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和平崛起-北京如何化解周邊 ...

和平崛起-北京如何化解周邊敵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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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震海（香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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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帶偏見地看，最近半年，尤其是臺灣大選之後，北京面臨的整體國際環境明顯惡化。以臺灣、美國爲圓心，日本、俄羅斯和東南亞爲圓周，近幾個月北京面臨的周邊氣氛，猶如四月的天氣或充滿怨恨的新娘的臉蛋，一霎間佈滿烏雲。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幾個月前所謂“中美關係是建交32年來最好的時期”的話語，經五二○後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的上的翻雲覆雨而成爲一場滑稽的記憶。日本與中國在東海大陸架能源問題上的爭執，俄羅斯“安大線”的夭折，以及來自南海疆域的種種警示信號，均向人們作出某種提示。

　　與此同時，北京最近正式提出“富國強兵”的口號，並以“能戰方能言和”作爲其邏輯注腳。東山和福建沿海等地的演習，則似乎從一個側面強化了這一氣氛。

　　今年年初，筆者曾談論過北京“戰略新思維”迫在眉睫一事，文中預言，今年北京面臨三件與其戰略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即∶朝鮮核問題、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三件大事，每一件都發生在中國的家門口乃至家門內，每一件都如已開始倒計時的定時炸彈，刻不容緩。

　　半年多過去了，現在看來，真正困難的是臺灣問題∶不管過去十年北京對台政策有多少失誤，事到如今，北京再多的善意或“新思維”都已無濟於事，對外爲陳水扁所置若罔聞，對內則難以爲各種強硬派別和利益團體所接受。

　　也正是在臺灣問題的背景下，北京的軍事強硬路線逐漸鮮明；而這一路線被放到中國整體國策框架下，就有了以強大國防保衛經濟建設成果的迫切感。

切忌僅從臺灣問題出發

　　但北京需要非常清醒認識的一點是∶臺灣問題只是中國作爲大國的一個比較主要的方面。中國的整體國策，尤其是處理經濟和國防的關係，切忌僅從臺灣問題出發，而應綜合考慮中國的長遠利益。

　　換言之，中國的綜合國力發展至今，“和平崛起”之路已經展開，其實面臨一個任何大國崛起過程中難免的浮躁和自我膨脹情緒；而這種情緒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爲阻止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嚴格說來，北京最近面臨的的國際形勢惡化，只是中國近年逐漸險惡的周邊環境的一個縮影。無論在東北亞還是東南亞，抑或在中亞和南亞，從朝鮮核危機到南海海域爭端，從台海危機到日益緊密的美日軍事聯盟，從美軍尖刀直插後背的阿富汗到印巴潛在的核風險，中國面臨的都是一團團正在炙熱滾動的岩漿。

　　究其原因，每一個潛在衝突點都有其直接契機和心理土壤，但從大框架上看無疑都與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增長有關，而且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而由於台海危機而導致的戰爭風險，客觀上加劇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恐懼。

　　同時不可否認，中國近年從民間到政府的自我膨脹情緒，客觀上成爲這一緊張因素的催化劑。“大國外交”、“和平崛起”、“富國強兵”、“能戰方能言和”等一系列口號和策略，在一個不恰當的時空環境裏，將原本極富正面意義的事物推至極端，從而産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要經歷少則三四十年，多則五六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之路才剛剛邁出了第一步，整個本世紀上半葉都將伴隨中國的崛起過程。因此，北京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敵意，從而爲今後幾十年的崛起鋪墊一個平穩的基礎。


化解周邊敵意的三個關鍵


　　在這方面，北京須要把握住三個關鍵∶一、正確評估國際形勢，尤其是周邊環境及其敵意程度對中國的影響；二、正確把握臺灣問題的“度”及其在中國長遠發展中的位置；三、正確把握“安全優先論”的尺度，及其對“中國威脅論”的副作用。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互動活躍，敵我難分。由於國際格局處於急劇重組過程中，因此各種勢力（尤其是潛在敵對方）無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覺，但又注重接觸，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動中視對方政策取向來調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誤判幾率極高，決策者每每將互動中的臨界行爲視作實質策略，並制定相應的強硬措施，由此導致惡性循環。

　　這一特點適用於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關係，也適用於中國處理東南亞問題和臺灣問題。而北京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動中準確評估形勢，恰當發放信號，從而使對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當然，臺灣問題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死結。但臺灣問題除了可以運用上述思維外，同時還極須注意的是，中國的未來發展有其更爲長遠的利益，臺灣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麻煩，但絕非決定性的障礙；切不可僅從臺灣問題的角度來審視乃至確定國家長遠策略。

　　與此有關，北京也須十分謹慎處理所謂的“安全優先論”或“富國強兵”策略。當然，任何一國的綜合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面臨“經濟優先還是安全優先”的兩難命題，但國力強大只是一般情況下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若由此而導致周邊敵意聚集（目前已有此趨勢），那麽一個軍力強大的中國可能是一個更不安全的中國（更不要說由此給經濟發展帶來的代價）。

　　因此，雖然鄧小平20年前的“韜光養晦”策略已有適應新形勢的必要，但在相當長的階段裏，中國還是應選擇“相對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彌周邊敵意的基礎上，以先進但絕非超一流的軍力，安享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國內自由。

　　在這方面，近年彌漫在大陸的輕外交、重軍事的思潮，有必要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視。

