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光论中国自由派:不懂中国历史 将陷入百年边缘

——辛亥百年、苏联解体二十年、建党九十年与中国模式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前言：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制抵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 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制抵”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 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制抵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辛亥百年、苏联解体二十年、建党九十年与中国模式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前言：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制抵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 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制抵”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 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制抵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