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辩证法与战略思维[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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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辩证法，是研究与运用构成军事运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及转化规律的科学，是军事学术各门类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军事辩证法的本质是军事实践上升的哲学观念，是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它通过军事活动主体的思维作用于军事实践，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智力与心理素质。
(-)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与技术革命时代，哲学的进步常常是其他科学认识进步的先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哲学上的积极成果都曾有力地推动过军事理论的发展。而各个时代的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认识战争规律，寻求指导战争的方法，也都力图求助于当时哲学上的成就作为认识探索的工具。哲学思想指导了战争，战争又丰富了哲学内容。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军事著作，不仅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哲学性质，甚至是所处时代哲学的精彩部分。中国古代的《孙子》和《老子》等兵书，都兼有军事和哲学上的双重成就。在外国，古希腊的哲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对西方军事思想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戴高乐说过："根本没有任何名将对人类思想传统毫无兴趣，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18世纪的普鲁士，曾经是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只是在哲学方面显露出一些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气息。黑格尔的思辩哲学、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新兴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克劳塞维茨等一批军事思想家。

　　在人类全部实践领域中，军事斗争是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式，人类的智能与体能活动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战争实践是孕育哲学产生的最早源头之一。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军事哲学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之根太远，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中国的历代兵家思想较之其他思想流派，更多地保持着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人们只能在客观世界提供的条件下去了解战争，只能从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去认识战争的普遍规律，只能通过战争的偶然性去把握战争的必然性。而每一个时代战争学说所达到的高度，虽然只具有认识的相对性，却是认识长河中的一个阶梯和环节，包含着认识前进的绝对内容。
(二)
军事运动形式的转化过程，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在军事斗争中，由于始终处在敌对双方的斗争和力量消长的现实中，因此对立统一与转化和质量互变规律的表现形态比较直观。而辩证否定规律以及军事规律的完整表达，则属于深层次的，往往以军事上的特定范畴和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恰是最为重要的。例如军事革命，就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我们之所以称为军事革命而不叫军事技术革命，是因为从总体上讲不存在单纯的军事技术革命，它总是涉及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和作战方法的一系列变革。军事思想本身也是在不断辩证否定中前进的。军事艺术不是出土文物，越古老越好，而是需要创新。由于战争原则无法在战前进行真正的试验，因而战争指导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经验，但尊重历史不等于重复历史，尊重经验不等于照搬经验。军事上最忌讳的是按照上一次战争的模式准备下一次战争。特别是现在，战争指导必须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在古代社会，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军事变革还是很缓慢的，往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出现人类社会环境上的实质改变。在那个时代中，主要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和作战行动样式，也相应地只有缓慢变化。战争指导者可以逐渐使其思想与技术环境适应。因此，可以根据上一次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一下战争所可以使用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观念。现代则不同了。本世纪初更新一代军事装备要用30至40年时间，但最近10至15年内，像导弹、飞机、坦克、电子战装备等就已经更新了两代以上。军事理论虽然比其他军事知识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据国外专家论证，军事理论经过8至10年就要有根本性补充，而军事实用知识经过5至7年就要更新。这样就不能不引起军事上其他方面的变革。

　　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任何物质的运动形式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事物的规律正是在这种运动形式转变中得以完整表达的。构成战争的诸因素也是这样。当一项新的军事技术产生，使军队装备发生变化，接着便引起战术的变革，然后又会引起部队编组形式、指挥原则等一系列形态变化，到这时，属于这一方面的军事规律才算是得到完整的表达。单单了解某一环节的变化，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规律性的认识。

　　运动形式的转化过程，也就是辩证否定的过程。军事领域中的辩证否定，包括完善、改进、变革和重建，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战争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及战争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而发展，从一种军事结构和战争形态发展到另一种更高级的军事结构和战争形态。比如，坦克出现以后，先是适应原有的军事组织形式，作为步兵的配属单位分散使用。后来坦克兵发展为独立兵种，迫使军事组织服从新的技术兵器。接着又出现了步兵与坦克行动无法达到齐一性的矛盾，从而促使装甲步兵的诞生。它既是对传统步兵的否定，又是对步兵的保留和发展。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不断改进和加强，从而使技术兵器逐步向下配属，合同战术向下延伸。炮兵、坦克、直升机由配属、转隶、支援武器逐渐变成队属武器，部队独立遂行任务能力增强，攻防纵深扩大，相应地要求增大侦察、通信和各种保障能力。上述种种，反映到军事学术上，出现了"大纵深作战"、"空地一体作战"、"海地空天一体作战"等战争理论。它们共同的物质基础是宇航和空中突击能力、远程火力(包括联合攻击弹药)的突击能力、联合后勤保障能力、远距离投送能力、信息作战能力、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倍增器"的C41系统。这样，从武器到编组到军事学术的变革，走完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旧质被新质所代替，渐进发展到飞跃，从而使军事规律得到完整的表达。

