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载]从白江之战看七世纪东北亚地区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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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之战是七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次重要战役，对战的一方为大唐与新罗联军，另一方为百济与倭国联军，战役的最后胜利者是大唐与新罗联军。此次战役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影响深远，还给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格局。在此次战役前，争雄于朝鲜半岛的三方：高丽、新罗、百济——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此次战役后，先是百济由于实力的过度削弱，以及民族斗志的低迷消沉而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后高丽被大唐所征服，使得朝鲜半岛当初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三国最后只剩下新罗一国，而失去了两位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新罗最终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是朝鲜半岛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七世纪东北亚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最终结果。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理清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还必须从七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说起。
一 白江之战的远因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分裂动荡的局面之后，随着隋唐两个王朝的先后建立，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期间，东北的高句丽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在十六国后期，高句丽乘着中原各朝群雄逐鹿，无暇东顾的时机，迅速将势力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不但占据了辽东地区，还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经被中原王朝正式纳入版图，建立了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其中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占有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由于高句丽对朝鲜半岛的侵入，使得它这个原本不属于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民族首次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而作为它进入朝鲜半岛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因为这一时期正值北魏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继续向西扩张的步伐，使得高句丽不得不将其向外扩张的重点东移。为了向东统一朝鲜半岛，因而才有了迁都平壤之举。而自此之后，高句丽就成了朝鲜半岛的古三国（即高丽、百济、新罗）之一。而它的名称也逐渐由高句丽改为高丽。
本来在南北朝时期，高丽对南北朝各方都采取了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同时南北各朝也都没有兴兵讨伐高丽以收复辽东的举动，因此各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隋唐二朝先后建立以后，为收复辽东旧地，隋唐二朝先后开始用兵辽东。中国王朝对高丽的征伐不但引起了朝鲜半岛三国的剧烈反应，同时也引起了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倭国的极大关切。倭国最早曾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拥有过自己的一块地盘，而这块地盘随着新罗的兴起以及新罗将任那覆灭以后，倭国就失去了它。当隋文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时候，倭国曾借机出兵新罗，目的是要恢复它过去的地盘，可它失败了。此后倭国虽然一直关注朝鲜半岛局势，但直到白江之战以前，倭国数十年时间里一直以治理国内问题为主，并没有再大举用兵朝鲜。在朝鲜半岛，百济是倭国的盟友，倭国联合百济主要是为了对付新罗。而为了对付倭国与百济的联盟，新罗则先后联合了隋、唐。表明上看，高丽、百济、新罗对隋、唐都俯首称臣，接受隋、唐的封号，并按所谓藩国礼节不时向隋、唐进贡。然而事实上，由于高丽的扩张野心一直很大，而百济和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两国对隋、唐的臣服一直三心二意。相对而言，新罗由于受到高丽、百济、倭国的三面夹攻，为了借助隋、唐的强大势力对付这三股势力，因而新罗一直能够非常积极的维持自己与隋、唐的联系。总的来讲，七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丽想要覆灭新罗、百济从而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又不失时机的向隋、唐版图进行扩张；新罗、百济两国在彼此间争战不断的情况下，还要同时对抗高丽的扩张。而另一方面，形成了大一统局面的隋、唐也要东征高丽收复辽东。此外，在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倭国，它一直梦想在朝鲜半岛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改变过去只能依赖朝鲜半岛间接的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局面。这当中还暗含了倭国统治者一个新的对华外交战略意向，即通过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从而改变倭国过去对中国的藩属国地位。倭国已经开始不满于做中国的藩属国了，七世纪的倭国谋求建立的是与中华帝国对等的外交关系。
二 白江之战前的半岛形势
虽然隋朝统一全国后，实力强大，因而多次发动征服高丽的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隋朝对高丽的征服战争很不成功。而后，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建立，于是征服高丽收复辽东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唐的肩膀之上。公元645年，大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此前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将高丽王高建武杀害，并未经唐廷允许擅自拥立高建武之侄高藏为高丽王，而盖苏文自任莫离支，执掌高丽实权。因此唐太宗在亲征之时曾对臣下言道，“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当年四月，唐军东征先锋在名将李勣、李道宗的率领下东渡辽水，至六月前，唐军已先后攻克高丽盖牟城、辽东城。而后唐军继续进攻，高丽白岩城不战而降。然而此后唐军围攻安市城的时候，由于高丽守军誓死力战，而且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最终唐军未能攻克该城，而辽东之地入冬较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因此唐军此时已无法继续在辽东作战，不得不班师回朝。而后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先后两次派军东征高丽。尽管终太宗一生也未将高丽征服，但高丽在唐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实力已是大为衰弱。
百济与新罗有世仇，就在唐太宗用兵高丽前后，百济不时进攻新罗。贞观十六年，号称“海东曾子”的百济王扶余义慈联合高丽一同进攻新罗，夺取了新罗的四十余城。后来又夺取了棠项城，阻绝了新罗向大唐进贡的通道。于是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但此时唐太宗正利用西突厥衰落之机大举向西域进军，所以对新罗的告急，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口头调解，其实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到了唐太宗东征高丽的时候，百济又乘机攻取了新罗十几城，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了。直到高宗登基以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派遣使者觐见高宗。而唐廷此时对百济已是大为不满，高宗在给百济王的诏书中警告百济，要求百济停止进攻新罗，把所取新罗之城还给新罗，如若不然，“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但是百济以为高宗的警告是无法兑现的，因为百济与大唐在陆地上隔着高丽，在水路上隔着大海，所以百济最终无视高宗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又向大唐朝廷告急，当时百济联合高丽、靺鞨北犯新罗，夺取了新罗三十余城，要求大唐干预。于是高宗当即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不过此次唐军出动的兵马不多，以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尽管唐军最终“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但很明显，这次唐军的干预由于力度不够，所以对高丽等国的震慑不大。此战前后，唐廷的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到了公元660年，即高宗显庆五年的时候，唐廷在西域的用兵基本告一段落，于是才又回过头来认真对付百济。显庆五年三月，由于百济以高丽为援，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向唐廷求救。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大唐军队在苏定方率领下，自城山东渡大海，向百济攻来。虽然百济向来强横，可面对唐军真正大举进攻的时候，它的抵抗实在是虚弱无力。唐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连战连捷，直捣百济首都泗沘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其王子等出降，苏定方随即率唐军及俘获的百济王等返回。至此，百济覆灭。百济覆灭后，唐廷在其地设立羁縻府州，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同时“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然而，百济虽亡，但百济余众中仍具有一定的复辟力量，这股力量试图联合倭国进攻新罗，从而重建百济王朝，于是才引发了后来的白江之战。
三 白江之战
