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

十几年前的老文了，回头看还是发人深省，文中说的那些威胁现在依然存在。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
王小东
    　　★　实际上，受困不是我们的“心理”，而是我们的实际处境。
    　　★　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
    　　★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
    　　　　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
    　　★　既然醒来了，我们就得想想办法，而不是又睡回去。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发生后，举国震惊，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人
们激烈地思考、辩论。我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但一时的感情激动
只是第一步，在情绪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想一想，冷静地估量一下局势，
再冷静地打量一下自己，看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就中国做出的反应而言，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应该算是相当地适度。短期的事该
做的都已经做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事，我们这个民族真该好好想想了。我在下面所写
的想法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很多问题都需要反思，这一点则是确定无
疑的。

美国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
    发生此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不可能误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认为有可能是误炸的声音正在逐渐上升，特别是在高层研究人员中。我个人认为，“误
炸”说的疑点太多，误炸的概率很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如果
说是蓄意，究竟是哪一个环节上的蓄意也有待调查。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
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这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把美中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哪怕是敌对关系，但
很重要），它在这次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开始之前，就会首先把中国大使馆的位置寻找
出来，作为高优先敏感区，避免误炸。凭美国的高科技，对此只要稍作重视，误炸就绝
对不可能发生。有美国人写文章说，这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而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
错误是搞错了中国大使馆的位置，第二个错误是搞错了原本准备轰炸的南斯拉夫军事供
应局的位置。同时搞错两个位置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因此，如果真是误炸，也
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并没有犯第一个错误——美国军方根本就没有费那个力去确认
中国大使馆的位置，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武官曾经常出入中国大使
馆。
    我在网上曾看到一个帖子，作者说，他认为误炸比蓄意轰炸还要坏很多，因为误炸
说明美国人根本就没拿你当人看，蓄意轰炸倒还说明它把你当作一个有分量的敌人。
    有人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也曾误伤自己的军人一事为美国辩护，我认为这是站不住
脚的。在战争的场合下，误伤自己的军人要比误炸另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难以避免得多：
前者是急速移动的目标，很难确定，误炸难以避免；后者则是长期固定的目标，极易确
定标出，只有极度的漫不经心才会误炸。
    另外，在事情发生后，美国的态度显然是极为傲慢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江泽民
主席的信中，所使用的措辞是“遗憾（regret）”而不是“道歉（apologize）”（当
然，英语的语义难以与汉语简单地一一对应，但“regret”的等级低于“apologize”
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在事后还特别作了说明，确认克林顿总统没有使用“道歉
（apologize）”这个措辞。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李维说，克林顿总统已致函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表示遗憾，但也强
调保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重要性；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许多中文媒体
当日都错误地报道克林顿总统“道歉”，其实是误会了“regret”和“apologize”的
差别。克林顿总统在后来的一次白宫有关青少年和犯罪问题的纪念会上才使用了“道歉
（apologize）”这个措辞。这当然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然，后来在中国公众声势
浩大的表威行游面前，它在中国做了一些下半旗之类的姿态，为的是避免在中国丧失所
有的道义制高点，并让中国的亲美人士从失语症中摆脱出来，又可以喋喋不休了。但在
美国国内，却是掀起了又一轮反对中国的浪潮。
    因此，美国并不那么在乎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低限度、毫无疑问的结论。
另一方面，中国却一直把与美国的友好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二者对比，差别极大。
    如果这次轰炸是蓄意的，当然也还要分层次：是哪一个级别的蓄意，为达到什么目
的。如果是美国最高层的蓄意，那么，这就应该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进攻的开始。
一些专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美国下面的步骤将是紧锣密鼓地对中国进行各种
方式的打击。这种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美国
要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它必须首先肃清中国的外围：首先是拉中亚国家与它结盟，其
次要先解决掉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它没有着手做，
而是说它还没有做好。在没有做好这些事之前就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毕竟代价会很大，我觉得美国没有必要着这个急，它有的是时间（但中国的时间却很
紧迫）。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战略利益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主要的战略利益有两个。
    1.首先，相当多的人都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这次轰炸中国使馆试探中国的反应。第
一，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看一看中国政府究竟会采取何种实质性行动；第二，在
中国的内政方面，探一探中国政府、中国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的诸多方面。这
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试探。美国将把试探的结果作为它未来在诸如台湾、新疆、
西藏等热点问题上采取进攻态势时制定战略的依据。我认为：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美
国都达到了对于中国进行战略试探的目的。
    2.其次，美国这次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它知道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做出强烈的
实质性反应，如果中国政府处理不好这件事，就使中国政府在中国公众面前极大地丧失
脸面，使中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面临极大的困境，从而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即使
这次确实是误炸，美国也会十分高兴地得到这白来的便宜。
    既然美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略利益，是不是就等于说美国一定就是蓄意的呢？那
倒也不见得。因为这次美国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至少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极大地丧失了
它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信誉，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可能美国还没有狂妄到对于这
一切全都毫不在乎的地步，但事情既然发生了，它当然也不会忘记收取自己付出了一定
代价（但美国显然也并没有把这个代价太当回事）所获得的巨大战略利益。
    对此，中国必须认真仔细地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就短期的反应而言，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目前已经做出的反应是适度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于
整个国际环境的判断，既不能只因此一事件就过分悲观，也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
必要的调整一定要做。

