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两岸世纪之问－1993年从台前台后看“汪辜会谈”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21:30:10

1993年
从台前台后看“汪辜会谈”
被西方媒体称为台湾海峡两岸“首次高峰会议”的“汪辜会谈”已在今日落幕。在新加坡海皇大厦四楼，汪道涵与辜振甫两人举行过签约仪式之后，与会采访的各国新闻同业内心,不禁会问一个问题：折腾了这一阵子，这项为海峡两岸各自精心策划的历史性会谈，到底揭露出什么样的端倪？
 事实上，从第一天的会议内容就可以综合这次“汪辜会谈”的意义，那就是：这次会谈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会谈结束后所签的各项协议。
 会议第一天上午，由汪、辜两人各自率领唐树备、邱进益等随员揭开会谈序幕。此会谈其实是双方的一次“政策宣言”，汪道涵与辜振甫各奉上级指示，照本宣科，各阐己见称不上是“谈判”。双方要达成的协议内容，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4月11日已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由唐树备与邱进益进行草签，再于今日由汪、辜两人正式签署、换文。
 大陆方面是有备而来
 因此，从形式而言，汪、辜两人在27日上午的会谈只是为这次会议“制造条件”，拉开序幕。下半段则由唐、邱两人根据北京会议的结果，继续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再由汪、辜两人闭幕。由于实质条文上的谈判争议性不大，也未发生意外状况。正因为如此，汪、辜两人在这次会谈上的实际较量，除了27日早上之晤以外，应从26日下午两人分别会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即展开。当然，在双方人马进驻新加坡前后，也都各自布局，展开或明或暗的斗智活动。
 以会晤李光耀的活动来说，李光耀虽然刻意力求公平对待两方，但是26日会晤汪道涵时，两人晤谈了75分钟（下午3时开始到4时15分），辜振甫从下午5时进入李光耀办公室，只谈了35分钟。在会晤内容方面，辜振甫和李光耀谈及这次会谈的“历史”，并随便聊了国际局势。汪道涵和李光耀除了畅谈中国局势和两岸关系之外，并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李光耀在下个月（5月）到北京访问，李光耀当场接受。
 以会晤李光耀这件事而言，辜振甫显然并无太多准备，存心交谊，就他而言，这也许只是个礼貌性拜会。但是，汪道涵却利用礼貌性拜会作了精彩的表演。他也借代表江泽民邀请李光耀访问北京及其他话题，巧妙的引出李光耀的话匣子，和他一聊75分钟，相形之下，辜振甫反而拙于言词，两人谈了35分钟即草草收场。
 第二天上午，汪、辜两人的正式会淡，汪道涵的表现更具策略性意义。他在会谈中首先发言，他说：“我首先转达江泽民先生、李鹏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李登辉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他们也向曾支持这次会谈的郝柏村先生问好。”短短的一段话，既突出了他的特殊身分和充分的授权，表现了豁然大度的礼貌，也向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人士同时递送橄榄枝。在宣传手法上，在策略上，这是一种面面俱到的高明外交手段，据与会人士表示，辜振甫听取这项问候词时，面无表情记下汪道涵的话，在轮到他发言时，并未“礼尚往来”，可见未获授权向大陆领导阶层“问好”。
 在2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大陆方面特别把汪道涵的问候词单独印成一份书面稿分发给记者。从这些安排可见，连“问候”这种小事，大陆方面都是有备而来，且经过精心设计。同时，他们也许已事先料到，台方代表对这招不会有拆招方法，因此乘胜追击，在记者会上突显这种善意的攻势，使台方显得举止僵硬、被动。
 在作“政策声明”时，汪道涵很有技巧的把“三通”带进话题，他说：“两岸经贸交往发展至今，直接三通显得很有必要，应当摆上议事日程。”他并表示可以先从货运的海上定点直航谈起。由于台方视此问题为政治问题，辜振甫在发言时未予反应。但是，汪道涵以此问题大陆方面认为属经济问题为理由，轻描淡写的予以“宣达”，自有其策略上的运用。
 从27、28、29三日大陆与台湾官员在会场内的表现以及23日以后，双方行政官员、各部门主管在台前、台后的各种动作去评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双方的差异，即：大陆方面无论在大方向、小策略上，都口径一致且事先经过详细、周全的策划，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有其目的，对于台方的反应，记者们的提问，都有备而来。
 民进党的闹场行动
 大陆方面在大、小细节上都经过仔细设计，各人各司职责，不容逾越。相形之下，台湾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显得大而化之，且受到民进党的掣肘，十分僵硬。
 以民进党借口“监督”会谈而组团到新加坡闹场的前后行动而言，台湾方面不但显得怕事，而且毫无对付之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传出民进党要组团参与“汪辜会谈”之后，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大陆海协会出面表示拒绝，但是大陆方面表示，这次会谈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会谈，海基会方面参与会谈者具备什么身份，海协会不愿过问，因此，不愿作海基会阻挡民进党的盾牌。
 同时，据另一位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说，大陆方面并不完全排斥与民进党人士的交往。虽然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与大陆背道而驰，大陆官员仍愿意以个人身分与民进党沟通。对于大陆这方面的态度，国民党当局也有其忧虑，他们担心大陆方面若与民进党另辟沟通途径，势必削弱国民党与大陆交往时的筹码分量。因此，既想敷衍民进党，又不愿民进党参与会谈，这种基本矛盾使得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的闹场行动拙于应付。
 以4月26日，台湾驻新加坡代表陈毓驹宴请辜振甫的酒会为例。事先明知民进党代表团会在酒会上滋事，陈毓驹奉台北之命还是发了请贴给民进党人士，结果一场闹剧下来，弄得辜振甫提前离去，许多在场侨界人士也摇头叹息。虽然在酒会现场的许多台湾记者称，这种场面在台湾算是很温和，但是，洋相出到外国，难免叫台湾人脸红。
 对于民进党在新加坡闹场的行动，27日在海皇大厦外拒绝接受施明德等人递交一份“台湾独立建国宣言”的唐树备说：“民进党的闹事，大陆方面处之泰然，因为他们闹事丢脸的不是我们，各国人士不会认为他们这么一闹，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把民进党的闹事行动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要闹，就随他们去罢。”由于大陆方面摆出这种豁然大度，难堪的倒是东道主新加坡。民进党的滋事，使新加坡背了保护不周的黑锅，台湾代表则赔出了脸皮。
 最能突出台湾当局处理民进党闹场行动的矛盾心态的另一例证是：据台方人士透露，驻新加坡代表处曾奉台北之命要安排让民进党代表团一行能晤见李光耀，但为新加坡当局一口拒绝，这种又怕、又想巴结民进党的心态，恐怕出于台湾政治现状的延伸。
 “汪辜会谈”过了29日就成历史，许多人会问：这次会谈究竟对海峡两岸今后的发展有些什么收获？对台湾而言，辜振甫一行回台后，究竟会遭遇民进党人士如何修理，遭受修理后，会不会改变其在和平统一上的态度与政策，目前仍有待观察。
 不过，除了实际签署的几项事务性协议之外，就海峡两岸而言，这次“汪辜会谈”最重要的收获应属双方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制度，所谓的“三月一小会”、“六月一中会”、“一年一大会”已为双方建立沟通大道，而且大陆海协会副会长以下官员，亦轮流到台湾开会，这种进展，为两岸的沟通，着实跨出了大步。 1993年
从台前台后看“汪辜会谈”
被西方媒体称为台湾海峡两岸“首次高峰会议”的“汪辜会谈”已在今日落幕。在新加坡海皇大厦四楼，汪道涵与辜振甫两人举行过签约仪式之后，与会采访的各国新闻同业内心,不禁会问一个问题：折腾了这一阵子，这项为海峡两岸各自精心策划的历史性会谈，到底揭露出什么样的端倪？
 事实上，从第一天的会议内容就可以综合这次“汪辜会谈”的意义，那就是：这次会谈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会谈结束后所签的各项协议。
 会议第一天上午，由汪、辜两人各自率领唐树备、邱进益等随员揭开会谈序幕。此会谈其实是双方的一次“政策宣言”，汪道涵与辜振甫各奉上级指示，照本宣科，各阐己见称不上是“谈判”。双方要达成的协议内容，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4月11日已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由唐树备与邱进益进行草签，再于今日由汪、辜两人正式签署、换文。