百济灭亡后，左卫郎将王文度被唐廷任命为熊津都督，以镇抚百济旧地。不幸的是，王文度渡海时因病去世。此时百济的复辟势力已开始了他们的复国活动。而百济复辟势力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百济旧将福信，另外一个是个僧人，名叫道琛。最初此二人聚集了一伙人马，占据了百济周留城。同时还派出使者到倭国，请倭国放还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倭国统治者认为此时是个向新罗进攻并重占朝鲜一席之地的机会，于是不但放还了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同时还积极整军备战，意图染指朝鲜。扶余丰回到百济后，被福信、道琛立为王，以此号召百济人反唐。史载百济“西部皆应”。福信与道琛见自己势力壮大，而王文度已死，百济唐军不但人数不多，且群龙无首，于是出兵将刘仁愿围困在了百济府城。为应对百济局势，唐高宗龙朔元年三月，公元661年，唐廷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率领原王文度所部唐军并联合新罗兵马以解百济府城之围。刘仁轨此人在名将如云的大唐历史中，原无特别耀眼之业绩。然而刘仁轨在带领大唐与新罗联军对抗百济与倭国联军的过程中，却也表现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过人之处。出征前，刘仁轨就正告唐军将士，“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百济闻听唐军要来，于是在熊津江入海口设下两处栅栏，借以阻挡唐军水师自熊津江进入百济。但是百济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刘仁轨率领唐军与新罗联军夹攻百济守军，将其杀的大败，由于两栅之间道路狭窄，百济军争相逃命，以致“溺死者万馀人”。唐军来势凶猛，道琛只得率领部众撤围百济府城，退而据守任存城。接着，为号令部众，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继续扩充兵力，对抗唐军。而新罗军因为军粮已尽，撤军回国，唐军人数较少，所以刘仁轨只得与刘仁愿合兵一处，让士卒休息，暂停进攻，同时上表朝廷要求新罗再派援军。而后新罗王春秋奉唐廷之命，派遣新罗将军金钦率军前往支援唐军。但是新罗援军进至古泗的时候，为福信所败。新罗军不得向前，只能“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后百济复辟势力内部起了内讧，福信与道琛之间争权夺利，势同水火，两人火并之后，道琛被福信所杀。此后福信吞并了道琛的兵马，独掌大权，就连被他拥立的百济王扶余丰也奈何不得。而大唐此时也有意从百济撤军，因为就在同一年，大唐还派苏定方东征高丽，虽然苏定方率领唐军屡败高丽军队，最后围困了平壤城，可唐军破城困难，而高丽冬季来临，唐军只得撤军回国。东征高丽的唐军撤回国后，刘文愿、刘仁轨所部唐军就成了一支孤军。有鉴于此，唐廷下诏刘仁轨，要他或者移兵新罗驻守，或者渡海回国。然而刘仁轨对形势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诚如刘仁轨所言，如今大唐东征军既已撤回，而征百济之唐军已取得立足之地，如若断然撤军，不免前功尽弃，而百济福信所部将会更加壮大难制。不如唐军就地坚守，以待将来朝廷再次兴兵东征，以为内应。而且百济复辟势力内部“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好能为唐军所利用。以当时情形而论，刘仁轨对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刘仁轨的分析也获得了刘文愿以及唐军众将士的认同，所以都愿意随他坚守百济。但是扶余丰和福信以为刘仁轨孤军难守，必定撤军，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刘仁轨：“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他们君臣二人不但对唐军动向判断错误，而且他们派出使者的举动使刘仁轨、刘仁愿觉察出百济军防备松懈。因此，二刘率领唐军果断出击，将百济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随后刘仁轨继续进攻真岘城。该城地势险要，位于交通要冲，如果占据该城，唐军就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尽管百济方面也注意到了该城的重要性，加派了兵力防守。可刘仁轨还是抓住了百济守军的松懈之机，率领新罗兵趁夜进至真岘城下，“攀草而上”，到天亮时分即袭占了该城，于是便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而此时已是龙朔二年七月。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刘仁愿上表朝廷要求增兵。而后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军七千赶赴熊津支援刘仁轨、王仁愿。就在唐军连战连捷，百济复辟势力渐趋末路的时候，扶余丰与福信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自从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以来，扶余丰与福信之间一直相互猜忌，双方现在都是必欲除对方而后快。为除掉扶余丰，福信佯装生病，如果扶余丰前来探望，就乘机杀掉扶余丰。但扶余丰对福信早有防备，当他得知福信的阴谋之后，就率领自己的亲信主动攻击福信，并将福信袭杀。而后，扶余丰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倭国，要求两国迅速派兵帮助他抵抗唐军。早已准备多时的倭国接到扶余丰的请求后，立刻就加派了侵入朝鲜半岛的兵马。而在唐军这一边，由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的七千生力军也已与二刘所部唐军会合，史载唐军“兵士大振”。据现有史料以及有关学者考证，当时唐与新罗联军在人数上远远少于百济与倭国联军。至于具体人数，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佐证，所以各方学者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百济与倭国联军在人数上应该超过了唐与新罗联军的一倍以上。尽管唐与新罗联军人数不占优势，但唐军的士气高昂，而且在后来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惊人。唐高宗龙朔三年秋，唐军孙仁师及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后，当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中有人建议先进攻加林城，因为加林城位于水路要冲，地位重要。而刘仁轨认为，“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诸将最终同意了刘仁轨的意见。为直捣敌军老巢，进占周留城，刘仁轨与诸将对联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联军最终兵分两路：一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领从陆上进发，直趋周留城；一路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以及原百济太子扶余隆率领自水路由熊津江入白江，与陆上联军呼应，一同向周留城袭来。后来刘仁轨这一路联军与百济与倭国联军于白江口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与新罗联军四战四捷，焚毁敌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此战唐与新罗大胜，百济与倭国联军惨败。史载“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虽然百济诸城皆又重新归顺，伪王子们也率众归降，但扶余丰本人却不见踪影，唐军仅“获其宝剑”，后来才得知扶余丰逃到了高丽。诸城皆降，惟独迟受信占据任存城一城不降。面对这个情况，再看刘仁轨的处理办法，就显出刘仁轨的过人之处。当时刘仁轨并没有使用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任存城，因为这个时候有原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率部众前来向唐军投降，刘仁轨对这二人信任有加，准备令他们自率所部前往攻取任存城，并且还打算派一部分唐军相助。但是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对沙吒相如、黑齿常之二人并不信任，于是刘仁轨对他说： “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随后刘仁轨“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而该城守将迟受信背妻弃子逃往高丽，至此，百济彻底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率唐军振旅而还，高宗下诏刘仁轨率所部镇守百济。
四 白江之战以后的东北亚形势
白江之战以后，百济复辟势力已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唐廷后来又任命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以统百济余众，但此时百济实力太弱，而新罗却越来越强大，所以扶余隆对新罗一直是提心吊胆。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了要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份，刘仁轨奉朝廷之命于熊津城主持两国会盟，以誓双方永世修好。虽然百济、新罗两方按照唐廷要求进行了会盟，并将盟誓做成“金书铁契”，藏于新罗庙中，而实际上双方已无并存的可能。会盟一结束，刘仁轨、刘仁愿也先后回国，而扶余隆根本不敢在熊津城逗留，也随即离开前往大唐。
料理了百济之后，大唐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高丽。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冬，唐高宗任命名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统率数道唐军出击高丽。因高丽内部此时出现分裂，所以面对唐军的进攻，高丽军队节节败退。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冬，即公元668年的时候，唐军终于将高丽征服。征服高丽之后，唐廷在高丽旧地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这个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不但管辖高丽旧地，同时也管辖此前被平定的百济旧地。然而，由于扶余隆畏惧日益强大的新罗，而不敢在熊津就职，百济余众无人统领，于是就根本无非抵挡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并且随着高丽的覆灭，原处于高丽北部的靺鞨各部也开始南下，加入了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当中。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封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命他即刻回熊津就职，以统领百济余众。因为他多年不在百济，以致“百济荒残”，无法居住，唐廷只得令他暂时寄居高丽。但是扶余隆最终也还是没有回到旧地，百济旧地渐渐皆为新罗、靺鞨所占有，而百济余众也逐渐融入周边各族之中，于是百济彻底灭亡。随着百济的彻底灭亡，百济旧地大多为新罗所占，唐廷无奈，只得撤销原设于百济的各都督府，并将安东都护府一再向西迁徙，事实上默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独自占有。后来，唐廷与新罗以平壤以南的大同江为界，划定了双方的边界，从而正式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北部太平洋的倭国自白江一战惨败后，其统治阶级内部改新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并且在公元672年还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史称“壬申之乱”。内战最终以大海人皇子为首的激进派的获胜而结束。随后倭国统治者主要把精力都用于内政改革之上，暂时放弃了武力进攻朝鲜的政策。同时积极的维持与大唐的正常往来，努力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革新。