需要重新认识当今的世界格局
    在中国的战略思想界，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高是长久以来的主要倾向。在这次事件
发生后，在短时期内会有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的相反倾向出现，但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
高的长期主要倾向很快就会重新占据上风。特别是美国很懂得一张一弛的策略，过些日
子，它肯定又会做出一些修好的姿态，这时，我们的很多人马上就会忘了美国的另一面。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记者采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博士的文章。时殷弘博士观点大致有以下几条：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
    西方。
    　　2. 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 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
    “受困”心理，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
    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是中国。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
    环。几十年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
    的时机。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
    西方国家的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
    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
    非常时期，国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
    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
    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
    局即使要变，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我在网上当时就看到了对于时殷弘博士的反驳，有如下几条，也很有道理，值得重
视：

    　　1.着眼点不应该是敌人是否有政策连续性，是否合逻辑之类，而是如
    果对方突然加快战略步伐、改变战略方针，中国有没有相应的策略？必须
    考虑最坏的情况。
    　　2.当年邓小平说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那是基于当时
    的国际国内的实际。
    　　15年过去了，这个大环境难道没有变？有没有人做过分析（社科院除
    外）？

    做这个反驳的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很有意见，作为一个花絮，先略过不提。我在
下面说说我对于时殷弘博士的观点的一些看法。
    我在1995年和1996年曾和时殷弘博士有一面之交——还不仅仅是一面之交，实际上，
我和他就许多问题很深入地交换过意见，只是后来较长时间没有联系。就个人人品而言，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书读得特别多；而且，他和那些感情上的亲美派不同，
他很爱中国，真心地为中国着想和忧虑。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时刻，许多狂热的亲美
派都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改变了调门，时殷弘博士能够出来表达不同观点，正是他人品
高尚的表现。我非常尊敬时殷弘博士的学识和人品。但学识和人品并不等于看问题必然
正确。我记得他的主要观点是来自于莫德尔斯基。概括起来说就是，当霸主的挑战者都
没有好下场，而当霸主的主要伙伴则大有希望等着接班。他举了好多例子，把这称为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并强调其对中国的启示①。一些人当时曾对这个规律提出过
质疑：首先是“挑战者”和“主要伙伴”的概念不易界定清楚，其次是讲规律就要有一
个考察时段的划分，认为时殷弘博士的例子的时段划分有问题。但我当时向他提出的问
题并不针对“规律”或历史。我知道，凡是写这种文章，其着眼点都不在历史，而在现
实，它主要是一种政策建议，讲历史只是借古喻今而已。因此我就针对这一政策建议提
问：仅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当挑战者还是当主要伙伴，抑或仅仅就是伙伴，是否能
完全一厢情愿地决定？美国接受不接受中国当它的伙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   
　　①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这种一厢情愿是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色调，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些许重
新审视的时候了。首先，我先针对时殷弘博士的上述观点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西方。
    这一条完全正确。
    2.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受困”心理，
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
是中国。
    问题在于，究竟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威胁，还是过低地估计了？我看是后者。
时殷弘博士在1996年发表的‘篇文章中就谈到过“受困心理”：“如果中国人自己在美
国的压力下，竟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前途（a.长期虚弱、动荡或分裂，并且丧失在我们看
来是起码的民族骄傲和自尊；b.在受困心理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以增强了的
国力向西方挑战，或同西方长久对抗），那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又一次遭遇最大厄
运。”②时殷弘博士的这句话近乎有语病：“在美国压力下”，如果这个压力达到了一
定强度，我们还能说是“自己”选择吗？实际上，“受困”并不是我们的“心理”，而
是我们的实际处境。抛开这次“孤立的悲剧性错误”不谈，在中国如此努力地争取与美
国友好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美国又是如何做的呢？我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最清楚
地表明了中国确实在受困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却完全缺乏受困心理。当然，面对这种
处境，我们的应对应该是明智的，而不应该是冲动的。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环。几十年的
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机。
    前苏联在军备竞赛上花钱过多，并不是因为它对美国的威胁估计过高，而是因为它
自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它十分清楚当时它的军力对于保卫自己来说是过多的。前苏
联垮掉的原因则又要复杂得多，绝不可作如此简单的归纳。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西方国家的
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
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我们通常所说的多极化是就外交所努力的方向而言，并非是说现今已存在或即将形
成的世界格局。“除了军事领域”，可怎么能除了军事领域去思考问题呢？当然，我们
的无数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都说这个世界是在向多极化发展，因此，不是几句话就能讲
清这个问题的，我以后会另外撰文叙述这个问题。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非常时期，国
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不要总是以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就是“封闭”和“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过早
下结论”当然是不行的，时殷弘博士也不应过早下结论。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局即使要变，
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就一点问题都没
有吗？这么长时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即使变得不快，恐怕变化也不会太小。
    这次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无论怎么妥善解决，对中美关系都会
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民众的情绪只是一个方面，美国已经有不少人就此事大做文
章，试图以此事来证明中国确确实实就是美国的敌人。对此，我们当然要尽力做好工作，
避免与美国为敌，但并不是单凭我们有与美国友好的强烈愿望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抛开
这次完全是由美国引起的事件不谈，中美关系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出现问
题，就会在双方的国内引起相当强烈的敌对情绪。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
利益的矛盾决定的。当然，有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因此我们应该做化解
敌对情绪的工作，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指望绝不能太高，而我们过去就是对中美关系指望
得实在太高了。   
　　②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应该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展开充分的讨论，不要事先
设定条条框框。如果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更亲美，那么我们就更亲美，但不能不
经充分的、全面的、完全解放思想的讨论，就盲目地、一厢情愿地把过高的希望寄托在
美国身上。

