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农定律”与新闻失真，兼回答本版贴“如何辨别真假新 ...

原标题：东失信息真，西归事件本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f7a59a68a49c0c5


      最近，《环球时报》对“求真”很感兴趣。去年１２月１７日的社评《求真，中国社会打了多少折扣》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把‘真’放在善和美之上，不能把价值判断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今年３月１０日的社评《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谈了崔永元因在政协会议误引美国手机费而道歉的事，强调说：“我们主张的是，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让求真永远处于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位置。”本文就是响应号召，为《环球时报》提出的“集体反思”贡献一己之知。

    信息失真的问题，在理论上，六十三年之前就已经被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题头图）解决了。香农被尊被信息论之父和信息革命之祖，今年是他去世十周年。１９４８年，香农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通信的一种数学理论》，就此奠定信息论基础。论文的主要设想，后来被称作“香农定律”的，用大白话讲是这样的：即使传播渠道噪声很大，信息通过时很容易被歪曲，几乎没有失真的传播仍然是可能的——关键是提供一些“冗余信息”，让接收者可以核对复原真实信息

    比如，要传播英文大小写字母和标点符号，用七个比特（信息单位，取值０或１）足够了。但实际传播时一个字母用一个拜特，即八个比特。这第八个比特就是冗余信息，表示另外七个比特之和的奇偶性，用作校对。如果接收方发现那七个比特之和为奇数，但冗余比特指明和数应为偶数，接收方就知道这个拜特表示的字母在传播中失真了，立即要求发送方再传一次。

    严格地讲，香农定律关心的，只是是信息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但具体计算与选用语言的统计性质有关。美国科普作家詹姆斯·格莱克在《信息：历史、理论和“洪流”》（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一书中，举了个用冗余信息准确传递内容的有趣例子。

    紊革时有个舞剧《赤道战鼓》，表现非洲黑兄弟在毛择东思想指引下和殖民者作斗争。陶金虎同志在清华文艺宣传队时曾参与演出。非洲黑人部落能用鼓声在丛林中传播信息。当地人的语言和汉语一样，是有音调的。但他们只有两种音调，高音和低音。所谓鼓语，就是击鼓打出口语音调。没有元音，没有辅音，只有高低音调，信息失真如此之大，怎么传达语意？——加冗余信息。丈夫在森林中打猎，妻子要他回家，单说“某某你回家吃饭”，鼓语太模糊，其音调有多种解释。妻子要打成很长的句子，“某某你啊部落的雄狮回来吃饭吧吃饭吧回到盖着铝皮的小屋里美丽的妻子在等你回来啦回来啦”，丈夫听到就回家了。平均而言，鼓语要打成口语的八倍长，听者就能相当准确地知道鼓语的意思。

    香农定律可以启发我们改善人际关系技巧。电话有噪声，对方没听清你的意思，很多人会重复一遍。重复到第三次，喉咙就高起来了。更好的做法，是提供可以互相印证的更多信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样的意思。比如，将一个关键动词换成同义词。这样，对方通过拼凑校正，就比较容易提取真实信息。同时，你也可以把心思放在寻求更清晰的表达，而不是发火。

    如果你是没有听清楚的接收方呢？可以要求对方再说一次。另一个办法是作个大致猜测，让对方解释，令对方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运用信息论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媒体在世界上有这么广泛的欺骗性。就连国内也有不少人，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宁愿相信立场错误的西方媒体，也不肯相信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如果像《环球时报》讲的那样，“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那么，科学地讲，西方媒体确实信息失真比较小。

    原因有三。第一是多家报纸竞争。美国人讲笑话，说统治美国的人（经济精英）读《华尔街日报》，自以为统治着美国的人（政治精英）读《华盛顿邮报》，认为自己应该统治美国的人（文化精英）读《纽约时报》。即便真是如此，这三家报纸和形形色色的其他报纸，提供了足够的冗余信息，让读者自己参照校对。

    第二，即使只读一家报纸，报道里也有多种角度。按《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他们可算是民主党的报纸。但是，如果共和党的“茶党”右翼在华盛顿举行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集会，《纽约时报》的报道里，会有政府方面的反应，也一定会有“茶党”的反正府理由。来自不同角度的大量冗余信息，方便读者比较分析。

    第三，西方媒体的报道通常比较详细，包含大量细节。下一个结论很容易；细节是否支持结论，则是另一回事。冗余细节间的相互连锁，使得读者易于得出自己的判断。


    减少信息失真的关键，还不是强调传送方和传播渠道的高保真度——虽然这也很重要，这减轻了接收方的解读负担——因为传播中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美国当代媒体研究的鼻祖沃尔特·李普曼对记者常常陷入的误区有大量讨论。信息不失真的唯一办法，是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冗余信息的角度，什么时候信息最容易失真？出了点事，下道通知：一律刊登新花社通稿。而这类通稿又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可供验证的冗余信息，如果通稿文字不幸失真，那就全国都失真了。

    后果是什么？《环球时报》建议“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的社评说得很对：“以往中国官方试图垄断信息，付出了公信力下降的沉重代价。”