 大陆方面是有备而来
 因此，从形式而言，汪、辜两人在27日上午的会谈只是为这次会议“制造条件”，拉开序幕。下半段则由唐、邱两人根据北京会议的结果，继续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再由汪、辜两人闭幕。由于实质条文上的谈判争议性不大，也未发生意外状况。正因为如此，汪、辜两人在这次会谈上的实际较量，除了27日早上之晤以外，应从26日下午两人分别会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即展开。当然，在双方人马进驻新加坡前后，也都各自布局，展开或明或暗的斗智活动。
 以会晤李光耀的活动来说，李光耀虽然刻意力求公平对待两方，但是26日会晤汪道涵时，两人晤谈了75分钟（下午3时开始到4时15分），辜振甫从下午5时进入李光耀办公室，只谈了35分钟。在会晤内容方面，辜振甫和李光耀谈及这次会谈的“历史”，并随便聊了国际局势。汪道涵和李光耀除了畅谈中国局势和两岸关系之外，并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李光耀在下个月（5月）到北京访问，李光耀当场接受。
 以会晤李光耀这件事而言，辜振甫显然并无太多准备，存心交谊，就他而言，这也许只是个礼貌性拜会。但是，汪道涵却利用礼貌性拜会作了精彩的表演。他也借代表江泽民邀请李光耀访问北京及其他话题，巧妙的引出李光耀的话匣子，和他一聊75分钟，相形之下，辜振甫反而拙于言词，两人谈了35分钟即草草收场。
 第二天上午，汪、辜两人的正式会淡，汪道涵的表现更具策略性意义。他在会谈中首先发言，他说：“我首先转达江泽民先生、李鹏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李登辉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他们也向曾支持这次会谈的郝柏村先生问好。”短短的一段话，既突出了他的特殊身分和充分的授权，表现了豁然大度的礼貌，也向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人士同时递送橄榄枝。在宣传手法上，在策略上，这是一种面面俱到的高明外交手段，据与会人士表示，辜振甫听取这项问候词时，面无表情记下汪道涵的话，在轮到他发言时，并未“礼尚往来”，可见未获授权向大陆领导阶层“问好”。
 在2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大陆方面特别把汪道涵的问候词单独印成一份书面稿分发给记者。从这些安排可见，连“问候”这种小事，大陆方面都是有备而来，且经过精心设计。同时，他们也许已事先料到，台方代表对这招不会有拆招方法，因此乘胜追击，在记者会上突显这种善意的攻势，使台方显得举止僵硬、被动。
 在作“政策声明”时，汪道涵很有技巧的把“三通”带进话题，他说：“两岸经贸交往发展至今，直接三通显得很有必要，应当摆上议事日程。”他并表示可以先从货运的海上定点直航谈起。由于台方视此问题为政治问题，辜振甫在发言时未予反应。但是，汪道涵以此问题大陆方面认为属经济问题为理由，轻描淡写的予以“宣达”，自有其策略上的运用。
 从27、28、29三日大陆与台湾官员在会场内的表现以及23日以后，双方行政官员、各部门主管在台前、台后的各种动作去评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双方的差异，即：大陆方面无论在大方向、小策略上，都口径一致且事先经过详细、周全的策划，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有其目的，对于台方的反应，记者们的提问，都有备而来。
 民进党的闹场行动
 大陆方面在大、小细节上都经过仔细设计，各人各司职责，不容逾越。相形之下，台湾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显得大而化之，且受到民进党的掣肘，十分僵硬。
 以民进党借口“监督”会谈而组团到新加坡闹场的前后行动而言，台湾方面不但显得怕事，而且毫无对付之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传出民进党要组团参与“汪辜会谈”之后，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大陆海协会出面表示拒绝，但是大陆方面表示，这次会谈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会谈，海基会方面参与会谈者具备什么身份，海协会不愿过问，因此，不愿作海基会阻挡民进党的盾牌。
 同时，据另一位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说，大陆方面并不完全排斥与民进党人士的交往。虽然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与大陆背道而驰，大陆官员仍愿意以个人身分与民进党沟通。对于大陆这方面的态度，国民党当局也有其忧虑，他们担心大陆方面若与民进党另辟沟通途径，势必削弱国民党与大陆交往时的筹码分量。因此，既想敷衍民进党，又不愿民进党参与会谈，这种基本矛盾使得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的闹场行动拙于应付。
 以4月26日，台湾驻新加坡代表陈毓驹宴请辜振甫的酒会为例。事先明知民进党代表团会在酒会上滋事，陈毓驹奉台北之命还是发了请贴给民进党人士，结果一场闹剧下来，弄得辜振甫提前离去，许多在场侨界人士也摇头叹息。虽然在酒会现场的许多台湾记者称，这种场面在台湾算是很温和，但是，洋相出到外国，难免叫台湾人脸红。
 对于民进党在新加坡闹场的行动，27日在海皇大厦外拒绝接受施明德等人递交一份“台湾独立建国宣言”的唐树备说：“民进党的闹事，大陆方面处之泰然，因为他们闹事丢脸的不是我们，各国人士不会认为他们这么一闹，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把民进党的闹事行动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要闹，就随他们去罢。”由于大陆方面摆出这种豁然大度，难堪的倒是东道主新加坡。民进党的滋事，使新加坡背了保护不周的黑锅，台湾代表则赔出了脸皮。
 最能突出台湾当局处理民进党闹场行动的矛盾心态的另一例证是：据台方人士透露，驻新加坡代表处曾奉台北之命要安排让民进党代表团一行能晤见李光耀，但为新加坡当局一口拒绝，这种又怕、又想巴结民进党的心态，恐怕出于台湾政治现状的延伸。
 “汪辜会谈”过了29日就成历史，许多人会问：这次会谈究竟对海峡两岸今后的发展有些什么收获？对台湾而言，辜振甫一行回台后，究竟会遭遇民进党人士如何修理，遭受修理后，会不会改变其在和平统一上的态度与政策，目前仍有待观察。
 不过，除了实际签署的几项事务性协议之外，就海峡两岸而言，这次“汪辜会谈”最重要的收获应属双方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制度，所谓的“三月一小会”、“六月一中会”、“一年一大会”已为双方建立沟通大道，而且大陆海协会副会长以下官员，亦轮流到台湾开会，这种进展，为两岸的沟通，着实跨出了大步。

1997年
台湾的另一场“误会” 台湾访问团会见汪道涵之后发表声明，指出汪曾说“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话，令台湾方面存有很大的幻想，过后北京方面不仅澄清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也证明了台湾解读错了汪的谈话。 台湾的新同盟会长、新党籍的“国民大会”代表，在蒋经国时代曾任退辅会主委，自己曾经担任过陆军中将的许历农，最近率领新同盟会5名成员访问大陆。 11月17日，许历农等人会晤过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后，立即以新同盟会名义对外发布新闻稿称，根据此新闻稿称，汪道涵告诉他们：“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 中国采取一贯立场 自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6届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排除台湾，接纳中国，到今年11月17日，中国和波兰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这26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外的立场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三个公报”即以此为基础。因此，新同盟会发出的汪道涵这段话，对台湾不啻平地一声雷，连美国政府都立即查证是否属实。 到了11月18日，中国当局先透过香港亲中媒体以“中国中央权威部门官员”的话说：“海外传媒对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报道并不确切，中国对台政策并无变化。”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更以官方立场表示：“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江泽民主席的八项建议，并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尽管许历农在本月20日返台时强调，他们转述汪道涵的谈话并无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宾所言：“如果没有来自中国官方其他人士的反应，我想我们只能把汪先生的话视为他自己的建议。” 