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颜昌海 中国的富与印度的富有何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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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富与印度的富有何本质区别？2011-05-02 23: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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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大陆旅游者在访问印度后写下的观感，通篇皆是此类感慨：“新德里闹市中心为环形广场——相当北京王府井，实在不及中国南方任何一个中等县市中心。唯一的火车站，脏乱差陋得不堪目睹，令人想到中国50年代之前中等城市火车站——不过如此”，“粗笨吊式、立式电扇，嗡嗡乱响，像极中国文革之前样式”，“所到印度各处，几乎所见一切公共设施、公共管理不堪目睹，可以说大多不及中国50年代之前！”他说的情况的确如此，垃圾、乞丐、贫困到处可见，现代化程度不及中国。但是不能只限于表面或物质的对比。深入看，印度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决非让人感到中国更值得自豪。
比如人们见过印度火车在一个并非车站的路口停下，乘客在那里下车便于回家。当地人说，如果一群人站在半路等，火车就会停下让他们上车。印度火车常有几节车厢不用买票，虽然没座位，条件差，但是却使没钱的穷人也能旅行。这些无疑都不是现代化，但其中的人性却让人感动。而且，印度是全民免费医疗，而中国人生一场病往往倾家荡产。当中国专家论证中国人口太多无法提供全民医疗时，人口与中国差不多、且比中国贫穷的印度就更凸显出优越。
印度可以自由办报，自由出版。中国媒体都被政府控制。印度的互联网不如中国普及，却没有限制网络自由的防火墙。
印度有很多社会团体。谈到做事，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注册团体，那里的民间社会相当发达。而在中国，民间团体注册所面对政府卡压，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印度的城市比较脏乱，但没有强制拆迁，没有肆虐百姓的城管。印度的乡村孩子上学都有校车接送，中国连城市孩子都享受不到校车。在印度乘车旅行几千公里，看不到吵架和打架，看不到警察抓人，看不到流氓。看到最多的是朝圣者义务地修路。他们看上去不富裕，但是安贫乐道。而最让人感到对比强烈的，是印度收留了十几万流亡藏人，不但提供居住、教育和福利，还允许藏人形成自己社区，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反过来看中国，把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的朝鲜人抓捕羁押，送交给金家政权，根本不管那些人的下场是死是活……。
还有，比如2007年印度的人均GDP为714美元，中国为2034美元，好像中国广大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比印度好，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印度这些年表现的内需强劲，中国内需一直乏力，这一点连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承认。根本原因是中国特色的权力经济中，官府及其官僚与依附于他们的利益阶层拿走了 GDP 80%以上的财富，而给中国打工者们剩下的仅仅12%不到，说得通俗点，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钱可花，所谓的创造了多少多少财富，只不过说明老百姓干的活多，被剥削的多而已，这就如同奴隶创造的财富增加了GDP，并不代表奴隶就有钱花，而在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保证了印度打工者的权力，印度的工会力量很大，通过集体谈判从老板和管理者手里争取到了极好的薪水和福利，从而导致印度打工者们争取到了高达GDP 50%左右的工资性收入，而在中国，政府开支就占了48%！也就是说，印度老百姓拥有的社会财富比率比中国高整整4倍多，这自然导致印度老百姓有钱花，自然内需强劲，而中国老百姓要想获得同样的工资薪水收入，却要多干4倍的活，能忍受这样的剥削和压榨，确实是个奇迹。
和印度比较，中国还具有中国特色的反福利制度；不仅没有福利，而且是反福利，不是通过福利缩小贫富悬殊，而是通过反福利加大贫富悬殊，越是有权有势收入越高的人福利越好，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好，干部比市民福利好。也就是说本来收入就够低了，还通过反福利制度让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生活更没有保障，医疗没有保障，养老没有保障。而印度却有真正的福利制/度，虽然福利不高，但毕竟不是反福利，本来印度老百姓的收入就高于中国，再加上一个搞福利，一个搞反福利，而且收入低的搞反福利的还要同时多干4倍的活！
很多为中国权贵阶级歌功颂德的人，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中国的人均GDP多么多么的高于印度，人均收入怎么怎么好于印度，可他们就是不敢拿这个社会最多的人群——即下层的占人口90%以上的打工者们的收入来给印度比。
印度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不如意，其实是来自于其一直在实行专制的计划经济，现在印度开始搞自由市场经济，所以这几年经济开始腾飞。虽然印度搞了很长时间的专制经济，经济很长时间得不到发展，但是其政治上的民主，也让印度老百姓受益匪浅，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竞争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政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并且也遏制了贫富悬殊。
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有腐败。但两者之间的程度和模式区别很大。国际反腐专家瑞吉说，印度的腐败，好的一面在于它是金字塔型的，即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愿意收受贿赂。虽然不是全部，但很大部分官员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的时候，已经“金盆洗手”。瑞吉是美国非营利组织Trac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总裁，这家组织为公司提供守法咨询和培训。瑞吉说，金字塔型的腐败结构使印度比其他国家更有希望。像在中国，基层官员很担心受到惩罚，而更高级别的官员则是大把捞钱，呈倒金字塔结构。俄罗斯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从最基层一直到最高层的腐败模式没有任何区别，并且都伴随着威胁与恐惧。不过，中国发展到现在，腐败也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了。