　　由于战争不能用其他实验方法所替代，这就要求变革必须保持与传统经验的适当联系。战争手段、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以及新的军事理论与原则的提出，要始终围绕着提高作战能力、达成战争目的这个轴心向前发展。违背这个规律的做法，以及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
在战争中，如何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这是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战争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客观过程。战争认识是战争实际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只能是战争的实践，而不是任何主观先验的"原则。

　　战争中的主观指导要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反映战争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毛泽东指出的： "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战争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构成战争的全部因素--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战争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盖然性的，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作战行动中，表现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尖锐斗争，以及对战争(战场)主动权的反复争夺。其结果决定着作战态势和战争结局。在敌对双方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生着力量对比的量变与质变，发生着战争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的转变，从而实现着整个战争形势的质的飞跃。

　　军事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能动的反映战争规律的实践活动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计划作战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实施作战是认识的第二过程。军事行动的企图是预期的，但军事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敌对双方的作战企图至少有一方落空，甚至双方的企图都不能实现。从本世纪的一些重要战略计划看，没有一个是完全按原计划预想实现的。战役战斗计划更是如此，部分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因此，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与第一个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作战发起后，必须不断依据新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这是作战中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战争的指导规律。
(四)
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目标与军事手段之间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也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因素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集中体现。历史上每一个高明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实践，都闪现着辩证思维的光辉，反映着时代的思想成果。

　　人类最早萌发的系统工程观念，是应用在战争谋划方面的。公元前4世纪，越王勾践采纳大夫文种提出的破吴灭敌"九术"，即："1．尊天事鬼，以求其福；2．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3．贵籴粟缟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4．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5．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6．遗之瘐臣，使之易伐；7．疆其谏臣，使之自杀；8．君王国富而备利器；9。利甲兵而承其弊。"这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计划，可以说是开总体战略之先河。公元前2跖年刘邦采纳萧何的战略建议："王汉中，养其民，收用巴蜀，以致贤人，还定三秦，天下可图。"公元207年，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计划要点是："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两个战略计划虽然简约，但包含了战略企图、战略布势、决战方向和时机等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宝贵遗产。

　　军事战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正确地规定战略行动方向，但决不仅止于此。军事家为战争所作的努力还包括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思考开战决心，以及筹划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条件结束战争。军事战略与军事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越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越是需要运用策略达到战略目的。本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从性质上讲是非正义的。日本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关键在其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

　　日本运用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六项谋略计划，都获成功。其一是开展国际外交活动，建立日英同盟并争取美、德等国的暗中支持；其二是拨出相当政府年度支出十分之一的巨款，派出间谍，暗中支持俄国反对派活动，牵制俄军东调；其三是派出特使游说美国总统出面调停，以免战争旷日持久；其四是军事准备及陆海军协调行动；其五是派出"特殊任务班"，袭扰俄军后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即在欧美发行公债，筹集军费，同时切断俄国的资金来源。从经济角度分析日俄战争，其战局深受国际金融的投向所左右。这股金融势力原是通过俄国经营东方以获取利益，在日俄战争中却转而支持日本，使日本筹集到高达15亿日元的经费(相当于当时日本三十七年半的国家预算总额)，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从劣势转化为优势的重要物质基础。

　　毛泽东站在更高的军事哲学角度，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其他因素，分析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关系；战争特点与军事战略的关系；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等等。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方向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作战的不规则、无定向；实行战略转变，即依据敌我力量对比变化而转换主要作战形式；慎重初战；创造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著名军事原则。从而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五)
整个军事领域都是辩证规律的活跃天地。而作战指挥则是辩证思维的最活跃、最精彩的场所。具有透视与把握战争发展的能力，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能够抓住战机，从而显示优秀指挥员的才华、机智、魄力和名将风度的，主要体现在指挥员作出的那些带有决定意义的作战决心上。