于是，一场“中国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风波终于变成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但是，此风波的内情其实并不简单，表面上好像是汪道涵说错话，台湾方面则似乎会错意，真的以为大陆的对台政策有所改变，其实并非如此。 当年邓小平的谈话 据笔者所知，汪道涵这番话并非他自己发明，而是其来有据。1987年间，已故的邓小平为了号召台湾和中国展开谈判，曾经在一次对内的文件中表示：“既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只要双方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歌、国旗在内，都可以谈，甚至于统一之后，也可以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号，可以用双方同意的国号。” 因此，许历农等人在其新闻稿中虽然也引用了汪道涵在那句“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之前所提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既然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此段文字传到台湾时，台湾的媒体、朝野人士只看后半段，忽略了前面那句话，乃形成这场“茶杯里的风波”。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政府的对台态度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绝无松动的可能。而且，由于国力、版图、人口差距悬殊，中国当然不会视台湾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当然视之为中国的一个省，一个特别区，邓小平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其实是当时号召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判的一种阶段性策略，至于目前两岸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号召之下，台湾是否真能与大陆谈判“国旗”、“国号”、“国歌”的问题，由于大气候已改变，台湾与大陆“什么都可以谈”的筹码，恐怕已不存在。至少，这些筹码的分量已大大的减轻。 台湾对大陆了解肤浅 了解了这种背景与内情，我们可以发现，台湾朝野对大陆的了解实在肤浅之极。譬如，包括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京育、海基会理事长辜振甫在内的官员对汪道涵上述“说法”都表示肯定，辜振甫甚至于表示：“汪道涵的想法比较务实”。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对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仍存幻想，仍以为大陆会用“一个中国”之外的条件去和台湾谈判，台湾当局仍不了解，汪道涵所说的“一个中国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预设条件的，其实台湾朝野只要看汪道涵回答许历农所问的：“李登辉总统能否以总统名义赴大陆”这个问题时，汪道涵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便能知道，在两岸的谈判中，台湾不可能走出“一个中国”之外的空间。 在1992年，两岸为召开首次汪辜会谈时，为促成双方的历史性谈判，中国大陆曾以类似“什么都可以谈”的策略，和台湾达成协议即：“一个中国的内涵各自陈述”，只要不违背此原则，双方可各自拥有“说法”。但是，据北京官员告诉笔者，大陆对此立场和协议已有所纠正。因为大陆方面发现，台湾当局的许多陈述譬如：“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已超越了“一个中国”的范畴。而且，中国政府认为，李登辉的独立意识十分明显，若任其“各自陈述”，将会“离题太远”。 据台北一名国民党官员告诉笔者，新同盟会转述的汪道涵谈话到台湾时，国民党内部立即召开会议研判。会中曾有人提议不妨顺水推舟，即使是“假戏”，也要“真做”，因为汪道涵身份、地位不同，若认定他的话是“真的”，台湾正式予以“欢迎”，可能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 但是据这名官员说，上述建议后来未被接纳。因为，国民党内部认为应等待几天，看中国大陆的进一步反应再作决定，以免被“二手传播”所误导。因此台湾当局在11月17日放话：“如果大陆的确有诚意，应该正式来函说明。”希望得到大陆官方的证实。 因此，台湾当局对于上述“误传”虽然曾心中暗喜，却也冷静的等待了两天。这场乌龙也就留在两岸官员的脑海中了。

1998年
两岸互解对方的哑谜 台湾对两岸恢复谈判呼吁忽然有兴致，主要是因国际形势所使然，同时，国民党也不愿在这方面落在其他反对党后面。可是，双方想要谈的诚意究竟有多少？看来这是把球踢到对方球场上的策略，到时辜振甫到大陆也许真的就是去看几出戏和参观访问而已。 经过两年多的封冻，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缓慢，有许多地方有如“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些地方则看似“欲拒”，其实是“还迎”；有些地方又看似“还迎”却又是“欲拒”；彼此互打哑谜，互相猜测，互相关起门来解读对方的言论与对方行动的真正意图。最近，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之间就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要赴大陆访问一事，相互展开的踢球戏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去年12月7日，大陆海协会计划在厦门举办“跨世纪两岸经贸研讨会”，并邀请当时担任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率团参加。但是，焦仁和婉拒，台湾方面提出“反建议”称，希望由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团访问大陆。双方由于意愿上的牛头不对马嘴，海协会乃暂时停办此研讨会。 大陆果然发出邀请 随后，由于台湾不断“促销”辜振甫访问大陆之行，大陆方面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从今年2月14日开始，分别透过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等人分别放话，表示“欢迎辜振甫访问大陆”，但是希望台湾提出访问意图，“总不能只来看两出戏就回去”。 虽然大陆方面当时是用发表新闻稿的方式表达上述意图，台湾方面却称，大陆方面若真有诚意，应正式具函海基会发出邀请。 2月24日，海协会乃正式发函海基会，表示在发展政治谈判之前，大陆愿意进一步扩大两岸交流与接触，至于交流层与项目，海协会表示“愿意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海协会同时在此函中表示欢迎辜振甫在“适当时候往访”，同时同意“两会适当层级的人员可交流互访，为此作必要的准备”。 在此函中，大陆昭然若揭地“暗示”：今后双方谈判应以政治议题为主，经济和事务性议题为次。函中并暗示双方在1993后建立的交流层可恢复。对于此函，台湾方面的反应以“行政院长”萧万长的说法为代表，他说：“两岸协商要走回谈判桌，中共也要有务实做法，如果只坚持政治谈判，不够务实，无法对话。” 不提政治谈判 于是，10天后，在3月5日，台湾海基会发函大陆海协会，函中绝口不提政治谈判问题，并表示：一、对辜振甫可访问大陆一事表示欢迎；二、希望大陆信守第一次“汪辜会谈”所建立的协商制度，就双方关心的问题，次第展开协商；三、台湾方面“拟由会务负责人在近期内往贵方，与贵会就会务进行交流，并磋商包括本会辜董事长参访等两会往来后续性事宜，也欢迎贵会适当层级人员前来访问。” 海基会在这一函件有数个模糊地带：一、关于政治性谈判台方意图如何？二、所谓“会务负责人”指的是谁？三、辜振甫到大陆“参访”的定义是什么？在发函前后的新闻稿中，海基会不断“明示”，台湾方面愿意由新上任的海基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惠前往大陆打头阵，但台湾方面何以不在函中明白表达此意，反而称，这种模糊用词目的在采取更大的弹性，让对方可在会务负责人或秘书长两层级之间择一。问题是：许惠的身分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具有“会务负责人”及“秘书长”的地位，他的“对口者”包括了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和秘书长张金成，照海基会的说法，是采取弹性立场，让大陆方面自作选择，也算是对大陆的善意。 解读来函的意思 这几天，大陆方面正设法解读台湾“305函”的“台面”与“台底”的用意。