富国不能少了强兵
    经济十分重要，它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
今后也不能脱离这个中心。然而，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却是一个十分
幼稚的错误。我曾多次地听到在中国各阶层的“精英”人士说，把美国的投资吸引来了，
美国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让步。对于台湾问题，他们也曾这么想，认为把台资
吸引来了，台湾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大陆做更多的让步。其实，已经有分析文章说
明这个战略并不成功：台湾反而利用了这个战略，甩掉了它不需要的落后产业，完成了
产业升级，它现在的重要产业都与大陆无关。美国也一样，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绝没
有到可以影响美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决策的地步，美国也不会允许到那一步。要知
道，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作为政府，都是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家安全，那就什么经济利益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如果你
能在军事上征服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依靠军事优势部分地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
权”，往往就意味着极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非做生意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所能比拟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本身就是欧洲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的产物。如果没有欧洲
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美国和今天美国的财富就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
军事实力恰恰也是经济的基础。
    经济的牌不是不能打，但完全寄希望于此，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实力和战略，恰恰
就决定了你还打不成这个牌。真正能使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望而却步的，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你保持关系的，是实力。这种实力当然包括经济实力，但政治、军
事实力绝不可忽视。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国防，乃是一个
十分幼稚、荒谬的梦想，到了今天，我们应该猛醒了。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外部侵略的条件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还要来和中国保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五六十
年代的中国人的光，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原子弹和导弹。
    当然，中国不应该在军备上花太多的钱，前苏联的前车之鉴确实是一个教训。要和
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是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国力绝对承受不起的。另一方面，中国
本来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做的，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存。要做到这
一点，只要确保对于任何一个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威慑就可以了。这是中国的国力完全承
担得起的。
    “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当实力相等时才能提出来讨论”，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名言。
要避免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被美国肆意“惩戒”的悲惨命运，中国就必须保持使侵略
者遭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能力。从这个目标出发，中国应该确保和发展以下能力。
    1.面对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核武器在第一次打击后的生存能力和突
防能力。必须确保这种能力，这是高于一切其他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国际舆
论乃至国际条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中国用不着在精确性上花什么钱：我们的核武器的
用途就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的威慑。
    2.必须研究其他非常规武器。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在常规武器方面，如果对手是
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国即使要达到些许的有效性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花太多
的钱跟在美国后面跑，把资源投放在很难见效的常规武器方面，不如多发展非常规武器，
着眼于大规模破坏的战略。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着眼于力保在十年之内中国不
遭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命运。从长远看，则当然应该有更全面一点的军备建设，
使得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现代高科技发展很快，到了那时，很可能需要的是一
个全新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也应该彻底解放思想，设想和研制各种现在还
不属于常规的武器系统。
    3.作为意义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工作，认真地全面检讨一下中国的科技能力和生产能
力。认真分析一下哪些是我们现在没有，但却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东西；哪些是我们经
过短期努力就可以掌握的，哪些是我们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掌握的；哪些是我们需要
优先掌握的，哪些是可以暂时放一放的。然后制定规划，拿出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时
一半的努力——一半就足够了——搞些东西出来。
    另外，对于那些够不上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报复，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相当大
的损害的行径，中国也必须有一定的应对能力。中国应该明确宣布，这种行径包括超过
一定限度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
    中国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
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以实力为基础，在适当的场合做做“坏孩子”，很可能反而
有助于和他们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反而更具备合作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明白，
损害中国的利益会遭致严厉的报复，到头来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反而会更主动地
谋求中国的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本是一个基本法则，中国这些年来
只用胡萝卜，忘记了大棒，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
    有人怕做了“坏孩子”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其实，
你以为我们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好孩子”，我们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就好了？可以告诉
你，一点没有好，倒是很可能更坏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坏到了头，再也坏不到哪儿去了。
我甚至在想，美国的宣传机器如果要想进一步妖魔化中国，搞过了头，反而会搞得令人
难以置信了。因此，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去过分顾忌国际形象，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国际形象说不定还会更好些——人家最起码敬重你是条汉子。
    做“坏孩子”，要做得恰到好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单纯地做“好孩子”还要
难。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
亟须扭转。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如果没有一点做“坏孩子”的勇气，则不
落后也要挨打。
    中国的宋朝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相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宋朝在经济上不仅不落
后，而且是先进很多很多，但却总是挨打，最后把国都亡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
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比英国只多不少；直至1860年，中国还是
与英国不相上下的：中国占19.7％，英国占19.9％③；中国的外贸是大量顺差，所以英
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才要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弥补贸易赤字。中国的经济如此强大，
但大清国却如此不堪一击，连个回手的余地都没有。   
　　③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相对于英国，当时中国经济的产量虽大、出口虽多，但技术
上已大大落后了；其次，中国的尚武精神不够，缺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总想着绥
靖就能免祸，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祸，反而是祸更大。如果当时的中国首先与英国血战到
底，击退侵略者，然后利用争取到的和平时间大力发展科技，今天的世界历史也许就得
改写，中国也许就是今天惟一的超级大国。当然，历史上的事相当复杂，中国当时没有
做出我所说的这种选择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后历史的悔没有什么用。但以史为
镜却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反观中国今天的情况，经济产量的增长很快，这
个长处与当时的中国相仿佛，但还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那么有优势；但技术仍旧大大
落后，这个短处尚未得到根本的克服。另外，国民缺乏尚武精神，与那时并无二致。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如此评论“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老实说，我很反感
‘落后就要挨打’之说。这个说法的最可气之处在于其已被有些人用来做心安理得当懦
夫的借口。”当然，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当时他恰
恰是针对军事工业说的：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苏联的军事工业如果落了后，
就要挨打。后文对此还有涉及。今天中国一些人使用这句话的含义与上述本义是有一些
差别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但笼统地说落后就要挨打，而不搞清楚什么叫落后，落后都
包括哪些方面，是不行的。我认为，落后既包括经济，也包括军事，还包括内政、民族
意志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如经济和军事就是紧密关联的。但即使
是紧密关联，也不能说一个就能代替另一个。