随着高丽、百济的覆灭，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倭国对外扩张的暂时息止，东北亚地区形势渐趋缓和，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逐渐进入靺鞨崛起的时代。白江之战是七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次重要战役，对战的一方为大唐与新罗联军，另一方为百济与倭国联军，战役的最后胜利者是大唐与新罗联军。此次战役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影响深远，还给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格局。在此次战役前，争雄于朝鲜半岛的三方：高丽、新罗、百济——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此次战役后，先是百济由于实力的过度削弱，以及民族斗志的低迷消沉而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后高丽被大唐所征服，使得朝鲜半岛当初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三国最后只剩下新罗一国，而失去了两位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新罗最终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是朝鲜半岛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七世纪东北亚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最终结果。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理清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还必须从七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说起。
一 白江之战的远因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分裂动荡的局面之后，随着隋唐两个王朝的先后建立，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期间，东北的高句丽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在十六国后期，高句丽乘着中原各朝群雄逐鹿，无暇东顾的时机，迅速将势力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不但占据了辽东地区，还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经被中原王朝正式纳入版图，建立了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其中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占有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由于高句丽对朝鲜半岛的侵入，使得它这个原本不属于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民族首次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而作为它进入朝鲜半岛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因为这一时期正值北魏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继续向西扩张的步伐，使得高句丽不得不将其向外扩张的重点东移。为了向东统一朝鲜半岛，因而才有了迁都平壤之举。而自此之后，高句丽就成了朝鲜半岛的古三国（即高丽、百济、新罗）之一。而它的名称也逐渐由高句丽改为高丽。
本来在南北朝时期，高丽对南北朝各方都采取了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同时南北各朝也都没有兴兵讨伐高丽以收复辽东的举动，因此各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隋唐二朝先后建立以后，为收复辽东旧地，隋唐二朝先后开始用兵辽东。中国王朝对高丽的征伐不但引起了朝鲜半岛三国的剧烈反应，同时也引起了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倭国的极大关切。倭国最早曾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拥有过自己的一块地盘，而这块地盘随着新罗的兴起以及新罗将任那覆灭以后，倭国就失去了它。当隋文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时候，倭国曾借机出兵新罗，目的是要恢复它过去的地盘，可它失败了。此后倭国虽然一直关注朝鲜半岛局势，但直到白江之战以前，倭国数十年时间里一直以治理国内问题为主，并没有再大举用兵朝鲜。在朝鲜半岛，百济是倭国的盟友，倭国联合百济主要是为了对付新罗。而为了对付倭国与百济的联盟，新罗则先后联合了隋、唐。表明上看，高丽、百济、新罗对隋、唐都俯首称臣，接受隋、唐的封号，并按所谓藩国礼节不时向隋、唐进贡。然而事实上，由于高丽的扩张野心一直很大，而百济和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两国对隋、唐的臣服一直三心二意。相对而言，新罗由于受到高丽、百济、倭国的三面夹攻，为了借助隋、唐的强大势力对付这三股势力，因而新罗一直能够非常积极的维持自己与隋、唐的联系。总的来讲，七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丽想要覆灭新罗、百济从而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又不失时机的向隋、唐版图进行扩张；新罗、百济两国在彼此间争战不断的情况下，还要同时对抗高丽的扩张。而另一方面，形成了大一统局面的隋、唐也要东征高丽收复辽东。此外，在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倭国，它一直梦想在朝鲜半岛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改变过去只能依赖朝鲜半岛间接的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局面。这当中还暗含了倭国统治者一个新的对华外交战略意向，即通过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从而改变倭国过去对中国的藩属国地位。倭国已经开始不满于做中国的藩属国了，七世纪的倭国谋求建立的是与中华帝国对等的外交关系。
二 白江之战前的半岛形势
虽然隋朝统一全国后，实力强大，因而多次发动征服高丽的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隋朝对高丽的征服战争很不成功。而后，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建立，于是征服高丽收复辽东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唐的肩膀之上。公元645年，大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此前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将高丽王高建武杀害，并未经唐廷允许擅自拥立高建武之侄高藏为高丽王，而盖苏文自任莫离支，执掌高丽实权。因此唐太宗在亲征之时曾对臣下言道，“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当年四月，唐军东征先锋在名将李勣、李道宗的率领下东渡辽水，至六月前，唐军已先后攻克高丽盖牟城、辽东城。而后唐军继续进攻，高丽白岩城不战而降。然而此后唐军围攻安市城的时候，由于高丽守军誓死力战，而且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最终唐军未能攻克该城，而辽东之地入冬较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因此唐军此时已无法继续在辽东作战，不得不班师回朝。而后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先后两次派军东征高丽。尽管终太宗一生也未将高丽征服，但高丽在唐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实力已是大为衰弱。
百济与新罗有世仇，就在唐太宗用兵高丽前后，百济不时进攻新罗。贞观十六年，号称“海东曾子”的百济王扶余义慈联合高丽一同进攻新罗，夺取了新罗的四十余城。后来又夺取了棠项城，阻绝了新罗向大唐进贡的通道。于是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但此时唐太宗正利用西突厥衰落之机大举向西域进军，所以对新罗的告急，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口头调解，其实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到了唐太宗东征高丽的时候，百济又乘机攻取了新罗十几城，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了。直到高宗登基以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派遣使者觐见高宗。而唐廷此时对百济已是大为不满，高宗在给百济王的诏书中警告百济，要求百济停止进攻新罗，把所取新罗之城还给新罗，如若不然，“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但是百济以为高宗的警告是无法兑现的，因为百济与大唐在陆地上隔着高丽，在水路上隔着大海，所以百济最终无视高宗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又向大唐朝廷告急，当时百济联合高丽、靺鞨北犯新罗，夺取了新罗三十余城，要求大唐干预。于是高宗当即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不过此次唐军出动的兵马不多，以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尽管唐军最终“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但很明显，这次唐军的干预由于力度不够，所以对高丽等国的震慑不大。此战前后，唐廷的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到了公元660年，即高宗显庆五年的时候，唐廷在西域的用兵基本告一段落，于是才又回过头来认真对付百济。显庆五年三月，由于百济以高丽为援，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向唐廷求救。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大唐军队在苏定方率领下，自城山东渡大海，向百济攻来。虽然百济向来强横，可面对唐军真正大举进攻的时候，它的抵抗实在是虚弱无力。唐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连战连捷，直捣百济首都泗沘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其王子等出降，苏定方随即率唐军及俘获的百济王等返回。至此，百济覆灭。百济覆灭后，唐廷在其地设立羁縻府州，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同时“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然而，百济虽亡，但百济余众中仍具有一定的复辟力量，这股力量试图联合倭国进攻新罗，从而重建百济王朝，于是才引发了后来的白江之战。