·作者爲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P>和平崛起-北京如何化解周邊敵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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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震海（香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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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帶偏見地看，最近半年，尤其是臺灣大選之後，北京面臨的整體國際環境明顯惡化。以臺灣、美國爲圓心，日本、俄羅斯和東南亞爲圓周，近幾個月北京面臨的周邊氣氛，猶如四月的天氣或充滿怨恨的新娘的臉蛋，一霎間佈滿烏雲。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幾個月前所謂“中美關係是建交32年來最好的時期”的話語，經五二○後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的上的翻雲覆雨而成爲一場滑稽的記憶。日本與中國在東海大陸架能源問題上的爭執，俄羅斯“安大線”的夭折，以及來自南海疆域的種種警示信號，均向人們作出某種提示。

　　與此同時，北京最近正式提出“富國強兵”的口號，並以“能戰方能言和”作爲其邏輯注腳。東山和福建沿海等地的演習，則似乎從一個側面強化了這一氣氛。

　　今年年初，筆者曾談論過北京“戰略新思維”迫在眉睫一事，文中預言，今年北京面臨三件與其戰略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即∶朝鮮核問題、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三件大事，每一件都發生在中國的家門口乃至家門內，每一件都如已開始倒計時的定時炸彈，刻不容緩。

　　半年多過去了，現在看來，真正困難的是臺灣問題∶不管過去十年北京對台政策有多少失誤，事到如今，北京再多的善意或“新思維”都已無濟於事，對外爲陳水扁所置若罔聞，對內則難以爲各種強硬派別和利益團體所接受。

　　也正是在臺灣問題的背景下，北京的軍事強硬路線逐漸鮮明；而這一路線被放到中國整體國策框架下，就有了以強大國防保衛經濟建設成果的迫切感。

切忌僅從臺灣問題出發

　　但北京需要非常清醒認識的一點是∶臺灣問題只是中國作爲大國的一個比較主要的方面。中國的整體國策，尤其是處理經濟和國防的關係，切忌僅從臺灣問題出發，而應綜合考慮中國的長遠利益。

　　換言之，中國的綜合國力發展至今，“和平崛起”之路已經展開，其實面臨一個任何大國崛起過程中難免的浮躁和自我膨脹情緒；而這種情緒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爲阻止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嚴格說來，北京最近面臨的的國際形勢惡化，只是中國近年逐漸險惡的周邊環境的一個縮影。無論在東北亞還是東南亞，抑或在中亞和南亞，從朝鮮核危機到南海海域爭端，從台海危機到日益緊密的美日軍事聯盟，從美軍尖刀直插後背的阿富汗到印巴潛在的核風險，中國面臨的都是一團團正在炙熱滾動的岩漿。

　　究其原因，每一個潛在衝突點都有其直接契機和心理土壤，但從大框架上看無疑都與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增長有關，而且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而由於台海危機而導致的戰爭風險，客觀上加劇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恐懼。

　　同時不可否認，中國近年從民間到政府的自我膨脹情緒，客觀上成爲這一緊張因素的催化劑。“大國外交”、“和平崛起”、“富國強兵”、“能戰方能言和”等一系列口號和策略，在一個不恰當的時空環境裏，將原本極富正面意義的事物推至極端，從而産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要經歷少則三四十年，多則五六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之路才剛剛邁出了第一步，整個本世紀上半葉都將伴隨中國的崛起過程。因此，北京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敵意，從而爲今後幾十年的崛起鋪墊一個平穩的基礎。


化解周邊敵意的三個關鍵


　　在這方面，北京須要把握住三個關鍵∶一、正確評估國際形勢，尤其是周邊環境及其敵意程度對中國的影響；二、正確把握臺灣問題的“度”及其在中國長遠發展中的位置；三、正確把握“安全優先論”的尺度，及其對“中國威脅論”的副作用。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互動活躍，敵我難分。由於國際格局處於急劇重組過程中，因此各種勢力（尤其是潛在敵對方）無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覺，但又注重接觸，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動中視對方政策取向來調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誤判幾率極高，決策者每每將互動中的臨界行爲視作實質策略，並制定相應的強硬措施，由此導致惡性循環。

　　這一特點適用於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關係，也適用於中國處理東南亞問題和臺灣問題。而北京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動中準確評估形勢，恰當發放信號，從而使對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當然，臺灣問題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死結。但臺灣問題除了可以運用上述思維外，同時還極須注意的是，中國的未來發展有其更爲長遠的利益，臺灣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麻煩，但絕非決定性的障礙；切不可僅從臺灣問題的角度來審視乃至確定國家長遠策略。

　　與此有關，北京也須十分謹慎處理所謂的“安全優先論”或“富國強兵”策略。當然，任何一國的綜合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面臨“經濟優先還是安全優先”的兩難命題，但國力強大只是一般情況下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若由此而導致周邊敵意聚集（目前已有此趨勢），那麽一個軍力強大的中國可能是一個更不安全的中國（更不要說由此給經濟發展帶來的代價）。

　　因此，雖然鄧小平20年前的“韜光養晦”策略已有適應新形勢的必要，但在相當長的階段裏，中國還是應選擇“相對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彌周邊敵意的基礎上，以先進但絕非超一流的軍力，安享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國內自由。

　　在這方面，近年彌漫在大陸的輕外交、重軍事的思潮，有必要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視。

·作者爲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