不要过分害怕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中国当然应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尽最大的努力扩大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
国家的经贸关系。从中国自己方面来说，这一点决不应受一次突发事件的影响；从外部
经济环境来说，中国的回旋余地也很大。
    另一方面，即使因这次事件或今后发生的其他什么事件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合
作确实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也不等于中国的末日就到了。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上
调整的余地很大，并不需要完全依赖美国。这一点老一辈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
看得很透，他们都经历了美国和苏联同时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年代，那时中国也过来了。
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的基础比那时要好得多。现在中国之所以在表面上
如此依赖世界市场，是因为中国还可以依赖它，还没有什么事情逼得中国非要调整这一
点不可。真到了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可的时候，中国是完全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的。
天塌不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反而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产业。应该
相信中国人民、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国的企业家。这里很用得上季羡林老教授就美
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话：“有敌国外患
者国恒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而言，过去20年的依赖
心理实在太强，利用开放引进了技术，却根本没有下太大力气去消化，更谈不上改造和
创新，这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定程度的自力更生的压力也许是一件
好事。
    就现在而言，还看不出中国的经济道路要做什么太大规模的调整，暂时还不大可能
出现对于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人还是要赚钱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是要赚钱的。但有
了对于世界格局更清醒的认识，中国确实应该把原来单纯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改为数量
与质量并重，即花更大一点的力气调整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

时间紧迫，要赶紧修炼内力
    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都应该是一个警示，说明我们的时间很紧迫，我们确实是
在受困之中，不能再在自以为多么多么好的国际形势下醉生梦死了。最近碰到一些专家，
他们给我描绘了一幅相当可怕的场景：美国在摆平欧洲方面的事情之后，在一年之内便
挥师中国方面，经由中亚国家，包括收编阿富汗和其他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从中国的西
面进击；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础，先肃清朝鲜半岛这个外围（一说是不用先肃清朝鲜半
岛这个外围，擒贼先擒王，摆平了中国，朝鲜半岛则自然也就平了），从东面进击中国；
台湾是自不用说了，利用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可以迅速地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切割下
来，把中国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地区里，让它自己溃烂、分崩离析。这样，美国在21世纪
的霸业就基本上完成了，人们可以山呼始皇帝万岁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还不太相信这样一个场景这么快就会到来。然而，对于这种
问题，至少仅限于思考阶段，我们应该从最坏处着想一下。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
美国真这么做了，根据我们目前的能力，我们有些什么应对的措施呢？很遗憾，我能够
听到的办法就是一条：中国的市场大，这个市场是美国所不愿放弃的。但是，如前所述，
我认为这个市场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说只有这个办法，那就是没办法。当然，我
们还有核武器，这是最后的办法。但美国不会笨到一下子就把你逼到使用核武器的份儿
上（如果它准备那样做，它就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你。它会不会这么做取决于它估计
自己有多大把握完全彻底地消灭你的报复能力），它会逐步地从外部挤压你、削弱你；
从内部分裂你、颠覆你，每一步都不会大到逼迫你做全力的反击，但一步一步加起来，
就足以摧垮你。对于这种方式，我们有办法吗？办法也许有，但我们中国人达成一定的
共识了吗？没有。可以说，我们现在并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美国人的“善意”在活
着。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发生后，许多中国的研究中美关系或国际关
系的高级专家痛苦万分，已经完全找不到话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我们绝大多
数中国人，最近20年来，都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没有了美国人的“善意”，该怎么活下
去（所以，可以猜想，用不了几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又会重新设置为缺省值，
这个缺省值就是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它就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整天想着怎么培养中国
成人。不重新设置这个缺省值，他们的大脑就运行不了，就会死机）。为什么我们明明
是在受困之中，却不能有受困心理？因为我们不敢有：我们只能醉生梦死，一旦醒来，
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周围全是虎狼，自己却是赤手空拳，什么办法都没有，我们非吓疯
了不可。
    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可能性，也许美国对于中国没有那么敌视，中国人还可
以依靠美国人的“善意”活上个若干年。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能够以这种方式
活着呢？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依靠自己、醒着也不会害怕、踏踏实实地活着了吗？
    我希望我们还是醒着活。这次事件也许唤醒了不少人，该不会马上就睡回去吧？既
然醒来了，我们就得想想办法。真正的勇士，即使醒来发现自己的周围全是虎狼，自己
却是赤手空拳，也不会吓疯过去或是干脆又睡回去，而是赶紧想办法。我们的时间是非
常紧迫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国人的“善意”随时都可能撤回去，要长久地安宁活下去，
就要赶紧想办法。赶紧行动，而不是睡回去。如果这次事件所引发的中国人的爱国情感
能够让各阶层的中国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企业家、军人、政府官员、工人、农民，
都振作起来，持续一段时间，真正做点事情，那么，我们的这个民族多半还有救。否则，
可真是危险了。
    要做的事有些在前面已经说了。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修内政。内政不修，外侮必
至。修内政，说起来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主要就是两条：反腐败和增进人民
的民主权力，总起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都知道，真正做起来没那么容易。要
修内政，也许就会影响某些人的利益。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太大的利益，无非是XO少
喝一点，奔驰改坐奥迪，等等。离“勒紧裤腰带”之类的还很远很远。不知道我们的上
层精英能不能顾全这个大局，懂不懂如果中国真的完了，他们拿了存款跑到国外去也过
不大舒服：不定什么时候就碰上远的如美国本世纪初的排华，近的如去年的印尼排华这
样的大不幸事件，被搞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最后，我只能祈祷：天佑我中华。

