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资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题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1-25/2809772.shtml

温州“资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题
2011年01月25日 10:24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无序流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范意义。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支玲琳：规模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向，一直牵动着各方关注。近日，随着《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的颁布，温州民资又将首尝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这些年来，以温州为代表的国内民间资本，似乎总也摆不掉“炒作”“投机”等负面形象。如今境外“资本自由行”的开放，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史晋川：这其实在意料之中。我现在受托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温州区域性金融创新。除了温州个人境外投资的试点之外，今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举措将陆续推出，诸如温州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温州直接融资市场的建立健全(设立风投、产业基金)，温州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率先改革，等等。目前所推出的“资本自由行”，只是先行先试的一个举措而已。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因此，这次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会引发外界诸多关注和揣测，也在情理之中。但要知道，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验区，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重镇，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的无序流动、怎么让民间资本“不干坏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支玲琳：那么政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史晋川：要解读中国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温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通过梳理温州的经济发展、资本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民间经济发展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来形成资本原始积累。比如著名的桥头纽扣市场、“鸡毛换糖”、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领先，也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完成原始积累后，将资本投入制造业：原本是卖纽扣的，现在去制造纽扣；原本是卖打火机的，现在去制造打火机，民间办厂如春潮涌动。这种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变，成功实现了资本转换，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第三阶段。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本身需要转型升级：要从传统制造业向国家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提升。这种转型升级，仅仅靠大量分散的中小产业资本单打独斗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弃实业而去，转向了市场投机。一来，扰乱了市场秩序；二来，也令实体经济失血。据我们估计，温州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投机性资本，大概有6000亿-8000亿元。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新的融资平台、融资方式，将这些小的资本积聚成规模金融资本，再反馈回产业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无论是现在允许个人直接投资海外实业，还是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要做的其实都是这样一件事：要让民间资本重归实业、回馈产业。

　　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仅仅靠自己的企业家、现有的资源，实在力有未逮。但通过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们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使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途径，能够为我所用、所借鉴，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我认为，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

　　支玲琳：尽管每人每年2亿美元的投资“上限”可谓尺度颇宽，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即只准投资实业,不准炒股炒楼，从中可见政策之苦心。但问题是，经济人讲的是实际，最终影响资本流向的是投资回报率。有句话说，“投资如虎、地产似猪、主营像牛”。已经被炒房、炒煤“宠坏”胃口的民间游资，如何才能吸引它们重回“慢牛”的实业领域呢？

　　史晋川：对于那部分民间游资来说，尽管过去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规范、宏观调控力度的日益加大，风险正在不断累积。比如温州“炒煤团”，经历了山西当地煤炭企业重组的风暴后，损失不小。按照单矿不低于90万吨、集团不低于300万吨的产能标准，几乎没有一家温州资本投资的煤矿达到这个规模，所以温州民资将近500亿-600亿元在山西的煤炭行业的投资，结果却成为被整顿、被整合、被兼并的对象。而在兼并过程中，在采矿权补偿、其他一些投资补偿方面也有一些分歧和意见。再如“炒房团”。过去温州资本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分布非常广，但随着房产调控的风声日紧，房地投资的风险正在累加。尤其是如果想获得暴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再看海外投机，温州“炒房团”在迪拜楼市被套30多亿元，付出的学费不能说不惨重。可见，无论是资源性的煤炭行业，还是金融地产行业，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游资所面临的限制和投机风险正越来越大。这一切都表明，民间资本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对于这部分投机性较强的资本来说，单单靠允许海外直接投资，不可能完全扭转其中大部分资本的流向。而且，如果只是单纯的资本流出、单打独斗，其实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实际价值。只有把“走出去”和国内的金融改革，新的融资方式、融资平台搭建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政策的合力，把目前热衷于做短期投机的资本集聚到新的融资平台上，再反馈到产业上来。

　　要破题目前中国民间资本东奔西突、投机性强的问题，其实关键也就在这里。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范意义。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1-25/2809772.shtml

