是什么“韬光养晦”！
目前，台独分子和国外反华、仇华实力沆瀣一气，肆意挑战我国主权，在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必须全面领会“韬光养晦”的全部含义，必须牢记“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放，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