十几年前的老文了，回头看还是发人深省，文中说的那些威胁现在依然存在。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
王小东
    　　★　实际上，受困不是我们的“心理”，而是我们的实际处境。
    　　★　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
    　　★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
    　　　　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
    　　★　既然醒来了，我们就得想想办法，而不是又睡回去。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发生后，举国震惊，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人
们激烈地思考、辩论。我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但一时的感情激动
只是第一步，在情绪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想一想，冷静地估量一下局势，
再冷静地打量一下自己，看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就中国做出的反应而言，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应该算是相当地适度。短期的事该
做的都已经做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事，我们这个民族真该好好想想了。我在下面所写
的想法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很多问题都需要反思，这一点则是确定无
疑的。

美国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
    发生此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不可能误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认为有可能是误炸的声音正在逐渐上升，特别是在高层研究人员中。我个人认为，“误
炸”说的疑点太多，误炸的概率很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如果
说是蓄意，究竟是哪一个环节上的蓄意也有待调查。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
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这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把美中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哪怕是敌对关系，但
很重要），它在这次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开始之前，就会首先把中国大使馆的位置寻找
出来，作为高优先敏感区，避免误炸。凭美国的高科技，对此只要稍作重视，误炸就绝
对不可能发生。有美国人写文章说，这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而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
错误是搞错了中国大使馆的位置，第二个错误是搞错了原本准备轰炸的南斯拉夫军事供
应局的位置。同时搞错两个位置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因此，如果真是误炸，也
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并没有犯第一个错误——美国军方根本就没有费那个力去确认
中国大使馆的位置，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武官曾经常出入中国大使
馆。
    我在网上曾看到一个帖子，作者说，他认为误炸比蓄意轰炸还要坏很多，因为误炸
说明美国人根本就没拿你当人看，蓄意轰炸倒还说明它把你当作一个有分量的敌人。
    有人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也曾误伤自己的军人一事为美国辩护，我认为这是站不住
脚的。在战争的场合下，误伤自己的军人要比误炸另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难以避免得多：
前者是急速移动的目标，很难确定，误炸难以避免；后者则是长期固定的目标，极易确
定标出，只有极度的漫不经心才会误炸。
    另外，在事情发生后，美国的态度显然是极为傲慢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江泽民
主席的信中，所使用的措辞是“遗憾（regret）”而不是“道歉（apologize）”（当
然，英语的语义难以与汉语简单地一一对应，但“regret”的等级低于“apologize”
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在事后还特别作了说明，确认克林顿总统没有使用“道歉
（apologize）”这个措辞。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李维说，克林顿总统已致函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表示遗憾，但也强
调保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重要性；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许多中文媒体
当日都错误地报道克林顿总统“道歉”，其实是误会了“regret”和“apologize”的
差别。克林顿总统在后来的一次白宫有关青少年和犯罪问题的纪念会上才使用了“道歉
（apologize）”这个措辞。这当然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然，后来在中国公众声势
浩大的表威行游面前，它在中国做了一些下半旗之类的姿态，为的是避免在中国丧失所
有的道义制高点，并让中国的亲美人士从失语症中摆脱出来，又可以喋喋不休了。但在
美国国内，却是掀起了又一轮反对中国的浪潮。
    因此，美国并不那么在乎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低限度、毫无疑问的结论。
另一方面，中国却一直把与美国的友好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二者对比，差别极大。
    如果这次轰炸是蓄意的，当然也还要分层次：是哪一个级别的蓄意，为达到什么目
的。如果是美国最高层的蓄意，那么，这就应该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进攻的开始。
一些专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美国下面的步骤将是紧锣密鼓地对中国进行各种
方式的打击。这种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美国
要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它必须首先肃清中国的外围：首先是拉中亚国家与它结盟，其
次要先解决掉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它没有着手做，
而是说它还没有做好。在没有做好这些事之前就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毕竟代价会很大，我觉得美国没有必要着这个急，它有的是时间（但中国的时间却很
紧迫）。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战略利益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主要的战略利益有两个。
    1.首先，相当多的人都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这次轰炸中国使馆试探中国的反应。第
一，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看一看中国政府究竟会采取何种实质性行动；第二，在
中国的内政方面，探一探中国政府、中国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的诸多方面。这
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试探。美国将把试探的结果作为它未来在诸如台湾、新疆、
西藏等热点问题上采取进攻态势时制定战略的依据。我认为：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美
国都达到了对于中国进行战略试探的目的。
    2.其次，美国这次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它知道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做出强烈的
实质性反应，如果中国政府处理不好这件事，就使中国政府在中国公众面前极大地丧失
脸面，使中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面临极大的困境，从而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即使
这次确实是误炸，美国也会十分高兴地得到这白来的便宜。
    既然美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略利益，是不是就等于说美国一定就是蓄意的呢？那
倒也不见得。因为这次美国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至少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极大地丧失了
它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信誉，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可能美国还没有狂妄到对于这
一切全都毫不在乎的地步，但事情既然发生了，它当然也不会忘记收取自己付出了一定
代价（但美国显然也并没有把这个代价太当回事）所获得的巨大战略利益。
    对此，中国必须认真仔细地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就短期的反应而言，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目前已经做出的反应是适度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于
整个国际环境的判断，既不能只因此一事件就过分悲观，也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
必要的调整一定要做。