原标题：东失信息真，西归事件本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f7a59a68a49c0c5


      最近，《环球时报》对“求真”很感兴趣。去年１２月１７日的社评《求真，中国社会打了多少折扣》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把‘真’放在善和美之上，不能把价值判断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今年３月１０日的社评《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谈了崔永元因在政协会议误引美国手机费而道歉的事，强调说：“我们主张的是，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让求真永远处于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位置。”本文就是响应号召，为《环球时报》提出的“集体反思”贡献一己之知。

    信息失真的问题，在理论上，六十三年之前就已经被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题头图）解决了。香农被尊被信息论之父和信息革命之祖，今年是他去世十周年。１９４８年，香农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通信的一种数学理论》，就此奠定信息论基础。论文的主要设想，后来被称作“香农定律”的，用大白话讲是这样的：即使传播渠道噪声很大，信息通过时很容易被歪曲，几乎没有失真的传播仍然是可能的——关键是提供一些“冗余信息”，让接收者可以核对复原真实信息

    比如，要传播英文大小写字母和标点符号，用七个比特（信息单位，取值０或１）足够了。但实际传播时一个字母用一个拜特，即八个比特。这第八个比特就是冗余信息，表示另外七个比特之和的奇偶性，用作校对。如果接收方发现那七个比特之和为奇数，但冗余比特指明和数应为偶数，接收方就知道这个拜特表示的字母在传播中失真了，立即要求发送方再传一次。

    严格地讲，香农定律关心的，只是是信息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但具体计算与选用语言的统计性质有关。美国科普作家詹姆斯·格莱克在《信息：历史、理论和“洪流”》（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一书中，举了个用冗余信息准确传递内容的有趣例子。

    紊革时有个舞剧《赤道战鼓》，表现非洲黑兄弟在毛择东思想指引下和殖民者作斗争。陶金虎同志在清华文艺宣传队时曾参与演出。非洲黑人部落能用鼓声在丛林中传播信息。当地人的语言和汉语一样，是有音调的。但他们只有两种音调，高音和低音。所谓鼓语，就是击鼓打出口语音调。没有元音，没有辅音，只有高低音调，信息失真如此之大，怎么传达语意？——加冗余信息。丈夫在森林中打猎，妻子要他回家，单说“某某你回家吃饭”，鼓语太模糊，其音调有多种解释。妻子要打成很长的句子，“某某你啊部落的雄狮回来吃饭吧吃饭吧回到盖着铝皮的小屋里美丽的妻子在等你回来啦回来啦”，丈夫听到就回家了。平均而言，鼓语要打成口语的八倍长，听者就能相当准确地知道鼓语的意思。

    香农定律可以启发我们改善人际关系技巧。电话有噪声，对方没听清你的意思，很多人会重复一遍。重复到第三次，喉咙就高起来了。更好的做法，是提供可以互相印证的更多信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样的意思。比如，将一个关键动词换成同义词。这样，对方通过拼凑校正，就比较容易提取真实信息。同时，你也可以把心思放在寻求更清晰的表达，而不是发火。

    如果你是没有听清楚的接收方呢？可以要求对方再说一次。另一个办法是作个大致猜测，让对方解释，令对方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运用信息论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媒体在世界上有这么广泛的欺骗性。就连国内也有不少人，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宁愿相信立场错误的西方媒体，也不肯相信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如果像《环球时报》讲的那样，“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那么，科学地讲，西方媒体确实信息失真比较小。

    原因有三。第一是多家报纸竞争。美国人讲笑话，说统治美国的人（经济精英）读《华尔街日报》，自以为统治着美国的人（政治精英）读《华盛顿邮报》，认为自己应该统治美国的人（文化精英）读《纽约时报》。即便真是如此，这三家报纸和形形色色的其他报纸，提供了足够的冗余信息，让读者自己参照校对。

    第二，即使只读一家报纸，报道里也有多种角度。按《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他们可算是民主党的报纸。但是，如果共和党的“茶党”右翼在华盛顿举行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集会，《纽约时报》的报道里，会有政府方面的反应，也一定会有“茶党”的反正府理由。来自不同角度的大量冗余信息，方便读者比较分析。

    第三，西方媒体的报道通常比较详细，包含大量细节。下一个结论很容易；细节是否支持结论，则是另一回事。冗余细节间的相互连锁，使得读者易于得出自己的判断。


    减少信息失真的关键，还不是强调传送方和传播渠道的高保真度——虽然这也很重要，这减轻了接收方的解读负担——因为传播中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美国当代媒体研究的鼻祖沃尔特·李普曼对记者常常陷入的误区有大量讨论。信息不失真的唯一办法，是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冗余信息的角度，什么时候信息最容易失真？出了点事，下道通知：一律刊登新花社通稿。而这类通稿又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可供验证的冗余信息，如果通稿文字不幸失真，那就全国都失真了。

    后果是什么？《环球时报》建议“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的社评说得很对：“以往中国官方试图垄断信息，付出了公信力下降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