三 白江之战
百济灭亡后，左卫郎将王文度被唐廷任命为熊津都督，以镇抚百济旧地。不幸的是，王文度渡海时因病去世。此时百济的复辟势力已开始了他们的复国活动。而百济复辟势力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百济旧将福信，另外一个是个僧人，名叫道琛。最初此二人聚集了一伙人马，占据了百济周留城。同时还派出使者到倭国，请倭国放还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倭国统治者认为此时是个向新罗进攻并重占朝鲜一席之地的机会，于是不但放还了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同时还积极整军备战，意图染指朝鲜。扶余丰回到百济后，被福信、道琛立为王，以此号召百济人反唐。史载百济“西部皆应”。福信与道琛见自己势力壮大，而王文度已死，百济唐军不但人数不多，且群龙无首，于是出兵将刘仁愿围困在了百济府城。为应对百济局势，唐高宗龙朔元年三月，公元661年，唐廷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率领原王文度所部唐军并联合新罗兵马以解百济府城之围。刘仁轨此人在名将如云的大唐历史中，原无特别耀眼之业绩。然而刘仁轨在带领大唐与新罗联军对抗百济与倭国联军的过程中，却也表现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过人之处。出征前，刘仁轨就正告唐军将士，“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百济闻听唐军要来，于是在熊津江入海口设下两处栅栏，借以阻挡唐军水师自熊津江进入百济。但是百济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刘仁轨率领唐军与新罗联军夹攻百济守军，将其杀的大败，由于两栅之间道路狭窄，百济军争相逃命，以致“溺死者万馀人”。唐军来势凶猛，道琛只得率领部众撤围百济府城，退而据守任存城。接着，为号令部众，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继续扩充兵力，对抗唐军。而新罗军因为军粮已尽，撤军回国，唐军人数较少，所以刘仁轨只得与刘仁愿合兵一处，让士卒休息，暂停进攻，同时上表朝廷要求新罗再派援军。而后新罗王春秋奉唐廷之命，派遣新罗将军金钦率军前往支援唐军。但是新罗援军进至古泗的时候，为福信所败。新罗军不得向前，只能“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后百济复辟势力内部起了内讧，福信与道琛之间争权夺利，势同水火，两人火并之后，道琛被福信所杀。此后福信吞并了道琛的兵马，独掌大权，就连被他拥立的百济王扶余丰也奈何不得。而大唐此时也有意从百济撤军，因为就在同一年，大唐还派苏定方东征高丽，虽然苏定方率领唐军屡败高丽军队，最后围困了平壤城，可唐军破城困难，而高丽冬季来临，唐军只得撤军回国。东征高丽的唐军撤回国后，刘文愿、刘仁轨所部唐军就成了一支孤军。有鉴于此，唐廷下诏刘仁轨，要他或者移兵新罗驻守，或者渡海回国。然而刘仁轨对形势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诚如刘仁轨所言，如今大唐东征军既已撤回，而征百济之唐军已取得立足之地，如若断然撤军，不免前功尽弃，而百济福信所部将会更加壮大难制。不如唐军就地坚守，以待将来朝廷再次兴兵东征，以为内应。而且百济复辟势力内部“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好能为唐军所利用。以当时情形而论，刘仁轨对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刘仁轨的分析也获得了刘文愿以及唐军众将士的认同，所以都愿意随他坚守百济。但是扶余丰和福信以为刘仁轨孤军难守，必定撤军，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刘仁轨：“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他们君臣二人不但对唐军动向判断错误，而且他们派出使者的举动使刘仁轨、刘仁愿觉察出百济军防备松懈。因此，二刘率领唐军果断出击，将百济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随后刘仁轨继续进攻真岘城。该城地势险要，位于交通要冲，如果占据该城，唐军就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尽管百济方面也注意到了该城的重要性，加派了兵力防守。可刘仁轨还是抓住了百济守军的松懈之机，率领新罗兵趁夜进至真岘城下，“攀草而上”，到天亮时分即袭占了该城，于是便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而此时已是龙朔二年七月。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刘仁愿上表朝廷要求增兵。而后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军七千赶赴熊津支援刘仁轨、王仁愿。就在唐军连战连捷，百济复辟势力渐趋末路的时候，扶余丰与福信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自从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以来，扶余丰与福信之间一直相互猜忌，双方现在都是必欲除对方而后快。为除掉扶余丰，福信佯装生病，如果扶余丰前来探望，就乘机杀掉扶余丰。但扶余丰对福信早有防备，当他得知福信的阴谋之后，就率领自己的亲信主动攻击福信，并将福信袭杀。而后，扶余丰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倭国，要求两国迅速派兵帮助他抵抗唐军。早已准备多时的倭国接到扶余丰的请求后，立刻就加派了侵入朝鲜半岛的兵马。而在唐军这一边，由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的七千生力军也已与二刘所部唐军会合，史载唐军“兵士大振”。据现有史料以及有关学者考证，当时唐与新罗联军在人数上远远少于百济与倭国联军。至于具体人数，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佐证，所以各方学者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百济与倭国联军在人数上应该超过了唐与新罗联军的一倍以上。尽管唐与新罗联军人数不占优势，但唐军的士气高昂，而且在后来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惊人。唐高宗龙朔三年秋，唐军孙仁师及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后，当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中有人建议先进攻加林城，因为加林城位于水路要冲，地位重要。而刘仁轨认为，“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诸将最终同意了刘仁轨的意见。为直捣敌军老巢，进占周留城，刘仁轨与诸将对联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联军最终兵分两路：一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领从陆上进发，直趋周留城；一路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以及原百济太子扶余隆率领自水路由熊津江入白江，与陆上联军呼应，一同向周留城袭来。后来刘仁轨这一路联军与百济与倭国联军于白江口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与新罗联军四战四捷，焚毁敌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此战唐与新罗大胜，百济与倭国联军惨败。史载“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虽然百济诸城皆又重新归顺，伪王子们也率众归降，但扶余丰本人却不见踪影，唐军仅“获其宝剑”，后来才得知扶余丰逃到了高丽。诸城皆降，惟独迟受信占据任存城一城不降。面对这个情况，再看刘仁轨的处理办法，就显出刘仁轨的过人之处。当时刘仁轨并没有使用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任存城，因为这个时候有原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率部众前来向唐军投降，刘仁轨对这二人信任有加，准备令他们自率所部前往攻取任存城，并且还打算派一部分唐军相助。但是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对沙吒相如、黑齿常之二人并不信任，于是刘仁轨对他说： “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随后刘仁轨“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而该城守将迟受信背妻弃子逃往高丽，至此，百济彻底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率唐军振旅而还，高宗下诏刘仁轨率所部镇守百济。
四 白江之战以后的东北亚形势
白江之战以后，百济复辟势力已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唐廷后来又任命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以统百济余众，但此时百济实力太弱，而新罗却越来越强大，所以扶余隆对新罗一直是提心吊胆。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了要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份，刘仁轨奉朝廷之命于熊津城主持两国会盟，以誓双方永世修好。虽然百济、新罗两方按照唐廷要求进行了会盟，并将盟誓做成“金书铁契”，藏于新罗庙中，而实际上双方已无并存的可能。会盟一结束，刘仁轨、刘仁愿也先后回国，而扶余隆根本不敢在熊津城逗留，也随即离开前往大唐。
料理了百济之后，大唐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高丽。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冬，唐高宗任命名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统率数道唐军出击高丽。因高丽内部此时出现分裂，所以面对唐军的进攻，高丽军队节节败退。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冬，即公元668年的时候，唐军终于将高丽征服。征服高丽之后，唐廷在高丽旧地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这个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不但管辖高丽旧地，同时也管辖此前被平定的百济旧地。然而，由于扶余隆畏惧日益强大的新罗，而不敢在熊津就职，百济余众无人统领，于是就根本无非抵挡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并且随着高丽的覆灭，原处于高丽北部的靺鞨各部也开始南下，加入了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当中。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封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命他即刻回熊津就职，以统领百济余众。因为他多年不在百济，以致“百济荒残”，无法居住，唐廷只得令他暂时寄居高丽。但是扶余隆最终也还是没有回到旧地，百济旧地渐渐皆为新罗、靺鞨所占有，而百济余众也逐渐融入周边各族之中，于是百济彻底灭亡。随着百济的彻底灭亡，百济旧地大多为新罗所占，唐廷无奈，只得撤销原设于百济的各都督府，并将安东都护府一再向西迁徙，事实上默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独自占有。后来，唐廷与新罗以平壤以南的大同江为界，划定了双方的边界，从而正式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北部太平洋的倭国自白江一战惨败后，其统治阶级内部改新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并且在公元672年还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史称“壬申之乱”。内战最终以大海人皇子为首的激进派的获胜而结束。随后倭国统治者主要把精力都用于内政改革之上，暂时放弃了武力进攻朝鲜的政策。同时积极的维持与大唐的正常往来，努力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革新。