需要重新认识当今的世界格局
    在中国的战略思想界，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高是长久以来的主要倾向。在这次事件
发生后，在短时期内会有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的相反倾向出现，但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
高的长期主要倾向很快就会重新占据上风。特别是美国很懂得一张一弛的策略，过些日
子，它肯定又会做出一些修好的姿态，这时，我们的很多人马上就会忘了美国的另一面。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记者采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博士的文章。时殷弘博士观点大致有以下几条：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
    西方。
    　　2. 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 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
    “受困”心理，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
    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是中国。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
    环。几十年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
    的时机。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
    西方国家的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
    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
    非常时期，国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
    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
    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
    局即使要变，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我在网上当时就看到了对于时殷弘博士的反驳，有如下几条，也很有道理，值得重
视：

    　　1.着眼点不应该是敌人是否有政策连续性，是否合逻辑之类，而是如
    果对方突然加快战略步伐、改变战略方针，中国有没有相应的策略？必须
    考虑最坏的情况。
    　　2.当年邓小平说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那是基于当时
    的国际国内的实际。
    　　15年过去了，这个大环境难道没有变？有没有人做过分析（社科院除
    外）？

    做这个反驳的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很有意见，作为一个花絮，先略过不提。我在
下面说说我对于时殷弘博士的观点的一些看法。
    我在1995年和1996年曾和时殷弘博士有一面之交——还不仅仅是一面之交，实际上，
我和他就许多问题很深入地交换过意见，只是后来较长时间没有联系。就个人人品而言，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书读得特别多；而且，他和那些感情上的亲美派不同，
他很爱中国，真心地为中国着想和忧虑。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时刻，许多狂热的亲美
派都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改变了调门，时殷弘博士能够出来表达不同观点，正是他人品
高尚的表现。我非常尊敬时殷弘博士的学识和人品。但学识和人品并不等于看问题必然
正确。我记得他的主要观点是来自于莫德尔斯基。概括起来说就是，当霸主的挑战者都
没有好下场，而当霸主的主要伙伴则大有希望等着接班。他举了好多例子，把这称为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并强调其对中国的启示①。一些人当时曾对这个规律提出过
质疑：首先是“挑战者”和“主要伙伴”的概念不易界定清楚，其次是讲规律就要有一
个考察时段的划分，认为时殷弘博士的例子的时段划分有问题。但我当时向他提出的问
题并不针对“规律”或历史。我知道，凡是写这种文章，其着眼点都不在历史，而在现
实，它主要是一种政策建议，讲历史只是借古喻今而已。因此我就针对这一政策建议提
问：仅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当挑战者还是当主要伙伴，抑或仅仅就是伙伴，是否能
完全一厢情愿地决定？美国接受不接受中国当它的伙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   
　　①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这种一厢情愿是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色调，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些许重
新审视的时候了。首先，我先针对时殷弘博士的上述观点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西方。
    这一条完全正确。
    2.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受困”心理，
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
是中国。
    问题在于，究竟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威胁，还是过低地估计了？我看是后者。
时殷弘博士在1996年发表的‘篇文章中就谈到过“受困心理”：“如果中国人自己在美
国的压力下，竟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前途（a.长期虚弱、动荡或分裂，并且丧失在我们看
来是起码的民族骄傲和自尊；b.在受困心理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以增强了的
国力向西方挑战，或同西方长久对抗），那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又一次遭遇最大厄
运。”②时殷弘博士的这句话近乎有语病：“在美国压力下”，如果这个压力达到了一
定强度，我们还能说是“自己”选择吗？实际上，“受困”并不是我们的“心理”，而
是我们的实际处境。抛开这次“孤立的悲剧性错误”不谈，在中国如此努力地争取与美
国友好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美国又是如何做的呢？我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最清楚
地表明了中国确实在受困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却完全缺乏受困心理。当然，面对这种
处境，我们的应对应该是明智的，而不应该是冲动的。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环。几十年的
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机。
    前苏联在军备竞赛上花钱过多，并不是因为它对美国的威胁估计过高，而是因为它
自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它十分清楚当时它的军力对于保卫自己来说是过多的。前苏
联垮掉的原因则又要复杂得多，绝不可作如此简单的归纳。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西方国家的
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
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我们通常所说的多极化是就外交所努力的方向而言，并非是说现今已存在或即将形
成的世界格局。“除了军事领域”，可怎么能除了军事领域去思考问题呢？当然，我们
的无数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都说这个世界是在向多极化发展，因此，不是几句话就能讲
清这个问题的，我以后会另外撰文叙述这个问题。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非常时期，国
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不要总是以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就是“封闭”和“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过早
下结论”当然是不行的，时殷弘博士也不应过早下结论。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局即使要变，
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就一点问题都没
有吗？这么长时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即使变得不快，恐怕变化也不会太小。
    这次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无论怎么妥善解决，对中美关系都会
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民众的情绪只是一个方面，美国已经有不少人就此事大做文
章，试图以此事来证明中国确确实实就是美国的敌人。对此，我们当然要尽力做好工作，
避免与美国为敌，但并不是单凭我们有与美国友好的强烈愿望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抛开
这次完全是由美国引起的事件不谈，中美关系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出现问
题，就会在双方的国内引起相当强烈的敌对情绪。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
利益的矛盾决定的。当然，有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因此我们应该做化解
敌对情绪的工作，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指望绝不能太高，而我们过去就是对中美关系指望
得实在太高了。   
　　②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应该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展开充分的讨论，不要事先
设定条条框框。如果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更亲美，那么我们就更亲美，但不能不
经充分的、全面的、完全解放思想的讨论，就盲目地、一厢情愿地把过高的希望寄托在
美国身上。