　　指挥决心是对多种选择的否定，又是指挥思维的最后环节。指挥决心是选择的结果，也是选择的丧失。选择包含着创造。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许多作战的胜利，是运用"反逻辑"、"变例方法"等，达到出奇制胜的。

　　战争是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作用于战场。指挥决心往往是在敌情不完全明了和许多不确定因素条件下作出的。战争情况瞬息万变，要求快速决策；而面对不确定因素，又必须慎重决策。及早定下决心，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长时间准备也有丧失速度与突然性的危险。所以有时及时下达比较实际的决心，比明天下达更完善的决心也许更有效。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军事原则，并不排除指挥决心中的风险成分。完全明了敌情的指挥决心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一时明了，但在我变敌变的动势中，也难以做到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又如，集中兵力、形成攻击重点，本身就有风险的一面，即放弃其他方面的兵力优势。不看到潜藏的危险，则孕育着失着；不敢冒一点风险，则会坐视成功机会的丧失。主要方向的成功，有赖于非主要方向的不败，否则会影响全局。在集中优势兵力问题上，过多地集中兵力也包含非科学成分。结构工程科学认为，过大的安全系数是浪费的。用在战争上，过于密集的兵力部署，会增大伤亡，至少加重后勤的负担。而兵力过少，又不敷应用。掌握适度，才是军事辩证法的体现。

　　在现代战争中，用旧的指挥方法和传统的设备，是不能解决指挥中信息量大大增加而又要求决策的时间大为缩短这个矛盾的。必须运用现代化的指挥手段，大力发展自动化指挥系统。同时也要看到，自动化指挥系统只能为指挥决心提供咨询和某些依据，它并不是决心的本身。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指挥员的创造思维、军事计谋和勇敢坚毅的品格。
(六)
新技术革命与新的世界格局，给军事斗争带来新的变革，出现了若干新的战争形态。诸如核背景下的常规战，分别较量的整体战，非直接冲突的军备战，以及低强度、高技术战争，等等。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发生了矛盾，即在对方保有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情况下，首先使用的一方，能够消灭敌人，但不能保存自己。于是核军备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不使用的使用"，即以其能够使用达到威慑，用威慑达到不使用。总之，客观现实大大充实了军事辩证法已有的范畴和概念。现代作战环境和作战手段，几乎强制地迫使我们按照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去解决军事指导问题。因此，应当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现代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成果，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纳入军事辩证法的科学领域，以解决时代面临的军事新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新范畴。只有如此，军事辩证法才能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如何处理经济与军备的相互关系，是和平时期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保持适度的军备，不仅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可对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产生促进作用。当然，如果军备发展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同样会丧失国家安全。正确处理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现代建军的重大抉择。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数量并没有丧失它的军事意义。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则无从谈起。在作战中建立兵力兵器的对敌优势，仍然是基本的作战原则。但是，军队的数、质量关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必须注意军队质量对作战胜负的重大影响。在某些战场条件下，靠数量优势已经难以弥补质量的劣势。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手段去解决。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相互制约的关系更为复杂，更新的速度空前加快。在军事装备研制上，向来存在着需求与可能的矛盾。由使用者论证，往往偏重于作战要求，而忽略科技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由生产者论证，则又往往偏重于现成的技术水平，缺乏作战需求的动力，因此两者必须紧密结合。但关键是科研部门必须了解作战要求。现代装备的费用比过去装备要高得多。据统计，在一些发达国家，武器装备费用的典型分布是，论证费占3％；研制费占12％；生产费占35％；训练与维修费占50％。一项主战装备配发部队后，也必须有与之相关的配套装备，训练、维修等工作要跟上去，新装备才能形成战斗力。