瑞吉还指出，在印度，如果一家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遇上官员索贿，那么他们可以找到索贿者的某个痛恨贿赂的上级，让他来干预。而在中国，更高级别官员的索贿金额只多不少。在中国，一旦某个官员受贿，他就信守承诺，这笔贿赂肯定会有“回报”。而在印度，当某个人受贿之后，由于制度的制约，则不能保证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公布的关于印度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开始于2001年。从2001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7％，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印度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300％。8年间，印度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印度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印度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印度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孟买市 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750亿卢比(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5000至 1.6万卢比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7500卢比(1300人民币)；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比；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8000卢比。……
可以说，今日的印度，“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印度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印度，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模式似乎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包含诸多有可持续发展因素。文章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全球贫穷国家的目光，中国经济增幅之快，有如篮球场上的“飞人乔丹”，并说后起直追的贫穷国家们， 都希望自己“能像中国一样”；中国也自豪宣称，在减贫、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变经济实力为政治实力方面成果卓著。中国的崛起令西方世界的一些人怀疑，他们一向珍重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原则是否继续有效？换句话说，西方有人认为，由政府强力控制的半市场经济，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最佳模式。
但时代周刊文章例举了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情况。文章认为，印度模式可以使后来者居上：第一，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忽视促进民众消费支出。而印度经济更加注重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第二，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缺乏理性，势力太强，极易受政府政策的控制；印度的银行坏帐少，中国银行坏帐多，就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国有企业产能容易过剩，而印度这方面的失衡较少。第三，印度的经济发展无须独裁政府插手；而中国的发展模式牺牲了公民所应享有的自由。印度20年来的发展，虽然比中国慢，但公民权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保障，公民社会稳固发展。
印度学者穆卡霍帕德伊说：“我们印度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在经营企业方面很不内行，因此我们成功的国有企业寥寥无几，只有很少几家国有企业，例如电信和天然气公司，他们运行还不错。”对印度的民主制度，这位印度学者说：“在印度，我们极其坚决地捍卫公民自由。由于很多人希望借鉴中国方式，偶然我们也予以尝试，例如在土地征用上，不过结果都失败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不能效仿和采用中国的做法。”
所以，中国的富与印度的富有质的区别。中国不是富，而是腐败，富和腐败是两个概念。中国的富人都是权贵阶级，绝大多数靠特权和官商勾结致富，并不属于富的范畴。驾驭法律之上或法律以外的财富收入，包括依靠权势、特权等等非法的财富收入属于腐败范畴。腐败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吏的特征（当然腐败在民主社会里也有，但不是特征，不具有普遍性）。
一个社会的好坏并不是看哪些人富有，而是看是不是民主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社会。印度有钱人属于富的范畴。一个国家里财富就这些，不能把肥肉都非法分给一小撮人，而让其他人、88%的人啃骨头喝汤，以此来显摆或证明该国家人的富有、或国家富有、或社会好。这种社会恰恰证明不是个好社会。社会的好坏，看是否民主公平合理地运作与分配，并不是看哪个人或哪撮人分得多。
因为没有民主，中国人的思路就没有或就形成不了公认的价值观，在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时，因而思路五花八门，婆说婆的理、妈说妈的理，都觉得自己有理，没有一个公认的理。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后，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就不会五花八门的了，对印度就会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态度。比如，民主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们，对外国的认知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但笔者担心，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后，印度已远超中国，强盛得如东邻日本，中国人对印度人“阿三”的蔑称，得改称“三爷”了。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171079.html