温州“资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题
2011年01月25日 10:24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无序流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范意义。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支玲琳：规模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向，一直牵动着各方关注。近日，随着《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的颁布，温州民资又将首尝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这些年来，以温州为代表的国内民间资本，似乎总也摆不掉“炒作”“投机”等负面形象。如今境外“资本自由行”的开放，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史晋川：这其实在意料之中。我现在受托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温州区域性金融创新。除了温州个人境外投资的试点之外，今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举措将陆续推出，诸如温州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温州直接融资市场的建立健全(设立风投、产业基金)，温州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率先改革，等等。目前所推出的“资本自由行”，只是先行先试的一个举措而已。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因此，这次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会引发外界诸多关注和揣测，也在情理之中。但要知道，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验区，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重镇，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的无序流动、怎么让民间资本“不干坏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支玲琳：那么政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史晋川：要解读中国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温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通过梳理温州的经济发展、资本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民间经济发展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来形成资本原始积累。比如著名的桥头纽扣市场、“鸡毛换糖”、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领先，也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完成原始积累后，将资本投入制造业：原本是卖纽扣的，现在去制造纽扣；原本是卖打火机的，现在去制造打火机，民间办厂如春潮涌动。这种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变，成功实现了资本转换，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第三阶段。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本身需要转型升级：要从传统制造业向国家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提升。这种转型升级，仅仅靠大量分散的中小产业资本单打独斗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弃实业而去，转向了市场投机。一来，扰乱了市场秩序；二来，也令实体经济失血。据我们估计，温州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投机性资本，大概有6000亿-8000亿元。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新的融资平台、融资方式，将这些小的资本积聚成规模金融资本，再反馈回产业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无论是现在允许个人直接投资海外实业，还是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要做的其实都是这样一件事：要让民间资本重归实业、回馈产业。

　　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仅仅靠自己的企业家、现有的资源，实在力有未逮。但通过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们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使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途径，能够为我所用、所借鉴，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我认为，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

　　支玲琳：尽管每人每年2亿美元的投资“上限”可谓尺度颇宽，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即只准投资实业,不准炒股炒楼，从中可见政策之苦心。但问题是，经济人讲的是实际，最终影响资本流向的是投资回报率。有句话说，“投资如虎、地产似猪、主营像牛”。已经被炒房、炒煤“宠坏”胃口的民间游资，如何才能吸引它们重回“慢牛”的实业领域呢？

　　史晋川：对于那部分民间游资来说，尽管过去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规范、宏观调控力度的日益加大，风险正在不断累积。比如温州“炒煤团”，经历了山西当地煤炭企业重组的风暴后，损失不小。按照单矿不低于90万吨、集团不低于300万吨的产能标准，几乎没有一家温州资本投资的煤矿达到这个规模，所以温州民资将近500亿-600亿元在山西的煤炭行业的投资，结果却成为被整顿、被整合、被兼并的对象。而在兼并过程中，在采矿权补偿、其他一些投资补偿方面也有一些分歧和意见。再如“炒房团”。过去温州资本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分布非常广，但随着房产调控的风声日紧，房地投资的风险正在累加。尤其是如果想获得暴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再看海外投机，温州“炒房团”在迪拜楼市被套30多亿元，付出的学费不能说不惨重。可见，无论是资源性的煤炭行业，还是金融地产行业，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游资所面临的限制和投机风险正越来越大。这一切都表明，民间资本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对于这部分投机性较强的资本来说，单单靠允许海外直接投资，不可能完全扭转其中大部分资本的流向。而且，如果只是单纯的资本流出、单打独斗，其实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实际价值。只有把“走出去”和国内的金融改革，新的融资方式、融资平台搭建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政策的合力，把目前热衷于做短期投机的资本集聚到新的融资平台上，再反馈到产业上来。

　　要破题目前中国民间资本东奔西突、投机性强的问题，其实关键也就在这里。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范意义。