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杀鞑子

小时候废寝忘食地迷金庸。四年级那个暑假借到一套四部装《倚天屠龙记》，每天和表哥表弟争看，弄得整个故事颠三倒四，到现在也理不清。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五回“举火燎天何煌煌”，言元末明教大盛：“是晚月明如昼，诸路教众席地而坐，总坛的执事人员取出素馅圆饼，分飨诸人。众人见圆饼似月，说道这是‘月饼’。后世传说，汉人相约于八月中秋食月饼杀鞑子，便因是夕明教聚义定策之事而来。”中间分明看得到易水荆卿：“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但听歌声渐远，壮士离散，热闹了数日的蝴蝶谷重归沉寂，只剩下杨逍、韦一笑以及朱元璋等寥寥数人。”

    沈宏非《写食主义》有篇《肉感的月饼》，他这样说：“许多年以后的一个中秋月圆之夜，透过月光，苏州人看到的是油沁纸上显现出来的一条杀气腾腾的‘短信’。据《野客丛谈》：‘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半，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假设这段野史乃鲜肉月饼的出处，就可以为月饼里的肉馅找到一个理由——就馅料而言，还有什么能比猪肉更能‘屏避’胡人、为机密信息再次加密的呢？换句话说，若改用牛羊肉做馅，那凶‘饿’的胡人，还不闻着味就扑将过来了？”从“八月半杀鞑子”联想到猪肉馅，真是聪明人的文字。
    这话当然有问题的。《野客丛谈》又名《野客丛书》，作者王楙字勉夫，南宋绍兴廿一年生，嘉定六年卒，距陆秀夫蹈海而国亡尚有六十余年。那么倘若勉夫先生是正常人的话，他想来不会在书里记载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故事。沈文所引字句其实相当扎眼，“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无论如何是白话文，“至中秋佳话”五字不可索解，“佳节”才通，但现代味还是太浓，“势如破竹耳”又“耳”得别扭无比。所以甲怀疑这其实是位古文语感不足的家伙捏造的。但若拿来质问沈宏非，一定为他所笑：拿一个玩笑当真，有多么愚不可及。
  
    然而“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传说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北起京畿，南到闽粤的广袤土地上，当满月的清辉洒遍了中庭，老人们总会笑对绕膝的孩童，一遍遍把他曼声说起。各地的版本又多有不同，在湖北，首义的英雄是陈友谅；到浙江就变了方国珍，有时更会派给戚继光；广东沿海则流传着“刘二烧番塔”的故事，埋番薯进砖瓦堆成的塔里代表番鬼，毕毕剥剥烧得香甜。或曰“刘二”其实是清末黑旗军的刘永福。这和无锡民俗倒相似的，中秋那天早餐要吃红糖芋头，据说象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山东烟台黄县故老相传，蒙元时候寸铁为凶，百姓的菜刀、剪刀要几家合用，每户还要安插元兵监视，称“家鞑子”，食宿由寄主供给，并且享有初夜权。汉人遂以月饼传信，中秋夜使酒醉倒了鞑子，一同发难。平明问候，互以“杀家鞑子”致意。今日东北人多是烟台人闯关东的后代，不乏粗豪耽酒的汉子，每逢聚饮，主客酬酢之间，往往自家干上一杯，念酒谣说：“想把别人喝好，先把内部干倒。”名之曰“杀家鞑子”，曾不知源出于此。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所谓幸福，从来等于好年成，于是“偏重三五”。这一年阳气融和，百谷丰稔；这一夜金风玉露，天心月圆。高堂寿考，劳人远归，小儿女的嬉闹声如银铃交响，全家人摆开时鲜瓜果糕饼，举杯邀月，团坐畅谈，“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佳节温馨怡悦至此尽矣。那又何苦定要插进满地鲜血，硬把个美景良辰翻成圣巴托罗缪之夜？难道中国受辱的记忆竟会如此之深，深到本该放怀享乐的时候也必得逡巡回顾，就象荒冢间匆忙赶路的旅人？