　　总之，军队现代化要求采用最科学的方法论，最合理的编组形式和管理方法，最佳效费比的装备建设方案。这些都是军事辩证法的新课题。军事辩证思想越深刻，越能反映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军事辩证法为实践提供的指导越多，就越具生命力。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军事斗争已经或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军事哲学必须给这种变革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要解决军事辩证法距离战争实践特别是指挥科学过远的问题，就必须克服繁琐的纯理论推导，重视从实践中发掘军事辩证法新的范畴及其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军事思想成果，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应当有其在军事理论上的表现。http://www.tiexu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ID=10083
军事辩证法，是研究与运用构成军事运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及转化规律的科学，是军事学术各门类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军事辩证法的本质是军事实践上升的哲学观念，是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它通过军事活动主体的思维作用于军事实践，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智力与心理素质。
(-)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与技术革命时代，哲学的进步常常是其他科学认识进步的先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哲学上的积极成果都曾有力地推动过军事理论的发展。而各个时代的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认识战争规律，寻求指导战争的方法，也都力图求助于当时哲学上的成就作为认识探索的工具。哲学思想指导了战争，战争又丰富了哲学内容。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军事著作，不仅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哲学性质，甚至是所处时代哲学的精彩部分。中国古代的《孙子》和《老子》等兵书，都兼有军事和哲学上的双重成就。在外国，古希腊的哲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对西方军事思想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戴高乐说过："根本没有任何名将对人类思想传统毫无兴趣，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18世纪的普鲁士，曾经是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只是在哲学方面显露出一些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气息。黑格尔的思辩哲学、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新兴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克劳塞维茨等一批军事思想家。

　　在人类全部实践领域中，军事斗争是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式，人类的智能与体能活动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战争实践是孕育哲学产生的最早源头之一。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军事哲学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之根太远，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中国的历代兵家思想较之其他思想流派，更多地保持着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人们只能在客观世界提供的条件下去了解战争，只能从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去认识战争的普遍规律，只能通过战争的偶然性去把握战争的必然性。而每一个时代战争学说所达到的高度，虽然只具有认识的相对性，却是认识长河中的一个阶梯和环节，包含着认识前进的绝对内容。
(二)
军事运动形式的转化过程，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在军事斗争中，由于始终处在敌对双方的斗争和力量消长的现实中，因此对立统一与转化和质量互变规律的表现形态比较直观。而辩证否定规律以及军事规律的完整表达，则属于深层次的，往往以军事上的特定范畴和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恰是最为重要的。例如军事革命，就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我们之所以称为军事革命而不叫军事技术革命，是因为从总体上讲不存在单纯的军事技术革命，它总是涉及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和作战方法的一系列变革。军事思想本身也是在不断辩证否定中前进的。军事艺术不是出土文物，越古老越好，而是需要创新。由于战争原则无法在战前进行真正的试验，因而战争指导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经验，但尊重历史不等于重复历史，尊重经验不等于照搬经验。军事上最忌讳的是按照上一次战争的模式准备下一次战争。特别是现在，战争指导必须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在古代社会，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军事变革还是很缓慢的，往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出现人类社会环境上的实质改变。在那个时代中，主要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和作战行动样式，也相应地只有缓慢变化。战争指导者可以逐渐使其思想与技术环境适应。因此，可以根据上一次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一下战争所可以使用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观念。现代则不同了。本世纪初更新一代军事装备要用30至40年时间，但最近10至15年内，像导弹、飞机、坦克、电子战装备等就已经更新了两代以上。军事理论虽然比其他军事知识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据国外专家论证，军事理论经过8至10年就要有根本性补充，而军事实用知识经过5至7年就要更新。这样就不能不引起军事上其他方面的变革。

　　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任何物质的运动形式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事物的规律正是在这种运动形式转变中得以完整表达的。构成战争的诸因素也是这样。当一项新的军事技术产生，使军队装备发生变化，接着便引起战术的变革，然后又会引起部队编组形式、指挥原则等一系列形态变化，到这时，属于这一方面的军事规律才算是得到完整的表达。单单了解某一环节的变化，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规律性的认识。

　　运动形式的转化过程，也就是辩证否定的过程。军事领域中的辩证否定，包括完善、改进、变革和重建，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战争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及战争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而发展，从一种军事结构和战争形态发展到另一种更高级的军事结构和战争形态。比如，坦克出现以后，先是适应原有的军事组织形式，作为步兵的配属单位分散使用。后来坦克兵发展为独立兵种，迫使军事组织服从新的技术兵器。接着又出现了步兵与坦克行动无法达到齐一性的矛盾，从而促使装甲步兵的诞生。它既是对传统步兵的否定，又是对步兵的保留和发展。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不断改进和加强，从而使技术兵器逐步向下配属，合同战术向下延伸。炮兵、坦克、直升机由配属、转隶、支援武器逐渐变成队属武器，部队独立遂行任务能力增强，攻防纵深扩大，相应地要求增大侦察、通信和各种保障能力。上述种种，反映到军事学术上，出现了"大纵深作战"、"空地一体作战"、"海地空天一体作战"等战争理论。它们共同的物质基础是宇航和空中突击能力、远程火力(包括联合攻击弹药)的突击能力、联合后勤保障能力、远距离投送能力、信息作战能力、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倍增器"的C41系统。这样，从武器到编组到军事学术的变革，走完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旧质被新质所代替，渐进发展到飞跃，从而使军事规律得到完整的表达。

