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杂志:中国审查转基因水稻全球最严格

石磊

北京——主持人请观众提问的时候，情况迅速发生了不祥的转变。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台上，遗传学家张启发刚刚完成一场报告，讲述关于功能性水稻基因组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作为中国转基因(GM)水稻品种开发和实验的先行者，张启发带领许多科研人员和学生在其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武汉）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他的成就使他在中国科技界成为一名超级明星——而对于一帮反对转基因的活动者来说，他则成了头号公敌。      在张启发巧妙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一个身穿橘黄色夹克的年轻人突然跳上讲台，照着一张纸朗读起来，同时还追问张启发有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的质疑，以及科学家们是否向农民非法提供给转基因种子。张启发及主持人拒绝回答，并承诺会举办一场公共论坛以回答相关问题。紧接着，一名妇女脱口喊道，“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并指控他是在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随后，一名老者走向台前，从前排捡起一个瓷质马克杯就扔了过来，但没有打中张启发。

众矢之的 作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品种开发的先行者，张启发已经成为反转基因活动者正在加紧攻击的对象。 版权：张启发 [Larger version of this image]

     “当时情况太危险了，”遗传学者严建兵表示，他任职于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总部位于墨西哥巴丹城）并在中国进行相关工作。其他几名教授簇拥着张启发离开房间时，严建兵打电话报警。在警察赶到时，煽动分子已经离开了。

     自从2009年11月中国政府为两种转基因水稻及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以来，张启发及其他研究人员就已经陷入了愈来愈强的攻击之中。中国反转基因的抗议行为部分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支持，这些科学家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生态和健康影响。然而其中一个组织正在逐渐热情高涨，并将矛头指向了张启发这样的研究人员：这便是乌有之乡，一个松散的团体，在英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乌托邦（Utopia）。

     在过去一年年里，乌有之乡的活动人士及支持者已经破坏了几次科技会议，严和其他人怀疑这些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情况还会愈演愈烈。自诩为中国“新左派” 运动的旗手并支持民族主义情绪的乌有之乡，正在征集一封谴责转基因作物公开信的签名活动。公开信中宣称中国正在被孟山都之类的农业公司所利用，要求撤销发给转基因稻米的安全证书。乌有之乡还计划把信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3月5日召开的帮助政府次年的工作计划的年度会议。

     没有几个观察家期望乌有之乡的请愿书能左右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把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上升到一个国家级优先的高度。并且，乌有之乡的激进行为至今看来还没有对公众的舆论产生多大影响：去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黄季焜在中国几个城市发起了一项调查，61%的受访者支持转基因大米，只是比近几年稍微低了一点。但乌有之乡的行为可能会延缓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进程。张启发的团队和独立实验室花了15年的时间来测试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现在他相信可能要十年或者更久才能批准商业化种植——假设安全证书能被延长的话。

     科学家和官员们承认乌有之乡的激烈的反应让他们措手不及。“政府从来没想到公众会这么反对转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表示。根据《科学》杂志粗略的计算，在过去几个月里至少有10000篇批评转基因大米的文章——一些实质性的，很多事毫无根据的——被发表在中国各主流的博客网站之上。

     “科学文化人”（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的公开反科学化的团体）的一名学者表示，在中国科学和国家意识及权利紧密一致。他认为，通过反对转基因作物，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认为自己在勇敢地反抗腐败和特殊利益。

审慎评估？

     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投入转基因作物研究，当时有四种转基因物种被准许商业种植：棉花，矮牵牛，西红柿，甜椒。自那时起，政府的步伐变得谨慎起来，只批准了另外两种植物，转基因白杨树和木瓜。现在六种作物中只有一种——抗虫棉——是被广泛种植的。

     转基因作物的前景在2008年变得明朗起来，时值政府推出一项35亿美元的项目支持其商业化，国家领导人公开支持这种努力。2008年，温家宝总理告诉《科学》杂志， “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科学》杂志，2008年10月17日，第362页）。

     拥护者表示，几个趋势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转基因作物。在过去15年间，尽管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量急剧上升，但稻米的产量已经停滞不前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表示，化学闪电战很难阻止水稻遭受虫害。“形势正在变得更加严峻，”他说。与此同时，干旱和发展正在侵蚀着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