    所以有人说：不是那样的。遍检元明史料，并没有什么传奇的大暴动，月饼传信，一夕殆遍，技术上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传说中的诸般虐政似乎只是个例，若放眼中原，蒙元的社会管理还要松弛得远。元末群雄起事后更是一边对元作战，一边自相剿杀十余年，才汰选出朱家的一统山河，在那中间，为异族朝廷尽忠死节的汉大臣反倒指不胜屈。学者作出解释，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大约源于清末，是排满人士取了汉人推翻蒙元的集体记忆，假托刘伯温之名，为民族革命所做的舆论准备。这和清末市井争说《明英烈》略无二致，刘伯温的神算早具口碑，传说他又作过《烧饼歌》，捏造个月饼给他是再方便没有了。至于故事原型，人们找到金“种人之祸”。金季虑河北、山东人民携贰，遂徙女真、契丹人为“种人”，与汉民杂处，号“猛安”，百夫长；“谋克”，千夫长。金后期与蒙古苦战，为保士气，容忍后方的战士家属侵夺汉民腴田，破家无数。到后世战局大坏，金主被迫南迁汴梁时候，河朔汉民暴起，昔日大作威福的“种人”举家被屠戮殆尽，生者无复噍类，死者焚墓掘骨，庐舍荡然，俱成丘墟。就象冉闽颁下了“杀胡令”，又象犹太人找不到带路的摩西。值得一提的是，华北豪强从此且为蒙古前驱，攻灭大金，攻灭残宋，都有他们的伟绩。官家既无意规复，遗民又哪有百年的眼泪可抛，既已泪尽胡尘，总还要自行去觅生路，北方人民长期在异族治下，多具有复杂的性格。

    但毕竟镂刻下痛苦的烙印，农耕文明遭遇蛮族征服的巨大屈辱和大一统王朝的骄傲扭结在一起，成为整个民族的深层记忆。管你怎样假装愤怒或者咒骂，也无法否认每个人心底曾经有过的惶然。这样，在十九世纪末叶，当反清志士羼入秘密会党，重又提起“恢复中华”，愚众虽然不曾目睹大汉威仪，也没人再当真心系故国，仍能够一呼百应。“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那苦才算苦。”义和团难说有什么信仰，所凭借的或者多半是记忆的力量。小时候废寝忘食地迷金庸。四年级那个暑假借到一套四部装《倚天屠龙记》，每天和表哥表弟争看，弄得整个故事颠三倒四，到现在也理不清。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五回“举火燎天何煌煌”，言元末明教大盛：“是晚月明如昼，诸路教众席地而坐，总坛的执事人员取出素馅圆饼，分飨诸人。众人见圆饼似月，说道这是‘月饼’。后世传说，汉人相约于八月中秋食月饼杀鞑子，便因是夕明教聚义定策之事而来。”中间分明看得到易水荆卿：“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但听歌声渐远，壮士离散，热闹了数日的蝴蝶谷重归沉寂，只剩下杨逍、韦一笑以及朱元璋等寥寥数人。”

    沈宏非《写食主义》有篇《肉感的月饼》，他这样说：“许多年以后的一个中秋月圆之夜，透过月光，苏州人看到的是油沁纸上显现出来的一条杀气腾腾的‘短信’。据《野客丛谈》：‘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半，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假设这段野史乃鲜肉月饼的出处，就可以为月饼里的肉馅找到一个理由——就馅料而言，还有什么能比猪肉更能‘屏避’胡人、为机密信息再次加密的呢？换句话说，若改用牛羊肉做馅，那凶‘饿’的胡人，还不闻着味就扑将过来了？”从“八月半杀鞑子”联想到猪肉馅，真是聪明人的文字。
    这话当然有问题的。《野客丛谈》又名《野客丛书》，作者王楙字勉夫，南宋绍兴廿一年生，嘉定六年卒，距陆秀夫蹈海而国亡尚有六十余年。那么倘若勉夫先生是正常人的话，他想来不会在书里记载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故事。沈文所引字句其实相当扎眼，“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无论如何是白话文，“至中秋佳话”五字不可索解，“佳节”才通，但现代味还是太浓，“势如破竹耳”又“耳”得别扭无比。所以甲怀疑这其实是位古文语感不足的家伙捏造的。但若拿来质问沈宏非，一定为他所笑：拿一个玩笑当真，有多么愚不可及。
  