据北京台办及海协会官员告诉笔者，大陆方面对台湾在函中故意不提政治谈判的做法感不满，对于台湾在函中未明白表示要派许惠到大陆打头阵却又在公开谈话中表达此意愿，表示不解。因此，一名海协会官员3月7日向赴北京采访人大会的台湾记者否认许惠即将访问大陆，他说，目前不知道有此事。大陆官员说，海协会在近期内将做出反应，但是在人大结束之前恐怕来不及有所回应。 据台湾方面消息人士告诉笔者，最近台湾当局对恢复两岸谈判之所以态度积极，至少要把谈判的球踢到对方的球场，主要原因是： 一、来自国际，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压力逐渐加大，国际大气候对台湾对大陆的“戒急用忍”态度已逐渐不以为然，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及民间目前普遍认为大陆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已经是事实而不是条件。 二、台湾今年年底要举办“立法委员”选举，目前各政党都摩拳擦掌准备这项“世纪之战”。由于事属“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两岸关系必成焦点话题。在民进党和新党为此纷纷推出两岸政策，都在此问题上积极出拳之际，国民党当局自然不能落后。因此，把过去两年多两岸冻结的关系解冻，便成争取选票的筹码。在11月选举之前，只要大陆方面松动其与台湾执政当局的僵局，不管有无实际进展，国民党在选举中必有所获。因为维持现状已是台湾民众的主流愿望，国民党若能一方面打开与大陆的僵局，一方面把民进党描绘成对两岸关系有威胁，便能争取到过半选票。 底线就是一个“拖”字 但是，国民党的底线是“拖”，在非必要时不能松动“政治谈判”之口，因为若涉及政治谈判，必然会涉及主权问题，一谈到主权问题，无论走哪条路线，“统”或“独”，对国民党都为难。这就是海基会“305函”的背景。 据台北海基会与“陆委会”高层决策官员告诉笔者说，在上述底线的基础上，海基会“305函”内的“模糊地带”若对准焦距便是： 所谓“会务负责人员”，其实包括董事长以次到各处处长在内。由于海协会在2月的函件中未明确提到双方恢复沟通后的层级问题，台湾在“305函”中也不便提。但是这位台湾官员表示，首位往访的台湾官员应毫无疑问的是许惠，至于“对方”要把层级定为“副会长”或“秘书长”，则由大陆作弹性选择。 对于台湾所出的这一招，大陆方面的思考是：若把层级定在“秘书长”级，则必偏重事务性话题而且其规格会低于过去副会长级的“唐焦会谈”，不合乎大陆当前的政策要求。但是台湾当局在政治议题上未明白表态之前，若把会谈定为“副会长”层级，除了白送国民党一个“红包”之外，大陆方面并无收获。 基于只求表面解冻，不急于跨出实步向前走，台湾方面对辜振甫的访问大陆只想定位于“参访”，即参观访问，不想立即恢复“汪辜会谈”的谈判形式，因为参访不必有议程、主题与目标，辜振甫只要能赴大陆参访，已可使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关系已恢复正常。 关于台湾的此意图，大陆方面当然知道。因此，从去年年底开始，大陆即要求辜振甫提出“访问目的”，不能只是空访，以免随台湾的音乐起舞。 据台湾官员说，“305函”中所称“第一次汪辜会谈所建立的协商制度”指的是：双方在那次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至少每半年举行一次“焦唐会谈”规格的会谈；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汪辜会谈”层级的会晤。因此，台湾方面认为，根据此制度，应“在哪里中断，就从哪里恢复”。台湾当局认为，除了会谈层级是在“焦唐会谈”中断之外，1995年5月25日双方就第二次“汪辜会谈”而举行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中所达成的八项共识应该是要立即恢复的会谈主题。 据台湾官员们在3月7日告诉笔者，上述八项共识中的第八项：“两岸交流的其他重要问题”其实也可以延伸为双方的“政治谈判”范围，不过，台湾方面希望从辜振甫的参访到双方正式展开政治谈判之间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台湾官员都透露，目前海协会和海基会之间设有专线电话，随时可以联络。因此，许多事甚至都可以“事前协调”。那么，海协会的2月24日函件及这回海基会的“305函”件中，有哪些部分是经过电话先沟通，哪些部分是表面模糊？其实双方都“心里有数”，这是值得世人玩味的。

1998年
辜振甫大陆行阻碍仍多 从今年3月初迄今，有关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要到大陆访问的问题，一直在双方的“心结”与实际“症结”上纠缠不清。一直到这两天，这两个纠缠不清的结，仍可能在辜振甫今秋的大陆之行上投入变数，譬如：北京方面一直把辜振甫这趟大陆行界定为“一般参访”，而且在6月26日正式发函海基会，邀请辜振甫到福州、上海、南京、西安、北京等城市访问。获此期待已久的邀请之后，台湾进一步把以下底牌摊开： 一、从6月26日到7月13日，台湾海基会先后5次希望由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先到北京与他的“对口人”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先行会晤，就辜振甫的访问先行磋商，台湾方面所持的理由是：“基于辜振甫已经几十年没有去过大陆，很多事需要细腻的安排，最好还是由两会秘书长许惠与唐树备先行面谈。” 大陆方面对于海基会处心积虑“推销”许惠的举动则先后3次婉拒，其中，6月27日，海协会表示“汪辜”这次是“参访”非“会谈”，纯属简单交流，不需要许惠先行。6月29日，唐树备接见台湾记者，希望台湾在此问题上“不要变来变去”，并婉拒许惠为此先行到大陆磋商。7月8日，唐树备举行记者会，重申希望台湾不要在此程序问题上纠缠不清的立场。 二、台湾方面一直把辜振甫此趟大陆行称为“辜汪会晤”，因为海协会在安排辜振甫的行程中，“当然”安排了汪道涵在上海宴请辜振甫，对于汪、辜两人仅有的这么一次“餐晤”，台湾方面曾有不同的“定位”。7月10日，许惠称之为“单纯”参访，是一次观念的“沟通”。但是，第二天，即7月11日，辜振甫本人却表示：“我不会只去参访就回来”。台湾“陆委会”发言人许柯生也在这天表示，在这次参访中，台湾不会回避任何问题，他说：“可借由汪辜两人的会晤，针对政治谈判预备磋商，非正式交换意见，这可由双方会务负责人在会晤时安排商定。” 换言之，台湾希望用“政治性磋商为饵”，仍然向大陆推销许惠与唐树备的“事先磋商”。 两岸在辜振甫访问大陆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心结是：经过李登辉在1996年的美国之行后，北京方面决定把李登辉“扫进历史垃圾堆”，在李登辉在职之时对他进行“冷处理”，而李登辉本人则经常对大陆显示出“大陆政策仍由我拍板”的姿态，因此，明知道许惠不为大陆所欢迎，他仍执意任命他出任海基会秘书长兼副董事长，这种心结表现，其实许多台湾官员均不以为然。但生米已煮成熟饭，许惠在今年2月初才上任，无法在短期内调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因此卡在由于两岸“心结”而产生的许惠情节上头。这也导致北京方面在处理4名台商间谍案时，绕过海基会与由前“立法院长”梁肃戎主持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沟通，造成台湾盛传两岸沟通有“第二管道”的说法。 两岸之间在辜振甫访问大陆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实际症结是：台湾方面一直想借此恢复两岸在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前后所建立的正式沟通管道与架构，因此除了推销许惠之外。台湾自然想恢复“唐许会谈”的架构，更想把辜振甫这次的“参访”活动，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形成“汪辜会谈”，间接满足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交融的期望。 但是，大陆方面不愿意在未获台湾承诺先进行政治会谈之前即恢复两岸在1993年建立的磋商架构，因此坚决拒绝许惠到大陆去会晤唐树备，也坚持辜振甫此趟大陆行是一般性“参访”，并非“会谈”。 因此，在海峡两岸的“心结”与“症结”仍纠缠不清的情况之下，辜振甫这趟大陆行恐怕还充满变数，能否顺利成行，仍难预卜。

1998年