　　由于战争不能用其他实验方法所替代，这就要求变革必须保持与传统经验的适当联系。战争手段、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以及新的军事理论与原则的提出，要始终围绕着提高作战能力、达成战争目的这个轴心向前发展。违背这个规律的做法，以及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
在战争中，如何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这是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战争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客观过程。战争认识是战争实际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只能是战争的实践，而不是任何主观先验的"原则。

　　战争中的主观指导要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反映战争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毛泽东指出的： "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战争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构成战争的全部因素--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战争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盖然性的，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作战行动中，表现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尖锐斗争，以及对战争(战场)主动权的反复争夺。其结果决定着作战态势和战争结局。在敌对双方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生着力量对比的量变与质变，发生着战争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的转变，从而实现着整个战争形势的质的飞跃。

　　军事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能动的反映战争规律的实践活动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计划作战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实施作战是认识的第二过程。军事行动的企图是预期的，但军事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敌对双方的作战企图至少有一方落空，甚至双方的企图都不能实现。从本世纪的一些重要战略计划看，没有一个是完全按原计划预想实现的。战役战斗计划更是如此，部分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因此，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与第一个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作战发起后，必须不断依据新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这是作战中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战争的指导规律。
(四)
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目标与军事手段之间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也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因素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集中体现。历史上每一个高明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实践，都闪现着辩证思维的光辉，反映着时代的思想成果。

　　人类最早萌发的系统工程观念，是应用在战争谋划方面的。公元前4世纪，越王勾践采纳大夫文种提出的破吴灭敌"九术"，即："1．尊天事鬼，以求其福；2．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3．贵籴粟缟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4．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5．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6．遗之瘐臣，使之易伐；7．疆其谏臣，使之自杀；8．君王国富而备利器；9。利甲兵而承其弊。"这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计划，可以说是开总体战略之先河。公元前2跖年刘邦采纳萧何的战略建议："王汉中，养其民，收用巴蜀，以致贤人，还定三秦，天下可图。"公元207年，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计划要点是："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两个战略计划虽然简约，但包含了战略企图、战略布势、决战方向和时机等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宝贵遗产。

　　军事战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正确地规定战略行动方向，但决不仅止于此。军事家为战争所作的努力还包括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思考开战决心，以及筹划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条件结束战争。军事战略与军事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越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越是需要运用策略达到战略目的。本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从性质上讲是非正义的。日本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关键在其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

　　日本运用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六项谋略计划，都获成功。其一是开展国际外交活动，建立日英同盟并争取美、德等国的暗中支持；其二是拨出相当政府年度支出十分之一的巨款，派出间谍，暗中支持俄国反对派活动，牵制俄军东调；其三是派出特使游说美国总统出面调停，以免战争旷日持久；其四是军事准备及陆海军协调行动；其五是派出"特殊任务班"，袭扰俄军后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即在欧美发行公债，筹集军费，同时切断俄国的资金来源。从经济角度分析日俄战争，其战局深受国际金融的投向所左右。这股金融势力原是通过俄国经营东方以获取利益，在日俄战争中却转而支持日本，使日本筹集到高达15亿日元的经费(相当于当时日本三十七年半的国家预算总额)，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从劣势转化为优势的重要物质基础。

　　毛泽东站在更高的军事哲学角度，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其他因素，分析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关系；战争特点与军事战略的关系；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等等。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方向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作战的不规则、无定向；实行战略转变，即依据敌我力量对比变化而转换主要作战形式；慎重初战；创造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著名军事原则。从而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五)
整个军事领域都是辩证规律的活跃天地。而作战指挥则是辩证思维的最活跃、最精彩的场所。具有透视与把握战争发展的能力，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能够抓住战机，从而显示优秀指挥员的才华、机智、魄力和名将风度的，主要体现在指挥员作出的那些带有决定意义的作战决心上。