随着高丽、百济的覆灭，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倭国对外扩张的暂时息止，东北亚地区形势渐趋缓和，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逐渐进入靺鞨崛起的时代。
一 白江之战的远因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分裂动荡的局面之后，随着隋唐两个王朝的先后建立，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期间，东北的高句丽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在十六国后期，高句丽乘着中原各朝群雄逐鹿，无暇东顾的时机，迅速将势力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不但占据了辽东地区，还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经被中原王朝正式纳入版图，建立了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其中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占有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由于高句丽对朝鲜半岛的侵入，使得它这个原本不属于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民族首次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而作为它进入朝鲜半岛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因为这一时期正值北魏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继续向西扩张的步伐，使得高句丽不得不将其向外扩张的重点东移。为了向东统一朝鲜半岛，因而才有了迁都平壤之举。而自此之后，高句丽就成了朝鲜半岛的古三国（即高丽、百济、新罗）之一。而它的名称也逐渐由高句丽改为高丽。
本来在南北朝时期，高丽对南北朝各方都采取了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同时南北各朝也都没有兴兵讨伐高丽以收复辽东的举动，因此各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隋唐二朝先后建立以后，为收复辽东旧地，隋唐二朝先后开始用兵辽东。中国王朝对高丽的征伐不但引起了朝鲜半岛三国的剧烈反应，同时也引起了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倭国的极大关切。倭国最早曾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拥有过自己的一块地盘，而这块地盘随着新罗的兴起以及新罗将任那覆灭以后，倭国就失去了它。当隋文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时候，倭国曾借机出兵新罗，目的是要恢复它过去的地盘，可它失败了。此后倭国虽然一直关注朝鲜半岛局势，但直到白江之战以前，倭国数十年时间里一直以治理国内问题为主，并没有再大举用兵朝鲜。在朝鲜半岛，百济是倭国的盟友，倭国联合百济主要是为了对付新罗。而为了对付倭国与百济的联盟，新罗则先后联合了隋、唐。表明上看，高丽、百济、新罗对隋、唐都俯首称臣，接受隋、唐的封号，并按所谓藩国礼节不时向隋、唐进贡。然而事实上，由于高丽的扩张野心一直很大，而百济和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两国对隋、唐的臣服一直三心二意。相对而言，新罗由于受到高丽、百济、倭国的三面夹攻，为了借助隋、唐的强大势力对付这三股势力，因而新罗一直能够非常积极的维持自己与隋、唐的联系。总的来讲，七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丽想要覆灭新罗、百济从而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又不失时机的向隋、唐版图进行扩张；新罗、百济两国在彼此间争战不断的情况下，还要同时对抗高丽的扩张。而另一方面，形成了大一统局面的隋、唐也要东征高丽收复辽东。此外，在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倭国，它一直梦想在朝鲜半岛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改变过去只能依赖朝鲜半岛间接的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局面。这当中还暗含了倭国统治者一个新的对华外交战略意向，即通过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从而改变倭国过去对中国的藩属国地位。倭国已经开始不满于做中国的藩属国了，七世纪的倭国谋求建立的是与中华帝国对等的外交关系。
二 白江之战前的半岛形势
虽然隋朝统一全国后，实力强大，因而多次发动征服高丽的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隋朝对高丽的征服战争很不成功。而后，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建立，于是征服高丽收复辽东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唐的肩膀之上。公元645年，大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此前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将高丽王高建武杀害，并未经唐廷允许擅自拥立高建武之侄高藏为高丽王，而盖苏文自任莫离支，执掌高丽实权。因此唐太宗在亲征之时曾对臣下言道，“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当年四月，唐军东征先锋在名将李勣、李道宗的率领下东渡辽水，至六月前，唐军已先后攻克高丽盖牟城、辽东城。而后唐军继续进攻，高丽白岩城不战而降。然而此后唐军围攻安市城的时候，由于高丽守军誓死力战，而且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最终唐军未能攻克该城，而辽东之地入冬较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因此唐军此时已无法继续在辽东作战，不得不班师回朝。而后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先后两次派军东征高丽。尽管终太宗一生也未将高丽征服，但高丽在唐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实力已是大为衰弱。
百济与新罗有世仇，就在唐太宗用兵高丽前后，百济不时进攻新罗。贞观十六年，号称“海东曾子”的百济王扶余义慈联合高丽一同进攻新罗，夺取了新罗的四十余城。后来又夺取了棠项城，阻绝了新罗向大唐进贡的通道。于是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但此时唐太宗正利用西突厥衰落之机大举向西域进军，所以对新罗的告急，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口头调解，其实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到了唐太宗东征高丽的时候，百济又乘机攻取了新罗十几城，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了。直到高宗登基以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派遣使者觐见高宗。而唐廷此时对百济已是大为不满，高宗在给百济王的诏书中警告百济，要求百济停止进攻新罗，把所取新罗之城还给新罗，如若不然，“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但是百济以为高宗的警告是无法兑现的，因为百济与大唐在陆地上隔着高丽，在水路上隔着大海，所以百济最终无视高宗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又向大唐朝廷告急，当时百济联合高丽、靺鞨北犯新罗，夺取了新罗三十余城，要求大唐干预。于是高宗当即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不过此次唐军出动的兵马不多，以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尽管唐军最终“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但很明显，这次唐军的干预由于力度不够，所以对高丽等国的震慑不大。此战前后，唐廷的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到了公元660年，即高宗显庆五年的时候，唐廷在西域的用兵基本告一段落，于是才又回过头来认真对付百济。显庆五年三月，由于百济以高丽为援，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向唐廷求救。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大唐军队在苏定方率领下，自城山东渡大海，向百济攻来。虽然百济向来强横，可面对唐军真正大举进攻的时候，它的抵抗实在是虚弱无力。唐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连战连捷，直捣百济首都泗沘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其王子等出降，苏定方随即率唐军及俘获的百济王等返回。至此，百济覆灭。百济覆灭后，唐廷在其地设立羁縻府州，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同时“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然而，百济虽亡，但百济余众中仍具有一定的复辟力量，这股力量试图联合倭国进攻新罗，从而重建百济王朝，于是才引发了后来的白江之战。
三 白江之战