两岸关系原地踏步 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到大陆和海协会敲定了辜振甫在下月间访问大陆的行程，台湾方面反应热烈。可是，从具体情况看，北京的态度仍未松动，而显然台北所要争取的，就是双方有进行会晤的姿态，足以向民众作出交代。 台湾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在9月24日晚上结束他短暂的北京之行后返回台北。据台湾“陆委会”主委张京育表示，许惠的这趟大陆行“收获很丰富，圆满达成任务，让辜振甫先生能前往大陆访问”。许惠自己则称，他已完成了“陆委会”交待的任务。台湾的媒体也一阵“欢呼”报道，把许惠这趟行程炒得“很正面”。 但是，冷眼旁观，我们不禁要问：许惠这项千呼万唤始如愿的北京行，究竟有无使封冻已久的两岸关系有所解冻；大陆方面对台湾的态度与实际措施是否已有所松动？这次许惠的大陆之行究竟有何意义？ 虽然张京育把“使辜振甫先生能前往大陆访问”当成许惠此行的重大收获，但是，尽人皆知的是，诚如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8月中旬时所言，辜振甫往访只是去参观访问，因此有关他“参访”的行程细节，其实只要双方用文传及电话相互联络即可，不用许惠亲自前往。 许惠终于能赴北京 但是，台北方面对于向北京“推销”许惠的政策，有其执著之处，因为自从许惠从今年2月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之后，大陆方面一直采取“拒绝往来”态度，甚至以和台北“和统会”等机构加强“挂钩”为手段，摆出要在两岸间另辟管道的姿态，刻意冷落许惠。因此，台北当局费近5个月的时问，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要促成许惠往访，终于在9月20日获唐树备首肯说：“许惠定了日期要来，那就来好了。” 因此，对台湾来说，许惠此行的“最大成就”，也许就是许惠终于能赴北京，终于见到了唐树备。 除了促成许惠的大陆行之外，台北方面的策略设计包括：一、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会见过台湾政坛非主流派“大老”如林洋港和梁肃戎等人，台北当局希望辜振甫访问北京时，能与江泽民会晤，以免形成海基会被矮化、被忽视的形象，使国民党当局在今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时遭到对手奚落；二、在李登辉访问大陆或江泽民在“国际场合”会晤李登辉的问题上，向北京当局传递信息，不管有无结果，都会使国民党面对岛内民众和媒体时，有文章可作；三、落实辜振甫“参访”大陆时，可提及政治话题，这就是台湾媒体及官员在谈及辜振甫的大陆之行时所谓的“政治加码”。换句话说，台湾想在辜振甫参访大陆时，有政治会谈的“色彩”，但无政治会谈的“本质”及议程。 避开“许、唐会”架构 从9月22日许惠抵达北京到9月24日回台北这3天的行程及双方的活动细节，我们可以看出： 一、大陆方面依照刻意客气的降低许惠到北京会晤的层级，在许惠抵达北京时，指派海协会秘书长张金城接机，在北京与许惠会谈的也是张金城，唐树备只出面宴请，9月24日上午许惠前往海协会拜访时也由唐树备接待。换言之，在“会谈”时，北京方面排出“秘书长”层级，刻意避开“唐许会谈”的架构，和台湾方面恢复正常沟通管道的意图仍有距离。而且，在22日的宴会中，北京刻意安排过去与许惠在谈判桌上交过手的李亚飞和孙亚夫等处级官员见面，表面上是让许惠“会晤老朋友”，事实上是借这些“老朋友”的“处级干部身份”提醒许惠，过去他在和这些“老朋友”谈判时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如今要收敛些。 二、在辜振甫访问大陆的日程上，北京方面除了同意多安排汪道涵与辜振甫会晤的次数之外，并未作出太多的让步，譬如，仍坚持汪道涵在上海会晤辜振甫，因为海协会总部在北京的兆龙饭店内，如果汪道涵在海协会会晤辜振甫，会形成“汪辜会谈”已恢复的假象。因此，北京方面以“汪道涵习惯在上海办会”为理由，坚持汪道涵在类似上海市委招待所的“衡山宾馆”会见辜振甫，当然旨在使这种会晤定位在“非正式性”。 此外，台北方面表示辜振甫希望到北京大学演讲的安排，也被北京拒绝，大陆方面只答应安排辜振甫到北大参观。 见江泽民机会很大 三、至于台北当局在许惠行前一再透过媒体炒作的“辜振甫会晤江泽民”的意图，海协会在23日下午才由张金成表示会设法安排。据北京官员告诉笔者，到目前为止，此“会晤”还只限于“安排”阶段。虽然以过去的惯例，下级单位作出的建议，江泽民通常会接受，但是，在辜振甫启程赴大陆之前，江泽民自己对此会晤的决定，仍会有变数。不过，据这位官员说，江泽民会见辜振甫的机会很大，除非在这段日子内，台湾又有“不上道”的表现。对于这项仍在安排中的活动，台湾当局的反应十分热烈，连台湾的媒体都以肯定的口气称：“江泽民会会晤辜振甫”。 四、这次许惠在北京住的是北京饭店隔壁的贵宾楼，海协会的宴请则在钓鱼台大酒店。一般人不了解，以为此酒店是钓鱼台宾馆，其实这是钓鱼台宾馆经营的第二产业，位于钓鱼台宾馆边门附近，海协会有各种饭店可供选择，唯独钟意钓鱼台大酒店，目的也是在满足台湾当局的想象空间。综合分析，台湾方面在谈判技巧上仍逊大陆一筹，由于大陆方面冷冻双方关系达6年之久，对许惠的现在地位又久久不愿接受，再加上国际局势转而对台湾不利，在面临年底大选的情况之下，台湾只好摆出低姿态，只要达到许惠和辜振甫先后往访，在表面上涂上一层可以向岛内民众、媒体作文章的“和解”色彩，台湾方面会作出适当的让步。 至于台湾方面希望能促成江泽民与李登辉在今年11月亚太经合论坛首脑会议上的会晤，北京官员斩钉截铁告诉笔者：“不可能，除非李登辉和香港特首一样，以特区长官的身分参加会议。” 因此，许惠虽然含笑回台，虽然北京官员也含笑和他会晤，送他上飞机，但是，海峡两岸的关系实际上比“现状”好不了多少。

1998年
辜振甫的融冰之旅所融有限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10月19日结束了他在中国大陆历时6天的“融冰之旅”。 从高处冷眼旁观，辜振甫这趟来去都热闹非凡的融冰之旅，其实所融有限，双方进行了多次汪道涵与辜振甫的会晤，其中有“餐晤”，有“平剧晤”，有“茶晤”，也有正式的两次“晤谈”。辜振甫在北京见到了江泽民、钱其琛和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按台湾当局过去常持的标准：“见到了所想见的人，谈了所要谈的事情”这种概念，辜振甫此行的确“有了收获”，台湾当局对辜振甫的融冰之旅也给予高度肯定。连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人士都认为，从台湾的立场来说，辜振甫已完成了一趟“以台湾为优先”的大陆之旅。 台湾朝野，连媒体在内，对辜振甫的大陆行既炒得热烘烘，又认为此行有收获，都基于台湾政治文化中好“虚名”的一面。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朝野爱和大陆“比大”，这次辜振甫在大陆晤见了一些大陆台面上的高官，宣扬了台湾一向主张的“以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辜振甫从上海到北京的三次记者会上，都强调“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才有统一的可能”。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在10月18日的记者会上甚至极高调地表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因此，对台湾而言，辜振甫此行既见到了所想见的人，又说了要说的话，其融冰之旅当然是成功的。 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虽然在10月18日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接见辜振甫一行后，隔天的大陆媒体曾大幅报道，但是，对于辜振甫的其他行程报道，大陆的媒体一直低调处理。一位大陆国台办官员也学台湾民众的语气告诉笔者：“我们以平常心看待辜振甫的参访。”据这位官员说：“我们其实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很强烈的表达了我们一向坚定的立场。” 换言之，中国大陆方面也认为，他们也趁台湾媒体全程热闹、争先恐后的报道中，向台湾民众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大陆是决不会动摇的。10月14日，汪、辜第一场会晤时，辜振甫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向大陆重申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存在”的立场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即在会场一楼举行的记者会中，以罕见的严厉口气指责台湾阻碍“三通”，重申“一个中国”立场，这种严辞当时让往访的辜振甫一行人及台湾朝野吓了一跳，认为唐树备如此严厉态度“有失待客之道”。其实，大陆当局是趁此向台湾表明：“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大陆绝不手软”，这是台湾方面所应深入体会的“弦外之音”。 表面上，辜振甫和汪道涵结束了第一轮“会晤”之后，双方已达成四点共识：一、两岸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对话，包括政治、经济层面的议题都可以谈；二、决定增加各层级的人员交流；三、对两岸来往时所产生的问题以个案方式处理；四、邀请汪道涵在适当时机访问台湾。 事实上，这四点“共识”也都是“虚”的，因为共识中并没有指出实施四点共识的时间表及落实方案。以“汪道涵访台”为例，台湾已不止一次邀请汪道涵访台，每次汪道涵都“欣然接受”，但每次也都表示“会在适当时机访台”。因此，汪、辜两人的这第四点共识等于“白说”。其次，关于以个案方式处理两岸目前因交流而产生的问题，也等于“白说”，因为海协会与海基会从1996年中断正式交流后，其实每天都透过文传及特定管道处理双方交流的“个案”问题，不曾中断。 10月18日，辜振甫在会晤江泽民时，曾婉转地以试探性口气向江泽民提议两岸高层领导人可在亚太经合论坛高峰会议上碰面，但江泽民未予作答，事后，中国大陆官员对此建议则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 就整个参访结果分析，台湾与大陆双方对辜振甫这趟大陆行有着迥然不同的基本设计： 大陆方面想尽各种方式，要使辜振甫的访问维持在大陆官方所定的基调：“参访”。