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东京审判法官 梅汝璈于 审判期间的心迹 转自 ifeng ...

本文摘自《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2期，作者：梅小璈，原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期的心迹》

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从事教学、写作、编译工作，并参与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代表战胜国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先父的实践对于国际法中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意义；其遗著中关于英美式审判程序规则的阐述和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独具价值。

除了维护国际正义、严惩战争罪犯的主张和行动，先父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也许同样值得今人重视。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纪实报道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争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1946年3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1946年3月22日 星期五）

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陆军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行游，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

（1946年4月22日 星期一）
先父早年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倨傲与谦卑，凶残与柔顺，勤勉与享乐，夸富与装穷——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风，在日本国民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现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温卑恭顺，总是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对盟国朋友。这不知是日本女子的根性，还是多少带有几分“美人计”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 星期三）

他们（出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笔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愤恨，……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1946年5月4日 星期六）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蛮气、霸气和兽性，人们——特别是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当然不会轻易地对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从”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绅士道还是武士道，是利剑还是菊花，人们都应该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当先父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地位。他说，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国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1946年3月29日 星期五）

时逾半个世纪，今人是否能够对于日本当时奉行的“装穷装苦”策略和盟国（主要是美国）的对日方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是否会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尽管今天的情况与拉铁摩尔先生的推断并不绝对相同。
麦帅（麦克阿瑟——笔者注）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起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实际上，先父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自然地被搁置下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它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人不报仇》，描写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战争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疾而终。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的提携，中国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

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02/01/4545332_0.shtml

看后自觉 这位大法官言语中 透出了无限的无奈。

本文摘自《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2期，作者：梅小璈，原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期的心迹》

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从事教学、写作、编译工作，并参与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代表战胜国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先父的实践对于国际法中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意义；其遗著中关于英美式审判程序规则的阐述和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独具价值。

除了维护国际正义、严惩战争罪犯的主张和行动，先父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也许同样值得今人重视。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纪实报道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争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1946年3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1946年3月22日 星期五）

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陆军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行游，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

（1946年4月22日 星期一）
先父早年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倨傲与谦卑，凶残与柔顺，勤勉与享乐，夸富与装穷——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风，在日本国民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现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温卑恭顺，总是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对盟国朋友。这不知是日本女子的根性，还是多少带有几分“美人计”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 星期三）

他们（出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笔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愤恨，……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1946年5月4日 星期六）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蛮气、霸气和兽性，人们——特别是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当然不会轻易地对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从”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绅士道还是武士道，是利剑还是菊花，人们都应该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当先父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地位。他说，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国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1946年3月29日 星期五）

时逾半个世纪，今人是否能够对于日本当时奉行的“装穷装苦”策略和盟国（主要是美国）的对日方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是否会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尽管今天的情况与拉铁摩尔先生的推断并不绝对相同。
麦帅（麦克阿瑟——笔者注）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起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实际上，先父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自然地被搁置下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它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人不报仇》，描写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战争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疾而终。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的提携，中国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

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02/01/4545332_0.shtml

看后自觉 这位大法官言语中 透出了无限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