百济灭亡后，左卫郎将王文度被唐廷任命为熊津都督，以镇抚百济旧地。不幸的是，王文度渡海时因病去世。此时百济的复辟势力已开始了他们的复国活动。而百济复辟势力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百济旧将福信，另外一个是个僧人，名叫道琛。最初此二人聚集了一伙人马，占据了百济周留城。同时还派出使者到倭国，请倭国放还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倭国统治者认为此时是个向新罗进攻并重占朝鲜一席之地的机会，于是不但放还了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同时还积极整军备战，意图染指朝鲜。扶余丰回到百济后，被福信、道琛立为王，以此号召百济人反唐。史载百济“西部皆应”。福信与道琛见自己势力壮大，而王文度已死，百济唐军不但人数不多，且群龙无首，于是出兵将刘仁愿围困在了百济府城。为应对百济局势，唐高宗龙朔元年三月，公元661年，唐廷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率领原王文度所部唐军并联合新罗兵马以解百济府城之围。刘仁轨此人在名将如云的大唐历史中，原无特别耀眼之业绩。然而刘仁轨在带领大唐与新罗联军对抗百济与倭国联军的过程中，却也表现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过人之处。出征前，刘仁轨就正告唐军将士，“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百济闻听唐军要来，于是在熊津江入海口设下两处栅栏，借以阻挡唐军水师自熊津江进入百济。但是百济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刘仁轨率领唐军与新罗联军夹攻百济守军，将其杀的大败，由于两栅之间道路狭窄，百济军争相逃命，以致“溺死者万馀人”。唐军来势凶猛，道琛只得率领部众撤围百济府城，退而据守任存城。接着，为号令部众，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继续扩充兵力，对抗唐军。而新罗军因为军粮已尽，撤军回国，唐军人数较少，所以刘仁轨只得与刘仁愿合兵一处，让士卒休息，暂停进攻，同时上表朝廷要求新罗再派援军。而后新罗王春秋奉唐廷之命，派遣新罗将军金钦率军前往支援唐军。但是新罗援军进至古泗的时候，为福信所败。新罗军不得向前，只能“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后百济复辟势力内部起了内讧，福信与道琛之间争权夺利，势同水火，两人火并之后，道琛被福信所杀。此后福信吞并了道琛的兵马，独掌大权，就连被他拥立的百济王扶余丰也奈何不得。而大唐此时也有意从百济撤军，因为就在同一年，大唐还派苏定方东征高丽，虽然苏定方率领唐军屡败高丽军队，最后围困了平壤城，可唐军破城困难，而高丽冬季来临，唐军只得撤军回国。东征高丽的唐军撤回国后，刘文愿、刘仁轨所部唐军就成了一支孤军。有鉴于此，唐廷下诏刘仁轨，要他或者移兵新罗驻守，或者渡海回国。然而刘仁轨对形势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诚如刘仁轨所言，如今大唐东征军既已撤回，而征百济之唐军已取得立足之地，如若断然撤军，不免前功尽弃，而百济福信所部将会更加壮大难制。不如唐军就地坚守，以待将来朝廷再次兴兵东征，以为内应。而且百济复辟势力内部“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好能为唐军所利用。以当时情形而论，刘仁轨对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刘仁轨的分析也获得了刘文愿以及唐军众将士的认同，所以都愿意随他坚守百济。但是扶余丰和福信以为刘仁轨孤军难守，必定撤军，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刘仁轨：“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他们君臣二人不但对唐军动向判断错误，而且他们派出使者的举动使刘仁轨、刘仁愿觉察出百济军防备松懈。因此，二刘率领唐军果断出击，将百济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随后刘仁轨继续进攻真岘城。该城地势险要，位于交通要冲，如果占据该城，唐军就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尽管百济方面也注意到了该城的重要性，加派了兵力防守。可刘仁轨还是抓住了百济守军的松懈之机，率领新罗兵趁夜进至真岘城下，“攀草而上”，到天亮时分即袭占了该城，于是便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而此时已是龙朔二年七月。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刘仁愿上表朝廷要求增兵。而后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军七千赶赴熊津支援刘仁轨、王仁愿。就在唐军连战连捷，百济复辟势力渐趋末路的时候，扶余丰与福信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自从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以来，扶余丰与福信之间一直相互猜忌，双方现在都是必欲除对方而后快。为除掉扶余丰，福信佯装生病，如果扶余丰前来探望，就乘机杀掉扶余丰。但扶余丰对福信早有防备，当他得知福信的阴谋之后，就率领自己的亲信主动攻击福信，并将福信袭杀。而后，扶余丰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倭国，要求两国迅速派兵帮助他抵抗唐军。早已准备多时的倭国接到扶余丰的请求后，立刻就加派了侵入朝鲜半岛的兵马。而在唐军这一边，由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的七千生力军也已与二刘所部唐军会合，史载唐军“兵士大振”。据现有史料以及有关学者考证，当时唐与新罗联军在人数上远远少于百济与倭国联军。至于具体人数，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佐证，所以各方学者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百济与倭国联军在人数上应该超过了唐与新罗联军的一倍以上。尽管唐与新罗联军人数不占优势，但唐军的士气高昂，而且在后来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惊人。唐高宗龙朔三年秋，唐军孙仁师及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后，当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中有人建议先进攻加林城，因为加林城位于水路要冲，地位重要。而刘仁轨认为，“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诸将最终同意了刘仁轨的意见。为直捣敌军老巢，进占周留城，刘仁轨与诸将对联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联军最终兵分两路：一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领从陆上进发，直趋周留城；一路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以及原百济太子扶余隆率领自水路由熊津江入白江，与陆上联军呼应，一同向周留城袭来。后来刘仁轨这一路联军与百济与倭国联军于白江口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与新罗联军四战四捷，焚毁敌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此战唐与新罗大胜，百济与倭国联军惨败。史载“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虽然百济诸城皆又重新归顺，伪王子们也率众归降，但扶余丰本人却不见踪影，唐军仅“获其宝剑”，后来才得知扶余丰逃到了高丽。诸城皆降，惟独迟受信占据任存城一城不降。面对这个情况，再看刘仁轨的处理办法，就显出刘仁轨的过人之处。当时刘仁轨并没有使用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任存城，因为这个时候有原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率部众前来向唐军投降，刘仁轨对这二人信任有加，准备令他们自率所部前往攻取任存城，并且还打算派一部分唐军相助。但是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对沙吒相如、黑齿常之二人并不信任，于是刘仁轨对他说： “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随后刘仁轨“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而该城守将迟受信背妻弃子逃往高丽，至此，百济彻底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率唐军振旅而还，高宗下诏刘仁轨率所部镇守百济。
四 白江之战以后的东北亚形势
白江之战以后，百济复辟势力已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唐廷后来又任命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以统百济余众，但此时百济实力太弱，而新罗却越来越强大，所以扶余隆对新罗一直是提心吊胆。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了要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份，刘仁轨奉朝廷之命于熊津城主持两国会盟，以誓双方永世修好。虽然百济、新罗两方按照唐廷要求进行了会盟，并将盟誓做成“金书铁契”，藏于新罗庙中，而实际上双方已无并存的可能。会盟一结束，刘仁轨、刘仁愿也先后回国，而扶余隆根本不敢在熊津城逗留，也随即离开前往大唐。
料理了百济之后，大唐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高丽。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冬，唐高宗任命名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统率数道唐军出击高丽。因高丽内部此时出现分裂，所以面对唐军的进攻，高丽军队节节败退。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冬，即公元668年的时候，唐军终于将高丽征服。征服高丽之后，唐廷在高丽旧地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这个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不但管辖高丽旧地，同时也管辖此前被平定的百济旧地。然而，由于扶余隆畏惧日益强大的新罗，而不敢在熊津就职，百济余众无人统领，于是就根本无非抵挡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并且随着高丽的覆灭，原处于高丽北部的靺鞨各部也开始南下，加入了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当中。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封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命他即刻回熊津就职，以统领百济余众。因为他多年不在百济，以致“百济荒残”，无法居住，唐廷只得令他暂时寄居高丽。但是扶余隆最终也还是没有回到旧地，百济旧地渐渐皆为新罗、靺鞨所占有，而百济余众也逐渐融入周边各族之中，于是百济彻底灭亡。随着百济的彻底灭亡，百济旧地大多为新罗所占，唐廷无奈，只得撤销原设于百济的各都督府，并将安东都护府一再向西迁徙，事实上默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独自占有。后来，唐廷与新罗以平壤以南的大同江为界，划定了双方的边界，从而正式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北部太平洋的倭国自白江一战惨败后，其统治阶级内部改新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并且在公元672年还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史称“壬申之乱”。内战最终以大海人皇子为首的激进派的获胜而结束。随后倭国统治者主要把精力都用于内政改革之上，暂时放弃了武力进攻朝鲜的政策。同时积极的维持与大唐的正常往来，努力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革新。