中国的富与印度的富有何本质区别？2011-05-02 23: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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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大陆旅游者在访问印度后写下的观感，通篇皆是此类感慨：“新德里闹市中心为环形广场——相当北京王府井，实在不及中国南方任何一个中等县市中心。唯一的火车站，脏乱差陋得不堪目睹，令人想到中国50年代之前中等城市火车站——不过如此”，“粗笨吊式、立式电扇，嗡嗡乱响，像极中国文革之前样式”，“所到印度各处，几乎所见一切公共设施、公共管理不堪目睹，可以说大多不及中国50年代之前！”他说的情况的确如此，垃圾、乞丐、贫困到处可见，现代化程度不及中国。但是不能只限于表面或物质的对比。深入看，印度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决非让人感到中国更值得自豪。
比如人们见过印度火车在一个并非车站的路口停下，乘客在那里下车便于回家。当地人说，如果一群人站在半路等，火车就会停下让他们上车。印度火车常有几节车厢不用买票，虽然没座位，条件差，但是却使没钱的穷人也能旅行。这些无疑都不是现代化，但其中的人性却让人感动。而且，印度是全民免费医疗，而中国人生一场病往往倾家荡产。当中国专家论证中国人口太多无法提供全民医疗时，人口与中国差不多、且比中国贫穷的印度就更凸显出优越。
印度可以自由办报，自由出版。中国媒体都被政府控制。印度的互联网不如中国普及，却没有限制网络自由的防火墙。
印度有很多社会团体。谈到做事，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注册团体，那里的民间社会相当发达。而在中国，民间团体注册所面对政府卡压，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印度的城市比较脏乱，但没有强制拆迁，没有肆虐百姓的城管。印度的乡村孩子上学都有校车接送，中国连城市孩子都享受不到校车。在印度乘车旅行几千公里，看不到吵架和打架，看不到警察抓人，看不到流氓。看到最多的是朝圣者义务地修路。他们看上去不富裕，但是安贫乐道。而最让人感到对比强烈的，是印度收留了十几万流亡藏人，不但提供居住、教育和福利，还允许藏人形成自己社区，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反过来看中国，把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的朝鲜人抓捕羁押，送交给金家政权，根本不管那些人的下场是死是活……。
还有，比如2007年印度的人均GDP为714美元，中国为2034美元，好像中国广大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比印度好，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印度这些年表现的内需强劲，中国内需一直乏力，这一点连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承认。根本原因是中国特色的权力经济中，官府及其官僚与依附于他们的利益阶层拿走了 GDP 80%以上的财富，而给中国打工者们剩下的仅仅12%不到，说得通俗点，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钱可花，所谓的创造了多少多少财富，只不过说明老百姓干的活多，被剥削的多而已，这就如同奴隶创造的财富增加了GDP，并不代表奴隶就有钱花，而在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保证了印度打工者的权力，印度的工会力量很大，通过集体谈判从老板和管理者手里争取到了极好的薪水和福利，从而导致印度打工者们争取到了高达GDP 50%左右的工资性收入，而在中国，政府开支就占了48%！也就是说，印度老百姓拥有的社会财富比率比中国高整整4倍多，这自然导致印度老百姓有钱花，自然内需强劲，而中国老百姓要想获得同样的工资薪水收入，却要多干4倍的活，能忍受这样的剥削和压榨，确实是个奇迹。
和印度比较，中国还具有中国特色的反福利制度；不仅没有福利，而且是反福利，不是通过福利缩小贫富悬殊，而是通过反福利加大贫富悬殊，越是有权有势收入越高的人福利越好，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好，干部比市民福利好。也就是说本来收入就够低了，还通过反福利制度让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生活更没有保障，医疗没有保障，养老没有保障。而印度却有真正的福利制/度，虽然福利不高，但毕竟不是反福利，本来印度老百姓的收入就高于中国，再加上一个搞福利，一个搞反福利，而且收入低的搞反福利的还要同时多干4倍的活！
很多为中国权贵阶级歌功颂德的人，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中国的人均GDP多么多么的高于印度，人均收入怎么怎么好于印度，可他们就是不敢拿这个社会最多的人群——即下层的占人口90%以上的打工者们的收入来给印度比。
印度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不如意，其实是来自于其一直在实行专制的计划经济，现在印度开始搞自由市场经济，所以这几年经济开始腾飞。虽然印度搞了很长时间的专制经济，经济很长时间得不到发展，但是其政治上的民主，也让印度老百姓受益匪浅，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竞争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政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并且也遏制了贫富悬殊。
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有腐败。但两者之间的程度和模式区别很大。国际反腐专家瑞吉说，印度的腐败，好的一面在于它是金字塔型的，即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愿意收受贿赂。虽然不是全部，但很大部分官员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的时候，已经“金盆洗手”。瑞吉是美国非营利组织Trac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总裁，这家组织为公司提供守法咨询和培训。瑞吉说，金字塔型的腐败结构使印度比其他国家更有希望。像在中国，基层官员很担心受到惩罚，而更高级别的官员则是大把捞钱，呈倒金字塔结构。俄罗斯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从最基层一直到最高层的腐败模式没有任何区别，并且都伴随着威胁与恐惧。不过，中国发展到现在，腐败也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了。