富国不能少了强兵
    经济十分重要，它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
今后也不能脱离这个中心。然而，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却是一个十分
幼稚的错误。我曾多次地听到在中国各阶层的“精英”人士说，把美国的投资吸引来了，
美国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让步。对于台湾问题，他们也曾这么想，认为把台资
吸引来了，台湾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大陆做更多的让步。其实，已经有分析文章说
明这个战略并不成功：台湾反而利用了这个战略，甩掉了它不需要的落后产业，完成了
产业升级，它现在的重要产业都与大陆无关。美国也一样，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绝没
有到可以影响美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决策的地步，美国也不会允许到那一步。要知
道，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作为政府，都是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家安全，那就什么经济利益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如果你
能在军事上征服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依靠军事优势部分地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
权”，往往就意味着极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非做生意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所能比拟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本身就是欧洲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的产物。如果没有欧洲
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美国和今天美国的财富就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
军事实力恰恰也是经济的基础。
    经济的牌不是不能打，但完全寄希望于此，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实力和战略，恰恰
就决定了你还打不成这个牌。真正能使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望而却步的，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你保持关系的，是实力。这种实力当然包括经济实力，但政治、军
事实力绝不可忽视。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国防，乃是一个
十分幼稚、荒谬的梦想，到了今天，我们应该猛醒了。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外部侵略的条件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还要来和中国保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五六十
年代的中国人的光，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原子弹和导弹。
    当然，中国不应该在军备上花太多的钱，前苏联的前车之鉴确实是一个教训。要和
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是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国力绝对承受不起的。另一方面，中国
本来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做的，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存。要做到这
一点，只要确保对于任何一个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威慑就可以了。这是中国的国力完全承
担得起的。
    “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当实力相等时才能提出来讨论”，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名言。
要避免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被美国肆意“惩戒”的悲惨命运，中国就必须保持使侵略
者遭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能力。从这个目标出发，中国应该确保和发展以下能力。
    1.面对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核武器在第一次打击后的生存能力和突
防能力。必须确保这种能力，这是高于一切其他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国际舆
论乃至国际条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中国用不着在精确性上花什么钱：我们的核武器的
用途就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的威慑。
    2.必须研究其他非常规武器。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在常规武器方面，如果对手是
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国即使要达到些许的有效性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花太多
的钱跟在美国后面跑，把资源投放在很难见效的常规武器方面，不如多发展非常规武器，
着眼于大规模破坏的战略。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着眼于力保在十年之内中国不
遭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命运。从长远看，则当然应该有更全面一点的军备建设，
使得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现代高科技发展很快，到了那时，很可能需要的是一
个全新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也应该彻底解放思想，设想和研制各种现在还
不属于常规的武器系统。
    3.作为意义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工作，认真地全面检讨一下中国的科技能力和生产能
力。认真分析一下哪些是我们现在没有，但却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东西；哪些是我们经
过短期努力就可以掌握的，哪些是我们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掌握的；哪些是我们需要
优先掌握的，哪些是可以暂时放一放的。然后制定规划，拿出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时
一半的努力——一半就足够了——搞些东西出来。
    另外，对于那些够不上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报复，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相当大
的损害的行径，中国也必须有一定的应对能力。中国应该明确宣布，这种行径包括超过
一定限度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
    中国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
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以实力为基础，在适当的场合做做“坏孩子”，很可能反而
有助于和他们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反而更具备合作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明白，
损害中国的利益会遭致严厉的报复，到头来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反而会更主动地
谋求中国的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本是一个基本法则，中国这些年来
只用胡萝卜，忘记了大棒，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
    有人怕做了“坏孩子”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其实，
你以为我们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好孩子”，我们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就好了？可以告诉
你，一点没有好，倒是很可能更坏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坏到了头，再也坏不到哪儿去了。
我甚至在想，美国的宣传机器如果要想进一步妖魔化中国，搞过了头，反而会搞得令人
难以置信了。因此，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去过分顾忌国际形象，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国际形象说不定还会更好些——人家最起码敬重你是条汉子。
    做“坏孩子”，要做得恰到好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单纯地做“好孩子”还要
难。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
亟须扭转。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如果没有一点做“坏孩子”的勇气，则不
落后也要挨打。
    中国的宋朝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相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宋朝在经济上不仅不落
后，而且是先进很多很多，但却总是挨打，最后把国都亡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
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比英国只多不少；直至1860年，中国还是
与英国不相上下的：中国占19.7％，英国占19.9％③；中国的外贸是大量顺差，所以英
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才要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弥补贸易赤字。中国的经济如此强大，
但大清国却如此不堪一击，连个回手的余地都没有。   
　　③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相对于英国，当时中国经济的产量虽大、出口虽多，但技术
上已大大落后了；其次，中国的尚武精神不够，缺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总想着绥
靖就能免祸，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祸，反而是祸更大。如果当时的中国首先与英国血战到
底，击退侵略者，然后利用争取到的和平时间大力发展科技，今天的世界历史也许就得
改写，中国也许就是今天惟一的超级大国。当然，历史上的事相当复杂，中国当时没有
做出我所说的这种选择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后历史的悔没有什么用。但以史为
镜却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反观中国今天的情况，经济产量的增长很快，这
个长处与当时的中国相仿佛，但还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那么有优势；但技术仍旧大大
落后，这个短处尚未得到根本的克服。另外，国民缺乏尚武精神，与那时并无二致。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如此评论“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老实说，我很反感
‘落后就要挨打’之说。这个说法的最可气之处在于其已被有些人用来做心安理得当懦
夫的借口。”当然，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当时他恰
恰是针对军事工业说的：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苏联的军事工业如果落了后，
就要挨打。后文对此还有涉及。今天中国一些人使用这句话的含义与上述本义是有一些
差别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但笼统地说落后就要挨打，而不搞清楚什么叫落后，落后都
包括哪些方面，是不行的。我认为，落后既包括经济，也包括军事，还包括内政、民族
意志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如经济和军事就是紧密关联的。但即使
是紧密关联，也不能说一个就能代替另一个。

