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青年检察官猝死事件频发 嫌犯威胁利诱加剧风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59:33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4-01/2946050.shtml
35岁的罗东宁、37岁的鲍中明、39岁的龚勇、40岁彭文忠……一个个反贪斗士因连续办案、过劳猝死的检察官,让人扼腕叹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检察官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贵州、浙江、安徽等地检察院,一探反贪干警的原生态生活。
熬夜出差连轴转成为常态
一个人可以多久不睡觉?
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检察院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应杰的最高纪录是4天4夜,整整96个小时。
当案子终于取得突破,他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回家整整睡了24小时。被饿醒后,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皮,却被阳光刺得生疼。
除了熬夜,反贪检察官的另一项必修课就是出差。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胡斌曾办过一个案子,辗转8个省市,行程数万里,光在广东珠海就呆了一个半月。
他所在的反贪局有一个年轻检察官叫杜辉,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几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连轴转是常有的事。”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杨晓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审查批捕权上提之后,承办人员需要在拘留犯罪嫌疑人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突破口供、通知家属、固定证据、寻找证人等必要工作内容,时限短,任务重,压力特别大。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曾做过统计,反贪局年人均加班300多次,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干我们这行,加班加点办案是常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余光升任职近3年,感受到了反贪干警的那份艰辛。
“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余光升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十几、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需要向几十个甚至上百名证人取证。有些案件的证人可能在北京也可能在广州,为了调查取证,反贪干警们常常放弃节假日奔赴各地。跨地区跨国(境)取证、追逃、追赃,工作量增大,办案难度也明显加大。
抵御干扰需承受巨大压力
与高负荷的工作相比,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常常使反贪干警们的工作处于一种高风险之中。
贵阳市检察院曾准备选调一些中层干部充实反贪局,却没有人报名。
“大家不愿来,我很理解。”胡斌说,身体上的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面临的心理压力太大,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打击报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关系网密、保护层厚,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抵抗重重的干扰和阻力。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胜利说,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利用金钱、美色等,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办案人员。此外,查处腐败案件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个别腐败分子采用贿赂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会采取偏激、极端的手段,对办案人员实施威胁、打击报复或人身伤害,这也是反贪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办案人员常常接到电话,要么是说情的,要么是恐吓的。”王胜利说。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杜辉曾查办过自己老家某市公安经侦支队支队长的案子。有人专门打电话告诉他:“听说这个案子是你在办。你父母、兄弟可都在这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你看着办。”
张应杰算过一笔账,他每年要办5个人,20年就要办100人,这100个人每人至少有5个亲戚。县城太小了,办的案子都是熟人。“20年下来,人都得快得罪完了。”
张应杰说自己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又必须坚守这份寂寞,“我宁愿在检察机关呆一辈子。”
“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要得罪一大片。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王胜利感慨地说。
连续加班导致身体亚健康
余光升所在的反贪局有11名干警,2010年平均加班天数达到170多天。也正是这种高压力,使反贪干警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我们局有位副局长,人称‘药壶局长’。”余光升略带苦涩地说,“这位副局长身体不太好,办案时常常把药壶带到办公室。整个办案区都是一股中药味。”
2007年,时任侦查处处长的胡斌同时牵头查办3起大案。不分昼夜连续加班十几天后,有一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突然动不了了,连从兜里拿手机呼救的力量都没有。幸亏同事推门进来发现了,及时将他背到医院急救。一查血象高达两万多,医生说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确实后怕,要不是被同事发现,估计那时候我就成彭文忠了。”胡斌自嘲地说。出了这件事以后,他也提醒自己要注意身体,但一上案件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辉,刚30出头,几年反贪工作下来,头发已经掉了大部分。院里组织体检,医生盯着单子上的各项指标,严肃地对杜辉说:“别看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跟50岁的人差不多了,必须多休息。”
杜辉告诉记者,他原先身体非常好,一天可以踢两场足球,现在颈椎、腰椎都有问题,有一次在工作时竟然晕倒了。“我们的身体素质算好的,要不根本干不了这一行。”
杨晓鸿则指着自己说:“你看,干我们这行的时间长了,脸都是环保色,发黄,人也非常瘦。”
她接着说,手里有案子,有时限,就算领导让休息,也不能休息。这就好比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手术一开始,就要干到最后,不能有半点松懈。
“案子一启动,工作不分男女,大家一起上,天天超负荷运转。”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帅勇心痛地说,全省700多名反贪干警,都在不同程度地超负荷工作。
记者李娜赵阳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4-01/2946050.shtml
35岁的罗东宁、37岁的鲍中明、39岁的龚勇、40岁彭文忠……一个个反贪斗士因连续办案、过劳猝死的检察官,让人扼腕叹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检察官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贵州、浙江、安徽等地检察院,一探反贪干警的原生态生活。
熬夜出差连轴转成为常态
一个人可以多久不睡觉?