换句话说，所有活动都以“非正式”的形式安排，譬如汪、辜两人见面时以“会客”方式进行，两人隔着茶几左右入座，而不是以开会方式隔会议桌对坐。甚至于10月16日两会人员聚集一堂时也都采分组而坐，喝茶聊天的方式，避开“开会”气氛。 此外，在所有“会晤”及其他“茶晤”、“餐晤”，甚至于“看戏晤”的场合，都有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在座，连辜振甫和江泽民、钱其琛、陈云林等人晤面，也都有严倬云在场，这种刻意的安排纯粹要表明中国大陆视辜振甫此行为“纯粹参访”的立场。在江泽民接见辜振甫夫妇的形式上，大陆方面一直要以“家宴”的方式，只款待辜振甫夫妇，但是，台湾方面怕因此引起在野党人士批评，部分“台独”人士甚至可能会指责辜振甫在这种“私会”中可能有“卖台”行为，因此力争要有其他人参与会见，以便释嫌。直到10月17日，大陆才松口加上其他3名团员。 据大陆官员告诉笔者：“我们总算了解了台湾政治人物互相不信任的程度。” 在台湾方面，辜振甫和台湾当局自然知道，光凭这么一次参访，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辜振甫的这趟大陆行，与其说是要去融冰（台湾先是自称“破冰”，后来才由辜振甫改为“融冰”），不如说是要向岛内民众进行一次对内的政治表演，在此表演性质的戏码中，台湾的底线是：一、要营造此行已具“正式”晤谈性质的形象；二、要迎合台湾民众的口味，制造出和大陆“平起平坐”、“针锋相对”的气氛。因此，在这种“秀场”气氛浓厚的策略安排下，海基会对于随团记者的安排与照顾可以说巨细不遗，周到细心，因为记者们提供了访问团表演的舞台。 在历次的记者会中，辜振甫一行透过台湾媒体表达了台湾的立场，其态度之强硬与“坦白”的程度，远超过辜振甫一行人会晤江泽民、钱其琛和汪道涵等人时谈话的态度。 以辜振甫会晤江泽民时的谈话内容为例，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江泽民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辜振甫以他缓慢的说话习惯在其余20多分钟里，很难尖锐表达台湾立场。在和钱其琛的晤谈中，语锋尖锐的倒是钱其琛，会晤中未出现针锋相对场面。因此，辜振甫和许惠返台时表示，这是双方多年“最坦白”的一次交往，虽然有部分程度属实，但并未如民进党人士所愿，在中国大陆官员面前张牙舞爪一番。辜振甫一行到大陆去，尽管要对台湾民众、政客和媒体“做秀”，但还是相当有节制。 因此，经过了6天敲锣打鼓的大陆行之后，两岸关系又回到原地，即辜振甫在10月19日深夜回台时所称，又回到1995年双方未冰冻来往之前的状况。就台湾而言，把1995年迄今的封冻关系化解，已属难得。就大陆来说，“见面总比不见好”，因此，也视辜振甫这趟行程是“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不过，从“融冰”的角度去看，辜振甫此行的确使两岸之间的一些冰冻状况有所融解，但所融的冰可能不多。

1999年
两会往来函的奥妙 虽然在汪道涵访问台湾问题上，两岸都有矛盾的地方。可是，双方却都有促成此事的意愿，台湾方面是希望汪的到访有利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大陆方面则不愿看到访问出现一拖再拖的局面。因此，看来汪道涵在5月以后将会成行。 2月1日下午，台湾海基会在一次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中，由其副秘书长詹志宏宣布了海协会的函件。 海协会在这封不到300字的信函中提到两点：一、希望两岸落实去年10月辜振甫访问中国大陆时和汪道涵所达成的四点共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双方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对话。此外，海协会表示：“我会重申1月16日去函中对贵会的邀请，我会也愿意派副秘书长率团前往，就有关问题，包括汪道涵会长于适当时间访台事宜与贵会交换意见，具体时间另行函告。” 对于海协会这封信中有关双方副秘书长级人员互访的太极拳式用语，台湾的回应也极尽太极拳推手之能事，台湾“陆委会”新任主委苏起、旧主委张京育、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等均口径一致的认为，大陆海协会已表示愿意派副秘书长率团访问台湾，就有关汪道涵访台的事宜进行讨论。 然而，对海协会函中所称：“我会重申1月15日去函中对贵会副秘书长的邀请”这句话，海基会故意视若无睹。因为，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很明显，那就是说：“我们仍然希望贵会副秘书长先来访问”。 “海陆勤练‘变脸秀’” 海协会、海基会这两个机构在双方副秘书长互访的问题上，这么来回打太极拳，有其背景： 1月16日，海协会在台湾方面数度明示、暗示之后终于致函海基会，希望海基会派副秘书长层级的人士到大陆，就汪道涵访问台湾的事宜交换意见。台湾方面接到此函之后，十分不满意，认为大陆当局“耍大牌”，既然是汪道涵要访台，岂能要海基会派副秘书长先行访问大陆作安排性商谈？于是，海基会乃命一向善于扮黑脸的许惠再扮黑脸，他在16日以极强硬的态度批评海协会“曲解两会所达致的共识”，并称“大陆被宠坏了，对台湾指手画脚，令人反感”。许惠说：“大陆对台湾作出许多攻击，包括攻击台湾民主化，批评‘新台湾人’主张，骂台湾邀请魏京生来访，批评台湾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台湾要吃什么菜，还要他们来管？” 许惠的痛责被台湾媒体称为“发飙”，台湾一家新闻性周刊挖苦性地称许惠这种“发飙”是“一套人马，多种脸色”，并形容这种作为是“海（基会）陆（委会）勤练‘变脸秀’”。 以“变脸秀”来形容海基会及台湾当局对付大陆的手法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许惠公开“发飙”之后，海基会在1月22日又去函海协会，极客气的邀请海协会副秘书长层级人员于2月底“前来台北磋商，并表示欢迎汪会长于今年春季尽早率团来访，继续双方的建设性对话。” 许惠且在这天的记者会上“明示”的说：“春季满长的，4月29日是第一次汪辜会谈届满6周年的日子，应该是汪先生来访的适当时机。” 了解了海峡两岸这么一来一往的来龙去脉，大家都能体会出，海协会在2月1日至海基会函的奥妙之处，以及台湾当局解读海协会会函时所采取的“选择性理解”的高明之处。 都不想长久僵持 其实，若说穿了，海峡两岸都有不能让双方交流长久僵持的共同想法。 据北京台办方面高层官员告诉笔者，海协会2月1日函件中谈到邀请海基会副秘书长访问大陆商谈汪道涵访台事宜，以及“感谢”台湾邀请海协会副秘书长访台这些情况时，故意采取“弹性词句”，其用意是表示：“我们还是希望海基会派人来谈”。但是，他说：“为了不使两岸在这件事上长久僵持，我们采取了比较有弹性的态度。那就是说，要我们派人去也成。”不过，为了保留颜面，海协会故意在函中未敲定海协会副秘书长往访的日期，目的是让海基会主动提出日程的建议。 台湾方面，尤其以李登辉为首的“政府”官员其实也一直积极着手改善两岸关系，一直希望汪道涵早日访台。从今年1月开始，台湾当局即一再表示，李登辉将“礼尚往来”的会见汪道涵，台湾当局且从去年年底开始不断透过媒体放话，希望汪道涵在3月底访问台湾。一连串的动作都明显的表示，台湾当局在口头上，在公开的姿态上，虽然依旧其强硬的模样，但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台湾当局积极的要改善与大陆的关系。 明年6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在民众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在不变的情况之下要有所改善的心态之下，连民进党都想在大选中打大陆牌，国民党自然希望以其目前执政的优势，改善两岸关系。 经济上极为依赖大陆 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已达难以自拔的程度，这点连一向对大陆持强硬态度的李登辉在最近的谈话中都作出罕见的坦白之言。他在1月30日曾表示：“大陆的经济也很可能影响台湾内部的经济。”最近两岸双边贸易一出现萎缩，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即发生震撼。 因此，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之下，台湾当局自然希望汪道涵能越快访问台湾越好。不过，同样也基于颜面问题，台湾方面也使出了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希望大陆方面展现出“主动”的态度。 当然，在汪道涵访台的底线上，海峡两岸也都各怀打算，大陆方面一再提醒台湾当局别忘了去年10月辜振甫访问上海时与汪道涵达成的四项共识：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话；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多层次的交流互访；三、对涉及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事件加强个案协助；四、汪道涵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访台。 大陆方面一直强调的是，汪道涵访台时不可能不谈政治及经济问题，因为这是上述两项共识的一部分。台湾方面则表示，台湾对上述共识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大陆方面对汪道涵的访台不应设有前提。事实上，去年10月15日，汪、辜两人在上海会晤后，台湾各大报都报道了那“四项共识”的新闻，在有关于“政治”、“经济”话题部分，有些台湾报纸则报道称，双方的确有关于在对话中包括“政治”及“经济”内容的共识。然而，也有台湾的报纸引述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的话称，双方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 尽管如此，显然的，台湾方面还是急于看到汪道涵访台，大陆方面也基于“这样拖下去总不是办法”的心态，不会把汪道涵访台之途堵死。因此，在双方都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相信汪道函会在今年5月之后访台的。