不要过分害怕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中国当然应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尽最大的努力扩大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
国家的经贸关系。从中国自己方面来说，这一点决不应受一次突发事件的影响；从外部
经济环境来说，中国的回旋余地也很大。
    另一方面，即使因这次事件或今后发生的其他什么事件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合
作确实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也不等于中国的末日就到了。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上
调整的余地很大，并不需要完全依赖美国。这一点老一辈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
看得很透，他们都经历了美国和苏联同时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年代，那时中国也过来了。
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的基础比那时要好得多。现在中国之所以在表面上
如此依赖世界市场，是因为中国还可以依赖它，还没有什么事情逼得中国非要调整这一
点不可。真到了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可的时候，中国是完全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的。
天塌不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反而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产业。应该
相信中国人民、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国的企业家。这里很用得上季羡林老教授就美
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话：“有敌国外患
者国恒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而言，过去20年的依赖
心理实在太强，利用开放引进了技术，却根本没有下太大力气去消化，更谈不上改造和
创新，这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定程度的自力更生的压力也许是一件
好事。
    就现在而言，还看不出中国的经济道路要做什么太大规模的调整，暂时还不大可能
出现对于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人还是要赚钱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是要赚钱的。但有
了对于世界格局更清醒的认识，中国确实应该把原来单纯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改为数量
与质量并重，即花更大一点的力气调整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

时间紧迫，要赶紧修炼内力
    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都应该是一个警示，说明我们的时间很紧迫，我们确实是
在受困之中，不能再在自以为多么多么好的国际形势下醉生梦死了。最近碰到一些专家，
他们给我描绘了一幅相当可怕的场景：美国在摆平欧洲方面的事情之后，在一年之内便
挥师中国方面，经由中亚国家，包括收编阿富汗和其他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从中国的西
面进击；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础，先肃清朝鲜半岛这个外围（一说是不用先肃清朝鲜半
岛这个外围，擒贼先擒王，摆平了中国，朝鲜半岛则自然也就平了），从东面进击中国；
台湾是自不用说了，利用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可以迅速地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切割下
来，把中国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地区里，让它自己溃烂、分崩离析。这样，美国在21世纪
的霸业就基本上完成了，人们可以山呼始皇帝万岁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还不太相信这样一个场景这么快就会到来。然而，对于这种
问题，至少仅限于思考阶段，我们应该从最坏处着想一下。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
美国真这么做了，根据我们目前的能力，我们有些什么应对的措施呢？很遗憾，我能够
听到的办法就是一条：中国的市场大，这个市场是美国所不愿放弃的。但是，如前所述，
我认为这个市场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说只有这个办法，那就是没办法。当然，我
们还有核武器，这是最后的办法。但美国不会笨到一下子就把你逼到使用核武器的份儿
上（如果它准备那样做，它就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你。它会不会这么做取决于它估计
自己有多大把握完全彻底地消灭你的报复能力），它会逐步地从外部挤压你、削弱你；
从内部分裂你、颠覆你，每一步都不会大到逼迫你做全力的反击，但一步一步加起来，
就足以摧垮你。对于这种方式，我们有办法吗？办法也许有，但我们中国人达成一定的
共识了吗？没有。可以说，我们现在并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美国人的“善意”在活
着。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发生后，许多中国的研究中美关系或国际关
系的高级专家痛苦万分，已经完全找不到话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我们绝大多
数中国人，最近20年来，都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没有了美国人的“善意”，该怎么活下
去（所以，可以猜想，用不了几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又会重新设置为缺省值，
这个缺省值就是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它就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整天想着怎么培养中国
成人。不重新设置这个缺省值，他们的大脑就运行不了，就会死机）。为什么我们明明
是在受困之中，却不能有受困心理？因为我们不敢有：我们只能醉生梦死，一旦醒来，
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周围全是虎狼，自己却是赤手空拳，什么办法都没有，我们非吓疯
了不可。
    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可能性，也许美国对于中国没有那么敌视，中国人还可
以依靠美国人的“善意”活上个若干年。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能够以这种方式
活着呢？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依靠自己、醒着也不会害怕、踏踏实实地活着了吗？
    我希望我们还是醒着活。这次事件也许唤醒了不少人，该不会马上就睡回去吧？既
然醒来了，我们就得想想办法。真正的勇士，即使醒来发现自己的周围全是虎狼，自己
却是赤手空拳，也不会吓疯过去或是干脆又睡回去，而是赶紧想办法。我们的时间是非
常紧迫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国人的“善意”随时都可能撤回去，要长久地安宁活下去，
就要赶紧想办法。赶紧行动，而不是睡回去。如果这次事件所引发的中国人的爱国情感
能够让各阶层的中国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企业家、军人、政府官员、工人、农民，
都振作起来，持续一段时间，真正做点事情，那么，我们的这个民族多半还有救。否则，
可真是危险了。
    要做的事有些在前面已经说了。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修内政。内政不修，外侮必
至。修内政，说起来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主要就是两条：反腐败和增进人民
的民主权力，总起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都知道，真正做起来没那么容易。要
修内政，也许就会影响某些人的利益。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太大的利益，无非是XO少
喝一点，奔驰改坐奥迪，等等。离“勒紧裤腰带”之类的还很远很远。不知道我们的上
层精英能不能顾全这个大局，懂不懂如果中国真的完了，他们拿了存款跑到国外去也过
不大舒服：不定什么时候就碰上远的如美国本世纪初的排华，近的如去年的印尼排华这
样的大不幸事件，被搞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最后，我只能祈祷：天佑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