随着高丽、百济的覆灭，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倭国对外扩张的暂时息止，东北亚地区形势渐趋缓和，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逐渐进入靺鞨崛起的时代。白江之战是七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次重要战役，对战的一方为大唐与新罗联军，另一方为百济与倭国联军，战役的最后胜利者是大唐与新罗联军。此次战役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影响深远，还给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格局。在此次战役前，争雄于朝鲜半岛的三方：高丽、新罗、百济——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此次战役后，先是百济由于实力的过度削弱，以及民族斗志的低迷消沉而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后高丽被大唐所征服，使得朝鲜半岛当初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三国最后只剩下新罗一国，而失去了两位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新罗最终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是朝鲜半岛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七世纪东北亚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最终结果。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理清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还必须从七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说起。
一 白江之战的远因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分裂动荡的局面之后，随着隋唐两个王朝的先后建立，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期间，东北的高句丽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在十六国后期，高句丽乘着中原各朝群雄逐鹿，无暇东顾的时机，迅速将势力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不但占据了辽东地区，还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经被中原王朝正式纳入版图，建立了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其中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占有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由于高句丽对朝鲜半岛的侵入，使得它这个原本不属于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民族首次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而作为它进入朝鲜半岛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因为这一时期正值北魏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继续向西扩张的步伐，使得高句丽不得不将其向外扩张的重点东移。为了向东统一朝鲜半岛，因而才有了迁都平壤之举。而自此之后，高句丽就成了朝鲜半岛的古三国（即高丽、百济、新罗）之一。而它的名称也逐渐由高句丽改为高丽。
本来在南北朝时期，高丽对南北朝各方都采取了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同时南北各朝也都没有兴兵讨伐高丽以收复辽东的举动，因此各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隋唐二朝先后建立以后，为收复辽东旧地，隋唐二朝先后开始用兵辽东。中国王朝对高丽的征伐不但引起了朝鲜半岛三国的剧烈反应，同时也引起了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倭国的极大关切。倭国最早曾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拥有过自己的一块地盘，而这块地盘随着新罗的兴起以及新罗将任那覆灭以后，倭国就失去了它。当隋文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时候，倭国曾借机出兵新罗，目的是要恢复它过去的地盘，可它失败了。此后倭国虽然一直关注朝鲜半岛局势，但直到白江之战以前，倭国数十年时间里一直以治理国内问题为主，并没有再大举用兵朝鲜。在朝鲜半岛，百济是倭国的盟友，倭国联合百济主要是为了对付新罗。而为了对付倭国与百济的联盟，新罗则先后联合了隋、唐。表明上看，高丽、百济、新罗对隋、唐都俯首称臣，接受隋、唐的封号，并按所谓藩国礼节不时向隋、唐进贡。然而事实上，由于高丽的扩张野心一直很大，而百济和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两国对隋、唐的臣服一直三心二意。相对而言，新罗由于受到高丽、百济、倭国的三面夹攻，为了借助隋、唐的强大势力对付这三股势力，因而新罗一直能够非常积极的维持自己与隋、唐的联系。总的来讲，七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丽想要覆灭新罗、百济从而统一朝鲜半岛，同时又不失时机的向隋、唐版图进行扩张；新罗、百济两国在彼此间争战不断的情况下，还要同时对抗高丽的扩张。而另一方面，形成了大一统局面的隋、唐也要东征高丽收复辽东。此外，在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倭国，它一直梦想在朝鲜半岛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改变过去只能依赖朝鲜半岛间接的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局面。这当中还暗含了倭国统治者一个新的对华外交战略意向，即通过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从而改变倭国过去对中国的藩属国地位。倭国已经开始不满于做中国的藩属国了，七世纪的倭国谋求建立的是与中华帝国对等的外交关系。
二 白江之战前的半岛形势
虽然隋朝统一全国后，实力强大，因而多次发动征服高丽的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隋朝对高丽的征服战争很不成功。而后，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建立，于是征服高丽收复辽东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唐的肩膀之上。公元645年，大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此前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将高丽王高建武杀害，并未经唐廷允许擅自拥立高建武之侄高藏为高丽王，而盖苏文自任莫离支，执掌高丽实权。因此唐太宗在亲征之时曾对臣下言道，“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当年四月，唐军东征先锋在名将李勣、李道宗的率领下东渡辽水，至六月前，唐军已先后攻克高丽盖牟城、辽东城。而后唐军继续进攻，高丽白岩城不战而降。然而此后唐军围攻安市城的时候，由于高丽守军誓死力战，而且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最终唐军未能攻克该城，而辽东之地入冬较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因此唐军此时已无法继续在辽东作战，不得不班师回朝。而后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先后两次派军东征高丽。尽管终太宗一生也未将高丽征服，但高丽在唐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实力已是大为衰弱。
百济与新罗有世仇，就在唐太宗用兵高丽前后，百济不时进攻新罗。贞观十六年，号称“海东曾子”的百济王扶余义慈联合高丽一同进攻新罗，夺取了新罗的四十余城。后来又夺取了棠项城，阻绝了新罗向大唐进贡的通道。于是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但此时唐太宗正利用西突厥衰落之机大举向西域进军，所以对新罗的告急，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口头调解，其实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到了唐太宗东征高丽的时候，百济又乘机攻取了新罗十几城，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了。直到高宗登基以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派遣使者觐见高宗。而唐廷此时对百济已是大为不满，高宗在给百济王的诏书中警告百济，要求百济停止进攻新罗，把所取新罗之城还给新罗，如若不然，“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但是百济以为高宗的警告是无法兑现的，因为百济与大唐在陆地上隔着高丽，在水路上隔着大海，所以百济最终无视高宗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又向大唐朝廷告急，当时百济联合高丽、靺鞨北犯新罗，夺取了新罗三十余城，要求大唐干预。于是高宗当即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不过此次唐军出动的兵马不多，以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尽管唐军最终“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但很明显，这次唐军的干预由于力度不够，所以对高丽等国的震慑不大。此战前后，唐廷的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到了公元660年，即高宗显庆五年的时候，唐廷在西域的用兵基本告一段落，于是才又回过头来认真对付百济。显庆五年三月，由于百济以高丽为援，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向唐廷求救。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大唐军队在苏定方率领下，自城山东渡大海，向百济攻来。虽然百济向来强横，可面对唐军真正大举进攻的时候，它的抵抗实在是虚弱无力。唐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连战连捷，直捣百济首都泗沘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其王子等出降，苏定方随即率唐军及俘获的百济王等返回。至此，百济覆灭。百济覆灭后，唐廷在其地设立羁縻府州，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同时“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然而，百济虽亡，但百济余众中仍具有一定的复辟力量，这股力量试图联合倭国进攻新罗，从而重建百济王朝，于是才引发了后来的白江之战。
三 白江之战