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检察院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应杰的最高纪录是4天4夜,整整96个小时。
当案子终于取得突破,他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回家整整睡了24小时。被饿醒后,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皮,却被阳光刺得生疼。
除了熬夜,反贪检察官的另一项必修课就是出差。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胡斌曾办过一个案子,辗转8个省市,行程数万里,光在广东珠海就呆了一个半月。
他所在的反贪局有一个年轻检察官叫杜辉,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几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连轴转是常有的事。”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杨晓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审查批捕权上提之后,承办人员需要在拘留犯罪嫌疑人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突破口供、通知家属、固定证据、寻找证人等必要工作内容,时限短,任务重,压力特别大。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曾做过统计,反贪局年人均加班300多次,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干我们这行,加班加点办案是常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余光升任职近3年,感受到了反贪干警的那份艰辛。
“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余光升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十几、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需要向几十个甚至上百名证人取证。有些案件的证人可能在北京也可能在广州,为了调查取证,反贪干警们常常放弃节假日奔赴各地。跨地区跨国(境)取证、追逃、追赃,工作量增大,办案难度也明显加大。
抵御干扰需承受巨大压力
与高负荷的工作相比,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常常使反贪干警们的工作处于一种高风险之中。
贵阳市检察院曾准备选调一些中层干部充实反贪局,却没有人报名。
“大家不愿来,我很理解。”胡斌说,身体上的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面临的心理压力太大,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打击报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关系网密、保护层厚,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抵抗重重的干扰和阻力。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胜利说,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利用金钱、美色等,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办案人员。此外,查处腐败案件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个别腐败分子采用贿赂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会采取偏激、极端的手段,对办案人员实施威胁、打击报复或人身伤害,这也是反贪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办案人员常常接到电话,要么是说情的,要么是恐吓的。”王胜利说。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杜辉曾查办过自己老家某市公安经侦支队支队长的案子。有人专门打电话告诉他:“听说这个案子是你在办。你父母、兄弟可都在这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你看着办。”
张应杰算过一笔账,他每年要办5个人,20年就要办100人,这100个人每人至少有5个亲戚。县城太小了,办的案子都是熟人。“20年下来,人都得快得罪完了。”
张应杰说自己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又必须坚守这份寂寞,“我宁愿在检察机关呆一辈子。”
“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要得罪一大片。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王胜利感慨地说。
连续加班导致身体亚健康
余光升所在的反贪局有11名干警,2010年平均加班天数达到170多天。也正是这种高压力,使反贪干警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我们局有位副局长,人称‘药壶局长’。”余光升略带苦涩地说,“这位副局长身体不太好,办案时常常把药壶带到办公室。整个办案区都是一股中药味。”
2007年,时任侦查处处长的胡斌同时牵头查办3起大案。不分昼夜连续加班十几天后,有一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突然动不了了,连从兜里拿手机呼救的力量都没有。幸亏同事推门进来发现了,及时将他背到医院急救。一查血象高达两万多,医生说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确实后怕,要不是被同事发现,估计那时候我就成彭文忠了。”胡斌自嘲地说。出了这件事以后,他也提醒自己要注意身体,但一上案件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辉,刚30出头,几年反贪工作下来,头发已经掉了大部分。院里组织体检,医生盯着单子上的各项指标,严肃地对杜辉说:“别看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跟50岁的人差不多了,必须多休息。”
杜辉告诉记者,他原先身体非常好,一天可以踢两场足球,现在颈椎、腰椎都有问题,有一次在工作时竟然晕倒了。“我们的身体素质算好的,要不根本干不了这一行。”
杨晓鸿则指着自己说:“你看,干我们这行的时间长了,脸都是环保色,发黄,人也非常瘦。”
她接着说,手里有案子,有时限,就算领导让休息,也不能休息。这就好比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手术一开始,就要干到最后,不能有半点松懈。
“案子一启动,工作不分男女,大家一起上,天天超负荷运转。”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帅勇心痛地说,全省700多名反贪干警,都在不同程度地超负荷工作。
记者李娜赵阳
35岁的罗东宁、37岁的鲍中明、39岁的龚勇、40岁彭文忠……一个个反贪斗士因连续办案、过劳猝死的检察官,让人扼腕叹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检察官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贵州、浙江、安徽等地检察院,一探反贪干警的原生态生活。
熬夜出差连轴转成为常态
一个人可以多久不睡觉?