瑞吉还指出，在印度，如果一家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遇上官员索贿，那么他们可以找到索贿者的某个痛恨贿赂的上级，让他来干预。而在中国，更高级别官员的索贿金额只多不少。在中国，一旦某个官员受贿，他就信守承诺，这笔贿赂肯定会有“回报”。而在印度，当某个人受贿之后，由于制度的制约，则不能保证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公布的关于印度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开始于2001年。从2001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7％，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印度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300％。8年间，印度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印度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印度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印度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孟买市 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750亿卢比(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5000至 1.6万卢比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7500卢比(1300人民币)；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比；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8000卢比。……
可以说，今日的印度，“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印度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印度，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模式似乎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包含诸多有可持续发展因素。文章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全球贫穷国家的目光，中国经济增幅之快，有如篮球场上的“飞人乔丹”，并说后起直追的贫穷国家们， 都希望自己“能像中国一样”；中国也自豪宣称，在减贫、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变经济实力为政治实力方面成果卓著。中国的崛起令西方世界的一些人怀疑，他们一向珍重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原则是否继续有效？换句话说，西方有人认为，由政府强力控制的半市场经济，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最佳模式。
但时代周刊文章例举了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情况。文章认为，印度模式可以使后来者居上：第一，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忽视促进民众消费支出。而印度经济更加注重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第二，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缺乏理性，势力太强，极易受政府政策的控制；印度的银行坏帐少，中国银行坏帐多，就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国有企业产能容易过剩，而印度这方面的失衡较少。第三，印度的经济发展无须独裁政府插手；而中国的发展模式牺牲了公民所应享有的自由。印度20年来的发展，虽然比中国慢，但公民权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保障，公民社会稳固发展。
印度学者穆卡霍帕德伊说：“我们印度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在经营企业方面很不内行，因此我们成功的国有企业寥寥无几，只有很少几家国有企业，例如电信和天然气公司，他们运行还不错。”对印度的民主制度，这位印度学者说：“在印度，我们极其坚决地捍卫公民自由。由于很多人希望借鉴中国方式，偶然我们也予以尝试，例如在土地征用上，不过结果都失败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不能效仿和采用中国的做法。”
所以，中国的富与印度的富有质的区别。中国不是富，而是腐败，富和腐败是两个概念。中国的富人都是权贵阶级，绝大多数靠特权和官商勾结致富，并不属于富的范畴。驾驭法律之上或法律以外的财富收入，包括依靠权势、特权等等非法的财富收入属于腐败范畴。腐败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吏的特征（当然腐败在民主社会里也有，但不是特征，不具有普遍性）。
一个社会的好坏并不是看哪些人富有，而是看是不是民主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社会。印度有钱人属于富的范畴。一个国家里财富就这些，不能把肥肉都非法分给一小撮人，而让其他人、88%的人啃骨头喝汤，以此来显摆或证明该国家人的富有、或国家富有、或社会好。这种社会恰恰证明不是个好社会。社会的好坏，看是否民主公平合理地运作与分配，并不是看哪个人或哪撮人分得多。
因为没有民主，中国人的思路就没有或就形成不了公认的价值观，在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时，因而思路五花八门，婆说婆的理、妈说妈的理，都觉得自己有理，没有一个公认的理。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后，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就不会五花八门的了，对印度就会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态度。比如，民主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们，对外国的认知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但笔者担心，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后，印度已远超中国，强盛得如东邻日本，中国人对印度人“阿三”的蔑称，得改称“三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