     转基因水稻似乎已做好准备，将开创勇敢无畏的中国转基因新世界。两种通过安全审查的转基因品种表达了一种来自苏云金杆菌（BT）蛋白的基因，这种蛋白对昆虫是有毒性的。伊朗和美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种植，但是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对此种该国最重要的粮食投入了极大的谨慎。“中国对待转基因水稻已经比任何一个国家对待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都要严格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任所长黄大昉表示。

     自从1997年张启发公开带领团队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以来，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已经检查了一切有关的数据，从环境的基因流到Bt水稻对非靶向生物的影响等方方面面。时至今日，该委员会“仍没发现转基因水稻与传统水稻两者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吴孔明表示。他和其他科学家承认没有一种技术是万无一失的，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影响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不好，”吴孔明表示。但是，这两种通过认证的Bt水稻品种“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他表示。

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他问道，“种植传统水稻需要大量的化学农药。这样就安全了？”之前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评论家拒绝这种哲学。政府给Bt水稻颁发安全许可“太快了”，清华大学（位于北京）的科学政策专家刘兵表示，他正在牵头发起一份请愿书——与乌有之乡的不同——以寻求废除证书。与乌有之乡不同，刘兵表达的语气要更为慎重。“转基因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他表示。但是，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广泛种植之后显示出其有害性，他表示，“那一切都将太晚了。没人能够避免这种风险。”

黄大昉 版权：黄大昉 [Larger version of this image]

生态风险也不应当被低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位于北京）生态学家魏伟表示。魏伟注意到Bt棉花在中国的意料之外的作用：作为靶向害虫的棉铃虫已经不再是主要威胁了，盲蝽蟓和其他的次要害虫开始令人头疼了。另外还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绿色和平组织断言中国的一些转基因水稻菌株应当被列为国外的专利，种植它们将抬高种子的成本。“这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主权造成潜在的风险，”绿色和平北京办事处的方立峰表示。      这个问题两个阵营的中国科学家都表示欢迎认真地辩论并且也会尊重对手。与此同时，乌有之乡也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刘兵 版权：刘华杰

石磊

     北京——主持人请观众提问的时候，情况迅速发生了不祥的转变。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台上，遗传学家张启发刚刚完成一场报告，讲述关于功能性水稻基因组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作为中国转基因(GM)水稻品种开发和实验的先行者，张启发带领许多科研人员和学生在其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武汉）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他的成就使他在中国科技界成为一名超级明星——而对于一帮反对转基因的活动者来说，他则成了头号公敌。

     在张启发巧妙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一个身穿橘黄色夹克的年轻人突然跳上讲台，照着一张纸朗读起来，同时还追问张启发有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的质疑，以及科学家们是否向农民非法提供给转基因种子。张启发及主持人拒绝回答，并承诺会举办一场公共论坛以回答相关问题。紧接着，一名妇女脱口喊道，“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并指控他是在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随后，一名老者走向台前，从前排捡起一个瓷质马克杯就扔了过来，但没有打中张启发。

众矢之的 作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品种开发的先行者，张启发已经成为反转基因活动者正在加紧攻击的对象。

版权：张启发

     “当时情况太危险了，”遗传学者严建兵表示，他任职于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总部位于墨西哥巴丹城）并在中国进行相关工作。其他几名教授簇拥着张启发离开房间时，严建兵打电话报警。在警察赶到时，煽动分子已经离开了。

     自从2009年11月中国政府为两种转基因水稻及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以来，张启发及其他研究人员就已经陷入了愈来愈强的攻击之中。中国反转基因的抗议行为部分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支持，这些科学家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生态和健康影响。然而其中一个组织正在逐渐热情高涨，并将矛头指向了张启发这样的研究人员：这便是乌有之乡，一个松散的团体，在英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乌托邦（Utopia）。

     在过去一年年里，乌有之乡的活动人士及支持者已经破坏了几次科技会议，严和其他人怀疑这些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情况还会愈演愈烈。自诩为中国“新左派” 运动的旗手并支持民族主义情绪的乌有之乡，正在征集一封谴责转基因作物公开信的签名活动。公开信中宣称中国正在被孟山都之类的农业公司所利用，要求撤销发给转基因稻米的安全证书。乌有之乡还计划把信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3月5日召开的帮助政府次年的工作计划的年度会议。