2002年
唐树备接受阮次山专访披露“汪辜会谈”内幕 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两岸关系论坛”，2002年3月26日在深圳举行，阮次山先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3月26日，阮次山先生特别访问了大陆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现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唐树备先生，请他回顾了当年“汪辜”两次会谈的历史情况。 阮次山：唐会长，可以说您从开始担任两岸事务的北京方面的官员一直到现在，悠悠岁月已经过了快十几年了，您回头看，在目前的两岸关系，还有当初您从事两岸工作破冰之旅时候的感觉，现在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感觉。 唐树备：我想破冰，冰已经破了，路已经铺出来一段了，但是由于李登辉的“两国论”把这个航道堵住了，目前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想我在1989年到台办工作，1991年当了海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到了2000年7月份离开，整整12年台办的工作，也有8-9年的海协的工作，我想我回顾起来在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的领导下，根据台办的委托，两岸之间打破了一些冰，我想主要的是在三点上。 第一点就是两会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两岸1949年分离，但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点上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一个中国”，这是大家都承诺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就是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我想你也去了，因为不需要涉及“一个中国”的共识，因为1992年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1993年的“汪辜会谈”就可以讨论具体事务性问题，就达成了四项协议，其实有一些协议对两岸的民间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两岸的民间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但是民间交流事务性的商谈很多问题还卡在那儿，因为实际上，两岸的根本分歧是政治问题，所以不谈政治，很多问题是很难处理的。 1998年汪道涵会长邀请辜振甫到上海，然后辜振甫先生又到了北京，钱其琛副总理见辜振甫先生，江泽民先生作为党的总书记也见了他，陈云林先生作为中台办的主任也见了面，双方已经开始政治上的讨论了，交换意见，当然没有主题，但是双方都在政治上表明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正式对话就开始了。所以双方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务性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协议，而且开始在政治问题上交换意见。 所以我想这个冰就开始打破了，假如船一直往前走的话，就逐步往两岸统一的方向前进，所以李登辉非常紧张，就抛出“两国论”。 阮次山：谈到“九二共识”，那个时候双方互信的基础还是有的，否则国内不会有那么大的容忍度，让台湾在述说“一个中国”的内涵，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了1998年，李登辉“两国论”出现以后，就阻碍了这项互信的基础，到现在，这种互信基础如果陈水扁他们没有消除的话，您看“九二共识”是坚持，还是回到原来的原定，还是彼此可以再那么谈？ 唐树备：你讲的也对，“九二共识”当时能够形成还是有一定的互信，互信的基础也不是谁讲的话，而是当时台湾的文件，因为台湾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家统一纲领”是由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其中提出了台湾和大陆同属中国的领土，在里面也提出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放弃对决的状态，所以“一个中国”就写在李登辉先生主持的文件里。接着在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专门通过了“一个中国”含义的解释，这是一个经过台湾长期研究，正式回应大陆，明确“一个中国”以后，它专门通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印象有三段话，第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所不同。所以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公开发表了，报纸都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大陆方面，我还有我们很多的同事和助理，我当时作为海协的负责人发表了谈话，是1992年8月17日，这个谈话不是经过上面批准的，我就说，我们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了这句话就行了，因为你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至于含义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目前不需要讨论，因为事务性商谈不涉及到讨论“一个中国”的含义，“一个中国”的含义要正式谈判的时候才讨论。 阮次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就有一个顾虑，过去你讲的都不算数，可是过去我们是基于互信的原则讲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既然你不遵守这种互信，以后大陆对一个原则上面是不是需要台湾更明确，干脆和你白纸黑字明白的解释，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唐树备：明白的解释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看来也困难，为什么？因为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除非两岸的正式谈判里面达成共识，否则不可能很快达到共识。 阮次山：过去您在谈判的时候有没有点出这一点，我们模糊是我们的宽大，可是这个不相对等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事实存在的？ 唐树备：我从来不点出这一点，因为邓先生也讲了，就是大陆和台湾谈判要本着“一个中国”原则来平等商谈，不以中央对地方的名义，所以我们极力体现出两岸谈判地位的平等，但是两岸实力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谈判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我对台湾谈判代表都讲过，我大陆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你，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不同意，我不能说你同意，当然台湾也不能把你的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只能大家同意，我们才能签字，不同意就不能签字。 好，两个协议汪先生坐在右边签，签完了两个再换个位子，另外两个辜先生坐在右边签，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认为这样平等，我们也可以。谈判桌一边坐这边，一边坐那边，但是台湾会提出来，靠对门的，就是主方，背着门的是客方，好，今天上午我坐在对门，下午你坐在对门，这种两岸可以做到，我们很愿意配合。