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检察院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应杰的最高纪录是4天4夜,整整96个小时。
当案子终于取得突破,他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回家整整睡了24小时。被饿醒后,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皮,却被阳光刺得生疼。
除了熬夜,反贪检察官的另一项必修课就是出差。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胡斌曾办过一个案子,辗转8个省市,行程数万里,光在广东珠海就呆了一个半月。
他所在的反贪局有一个年轻检察官叫杜辉,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几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连轴转是常有的事。”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杨晓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审查批捕权上提之后,承办人员需要在拘留犯罪嫌疑人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突破口供、通知家属、固定证据、寻找证人等必要工作内容,时限短,任务重,压力特别大。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曾做过统计,反贪局年人均加班300多次,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干我们这行,加班加点办案是常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余光升任职近3年,感受到了反贪干警的那份艰辛。
“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余光升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十几、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需要向几十个甚至上百名证人取证。有些案件的证人可能在北京也可能在广州,为了调查取证,反贪干警们常常放弃节假日奔赴各地。跨地区跨国(境)取证、追逃、追赃,工作量增大,办案难度也明显加大。
抵御干扰需承受巨大压力
与高负荷的工作相比,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常常使反贪干警们的工作处于一种高风险之中。
贵阳市检察院曾准备选调一些中层干部充实反贪局,却没有人报名。
“大家不愿来,我很理解。”胡斌说,身体上的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面临的心理压力太大,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打击报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关系网密、保护层厚,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抵抗重重的干扰和阻力。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胜利说,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利用金钱、美色等,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办案人员。此外,查处腐败案件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个别腐败分子采用贿赂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会采取偏激、极端的手段,对办案人员实施威胁、打击报复或人身伤害,这也是反贪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办案人员常常接到电话,要么是说情的,要么是恐吓的。”王胜利说。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杜辉曾查办过自己老家某市公安经侦支队支队长的案子。有人专门打电话告诉他:“听说这个案子是你在办。你父母、兄弟可都在这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你看着办。”
张应杰算过一笔账,他每年要办5个人,20年就要办100人,这100个人每人至少有5个亲戚。县城太小了,办的案子都是熟人。“20年下来,人都得快得罪完了。”
张应杰说自己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又必须坚守这份寂寞,“我宁愿在检察机关呆一辈子。”
“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要得罪一大片。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王胜利感慨地说。
连续加班导致身体亚健康
余光升所在的反贪局有11名干警,2010年平均加班天数达到170多天。也正是这种高压力,使反贪干警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我们局有位副局长,人称‘药壶局长’。”余光升略带苦涩地说,“这位副局长身体不太好,办案时常常把药壶带到办公室。整个办案区都是一股中药味。”
2007年,时任侦查处处长的胡斌同时牵头查办3起大案。不分昼夜连续加班十几天后,有一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突然动不了了,连从兜里拿手机呼救的力量都没有。幸亏同事推门进来发现了,及时将他背到医院急救。一查血象高达两万多,医生说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确实后怕,要不是被同事发现,估计那时候我就成彭文忠了。”胡斌自嘲地说。出了这件事以后,他也提醒自己要注意身体,但一上案件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辉,刚30出头,几年反贪工作下来,头发已经掉了大部分。院里组织体检,医生盯着单子上的各项指标,严肃地对杜辉说:“别看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跟50岁的人差不多了,必须多休息。”
杜辉告诉记者,他原先身体非常好,一天可以踢两场足球,现在颈椎、腰椎都有问题,有一次在工作时竟然晕倒了。“我们的身体素质算好的,要不根本干不了这一行。”
杨晓鸿则指着自己说:“你看,干我们这行的时间长了,脸都是环保色,发黄,人也非常瘦。”
她接着说,手里有案子,有时限,就算领导让休息,也不能休息。这就好比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手术一开始,就要干到最后,不能有半点松懈。
“案子一启动,工作不分男女,大家一起上,天天超负荷运转。”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帅勇心痛地说,全省700多名反贪干警,都在不同程度地超负荷工作。
记者李娜赵阳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4-01/2946050.shtml
35岁的罗东宁、37岁的鲍中明、39岁的龚勇、40岁彭文忠……一个个反贪斗士因连续办案、过劳猝死的检察官,让人扼腕叹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检察官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贵州、浙江、安徽等地检察院,一探反贪干警的原生态生活。