　　指挥决心是对多种选择的否定，又是指挥思维的最后环节。指挥决心是选择的结果，也是选择的丧失。选择包含着创造。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许多作战的胜利，是运用"反逻辑"、"变例方法"等，达到出奇制胜的。

　　战争是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作用于战场。指挥决心往往是在敌情不完全明了和许多不确定因素条件下作出的。战争情况瞬息万变，要求快速决策；而面对不确定因素，又必须慎重决策。及早定下决心，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长时间准备也有丧失速度与突然性的危险。所以有时及时下达比较实际的决心，比明天下达更完善的决心也许更有效。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军事原则，并不排除指挥决心中的风险成分。完全明了敌情的指挥决心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一时明了，但在我变敌变的动势中，也难以做到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又如，集中兵力、形成攻击重点，本身就有风险的一面，即放弃其他方面的兵力优势。不看到潜藏的危险，则孕育着失着；不敢冒一点风险，则会坐视成功机会的丧失。主要方向的成功，有赖于非主要方向的不败，否则会影响全局。在集中优势兵力问题上，过多地集中兵力也包含非科学成分。结构工程科学认为，过大的安全系数是浪费的。用在战争上，过于密集的兵力部署，会增大伤亡，至少加重后勤的负担。而兵力过少，又不敷应用。掌握适度，才是军事辩证法的体现。

　　在现代战争中，用旧的指挥方法和传统的设备，是不能解决指挥中信息量大大增加而又要求决策的时间大为缩短这个矛盾的。必须运用现代化的指挥手段，大力发展自动化指挥系统。同时也要看到，自动化指挥系统只能为指挥决心提供咨询和某些依据，它并不是决心的本身。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指挥员的创造思维、军事计谋和勇敢坚毅的品格。
(六)
新技术革命与新的世界格局，给军事斗争带来新的变革，出现了若干新的战争形态。诸如核背景下的常规战，分别较量的整体战，非直接冲突的军备战，以及低强度、高技术战争，等等。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发生了矛盾，即在对方保有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情况下，首先使用的一方，能够消灭敌人，但不能保存自己。于是核军备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不使用的使用"，即以其能够使用达到威慑，用威慑达到不使用。总之，客观现实大大充实了军事辩证法已有的范畴和概念。现代作战环境和作战手段，几乎强制地迫使我们按照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去解决军事指导问题。因此，应当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现代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成果，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纳入军事辩证法的科学领域，以解决时代面临的军事新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新范畴。只有如此，军事辩证法才能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如何处理经济与军备的相互关系，是和平时期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保持适度的军备，不仅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可对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产生促进作用。当然，如果军备发展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同样会丧失国家安全。正确处理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现代建军的重大抉择。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数量并没有丧失它的军事意义。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则无从谈起。在作战中建立兵力兵器的对敌优势，仍然是基本的作战原则。但是，军队的数、质量关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必须注意军队质量对作战胜负的重大影响。在某些战场条件下，靠数量优势已经难以弥补质量的劣势。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手段去解决。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相互制约的关系更为复杂，更新的速度空前加快。在军事装备研制上，向来存在着需求与可能的矛盾。由使用者论证，往往偏重于作战要求，而忽略科技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由生产者论证，则又往往偏重于现成的技术水平，缺乏作战需求的动力，因此两者必须紧密结合。但关键是科研部门必须了解作战要求。现代装备的费用比过去装备要高得多。据统计，在一些发达国家，武器装备费用的典型分布是，论证费占3％；研制费占12％；生产费占35％；训练与维修费占50％。一项主战装备配发部队后，也必须有与之相关的配套装备，训练、维修等工作要跟上去，新装备才能形成战斗力。

　　总之，军队现代化要求采用最科学的方法论，最合理的编组形式和管理方法，最佳效费比的装备建设方案。这些都是军事辩证法的新课题。军事辩证思想越深刻，越能反映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军事辩证法为实践提供的指导越多，就越具生命力。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军事斗争已经或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军事哲学必须给这种变革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要解决军事辩证法距离战争实践特别是指挥科学过远的问题，就必须克服繁琐的纯理论推导，重视从实践中发掘军事辩证法新的范畴及其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军事思想成果，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应当有其在军事理论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