我们要说明，尽管两岸之间实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谈判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不可能把意见强加给你，你也不应当把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应该找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办法。 我想最近台湾的一些领导人好像说不搞“一个中国”，搞“两个中国”，才能够使台湾地位平等，这完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不符合1992年以来两岸谈判的历史，两岸谈判的历史从来是平等的。 阮次山：我们知道在1993年“汪辜会谈”的历史性的一刹那，我不知道您在开之前您的心理怎么样，开完5天结束以后，您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 唐树备：我想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欣喜的气氛，因为不管怎么样，1949年以来，两岸没有正式接触，但是作为一个民间的最高负责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坐下来谈，而且签了4个协议，世界各国的几百个记者都在那儿采访，汪辜两位先生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江泽民主席有一个重要的评价说是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当时我就想过，我就感到国共两党历史上的谈判，谈了，签了字也不一定执行，我想你也可能有印象。毛主席和蒋先生签了重庆协议，但是后来国民党发动内战，也没有执行。所以当时我也想，这个协议签了，能不能执行，还得再看，特别是看李登辉先生他是要向分裂的方向走，还是愿意往两岸关系改善的方向走，要看今后李先生的做法。结果李先生在“汪辜会谈”协议签字后，1993年6月份台湾提出来参与联合国，所以他往那个方向走的趋势开始暴露出来了。1994年他的一次谈话就明显地暴露出他那种分裂的意向，所以我当时预感还是一点都没有错。 阮次山：1996年他到美国访问，造成双方关系一直降到冰点以后，在1998年又让辜振甫到大陆访问，等于是技术上是第二次“汪辜会谈”，那时候您也在国台办，在大陆方面的立场来讲，那次也是一种让步，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希望1998年以后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的“汪辜会谈”开始？ 唐树备：我想当时还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争取两岸的关系能够和平的往前发展，尽可能能够使得两岸之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能够关系不断的改善。 我想，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陆用军事演习来表示我们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完整的立场，我看美国也体会到了这点，就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假如分裂势力不断的互动，而且甚至于走到台湾搞“两个中国”独立的倾向，那么两岸之间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爆炸性的问题。而美国由于和台湾有《关系法》，也不得不可能把自己卷进去，所以影响到美国的世界战略，这个斗争以后，美国后来也声明了“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希望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江主席1997年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这样一种气氛下，我想我们还是想努力争取一下能够使两岸关系向前走。但是事实证明，辜先生是来了，两岸在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对话，但是分歧是非常明显的。就在1998年辜先生在上海，后来到北京，许惠先生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他把“中华民国”拿出来。因为当时两会之间的往来他不提“中华民国”，我也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讲“一个中国”，台湾给我们的信函，它的年号是不出现的，我们当然是用公元，也不存在用我们的国号的问题，他不用公元，他是用他的年号，但他的年号不出现，只写月和日，他的来函里面从来没有我们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我们给他的函里也从来不出现他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辜振甫到大陆来，会场布置从来没有他不方便的一些旗，我们去他那儿，台湾也这样同样对待，所以这样一种两会的共识贯彻得很好。但是辜先生在“汪辜会”上谈话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这一词，而且在随同辜先生一起来的人发言中也用了这个词，后来许惠先生在记者会讲话的时候，也几次用了这个词。 阮次山：显然是有备而来。 唐树备：对，看来台湾方面已经有这个意思要否认“九二共识”，要把“两国论”突现出来，我当时就非常敏锐的批评了台湾。“汪辜会谈”以后，我在记者会上明确讲“一个中国”的问题，台湾违背“一个中国”的问题，我在北京也讲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会”的基础，假如离开这个基础，“两会”的工作就很难了，可能就不存在了，无法进行下去了，这个话当时我也讲了。 当然后来到了1999年的7月份，公开提出来了。因为两岸的关系有了“一个中国”的共识，有了民间的密切往来，再加上政治的对话，觉得往统一的道路上越来越往那里走了。 所以他（李登辉）也赶快跑出来，不跑出来的话，就担心这个趋势还要往前走。 阮次山：除了这几点以外，负责李登辉的两岸官员从你和他们打交道来说，这些人自己本身是内心想搞“台独”，还是受李的影响？ 唐树备：这些人现在还在，我想我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大部分情况下，尽管我们有争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愉快的，有很多先生我可以体会到，他们也克服了很多困难，为了推进两岸关系，他们顶住了某一些台湾方面的言论，这是我的猜测，是我事后的猜测。但我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应当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当然有的先生恐怕和李先生走得很近，他本身恐怕就是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人，这种人当然也有。 在采访后，阮次山表示，唐树备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以来，从第一次和台湾接触到现在，他对于两岸政策的掌握，代表中国大陆和台湾谈判，他功不可没，他非常认真。比如第一次“汪辜会谈”时，我（阮次山）也在那里，他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觉，所以一到了要休息就要吃安眠药，保证赶快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对于沙盘工作的演练非常到位。 阮次山就此次在深圳举行的“两岸关系论坛”表示：“这次台湾来的代表团的人蛮多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次座谈会里面，台湾有很多年轻的代表，有学生委员会会长，政治大学学生会会长，还有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会干事或者是会长都参加了，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来，能够接触到新的思维，大陆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让他们回去以后有所启发。因为这些现在22-26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是李登辉执政时期，在李登辉的洗脑子里长大的，他们对两岸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有李登辉思维为主的看法，所以能够请到他们来，对于台湾年轻人有一种启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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