熬夜出差连轴转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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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检察院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应杰的最高纪录是4天4夜,整整96个小时。
当案子终于取得突破,他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回家整整睡了24小时。被饿醒后,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皮,却被阳光刺得生疼。
除了熬夜,反贪检察官的另一项必修课就是出差。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胡斌曾办过一个案子,辗转8个省市,行程数万里,光在广东珠海就呆了一个半月。
他所在的反贪局有一个年轻检察官叫杜辉,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几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连轴转是常有的事。”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杨晓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审查批捕权上提之后,承办人员需要在拘留犯罪嫌疑人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突破口供、通知家属、固定证据、寻找证人等必要工作内容,时限短,任务重,压力特别大。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曾做过统计,反贪局年人均加班300多次,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干我们这行,加班加点办案是常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余光升任职近3年,感受到了反贪干警的那份艰辛。
“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余光升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十几、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需要向几十个甚至上百名证人取证。有些案件的证人可能在北京也可能在广州,为了调查取证,反贪干警们常常放弃节假日奔赴各地。跨地区跨国(境)取证、追逃、追赃,工作量增大,办案难度也明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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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愿来,我很理解。”胡斌说,身体上的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面临的心理压力太大,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打击报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关系网密、保护层厚,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抵抗重重的干扰和阻力。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胜利说,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利用金钱、美色等,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办案人员。此外,查处腐败案件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个别腐败分子采用贿赂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会采取偏激、极端的手段,对办案人员实施威胁、打击报复或人身伤害,这也是反贪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办案人员常常接到电话,要么是说情的,要么是恐吓的。”王胜利说。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杜辉曾查办过自己老家某市公安经侦支队支队长的案子。有人专门打电话告诉他:“听说这个案子是你在办。你父母、兄弟可都在这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你看着办。”
张应杰算过一笔账,他每年要办5个人,20年就要办100人,这100个人每人至少有5个亲戚。县城太小了,办的案子都是熟人。“20年下来,人都得快得罪完了。”
张应杰说自己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又必须坚守这份寂寞,“我宁愿在检察机关呆一辈子。”
“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要得罪一大片。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王胜利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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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升所在的反贪局有11名干警,2010年平均加班天数达到170多天。也正是这种高压力,使反贪干警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我们局有位副局长,人称‘药壶局长’。”余光升略带苦涩地说,“这位副局长身体不太好,办案时常常把药壶带到办公室。整个办案区都是一股中药味。”
2007年,时任侦查处处长的胡斌同时牵头查办3起大案。不分昼夜连续加班十几天后,有一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突然动不了了,连从兜里拿手机呼救的力量都没有。幸亏同事推门进来发现了,及时将他背到医院急救。一查血象高达两万多,医生说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确实后怕,要不是被同事发现,估计那时候我就成彭文忠了。”胡斌自嘲地说。出了这件事以后,他也提醒自己要注意身体,但一上案件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辉,刚30出头,几年反贪工作下来,头发已经掉了大部分。院里组织体检,医生盯着单子上的各项指标,严肃地对杜辉说:“别看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跟50岁的人差不多了,必须多休息。”
杜辉告诉记者,他原先身体非常好,一天可以踢两场足球,现在颈椎、腰椎都有问题,有一次在工作时竟然晕倒了。“我们的身体素质算好的,要不根本干不了这一行。”
杨晓鸿则指着自己说:“你看,干我们这行的时间长了,脸都是环保色,发黄,人也非常瘦。”
她接着说,手里有案子,有时限,就算领导让休息,也不能休息。这就好比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手术一开始,就要干到最后,不能有半点松懈。
“案子一启动,工作不分男女,大家一起上,天天超负荷运转。”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帅勇心痛地说,全省700多名反贪干警,都在不同程度地超负荷工作。
记者李娜赵阳
少打两场麻将，少喝两场酒，少收点黑钱，少洗几次澡，身体就会好的。
和贪官斗智斗勇累啊~~~~~该死的腐败份子
斗智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