百济灭亡后，左卫郎将王文度被唐廷任命为熊津都督，以镇抚百济旧地。不幸的是，王文度渡海时因病去世。此时百济的复辟势力已开始了他们的复国活动。而百济复辟势力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百济旧将福信，另外一个是个僧人，名叫道琛。最初此二人聚集了一伙人马，占据了百济周留城。同时还派出使者到倭国，请倭国放还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倭国统治者认为此时是个向新罗进攻并重占朝鲜一席之地的机会，于是不但放还了原百济王子扶余丰，同时还积极整军备战，意图染指朝鲜。扶余丰回到百济后，被福信、道琛立为王，以此号召百济人反唐。史载百济“西部皆应”。福信与道琛见自己势力壮大，而王文度已死，百济唐军不但人数不多，且群龙无首，于是出兵将刘仁愿围困在了百济府城。为应对百济局势，唐高宗龙朔元年三月，公元661年，唐廷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率领原王文度所部唐军并联合新罗兵马以解百济府城之围。刘仁轨此人在名将如云的大唐历史中，原无特别耀眼之业绩。然而刘仁轨在带领大唐与新罗联军对抗百济与倭国联军的过程中，却也表现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过人之处。出征前，刘仁轨就正告唐军将士，“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百济闻听唐军要来，于是在熊津江入海口设下两处栅栏，借以阻挡唐军水师自熊津江进入百济。但是百济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刘仁轨率领唐军与新罗联军夹攻百济守军，将其杀的大败，由于两栅之间道路狭窄，百济军争相逃命，以致“溺死者万馀人”。唐军来势凶猛，道琛只得率领部众撤围百济府城，退而据守任存城。接着，为号令部众，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继续扩充兵力，对抗唐军。而新罗军因为军粮已尽，撤军回国，唐军人数较少，所以刘仁轨只得与刘仁愿合兵一处，让士卒休息，暂停进攻，同时上表朝廷要求新罗再派援军。而后新罗王春秋奉唐廷之命，派遣新罗将军金钦率军前往支援唐军。但是新罗援军进至古泗的时候，为福信所败。新罗军不得向前，只能“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后百济复辟势力内部起了内讧，福信与道琛之间争权夺利，势同水火，两人火并之后，道琛被福信所杀。此后福信吞并了道琛的兵马，独掌大权，就连被他拥立的百济王扶余丰也奈何不得。而大唐此时也有意从百济撤军，因为就在同一年，大唐还派苏定方东征高丽，虽然苏定方率领唐军屡败高丽军队，最后围困了平壤城，可唐军破城困难，而高丽冬季来临，唐军只得撤军回国。东征高丽的唐军撤回国后，刘文愿、刘仁轨所部唐军就成了一支孤军。有鉴于此，唐廷下诏刘仁轨，要他或者移兵新罗驻守，或者渡海回国。然而刘仁轨对形势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诚如刘仁轨所言，如今大唐东征军既已撤回，而征百济之唐军已取得立足之地，如若断然撤军，不免前功尽弃，而百济福信所部将会更加壮大难制。不如唐军就地坚守，以待将来朝廷再次兴兵东征，以为内应。而且百济复辟势力内部“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好能为唐军所利用。以当时情形而论，刘仁轨对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刘仁轨的分析也获得了刘文愿以及唐军众将士的认同，所以都愿意随他坚守百济。但是扶余丰和福信以为刘仁轨孤军难守，必定撤军，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刘仁轨：“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他们君臣二人不但对唐军动向判断错误，而且他们派出使者的举动使刘仁轨、刘仁愿觉察出百济军防备松懈。因此，二刘率领唐军果断出击，将百济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随后刘仁轨继续进攻真岘城。该城地势险要，位于交通要冲，如果占据该城，唐军就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尽管百济方面也注意到了该城的重要性，加派了兵力防守。可刘仁轨还是抓住了百济守军的松懈之机，率领新罗兵趁夜进至真岘城下，“攀草而上”，到天亮时分即袭占了该城，于是便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而此时已是龙朔二年七月。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刘仁愿上表朝廷要求增兵。而后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军七千赶赴熊津支援刘仁轨、王仁愿。就在唐军连战连捷，百济复辟势力渐趋末路的时候，扶余丰与福信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自从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以来，扶余丰与福信之间一直相互猜忌，双方现在都是必欲除对方而后快。为除掉扶余丰，福信佯装生病，如果扶余丰前来探望，就乘机杀掉扶余丰。但扶余丰对福信早有防备，当他得知福信的阴谋之后，就率领自己的亲信主动攻击福信，并将福信袭杀。而后，扶余丰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倭国，要求两国迅速派兵帮助他抵抗唐军。早已准备多时的倭国接到扶余丰的请求后，立刻就加派了侵入朝鲜半岛的兵马。而在唐军这一边，由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的七千生力军也已与二刘所部唐军会合，史载唐军“兵士大振”。据现有史料以及有关学者考证，当时唐与新罗联军在人数上远远少于百济与倭国联军。至于具体人数，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佐证，所以各方学者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百济与倭国联军在人数上应该超过了唐与新罗联军的一倍以上。尽管唐与新罗联军人数不占优势，但唐军的士气高昂，而且在后来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惊人。唐高宗龙朔三年秋，唐军孙仁师及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后，当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中有人建议先进攻加林城，因为加林城位于水路要冲，地位重要。而刘仁轨认为，“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诸将最终同意了刘仁轨的意见。为直捣敌军老巢，进占周留城，刘仁轨与诸将对联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联军最终兵分两路：一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领从陆上进发，直趋周留城；一路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以及原百济太子扶余隆率领自水路由熊津江入白江，与陆上联军呼应，一同向周留城袭来。后来刘仁轨这一路联军与百济与倭国联军于白江口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与新罗联军四战四捷，焚毁敌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此战唐与新罗大胜，百济与倭国联军惨败。史载“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虽然百济诸城皆又重新归顺，伪王子们也率众归降，但扶余丰本人却不见踪影，唐军仅“获其宝剑”，后来才得知扶余丰逃到了高丽。诸城皆降，惟独迟受信占据任存城一城不降。面对这个情况，再看刘仁轨的处理办法，就显出刘仁轨的过人之处。当时刘仁轨并没有使用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任存城，因为这个时候有原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率部众前来向唐军投降，刘仁轨对这二人信任有加，准备令他们自率所部前往攻取任存城，并且还打算派一部分唐军相助。但是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对沙吒相如、黑齿常之二人并不信任，于是刘仁轨对他说： “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随后刘仁轨“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而该城守将迟受信背妻弃子逃往高丽，至此，百济彻底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率唐军振旅而还，高宗下诏刘仁轨率所部镇守百济。
四 白江之战以后的东北亚形势
白江之战以后，百济复辟势力已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唐廷后来又任命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以统百济余众，但此时百济实力太弱，而新罗却越来越强大，所以扶余隆对新罗一直是提心吊胆。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了要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份，刘仁轨奉朝廷之命于熊津城主持两国会盟，以誓双方永世修好。虽然百济、新罗两方按照唐廷要求进行了会盟，并将盟誓做成“金书铁契”，藏于新罗庙中，而实际上双方已无并存的可能。会盟一结束，刘仁轨、刘仁愿也先后回国，而扶余隆根本不敢在熊津城逗留，也随即离开前往大唐。
料理了百济之后，大唐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高丽。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冬，唐高宗任命名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统率数道唐军出击高丽。因高丽内部此时出现分裂，所以面对唐军的进攻，高丽军队节节败退。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冬，即公元668年的时候，唐军终于将高丽征服。征服高丽之后，唐廷在高丽旧地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这个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不但管辖高丽旧地，同时也管辖此前被平定的百济旧地。然而，由于扶余隆畏惧日益强大的新罗，而不敢在熊津就职，百济余众无人统领，于是就根本无非抵挡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并且随着高丽的覆灭，原处于高丽北部的靺鞨各部也开始南下，加入了新罗对百济的蚕食当中。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封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命他即刻回熊津就职，以统领百济余众。因为他多年不在百济，以致“百济荒残”，无法居住，唐廷只得令他暂时寄居高丽。但是扶余隆最终也还是没有回到旧地，百济旧地渐渐皆为新罗、靺鞨所占有，而百济余众也逐渐融入周边各族之中，于是百济彻底灭亡。随着百济的彻底灭亡，百济旧地大多为新罗所占，唐廷无奈，只得撤销原设于百济的各都督府，并将安东都护府一再向西迁徙，事实上默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独自占有。后来，唐廷与新罗以平壤以南的大同江为界，划定了双方的边界，从而正式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在北部太平洋的倭国自白江一战惨败后，其统治阶级内部改新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并且在公元672年还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史称“壬申之乱”。内战最终以大海人皇子为首的激进派的获胜而结束。随后倭国统治者主要把精力都用于内政改革之上，暂时放弃了武力进攻朝鲜的政策。同时积极的维持与大唐的正常往来，努力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革新。
随着高丽、百济的覆灭，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倭国对外扩张的暂时息止，东北亚地区形势渐趋缓和，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逐渐进入靺鞨崛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