    然而“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传说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北起京畿，南到闽粤的广袤土地上，当满月的清辉洒遍了中庭，老人们总会笑对绕膝的孩童，一遍遍把他曼声说起。各地的版本又多有不同，在湖北，首义的英雄是陈友谅；到浙江就变了方国珍，有时更会派给戚继光；广东沿海则流传着“刘二烧番塔”的故事，埋番薯进砖瓦堆成的塔里代表番鬼，毕毕剥剥烧得香甜。或曰“刘二”其实是清末黑旗军的刘永福。这和无锡民俗倒相似的，中秋那天早餐要吃红糖芋头，据说象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山东烟台黄县故老相传，蒙元时候寸铁为凶，百姓的菜刀、剪刀要几家合用，每户还要安插元兵监视，称“家鞑子”，食宿由寄主供给，并且享有初夜权。汉人遂以月饼传信，中秋夜使酒醉倒了鞑子，一同发难。平明问候，互以“杀家鞑子”致意。今日东北人多是烟台人闯关东的后代，不乏粗豪耽酒的汉子，每逢聚饮，主客酬酢之间，往往自家干上一杯，念酒谣说：“想把别人喝好，先把内部干倒。”名之曰“杀家鞑子”，曾不知源出于此。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所谓幸福，从来等于好年成，于是“偏重三五”。这一年阳气融和，百谷丰稔；这一夜金风玉露，天心月圆。高堂寿考，劳人远归，小儿女的嬉闹声如银铃交响，全家人摆开时鲜瓜果糕饼，举杯邀月，团坐畅谈，“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佳节温馨怡悦至此尽矣。那又何苦定要插进满地鲜血，硬把个美景良辰翻成圣巴托罗缪之夜？难道中国受辱的记忆竟会如此之深，深到本该放怀享乐的时候也必得逡巡回顾，就象荒冢间匆忙赶路的旅人？

    所以有人说：不是那样的。遍检元明史料，并没有什么传奇的大暴动，月饼传信，一夕殆遍，技术上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传说中的诸般虐政似乎只是个例，若放眼中原，蒙元的社会管理还要松弛得远。元末群雄起事后更是一边对元作战，一边自相剿杀十余年，才汰选出朱家的一统山河，在那中间，为异族朝廷尽忠死节的汉大臣反倒指不胜屈。学者作出解释，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大约源于清末，是排满人士取了汉人推翻蒙元的集体记忆，假托刘伯温之名，为民族革命所做的舆论准备。这和清末市井争说《明英烈》略无二致，刘伯温的神算早具口碑，传说他又作过《烧饼歌》，捏造个月饼给他是再方便没有了。至于故事原型，人们找到金“种人之祸”。金季虑河北、山东人民携贰，遂徙女真、契丹人为“种人”，与汉民杂处，号“猛安”，百夫长；“谋克”，千夫长。金后期与蒙古苦战，为保士气，容忍后方的战士家属侵夺汉民腴田，破家无数。到后世战局大坏，金主被迫南迁汴梁时候，河朔汉民暴起，昔日大作威福的“种人”举家被屠戮殆尽，生者无复噍类，死者焚墓掘骨，庐舍荡然，俱成丘墟。就象冉闽颁下了“杀胡令”，又象犹太人找不到带路的摩西。值得一提的是，华北豪强从此且为蒙古前驱，攻灭大金，攻灭残宋，都有他们的伟绩。官家既无意规复，遗民又哪有百年的眼泪可抛，既已泪尽胡尘，总还要自行去觅生路，北方人民长期在异族治下，多具有复杂的性格。

    但毕竟镂刻下痛苦的烙印，农耕文明遭遇蛮族征服的巨大屈辱和大一统王朝的骄傲扭结在一起，成为整个民族的深层记忆。管你怎样假装愤怒或者咒骂，也无法否认每个人心底曾经有过的惶然。这样，在十九世纪末叶，当反清志士羼入秘密会党，重又提起“恢复中华”，愚众虽然不曾目睹大汉威仪，也没人再当真心系故国，仍能够一呼百应。“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那苦才算苦。”义和团难说有什么信仰，所凭借的或者多半是记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