     没有几个观察家期望乌有之乡的请愿书能左右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把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上升到一个国家级优先的高度。并且，乌有之乡的激进行为至今看来还没有对公众的舆论产生多大影响：去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黄季焜在中国几个城市发起了一项调查，61%的受访者支持转基因大米，只是比近几年稍微低了一点。但乌有之乡的行为可能会延缓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进程。张启发的团队和独立实验室花了15年的时间来测试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现在他相信可能要十年或者更久才能批准商业化种植——假设安全证书能被延长的话。

     科学家和官员们承认乌有之乡的激烈的反应让他们措手不及。“政府从来没想到公众会这么反对转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表示。根据《科学》杂志粗略的计算，在过去几个月里至少有10000篇批评转基因大米的文章——一些实质性的，很多事毫无根据的——被发表在中国各主流的博客网站之上。

     “科学文化人”（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的公开反科学化的团体）的一名学者表示，在中国科学和国家意识及权利紧密一致。他认为，通过反对转基因作物，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认为自己在勇敢地反抗腐败和特殊利益。

审慎评估？

     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投入转基因作物研究，当时有四种转基因物种被准许商业种植：棉花，矮牵牛，西红柿，甜椒。自那时起，政府的步伐变得谨慎起来，只批准了另外两种植物，转基因白杨树和木瓜。现在六种作物中只有一种——抗虫棉——是被广泛种植的。

     转基因作物的前景在2008年变得明朗起来，时值政府推出一项35亿美元的项目支持其商业化，国家领导人公开支持这种努力。2008年，温家宝总理告诉《科学》杂志， “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科学》杂志，2008年10月17日，第362页）。

     拥护者表示，几个趋势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转基因作物。在过去15年间，尽管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量急剧上升，但稻米的产量已经停滞不前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表示，化学闪电战很难阻止水稻遭受虫害。“形势正在变得更加严峻，”他说。与此同时，干旱和发展正在侵蚀着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

     转基因水稻似乎已做好准备，将开创勇敢无畏的中国转基因新世界。两种通过安全审查的转基因品种表达了一种来自苏云金杆菌（BT）蛋白的基因，这种蛋白对昆虫是有毒性的。伊朗和美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种植，但是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对此种该国最重要的粮食投入了极大的谨慎。“中国对待转基因水稻已经比任何一个国家对待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都要严格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任所长黄大昉表示。

     自从1997年张启发公开带领团队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以来，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已经检查了一切有关的数据，从环境的基因流到Bt水稻对非靶向生物的影响等方方面面。时至今日，该委员会“仍没发现转基因水稻与传统水稻两者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吴孔明表示。他和其他科学家承认没有一种技术是万无一失的，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影响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不好，”吴孔明表示。但是，这两种通过认证的Bt水稻品种“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他表示。

     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他问道，“种植传统水稻需要大量的化学农药。这样就安全了？”之前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评论家拒绝这种哲学。政府给Bt水稻颁发安全许可“太快了”，清华大学（位于北京）的科学政策专家刘兵表示，他正在牵头发起一份请愿书——与乌有之乡的不同——以寻求废除证书。与乌有之乡不同，刘兵表达的语气要更为慎重。“转基因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他表示。但是，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广泛种植之后显示出其有害性，他表示，“那一切都将太晚了。没人能够避免这种风险。”

版权：黄大昉

     生态风险也不应当被低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位于北京）生态学家魏伟表示。魏伟注意到Bt棉花在中国的意料之外的作用：作为靶向害虫的棉铃虫已经不再是主要威胁了，盲蝽蟓和其他的次要害虫开始令人头疼了。另外还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绿色和平组织断言中国的一些转基因水稻菌株应当被列为国外的专利，种植它们将抬高种子的成本。“这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主权造成潜在的风险，”绿色和平北京办事处的方立峰表示。

     这个问题两个阵营的中国科学家都表示欢迎认真地辩论并且也会尊重对手。与此同时，乌有之乡也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刘兵

版权：刘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